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现况范文

流行现况范文（精选6篇）

流行现况 第1篇

1 我国土源性线虫病流行的基本现况

1.1 流行趋势特点

我国曾在1988-1992年及2001年6月-2004年底开展了两次人体重要寄生虫病调查。为加快我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进程,促进重点寄生虫病流行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又组织制定了《2006-2015年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3]。该防治规划提示:土源性线虫病经过多年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总感染率为19.56%,比1990年下降了63.65%。蛔虫、鞭虫、钩虫的平均感染率分别为12.72%、4.63%和6.12%,比1990年分别下降了71.29%、73.6%和60.72%;12岁以下儿童蛲虫平均感染率为12.28%,较1990年下降了56.47%。总体感染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感染人数显著减少[4,5,6,7];感染程度以轻度感染和单一虫种感染为主,多重感染较少见[8,9]。2011年海南安定县调查结果显示:感染率与2009年监测结果比较呈大幅下降[8];广西梧州市2011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调查结果为6.29%,比前3次调查的感染率均有大幅下降[9];2009年重庆市万州农村地区土源线虫病感染率与2004年重庆市在7个区县调查结果总感染率要低得多[10]。究其原因,应是通过多年的寄生虫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使人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我防护意识得到提高;对重点人群进行群体药物驱虫治疗以及在农村地区开展改水改厕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控制了传染源和减少相互感染的机会所取得的成效。但由于土源性线虫病流行受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南方部分地区仍有感染较高的情况[11,12];各地感染率下降的幅度与开展防治工作的力度、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农民生活水平以及改水改厕普及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农村地区感染率仍相对较高[8,13]。

1.2 感染率高低与人群性别、年龄、职业的关系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性别感染情况有所不同。有些地区调查发现女性高于男性的性别分布特点[7,8],这可能与在寄生虫感染率相对高的农村人口中,男性职业变化与受教育程度均高于女性有关,再者可能是与女性喜食零食,经口感染的机会增多有关;但也有些地区调查结果发现男女性别差异不大[5,13],原因应是处于同一环境下的人群感染土源性线虫的机会均等,且普遍易感。

在年龄分布上,蛔虫、鞭虫感染率均以0~14岁组儿童偏高[8];蛲虫感染以12岁以下儿童为主[14],钩虫感染率以60岁以上年龄组最高[5]。

在职业分布上,农民对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其次是儿童[10,15]。蛔虫、鞭虫以学前儿童和学生组较高[8],钩虫感染率均以农民和文盲最高[5,8];蛲虫在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集体机构的儿童感染率常较高,特别是12岁以下儿童蛲虫感染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6],这可能与蛲虫虫卵发育和传播速度快,防治效果难以巩固有关[16]。

1.3 土源性线虫的地理分布特点和规律

蠕虫感染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点和规律[1]。由于土源性线虫生活史属直接型,不要中间宿主,在外界土壤中发育的感染期幼虫和虫卵,直接受温度、湿度影响因而随温度带、干湿区域不同而呈不同分布。目前亚热带地区感染率仍较高[6,14],北方寒冷地区相对已处于低水平流行状态[12,17]。在亚热带地区,温度和湿度均利于寄生虫的繁殖生长,再加上卫生设施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呈现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相对较高[18],寒冷地区感染率相对较低的特点[19]。进一步提示:我国南方温度、年均相对湿度较高,均利于土源性线虫的生长繁殖,是今后士源性线虫病防治的重点区域。

2 土源性线虫感染的危险因素特点

土源性线虫病的流行主要受自然(气候、环境、地理等)、社会(经济水平、生产方式等)和个人卫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地面径流水作为饮用水源、如厕后不洗手、食用未经清洗的水果、经常赤足外出等是土源性线虫个体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粪便处理的形式、环境污染的过程以及不良卫生行为是农村土源性线虫流行的重要因素。其中年均相对湿度越大、年日照总时数越多地区的人群蛔虫感染的危险性越大[20];鞭虫感染的影响因素诸多[14],其中个人的不良卫生习惯为主要因素;钩虫病的感染率除了与当地的平均温度、相对湿度具有显著关系外,还与厕所的无害化改造显著相关[21];蛲虫感染和传播与个人卫生习惯和环境密切相关[22]。

3 土源性线虫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特点

由于土源性线虫繁殖力与虫卵抵抗力很强,并且易引起重复感染的特点,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营养状况、认知能力和生命质量等[23]。在蛔虫、鞭虫、钩虫、蛲虫4种土源线虫病中,危害较为严重的是蛔虫,其次为钩虫[10]。蛔虫可夺取人体营养,影响吸收,诱导变态反应,严重时可以致命,可以使儿童发生营养不良、智力迟钝和发育落后,严重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及引发诸多并发症;钩虫可以引起病人慢性失血进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贫血,对妇女的危害更不容忽视;蛲虫病易反复感染,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鞭虫严重感染时,可引起贫血和发育迟缓等全身反应,儿童重度感染常伴有营养不良,可引起直肠套叠、脱垂等。

4 今后主要应采取的防控措施

综上所述,我国土源性线虫病历经几个阶段的防治,取得明显效果,但感染率仍较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防控措施:

根据我国土源性线虫病地理分布特点,有计划、有重点开展防治。根据不同流行程度,实行选择性驱虫,并抓好重点人群的防治。特别是针对儿童蛲虫感染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态势,开展集体驱虫等综合防治措施比单纯驱虫能更有效控制蛲虫再感染显得更重要[24]。

加强健康教育,改善人群的卫生行为。土源性线虫病的传播和流行与人们的行为密切相关。有必要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和方式,引导和教育群众逐步改变不利于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特别要加强对中小学生、农村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减轻土源性线虫病的危害。

继续推行综合防治措施。除开展农村的安全供水、改善环境卫生、有选择性地开展集体驱虫和健康教育外,要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防治原则,注重环境建设和改水改厕,以进一步控制土源性线虫感染水平和巩固土源性线虫病的防治效果。

