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述评范文（精选4篇）
成果述评 第1篇
《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修订稿 (2012) 的完成与实施标志着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从有效课堂教学转向高效课堂教学。新课标的修订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宏观要求, 尤其是对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英语基本技能以及实际操作技能等的要求要与国内外先进生产工艺的应用、对外交流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的要求相适应。除此之外, 目前英语成绩在高考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就要求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而且还要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然而, 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同时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比如, 高中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方法、学习策略的指导, 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以及教材的整合等诸多因素均对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效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实现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性势在必行。基于新课标的修订与当前课改形势的迫切要求, 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亟待改革, 因为对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要求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交汇点, 同时, 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是基础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是英语教学改革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高效课堂。高效课堂的提法源于20世纪中期,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英语课堂改革存在什么重大问题, 英语课堂改革能否成功, 英语课堂改革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等问题激发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探讨。高中英语课堂质量的研究位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接口, 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难点;研究高中英语课堂高效化所需要的条件、途径以及措施, 并对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探究, 是非常必要的。
二、研究回顾
总体看来, 有关“提高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的质量途径”的文章不少, 笔者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总库中检索了2010—2013年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总结。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介绍和评论。
姚丽红 (2010) 提出立体课堂的的教学理念, 立体课堂就是三维课堂, 主要包括课前准备、课堂实施以及课后补充等三个环节。姚指出, 课前准备是有效课堂的基础, 即课堂教学质量的基础, 同时她强调课堂的中心环节是良好的课堂氛围、丰富的课堂活动和良好的小组合作。而这一切的实施要仰仗英语教师良好的业务素质。姚认为课后补充是有效课堂的有力保障, 如作业的优化可以巩固课堂的教学成果, 课后的反思有助于课堂的有效教学等。孙丽华 (2010) 认为中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就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孙指出, 英语教师要注重培养高中生的预习能力, 即教师要教会他们使用工具书, 要帮助学生制定预习方案、把握重难点、明确学习任务, 要求学生认真做好预习笔记;他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 注重精讲多练, 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宋淑霞 (2010) 撰文列出四点体会:有效课堂要求教师课前要做到“四备”, 即备教材, 备学生, 备问题, 备手段;有效课堂要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是高效课堂的主体, 同时多媒体运用的有效性也不能忽视。不过, 广东中山市的张乖祥 (2010) 既没有简单地罗列理论, 也没有列举高效课堂的注意事项, 而是通过分析对照两位英语教师对同一教学内容的两节常态教学课例, 即同课异构, 得出了高效课堂教学的几点启示:一是高效英语课堂教学必须建立在英语教师对学生的语言认知规律、认知水平以及身心特点的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之上;二是高效英语课堂教学必须建立在英语教师对英语和英语学科教学规律的系统认知和有效把握之上;三是高效英语课堂教学必须建立在英语教师对现代英语教学理念与模式的科学理解与熟练运用之上;四是高效英语课堂教学中, 科学合理的目标定位是高效课堂教学的前提或基础, 等等。同年11月,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袁莉云提出高效英语课堂教学的三个途径:更新英语教学理念, 提高有效的能力发展;精心设计英语教学活动以及创建积极的英语课堂环境。袁强调高效英语课堂教学离不开先进的教学理念、精心的教学设计以及积极的课堂环境。
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史家庙学校郭杰龙 (2011) 论述了构建有效英语课堂的意义, 提出了高中英语高效课堂的有效策略, 如良好的教学设计、良好的课堂环境、分层递进教学, 以及英语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 做到会教、善教。同年3月, 袁晓琴 (2011) 从三个方面论述提高英语课堂教学效益的意义, 分析了高中英语课堂效益的现状, 提出了提高高中英语课堂效益的有效途径, 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英语课堂教学魅力以及提升高中英语教师课堂管理的技能。
李二红 (2012) 就如何提高中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问题, 提出了五点建议:以生为本, 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目标;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面向全体, 实施分层教学;引导学生从学会到会学, 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建构发展性评价体系。同年8月, 广州市美华中学的磨晓宇刊文讨论了英语课堂教学有效性内涵, 就提升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有效性策略,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效的课堂导入策略、适当的教学情绪、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以及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然而, 吴润香 (2012) 提出创建和谐的课堂气氛, 还建议师生间要建立融洽的关系、授人以渔、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以及强化口语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重教学反馈, 等等。
邵媛媛 (2013)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 提出要从五个方面入手深化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改革, 如教学质量的管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提升以及教学思想的深化, 等等。邵媛媛建议要从根本上实现“五个转变”:坚持“以人为本”, 引导学生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坚持“学以致用”的教学思想, 引导学生从重“语言知识”向重“语言运用”转变;坚持“互动型”的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学会”向“会学”转变;坚持营造“多维度”的语言交际环境, 使教学手段从“黑板一课本一多媒体”向“人文交际口语化”转变;坚持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制度, 使中学英语教学从注重“目标管理”向注重“过程管理”转变。
