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精选11篇）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1篇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问题，需要高等职业学校明确办学理念、突出办学特色，还需要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组建职业教育集团，通过集团化办学进而走向战略联盟，是我国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2]应该承认，职业教育战略联盟是基于市场原理的重要选择，也确实发挥了集团化办学带来的规模效应，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3]集团运行机制带来了职业教育院校的综合化、大型化。然而，这种大而全、缺乏特色的同质化办学模式，也似乎成了我国目前各类学校资源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诟病。

在日本，某些就业情况较好的高等职业学校，其录取分数甚至高过本科院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主灵活、小而精的特色办学模式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外，日本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置主体主要为国立公办(占学校总数的95%左右)，这一点与我国高职高专以地方公办院校为主(人数规模上约占80%)的办学模式具有较强的类似性。本文将以日本高等职业学校为例，通过对其发展现状的把握，总结其小而精、学制灵活、立足地方、高就业率的办学特色，并分析其最新改革动态，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制度概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应对经济复苏带来的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日本产业界向当时负责教育政策咨询工作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增设高等教育机构的要求。[4]根据该项提议，新设的教育机构“以战前旧制工业专科学校为模板”，以中级技术人员为主要人才培养目标。[5]

高等职业学校于1962年正式开办，法律依据为《学校教育法》第十章“高等专门学校”(1947年3月31日法律第26号制定，1961年6月17日法律第144号修订)，办学条件则依据文部省颁布的《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1961年8月30日文部省令第23号)。高等职业学校的制度概况见表1-1。

高等职业学校的学制通常为5年，通过对初中毕业生实施一贯制(不需要参加高考)的职业发展教育，为制造业等企业培养中坚技术人员。[6]学科当初仅限于“工业”领域，以做到从制度上区别于门类多样的短期大学。而从课程设置来看，教学内容分一般教育和专业教育(工学、技术类)，以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主(原则上不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是高职与四年制大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中，专业科目随着年级增长逐渐增多，到了高年级甚至达到与大学工学院系相当的水平。从课时量来看，其5年期间的总课时量，远远超过普通高中与短期大学的总和，甚至稍多于大学工科学院专业课的总课时。[7]除此之外，重视试验、实习、毕业研究等实践教育，也是其课程设置的重要特征之一。专业、实用的课程体系，是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

据日本文部省各年度的《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显示，到1965年，日本共开设高职学校54所(其中国立43所)，而当时全国共有大学317所(其中国立大学73所)，因此，高等职业学校制度的建立为日本战后高等教育制度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短期大学(1964年)以及专科学校(1975年)制度的相继确立，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66年的16.1%迅速增长至1976年的38.6%，增加了2.4倍。与四年制大学相比，高等职业学校由于在教育内容上更加注重职业技能训练和实践，因此其毕业生从一开始便受到产业界的普遍欢迎。高等职业学校制度也凭借其明确的人才培养特色，一直在日本战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二、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现状

据2011年版《文部科学统计要览》统计，日本全国共有高等职业学校58所，其中国立51所，地方公立4所，私立3所。如表2-1所示，在校学生总数为59, 542人(其中本科55, 827人，专科3, 629人，其他86人)，教师人数4, 373人(不包括行政人员2, 555人)，本科招生10, 936人，毕业生10, 126人(其中就业5, 219人，升学4, 661人，其他246人)，女生比例约为15%。

(截至2010年底)

注：在校生()内为其中专科学生数

日本的高等教育形式多样，主要有四年制普通大学、两年制短期大学、专科院校以及高等职业学校的四、五年级。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高等职业学校的规模十分有限。从2010年度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来看，大学为778所，学生2, 887, 414人;短期大学为395所，学生155, 273人;专科院校为2, 904所，学生564, 640人。与此相比，高等职业学校四、五年级在学人数为21, 774人，仅占所有接受高等教育总人数的0.6%。

但是，在办学规模上与普通大学相比，平均每所高等职业学校的在学人数为1, 026人，不及普通大学平均3, 711人的30%。其次，从师生比的角度来看，高职每位教师的指导人数为13.62人，相比大学的16.56人低了20%。较小的规模使日本高等职业学校得以发挥办学自主、学制灵活的优势;而较低的师生比，则使其教育的个性化和指导的精细化成为可能。“小而精”，可谓日本高等职业学校最重要的办学特色。在日本社会人口减少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高达79.5%)的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凭借其鲜明的办学特色，依然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8]

三、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特色

除了前文提到的5年一贯、实施注重实践的专业教育之外，日本高等职业教育还具有学制灵活、立足地方以及就业率高等办学特色。

（一）灵活的学制

高等职业学校的入学条件为初中毕业生，但普通高中毕业后也可插班编入高职四年级。同样，高职三年级学生可参加普通大学(四年制)或短期大学(两年制)的入学考试，也可在毕业后经过考试转学升入大学本科(一般为长冈、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或国立大学工科学院)三年级。1991年以后，高职毕业生可获得“准学士”称号，升入同年在各校开设的“专科”继续学习。专科毕业后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相同的“学士”称号，拥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具体可见图3-1。初中毕业进入高职院校后，在读期间能够选择考上本科院校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若顺利完成5年课程则可获得“准学士”学位，可选择升入本校专科或“专升本”继续完成大学本科学业;专科毕业后还可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

实际上，高等职业学校(本科)毕业后，不少学生选择升学或插班继续学习。日本文部科学省各年度《学校基本调查》结果显示，1991年以后，升入高职专科以及四年制国立大学(三年级插班)的毕业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例如，据2011年版《文部科学统计要览》统计，2008年的10, 160人毕业生中，共有中4, 306人选择升学，占毕业生总数的42.38%。其中，升入专科的有1, 605人，升入大学的有2, 701人。

升入专科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选择了就业。但随着在读人数的不断增加，考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也有一定增加，2001年以后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具体见图3-2。这一事实说明，高等职业学校的灵活学制为毕业生提供了继续深造最终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机会。

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高职院校能够发挥其“小而精”的特点，及时根据产业界及社会需求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的能力。[10]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职院校在原先以工科为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商船(1967年)、电子信息(1975年)等学科院校，1991年以后更将学科领域进一步开放，还在原先5年学制的基础上增设了2年制的专科。在全球职业教育趋向高等化的背景下，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凭借其自由连接中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灵活学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叉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93～2011年)[11]

（二）鲜明的地方特色

目前日本全国58所高等职业学校中，有51所隶属于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机构。加上少数公立和私立院校，几乎所有县级(相当于我国省级)行政单位都设有一所或多所高职院校。相比其他专科院校或四年制私立大学，高职的全国分布较为均衡，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也是日本高等职业学校的重要特征之一。

首先，从招生考试办法来看，所有国立高职院校采取同时、使用同一套试卷进行全国统考。由于各院校考场均设在本校，该项措施大大缓解了地方学生大量涌向个别大城市的现象。加上部分地方公立高职还将报考资格限定为本地(省级行政单位)居住者，通过上述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学生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从而保证了地方院校的生源数量。另外，在各地公立学校举行中考的当天，高职院校通常会召集已录用者到校集合，该项措施使得这些学生不能参加普通高中的入学考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证生源质量的效果。

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一贯重视与地方社会的交流与沟通工作。在“制造立国”的口号倡导下，高职院校依照“一县一校”的规划原则，从诞生之时起就肩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任务。[12]近年，伴随着教育社会化以及学习终身化的热潮，高职院校进行了一系列面向社区、社会开放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拉近了学校与地区之间的距离。同时，在校企合作方面，学校不仅通过外聘地方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还专门在校内设置“地区联合技术研究中心”，积极与地方企业进行合作研究。[13]另外，为了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理科渐受冷落现象，各地高职院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当地的初中学生交流活动，力图从根本上确保工科学习人口的数量。

最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后的去向调查也显示，历年都有不少毕业生选择在本地企业工作。据2002～2007年的统计结果表明，留在学校所在地工作的比例大多超过30%，而另一项针对高职专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则显示这一比例高达近40%。[14]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该比例是在高职毕业生深受包括大量上市公司在内的用人市场热捧的条件下取得的，来之不易。这个数据说明了高职在为本地尤其是中小企业输出人才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综上所述，日本高等职业学校无论在招生制度上，还是在教育过程和毕业导向上都十分重视与学校所在地域的联系与沟通。较为均衡的全国分布状况，使得高职学校成为地方教育、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为各地学生提供了较为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此可见，“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是高等职业学校重要的办学特点之一，同时也最终成为高职在众多高等教育机构中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高就业率

据2008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的《关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对不同规模企业关于高职毕业生工作表现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超过70%的企业对高职学校毕业生的满意度“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反映了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的评价较高。相比四年制大学毕业生，高职在从事第一线工作能力、专业知识掌握与运用能力以及敬业精神等方面均表现出色。[15]

对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的高度评价，不仅来自利益相关的用人单位，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由第三方实施的学校评估结果，也对高职的教育目的、教育成果以及学生服务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针对高职毕业生本身的问卷调查也显示，高职教育虽然存在着英语能力偏差的弱点，但是毕业生对高职教育整体的满意度高达90%。[16]

1967年3月，第一批毕业生走向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全部在大公司找到工作。往后，无论高职扩充还是经济形式变化如何，超过36万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近100%，同时维持超过10多倍的就业职位求供比率。[17]毕业生在求职市场深受热捧，反映了产业界对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评价。

日本的高等职业学校对初中毕业生采取5年一贯制的职业教育，由于入学后没有高考压力，高职在校学生似乎拥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而寄宿制度的采用以及较为宽松的管理制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个性的空间。每年一度的全国高职院校的机器人、程序设计等比赛，还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创新才能的重要舞台。加上灵活的学制，更为学生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多样、自由的选择空间。以上因素都是高职毕业生之所以深受各界欢迎的重要原因。

