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学士范文（精选10篇）
文人学士 第1篇
文人精神是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文人通过学习,积累,在共同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的作用,通过外部精神和内在气质的形成。许多学者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还受到庄子哲学的影响,具有精神和理想“修身,齐家,国家,世界是平的”,回归自然,看淡名利的自由精神。学者们将是内在的精神投入到文人画的意境,或气势磅礴,或温柔恬静,或自由流动,不为形,诗,书,画,印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感受,营造诗意如画文人画的景象。文人画与文人的精神画,叙述者揭示了文人画,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具有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文人画表达自我情绪空间来自于文人自我抒发的情感,陈衡恪在画人的文人画独特的审美意识指出,“画高雅艺术的功夫必须看到许多文人情怀”,在语音,以及感情和强烈的主观情绪是文人精神的自然流露。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人的心脏,随着经济和世界的责任意识;虽然他们的教育,但并不是因为名利感动,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庆阅兵的;虽然他们困境,但依然坚持自我,一往无前;他们或选择世界的态度,明确的哲学和超然。文人精神与情感带入画,文人画充满了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
一、胸怀天下的使命感
在一般人的眼里,文人画就是无病呻吟,是文人士大夫在闲散时间、打发时光的闲情意趣。其实,文人画家从一个书香世家休闲魅力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每一个有气质的文人都具有以国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精神。
画文人画是一种特殊类别,他们是有感情的,有玩,有品位,品味,个性。看似随便打画,细细......但很持久的吸引力。这种绘画的画家都是独特的艺术符号,它的精神本质的画家。现在我们提倡文人画,当然,因为中国画的发展以后,文人画代表了最高追求中国画的。中国文人的持续参与,不断探索,中国画最终以形而上的高度后,确立了指导方针,是常说的生动提供了几千年,今天说,它不仅充满了艺术感染力;愉悦的和有趣的,有意义的,具有包容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步伐,以及诗歌修养和人文情怀。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国家”,也就是高贵的境界。
二、威武不屈之气节
在中国传统“文人画”中,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取松、竹、梅都可傲凌风雪,不畏霜寒之性,表现卓越的人格气质和气节。松树从唐代吴道子时起就常运用在在壁障上,到后来画家多在山水画中运用,也有单独画松标新立异者。
从读历代名家画松树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五代后梁的荆浩,到北宋的李成、郭熙,宋代的李唐、马远,元代的王蒙,清代的弘仁、石涛、梅清等等,在差别不同的年代、画风不同的画家,在审美情趣、及笔墨、构图呈现出各异的形态,都能表现出文人的不同气质。
真正的文人,性格耿直,崇高的骄傲,在流,不想巴结权贵,不愿意参加党派,在事业上自然不会是最好的。在仕途面前屡屡受挫,有许多困难的命运,他们不禁感到愤怒,寄情于绘画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现实,抗议不公平的命运,而不是屈服于邪恶势力文人的精神。苏轼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文人画,文人画的做法正确和恰当的,
苏轼在《枯木竹石图》中所表现的,以怪石及石头旁变弯曲刚柔的枯木为主栽,左侧画面简明易懂、辽阔,以映衬主体。宋代绘画以来,在中国文人画中,苏轼的作品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人画理论的创始人。苏东坡传世画作,《枯木竹石图》这幅画是一种罕见的竹子和石头。隐藏在图片中,除了我们看到很多的枯木丑石。还有枯而不朽、丑陋不谦虚的意思。
三、豁达闲适的情怀
一些艺术家面对改朝换代选择隐居的生活,也许是被迫的行为,以及一些文人画家有意识地选择了“诞生”的生活,他们悠闲和博大的胸怀,自然联系起来,山野菜水的朋友,情人节的景观植物和不愿参与尘世的纷争。他们是非常高的,全面的文化素养,诗词,书法,绘画和万能的,但没有成名的争夺,只有“自我娱乐”。绘画自我任性益清,内心情感,情绪或休闲,或凄凉和孤独,冷清,平原和谦虚的品质风格自由表达,精致意境,散发出文人画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流派。在古代,中国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画作士大夫的。在文人画,没有讽刺意味的局面,只有文人的味道。距离著名的黄公望,吴镇,后来著名的,非常有特点。
对于气为绘画批评,诗意的绘画或诗歌体积的气体设施的标准。他的作品是基于景观,古老的木,竹,花卉等。在墨水还是彩色写写画画表达。唐代王维的代表,倪云林,元明清,董其昌,石涛,吴昌硕,八大山人。大多数追求自己的画作中,有一幅画的诗歌,绘画功能于诗。绘画大多是在诗,诗情画意,使绘画的表达,用诗意的表达绘画。被誉为诗情画意的质量
文人学士 第2篇
[关键词] 韩国古典诗话；山东文人；文学交流；女诗人
[中图分类号] 131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20-06
中韩两国同属汉文化圈，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及历史上的各种因素，长久以来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多样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文化特性与独特的地域文化，维持着长久的友谊。
最近，与韩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山东地区备受关注，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以山东半岛登洲港为中心，考察了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友邻关系，并正确描述了明代中韩交流的友好历史。本文以现有的各项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韩国古典诗话为主要文献，旨在重新审视中韩文学交流的盛况。从韩国古典诗话中可以找到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及其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诗话也记录了双方在文学交流过程中进行诗文品评之事。
在此，我们主要考察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的关联性，以中国文学史上评价较高的李白、王羲之、王士祯、李清照等山东地区的著名诗人，以及明确标明为山东人的郑善甲、黎民表等文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论述。通过对诗话文献中与这些诗人相关的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阐明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的认识及其原因、特点。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聚焦于登洲港，重点考察山东与朝鲜半岛的关联性，那么本文将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以韩国古典诗话为考察对象，多角度分析山东文人的不同层面。
一、对李白、王羲之的品评
朝鲜文人在其诗话中对山东文人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主要以李白、王羲之等人为中心，考察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及其作品的评价。李白的出生地本非山东，能否把李白看作山东文人存在异议。不过，李白在36岁时移居山东任城，居住时间达23年之久，因而笔者认为李白也可以视为山东文人。虽然无法断定李白诗何时传人朝鲜，但是朝鲜的第一本李白诗集是高丽时代崔惟清编的《李翰林集注》，这本集子现已很难找到。朝鲜朝的建国理念是“斥佛崇儒”，李白因受到道佛仙感化，加上自由奔放的性情，与高丽时期相比，朝鲜朝对李白的评价稍显下降趋势，不过这与诗人的才气优劣无关。李白与杜甫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作为伟大诗人，至今难分伯仲。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从上述文字可知，李白以奇文著称，与杜甫一起被誉为“李杜”。这里明确指出李白为山东人，把李白与杜甫放在一起，可见作者对山东文人是非常钦佩的。《东洋诗学源流》强调李白在乐府歌诗方面“风调清深”，律切“脱弃凡近”，可与杜甫相比。这种认识在李睟光的文论中也出现过，“乐府汉魏尚矣，齐梁以上工矣。唐则唯李白最佳，降而宋则绝无此体，诗道之不复宜矣。”
朝鲜文人推崇李白的诗才与诗名，并以此作为诗话的重要素材。具体来说，引用李白诗中的一两个诗句，或合并成一句，或变相地诗化。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中就有这么一段论述：
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李政丞混《浮碧楼》诗：“永明寺中僧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鸟欲何向，大野东风吹不休。往事微茫问无处，淡烟斜日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中略）……七八句又本李白“总为浮云蔽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句。句句皆有来处，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