三、总体评论
成果述评 第2篇
摘 要：贺昌群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在历史学研究中有着丰硕的成果。对于所处时代的认知，使贺昌群开始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希望对当时的社会提供可借鉴的探索研究。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贺昌群在古代文化艺术方面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学术中国化；贺昌群；文化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9.2；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77-05
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马边县官帽舟黄桷溪（今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建设乡官帽舟村）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贺昌群在敦煌学、简帛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汉唐历史与文学、宋元戏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长期的历史研究使贺昌群在古代文化艺术方面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1928年写出专著《元曲概论》、1929年在《学生杂志》十八卷七号发表《中国文化上所表现的南与北》、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一期发表《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在《东方杂志》二十八卷十七号发表《敦煌佛教系统》、在《文史杂志》发表《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等等。本文主要论述贺先生对敦煌佛教艺术和对居延汉简的研究。
一、贺昌群对敦煌佛教艺术的研究
贺昌群认为中国境内的石窟佛寺遗迹，最有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的应属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
敦煌，古沙州之地，为汉唐间天山南北东西交通的要冲，政治上商业上皆为重镇。公元2世纪以后，天竺、康居、大月氏、安息的佛教，陆续流传于中国西域，使得敦煌又成为中国本土与西域宗教的连接地带。《魏书》记载：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公元439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平城），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
贺昌群认为晚近各国探检队在敦煌石室、罗布泊、塔里木盆地之北——库车、吐鲁番一带发现的古文书和断简中，有所谓的粟特语（Sogdiana）及睹货罗语（Tukhara），据伯希和考证，皆属于东方伊斯兰语言（Iran），原为古代中亚及东亚通路间的国际用语；更据陈万里的记述，今日敦煌的方言，并不与甘肃安肃道的语言在同一种系统之下。可知此地古代确实“华夷杂处”的一个繁盛地方。
至第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中途的政治制度根本动摇，同时海上的交通发达，加以北方沙漠地带气候的隐隐变迁，于是，东西陆路的交通就闭塞了，沿路的古代文明也随之淹没于沙堆中。
19世纪中叶，东方学逐渐勃兴。1890年，英人鲍尔（Captain Bower）在库车附近沙碛中，得到许多贝叶经卷的断片，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1898年以来，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ff）、克莱门兹（D.Klementz）、奥登堡（S.OLdenberg）、德国的格鲁维德尔（A.Gru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几次在蒙古、库车、吐鲁番等地发掘，获得了许多古文书、绘画以及其它考古学的资料。从此，亚洲大陆文化的古代史实，渐为世界学者注意。1902年，匈牙利洛克济（L.de Loczy）探检队返回欧洲，十分推崇，谓为“洞中壁画之富，冠绝东方”。1908年，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骗取大批敦煌佛经归藏伦敦博物馆，中国才开始有几个学者知道有敦煌佛窟这回事。同年7月法国伯希和（P.Pelliot）又将石窟中的佛经尽数运往巴黎国家图书馆，并摄影数百帧，编成《敦煌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六大册。1915年，大谷光瑞发表《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不少敦煌图片。1925年，北大陈万里与考古队在千佛洞考察3日，摄影17帧，未见完全发表；其同行人华尔纳（L.Warner），曾于1924年至敦煌用树胶粘去千佛洞壁画二十余幅，又运去多尊佛像[2]。
当时研究敦煌佛教艺术的材料，仅止于上述。
贺昌群不仅大声疾呼国人重视敦煌学，而且还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等敦煌学论文，并翻译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经记》。日本敦煌学者神田喜一郎在《敦煌学五十年》中说：“1931年贺昌群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十七号上，发表了极为通俗的论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敦煌艺术才成为注目的课题。”[3]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里，贺先生还把伯希和《敦煌图录》6集376个洞窟的壁画，简明扼要地加以介绍，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大概算来，贺昌群对敦煌研究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敦煌千佛洞开凿原因的考证
贺昌群认为，大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月氏国迦腻色迦王（Kaniska）尽力弘扬佛教，使得天山周围（新疆）的许多国家都完全沉浸于佛教崇拜中，北边以龟兹为中心，南边以于阗为中心，南边的枢纽就是敦煌。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西域诸国的沙门、优婆塞，陆续由陆、海两路分别会于长安、洛阳、建康等当时建都之地。这几百年间，上自帝王公卿、学士文人，下至憨夫愚妇，都受到这个新宗教的震荡与蛊惑，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国。这不仅仅是佛教的教理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思想和人生观，随着佛教艺术的输入，使中国古代朴素的艺术平添了一层富丽的外衣；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学、音乐、音韵的发展。
此时，佛寺开始大量修建，佛教艺术以佛传和本生说（jitaka）的经典为主。
虽然有许多民间的佛文学，但由于印刷术到8、9世纪才发明，导致虽然有造纸术，纸质版宣传工具还是很少；为了得到民间的信仰，佛教采用了最直观的绘画、造像活动，来影响大众，所以，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佛像、佛画。
贺昌群引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遗物》中说：“佛教初入中国，仅有画像，晋以后造像之风始盛，于是大同、龙门石窟，遂成天下之奇观。”另引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七及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记载，造像活动实始于北魏。这时的造像，大概以释迦弥陀、弥勒佛、观世音为多。
（二）对敦煌千佛洞开凿年代的考证
据贺昌群随西北考察团查证，敦煌石窟开凿年代，史料可依据的仅有武则天周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这个碑位于千佛洞第一四六号洞，其碑文曰：
莫高窟者，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止于此，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窟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某，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4]。
