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范文（精选11篇）
城乡流动 第1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正负效应,对策
2012年, 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6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7%, 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1]。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要变量, 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对城乡经济的正负效应,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经济的影响, 采取对策积极解决它带来的负效应, 使负面影响力达到最小化甚至实现向好的方面转化, 合理引导流动人口, 带来流动人口的正面效益最大化, 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1 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经济的正效应
经济因素一直是促使农村人口流动的最明显也是最直接的原动力, 也决定着农业人口流动的流量和流动趋势。农村流动人口有助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现代化经济结构的转变, 刺激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加强城乡间的文化、习惯的交流与融合, 达到城乡间的和谐发展, 它对城乡产生全面又深刻的影响。
1.1 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一, 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 缓解了城市供求矛盾, 成为城市中许多行业和工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农民工构成的农业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 加入到城市的各个行业当中, 这可大大缓解城市劳动力的供需矛盾。
第二, 流动人口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加速了城市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改变。流动人口使得城市化的速度、发展轨迹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空间聚集, 加速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 促进了城市居民对自身以外的文化的接受能力和观念的改变[2]。
第三, 流动人口的到来刺激了城市的商业活动,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不仅是城市的生产者群体, 它们本身也会形成一股巨大的消费力, 他们在经营商业、服务业、餐饮业为自己增加了收入的同时会形成购买力, 刺激城市商业, 促进城市商品经济的流通, 在活跃商业活动的基础上, 流动人口的存在从各个产业方面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1.2 农村流动人口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一, 可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人口的外流并在外地就业, 有效地减轻了流出地人口对耕地的压力, 使一部分农村留守人口通过承包租赁拥有更多的农业资源, 加快土地向种田能手和经营大户的流转与集中, 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第二,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 为农村发展注入了资金。我国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均收入, 远比农民仅仅依靠自己的小面积的土地种植农作物的收成换取的收入多, 这就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第三, 流动人口回流会产生回归效应,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 会潜移默化地把诸多生活新理念与新习惯、生存的新方式、经济发展的新信息、工作的新经验和新体会带回农村, 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和回归效应, 影响着农村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逐步实现与城市文化的接轨。
2 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经济的负面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在对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 也给城市与农村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其影响将继续伴随城乡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
2.1 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消极影响
第一, 流动人口给交通和城市管理带来的问题。从流动人口给交通带来的问题看, 农村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给城市交通、环境卫生和户籍、劳务市场管理等带来巨大的压力。
第二, 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治安提出了新的挑战。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导致中国犯罪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 人口流动性每提高1%大约将导致犯罪率上升3.6%。此外, 流动人口自身及其子女在城市社会中的安全问题、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冲突问题、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问题等, 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三, 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公共基础产品的需求超出其发展速度。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 增加了对城市公共资源的需求, 而城市资源承受能力普遍不足, 城市公共产品供不应求, 在无法保障本身需求的同时还要顾及外来人口的需求, 如教育、卫生、医疗、娱乐等基础设施缺口进一步扩大, 公共服务不足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2.2 农村流动人口对农村的消极影响
第一, 使农村人力结构不利于农业生产。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对流出区农村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利。目前很多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荒废土地, 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第二, 流动人口加大了农村工作管理的难度。首先, 流动人口构成复杂, 当地政府难以统计出当地人口的实际数目, 这就造成了人口统计的遗漏。其次, 流动人口离开其原居住地, 形成人户分离的局面, 致使实际中婚育证明管理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再次, 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家里, 使大多数还在上中小学的孩子也成了民工的一员, 这种缺乏知识、低素质的孩子就会继续着父辈的路, 长此以往形成农村流动人口的低素质的恶性循环。最后, 还导致人口流出区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 现在的农村流动人口基本都是青壮年, 留在家里务农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者, 给农村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 老人的养老就医问题也变得严重。
3 应对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经济负效应的对策
农村流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必将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始终, 正因为其范围和数量的空前, 对城乡影响的巨大, 就必须将它的正效应加以推广, 减小负效应的影响, 将负效应影响范围和影响力最小化。把流动成本降到最低, 使农村流动人口进一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3.1 减少对城市负效应的对策
第一, 发展多种交通运行方式并加大技术改造。发展一些城市地下、地面、架桥、空中等多种结构的轨道交通, 合理地利用空间布局, 发展多种交通运行方式, 从而减少交通压力, 较好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第二, 加强社会治安、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社会和谐的根基。要加强思想道德规范教育, 教育流动人口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已成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当务之急, 加强对流动人口法制建设,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第三, 加强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吸引资金增大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加大城市的规划力度和管理力度。加大社会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等的建设, 建设适合流动人口生存、生活的居住区。同时加大对卫生医疗和教育的投入, 保证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健康与受教育的权利。
3.2 削弱对农村负效应的对策
第一, 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效益。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驱使, 因此, 要把农村年轻劳动力留在农村, 核心措施就是着力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效益, 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努力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制改革,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对教育的关注意识。对农村进行教育宣传工作, 让流动人口充分认识到教育对孩子的前途以及对于整个农村家庭的重要作用, 农村教育针对流出人口的子女可以实行寄宿制教育, 如专项托管教育, 聘请老师代替老人作为学生的管理人。
综上所述, 农村流动人口将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 政府部门应积极解决此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短期负效应。从目前经济的发展来看, 只要人们充分发挥流动人口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克服消极作用, 利用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管理手段, 农村流动人口给城乡经济带来的正效应就会大于其现在所带来的负效应, 最终充分实现流动人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周博.浅析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和效应[A].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校报, 2008 (6) .
浅谈城乡小学师资流动现状与对策 第2篇
新一轮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师是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的流动直接影响教育均衡发展的进展与效果。目前，我国教师期望单向上位流动的趋向未变，各校际间客观工作环境差距的局势未缩，区域、城乡间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势头未减，教师流动不科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收到制约。我们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行政化管理策略，对教师合理化流动进行经济差距的实质性补偿，加强教师合理化流动的监督及改善措施，确保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
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的教师合理化流动的内涵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达到需求与供应的均衡状态。教师流动，指教师从一种工作状态到另一种工作状态的变化，工作状态可以根据工作岗位、工作地点、服务对象及其性质等因素来确定。合理化教师流动是“在一定范围教师资源的最优配置，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合理的教师流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积极有序的流动，不是盲目、无序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宏观把握，理性分析，整体策划来协调教师流动。
二、城乡教师流动现状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教师合理化流动的问题颇多，其原因有主观意愿上的，也有客观条件限制的；有纵向经济控制影响的，也有横向竞争激烈等，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难度较大且具代表性的症结问题。
1.教师期望单向上位流动的趋向未变。教师作为人有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权利与愿望，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其选择方向。他们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价值观念。人生理想与职业目标促进教师节节攀升。
2.校际间教师客观工作环境的差距未缩。优秀教师不愿支教，不愿到农村学校任教，除工资待遇外就是工作条件太差。城市与农村条件已经形成鲜明对比。城市学校软件设备齐全，硬件丰厚。农村学校信息闭塞，设施简朴，办公设备欠缺。农村学校的发展状况无法满足教师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需求。
3.区域、城乡间二元结构的势头未减。我国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乡差距问题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老问题，以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来看，短期时间内区域、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会持续扩大，但势头也不会减少。二无结构也导致教师薪资成倍数关系。加之财政收入差距下的教师劳动力市场具有自由选择原则，所以优质师资成单向上位流动越发严重。
三、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对策
一是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提高到城市学校水平，新分配教师优先用于补充农村小学紧缺学科教师，为农村小学足额配备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科学教师，使所有农村小学都能开齐开足国家和省规定课程。
二是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共享机制。县域内实行教师“上挂”与“下派”制度。“上挂”就是把农村学校的教师送到城市学校学习培训，通过“上挂”学到城市学校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达到参考式培训的目的。“下派”就是把城市学校的优秀教师派到农村学校支教，让“下派”的教师到农村学校做示范，把城市学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传授给农村学校的教师，通过教师的相互交流，达到城乡师资统筹和教师培训的目的。城镇教师在评先晋级时要有农村支教经历，县级主管部门在这方面要有明确规定。
