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口论文范文

宁波人口论文范文（精选4篇）

宁波人口论文 第1篇

关键词：经济发达城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现状分析,对策研究

一背景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转型的高峰期,每年大约有1800万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外来人口正在成为城镇人口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底组织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有14735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镇。这意味着全国各城镇中有1亿多外来人口。

浙江省是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据浙江省公安厅统计,2005年全省登记发证的流动人口总量为1291万,其中来自外省的为1077万,占83.4%。

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形成了我国城市多外来人口的局面。多外来人口城市的语言生活有什么变化?外来人口特别是省际流动的外来人口对城市语言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流动人口使用的家乡话、城市居民使用的本地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我们以宁波市区为例对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了调研。

宁波是浙江省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是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也是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独特的“宁波帮”文化以及“石骨铁硬”语言特色的方言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1990年后外来劳动力流入的增长速度保持在20%左右,近5年来外来流动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7万人左右,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加快。[1]据2007年3月宁波市政府报告中的数据表明:宁波全市常住人口基数为700多万,而外来流动人口已超过290万,占常住人口的41.4%,居浙江省第一。[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一经济发达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调查方法和对象

为全面了解外来人口在经济发达城市中的语言生活状况,我们对宁波市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调查历时一个半月,共发放调查问卷①2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31份。其中10%的问卷由调查员与外来人口进行一对一问答,并同步录音,以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有效。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来源地比较复杂

根据调查得到的数据,宁波市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外省,人口比例达92.6%,涉及到周边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18个省,其中来自安徽、四川、江苏、河南的占76.3%。在语言区域的分布上,这些外来人口的原居住地基本上属于北方方言区。

2.以青壮年为主,男性比例较高

从年龄结构来看,外来人口以青壮年为主,20～50岁的占89%,小于20岁的和大于50岁的只占11%左右。

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9.5%和30.5%。

3.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调查显示,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主要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比例高达79%,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仅占3%。由于文化程度低,他们的就业范围只能是一些无需太高文化程度和技能的行业,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

从就业途径看,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了50%以上。

4.人口的结构比较稳定,变化较小

我们将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与2005年宁波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3]进行比较,结果大致相符,说明外来人口结构相对稳定。

本调查侧重于外来人口语言的初始形成和变化的调查,问卷设计中主要针对的是外来务工人员,15岁以下的外来人口主要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他们不属于务工人员,在调查中未涉及这一人群。因此本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比例与1%人口抽样调查相比,差距约为10个百分点。

相对稳定的外来人口结构,保证了语言生活演变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调查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语言形成情况

1.儿童时期学会的主要是老家话

一个人的语言习得主要来自母语。儿童初始语言是人的一生中掌握较为稳定的一种语言,它对今后其他语言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中有98%的人最初学会的语言是老家话,与父母或抚养人说得最多的也是老家话。

由于调查对象大多生活在北方方言区,因此,在调查中,他们常常把老家话与普通话混同起来,例如安徽北部地区阜阳市、凤阳县、安庆市、合肥市、颍上县等地,方言韵母和普通话韵母的对应较为一致,因此在对“儿童时使用普通话还是老家话”的问题进行选择时,有一部分人既选择了老家话也选择了普通话,有12.4%的人宣称与父母交谈时使用普通话。由于无法厘清什么是普通话,什么是方言(老家话),加上这些被认为是普通话的方言在南方方言区使用基本上不存在交际上的障碍,使得外来人口在出来打工的初始阶段,在学习、提高普通话的积极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2.普通话学习很大程度上依靠学校教育

尽管方言与普通话在发音上的差距较小,还是有不少外来人口在学校期间真正接触到了普通话。调查对象中有66.5%的人承认是在学校期间学会说普通话的。至于提高普通话水平的原因,既是因为实际生活需要(45.3%),也是因为打工需要(22.1%)。

调查的另一项数据显示:随着国家普及普通话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外来人口的普通话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在外来人口的老家,小学教师用家乡话进行教学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从原先的39.4%下降到25.3%,这对于提高新生代外来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有着积极意义。

(二)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

1.对老家话比较钟情,生活中比较喜欢使用老家话

外来人口中,在本地有亲戚、同乡的人员占98.5%,有78.3%的外来人口是与自己的亲人或同乡住在一起,这让他们保持了同一种语言(老家话)小聚居环境,在这种小聚居环境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基本上是老家话。使用老家话可以增加亲切感、凝聚力,让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但同时也影响着外来人口吸纳、融入本地文化。因此,解决好语言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2.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比较高,希望自身的水平有所提高

在这种语言文化的冲突中,国家通用语言显然占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语言发展前景的期望的调查中,有95%的人希望普通话有发展,其中84.7%的人希望有很大的发展。而希望老家话和本地方言有发展的比例就要低得多,希望有很大发展的比例则更低。