贺昌群另据徐松《西域水道记》说，乾隆癸卯（1783年），敦煌耆士赵吉曾在莫高窟崖体旁掘得一断碑，有文曰：“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沙门乐僔立”。贺昌群认为以此可知敦煌石窟开凿年代不晚于此时[5]。
贺昌群从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二六九一号《佛论》篇背面的《沙州志》看到一句有关敦煌开凿年代的记录：“会时窟守并亡，矗新从永和九年癸丑岁创建，至今大汉乾佑二年酉岁，笇（同‘算字）得五百九十六年记。”[6]按照贺昌群的考释，晋永和九年是公元353年，至五代刘汉乾佑二年即公元949年，正是596年。也就是说，千佛洞的开凿时间，应该在建元二年（《西域水道记》所载时间）以前13年。贺昌群又引《南史·高僧传》卷一记载说，公元3、4世纪左右，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有许多有名的译经僧了，如3世纪末敦煌的法护（曼摩罗刹）、法时（曼科迦罗）、康僧铠等，早已来中国了，鸠摩罗什（龟兹人）、佛陀耶舍（罽宾人）、卑摩罗叉（无垢人）亦先后来中国翻译了许多梵典，而中国的法显亦在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去了天竺学佛经。这些中外僧侣的频繁交流，说明在公元3、4世纪时期，中国大地上已经盛行佛教[7]。
贺昌群认为，自此以后，除了佛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之外，千佛洞的石窟，代有增补，不但是中国人开凿，西域来的外国僧徒亦有不少参与开凿的，参看《敦煌图录》中的壁画制作，便可知道。
（三）对敦煌千佛洞所在地址的考证
贺昌群随西北考察团到西北考古时看到，千佛洞外有一条小溪流，他认为这就是《敦煌录》所谓“宕泉”，也就是《西域水道记》所说的“党河”。千佛洞前架楼阁数层，即武周《李君碑》所谓“前引长河，波映重阁”。也看见沿着千佛洞山麓一带，白杨遮道，村舍疏落，山的西南壁，南北二里，分上中下三寺，寺名都是用回文书写。下寺就是当年盗卖古物的道士王圆禄的居所。石室卷子及洞中壁画，多称三界寺（贺昌群引罗振玉《雪堂丛刊》记载：“《敦煌将来藏经目》中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十八卷尾有三界寺墨印；又Stein： Serindia， vol. IV， Plates CLXVII《大般涅槃》第九，古写本尾亦有三界寺藏经印”）。由唐朝至元朝，都叫做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或者千佛岩，凿龛上千个。这些佛龛的位置，高下参差而无层次，高者有木梯可达，最高者，则无法攀登。
贺昌群查证出《大正藏经》收有唐写本《敦煌录》一卷，全文不满千字，但颇为重要：
瓜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堆，带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古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祭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众。其山西壁南北二里，便是镌凿高达沙窟，壁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栏通。
鸣沙山去州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其间有井，城中子女皆跻高峰，一齐蹙下，其沙声吼如雷，至晓看之，峭崿如旧。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8]。
所以《旧唐书·地理志》说：“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今鸣沙山流沙的风俗，仍如往昔。
但是，贺昌群又引徐松《西域水道记》说：
（鸣沙山）在敦煌县城东南四十里，东麓有雷音寺，依山为宇；山错沙石，坚凝似铁，高下凿龛以千计。
三危山在鸣沙山北，《史记正义》引《扩地志》曰：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党河自鸣沙山西流十里为三危山[9]。（原注：《方舆纪要》云：鸣沙山东南十里为三危山，盖袭高居诲使于阗之误。）
以上史志所记，互有差异。
贺昌群又引西北考察团陈万里《西行日记》说：
（五月）廿十一日，往游千佛洞，出（敦煌县城）东门折南，复偏东，过沟渠十余处，约七八里，行戈壁转入山口，至三危山下，名为四十里，实有五十里。先在指定之中寺稍憩，即由张哨官等导游各洞[10]。
贺昌群分析认为，陈万里所记路程与《敦煌录》所记“中过石级，带坡至彼，斗下谷中”相同，这说明千佛洞是在三危山下而非鸣沙山，但是陈万里书及《元和志》都说鸣沙山在敦煌城南七里，与《西域水道记》所记，大相径庭。日本学者橘瑞超《东亚探检》却说“千佛洞距敦煌县城九哩”，斯坦因所记却是大约十英里，伯希和《敦煌图录序》所记千佛洞在敦煌县城东西十五千米。所以，综合上述各书记载，鸣沙山当在三危山的尽头，与敦煌县城的距离，当以伯希和的记录为可靠[11]。
（四）对敦煌千佛洞佛龛图像的简介
当时比较流行的编号主要是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陈万里《西行日记·官厅调查表》中关于敦煌佛龛数量的记录。
贺昌群认为陈万里《西行日记·官厅调查表》（1927年版）中的编号有空号（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一八八、二六七、二七七），而且没有摄影，不能给其他学者直观的借鉴；同时，伯希和的《敦煌图录》按照千佛洞从南到北地给各佛龛编号，而且有伯希和手下Charles Nouette对全部编号的佛龛的摄影并出版为铅板影印书，便于学者研究，所以，贺昌群以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为基础，加上他的考察结果，综合而成，对这些佛龛进行了简要分析和介绍，为世人了解敦煌佛窟、敦煌佛教艺术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贺昌群将这些佛龛图片分为6集。
第一集包括第一图至第六十四图。主要介绍千佛洞全景；佛祖帅十大弟子、弥勒、光严、文殊菩萨、四王、八部等探问维摩居士的疾病；千臂千手千钵文殊菩萨雕像，显现的是北宋以前的雕塑、绘画风格；佛祖与富兰迦叶降服六师外道图；北宋初贵人骑马游行的图，可见当时佛教对日常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有多大。
第二集包括六十五图至第一百二十八图。主要介绍大般涅槃像；极乐净土幻想及净土变相图；具有六朝或者唐朝绘画手法的佛像背光图；捧着香炉的男子和盛装的女子朝拜像；文殊师利菩萨坐于狮子背之莲座上；立于莲花上的观音菩萨像。
第三集包括第一百二十九图至一百九十二图。主要介绍世俗妇女朝拜净土曼荼罗像；中央尊佛，天人菩萨侍列左右像及题记（贺注：应为近代作品）；具有云冈、龙门艺术风格的北魏画像，包含着犍陀罗式的佛教艺术风格。
第四集包括第一百九十三图至第二百五十六图。主要介绍具有北魏风格的壁画、造像；写着西夏、西藏文字的壁画（贺注：也有蒙古新字，当为后世所写）；罗汉、菩萨、天人侍列左右的释迦牟尼说法图（贺注：从雕刻手法看来，应该是唐代之物）；僧徒、比丘尼的供养像。
第五集包括第二百五十七图到三百二十图。主要介绍具有西魏时期风格的壁画；体态相当优美的北魏具有唐代绘画风格的释迦牟尼说法图；男女供养人像；
第六集包括第三百二十一图到三百二十二图。主要介绍笔致古拙、有西藏文题记的手持锡杖挂葫芦僧像图（贺注：应为北宋以后作品）；近世世俗供养像；具有西夏文、回鹘文、西藏文题记的壁画；王圆禄道士所居石室的石刻。
上述内容是贺昌群为了使当时更多的普通学者了解敦煌佛像的艺术价值而对敦煌佛像进行的科普性解释，这对于后来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专门的敦煌文化保护文员会起到了普及知识、激扬研究热情的作用，也为后来中央研究院的许多学者研究敦煌艺术开启了学之门，在整个敦煌艺术研究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五）对敦煌千佛洞与云冈石窟关系的分析
《魏书·释老志》说敦煌石窟开凿之后不久，敦煌便为沮渠蒙逊所据，号为北凉（公元397—439）。沮渠蒙逊颇好佛法，于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在三危山开凿石窟（今名万佛峡）甚多，又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通好，其女（牧犍之妹）为太武帝右昭仪，牧犍也娶了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12]。贺昌群认为据此可见当时北魏与北凉的关系颇为密切，开凿石窟之事，北魏应该是知道的。
不久之后的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武帝亲征凉州，灭牧犍，徙凉州人三万余家于平城。贺昌群认为，那些指挥营造石窟的工匠亦必有同时被迁往平城的，虽然不久太武帝因儒生崔浩之谏而毁佛（公元446年），但不久太武帝即诛杀崔浩（公元450年），佛法再次兴盛。这时，原西域名僧师贤又被召出，加以重用；师贤卒，其弟子昙曜代之，更为沙门统。《魏书·释老志》又记载，昙曜对皇帝说：“已于京城（平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丈，次六十丈，雕饰奇伟，冠绝一世。”贺昌群认为由敦煌迁来的那些沙门、工匠，凭借其原来的开凿技术、经验，主动、被动地参与兴造云冈五大石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贺昌群认为：“两地佛像衣纹褶襞、带着曲线的遒劲的姿势，以及背光、火炎、飞天的雕饰，都应该是出自同一系统之下的手法。”[13]
对敦煌佛窟的研究是在外国侵略者、探险家的激发下才迸发出来的，最开始研究敦煌艺术的学者也很少，贺昌群属于最初一批研究者，对敦佛窟研究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居延汉简的研究