三是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对新补充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教育主管部门都需要制定服务期制度，在聘用中给予明确规定；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确保县域内农村教师待遇不低于城镇教师待遇；设立农村教师奖励基金，对长期在农村从教、表现优秀的教师予以奖励；适当提高农村学校(含教学点)中高级教师岗位的结构比例和农村教师在各级各类评先表彰中的比例。
四是实施农村教师(校长)培训工程，不断加强教师培训
机构建设，启动农村教师(校长)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工程，通过培训切实转变农村教师（校长）观念，提高农村教师（校长）教育教学能力。
城乡流动壁垒凸显留守儿童难题待解 第3篇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从2004年的约2000万增加到目前的6100多万。亲情关怀缺失、教育缺位等问题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悲剧事件频发，留守儿童如何健康成长已经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孩子有诉不尽的思念，父母也有说不完的无奈。留守儿童难题，该如何破解？
亲情关怀缺失，家庭教育缺位
“我很想念妈妈，但是她都没有时间想起我。”一位留守儿童失落的独白一直萦绕在李行健的心头。李行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年前他在四川省荣县玉章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他所带高一班级一共有60人，几乎一半都是留守学生。
“与父母空间上的疏远也造成了情感的疏离，他们拿着父母给买的苹果手机，等到父母电话的时候却不多，也不善于主动向父母表达思念。”据李行健了解，班里的很多同学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但是年岁已高的老人们最多只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对于日常情感生活的关心、与人相处方式的教育等，往往力不从心。“这就导致了他们很敏感，也很脆弱，禁不住诱惑，也受不了委屈。我们班里交男女朋友的现象很多，因为他们渴望关心和陪伴，希望有人一起玩，彼此说说心里话。”
今年6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亦菲主持的学术调查报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李亦菲介绍，根据这次覆盖6省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按照比例推算，全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约有1794万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921万一年见不到父母一面。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低，更容易表现出紧张、忧愁、心烦等消极情绪。
对于外出务工的父母而言，这种团聚往往要以一家人经济收入陷入困境为代价。因此，他们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做出他们认为更“理智”的选择。
“哪个父母不想跟孩子守在一起呢？但是得出去挣钱养家呀。”来自山西省永济市赵伊村的刘晋军和妻子目前在北京经营着一间小面馆。8年前，孩子刚刚上幼儿园，夫妻俩就外出打工，想趁年轻多挣点钱。
5年前，刘晋军的儿子开始在老家上寄宿小学，基本上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据刘晋军的妻子介绍，孩子刚上寄宿小学的时候，胆小、害怕，“冬天尿裤子了也不说，湿冷湿冷地坐着，硬是把裤子焐干了……”回忆起这些，刘晋军的妻子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即便这样，刘晋军仍然选择留在大城市。“生活中总要做些取舍，不能陪伴、照顾孩子的确很亏欠，可要想改换门庭，得先有经济基础。在农村，我们感受最真切的就是干啥都需要钱”。刘晋军的妻子说：“结婚盖房子欠下很多债，后来孩子要上学，乡下的教育都荒了，我们想让他念城里的学校……光靠种地哪能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等省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发现，50%以上的留守儿童，其父母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家一次；近20%的留守儿童，其父母不能每年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外出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叶敬忠说。
留守农村问题重重，城乡流动壁垒凸显
叶敬忠自2004年起就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他介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三个方面。具体来说，“父母缺席”成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常态，留守儿童长期面临亲情关怀缺失和家庭教育缺位；农村学校上移、乡村教育衰落，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愈发恶劣；空心化的凋敝乡村难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社区支持；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性格问题和价值观念偏差；部分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生活无保，成为亟待救助的“困境留守儿童”。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与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看来，除了家庭教育，学校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也至关重要。“由于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农村学校很少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并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也很少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这些都会对其人格发展形成消极影响。”
李行健觉得，如今在留守儿童的教育方面，家庭将很多责任转嫁到学校，但撤点并校以后，学校规模太大，照顾学生也力不从心。“我所带班级的班主任老师每天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0点半，周六也不能放松，反而自己的孩子经常成为没人陪伴的‘留守儿童。”
随着青年人的外流和村庄活力的渐失，爱幼敬老等传统互助伦理逐渐衰落，留守儿童成长风险加剧。这些留守儿童长大后几乎都将流入城市，有些将成为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
留在农村，孩子的成长状况堪忧，可城乡二元结构下，进城务工农民将子女带在身边也是难题。
去年夏天，武汉某高校附近生意红火的复印店突然停业了，复印店老板霍祥提起他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摇头叹气，“我们不在身边，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他，在学校总是打架，老师的管教也不顶用。虽然我没有文化，可我知道孩子教育是大事，店铺附近的学校都很难就学，为了孩子只能关店回乡。”可今年3月，这间复印店又开张了，“在家乡挣不到钱，出来了又没人管孩子。”老霍说自己左右为难。
叶敬忠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快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非农村家庭的个体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的原因，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这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留守儿童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化发展之殇。”叶敬忠说。
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
在叶敬忠看来，这些年来政府、学校、社会各个方面其实都在努力，但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原因在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以城市繁荣为主要方向的发展模式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留守儿童问题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建立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
叶敬忠认为，对于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监护缺少，要慎言监护补位或监护转移。几年前有的地方推广的“代理家长”做法，把孩子成長中的监护工作转移给政府或其他人，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补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今年过年时，打拼多年的刘晋军夫妇靠小店的收入买了辆车。“这两年家里通了直达北京的动车，我和妻子都尽量保证轮换着两个月回一次家。现在自己有了车，有空的时候就争取开车回家多陪陪孩子。”刘晋军说。
让孩子们不再留守，或许还有其他破解之道。
来自贵州遵义的何庄磊在深圳打工3年，如今家乡的有机茶产业如火如荼，他便决定返乡创业。“有龙头企业带动，还成立了合作社，挣钱也不比外头少。”据了解，何庄磊的女儿刚刚中考结束，“孩子小时候在家不小心打翻暖壶烫伤了脚，我心里一直有阴影，最近贵州发生的几起留守儿童悲剧，也坚定了我在家乡踏踏实实做事的想法。不能只为了钱活着。”
吕开宇认为，从深层次上，解决留守儿童一方面需要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减少不合理的区域转移；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政策联动，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此外，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的儿童权益保护意识。
如何提高本地劳动力消化水平？吕开宇认为，在全国层面上，需要基于资源、环境和生态等条件优化产业布局，均衡地区人口分布，减少不合理的区域间劳动力大迁移。而在地区层面上，各地应基于劳动力禀赋选择产业和技术，制定支持具体政策，充分发挥丰裕劳动资源的优势。
完善哪些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首先是修改不利于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其次是出台新的政策治理好流动人口。”吕开宇说。“给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首先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打破制度性壁垒，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其次要改革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让公共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流动人口市民化。”
试论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 第4篇
何谓“海绵效应”
纵观各先行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无不以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取向,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是沿着这样一条现代化之路前行。中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按照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总体趋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将不断向城市转移;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基础不牢以及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转移过程必将出现反复和波动,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这就好比是说,中国城市犹如一块巨大的海绵,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好比是在农村和城市间流动的水;当经济处于上行期,经济繁荣致使海绵扩张,它就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从农村吸纳进来;当经济下行时,经济衰退致使海绵收缩,它就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挤回农村。笔者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现象称为中国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海绵效应”。
“海绵效应”何以生成
那么,“海绵效应”何以生成呢?为什么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类似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没有见到明显的“海绵效应”呢?总体上讲,‘海绵效应”生成的客观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经济波动的诱因可能来自实体经济,也可能来自虚拟经济;但是,无论它是来自实体经济还是来自虚拟经济,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之相配合,“海绵效应”依然不能发生。
首先,从实体经济方面来说。宏观地看,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在许多方面未能达成共识,但有一点二者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两种主要经济学派都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周期性经济波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必然是由繁荣经衰退而萧条,而后又复苏再繁荣,如此循环往复。只是二者对其解释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定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两种解释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本质是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经济周期是目前人类所认识到的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之一。这就是说,假如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实际上,自199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年高速增长,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的经济衰退也是迟早的事。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局并非偶然。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为“海绵”的扩张和收缩提供了可能。
其次,从虚拟经济方面来说。虚拟经济主要基于金融体系,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可以在虚拟经济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经济危机往往由金融危机引爆。关于如何看待金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问题,美国学者富兰克林·艾伦和道格拉斯·盖尔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曾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他们认为,金融安全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类型无关,无论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的还是非市场主导型的,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二是他们认为,金融发展的常态是非均衡发展,因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绝对的、不可避免的,人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如何处理金融危机,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这就是说,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金融体系的内因仍然可能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是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发生而已。可见,“海绵”的扩张与收缩不仅具备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基础,而且引爆实体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在虚拟经济内“天然地”存在着。
