农民消费供给范文

农民消费供给范文（精选6篇）

农民消费供给 第1篇

1 制度的缺失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法律制度的缺失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非常重视职业农民培育的立法, 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美国通过《莫雷尔法》、《哈奇法》、《史密斯—利费法》等农业法律, 保证每个州都有专门教育培训机构和农业技术合作推广站, 实行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英国政府于1982年颁布了《农业培训局法》, 1987年对其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和补充, 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韩国政府出台了《教育法》、《农渔民后继者育成基金法》和《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 确立了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制度和专业农户培养制度。日本颁布了《社会教育法》和《青年振兴法》, 规定由政府资助在村镇对青年农民进行培训, 从而使农业教育正规化和制度化。

目前, 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还没有全国性的法规, 只有天津和甘肃出台了《农民教育促进条例》。这使得职业农民教育的经费保障、实施主体以及管理运行机制都缺乏明确而硬性的规定, 这项工作开展的如何, 完全取决于执行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而由于我国目前的政绩考核制度的缺陷, 农民职业教育一直被忽视甚至边缘化, 各级领导特别是县、乡领导对农民职业教育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严重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1.2 职业准入制度的缺失

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社会责任重大的工作, 要求从业者具备职业与专业资格, 建立职业准入制度。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职业农民准入制度。加拿大推行“绿色证书”制度, 不获得绿色证书不能成为职业农民, 不能继承或购买农场。爱尔兰明确规定, 农场经营合格证书是申请农业开发、设备安装补助 (5600英镑) 的唯一凭证。德国的职业农民准入制度更为严格,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德国农民, 要经过三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劳动, 并通过全德的农业职业资格考试, 方能成为农业工人。其后, 还要经过5年的生产实践并通过国家考试才能获得农业师傅资格, 这才可以经营农场并享受政府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政策。

我国从1992年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 为培养农民技术骨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问题是, 农民获得绿色证书与生产扶持政策不挂钩, 农民享受不到获得证书带来的政策扶持, 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也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持续开展。所以我国的绿色证书还只是技术认证, 不是职业认证, 我国目前还没有职业农民准入制度。

1.3 经费投入保障制度的缺失

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基础性和社会性, 政府公共财政应当承担主要投入责任。事实上, 很多国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的经费投入体制, 学员不交或仅交纳很低的费用, 有的国家还向学员支付一定的报酬。据资料显示, 英国农民培训经费的70%由政府财政提供, 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 每周还发给25英镑的补贴。美国财政每年用于农民教育的经费达600亿美元, 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是免费的。德国将农民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安排专款下拨培训费, 农民教育投资占到国家教育投资的15.3%。

长期以来,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投入一直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 也没有明确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 经费投入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培训经费严重不足。从国家层面看, 目前针对种田农民的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没有纳入到免学费和国家助学政策中, 而农民对这种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强烈需求。从地方层面看, 产粮大县往往是财政小县, 加之农业对拉动地方GDP贡献有限, 因此地方难以有足够的动力和财力投入到量大面广的农民教育培训中去。据测算, 我国农业劳动力有2.46亿人, 目前每年能够接受系统培训的只有1000万人左右。

1.4 相关扶持政策的缺失

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大, 比较收益低, 这是导致高素质劳动力弃农、转业的重要原因。要想把素质高、能力强的农民留在农村, 使他们成为职业农民, 就必须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持力度, 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使农民的务农收入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 与城市居民收入相当。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职业农民的收入基本都能与城市居民齐平。如日本1973年后, 农民收入就一直高于城市居民;美国农民的收入也是略高于城市居民。

事实上,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 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以法国为例, 法国政府实施青年安置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青年提供多种扶持政策。第一, 对到农村进行农业经营安家落户者, 提供安置费 (平原地区、落后地区以及山区最高可分别达到1.73万欧元、2.24万欧元和3.59万欧元) ;第二, 为青年农业继业者开展农业创业提供优惠贷款 (11万欧元内) ;第三, 青年农业继业者在5年内享受社会分摊金减免, 同时还享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包括利润税、房产税、土地税等税种的减免。

近几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 对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这些政策中, 普惠性的比较多, 专门针对种养大户等新型职业农民和生产经营主体的还不多。新型职业农民在资金、土地、技术服务、农业保险等方面还面临不少的困难。所以, 亟需建立和完善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扶持政策体系。

2 加大制度供给, 构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制度体系

2.1 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支持体系

应借鉴国外在培育职业农民立法上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天津、甘肃等地的做法, 制定专门、系统的农民职业培训法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 建立职业农民培育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法律形式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地位、目标、组织管理、经费投入、实施主体、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等加以规范, 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为全国大规模地开展职业农民教育提供有力保障。

2.2 探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

农民要想真正地迈入职业化, 就必须实施职业准入制度。可以率先在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领域, 研究制定农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由高素质的农民经营。以此为切入点, 逐步建立健全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修改和完善绿色证书制度, 使目前的“绿色证书”由技术认证恢复原本应有的职业认证属性。要让获得绿色证书的农民享受土地流转、信贷发放、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技术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2.3 完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经费保障机制

一是要加大政府投入, 发挥政府投入的主渠道作用。要将农民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明确每个参训人员的投入标准以及各级财政的承担比例, 并根据实际需要, 逐年增加投入。当前, 要加紧解决种田农民接受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享受国家助学和免学费政策问题, 鼓励他们以半农半学形式, 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与此同时, 要完善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确保资金专项使用。

二是要通过政策的引导, 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民办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培训工作, 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解决农民教育培训经费不足的问题。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 德国政府明确规定, 企业花费的培训费用可以计入生产成本, 待企业售出产品时, 政府再对其减免税收, 这样, 一方面调动了企业组织培训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农民培训符合市场的要求。