摘要：土源性线虫病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一直以来威胁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广大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土源性线虫病,随温度带、干湿区域不同而呈不同分布。经过多年的防治,总体感染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该病有重复感染的特点;感染率高低与人群性别、年龄、职业密切相关。该文就我国目前流行的基本现况、危险因素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特点以及今后主要应采取的防控措施进行综述。

流行现况 第2篇

关键词：梅毒,流行特征,现况分析

为了解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 掌握梅毒感染人群的特征, 给防治梅毒提供科学依据, 对海拉尔区2008-2010年梅毒报告病例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病例资料来自2008-2010年海拉尔区疾控中心流行病科专职人员录入网络直报的个案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住址、职业、诊断, 所有病例均为临床确诊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人口资料来自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1.2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流行概况

海拉尔区2008-2010年共报告梅毒490例, 总感染率为54.17/10万 (490/904497) 。其中2008年感染率为44.96/10万, 2009年感染率为51.38/10万, 2010年感染率为66.10/10万。感染率逐年增高, 三年间增长47.02%。三年均无死亡病例报告。

2.2 性别分布

在490例病例中, 男性235例, 感染率为52.86/10万;女性253例, 感染率为55.01/10万, 男女性别比为0.93∶1。2008年和2009年女性病例多于男性, 2010年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梅毒的感染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表1)

2.3 年龄分布

梅毒病例中年龄最小的为出生一天, 最大的94岁。病例集中在20～59岁年龄组, 占70.4% (345/490) , 感染率为55.78/10万 (345/618502) 。60岁以上人群, 病例占24.1% (118/490) , 感染率为95.83/10万 (118/123134) 。0～19岁年龄组病例占5.5% (27/490) , 感染率为16.58/10万 (27/162861) 。2008-2010年0～19岁年龄组、20岁年龄组至50岁年龄组、60岁以上年龄组三大人群感染人数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24, P>0.05) 。但年龄越大, 感染率越高。2010年各年龄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两年。 (表2)

2.4 职业分布

梅毒病例集中在无职业的闲散人员当中, 占总感染人数的33.3% (163/490) 。2008-2010年闲散人员的感染人数 (35例、51例、79例) 、构成比 (25.9%、32.9%、39.5%) 、感染率 (11.66/10万、16.91/10万、26.11/10万) 逐年上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6.71, P<0.05) 。离退休和公职人员占总感染人数的22.4% (110/490) , 此人群2008-2010年感染人数 (28例、34例、48例) 、构成比 (20.7%、21.9%、24.0%) 、感染率 (9.32/10万、11.27/10万、15.86/10万)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3, P>0.05) 。 (表3)

2.5 时间分布

全年均有病例发生, 无明显的规律特征。

2.6 梅毒分型情况

在490例梅毒病例的5个分型当中, 胎传梅毒22例, 隐性梅毒307例, Ⅰ期梅毒123例, Ⅱ期梅毒37例, Ⅲ期梅毒1例, 构成比分别为4.5%、62.7%、25.1%、7.6%和0.2%。2008-2010年隐性梅毒感染病例占较大比率, 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Ⅰ期梅毒呈下降趋势,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9.20, P<0.05) 。Ⅲ期梅毒2009年和2010年没有报告病例。 (表4) 3讨论

梅毒是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疾病。在新中国成立后, 曾一度消灭。自1979年再次报道梅毒病例至今, 全国已呈明显流行趋势[1]。通过对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2008-2010年梅毒报告病例的分析, 发现海拉尔区2008-2010年的梅毒报告病例呈明显上升趋势, 感染率三年增长47.02%。其中, 女性感染者多于男性;20岁年龄组至50岁年龄组的患病人数最多, 占病例总数的70.4%;全年均有病例出现;隐性梅毒呈上升趋势。这些结果同相关报道一致[2、3]。但海拉尔区的胎传梅毒未见增加趋势,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报道。主要原因可能是本地区重视产前保健、产前检查和婚前检查, 遏制了胎传梅毒的发生。

调查将人群分为小年龄组 (0～19岁) 、性活跃年龄组 (20～49岁) 和老年组 (50岁以上) 。结果显示, 2008-2010年这三组人群构成比基本没有变化, 说明三年梅毒感染的年龄分布基本稳定。老年组的感染率较高。有报道显示, 50岁以上男性多发生高危行为[4]。笔者认为这一群体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较复杂, 需要进行相关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原因。无职业闲散人员感染人数最多并逐年上升, 反映出梅毒感染与文化和经济的相关性, 提示应对此类人群加强健康教育宣传, 对高危行为进行干预;或者免费进行血清学检测, 免费进行治疗等, 对预防和控制梅毒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可以肯定, 会有部分梅毒感染者隐身于正常人群中, 特别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隐性梅毒。隐性梅毒传染性最强, 是非常危险的人群。梅毒和HIV有相关关系, 梅毒增加HIV感染危险2～9.9倍[5]。梅毒还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相关, 如HCV、HSV-Ⅱ[6]。在全社会大力预防艾滋病的同时, 关注梅毒的发生和发展, 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 会降低防治HIV、梅毒及相关传染病的成本, 收到好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王来拴.先天性梅毒的流行病学和诊断治疗现状[M].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继续教育委员会, 2010:173-183.

[2]陈晶, 董永慧, 郅琦, 等.2000-2009年新疆梅毒的流行特征和趋势[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0, 44:1148-1150.

[3]胡宇峰, 孙振球, 洪福晶, 等.深圳市Ⅰ期和Ⅱ期梅毒时空分布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0, 31:876-879.

[4]陈红, 卢飞豹, 姜红黄, 等.江西省某县272名50岁以上男性HIV感染的现况调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0, 44:1152-1153.