四、总结与展望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始于1962年，到2012年刚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社会经历了战后重建和经济高速增长、泡沫经济破灭以及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不断显现的经济全球化等考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五年一贯制教育、注重实践实习、灵活的学制、立足地方等特色，都在发展过程中得以保持和发扬。在日本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中，高等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动手能力较强、具有创造开拓能力的技术人员，成为支撑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当初，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企业的中层骨干技术人员，但是随着产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不少拥有良好技术和工作热忱的优秀毕业生逐渐成为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从技术开发到现场操作，毕业生的出色表现也大大提高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价值。无论日本经济盛衰何如，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一直深受热捧，如实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其教育质量的高度评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高等职业学校规模普遍偏小，也因此带来社会知名度偏低等现实问题。尤其是近年日本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如何保证足够生源、确保考生质量，也成为影响高等职业学校生存的重要现实问题。加上由于高职制度建立已久，国立院校中建筑年龄超过25年的校舍设施高达75%，实习工场也有半数超过25年，对老朽设施实施翻新、改造工程所需巨额费用，也成为制约高职教育持续发展的瓶颈。

针对上述难题，日本的教育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于2008年12月24日年提出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制造技能的继承发展与技术革新》，在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规划。根据该规划，高等职业教育将继续充实创新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并积极强化教育师资和组织、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产业界以及地区社会的联合，以实现继续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的目的。

日本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之路 第2篇

本文从马丁・特罗提出的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新形态--对入学机会的态度、高等教育功能等九个方面入手,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之结构准备的.回顾与审视,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敏感性与美国特质.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将走一条特殊之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承担者--私立部门仍然可以承担起普及化的重任,但其前提是,政府要在规划指导以及财政资助下,在私立部门内部“创造”低成本、开放、弹性化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并通过入学方式、课程设置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吸纳非传统学生和“弱势群体”.

作 者：天野郁夫 吴素兰 陈武元 AMANO Ikuo WU Su-lan CHEN Wu-yuan 作者单位：天野郁夫,陈武元,AMANO Ikuo,CHEN Wu-yuan(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院)

吴素兰,WU Su-lan(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3篇

【关键词】日本高等专门学校、产学研一体化、兼职教师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备受关注，2016年3月8日上午教育部长袁贵仁来到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上指出一流大学应包括民办大学，职业高校等。由此可见国家现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是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日本是全世界开展高等职业教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高等专门学校作为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极具特色和借鉴性。

一、日本高等专门学校教育情况

（一）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发展概况

高等专门学校作为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以培养实践型技术人员为目标。《学校教育法》于1961年部分修正，新型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产生，至今有五十多年的历史。高等专门学校承担着培养国家所需技术人才的重任，因此办学主体倾向与国家。20世纪70年代日本设置了长冈科学技术大学以吸引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继续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专门职业研究生院，重点培养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二）日本高等专门学校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的基本特点

高等专门学校强调技术性人才培养，招收初中毕业生，相当于高中加短期大学的五年一贯制职业技术教育。普通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不划分先后，而是穿插进行，注重实际操作和实习。高专毕业生可插入大学工学系或其他技术科学大学继续学习。

课程设置的特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和教学内容弹性化，实施多样化的课程结构，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课程设置需要及时更新。

2、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大体为1：1。

3、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格培养，一般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总学分分别为110：10。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

4、注重课程的职业功能性，普遍开设有工读交替的课程，广泛实施通专多能（多接口）人才的培养。

5、重视计算机和外语教育。

（三）产学研一体化及校企合作方面的情况：

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服务方式主要集中在独立研究，与企业联合开发，承担委托研究与开发项目等领域。在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均设有专门负责产学合作的组织机构—综合技术开发中心，地区共同研究开发中心或产学合作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大部分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职能大约有三：进行技术开发，公开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向社会提供再培训等。

（四）师资情况：

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几乎95%以上的工科教师具有工学博士学位和教授或副教授职称。任职资格：日本职业学校老师一般在工科院校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后，再到示范院校教育系、教育学院或职业教育培训单位进行教育理论学习及生产实习、教育实习，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获得任教资格。建立多样的在职培训制度，每年文部省都要为各教科教育指导教师及指导主事举办“产业教育指导者养成讲座”。多渠道引进师资，日本积极吸收社会优秀技术人员充实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设立特别资格证书和兼职教员制度。一般采取临时定期聘用的方式。另外高等专门学校教师社会地位高，工资待遇高，是具有吸引力的职业之一。

（五）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高等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态势。从社会，企业对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的需求情况看，一直高于大学和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行业毕业生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职业内容密切结合，二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系数。

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情况及问题

（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真正意义上的起步较晚：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本法中非常明确地把高等职业学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确定了下来。2006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文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国大陆的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二）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是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吸引力不强，质量、结构、特色、成效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1、高等职业院校地位相对于本科院校低，社会认可率不高。生源质量差，高专录取是在本科录取以后，大部分学生是因为进入本科成绩不够的前提下无奈了选择高职类院校，主动选择性差。

2、教师队伍的数量、素质与结构仍不能满足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和评聘制度尚未建立。

3、学生继续学习通道狭窄。我国没有学位证，想进入本科学校必须通过专升本考试或者本科学历自学考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的积极性。

4、校企业合作、产学结合、定岗实习落实程度低，企业和学生参与热情不是很高，中间缺乏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

5、就业对口率相对较低，很多专业与实际工作中的契合度差。还有很多企业在招生毕业生时明确要求招收本科以上学历、这无形的制约了高专学生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三、日本高等专门学校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首先要改变意识，树立“工匠意识”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必须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要转变社会观念、提升职教战略地位。树立大职教观，加强职教层次衔接。

2、改革办学体制，削弱行政干预、密切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提高职业院校的自主权。同时要加大政府的经费投入，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社会力量及个人兴办教育的积极性，拓展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渠道。

3、拓宽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继续升学的通道、搭建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的立交桥，遴选部分办学条件优越者升格为技术本科，允许部分工科研究生院校接受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进行继续深造。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渠道引进师资。加强双师素质教师和兼职教师的比例，积极吸收社会优秀技术人员充实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設立特别资格证书和兼职教师制度。采取临时定期聘用的方式。提高在岗专任教师的素质水平、成立相关的协会定期对教师进行校内和校外的培训、提高专任教师的实践水平。

5、进一步把“产学研一体化”和校企合作真正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促进企业与学校的联合，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做到产学研三者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人才规格的定位既要考虑产业需求、又要从学校实际办学条件出发。学校的专业设置必须根据目前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调整。

参考文献：

[1]张玉琴.中日职业教育区域研究[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2]耿欣.浅析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对我国的启示[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27）

[3]李学隆、耿少禹.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成人教育，2008（7）

[4]朱颖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体系及课程特点[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11）

[5]叶磊.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机构及其办学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2（35）

[6]穆小燕王传捷. 日本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特点及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06（2）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4篇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是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开始的, 1981~1985年, 针对学科结构单一、学校规模偏小、高校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状况, 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第一次“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发展明显放慢了脚步, 直到1999年, 高等教育再次出现快速发展, 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扩招。统计显示, 自从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以来, 我国的高等教育8年招生数增长409%, 在校生增长405%。截至2010年, 我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生数量毕业生已经突破700万。规模如此庞大的人才资源, 的确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但同时过快的发展速度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矛盾重重, 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随之而来, 在教育教学质量、办学类型、经费支持、学生就业、学生思想政治问题等等各方面, 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 提高办学质量, 保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 已经成为关系中华民族未来的头等大事。

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办学类型丰富, 体系健全, 而且对学生的培养针对性很强, 师资招聘、录用方面也非常严格。以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一种办学类型———短期大学的师资配备为例, 音乐和美术专业, 平均10名学生配1名教师;体育和幼儿教育专业, 平均8名学生配1名教师;工学、农学、医学类专业, 平均7名学生配1名教师, 师生比例远高于我国的高校。而且在办学的硬件要求上, 包括学校的占地面积、校舍面积、图书馆规模、体育场馆规模等项目都做了明确规定[1];再比如办学理念, 早上世纪80年代, 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就明确提出了“改变内向性教育的现状, 面向国际办学, 向国际开放, 培养在全球能适应并且可以取得信赖的日本人”的教育改革指针。其目的, 就是让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与世界接轨, 从学生开始就树立其“国际化”、“全球化”的理念[2];再比如日本高职教育“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 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日本高职教育中有一种办学模式叫“社会化综合办学模式”, 这是一种办学主体多样化、教育形式灵活化的高职教育典范。其办学主体包括:由学校、企业、政府、团体以及私人等多种。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 该科学城位于素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 就是一个以筑波大学为中心而建立的集聚产学研的共同体, 该共同体拥有52家科研、教育单位, 30家技术公司。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 包括对民办教育的支持力度, 对教师选聘方面的严格政策制定等等,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办学的一种有益启示, 认真分析和学习日本高职教育办学中的成功经验, 可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科学借鉴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1 借鉴日本高职教育中灵活多样的办学政策, 推进我国高校办学主体多样化

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公共性质最弱, 私人性质最强的层次。一方面, 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还可为用人单位提供创造利润的动力———人才。因此, 如果高等教育单纯借助政府投资, 而且是使政府承受过大的压力, 那就显失公平, 因此需要举办由政府、个人与社会共同出资的立体式运营的高等教育。所以, 高等教育必须要由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各界都参与投资, 全社会一起参与到高等教育的投资中来, 这样的高等教育才会更加公平, 也才会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在我国, 公办教育主导高等教育仍然是主要办学格局, 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机会很小。因为, 我们国家很多人担心, 社会力量进入到高等教育办学中, 会不会使得高等教育成了赚钱的机器?高等教育走向社会力量办学, 是不是政府就不能再控制了?诸如此类的思想使得很多人对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非常排斥, 甚至打压, 无论从舆论上, 从政策上都不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办学。这种情绪直接导致我国民办高校教育与公办高校教育之间的差距很大, 截至2010年我国民办高校的数量只占全国高校总数量的1/8, 办学力量薄弱, 而且基本上都属于高职高专层次的教育。而在日本民办高校占总数的73.6%, 学生占总数的73.4%。再看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从二战后发展演变而来的, 包括: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专门学校以及其他高中后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等形式, 除了上述几种学校之外, 还有“各种学校”、公共职业训练机关, 以及大企业内训练机构提供的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而且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办学实力都很高, 其中民办学校在日本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力量, 因此我们说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是其重要的特点, 同时这也是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的重要平台。我们应该向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学习, 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逐步多元化。