在对待学习和使用方言与普通话的态度上,偏向性也十分明显。有42.4%的人希望自己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普通话,有52.2%的人只要求自己能用普通话进行一般的交流。这说明作为交际用语,人们对自身的普通话水平期望值较高,学习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但对于本地方言,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能听懂就行,只有9.4%人希望能准确流利地使用,体现了对本地方言某种程度上的排斥。

3.对学习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积极性不高,工作、生活中较少使用这些方言

1)对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主要依靠工作关系自然习得

外来人口的本地方言是如何习得的呢?调查显示,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人接触最多的是在工作中,而与其他汉语方言人群交往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本地方言一般是在出来打工后,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工作环境中自然习得的,学习本地方言主要是为工作实际需要服务;学习其他汉语方言主要是通过社会交往自然习得,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社会交往。

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外来人口掌握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的比例较低,而且其方言习得情况与居住时间不成正比,这也说明了外来人口没有主动学习本地方言、其他方言的愿望。

2)有使用本地方言意向,但学习与使用的积极性不高

由于宁波人比较喜欢使用方言,外来人口尽管掌握本地方言的水平偏低,但在与本地人进行交流时,也会尝试使用本地方言。有17.2%的人表示在与本地熟人聊天中,会使用本地方言;有13.3%的人表示去本地市场买东西时会使用本地方言。这种情形往往是非主动性的,是在强势文化下的一种被动行为,体现了宁波方言的顽固性,也体现了外地人口在语言使用上的某种无奈与屈从,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进程。

(三)普通话与老家话为主的多语生活

语言环境主要是指使用语言的人群居住的环境及其语言的社会使用价值,主要通过社会实用性去制约或促进语言的发展、变化。在宁波市的外来人群中,存在着三种形态的语言:老家话(来源地方言)、本地方言(即宁波话)、通用语言(普通话)。由于外来人口来源地的复杂性,就形成了多语并存的语言生活局面。

在两种以上语言并存的环境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强势语言,而哪种语言能成为强势语言,主要是由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外来人口往往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使用不同的语言。

1.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被普遍认可

1)普通话的听说能力优于本地方言、其他地区方言

除老家话外,外来人口在听和说的能力方面,普通话最强。100%的人能听懂老家话和普通话,能用这两种话交谈的也是100%;但在熟练程度上,普通话略逊于老家话。

在小聚居大杂居的环境中,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本地方言和其他汉语方言的影响,但对这些方言的掌握程度要大大低于普通话和老家话。在听说方面,听的能力比说的能力要强一些:能听懂本地话一些日常用语的占41.4%;听懂其他方言一些日常用语的占19.2%;能说一些本地话日常用语的为22.2%;能说一些其他方言日常用语的约占5%左右。

2)普通话使用频率最高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外来人口会选择不同的语言。在比较陌生的环境、比较正式的场合,外来人口用得最多的是普通话,普通话使用率在90%以上;在与亲友谈论国家大事或观看球赛时尽管比较喜欢使用老家话,但由于一些专业词汇和语法无法完全用老家话进行表述,因此,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还是高于老家话,两者并用、并存;在与本地人接触中会使用本地方言,但使用的比例低于10%。

在对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普通话使用频率相当高:表示每天使用或经常使用普通话的人占98%;老家话排在第二位,占72.4%;本地方言和其他汉语方言使用率比较低:有72.4%的人表示平时根本不讲本地方言,而讲其他汉语方言的人则根本没有。

可以看出,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交流时首选的是普通话,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它的重要地位是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确已取得了重大成就。

3)在教育领域,普通话和英语的认同率很高

调查数据表明,外来人口不仅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最高,而且对普通话的期望值也最高。他们希望通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来获得语言权力的平等,进而取得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生活地位等的平等。因此,他们在开始打工后,对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并强烈要求学校教育一定要使用普通话,以给下一代平等的教育权利。

在对子女语言发展的期望和对学校教学语言的选择上,希望子女学会普通话和英语的人分别占65.5%和57.6%,而选择学会老家话的人占41.4%,选择学会本地方言的人更少,只占17.7%。对于学校的授课语言,希望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是67%,英语是33%,没有人要求用方言授课。

虽然有41.4%的人希望子女能学会老家话,但是在对待子女不会说老家话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仍持理解与宽容态度:有79.5%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或无所谓,只有20.5%的人觉得很可惜。

2.情感态度上偏向老家话,实用性上偏向普通话

1)情感上偏向老家话

人们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或者第一习得的语言,往往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是一种共同社会心理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在对语言的态度上就表现出了这种偏向性:表示一直喜欢老家话的人占76.4%,一直喜欢普通话的人占56.7%。

但这种偏向性也会随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在对语言的情感态度的变化上,有33%的人表示原来喜欢普通话,打工之后更加喜欢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出来打工以后,喜欢老家话的比例下降了,这从图表中明显可以看出。