最后,从制度安排方面来说。中国农民工之所以能在城乡间“来去自如”,不仅与“海绵”本身扩张与收缩有关,也与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其中对“海绵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承包的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覆盖到农民,土地对农民就有了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同时,现行土地制度使得农村土地流转中“一锤子买卖”几乎成为不可能,小农理性也使得进城农民工不轻易放弃他(她)的承包地。这样一来,在中国现代化大潮中,进军城市的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就必然是,“打得赢就打——留在城市,‘打不赢就跑”——回到农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类似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发生“海绵效应”,因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进城农民可以进行“一锤子买卖”式的土地流转,即使“打不赢”也回不了农村,于是这些国家就以城市周边的大量贫民窟替代了在中国出现的‘海绵效应”。
如何评价“海绵效应”
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并正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中国特色的“海绵效应”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影响。
其一,“海绵效应”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从近期看,当经济危机到来时,由于“海绵效应”的作用,进城农民工被大量挤回农村,此时农村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就立即显现出来,“进不了城可以返乡,打不了工可以务农”是中国农民工几乎可以不假思索的决策。正因如此,从总体上来讲,不至于因农民工大量返乡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这就为中国克服危机、重振经济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稳定才能发展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对此,“海绵效应”功不可没。
其二,“海绵效应”的发挥是有代价的。“海绵效应”的制度基础是以土地保障替代了农民的社会保障,这种替代是有代价的。从人权上讲,农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把农民的社会保障托付给土地,实际上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讲,“海绵效应”意味着农民工“候鸟式”流动难以终结,阻碍了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从效率上来讲,把农民的社会保障托付给土地,外出打工农民就不愿意彻底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实现,这是以牺牲农村土地配置效率为代价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新农村建设来讲,由于“海绵效应”的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民在农村的去或留具有不确定性,新农村建设难以规划。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
其三,“海绵效应”是不应该长期持续的。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从长期看,减少农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这就必须使农民工在城市留得住,变农民为市民,只有逐步消除“海绵效应”,才能为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创造条件。中国作为文明国家,不能容忍农民“非国民待遇”的长期存在,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以文明的、现代的社会保障替代土地对农民的低水平保障,是践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也必然要求提高农村土地配置效率,逐步实现农业集约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而这也是要以逐步消除“海绵效应”为基础的。
“海绵效应”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应对当前经济危机,促进农民工就业,不能仅仅紧盯着眼前,出台一些“应急措施”,更要从全局出发,放眼未来。
第一,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循序渐进地把农村土地“解放”出来。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与保障功能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生产功能是保障功能的前提,如果土地不能产出,它也就没有保障功能。土地保障功能是农民在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状态下进行自我保障的一种理性反应,但它以牺牲农村土地配置效率为代价。中国的国情决定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应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就要以稳定为前提,走渐进路线。因此,从实际出发,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基本政策取向应该是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弱化农村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另一方面,也要正视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隐含的土地保障功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将长期存在的事实,逐步强化承包经营权、放活使用权;既要兼顾现代化进程中“稳定”的内在需要,又要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制度归宿预留制度变迁的出口。在此,应该反思的是,在中国财政大量盈余的过去10年中,我们错过了这个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大好时机,否则我们今天应对农民工失业的社会冲击就会更加自如。
第二,继续完善市场机场,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如前所述,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迟早也会到来——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没有影响。既然经济危机是常态的、不可避免的,那么,提升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流动性救市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式的行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实,一个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源自这个经济体自身的抵抗力,这正如人生活在空气中必然接触感冒病毒,难免感冒一样,应对感冒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强自身的体质。因此我们的可行之路只有两条,一是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以增强我国经济遭遇危机时的自我修复能力;二是要挖掘需求潜力,适时进行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以不断增加中国国民财富的绝对数量。有了规模,才有抵御危机的实力。此次经济危机源自美国,而美国人并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难过,其原因即在于,美国是市场机制极其完善且经济实力超强的国家。
第三,坚决修正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始终立足两个市场。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充分就业本就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第一目标,而在我国的经济工作实践中,地方政府多以经济增长(GDP增长)为第一管理目标,片面理解科技创新,盲目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忽视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此次经济危机的教训和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充分就业始终应该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另一方面,当此次危机到来时,中国政府看到了中国经济外向依存度高的弊端,同时迫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策略;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扩大内需勿忘外需,中国立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不能变。既然经济波动是周期性的,也就意味着,危机过后,外需仍将增长,所以我们在扩大内需时不能苛责我们既定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矫枉过正;而是要未雨绸缪,在当前经济衰退时就要为未来经济复苏时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做准备,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要努力使我们的企业具备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能力。中国是一个要解决13亿人生存和发展的庞大经济体,保增长是其长期战略任务,因此,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进出口对中国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
第四,重视市场风险,谨防一哄而上,“逼民创业”。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为促进农民工就业,各地纷纷提出了一系列帮扶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措施,甚至有人已经乐观地测算出,平均1人创业可带动3.8人就业的诱人指标。但一定要记住,市场有风险,创业有风险,市场不会因为创业者是农民工而放他(她)一马;农民工中确能创业的毕竟是极少数。更何况,当前无论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哪个领域创业都有一定困难。如果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农业领域创业,进行土地规模经营,就意味着要清洗出一批农业劳动力,在当前就业形势本就严峻的背景下,这显然不合时宜。如果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工业领域创业,但我们知道工业向城镇集中是总的发展趋势,“村村冒烟”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且这样做有带来新的产能过剩的危险。如果鼓励返乡农民工在第三产业(服务业)内创业,但我们知道第三产业的需求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返乡农民工毕竟是农村人口中的相对少数,遭遇危机后,农村社区的常住乡村人口与危机前并无明显增加,新增服务需求从哪里来?没有需求,就意味着没有创业市场。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出台的帮扶措施中都有给创业者提供信用贷款的允诺,贷款额的上限有的划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假如一哄而上,又创业不成,就会给银行增加新的政策性包袱,可能给银行业带来系统性风险,埋下新的危机隐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过历史教训。所以,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工作可以做,但千万不能一哄而上、“逼民创业”。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分析报告 第5篇
——以成都市郫县安靖镇雍渡村为例
（苗术斌）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2007级
一、该村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影响：
雍渡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其人口组成呈现一个典型的外来人口结构。因为雍渡村十分接近成都
市的原因。从成都市区有公交车直达雍渡村，特别是城区改造以来，大量的服装加工作坊搬
迁至此。因而吸引大量务工人员或经商者因为便利的交通便宜的租金而首选雍渡村落脚。这
样就造就了只有3000多本村居民，而外来流动人口超过30000的局面。经调查该村外来人
口主要的省内来源地以富顺、自贡、资阳居多大都务工与加工企业或作坊；省外来源于云南、贵州等周边省份的外来人口也以务工为主，而来自广东、浙江等发达省份的外来人口主要是
经商或从事个体经营。大量外来人口集聚势必对村子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给本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区位比较优势的发挥产生积极地影响。该村的入住加工企业和作坊创造近千万的GDP产值，为国家财政补充税收一百多万，仅出租房屋一项就为该村带来人均4000多元/元的收益。
（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高达10：1的比例带来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具体表现：
1．社会治安
经过走访调查和安保主任介绍，我们了解到雍渡村外来人口众多、流动性大、发案率高增加
了治安联防的难度。近两年来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逐年增加，社会治安问题是雍渡村乃至
整个安靖镇最让人头痛的工作。随着外来人口增加村子每年要支付高达30万元费用，治安
联防队员由3人增加到23人。为此村上设有治安联防办公室，并为联防队员配备了警车、对讲机等硬件装备。村子的治安状况在镇上与村上有关部门的联合整治下有所好转。但形势
依然严峻，调查中村民向我们表达了对村中治安现状的不满和对良好治安环境的渴望
2．劳动保障与权益维护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法制观念淡薄、维权意识不强。因而在村中的多数私营个体企业中
劳资纠纷、超负荷劳动、不签订劳动合同、打骂歧视工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个别的企业甚
至非法招用童工牟取暴利、甚至偷税漏税。对于很多工人来说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他们往
往采取以暴制暴等非理性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进一步恶化了村子的治安状况。
3．公共资源的分配
首先，教育问题是外来人口最焦虑，政府最头痛的问题。调查中有民工向我们抱怨子女教育
难（民办高校收费高、条件差、师资力量低；公立学校手续繁琐、子女受歧视），当地人对
此也表示不满，外来民工的子女到公立学校上学，抢占了本地学生的应有的教育资源，对本
地孩子不公平，他们提到安靖学校，本来一个教室应该是30个学生，现在一个班有接近80
个座位。占地80多亩的安靖学校
教师130多名，学生3380人，外来民工子女998人，现有的教育资源与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其次，基础设施方面本村有一条拥有长1.4公里，宽40余米的主干道路，道路完全按照城
市道路标准进行修建，有“全市第一村村路”之称的村道，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堵塞时有发
生，道路两边被停车占据（缺少相应的车位），村中的电力等基础设施资源的现状与需求严
重不对称。本村的仅卫生一项就要村中投入70万左右，仅靠收取每人20元的卫生费有巨大
缺口，所以道路两旁垃圾随处可见，排水沟臭气熏天。村民表示这在大量外来人口入住前是
