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精选12篇）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比较

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经济学体系。两者在理论上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国民收入分配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主要的重要问题, 李嘉图研究到分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斯密也把国民财富分配当做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探究内容。

一、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器工业时代的环境下创立, 当时工业革命于英国已经创立完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等先进国家占据着主要地位,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的逐渐扩大,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也在慢慢增多, 在这种环境下, 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提高, 反而越来越差。此时就产生了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 工人运动逐一展开。这种无产阶级运动需要经济理论作为精神支柱, 在这一背景下, 诞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 对地予以发展进行了批判。在早期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时, 就注重价值和市场价格跟随价值变化的规律, 开始时也认同了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并不符合私有制现实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价值并没有实际意义, 应该看重的是竞争决定下的市场价值。私有制体系下, 资本家与地主应该支付利润与地租, 这些都是由商品价格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吸取了古典经济学中的生存工资的设定,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发生改变, 工人们的生存工资就会一成不变。这种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工资成为了体现价格和劳动力价值的变化形式, 也展现了资本主义专有的剥削特点。

马克思将李嘉图“必要劳动量”进行了完善, 他们都认为劳动量的消耗主要来源于在劳动时间上的消耗。李嘉图觉得可以用不熟练的劳动者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消耗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量的多少, 马克思则提出可以将具有平均熟练程度的工人于社会标准生产环境中进行商品生产消耗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量的多少。

马克思在晚期批判了古典经济学, 提出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价值可以成为交换价值的基础, 它们之间可以是物质承担者。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指出工资可以作为劳动力的价值, 而不能体现非劳动力的价值。

二.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把国民划成了资本家、地主、工人这三个阶段, 资本家获得利润, 地主获得地租, 而工人可以获得工资。斯密则把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划为了资本家、地主和工人这三个阶级, 商品的价值是由利润、地租和工资这三种收入组合而成。而利润、地租和工资也是所有具有交换价值的最基本来源。李嘉图认为可以将所有社会商品用利润、地租以及工资的形式划分给资本家、地主以及工人, 他指出工资是体现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利润与地租则超过工资。

古典经济学指出, 资本家雇佣的工人阶级, 应在剩余中不能有所收获, 如果工人要得到工资, 就要经过工资率的变化, 工资的高低由生存需要等因素决定。雇主经常将工人的劳动工资减少在正常的工资率之下, 但是劳动工资方面具有一定的标准, 工人的最低劳动工资不可以在生存工资之下。

古典经济学认为, 资本投资呈逐年增长趋势, 而资本边际效率在另一方面又呈下降趋势, 由此可以看出, 利润率在不断的下降。李嘉图探究了工资与相同地租在彼此牵制情况下的变化, 证明了一般利润的下降趋势无法阻挡。

古典经济学家利用多种研究途径分析了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因为利润率会下降到最低限额, 所以资本积累将会停止, 经济停止增长, 人口不变, 社会就会进入静止形态。

古典经济学的地租论指出, 地租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结果, 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会提高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 因为土地有限, 土地报酬也在减少, 如果要求谷物与之前的数量相等, 就要投入更大的劳动量, 这两种形式则会引起地租上涨的情况。斯密认为, 社会一般利益与地主阶级利益有着密切关系, 可以促进社会一般利益的因素, 就会促进地主阶级利益, 可以伤害到社会一般利益的因素, 也会伤害到地主阶级利益。

结语:

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过程中, 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具有一致的结论, 不管经济怎样增长, 工人只能获得生存工资, 企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地租的支付则呈增长趋势。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这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但是利润、地租以及工资的决定性原因、它们的来源以及会产生的后果都具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古典经济学认为, 自然工资率决定着工资, 劳动者与资本家签署的契约取决于工资, 随着人口变化的规律, 工人只有生存工资可得。马克思认为, 工资可以体现劳动价值, 在工资争议的过程中, 资本家占据了有利地位, 资本积累会拉开工人与资本家的贫富差距, 工人应该联合起来, 抵制雇佣劳动制。

参考文献

[1]田卫民.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比较[J].学术探索, 2013 (04)

[2]蔡继明, 王成伟, 李亚鹏.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从对峙走向融合[J].天津社会科学, 2007 (21)

[3]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维及其实践价值—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之比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05)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2篇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体现出他浓厚的人本主义经济哲学情怀,同时表现出他深厚的经济哲学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即用哲学的批判法和概念的批判与比较方法.当然,它尚处于不成熟的.思想阶段.

作 者：朱莉莉 万惠琴 ZHU Li-li WAN Hui-qin 作者单位：朱莉莉,ZHU Li-li(苏州大学,政治与管理系,江苏,苏州,215021)

万惠琴,WAN Hui-qin(常熟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常熟,215500)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FO-O

文献标识码：A

作为马克思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从其发端到不断发展完善，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一价值维度的。马克思始终把经济学作为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手段，正是在深入社会经济生活、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才彻底抛弃了抽象人本主义，实现了世界观和人学观的根本转变：而科学世界观与人学观的确立，又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价值尺度和方法论前提。在人文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日益重要作用和在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发展理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他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两方面原因。一方面，“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塔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立场上，以“理性”为原则，展开对“尘世”、“法”和“国家”的批判，为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自由和权利而辩护。然而，现实中理性和物质利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产生了尖锐冲突，并开始动摇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他意识到对封建制度和私有财产的批判，单凭哲学、法学等理论武器是力不从心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当时法国流行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肤浅的，其“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在实践中也是相当有害的．需要从根本上厘清这些对共产主义的偏颇认识。但马克思同时也坦率承认。仅凭自己过去的研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驳倒这些思潮。正是出于这一理论与实践背景，马克思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进行反思。可见，马克思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学术兴趣的转移，而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和革命实践的现实要求，是他在“人类解放”这一价值航标指引下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从这一步起，直至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理论体系的完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也日益从抽象的人道关怀走向对人的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的有机统一。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受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从“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出发，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性错误和非人道本质，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表达了他对劳动者生存处境的深刻关切。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应当加以论证和说明的东西(即私有财产)视为前提，被“国民经济学家”视为当然事实的劳动不过是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劳动的规律不过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在其承认人的价值的假象和面纱之下，实质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对于从己而出的劳动及其产品却无法拥有，后者反而“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者成为被迫失去自己类本质和类生活的动物性存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一个人与人相疏离、相异化的世界。而造成这一切异化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因而应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使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归其“类本质”。尽管从总体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部过渡性的著作，此时的马克思尚未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但他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将费尔巴哈主要用于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现实经济领域，这标志着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超越；他对处于社会底层、过着非人道生活的工人倾注深深的关切和同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憎恨和愤慨，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这一切，既为其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也是马克思人本思想从抽象走向具体和科学的萌芽。