2)实用性方面,普通话最重要

在对待普通话的问题上,更多的人是从实际的使用上来考虑它的重要性,这就从感性回归到了理性。在认为哪种语言最重要的问题上,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普通话,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了老家话。这说明对外来人口而言,普通话在工作、生活中更为实用,更为重要,而这种实用性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普通话喜欢程度的上升和学习普通话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外来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的40%以上,所以这种对普通话的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国家推广普通话工作进程的作用。

3.普通话水平明显提升,老家话水平逐步下降

1)普通话水平得到提升

因为使用老家话会对交际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外来人口一般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在这方面,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为了在意识上提升其身份和地位,以弥补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在使用普通话的同时,还会不自觉地提升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调查显示,有64.5%的人认为相对于以前,说普通话的机会多了,有58.1%的人认为普通话比以前标准了。

2)老家话水平逐步下降

在普通话水平不断提升、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老家话水平在持续下降。调查中,有25.6%的人认为老家话有些音发得不准了,有16.3%的人认为有些意思用老家话表达不出来了,有27.1%的人表示在与老乡用老家话交流时会夹杂普通话或其他方言。这是一种在多语并存现实中必然产生的融合与发展,是正常的语言变异现象,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

3)对发音标准度比较宽容

面对自己的老家话发生的一些变化,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在心理上没有歧视和差异感。

面对普通话或本地话时,大多数人比较自信,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只要能够达到交际目的,就不用太在乎是否标准;对方的普通话只要自己能够听懂,也不用在乎是否标准,这些观点,表达出外来人口对语言的宽容度,也体现了一种语言和谐精神。

(四)语言生活的交互影响

1.方言因子与消极的语言态度

学习某种语言,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这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功能。调查显示,表示学习普通话是为了与人沟通的占93.1%,为了工作或外出需要的占85.7%。学习本地方言的目的与学习普通话的情况相一致,主要也是为了沟通与工作需要。

虽然外来人口的普通话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很高,但由于部分外来人口的普通话乡音较重、普通话水平较低,在用普通话表达时心理上有障碍,所以在生活中还常常因为语言不通而遇到问题。同时由于宁波本地人普通话的使用并不广泛[4]

3.积极做好外来人口、本地居民普通话培训工作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口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不是主动性、积极性等认识方面的问题,真正使他们受到限制的主要是普通话水平问题。其次,外来人口遭遇的语言障碍可能是单方面交流障碍,即本地人使用的语言外地人听不懂。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做好语言环境的建设,打破小语言岛环境,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融合,同时更需要加强对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普通话培训。

做好外来人口普通话培训工作可以由政府牵头,依托高校资源,联合社区力量,采用普通话进社区、普通话义务培训班、学生普通话示范员培训等形式开展培训;对本地居民的普通话培训,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学习普通话的热情,二是要将培训形式多样化,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本地居民的普通话水平。

城市居民(包括外来人口)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对于创建一个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构建文明进步的和谐社会生活,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4.大众传媒要谨慎对待方言类节目

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是教学用语和媒体用语,也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用语。《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规定,从2007年4月1日起,广播电视播音确需使用方言的,应当报经国家或者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并在规定时间内播放;电视播放的,还应当加配规范汉字字幕。这是对生活中语言现象的一种规范要求,也是对语言生活的一种引导,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方言类节目的播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但方言类节目对推普工作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对待方言类节目的态度上要谨慎,以不影响促进全民族和谐这个主题为前提,以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为目的,合理定位,规范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爱琴.全面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推动全市人口计生工作再上新台阶[R].http://www.nbjsw.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6,2007-10-23.

[2]郭正伟.在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http://www.nbjsw.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5,2007-10-23.

[3]宁波市统计局,市普查中心.关注外来人口共建和谐宁波[Z].http://www.nbstats.gov.cn/read/20070821/23813.aspx,2007-10-23.

宁波市江东区流动人口空间变化研究 第2篇

关键词：宁波市江东区,流动人口,空间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向大城市, 数量逐年增多, 滞留时间逐渐加长, 从业范围广泛, 活动多样, 在给大城市带来了繁荣的同时, 也给城市的管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本文通过2000~2009年宁波市江东区流动人口的变化情况, 分析了宁波市江东区流动人口空间变化特征和演化机制, 对有关部分更好的管理流动人口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流动人口的含义

流动人口这一社会现象, 已经非常之普遍, 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研究目的、内容、调查范围和方法各异, 对流动人口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本文所采用的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市无正式户口而滞留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口”。

2 宁波市江东区流动人口现状

江东区作为长三角经济圈重要城市宁波的核心区域之一, 流动人口增长迅速。2000年全区共有流动人口38533人, 到了2009年增长到114373人, 年均增长率达到48.51%。

2.1 流动人口数量

2009年, 全区流动人口总量114373人, 占全区总人口1/3左右。下表为2000~2009年江东区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情况, 流动人口最密集的3个街道均位于三江口地区。