[5]桂希恩, 张元珍, 杨蓉蓉, 等.孕产妇和婚检人群艾滋病、乙型肝炎及梅毒综合防治成本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0, 31:873-875.

流行现况 第3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合肥市市区5所全日制普通中学;初一、初二各选取12个班级,高一、高二各选26个班级,共76个班级,以被抽取班级中所有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 846份,剔除不符合要求问卷48份,实际获得有效问卷3 798份,有效率为98.7%。初中生1 133名,其中男生608名,女生525名;高中生2 665名,其中男生1 326名,女生1 339名。平均年龄为(15.42±1.62)岁,主要集中于12~18岁,占99.5%。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中学生一般情况调查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类型、父亲文化程度、父亲工作地点、父亲和自己的血缘关系、母亲文化程度、母亲工作地点、母亲和自己的血缘关系、自评学习成绩等级、过去1 a里父母是否有争吵或打架等情况。

情感与躯体虐待采用Straus[3]编制的亲子冲突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中的情感、躯体虐待子量表进行调查,包括4个方面: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重度躯体虐待。该量表回顾性调查过去1 a中情感、躯体虐待发生的次数(共分为7级,分别为过去的1 a里发生了1次、2次、3~5次、6~10次、11~20次、20次以上和从未发生);评分标准为过去的1 a里发生了1次为1分,2次为2分,3~5次为4分,6~10次为8分,11~20次为15分,20次以上为25分,从没有发生为0分。

中学生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操作性定义为:被调查对象自填曾遭受1种或1种以上CTSPC中所陈述的儿童虐待状况,即得分大于或等于1,为发生该种类型虐待;如果得分为0,则为未发生该种类型虐待。

1.2.2 调查方法

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在课堂上独立完成;调查为不记名调查,整个调查过程充分考虑保护学生的隐私。问卷本着自愿原则填写,可以退出;问卷当场发放,答完后由调查员当场收回。

1.2.3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用SPSS 10.0进行数据分析,双侧检验,α=0.05。统计推断采用χ2检验和趋势χ2检验。

2 结果

2.1 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及年平均发生次数

情感虐待的报告率(prevalence)为81.1%(3 082/3 798),其中“对你大喊大叫”条目报告率最高,为67.6%;“诅咒你”条目报告率最低,为14.7%。躯体虐待总的报告率为55.1%(2 092/3 798),其中“用手掌打你的四肢如你的手、胳膊或腿等”条目报告率最高,为34.7%(1 319/3 798),而“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你(如烟头或开水)”条目报告率最低,为2.2%(85/3 798);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48.3%(1 833/3 798),中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39.5%(1 499/3 798),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为9.8%(372/3 798)。

情感虐待报告的年平均发生次数为13.8次,其中“对你大喊大叫”条目报告的次数最高,年平均为8.2次;最低的为“说要将你赶走或踢出家门”条目,年平均为 4.0次。躯体虐待报告的年平均发生次数为11.6次,其中“扭、捏、拧或掐你”、“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你(如烟头或开水)”2条目最高,均为5.3次,“用皮带、木棍或一些坚硬的物体抽打你的屁股”年平均发生次数最低,为4.1次。

2.2 不同性别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男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为80.5%,女生为8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躯体虐待报告率为55.8%(1 079/1 934),女学生为54.3%(1 012/1 8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中度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男学生(41.2%,11.3%)均高于女学生(37.7%,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711,P=0.030;χ2=10.428,P=0.001);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不同年龄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 见表1。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不同年龄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不同。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年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的趋势,经趋势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2.4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情感虐待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中生的报告率均低于初中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躯体虐待中,轻度躯体虐待和中度躯体虐待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高中生的报告率都低于初中生;而在重度躯体虐待中,“故意用燃烧物或热液体烫”初中和高中的报告率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他条目初中生均高于高中生(P值均<0.01)。见表2。

2.5 不同家庭情况、学习成绩中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的报告率

独生子女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人均收入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不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下等的学生报告率最高,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家庭人均收入的学生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单亲家庭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双亲家庭及其他家庭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情感虐待报告率在不同家庭类型的学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学习成绩越差,情感及躯体虐待报告率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报告率不同,父亲的文化程度越高,情感虐待的报告率也越高,但轻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报告率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母亲在外地工作与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情感虐待的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中父母发生吵架或打架的学生其情感虐待、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均高于家中父母没有发生吵架或打架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亲与自己血缘关系不同的学生、母亲与自己血缘关系不同的学生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报告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注:Pearson χ2检验结果,☆P<0.05,★ P<0.01;趋势χ2检验结果,△ P<0.05,▲ P<0.01。()内数字为报告率/%。

注: Pearson χ2检验结果,☆P<0.05,★ P<0.01;趋势χ2检验结果,△ P<0.05,▲ P<0.01。()内数字为报告率/%。

3 讨论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儿童虐待做了以下描述:儿童虐待是指在相关责任、义务和能力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躯体和(或)精神的折磨、性虐待、漠视、放任、商业的或其他形式的剥削,并导致儿童的健康、生存、发展以及尊严受到实际或潜在的伤害[4]。儿童虐待一直是一个全球问题,危害性很大,虐待对儿童造成的伤害,特别心理创伤往往是灾难性的。有研究表明,1,2次的虐待即可构成童年期创伤性体验,印刻在儿童长时间记忆或潜意识中,有些儿童可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5]。儿童躯体虐待是导致自杀重要的危险因素[6],而严重的躯体虐待与反复的自杀行为有关[1]。成年胃肠道紊乱和偏头痛也与儿童期躯体虐待有关[7]。因此,加强对儿童虐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国内对儿童虐待的测量大部分都使用自编量表,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且各项研究结果儿童虐待的报告率相差较大,难以和国内外的同类研究比较。本次调查选用CTSPC对中学生的躯体及情感虐待进行调查,该量表被众多国外学者用于儿童虐待的评价,我国香港的政府部门也用该量表对儿童受虐情况进行调查。国内一些学者使用该量表对儿童虐待情况进行调查[8,9,10],其情感虐待分量表Cronbach 系数为0.72,躯体虐待分量表Cronbach 系数为0.83[9]。

