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

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精选9篇）

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 第1篇

关键词：中国,城市,创造性毁灭,一推了之,千城一面

一、中国城市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不再受到政策的严密控制,人口流动性增强,受市场经济影响程度加深。同时,一些重大经济发展政策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上的转变。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逐渐加快,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08年的45.7%,年均增加0.93%,彻底摆脱了1958—1978年的城市化停滞状态(年均城市化率仅为0.1%),特别是1996年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年均提高近1.5%。截至2008年末,中国已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在巴黎的一次有关中国城市问题的会议上[1],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设计研究中心的艾迪安说过:就城市建设各相关部门的作用与相互关系而言,与法国的各种组织结构相比,中国的结构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时间上,都是一种颠覆。在中国,仅用2年的时间就可以建成在法国要花10年才能实现的“城市部件”。南特岛再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洛朗表示:中国城市建设的项目文化与速度的确令人惊讶,当我参加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国际评审时,才真正理解这种现象。在600平方公里的用地上,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数以千计的居民、一座钢厂和一个造船厂的搬迁工作。

二、中国城市与建设面临的问题

1. 老城镇从“一拆了之”到“创造性毁灭”。

1978年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研究中国城市的外国学者也发表了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看法,来自挪威的Gamerg发表过一篇题为《城市规划者像疯了一样》的文章,文中写道:北京胡同里的房子,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1988年,这个城市的颜色是灰色,不单调,很上镜。什么是美,就是黑白灰突然被泼上了彩色。1999年,当人们再次来到北京,发现为什么不能保留着对老北京的记忆?代替过去的是高楼,是六条道的公路,是交通堵塞,还有很多让人繁华的商场,恐怕连香港也要嫉妒。城市的规划者们的疯狂,把带有历史风味的东西抹去。Gamerg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谈了他对北京近年来城市建设的一些看法,为了告诉别人北京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北京大兴旧城改造运动,大量的历史建筑、文物古迹被“一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开始变成“钢筋水泥森林”,慢慢地变得毫无特色,而曾经代表老北京文化的“胡同”、“四合院”、“石门礅”正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是对城市文化的一场浩劫。

而这不仅仅只发生在北京。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地大兴土木,修马路、建新城,兴起建设高潮。“摧枯拉巧”、“破旧立新”占据人们的大脑,对老城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推倒重建,很多老城镇、老建筑就在这样的建设中被夷为平地。山西省的古城太谷、新绛、介休、祁县、忻县等都拆毁了古城墙,开辟了大马路。山东曲阜拆除了明代的城墙;四川阆中古城,将近1.2平方公里面积的古建筑全部拆除。一批经典街道、院落消失殆尽,江南无数水乡古镇迅速面目全非。1981年,在同济大学阮仪三恳请平遥城市部门“刀下留城”,他争取平遥拆迁停工一个月,完成了“新旧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的规划编制,保住了平遥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目前中国的古建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确有很大的矛盾。平遥古城开了中国完整保护古城的先例,为全面保护文物和遗产资源吹响了号角。各地从以博物馆为主的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扩展到全面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大部分古镇、古村落进行了旅游开发,然而这些文物却陷入商业化程度过高的泥潭。尤其是在一些起步较早的江南水乡古镇,商业开发过度、旅游同质化和无序竞争,使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成为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Mitchell将在研究北美历史古镇发展为后现代社区的过程中,引入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他指出企业投资、文化遗产的商业性消费以及乡村田园的毁灭是导致“创造性毁灭”的三个变量[2]。Mitchell以加拿大St·Jacobs社区为例,验证了其商业化遵循“创造性毁灭”的五个阶段模型。此外,他认为该理论存在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出现在第一或者第五阶段。每个阶段的界定标准是投资项目、居民感知、游客数量三个变量,各阶段的特征如下[2]:(1)早期商业化。投资人意识到文化遗产的潜在效益,通过投资实现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居民十分支持旅游开发。(2)进一步商业化。投资人提高投资水平,开发新商品满足游客。大部分居民持支持态度,部分未获益居民开始对环境破坏等表示不满。(3)前期毁灭。投资进一步扩大,加大旅游力度。大部分居民对商业社区的环境问题、交通堵塞、犯罪升级表示不满。(4)进一步毁灭。投资继续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居民的满足心理减弱,部分居民迁出,社区意识和凝聚力瓦解。(5)后毁灭阶段。投资进一步增多,本地居民外迁,旅游者可能会增加,但是大多数游客不满意商业服务以及商品价值。2007年,Geoffrey和Mitchell对中国朱家角古镇进行了过度商业化的研究,并发表了《朱家角古镇———创造性毁灭》的文章。研究表明:这个历史城镇处于创造性毁灭模型中的进一步商业化阶段,他们指出该模型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江南水乡古镇[3]。朱家角古镇,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水乡古镇,满足了Mitchell的三个条件。文化遗产景观可以吸引周边大量的游人进行一日游,有些方面的遗产或景观可以商品化,并且有获得大量投资的机会。经过大量的调研,Mitchell发现大量的信息都说明朱家角古镇的演化完全符合“创造性毁灭”模型。早期商业化阶段,该模型的第一阶段历时非常短,跨度仅为三年(1997—2000)。1997年,当地文化局、朱家角乡、青浦区政府共同编制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当年,朱家角中心镇发展协调小组成立,用于监督朱家角的开发进程。最初,朱家角的主要旅游市场是上海市,根据当地政府统计,1998年朱家角的游客总量约为10万人,大多数来自于上海。之后,国内游客数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2000年,朱家角的游客总量1998年的3倍多。商业化阶段(2001—2005),正如模型预测,在进一步商业化阶段资本投资与旅游人数都会增加。在这个阶段,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的结果就是使公共部门资金的提供出现了可能。在2000年,上海市出台了“一城九区”的郊区城镇化发展战略。朱家角是要发展的九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区域。目前,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业给古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以及个人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然而,也有不少居民意识到了负面影响,包括河流的污染,居住成本的增加,日益增加的拥挤和不便。由大多数人支持古镇旅游的进一步商业化发展可以得出结论,朱家角还没有进入前期毁灭阶段。能否进入这个阶段取决于未来的投资程度、游客数量和当地居民的态度。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与Mitchell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模型一致,人们只看到了历史遗产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这些遗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科学、艺术的潜在价值。

2. 新城区“千城一面”、“千篇一律”。

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城建设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千城一面”,那些曾经不尽相同的地方民俗正随着外部环境与内在思想的改变渐渐“雷同”[4]。“欧陆风”就是“千城一面”的典型表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在建筑创作中悄然掀起了“欧陆风”。从简单的欧风别墅、柱廊老虎窗发展到许多住宅小区、临街商铺、馆堂宾舍乃至体量庞大的商场、剧院、图书馆、公寓大厦、办公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工程不管其使用性质和所处地段环境,建筑形式一律采用“欧式”做法。各种室内外装修、环境小品更是以“欧”为美,不少业主,甚至一些建筑师对所谓的“欧式风格”欣赏有加,争相效仿。一时间,“欧陆风情”星火燎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波及,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一股“欧陆风”建筑设计狂潮。“欧陆风”建筑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艺术及美学价值是公认的。但它决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应该看到,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现代的,因而当前在中国的流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一种错位。“欧陆风”盛行的根源在于某种文化位差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凡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其文化的发展往往相对滞后。这种滞后使人们彷徨迷惑,无所适从,在现实中他们也找不到东西来满足所需,便只好把目光投向古代,投向国外。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新兴的资产思想文化批判中世纪,而他们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立足点,便只好推崇学习古代文明(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创作中的古典复兴,折衷主义便是一个例证。18世纪的英国也曾一度折衷于“东方情调”,一些中国式的园林及建筑小品曾在英国盛行并传到法国。然而,“东方情调”只风光了二十年光景,最终还是被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所湮没。高速发展的中国建筑亟需某种风格,而中国的建筑还没有充分或者成熟的理念,一时又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而简单的仿古是条死胡同,体块呆板、立面单调、缺乏细部、毫无内涵的苍白的建筑形式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从表面上看,“洋立面”体现着某种文化精神,稍有进步的成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缺乏内有品质的环境中,对风格与形式有一种渴望。“洋立面”正好迎合了现代人的某些需要,成为某些特定阶层或行业标新立异的手段,也为规划管理部门急于摆脱单调乏味的环境风格提供了一条出路。可以说,当前文化的位差促使了“欧风”建筑的层出不穷。