如上表所示, 2005年是流动人口数的高峰期。福明街道、东柳街道和明楼街道流动人口分别达到45737人、22984人和13091人。2000~2004年各街道流动人口平缓上升, 2004~2005年, 福明街道和东柳街道流动人口突升, 到2006年又骤然下降, 最后呈平缓趋势。2000年流动人口数最多的街道是东郊街道和福明街道, 2009年百丈、白鹤、东郊、福明4个街道流动人口数占全区流动人口总数的67.4%。

2.2 流动人口密度分布

由表中可以看出, 2009年江东区7个街道流动人口密度以东郊街道为最, 达到8817人/km2, 百丈街道次之, 但也达到了8497人/km2。此2街道位于江北区的南部, 即宁波市区三江口地带。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是福明街道, 不到2000人/km2, 为1360人/km2。江北区流动人口密度分布总体趋势由南往北依次减小。2000~2009年江东区各街道流动人口密度总体呈上升态势, 全区面积为37.65km2, 2009年流动人口平均密度为3038人/km2。其中, 东郊和百丈街道2005年后流动人口密度增长迅速。2000年流动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为东郊街道为3303人/km2, 远远高于其他7个街道。而到了2009年, 百丈和东郊街道是流动人口最密集的街道, 均达到8000人/km2以上。密度最小的福明街道也有1360人/km2。

3 江东区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原因

总体上看, 江东区流动人口集中分布于三江口沿岸, 属于北疏南密的分布格局, 对形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做如下总结:

3.1 城市发展格局变化和产业结构

随着江东区东部新城建设的顺利推进, 江东区作为宁波市重点建设的核心城区, 实施“港城联动”, 经济和人口集聚加快。“十一五”期间, 江东区全面建设现代化新中心城区, 深化实施“服务立区、人文兴区、科技强区、生态建区”战略,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抓住东部新城主体部分位于江东的机遇, 积极发展楼宇经济, 进一步带动户籍人口的机械迁入和流动人口的引致流入。

福明、东郊、东柳街道快速发展的加工生产企业成为众多外来流动人口亲睐之地, 这些城郊结合部的产业发展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并且城郊结合部的生活消费水平较低, 有较多的私人民房提供租赁, 相对于市中心, 城郊结合部位于城乡管理的交界处, 管理相对松散, 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居住江东的便利。

3.2 街道流动人口管理政策

政策导向对流动人口分布有重要作用, 随着产业布局的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量工业企业迁往近郊区, 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人口向郊区迁移流动的优惠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向郊区扩散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政策导向的另一方面, 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 城郊结合部位于城乡交界处, 管理相对于城区较松。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和就业、娱乐等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3.3 流动人口生活习惯

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生活成本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大的影响。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城市流动人口大多居于居民、村民家中以及工棚和铺店。

2004年, 江东区完成了以撤村建居、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和旧村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三改一化”工程, 行政村中的农业户口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 由于政府还房面积宽裕, 不少人又自行加层, 所以普遍有较多私房房租赁给外来流动人口居住。

4 结语

依据2000~2009年江东区流动人口数量的变化, 分析了其流动人口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流动人口处于城市劳动者中的弱势地位, 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既是城市发展格局和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受自身在城市中的特殊身份影响, 自主选择权较小。

流动人口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 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 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 也带来了城市管理的一系列问题。流动人口的管理已经是城市管理的一个主要难题, 必须慎重对待。

参考文献

[1]李梦白、胡欣等, 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M].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 北京.

[2]顾朝林、蔡建明、张伟等, 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J].地理学报, 1999, 54 (3) :204-212.

[3]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等, 广州流动人口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J].经济地理, 2010, 30 (1) :40–45.

宁波人口论文 第3篇

关键词：房地产,人口结构,住房需求,住房供需模式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受经济、政治、人口及地区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人口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尤为重要。近10年来, 宁波市人口总量不断扩大, 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 使宁波市的住房供需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本文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通过分析宁波市人口结构变化的特征, 以及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 寻求宁波市住房供需模式的创新思路, 为宁波市未来住房供求可持续发展提出有效对策建议。

一、宁波市人口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

(一) 人口规模和家庭户数快速增长、适婚年龄段人口持续增加, 提升我市住房刚性需求

1. 外来人口流入带动人口总量快速增长, 带动住房需求。

2010年我市常住人口760.57万人, 比2000年增加了164.31万人, 为历次普查中增长最快的10年, 增长27.56%;年均增长16.43万人, 年均增长2.46%, 远远高于全省1.53%和全国0.57%的平均水平。市外流入人口228.85万, 十年间增长135万人, 占人口增加总量的82%以上。年均增幅为9.3%, 远远高于全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水平, 充分反映出随着我市经济快速发展, 人口加速集聚的趋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外来人口中主要集中在20-44岁年龄段、占外来人口总量的比重为70%。来宁波的主要目的是务工经商, 绝大多数人都有对住房 (无论是自购还是租赁) 的刚性需求。