不常见的。最后，是社会保险和医疗。在接受调查的15个外来人口，只有2人购买了社会
保险，其余的因为工资过低而无力购买，但是自己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危险性极高，同时又普遍存在养老、伤残、疾病医疗方面的忧虑。虽然安靖镇在每个村都设有占地3亩的公共卫生站但几年来外来人员的增多，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公共资源分配问题导致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升级。
4．计划生育
由于生育信息采集困难重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新时期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难，已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隐蔽性、复杂性带来了一系列管理问题。相当一部分从业和居所变动频繁、无有效证件、无固定住所、无固定职业。管理难度非常大。加之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计划外生育日益严重，我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出生人口已占违法生育出生总人口的75％左右。在调研中我们了解村中的外来流动人口，存在严重的超生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公共资源分配问题。
二、原因分析
1．外来人口众多、流动性大等特点加剧了基本信息采集的难度，加上管理上的缺陷造成了发案率居高不下的困境，对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现有法律法规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缺乏必要的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缺乏外出流动人口的法律规定。这使得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亟须贯彻统一。
2．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放宽，怀着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流动人口向城市汇聚，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健全，流动人口的自身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淡薄，使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维护。
3．基础配套设施资源的不足，雍渡村的发展得益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同时，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连基本的水、电、气也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更谈不上交通、卫生建设。
4．流动人口的素质问题，村中的外来人口大都来自贫困落后的地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不高，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加快，流动人口的精神文明素质没能跟上发展的步伐，这也是计划生育问题作为流动人口管理问题老大难的原因，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达不到有效解决将进一步制约雍渡村的长期和谐繁荣发展。
5．外来人口人数众多，虽然他们大都来自四川省内，但不同地区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也是他们与本地人融合的障碍所在。外来流动人口普遍没有归属感，一定程度上因为由于发展需要，政府对外来人口持缄默的鼓励态度，但随外来人口只限于管理，基本的服务、培训、提高内容几乎是空白。政府在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方面的扶持不够，也是流动人口缺乏基本的归属感。
三、我国总体上流动人口管理的瓶颈：
1．作为管理者的公安机关等相关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一是思想认识偏差。部分民警的管理理念存在偏差。没能及时调整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传统的通过大清查发现登记外口、坐等房东上门****的工作方式一去不复返，自己又无法结合实际摸索出一整套管理模式，因而在日常管理中出现了措施匮乏和不知所措现象，影响了管理实效。二是管理手段欠缺。租赁房屋许可制度取消，对租赁业主的主动制约手段没有跟上；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对屡次通知不****的外来人员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支撑，影响****率；一系列的变革使外来人口的流动环境更宽松，对混迹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能以及时发现、准确打击。同时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涉及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但目前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机构主要设在公安机关，而教育、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职能部门却缺少相应的管理服务机构，从而造成公安机关孤军奋战的局面，使管理服务工作的整体合力难以很好发挥、整体水平难以
有效提高。
2．作为被管理者的外来流动人口存在的问题。一是管理对象的思想出现抵触。许多外来人口对****等持无所谓态度，甚至逃避、抵触公安机关的检查、管理。一些用工单位、租赁房屋的房东认为“我出租房屋都不要你批准了，你有什么权力管我”，使外口管理的难度大增。二是外来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普遍较低。外来流动人口在文化素质、法制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与城市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对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些外来流动人口往往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知识，而造成违法犯罪、违反计划生育、逃避管理等行为。有的却因自身好逸恶劳，选择以违法犯罪作为谋生立足之道。三是流动人口社会约束力弱化，城市边缘化趋势明显。外来流动人口离开原籍地进入异地后，一方面脱离了原籍地的约束，隔断了一定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和友群关系，容易形成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行为倾向。另一方面又因有受本地人歧视和排挤的心理，不存在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责任心，这就势必导致其狭隘的心理和短视行为，以致自我放纵、脱离社会主流规范。
四、我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的思考
我们要明确劳动力要素在不同地区的流动和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条件。如果仅是因为担心外来人口会带来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就对他们采取各种限制方针，不仅有悖于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市场原则，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包括工农、城乡等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损害整个社会在内的长期福利目标和效率原则的实现。
１．要加强领导，完善机制，进一步形成各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涉及面广、系统性强、任务复杂艰巨，必须实行综合治理、联合作战。把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作为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考评内容，制定控制流动人口的考核管理办法，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单位抓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的积极性。
２．要控制流动人口无序涌入和过度膨胀给村子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各部门要严格执行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实行“以证管人”。要认真验证证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时间性，对无证件材料或证件材料不合格的要坚决依法拒绝进入。公安部门应重点研究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暂住证在限制流动人口无序大量涌入的功能。
３．要强化管理、完善服务各项工作。要全面做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各项工作。要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坚持打防并举，综合治理，坚决遏止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尤其要重视“流动人口二代违法犯罪问题。坚持公平对待、搞好服务、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扶持与巴帮助。
五、具体解决方案：
１．社会治安方面，通过教育、宣传、辅导着重提升村民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提升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治安联防部门的力量，首先增加治安巡逻队员数量，其次加强治安联防队的装备，加强治安巡逻，及建立外来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平台，加大对外来人口的普查管理力度。贯彻严格管理、优化服务、依法保护的方针，遵循管理与教育、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把专门管理与群众管理结合起来组织动员更多的群众参与流动人口的管理，充分发挥出租房屋主的作用严格按照“谁出租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严格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做到切实掌握流动人口的情况和底数。劳动保障和权益维护方面，把行政管理与法制管理相结合起来。通过公检法机关的联合整治，维护外来流动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严防非法雇工生产。加大普法宣传，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维权意识和法制观念，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促使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２．公共资源分配方面，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在采用公平、合理、有效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增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解决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后顾之忧。同时采用“以房管人、以税养人”新模式即：通过加强租赁房屋管理，控制税源，管住管好暂住人口，做到“以房管人”；同时通过加强对城乡个人房屋租赁税收征管，解决暂住人口管理经费问题，健全网络，做到“以税养人”。外来人口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也要履行自身的义务，爱护公共设施，节约公共资源。
３．计划生育方面，把法制宣传教育与热情服务相结合起来。加大《计划生育法》的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法律观念，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育行为，完善流动人口违法生育举报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强化服务意识，做到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宣传上门、避孕药具送上门、生殖健康服务到人，切实维护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合法权益。４．将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纳入相关的发展规划，实施外来人员综合素质教育工程使其综合素质逐步发展。提升外来流动人口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在健全外来流动人口自主管理组织的基础上，通过指导规范以及示范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其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引导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城乡流动 第6篇
建立城乡一体流动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形成系统性的流动党员管理网络,关键在于统筹和整合城乡资源。要实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的要求,就必须在党建工作中树立科学发展意识,充分发挥现有党建资源的最大效率。随着各地党员服务机构的不断完善、党员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极大提高,为流动党员城乡一体化管理带来了优质资源和良好契机,依托现有的党建资源足以形成行之有效的流动党员管理机制。
一、依托构建社区大党建格局,建立健全城乡一体流动党员动态管理责任机制
社区是所有党员的“家”,是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的基础平台和主要抓手。流动党员来到城市,必然会在社区生活下来。社区党组织担负着承接者的角色,社区党组织作用发挥好了,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就有了保障和基础。
1.形成社区流动党员网络化管理新格局。扩大社区党的工作覆盖面,要积极创新社区党组织新模式,形成覆盖广泛的社区流动党员网络化管理新格局,确保社区外来流动党员有“家”可归。上海浦东新区通过创新党组织设置,加强了流动党员的集中教育管理,在流动党员集聚地,采用了双重管理、属地管理、联建管理等多种模式建立了“新家园”党组织,为实现流动社区网络化管理丰富了载体。同时,要延伸社区党组织链条,整合社区驻地单位流动党员的管理,实现两大“组织整合”:一是要把社区中从单位游离出来的流动党员组织到社区党组织中,实现社区党的组织对辖区流动党员的组织整合。二是要使社区党组织与住区流动党员所在单位、社区中的各类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新的联系,推进流动党员的双重管理,实现党对社会基层组织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区内各单位资源共享、工作共做、责任共担、优势互补的运行体系,不断丰富社区大党建工作。
2.完善流动党员管理的协调机制。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与整个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相关,与党的方方面面工作都存在紧密联系。因此,抓好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和配合,组织部门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要善于整合各方现有党建力量,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建立由区委组织部牵头抓总、街道(镇)党委和相关职能部门党组织主动参与、村(居)和“两新”组织等基层党组织主抓落实的党员管理责任机制。同时,要加大与公安户籍、人口办等人口综合管理责任部门的沟通协作力度,构建流动党员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实现流动党员管理与流动人口管理“互通、互补、互促”的工作思路。
二、依托基层党建信息化工程和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立起统筹城乡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信息互享机制
实行城乡一体化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需要一个全面统筹的平台作为支撑。基层党建信息化工程和现代党员远程教育工程是全国实施党员教育管理的主平台,它的特点是涉及面广(全国、全市可以共享党建信息)、工程规模大(从中央到地方,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巨大),我们应该利用好这样优质的党建资源,深挖它的党建价值。