2 借鉴日本高职教育中的课程体系设置模式, 完善我国高校教学培养体系

日本的高职教育体系中, 课程设置不仅有很强的针对性, 而且能充分考虑各种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比如以高等专门学校为例, 因为高等专门学校入学的中学毕业生与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学生比较, 文化基础薄弱, 英语水平不足。面对实际困难, 各学校分别依据社会人才需求进行了课程改革。加强作为工业基础的数学、物理等科目和应用基础的英语等科目的教学, 并结合专业科目需要, 积极实施技术职业伦理教育。为了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特别在课程设置中向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方面倾斜, 比如重视实验、实习、项目学习、就业体验等多种教育形式, 培养具有职业道德、职业技术实践能力的技术人才。此外, 为了适应国际化的趋势, 在选修课范围中, 还开设了德语、法语、汉语、韩语等外语课程, 其总学分占整个选修课学分的58.8%。我国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普遍比较单一, 都是按照国家具体规定来开设, 而且很多专业都是根据学校现有的师资力量来安排课程, 很少结合市场或者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来安排。最典型的是同一个专业, 不管在什么层次的学校都是开一样的课程。显然, 重点大学的生源质量好, 而普通学校的生源质量相对比较差, 这些生源质量明显不同的学校中的同一专业, 还按照一个模式来培养, 必然是效率很低的。因此, 我们下一步高校课程体系改革的重点方向就应该是重视学生自主性, 结合学校办学实际情况来设置课程体系, 另外还应该突出与社会发展状况接轨。

3 借鉴日本高职教育中师资招聘录用政策, 强化我国高校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环节, 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即使有再漂亮的校舍, 再高级的教学仪器也无法提高教学质量。因此, 对于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来说, 师资队伍的建设都至关重要。而在师资队伍建设中, 首要的环节就是教师的招聘, 把好教师的招聘录用关, 避免教师的来源上出问题, 从源头上提高新进教师的综合素质, 这对于后期的培养非常有利。但是我国的高校教师招聘制度并不完善, 基本上都是各高校各自为政, 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文规定, 这导致目前高校教师招聘中过于混乱, 而且质量把关不严的情况频发。反观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 日本高职学校公开招聘教师的过程为:教授、副教授缺员或需新增讲座岗位时, 在刊物上登出广告;应聘者提供本人学历、资历、任职期限、工作成绩、科研成果 (公开发表的著作、论文及业绩目录卡或本人研究计划等) 材料给教授审议会, 经评委会评选、教授审议会投票表决, 获超过半数以上同意票者, 报学校评议会审核, 最后报文部省审议委员会审定, 由文部大臣任命。助教和讲师的聘任方法基本与此相同。

4 借鉴日本高职教育中技能强化模式, 推进我国应用型教育体系的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另外, 目前很多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根本都属于“眼高手低”, 重理论轻实践, 操作能力很差。而我国高校的培养体系普遍又都属于忽视动手操作能力的, 一方面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大学生应该是经世治国的人才, 不能去生产一线当技术工人;另一方面, 我国高校大规模的扩招, 使得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的实践机会越来越少, 学生多, 教师少, 实践平台更少, 这也是导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的一大因素。但是在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中, 比如短期大学, 普遍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上岗能力, 毕业生实际工作能力强, 就业率高。同时, 课程设置、学科安排、授课方式多种多样, 有自己的独特性并且适应时代、经济的要求, 可以满足学生的求知研究需求, 深受学生欢迎。因此, 我国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改革, 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和独立学院培养的人才, 更应该是强调复合型、应用型的培养目标。通过课程设置、培养思路、师资队伍结构改变等方面, 多措并举地为学生实践能力提高提供平台。同时, 这也是缓解我国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低的重要途径。比如, 日本“社会化综合办学模式”, 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校企联合办学, 就可以为学生提供很多实习实践的机会,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我们可以学习这种办学模式, 扩大校企合作办学内涵, 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高等教育, 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平台, 没有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 就没有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保障, 当然就不能对国家与民族的振兴起到有效的推动。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全世界高等职业教育, 乃至高等教育发展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 其取得的成果也为全世界瞩目。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不断地研究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 以此来不断拓展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办学空间, 转变和完善办学思路, 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以及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合格的接班人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峥嵘.我所了解的日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J].职教论坛, 2002 (13) .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5篇

[关键词] 日本教育新生计划 高等教育改革 启示

一、日本教育新生计划出台的背景和内容

1. 日本出台教育新生计划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作节奏加快、竞争加剧、社会凝聚力降低、与自然隔离等问题，造成现代日本人情感的缺失。人们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功利性目的，“考试地狱”、“文凭社会”、校园暴力等现象频频出现，道德教育弱化，学生的精神面临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然而日本高校教学方法单一、刻板，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日本从“加工贸易立国”向“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实现经济发展后，企图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大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为了解决现存的教育问题，促进教育的复兴出台了“教育新生计划”（以下简称“新生计划”）。

2. 日本教育新生计划的内容

日本根据《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的最终报告》开展了教育新生计划，又称彩虹计划，旨在促进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复兴，学校变好，教育变样。新生计划以实现“日本的复兴”为目标，以终身教育、学校评价、教师教育、高等教育、教育理念等七个方面作为其战略重点。

（1）教师管理新生计划提出建立优秀教师的表彰制度；修改《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及运行的法律》，建立使教育能力不足、不适于担任教师的人员顺利转到非教师岗位的途径；加强对教育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人事管理制度建设；大幅度扩充教师的社会体验进修；促进教师聘用方法的多样化；修改《关于公立义务教育各学校年级编制及教职员定编标准的法律》，灵活使用教师编制，聘任兼职教师和返聘短期职员；修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对从教10年以上的教师实施针对其能力和特点的进修；修改《教育职员资格法》，扩大小学专业指导教师的比例，鼓励教师考取相邻学校的教师资格、改善教师资格制度、细化取消教师资格的事项，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引入教师评价、培养和奖励晋升制度，改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

（2）高等学校结构改革新生计划规定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要扩大招收社会人员入学，促进大学专修学校对社会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促进专修学校以社会人员为对象培养IT技术人才；社会人员特别选拔考试、单科学习，以昼夜开课、夜校、函授研究生院、一年制专业学位、扩大长期学位课程等形式接收社会人员入学；专业研究生院一年制函授博士课程的制度化。

新生计划还提出建立大学专门职业人才研究院，促进各大学落实法律学科研究生院，该计划提出根据中央教育审议会讨论的结果，研究制定设置标准；推动新型学校（社区学校）的建立，明确私立学校的设置标准，扩大研究开发试点学校的范围。该计划还探讨今后（创设）新型学校的可行性及课题，提出要在广播电视大学设立研究生院以及促进国立大学的合并重组，修改《国立学校设置法》。

（3）高等学校法人化 法人化的最大特征是政府对大学进行目标管理，大学经营自主权扩大，实行校长权限相对集中的校内管理体制。新生计划对国立大学的法人化问题进行专门的调研审议，对组织与业务、目标评价、人事、财会等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调查研究。

（4）高等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新生计划提出要加强信息基础建设，促进教育研究的信息化。建立超高速研究网络“超级SINET”，将校园网网速提升到百兆带宽（每秒10亿字节）。另外还要扩大对外交流，扩充留学生的数量。

（5）高等学校评价体系改革新生计划提出各学校建立自我评价体系，实行学校评议员制度，推动学校开放式办学，推动各大学的自检和评估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估，同时拟在中央教育审议会对是否引入质量认证制度进行审议。

（6）高等学校课程改革新生计划指出要加强通识教育；形成跨越院系、学科界限的课程编制模式，促进学生跨系科同时选修专业课程；促进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中等的实习；加强职业教育，改善和加强高等专门学校对实践性技术人员的教育，通过产学合作，实施专修学校高级职业人才综合项目；争取社区和产业界的配合，加强专业高中的职业教育；推动产（业）学（校）官（方）合作。

（7）高等学校的科研管理新生计划提出引入科研补助费等竞争性资金及间接经费管理。依据2001年3月30日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到2005年，力争将竞争性科研经费增加1倍；同时要加强教育与研究设施的建设，科研经费补贴投入19亿日元，其中私立学校占7.1亿日元。

（8）对问题学生的教育新生计划提出修改《学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勒令退学的条件以及对该类学生的帮助措施，并下发有关勒令退学制度的通知；构建问题行为学生的地区援助体系；修改入学标准，强化咨询援助体系，促进盲、聋、养护学校专业化水平提高示范工程，配备应对个体身心障碍的信息设备等。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 高等教育目标的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法》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薛天祥教授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一书中指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高级专门人才”。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目标涉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个方面。在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而忽视了高等教育在“文化”维度方面的人文价值。然而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要面向现在，还要面向未来；不仅要发挥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功能，还应当发挥高等教育改造社会和传承优良文化的功能，追求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时代，在个人价值方面，我们不能只将高等教育目标局限在对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上，高等教育还应当促进人多元智能的发展，促进身与心、理智与情感、理性与价值的共同发展，使人们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使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2. 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