2.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户数快速增长, 提高住房需求。

2010年宁波的家庭平均规模为2.47人, 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74人下降了0.27人, 家庭规模向小型化发展。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一代户占家庭户总数的50.01%;二代户和三代户, 占家庭户总数的41.52%和7.33%。与2000年相比, 一代户比重上升了11.97个百分点, 二代户比重则下降了11.16个百分点。一代户组成的家庭取代二代户成为本市家庭户的主体, 其中又以两人户和一人户居多, 分别占到一代户总数的39.48%和58.81%。在人口规模增加和家庭小型化的共同影响下, 家庭户数增长较快, 2010年达到285万户, 比2000年增加了84万户。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性特点, 随着我市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家庭小型化的特点将日益明显, 家庭户数的增加也将是长期的趋势。相对人口总量增加而言, 家庭户数的快速增加, 将更加直接地带动住房刚性需求的增长。

3. 适婚年龄段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 增加婚房需求。

结合宁波实际情况, 本文将20-29岁的年龄段作为初婚高峰人口, 将20-34岁作为适婚年龄段。2010年, 宁波20-29岁的初婚高峰段人口为140万人, 比2000年增加了37万, 增长35.9%;占全市人口比重的18.41%, 比2000年上升1.1个百分点。2010年, 宁波20-34岁的适婚年龄段204万, 比2000年增加35万, 增长20.7%。在中国传统的“成家立业”观念下, 适婚年龄段人口中存在很大的婚房需求, 并且处于传统的习惯, 在双方父母资助下, 很大部分是新购需求。 (见表1)

以上三方面的刚性需求, 存在着相互的重叠和相互影响, 并不是简单的数量相加关系。但总体上为住房市场的刚性需求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

(二) 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房地产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1. 外来人口购买力相对较低, 相当部分倾向于租房。

我市人口增加中, 外来人口流入是最主要的因素, 由于外来人口购买力相差很大, 因此对住房需求的层次差距也很大。从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为83.67%, 可以说占外来人口总量的绝大部分。从外来人口从事的行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这些行业收入相对较低, 对自购住房的承受能力也比较低, 相当部分人对住房的需求应更倾向于选择租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来人口租赁住房占75%, 自己购房约占14% (这部分主要是高学历人群) 。开发适合外来人口租赁的房地产项目、或者是二手住房的租赁, 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市场空间。

2. 老年人口总量快速增长, 单身老人户增长较快, 老年住房将逐渐成为一个细分市场。

2010年, 我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0.82万, 比2000年增加30.36万人, 增长43.09%, 比常住人口增幅高出15.5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13.26%, 比2000年提高1.4个百分点。2010年, 在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中, 单身老人独立生活和只有一对老年夫妇生活的比重分别为26.75%和31.39%, 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2.54和7.32个百分点。考虑到老年人养老, 特别是单身和一对老年夫妇生活的老年人养老特点, 开发与相适应的房地产项目。既满足老年人需求, 又可以盘活老人现有住房, 满足租赁市场和二手置换市场需求。

3. 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改善型住房的需求空间存在相当潜力。

2010年人口“六普”显示, 我市人均受教育年限8.82年, 比2000年提高了1.13年。10年间, 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分别上升了3.21、1.87和7.19个百分点。

随着国家和我市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将是长期趋势。统计数据显示, 人口受教育程度和住房情况密切相关, 总体呈现受教育程度越高, 居住面积越大的特点。因此, 改善型住房也存在相当的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 在当前国家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因素影响下, 我市房地产发展放缓已不容置疑。但我市房地产市场需求仍然存在, 如何创立新的住房供需模式, 推动潜在购房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二、加快住房供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 保持适度人口规模, 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宁波是耕地资源、水资源十分紧张的城市, 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 将大大增加我市住房供给需求, 从而对土地、水等资源保障带来极大压力。从长远发展来看, 必须适度控制人口规模。外来人口是宁波人口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 和我市传统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未来宁波适度控制人口规模的战略性措施之一。要通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以及产业梯度转移等举措, 降低外来人口流入速度, 保持适度人口规模, 提高人口素质。进一步优化人口空间布局, 避免中心城区和副中心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引导城市人口向卫星城镇发展。

(二) 积极盘活存量住房, 规范租赁市场

从人口发展特点和趋势看,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市仍将面临着人口总量、家庭户数和新婚人口增加带动住房需求大量增加的问题。必须通过盘活存量住房, 扶持和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发展, 来满足住房需求。

(三) 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是保障住房供给的根本举措。一是要保持合理的土地供给, 继续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住房建设, 保障商品房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二是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持续性投入, 确保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的供给, 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和退出机制, 为社会低收入阶层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三是要运用税收、金融等差别化工具, 研究开征房产税等举措, 提高住房投资和投机成本。四是进一步完善住房统计制度, 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统计信息, 为有关部门决策和市民住房消费服务。

(四) 积极发展老年住房市场

发展老年住房市场既是房地产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积极策略, 也是我市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同时也是盘活老年人现有住房资源的重要配套措施。建议多渠道积极发展老年住房市场, 通过规划新建或老小区改造, 形成相对集中老年公寓和老年社区, 开发或改造适合老年人养老的房屋套型, 组建物业或社区养老服务队伍, 配套完善周边的医疗、健身和商业服务等公共设施。

参考文献

[1]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郭晓宇.基于住房服务和类别选择的住房需求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lO.