1.以党建信息化工程为载体,规范流动党员信息采集和跟踪服务。一是要充分发掘基层党建信息化工程价值。2008年,上海市全面实行了党员信息入社保卡工作,利用这一平台的信息,各区(县)可建立自己的区(县)、街道(镇)、居委(村)三级流动党员信息库,重点做好对流动党员刷卡信息的跟踪和完善,建立流动党员定期排查制度。及时发放“流动党员活动证”,确保“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全覆盖,对“流动党员活动证”实行每年一次审核,切实达到持证规范管理的要求。二是按照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的原则,建立地区、城乡间的信息交流、互享制度。在流动人口登记中,同步进行流动党员信息采集工作,并录入暂住户口信息系统,逐步建成“信息采集—新进党员筛选—各街镇获取名单—排摸核实—数据反馈上报—纳入管理”的工作环路。三是运用各地的“党建网”平台,结合党员服务中心机构网络,建立起城乡一体化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工作网络互动模式,完善流动党员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流动党员网络化管理。
2.以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为平台,统筹流动党员教育培训。在流动党员教育培训上,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站点分布广泛、学习灵活的特点,不断创新流动党员教育培训模式。如上海浦东新区东明社区(街道)提出的支部集中学习和党员凭流动党员活动证就地就近学习的教育形式,就是针对远程教育方便灵活的特点设置的,有效解决了流动党员过于分散、集中活动难的问题。在学习方式上,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有着党建新闻播出特别及时、适合党员学习的内容特别丰富等其它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可按照流动党员不同文化层次、工作性质及个体特点,灵活安排收看时间,以增强学习内容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为关键,分层施教。就是说除了党的基本知识外,还应在远程教育平台中选取劳动技能类、经济法律类等多方面内容,提高流动党员学习的兴趣。也要适时结合学习的相关知识,组织开展流动党员讨论和现场教学,不断提高流动党员就业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整体素质,真正使远程教育平台成为流动党员一体化教育培训的主阵地。
三、依托党员服务中心网络,统筹全区党员管理服务资源,建立起城乡联合一体的服务互动机制
从上海来看,各区(县)已基本完成了党员服务中心的三级管理网络,而且许多区(县)做法是将镇(街道)党员服务中心有机融入社区文化中心建设、将党员服务点融入村(居民区)活动场所建设,较好地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也扩大了党员服务中心的服务内涵。
1.完善“安家落户”的服务制度。要在各级党员服务中心健全接纳流动党员的服务制度。设立流动党员登记站、建立流动党员台账、绘制流动党员分布概况图,明确流动党员落户的服务细则和服务要求。在做好流动党员“安家落户”接纳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流动党员求助全接纳工作,真正体现党员服务中心网络的优势。闻名全国的上海浦东阳光驿站在流动党员的接纳服务上,开通了流动党员咨询服务专用电话,不仅为流动党员提供落户服务,也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维权等各方面的帮助和服务。
2.完善温暖人心的凝聚制度。各级党组织从党员需求出发,通过策划开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活动,寓教于乐,化激情为凝聚。如上海浦东周浦镇创建的“新周浦人俱乐部”,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各类培训,组织策划活动,极大增加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各级党组织应实施流动党员亲情化服务制度,建立联系流动党员制度,以“一对一”、“多对一”的形式,将本地党员与流入党员结成联谊“对子”,为流入党员主动上门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可建立“大节庆”流动党员走访慰问制度,以各级党员服务中心为主体,上门走访慰问流动党员,送上节日问候,了解工作、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3.完善发挥流动党员作用的服务制度。有针对地设计流动党员活动内容,充分调动流动党员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各级党组织要鼓励党员增强先进性意识,争做遵纪守法的模范、维护社会治安的模范、勇于同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的模范,特别是充分发挥流动党员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骨干带头作用。村居党组织可以把流动党员纳入到党员“三岗”活动和党员志愿者队伍中来,特别是发挥他们在参与社区治安管理、健康生活指导方面的作用。也可建立流动党员联系若干名外来务工者制度,以此带动流动人口的管理。组织党员主动签订社区责任岗协议,参加社区社情民意采集、治安维护、计划生育指导、社区卫生整治志愿者工作。以这些活动为载体,引导流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党员服务指导中心
城乡流动 第7篇
第二章主要从制度互补性的角度, 对影响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变迁的制度性互补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政府必须改革与完善相应的互补性制度, 主要包括:完善城乡教师“同工同酬”的工资制度和建立农村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健全教师社会保障制度, 特别是应该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问题;逐步确立教师的 (教育) 公务员身份、实行中小学教师“无校籍管理”和完善教师聘任制度, 以及全面改革教师编制;改革教师职称制度和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
第三章主要对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健全优质师资供给机制与成本分担机制, 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利益主体的心理调控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以及构建利益约束机制等, 从而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
第四章主要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内在联系出发, 对我国城乡教师流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非正式制度制约因素及其解决对策进行分析与探讨。政府必须注重加强城乡教师流动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主要措施包括: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文化的形成;加强学校文化与教师文化的建设;统一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等。
城乡流动 第8篇
统观城乡基础教育师资流动外显性指标,就流动实现途径而言,传统的教师流动,即狭义的师资流动(教师定期轮岗流动制度),与几种普遍实践的方式,如支教、对口支援、教育联盟、走教、送教下乡、优质教师资源辐射等,它们构成广义的教师流动范畴[1]。就流动样态而言,教师流动是教师在职业内或职业间的一种流动,它可能受到人力资本市场的影响,通过教师个人的自主职业选择得以实现,以柔性流动的状态实现;[2]或因强有力的外在力量,有意识通过制度或体制的安排完成,展现刚性的行政命令。[3]就流动方向而言,包括以不可逆的一方流向另一方的“单项流动模式”,表现为城市→农村或者农村→城市;流动双方可逆的“双向流动模式”,表现为城市农村;“混合流动模式”,即同时兼顾“单项流动模式”与“双向流动模式”(见图1)。
一、国外城乡义务教育教师流动经验
促进城乡教师流动,均衡城乡师资配置,既是区域内教育平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各国教育事业得以振兴和前进的不竭动力。为此,不同国家均竭力探寻促成城乡师资流动的有效途径,并留下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1.硬———重视政策与立法保障
经战后不断修正,日本各地方教师流动政策趋于完善,以东京都为例,其《实施纲要》规定了具体的流动对象和例外情况。1999年,英国政府出台“追求卓越的城市教育”计划(ExcellenceinCities,EIC),其中明确提出对农村薄弱学校教师进行培训,提升乡村弱势学校师资水平。[4]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通过相继颁布、执行“补偿教育方案”和“统一的国家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等规定[5],优化弱势村镇师资配置,统一国家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打破不同州与学区间教师流动壁垒。英国政府于《2006教育计划》中,提出通过对农村薄弱学校的改造,以更为积极有效的干预,改善薄弱地区师资质量。[6]2007年,美国颁布《农村教师保留法案》(RuralTeacherRetentionActof2007),明确规定想要得到工资红利奖金的中小学出色教师,需于农村服务不少于3年。不同国家强制有力的政策与法律保障,使城乡师资流动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令行禁止使各国城乡教师质量差距得以不断缩小,教师均衡发展进程得以有力保障。
2.实———提升经济激励力度
2009年,美国颁布《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该法案指出,国家和州要提供多方面的激励,从而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工作,包括提供住房补助、定居补助、住房、贷款、代偿贷款或收入税收减免等。[7]同时,积极投资于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投资主要包括:提供更多的资源与专业发展机会;提供更长时间、不间断的培训机会等。[8]日本、印度、巴西等,对偏远地区任教者提供农村及偏远地区任教津贴,同时通过提供充分的进修机会,为农村教师提供专业保障。[9]菲律宾实施艰苦工作津贴以鼓励农村教师,如学校与家庭距离10km以上,在没有通公交车的情况下,应发放特别交通补助。[10]从2009年开始,英国向在农村薄弱学校任教的新任合格教师和校长授予教学硕士学位的奖励,以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薄弱学校任教。[11]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向在困难地区从事教育服务的教师提供高额专业发展经费,对其子女增加家庭生活经费补贴,以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实际经济吸引力,实实在在地使流动教师,尤其是流向乡村地区的教师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使其任教收入得以大幅增加,长期期望生活水平等需要得以不断满足。
3.稳———常化教师交流机制
日本文部省根据近年来教师平均流动率推算,全国教师平均每6年流动一次。[12]地方府、道、县等教育机构,以教师定期流动政策规定流动教师人群,确定教师于同一地学校最多任职期限,定期调整区、市、町等学校的教师结构。[13]注重流动过程的透明、公开,从地方教育机构发布教师流动实施要旨,到流动意向民调,再到校长审核同意,到最后报教育委员会批准,全程坚持执行高度程序化的流动规则[14],确保流动常态化、公开化、合法化。韩国一般要求其任职内教师需在2~4年内流动,流动范围在道级行政区域内,教育厅通过流动意愿强烈程度、流动学分累计度、居住地远近等多项指标,综合权衡后确定流动学校。为解决美国乡村级教师短缺和质量不佳的现状,先后通过高校专业发展模式,同农村学校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设立服务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基地;定向为农村培养自己的教师(类似我国免费师范生教育制度),以求从源头上解决农村师资稀缺问题。
二、国内城乡义务教育师资流动瓶颈
简言之,国内城乡义务教育师资流动的主要困境包括教师人事管理混乱、教育财政供给不足、教师合法性认同不一。准确把握城乡基础教育教师流动瓶颈,才能更好地推进师资均衡配置进程。
1.软———教师人事管理失范
(1)教师编制的“城市”倾向。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然而现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编制困境:以“师生比”换算确编标准,城市、县镇和农村生师比分别为:小学19∶1,21∶1和23∶1,初中13.5∶1,16∶1和18∶1。[15]市、县→镇→乡村的生师比依次呈现出扩大特征,城市师生比明显大于乡村,整体编制比例基数向城市倾斜;盲目地以“一刀切”的师生比定编标准来取代班师比,忽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人口占多数的现实,在丧失补充附加教师编制计划的“催化”作用下,使得城乡教师编制数呈现倒挂现状,加之“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和城市流动学龄儿童的增加,农村原有学生人数总量明显降低,从而导致农村教师编制数受挤压。
(2)确编体制机制不完善。教师编制是国家人事部门核定的中小学教职工事业编制,是教师身份的象征与标志,是教师依法获取工资、绩效工资、津贴、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合理 权益与待遇的基本保障。[16]地方财政、人事、教育部门联合以编制确定城乡义务教育教师的基本工资、绩效金额和各种岗位津贴、福利等,人事编制问题,归根结底是“拨款”与“用款”间的矛盾问题。在实际教师编制监督管理过程中,一方面,介于财政部门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拨款类别属于“款”级,教育部门并无实际编制权,其事权、财权、编制权以及管理权并不统一,实际权限过低,地方教育部门也不得不根据自我实际需要设置教师编制,而放弃教育长远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具体执行编制督导过程中,鉴于缺乏实际有效监督机制的保障,城乡师资编制的督导工作并未细化,多数督导工作只是停留在“突击检查”和“走场面”的浅显、短暂层次,长效的问责机制并未形成,监督力度不足,督查体制不完善。
2.虚———教育财政供给不足
(1)教师培训经费保障度低。因培训经费未能单独列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教师在职培训费用大多由自我和学校承担。[17]“新机制”推行,虽规定“教师培训费按照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由于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本已偏低,5%更是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所需。[18]在历经农村后农业税时代影响后,原本自收自支的教育附加税等相继取消,留下培训支出空白,加之地方各县中存在明显的“吃饭财政”现象,解决各县教师基本工资问题已使其倍感压力,获得培训补偿经费,更让其“分身乏术”。农村教师流动培训不能从学校等机构获取一定补偿,培训所需开支多自我支付,加之因培训而产生的各种车船旅费、家庭收入减少等经济连带效应,农村教师就算有培训之心,也只能是因各种培训开销而感到无能为力。
(2)流动经济激励魅力缺失。教师劳动力价格调整是均衡配置教师资源的前提条件,促进我国教师合理流动的劳动力价格调整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教师待遇的调整;二是对流动教师进行流动成本补偿;三是对流动教师进行差异补偿。[19]传统强制行政命令式的教师流动依然占据较大的流动比例,市场自主配置城乡教师资源的杠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以劳动力价格为主的激励点仍未被充分刺激。从城乡义务教育教师流动基本方向,剖析教师流动的经济激励现状分为两种模式:城市→农村,流动成本调整不完善;农村→城市,流动增益不足。对于前者,不具吸引力的教师薪金、福利补贴、房屋津贴、低息贷款,甚至是不计基本回报的流动政策,使得身处城市优越经济条件的教师,于流动前左右掂量、左思右顾;对于后者,一方面鉴于教师流动前自我已获得的相对更低的经济积累,较低的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其做出流动决策以及填补因流动而带来的收支空额。
3.异———教师合法性认同不一
(1)城乡教师文化认同多样。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因不同的文化资本、品味、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差异,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阶层(阶级)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文化屏障,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轻易进入,自我阶层利益也不会受损。[20]城乡教师的工作、生活环境不一,接触的对象不一,处理事务的行动不一,各自的价值观不一,因此,各自会于所熟悉的文化中,形成对自我圈子的认同:城市教师圈子认同和乡村教师圈子认同,城市教师多迫于行政命令或晋升更高职称的功利形式需要,而不情不愿地将自己流动到农村学校,易致出现“流人也不能留心”的局面;而农村教师则可能借流动时机,选择另投“门户”,事实证明这也是农村校长所担心的地方———优秀教师的“流失”。前者是想以流促留,后者则是以流寻走,然而彼此间早已形成的阶层文化分层,阻碍其相互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对教师流动的阻碍,于形式上和实质上不能增进教师流动,原有的城乡教师对立阶层就不能实现分层结构的优化与重组。