三是积极争取国际农民培训项目, 以获得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印度的农业科技和教育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较好的经费保障。在印度的农民教育经费中, 捐赠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瑞典国际发展机构等都曾经资助过印度的农村教育计划。

2.4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支持体系

制定扶持政策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 只有配套真正具有含金量的扶持政策, 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打造一支用得着、留得住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一是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职业农民的形成和发展, 需要加快土地的合理流转, 变农地的碎片化经营为规模化经营。首先, 要加快土地承包确权登记, 为土地流转创造基础条件;其次, 要着力构建土地流转市场和交易平台, 规范流转程序和合同, 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 要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为兼业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扫除障碍。

二是要构建支持新型职业农民融资的政策框架。首先, 可以考虑由涉农金融机构制定专项贷款指南, 将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纳入信用等级评定范围, 实施名录制管理。其次, 要不断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产品, 根据客户信用度、经营规模等, 增加信贷额度, 给予利率优惠, 延长贷款期限, 推广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再次, 扩大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财产范围。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产品收益权、订单、设施农业大棚、大型农机具、存栏畜禽、国家财政补贴资金等抵押贷款品种, 切实解决农民担保难的问题。

三是要增强农业补贴政策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导向性。农资综合补贴应尽快实现与种植面积挂钩, 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应加大补贴力度, 提高补贴标准。要实施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将补贴与统计部门公布的种养成本挂钩, 结合近年物价上涨、农业行业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等情况, 有序扩大补贴规模、补贴范围, 合理提高补贴标准, 减缓成本快速增加对农业收益的严重侵蚀。

四是要建立支持青年人经营农业的政策体系。可借鉴国外的经验, 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务农创业、农民工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项目给予财政补助和贷款支持, 并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 以此吸引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扎根农村、投身农业, 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摘要：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由于相关制度体系的缺失, 使得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受到了严重地制约。因此, 当务之急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加大制度供给, 构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制度、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经费保障制度和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制度供给,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缺失

参考文献

[1]魏登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道路—专访农业部副部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张桃林[J].农村工作通讯, 201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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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智奇, 齐国, 杨慧, 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2 (15) .

[4]李文学.新型职业农民须具有四大特质[J].农村工作通讯, 201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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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红梅, 霍有光, 张国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 2014 (1) .

消费供给专项攻坚行动方案 第2篇

一、狠抓重点行业增量支撑

1.汽车行业按照实现全年正增长的目标，全力支持一汽集团释放产能、增加产量、扩大配套。落实省政府支持一汽集团改革创新、品牌复兴、体系构建、环境打造等政策措施。加快推动一汽红旗H平台技术改造等项目建设，推动加大一汽产品在部分解除限购地区的销售力度，扩大市场份额。有效利用省企合作机制，持续推动支持一汽发展未完成的20个事项落实。

2.石化行业全力推动吉化公司、吉林油田等重点企业稳定生产运行，积极应对主导产品价格下降、部分大型企业停产减产等减量因素，加快推动一批困难企业恢复生产。推动重点项目投产达效，确保吉化50万吨航煤扩建项目投产运行，推动吉林碳谷40000吨/年碳纤维原丝二期、吉化北方锦江油化厂12万吨/年重芳烃轻质化、吉林碳谷复合材料垃圾板等19个在建项目尽快投产。同时要密切跟踪做好80万吨乙烯项目前期工作。

3.食品行业重点推动吉林烟草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产量，确保实现全年预期增长目标。推动长春皓月、嘉吉生化等市场形势好的企业稳定生产运行。全力支持15户重点玉米深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负荷，着力推动国投生物满负荷生产，推动长春大成集团尽快恢复生产，推动白城梅花味精进一步释放产能。推动吉林达利休闲食品、嘉吉生化6万吨变性淀粉、泉阳泉饮品40万吨矿泉水扩建等45个项目投产达效释放产能。

4.医药行业重点推动金赛药业、华康药业、紫鑫药业、凯莱英药业等大型骨干企业稳定增长。积极帮助企业应对国家医药、医保、医疗等医改政策带来的减量因素影响，推动敖东药业、施慧达药业、东宝药业、百克生物等重点企业恢复增长。着力推动凯莱英医药年产60吨高新医药中间体、敖东世航药业中药饮片加工、万通药业中药新药关黄母颗粒、金派格原料药等重点项目投产运行。

5.装备制造业继续推动长客股份等大企业保持增长态势，支持长客稳定新造，扩大检修业务、完善运维体系，形成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推动长春中车轨道车辆、路通轨道、红星轨道等重点配套企业稳定生产运行。推动长光卫星加快“吉林一号”星座组网及数据应用，深化通信卫星制造领域合作释放产能。推动长光华大、长春今创、昌博众邦等一批符合入规条件企业入规升级，形成新的增量。

6.冶金建材行业重点推动通钢集团、吉林建龙、辽源鑫达等大型钢铁企业化解市场价格波动因素，有效增加产量抢占市场份额，提高盈利能力。推动吉林金刚、麦达斯铝业等完成重组的企业加大生产负荷，挖掘增长因素。推动吉林建龙年产80万吨冷轧、吉林鑫达年产80万吨型钢等15个新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有效释放产能，抢占中高端型材市场。同时，协调调整水泥行业错峰生产时间，推动水泥集团发挥整合平台作用，全力做好四季度水泥企业生产组织。

7.轻纺行业最大限度挖掘增量因素，着力推动吉林化纤、东北袜业园等大型企业稳定生产运行。推动吉林化纤高性能差别化人造丝改造、吉林华纺PP短纤维产业化建设、延边金星包装公司塑料软包装等20个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效。电子信息行业要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快推动长春希达LED生产车间扩建、长光圆辰CMOS生产线建设等15个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二、狠抓重点企业稳定运行