宁波人口论文 第4篇

我国养老金的显性债务问题短期内不存在,即使有部分省份的养老金结余偏少的问题,但是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框架下,整体养老基金尚有大量结余,2011年全年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总支出12765亿元,当年结余4130亿元。尽管有人提出这种收入和结余中有大量的非正常缴费,但是总体而言显性债务问题短期内不是很突出 ( 张晓娣、石磊,2014) 。关于我国的养老金隐形债务,由于我国的历史上的人群分割,各种社保对于各类人群覆盖不一致; 总体覆盖率,缴费率,替代率严重低于国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王晓军、米海杰,2013) 。并且伴随着迅速增长的老龄化,中期隐性债务的压力相对于无论是OCED发达国家还是拉美发展中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中国有巨大空白,全球企业年金规模庞大,而中国截至2011年年底,有44000户企业建立了年金制度,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参加职工人数仅为1577万人,相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的2. 8亿人,只占到其中的5. 5% ,可以说是 微乎其微 ( 郑秉文,2010) 。新的2014年度社保目标为完善第一支柱和发展第二支柱并重,体现了这种急迫性。

企业养老金制度由于行为经济学能够解释的普遍原因和中国企业的初期发展阶段,以及政府设计和激励的不足而相比于世界主流经济体企业年金覆盖率差距巨大。作为养老体系中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不仅承担熨平消费、减轻第一支柱负担,而且隐含了提供公平的重要作用。设计精巧的企业养老金制度还能够对延迟退休起到激励作用 ( 中央政府即使推行一个缓慢的延迟退休的方案,也会比较温和,而用企业年金提供的延迟退休激励,则更加具有自愿性) 。并且能够吸引劳动力和分担财政压力。

在初步构建一个地方性年金体系以后,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一些补贴可以转换成对于养老金的补贴,补贴企业不如补贴养老金,这样,能够能够具有更加明确的吸引劳动力资源的政策目的和效果。

养老金保险体系的维系的最基本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国民收入一般以更广义的劳动生产率来表征,但是,在生产率提高水平不能有效预测的情况下 ( 有效预测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则资金和人力资源成为了收入增长的源泉,资金能够被预测,但是劳动力由于具有流动性,有更加大的不确定性,隐含的意思是,劳动力可能成为未来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第二轮的地方经济竞争中,落后地区已经越来越重视劳动力流出的问题,吸引人才也不再是仅仅关注于高端科技人员的引进,对于外地和当地农村人口的进城,也从开始的对于暂住证的严控,经历二十年演变,不仅变成了今天从中央到地方被动贯彻的城镇化,也变成了更加主动和广泛的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各项社会福利的激励。但是,这种主动的重视还处在开始阶段,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的激励措施也是刚刚起步,而经济落后地区已经开始非常警惕人口流出的趋势,并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进行力所能及的挽留和吸引,手段也从单一的产业扶持从而增加就业,变成以各项福利制度固化外地务工人员。在即将到来的这场区域经济体竞相吸引劳动力的竞赛中,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如何在先发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巩固优势,从而在未来二十年内有效缓解抚养比的快速上升,缓解养老金隐形债务缺口不断加大的趋势,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着手系统化解决的问题。

2 养老金设计机制分析

2. 1 企业养老金设计的原理及政府激励

首先我们简单描述世界范围养老金的起源,然后分析最新的趋势背后隐含的一些有效激励。企业养老金计划于19世纪末开始于当时的发达国家,但是真正的流行和实现广泛覆盖是在1950年代以后。霍尔兹曼 ( Holzmann,2014) 等总结了发达国家企业养老金覆盖面逐渐扩大的理由: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企业养老金逐渐在企业中扩散来自于雇主的利他主义满足感; 整个20世纪随着企业数量增加、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性以及控制和管理劳动力的需要开始显现; 20世纪下半叶政府通过税收法规对企业养老金的激励; 工会力量致力于提高成员的养老金待遇; 退休安排变成企业淘汰不具有合适生产力员工的主要手段; 西方国家在某些战争时期或高通胀背景下的收入限制政策使得延期支付工资成为必要; 投资机会的经常性出现以及专业化投资的优势被认识。

激励手段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将员工补偿金组合的一部分放入养老金。这部分资金在员工达到年龄t前,也就是企业收回培训员工成本以前对于员工而言都不是既得的,并且t要确保以下约束成立。