徐居正记载，李混在写《浮碧楼》时，引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中的几个诗句展开诗思。如果说李白把登凤凰台时的感慨寄于“江自流”，那么李混则搬出永明寺这个特殊空间进行巧妙的变化。李混并非盲目照搬李白的诗思，而是巧妙地加以引用，因而能达到格律“自然森严”的境界。如此这般，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李白诗是推崇与憧憬的对象，文人在进行写作时有意无意地借用李白的诗句。次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的作品在当时也被高丽文人广为流传。
延祜间一斋权侍中、益斋李侍中同登南州多景楼。益斋日：“昔王荆公、郭功父同登凤凰台，次李白诗韵，功父诗名由是大播。今吾二人虽才非王、郭，同游胜地，不可无诗。”一斋忻然，各用古韵一篇。
上述记载表明，王安石与郭祥正曾登凤凰台次李白诗，从而得以诗名远扬。当时李白的诗名极高，致使次李白诗的王、郭也能受到较高的评价。李齐贤与权汉公登多景楼，谈到郭祥正次李白诗之事，期待自己的次韵诗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并能够诗名远扬。
总之，在朝鲜文人看来，李白是一位具有卓越诗才的诗人。柳成龙在《西压论诗》中主张，“诗当以清远冲澹、寄意于言外为贵”；认为在古今绝句中，李白诗具有“千万里不尽之意，卓乎不可及”。可见，李白感化了朝鲜文人，他们甚至于把李白的诗歌作为判断诗歌优劣的评判标准。
韩国诗话不仅以李白诗的练琢、含蓄、次韵为主要内容展开诗论，而且还谈到了山东出身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乃山东临沂人，韩国诗话在谈到王羲之时，没有指明王羲之为山东人，以此能够窥见朝鲜文人对中国书法的认识。
凡艺技五十以后始成熟。早而熟，未必然，虽熟无长远味云。士用常拈千古名笔七人，日程邈、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我东三人，日金生、安平大君瑢、韩石峰濩云。
上述文字出自李奎象的《并世才彦录》，说的是李奎象与黄土用以笔法为题互相交流之事。黄土用自小专攻学问和书法，最终成为书法大家。他认为，50岁之后的艺技才能达到纯熟的境界，值得长时间玩味。有趣的是，黄士用论及千古第一书法家时，提到了中国古今第一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还把朝鲜的安平大君、韩石峰等书法家与这些中国著名书法家相提并论。事实上，王羲之的笔法对朝鲜书法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后期的书法家黄士用把中国书法家与朝鲜书法家并列起来谈论，可见其对朝鲜书法的自负。
与黄土用相反，朝鲜中期的许筠则对王羲之的笔法评价极高。这一事实可在南龙翼的《壶谷诗话》中得到证实。壬辰倭乱后，监试小科久废不行，至辛丑年重设，各方人才施展才华，随之名作辈出。许筠在监试小科中看到由试官推荐的洪千璟《早朝大明官》，叹到“我所得则李太白诗、王羲之笔也”。继而谈到诸多山东文人的优秀。当时朝鲜也有很多大文人、大书法家，可许筠却以李白与王羲之比之，可见许筠具有牢固的中华中心主义思想。
二、对李清照的品评
在韩国古典诗话中，朝鲜文人对山东济南出身的女诗人李清照品评也颇多。众所周知，李清照为宋代著名词人，具有杰出的诗才。18岁时与金石家赵明诚结婚，赵明诚死后，又与张汝舟再婚，却因张汝舟的背叛而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李清照用一生来抗拒儒教对女性的束缚，认为女性与男性没有不同，具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
中国自提出“夫死不嫁”观点以来，与古代的贞节观念相联，提倡寡妇守节，但这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的社会文化制约却并非十分强大。秦汉以后，寡妇改嫁之事不在少数，唐代皇室公主成为寡妇之后再嫁者达28人之多，由此推论，民间的改嫁者会更多。宋初的女性再嫁现象绝不比前代少，也几乎找不到儒学家对寡妇再嫁现象表示蔑视的记载。
从中国当时对李清照这位闺阁诗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士人对女性再嫁现象较为宽容。如朝鲜诗话书《诗话类聚》收《李易安词》一条。《诗话类聚》一书并非以朝鲜文人的评价标准展开的原创诗论或诗评，而是全文照搬了中国诗话书《古今事文类聚》，未经过任何加工。这一资料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文人对李清照的认识。中国文人认为，李清照是“近时妇人”中最“能文词”者。诗作评价上，举出李清照的《小词》、《九日词》等词作，强调“非妇人所能及也”；人品评价方面，只谈论与张汝舟再婚、夫妻不和之事，对其再嫁问题没有作任何褒贬。
洪翰周在《智水拈笔·妇女诗人》一条中评价道：“宋之易安居士李清照，赵明诚之妻也。词品为宋代绝唱，亦能鉴赏书画，名于一世。”又在阐明词之根源的《词》一文中，认为词之鼻祖乃唐代李白，至宋时词体渐丰，李清照被评价为近时闺阁妇人中善词者。洪翰周高度评价李清照的文学成就，却未谈论其失节行为，似乎洪翰周对寡妇改嫁之事态度较为开放。洪翰周的其他文集和笔记类著述里也找不到有关寡妇再嫁问题的论述，因而不能过早地下定论，不过与前代文人李睟光与南羲采相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李睟光在《芝峰类说·闺秀》中指出，李清照“才高学博”，诗词“多传于世”，不过“年老失节，其才不足称也”。继李啐光之后，南羲采在《龟磵诗话·夫妻篇·易安失节》中详细记录了李清照的文学及人品。南羲采的生平事迹不详，可《龟磵诗话》中有肃宗庙号，可见是肃宗之后的人。南羲采参照李睟光《芝峰类说》和《诗话类聚》中的李清照相关记载后，严肃地谈论起李清照的失节问题。
宋时妇人李易安工于文。再适张汝舟，未几又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云，传者无不笑之。《朱语录》：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词云：“两汉本绍继，新室如赘疣。”……（中略）……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余谓夫妇之义犹君臣也。故曹大家日：“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则有君臣之严。”易安知君臣之分，其诗如此，而独失身于张汝舟者，何哉？渔隐云：“近时妇人唯李易安颇知佳句。《小词》云：‘昨夜雨踈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余尝读易安诗词，未尝不佳其才而惜其失节也。易安即赵清献子明成妻，号易安居士，有乐府名《漱玉集》。
正如上文所示，南羲采直接采用《诗话类聚》中的观点评价李清照的文学及其人品，而参照李啐光《芝峰类说》所载李清照失节行为的论述，明确表示了其对失节行为的见解。南羲采引用曹大家的话，把夫妇之义比作君臣之义，强调一女不事二夫的道理。南羲采认为，李清照明知君臣之义，却改嫁事二夫而失身，应当被世人嘲笑。可见，南羲采对女性改嫁的态度比李睟光或中国文人更为严厉，说明南羲采未能接受新的变化，在儒家秩序与男性文学经验的束缚中无法解脱，以比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文人还要保守的眼光来看待李清照。南羲采对女性失节的批判源于朱子学伦理观，这与当时以较为进步的眼光看待女性改嫁的实学女性观有一定的距离。
三、对王士祯等人的品评
韩国诗话集还记录了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以及交流过程中双方的诗文品评。这些双方互动的诗文品评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其一，朝鲜使臣以使行身份到中国与山东文人进行交流；其二，与来到朝鲜的山东文人间的交流。
李槎川秉渊尝因赴燕使臣之行，录其诗一卷，付之译官，使示海内具眼者，得其批评而还。译官之燕，寻问当今第一人，成推山东魏廷喜。魏方在燕都，以其卷示之。魏加批评，有褒有贬，称赏之语多带微意，其中李之“鸟飞元气中”一句，魏亟称之。魏之所作别录一篇，托以归示李。
如上述资料所示，李秉渊以使臣身份来到中国，从山东魏廷喜那里得到诗歌品评。李秉渊与魏廷喜的交友事实载于赵德润的《樗湖随笔》、无名氏的《诗家诸话随录》和《海东诗话》，除个别字有出入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李秉渊在使行途中，托付译官把自己的诗卷拿到中国，征求中国学士大夫的品评。译官在燕京寻访最出色的文人，大部分人推荐山东人魏廷喜。魏廷喜当时正好在燕京，应译官之邀，当场品评李秉渊的诗作，并写下一篇别录托译官转交给李秉渊。虽然现在无法证实魏廷喜送给李秉渊的别录之存无，但这一记载无疑是考察两人交友关系的重要资料。继李秉渊之后，使臣在燕行途中征求中国文人诗文品评的风气相当盛行。最为著名的是，柳琴带朝鲜四家诗选集《韩客巾衍集》，求得清李调元、潘庭筠之品评一事。
李秉渊是在燕行途中求得魏廷喜的诗文品评的，而崔有海则在燕行途中把其父崔澱的文集《杨浦集》交给登州的文人，并嘱托其传人中国，由此促进了与山东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一事实在李德懋的《清脾录》中留下了记录。崔有海于崇祯己巳年，即1629年，任咨官兼问安使赴袁崇焕军营，因天气问题在登州停泊。与兵官张可度、季筏等文武官互相交流，崔有海嘱托二人把先父的文集带到中国。季筏看到崔有海带过来的先人遗稿后，在《杨浦集》评道，其诗备各体且“清新俊逸”。在登州这个特殊的地区，在中国文人的积极协助下，朝鲜文人的文集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下来。
与李秉渊、崔有海相同，金尚宪在燕行途中结交到山东出身的清初的大诗人、大学问家王士祯。王士祯乃山东济南新城人，尤善诗，其诗作诗思丰富，特别是中年以后的诗作尤为独特，成为海内诗宗。金尚宪与王士祯结交之事在李德懋的《清脾录》中有详细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山东文人眼中的朝鲜文人形象。
贻上先室张氏，邹平人，江南镇江府推官万钟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谥忠定公延登之孙。崇祯末，金清阴先生因万钟得谒御史，一见倾倒，序刻其《朝天录》一卷。故贻上每表章先生，尝著《论诗绝句》，历言古来诗人卅余首。而其论先生云：“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其首两句盖先生诗，而考集中所载，“微雨”作“轻雨”，“菊秀兰衰”作“佳菊衰兰”者，独少异。夫贻上之于诗，一言足以轻重天下士，而嘉赏先生如此之多，则先生之风流文采亦可以想见于后世矣。