第二阶段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期。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带有某些不成熟的痕迹，属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前科学阶段，那么，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起，“人类解放”这一价值取向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更为深刻和科学的批判的基础之上了。在这两部标志新世界观确立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过去的哲学信仰，论述了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新思想以及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原则立场，并由此创立了唯物史观，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在1847年为批判蒲鲁东而作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科学地界定了经济范畴概念：“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经济学的研究不应以抽象的、预设的经济范畴来裁剪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关系，或者仅仅将研究的视角狭隘地限定于财富的积累，而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生产关系的现实的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现实的人”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关系。在1849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两大表征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矛盾两极的社会力量的剖析，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一时期，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经济范畴与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之核心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确立了“现实的人”这一逻辑起点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人的解放”的追寻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抽象性与片面性，走向了丰富和具体。

第三阶段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成熟，而且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深刻诠释。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上“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以客观、历史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历史作用给予客观

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也揭示了其内在矛盾及历史暂时性；马克思把哲学的批判理性和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系统阐发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既颂扬了劳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同时也揭露了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扭曲状态；马克思按照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与之相呼应的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强调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并对共产主义做出了美好憧憬和科学预测。《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是经济学的典范之作，更是伟大的人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对人的现实关注与终极关怀得以完美结合。

二、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立足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标志着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不再是黑格尔哲学中因理性而存在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人”，而是历史的、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既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马克思全部学说(包括经济学)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们作为逻辑起点“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马克思曾多次批判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深刻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属性：“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资本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但商品在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而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浓缩与表征。从商品出发，实质就是从一定社会经济时期的依附于物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这样的事实——“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二)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颂扬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实践这一“类特征”，认为以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人类实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方面，人及其“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价值增殖的源泉。在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劳动者即人的因素是首要的、能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尽管物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但物的存在意义本身就是从属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然界能够在多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纳入生产力的范畴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并且人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能够不断认识和突破这种制约。劳动对象的范围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范围所决定的，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拓展而拓展；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系统)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成果，是人的肢体的扩展和延伸，是人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并用以进一步改造外部世界的手段和能力；而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的劳动产品，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物化和积淀。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正是强调了人的劳动在价值形成和增殖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不仅将人从动物世界中提升出来，使人成其为人，而且使外部世界与人自身在互动中实现持续的发展。人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改造外部世界，不断创造着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过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示而已。“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与此同时，在实践中，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人的潜能被不断唤醒，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也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增强。而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又可以用来对外部世界实施更有效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之间的这种相互渗透、相互充实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经济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

(三)以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经济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根据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只是人的发展的低级和愚昧状态：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辩证和深刻的，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和残酷性，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其必然性和进步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被物所统治，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摧毁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创造了“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关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它创造了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类社会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提供了可能性。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除了具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特征外，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和特征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那时，劳动真正成为一种需要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由此可见，相比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三形态理论更侧重从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统一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历史进程，更突出了人的发展程度在衡量和评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四)以人类解放为最终依归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的奋斗目标，也是他全部学说、包括经济学的最高价值取向。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围绕着“人类解放”这一主题而存在和加以阐述的。正如弗·梅林所说：“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

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早在中学时期所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就曾提出，在选择职业时，如果条件容许，就应当“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他在这里所说的“共同目标”，正是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尽管这时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理解仍然是抽象的．但正是这种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该时期确立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在精神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决定了他全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正是围绕着这一价值取向，马克思才转向经济学研究，并最终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和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然孕育出使自身最终走向灭亡的条件：一是巨大的、这个制度本身最终将无法容纳的生产能力，二是与资本的发展相伴随的、不断壮大且日益陷入极端贫困状态的无产阶级。当这种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便到来了。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将趋于消灭。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仅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而且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归依，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以人的解放为归结点的。

三、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当代价值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尤其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一切都为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前提。但同时必须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仍然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和继承，也更多地停留在具体理论内容的层面，而忽略了其博大精深的人本精神。新世纪，我国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也正越来越凸显着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历史定位

如前所述，“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乃至全部学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与关怀，是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最深刻的内涵。当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在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成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这三大原本以历时态序列存在的文明形态，却是以共时态的方式在我国存在着。对照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可以将当代中国社会定位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呼应．当代中国“人”也正处在逐渐摆脱和超越“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尽管社会主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但从现实来看，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够丰富，文化素质有待提高，思想观念有待转变，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商品货币关系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关系……总之，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还远未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因此，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就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把握当代中国“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并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前提和落脚点。

(二)正确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的。这种所谓的“苏联范式”忽略了我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对人的发展的现实制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否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否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在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人成为单一、片面的“计划人”或“政治人”。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学理论取得巨大突破与创新的同时，由于对西方经济学过多的不加批判的“移植”，使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功利化和数量化的畸形态势。西方经济学从其主流来看，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研究对象和目的，以数理统计和逻辑推演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尽管也有一些“另类”的或“边缘”的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阿马蒂亚·森等，从人道的角度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与公平、经济伦理等问题。表达着某种与同时代的主流经济学体系不同的声音，但总体说来，西方经济学始终是一种“物本”经济学，其中的“人”不过是生产财富的工具，是以自利为本性的“经济人”和“数字人”。如果说，过去的“计划人”、“政治人”是某种类型的“单向度的人”的话，那么，“经济人”、“数字人”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单向度的人”。尽管作为经邦济世之学的经济学不可回避对财富增长的关注和追求，也不应摒弃数理方法的作用,但这种对数理方法的过度运用和对功利目标的片面追逐，必然拉远了经济学与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人”的距离．使经济学走上了畸形发展和异化的道路。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既没有必要完全摒弃其既有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具有普适性与借鉴性的成果，但也绝不可盲目照搬或不加改造地移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始终关注人，尊重人，以人的发展为最高尺度和根本宗旨。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在当代的回应与诠释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 第4篇