三、中国城市与建设未来何去何从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灿烂文化涌现。地方特色建筑繁多,人文风情积淀深厚。京韵文化、海派文化、巴蜀文化等,不是兼具“胡同祥和与皇家雄伟”的气度,就是蕴含“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豁达,要么则映衬着“逢山开道、遇水造桥”的顽强坚韧。种种优秀的人性品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产,极大地体现出中国各地的人文精髓,无异于一笔笔无价的财富。在文化内涵的层面上,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4]目前,在中国城市建设中,难免会遇到难题。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城市遗产的保护并不是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兼容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智慧。经过历史长河洗礼的文化,才是精华的文化,这些文化完全能够与现代先进文化亲和包容。如果受到合理的引导,有针对性地融合,能够达到智慧与文化共赢的效果。在如今宽泛的城市建设环境中,城市现代文化与风格的纯粹性完全能够实现。巴黎的老城与新城,已是创新发展与古迹保护的典型范例。在老城镇的商业旅游开发上,应该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而导致“创造性毁灭”。中国历史城镇在开发时,政府应投入更多干预力量。“创造性毁灭”模型以“居民态度”、“游客数量”、“投资项目”三个变量界定发展阶段是比较科学的,在中国历史城镇的发展中,笔者认为加入适当“政府干预措施”,完全可以达到保护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率的双赢局面。为了应对“千城一面”现象继续蔓延,“新地域主义建筑”概念能够找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点,让现代建筑继承和发扬传统与地域风格,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现代建筑[5]。

参考文献

[1]卓健.中国城市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城市模式”?——记法国规划师的一次座谈会[J].城市规划学刊,2005,(4):104-108.

[2]Mitchell C J A.Entrepreneurialism,commodification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a model of post-modern community development[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8,14(3):273-286.

[3]Bei Huang H Y,Wall G,Mitchell C J A.Creative destruction Zhu Jia Jiao,Chin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7,34(4):1033-1055.

[4]蒋元明.千城一面”与“自主文化[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6(5):2-3.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光明讲坛) 第2篇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

■演讲人：张维为 ■地点：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时间：二○一五年三月

作者：光明网记者 章丽鋆 蒋正翔 康慧珍 《光明日报》（2015年04月02日 1

1版）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讲，它涉及富强、民主，文明，爱国等很多方面的内容。今天我想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切入，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谈谈国际比较下的中国道路。

中国崛起需要道路自信

谈起道路自信，我想先从高铁之争说起。2011年我出了本书叫《中国震撼》。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过一个演讲，现场一位媒体人提了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难道“7·23”甬温高铁事故也是中国震撼吗？政府为什么不向老百姓谢罪？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首先，这是一次动车事故，不是高铁事故，动车和高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场事故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动车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了五年，看火车的安全记录，要实事求是。中国一个春运的铁路运载量恐怕比整个德国十年的运载量都要大，中国的铁路安全记录在世界上当然是最好的之一。

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台北要建一条链接桃园机场的51公里长的地铁，他们叫“捷运”，1996年始建，到现在还没有建完。台湾采用了美国模式，结果导致了“否决点”太多。这期间台湾换了13位交通部长，这哪是在做事业？1996年到今天，将近20年了，北京、上海都建了十来条地铁，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从国际视野上看，中国的崛起，虽然从发展模式上来看不尽完美，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代价，但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得起国际比较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取得的成绩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把世界上国家分为三大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西方国家。比较之后得出一些慎重的结论。

首先与发展中国家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都是消除贫困，而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世界上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如果没有中国扶贫成绩，今天，世界的贫困现象只会有增无减。这两年我有机会考察了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贫困地区，考察之后我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实事求是地讲，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地一直掌握在少数的大地主手里面，农民是富不起来的。中国道路包括了土地改革，所以我们的农民有房子、有土地，这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差别。

现在我们国内还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我们2011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这种标准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并不计算农民事实上拥有的土地和房产。我去过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里，发现农民的温饱问题已解决，只是缺钱。其实，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去考察，他们所谓的贫困不只是没有钱，更多的是吃不饱，饿肚子，没有土地，没有房产，印度就是这样的情况。依我之见，中国贫困地区的多数农民兄弟，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大概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了。

其次是转型经济国家，主要指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成绩应该说也超过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举例来说，1991年苏联解体时，当时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中国今天仅外汇储备一项，总额已近四万亿美元，这比包括俄罗斯、中欧东欧、中亚五国在内的其他转型经济国家GDP总和还要大，而这只是外汇储备一项，不算其他的。

再次是西方发达国家。我自己在西方长期生活过，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走访了所有的西方国家，连冰岛都去过了，我可以做一个客观的比较。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发达板块，我称之为“准发达国家板块”，这个板块的人口和美国相当，三亿多人。这个板块里，硬件水平已经超越了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超越美国，无论是机场、码头、港口、火车站甚至是商业设施都超过了。软件的核心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社会治安等都比美国要好。当然，我们也有不如人的地方，需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方，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平视我们的对手，平视是为了防止被忽悠。

最近我有一个演讲视频叫“中国人，你要自信”，在网上推出的当天点击量就超过130万。我在视频中提到，一次我在上海做讲座时，一个青年教师问我“张老师你的讲座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似乎生活得都很幸福，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要移民？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呆在中国？”我是这样回答的，“你问对人了，我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情，我会鼓励他们移民，真的，中国移民的人数太少。”官方统计数字，连续三年，每年在19万左右。一个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才四千多万人口，2013年移民50多万。我说，“我曾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至少70%的人出国以后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是否加入了外国籍，所以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书本教育还好！”

现在还有很多关于美国的神话，实际上美国是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国家，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第三世界，恐怕命运和在非洲大陆差不了太多；如果你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进入到所谓的中产阶级，即第二世界，你也可以问问自己，过去20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如果你买了房子，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自己未来在美国退休的生活有没有信心？以我对美国的了解，估计70%的人回答是否定的。我读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分析，他认为美国男性的中等工资收入，还停留在25年前，即1989年的水平。坦率地讲，很多当初离开中国的人，离开的时候还算个中产，今天回来的话，可能已经是弱势群体了，他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大潮。

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如何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不太容易。我们经常听到的表述是，中国发展非常快，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按人均GDP算的话，我们还很低，可能排在世界80、90位左右。在我看来，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简单用人均GDP来计算的话恐怕说不清楚，非洲有个赤道几内亚，人均GDP早就是2万多美元，但是首都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所以人均GDP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读懂中国的新视角

我个人认为，读懂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一定要分板块，然后看两个板块是如何互动的。中国今天主要是两大板块，一个是发达板块，一个是新兴经济体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主要指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多数地方已经超出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就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中国的机遇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多很多。

第二个通过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购买力平价就是货币究竟能买多少东西，我们政府不太愿意用这个方法，觉得这个会过高的估计我们。但是我多年来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比官方汇率计算更准确，当然没有一种计算方法是十全十美的。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来都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4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

第三是家庭净资产。老百姓究竟多少家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也就是50%比这个高，50%比这个低，是7.7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为47万。美国是债务型国家，政府靠借钱消费，而且恐怕永远也还不清这些债了，美国家庭也是债务消费，所以中美文化完全不一样。如果把借贷全部去掉，计算家庭的净资产，也就是把债券、股票、储蓄、住房等加在一起，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并不是很高。那么中国呢，2010年城镇家庭的中位水平是40万多一点，大约等于6.63万美金。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没有把中国农村家庭放进去，为什么？农村家庭低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家庭的土地现在无法定价，不知道值多少钱。所以用我们城镇人口的水平与美国比也是公平的，毕竟我们的城镇人人口有6亿多，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不管我们存有多少问题，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人类历史上罕见，中国的整体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还有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现在人均寿命是75岁，美国是78岁，只比中国高3岁，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口寿命是78-82岁，比美国的人均寿命平均要高，北京和上海都是82岁，而纽约是79岁，这还是美国最高的。这些说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完全可以平视西方的。

为什么从人均GDP来看，美国还是比中国高很多，但双方的家庭净资产和人均寿命差别并不是很大？这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GDP计算方法有问题，低估了自己。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计入GDP，我们农村大量经济活动从不进入统计。美国不一样，美国人说，两个东西是美国人一生所逃避不了的，一个是死亡、一 6

个是税。香港“占中”爆发的时候，一些媒体采访我，认为一场颜色革命爆发了，很快会拓展整个中国大陆，我直白地告诉他“这是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生的错误的运动，失败的概率为100%。”道理很简单，香港各种民调显示，70%—80%的人关心的是民生的改善，比如住房的改善。今天内地多数城镇的住房水平，恐怕都超过了香港。所以现在讲中国道路自信是有本钱的，不害怕比较，我们有自己的问题，问题也可以比较，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理解中国道路，一定要理解其背后的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没有中断的五千年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延续至今，我们中国人都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提这个概念？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五千年不断的传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意味着很多东西是自己传统和文化基因决定的，它意味着我们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认可，就像中国人讲汉语，不需要英语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我们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需要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认可。我们知识界不少人最大问题是不自信，总觉得要西方认可才行。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别人的认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将会出现我们认可不认可别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人一定要自信。