(2)城乡教师环境认同偏执。长期以来,城乡间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居高不下,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状况,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都有很大差距,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束缚,城乡教师流动最终都难逃“城市中心”的结局。[21]农村教师,从物质环境而论,除去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环境差于城市教师,诸如无固定住房保障、津贴福利较少、整体生活质量差、子女教育问题等,农村教师已低于城市教师一等,加上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影响,农村教师获取城市教师发展信息途径的简便化,自身精神、心灵渴望接受城市教师一样的生活水准、工作待遇、发展培训机会等,偏向于城市学校的“动力”阻碍其形成正确的职业流动评判标准,盲目而又偏执地认同城市教师所接触的优越环境,影响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程度。
三、师资合理流动的可行性分析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教师流动是主要途径之一,为此必须打破原有的师资流动瓶颈,从立法保障、人事管理、财政投入、增进文化认同等方面入手,以师资流动促质量,以师资流动促均衡。
1.强化教师流动立法保障
除强化现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以及人事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所强调的内容[22],即“建立城镇教师到农村或薄弱学校任教服务期制度外,应强化国家制定城乡义务教育师资流动立法力度,使教师流动有法可依。[23]应主动借鉴国外教师流动的立法经验,城乡教师流动需通过强化政府职责,坚持立法前充分听取、采纳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流动意见和看法,尤其应注重对流动持抵触态度的教师;坚持立法时,在把握宏观流动纲要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紧密结合地方教育实际、各级教师在编情况与城乡教师分布状况等,拿出适合本地城乡义务教育师资流动的详细政策方案,指导区域师资流动;坚持执法时,重视教师流动实际进展状况的反馈,以获得对城乡义务教育师资流动法案不断修正与完善的循环动力。
2.提升城乡教师人事管理水平
首先,我国传统的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过于“僵化和死板”,教师的“校籍”观念很强,限制了教师的流动。[24]从刚性流动层面,强化城乡师资流动的顶层设计,将流动管理权上收至县级主管部门,打破“学校人”的视域障碍,树立“社会人”、“系统人”的流动观;从柔性流动层面,在遵从教师流动意愿的条件下,发挥人力资本市场的杠杆调节作用,不强求,能激励。其次,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中,将教师列于行政编制之外,使之失去具有更高意义的编制保障,从整体上降低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水准。因此建议促成《教师法》修订,明确义务教育公办教师为国家教育公务员,建立义务教育教师教育公务员制度。[25]最后,根据城乡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师生比例状况、地区人文自然环境差异等,建立符合国情的“新双轨制”的编制标准,即城市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可按师生比配置教师编制,而乡镇及其以下学校则可按班师比确定编制,同时定编方向应向农村地区倾斜。
3.完善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
完善城乡师资流动机制,事关城乡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与比例问题,而财政投入规模又与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密切相关。就城乡教育投入整体背景看,中央投入除去常规城乡教育财政预算投入外,最为重要的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水平。因此,应加大对乡村义务教育师资发展的转移支付投入力度,确立城乡流动教师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就县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全国贫困县为592个[26],完全倚仗中央暂时性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结局只能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适当给县级政府减少财政上缴比例或增大财政增收多留的话语权和处置权[27],以逐步增加乡村地区教师福利待遇、津贴补助,终结现有城乡师资待遇与福利的“偏向”倾向;同时,应将农村教师培训发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支出中,保障农村教师能够接受各种培训发展,提升自身教学技能与师资综合素养,促进基础教育师资均衡化配置。
4.调适流动教师文化心理
城乡流动 第9篇
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原因备受关注。[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2年进行的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城乡之间收入差别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43%, 即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之多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 比1995年的这个数字提高了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自1997年回落到2.47∶1后至今一直呈扩大的趋势, 到2001年为2.90∶1, 2002年达3.11∶1, 2003年上升为3.23∶1, 而国际上这一比率一般低于1.5∶1, 极少超过2∶1 (世界银行, 1997) 。考虑到城乡居民在“实际福利水平”上的差异, 李实等学者认为, 我国目前的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大的。[2]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反映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被认为是长期实行的以户籍管理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但当这种人为地强调和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和抑制乡村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逐渐淡化和解除, 劳动力能相比于以前更加自由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市场力量成为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时, 资本却看似没有向能够产生更大收益的农村地区流动, 反而向资本较为密集的城市地区流动。要素流动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缓解城乡差别, 这又该如何解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 而且超出幅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2001年期间, 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反映, 此时资本必然寻求更高的收益率而流向农村,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 长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将趋于收敛。但中国的经验事实中资本流动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 由于与配置效率优化的方向相反, 本文称为资本反配置流动, 这个流向之谜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 这也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刘易斯 (W.A.Lewis, 1954) 提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 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现代部门, 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二元结构的动态演化通过劳动力转移实现, 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取决于城乡边际工资率的差异:两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差异, 使得只要城市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达到一定比例 (能够弥补转移费用, 如超过农村部门30%) , 农业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 引起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流动。随着劳动力向现代部门流动, 越来越多滞留于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吸收,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会提高。刘易斯的成功在于他发现并抽象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特征——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但模型存在一种忽视农村发展的倾向, 而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前提, 欧洲经济史所见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都是以农业和农村的率先发展和边际拓展为特征的。
拉尼斯和费景汉 (G.Ranis&J.H.Fei, 1964) 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重要补充和修正, 他们更关注农业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过程中的作用, 并将城镇化和工农业发展、农民收入提高联系起来, 认为农业增长同工业增长一样重要, 农业和工业、城镇和农村、城乡居民应平衡发展, 劳动力转移速度必须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这个新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加快农村人口流动, 推进城镇化进程, 尽快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实现工业化。这就意味着工业化命题中,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占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M.P.托达罗 (M.P.Todaro, 1969) 认为, 农业劳动者迁入城镇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 差距越大, 流入城镇的人口越多。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和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促使人们做出流入城镇决策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平等的必然结果。[3]当前发展中国家城镇移民猛增, 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 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为此, 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必须消除。农村经济发展对城镇化过程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方面强调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城市工业的发展, 是片面的观点。城市发展受到最优规模的限制, 不考虑农村同步发展的条件下单纯强调劳动力流动将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过度压力和劳动力的过度转移。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为此提供了支持, 林毅夫、刘明兴 (2003) 以1978年～1997年中国28个省份数据为基础, 分析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发现发展战略是重要的。换句话说,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是人为的战略选择造成的。
除了人为因素, 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都不断向城市部门集中, 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种集中可能是某一行业资本收益递增的结果, 即制造业或服务业的资本收益递增导致了专业化的生产集合, 促使资本和劳动力 (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 的流动 (Krugman, 1991) 。但这与中国的经验事实并不一致, 中国的经验支持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研究表明, 20世纪90年代, 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 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 2001年提高到5.2倍 (世界银行, 2004) 。但中国的经验却没有支持新古典模型中关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结论, 即资本从较为密集的城市地区向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村地区流动, 从而城市—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趋于收敛。这种资本反向流动构成了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机制。这将如何解释?学者发现人为的因素, 即向城市工业倾斜的政策是重要的。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通过公开税、价格剪刀差和储蓄净流出渠道, 从农业转移出6000万～7000万元的工业化积累 (蔡日方, 林毅夫, 2003) 。而在改革期间 (1980年～2000年) , 以相同的渠道从农业吸取了1.29万亿元 (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的剩余资金用于工业发展。从城乡关系看, 同期有大约2.30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4]这种农村向外的资金流出导致农村投资不足, 包括农业投资和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投资。国际比较表明, 中国的农业投资相对不足。例如, 发达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0.5%～0.8%, 而中国还不到0.4% (Huang, Jikun, Keijiro Otsuka and Scott Rozelle, 2004) 。2003年, 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4.8%, 但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到6%。20世纪90年代, 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 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2001年期间, 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 (世界银行, 2004) 。农村非农产业维持较高资本收益率这一事实, 意味着资金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流向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但是,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 城乡分割的体制在逐渐松动, 对资本流动人为干预的力量在逐渐减弱, 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在增强, 资本的反配置效率的反向流动却没有改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 本文将构造一个关于资本流动的两部门模型, 其中资本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 (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 。