（一）时人对汉简的发现、研究
汉简发现的经过，正如贺昌群所说：“汉简的发现，是和近百年间英、俄、德、法、日各帝国主义在我国西北蒙古新疆各地的侵略活动分不开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主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考古发掘是副产，汉简只是他们盗劫的许多文籍遗物之一。”[14]中国近代的汉简发现与研究却是从外国人开始的。
1899年，斯文·赫定在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淖尔涸泽（贺注：古城属汉伊循都尉）获得汉简120枚。
1900—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在尼雅城北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3地获得汉简10余枚，晋简40余枚。贺昌群认为这些汉简隶书精妙，应该是明帝永平之后的作品。1907—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敦煌西北的古长城废墟，（贺注：汉时屯戍之所属敦煌郡太守，有玉门都尉）获得汉简约千枚。1913—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又在敦煌附近获得汉简约50余枚。
1909年，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瑞探检队橘瑞超等在古楼兰遗址亦得晋朝木简4枚。
1927年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共同协定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等人在罗布淖尔得汉简70余枚。同年，又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额济纳河（弱水）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大量汉简。从毛目（鼎新）以北的双城子，沿着额济纳河以北，到宗间阿玛，此间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几乎都有汉简的发现，少者数枚，多者数千。其中以居延地区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现最多。大湾出土木简1500枚，地湾2000枚，破城子5216枚〔贺注：著名的永元（和帝）七年（公元95年）的《月言簿》，是在查科尔帖发现的。总共各处出土的汉简一万余枚，年代最早的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的简，最晚的除永元《月言簿》是东汉光武建武七年（公元31年）的之外，大部分是昭、宣、元、成间之物〕。
贺昌群引《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15]和《李广利传》记载“太初二年益发戍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16]说，这批汉简显示的字迹正与正统史书记载相符合。又，《后汉书》记载“光武六、七年罢郡国都尉，罢长水、射声、中垒、屯骑校尉，罢都试之役”[17]，几乎完全撤消了边郡的屯戍，也可与居延汉简相参证。
汉简研究的主要著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科学出版社）；平中苓次：《居延汉简考证细目》（《古代文学》 第三卷二号 1955年6月）；川胜义雄：《居延汉简年表》（《东洋史研究》第十二卷三号 1953年3月）；Ed.Chavannes （沙畹）：Les Documents Chiois Dicon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bs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1913；H.Maspero （马伯乐）：Les Documents Chinois，Britishi Museum，London，1953；A.Conardy （孔好古）：Die Chine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gtigen Kleinfunde；Sven Hedin （斯文·赫定）：in Lou-Lan，Stoekholm，1920；A.Stein（斯坦因）：Ancient khotan ，Oxford，1907； Serindia，Oxford，1928；Innermost Asia，Oxford，1928；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1915年；王国维、罗振玉编《流沙坠简》（考释、补遗、附录）1934年初印；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年；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18]。
（二）贺昌群对居延汉简的考释
1930年，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居延海附近（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千米处）考察，其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掘了一万多枚汉代木质简牍（其中有少量竹简），这批汉简被称为“居延汉简”（这批简现存于台湾）。
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到北京，经过中瑞双方协商，这批汉简留在了中国（不像以往的敦煌佛经一样被运往国外），由中国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教授、北京大学刘复教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瑞典学者高本汉等人组成小组，专门负责整理、考释。刘复逝世后，整理小组研究决定，选派北平图书馆编纂向达和贺昌群、北京大学史学系助教余逊、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劳干等4位当时的青年才俊协助马衡继续研究这批汉简。在之后的6年时间内，贺昌群先生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从事汉简的整理与研究，释读的手稿多达16册。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扩大，学者们被迫从北京转移，原来的汉简照片也在战火中毁坏，给释读汉简带来巨大困难。但是贺昌群在艰苦的环境下仍旧坚持着研究工作，最终写成《〈流沙坠简〉校补》《汉简释文初稿》（手写稿）《烽燧考》《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等重要的文章和著作，将汉简的释读和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贺昌群先生是继王国维、罗振玉之后我国汉简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在汉简的整理与考证、汉简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总结、西北史地的研究等方面均有较高造诣。通过整理可以看出与传统的研究者不同，贺昌群不仅重视史料的记载，而且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加强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贺昌群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需要历史研究者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1〕〔12〕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3046.
〔2〕〔4〕〔5〕〔6〕〔7〕〔8〕〔9〕〔10〕〔11〕〔13〕〔14〕〔18〕贺昌群.贺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175-190.
〔3〕神田喜一郎，高野雪.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2.
〔15〕〔1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155，2687.
〔17〕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45.
近三十年我国学校体育科研成果述评 第3篇
一、确定学校体育科研成果的基本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我国学校体育科研成果中主要的高层次代表性成果, 在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并从研究的实际条件出发, 初步确定出下列统计 (评价) 我国学校体育科研成果的指标体系。
(一) 全国高校用学校体育教材、专著
1.学校体育综合性教材
2.体育教学论等专题性教材
3.学校体育范围内的专著
(二) 全国学校体育学术会议发表论文
1.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学校体育论文报告
2.全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报告
3.其他全国性学校体育二级学会主办会议的论文报告 (及论文集)
(三) 全国中文体育核心刊物发表学校体育论文
(四) 全国体育学科博士生、硕士生发表学校体育论文
(五) 中小学用体育教材、教材
(六) 其他