教育的国际化、终身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要求高等教育结构多样化发展，单一的高等教育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日本关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发展社区学院，提高全民的素质和幸福感。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还比较单一，没有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民办高等教育也发展得比较缓慢，社区学院的发展更是缓慢。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广大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大，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财政却投入不足，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体系，增强非学历教育；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扶持力度，适当给予民办高校一定的政策倾斜，新生计划中日本政府补贴私立学校科研经费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由于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异，要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不能单靠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应当大力加强农村的高等教育区域建设，提高农村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还要加强社区学院的建设，通过社区教育的发展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

3. 高校评价体系改革

日本高等教育的募捐策略 第6篇

一、日本高等教育捐赠的演变

日本具有现代特点的捐赠是在其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之后。18世纪末期, 在著名思想家二宫尊德[1]的倡导和推动下, 日本出现了一种具有公益性的社会慈善和救助组织“报德社”。“报德社”鼓励人们为扶贫助弱, 为困难人群提供捐赠援助。20世纪初, 这一深受日本人喜爱的组织迅速在日本本州的关东地区至东部沿海地区 (包括爱知县、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在内) 的广大地区发展起来。当时的秋田县还出现了由当地富人出资兴办的收养孤儿的“秋田感恩所”。

日本的企业法人捐赠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 众多前往美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不仅见识了美国蓬勃发展的NPO组织, 也亲身经历和体会了与NPO组织合作, 提供慈善捐赠给自己企业发展和成长带来的好处。所以, 他们把美国慈善活动的方式与理念带回了日本。这被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 (经团联) 称为“企业的社会贡献”。1990年, 日本经团联成立了社会贡献委员会与百分之一俱乐部, 并创设了企业捐赠协议会。因此, 这一年也被称为“日本企业法人慈善活动元年”。此后, 积极援助公益活动, 向高等学校和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已成为日本企业的一种普遍现象。日本企业的这一行为也得到了公众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响应。目前, 虽然捐赠在总体上仅占日本高等教育经费的2%~3%, 但如果从不同性质的学校或单个的学校来看, 其影响则要大得多。如在2008年, 早稻田大学获得的捐赠逾30多亿日元;2009年, 东京大学获得的捐款近60亿日元, 京都大学约42亿日元, 名古屋大学为25亿日元, 大阪大学为49亿日元。大量的社会捐赠不仅为这些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力, 同时也减轻了它们在资金上对政府的依赖。

二、日本高等教育的募捐策略

高等教育募捐的策略是随着捐赠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目前, 日本高等教育募捐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策略。

(一) 大学设立基金会进行募捐

通过设立基金会进行募捐是日本大部分大学的共同做法, 即便是在没有设立基金会的大学, 一般也会设立一个类似的机构, 像东京工业大学和大阪大学的后援会、庆应义塾的维持会等。这些相当于“第三方机构”的财团法人在加强学校对外联络与促进大学筹款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方便筹款, 日本各大学基金会一般都建有网站, 并通过网站向社会介绍自己。内容通常包括: (1) 大学校长的问候; (2) 基金会的历史和相关的章程; (3) 如何进行财物捐赠; (4) 捐赠过程中的税收减免政策; (5) 目前的主要筹资项目; (6) 筹资的成效等。不过, 也有大学与此不同。从总体来看, 日本的大学基金会筹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制定募捐策略时, 着眼于学校发展的全局, 立足于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二是在募捐方式上,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尽可能地方便捐赠者。各大学基金会网站不仅是一个信息收发的综合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服务于捐赠者的平台。任何一个有意于捐赠的人都可以在基金会的主页上轻而易举地找到各方面的信息, 如申请捐赠的具体流程、捐赠资金的使用与去向、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等等。在对基金会的定位上, 各大学不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筹款机构, 而是希望利用互联网的高效传输功能更多地向外界传送捐赠对大学发展的价值和影响。

在运作上, 由校长授权、学校理事直接介入基金会运作的管理模式为外界与学校高层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可能。同时, 在基金会制定募捐策略时, 这些对学校未来发展规划有较深入了解的理事们, 在确保募捐计划针对性及筹得款额使用的合理性方面也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二) 以校友会作为联络点进行募捐

校友是大学的一种恒定的、可再生的社会资本, 是大学隐形的资源。在给大学的各种捐赠中, 只有来自校友的捐赠是最稳定的。因此, 与美国一样, 为发挥校友在捐赠中的作用, 日本多数大学都在校内设立了一个类似“总坛”的校友总会, 以作为联络校友感情、凝聚校友力量的中枢机构。另外, 各大学还根据不同的兴趣领域、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学科专业设立分会。

作为一个重要的联络中枢, 校友会的主要职能在于: (1) 为业已毕业的校友提供相关的服务; (2) 通过组织各类聚会活动联络并增强校友对母校的感情。这类活动通常有:“返校日”、“返校周”等, 如早稻田大学每年专为毕业生准备的“稻门祭”庆典活动, 以及提供校友月报, 免费利用学校资源, 享受学校合作商店提供的优惠服务活动, 等等。

如果就服务校友而言, 日本的私立大学走在了公立大学的前面。以早稻田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 这两校的校友会都推出了与银行合作定制的特殊信用卡, 并按持有者的身份将信用卡分为在校生、学校职员以及校友三类。持有校友信用卡的校友会成员, 享有免费进入学校图书馆、免费参加学校举办的学术讲座、免费利用学校设施举办沙龙的权利及在校内书店购书打折、无偿参加学校举办的文体活动、在学校合作商店优惠购物以及免费提供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机构的引荐服务, 等等。

从捐款数量来说, 校友的个人捐赠虽然无法与企业相比, 有时可能只有几千或几万日元, 但由于人数众多且稳定, 汇集起来也就成了大学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以庆应义塾大学兼具基金会和校友会性质的维持会为例, 其注册在籍的会员达到了43, 900人, [1]假如每人交付5, 000日元会费的话, 仅此一项大学就能筹得近20亿日元的善款。

此外, 校友会还通过举办各类传统的和新式的服务活动, 增强离校毕业生与学校之间的联系, 使他们能够随时获得关于母校发展的最新情况, 了解学校最需要的是什么, 以便于他们随时为母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 以项目或以“周年祭”等进行计划性募捐

通过大型的项目或活动进行募捐是日本大学获得资金的又一途径。日本的很多大学都通过建校周年纪念、学部系所的创建纪念和校友中的显赫人物诞辰、逝世纪念来进行募捐活动。以早稻田大学为例, 在其历史上就有一系列的围绕周年祭进行的募捐活动。如1902年建校20周年时, 目标26万日元的募款活动;建校25周年时为新设立的理工科增加设施而进行的目标为92万日元的募捐活动;建校40周年时, 为纪念创立者大隈重信, 兴建大隈纪念大讲堂而进行的156万日元的募捐活动;创立50周年时, 目标为43万日元的募捐活动;1982年建校100周年时, 目标为165亿日元的募捐活动以及2008年建校125周年暨理工学部创设100周年时, 计划100亿日元募款活动等。[2]自建校伊始, 早稻田大学差不多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大型的募捐活动。这些捐赠对早稻田大学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除了周年祭及诞辰庆典之外, 一些大学还有更为独特的募捐项目。如设立了教育振兴基金向学生家长筹资, 用于改善教育环境, 提升校园的质量。也有大学, 如庆应义塾还以借贷的方式向家长们募集“学校债”, 以改善和更新校内的设施, 更好地满足大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

(四) 组织“学校开放日”等活动, 培养潜在的捐赠者

“学校开放日”或“学校开放周”是欧美大学联络周边关系, 扩大学校影响力, 吸引捐赠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举措现在也是日本各大学在募捐时采用的方法。在开放日中, 参与者可以参加以下活动: (1) 校内游园活动。在学校志愿者的带领下, 游览校内的一些有特色的设施和建筑。由义务讲解员向参观者详细地介绍各个景点的历史、人物、风情、典故等; (2) 利用校内设施进行一系列的文娱活动。包括校友们自己组织的足球对抗赛、茶道会、学术沙龙, 等等; (3) 利用学校设施自我学习、提升, 包括利用图书馆、参加知识普及讲座等。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学校往往还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一定的区分。例如, 东京大学的开放日, 就包括了以毕业校友为对象的“返校日”, 以一般观光客团体为主的“学校游园日”和以周边居民为主的“本乡开放日” (本郷キャンパスツアー) 。[3]这样不同的群体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进入校园, 避免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

“开放日”对于学校募捐的影响是潜在而长期的。当大学打破“象牙塔”式的封闭状况, 更多地向外部社会敞开时, 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亲近它, 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 当大学遇到困难时, 校友、当地有识之士以及其他热心教育的人士一般都会根据学校的需求提供不同程度的援助。另外, 与外界联系的增强还有助于大学拓展其影响力, 这也有利于大学吸引更多的捐款。

(五) 提供实物或名誉上的奖励, 激励社会人士为学校捐款

提供实物或名誉上的奖励是大学给予捐赠者的一种最直接的回馈方式。虽然, 校方提供的回馈远远比不上捐赠所得, 但对于捐赠者而言却能获得肯定之后的满足感。日本大学提供的回馈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类:

(1) 在网站上公布捐赠者的事迹与访谈纪要。大学基金会网站上, 除了筹资金额外, 一般还会列出捐赠数额较大的热心人士。通过对他们个人事迹的叙述, 或以访谈的方式让人们对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如东京大学的基金会网站就以专栏的形式, 发布并更新对单个或数个捐赠者的访谈。