文明型国家主要的特征是四个“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我先简单地解释一下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横向纵向的比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春运现在基本上稳定在每年30亿左右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大概意味着在一个月里面，你要把整个南北美洲、欧盟、日本、俄罗斯和非洲的人口，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中国面临的就是这样这么一种规模的挑战。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政治制度，或者治理方式，能够很好地应付这样挑战。中国基本上做到了，这很不容易。

治小国跟治大国不一样，超大型的国家更不一样。历史比较也是这样。美国独立的时候人口两三百万，当时主要在东部13个州，达到美国现在这个版图的时候大约是1848年，当时美国打败了墨西哥，吞并了加州，美国当时的人口是两千多万，就是北京今天的人口规模。那个年代都是农业经济，最大的资源是土地，所以可以说当时美国的白人，按照中国标准，都是超级地主了。一个国家资源多，权利也讲得多，自由也讲得多。中国人均资源少，一个村庄里面甚至为了井水的分配都会打起来，所以我们的文化比较重视能够主持公道、解决问题的第三方，这个责任往往由政府来承担。所以中美是两种政治文化，由背后的人均资源的差异形成。当然人均资源少，不一定是坏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活得有滋有味，有自己的方式。比方说，“人气”这个概念老外一般听不懂，你建再好的房子，没有“人气”是卖不掉的，“人气”这个词英文很难翻译。还有中国的餐饮，太丰富了，大的就有八大菜系，这和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带来的餐饮创新和革命有关，中国人一出国，就爱国，爱国大概首先从中国人的味

蕾开始。同样，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都有它特定的含义，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中国道路背后的制度安排

下面我想讲讲中国道路背后的制度安排。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现在西方和国内亲西方的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用的都是西方话语，认为我们的制度不行，最后一定要转到西方制度。

“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我把它叫作“一国四方”，“一国”就是文明型国家，“四方”就是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第一是中国的政党制度。西方指责中国最多的就是“一党制”，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党来执政？虽然西方共和党、民主党等都叫党，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跟西方的政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都叫党，但意义完全不一样。西方的政党是公开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然后通过法治条件下的竞选来执政。

中国跟西方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自秦始皇统一之后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比较注重民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传统。我跟西方学者解释说，如果一定要套用“多党制”“一党制”来分析中国的话，那我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中国都是“一党制”，而这

期间的四分之三时间，中国是领先欧洲的，甚至是远远领先的。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是什么，我叫作“百国之和”，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样的国家如采用西方政治制度，那多半就等于选择自杀，国家会迅速走向解体。

第二，我们的政党背后有红色基因，这很重要。中国人民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付出的代价。所以邓小平讲，能够经历了这样的长时期斗争，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们道路自信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现代化导向和目标。所以中国共产党这种政党制度的安排包含了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现代元素，可以叫“三合一”。

再讲讲协商民主。民主也是我们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民主究竟怎么搞，我觉得应该区分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者都很重要，但实质民主更重要，实质民主就是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即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良政善治，对人民的需求及时作出回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我们每年做大量的民调，老百姓关心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三农等主要问题就是人大讨论的问题。美国不是的，美国国会讨论的问题，是由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组织来设定的。

我们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生活在网络时代了，了解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并不难。找三个具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把民调的结果互相参照对应一下基本上就知道了，然后就这些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寻找解决的方法。

我想中国之所以侧重于协商民主，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如果是一个小的国家，政府通过一个决定，这个决定90%的人支持，10%的人反对，那就是压倒性的胜利，政府不用在乎那10%的人的意见。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10%的人反对也是一亿三千多万，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反对的力度降低一些，所以我们追求协商民主，我想这是关键的原因。

还有就是选贤任能。讲道路自信，必须讨论国家领导人产生的问题。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是怎么产生的？基本要求是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习近平治理了三个省，人口一亿两千万，经济规模几乎接近印度三个省加在一起，治理过这么大一个板块之后才进入政治局常委，再给他五年时间熟悉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然后才出任最高领导人。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实际上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模式，我们是通过尽可能多的努力来找到比较能干的、经得起考验的领导人。

最后是混合经济，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这个模式，但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从1994年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还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

问题。一场金融危机给美国百姓带来的创伤巨大。我认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给美国老百姓财产造成的创伤实际上超过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给老百姓财产带来的创伤。所以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我们这个模式，先肯定，再改进。我们现在叫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也就是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政府，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经济模式一种比较简单的概括。

实现中的中国梦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保证中国梦的实现，这里我想讲几个方面对美国的超越。一是经济总量的超越，这个现在看来疑虑比较少了，如果是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话，我们的GDP总量，十年之内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比较的话，去年已经超过了。二是百姓财富的超越，中美双方的中位收入水平家庭净资产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发达板块已经超过了美国。三是社会保障的超越。美国现在还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太贵了，起码500美金一个月，而且医疗保险是私营的，不是国家的，不能亏本而是要赚钱的。2013年美国平均的养老金是每月1200美金左右，在中国这个数字不算低，但1200美金在美国是难以生存的。如果你有房产，房产税一般要占到房子价值的2%，美国老人普遍退休后还工作是常见现象。与中国比较，不说我们做的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医疗保险几乎13亿人的全覆盖，退休金方面也进步巨大。虽然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社保水平也有高有 12

低，可是这么快就做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几乎全覆盖，这是走中国道路的结果，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体现。

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超越。这里讲一下三种力量的平衡和“三合一”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坏怎么样来衡量，我觉得是三种力量的平衡。现代社会、现代化国家的良性运作，不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也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说这背后是三种力量，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美国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资本力量主导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如果是跟中国比较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20～30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同时，我们的资本力量也在每时每刻地影响中国共产党。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共产党还是能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这是最关键的。在资本力量、社会力量面前，它保持着自己相对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这很重要。我当年给邓小平做翻译，后来也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他当时讲过很多次我们还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有两点他从未放弃过，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总体，但公有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现在回头看，这两条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这两条在，不管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共产党把握人民的整体利益，公有制使我们有财力来进行纠偏。

所谓“三合一”的制度安排，就是说，我们现在成功的制度安排中，都包含了中国自己文明传统的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比方说选贤任能，选 13

贤任能在历史上的体现，如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包括组织部门的安排，不同岗位的考验、锻炼等。另外，西方的有益元素，如民调和选举。我把这种制度安排概括为“选拔+选举”，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要完善，但已经超越了西方光是靠“选举”的制度。

最后，我的结论是，说到底，实际上是两种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一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历史发展是单线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到民主化。另一种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即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它叫作原因一。十八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有着沉痛的教训，现在又在赶超西方，而且总体上做得比较好，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成功的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是一种继承关系，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从哲学角度来讲，中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历来都有不同制度在衍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当然也有剧烈冲突的，最后是相对比较好的胜出。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

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

中国广告艺术的国际化与国际视野 第3篇

摘要当今世界已经趋向于一体化，伴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广告产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很高的信息产业。广告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单独行为，而是在国际视野中众多国家的行为；广告艺术也不再仅仅是面向一国家的受众了，而要面对众多国家的受众。本文着重讨论了在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广告艺术的发展状况，包括中国广告艺术怎样融合国际广告风格艺术和中国广告艺术怎样发扬本土化风格。

关键字广告艺术国际化 本土化广告创意

引言

近期有些广告学者认为“跨国公司的广告传播与广告活动其实是推动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潜在动力”，并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由经济活动带来的文化全球化的现象”。 广告艺术也因此而出现了全球化趋势，世界各国的广告艺术作品都趋于符合世界各地受众。美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森布姆说过：“目前信息的传递速度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还在与日俱增，这样的信息影响了大多数人，国家文化已经从文学文化转化成为视觉文化。事实上是许多人停止了读书，不再花很长时间参加任何一项高尚的文化活动……人们在20世纪末期的专注力将非常非常的有限，人们会很快的移情别恋，只顾瞬间的满足。”可见日前各国的广告艺术在国际化进程中都必须创新，中国的广告艺术也必须面对国际化进程。

一、中国广告艺术创意的国际化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发展，现在变成了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它伴随着视觉文化时代同时到来。