8.实施省领导联系包保50户重点企业。结合全省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行动”，加强重点企业精准调度、精准调控和精准服务，从11月份开始，组织21位省领导具体包保对全省经济稳增长有较强支撑带动作用的行业龙头企业，各市（州）组建工作专班配合推动，全力推动重点大型企业四季度增产增效和稳定运行。

9.实行市（州）领导包保服务500户重点企业。组织各市（州）领导分别对属地50户重点企业开展“一对一”服务，建立市（州）领导牵头负责的联系重点企业工作专班，实行定人、定责、定时限方式，着力解决企业生产运行和项目建设难题，确保全省500户重点企业四季度有增长、有起色、有突破。

10.突出遏制重点企业减量因素。各地区要对前三季度产值降幅超过30%的重点企业逐户进行梳理，找准病因，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控制减量因素。同时，再推动一批双停企业恢复生产，结合落实企业稳岗返还补贴政策，再推动盘活一批困难企业和双停企业。

三、狠抓重点地区稳定增长

11.开展（市）州工业稳增长集中推进行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成5个工作组，因地施策指导各市（州）开展稳增长工作，逐一深入重点企业问实情、出实招，有效降低生产要素成本，集中推动重点企业稳定运行，促进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推进困难企业恢复生产，推动中小企业入规升级等工作，突出破解企业和项目发展难题。

12.长春、吉林、辽源、白城地区要抓紧制定四季度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力挖潜重点行业、重点县（市）、重点企业和重大投资项目增量因素，着力扭转重点企业、重点县（市）工业产值下降局面，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全力稳定工业生产运行。

13.前三季度工业产值增长较快的地区要继续深度挖掘增长潜力，重点推动市场形势较好企业增产扩能，巩固增长态势，力争经过四季度努力，地区全年工业产值、增加值增速均有更大幅度提升，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四、狠抓工业项目投产达效

14.各地区要全面梳理工业重大项目，按行业、地区和投资额产出额，划分梳理工业重大项目，建立项目台账，实现项目清单式管理，加强重大投资项目调度和监测。吉林市要针对吉化与中石油签订的10个总投资200亿元协议项目，主动服务，确保落实，尽快见效。松原市要做好接收俄罗斯天然气前期准备，谋划实施相关炼化项目，扩大石化产业规模。

15.加强工业项目包保服务，继续深入开展冬季工业项目投产达效促投资活动，紧盯全省工信系统调度推进的1170个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借助“万人助万企行动”平台，逐项配备项目秘书，重大项目设置专班，纳入市（州）领导包保体系，不断深化项目服务，着力消除和解决影响项目建成不投产、投产不达效的各种制约因素。

16.推动工业项目投产达效。四季度全省再集中推动130个工业项目投产运行，加强政策支持，对年底前项目实现竣工投产且产值贡献增量较大的企业，给予专项资金奖补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重大工业项目发放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工业项目给予适当贴息支持。

五、狠抓工业稳增长政策措施落实

17.制定鼓励重点企业稳增长政策措施，深度释放工业稳增长政策效应，对四季度重点大型企业增加生产负荷、扩大产能释放、成功脱困且实现产值增量的以及新入规企业，安排省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分别给予奖励支持。

18.支持企业开拓市场。组织开展产需衔接，梳理全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求，推动省内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和采购本地产品。分行业组织重点企业参加国内外专业产品展销活动，对参加展销活动的企业，安排省级专项资金给予相应经费补助。

19.加大金融支持企业力度。加强银企对接，协调省内金融机构支持重点企业稳增长，重点对四季度企业增加生产负荷和重大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提供融资支持和服务。

20.扎实推动企业降本减负。全面落实国家和我省各项惠企政策措施，确保全年实现实体企业降本减负完成1000亿元目标任务。同时加大力度继续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确保年底前全省完成清偿50%以上的目标任务，力争达到60%。

21.强化工业运行预测预警预报。强化工业运行“周调度、旬报告、月分析”机制，加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监测调度，做到有变化第一时间掌握，有停产第一时间预警，有检修第一时间安排，有困难第一时间解决，有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对行业产业发展重大政策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化解不利因素，确保工业稳定运行。

农民培训需要“供给侧改革” 第3篇

原来，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其实是农业文明的终结，人们不再进行个体化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再继续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中，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中。这个带有工业化色彩的新的文明与传统农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传统农业的个体化色彩浓厚，不同的施作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种子、不同的水源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而这些差异恰恰是工业化需要消灭的东西。所以尽管农业继续存在、乡村仍在发展，但传统农民终结了、传统乡村瓦解了。

中国农业文明和传统农村的瓦解进程应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开始的，在宗族势力被革命的同时，中国大踏步工业化，农业人口规模化向工业转移。而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个进程大大加速，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了。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等人曾希望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样既可以进行工业化，也可以保证农村与农业不会变得破败;但实际上农民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就把漂流的终点放在了全国甚至全球。所以孟德拉斯关于农业文明终结的预言也适用于中国。

青壮劳动力离土也离乡之后，中国农业却连年丰收，我们是如何做到的？仅我所看到的江苏部分地区而言，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技术进步取代了生产经验，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农民早已不再自己育种而是购买种子，机械化栽种收割取代了人工，化肥农药农膜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个过程与工业化生产大幅提高确定性的效果显然是等价的。生产确定性的提高说明人的因素继续下降，在技术进步面前劳动者的技能与经验再一次落败了。其次，由于青壮劳动力的流失和家庭财力的增加，许多农户实际上成了“农业企业”，他们向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发布作业信息、外包农业生产。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已经被来自安徽等地的农民所垄断，可以想象向那些有着农民身份的江苏当地人提供农业培训时会得到他们怎样的回应。最后，每年的收割季人们都会在国道、省道上看到大量的联合收割机，驾驶这些机器的农民们从海南开始，像追赶太阳一样追赶各地的收割时间，一路向北直至内蒙。他们以及那些异地大量承包农田的农民的出现，告诉我们农民们已经专业化了，只不过由于话语权的缺失以及农业生产的复杂性，这种专业化还没有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以上的情况告诉我们，至少在江苏，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已经终结了，工业化所标榜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等思想已经渗入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农村、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培训以及农业培训的提供者们跟上这些变化的节奏了吗？