在本次调查的3 798名中学生中,情感虐待的报告率较高(81.1%),高于杨林胜等[10]的报告结果;其差异可能与地区间的差异有关。而Hamarman等[11]认为,儿童情感虐待的含义不明确,从而导致医学和法律方面的定义混乱,如美国各州报告的情感虐待甚至有300 倍的差异。调查显示,合肥市有55.1%的中学生在过去的1 a里受到过躯体虐待,低于杨林胜等[10]对长沙地区儿童调查的结果(62.4%),与香港的结果[12]相近。轻度、中度和重度躯体虐待均低于长沙地区儿童的调查结果,特别是重度躯体虐待,也低于挪威的一项调查结果(18%)[1],但高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结果(7%)[13]。考虑到本次研究的对象平均年龄比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受虐率是逐渐下降的[10],两地结果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年龄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反映的是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同时文化背景如种族的不同也会影响躯体虐待的报告率[14]。

本次调查情感虐待和轻度躯体虐待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我国学者早期的研究结果[15]一致。我国多数研究显示,男童躯体虐待的发生率要高于女童[10,12];一项对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回顾性调查也发现,儿童期躯体虐待经历男性要明显高于女性[1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男生要高于女生。不同年龄学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高,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呈下降趋势。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的报告率比较,高中生明显低于初中生。

有研究表明,父亲丧失与儿童躯体虐待有关[17];陶芳标等[18]也指出,单亲家庭是重度和中度躯体虐待的危险因素。本次研究显示,单亲和双亲家庭的学生情感虐待与躯体虐待的发生均有差异,单亲家庭明显高于双亲家庭的学生。虽然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儿童躯体、情感虐待与是否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关联[19],但本次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情感和躯体虐待。可能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很高,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加上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旦子女的表现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时,容易发生虐待事件。香港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的情感虐待[12]。

在父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否会与儿童虐待有关方面,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关联[19,20],本次研究结果与之基本一致,儿童情感及躯体虐待在父母不同文化程度间没有明显差异。有研究显示,居家面积较小的家庭发生躯体虐待的危险性大[10]。本次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与儿童躯体虐待没有明显关联。但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条件特别差的家庭情感虐待的发生反而要低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这可能与家庭中父母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情感关爱有关。

由此可见,儿童虐待是一个常见问题。为了保护儿童权利,可以在社区和学校开展预防儿童虐待的宣传工作及其相关研究,提高公众保护儿童意识,为受虐儿童提供健康服务。

摘要：目的了解合肥市中学生情感、躯体虐待现况及流行特征,为相关机构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在合肥市选取5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共76个班级3798名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中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情感、躯体虐待情况。结果有81.1%的学生报告发生情感虐待,55.1%的学生报告发生躯体虐待。情感虐待、轻度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在不同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中度躯体虐待和重度躯体虐待男生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情感虐待、躯体虐待的报告率在不同年龄、不同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学习成绩及父母是否吵架或打架因素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中学生情感和躯体虐待较为普遍。应加强对虐待问题的重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流行现况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2008年1月至2008年12月收治的腹泻病患儿共616例, 其中男性403例, 女性213例。年龄最小1个月, 最大14岁;0~1岁396例, ~2岁125例, ~3岁47例, ~6岁38例, ~14岁10例。起病时间最短1d, 最长6个月。诊断依据包括大便性状有改变, 呈稀便、水样便、黏液便或脓血便, 大便次数比平时增多, 并结合腹泻病程、大便的肉眼和镜检所见、发病季节、发病年龄及流行情况, 估计最可能的诊断。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项目

收集粪便标本的同时, 对住院患儿的陪护家长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儿性别、年龄、出生日期、出入院日期、家庭情况、临床症状等。全部患儿均进行详细询问病史, 全面体检。患儿入院12h内行以下检测: (1) 完善血常规、血电解质、CRP、心肌酶等检测。 (2) 大便化验:a.常规检测:每天观察并记录大便性状及次数;b.轮状病毒抗原检测 (RV检测) :A群轮状病毒检测采用诊断试剂盒 (胶体金法, 生产企业: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1.2.2 治疗与转归

患儿入院后予以补液, 积极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 保护胃肠粘膜及调节肠道内环境, 结合临床特点必要时选择相应的抗生素治疗。

1.2.3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用药48h内每日大便3次以下, 其性状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有效:用药96h内每日大便3次以下, 其他临床症状和体征减轻。无效:用药96h后大便性状、临床症状和体征变化不明显。

1.3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将收集到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建立EXCEL数据库, 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采用独立样本的χ2检验和独立样本率的χ2检验。其中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发病高峰季节

11、12月、次年1月共306例, 占49.7%;2~4月共119例, 占19.3%;5~7月共101例, 占16.4%;8~10月共90例, 占14.6%。

2.2 RV检出率

送检616例, RV阳性281例, 占45.6%。

2.3 腹泻患儿电解质情况

多数腹泻患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水症, 多以轻度失水为主, 伴有K+、Na+水平下降, CO2结合力下降, 其中以CO2结合力下降最为多见。具体数据见表1。

2.4 腹泻患儿血RT、心肌酶、CRP情况

多数腹泻患儿出现CK-MB、LDH-1、CRP升高的现象具体数据见表2。

2.5不同病因腹泻病的特征比较

侵袭性细菌感染以外原因所致 (包括非感染等因素) 的腹泻病和侵袭性细菌感染所致腹泻病, 两种病因在水电解质紊乱发生率上, 侵袭性细菌感染以外类型稍高, 但二者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体数据见表3。