当t在这个年龄点的时刻,养老金可以归属为员工,企业可以选择与边际产品相等的补偿金组合,即A点,但是A点可能不是员工和企业都合意的点,因为刚刚收回培训成本,人力资源投入的利润还没有体现,而对于员工来说,被培训和自我成长为一个良好劳动力以后,更加能够和企业生产活动匹配以实现更多的人力资源价值。所以,从A点开始会有一个延展期。A点对应T1时刻,如图,在A和T2这段时间,就是一个延展期,T2可以定义为员工的边际产品低于补偿金组合的价值。在T2时点以后,员工年老,并且无法通过培训和其他方式提高生产率。由于工资刚性存在,则劝说 ( 强迫) 退休是企业的唯一选择。由于劳动力寿命延长,一般的常识可以认为在大部分非重体力劳动行业中这个劝说退休年龄实际是高于法定退休年龄的。

如果存在劳动力收益递减的情况 ( 通常在法定退休年龄前不会是一直递增的,另外,在资本存量固定时额外增加员工到生产过程中将增加总产出,但是少于之前员工增加的产出。企业的等成本曲线呈凹形,而不一定是线形) ,这种情况下,雇员的补偿金组合中工资和养老金组合的最佳位置将是B,B点也是等成本曲线和员工无差异曲线切点。

养老金可以被企业设计用来吸引企业需要的特定员工,比如,提高较低工资和较高养老金的组合,或者是较高工资和较低养老金的组合。这个系统在一个大企业中可以是连续的,就是说总的工资和养老金的数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两者的组合方式。

员工一般不会选择最佳的点,员工被迫选择的可能是一种次优组合,例如点A或者C,在点A,员工希望得到更多养老金,在点C员工希望得到多一点的即时工资。如果养老金组合的变动范围被限制在一定程度,而且多数企业都是具有这样的配置,那么每个企业都将吸引一些员工,而这些员工是可以按照企业的养老金设计和员工的倾向匹配的。而被选择出来的处于中位数的员工,其养老金和工资的边际替代率应该接近于企业养老金和工资的边际转换率。比如,对于一个有整体家庭移民的员工,位于中年四十岁左右,提供一个企业年金的保障,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吸引条件。或者三十岁刚刚结婚并且育有儿女的员工可能也会接受这样的激励。

企业年金还可以被设计成抵御风险型或者奖励型。如果是奖励激励,可以制订特定的操作计划。比如,在DC模式下,企业增加缴费从而实现激励,如果是DB型,则可以更改以确定更高的收益率。

一般的养老金计划的收益取决于未来服务的时间,最近的国际流行趋势是不和最后几年的工资相联系。实际上企业养老金及其最终收益构成了一笔补偿金,可以更好地激励员工长期和稳定 ( 忠诚) 地工作。可能浙江地区现在面临产业转型,但是产业转型不能成为短期化用工规划的理由。而且,针对比较重要员工,可以设计一个在黄金年龄离职的惩罚措施,以反向激励其在职业生涯黄金期为企业服务。

2.2 政府的工作

( 1) 金融教育。从长期储蓄收益率角度,理论上说现金或者个人投资对于个人不强于养老金计划对于个人的收益,因为集中和专业化理财从国际视角看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率。要让员工有这样的认识需要两点: 一是金融素质,二是中长期机构主导型的良好市场行情 ( 良好资本市场收益) 。

( 2) 税收优惠。对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和员工的税收减免,是20世纪养老金计划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假设企业承担一个恒定养老金支付的无限资金流P,利率也是一个固定值r,同时企业税率为σ,如果企业实行现收现付计划,每年的净成本为扣税后支付P ( 1 - r) ,假设公司决定通过成立养老金来为其养老金支付责任提前储备资金。既然养老金计划是完全积累制,如果资产水平是未来支付总量的现值P/r,企业就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在资本市场借到这笔资金,税后成本 ( 1 - σ) P/r,则节约的税收为σP/r,这个时候如果把养老金全部投资于债券,每年要支付的利率为r,那么养老金获得的收入为r P/r,等于P,刚好支付每年的养老金,企业也要为借入的资金支付利息,税后利息为 ( 1 - σ) r P/r = ( 1 - σ) P。两种类型计划都涉及未来现金支付 ( 1 - σ) P,但是基金积累制计划能带来即时现金收益,因此通过借款并将款项转移到养老金再投资于债券对企业是更加有利的。

原因在于: 收益不是来自于基金建立,而是来自于企业能够以税后利率借贷,并且养老金能够以税前利率获利。年金计划的资金筹集有两种途径,一是发行债券( 借入) ,二是通过股利 ( 息) 支付,股利是需要缴纳所得税收的,而如果不分发股利,加入养老金计划,就能够产生节税的效果 ( 节约的税收是 ( 1 - σ) P/r) ,明显地这个节税效果不如发行债券 ( 举债) 获得的节税收入σP /r,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效果,设计良好就能趋向于对股东最优,也意味着鼓励企业年金建立的税收激励产生最优效果。