金尚宪在1624年完成使行任务，沿着初人中国时的燕行路线重回山东。王士祯的妻祖父张延登为金尚宪的《朝天录》一卷写序文，以此为开端双方开始了交流。张延登看过清阴的《朝天录》之后，称金尚宪为人才，认为读金尚宪之诗可以感受到国家的兴亡与盛衰。继妻祖父张延登之后，王士祯也关注并谈及以金尚宪为素材的诗作，对金尚宪的风流及文采“叹赏不已”。《清脾录》记载的金尚宪之事在当时的朝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洪翰周在写《智水拈笔》时，在《王渔洋得见清阴诗》中记录王士祯与金尚宪交友情况，不过是李德懋《清脾录》中所载内容的缩写而已。
王士祯曾高度评价金尚宪的诗作，并与其建立深厚的友谊，那么朝鲜文人眼中的王士祯又是何种形象呢？这有必要关注李德懋与洪翰周这两位批评家。山东文人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提出反对王士祯诗的主张，其主要理由在于王士祯标榜神韵说，多作山水自然风景之诗而流于空寂。李德懋明确点明赵执信是山东人，而对王士祯却没有点明。其原因在于，李德懋早已把王士祯认作超越地域界限、代表整个中华的诗宗。李德懋“酷嗜”王士祯，对王士祯其人其诗有着正确的理解，以致于能够无视赵执信的主张。李德懋不仅把握住了王士祯诗歌的长短处与特点，还正确地指出了王士祯诗及诗论的核心特征。
余酷嗜贻上诗，尝以为非徒有明三百年无此正声，求诸宋元亦罕厥俦。虽上跻唐家极盛之际，必不下于储、岑、韦、孟之席，知诗者亦不以为过也。
李德懋在评价王士祯诗作时，谈及宋、元、明代的诗人，认为其中无人能超过王士祯，其水平不亚于包括孟浩然在内的唐代著名诗人。李德懋尽管对王士祯的诗做出高度评价，显示出自己的钦佩之情，却没有具体介绍王士祯的诗作。这很可能因为当时《带经堂全集》已传入朝鲜，大多数人都能接触到，因而无需介绍和赘述王士祯诗作。
洪翰周的《智水拈笔》也关注到了王士祯，不仅收录前面提到的《王渔洋得见清阴诗》，又另作《王士祯》一文，专门记述自己对王士祯的认识。在洪翰周前，李德懋也在《清脾录》中作专门的《王士祯》一条，介绍了王士祯的生平及文学特征、朝鲜对王士祯诗文的理解、李德懋自己对王士祯文学的理解与评价，而洪翰周从与李德懋不同的视角对王士祯进行了评价。他写道，王士祯在儿时写的《秋柳》诗广传于吴地，和其诗者达数百名之多，曾得到过钱谦益的推许，朝鲜文人第一次接触王士祯是通过英祖末年第一次传入朝鲜的《全集》与《精华录》，同时还批判了朝鲜人保守的识见。
朝鲜文人不仅在燕行途中与山东文人进行广泛的交流，还关注并品评那些定居朝鲜的山东文人的诗作，郑善甲即典型的例子。郑善甲为中国山东省琅玡人，在大清国当人质的凤林大君归国时，郑善甲为亡命朝鲜的九义士之一，后归化朝鲜，成为琅玡郑氏的始祖。《东国诗话集成》记载了有关郑善甲的资料。
郑虔子孙郑善甲自中国漂泊到吾东，老于乡楼洞以终身，自言山东人。诗日：“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希。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卿凡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辉。华音变尽貂裘弊，谁识山东老布衣？”词理凄惋，可以讽咏。
郑善甲定居朝鲜之后，虽然没有明示其交友的具体对象，但朝鲜人普遍同情归化朝鲜的山东文人郑善甲的处境。引用的郑诗表现的是，对故乡的思念与远离祖国的失落感，还有把自己的处境比作江南的庾信等等。正因为朝鲜的批评家对郑善甲的处境产生共鸣，在情感上合而为一，才会用“凄婉”评价他的作品。
许筠在写《鹤山樵谈》时，谈到明时山东参议叫黎民表。许筠记载，黎民表的《寄张侍郎佳胤肖甫》传到朝鲜之后，收于《松溪漫录》罗壮元万化之诗，其中“字多舛误”，因“松溪只闻传者之言，故未免纰缪”。根据现存文献，很难找出黎民表与朝鲜文人间的交流记录，而黎民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传人朝鲜，很可能是通过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流。
《鹤山樵谈》中，许筠还对明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明人中以诗著称的大家有何景明、李梦阳、李于麟、王元美等，山东文人黎民表水平虽不如这些人，却与吴国伦、徐中行比肩，朝鲜的金季昷、金悦卿、朴仲说、李择之等人的诗作虽不如何景明、李梦阳，却远胜黎民表。
李梦阳和何景明是深受朝鲜人喜爱的前七子之代表，兴起以模拟与剽窃为主的复古运动的代表人物。黎民表与梁有誉有着较为深厚的交情，梁有誉和李攀龙等人一同结成后七子。梁有誉加入后七子之后不久，因思母情切，以病为由归乡，与山东文人黎民表等人一同结成诗社，后世称他们为“南园后五先生”。许筠认为金守温等朝鲜文人虽不及李梦阳等前七子，却能作出比黎民表更出色的作品。可见，比起当时的后七子，许筠更看好前七子。
四、结语
文人学士 第3篇
关键词：文人园林,诗文,意境,灵动
文人园林不但继承了一般园林共同的美学风貌, 又衬托着文人的美学追求。中国文人园林是在经历无数文人墨客的传承, 历尽漫长岁月逐渐演化而来的艺术精品。与其他园林比较, 文人园林充满诗意, 富有文人情趣。它是自然和人的完美结合, 美在自然, 而又处处透着中国文人的志趣。现代社会, 文人园林不仅是人们休息的场所, 更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港湾, 了解它并传承它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文人园林的特色和韵调
中国文人园林的年代久远, 有着自己的独特风韵。其特点: (1) 自然之体, 超脱自然。 (2) 建筑与自然之美的浑然天成。 (3) 诗情画意的基调。 (4) 忘我的意境。这些都是中国园林在园林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在《园冶》中就已经记载了有关园林的格局构式, 分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十部分。作为园林创作的第一要旨就是强调“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自然基本美学法则;善于利用各种环境条件, 因地制宜。另一方面, 遵循客观变化而又不拘泥于形式的园林布局、造景的精髓, 则更加使园林景观丰富多彩, 千变万化。文人园林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它特有的表现手法上。主要有: (一) 象征与比拟。 (二) 追求诗情画意和书卷气息。美好的诗情画意, 浓烈的书卷气息, 使园林成为“立体的山水画, 无声的山水诗”。 (三) 充分调动感官享受。“身并于云, 耳属于泉, 目光于林, 手缁于碑, 足涉于坪, 鼻慧于空香, 而思虑冲于高深”。 (四) 四时美景各不同。如拙政园的四季林木花草, 给人心旷神怡的美境。
二、文人园林自然之美—诗文并茂
文人园林一般规模较小, 且多在江南的繁华都市。特别是在江南水乡, 依山傍水, 且远离政治的羁绊, 为中国文人园林的富集提供了乐土。园林的建造常常与诗文、书画彼此呼应、相辅相成, 似朋友、似君子。叠山理水要造成‘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境界”。文人园林从总体布局来看, 灵活多变, 加之模拟自然山水之美, 但又不拘泥于自然, 讲究园林的细腻、柔情和感官效果的处理。有诗曰:“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咫尺山林, 多方圣景。”
《履园丛话》中说:“园亭不在宽广, 不在华丽, 总视主人以传。”如扬州的个园, 虽然是盐商所建, 但宅墙边的翠竹、奇石则突出了文人自喻的气节, 也有才子们欣赏的荷池青鲤。而以文人的词句为名的文人园林, 则更高人一筹了。有人这样形容:“苏州诸园似宋词, 优雅隽永:网师园如晏小山词, 清新不落套;留园如吴梦窗词, 七室楼台, 拆下不成片断等。”
“长于思与境偕, 乃诗家之所尚。”文人园林充满了诗情画意, 这是与中国的八千年度文化积淀直接相关的。很多景点的由来就源自于诗, 这不仅给园中的建筑、山水、花草增添了几分活有一些出入, 如果一味的死守某个绝对标准, 是不容易客观评价的, 品评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3][4][5][6][8][10] (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2]承载, 译注.《历代名画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力、几许雅致、几点柔情, 又能凸显出主人的广博学识和修养。除此之外, 匾额楹联也是体现文人园林的优雅、书卷气的一面, 如拙政园远香堂内的一幅楹联“曲水崇山, 胜迹逾狮林虎阜;莳花种竹, 风流继文画吴诗”, 就是将狮子林和虎丘胜迹与园主人的志趣浑然天成。
三、文人园林的意境之美—灵动之姿
好的园林景观应该映衬着天时、地利、人和。高山流水、亭台高阁、明月清风、花香鸟语不断撩拨着我们对美的憧憬、对美的肃然起敬。古语云:“以景寓情, 感物吟志。”文人园林中的身临其境, 情景交融, 充满了意境之美。
中国文人园林的美首先表现在造型的灵动之美。设亭榭以赏景, 莳花木而倾情;以筑山引水、堆石植竹造自然神奇之美。如宋代的米芾认为太湖石的美应极尽“瘦、漏、透”。另外, 瀑布也是园中灵动的景象之一。苏州狮子林就设计出瀑布与池中莲相映成趣的一景。园林中栽种的植物又让人心中浮想联翩, 情不自禁。最自然、最清新的就属竹子了。竹是园林植物的首选, 它的虚心、高洁是文人品质的象征。画竹名手郑板桥曾云:“非唯我爱竹石, 竹石亦爱我。”几乎在每个园林里的某个一隅都有竹的婆挲身影。另外, 园林建筑上的灵动之美则又给人温馨的喜悦。生气勃勃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动物以彩绘或雕刻的手法展现在园林建筑上, 使静谧的空间更闪灵动和慵懒美态。加之屋顶的飞檐, 错落有致的台阶, 一切事物配合的如同浑然天成。
流畅的空间艺术变换是中国文人园林的另一审美特质。园林中空间的错落也正是园林活的灵魂。可居、可行、可望、可游, 这就是园林空间艺术的基本思想。正如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居者, 有可行者, 有可望者, 有可游者。”如廊的运用在园林中就显得很别致, 有的依山傍水, 有的立于危崖, 有人闲庭信步, 有人跳跃嬉戏, 空间在不经意间飞逝变幻。而露在空廊墙上的巧妙的漏窗设计, 更具特色和情调。和着几株青竹、两三瘦石, 一尾干芭蕉, 些许点缀, 情、色窦升。除此之外, 再加上园中的亭、轩、楼、阁等, 更给人一种“轩楹高爽, 窗户邻虚, 纳千倾之汪洋, 收四时之烂漫”的恋意。
由此可见, 中国文人园林的美是自然和人工建筑的最佳结合。我们应该和着时代的脚步, 充分利用资源、空间, 在改善我们生活的同时, 保护我们可爱的文人园林, 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一份安宁, 一份欣慰。
参考文献
[1]包旦妮.论中国文人园林之美[J].《艺术设计史论》.2003年10月总第126期.
[2]胡诗旸.文人园林的特点与艺术魅力[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1卷第3期.