日本广告心理学家川胜久说过：“要捉住大众的眼睛和耳朵，是广告的第一步。”可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如何捉住受众的眼睛使广告被看见才是第一步。当然至于如何让广告更好的被受众容易看见，以何种艺术形式或艺术手段来表现和展示广告，是国际化背景下广告所必须重视和关注的。注意力经济的形成，与视觉有关，也必然与广告艺术有关。对广告艺术来说，在这种眼球经济背后被受众看到的关键就是广告创意。国际化进程中创意在广告艺术中显得极其重要和受人关注，甚至有人把广告创意比作广告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广告创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广告的艺术化生存，进而决定了广告在国际化视野中的吸引力和效用力。因为广告艺术中被看见的并不是真正的广告的目的，广告艺术中最重要的是暗含着一种发现性的被吸引的视觉关注。广告创意则是使这种“视看”和“关注”汇聚于广告艺术活动的重要手段和法则。在国际化的趋势下广告创意就是广告艺术的本质特点。

广告创意是广告艺术维持生命力的核心环节，广告艺术需要以独特的创意构思来提高吸引力进而被关注。广告创意虽然凝结着广告艺术制作人精神劳动的艺术构思，但由于其具有传递客观信息的使命，这种关联性使广告创意本身也成为一门复杂的艺术。广告创意本质上是矛盾的思维活动，它是一个抽象的从无到有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构思过程。新颖、特别是创作人立意标准。广告创意与国际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眼球经济成为事实的今天，广告创意更是与这种注意力经济模式形成潜在互动。然而恰恰是基于这种国际化经济背景下，广告活动才更加迫切地需要艺术创新、更加需要丰富的艺术形式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由于广告与产品天然的伴生关系，广告的产生必须符合受众的认知需要的，必须是不能很难理解的，所以广告艺术又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行为。了解了广告创意之于广告艺术本身的特点，我们知道广告创意是广告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文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创作者为了使广告具有强烈吸引力从而达到对受众注意力的调动与整合，进行的一系列原创性的艺术构思和心智活动。

有专门的广告学者做过的一项关于读者浏览图片时眼球运动轨迹的实验表明，读者最关注的是图片的视觉信息。国际化下视觉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广告艺术的一大特征就是向图像化明显的转向，广告艺术的“被看见”，也更多指代通过图像所传达的视觉信息的被看见。注意力经济模式下，艺术创意之于广告艺术也主要表现在视觉上。

首先，在国际化背景下广告赋艺术创意于独特形象，有研究表明，任何一件东西，人们注视3秒钟以上才能形成记忆，广告艺术成了所有艺术中最在意这3秒钟的艺术。因此广告艺术需要加强对视觉形象进行艺术创意。中国广告艺术在国际化背景下也开始关注视觉形象的作用。

其次，在国际化背景下艺术创意借助新技术作为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广告艺术产生作用的场所，也是广告艺术的物化。随着国际化进程中人们对广告艺术中视觉创意的审美需求的加大，广告艺术逐渐挖掘更多的技术媒介支持丰富艺术创意的表现形式。大量数字化媒体已经出现，新媒体技术理念逐渐介入传播方式，也介入广告艺术的创意表达。如：出现了大量具有艺术想象力、视觉吸引力的网络媒体广告、视觉动漫广告、手机彩信广告等。中国的广告艺术目前也有大量利用数字传播媒体的趋势。

最后，国际化背景下广告图像表达的色彩与构图创意。当广告创意作用于图像时，使广告图像具备了更趋近于绘画艺术的倾向，而广告创意也更趋近于广告艺术创意或者说广告艺术的创造性。由于广告图像在受众感知中的第一阶段为视觉阶段，最初受众对广告图像的感受是从眼球开始的，大的、鲜艳的色彩、线条有纵横感的广告图像更容易抓住人的眼球，同时特定的色彩又与某种特定的情绪情感相连。在广告艺术上，体现为广告图像注重对鲜艳、饱满、有视觉张力的色彩的选择，以及对构图布局的精心雕琢，视觉运动、平衡、比例等，几乎考虑了应用艺术的所有美学特点，也调动起了人类各种共通情感。从而加强人们虽广告的注意。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广告艺术不断发展，广告艺术发展的法则也是永不枯竭的艺术创意，它关乎着创造性思维，更需要强烈的艺术敏感度和审美自觉。中国现在的广告艺术决不会忽视一切极富创意的人类精神产品和文学艺术所提供的创意资源,广告的创作过程也不是对商品的简单“复制”，而是以形象思维为框架，展开各种有关艺术想象的过程。从视觉文化时代大背景下来看，在形象增生、注意力低敏的时代，广告必须能够吸引消费者已经疲惫麻木的感知力，中国广告艺术正在国际化得影响下注重视觉文化，求索最佳的吸引受众注意力的途径。

二、中国广告艺术的国际风格的趋同与融合

20世纪50年代，西德与瑞士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平面设计风格。这种风格传达功能准确，简单明确，很快传遍世界成为战后影响最大的一种广告艺术设计风格，也是当时国际上最流行的广告艺术设计风格，因此有被称为“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国际主义的广告艺术设计风格主要是力求通过近乎标准化的版面公式和简单的网络结构，达到广告艺术设计上的统一性和标准化。其效果是公式化和标准化，具有简单明确的视觉特点。这对于广告艺术的国际化传播是非常有利的，由于这个原因是的这种广告艺术风格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普及，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在广告艺术设计界经久不衰。国际主义的设计风格在世界各地的广告艺术设计之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广告艺术设计风格的优点是简单明确，易于传播，特别符合国际化统一传播的标准。在瑞士和西德创造出这种广告艺术设计风格的设计家认为，这种风格除了其统一强大和易于世界人民理解的功能特征之外，还具有代表国际化进程中新时代进步的形式特点。而与此同时西欧的另外一些设计家们也在遵循国际主义广告艺术设计风格的功能特点、工整性、高度规范等特点的前提下，大量采用插图，尤其是采用照片拼贴，并以此作为丰富视觉效果的途径，这种探索也丰富了国际主义广告艺术设计风格的表现形式。而这种将照片应用于其中的做法也是我们一直沿用的一种广告艺术设计方法。

国际主义广告艺术风格是力图通过简单的网络结构和近乎标准化的版面公式达到艺术设计上的统一性。随着国际交往、国际对话的与日俱增，这种国际主义设计日趋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辐射到广告设计乃至广告艺术等各个领域之中。这种国际化设计要求作为商品的产品必须具备某一层面的通用性，即在全球销售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特性，如日本生产的汽车能在中国市场上畅销，韩国生产的手机也可以在中国市场上热卖一样；要求商业广告艺术的设计语言也必须具备这种通用性，其表现为对具体形象或符号的通用。就像全世界的人们都遵循“红灯停、绿灯行”，都明白五环代表着奥运、橄榄枝与白鸽代表和平一样，这种设计语言的通用性的存在使得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等背景下的人们之间也能够搭起交流的桥梁。

早已投身于国际化浪潮之中的中国广告艺术在面对国际化的市场时，也必须使用国际化的设计语言，只有这样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的广告艺术设计在另一国家或另一区域中发布时才能也为当地受众接受。这将直接促使本国的广告艺术设计师在更大的程度上去吸收、借鉴、学习国际上的艺术设计成果，丰富本国的设计语言、提升本国的设计水准。这种设计语言的丰富对于中国商业广告设计的设计语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于中国的商业广告艺术设计而言意味着拓展了其作为信息传播与展示的空间与平台，对于本土的商业广告设计拓展国际性的交流也有着推动的作用。但是这种由全球化带来的通用的国际化设计风格肯定会给本土设计带来巨大的影响，这将会导致本土的设计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通用风格的“趋同”性、而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有可能逐渐消失。中国广告艺术当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而这种也导致了当下本土商业广告设计中的表现翻版，经常一个创意重复使用一直到大家都不认可。国际市场上什么最流行，就追求什么风格，什么广告创意有效，就学什么广告艺术创意，这导致了本土广告艺术设计之中的表现雷同与创意翻版。

三、国际视野中中国广告艺术本土化进程

在国际视野下来研究中国广告艺术设计本土化并不是为了局限于国内市场而言的，商业广告艺术设计本土化策略并不特指商业广告艺术设计得到本国受众的认可，把本土市场巩固或占有，它还包含着得到国际受众的认可和对其他国际市场的进驻。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广告艺术设计一方面都要符合本国市场受众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它们也要开拓国际市场。这就需要以一种国际性的共同语言来达成共同交流。所以广告艺术设计本土化的深化其实也是一种商业广告设计的国际化。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日本设计在国际主义设计风格的影响下能够崛起，并“影响了许多远东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等，并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家的共同努力，在1990年前后形成了远东平面设计的新面貌”。正是这种国际化艺术设计风格的深入学习与本土设计的不断深化才形成了现有的日本广告艺术设计的风格与特点，并且还影响了其他国家，实现了日本广告艺术设计的国际化的推广。广告艺术的本土化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正如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那样，这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广告艺术的国际化走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广告艺术的本土化，这是因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本质在于统一性和丰富多彩的歧异性的辩证互渗”，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存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广告艺术的本土化必将出现；而广告艺术的本土化走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带动国际化的进程，就像西文化在自身不断发展中能带动国际范围文化的发展与一定程度的趋同那样，广告艺术的本土化对国际化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国际和本土不是那么对立地作为两极并列在一起，相互排斥下的因素也互相融合或共存”。广告艺术设计本土化的不断深化必将推动本土广告艺术的国际化，换而言之，广告艺术设计本土化其实就是一定意义上的广告艺术的全球化、国际化。广告艺术设计本土化为我国的商业广告艺术设计乃至视觉传达设计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它将为本土广告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而在国际化的视角下，这无疑也是为我国的商业广告艺术设计乃至视觉传达设计提供了一个立足于国际舞台的新起点和新思路。这种新起点和新思路的不断深化必然为中国广告艺术设计提供更大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展示空间。