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代政治哲学的诞生, 而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实行决裂和反叛的产物。近代政治哲学彻底修正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人性的理解, 用人的权利取代德性和义务作为人性的新根基: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是, 原来那些基于人性的欲望并非罪恶, 而是一些合理的需要;启蒙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把人天性中的自私转化为开明的自利, 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稳固基础。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 对社会的理解总是由哲人们从先验的观念论出发构造某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概念和制度规范, 比如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契约论思想, 就是把政治社会视为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理性的创制物。大约从孟德斯鸠开始, 近代政治哲学的方法发生了从先验观念论向经验主义的转变, 开始考虑到地理、风俗、人口、贸易等物质环境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作为这次方法转向的重要结果, 斯密以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建构, 开创了西方学术史的新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型社会, 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 它绝不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完全分离的异质性学科领域, 而是使经济取代伦理上升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科学对社会的发现。“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 它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原理的理论平台上, 探讨了资本积累与阶级冲突、生产逻辑与分配正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等一系列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以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与历史结构进行了更彻底的否定和批判。马克思认为, 斯密的价值论包含着内在矛盾, 这反映在其方法的二重性:一方面, 他要研究诸经济范畴的内部的关联。另一方面, 他又依照这种关联在竞争的现象中, 在一个不科学的观察者眼里, 并且在一个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实际抱有私利的人眼里表现出来的模样, 加以叙述。前一种方法正确地表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关联, 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后一种方法则只是对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描述。斯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这种二重性产生了双重历史后果:前一种方法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剥削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后一种方法则成为庸俗经济学和各种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 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继承了斯密方法的革命方面, 在揭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存在方式的批判, 资本主义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 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 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与政治经济学家不同, 马克思不是要提出一种新的关于财富生产的经济理论, 而是要对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予以根本性的批判, 以此中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 实际地实现社会关系形式的变革。所以,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 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 然而恰恰相反, 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止步于对经济的实证分析, 而是要在社会和历史的更大平面上, 把实证研究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和伦理批判这样一个总体性理论规划当中。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扬弃资本主义, 从而实现人性的复归。于此, 马克思的工作以更高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思维回归到政治哲学的先验界面。“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表达了他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然通往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 资本主义并非是不正义的, 但却是非人性的, 它处处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异化状态。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生产体系, 它建立在劳动力被当做商品进行买卖的基础上, 结果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造成大面积的社会贫困, 并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形式与内容是分离的, 从斯密到李嘉图, 劳动越来越被实证化, 最终仅仅视为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 这必然导致遗忘生产与人的生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总体性联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的考察, 则是要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更大平面上, 勘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结构和存在论前提。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于这一见解:生产决定分配, 消除物化社会关系不可局限于分配正义问题, 必须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这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观点, 也是马克思超越早期社会主义者从分配正义入手所达到的新的理论境界。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它“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与资本主义相比, 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崇拜, 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 自然才表现为服从于人的需要的力量。尽管如此, 古代的观点仍然比现代崇高得多, 因为它把人当做生产的目的。而现代观点颠倒了这种关系, 把资本积累当成生产的目的。然而, 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 人之为人的自由并不需要为摆脱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制约而放弃现实中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占有, 而是运用物质的力量将人性从物化逻辑下解放出来, 变成自由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第5篇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１　生产（ａ）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宾逊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後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他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於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做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从属於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於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麽这种观念对亚当及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他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腔滥调更加乏味的了。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只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覆，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於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累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於反覆操作而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累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他们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後面）再说。最後，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及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著。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份－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份（参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份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１）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２）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升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终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有的范围，但就属於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累积等等时是要谈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产。这又是同义反覆，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份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於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於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象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当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於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１）所有制，（２）司法，警察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覆一下∶关於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藉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覆。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著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覆。什麽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关於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於把有机地联系著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　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於他们的”法治国家”中。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２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敷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它享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後，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於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归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敷浅的联系。生产决定於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於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於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後目地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反过来作用於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於经济学的范围。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著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基础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计学家过於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媒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好象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中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ａ）［生产和消费］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後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於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它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著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著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著生产，因为正式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著生产。（１）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於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後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做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做为活动著的主体的对象。（２）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後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做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做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做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１）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２）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後，－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做为动力是靠对象做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做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生产著消费∶（１）是由於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２）是由於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３）是由於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１）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做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後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於後者的研究是关於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２）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他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於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在经济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３）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著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後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覆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後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後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後是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和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後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做为必需，做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从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於主体对其它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独立的领域，处於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ｂ）［生产和分配］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麽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做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１）当作生产要素；（２）当作收入源泉，当作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就它们做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做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他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後，地租－我们直接地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於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於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於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忽是先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远属於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彷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１）生产工具的分配，（２）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於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麽荒诞无稽。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於怎麽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於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於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覆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题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於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於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它们在生产内部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於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於徵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於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於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於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掠方式本身又决定生产方式。例如，劫掠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个游牧民族一样。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於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於社会生产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的是小土地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土地的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ｃ）最後，交换和流通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於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於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於生产，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於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１）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２）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３）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当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著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於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著分配的变动，例如，随著资本的集中，随著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著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画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入和输出，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做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麽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著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进的规定之後，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於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於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後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做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做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著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覆－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做为思维总体，做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乎其上而思维著的，自我产生著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著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於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著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著。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的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後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著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个别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份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份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份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於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份的发展。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存在於货币中的物。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还是土地的产品。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麽艰难，多麽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这会造成一种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做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这一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於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如说，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适应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并且，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的状态，他们只是由於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於它们的抽象而适用於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於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份的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来只是徵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份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著一种适用於一切其它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的了，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著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做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於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著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著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著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而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处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或多或少带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摹仿著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做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著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後，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於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麽地位，更不在於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於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古代世界中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做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特权的，有垄断权的大公司的形式出现。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份地保留著。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於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２）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４）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５）世界市场和危机。４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１）战争比和平发达的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的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２）历来的观念的历史编纂法同现实的历史编纂法的关系。特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使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编纂法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３）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４）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辨证法，这样一种辨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６）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７）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８）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彷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他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画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於对于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邱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著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麽？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著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谬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但是，困难不在於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著吗？为什麽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於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资料来源：写於1857年8月底－9月中原文是德文，第一次发表於1902－1903年《新时代》第1卷第23－25期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762页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者:马克思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本文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册》／1972年版／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Ｔｈｅ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6篇

关键词：人的本质；共产主义；自由

收稿日期：2010-10-30

作者简介：唐世富（1983-），男，安徽宿州人，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陈权（1985-），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师范大学09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体现