关于文人的心态 第4篇
私下一直觉得文人应该有爱国心、应该有正义感，但也应该有一种随和、慵懒而雅致的生活。文中所提的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等作家也是我极钟爱的那一类，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有“某种物质或精神形式”或时代背景的边缘地带，这给了他们一种“保护”，使得他们能相对地在“惯性”中一直往下去，明知危机四伏仍活得心乎气和，生活中的爱恨交集都经过了冷处理，复杂的情感都由一些平常小事而触发，他们的作品因此而显得更为纯净和超然，这样的文字不能说不深刻，不能说没有血性。文字对他们而言，并不只是发泄自我、表现自我、承载重负的一种工具，而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有着纯粹价值的一种存在。这样的文字看似漫不经心，却是“不能承受之轻”，这正是它的力量之所在。在我个人看来，象他们这样给文学解开枷锁的作家应是真正的作家。
我从北京走到南方，深深感到这里的文学创作也如南方空气中的尘埃一般湿滞沉重、难以超脱，也许是与这里经济发达的气候有关。部分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总怀着一些无法平衡的情绪，经济不够优裕时不平衡，名声、作品不如人时不平衡，见到自己并不了解的另类风格的东西也会忿忿不平，缺少的正是一种宽宏大量、优悠自得的“散文的心态”。在文人种种无法平衡的情绪重压下，中国文学的翅膀太沉重了。如果文学能活得轻松些、自在些、平常些，其生存空间也许会更为开阔，其气品也许会更为高迈。创作文学如此，评论文学也是如此。做学问的人若然都能抱有一颗平和豁达的心，该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一件事。
文人学士 第5篇
关键词：文人结社,《明代文人结社考》,成就表现
文人结社风气兴于隋唐, 与科举选官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至明一代, 文人结社风气达到鼎盛, 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巨、种类之繁,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并肩。结社不仅成为明代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还直接制约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群体心态。正因如此, 对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 成为明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自明末清初以降三百七十余年间, 记述描写、考订整理、剖析研究明代文人结社的著述不胜枚举, 仅民国以后的专著就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 、朱倓《明季社党研究》 (商务印书馆1945年初版) 、 (日)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 (同朋舍199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1版) 等。近年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何宗美教授亦出版过多部著作:《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公安派结社考论》 (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 (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 、《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人民出版社2011年3第1版) 等, 成果不可谓不丰。
在这些成果当中, 关于“明代文人结社到底有多少”这一最基础的问题,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 答案在不断改变。上世纪30年代, 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钩索出明清之际的社事129个, 40年代郭绍虞考订出明代文人集团177个 (1) , 这一数据为学界沿用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李圣华在郭氏基础上, 增辑晚明社事97个 (2) , 紧接着何宗美提出超过300个之说 (3) , 至2011年何宗美又在《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中以编年形式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680余个 (含元末) , 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新近出版的李玉栓副教授的《明代文人结社考》 (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 在全面考察、细心爬梳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答案。该书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 周密考证明代文人结社情况, 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及相关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原始文献, 搜罗爬剔, 披沙拣金, 共考得明代文人结社930个, 这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最翔实的统计结果。该书是作者在优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 其研究成就可称后出转精, 其后来居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考录全面, 文献翔实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所做的最全面的一次考录。从时间上看, 本书所收社事活动涵盖整个明代, 即从明太祖洪武元年 (1368) 朱元璋建立明朝到南明永历三十七年 (1683) 台湾郑克塽降清, 共计316年间的大小社事活动, 本书都细加搜考。从空间看, 本书所收社事几乎遍布整个明朝版图 (广西除外) , 甚至连郑氏统治的台湾地区和清室管辖的吉林地区的社事也有所考及。再从类型看, 本书以创社宗旨、活动内容和社事功能为依据, 将明代的文人结社分为赋诗、研文、怡老、宗教、讲学、其他等六种类型, 其中除讲学类结社因其数量众多、性质复杂而未予专门收录外, 其余各种类型的社事都做了分类辑考。与此前已有成果相比, 本书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考录显然更全面, 搜考的社事数量更多。书末所列《征引与参考文献》涉及相关古籍700余种, 可见本书的考录文献范围之广, 也可看出作者所下的考录工夫之深。
二、结构严谨, 体例完备
本书不仅将明代文人结社的总体数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能将所考社事有机组织形成一个整体, 使读者能够对明代文人结社有更宏观、更清晰的认识。本书以明代历史发展为顺序, 依据文人社事推进的特点, 将明代文人结社分为明前期 (1368-1487) 、明中期 (1488-1572) 、明后期 (1573-1644) 和南明时期 (1645-1683) 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设为一章, 依次排列, 非常清楚地反映明代文人结社的大致走势。在每一章内, 依据该期社事状况, 按数量由多到少排列结社类别, 每一类别设为一节, 从中可以看出各期社事的主要特点。在每一节内, 再依据社事发生的时间先后予以排列, 反映各类结社的历时发展状况。本书虽然考录的社事数量很多, 但结构很严谨, 既不是流水账式的呆板罗列, 又没有散乱随意之感。不仅如此, 本书在搜考社事时, 对于收录标准、社事分类、结社命名乃至资料使用等, 都有明确的界定和通盘考虑, 充分体现作者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宏观理解和整体把握能力。此外, 本书还有多张附表, 如将社事时间大致可考的结社按年编系,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年表》;依据《明史·地理志》, 将社址可考之社事按照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进行统计,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地域分布表》;对性质可考之社事进行统计,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分期与分类统计表》;将结社时间难以确考的社事按音序排列, 制成《明代文人结社补录》等, 这些附表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而且是对正文的重要补充与进一步丰富, 其记载内容与正文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使全书既经脉分明又浑然一体。
三、态度审慎, 考订细致
本书在事实考订、材料援引等方面多经反复推敲方下论断, 用语稳当, 体现出较为审慎的学术态度。在资料的使用上, 本书涉猎文献虽多, 但有着明确的使用原则:“博采兼收”、“取前舍后”、“原始呈现”。对于文献记载非常丰富的结社, 尽量广采众家之说, 以窥其全貌;对于文献记载前后抵牾的结社, 尽量以时人记载为准, 而舍弃后人资料, 在找不到时人记载的情况下, 本着先记为主、后记为辅的原则对资料加以辨别使用;对于文献记载很少的结社, 尽量将所见资料以原生态形式保留于文中, 以俟来者补正。这种广收、慎取、开放的文献使用原则既符合本书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 又是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循的基本治学理念。在具体的内容表述方面, 本书细致入微的考辨随处可见, 如对“北郭十友”与“北郭十才子”的辨析;对王世贞、李攀龙诸人所结之社并不沿袭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的“七子社”旧说, 而是依据具体史料仅称为“六子社”;对赵介参与南园诗社、蓝田参与海岱诗社等一些历来存有疑窦之事细加考辨;对清初以来缠杂不清的有关复社成员的记载文献进行梳理, 整理成三个系统六种著作;以复社为中心, 将明末清初关系复杂的众多结社绘成图表, 使人一目了然, 等等。澄清这些问题既需要查阅大量原始文献, 又需要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及方法才有可能拓展, 形成见解。此外, 在社事考订过程中, 本书还为数千明代文人撰有小传,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一则明代社事繁盛, 涉及文人数量众多、工作量很大, 二则大量人物姓名、字号、里籍、履历、著述等都需要借助各种方志、传记、史料、墓铭及工具书等, 进行广泛查阅、仔细比对和反复核校, 非如此难以完成人物信息的准确定位。
四、守旧出新, 稳中求进
本书绍续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的研究路径, 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全面考核﹑辨订, 治学方法极为正统, 而研究结果意义很重大。本书围绕明代文人结社的事实进行考订, 通过翻阅大量第一手资料, 广泛涉猎, 旁征博引, 力争将每一家结社的社长、社员、社约、社时、社所、社会等具体问题考证清楚, 尽量勾勒出它们的原始状貌, 对于一些前人研究过的结社也不是尽信其言, 而是依据所见文献考其真伪, 正其讹误, 做了许多补充和纠误。作者博而求实, 重视证据, 文风踏实, 不尚空谈浮说, 这与乾嘉学派推崇的汉学精神一脉相承。作者历经八年, 不断积累和补充, 最终完成这部著作, 是在真做学问, 做的也是真学问, 对于一个活在当下、难以躲避各种困惑及诱惑的青年学者来说尤为难得。本书的研究结果将考订出来的明代文人结社数量提高到930个, 并根据掌握的资料在《后记》中提出了“千数以上”的说法, 文献翔实, 结论可靠, 切实推进了相关研究。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期, 明代文人结社已不是个别区域或个别时段的社会现象, 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雅集活动, 而是一种与政治党争、八股选文、讲学思潮、文学流派、宗教风气及节日风俗等都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 可以说是勾连朝野、影响国势及大局兴衰的重大活动。长期以来治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社会史、风俗史等都必然涉及文人结社, 本书研究成果可以为这些研究的拓展提供更坚实的文献及论述基础。
当然, 本书有一些尚待完善之处, 如所考社事虽有一定的排序原则, 文末附有按时间、地域、类型编成的表格, 但是由于明代结社的数量繁多, 读者在阅读时仍然会感到不方便, 若以结社人物为线索再编一份索引以供读者查阅, 则会更便利。又如, 由于本书为作者一人独立完成, 时间有限, 查阅明代文献的范围尽管已经很广, 但仍比较有限, 因此所考订出的“930个”这一数据肯定不是明代文人结社的最终数量, 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言, 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事尚未涉及,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 相信这一数据将会被不断刷新。此外, 受作者设计的整体研究规划的限制, 本书的特长在于考据翔实, 而义理辨析比较薄弱, 这在以后研究中有待补足, 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能在文人结社这个领域再出成果、多出成果。
注释