(2) 授予捐赠者特殊的“称号”。对于捐赠的提供者, 以俱乐部等形式授予其一定的特殊“称号”, 为其提供特别服务也是一大重要的回馈措施。早稻田大学就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支持者俱乐部”, 只要捐赠数额超过3万日元就可以直接申请加入, 享受学校的特别服务。而且, 按照不同的捐赠数额, 捐赠者所获得的称号和“特权”也有所区别。如捐赠1亿日元以上, 可获得“学校维持员”称号, 可参与学校各项活动;损赠5, 000万日元以上, 可获得“荣誉赞助员”称号, 使用学校设施场馆时可享有教职员待遇;捐赠200万日元以上, 可获“赞助员”称号, 可得到校方季节性的问候等。[4]不同的“称号”对应于不同级别的特权, 背后彰显的是个人捐赠实绩。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方式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推动力:为了达到下一级别就必须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命名捐赠事业。这种回馈方式业已成为一种惯例, 只要捐赠的财物达到一定的规模, 捐赠者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命名这项捐赠事业。比较常见的是, 奖学金的设立以及基础设施修建方面。也有部分学校以送呈感谢状、在石板上篆刻捐赠人姓名这样的方式来答谢数额较小的捐赠者。名古屋大学就设定对所有的捐赠者发放感谢状, 将捐赠数额达20万日元以上的捐赠人姓名刻在校内竖立的石板上。[5]

(4) 其他的回馈方式。除了以上这几种常用的方式之外, 部分学校还有自己独特的激励方式。如东京大学就设立了捐赠人奖———“稷门赏” (稷门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 用来表彰那些为学校做出杰出贡献的捐赠人。在讲席捐赠方面受益颇多的京都大学则规定捐赠讲席在名称上除注明讲席功能之外, 也允许捐赠者以能够彰显捐赠事迹的字句来命名该讲席。

大学的回馈措施是募捐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它保证了整个募捐过程的正常循环。学校以不同的方式认可并表彰捐赠的义举, 一方面可以很好地延续并加深与捐赠者的联系, 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其他的潜在捐赠者起到一个激励与示范效应。

(六) 设立多种校内基金, 进行更为细化的筹资

不少日本大学在校内都设有一些零散的小型基金。根据不同目的设立的小型基金一般都统辖于学校基金会、基金室或其他类似的机构。校内小型基金的设立往往都是通过外界一笔数额较大的捐赠而获得本金, 在此基础上通过本金的运营, 以及进一步吸引其他捐赠而扩大与发展的。由于这类基金本身的设立存在着初始的目的性, 所以即使规模再大、收入再多仍然要服务于原来的目的。

校内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学校显赫人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 在提供一定数额的捐赠本金后, 通过设立者的声望继续募集资金, 这种形式多见于奖学金的设立;另一种是学校的某个机构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 借助于所提出的某个项目的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 这一形式多见于研究中心的设立以及学科专业本身的发展需要。以庆应义塾大学为例, 截至2008年, 该校校内基金数目已达33个, 其中以个人命名的基金数共有9个, 如“福泽谕吉纪念庆应义塾振兴基金”;以资助在校生或学科拓展为目的的基金数共有19个, 其余为一些纪念性质的建校基金, 如“创立125周年纪念振兴基金”等。据统计, 33个校内基金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400亿日元, 其收益大部分被用于支援学校各项教学、科研的发展。[6]大学的创立与发展有着各方面不同的需求, 统合划一的募捐方式显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校内小型基金的设立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 进行针对性的筹资。而且, 以某一显赫人物或学校发展项目为由进行的募款往往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从日本的经验来看, 维持这类基金的关键在于保证其资金链的正常运转, 在起始本金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保值与增值。

三、结语

一直以来, 面向社会募捐既是日本私立大学的生存之本, 也是其工作的中心。如今, 随着日本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也加入了主动筹款的行列。虽然不同类型的大学在筹款时基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采取的方法、策略不尽相同, 但透过这种差异,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大学在募捐时的一些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依托大学的声誉, 制定募捐策略。声誉是大学的硬通货。它不仅是大学吸引优秀教师和学生的资本, 也是大学吸引社会捐赠的资本。所以, 很多大学, 尤其是近年来加入募捐市场的国立大学, 在向社会募捐时主要展示的是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实力, 希望社会给予大学捐赠的也主要是大学的优势领域以及大学正在开展或即将开展的、能够提升大学声誉与实力的科研项目, 而不是改善学校的建筑或设施。大学在制定募捐策略时应充分地考虑, 并尽可能地满足与切合捐赠者对大学的认识与期待。

第二, 注重积累人脉。在慈善领域有一句著名的募捐格言, 这就是“人们捐款是捐给人的, 而不是捐给构想的”。同一家基金会、同一家企业, 在面对不同的大学募捐时, 之所以最终会捐助一所大学而放弃另外一所大学, 除学校声誉外, 大学与捐赠者的关系、大学的募捐者与企业和基金会管理者建立的联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募捐虽然是一种艺术, 是一种非常市场化的行为, 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相当感性与情绪化的行为。尤其是在向那些和学校没有学缘关系的人募捐时, 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像东京等地的大学开展的“学校游园日”、“本乡开放日”等, 就是为积累人脉关系服务的。

第三, 募捐策略、方法有差异。在日本各类大学中, 对捐赠筹资最为重视的是私立大学, 它们的募捐策略与方法和公立大学相比也更加多样化。这一方面源于私立大学的校友会、基金会等组织架构形成时期要远远早于国立大学 (如庆应义塾大学维持会拥有100多年的历史, 而大部分国立大学的学校基金会都是在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后才逐渐出现的) ;另一方面则在于私立大学从诞生之日起, 就更多地依赖于私人资源, 它们无法像国公立大学那样获得各级政府高份额的拨款。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更多地吸引校外资金。但这并不是说, 国公立大学在募捐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 传统的以基金及校友会为主的筹资方式还是能够为它们赢得不少的捐赠收入, 尤其是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这些老牌帝国大学, 其所拥有的声誉永远都是其吸引社会资源的独家利器。除此之外, 日本私立大学在向家长及校友募捐、定时组织、开展各种丰富的活动、为校友和校外人士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和特权、筹资项目的宣传方面, 其策略和手段也比公立大学要丰富得多。可以这么说, 在日本, 私立大学尤其是著名的私立大学才是高等教育捐赠的真正引领者。

参考文献

[1]庆应义塾大学维持会主页.http/:/www.kikin.keio.ac.jp/i-jikai/index.html.2010-04-17.

[2]早稻田大学基金会历史回顾.http/:/www.waseda.jp/kifu/history/history_page1.html.2010-04-20.

[3]东京大学主页学校开放日报告.http/:/www.alumni.u-tokyo.ac.jp/hcd/report.2010-04-20.

[4]早稻田大学基金会http/:/www.waseda.jp/kifu/praise/praise_page1.html.2010-04-20.

[5]名古屋大学基金会.http/:/www.nagoya-u.ac.jp/kikin.2010-04-20.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7篇

关键词：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充实方向,具体策略

一、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情况概述

日本是实施教育立国战略方针的典范，其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创建了别具特色的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及科学技术大学，使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多层次、开放性、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通过改革传统的正规学校的教育观和教育体制，建立新型的终身学习体系。具体而言，课程设置突出体现实践人才培养特点;2.尊重学生个性，重视人格和文化教育;3.提倡终身教育;4.紧跟时代变化的发展步伐，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许多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战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始终在应对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是产业对于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中毕业生升学的需求。这两种需求左右着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使之成为高中教育普及基础上的作为其延长的“中等后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了多样化与市场化的外部特征，以及在教育教学上重实践、重现场的内在特征。

1.以培养实践性、创造性的技术人员为教育目的，实行初中毕业后的五年一贯制的专门教育。学生不受大学升学考试的压力影响，从处于头脑较为灵活的15岁开始，接受以理论为基础的实验、实习、实际操作等重视体验性的专门教育。

2.在教育课程上将专业教育与一般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另外在成绩评定方面实行以系统的教育课程为基础的严格评审。

3.入学的学生因为大部分是从初中开始就对理科学习及手工制作非常感兴趣，入学后由于旺盛的好奇心，对于理工、技术和手工制作的欲望更大。

4.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学到专科、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领域学习，在各个阶段作为创造性丰富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到好评。

5.通过充实的课外活动指导和学生宿舍生活指导，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

二、通过借鉴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确定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今后的方向

（一）充实教学方法和内容。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化的环境下，为了维持并提高我国经济活力和经济实力，必须培养知识高度化、专业化和能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践性创造型人才。因此，要充实高等职业学校的教学方法内容。

（二）充实高等职业学校基础。

为了充实高等职业学校基础，在保证基础经费的同时必须确保适时更新设施设备，引进优秀教师。

（三）促进高等职业学校的高度化、多样化。

为应对社会和学生需求的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及科学技术的高度化，高等职业学校应进行学科重组，集合教育研究资源，促进学校之间的协作，教育领域重点化，扩大范围招生，跨领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同时，以创办完备的新机能的高等职业学校为首要条件，探讨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高度化和多样化措施。

（四）广泛促进社会机关团体的协作、促进对高等职业学校活动的理解。

1. 促进地区产业界和教育研究机关的合作

在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方面，期待高等职业学校和地区产业的进一步合作的呼声高昂，据此强化地区产业振兴的政策，实施职业教育与产业界、教育研究机关的有机合作，依据地区需求充分充实教育研究活动。另外，还以在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地区技术管理中心等为核心，培养中小企业年轻技术人员充实支持地区产业的机能。

2. 促进对于充实的高等职业学校活动的理解

对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优秀资质和在高等职业学校中举办的多种多样的教育研究活动，要广泛地提高社会认知度。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对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评价，积极进行面向社会的宣传等活动。

三、完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具体策略

（一）完善教育内容和方法。

1. 促进与地区产业界等广泛合作

(1) 充实产学结合和校外实习

高等职业学校通过与地区产业界等合作课程的开发、教材的编写、向企业长期输送教师研修、从企业派遣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等方式开展具有职业技能特色的共同教育。经过长期的实习，对于小型的企业学生可以自主研发课题并自主策划方案解决等。通过这一系列多种多样形态的共同教育可以有效地谋求实践性专业教育的开展。为了有组织地推进此类共同教育，必须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及实施体制。