结语

在国际化视野下，中国广告艺术的设计者必须在结合国际广告艺术风格的前提下根据中华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现实要求，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区域特征和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按照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与审美心理进行广告艺术创作。中国广告艺术要批判地吸国际化过程中带来广告设计理念、设计语言的同时也整合国际化元素，在此过程中将国际上的先进广告设计理念、设计语言与本土设计语言融合，并将其应用到广告艺术之中，从而推动我国广告艺术不断得到发展。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中国的广告艺术推向全球市场，使中国广告本土艺术更好的立足于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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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晓 付平 欲望窗花：当代中国广告透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国际视野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第4篇

美国动画影片《功夫熊猫2》在华热映, 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再次赚得盆满钵满。除了巨大的票房收益之外, 影片带来的更多的是国内关于电影文化侵略的争论。《功夫熊猫》在跨文化传播中用中国的文化再次刺痛了国人的敏感神经, 文化侵略的声讨此起彼伏。然而, 故步自封并不是保护民族文化,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 它应该是世界的、民族的、大众的, 真正用包容的胸怀参与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 这样的艺术才能拥有不朽的意义。

《功夫熊猫》的文化侵略之争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在跨文化领域的不自信, 文化的民族性坚守并不是拒绝交流、拒绝融合、拒绝碰撞。越是民族的文化, 就应该越经受得起外来文化的考验, 在交流与碰撞中更加成熟, 沉淀出更加浓郁的民族特色。伴随着人类交往扩大化而产生的文化渗透和影响, 已经使跨文化传播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语境, 任何文化的故步自封都将成为文化融合发展的障碍。在开放的市场中,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 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抵制“侵略”, 更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使中国电影不仅能“引进来”, 更能大方地“走出去”, 将民族符号打造成世界文化, 这才是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应该关注的焦点。在跨文化传播中, 与《功夫熊猫》的“引进来”相比, 中国电影在“走出去”的传播过程中, 更需要在国际化视野中打开思路, 深入探索。在这个探索中, 电影《南京!南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与跨文化传播的问题。

《南京!南京!》:一场文化立场的坚定与妥协之争

2009年, 电影《南京!南京!》将南京大屠杀这段铭刻在中国屈辱史上的人间惨剧推到幕前。影片中, 导演陆川试图通过一个日本兵的视角诠释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这种全视角的诠释, 使电影在赚足了国内票房之后, 也在国际电影市场上掌声不断。对于陆川的这种一改中国电影以往对于民族问题的强烈仇恨的立场, 日本传媒界更是赞扬不断。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诠释, 引发了国人对民族立场和文化立场的大讨论。

影片中, 尽管陆川试图用更全面、更立体、更公正的视角来理解和表现这场屠杀, 但是从民族立场来讲, 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叛离。很多人无法接受电影中所呈现的对日本兵的温和态度,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甚至直言这是一部不及格的影片, 他认为,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哪怕我们思想再解放, 一些基本的大是大非, 基本的立场, 一个基石是不能动摇的, 有关历史的基本事实不能动摇, 有关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良知, 作为人类成员的一个基本的人性的立场不能动摇” (1) 。崔教授指出电影不仅仅只是艺术, 更代表了一种立场, 尤其是大是大非面前的民族立场, 这正是这部电影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议的关键所在。在历史与艺术、国内与国外的问题把握上, 陆川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说服国内观众, 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尝试以一种世界化、有更广泛语义特征的形式来接近国际观众, 但这种尝试关乎我们的民族立场和文化立场, 即使讨好了一部分国际观众, 却无法获得国内观众的谅解。

在国际电影市场上, 中国电影一向处于弱势的边缘地带, 陆川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拓、对国外受众期待视野的估计与揣摩, 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所需的国际视野必然的要求。但是如何在国际视野下通过电影正确地传播民族文化、强化民族立场, 这是包括陆川在内的国内电影导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使跨文化传播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人们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解, 也由二战后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的批判性的否定解读发展到逐步认识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的重要意义。任何的文化故步自封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 在引发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的同时, 本身就已经蕴涵了全球文化共享的趋势。

在文化的全球共享过程中,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 它能以生动再现的特点轻易打破文化与国界的壁垒, 把文化和意识用画面、声音、符号手段展现出来。在全球电影文化传播领域, 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还处于弱势地位, 尚不能准确地在国际传播视野中树立中国形象。尽管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迫切需要国际视野, 尤其是对国外受众期待的估计和揣摩, 但是为了争取国际市场而采取的这种剥离民族感情的叙事姿态还是有极大的风险, 甚至有可能成为对潜藏在世界主流文化背后的西方文化的迎合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片面抽象。

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状况分析

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长期以来, 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 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才有所改观, 但是其走向世界的步伐仍然过于缓慢, (2) 与此对应的是世界电影市场近百年的繁荣。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 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也是没有朝气的,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 中国电影作为承载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传播媒介, 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

与此同时, 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全球化虽然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 但是另一方面, 传播全球化也会引起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 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更加彰显。因而, 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文化差异的存在,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不同文化的流动与交换。中国电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 自然有其发展的广阔空间。

关乎文化之争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在跨文化传播中, 如何使中国电影更好地与世界融合, 需要有更加坚定的民族立场。用具有人类性的民族影像取得艺术和商业的和谐发展, 是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的解决办法。“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 只有站在人文视野的高度, 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承认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 才能赢得世界的认同。”发展中国电影, 必须站在时代和世界的高度。新中国早期以《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等为代表的影片, 不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更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名片。

相比而言, 李安的电影因其对中国、美国文化的把握, 对冲突与融合的关注, 成功地获得了国内外的共同关注, 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典范。他的成功, 更多的来自对各阶层、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的思考, 并运用合理的民族符号和文化元素加以表达。李安导演的电影中以太极拳、中国菜、围棋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 以及电影中淡定舒缓的场景和自然的镜头, 也为其中国电影增色不少。 (3)

在国际化视野中发展中国电影, 不是要制造符合西方人审美趣味和理念的电影, 而是要着力满足国人乃至整个亚洲文明所需要的文化。当前我们仍然处于跨文化传播的不利地位, 因此, 我们的电影想要成功, 更要坚守自己文化的底线, 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策略分析

在全球化语境下, 中国电影实现大发展需要以更宽广的胸怀和更坚定的立场充分把握文化的差异性, 迎接世界的挑战。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1990年, 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力量”概念, 指“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作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其目标是以“合法”的说服别人的能力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4) 在全球化的今天, 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综观电影市场, 国际上有名的电影大奖, 都通过对电影的评判树立起一种权威的话语, 以掌握文化标准来确立其文化地位。以奥斯卡为例, 奥斯卡通过美国电影和传媒的传播力量, 成功制造出一种把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树立为全球文化标杆的模式。这种通过软实力成功实现议程设置的能力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依托。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电影的发展,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大的宏观前提。只有在整体实力都有提升的基础上, 找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特点和民族定位, 才能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争取到更好的环境和空间。

坚持民族特色基础上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 实现跨文化传播, 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 从而实现传播功效。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有本土性, 又可以被世界所理解的文化资源, 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在《红高粱》、《黄土地》等电影中, 红高粱、黄土地等特定的民族元素和意象, 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一方面, 尽管这些电影有以伪民俗来附和国际市场之嫌, 但另一方面, 这些民俗符号也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镜像。 (5) 影片中对于文化反思、人文关怀的理解更是世界性的。在电影中既挖掘到体现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的气质, 又能得到世界性的共同的理解, 是电影走向跨文化传播的成功道路。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挖掘, 首先应该是在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正确把握和理解的基础上的。

对于中国民族电影来说,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中国有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悠久且渗透到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文化传统。中国有几千年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历程, 尽管19世纪末以来, 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仍然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差异。因而, 尽管全球化进程加快使得文化的民族界限越来越模糊, 但是中西方世界的这种巨大的文化传统差异, 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很难代替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 (6) 中国电影如果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 不仅是题材资源, 而且也是价值观、审美观资源, 就能在中国自己的市场, 甚至亚洲和华人电影市场获得广阔的位置。