11 参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本文最初发表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 (上) , 后编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上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2 参李圣华《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拾遗》, 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附录一《晚明文人结社简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文人学士 第6篇
在中国文化史上, 文人名士的高会雅集往往正是诗画创作的良好机缘。从汉魏以降到民国时期, 文人雅集的活动代不绝踪, 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人雅集图》也成了中国绘画史上极为浪漫动人的一大景观。这些文人雅集图, 或是对当时聚会现场的纪实留念, 或是对以往故实所作的想象之见, 或是对文人生活理想的憧憬虚构, 其描绘的目的、功能、作用不一而足, 却是中国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是最能深入中国文人意识形态、最能代表文人理想生活典范的一种绘画图式。
文人集会的源头, 大概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王对才华各异的门人食客的招徕, 可以看做是文人集会的滥觞。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多篇宴饮集会情形的描写, 则可以看做是文人雅集的最初艺术成果。汉代以降, 文人群体开始形成, 文人内部的交际应酬和集会活动也随之增多。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出面组织有才之士, 形成颇具格调的雅集活动, 如梁孝王的“兔园雅集”。这种主宾相约, 文人出场的集会方式逐渐成为后世主臣集会的范式, 作赋吟诗的活动内容也让原本的饮酒娱乐充满了风雅基调。
魏晋时期, 文人群体意识真正觉醒, 文人集会活动空前增多。当时的文人名士经常聚集在一起宴会赋诗, 谈玄作论。曹魏时期, 曹氏父子曾多次在邺下组织文人集会。西晋又有著名的“华林园集”, “金谷园集”。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更是诗酒风流的典范。东晋后期和南朝初期的“戏马台集”、“曲水集”等, 规模也都非常盛大。在这些雅集活动中, 吟诗作赋无疑是聚会的基本内容, 这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学财富。同时, 随着魏晋绘画的自觉与兴盛, 文人雅集行为亦成为画家津津乐道的艺术题材, 中国绘画史上一系列源源不断的《文人雅集图》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魏晋最著名的文人雅集活动有四组:一是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士的邺宫之集。建安九年, 曹操攻下邺城, 为了使人心归服, 曹操大肆网罗文士, 喜好文学的曹丕、曹植兄弟也加入其中, 邺城遂成为曹氏集团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心。在留守邺城的日子里, 曹氏父子与一群文人经常聚会于文昌殿西边的铜雀园, 即西园, 众主宾“行则连舆, 止则接席, 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 丝竹并奏, 酒酣耳热, 仰而赋诗。”1曹氏兄弟与建安文人在雅集过程中作了大量五言诗, 形成中国文学上的重要“建安流派”。
魏晋之际第二大雅集是七贤的竹林之游。据《世说新语》记载:“陈留阮籍, 樵国嵇康, 河内山涛, 三人年皆相比, 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 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 肆意酣畅, 故世谓竹林七贤”。2“七贤的竹林之游非常随意, 它没有组织者的精心筹备, 也不带有明确的目的性, 只是气质相合的几个人会合在一起随意酣饮、清谈。但因为七贤大都入晋不仕, 有伯夷、叔齐之风, 且放诞不羁, 高洁难期, 很快成为后世高士的楷模, 亦广为诗人和画家所追慕与缅怀。
明文征明《兰亭修禊图》, 纸本设色, 24.2cm×60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第三大著名文人雅集活动是石崇的金谷园之会, 这其实是一次祖道饯别的集会。西晋元康六年 (296年) , 征西大将军王诩将归长安, 石崇邀请了潘岳等诸贤30余人, 在金谷园为王诩送行。金谷园是石崇在河南的别庐, 又称“河阳别业”, 环境十分优美。石崇与送行的众宾在园中尽情游宴, 并在琴瑟笙筑与鼓吹递奏声中, 各赋诗叙怀。不能赋诗者罚酒三斗, 被称为“金谷酒数”, 为后世雅集活动竞相模仿。石祟还为此次集会写下了著名的《金谷诗序》。由于《世说新语》里有诸多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 后世往往对石崇和他的金谷园留下奢侈粗俗的印象。但因为有着关于金谷园的大量描述及《金谷诗序》等文字传世, 《金谷园图》倒是成了文人雅集图中经常被描绘的对象之一。
明仇英《竹林七贤图》绢本设色, 36cm×172cm, 私人收藏
魏晋时期第四大文人雅集, 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雅集, 是东晋的兰亭之会。兰亭雅集是“一场青史流芳的贵族聚会”, 永和九年, 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王彬之等以王谢大族为中心的江南名士四十二人, 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修禊”, 活动中曲水流觞, 赋诗咏怀。这次集会得二十六人所作诗歌三十七首, 汇为《兰亭集》, 王羲之和孙绰分别为序, 附于前后。其余不能赋诗的十六人, 各依“金谷酒数”受罚。由于雅集参加者地位之重, 格调之高, 诗文之美, 以及王羲之书法之精良, 兰亭雅集成为后世历代文人倾慕怀念的雅集典范, 也成为历代文人画家竞相描绘的雅集题材。
二
有着宗室贵戚的礼遇, 顶端文人的出场, 美酒佳人的陪伴, 良辰美景的衬托, 六朝时期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集会活动, 很难不引起世人的极大反响。不仅诗人常常回忆凭吊, 画家亦依据诗文记载或虚构想象创作了大量的“雅集图”。
从书画图录来看, 在魏晋当时就已经有文人雅集图出现了, 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都记载司马绍曾画过《穆王宴瑶池图》, 从名称来看其很可能是一幅《雅集图》。《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还都记录着西晋史道硕的《金谷园图》, 应该正是描绘石崇的宴游基地金谷园。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 史道硕还绘过《七贤图》, 可惜两幅画作今都已不得见。由于金谷园雅集故实详细, 唐末张南本、北宋王诜、明代仇英也先后画过《金谷园图》。仇英的《金谷园图》气势宏大、景物富丽, 造型精工, 青绿华贵的色彩, 精致细腻的笔法, 很适合表现金谷园存在之时的繁华热闹。
有史记载更加可靠的魏晋文人雅集图是东晋顾恺之的《清夜游西园图》。据《历代名画论》记载, 顾恺之曾作有《陈思王诗图》。北宋时期的画论家郭若虚、董逌都曾见顾恺之的一幅《清夜游西园图》, 正是根据曹诗意而作。曹植《公宴诗》有“清夜游西园, 飞盖相追随”两句, 画名由此由来。董逌在《广川画跋》中明确称“顾长康初以曹子建诗作此图”, 很可能《清夜游西园图》正是《陈思王诗图》。董逌说这幅画“笔墨奇古, 摆脱俗韵, 其在人物态度, 犹是当时风流气习可以想见。”最重要的是, 这幅画上还有梁朝诸王的题跋, 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天厨”就是皇帝的庖厨, 也就是帝王组织的宴饮活动。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曾详细记载了该作品的流传状况:
《清夜游西园图》者, 晋顾长康所画, 有梁朝诸王跋尾处, 云:“图上若干人, 并食天厨。”唐贞观中, 褚河南装背, 题处具在。其图本张维素物, 传至相国张弘靖家, 弘靖元和中忽奉诏取之, 是时并钟元常书《道德经》一部, 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 复流落人间。有张维素子周封, 泾州从事, 秩满居京, 一日, 有人将此图求售, 周封惊异之, 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 问之, 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易公《清夜游西园图》, 周封惮其迫胁, 遽以图授之, 翊日果赍绢至。后方知其伪, 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盐院, 时王涯判盐铁, 酷好书画, 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清夜游西园图》, 当遂公所请, 因为计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后, 流落一粉铺家, 未几, 为郭承嘏侍郎阍者以钱三百市之, 以献郭公。郭公卒, 又流传至令狐相家。一日, 宣宗问相国有何名画, 相国具以图对, 既而复进入内。3
北宋董逌《广川画跋》对这幅画也有类似的描述:
观郑彦庄所得《西园图》, 此殆善于摹榻为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尽, 惟卷墨仅可见。笔墨奇古, 摆脱俗韵, 其在人物态度, 犹是当时风流气习可以想见。顾后世画工笔力不能到也。顾长康初以曹子建诗营此图, 在梁朝入录为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 后入张惟素家, 至弘靖进入。其后崔漂窃出, 张周封得之, 又为王庶人所藏。涯亡, 此画入民居。郭承暇以重金购得之, 而令狐楚复得以进。唐末兵乱, 遂失所在。非赖摹传, 将遂无见。
在中国绘画史上, “竹林七贤”一直是一个重要题材。从东晋到元明, 以七贤为题材作画的人很多, 顾恺之、史道硕、戴逵、陆探微、宗炳、毛惠远、韦鉴、常粲、支仲元、石恪、赵孟頫、仇英等名画家都创作过它。世人称这一题材的绘画为“七贤图”或“七贤画”。其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顾恺之《七贤图》做过很高的评价:“《七贤》:唯嵇生一像颇佳, 其余虽不妙合, 以比前诸竹林之画, 莫能及者”4, 可见画的正是“竹林七贤”。1962年, 南京西善桥一座东晋墓出土了一幅《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印壁画, 壁画左右对称, 每半幅上绘四个人物。人物之间连贯自然, 估计是先在整幅的纸绢上画好粉本, 再分段刻模烧成。右壁半幅依次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左壁半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八个人物面貌不同, 神态各异, 性格刻画细致又富于个性, 人物之间以不同树木分隔, 整体画风成熟, 一定是出自当时的高手。
《兰亭雅集图》一类的画早在六朝也有图绘, 唐代尚有作品存世。唐宣宗大中年间, 李频 (818?-876年) 曾作《府试观兰亭图》诗一首:
往会人何处, 遗踪事可观。林亭今日在, 草木古春残。笔想吟中驻, 杯疑饮后干。向青穿峻岭, 当白认回湍。月影窗间夜, 湖光枕上寒。不知诗酒客, 谁更慕前欢。5
李频所观的这幅《兰亭图》不知道出于何人之笔, 但昔日“群贤毕至, 曲水流觞”的景象却依稀出现在读者面前。北宋以后, 随着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上的强势崛起及文人画的兴盛, 文人雅士对兰亭梦想的追慕更是随处可见, “兰亭”一词, 常常闪耀在后世诗文之中, 画家对“兰亭雅集”一类绘画题材更是青睐有加, 北宋李公麟、乔仲常, 南宋刘松年, 明代文征明、仇英、尤求、黄宸、赵原初, 清代苏六朋等都曾依据兰亭雅集的故实作画, 名称虽有《兰亭图》《曲水流觞图》《兰亭修禊图》等多个, 但寄托的都是画家对这次文人集会盛况的倾慕之情。
笔者通过对历代图画著录、多种人物画册及中外藏画的蒐集整理, 计得魏晋时期四大文人雅集活动相关的历代《文人雅集图》31幅, 虽不可能做到完全统计, 但已经看出了文人雅集题材的初始规模。列表如下:
三
从邺下、竹林、金谷园、兰亭雅集开始, 文人雅集活动始终伴随着文人士大夫的存在而活跃在历史上, 随之产生的《文人雅集图》也逐步充实着中国书画发展。随着时间的推演, 魏晋时期的这些雅集更成了世人眼中的经典, 赞叹者有之, 仿效者有之, 对中国文人文化的建立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北宋苏轼等人的“西园雅集”与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 文人墨客在评价的时候也喜欢与“兰亭修禊”“金谷园豪宴”相提并论。如元代姚文焕题《西园雅集图》最后两句:“兰亭荸荠事, 金谷绮罗丛。回首具陈迹, 君看图画中”6;明人叶向高亦有诗云:“千载风流说永和, 西园冠盖更婆娑”“凄凉金谷无人问, 唯有西园翰墨鲜”7, 都是通过对兰亭、金谷的回忆来抒发对北宋“西园雅集”的感慨。再如五代南唐画家李景道曾作《会友图》, 《宣和画谱》称誉此作:“颇极其思, 故一时人物见于燕集之际, 不减山阴兰亭之胜”8。可见, 魏晋时期的这些文人集会已经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之一, 更成为后世文人企慕和仿效的对象。
注释
11.魏·曹丕《与吴质书》, 见《汉魏六朝三百家集》, 卷24, 四库全书电子本, 集部八.
22.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第23, 百度文库本.
33.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5《故事拾遗·西园图》,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集》第一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8年.
4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1,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8年.
55.《全唐诗》电子版, 卷589-43.
66.陈邦彦等编《御定历代题画诗类》, 四库全书本, 卷41。
77.叶向高《苍霞草全集》,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4年, 页361、362.