由于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农业劳动者中肯定存在巨大的培训需求，但正如本期材料所揭示的，农民们对所谓的“新型农民培训”参与意愿并不高。我们只能推论出目前所提供的农业培训已落后于今天的农业技术与生产方式，无法引起农民们足够的兴趣。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说，今天的农业培训需要的是“供给侧改革”。

如果用学校教育来类比培训，传统农业培训是一对一的学徒制，工业培训是大班授课制，而目前的新型农业所需要的是小班授课制。这是因为现代农业门类繁多，每个专业门类的地域性又很强，所以其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于是现代农业就呈现出多门类、小规模的特点。那么农业培训就应该向敏捷生产和工业4.0提倡的定制化规模生产思路学习，生成灵活、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开发定制的、小范围的培训课程，开展面向实际问题的课程实施与评价。但这种应然的培训方式在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因为传统的以农技推广部门为主体的农业培训要么规模过小，要么过于注重技术方面的培训，难以应对农民的多元需求;而职业院校尽管有足够的培训容量，但这些学校多停留在工业化大班授课的阶段，开展定制的小范围教学的能力仍然不足。要改变职业院校面对农业培训时的尴尬处境，加快职业院校的组织管理形态改革是一项关键举措，这正是我们提出农业培训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

尽管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提法有偏向供给学派之嫌，但我相信中央提出这一改革思路是希望供给侧认真对待需求侧的诉求，从而形成更流畅的供需关系。在农业培训方面，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和本地农民、农业、农村的最新变化，了解真正的培训需求，开发出地方性或个性化的培训项目，而不是忙着构建什么自以为是的培训模式、创造什么全国首创的培训经验。

总之，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早已脱离了传统意蕴，农业培训的提供者们是时候走出书斋，去拥抱真正的土地了。■

农民社会保障的供给模式探析 第4篇

农民社会保障的有效供给是农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农民对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的可及性, 是衡量我国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农民社会保障的供给中, 谢妮霞等从乡村治理的视角提出了在农民社会保障的供给中应该做到政府应当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 非营利组织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普通村民应当组织化地表达诉求, [1]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有效的农村治理, 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高圆圆等分析了当今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以村委会在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为视点, 认为从政府单一管理到政府治理并由村委会参与, 应该成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基本取向。[2]我国在农民的收入水平、组织化程度低, 居住分散的基本国情约束下, 农民社会保障供给模式不同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供给模式。农民社会保障供给体系中国家的正式制度供给和基于农民在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互助互惠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保障资源供给互相补充, 共同构成了农民社会保障供给的多元主体。在农村人口基数大的条件下的农民社会保障的过渡模式如何利用农村既有的保障资源, 采用渐进式的发展路径, 逐步实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 是当前我国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实现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二、国家责任:农民社会保障供给的主导

我国自建国以来, 针对农村特殊群体的相关项目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对于城镇来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日益凸显。从国际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普遍规律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角度来看, 对于农民社会保障建设, 国家有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首先, 从社会保障的性质上农民作为公民有权享有属于公民权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方面均是由政府实施的普惠性行为;其次, 从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实践来说, 政府的社会保障的组织建设和农民参保意识的提高均需政府的强力推动;同时,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的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阶层分化等因素导致的农民传统保障方式的弱化, 政府不能再拖延和推卸责任, 亟需对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及时调整和重建,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实现打下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来, 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建设仅局限于特殊群体的一些特殊项目,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在不同的地区进行了不同的试点, 提高了农民应对“创伤性事件”的能力, 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 各地的保障制度和保障水平差异较大, 统筹标准不一、转移困难等缺点证明“碎片化”发展并不可行;农民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发展的新农合仅限于大病统筹, 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缓解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和日益增高的医疗保健费用。

在社会保障建设中,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资金来源、分配机制和方式、组织管理、监督实施等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以制度的方式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责任, 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 确保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农村社区保障:农民社会保障供给的基础

1.农村社区是农民社会保障需求的有效表达单位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地域性、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是社区的重要特性。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区域共同体, 是以主要从事农业为特征的居民聚集在一定区域内, 具有一定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活动中心、认同意识的人群共同体。“熟人社会”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对农村社会特征的概括。

农村社会保障类公共品的供给是建立在农村人口众多、地域广泛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基本国情的客观现实。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建设, 不能走和城市社会保障建设中的发展模式, 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过程中, 不仅要强调国家责任的“社会化”, 还要重视建立在深厚互助传统基础上的农村村社的社会保障的“社区性”。“建立一个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保障的体系与网络”。[3]农村人口居住分散, 能够识别农民群体的需求表达偏好的只能是农村居民朝夕相处的社区组织, 如果没有社区组织的传达机制发挥作用, 国家大量转移支付的用于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有限资金, “往往被县乡官员用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而没有用到农民真正需要的地方, 其原因就是农民无法表达出自己对公共品需求的偏好。有必要建立可以表达不同地方农民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4]村庄可以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 如果中间不出现意外, 则村庄就可能根据公共品短缺程度和建设的困难度, 逐步解决村庄公共品稀缺的问题, 解决农民认为最重要公共品的供给问题。[5]