小结

全球化的发展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电影, 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努力适应国际化语境, 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 实现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本土开花, 如何使诸如《功夫熊猫》这样的电影不再因中国元素被他民族进行重塑而引起“文化侵略”之争, 如何使中国电影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要：在跨文化传播中,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只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结合本土文化的优势, 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空间。分析中国电影的民族性与现实发展状况, 探索如何在坚持民族气质的同时使中国电影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走向国际, 是本文对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民族性

参考文献

[1]崔卫平:《〈南京!南京!〉一部不及格的影片》, 人民网-日本频道, 2009-05-18。

[2]中国电影家协会编:《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趋势》,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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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鸿:《国际化语境中的中国大陆电影》, 《当代电影》, 2005 (7) 。

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 第5篇

一、人力资源竞争力理论模型

关于我国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建构模型研究主要是根据当前的人力资本理论、比较资源理论以及竞争能力评价理论而形成的, 综合了各方面的研究理论结果, 从而形成一套我国自己人力资源理论模型, 在这个理论模型结构当中, 通常还包括人才资源的数量、人才的综合素质, 人才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人才的发展需求, 几个结构因素共同组成了人力资源,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不能被称之为是人力资源大国, 所谓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理论模型一共有6项因素, 6项因素之间相互促进, 互相联接补充, 形成一个稳定的苯环状结构, 稳固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核心竞争能力水平。

二、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现状

所谓国际比较视野, 就是要综合国际人力资源发展现状同我国的人力资源发展现状相对比, 分析国际人才资源的竞争能力水平与我国人才的竞争能力水平有何差距, 结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以日本的人力资源发展为实例, 我们了解到了日本这个国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劳资结合以人为本的人才发展战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 日本生产产品的现代化技术十分精湛, 所生产加工的产品远销到了全球范围内的每一国家, 由此可见, 日本企业发展具有十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而日本人性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被国际上许多其他国家所模仿, 日本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第一, 在日本的企业当中, 企业中的人才资源比较固定, 不会像我国的许多小公司一样流动性那么大, 人才资源流动性小就意味着日本企业可以留住许多人才, 不会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 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企业的竞争能力水平。第二, 在日本企业中的员工对企业本身的具有丰富的情感性色彩, 也就是说, 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中员工是对公司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具有一定的集体荣誉感, 但公司发展遭受到变故时, 员工还会陪着企业一起渡过难关, 所以日本企业中具有的人才凝聚力也会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 与此同时, 企业也会为员工的发展着想, 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待遇, 还为员工的长期发展规划提供资源和机会, 非常重视企业员工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 提高人才的竞争力, 促进企业发展。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也影响着我国人才资源管理模式的创新改进。

相比较而言,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就相对较差一些, 人力资源竞争力也和其他国家的人才资源竞争力有一定差距。例如在我国的许多企业当中, 并没有很重视人才资源的发展, 企业内部没有相应地设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有的公司即使有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只是“表面工程”, 没有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落实到企业生产的日常管理当中, 这就导致了我国企业内许多人才的价值发挥不出来, 员工没有一个合适的可以展示自己能力的发展舞台, 缺乏对人才的有效管理, 也就导致了我国企业中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 企业中若是没有一套相对健全的人才管理模式, 也就留不住人才, 同时企业中也缺乏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的思维, 提高企业人才的竞争力水平也就无从说起,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企业的不作为, 最终导致了我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水平低, 企业员工缺乏创新思维也缺少创新实践能力。从本质上看, 中国要想从整体上提高人力资源竞争力, 还需要从源头上树立企业开发战略, 将人才资源的培养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上, 努力研究自身与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竞争力之间的差距, 做到把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工作摆在公司管理的核心位置上。

三、提高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对策

(一) 加强我国人力资源的战略部署安排

要想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 向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看齐, 就要从国家政策等战略层面上进行实施部署安排, 政府部门可以出台一些适合我国人力资源发展的政策规定, 保障人才资源的权益, 使得人才资源可以无后顾之忧, 不必把过多精力放在生活上面, 从而可以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我国政府可以把教育并发展人力资源竞争力摆在核心战略位置上面, 使人力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实现人才资源价值。可以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企业发展的心理学基础, 同时改进企业中的人才资源管理模式, 不断顺应国家化的竞争发展趋势。

(二) 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首先企业管理者必须要认识到人力资源竞争力的重要性, 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从而通过在企业中设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有效地加强企业人才管理, 满足企业员工的发展需要, 设置科学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 让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 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在学习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后, 作为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一定要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加强管理人员同企业中其他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了解到员工内心的实际所想, 为企业中的工作人员提供正确的晋升渠道和发展空间, 健全人本型的人才管理模式, 在提高员工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让员工可以在一个愉悦的氛围环境下工作, 开拓员工的创新思维。

(三) 加大人才资源的投资力度

过去受到资金条件限制, 我国对于人力资源的培养是有心无力的, 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我国现在有能力投入资金到人才资源的教育培养上面, 例如说在一些企业中, 常常会选派员工到其他优秀企业中进行学习, 了解并学习其他企业的先进型管理模式, 开阔了员工的视野, 增加了员工的见识,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企业对于员工自身能力的教育培养, 使得我国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国际化的比较视野下, 我国企业改进了传统思维的束缚限制, 明白了对于人力资源竞争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通过加大人才资源的投资力度, 来获得更大的人才资源回报。

(四) 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在我国人才资源竞争力培养领域中, 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性人力资源管理经验过程中, 我国还创新性地设计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通过计算机软件整合了人才资源信息, 改进了企业与人才之间的沟通模式, 通过使用人才资源管理系统, 企业员工可以自主寻找, 主动发现适合自己的有用信息。这套系统软件还应用在了我国人才市场的招聘中, 在企业进行招聘的时候, 应聘者和用人单位都可以利用到人力资源系统软件来获得对方的信息情况, 从而大大提高了应聘者找到合适工作的效率, 使得应聘者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企业的工作岗位中,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也使得企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竞争力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竞争力水平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在国际比较视野下, 我国吸收了先进性的发展经验, 同时也意识到了我国自身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为了提高中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能力水平, 可以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人力资源部署, 加强企业管理, 加大对人才资源培养的资金投入, 并且建立健全的人才资源管理系统, 把提高人才资源竞争力放在企业发展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来, 只有完成了人才资源的培养和管理, 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才的发展价值, 提高我国人才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常敬一.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国际比较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3 (06) .

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 第6篇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是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 他的思想影响了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成为了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他运用了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对话语做出了深入的研究, 从社会学角度重新对话语权进行阐释。话语在福柯看来是构成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方式, 是档案或者纪念物, 不再被看做是文献、文本等。福柯认为, 话语不同于索绪尔所称的语言和言语, 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行为, 而是具有建构作用的社会实践。福柯关于话语的建构功能的阐述, 对于话语分析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认为, 话语在不同的层面积极地建构了自我、规范、知识等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框架。

话语在福柯看来是一系列政治事件。通过这些事件, 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论述本身。因此, 解构西方社会制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研究语言的运用以及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实际关联、语言论述的结构及其操作技巧、策略问题等。在分析社会权力与知识、道德建构紧密而复杂的联系, 揭示了知识基础上, 他认为, 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话语体系, 话语权成为社会运作的关键力量, 成为法制建构、权力运作、道德实践的精神支柱和统治和宰制的工具, 关键在于统治阶级对知识论述的制作、贯彻及其实践。话语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 同时也包含着认知的过程和相关的社会关系。

一、话语对主体位置的构建

话语是福柯《知识考古学》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福柯认为, 为了达到自我表征的目的, 话语建构主体, 并且赋予主体言说的权力。虽然主体在表面上拥有控制和选择自身“说或不说”以及“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的权力, 但这种看似自主的权力恰恰是不自由的, 是受话语规范的。话语与产生话语的权力之间的纠葛使得主体无法在权力与话语构成的话语空间之外从事言语活动。

推及国际层面来讲, 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行为体是其主要的行为单位。代表行为主体发声的则是各国的中央政府。各国中央政府, 其作为话语主体, 在国际社会上具有控制和选择的权力, 是一个国家寻求对外平等的代表者。但是跳过这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 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 这一主体就不再适用, 中央政府则是社会的监管者和对内最高统治权的行使者。