三、资本反配置流动两部门模型
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同步发展的是资本的反配置流动, 这说明公平损失并不意味着效率提高, 而是与效率损失并行。城乡两部门中资金的过剩与短缺同时存在是一种配置无效率的状态。资金不能向收益更高的地区流动实现配置优化, 而是反过来流动, 让短缺的更加短缺, 过剩的更加过剩, 收益差别进一步扩大, 这种资金的反效率配置的形成机制可以用以下这个两部门模型来说明。
1.模型中的两部门
模型中有两个部门, 即城市部门和乡村部门, 城市部门经营非农产业, 包括工业和服务业, 乡村部门经营非农产业和农业。城市部门中有一个金融机构满足其内部的融资需求, 也在名义上负责对农村部门提供信贷供给;乡村部门中没有这样一个金融机构, 其内部的融资需求由城市中的金融机构提供。城市金融机构只承担吸收储蓄和发放信贷两项职能, 而它在两个部门中吸收储蓄的力量是无差异的。
2.相互作用的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
资本, 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 (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 在两个部门中间名义上可以自由流动, 资本边际收益呈递减规律变化。
(1) 人力资本的流动。
假定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同时是实物资本拥有者, 也即他是实物资本缺乏者。他的收益决定于他的人力资本能否跟适量的实物资本相结合, 结合的方式有间接与直接两种:一是被雇佣, 二是通过融资信贷的获得成为资本所有者。根据模型的假定, 乡村部门内部没有为其服务的金融机构, 而且单一金融体制下城乡跨部门产生的信息不完全使它所依赖的城市部门的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足够的信贷, 即信贷不足。这种信贷不足产生了实际上的城乡分割。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本身缺乏自有实物资本的人力资本在城乡两部门中与实物资本结合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在城市部门, 因为有发达的金融中介, 人力资本通过被雇佣, 或是获得信贷而与资本结合的能力很强, 其undefined。undefined为资本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 在资本收益平衡的最优配置下的人均资本量。由于相对过剩, 资本收益并不是最优的, 但在过度拥挤的资本下, 人力资本的收益却可以由于相对稀缺而高于最优配置下的收益值。[5]
而在乡村部门, 有效金融制度 (机构) 的缺乏, 使得信贷供给不足。信贷供给不足一方面使乡村内部的产业发展受到限制, 人力资本不能间接与资本结合;另一方面直接造成人力资本不能与适量的实物资本量相结合, 即在乡村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本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就业机会, 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为他提供创业机会, 即undefined, 从而人力资本不能取得预期收益。由于收益差值的存在, 人力资本从乡村部门流向城市部门。
(2) 实物资本的流动。
由于两部门间资本量分布的差异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资本的实际收益率在乡村部门高于城市部门。但模型内部的金融制度 (机构) 不能使这种优化配置的实物资本流动实现, [6]从而不能带动人力资本实现相应的流动。这是实物资本分布对人力资本分布的影响。另一个方向上, 人力资本向城市部门移动造成了两部门投资环境的差异, 基于对乡村部门人力资本缺乏这种现实的考虑, 对教育培训人员以及对管理谈判的潜在成本估计过高, 从而对投资风险估计过高, 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在乡村部门反而低于城市部门, 造成资本不但不能沿着优化配置的方向流动, 反而形成了一种反配置流动,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实物资本流动、优化配置的障碍, 资本收益差距进一步扩大。两者相互作用, 资本的反配置流动得到自我强化。
在我国的金融体制下, 由于银行等金融中介占据主导位置, 所以模型进行了简化抽象, 假设只有一个进行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 将直接融资的金融市场和直接投资忽略在外。理由有两点, 第一, 金融发展的层次是渐进的, 金融市场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衍生工具是建立在金融中介比较成熟完备、基本的金融需求已经被很好地满足、金融服务的供需双方在市场交易方面的条件也足够成熟的基础上。而针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阶段特征, 目前重要的是基础的层次, 建立金融市场是相对次要的, 可忽略。第二, 在直接投资中, 主要的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 , 而外商选择投资项目的方式同系统内部金融中介的方式是相似的, 乡村部门人力资本的缺乏、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障碍对来自部门以外的直接投资者是相同的, 所以可以与模型中的情形合并为一种情况。
3.对结果的分析
模型揭示出资本在城乡两部门间的反配置流动是在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流动以实物资本的分布为先行条件, 是有效劳动力追逐资本, 但这个运动过程又是以人力资本的分布为继起的原因, 是资本追逐有效劳动力。在农村部门中金融制度的不完全造成的实际上的实物资本短缺和教育投入的不足造成的人力资本短缺, 二者本身成为了造成农村部门资本更加短缺、更加贫困以至陷于贫困陷阱的原因。那么金融制度的不完全和人力资本短缺对于农村部门来讲, 哪一个又是更加根本的原因呢?可以看到, 如果模型中农村部门通过建立有效的金融制度 (机构) 获得与城市部门相同的融资机会, 人力资本面临的实物资本约束解除, 那么人力资本将更多地留在乡村部门, 或从农业转移向非农产业, 或从事更高生产率的农业生产投资, 农村部门有更好的机会进行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改变资本反配置流动的现状;相反, 如果农村部门面临的金融约束不解除, 即使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进行多大的努力, 人力资本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流走, 农村如同不能留住水分和养料的土地, 日趋贫瘠。资本反配置流动的现状不能改变, 城乡差距也将日益扩大。
通过对模型研究机制的观察和分析, 可知我国单一金融体制下信贷资源在城乡两部门间的分配实际上是极不均衡的;农村部门的金融制度 (机构) 不完全, 或者说供给不足, 是资本反配置流动、城乡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现有的金融体制对农村经济的实际效应是抽取式的, 是“多取少予”的。农村部门本身的贫困和财政教育投资的不足, 更准确地说, 是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对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不足, 使得人力资本短缺, 也是资本反配置流动、城乡差距扩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如果农村部门的金融体制条件不改变, 原来处于农村部门的人力资本也由于部门内实质性的实物资本短缺无法固着在本部门而不断流出, 通过上述机制和传导路径, 模型将得到一个两极分化的解:资本流动过程会使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城市部门, 使城市的富裕和农村地区的贫困不断得到自我强化,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进入“锁定状态” (Lock-in) 。这说明模型所设定的制度假设是一个无效的制度, 通过资本的反配置流动的恶性循环, 使不平衡发展和收入不均等趋于加深, 陷入锁定状态。
四、结论与建议
资本反配置流动形成机制的两部门模型说明金融发展不均衡, 现有单一金融体制对农村部门“多取少予”、信贷供给不足的内在机制和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流动的相互作用, 会导致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 不断从乡村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和集中, 资本的反配置流动在这种无效制度下的恶性循环中持续发生, 使城市的富裕和农村地区的贫困不断得到自我强化, 而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进入一种“锁定状态” (Lock-in) 。模型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由于金融制度以及体制的缺陷存在的资本反配置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
根据对模型的经济分析, 为了打破这种资本反配置流动的恶性循环和锁定状态, 促进城市乡村平衡发展, 使城市化发展遵循一条与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兴起和周边城镇发育同步的平衡发展路径,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作者认为, 除了继续解除原有的向城市倾斜的人为因素, 包括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限制和歧视性措施、向城市倾斜的各种投资政策外, 以下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 也是亟待进行的。
1.加快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 特别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
根据农村地区已经发生的、卓有成效的金融制度诱致性变迁设计规范的制度框架进行制度供给, 在此制度框架下引导中小金融企业和各种民间创新的金融组织的发展, 将其法律化、规范化。农村内部的自由金融企业有利于吸收大量游离在外的农村家庭储蓄和民间游资, 有利于更有效率地使用和监督外部金融体系注入的资金支持, 用于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经营。
2.政府应加大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 包括农业投资和非农产业投资, 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 尤其是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
加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有助于打破前文提到的恶性循环, 引导和“挤进”私人投资。有关财政投资与农村贫困的研究显示, 农业投资的增加对减少贫困影响很大, 而在财政对农业农村的各项投资项目中, 财政教育投资缓解贫困的效应最大, 这一点也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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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alor, O.and D.Tsiddon.The Distribution of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Economic Growth, 1997, (93) .
城乡流动 第10篇
我国自2009年起开展全国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1年起开展全国性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这种以“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为基本原则, 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乡社会居民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城乡居保”) 制度, 使城乡居民养老问题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目前全国现有的2853个县级行政区, 加上3个不设区的地级市全部纳入制度覆盖。2012年底, 全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到48370万人, 13075万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城乡居保参保人员中部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 处于流动状态, 由此带了参保缴费、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关系衔接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破解由参保人员跨地区流动带来问题?结合工作实际, 笔者对这个课题进行浅显、有益的探讨。
一、参保人员流动带来的城乡居保的问题
(一) 异地居住人员缴纳保险费不方便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 外出务工和经商人员日益增多。他们长年在外, 每年回家的次数有限, 甚至一年、数年不回家, 无法按年正常缴费,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员的缴费与家中老人领取基础养老金挂钩。这部分人员的缴费同时也是各地缴费工作的难点, 为了完成参保和续费任务, 有的地区甚至由村干部统一垫资为他们缴费。
(二) 异地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难
随着城乡居保全覆盖的推进, 领取城乡居保待遇人员日益增多, 有部分人员因随子女居住、外出务工等原因在异地居住。他们在领取养老金时有难处, 主要表现是:异地取款银行一般会收取0.5%—1%不等的手续费, 城乡居保的养老金水平本来就不高, 打了折扣后的养老金就更低了。银行存折打满或存折遗失后一般都需返回户籍地更换新存折或挂失, 既增加了他们的车旅费用, 也增加了他们的往返劳顿之苦。
(三) 异地居住人员认证、稽核难
异地居住人员每年需要回户籍地进行认证, 成本高, 难以执行。这部分人员中随子女居住的, 因要照看小孩、协助子女料理家务, 很难回户籍地, 而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工作的缘故, 也难回户籍地。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 2012年共有317028名人员需要资格认证, 共有2285名人员未进行资格认证, 未认证人员中大多数为异地居住人员。在目前社保系统未实现全国联网的情况下, 对异地居住人员是否同时领取两地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核查难。
(四) 异地转接养老保险关系难
城乡居保自身的异地转接难, 各地城乡居保经办机构是有心无力, 等待相关政策的出台。参保人等着转出, 往往选择在转出地退保或在转出地保留参保关系。城乡居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职工保险”) 的异地转换无法实现。各地的城乡居保、职工保险的本地转换尚在探索之中, 异地的转换更是无法实现。部分因超龄无法实现职工保险的异地转接人员, 急等着转入户籍地的城乡居保。
二、参保人员流动带来的城乡居保问题分析
(一) 统筹层次低, 无法实现异地缴费
目前城乡居保大多以县级统筹为主, 虽然正逐步提高统筹层次, 短期内难以实现异地缴费。而外出打工、经商人员以青壮年为主, 他们一般是逢年过节和农忙时才回家。他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家庭参保的主要经济来源, 他们如果缴费, 往往会缴纳全家人的保险费, 这间接解决了城乡居保缴费难的大问题。
(二) 代发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目前各地城乡居保养老金发放的社会化代发模式是:一般由县级城乡居保经办机构选定本地一家或几家银行作为代发养老金的银行, 在代发银行开好账户后由城乡居保经办机构按月将养老金汇入待遇领取人员账户。而原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局的邮储业务部门都先后置换了身份, 原来关于职工保险退休人员异地领取养老金免收手续费的规定尚不能执行, 城乡居保领取待遇人员异地取款收取的手续费更是无法减免。也有少部分城乡居保待遇领取人员提出在居住地开好存折后由经办机构往存折上打钱的请求, 但限于现状而无法实施。
(三) 资格认证方法有待改进, 各地社会养老保险信息不共享