（一）马克思“自由思想”与“异化”的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的推崇之上。马克思继承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才是实证的，是其批判的基础。在序言中，马克思说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他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是从“异化劳动”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是从四个层次：劳动产品、劳动、人的类本质和人自身四个方面层层递进进行论述。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认识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大，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是工人贫穷的原因，工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因此，工人无法把握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其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异己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消耗的劳动越多，劳动产品对于工人的反抗力量就越强大。

在分析劳动产品同工人相异化的同时，马克思认识到，“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工人自身的东西，而是用来否定工人的东西。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工人参加劳动不是感到幸福，而且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异化劳动首先使人脱离外部世界，自然界不再为人类所把握。其次，异化又使人自身，使其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最后，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进入社会的全面异化阶段，即人与人的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向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异化劳动导致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工人生产出的与自身异化的人——资本家，控制整个劳动产品，工人的劳动。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更加导致了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介意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因此，工人要得到解放，必须解除异化劳动，才能达到整个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工人解放，才能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此时，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人才能重新获得其本质，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此时，劳动也不会成为痛苦折磨，而成为人们必须的实践活动。

（二）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

在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马克思首先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是，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理论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在此，马克思直接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第一重关系。人是自然人。人的存在依赖于自然产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与人的关系是统一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界处于基础的地位。“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的生命也不能创造，他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同时，自然界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生存资料，另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生产资料。“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最后，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达到和谐统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现自己的本质，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人改造自然界的过程就是实现人的本质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的进行生产，只有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能够真正证明自己。自然界与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统一？马克思在《手稿》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三）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统一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模型的终极形式。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作为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扬弃。这种扬弃是一种积极的否定,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肯定(占有和复归);这种复归是一种保存,是对以往人的本质发展成果的完全保存和肯定,是连续性上的中断。同时共产主义作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是对以往历史之背离人的本质的一种反动和批判,因而它实质上是对人的存在状态问题的一种解答和回应。马克思认为“社会”就是“人的”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共产主义运动;这就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契机。

二、马克思“自由”思想对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手稿》中主要体现在以上三个方面，但是，不同于黑格尔纯精神形式的自由的要求和思想活的解放的要求，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对于其的超越主要体现在自由思想的完成上。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其自由思想的实现上：通过扬弃和自我异化的实践劳动来获得自由。

黑格尔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无约束状态，是思想成为自身的结果。黑格尔认为“理性乃是有目的的行动。”“精神的东西是本质或自在而存在着的东西——自身关系着和规定了的东西。他在和自为存在——并且它是在这种规定性中或在它的他在性中仍然停留于其自身的东西。——或者说，他是自在而自为。”从《精神现象学》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原意在于论述理性的目的就是通过自身而回到自身，回到经过“异化”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自身。而共产主义社会，在“异化”的过程来讲，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其自身相异化，不断自为发展所达到的更高一个阶段，是马克思“自由”思想实现的终点。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实践劳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通过实践劳动来摆脱异化，实现人的本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认为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使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因此，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真正成为人，只有重新掌握劳动，掌握劳动产品。使劳动真正称为自己的劳动，成为获得自身的手段，因为“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另一方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自由只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不能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

总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更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阐述与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发展，总体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能更清楚黑格尔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和马克思自身的独创性发展，为理解马克思提供总体性思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7篇

第一,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目前, 国内外对此流行的种种说法, 比如, “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 只是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的失误和政策性弊端。但更重要的, 是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其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 来认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 其直接表现, 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 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 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其更深层次的根源, 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的对抗性爆发。美国发展次贷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要满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工人不消费就无法再生产自身, 工人阶级的生活消费, 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不仅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 另一方面, 还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消费就是资本家拴牢雇佣工人的一条“看不见的线”[1]。如果不搞次贷, 就无法维持美国工人的消费, 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旦丧失, 资本主义再生产就难以维系。

美国工人消费得越多, 就被资本的绳索拴得越牢, 通过借贷消费, 提前将终身的劳动力让渡给资本家阶级, 而透支未来的收入是不可能持久的, 这就埋下了危机的一个隐患。工人消费得越多, 意味着其劳动力价值就越高。美国资产阶级一是提高本国垄断的那些商品、技术和服务的定价;二是用对外扩张的资本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三是发展信贷消费, 这使得工人的工资虽然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却依然能够维持消费的增长。在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之后, 房地产业及其金融化担起了维持消费增长的重任, 并积累了次贷泡沫, 最终使一度被延迟的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这才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和经济实质。它同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

第二, 正确看待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几经周折, 国会终于批准了奥巴马政府7 8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么, 美国政府此举能否奏效呢?此项举措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 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美联储多印些钞票、政府多花些钱购买不良资产就能解决的。马克思在分析1857年英国经济危机时曾明确地说过, 危机“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 用它的纸券, 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 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 就可以医治好。”[2]

其次, 政府如果急于救市而滥花钱, 某种程度上是相当于在救市过程中延续了危机对现有生产力的破坏。凯恩斯曾经说,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 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 然后把矿井填平, 再让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挖出来, 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 而且会推动社会收入和资本财富增加[3]。这类的救市政策与危机本身的效果相似, 就像上面提过的一样, 是靠主动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恢复经济。

再次, 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等建设, 在私有制条件下, 会加速剩余价值的积累及其转化为新的资本, 从而加剧生产过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时指出, 资本家作为产业资本的人格化, 他供给的商品价值C+V+M, 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C+V[4]。这就是说,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就业、扩大需求的同时, 必然要让相关的私人企业获得利润, 而资本获得剩余价值后无非是把它变成新的资本, 寻求更大的价值增值。因此, 政府投资看起来是部分地克服了当前的生产过剩, 但实际上是在为将来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铺路。

可见, 只要逃不出资本主义的框架, 美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克服危机的灵丹妙药, 要么是饮鸩止渴, 要么是到国际上谋求出路。