需要说明的是, 近20余年全国部分省市不定期举办学校体育的学术报告会, 编写了一些地方用中小学体育教材 (及参考书) , 部分大学也编写过不少自用体育教材专著, 在近几届奥科会、亚科会上也有少量学校体育方面的论文入选, 但上述研究成果因不便全面查阅统计, 因此暂不列入本文统计指标范围。
二、近三十年来我国学校体育主要科研成果统计与分析
(一) 全国高校用学校体育领域的教材专著
1. 学校体育学 (体育教育学) 综合教材:20本
其中学校体育学16本, 体育教育学3本, 学校体育概论1本。这20本教材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时间序列上, 表现出每10年数量递增的趋势, 上世纪80年代共有5本, 上世纪90年代共有6本, 2000年至今共有9本, 后10年数量明显增加。二是在内容体系及使用范围上基本形成两大体系, 即由专业体育院校专家编写、并主要在体育院校通用的教材版本;由师范院校体育系科专家编写、并主要在师范院校使用的教材版本。这些教材在理论上开创并完善了中国学校体育的理论体系, 在实践中发挥了培养学校体育专业人才的重要作用。三是在层次上较为丰富, 涵盖了从中专体育运动学校到函授专科、本科用教材, 全日制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用教材。四是在教材名称上出现了“体育教育学”的字样, 其内容与学校体育学大同小异。
2. 体育教学论等专题性教材:13本
除上世纪80年代的1本、90年代的3本外, 其余9本均为2000年至今的专题性教材, 且其中“体育教学论”占了绝大多数。其背景主要是:随着新世纪初全国体育院校体育教育等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重新修订, 专业课程体系发生新的分化与整合;不少院校新开了“体育教学论”等专业模块课程, 急切需要开发编写新的专题性教材。因此, 众多版本的体育教学论应运而生, 为新世纪体育院校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学校体育学领域的专著:31本
基本特点是:第一, 从时间上看, 上世纪80年代未见专著出版。其中有10本为上世纪90年代的著作, 剩余21本全部为2000年至今的专著;第二, 从内容范围上看, 从学校体育史到学校体育理论热点问题, 从专题性的体育教学改革、体育教学模式、体育教学设计、体育课程研究到课余体育和国外学校体育的不同研究范畴, 各具特色, 异彩纷呈;第三, 从专著的研究形式上看, 既有个人的学术积累、自由探索的成果, 也有由专家小组经合作研究而成的系列丛书 (如曲宗湖、杨文轩主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现代学校体育教学丛书1-4册”等) , 还有以近10年部分学校体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为主体的学术专著;第四, 这些学术专著大大丰富发展了我国学校体育理论体系, 拓展了过去教材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展现了研究者的不同视角和研究新领域, 体现出鲜活性与时代性, 其中不少专著已作为部分体育院校本科教学的补充或参考教材, 或作为研究生教学研究的参考、代用教材。
总体而言, 上述学校体育教材专著大部分都产生于近10年左右, 其研究范围较前20年明显扩大, 质量和深度大大提高。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学校体育理论研究前10年主要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经验;第二个10年, 尝试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初步探索实践;最近10年, 在前两个阶段学习探索积累基础上, 大量涌现出有特色和创新的研究成果的总趋势。但是, 本文由于统计资料受限, 可能还有一些省市出版的, 特别是来自基层一线体育教师、教研员的研究成果 (专著与教材) 未能统计在内。
(二) 全国性学术会议发表论文
我国各地的学校体育工作者, 近20余年来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全国性学校体育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论文, 是学校体育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比起上述少数学者专家出版的教材、专著而言, 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 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中入选发表的学校体育论文
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的每4年一届的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涵盖了包括学校体育在内, 近20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向全国征集论文的基础上进行评审入选, 申报论文的入选率在40%～50%, 是全国最大规模、最高层次、最具体育学术代表性的全国性学术报告会。
由表1可见, 自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以来, 每4年一届 (个别会届因原因提前1年) 的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每届入选论文中学校体育方向的论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七届大会共入选学校体育论文1048篇。其次, 从第一届至第八届的入选论文数量逐渐上升, 且从第五届开始, 还为学校体育领域的专题报告开设了两个以上的报告会场;2000年第六届大会后, 入选论文数量剧增, 每届入选数达200篇～300篇, 几乎是过去四届的总和。第三, 学校体育领域的论文在历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十几个学科入选的总论文中, 占据相当重的比例, 最低为12%, 最高达16.3%, 有一半会届的学校体育入选论文占当届大会入选全部论文的第二位。第四, 代表性强, 在上述历届入选的学校体育论文中, 作者既有专业体育院校的学校体育理论专家学者, 也有在校就读的学校体育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 还有大中小学一线的广大体育教师, 及各省市的体育教研员或体育卫生管理人员。论文内容也反映出逐届拓展、日益丰富, 跨学科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的局面。在质量上基本代表了我国学校体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由最初较单一的研究方法, 逐渐走向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重视实证研究的道路。
(除个别届数论文数未查到外, 已查到大部分已开历届大会的学校体育论文)
2. 全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入选论文
由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属的体育研究会, 自2000年开始主办的每2年一届的全国学校体育大会, 集中了来自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主的研究论文, 是全国性学校体育学术交流的另一重要途径。集中反映了2000年以来, 全国学校体育研究的基本成果与特色,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表2可见以下特点:一是从第一届至第五届, 入选论文总数较多, 且呈逐步增长趋势, 由第一、二届的500余篇到第三、四届增加到700篇左右, 第五届上升至800篇, 平均每届总数670篇;二是每届会议中论文质量较高的专题报告论文, 占入选总数的⅓至⅓ (除第三届) , 平均每届为109篇;三是其中两届 (第三届、第五届) 大会与全国中运会科报会相结合, 既丰富了中运会科报会的学术交流内容, 又扩大了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的影响。5
3. 其他全国性学校体育二级学会会议及会议论文集
以下主要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主办、各地院校承办的各年度全国学校体育论文报告会, 有的在会后优选部分论文出版了论文集, 可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历年学校体育论文的发表情况。
由表3可见,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全国性学校体育二级学会主办的国内学校体育论文报告会有5次, 其中4次集中在2000年以来的9年间, 反映了学校体育的科学研究成果在2000年后达到了新的高峰;历次会议突出了不同的交流主题, 引导学者在专题领域内深入研讨。
4. 其他在国内举办的国际性学校体育学术交流报告会
因难于找到齐全的文字资料, 据笔者参与历次会议的情况回忆,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2年, 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主办为主, 分别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院校举办了中日两国学者参与的学校体育论文报告会, 中韩两国学者参与的学校体育论文报告会, 中日韩三国学者参与的学校体育论文报告会, 中美两国学者参与的论文报告会, 共计不少于5次, 每次入选论文不少于50篇, 总篇数近300篇。这是我国学校体育科研逐步走向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体现。