2.农村社区:农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目前, 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建设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民的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还无法实现城乡均衡和一体化发展, 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农民传统的保障资源在农民社会保障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更要重视和引导农民传统保障方式的发展, 而且要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培育适应市场体制下的新道德观念。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物质资金的保障, 而且要利用农民社会的互助传统, 树立团结、信任、合作的伦理价值理念, 提高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农民的传统保障方式和社会保障的结合不仅会推动社会保障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保障供给不足问题;社会养老和传统的居家养老相结合不仅在经济上解决了养老问题, 而且在养老习俗方面也颇受欢迎, 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区保障的基础是农村传统的乡邻观念和伦理道德, 社区保障的服务范围涵盖了社区福利、社区救助、医疗卫生、社区管理等, 社区保障的服务不仅给新时期的农民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服务, 同时也给社区居民提供了日常交流、公共活动的平台, 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因此, 充分利用农村保障资源, 加强社区保障建设, 不仅是农民社会保障建设的需要, 也符合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建设的现实国情。

四、“乡土互助圈”:农民社会保障供给的必要补充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亲缘群体的持续存在及其功能的实现还归因于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农民对于这种传统关系的“本体性”需求。在悠久的农业生产过程中, 农业生产的特点使农民形成了互助传统的经济基础, 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像农田水利这样的大工程, 家庭的婚丧嫁娶之类的活动必须依靠邻里村庄的帮助才能完成, 在长期稳定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村庄居住者依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形成各种初级、次级的社会关系, 从而形成了‘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的乡土互助关系网络”, [6]进而实现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交流和互动, 防止因突遇的变故而陷入贫困, 保障着乡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顺利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活动只能以货币为形式的物质帮助解决农民的经济困难, 但无法解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生产劳作中的帮工、借用劳动工具等和聊天解闷、情感诉说等精神需求的满足, 乡村互助中包含着人情、信任、合作、互惠、互利、互济等复杂的因素, 是乡村社会不同与城市社会的“独特场景”和户间互动与互惠的形貌。农村这种“社会圈子”不仅是“己”赖以自我发展的“文化器具”, 而且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范围内展开具有伦理性和社会交换性互助的场合。[7]因此, 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能照搬城市的社会保障模式的情况下, 在农民社会保障供给中, 农民基于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乡土互助圈”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社会以农为本, 农业作为我国的重要产业, 农业人口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有相对多数, 农民和农业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村社互助为主体基于关系性和交换性的村民互惠行为在农村不仅具有普遍性, 而且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第一, 乡村互助使农民在平时生活中的不同需求通过相互协助得以满足, 从而使农村的生产生活得以顺利实施,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农村, 优质劳动力的流失使农业生产主要由老、弱、病、残、妇完成的情况下, 乡村互助对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具有积极作用。第二, 农村的互助行为是农村朴素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乡村互助不仅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互助行为增强了村民的交流互动, 对于村民间的感情能够起到创造、维持和强化的作用, 同时对于农村的稳定与和谐具有促进作用。第三, 在目前农村经济转型阶段, 基于各种因素农民社会保障建设还不能满足农民快速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的情况下, 引导和提倡乡村互助行为可以为农民社会保障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也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互助相对于国家的农民社会保障, 在施助主体、受助对象、施助方向、发生程序、施助目的存在明显不同, 乡村互助是村民对村民的双向互助, 发生程序简单, 施助的目的是帮助村民解决生活中的临时问题。村民互助的内容涵盖生活、经济的方方面面, 在农民的常态生活中对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而农民社会保障只能解决农民在非常态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乡村互助运行中的互惠互济性正是社会保障发展的基础, 乡村互助的发展和扩展便构成了现代社会保障潜在的基本理念与群体意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它以村民间的互助、信任、互惠为特征。而以互惠制方式有效运行的互济性原则恰恰是社会保障赖以生存和日益发展的根基所在, 这正是社会保障与社会资本的契合之处。

五、多元化发展:当前农民社会保障的供给思路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满足民众社会需求的社会政策措施, 是稳定社会发展, 获得合法性认同的重要方式。社会保障制度是有效的社会风险化解机制, 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满足农民社会保障需求,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 帮助农民应对各种生活风险, 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虽然我国农村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但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还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次, 尽快解决农民基本保障问题不仅仅是制度发展的需要, 更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规律使然。从理论上和国际实践经验来看, 社会保障作为公共产品, 政府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具有主导作用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映互惠制的乡村互助不仅是一种乡村社会的稳定机制, 实质上也构成一种有益的乡村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家庭成员间天然地构成一种互惠互助的关系, 这种关系由家庭延伸并扩展到邻里与社区, 再由社区扩展到整个社会, 国家在建立和健全乡村社会福利体系时首先应该高度重视乡村社会存在的“民间互助”的历史基因。把由亲人、邻居、朋友等初级群体提供的非制度性支持安排到乡村社会福利体系中去, 以国家经济福利为经, 乡村互助传统下的非经济福利为纬, 从而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福利体系的立体建构。农民社会保障的建设应充分结合农民之间的乡村互助, 使国家对于农民经济方面为主的制度性保障供给和农民间经济、生活、生产等方面的非制度性保障供给安排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农民社会保障建设的多层次体系, 为农民的生活保障、福利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 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是21世纪中国小康生活追求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谢妮霞, 唐绍红, 郭大林.乡村治理视阈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多元供给[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05) .

[2]高圆圆, 左停.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的跨越:从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与村委会代理[J].农村经济, 2010, (07) .

[3]梁鸿.改革中的社会风险和社会保障[J].社会科学, 2000, (05) .

[4]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J].中国社会科学, 2010, (01) .

[5]贺雪峰.农民公共品需求偏好的表达与供给[J].学习月刊, 2008, (08) .