第三, 中国在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当前国内外流行着一种观点——主张中国应当救助美国、并且救美国就等于救中国自己, 认为一旦西方国家经济好转, 就又会大量进口中国的商品。实际上,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即使中国出手相助, 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 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尽可能少地受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拖累。即是说, 我们的着力点要致力于自防和自救, 而不是用中国极为有限的财力, 用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一点血汗钱, 慷慨大方地去挽救西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财力和实力, 比中国要雄厚得多。他们自己在拥金自惜, 却要算计别人、拖人下水。中国虽然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全球性危机, 但是全力救助美国, 既不可能, 也不可取。说它不可能, 是因为这样做至多使中国的出口驱动型增长退回到从前重头再来, 然而, 中国的资源生态、土地、劳动力、金融以及国际竞争环境都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昔日的增长模式根本无法复制。不可取, 是因为美国拿不出与中国商品对等交换的东西, 它的核心技术、实业、资源都紧抓不放, 因此, 中国牺牲环境、资源、工人福利, 能换来的最终只是美国国债等一些不具有实际价值的资产。

至于中国应当采取的行动, 简要地说:首先自保自救, 防范还在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风险, 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二是苦练内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行结构调整, 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等生产力结构, 还要调整生产关系结构, 比如说创办国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三是争取与国际责任相对称的国际权利, 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四是向世界输出信心,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尤其是面临危机的大环境。这个信心不仅是度过寒冬的信心, 还要有坚定科学发展的信心, 坚定人类终将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彻底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

第四, 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反思, 或者说从这场金融危机的产生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 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这支“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调控这支“看得见的手”的“两手作用”。单靠任何一手都是不行的。不重视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 是错误和有害的;认为“市场万能”, 同样是错误和有害的。因此, 我们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搞市场原教旨主义。

其二, 这次金融危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破产。这次由于美国当局在次贷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政策, 所引发的美国和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并且正在危害实体经济, 首先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发生的。它表明,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无论是在拉美这样外围地带, 还是北美西欧这样的核心地区, 都会给予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这就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破产。

其三,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才是我们正确观察、分析和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破解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难题的理论法宝。求助于新自由主义、采用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或回归凯恩斯主义, 来反思和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从根本上看, 都是无济于事的。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对我们进行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 是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对我们同时也是一副清醒剂。它使人们看到:“美国不是什么都好”, 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以周期性 (无论是七八年一次的短周期, 还是五六十年一次的长周期) 发生的经济危机, 表明了其生命力的枯竭和衰落;它宣告了一些人将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破产。其实, 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才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抗性矛盾的历史出路;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形态, 才是我们防范和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消极影响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659-662.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555.

[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高鸿业,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34.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8篇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一种紧张关系, 对于这一紧张关系的认知不同的阶级从其特定阶级利益出发而不同。马克思通过重新发掘了私有财产这个被国民经济学所故意忽视的经济范畴, 他“通过分析, 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 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使得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 但确切地说, 他是外化劳动的后果”[1]p61也即私有财产来源于异化劳动。因而, 私有财产本身并不是社会不公平真正来源, 异化劳动才是各种不公平现象的根源。

正是私有财产这个“经济事实”的存在导致了“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 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劳动生产了智慧,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p54正是私有财产的存在导致了“工人降低为商品, 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 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p50而“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 以致一个对象, 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 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 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 才是我们的”[1]p85总之, 异化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公平现象存在的原因。

二、提出了建立真正公平社会的途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公平, 国民经济学由于以不考察工人 (即劳动) 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P54在他们看来依照私有财产的占有来分配财产是一种最大的公平, 而他们的所有论述都是以私有财产是从来就有的为基础的。它“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 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 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1]P62也即它虽然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私有财产看作一般的、抽象的, 因而也就是永恒的存在, 因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公平的社会。因而, 使得他们故意忽略了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因此, 马克思认为他们所主张的那些规律“只不过是一些表述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因而也是抽象的和不真实的。

对于如何是实现社会公平,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粗陋共产主义则主张通过简单的对私有财产的平均分配来实现, 也即“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1]P62马克思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私有财产的本质, 因而他们的主张只是一种在不触动私有制基础上的, 将“社会抽象为资本家”的暂时的、不可能实现的公平。

对于, 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 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 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1]p61因此, 私有财产的本质上不过是劳动的异化的表现。因而, 现有国民经济学的主张的抽象的公平只是一种忽略了现实的抽象的公平。而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简单的平分只不过是一种粗鲁的平均主义观念, 实现的不过是私人的目的。马克思认为真正公平的社会的建立是要通过的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马克思认为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 也就是说, 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 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 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85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公平的社会才能建立, 而所有的社会不公平才会因此而消灭。也即在异化劳动被克服的基础上, 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才会全面的占有自己的本质。

三、公平社会的目的:人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不是脱离了人的何人无关的“死的”抽象的范畴, 而是建立在人的劳动的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基础上和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人本身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对于人的问题的解决, 最终目的也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 而不是私有财产的占有和归属这个表面问题。在手稿中, 马克思写道“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的进程的关系问题, 就已经解决了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在谈到私有财产时, 认为他们谈得是人之外的东西。”[1]p63也即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这个一般人认为外在于人, 客观化的存在, 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人, 因而也脱离不了人自身。因而, 私有财产的克服本质上还是一种对人自身的解放。

在手稿中, 马克思认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 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 而一起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p63也即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根本目的还是实现人的解放, 而工人的解放不过是这种解放的政治形式罢了。

而对于未来的真正公平社会的 (共产主义社会) 是马克思描述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81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两者关系的分析, 认识到作为是私有财产根源的异化劳动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不公平现象存在的根源。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未来真正公平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是建立在对通过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它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公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9篇

1. 两者对价格形成机理的认识不同

马克思认为价格是指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或货币数量, 也就是交换价值的货币形式。这就是说, 价格以价值为基础, 并围绕其上下波动。商品的价格之所以围绕其价值“不断涨落”, 是因为价格既要反映商品的价值, 又要反映其供求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市场价格的涨落, 而市场价格的涨落又会反过来刺激和调节生产和供求的增减, 起着抵消供求关系的影响的趋势;因而, 价格与供求、价值之间是相互发生着作用的。

哈耶克在市场机制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价格的形成机理, 但在其分散理论中提到价格体系作为信息在市场过程中的交换和传递的中间媒介起着重要作用, 哈耶克认为, 只有个人分散制定计划属于市场机制, 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的决策必须依赖于有关的信息和知识, 而有效配置资源的信息只能通过市场来交换和传递。哈耶克指出, 市场机制传递信息的功能在于价格体系, “它是一种交流信息和沟通信息的机制”。哈耶克将价格体系理解成一个通信网络, 被传递的信息是分散于整个社会当中的, 所以价格体系这样一个通讯网络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 对于价格的理解, 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西方经济学早期提出的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理论, 存在着明显的循环论证和逻辑错误。最终, 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是对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它综合了边际生产力论、效用理论、供求均衡理论、生产三要素理论。