同时, 话语建构主体的位置, 主体在话语为其建构的位置上为话语进行特定的陈述。与其说主体在说话, 不如说主体是话语表现的工具, 在话语空间中将声音从一个特定的位置传递到另一个特定的位置。话语选择个体, 并将个体放入安排好的位置, 使其成为既定的主体。作为中央政府, 在国际社会层面作为平等主体其要求行使对外平等权, 在国内社会层面作为权威主体要求对内实行最高统治权。这两个权力分属两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都在界定着主体身份。所以话语选择主体在不同的话语空间中寻求自己的既定位置。而对内统治权表现在对外平等权上则是他国政府不干涉本国内政, 体现了话语主体在不同空间内的转化。

二、话语主体的建构和支配

话语是怎样建构主体的?一方面, 话语给建构的主体分类, 通过分类, 话语给主体贴上标签, 但这种标签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主体的特质。在话语对主体进行分类之后, 主体在宏观上就获得了人们所期许的特征, 并为话语所定型。每一个特定类型的主体都对应着特定的“他者话语”, 这种定型弱化了主体在微观上的差异, 固化了人们对主体的认知。以中国为例,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行为体是其主要的行为单位, 代表行为主体发声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另一个身份来看, 反观现在, 中国主体身份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界定包含着两层含义,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 国土面积世界第三, 这些意味着中国拥有强大的发展能力和资源禀赋, 并且这些要素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但是, 中国另一个身份是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中国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 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现状。

另一方面, 话语在给主体分类的同时, 将主体置入预设的位置中, 使主体在社会权力机制中获得言说的合法性。话语给不同的社会群体预设了和他们的阶级一一对应的主体地位, 主体就在给定的位置中进行言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苏争霸开始, 国际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 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 东西方对立成为此时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两大阵营各自贴上了极具意识形态的标签, 因此而成为了其国家身份的定型。每个阵营里的从属国弱化差异, 不得不分属两大阵营, 一旦话语强化, 他们的国家身份也被打上深刻的烙印。就是由此开始, 意识形态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中国的身上,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构建这个身份的时候, 也就构建了西方的身份, 或者也可以说是被西方所构建。这也成为了西方现在叫嚣“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产生了话语, 就需要考察话语所拥有的权力和权利。从汉语的语义的角度来看, “话语权”这一概念包含有两个基本语素, 即“话语”和“权”。进一步从语法的角度来看, “话语权”一词是一种偏正结构, “话语”是限定词, 而“权”则是中心词, 包含有权利 (right) 与权力 (power) 的双重内涵。

话语权包含了两层含义, 即: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利。话语权力是指话语的支配能力, 而话语权利则指对话语应用所能获得的好处。话语权力是话语权的重要内涵和关键点。根据“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话语一般具有以下三项功能:第一, 话语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 能在人与人之间分配权力, 因而具有塑造社会关系的功能;第二, 话语是结构性权力的载体, 能够蜕化成习惯、惯例和制度, 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第三, 话语为权力的根基进行辩护时, 就将涉及意义的建构和真理的生产, 超越话语的简单“工具性”而强调其复合“功能性”。

三、福柯的权力观下的话语权

福柯在论述其知识性权力时, 曾经提出来了下面的观点。

1. 权力是一种关系

何谓权力, 福柯的定义很简单, 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 或者确切地说, 所有力量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福柯将他的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权力理论的实体说。他指出, 权力不是获得、分享或让渡的某个东西, 也不是我们试图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从这方面来讲, 话语权也是一种力量关系。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通过正式的外交、媒体传播, 民间交流等渠道, 将蕴含一定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 使其他的国家自愿接受并认同的能力。话语权简单来说是一种说话的权力, 说话即需要被受众接受, 这样才会有效, 这样来回才能使话语变成权力。

2. 权力是一张网络

权力是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不是单质的, 不是权力的单向的流动, 不是掌握权力的人对被其统治的人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支配, 不是直线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话语权是流动的, 只有在链条上才能被分析。那么, 国家处于世界话语的一个关键节点, 在世界上既要向他国行使话语权, 又要接受他国的话语权。这两种权力是互动关系, 是一种双向的沟通。

3. 福柯的权力是下位性权力或是自下而上的权力, 即“微观权力”

福柯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 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国际话语权的形成, 其话语权不是凭空而定的, 而是在经过不断地由多方利益达成的共识性权力, 并由国家机关表达。话语权必然涉及国家行为的各个方面, 文化话语权、制度话语权、经济话语权等都是需要被重视的。

4. 权力是生产性的

福柯的权力观的一个主要特点, 就是在权力的否定性地方, 看到了权力的肯定性和生产性。权力不是压抑型的, 是可以被生产创造的。例如,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并未进行改革开放, 因此国际上的经济话语权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是比较微弱的。但是,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 经济话语权就成为了我们着重考虑的重点之一。相信随着国际化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都被提出和要求, 这是因为权力是不断被生产的。

5. 权力无主体还意味着权力的持有者是不存在的

这与权力是一种关系和一个网络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权力不能成为某人或某些组织的实体或物质, 因此, 权力也谈不上为谁所有的问题。在权力的关系网络中, 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 而并非绝对操纵权力的主体。他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成了权力实施的对象, 人并非权力的主体而是权力运作的工具。话语权并没有绝对之分, 在某一个方面掌握话语权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拥有话语权, 实力和权力并不成为谁决定谁的关系, 所以不存在拥有绝对话语权之说, 只有相对话语权可以衡量。

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策略

福柯提出社会选择了四种策略来控制话语的生产和实践。第一种是社会排斥, 例如, 一些社会禁忌, 用生活中的“求真意志”“求知意志”形成一套制度, 以构建社会所允许的话语, 排斥或压制其他话语。具体表现在社会引导话语权的建构, 形成合理的话语情境和话语氛围。第二种是对现存的话语进行解释, 以补充和说明话语的“真实”内容, 比如, 对历史的解释和补充,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所有的现代史都是历史”。第三种是对话语使用者施加一些限制, 要求和规范他们“合理”恰当地使用话语。再如, 一些社会体制和制度要求, 限定了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第四种是社会话语的推行, 如社会教育, 它是将知识和权力基于一体, 以维护和修改社会对话语的支配。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基于福柯提出的四种策略, 回顾中国国际话语权, 突破“中国威胁论”的打压, 我们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1. 规范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表达限度

公民有说话的权力, 但是说话产生的影响力则会产生实际意义。因为外宣主体则需要把握话语权的表达限度, 知道表达底线才能做好沟通交流。例如, 中国威胁论、宪政等一些我国明令禁止的词语是不能再去使用的, 而且中国外宣部门也要掌控尺度, 在对外宣传上掌握话语权。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之后, 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提出“中国梦”等概念, 并主动对其诠释, 运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 形成示范效应, 以此掌握在价值观上的主动权, 这也是面对“中国威胁论”所作出的重大回应。

2. 对已有问题作出回应和解释

面对国外对中国的误解, 中国一定要采取积极解释、迎难而上, 以换位思考的态度, 在国际事务上积极主动, 赢取制定规则的权力。中国基于自身行为证明话语的真实性, 这样就可以切实的把话语转化成权力, 并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赞同。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积极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和平发展战略, 不当头不称霸, 并不断向外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维护东亚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从而证明了自己的和平发展, 而不是“威胁”。从这个层次上来讲, 中国的话语权便拥有了公信力, 掷地有声, 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威胁论断”。再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 最大程度的将中国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等思想应用于实践之中, 切实增强了自身的话语权, 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3. 限定话语的表达方式

话语表达可以有多种形式, 首脑会晤、公共外交、对外交流活动都可以成为展示中国话语的重要途径。但是, 不是所有的设计对外交往的活动都是具有话语权的。因此, 需要限定话语的表达方式。例如, 国际事务的表达需要有官方的认可, 在对外的一些问题上, 不能由媒体的报道而引导议程。官方需要及时发声, 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占领对外的最高点。以往都是西方媒体设置议程, 提出“中国威胁论”“中国黄祸论”等表达方式, 我们一般都采取回应政策。但是以后需要自身发声来占领舆论高地。例如, 中国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习近平主席宣布裁军30万, 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庄严宣告, 彰显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维持周边安全的真诚愿望, 宣誓了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4. 话语的推广方式创新

话语作为隐性的力量, 不能明确的用数字衡量, 但是通过一些实际的检验效果, 同样可以验证话语的传播是否被赋予了权力。话语的推广途径因此显得非常重要。例如, 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 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梦”这一概念, 并将其含义和内涵推广到世界和国内各个地方, 从效果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话语权展示的范例。既从侧面反驳了“中国威胁论”, 同时也将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蕴含其中, 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名片。再如, 中国的高铁外交、智库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多种外交形式, 无一不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青睐, 为中国文化和软实力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

摘要：话语权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概念。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阐释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话语的主体构建、权力观念以及应对话语权力的控制作为核心概念也可以应用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分析框架上来。本文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阐释和解构, 分析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权力路径和中国面对“中国威胁论”下的话语权建构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话语,福柯,话语权,中国策略

参考文献

[1]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39-141.