[6]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农民消费供给 第5篇

(一) 消费信贷的供给与需求

消费信贷是指为了调剂资金的余缺解决资金拥有与消费需求实现的时间差, 由金融机构发放用于购买最终商品与服务的贷款, 充分弥补了资金与消费需求的矛盾。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已经证实消费信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消费信贷需求属于引致需求, 消费者首先有对消费的需求, 当资金不足以付现, 又对未来有稳定现金流预期时, 就产生对消费信贷的需求。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为消费信贷的需求者设计和提供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

(二) 农村消费信贷供给与需求的现状分析

当前, 城市的消费信贷市场已经蓬勃发展, 成为了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并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而相对于城市而言, 农村地区的消费信贷几乎处于“盲区”, 消费信贷始终未能成为广大农民提高农业生产装备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实现全面奔小康的“助推器”。

为了切实了解农村居民当前的消费和信贷情况, 我们分别选取东部沿海的浙江省杭州市和内陆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娄底市作为样本采集点。相对来说, 这两个采集点前者较为富足, 后者相对贫困, 对于我们的调查来说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有助于我们的调查结果的分析。

由于种种原因, 尽管大部分农民是有消费的需求和欲望的, 但是占三分之二比例的受访者对消费信贷持观望态度。而由于农业先天的弱智性, 农业经营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约而同地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 逐步向城市收缩, 而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具有不确定性, 再加上农信社自身机制的不完善性和弱小性, 就造成了“一社”独立难支“三农”的困境。本文将从消费信贷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 为后续研究解决农村消费信贷现状提供有力的依据。

二、制约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 需求方面制约因素

第一, 传统的消费观念。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攒钱消费、量入为出的排斥享乐主义;二是不愿借钱消费、无债一身轻的自足型消费。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96.7%的农民不会在比较缺钱时进行消费。农民群众习惯于这样的传统消费观念, 对于超前消费、贷款消费还不能接受。

第二, 家庭承贷能力。根据国外消费信贷发展的经验, 居民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即承贷能力 (主要是指家庭收入水平、户均金融资产数量) 的大小, 是决定其是否负债消费的根本性因素。一般而言,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对消费信贷的经济承受能力越强, 消费信贷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明显。需要指出的是, 实际上是居民家庭可预见的、未来的长期收入决定了消费信贷承受能力的收入水平。居民家庭未来收入预期越好, 其消费信贷的承受能力就越强。而通过对我们选取的两个采集点得到的调查数据显示来看, 目前手头没钱, 预期收入不佳在导致农村居民不愿意添置新消费品的原因中占35.5%的比例。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普遍不高且不稳定, 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信贷的发展。

第三, 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农民收入风险性比较高, 同时为了满足子女教育、大病医疗、建房、婚丧嫁娶和养老等预期大额资金的支出需要, 农民强化了储蓄倾向, 弱化了即期消费, 更是很少主动到银行举债消费,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手头有钱, 但收入不稳定, 买了怕不能应急和手头有钱, 但预期有很多其他支出分别在导致农村居民不愿意添置新消费品的原因中占28.2%和36.3%, 一定程度在说明了由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较低经济承受能力也降低了其选择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同时,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强了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了农民的消费倾向。

第四, 农村的消费环境相对落后, 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农村的交通、电信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 造成农村消费环境相对落后, 甚至一些边远山区和牧区的居民仍然只能接受有限的电视通信信号, 降低了农民与电视、电话、电脑等商品的结合度, 从而使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面临着巨大的消费环境障碍。同时, 由于农村消费市场不够完善, 农民的消费选择不多, 消费者权益保障及售后服务机制的不完善, 也降低了农民的消费欲望。

(二) 供给方面制约因素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问题, 国内学者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 (谢平2001) 认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是供给型的, 导致的原因主要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有限。第二种观点 (高帆2002) 认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是供给型与需求型共存的。高帆认为, 我国农村当前所面临的一个特征性事实是, 在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却相对有限。第三种观点 (何志雄2003) 认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 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金融有效需求不足, 其实质却是金融供给的类型不对, 金融供给的总量不足。本文支持何志雄的观点。消费信贷供给方面的约束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政策、体制和制度存有缺陷。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呈现商业性金融“不为”, 政策性金融“难为”, 农信社“无力为”的现象, “一社”独立难支“三农”的困境凸显。2008年8月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更新后的《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 2007年底全国30136个乡镇中, 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 有2868个乡镇无任何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只设有一家银行网点的乡镇全国还有8901个, 当地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状态, 乡镇的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 分布在非县城所在地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机构。此外, 农村金融网点设置不合理, 大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城、城郊和中心城镇, 而边远乡镇的农民却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服务。

第二, 消费信贷的风险大。一是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造成违约风险的加大, 调查研究显示声誉好、能够承担担保、家庭财产水平高的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二是抵押和担保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抵押担保具体操作中有障碍, 如担保人自身出现问题、抵押物价值评估及处置的困难;三是信贷员贷后监督乏力。由于现有信贷管理人员严重不足, 很难保证贷后的跟踪监督, 到期贷款收不回的现象更款, 单笔金额较小, 手续繁琐, 在目前尚未建立个人信用等级制度的前提下, 每办一笔业务所付出的成本与所承担的风险都非常大, 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又十分有限, 因而金融机构办理农村消费信贷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第四, 消费信贷产品的供给约束。福建省银监局2006年的问卷调查从细节上对农户信贷服务方面的要求作了描述。受调查农户认为办理贷款存在问题, 居于首位的是贷款期限太短, 占30.4%, 利率太高占29.7%, 贷款额度太小占26.7%, 手续繁琐占26.1%, 评估抵押费用太高占25.1%。繁琐的程序时出于对风险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 但是影响了信贷效率, 经过层层审查, 可能已经耽误了农户用款的最佳时期。