2.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竞争理论的共同点

马克思经济学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在市场机制理论中均强调竞争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使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 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 只承认竞争的权威”;“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强调了竞争对促进资本的积累、市场价值的形成以及科技进步等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竞争的存在是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 竞争机制与市场机制有紧密的联系。

哈耶克强调, 如果价格体系能够提供一个协调的并且互相加强信号的体系, 那么这个就是必须依赖于市场发现的过程, 并且这一过程由市场竞争组成。哈耶克进一步指出, 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人们通过参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不断发现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方法。他还认为竞争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重要发展手段, 竞争使人们发现之前无人知道的机会并加以充分利用, 并促使其有效地工作, 竞争产生的这种非人格的强制力, 促使个人调整自己的生活道路, 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机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1. 市场机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总结市场机制在我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基本原则, 这是我国首次将市场引入到经济发展中, 但这一阶段, 计划机制仍占主体地位, 市场只是起辅助作用, 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二阶段:1985年至1991年。这一阶段建立了“政府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市场的作用得到初步加强, 计划与市场建立了内在统一的机制。第三阶段:1992年至2008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为标志, 市场机制得以正式建立, 市场的力量得到了释放, 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这一阶段市场机制对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阶段:2009年至2012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 同样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冲击。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 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受到限制。第五阶段:2013年至今。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并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市场定位为“起决定性作用”, 这是市场机制在我国发展的重大突破, 我国终于将市场放在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 市场机制将发挥其无穷能量, 推动我国平稳度过改革的攻坚期。

2. 如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应该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 并没有具体说明,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决定,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1)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以价格为突破口:马克思认为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 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同时反映供求关系。他认为价格应该是由市场决定, 而非人为决定。哈耶克也强调了价格体系作为市场中通信网络的重要作用。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一要求, 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我国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源型行业, 例如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物资未能实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而是由政府统一定价。要想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则应该以价格管制作为突破口。价格管制最根本的是维护企业的利益, 它有利于某些特殊企业的发展, 但市场定价机制却被扭曲。因此, 必须开放市场, 使垄断企业不再具备操纵价格的条件, 最终实现让市场决定产品价格的目标。

(2)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充分利用竞争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竞争的作用都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的存在是以竞争为前提的, 哈耶克也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竞争具有的外在强制性对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确定商品价值有重要作用。所以, 竞争仍然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仍然是促进企业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调动劳动积极性、推进科技创新和推动社会经济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结束语

通过将马克思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机制理论进行比较, 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异同点, 并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了分析,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决定。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 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应该继续学习, 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加以发展。西方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社会化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 对于这些具有进步性和科学性的成分, 我们理应结合中国的实际予以吸收和利用, 对于混杂其中的庸俗理论要坚决抵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歌.试析哈耶克的市场机制理论[J].理论学刊, 2005, (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10篇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在生产中, 社会成员占有 (创造、改造) 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她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 在消费中, 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 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 在消费中, 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 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 供个人享受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 生产表现为起点, 消费表现为重点, 分配和交换变现为中间环节, 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 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 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这段话直接说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

首先,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一) 生产直接是消费

(1) 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如果没有产品的存在, 消费者就没有消费的主体, 而产品是依靠工厂生产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没有生产就没有产品, 而没有产品也就没有消费, 因此没有生产也就不存在消费, 所以生产直接是消费。

(2) 生产又为消费者创造了能够消费的产品。例如鞋子, 人类能否行走与是否穿鞋无关, 但如果人类行走时穿了鞋子, 我们就能够行走的更快, 更好的保护自己脚不受到外部的伤害。因此, 生产了鞋子后, 就为消费者提供了买鞋子的动机, 也就是生产创造了消费者消费的动机。当生产出一个需要人类消费的产品时, 人类才能够消费, 所以生产直接是消费。

(二) 消费直接是生产

(1) 产品是在消费的过程中才能够成为产品的。就如, 一辆汽车, 如果没有人对它进行买卖、使用, 那它也就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汽车, 并没有发挥汽车所能够为人们带来的方便人民生活的功能, 因此, 产品只有在通过消费后才能够成为产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是在把产品彻底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 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 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 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 因为有了消费者消费的存在, 才会产生生产的动机, 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有所需要, 也就不会有人消费, 就不会存在生产这一环节, 也就是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而有了需要就有了消费, 有了消费也就有了生产, 因此说消费直接是生产。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和消费不是独立而存在的个体, 他不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生产和消费是独立的环节, 只把消费看成是生产的目的, 他用辩证的思维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认为消费不仅仅是生产的一个环节, 而是生产的创造者、制约者, 是一个媒介, 并且生产也是一种直接地消费过程。消费与生产彼此包含, 相互统一, 互相作用, 密不可分。

其次, 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关系。

(1) 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了:“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 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 能分配的是生产的成果, 就形式说, 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由此可见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产物。

(2) 分配关系本质上是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 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分配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在产品分配领域的一部分, 分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分配关系对生产关系有反作用, 因此说分配关系本质上是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 是生产关系的反面。

(3) 分配方式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断的改变。根据马克思基本原理, 我们知道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 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 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这就说明了分配方式是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最后、生产、消费和交换之间的关系。

交换是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 属于生产的一部分。在生产的领域中, 人们通过交换换得的产品属于消费的范畴, 因此生产、消费和交换密不可分、紧密联系, 这三个部分通过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 构成了统一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生产、消费、交换、分配这四个环节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二、马克思消费理论对我国的经济有何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消费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 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 生产和消费不可分割。当前我国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 研究好消费问题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 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一) 重视消费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 我国消费率却越来越低。2009年, 国家统计局官员称我国居民消费率不及印度。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从需求角度看, 我国的三大需求发展不平衡, 投资和出口增长快, 消费增长相对较慢, 使得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马克思说:按人类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 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 生产停止消费也停止, 消费停止生产也停止。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明确指出, 生产和消费都可以成为起点。消费作为起点, 是因为消费提供生产的动机、生产的目的。有消费才有人去生产, 只有消费扩大了才能扩大生产, 只有消费层次提高了才能提高生产层次。这就明确指出了消费对生产从而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因此, 我国要发展, 必须解决我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由于对消费问题认识的比较肤浅, 现行的政策偏重于投资而不是消费, 严重制约了消费率的上升。