文人学士 第7篇
自我国近现代报业发展以来,王韬、梁启超、李大钊、邹韬奋、张季鸾等知识分子,都用实际表现生动诠释了“文人论政”。然而,“文人论政”也有着历史局限性。《百年孤独》的作者、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评析时,曾说:“知识分子是一种古怪的动物,他总是把先入为主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并不顾一切地让现实服从他的理论。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方面非常让人怀疑的原因。”马尔克斯的论断是一种隐喻,说明逐渐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场和新闻场的角力中、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中、在无力和抱负之间艰难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论政”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度消隐,但近年来又重新在新闻界中活跃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背景下,“文人论政”的重新活跃格外引人关注。问题是,尤其在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社会的历史关口,“文人论政”对新闻实践、尤其探寻新闻改革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本文试图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文人论政”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原因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中评析道:“现代中国报刊历史很短,一百多年前始由西方传教士引进,新闻教育则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美国移植到中国。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2]这段精当的评论,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文人论政”的历史演变和主要特征。
“文人论政”见诸文字可以追溯到张季鸾先生。1941年,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这也许是“文人论政”这一词汇的最早来源。[3]“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百年发展的主要特点。所谓“文人”,封建时代叫“士大夫”、“书生”,现代叫知识分子(包括任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论政”的主体。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倾注到文字当中,通过在报刊公开发表言论引导舆论,进而指引国家的走向。
事实上,“文人论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品评人物,议论时政。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4]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无数知识分子敢言直谏,仗义执言,因此不惜殉身,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从魏征、范仲淹、黄宗羲,到东林、复社诸君子就史不绝书。体现百年新闻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论政”有着令人感佩的精神源头,由此构成了这一绚丽多姿、有别于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特有现象。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报纸上表达自己的强烈爱国诉求,将有限的力量汇入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文章报国、以言论政,成为知识分子热切追求的价值理想和勇于担当的使命责任,也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的滥觞和主要表现。
二、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996年,布尔迪厄在法国巴黎一台电视讲座上侃侃而谈,并将讲稿整理为名著《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体现他思想的著作中,布尔迪厄在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应用布氏理论,将新闻业看作一个场域,而且认为新闻业这个场域高度受制于其他场域,尤其是政治场域。英国学者尼克·寇骓进一步指出,新闻场域与其说是一个新闻业的场域,不如说是新闻与政治融合的场域(merged journalistic-political field)。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场域中活动,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进入新闻场的近现代一个个知识分子,有感于国破家亡,热切地借助现代报刊这种传播工具,针砭时弊,救国救民。但是,在政治场强有力的制约下,他们往往有心无力,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对于个体而言,生命只有一次,死亡意味着失去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为何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里必须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思为游戏。在布尔迪厄看来,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5]从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分析:1.游戏其实就是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必须决出胜负,一争高下;2.游戏的开展有着确定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有可能接受惩罚或是被放逐于场域之外,不能继续参与游戏。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新闻场中竞争激烈的“游戏”。支撑知识分子继续这一“游戏”的基本动力,就是“文人论政”精神。知识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其精神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竞争意义不可估量,在这场游戏中的胜出者可以占据大众舆论的制高点,并因扭转大局、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而青史留名。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代表的是骄傲的士大夫“清议”风骨。知识分子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既承续了传统士大夫担当大任的使命感,又不同于传统文人的依附身份,自觉、勇敢地适应时代变迁,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知识分子在政治势力的压制下寻找自我话语的空间,创办报刊阐发变革思想、启蒙大众,使救亡思想、国家意识、民族观念成为共识,感召了社会公众,满足了近现代历史的需要。为了这样崇高的理想,作为新闻场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奋力挣脱政治势力的桎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艰难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竞争胜出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在游戏中胜出的竞争者无疑会采取颠覆的策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正是这个幻象,如同鲜明的理想,指引着无数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身到新闻场中。
三、“文人论政”对新闻改革的启示
“文人论政”作为优秀传统,深深地影响并改变着我国新闻界的方方面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文人论政”对当今新闻改革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1. 以舆论监督社会。
萨义德提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就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应当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代表着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他们监督国家权力,促进社会变革,这种以舆论监督社会的信念,正是“文人论政”传承的基础。知识分子应该在报刊上指陈时弊,揭露一切不合理现象。我国新闻媒体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推动者。
2. 富有责任感,勇于担当。
知识分子秉承“文人论政”精神,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他们既不依傍权势,也不屈从流俗,无私无畏,独立作出判断。新闻媒体既承载着各种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同时承载重要的社会责任。每一个新闻人都应该固守客观的立场,坚持发出正义的声音,坚守报人的职责。
3. 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
从王韬、梁启超到张季鸾、王芸生,他们身上都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感。无论时世如何变化,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从未改变过。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值得现在的新闻人学习。张季鸾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一言以概之,“文人论政”就是为国家鼓与呼。由此,我们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爱国热情体现在字里行间,在新闻实践中表达出浓烈的爱国之情,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所赋予新闻人的使命和责任。
四、结语
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知识分子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历史上,知识分子就富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秀传统,他们也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发挥关键作用。如今,转型期矛盾复杂、问题多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知识分子用“文人论政”的精神,以开阔的视野、专业的素养、远大的情怀,为大众析事明理、为社会指导方向、为发展建言献策。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万山的重重叠压、阻挠并不能使一条小溪屈服;相反,到了山脚尽处,那种水流滚滚向前的景象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就是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坚定信念。“文人论政”的精神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读史明鉴,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新闻人,应该更好地激发责任感,认真思考专业的信仰和新闻的理想并落实到实践中。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M].商务印书馆,1990.
[2]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王永亮.文人论政与新闻舆论监督[J].当代传播,2011.4.
[4][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文人香事 第8篇
中国古代香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重要推动, 历代文人诗词、画作、和香学著作都记录了大量文人与香的密切关联。文人雅士不仅品香, 很多还亲自编撰香谱、制作合香、设计香具、制定香席仪规等, 并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美学和哲思。可以说, 用香是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风雅之事。
一、著书立作
天然香料种类繁多, 不同种类、不同配比、不同辅料、不同工艺均可能使最终合成的香料千差万别。古时文人亲自制香来表达自身的精神追求, 然焚香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不同于书画可长久留世, 香飘烟散之后便无可被后人追忆。故古时文人雅士借著书立作的方式将香方香谱加以整理记录, 也有对品香用香之心得的记载, 这些文字留存至今的以宋代以后为多, 成为还原古时用香文化场景的重要依据。
宋朝香事发展至鼎盛, 众多文人编撰整理香方香谱, 但有些已佚失, 仅存书名。洪刍的《香谱》是北宋较早的记录香谱的著作, 也是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谱类著作之一。它广泛收罗历代合香配方、用香方法和用香史料, 并通过用香事项对上下两卷进行了四大分类: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和香之法, 此分类也被后来各家香谱的撰写所沿用。此外宋代还有陈敬之《陈氏香谱》、颜持约之《香史》、范成大之《桂海香志》、叶廷珪之《名香谱》等著作问世。宋代香谱主要记载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充满创造性的合香技法, 并以此重现当时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的风雅精致。
明清时期,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均有体现, 尤其东南沿海地区, 依托宋元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此背景下, 江南地区的文人香事得到很大支持, 可查证的香事著作有周嘉胄的《香乘》、屠隆的《考槃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文震亨的《长物志·香茗》、沈立之的《香谱》等。其中周嘉胄的《香乘》为历代香学文化的集大成者,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记载, 此书竭尽二十余年之力著写, 旁征博引, 所有研究香学者必以此书为首。全书共二十八卷, 书中涉及香事香料的史、谱、记、卷、录的文献总结, 辑明代以前香事香料, 十分详尽, 该书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
二、吟诗颂香
“独坐闲无事, 烧香赋小诗” (陆游《移花遇小雨喜甚为赋二十字》) , 吟诗咏香是文人雅士品香后的风雅见证。文人的焚香活动从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全方面地体察香与周围环境所共同形成的意境, 并通过自身敏感细腻的感受力将其主观地升华为一种情感体验。对于风雅的文人而言, 香不仅仅散发气味, 不同的香所含有的微妙气息更是有语言、有灵魂的。
文人对香的描述经常用到通感的修辞, 如黄庭坚曾形容“韩魏公浓梅香方”的香气如“嫩寒清晓, 行孤山篱落间”, 将香的气质表述为一个真切的三维立体场景体验, 淋漓鲜活。唐代诗人李贺的《神弦》:“女巫浇酒云满空, 玉炉炭火香鼕鼕。”“鼕鼕”为象声词, 形容鼓声, 此处将听觉通感于嗅觉, 形容炉中香火似带有咚咚之声。咏香诗词中也见比喻的修辞, 如陆游《焚香赋》形容香气“绵绵如皋端之息”“蔼蔼如山穴之云”, 迷蒙清幽的情景跃然眼前。又如宋代陈去非的《焚香》:“明窗延静书, 默坐消尘缘。即将无限意, 寓此一炷烟。当时戒定慧, 妙供均人天。我岂不清友, 于今心醒然。炉烟袅孤碧, 云缕霏数千。悠然凌空去, 缥缈随风还。世事有过现, 熏性无变迁。应是水中月, 波定还自圆。”炉中一柱香烟如云, 袅袅升起, 呈现碧色, 又慢慢散开, 一缕一缕变化成细雾上千, 凌空而去, 随风飘渺, 在悠然的香气中安静阅读、参悟道法、消解尘缘。