2.6 治疗和预后

由侵袭性细菌感染以外原因引起的腹泻病, 给予口服或静脉补液、微生态药物、保护胃肠黏膜等, 由侵袭性细菌感染引起, 适当选用敏感抗生素。616例腹泻患儿经过治疗后, 显效411例, 有效195例, 无效10例。有效率高达98.4%。

3 讨论

3.1 流行病学特点

本病是一种世界性流行病, 以气温较高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以及卫生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发病率为高, 不同病原的地区分布可有差异[3]。该病常年均有散发, 但以夏秋季为高, 病毒性腹泻的发病高峰季节集中在秋冬季, 其次为夏季。由于各地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 发病高峰有所不同[4]。本研究的结果可见, 小儿腹泻在秋冬季发病率较高, 发病年龄多集中在0~3岁, RV为感染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体。王菊莉等学者的研究[5]得出武汉市的腹泻病儿粪便中, 检出7种病原, 检出率为52.21%, 其中主要是轮状病毒。发病季节受地理环境及气象变化的影响, 一般1年中发病有2个高峰, 如北京地区一个高峰是在6~8月份称为夏秋季腹泻, 此时期主要的病原是致病性大肠杆菌及痢疾杆菌;另一高峰是10~12月份, 称为冬秋季腹泻, 主要病原是RV。可见, 由于气候因素和地理环境, 以及卫生条件的差异, 不同地区的小儿腹泻病的发病高峰有很大的差别, 但总体看, 感染性腹泻中, RV仍是主要的病原体。

3.2 临床特点

由表3可见, 无论是感染因素或非感染因素, 腹泻患儿多伴有水、电解质及生化指标的紊乱, 其中以水、电解质紊乱最为常见, 最主要是CO2结合力下降, 发生率高达83.15%, 多与患儿腹泻所造成的失水, 以及进食、补液不足有关。RV检测阳性281例, 占45.6%, 说明RV在腹泻病中还是最主要的病原体。

CK-MB是心肌酶在心肌病变中是较为特异性酶学指标, 尤其在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标准中CK-MB已被列为临床诊断依据的主要指标之一。由于病原体及其毒素的作用下, 感染性腹泻多数累及肠道以外器官。国内外曾有多篇轮状病毒肠炎并心肌损害的报道, 徐卫芹 (2007) 研究表明[8], 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 RV感染的腹泻患儿合并心肌酶异常高达89%, 合并心电图异常者占53%。本次对汕头地区1年内收治的婴幼儿腹泻病的患儿, 心肌酶检测结果统计显示患者心肌酶CK-MB升高占的比例较高, 为126例, 占被检人数94.73%, 应引起临床医师给予高度重视。在临床中我们体会到, 腹泻病伴心肌酶增高的患儿临床表现多数较轻, 加上表达困难, 很多症状容易被家长和临床医师忽视, 因此, 对于腹泻病特别是明确感染性腹泻的患儿, 伴有心肌酶、心电图改变者, 在治疗上应及早给以必要的药物或其他手段干预, 阻止心肌细胞的进一步损伤, 促进恢复, 防止并发症。

3.3 防治措施

感染性腹泻易引起流行, 首先要对新生儿、托幼机构及医院应注意消毒隔离。发现腹泻患儿和带菌者要隔离治疗, 粪便应做消毒处理。其次从喂养方式上要注意出生后最初数月内应母乳喂养。母乳中含有多种所需的多种消化酶和抗体, 各种营养成分都非常适合儿童的消化和吸收, 可中和大肠杆菌肠毒素, 有预防感染大肠埃希杆菌的作用, 比牛乳及母乳代用品优越得多。第三, 由于小儿腹泻大多起病很急, 频繁腹泻会使体内的水分和营养素迅速丢失, 造成急性脱水, 因此临床治疗上及时补液防脱水。

预防的原则包括: (1) 提倡母乳喂养, 合理添加辅食, 搞好断奶期饮食卫生; (2) 重视饮用水源的卫生; (3) 开设肠道门诊, 对于小儿腹泻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和及时控制污染源。 (4) 护理上要注意患儿尿布要经常换洗, 保持臀部干净。由肠道感染引起腹泻, 多伴有发热, 传染性很强, 还要注意消毒隔离, 避免交叉感染。

摘要：目的探讨汕头地区小儿腹泻病的流行现况、临床特点与防治对策。方法收集616例住院腹泻患儿的临床资料, 并对其流行特点、临床特点及轮状病毒抗原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小儿腹泻临床表现多样, 多数患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水征, 并伴有水电解质紊乱和CK-MB、CRP的升高。其中轮状病毒检测阳性281例, 占45.6%。结论小儿腹泻病病因复杂、多样, 临床表现也多种多样, 在汕头市感染性腹泻以轮状病毒感染为多见。因此, 在诊治中应重视临床症状的鉴别及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小儿腹泻,流行病,防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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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现况 第5篇

1 我国的乙肝和丙肝

我国是HBV感染的高流行区, 1992年, 全国1~59岁人群HBV表面抗原 (HBs Ag) 阳性率为9.75%, 其中男性为11.33%, 女性为8.23%;农村为10.49%, 城市为8.08%;南方为10.85%, 北方为8.54%;20岁以下儿童为10.48%[6]。自1992年起, 全国全面推动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政策, 接种率逐年增高, 同时部分地区开展了重点 (高危) 人群的接种;至2002年, 全人群乙肝疫苗接种率为39.46%, 三四岁儿童接种率为85.41%[7]。2006年全国1~59岁人群HBs Ag阳性率已下降到7.18%, 农村 (7.30%) 高于城市 (6.78%) , 男性 (8.57%) 仍高于女性 (5.74%) ;5岁以下儿童已降至0.96%, 15岁以下儿童已下降到2.08%[8]。天津自1989年在新生儿中推广乙肝疫苗接种, 1991年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2002年实施免费接种, 2005年对2~13岁儿童进行查漏补种, 并且将初中一年级学生 (12~14岁) 列入加强免疫对象, 目前, 20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达95%以上, HBs Ag阳性率明显下降, 已由1992年的5.3%下降到2010年的0.96%[9]。