(二) 刺激消费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实现经济增长, 必须扩大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扩大生活消费, 即刺激对最终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在马克思看来, 消费和生产的协调发展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合理运行。建国初期, 由于我国的国情,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 人们有多少需要, 就生产多少产品,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计划经济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我们正在向市场经济逐步迈进, 因此,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扩大生产消费、增加生产投资, 无疑可以消耗已经供大于求的现象。但根据马克思的消费理论, 生产消费属于生产环节本身, 如果这些产品本身就是过剩的产品, 那么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三) 如何扩大消费问题

马克思认为没有生产, 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 也就没有生产。生产和消费是密切联系的,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如果没有消费者对产品进行消费, 那生产也就没有了目的。我国目前的产品现状是供大于求, 百姓对消费问题认识也不够全面, 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引导, 因此如何扩大消费成了国家关系的问题。

(1)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增强居民的消费力。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的消费水平。中国有句古话: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 居民的收入不增加, 就不可能有多余的闲钱去购买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产品。扩大农村居民收入非常重要, 由于我国低收入者主要集中于农村, 农村也占我国总人口的57%左右。因此, 现阶段, 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对扩大内需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2) 改变人民的消费观念。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古老的民族自然会遗留下很多的传统, 勤俭节约是我国很多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即便是有了闲钱, 也不会拿去消费, 而是存起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费力。我们说消费, 不是铺张浪费, 而是在频繁的忙碌之余拿出一点点闲余的资金去旅行、学习充实自己。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繁杂的生活中放松身心, 更好的投入工作和学习中。

参考文献

[1]穆艳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导读[M].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03年9月1日) .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人民出版社, 第1版1971年04月.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11篇

关键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伦理;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022—02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对环境问题进行文化反思成为当代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反思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该如何生产、生活,人类将如何发展?引发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反思环境问题和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等内容时,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内容,以实践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逻辑起点的科学体系,揭示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奠定了生态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科学的发展观的基础。如何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汲取丰富的理论养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本文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内容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启示作一些探讨。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现代生活方式的前提和目标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不论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还是从人类的本质来看,人都必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自然界只是作为属人的自然界,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人是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具有意识的一部分。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不仅仅是有生物学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性质”。自然是“社会范畴”,反过来,社会也是“自然范畴”,自然和人、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他认为自然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马克思把历史看作自然的历史,将人看作自然的人。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和人的相互影响,人在“人化”自然界的同时,也在人化著自己的感情、意识和语言。”“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那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人要依赖自然,自然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中要满足人的需要,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在远古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以人归属、服从自然为特征。在农业社会,在人类的生活更有保障,更为稳定的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仍以自然的主导地位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空前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追求的是以“高消费、高浪费”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处于傲视一切的最高位置,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中心,是自然的征服者,人的物质欲望应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但是,正当人类陶醉在战胜自然的喜悦中时,突然惊醒:人类已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破环了生态平衡,损害了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20世纪以来,人类正在把自己逐步推到自然的对立面;而遭受创伤的自然也开始默默而有力地反击人类,洪涝、干旱、沙尘暴、泥石流、地震……人类把自己推到生命的被告席上,接受大自然的审判。这就如《手稿》所讲,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必须和谐发展。否则会出现“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对抗与不和谐”的危险局面。

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人的活动而遭受破坏,亦可由人的活动来协调。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需要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确立我们的生活方式理应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因为地球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恰到好处地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自然永远是人类的母亲。 “人再生产了自然界”,而“人有尺度”,因此,人类可以控制自己的需要和行为。人类只有努力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尊重自然,自觉同自然界保持和谐的关系,人类社会才谈得上真正走向繁荣和昌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前提,也是需努力达到的目标。

二、人是有尺度的,可以利用规律把握自然,但自然也会以它的方式制约人——“知止”是现代社会适宜的生活消费观

在自然界,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适合的,即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改造自然。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尺度的,人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把握改造自然的尺度。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动物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存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是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但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当人的尺度未能把握好时,自然会以它的发展规律制约人。归根到底,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劳动是人和自然的中介,在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自然界才会造福人类,否则,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激化人和自然的对立,必将遭到自然界的处罚。

当发达国家社会内部所蕴含的高消费、高浪费一次性、方便性的生活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并被人们所认识的时候,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正在这些国家蔓延。人们的物质消费已成为一种追求不由自主的欲望的无限满足,人们在眼花缭乱的物质欲望中迷失了自己,随波逐流,掉进物质的陷阱。在生活大潮的涌动下,有些人沉湎于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的追求中,但却始终无法获得满足感。一方面,浪费的生活方式致使人类频频伸手,索取超量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即使索取的东西越来越多,却仍不能满足人的欲望。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物质少,而在于欲望多。正如美国生态科学家比尔·麦克基本所说:“一种自愿的、简朴的生活方式,不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而是不符合我们的欲求。”既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难以满足的,人类就必须正视自己的物质欲望,清醒地、自觉地把自己的欲望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物质上提倡自愿简单化但并非单调、贫穷的生活方式,遵循“知止”原则,主张更节约、更自然、更和谐、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讲究节约型的、更具科学合理性的、更注重消费质量的生活消费观。

三、劳动与人的异化——寻回人类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科学的生活态度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工人的劳动时多次阐述了异化问题。“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则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民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马克思的天才论述,虽然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但其中包含的哲学蕴含仍适用于今天。

在商品可供人们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人们对物品毫不爱惜的观念造成一种浪费的生活方式。对人本身讲,为了满足没有底线的物质欲望,不得不加快生活节奏,减少休闲时间,跌进“挣钱——消费——挣钱”的怪圈不能自拔,妨碍人的全面发展。显然这种生活方式与科学发展观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违背的。有的学者提出,在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解决的一系列全球问题,最严重的是浪费式的生活方式所致的深刻的生态危机。因此,我们所能做的,首先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

现代科学的生活方式,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抛弃“多些,再多些”的消费观念。在精神生活方面,人们从过去那种过分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转为对科学、艺术、信仰等精神层面东西的追求。在减少物质欲望和物质追求的情况下,增加闲暇时间,建立更加融洽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健全的心理、信仰、审美和道德追求达到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满足,这是人同自然和谐与进步的生活。正如《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艾伦·杜宁所倡导的:消费主义是浅薄的,接受和过着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将使人类重返家园,即重返充满了悠闲、情趣、创造性活动并与自然和谐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家园。

现代社会的生活是多角化的,人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空间,但在目前环境、资源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有必要引导人们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汲取《手稿》的哲学精华,结合现实,为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獻: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

[2]王雅林.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

[3]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M].华夏出版社,2002,6.