(2)推进实习实训教育

通过与企业合作向企业派的实习生至少保证有3个月的实习期，不单纯是长时间的给予学生就职体验生活，教师还应指导有研究课题的学生到企业实地把握理解企业的实际生产和开发现场，通过在企业现场积累解决课题的方法经验，灵活运用在学校以及实验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技术，培养发掘及应对课题的能力。

2. 通识教育的充实

通识教育可以对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气质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促使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从相互独立向融合的方向发展。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先进经验既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又让我们看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新问题。跨学科课程、综合课程、前沿课题型课程的开设无不在提示我们，通识教育之“通”决不是“泛”，在“通”的基础上要有“专”的元素。通识教育不仅应偏重于知识的传授，更应偏重视察、体验。体现学生德智体的教育平衡应按照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教育理念整合、设计通识课程教育以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积极组建通识教育课程教师队伍，加强通识教育课程教师的培训工作，建设素质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二）教育基础的强化。

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高质量、多渠道地培养职业教育师资，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培训职业教育师资是日本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显著特点。教育的质量是靠一批热情洋溢的优秀教师支撑的。今后为了维持并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确保拥有优秀教师队伍极其重要，另外，为推进实践性专业教育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国职业教育中应采取切实措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通过保证优秀教师的存在来培养优秀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打响学校知名度，再吸收高素质的学生，以形成良性循环，使高职院校立于不败之地。

2. 谋求高职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

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与投入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并指出：政府财政拨款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根本，经费来源多元化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发展的关键，投资效益最大化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繁荣的保障。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中政府的资金投入比例逐年减少，由于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生均经费严重不足。高等职业教育经费除了通过国家财政经费和学生学费两种途径获取之外，必须多方开拓教育经费的来源。

(1)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按照企业工作岗位要求制定培养计划并由企业支付培养费用，学生毕业后定向到企业工作;实施项目教育模式把企业资金引进学校，学校提供培训场地，组织学生培训。这些教育模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校教育经费。

(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教育经费来源体系。推出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企业和社会将资金和设备投向高职学校，使得企业、个人和社会的捐赠投入成为高职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三）高等职业教育要不断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等变化。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社会信息化、国际化、高龄化和服务经济化的要求，改革教育内容，灵活设置复合型教育内容，推进课题解决型学习，开设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变化的学科。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发展不断改编、充实现有的学科，不细分专业，重视学科的基础和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技术发展的需要不断导入新的学科，使其适应甚至超前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发展学生多方面的社会适应性，为地方产业经济服务。

四、结语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还需不断改革创新，万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模式，生吞活剥地加以吸收，一定要办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出特色，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及国民的积极参与下，相信我国的高等高职教育定会有百花齐放的一天。

参考文献

[1]韩民.现代日本的专门学校[M].玉川大学出版社, 1999.

[2]施雨丹.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J].教育与职业, 2004, (4) .

[3]彭振宇.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目标、内容与实现途径[J].职业技术教育, 2007, (13) .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综述 第8篇

关键词：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经费,教育公平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 对背景和文化与我们相似的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系统研究, 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1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分析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的扩大, 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 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却有长有短, 日本能够在短短十年时间中实现战后体制的重建到跨过大众化的门槛, 堪称奇迹。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史亚杰、王红菊认为:

1.1 发展经济的要求。

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竞争的国际化要求等, 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积极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成为当时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紧迫课题。因此, 日本政府直接将教育政策和计划编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 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有计划、有重点地扩展高等教育。

1.2 产业结构转型带来就业的扩大。

日本战后产业规划是适应各时期客观要求的, 战后面对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经济基础, 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农业入手进行经济的重建;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 重点转向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到70年代中后期, 由于石油危机的打击, 日本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积极开发知识密集型产业。这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引发了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扩大了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规模和层次, 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1.3 个人支付能力的增强。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 从而使国民负担高等教育费用的能力增强。国民高等教育费用负担能力的增强, 会扩大低收入阶层的升学意愿, 在社会扩大对高等教育毕业生需求量、提高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条件下, 升学意愿增强必然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强大动力。

金子元久认为从经济发展角度看,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于:一方面, 年增长率达8%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增加, 提高了家庭教育费用的负担能力, 过去想上大学但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升学的阶层开始升入大学, 这成为高等教育需求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劳动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增加, 并且社会普遍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提高抱有很大的期待, 这意味着通过升大学而获得的利益增加了。一方面费用负担能力提高, 另一方面期待收益率增加, 这两个要素相乘, 产生了对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的爆炸式扩大。

当时制定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领导人天城熊把日本高等教育能够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 (1) 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 需要更多的科技人员; (2) 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论盛行; (3) 二战后教育改革所形成的单一型学校制度; (4) 学历社会下, 国民对高学历的追求; (5) 由于国民收入水平提高, 其负担学费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6) 放宽私立大学认可基准; (7) 私立大学追求扩大办学规模; (8) 学术的发展与专业的细分化; (9) 国民要求扩大高等教育的情绪与滞后的政策; (10) 二战后人口高峰正好在60年代后半期达到大学入学年龄。

总之, 日本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并由此引发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是政府制定的适应需求扩大的大学扩大招生的政策。

2 日本高等教育的功能分析

高等教育应追求自由学术还是职业设计,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现在谁都不能否认教育体系应满足不同的需求。

天野郁夫论述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层次划分及其功能。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存在差异化, 为满足这种差异化, 现行大学制度下的高等教育机构应明确各自的性质和目的: (1) 大学院的目的是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人才; (2) 大学的目的是培养高级职业人才; (3) 短期大学是培养职业人才和实际生活所需技能的高等教育场所。

张玉琴认为, 日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 出于平衡国家需求和个人需求的目的, 即高等教育既要提供满足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所需要的高技术人才, 又要满足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和个人需要的接受教育的需求, 因此高等教育内部存在不同的层次划分, 根据办学主体分为国立高校、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国立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 公立高校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 而私立高校则由学校法人自筹资金—来自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等。这体现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 国家需求—国家受益—国家投资、个人需求—个人受益—个人负担两种不同的模式。

3 高等教育经费体系

日本高等教育的需求多样化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层次化, 而高等教育层次化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 因此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经费制度中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以国家财政性投入为主体的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通过地方自治体会计制度向公立高等院校支付补助金的制度, 以及以国家财政性补助为辅的私立学校振兴补助制度, 这是构成日本高等教育财政的三大制度。

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规定, 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收入除了一般会计的转入金额 (即政府的各项财政拨款) 外, 它的年度收入还包括学费、入学注册费、审查费、医院收入、借款、捐赠、从公积金提取的收入、不动产租用费、杂项收入等。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所有收入, 原则上不能留存在大学内, 要集中到国立学校特别会计以备用。为充分调动国立大学筹措更多资金的积极性, 保证学校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制定了以下机动条款: (1) 收入高于预算金额时, 可直接将超出的部分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2) 建立长期贷款制度, 可用于附属医院的配备和促进国立学校的修建; (3) 决算后部分剩余资金可用作公积金积存, 它不同于一般年度支出项目, 可用于设施的配备; (4) 建立委任会计金制度。捐款由各大学校长支配使用, 可不受经费项目的限制, 也不受会计年度的制约; (5) 事业费可按经费包干规定,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保证了国立大学在较长时期内得到相对稳定的办学经费, 从而保证大学办学质量。

公立高等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财政负担, 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必然导致公立高等院校规模和质量的差别, 产生教育机会和教育条件的不均衡。为消除地区差别和教育不平等现象, 日本政府制定了国家负担、财政补助和地方交付税金制度。前者是国家给予地方财政补助, 促进地方教育;后者是为调整地方财政上的差别, 保证公立高等教育水平, 每年从地方交纳的税金中抽出一定比率的税金, 专用于地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

私立高等院校的经费来源途径是: (1) 私立高等院校的法人代表筹集; (2) 学校医院和科研实施的收入; (3) 学生交纳的学费; (4) 公共团体的赞助; (5)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助。日本政府根据《私立学校法》第1条和第59条的规定, 对私立高等院校实施补助金制度:“鉴于私立学校的性质, 应尊重其自立性, 提高其公共性, 以达到私立学校健全发展的目的。”“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应当重视振兴教育的必要性, 遵照法律的条款, 对学校法人、私立学校教育给予必须的资助。”国家对私立高等院校的补助金制度包括经常费的补助和教育科学研究装备费的补助, 经常费的补助包括“一般补助”和“特殊补助”两种, “一般补助”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以教职员工、学生人数为基数乘以人均补助单价, 再根据教育和研究的条件、设备情况进行倾斜分配;“特殊补助”是针对有特色的教育和研究所需的经费给予的补助金额。除此之外, 政府还向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对私立院校法人在税收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等。

4 质量评估体系

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评估不是随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 在早期的精英教育阶段, 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封闭和独立的机构, 并游离在社会之外, 随高等教育与机构所处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 在政府、市场和消费者的三方合力之下, 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问题才被提出并促成了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高校内部评估体系, 二是外部评估体系。内部评估主要是以学校为主体的内部进行的自我评估和学校之间进行的相互评估, 通过内部评估, 可以发现自己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不足, 明确改善方向;外部评估是一种以学校外部人士为评估主体, 对学校活动进行全面评估的一种评估方式, 一般包括社会评估和行政评估。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两种评估体系的关系如何处理, 目前还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评估应被放在重要位置上。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大学的教育研究质量, 它要求大学向外界说明自己进行教育及科研活动情况, 以便让他人监督, 使自己的教育及科研活动做得更好, 因此内部评估应受到重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质量评估体系中, 外部评估应受到重视。因为考虑到大学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大学必须将使用财政拨款的情况明确地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的评估。假如大学被认定不能进行充分的、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活动, 其财政拨款应被停止, 也即基于外部评估结果来决定拨款与否以及拨款额度的大小。

针对基于评估的拨款机制, 金子元久认为:基于评估拨款的目的是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激励和多样性, 但结果却有可能违背目标。因为在成果评估拨款的情况下, 成果欠缺的学校只能获得较少的资助, 从而学校之间所获资助的差距将拉大, 必然会存在一些院校将面临维持最低教学和研究水平的困境。在不存在相应退出机制的条件下, 政府要面临道德风险。