目前各地的资格认证方式以现场认证为主。现场认证的方式为: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需要进行资格认证的对象到所在地劳动保障所或村进行认证, 到了规定时间根据认证的结果进行继续发放、注销和停发处理。现场认证虽然最为有效, 但是存在以下缺点:被认证对象人数众多,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花费成本高;每年只在一个时间段进行认证, 其他时间处于“真空”状态, 缺乏有效监管;被认证对象中异地居住或长期在外人员难以得到消息, 即使他们得到消息后也难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回户籍地进行认证。各地社会养老保险信息不共享主要体现在:各地城乡居保起步时间不一致, 业务操作系统开发时间有先后, 所使用的业务操作系统不一致, 城乡居保信息很难在各地共享。城乡居保实施时间晚于其他社会养老保险, 大部分地区城乡居保的系统都和大社保系统分开, 很难实现两者间的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
(四) 无异地转接办法, 先退保后参保的操作损害了参保人的利益
城乡居保跨地区保险关系转移目前是个盲点, 大部分地区只能实行在地市级区域内的保险关系转移。如江苏省泰州市虽然规定:“参保人在本行政区域内跨统筹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 个人帐户储存额全部转移。参加转入地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5年以上的, 方可在转入地享受养老待遇。参保人跨本行政区域外统筹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 转移个人帐户中不含政府补贴部分的本息。”但实际操作中只能实现在泰州市范围内区县间的保险关系转移。向泰州市外转移只能先在转出地退保, 再在转入地参保。参保人的原先缴费年限、参保补贴都无法转出。而职工保险早在2010年就实行了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关系转移。
三、解决参保人员流动带来的城乡居保问题的途径
(一) 逐步提高统筹层次, 解决异地居住人员缴费难题
逐步提高统筹层次, 当省内、市内为同一统筹区时, 异地缴费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利用过年过节、农忙等外出人员返乡的时机, 积极组织、宣传, 动员返乡人员进行缴费。对无法回家缴费人员通过参保人员与代收银行订立协议的方式进行收缴, 参保人员往指定存折上汇钱, 代收银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代扣。
(二) 改变养老金代发模式, 免除异地取款手续费
改变养老金代发模式, 在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上, 与代发银行沟通, 免除异地取款手续费。借鉴江西省职工保险养老金直发的做法, 让异地领取居民保险养老金人员在居住地开设银行存折, 在城乡居保经办机构登记后将养老金打到领取人指定的账户上去。与代发银行沟通, 为异地居住人员开设本地银行借记卡, 免除借记卡异地取款的手续费, 避免了存折打满后需要换折的麻烦。推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做法, 逐步实现银行存折和银行卡的异地挂失。
(三) 改进资格认证方法, 统一业务操作系统
对居住在本地的领取人员采取定期认证的同时, 对被认证对象中异地居住或长期在外人员可采取预约认证的办法, 由这部分人员自己约定认证时间, 在约定的认证时间内不认证的给予停发处理。通过异地认证后寄回认证表、异地联网认证的办法进行认证。由政府牵头, 建立人社、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组成专门工作组, 督促相关部门将相关数据定期提供给人社部门, 人社部门根据数据来完成对生存状况认证的对象的稽核。逐步统一城乡居保业务操作系统, 并将其融入大社保系统, 实现各地的数据共享。借助外力, 进行相关核查。各地经办机构根据审计部门提供的两地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人员名册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相关处理。
(四) 出台异地转接办法, 建立自身及与职工保险转换的通道
出台异地转接办法, 打通异地间社会养老保险转换通道。在实现城乡居保的异地转接的基础上, 同时实现城乡居保、职工保险的本地、异地转换。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已完成《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对社会各界的意见征求, 正是顺应社会民意的体现。逐步统一业务操作软件, 使各地的业务经办有良好的操作平台。
摘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项解决城乡居民养老问题的惠民工程, 本文从参保人员流动带来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入手, 剖析问题的成因,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以利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关键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流动参保人员,管理
参考文献
城乡流动 第11篇
1 北京市流动人口特征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9年总人口为2120.7万, 其中户籍人口为1245.8万, 流动人口为874.9万。近几年, 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年增长都在100万人以上, 且流动人口绝大部分都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地带。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1.1 人口学特征
由于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工来获取比原户籍地更高的收入, 劳动强度大, 且以短期居住为主, 因此流动人口的结构多以青壮年为主, 并且男性多于女性。根据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 在北京市211.3万的流动人口中, 男性占58.16%, 性别比为1.39:1, ;
1.2 文化特征
虽然流动人口相对于原籍的农民来说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但由于对城市生活规则的不熟悉, 缺乏人文修养和现代文化熏陶, 使得他们成为了北京“低文化”素养的群体。尽管因为受到北京城市文化的影响, 但他们的主导文化还是以农村文化为主流, 在与城市居民实施相同法制化的管理手段和社区服务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1.3 职业特征
从流动人口从事职业的特点来看, 北京市流动人口主要以生产服务为主, 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占43%;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农林牧渔业的占41%;高技术人才占约9%。从行业结构上看, 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生产性行业的流动人口占80%,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就业渠道狭窄, 行业也相对比较集中, 以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正规服务为主, 主要包括商业、餐饮、修理等服务性行业, 且工作的性质还表现为低收入和不稳定性。
1.4 居留特征
流动人口最为明显的两个留居特征就是流动性大和犯罪率高。据统计北京市本地犯罪人数与外地来京的犯罪人数之比已经高达4:6, 而城乡结合部典型地区的犯罪案件80%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 且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强, 居住不稳定等特点使得其更加难以管理。
1.5 地域分布特征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别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 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且又由于流动人口所具有的上述社会和文化特征, 他们在城市中一般按地缘关系聚居, 即来自同一地区的人集中在城市的某个街区或社区或村落居住。至2007年北京市共形成了82个万人聚集地, 聚集了192万流动人口,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河南村”和“福建村”等。
2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城乡结合部的基层政府组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混乱
首先, 由于城乡结合部的街乡实行割裂的分管体制, 分别使用城市与农村两种管理政策, 再加上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不断演化, 使得这一地区的街乡交错, 城中有乡、乡中有城, 无法明确划清界限, 出现一个地区同时存在多个政权管理机构, 管理权属不明, 地区管理工作重叠混乱, 对于该地区的流动人口的管理更是出现问题就相互推诿扯皮, 使得流动人口管理的效率低下, 收效甚微。
其次, 在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置方面, 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 各机构的人员配置情况主要是根据当地户籍人口规模来确定的, 这就使得机构设置和人员设置不能适应北京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形势。这种情况下, 就会使得流动人口管理效率大大降低, 使得政府不能很好有效的掌握流动人口的动态, 做出相应的调控决策。同样地, 在经费方面, 按照北京市的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 流动人口管理所需的经费也是按照其户籍人口规模来考虑。这样使得相关管理机构在管理流动人口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也势必会影响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2.2 缺乏成熟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目前, 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管理, 基本上是依赖市乡镇社区甚至村一级自身的管理经验来管理流动人口的。比如有的村实行“社区式”半封闭管理, 发放村标, 对非本村居民和租房户进行进出登记;有的村把流动人口的管理责任落实到出租户上, 租房的流动人口出问题, 出租户负有连带责任。这些管理措施既没有法律依据, 也没有办法强制落实, 主要还是依赖于村民的自觉性和个人关系的好坏, 稍有偏差就会产生新的矛盾。
2.3 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脱节
流动人口在北京居住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比原籍更高的收入, 而目前获得收入的唯一途径就是薪金,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管理中仅有强制和约束, 没有服务功能 (如提供就业信息等) , 而且有时还会受到社会的歧视, 这都容易使其产生逆反心理, 管理规则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远比常住居民要困难的多, 构成社会的不安定, 所以流动人口的管理应该管理与服务并重。
3 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及其相关政策建议
北京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基本还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思路, 采取“谁主管, 谁负责;谁聘用, 谁负责;谁容留, 谁负责”的防范型管理模式, 过分侧重于治安管理和整治打击, 对于他们的需求了解甚少, 直接提供给他们的服务更是寥寥无几, 这都造成了大部分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外, 随着流动人口的数量、就业、结构和居留特征的变动, 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管理上也开始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如民工学校问题、外来民工聚居区问题等, 要求在管理措施上要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 “对症下药”。由于涉及部门较多, 原有的模式因功能单一而捉襟见肘, 越来越暴露出其管理上的局限性。
社区组织具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来人口游离于城市管理体系之外的聚合作用, 是实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载体。
社区化管理是指在统一的政府领导和管理以及其他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指导下, 基层社区组织以社区资源为基础, 运用社区管理机制和手段, 促进社区整合与稳定, 以达到管理好流动人口目的的一种管理模式。和以前管理模式相比较, 社区化管理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 属地化管理, 即实行的是“人住哪里, 哪里负责”的原则;二是服务型管理, 即社区化管理以外来流动人口的需求为基础, 为外来人员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 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定和良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并培养其相对一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因此也是一个社区整合的过程;三是参与式管理, 即社区化管理特别强调让外来流动人口参与到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 使他们增加社区意识, 促进社区融合。
社区化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常性管理。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的登记、证件发放、核查和一些基本情况的了解, 如就业状况、生育情况等, 并建立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沟通。二是专项管理。主要包括房屋出租管理、卫生防疫管理、治安维护、计划生育管理等。三是社区服务。包括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 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技能和法制观念, 同时还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娱乐等提供服务, 如为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职介、婚介、法律咨询等服务。
通过社区来对北京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可以充分发挥社区的管理职能, 使政府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的信息动态, 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但是, 由于不同社区流动人口结构特点、居住方式、就业类型等方面的不同, 且社区的经济、土地、人员等差异也很大, 对于流动人口进行社区化管理时, 应该把握因地制宜的原则, 各社区应根据其流动人口状况和社区资源条件, 确立符合社区实际的管理模式。
因此, 对于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应该在流动人口的现状特点和管理问题的基础之上, 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一, 理顺社区管理的条块关系。目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管理体制, 存在职能交叉、错位、混乱等问题, 需要通过管理体制创新, 重新理顺城乡管理的“条块关系”。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置以及经费上应该根据当地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策略。
第二, 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模式。由于北京各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的差异性, 因此在社区化管理过程中, 应该针对具体的特征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对昌平流动人口以居住出租房为多, 出租户管理缺乏规范, 责任意识淡薄, 可以在政策上对出租户进行有效激励和监督, 以达到出租房屋规范以及管理流动人口的目的。
第三, 社区化管理要体现管理与服务并重。以社区为平台, 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既要实行全方位的动态管理, 掌握流动人员的家庭、职业、社会背景等基本信息, 也要根据各类流动人员的不同要求有选择地提供服务与保障, 如职业介绍人身保险、子女上学、医疗健康、法律咨询以及家庭、婚姻、财产关系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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