第五, 对消费信贷的宣传不到位。政府和金融机构对消费信贷的宣传方面投入不足, 农民缺乏对消费信贷政策、信贷产品和信贷业务流程的了解,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对于消费信贷的认知停留在听说过而已的程度, 比例达到所有人次的65%, 而完全不知道消费信贷是什么的达到所有人次的28%。

三、消除约束因素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明确提出要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路子, 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目前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缓慢直接制约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并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在从消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别分析约束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因素之后,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逐步消除这些约束因素。

第一, 转变农户的消费观念。政府应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确保惠农、扶农、护农政策贯彻落实, 保障农民多年收入增长及未来收入稳定增长的预期得以实现, 促进农民的消费观念进一步转变, 增强改善生活的信心。在消费目标上, 促使其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型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型转变, 由物质消费为主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 注重丰富精神生活, 使农民的消费结构在渐变中趋于优化, 进而增加消费信贷需求。

第二, 加大各种财政投入。一方面, 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的防灾抗旱能力;提高技术资金投入, 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加大对农机补贴力度, 改变农业耕作方式, 推进农业机械化, 提高生产率;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投入, 扭转日益恶劣的气候条件, 提高农民预期收入及其稳定性。另一方面, 政府应加快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的建设, 降低农户未来支出及其不确定性。二者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

第三,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各级政府应着力解决好农民行路难、用水难、用电难、通讯难等困扰他们生活和农村发展的问题, 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为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同时要完善农村市场体系, 改变落后的商品流通模式, 在农村设置大型的超市、连锁店等, 为农民购买商品提供更多选择;加强对市场的管理,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打消农民害怕买到假货的顾虑;提高服务水平, 在广大农村多设置一些售后网点, 促使农民放心消费。

第四, 完善涉农金融法规和政策, 加快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一是完善补充《物权法》中涉农贷款抵押物范畴, 规范抵押具体操作。二是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 以保护农村合作金融的合法权益, 明确对农村金融业务给予补贴或政策支持。同时, 要针对农村地区的汽车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等建立相配套的更细分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 提高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的积极性。

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建议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降低服务门槛, 强化监管约束, 加大政策支持, 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考虑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 使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并适时开拓、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新领域, 创新农村担保模式, 消除供给型约束, 如此才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抑制。

第四, 要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的信用体系, 降低消费信贷风险。培育广大农民群众的诚信意识, 要结根本上降低消费信贷风险。

政府和银行之间要加强沟通与联系, 广泛向工商、税务、公安、房管、土地、车管、保险、商家等相关部门采集农户信用资料, 建立健全数据库, 降低消费信贷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消费信贷交易成本。

第五, 加快发展农村消费信贷品种。政府要运用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的作用, 引导开发适合农村需要的住房、农用车、助学、医疗和电器等消费信贷品种, 引导农民消费升级,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实现全面奔小康, 需要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准确定位, 还需要政府从法律、制度上予以支持, 还有赖于社会各界对农业和诚信问题的充分重视。

央行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 央行将加强对金融机构扩大消费信贷的政策引导, 鼓励金融机构研究开发满足农民不同特点、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信贷产品, 加快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为农民扩大消费提供便利。

第六, 加大农村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华南理工大学的张伟硕士等在对汝南县九个乡镇的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如果对农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 则农户有信贷需求的比例比不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时信贷需求的比例高出将近15个百分点。这说明可能有的农户对消费信贷不够了解。所以如果对农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 则有助于改变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 大大激发农户的信贷需求。

四、结论

休闲消费需求与供给均衡理论分析 第6篇

一、休闲消费需求曲线

(一)理想的休闲产品

人们的休闲活动多种多样,包括外出旅游、看电影、打篮球、去公园散步、与朋友唱卡拉Ok、同事聚餐等。 在人的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被用于休闲活动,这部分消费可以称之为休闲消费。

为了能够深入和细致的分析休闲消费, 需要假设有一种理想的休闲产品, 它既包括休闲物品也包括休闲服务。 当消费者进行休闲消费时,购买的就是这种产品。 而这种产品并无其他用处,只有在消费者休闲时才能被购买并使用。 这种产品由社会上的厂商共同生产并提供,产品完全一致,可以连续分割。只要分析这种休闲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就可以知道休闲消费的供给与需求。

除了考虑需要消费的休闲活动, 还要考虑不需要消费的休闲活动,比如散步、聊天、打牌等。 假设存在另外一种休闲产品, 它与上文假设的休闲产品完全一致,只是价格为零。 这两种休闲产品分别用X1和X2表示。

(二)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与预算约束

首先讨论X1与X2的无差异曲线,由于它们是不完全替代关系,它们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如图1中的曲线U。

接下来讨论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 休闲活动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展开, 休闲产品的使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其休闲产品的消费量必有一个上限。 假设在一定时期内,某个消费者的全部休闲时间都用来消费休闲产品X1, 他能消费的数量为QT1,并且假设在该时期内,该消费者的全部休闲时间都用来消费休闲产品X2,他能消费的数量为QT2。 在图1坐标轴标出QT1和QT2两点,并作两点间的连线,就得到休闲产品的时间约束线。 由无差异曲线和时间约束线的共同作用, 这时消费者的最优产品组合一定是某条无差异曲线与时间约束线的相切点A,消费者的最优产品数量组合就是A点所表示的QA1和QA2。

消费者对休闲产品的使用,不仅受时间影响,还受预算的影响。 本文假定消费者的休闲预算约束与时间约束是互相独立的。

假设某消费者的全部休闲预算用来购买休闲产品X1,它可以买到的数量为Q1。 如果全用来买X2,由于X2的价格为零,因此他可以买到无限的X2。 作过Q1点的平行于X2轴的直线, 就得到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 该消费者的所有可能的产品组合都在直线Q1的下方,见图2和图3中的直线Q1。