三、品香悟道
文人雅士的用香文化是经过用香功夫的学习和涵养修持之后升华而成的一种生活诗意和美感, 是一种内化后的精神提炼。《陈氏香谱》中记载了黄庭坚收录的一款名为“意可”的香方, 其中的跋文说, 此香由山谷道人从东溪老处获得, 而东溪老从历阳公处获得。众生的行为力量不可度量, 将此香在鼻端环绕二十五次, 要想增上一定要此香才可。况且用酒泡玄参, 用茶熬煮紫檀, 鼻中已充满这种香气, 可持续地证悟不生不灭的诸法之相。有心之人以鼻参此香, 对佛法之理定会处处参透。
以香参禅道最早见于《楞严经》 (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 。其中香严圆通篇中提到, 香严童子闻沉水香发明无漏, 通过鼻根入圆通, 证得罗汉果位, 获得解脱和圆通之顿悟法门。品香悟道并不是贪恋香气, 使自身失去本心, 而应做到嗅香时休止:“随所闻香, 即知如焰不实, 若闻顺情之香, 不起着心;违情之臭, 不起瞠心;非违非顺之香, 不生乱念, 是名修止。” (《小止观》) 即当闻香之时, 若利用鼻子对香气过度用力捕捉, 其实是虚无没有根据的, 而如若能做到内心不被香气所牵制, 不因顺情的香气着迷, 不因违情的香气惊恐, 才能证得周围法界, 到达圆通无碍的精神法门。
四、雅集斗香
燕居焚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文人雅士常在花园庭院或幽室之中设香席以“试香”, 士人借香这种媒介相聚, 寻求共同的精神追求。周嘉胄《香乘》卷十一有载, “韦武间为雅会, 各携名香, 比试优劣, 曰香会”, 说的是雅会斗香。品香斗香时需要有一系列规则指引, 除了对香气的风格、香雾的形态、留香的时间等香料本身的品质的考评以外, 对焚香的环境要求也极为考究苛刻。从香具的形制、材质、到香几、香桌的配搭、再到周围光、声、色环境的配合, 力求与香品的气质相辅相成, 不得产生违和之感。因此文人雅士对香席仪规也自有一些审美规范, 不同的焚香情景和状态应配以不同的香具。
明文震亨《长物志》中有说, 在花园中焚香, 最适合在天然形成的山石之上放置木鼎式的香炉, 便更见山林野趣, 有返璞归真之感。在香室中, 则常布置一些用于观赏的名贵沉香, 形如山峦起伏的沉香木, 配以托盘托架, 谓之沉香山子。如苏轼《沉香山子赋》中描述海南沉香:“宛彼小山, 巉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 象小孤之插云。”此外, 香室中通常还挂画、插花, 挂画宜高, 且室内只能挂一幅, 若两壁或左右相对悬挂, 则俗。花以素净洁白、含苞未放者为好, 否则艳丽盛放之花繁华喧闹, 无法勾画出香室枯淡和令人期待的意境。《长物志》中还有提到如何布置香室:在日常使用的坐几之上放置一个日式小几, 上面放置一个香炉, 一个盛放生香和熟香的大香盒, 两个盛放沉香和香饼一类的小香盒, 一个盛放香匙香筷的香瓶。室内不可同时出现两个香炉, 不可将香炉放置在靠近挂画的桌子上, 也不可将瓶子和盒子对列摆放, 这些都是俗套的做法。此外在香炉的选用上也有讲究, 夏天适合用陶瓷香炉, 冬季适合使用铜质香炉。
五、怡情悦兴
文人雅士爱香用香, 不但焚之, 也常要风雅蕴藉、暗香浮动。将阴干香草制成的香囊系于衣袖中的肘臂上, 香气自袖筒中隐隐散出, 可谓袖底生香。唐冯贽《云仙杂记·大雅之文》中有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 先以蔷薇露灌手, 薰玉蕤香后发读, 曰:‘大雅之文, 正当如是。’”可见, 用香已被文人内化为日常的修行, 更有尊敬与礼节的意味在。
士人亦以香熏书, 不仅可以防虫, 阅读时更有缕缕暗香袭来。早在三国《典略》中有载:“芸台香辟纸鱼蠹, 故藏书台称芸台。”明屠龙在《考盘余事·书笺》中提到, 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收纳图书, 将书晒至干燥, 放入柜中, 将芸香、麝香、樟脑一并放入, 并以纸糊门, 可以防止蠹 (蛀书虫) 蛀。古代文人也在墨中添加香料, 书画时墨汁清香, 提神醒脑, 同时亦可为书画防虫。“松烟二两, 丁香、麝香、干漆各少许, 以胶水溲作挺, 火烟上薰之, 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 入秦皮末色碧, 其色俱可爱。”是为南朝梁代冀公制墨的配方。另宋人张遇的“油烟制墨”:“以油烟、麝香、樟脑、金箔制墨, 状如钱子, 因以闻名。”又有“吴叔大以桐油、胶、碎金、麝香为料, 捣一万杵, 而使墨光似漆, 坚致如玉, 因以扬名”。
香事更是士人描写闺阁绣闼精致生活和无尽闺怨不可或缺的意向, 是文人风雅情趣的见证。冒襄在《影梅庵忆语》卷三中大篇幅描写他与其妾秦淮名姝董小宛静坐香阁、细品名香的画面。“历半夜, 一香凝然, 不焦不竭, 郁勃氤氲, 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 荷鹅梨蜜脾之气, 静参鼻观。”试想炉中香烟氤氲, 红袖在侧, 斜倚薰篮, 与其一起细想闺怨, 此情此景浪漫不已。
六、结语
文人的雅号 第9篇
1.司马迁
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在受宫刑的情况下，发愤著《史记》，名垂千古，因此世人称其雅号为“史迁”。
2.曹植
三国魏诗人，与其父曹操、其兄曹丕称为“三曹”，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的奠基人，自如地运用乐府体裁大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境界。曾有七步成诗的故事，其诗为：“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由此世人称为“曹七步”。
3.谢道韫
东晋著名女诗人。因一首咏雪诗中有“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而得名。在这里用柳絮比拟下雪非常形象，因此人们称为“咏絮才”。
4.王昌龄
唐代诗人，擅长七绝，多写边塞军旅生活，气势雄浑，格调高昂，由此人送雅号“七绝圣手”。
5.刘长卿
唐代诗人，善写五言诗，雅号“五言长城”。
6.陆羽
唐代文人。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尤以“茶”为文的居多，曾著有《茶经》，由此得“茶仙”“茶圣”的雅号。
7.张籍
唐朝诗人。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又担任过太常寺太祝，因此孟郊戏称他为“穷瞎张太祝”。
8.韦庄
五代前蜀著名诗人。著有长篇叙事诗《秦妇吟》，由此有“秦妇吟秀才”的雅号。
9.谢逸
北宋诗人。尤其擅写蝴蝶，据说他写蝴蝶的诗有三百多首，因此有“谢蝴蝶”的雅号。
10.张先
北宋词人。因其词中有“奈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闻名，雅号为“张三中”；又因“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野径无人，堕飞絮无影”三处用“影”字，又有“张三影”之雅号。
11.宋祁
北宋词人。因其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通感名句，又因任过尚书官职，由此世人称其为“红杏尚书”。
12.秦观
北宋词人。因其词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名世，雅号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13.贺铸
北宋词人。因其词《青玉案》中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而有雅号“贺梅子”。
14.陆游
南宋爱国诗人，诗作流传至今有九千多首，内容丰富，主要表现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著有《剑南诗稿》等。在众多的诗作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海棠的诗，因此有“海棠颠”的雅号。
15.柳永
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因排行第七，世称“柳七”；又因曾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16.林逋
北宋诗人。祖籍钱塘，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终身不仕，也不婚娶，故有“梅妻鹤子”之雅号。
17.姚鼐
千古文人侠客梦 第10篇
在中国国民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曾写过: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文人之无用,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心肺。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弃笔从戎者总是少数。令人敬仰的大文豪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从未亲临过战场。大多数文人也都如此。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水泊梁山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身。
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所谓“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形象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历史上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必然。
“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
正是因为文人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于一身,那就更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俗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身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他们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客即出于墨家。但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略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决心。在中国,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情怀的人。在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已沉淀到中国的文化中,使“侠”字无处不在!
与侠客相比,文人的侠义大多是一种精神,一种洒脱。文人之所以爱做侠客梦,就在于他们有侠的精神却没那种能力。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编织心目中的侠客,除了一身本领和本人不相符合外,其人物的性格等特征就是美化了的自我。如古龙,他书中的的主角几乎都身世凄惨,性情豪爽性格却有些偏执,使一手名动天下的快刀、快剑,但话绝对不多,笑容绝对不多,酒量一定要惊人,就犹如他自己一样酒色才气又心理抑郁。
文人一代一代换了很多,梦却一代一代延续着。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铁肩担道义,扬眉剑出鞘……痛快之情,淋漓纸上。
于是,江湖成了文人的江湖,侠客成了文人的化身。每一个文人,都有了自己的侠客梦。
一首《侠客行》写绝了文人的侠客梦。历代文人经常以“游侠”自比。从“抚剑独行游”的五柳先生陶潜到“纵死侠骨香”的青莲居士李白,几乎每一代的文人都会有着“书剑飘零”的梦想,构成了千古文人的侠客梦。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豪情冲天,那“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的千年书生叹,句句流露出文人对侠客的向往。
早在魏晋时期,陶潜就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南朝陈子良《游侠篇》有云:“洛阳丽春色,游侠骋轻肥。水逐车轮转,尘随马足飞。”李白在《少年子》中对少年游侠大加赞美:“青云少年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唐诗人令狐楚《少年行》也说:“少小边城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如今年事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等闲飞鞍秋原上,独向寒云试射声。”诗人高适的《邯郸少年行》中也写到了“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的豪情。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说:“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如此这般以诗词的形式吟咏过游侠的文人墨客不可计数。到了明清及近代,随着市民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兴起,游侠们行侠的故事则更广为人们所传颂。文人们一直在追寻着他们那近似于“乌托邦”似的“侠客梦”。
文人,想到塞北猎猎的长风,想到西域漠漠的黄沙,无一不会热血沸腾,涌起万丈豪情。侠客们的豪爽,是文人内心的洒脱。侠客们的潇洒,是文人内心向往的自在。侠客们的疾恶如仇,是文人内心的纯真。
从孔子开始,一代代文人共同建立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人有文人的自豪,但也有千古文人痛——“世间多少妙书生,若个沙场乃里行”。加之文人整日伏案写作。体弱多病的文人希望有强壮的身体,才有了最初传颂的侠客吧!
文人在创造侠客这一形象时,已经不自觉地融入了自身的是非观。文人的心是自由的,他们从心所欲,吊古伤今,心在不住地飞翔,因而他们笔下的侠客也大多向往自由,潇洒自在;文人大多天真浪漫,也就有他们笔下侠客的正邪分明,也就有了侠客们敢作敢当,也就有了侠客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爽;文人大多追寻美,于是侠客们所处的西域就有了悲壮的美,侠客们所留恋的江南也就有了温柔的美。
每一位侠客的个性都来于文人那复杂而敏感的内心。令狐冲的洒脱,楚留香的风流,李寻欢的专情,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都无一不来自于文人的内心世界。
文人一直在完善他们的内心世界,侠客是文人世界的实践者。侠客们被认同,文人的世界也就得以认同。
文人之所以需要侠,源于千百年来他们面对现实的困顿和压抑。
行侠仗义VS政治黑暗
侠客们行侠仗义,主要有两种方式: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因为古代文人生活的时代,大都政治腐败,统治严酷,面对现实的种种,文人们谁不想大济苍生?可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能力是有限的,若不能求取功名,恐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哪有什么神力改变现实?所以,文人笔下的侠客们,便代替文人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当然,是虚构的权利。侠客们劫富济贫,改变社会分配的不公;侠客们除暴安良,扭转强权裁决的不公。这些,就是文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
浪迹天涯VS生活封闭
多数武侠小说都不乏对轻功的描写,侠客们武艺超群,来无影,去无踪,他们昨天还在江南水乡吟诵“杨柳岸晓风残月”,今天就面对茫茫大漠吹奏断肠的长箫,有时甚至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他们好像不用干活,却总是有银子住店、资助朋友、救济穷人,当然,一路上总会遇到天下不平事,一切显得那么虚假,那么不合逻辑,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文人的生活圈子就那么大,生活的内容那么单调乏味,又怎能不在笔下大做文章呢!
浪漫情缘VS婚姻不自由
一身正气的侠客,总会偶遇自己的红颜知己,于是爱得轰轰烈烈,惊天地而泣鬼神。这与文人现实生活中缺乏爱情、婚姻不自由有必然联系。很多男人羡慕封建社会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还可以自由出入青楼,合理合法,殊不知,封建时代的男人虽然看似特权多多,但有一样——婚姻大事由不得自己做主,历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要是敢于私定终身,总免不了梁祝的悲惨命运。因此,他们的婚姻生活,缺乏爱情,妾和妓,当是对这种生活的弥补。但是,穷酸文人还有他们自己的弥补方式,那就是在小说里做一回缠绵悱恻的春梦。
于是,文人常常崇拜那些武林高手,他们一身清风,仗剑走天涯,回首间,无边落木萧萧下,仰天长啸,不觉珠泪洒……那是何等快意的潇洒人生?