我国也是HCV感染的高流行区, 1992年全国的血清学调查抗HCV抗体 (抗-HCV) 阳性率为3.2%, 2006年为0.43%, 人群抗-HCV阳性率下降86.56%, 这可能与我国加强采供血机构监管和血源管理, 同时提倡安全注射, 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等综合性防控措施有关, 也与我国抗-HCV检测试剂特异性提高有关[10]。2010年, 深圳市抽样3 771居民, HCV总感染率为0.53%;40岁及以上年龄组抗-HCV阳性率为1.00%, 40岁以下年龄组抗-HCV阳性率为0.38%[11]。天津市于2010年调查了2 181名健康人群, 抗-HCV阳性率为0.64%, 性别间无明显差异。2008年天津对静脉注射吸毒者、丙肝患者的家庭密切接触者、性服务工作者和与血液接触的医务人员的丙肝血清学调查结果显示[12], 总的抗-HCV阳性率为6.28%, 其中静脉注射吸毒者感染率达23.94%, 其次是丙肝患者家庭内密切接触者 (4.55%) 。同时开展的一项规模化丙肝患病率调查覆盖人口547 782人, 发现丙肝病例132例, 患病率为24.10/10万;男性患病率 (33.04/10万) 大于女性 (15.25/10万) ;20岁以下无病例, 20岁以上随年龄的增长患病率增高。因为丙肝起病较隐匿, 不易被发现, 虽然我国疫情报告丙肝病例数近年来持续上升, 但其仍为“冰山”一角[13]。实际患病率和HCV感染者中有多少将发展为丙肝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 随着院内感染控制及血液筛查等措施的推进, 丙肝的感染率逐渐下降, 目前乙肝得到有效控制, 而丙肝在无疫苗预防的情况下, 其防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2 美国的乙肝和丙肝

美国HBV的感染率为4.9%, 其中慢性HBV感染率为0.4%[14]。Wasley等[15]分析了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NHANES) 的数据, 从1988—1994年和1999—2006年;HBV慢性感染率明显下降, 6~19岁之间的人群从1.9%下降到0.6%, 20~49岁从5.9%降至4.6%, 但>50岁的人群没有下降 (7.2%比7.7%) 。目前婴幼儿 (19~35月龄) 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92%, 13~15岁年龄段为50%~60%, 由于疫苗的使用, 1990—2005年, 美国急性乙肝发病率下降了78%, 其中儿童和青少年下降了96%, 而新发乙肝主要为成人, 占95%[14];这反映了控制乙肝的策略有效性。美国于1991年开始实施婴幼儿疫苗接种计划, 筛查孕妇并进行HBV暴露后的预防, 例如对感染的妇女所生的婴儿接种疫苗, 对青少年进行疫苗查漏补种和加强成年人感染的风险监测等[16]。

在美国, 人群抗-HCV抗体的流行率为1.8%, 估计美国有520万人为抗-HCV阳性者, 每年死于丙肝的有8 000~10 000例[17]。Chak等研究发现, 部分人群抗-HCV流行率较高:如囚犯 (23.1%~41.2%) 、非现役军人 (5.4%~10.7%) 、流浪者 (22.2%~52.5%) 、医务工作者 (0.9%~3.6%) 、注射毒品者 (27%~93%) 、长期血液透析 (7.8%) 、1992年前血友病例输血者 (76.3%~100%) [18]。

3 亚洲的乙肝和丙肝

亚洲是HBV感染的高流行区, 但随着乙肝疫苗的推进, 一些国家已成为中和低流行区。我国和印度HBV慢性感染者数量占据全球的50%;中流行的国家或地区还包括印度 (4%) 、韩国 (3%~4%) [19]、泰国和菲律宾 (成人为16.7%[20]) , 低流行区包括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孟加拉、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 其HBs Ag阳性率在0.2%~1.9%[21,22]。大多数亚洲国家实施乙肝疫苗的接种计划已经改变了HBV流行的强度。在韩国, 全人群乙肝携带率已经于80年代的10%下降到2007年的3.7%, 而青少年和儿童分别降至0.44%和0.2%[23]。

亚洲抗-HCV流行率主要分布在2.0%~2.9%之间, 仅次于非洲 (>2.9%) , 最常见的感染危险因素是静脉吸毒和输血。埃及 (>10%) 和巴基斯坦较高的抗-HCV流行率主要与不安全注射有关, 例如巴基斯坦居民年均注射次数为13次, 为全球最高;从1960—1991年, 受血者中约5%~15%感染了HCV[24,25], 而据WHO的全球血液安全数据估计, 有43%病例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捐献血液时不充分筛查而造成的输血感染[26];还有血液透析和性传播, 性活动感染HCV还未被充分认定, 但在埃及的一项研究中, 配偶之间的传播概率约为6%[27]。

4 我国的HCC

肝癌是我国第3位常见癌症, 占全球病例数的55%, 男女性估算发病率分别为43.9/10万和16.1/10万, 合计为30.3/10万[28]。慢性HBV感染是肝硬化和HCC的重要原因, 据WHO估计, 约20%的慢性乙肝将发展成为肝硬化, 全世界60%~80%的原发性肝癌为HBV所致, 我国肝癌来源于HBV感染的比例高达80%~90%, 其次为HCV[29,30,31]。我国台湾地区进行的一项HBV感染与HCC关系的前瞻性研究[32], 共纳入11 893名受试者, 结果发现, 在HBs Ag和HBe Ag皆阳性的患者中, HCC发病率为1169/10万人年;仅HBs Ag阳性者中, HCC发病率为324/10万人年;两者皆阴性者, HCC发病率为39/10万人年, 经调整年龄、性别、抗-HCV、吸烟、饮酒等因素后, 仅HBs Ag阳性者发生HCC的相对风险为9.6, HBs Ag和HBe Ag皆阳性者HCC发生相对风险为60.2, 并且患HCC的风险随血浆中病毒载量上升而增加。