三、近20年来全国体育院校学校体育领域的博士、硕士论文
(一) 博士论文数:40篇左右
(其中以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毕业论文为主)
(二) 硕士论文数:350篇～400篇
需要说明的是, 限于研究条件和全国体育学硕士点的设立时间各不相同, 各校的学校体育方向研究生全部毕业论文很难精确统计。上述数字主要是几所专业体育院校的学校体育方向研究生论文数。还有相当数量的全国师范院校体育院系学校体育研究生论文 (50余个硕士授权点) 尚未统计入内, 其总数不少于200篇。
四、全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校体育论文数
由表4可见, 4个主要中文核心期刊近9年来发表学校体育论文数达1445篇, 仅北体大学报近9年来发表的学校体育论文数, 就达745篇, 这已超过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全国省级以上体育刊物发表学校体育论文的总篇数 (600余篇) ;是全国1950年～1979年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学校体育论文 (52篇) 的10余倍。
五、近三十年学校体育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
(一) 以学校体育类教材、专著为主的代表成果, 在高校培养学校体育专门人才、建立和丰富课程体系、推动学校体育学术研究、活跃学术思想、指导学校体育实践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二) 从学校体育教材、专著到以不同形式发表的论文, 全部学校体育科研成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从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到地方省级政府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科学决策与管理, 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决策参考与管理依据。无论是《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出台与实施, 还是历次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颁布施行, 以及2007年中央7号文件的颁布, 其中都不同程度地总结吸收或参考了当时相关的学校体育科研成果。这是学校体育科研为社会服务的价值体现。
(三) 各类学校体育科研成果, 在指导大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 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参考作用。特别是近20年来, 学校体育科研成果的交流形式丰富、成果数量急增、传播方式多样, 广大基层一线体育教师通过订阅相关杂志报纸、上网查阅信息、购买相关书籍, 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学校体育科研成果信息, 成为指导他们实际工作的得力工具。
(四) 学校体育各类科研成果为初步构建中国特色的不同风格的学校体育理论体系,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靠的依据。近三十年来, 各类学校体育科研成果, 大大拓展了学校体育科学理论。无论在宏观或是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 不管是“健康第一”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确立, 还是全国性学生体质状况的调查, 以及不同教材教法的创新, 或校本课程的开发, 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现在, 正是需要集中力量, 对这些大量成果进行总结、梳理和扬弃, 进而重新构建中国特色学校体育理论体系的时候。
(五) 学校体育科研成果在研究、交流和传播、应用的过程中, 影响、转变着学校体育界的观念与认识, 大大活跃了学校体育的学术氛围, 使更多的人加入研究的行列。做“研究型的体育教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已成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 体育教师的自觉行动。而越来越多的学校体育工作者的观念更新, 且更自觉地投入学校体育科研, 则将更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科研迈向新的阶段。
六、展望
(一) 加强宣传与引导, 建立会议与刊发论文的查重审核机制, 解决当前在论文成果方面的大量重复研究问题;有组织地开展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团队研究或协作、联合研究, 使不同内容的、独立新颖的学校体育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 跨学科研究是今后学校体育科研提高质量的重要方法学途径之一。当今的学校体育科研, 不能再局限于原始的经验层面或单一的教学技术、方法层面, 而应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入手, 左右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行为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体育史等诸多学科, 借助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方法与技术, 以更广阔的视野, 多角度、多层次创造性地探索学校体育的各种问题, 以求更深入地认识学校体育各类活动的本质与规律, 更科学地开展各项工作。
(三) 体育课程与教学研究仍然是学校体育科研的中心。体育新课程改革仍然要在推进中加强研究, 以研究指导改革;积极探索和解决近几年课程改革中争论的有关热点和矛盾;体育教学领域仍有常研常新的无尽问题, 如不同教材内容与教学目标的关系、不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创新实践、各类体育教学内容资源的开发、各种体育教学评价方法手段的科学化与应用性创新等, 可能是今后长期需要集中研究的应用性问题。
(四) 从战略研究角度看, 我国的学校体育要尽快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必须要有重大原创性成果, 必须重视加强学校体育元研究。要集中优势力量 (如相关高层次研究基地的科研立项, 体育博士生的论文选题等) , 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开展重大基础性研究, 如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动作技能形成规律, 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体育兴趣行为变化规律, 学校体育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本质与功能等问题。
成果述评 第4篇
恢宏博大
相比去年的举办地青岛, 今年国际展的举办地武汉在区位优势上要胜出一筹。本次办展也得到了武汉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多年来, 国际展基本上都选择在中部城市召开, 自然是出于南北企业参展的方便性考虑。举办国际展, 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硬件条件即庞大的展馆。本届展会的举办场所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室内展馆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室外有8万平方米, 完全符合国际展的办展要求。A区和B区呈圆弧形相连, 地下一层还能为一些小企业提供场地。意想不到的是, 在今年的连雨天, 这倒成了这些企业的福地, 不用避雨了, 也为这些地下一层参展的企业吸引了人流。
今年国际展规模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大。近十几年以来, 参展企业每届基本上都维持在1500家以上的规模, 记者了解到, 今年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势态, 中外参展企业达到1600多家。今年国际展在展区设计方面, 为了便于参观者观摩、接洽、选型, 展览划分了15个展区, 展品划分了十几个大类, 涵盖了农业生产全过程所需的装备及其配附件。记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转场的过程中, 感觉今年的场馆内参展企业和产品门类的安排划分都比较明晰, 布展也要比往年整洁有序得多。要知道, 很多小企业即便产品不是一个门类, 也想与大企业同一个场馆, 借他们的人气来烘托自己的气氛。主方办能坚持原则, 让绝大多数前来参展的企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委实不容易。