仗剑江湖载酒行
从司马迁的《史记》为游侠列传后,作为历史人物的“游侠”,从司马迁的汉朝漂流至今,辗转迁移于唐诗宋词、明清话本小说、民国武侠文学,古今文人,数千年来一直挚爱着游侠,或仰慕怀想,或仿效任侠,或诗文寄托,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和侠客之间,其实本是一家人。他们的理想与精神,从来就是一脉相通。孔夫子、孟夫子教人实现美政世界,李耳、庄周引人返璞归真;而文人和侠客共同的理想和愿望,都是救民众于水火,使生灵免遭涂炭,建立一个道德淳美、清平无争的桃源世界。他们殊途同归,只是方式不同,一个以书,一个用剑。
剑
侠客手中的剑便是左膀右臂,他们可以没有锦衣华服,但却绝不能没有锋利的剑。佩剑是侠客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装饰。当然剑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致敌于死地。一代豪雄曹操有过做侠客的经历,他爱剑,识剑,自己佩有宝剑“倚天”,送青虹剑给夏侯恩佩带。两把剑都削铁如泥,犀利无比。《三国演义》中写到蜀国大将赵云大战长坂坡,夺得青虹剑,远者枪挑,近者剑劈,七进七出,血染白袍,勇不可当。
随着时代的改变,侠客们的剑不但可以致敌于死地,还把武功变成了艺术。如在战国时已有叫兰子的宋国人可以同时玩弄七支剑,其间总有五支在空中飞舞。这种表演到东汉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张衡的《西京赋》里有段边走绳索边做这种抛剑表演的生动描写。到了唐代,崇拜侠客的文人们不但用笔来歌颂兵刀弓马的军旅生活,写出了大量的边塞诗篇,而且非常喜爱武艺,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是一手握笔,一手提剑。持剑舞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友人宴饮时也舞剑助兴,如李白每至酒酣耳热之际便拔剑起舞“万里横歌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李白的剑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他起舞拂长剑时,便四座皆扬眉。就是体弱多病的杜甫,在年轻时也曾“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唐代这种表演性剑术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精通剑术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剑术家就是裴将军,剑一到他的手中,就像有了生命。裴将军的剑术、李白的诗和张旭的草书在唐代被人们称为“三绝”。杜甫看了著名的公孙大娘的舞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在看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表演时不禁回首当年,记忆犹新,写下了千古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使我们今天似乎还能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如雷霆震怒,蛟龙出水,观众惊讶失色的生动情景。杜甫说,大书法家张旭就是因为常去观看公孙大娘的剑舞而受到启发,草书大为长进。
剑之于侠客是兵器,可以杀人;剑之于文人是艺术,可以舞蹈。
酒
酒,对于文人来说,恐怕是他们实现侠之梦的最好途径了,是沟通此岸与彼岸的精神桥梁吧!
魏晋时代,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魏晋风流”“魏晋风度”背后是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竹林七贤”的放荡不羁、率性而为、狂醉轰饮、愤世嫉俗。惟有酒,才能够浇化他们心中的块垒。那心中的块垒就是当时社会的乌烟瘴气,民生疾苦,个人的寄寓。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然而,他们的侠气还令今人激动不已。
侠的思想、剑的技艺与酒的浇润在文人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恐怕就数唐代的李白了。他本人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儒、释、道、侠的思想兼而有之,年轻时也曾经手刃过贼人。他的心中装的是整个盛唐,他的对待朋友、金钱、操行、苍生、统治阶级的诗作,无不昭示着他是一位侠之集大成者。他不仅剑术高明,而且善骑马,能射箭,并好饮。他像一个轻财好施的游侠,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他游历名山大川时,喜欢结交“豪雄”和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不但李白如此,陆游一生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
多少江湖事
“乱世天教重侠游”,在所谓的清平之世,人们对大侠精神的渴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时隐时现罢了。在束缚太多的封建社会,人们欲想一展身心,学剑行侠恐怕不失为一条捷径,即便行侠不成,亦可得到虚幻的满足。至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获得了如醉如痴的满足,也是渴求大侠精神的表现。
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以武行义,故“无武不成侠”,这一点跟司马迁所界定的“游侠”颇有距离。唐传奇中的侠客武功高超,只是作品对打斗场面描写很少;描写侠客的话本小说中有打斗场面,可比起同时期的英雄传奇如《水浒传》、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来,仍是小巫见大巫。直到《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武术技击场面的描写才蔚为奇观。此后,不管是单打独斗还是群战群殴,武打成了武侠小说最突出的标志。论拳术有少林拳、八卦拳、形意拳、太极拳、五祖拳等等,论剑术有青萍剑、武当剑、三才剑、达摩剑、七星剑、奇门十三剑等等,论功法有拈花功、神行功、吸壁功、轻身功、石柱功、铁布衫功等等,再配上十八般武器的来历和用法,实在已令读者眼花缭乱;更何况作者纸上谈兵自创功法,什么“降龙十八掌”,什么“六脉神剑”,武术界不懂,作者也没说清,不过读来甚觉新鲜有趣,也就被认可了。武侠小说家像平江不肖生那样真正懂武术的并不多。不过有一点,不管是真懂武术还是假懂武术,作家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武术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剑”中有“书”的,不只是金庸的小说好多武侠小说家都有这种追求,只不过不一定成功而已。《小五义》中云中鹤魏真与北侠欧阳春等人讲究各自宝剑来历,《江湖奇侠传》中金罗汉吕宣良指引柳迟修炼,以至《天龙八部》中黄眉大师恶斗延庆太子,都有很浓郁的文化味道。而《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与上官金虹的比武,更是直接从禅机问答脱胎而来,一个是“手中无环,心中有环”,另一个是“刀上虽无招,心中却有招”;可比起天机老人的“无环无我,环我两忘”来,毕竟还差一大截。这里比试的不是勇力或招式,而是对武学境界的领悟,而这种领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理解,绝非匹夫之勇所能企及。写的是武,可注重武中的“艺”、武中的“文”。
从唐传奇到新派武侠小说,经历了大约一千二百年的发展历程,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在于其构建了一个特殊的“江湖世界”。不管是陶渊明的“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还是高适的“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这里的“江湖”,都不再是简单的地域概念,也不只是泛指人世间,而是隐隐有和朝廷相对的意思。朝廷有朝廷的法律,江湖有江湖的规则,在现实社会中,王法至高无上;可在小说中,侠客为江湖义气可以完全置王法于不顾。将江湖世界作为一个不受王法束缚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实际上是在重建中国人古老的“桃源梦”。憎恶王法庇护下的不公道和非正义,因而,在远离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寄托了对于公道和正义的希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当然也有秩序和规则,但那是道德化了的法律,唯一的宗旨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在江湖世界中,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被简化为正邪善恶之争,斗争形式也被还原为最原始的生死搏斗,而决定斗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则是双方各自武功的高低。在这个世界中,正常社会秩序下的纲常以至各种清规戒律,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一点对于长期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人,特别有吸引力。侠客的敢怒敢骂,敢打敢杀,浪迹天涯,独掌正义,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精神的解脱和超越,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由愿望。
“江湖世界”的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在《水浒传》中本来已经相当明显,可到了清代侠义小说,反而黯然失色。侠客纷纷“改邪归正”“为王前驱”,领着官兵剿灭“邪教”“匪寇”去了,“江湖”成了“英雄”未出山时的隐居之地,而不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故乡——“桃源”了。不过,此后,平江不肖生之专写武林恩怨,姚民哀之着重会党内幕,都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重新把立足点从朝廷转回江湖。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小说家似乎有把表现江湖世界的两种倾向综合起来的意愿,其小说中的“江湖”既不完全蹈空,有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影子;也不完全坐实,仍保留、甚至着意渲染其作为法外世界的理想主义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武侠成为精神,附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马鸣风啸,刀剑若梦。
烟尘起处,东方不败单挑任我行,一双纤纤绣花手,半点清浅含怨笑,面对须发蓬飞、怒目圆睁的任我行,绣花针牵起血色的丝线箭一般飞出去,在空中幻化出道道美妙的弧线……原来,杀人也可以这么美丽!
风沙漫天,一只红头巾在大漠中飞舞,东厂太监曹公公伸手抓住,阴阴地道:那边有人。百余骑随从立刻调转马头,向沙丘飞驰而去。黄尘慢慢升起,杀机渐渐出现。老板娘甩出片片柳叶飞刀,刀锋毕露,疾响呼啸,东厂侍卫如雨点般坠马,周淮安三人背身紧靠在一起,四周是漫无边际的风沙……
清冷雨夜,黄飞鸿义收鬼脚七;演兵场里,张三丰大战董天宝;竹林深处,李慕白追击玉娇龙……
于是侠成了文化,中国的文化;侠成了精神,不朽的精神。先进武器打不垮精神,精神永在;高新科技离不开文化,文化常青。令狐冲的古道热肠、黄飞鸿的侠肝义胆、张三丰的太极精神、李慕白的大侠风范哪个不是中国侠精神的精髓?人剑合一、无招胜有招、以柔克刚、“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人心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哪个不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侠之精神,博大精深!
天下风云出我辈
文学作品中,侠是孤傲的,古龙小说中最著名的剑客西门吹雪,一提到他,人们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无边无际的茫茫雪地上有一片梅林,无数鲜红美艳的梅花花瓣飘飞,天空兀自飘洒着鹅毛般的大雪,一个白衣如雪的人孤独地站在梅林中,仰头望着天空,若不是腰间的那柄墨黑色的古老长剑,仿佛他整个人便要与漫天风雪融为一体。这正是侠给人的印象:飘然来若叶,潇洒如风;有着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和忧郁。为天下安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付出生命;是重情重义的完美化身。侠容天下于胸,江湖是侠客流浪的家。
侠,骨子里天生流淌着悲情,为酬知已,为报主恩,明知道前面是一条死路却还一往无前!
战国时天下纷争,诸侯各立为王,他们为培植自己的势力纷纷礼贤下士,侠客武艺超群,有万夫不敌之勇,自然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这些侠客的事迹,最令人欣赏的便是侠客豫让,论名气他比不上慷慨激昂的荆轲;论武功,他比不过武功盖世的聂政,但是他郎心似铁,百折不回的毅力,让人除了倒吸冷气,便无话可说。他先是改变姓名,冒充罪犯,混进宫廷,企图借整修厕所之机刺杀赵襄子,可惜暗杀失败。赵襄子考虑到豫让为故主报仇,是有义之人,将他释放。侥幸活下来的豫让没有死心,他涂抹油漆变相、口吞煤炭变声,乔装自己,找机会再图报仇。机会来了,豫让埋伏在一座桥下,准备在赵襄子经过的时候刺杀他。没想到赵襄子的马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的计划再次失败。豫让自知此劫难逃,便恳求赵襄子:“希望你能让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即使我死了,也不会有遗憾。”赵襄子答应了他,豫让拔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连刺了三次,然后自杀身亡。
有的人说这些侠客是被政治利用了,是牺牲品,其实不然,要离用他的经历说:不,我为的是和平。要离假装背叛阖闾投奔庆忌。为了让庆忌相信自己是真心投靠,他让阖闾按计划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庆忌便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不久,要离趁其不备,左手持矛从庆忌身后狠狠刺去,当即刺穿庆忌胸膛。左右欲杀要离,庆忌却阻拦道:“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他命令放要离还吴,自己却拔出长矛,喋血而死。回到吴国,阖闾金殿庆封要离,要离不愿受封,说:“我杀庆忌,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让百姓能安居乐业。”然后在殿上自杀,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告诉吴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是感谢庆忌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只有选择死亡,凄凉而又悲壮。
他们这群人身体力行了儒家关于仁、义、忠的概念,用自己的剑划破黑暗的乌云,用无畏的头颅蘸着殷红的鲜血为时代烙上浪漫主义的印记,以至于千百年来浪漫的文人,不但要用钦佩的笔墨,写豪气的赞歌;还禀承侠客们舞刀弄剑的实用精神。
他们这群人视富贵如浮云,即使外表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冰冰模样,善良的心却让他们一见到恃强欺弱便为之动容。也所以,让无数人为之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