5 教育公平问题

在高等教育领域, 日本自战后就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颁布了诸多政策, 大致可分为制度性政策和微观性政策。制度性政策包括高等教育机会的国家提供和地方份额以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政策;微观性政策主要包括积极资助私立大学以缩小国立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差距、国立大学的低学费政策以及“育英奖学”这三项政策。这些政策都较为直接的把缩小差别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作为政策目标。除此之外, 由于日本民族比较单一, 经济发展比较平衡, 其高等教育颇为发达, 所以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别较小。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9篇

明治时期是日本摆脱封建时代进入近代社会的一个转折期。当时的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巨大的危机时, 明治政府认识到, 要从容应对国家危机就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明治五年 (1872) 八月, 明治政府以建设新日本为目标发布了《学制》。《学制》是在欧美近代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教育观, 即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国家目标, 其中的一节这样写道“从今以后, 一般的民众 (无论是贵族、武士、农工商及女性) , 要做到地方上无有不学的人家, 家庭无有不学的人。”《学制》的这一内容主张普及全民教育, 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将女性纳入了教育普及的对象。

《学制》的制定参照了美国初等教育课程, 其目的特别强调是为建设新日本, 男女都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特别是女子将来要成为人母, “孩子成才与不成才, 概由母亲的素养来决定。今天的女子将成为母亲, 女子受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此”。基于这种新认识, 政府才在教育指导方针上否定了传统女性教育观, 把女性正式列入了和男子一样享受教育权的行列。

二、西洋女子教育思想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影响

明治初期, 随着日本国门的洞开, 主张尊重个性自由的西方教育学也随之传入了日本并在极短时间内普及了妇女参政权、废娼、家庭改革等西方女性观。但是, 由于日本国体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君主制, 因而对女性的要求还多停留在“协助男性、遵从男性、内外一致、相辅相成的女子形象”这一观念上。尽管如此, 面对思想上的西化, 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当时的《教育时论》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不需要像现今社会上流行的西化妇人那样, 外国语虽然很流利、算数理科很精通, 但在家务整理上很笨拙。另外, 也不需要唱歌弹琴的技能很高, 但在养育子女上一无所知的那样的社交女性, 现在需要培养的是适合这个过渡时期国情发展的女性。”文章从自然角度强调了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 女性应首先利用其自身特性, 协助丈夫守护家庭, 为国家的文明建设作一份贡献。

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家上田舍吉在《日本妇人论》中也指出:“把岛田丸髷的发型改为束发, 把白襟纹的小袖改为束腰的洋服, 丢掉小笠原式的礼节学习西洋的交际, 这是改良吗……我国的女子改良多为此类。”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妇女改革华而不实, 认为这样的改革只是表面上效仿西洋, 所谓的新女性实际上和封建社会的女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 体现日本进步的女性高等教育在这个时期进展不大。

三、日本国家主义女子教育论的确立

伴随着学习西洋女子教育思潮的衰退, 另一种女子教育思想即“国家女子教育论”逐渐浮现在人们眼界中。在提倡这一理论的人当中, 法学家、教育家细川润次郎的主张最受关注, 他在《国力同女子教育的关系》一书中这样论述道:“在女子教育普及的国家, 女子交际和男子没有大的差别, 女子见识广自然就会关心国家并富有公同心和爱国心。相反在女子教育未普及的国家, 女子被封闭在家庭没有交际, 这样的女子见识面狭窄, 其思想也仅限于一家一乡。如果缺乏公同心和爱国心, 那么半数的国民犹如不存在一样, 不仅如此, 还妨碍男子从事国家建设。”细川润次郎的论述特别强调了女性与国家的关系, 他指出女子受教育就是为了安邦兴国, 协助男性从事国家建设, 并且女性作为国民的一员也应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由于细川润次郎是当时知名的教育家, 他的言论对当时的女性教育方向的确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国家发展和需要, 初期曾经倡导西洋女性教育思想的明治初期文部大臣森有礼, 也意识到西洋女性教育模式和当时社会环境及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目标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其教育主张也随着社会的反对声转向了国家女性教育论。他在《森先生传》一书中指出:“女子教育的目的概括地说, 主要是培养具有足够的才能与良好的素养来整理一家、熏陶教育子女的贤妻良母上。另外, 不应忘记国家富强的根本在教育, 教育的根本在女子, 女子教育的普及与否与国家的安危有着密切的关系。”森有礼是明治初期的文部大臣, 他的言论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意向, 虽没有直接提及女性高等教育, 但其思想却对后来女性高等教育有着潜在的影响。

四、日本女子教育论的独特思想

伴随着国家主义理念的展开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 女性在家庭、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引起重视。当时的明治政府认为, 女性作为国民的一员应该“能为国家增值财力, 能立足于竞争激烈的社会并能独当一面, 以及培养维持社会发展的人才, 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为了让女性的社会功能完全发挥出来, 当时的政治家主张先打破儒教传统的女性观。同时从家族、国家、经济等方面看, 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家庭和男性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最终明治政府在女性教育方面并没有完全吸收西洋女性教育理念, 同时也不完全否定传统的儒教思想理念, 而是培养女性既具备西洋女性“知的” (有一定的知识) 一面, 又具备儒教传统女性“顺从” (善良、温柔、贤惠的品质) 的一面。这就从理论上奠定了开设现代女子短期大学的基础。

新日本女性教育理念既不同于西洋女性教育论, 也和体现国家意志的女子教育理念有所区别。新女性教育观念在否定男尊女卑这一点上, 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传统和秩序, 但在破除女性应遵守的传统陋习时, 又为女性划定了她们应该遵守的活动范围, 即“男主外、女主内”。主张男女社会地位平等, 但根据女性特点, 女性又必须在家庭和社会中去“服从”男性。新女性教育观念与西洋女性教育理念有着本质区别。

五、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论

明治三十二年 (1899) 二月, 明治政府发布了高等学校令, 确立了女性中等教育制度。这一法令是为解决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教育, 为维护这一阶层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政策, 核心是“贤妻良母教育”。

高等学校令的具体制定者桦山资纪就这一法令的制定做了如下解释:“成为贤妻良母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教养, 因此, 要培养优美高尚的风度、温柔贤淑的性情, 还要具有中等人以上生活所必须拥有的生活技能及艺术修养。”明治时期私立高等女子学校的创立人之一高津锹三郎在《女子的普通教育和英语》一文中指出:“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在于成为贤妻良母, 女子本来在身心能力上和男子不一样, 所以, 女子的本分主要以成为妻子、管理家庭为主。”

以上明治时期日本教育界相关人物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 可以被理解为当时国家实施教育政策的一部分。高等女子学校的成立确立了“贤妻良母教育思想”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而“贤妻良母教育”培养目标则明确了女性和国家的关系。

六、日本女子短期大学的设置

明治时期为了追赶先进国家, 当时的明治政府把“富国强兵”政策放在了国家发展的首位。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富国”理想, 当时的政府认为守在家庭里的“贤妻良母”最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实现“强兵”, 政府认为女性服从家庭和社会对日本帝国发展最为有利。另外,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营,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为了克服这些矛盾所带来的弊端, 人们认为女性留在家庭是化解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最好的方式。上述几个传统女子教育思想的确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战后日本女子短期大学的设立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倡导的“贤妻良母”的教育理念的实践。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建设国家、发展经济, 虽然在新宪法中规定了男女平等、保障了女性的合法权益。但在实际的分配上还是倾向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的女性教育理念上。另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为了使经济发展得以强化、巩固, 政府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更加注重实行具有现实意义的“性别配置”, 这样的“性别配置”对日本女性来说, 依然没有改变其从属地位。但是, 这一配置却为日本社会带来了稳定、达到了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战后日本经济的巨大成功就得益于这样的教育思想体系, 这样就决定了战后日本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沿着传统的女性教育思想、男女有别的格局来发展的。日本女子短期大学在实质上还是对女性实施文化教养, 家政、育儿、职业教育等综合性的女子教育机构。

日本女子短期大学的学制只有两年, 课程安排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女子短期大学所设置的课程主要有“服饰文化”“育儿学”“家庭管理学”“家庭经济学”“烹饪学”“教育学”“心理学”“福利学”等。短期大学的课程设置上也是为了确保男性毫无后顾之忧地工作, 女性把操持好家务、培养好子女、管理好家庭经济当做自己的天职。这一点日本女子短期大学的存在意义实质上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教育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七、对我国女性职业高等教育的启示

尽管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依然保留传统的女性教育观, 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 但是日本经济的巨大成功也表示传统女性教育观有它合理的一面。日本女子短期大学普及面很广, 从社会的视角来分析, 它对我国女性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 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女子短期大学培养的学生符合社会、经济方面对性别利益的需求。 (2) 我国人口众多人才饱和, 职位有限, 女性在行业中和男性竞争势必处于劣势, 如果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其特长, 效果就会完全不同。 (3) “贤妻良母”教育论从“人权”角度讲有它不平等的一面, 但从女性自身角度看却有它的合理性。这也是日本女子短期大学入学率很高的根本原因。 (4) 我国女性和发达国家女性相比整体素质比较低, 生活技能也比较差, 这方面可借鉴日本女子短期大学的培养模式, 培养出既有知识素养又有具备一定生存能力的女性。 (5) 实用性强。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有针对性, 使学生一毕业即拥有一定的专业资格, 可以促进学以致用。

现在, 日本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位, 它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从困苦中站起来, 除了机遇和国民的勤奋外, 基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而制定的教育政策也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其中作为国民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子短期大学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摘要：战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 保障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这样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大大地增加了, 但是日本的大学在实施女性高等教育方面还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女性教育理念。

关键词：短期大学,女性教育,贤妻良母

参考文献

[1]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达史[M].教育编纂会, 1964.