3 地方政府的任务———以宁波为例

早在20世纪90年代社保制度改革启动以后,就明确了养老保险领域的社保年金和个人储蓄三支柱原则,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到2004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更于2014年12月制订了更加明确的大的方针规划。但是年金建立的成效不大,数据显示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收效甚微。现在年金推广的困难可以归纳为: 一是社会认识不足; 二是年金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有限; 三是企业负担; 四是中小企业集体协商制度的匹配缺乏; 五是用工不稳定性; 六是年金管理机构和中小企业分散资金间的市场匹配问题; 七是税收优惠的机制配套欠缺 ( 杨玲,2007; 张英明,2014) 。

3. 1 宁波老龄化趋势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相适应。根据宁波市老龄办统计,截至2013年年末,宁波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18. 7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0. 5% 。其中70岁、80岁、90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49. 1万人、18. 1万人、1. 8万人,百岁以上老人181人。按照国际惯例,意味着宁波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据宁波民政部门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160万人,约占户籍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

3.2 今后二十年内宁波老龄化发展趋势对养老金支付的压力

可持续性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收入支出缺口问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不计算外来人口的情况并维持现有死亡率的假设条件下,宁波未来四个五年 ( 即未来二十年)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会从现在的96万人,到五年后的135万人,十年后的170万人,二十年后的290万人。同时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大幅下降,抚养比将从当前的0. 176上升到十年后的0. 33,二十年后的0. 674。并且,宁波农村的抚养比的快速上升趋势要高于城市 ( 宁波农业人口比例为73. 9,高于杭州58,略高于绍兴、嘉兴、湖州) ,未来城乡统筹的养老金压力与杭州相比会更大。这样的抚养比,比照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抚养比,仍然很高。抚养比如此迅速的上升,严重威胁未来全域平等化养老体系的完善。摆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前的是刻不容缓的对于解决途径的寻找。

3.3 地方政府解决方案

就中央政府而言,从2005年起,中央政府就逐步解除企业年金附属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关系,走向市场化管理。现在第一支柱的完善,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布局,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养老金,则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并且不光是减轻未来外地务工人员本地化后的养老问题,设计得当,也可以变成有力地吸引劳动力的手段。就地方政府而言,特别是宁波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以着眼于人力资源吸引为第一目标,附加建立不和中央抵触的一套企业员工养老激励基金办法。或者叫作鼓励吸引人力资源的优惠性规定,比如外来人才企业延期奖励的政府配套税收优惠等措施。并且留足和中央政府下一步可能优惠措施的接口。

( 1) 全力推广DC型。在2004年的文件中已经规定了年金的完全积累制,但是没有规定待遇确定型 ( Defined - Benefit,DB) 或者是缴费确定型 ( Defined - Contribution,DC) ,DB型不光是企业不愿意实施,而且在理论上,具有反向激励 ( 如果按照最后几年工资来决定养老收益金的水平) ,还有就业锁定的结果,并且不利于提供行业公平。而DC型则是一种最接近精算公平的制度,能够使劳动力供给扭曲最小化,能够更加使得缴费者遵守缴费条款,还能够起到鼓励延迟退休的作用 ( Holzmann &Hinz,2005) 。并且能够保证了劳动力的流动性 ( 这个可能和地方政府吸引劳动力的目标有冲突,但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设计以使得劳动力在特定区域内流动不受到企业养老金体系的方向激励) 。

( 2) 税收。第一,需要有一个能够逐渐完善而又不前后冲突的税收优惠体系的框架。从直接的以企业养老金或者延迟支付薪金计划为标的的税收优惠,到在执行养老金投资计划中的少数管理机构的税收优惠,或者是管理费用的补贴等。第二,要在这套框架建立之后,分步实施,但是不能前后矛盾,使得企业群体能够在中长期逐渐建立一套逐步发展的企业养老金制度。

( 3) 衔接。现有的年金管理框架,改变的权力在中央政府,虽然这种改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在中央政府没有设计和实行一套完全激励相容的养老金推进制度以前,地方政府应该既不和中央政府相关规定相违背,又能够现行推行,并且留足和未来中央政府制度相容的接口。

摘要：在老龄化迫近的情境下,第二支柱的缺乏使得第一支柱的财政压力放大,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先行构建有地域特征的具有人力资源吸引功能的企业年金体系提高居民福利,并且帮助完成吸引外来劳动力的目的,为未来地方经济发展赢得先机。本文以宁波地区为例,给出了理论框架,提出了方法体系以及具体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养老金第二支柱,劳动力吸引,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张晓娣,石磊.OLG框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4(4).

[2]王晓军,米海杰.养老金支付缺口:口径、方法与测算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10).

[3]杨玲.中国民营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困境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3):35-39.

[4]张英明.中小企业年金制度国内研究现状及其述评[J].财会通讯,2014(33).

[5]Holzmann R.,Koettl J..Portability of Pension,Health,and other Social Benefits:Facts,Concepts,and Issues[J].CESifo Economic Studies,2014.

[6]郑秉文.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滞后的政策因素分析——兼论“部分TEE”税优模式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