为丰富展会的内涵, 本届展会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围绕着“国际拓展、贸易合作、信息交流、成果转化”的主题, 展会期间举办了中国农机发展论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论坛、中非农机合作贸易座谈会、2014年农机行业经济运行与市场分析报告会、农机综合作业现场演示等, 极大地丰富了展会内容, 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农机展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多活动主办方都想借展会的人气, 拓展活动的影响力, 如亚太区域农机协会圆桌会议、中德示范农场项目等。不过, 展会期间同期举办的活动太多了, 必然会分流掉另外某一活动的人气, 今年的大会主论坛人气明显不如往年, 这大概也是活动主办方所需要考虑的。
从今年的展会参展企业和有关活动来看, 今年国际展的“国际化”含量明显提升, 程度超过了往届。据组委会提供的消息, 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韩国、日本、泰国、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众多知名企业报名参展, 以及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制造商、经销商、代理商, 还有一些国家的农业管理官员、贸易促进机构和商会、协会代表, 部分非洲、拉美国家的使馆官员前来观展。参展企业除了一些已经在华建立工厂的国际巨头, 一些未建立生产基地的国外二三线农机企业也纷纷前来参展。这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农机市场的吸引力, 也凸显了国际展作为中国首席农机贸易平台的影响力。可以说, 国际展充当中外农机沟通的桥梁作用愈加明显。
鉴于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影响力和在国际农机展领域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今年的国际展还被列为“2014年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并被纳入商务部、财政部的《中小企业重点展会补助》项目。中国农机流通协会领导还有一个宏大的设想:依托国际展, 打造亚太农机输出、欧洲农机输入的对接平台, 在机会成熟时要成立国际农机展联盟, 促进几大洲的农机化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与时俱进
本届展会, 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 (移动) 互联思维正越来越强地渗入农机行业。
在这次展会上, 无论是主办方还是参展企业, 都非常注重对新型信息化工具的利用。作为第一主办方, 中国农机流通协会早就在展会前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微信号, 及时向外界发布与会展相关的信息, 也极大地方便了与会者, 只要带上手机, 关注展会的官方微信, 随时随地就可以阅览有关展会的相关信息。展会主办方还在很多场馆的宣传页等各类宣传资料上印上了二维码, 这些都是主办方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提升的表现。
与此相对应的是, 参展企业也纷纷加入了二维码、微信、微博营销的行列。随着人类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千万别小看了微信、微博这些工具。其一个好处是, 可以与受众进行互动营销。在以往传统媒介时代, 传播基本上都是单向的, 很多企业或媒体顶多做一下问卷调查, 还得读者答好再包上信封、跑到邮局花费一笔邮资寄回去, 因此读者反馈的积极性很小。而现在就不同了, 利用手机, 微信公众号、朋友圈一发, 马上引来跟帖无数。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手机端微信、微博的出现, 现在一些大企业的传播速度非常迅速。这方面值得肯定的还是中联重机、福田雷沃重工这几家营销意识超前的企业, 他们充分利用宣传工具, 很好地进行了展前、展中和展后的营销传播, 对自己的展览情况进行了全面而生动的宣传。每天展览收场后, 相关宣传信息马上就跟进, 对受众起到了很好的告知与互动作用。记者所熟悉的一些企业如天津勇猛机械、中国一拖、山东五征、德邦大为、约翰迪尔、爱科中国、中国农机院、中机美诺等, 在信息传播的及时性等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细节营销无处不在。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福田雷沃重工在其展区的每一张小桌上都帖上了二维码, 以便进行扫描。实际上, 每一台流动的机器都是一个流动的优质宣传平台。此处给每一个厂家领导的建议是:今后可以每一台机器上都印上宣传二维码 (官微号甚至企业的客户端) 。
务实创新
本届展会的一个重要看点, 是企业的布展水平越来越高了。
展会比什么?比气势, 比布展, 比产品, 比场面, 比展会活动, 比活动人气, 等等, 不一而足。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来看展, 除了有些经销商或用户有针对性地看某些产品外, 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 热闹哪里有?更多的还得看大企业。看他们的活动, 看他们的员工面貌, 看他们的新产品—他们培育市场的能力、拥有的规模化生产与营销能力才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尽管每年都有些农机企业用美女模特来吸引眼球提升人气, 但跟车展明显不同的是, 如果非要排个序, 看美女在农机展恐怕要退守到末席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一届展会的人气, 更多也主要是靠一些大企业、知名企业等支撑起来的。赴展之前, 很多观众就对一些大企业有什么看点充满期待。
自2012年奇瑞重工 (现中联重机) 在沈阳国际展上进驻室内布展后, 国内一些大企业进入室内展馆就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潮流。随后, 已经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进入室内参展。本次展会上, 不仅中联重机继续大手笔占了半个A1馆, 福田雷沃重工、国机集团旗下企业、山东五征、江苏常发等企业无一不是在室内。就连一向以低成本运营的山东时风集团也在室内建立了“时风超市”, 场面浩大。当然, 国际企业在华子公司, 仍然绝大部分都栖身馆内, 如久保田、洋马、井关、大同、东洋和一众欧洲的农机具企业等。不过, 大概出于产品太大出入不方便亦或减少成本之故, 今年约翰迪尔、克拉斯、凯斯纽荷兰、常林道依茨等企业却选择在了室外。
在布展理念上, 国内企业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次展会上, 除了在布展创意、布展手段上的绞尽脑汁, 福田雷沃重工、中联重机、中国一拖、山东五征、九方泰禾等国内企业和约翰迪尔中国、爱科中国等外资在华企业凭着企业综合实力强大、丰富的产品组合优势, 还展出了他们为用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思路。中国一拖展出了系列农机具产品, 山东五征展出了高端动力拖拉机和延伸产品如喷药机等, 福田雷沃重工除了展出了各类收获机械和各种马力的拖拉机产品, 这次还展出了已经初具规模的打捆机、烘干机和其他农机具。中联重机占了半个场馆的农机具产品琳琅满目, 从耕到收、加工环节, 从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到甘蔗, 全面展示了中联重科旗下这家农机制造商全力打造全球农机品牌的形象。正如中联重机总经理王金富在其发布会现场所说的, 中联重机将通过全球研发体系的支撑和全球资源的整合, 构建世界领先的产品创造平台和运营平台, 在推动中国农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同时, 发力全球高端市场, 推动中联重机成为世界级农机装备企业。
这次展会的一个重要看点, 莫过于中联重机“‘谷王’‘耕王’全新运营平台品牌暨新产品发布仪式”的举行。自8月份机械巨头中联重科入主原奇瑞重工以来, 旗下农业装备业务怎么命名引来各方人士的猜测, 不过直到国际展前才向公众掀开面纱。当天的发布活动上, 行业大腕云集, 成为展会期间最热闹的展台。
这次展会, 除了中联重机, 像雷沃、五征、中农机、科乐收金亿这些较大型企业也借展会平台搞展会营销活动。应该说, 这些企业的活动质量都比较高, 而且也比较贴近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不像往年, 有些企业纯粹是为了活动而搞活动, 形象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在本届展会上, 还可以看到一些地方企业抱团在一块展出, 突出展出了地方产业集群的概念。如在B5和B6馆记者见到, 河北宁晋的一些零配件企业、湖北的粮机生产企业 (佳粮、仙粮等) 、山东的一些小型农用工程机械企业、河南的一些小型农产品加工 (如粮油压榨等) 企业。一些小企业实力弱、展会预算有限, 在展会上集中参展、抱团出海, 可以较好地提升当地的产业集群效应, 展示当地的产业实力, 这样, 比一个个虾米级的企业散乱地淹没于偌大的展馆海洋中, 要吸引眼球得多、有效得多。当然, 在这种“群团”的思路下, 一些兄弟企业、关联企业, 选在一处集中参展, 无疑也是一种经济、智慧的选择, 如锐生工贸、无锡中惠, 在一个本来难以通过特装吸引眼球的零配件馆, 通过创意性的设计和时尚的元素, 很好地突出了自身的品牌形象。一些大企业, 旗下产品悉数展出, 并借此展示了企业的实力与品牌形象。如中国农机院携现代农装本部、中机美诺、洛阳中收、中机南方、呼和浩特分院等五家院属企业参展, 产品有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多旋翼飞机、玉米免耕精密播种机、烘干机、草捆捡拾码垛机、自走式饲料收获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等共计18款机型, 展区总占地面积逾1500平方米。
新品之场