[3]余谋昌,王兴成.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1.

[4]邓育红.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J].生态环境与保护.2006,(5).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第12篇

( 一) 虚拟资本的定义

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论述,虚拟资本一般用来指银行的借贷、信用货币、有价证券( 股票和债券等) 、金融衍生品等生息资本的总称。马克思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而且“银行券兑现的这种保证也是幻想的”。在马克思笔下,虚拟资本是商业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这种虚拟经济的资本形式是商业和银行信用过度膨胀,或者信用被使用到惊人的程度的结果。同时, 这也是伴随货币资本化而产生的,使得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并创造出金融市场,造成一种“资本化”的假象。

( 二) 虚拟资本的特点

首先,虚拟资本具有价格,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并能带来一定的增值,但其本身并没有价值。如证券市场上发行的股票,即使在发行之初可以大体上代表着投入企业的实际资本,但股票仍然是一种有权索取这个资本所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证书。其次,虚拟资本并不直接创造现实的物质财富,但它会促进社会财富的集中,并创造巨大的货币财富而计入GDP。虚拟资本不仅包括经济内部产生的工资和利润, 而且通过金融杠杆的广泛使用创造出更多的金融资产和相应的货币收入。

( 三) 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1.初级形式的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但高级形 式的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活动关系不大

不同类别的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关系是不同的。首先,没有实体资本或实体经济,就不可能衍生出初级形式的虚拟资本,这部分形式的虚拟资本包括股票、企业债券等等。初级形式的虚拟资本能否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其次,高级形式的虚拟资本不仅仅是原来虚拟资本的再虚拟化,还可能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如金融期货、期权、对赌、金融资产再打包的ABS、CDO、CDS等。这样,这些资产的价值增值已经与任何实际经济活动都无关。

2.虚拟资本具有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活动的运动方式

最初形式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到企业的资本实体,以劳动力、厂房、机器原料、成品等形式处于生产和经营过程,不断创造新价值和利润,发挥着资本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这些虚拟资本又在资本市场流通转让,频繁交易,被用于获取交易利润。这样就产生了与实体经济活动相独立的另一套资本的载体。通过证券化的过程,一笔资本就演化出双重甚至多重资本,这就是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虚拟化的过程。因此,虚拟资本只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1]。

二、虚拟资本扩张的实质与结果

( 一) 虚拟资本扩张的实质

1.虚拟资本扩张是资本家追逐利益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2]虚拟资本的财富创造的过程直接跨越了生产阶段,金融资本家通过所有权的控制攫取大量的剩余价值,造成一种“钱能生钱”的假象。

2.虚拟资本扩张的过程是一种“ 劫贫济富式”的剩余价值 在上层社会买卖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 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 ”[3]虚拟资本的扩张与交易是在剥削完剩余价值之后的上层社会的买卖和“分赃”过程,并且金融垄断资本建立了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后,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主义因此具有了明显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 二) 虚拟资本扩张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

虚拟经济通过金融杠杆的使用,其创造的利润和收益越来越多,而且这种仅仅通过金融工具的方法创新就可以创造出比实体经济更大的财富,与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一样也称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通过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已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实体经济向金融行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转变。这种经济虚拟化和工业边缘化的现象是资本追逐高利润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埋下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二元化的“祸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就业和GDP贡献率的背离反映出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价值增值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的背离,并且进而导致了就业、GDP创造、物质生产的各自独立的局面。

( 三) 虚拟资本扩张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 会关系

1.虚拟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渗透

经济虚拟化的过程外在表现为经济增长重心的转变,金融部门无论在速度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一方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到一定规模出现投资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实体资本或者通过自行设立,或者通过联合的方式转而依靠虚拟化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经济增长不再建立在投资增长或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依赖于居民借贷消费[4]。发达国家中企业和居民通过生产活动积累的财富要远远慢于金融市场泡沫产生的“财富效应”。

2.虚拟资本扩张加速了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调整

金融资本家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并且通过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在此过程中,阶级权力结构发生全面调整,资产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优势;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资产阶级相对于产业资本阶级具有更大的权力优势。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因此,虚拟资本的扩张实质上并没有给普通人民带来财富积累,而是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三、虚拟资本扩张带来的问题

( 一) 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经济虚假繁荣 ,为经济危 机埋下隐患

虚拟资本的扩张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的确可以推动经济的短暂繁荣,可是这种虚拟泡沫的破灭也成为经济危机的先导。二战以后,虚拟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逐步摆脱了对物质形态的束缚,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在虚拟资本的积累快于现实资本积累的情况下,货币资本并不反映现实货币资本的积累,导致实体资本供求和虚拟资本的供求出现明显的差别。当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和积累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货币资本和实体资本的矛盾就会失衡,最终爆发经济危机。

( 二) 虚拟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下,虚拟资本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都急剧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占据统治地位。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扩张有其必然性趋势。但是如果资本完全摆脱实体经济活动的束缚时,非均衡性增长就会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收入分配、资本积累方式、劳资关系均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在这一趋势之下,生产的社会化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了。

四、结论

( 一)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马克思指出,平均利润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减慢而趋于下降。而且资本有天生的追逐利益的本性,这使得大量的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企图不用通过生产过程为媒介就可以赚到钱,给人造成了“钱能生钱”的假象。但是,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总过程中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会使得二者出现背离,渐渐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束缚。尽管虚拟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货币及其衍生物只能充当价值的符号,并不具有劳动价值论所说的价值,所以说,虚拟资本只能在生产的实体物质财富基础上而进行衍生,一切最终完全脱离实际经济活动的货币资本都是无前途的。

( 二) 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密切关注虚拟资产价格波动

发达的金融市场是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必备条件,我国正在积极稳妥地迈出金融市场改革的一步。但是在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虚拟资产价格的变动。同时,虚拟资产价格与一般价格水平密切相关,根据虚拟经济的介稳性,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必须转化为境外购买力才可以使得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实现。否则,这些收入就会贬值,那些依靠虚拟经济的购买力就会转化为通货膨胀。所以说,建立虚拟资产价格预警机制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