在收入、财富、价格等各种点的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的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位置会有所不同。 一部分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落在了A下方,一部分消费者的预算线落在了A点的上方。 针对这两种情况,需要分开讨论。

第一种情况,当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落在A点下方时,如图2所示,阴影部分包含所有可能的产品组合。 这时,消费者最优的产品组合就是点B所代表的产品组合。

对比A点和B点所代表的产品组合,B点消费更多的X2和更少的X1,同时效用也低于A点。 这表明该消费者属于“有闲无钱”型。 如果时间不变,增加休闲预算,预算约束线上升,消费者的最佳产品组合会向A点移动,同时消费者获得的效用也会增加。 反之,如果预算不变而增加休闲时间, 时间约束线平行向右移动,该消费者不会改变X1的消费量而会增加X2的消费者。 就是说,即使休闲时间增加了,也不会增加他在休闲方面的消费, 而只会促使他寻求更多的免费休闲产品。

第二种情况,当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落到了A点的上方时,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包含所有可能的产品组合。 这时,消费者的最佳产品组织仍是A点的产品组合。 不管此时的预算约束线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最优品组合都不会变。

这表明,该消费者处于“有钱无闲”的状态,时间的稀有性使得他不能将休闲预算全部花掉。 显然,此时增加他的休闲预算, 对于他的休闲消费不会起到任何促进作用。 如果增加他的休闲时间,那么时间约束线会平行向右移动,X1和X2均不是劣等品, 它们的消费量都会增加,这会增加他的休闲消费。

(三)个人的需求曲线及社会的需求曲线

首先,先讨论个体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因为假定消费的支出都在购买产品X1,这里就用产品X1的价格弹性曲线,代替消费者的休闲消费需求弹性曲线。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价格是从无穷大到无穷小,最初该消费者的休闲预算线落在了A点下方。 这时他的最优产品组合一直在他的预算约束线上。 如果该消费者的休闲预算为I,休闲产品X1的价格为P1,则他能够消费的X1的数量Q1= I/ P1。 对于产品X1来说,该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就是X1=I/ P1,其形状就是一条双曲线,如图4中的曲线X1。

当价格继续变小, 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不断升高,在预算约束线越过A点之后,该消费者的最优产品组合将停留在A点。 这时消费者对X1的需求量就停留在QA1不会变化。 这时产品X1的价格的需求曲线将变成一条垂直的直线,如图4中的直线X1’。 所以,休闲产品X1的需求曲线是图4中实线所描述的那样,上半截是双曲线,下半截是一条直线,总体是一条复合曲线。

接下来讨论宏观的需求曲线,如图5所示,无数条这样的微观需求曲线汇总,得到宏观需求曲线。 该曲线越接近P1轴的地方, 曲线形状越接近双曲线;该曲线越接近X1轴的地方,曲线形状越接近一条直线。可以推测,全社会的休闲需求弹性介于0到1之间。 价格越高,弹性越趋近于1,价格越低,弹性越趋近于0。

二、休闲消费供给曲线

在分析了休闲消费的需求之后, 再从休闲消费的供给角度作一定分析。 人们通过使用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来满足自己的休闲需求。 提供休闲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集合,就是休闲产业。 实际上,休闲产业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产业,卿前龙［1］认为,休闲产业是“ 国民经济中所有生产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的部门。 ” 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的生产遍布在各个产业中。 按照国家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国的经济活动大致可以分为20个门类,唐湘辉［2］对此作过全面的整理, 这20个门类中有17个门类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的生产。

从生产的角度上来看, 休闲产品的生产没有任何共同特点。 对于抽象的休闲产品X1,本文就按照教科书照通常的供给曲线的画法, 将它画成一条向右上倾斜的直线,如图6的供给曲线S。

三、需求与供给的均衡。

现在将休闲产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联立,得出图形如图6所示。 图6中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A点的价格PA和消费量QA是均衡时的价格和消费量。 那么全社会的休闲消费的总量为PA×QA,即为图6中矩形OQAAP的面积。

下面分别讨论需求和供给变化对均衡造成的影响。

当供给增加时,图6中的曲线S向右移动,则A点沿着需求曲线D向下移动。 由于供给曲线D的价格弹性小于1,就是说数量的变动比率不如价格的变动比率大,那么OQAAPA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即社会休闲消费总量在减少。 反之,当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时,矩形OPAAQA的面积增加,整个社会的休闲消费量增加。

当需求增加时,图6中需求曲线D向右移动,则A点沿着供给曲线S向右移动,矩形OPAAQA的面积就会增大;反之,当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矩形OPAAQA的面积就会减小。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增加消费者的休闲需求,可以明显带动整个社会的休闲消费。

四、结语

从个体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人处于“有闲无钱”的状态,而有一些人处于“有钱无闲”的状态。对于“有闲无钱”的人,促进其休闲消费的办法是增加他的休闲预算;而对于“有钱无闲”的人,促进其休闲消费的办法是增加他的休闲时间。

从实际生活的感受来讲, 我国大部分居民都处于“有闲无钱”的状态,而“有钱无闲”的富人,目前还是少数。 因此,增加休闲预算［3］是比增加休闲时间更好的促进休闲消费的方法。 至于如何增加居民的休闲预算,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只列出几点,比如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等。

从休闲消费的供给来看,增加休闲产品的供给,并不能增加居民的休闲消费。 相反,减少休闲产品的供给,反而会增加居民的休闲消费。 但是,通过减少休闲产品的供给来增加休闲消费并不是理想使用的手段,因为这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符。 事实上,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有少数垄断企业或者寡头企业形成卡特尔联盟, 才能够操纵价格并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这种做法会降低社会福利,使得经济效率低下。 因此,无论增加或者减少休闲产品的供给,都不是增加社会休闲消费总额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