5 美国的HCC

历史上美国HCC的发病率一直较其他国家低[33], 现在发病率增加了1倍, 从1.6/10万 (1975~1980年) 到3/10万人 (2001~2006年) [34], 发病率增加可能与HCV感染的晚期并发症有关[35]。由于慢性HCV感染, 会导致肝硬化, 肝癌的病例进一步增加[36]。在美国, 乙肝疫苗的使用控制了HBV的感染, 同时也减少了HCC的一个危险因素[37]。Yang等认为, 1976—2000年,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HCC发病大多与乙醇有关, 而2001—2008年, HCV则是HCC最常见的危险因素[38]。在美国, 亚洲/太平洋岛裔居民肝癌发病率最高 (7.8/10万) , 其次为黑人 (4.2/10万) 、印第安人 (3.2/10万) 和白人 (2.6/10万) 。美国的亚洲人和非洲人高HCC患病率是因为其来自于HBV和HCV高流行地区[34]。

6 亚洲的HCC

在亚洲H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新发生的肝癌70%以上来自亚洲, 患病率为50/10万~150/10万[39]。亚洲的不同国家HCC的患病率是不同的, 印度的男性和女性患病率分别为0.9/10万~3.4/10万和0.2/10万~1.8/10万;日本为6/10万~8/10万;韩国男性为45/10万, 女性为12/10万;泰国男性患病率为33/10, 女性为13/10万[40]。在亚洲HBV感染是HCC发生的主要原因, 例如日本, 1977~1978年HCC中HBs Ag阳性率为42%, 2000~2001年降至15.5%;韩国比例为65%~75%;在日本, 最近10年HCC病例中抗-HCV阳性者占70%, 而不明原因的占12.7%;在韩国有10%~20%的HCC中为抗-HCV阳性。HBV和HCV联合感染会增加发展为HCC的危险性;乙醇对于高患病率地区的影响有限, 对低发区有一定影响[39]。

7 结语

流行现况 第6篇

中国东部、南部临海,横跨温带和热带,为副溶血性弧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报道在我国沿海地区近年来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致病菌主要为副溶血性弧菌[4],已成为替代沙门菌引发食物中毒的首要病原菌,严重威胁着公众健康。但在我国,对于引起食物中毒的副溶血性弧菌的流行株血清型研究仅有少数的地区和部门开展,对于毒力基因特征和分子分型检测达到的水平及大流行菌群的研究状况还缺乏系统的资料。在本文中,通过全面检索国内的文献数据库,收集有关引起食物中毒的副溶血性弧菌的检测报道和研究,从引起食物中毒的副溶血性弧菌的血清型、毒力基因的检测、分子分型研究及大流行菌群的调查几个方面对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 中国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地区分布

经检索公开发表的文献报道,中国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地区分布广,到目前,全国大陆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新疆、青海、云南、山西和陕西六个省份自治区未见有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报告外,其他均有报道。副溶血性弧菌引起食物中毒主要在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据多地区的调查数据表明,近年来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致病菌由以前的沙门菌变为了副溶血性弧菌。福州市 1999—2006年细菌性食物中毒分析中[5],副溶血性弧菌发生 49起, 占细菌性食物中毒总起数的51.04%;浙江嘉兴市2001—2009 年共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 82 起,副溶血性弧菌占到了50%[6];北京市海淀区 2000—2009 年食物中毒调查也显示副溶血性弧菌在引起食物中毒中名列首位[7]。

除了中国东部、南部地区副溶血性弧菌感染严重外,随着交通运输产业的迅猛发展,全国各省经贸往来的增强,海鲜及海制品在内陆城市的销售也直线增长。伴随着海产品的流通,中国内陆地区不可避免的受到副溶血性弧菌的传播,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也越来越多。内蒙古的包头市早在1996年8月就有因食用海鲜和凉菜引起副溶血性弧菌中毒的报告[8];而有些内陆地区的副溶血性弧菌也上升为首位细菌性食物中毒致病菌,如重庆市南岸区 2004 年食物中毒数据表明,该区食物中毒以副溶血性弧菌为首位,占到细菌性食物中毒总起数的50%[9]。

当然,未见报道的省份并不说明其水产品不受VP污染,各种资料显示,这些省市的水产品中也是深受VP的感染,并也有腹泻病人阳性报告。陕西省2002—2006年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状况调查发现[10],水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检出率高达30.15%,在2007年西安市细菌性腹泻病监测中,从腹泻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到VP,占阳性菌的25%[11]。在青海省,从西宁市售的虾仔中分离到VP,并发现这些菌株对小鼠有致死作用,所以副溶血性弧菌在这些地区的监测及食物中毒的预防不容忽视。

2 我国食物中毒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

副溶血性弧菌分类的主要基础是血清型,目前包括13种不同的O抗原和75种不同的K抗原[3]。经检索发现,全国范围内开展中毒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学的研究较少,检索时限在2002年 1月至 2012年 6月期间,报道有血清分型的食物中毒个案仅有24篇,绝大多数报道集中在浙江和广东两省地区疾病预防控制(疾控)部门,其中浙江省内有13篇,广东省内有9篇,齐齐哈尔、山东即墨各1篇。而浙江省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杭州的下城、萧山等几个区疾控,广东的主要在深圳南山区和广州市附近辖区疾控。检索结果除以上个案外,还有11篇关于收集到的本地区VP食物中毒分离株的回顾总结性血清学分型研究,报道的地区为浙江、广东、上海3地。