本届展会, 很多企业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武器,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亚洲农机的最高水平。
在传统产品方面, 玉米收获机企业九方泰禾副总经理张希升告诉记者, 公司带来了两款新产品迪马4YZ-6S自走式玉米籽粒直收机和迪马3268Y小型短车身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这两款产品搭载了该公司专利技术的液压驱动桥, 采用自动换挡技术, 能无级变速操作。
天津勇猛机械则通过丰富的产品链良好地诠释了其“玉米收获专家”美誉, 本次展会展出了4YZ -3Z、4YZ -3Y、4YZ -4 (SQ) 智能型、4YZ -5、4LY -6 (ZL2130) 籽粒直收型、4YZ-4Q、4YZ -8、9QS -280等十款玉米收获机械产品, 产品类型涵盖摘棒机、籽粒机、青饲机, 适用范围覆盖华北、中原、西北、东北等区域。荣获“2014中国国际农机展产品创新奖”的勇猛4YZ-4H (SQ) 智能型玉米机, 主要部件实现智能监控及调整, 如倒车时还田机自动升起、智能型操作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老字号企业, 中国一拖此次参展的东方红LF2204轮式拖拉机是为满足国内大型农场及高端客户需要, 采用成熟的动力换挡和电控技术进行开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20马力大功率轮拖产品。中国一拖此次还展示了最新研发的农机具系列:包括东方红高速灭茬缺口圆盘耙、东方红马铃薯收获机、深松灭茬联合整地机、液压翻转犁。据介绍这是一拖近年来重点投入自主研发的新产品, 系列农机具的性能和科技含量十分先进, 大大提升了农田作业的速度和效率, 同时又兼顾省钱、省油等经济因素。
当然, 这次会上的一个风向标是福田雷沃重工推出了烘干机械, 其5HXW0150低温循环式谷物烘干机首次亮相展会, 预示着烘干机械随着近两年来舆论和市场的培育, 一些主流农机企业已经看到这一块市场的潜在上升点。目前, 中联重机、中农机 (旗下中农福安) 已经提前布局, 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此外, 雷沃这次还带了国内最大喂入量收割机和采用欧洲研发中心技术开发的同步器换挡拖拉机。
在新产品方面, 自然少不了一贯的营销高手中联重机。这次借全新运营平台的发布, 中联重机带来了系列高端产品, “六箭齐发”亮相国际展。本次展会中联重机以41款全面升级机型和6大创新产品组成的强大阵容, 全方位、多层次向外界展示了其作为“全球农业生产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的创新成果。首次对外发布的AS60甘蔗收割机、LZ702履带式拖 拉机、RN1004轮式拖拉机、TB70小麦收割机、PL40履带式全喂入联合收割机、SG80乘坐式高速插秧机等6款高端农机新品, 则代表了未来农机化发展的趋势和用户需求升级的方向, 也是中联重机北美团队与中国团队通力合作, 潜心打造高端产品、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阶段成果。
产业亮点
从新型产品方面看, 从本届展的产品上看, 畜牧机械、植保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如烘干机械等产品参与企业明显增多, 这预示着国内企业正在向着农机化的薄弱环节和领域进军。其中, 中联重机推出的“谷王”AS60甘蔗收割机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看点。据介绍, 该产品针对中国、巴西、印度及泰国等甘蔗生产农艺条件, 在吸收转化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研发而成, 核心零部件全球采购。据中联重机研发人员介绍, “谷王”AS60甘蔗收割机底盘采用了履带式刚性船形结构, 强度高、接地比压低、通过性好, 对山地、湿地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在收割作业中, 该机切割、输送、卸料装置配合紧密, 一气呵成。农机行业人士都知道, 甘蔗收获是目前我国两广、云南等甘蔗种植区领导和农民的一块心病, 中联重机作为实力企业介入, 有望与迪尔、凯斯等外资企业一道把中国的甘蔗收获机械化推高一个层次。
畜牧机械目前还是我国农机产业的一个潜在增长点, 据有关方面的数据, 这几年都在呈现5成以上的年增长率。这次会上展出的比较多的是青贮机械, 中联重机、勇猛机械、中农博远等知名企业以及知名度较低山东一能等都有产品展出。不过, 相比国外的克拉斯和凯斯, 国内产品无论是产品的大还是产品的先进性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亟须在掌握核心技术特别是圆盘式机械产品的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与适用性。
此外, 本届展会畜牧机械在产品丰富度也不断提高, 新增了两家来自华南的畜牧养殖设备龙头企业———广州广兴牧业设备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展示了其全套养鸡设备及工程技术。不过, 在饲料搅拌机、畜禽养殖、粪便处理等机械方面, 国内企业的产品还较少, 自动化和复杂程度都较低, 在国内的畜牧机械领域, 相比粮食机械, 年产值能达亿元规模以上的企业少之又少。值得期待的是, 随着中联重机、福田雷沃重工这些知名农机企业的进入、产业竞争层次的加剧, 畜牧机械空白市场有望不断被填补。
植保机械也是本届展会的一个亮点, 笔者看到了多家做喷灌机械的企业。不过, 相比主攻旱地的企业, 水田机械产品要少些。来自山东莱州的易田机械是少数从事水田喷灌机械的企业之一。据了解, 这家企业经过4年来的潜心研发, 目前开发的主导产品受到了江苏、安徽等农垦规模化种植用户的热烈欢迎。记者也看到, 作为国内水稻机械领域的知名企业, 湖州星光农机也展出了水田喷灌机械和履带式旋耕机, 展示了该企业打造新增亮点的动向。
另外, 还有一些细节和亮点值得关注。继去年之后, 农用航空再次成为本次展会的一个亮点。今年的展会上, 农用航空企业越来越多, 参展风格也越来越规范成熟。本次展会还看到一些生产环节的装备企业也前来参展, 如生产激光切割设备的深圳大族激光, 凸显了这类企业欲借展会平台在农机制造领域“捞金”的意图。不过本次展会记者没有见到机器人生产厂家, 希望未来主办方利用一千多家制造企业参展的优势, 向上游装备领域进一步拓展, 开拓新的增长点。
综合来看, 从本届展会我们可以观察到, 国内企业在产品的创新升级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但是一些薄弱领域还需要继续努力。本届展会大型、高端的农机具的风光仍然属于外资企业, 看农机具还是得看外资, 如意大利马斯奇奥、挪威格兰、美国大平原等。在产品的大型化方面, 国内企业跟克拉斯、凯斯、迪尔、爱科、赛迈道依茨等国际巨头相比还有差距, 需要脚踏实地、奋起直追。
记者观察:
一届简洁明快的开幕式
在10月28日举行的2014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开幕式上, 与会者都明显注意到, 随着一年多来“中央八项规定”的深入贯彻实施, 这股“风”也刮到了国际展主办方、刮到了展会, 让本届展会开幕式呈现出很多不一样、值得称道的细节。
朴素简约, 节俭务实。往年, 国际展的开幕式, 通常都会安排在一个面积很大的厅里进行, 花费肯定也要大得多。而这次展会开幕式, 一个小小的前厅 (就是那个被称作“A0厅”的地方) 就容纳了。另外, 往年开幕式上都要摆上簇簇鲜花, 领导宣布“开幕”后礼炮随之燃放, 以烘托开幕式的喜庆气氛。而今年, 这些都不见了踪影。要说, 开幕式就那么一会儿工夫, 摆放鲜花绿植或燃放礼炮等, 看似小事, 背后却要做很多准备工作、都要耗费大量精力, 还不如把展会主办方有限的人力资源更多地放在提供更多的服务工作、提升展会的服务水平上。从国际展开幕式看, 笔者认为体现了主办方节俭、务实的理念。
嘉宾剧减, 场面低调。往年的展会, 我们总看到主席台上要站上好几排大大小小的领导, 人数达上百人, 主持人光介绍嘉宾就要花去半个小时, 让台下的人听之乏劲。而今年开幕式受邀上台的嘉宾很少, 从去年的一百二三十人减少为今年的24人, 主持人很快就介绍完了。而且这些上台领导都是跟展会密切相关的单位的领导。另外, 本届展会开幕式也没有邀请高级别领导参加, 最高的就司局级, 少了那种前呼后拥的场面。
往年的展会开幕式, 还能看到, 主办方会请很多安保人员维持秩序, 而今年由于场面小、时间短, 也没有大领导要进行额外“照顾”, 保安人员也就很少, 相关维持秩序的人员对参加记者和观众也很友好和善。
流程简短, 务实高效。作为国际展主办方负责人, 中国农机流通协会会长毛洪主持开幕式, 中国农机化协会常务副会长马世青对本届展会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会长陈志宣布了明年春季全国农机展的时间地点。另外, 武汉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作了简要致辞,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宣布大会开幕, 整个开幕式就结束了。整个流程良好地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中所要求的“提高会议实效, 开短会、讲短话, 力戒空话、套话”之风。这些, 也体现了展会主办方把时间更多地留给观众、留给参展企业的意图。
每年一次的中国国际农机展, 对全国农机人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多少人都想在展会来多看点产品、多听点论坛、多捞点信息、多会点朋友、多开展点商务。如果开幕式时间冗长, 势必会“喧宾夺主”。开幕式, 重在烘托气氛, 引导大家观展、识展、读展、品展。如果把时间花在一些没必要的嘉宾介绍上、花在听领导长篇大论的讲话上, 显然是不太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