[2]上田舍吉.日本妇人论[M].骏骏堂本店, 1887.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 第10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由初步探索与曲折发展到全面恢复与深入探索再到全面推进与进一步完善的发展历程。目前，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本文通过对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历史发展的介绍，结合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实际，通过比较、分析总结出了适应于新时代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日本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毕宪顺教授在《权力整合与体制创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中》把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区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包括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高等学校内部行政体制、高等学校内部学术体制；狭义上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指高等学校内部行政体制。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这60年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初步探索与曲折发展（1949~1976）。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建设受前苏联的影响，高等教育也不例外。1957年，全国的整风反右运动指出现存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脱离了党的领导，次年9月便出台《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指出“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直到1961年9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校六十条》)，《高校六十条》第一次强调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并规定了建立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轮流休假制度。这是一次大的突破，为以后教师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为我国现今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恢复与深入探索（1977~1991）。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恢复教育次序，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部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改变了文革时期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局面，但是它对校长和党委之间的权责却没有明确规定。1985 年,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反映了国家政府对大学去行政化和校长治校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并在随后的《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必须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但试点没有得到广泛推行就被第二年的“89”风波给扼杀掉了，这之后，根据国家规定，高等学校一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与进一步完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时期，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二月，国家教委在36所直属高等学校开展了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接着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推进。近期，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议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为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和健全社会支持、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二、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上是日本高等学校要求自治的改革过程。“高等学校自治是指大学不受外部政治、行政权力所左右，自主地进行教学与科研，或者能对其作出有效地法律制度保障。”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二战”前、“二战”后和法人化后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二战”前日本高等学校自治发展史。188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东京大学职务编制》设立了统一管理大学的职务的“总理”一职，这时的日本高等学校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思想萌芽。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这一时期的总长在教职员人事上失去了自主决定权，评议会也只是文部大臣和总长的咨询机构。直到1893年《帝国大学令》修改后，评议会的审议事项才更加具体化，并第一次明文规定建立教授会，此举为今后教授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4年，政府承认大学教授会有任免教官的权力。

第二阶段：“二战”后日本高等学校的内部自理及“教授会自治”的确立。1947年3月，《学校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规定“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主要是进行学问研究和知识传授”，而且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将教授会作为必设机构，并授予其“审议重要事项”的权力。1953年，文部省发布了《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定措施规则》，规定了评议会的权力范围由“二战”前的教学方面扩大到教学和管理等的全校事务的审议，并有决定教师人事、学部组织的设置及废除、预算、学生等诸多事务上的权力。

第三阶段：法人化以后日本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2003年，文部科学省颁布了《国立大学法人法》。“高等学校在法律规定的保护下可以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参与市场的竞争，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文部科学省对高等学校的的干预和控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大学自治”。《国立大学法》还规定，各高等学校必须设置两名监事。这样，“在法人化改革后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就形成了以校长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

三、日本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6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探索历程，走过不少弯路遇到不少挫折，但在党和国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如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本上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我国高等学校改革起步较晚，与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如日本的距离还相差很远。他山之石，可为我所用。对照日本改革发展之路，结合本国实际经验，谈谈从中得到的启示。

（一）明确高等学校中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权范围，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做到相互配合，互相促进。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出这三种权力的职权范围和实施细则，使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决策、组织行动。在明确职权的基础上，三大权力还应该积极配合，这样，学校管理才能畅通无阻，更加高效。

（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应进一步完善咨询职能，使其决策更加民主与科学。日本在法人化后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其成员除了校长和董事会成员外还有校外人士，由于学校管理牵涉利益群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咨询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使决策做到更加民主与公平。

（三）进一步健全学校管理的监督体制。“监督体制越完善就越能确保决策的民主科学和决策执行的效果。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监督体制还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无力、反馈不及时、教代会流于形式等等。”因此健全学校管理的监督体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

综上所述，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高等学校内部三大权力的职权范围是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健全监督机制是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保障。我相信在借鉴国外好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实际，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定会走向一个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孙绵涛.中国VS西方高等教育体制的区别在哪里.中国教育报,2004-2-6.

[2]王国辉.日本国立大学"自治"及其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文化学刊,2010(4).

[3]金红莲.日本国立大学内部自治的制度变迁.比较教育研究,2010(9).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及教训 第11篇

这无疑是一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而艰巨。高歌猛进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必将导致高等教育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事实上, 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高等教育质量下滑﹑教育经费不足和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在我国已有所显现,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及早走上良性发展﹑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 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 在国情上和我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日本,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相同的问题。俗话说“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

日本走上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有以下几点原因: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美国的强力干涉下, 日本开始实行新的民主主义教育方针, 并于1947年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 明确了全体国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方针。这是日本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 为后来高等教育扩大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2.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朝鲜战争, 为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有大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而日本当时高等教育的规模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日本产业界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日本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将扩大高等教育的政策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这一时期, 日本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是“教育投资论”, 认为“开发‘人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日本教育经费得到了显著增长。1955—1960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2.8%, 教育经费增长了68.7%;1960—1970年, 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 教育经费则增加3.7倍, 其中高等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多倍。与之相应, 高等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1955—1970年, 大学由228所增加到420所, 学生数增加了2.3倍;短期大学由264所增加到了513所, 学生增加了3.5倍[3] 。

3.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客观上提高了日本国民教育成本的负担能力, 主观上刺激了日本国民投资教育的热情。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国民收入水准的提高, 而收入水准的提高必将影响家庭在各方面的消费, 包括在教育支出方面的消费。这样就提高了家庭教育经费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 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对高学历劳动者需求的扩大。而这种需求的扩大能推动人们对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的上升, 在主观上就刺激了国民投资教育的热情。

总之, 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的有力带动下, 日本走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是必然的结果。

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特点

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现的, 这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民间开办私立高等院校在日本由来已久, 在战前虽然得到了法律认可, 但一直不为政府所承认。战后, 在迫切扩大高等教育的驱动下, 日本政府开始对私立高校采取宽松开放的政策, 极大地调动了私人办学的积极性, 迅速提高了私立高等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比重。据统计, 私立高校在校人数由1950年占总数的50%上升到1970年的76.9%;1960—1969年, 日本共增设大学137余所, 其中134所为私立院校;到60年代末期, 私立高校在校学生约占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学生总数的3/4[4] 。可以说, 战后日本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可谓功不可没。

当然, 私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一直片面注重量的扩张, 不注重质的提高, 导致私立高校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设备短缺、教学质量在低水平徘徊。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终于在60年代末爆发了遍及全国的大学学潮。这是一次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社会动荡, 迫使政府开始思考相应的对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 日本对私立大学的政策由“不支持、不控制”转为财政上“大力扶植”, 数量上“严格控制”的方针。日本政府自1970年开始向私立大学提供补助金, 特别是1975年《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颁布以后, 不断加大补助金的金额, 到1980年达到2 700亿日元左右, 约占私立大学经费支出的30%[5] 。这一举措为私立大学走上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日本高等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在发展过程中, 片面追求量的扩大, 而非质的提高, 导致教学质量下滑。

教学质量是与教学条件密切相关的。高校的教学条件, 包括师资力量、固定资产和教研设施等必须与它所容纳的学生人数相配套。盲目的扩招会导致学生人数的增长超过教学条件的限制, 这样, 高校教学环境就会恶化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原本在教学条件上就处于劣势的私立大学更是深受其害。原本反映教学条件的各项指标, 私立大学处于国立大学1/3甚至1/4的低水平上, 但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 这种差距非但没能得到改善, 相反更加剧了。以师生比为例, 国立大学由1960年的1∶8下降到1975年的1∶8.5, 而私立大学由1960年的1∶26.4下降到1975年的1∶31.5。1975年的生均校舍面积, 国立大学为29.8平方米, 而私立大学为8.9平方米[5] 。由于私立大学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主力军, 因此我们可以说,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伴随着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的下降进行的。

2.盲目扩招使私立大学一度陷入财政危机。

日本的私立大学一直依赖学费维持生计。除了支付学费外, 学生还要支付入学考试费、新生入学费、建筑资助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 使一般日本家庭不堪重负。在1965年, 私立大学的学费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 招致学生运动的爆发。

此外, 贷款是私立大学扩充学校设施的主要资金来源。1965年, 贷款占私立大学收入的29%, 而偿还以前的债务占私立大学经费支出的19%[6] 。可以说, 大多数私立大学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 基本处于破产的边缘。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私立大学才得到政府的资助, 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善。

3.教育机会差距进一步恶化。

理论上, 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规模, 能够达到推动整个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公平化的目的。但实际上, 社会中高收入群体的升学率会出现很大的增长。相对而言, 低收入群体的升学率虽然也会出现增长, 但增幅远小于高收入群体。而且, 教育费用负担对低收入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远大于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也就是说, 高等教育供给规模的扩大, 在某一阶段反而导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出现。根据当时的调研情况, 在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大扩招时期, 升学率增长最快的是第五收入阶层, 也就是最高收入群体。

针对以上问题, 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对新办高校的控制;开始向私立高校提供财政补助;政府创办专修学校, 使高等教育呈多样化发展。由于宪法规定政府不能对私立大学进行行政干预, 日本政府是通过财政补助, 以此为交换条件, 对其招生人数及增设专业施加影响的。可以说, 这三种调控措施是行之有效的。自70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招生规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综上, 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现象, 无论在形成原因、发展进程, 还是由此带来的负面问题等方面, 都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状况极为相似。对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有助于我国及时发现自身发展过程的问题, 并早日提出与之相应的、有效的调控措施。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参考文献

[1]新晚报, 2007-10-06 (B) :17-32.

[2]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王丽香, 译.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1999, (1) .

[3]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日本的经济现代化与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128-156.

[4]胡成功.日本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经验探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9) .

[5]天野郁夫.高等教育大众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J].陈武元, 译.高等教育研究, 200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