归纳总结以上35篇报道,在食物中毒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报道中,从食物中毒患者的粪便、呕吐物或肛拭子中分离到的VP血清型有22种,从食物中毒事件的环境、剩余食品或是环节拭子分离到的血清型有14种,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食品和患者分离到的VP血清型并非完全对应,部分从患者分离到的VP并没能从剩余食品中检出,而在食品中检出的血清型也不完全能从患者分离到。如在深圳市南山区1起食物中毒中[12],从剩余的3份食物中检出O2:K28、O3:K25、O4:K12和O4:K34共4种血清型的VP,但患者中仅分离到O2:K28和O3:K6两种VP,未分离到O3:K25、O4:K12和O4:K34血清型的VP,由此情况可以推测发生食物中毒的食物可能受到多种血清型的污染,但能引起食物中毒腹泻等症状的VP只是其中的某些血清型,因此在食物中毒中同一患者分离到多种血清型[12,13,14],不同患者分离到不同种血清型或剩余食品和患者可以分离到不同血清型的VP都是有可能的[15,16,17,18],如果需要对致病因子进行溯源,还需进一步开展PFGE等分子分型的研究。

注: KUT为不可分型,-:未检出。

在报道的24个案例中,从患者分离到的各种血清型VP的次数来看,O3:K6共19次,占所有检出的47.5%,其次是O4:K86次,占15%,第3位的是O1:K56 5次,占12.5%。说明在我国,引起食物中毒的VP血清型主要为O3:K6、O4:K8和O1:K56。见表2。

3 食物中毒副溶血性弧菌毒力基因和分子分型

迄今为止,副溶血性弧菌的致病机理仍不完全清楚。副溶血性弧菌拥有两套Ⅲ型分泌系统基因:T3SS1、T3SS2,这两套Ⅲ型分泌系统基因在VP的致病性方面可能有协同作用。而研究表明VP的毒力基因是耐热直接溶血素基因 ( thermostable direct hemolysin , tdh)和耐热直接溶血素相关基因 ( thermostable related hemolysin, trh),分别编码TDH及TRH毒素,通常能引起人类腹泻的VP都会携带这两个基因的一个或两个,因此可以通过检测这两基因来判断VP是否会产毒。经阅读查阅检索的文献,13篇报道共392株VP提到了tdh和trh基因的检测,其中360株分离自患者,结果所有菌株的trh基因均为阴性,350株tdh阳性,阳性率为97.2%,见表3。对于分离自患者trh和tdh均为阴性的VP,我们可以有一种假设:这些不致腹泻的菌株伴随着致病的菌株共同感染人,而这些患者粪便或肛拭子中同样会混合这些不致病株而被分离到。因为在上述的研究中,在食物中毒剩余食品或环节样品中共分离得到32株VP,然而这些副溶血性弧菌tdh阳性率仅为43.75%,见表3,说明食物中毒的食品往往有相当比例的不致病的VP和致腹泻的VP共同污染了食品,因此要预防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卫生管理,生熟分开,避免污染,才能杜绝VP食物中毒的发生。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时,开展副溶血性弧菌的分型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副溶血性弧菌分型中,除了传统的血清分型外,还有各种分子分型的方法,在我国,运用最多的是脉冲场凝胶电泳方法(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进行分型溯源。该技术具有高分辨率,易于标准化操作等优点,被广泛地用于细菌分子分型和食物中毒菌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李明强[19]等人用该方法对2010年5—7月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8起VP食物中毒分离株进行了研究,发现有6起食物中毒VP的分子分型高度相似,可以推测这6起事件的发生是由同一副溶血性弧菌株的变异株引起的,是当时余杭区的流行株。帅慧群[20]等,用PFGE方法对1起食物中毒分离到的副溶血性弧菌进行了分型研究,结果发现5例病人的副溶血性弧菌 PFGE带型与食品加工环节分离的副溶血性弧菌带型相同,该起事件是由这种 PFGE 型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食品加工环节而引起的暴发。在对食物中毒VP的分型方法中,除脉冲场凝胶电泳外, 我国还有运用ERIC-PCR和核糖体分型方法的报道[21,22]。无论是PFGE还是ERIC-PCR(enterobacterial repetitive intergenic consensus PCR, ERIC-PCR)或是其他分型方法, 如ribotyping或 RAPD等都有其方法局限性,并不能完全的涵盖菌株所有的遗传信息,但分子分型和菌株基因遗传信息的研究仍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注:VP—副溶血性弧菌,()内数字为阳性率。

4 中国食物中毒副溶血性弧菌大流行株

1996年,印度Calcutta 1项监测中发现,从当年2月份开始,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率突然大大升高,调查发现是一群血清型为O3:K6、tdh阳性、trh阴性的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运用AP-PCR(arbitrarily primer PCR)揭示这些菌与之前O3:K6血清型的VP在分子型别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台湾、孟加拉和美国等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果,推断是一种新的独特的O3:K6群VP引发全球大流行[23,24]。这种新出现的O3:K6血清型VP通常同时拥有tdh、toxRS /new、orf8、HU-a、VP2905和MTase序列基因[25,26],研究发现另外一些血清型的VP也携带toxRS/new序列且分子分型结果与O3:K6大流行株相同[27,28],因此,把新出现的O3:K6血清型菌株,和其他O3:K6衍生的具有系统性毒力基因(systemic-functional genes):tdh、toxRS /new、orf8、HU-a、VP2905和MTase基因的血清型(O4:K68、O1:K25、O1:KUT和O6:K18)菌株,统称为O3:K6克隆菌群大流行株[29,30,31,32,33,34]。

在检索的文献报道中,经总结比较,可以看到我国东部地区引起食物中毒的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主要为O3:K6,而且这些中毒株大多数也是tdh阳性、trh阴性,符合O3:K6大流行株部分特征,但是这些研究缺乏toxRS /new、orf8、HU-a、VP2905和MTase基因型的报道,因此,关于我国食物中毒副溶血性弧菌分离株的研究国内还是空白[1]。

5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