[2]曾华.话语分析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D].广州:暨南大学, 2007.

[3]钱圆铜.话语权力及主体位置——基于福柯理论的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9 (10) :116-118.

[4]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 2002 (4) .

[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6]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J].教学与研究, 2013 (04) :62-70.

[7]袁华杰.福柯的权力思想[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8.

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 第7篇

一、学术组织

对于世界大学组织的演变过程,克拉克·科尔将其形象地描述为从18世纪前的僧侣村庄,发展到19世纪的知识分子小镇,再到二战后多校区、多元化的大都市[1]。今天可以说正在形成由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互联网支持的“地球村”。与此同时,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世纪欧洲大学通常设四个“学部”:神学、哲学、法学、医学,不妨理解为今天的四大学科。学部的功能就是授业解惑。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即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为了适应全新的办学目标,打破了原来的学术组织,在保留学部机构的同时,创设了“讲座”新建制。“讲座”最初是研讨班,后来发展为研究所、实验室,甚至医院,是新学科、新知识的孵化器。也正是在这些新机构里,柏林大学首创了学术自由、科研与教学融合的办学模式。从1882年到1907年,在普鲁士9所大学的哲学学部(科学学科的主要属地)建立了77个研讨班和研究所、86个医学实验室和诊所、9个法律研讨班和4个神学研讨班[2]。用伯顿·克拉克的话讲,当时研讨班和研究所以一种“狂热的速度”发展。

新机构的诞生预示着19世纪德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兴的美国反应最快,先后派谴近万名留学生赴德留学。这些留学生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模式带回美国,并将其“讲座”制发展为规模化、标准化的研究生院,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创新。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在美国土地上长出的不仅仅是霍普金斯大学,而且还有一大批具有为地方服务的“赠地学院”。随着赠地学院的发展,新兴的应用性学科,如农学、商学、管理学、美国研究,层出不穷。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学科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德国。同时,在学科类型上,大学普遍重视应用性学科的发展,如1866年有2/3的美国教会学院开设了商学课程[3]。与此同时,学分制和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制度相继应运而生。从组织文化上看,美国不仅在研究生院、研究所继承了柏林大学学术自由之风,还将“讲座”制改造为民主制的“院系”组织[4]。有趣的是,各大学在这个重大机构调整过程中——从传统平面组织、单一本科教育职能,向叠加了研究机构的立体组织演变的过程中,居然“没有什么中央政府,或者一个皇家委员会,或者一个学术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3]。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术自由的信念和南北战争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带来的强大驱动力,以及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实用主义哲学。

二战后,随着新一轮科学革命带来的信息技术的影响,以及社会民主进程带来的入学机会的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高等教育进入新一轮大发展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多元巨型大学”。与此同时,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研究型大学发生了又一次学科重组,跨学科和新学科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出现如雨后春笋[5]。尽管90年代后有些新机构由于成效低下遭到质疑,但总体而言研究中心被认为是二战后研究型大学学科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在“大科学”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6]。9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健康研究院经费也明显向跨学科研究课题倾斜。有研究认为,中心的规模与其跨学科研究成果大致成正比[5]。

相比于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学科重组运动,我国最近十几年发生的学科大发展似乎带有浓厚的19世纪德国模式的性质:政府推动、单学科发展、摸索着接近尚未成熟的市场,尽管在组织机构上也有不少跨学科研究中心出现。

研究型大学的这些新兴学科很快反馈到教学系统中,引起了本科课程与教学的变革及其组织机构院系的调整,于是在70年代的哈佛大学首创了全校通修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科教育学院的重新定位。这样,历史悠久的基础学科对应于基础学科研究生院,新兴的应用学科则对应于专业研究生院或简称专业学院。如哈佛大学最老的学院“哈佛学院”,负责全校本科生通识教育和掌管基础学科研究生院。本科生培养模式则相应地加强了通识教育成分而减少了专业课程比例。而属于应用学科的专业学院如商学院、教育学院,没有本科生,只招研究生,这样既保证了全体哈佛大学学生宽厚的通识教育基础,也保证了研究生跨学科创新潜力,为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局面打下了基础。我国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置招收大规模本科生的应用学科的专业学院,如法学院、商学院。这样做要么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要么说明这些大学尚不具备研究型大学的条件,这是因为科研与教学融合的机制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标志[7]。

此外,跨学科建设进一步推进了教学管理机制的改革,加大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布朗大学为代表的著名“布朗教纲”早在80年代就让优秀的本科生在教师指导下自拟课程计划、自定专业名称。这些跨学科的毕业生必然成为未来新学科领军人才的后备力量或企业界的杰出校友。事实上英美各国的专业目录只有统计意义,没有指令功能。相比之下,我国虽然在1999年《高等教育法》颁布后就提出要下放专业设置权,并于2002年在7所高校试点,但结果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8],大多数学校仍然是一字不差地照抄专业目录。

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18年之久的罗德斯说,对于学科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必须人为地、有意识地去营造、鼓励各种观点产生交锋,进行跨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氛围”[7]。今天美国除了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以促进自然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领域跨学科教学为目的的项目外,如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万花筒计划”,研究型大学自身还通过设立专项奖励,创设本科生科研计划,改革教师招聘、管理与评价标准等,鼓励教师进行跨学科科研与教学合作[9]。所以美国大学教师行政管理体制机动灵活,例如,对于一位物理学领域的教师,他在行政上属于哈佛学院的本科生院,任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物质世界”的主讲教师,但同时可以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参加一个跨学科项目,并培养生物物理学方向的博士生,因此受基础学科研究生院管理,其研究生的编制属于生物物理研究所而不是哈佛学院的本科生院。这位教师还可以在另外的研究所兼职并培养其他相关方向的研究生。所以,教师的行政归属只有人事统计的意义,没有学术发展上的意义。“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活动都是以无形的学科和有形的机构两个基本模式纵横交错组织起来的。学科横穿了院系机构的界线,而院系又反过来将与多个学科有关的教师群体收拢回来。”[10]今天的“学科”涵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数、理、化、文、史、哲”范畴了。18世纪它们是领头羊,20世纪已经成为领头羊的基因分散到更大规模的不同亚种的羊群之中了。

80年代初伯顿·克拉克将“学科”严密地定义为包括知识和组织两个范畴的概念,但今天该词在英文文献中已较少出现,多以“研究领域”和“机构”分而论之。我们之所以对“学科”如此钟情,缘于办学资源与学科固定相连,学科又与院系紧密挂钩。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学科建设重点是挖人、弄钱二事,局限于克拉克定义中的组织范畴。学科在我国被“创造性”地划分为一级、二级等等;它们又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别,在大学排名指标中权重很大,可以说已经达到体制化的水平。其结果是学科不断地被按照行政逻辑而不是知识发展的逻辑进行划分或重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数量不断增加,重点学科不断增加,博士点、硕士点也不断增加,直至达到崩溃的极限而不得不人为地暂停几年。因此新兴和交叉学科必然是这个体制的最大受害者[11]。

中国大学大多数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在原来的院系/学科里独立出来的,而不是跨院系/学科的新组合。即使是新设的研究所,也多是单一学科,与已有的院系学科领域有很大的重合性[12]。新设研究所的原因往往是出于解决行政上的问题如人事安排而不是“跨学科发展”。这些中心里的活动往往缺少方向和计划、缺乏质量控制,学术规范松懈。这不能不让人思考“跨越式”发展究竟是理想还是现实?我们的单一学科研究模式是否达到了19世纪柏林大学的水平?刚刚火爆起来的协同创新中心是否具备了创新的基本条件?

中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管辖所有学科方向的独立于学术活动的行政部门,而且无论什么学科都按照同一模式管理,直接干预从招生到培养的全过程,教授很少有自主权。而西方大学的研究生院与本科生院一样都是学术单位,如法学院、教育学院,只不过其管辖的学生是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研究生管理是学院的职责,一般不设校级研究生院管理机构。

总之,研究型大学的行政组织应是为学术组织服务的,因此行政组织要松散,学术活动要有序,所谓“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越是高水平的大学越是如此。只有这样,一旦出现行政与学术的不协调,才能迅速做出反映,调整行政组织而不是限制学术发展。而中国大学的学科与院系、学术与行政不仅在日常工作上是一一对应的,而且职称、级别上也一一对应。这种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的产物越发促使了行政管理的高效和学术发展的低靡。一项13国教师时间分配的比较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教授更多时间用于行政事务上[13]。也许强大的行政力量在现代化早期———以移植、学习为重心,能够带来数量上的繁荣景象,但缺乏后劲,这也是亚洲大学发展之共性。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天花板现象”和相继采取国立大学法人化等改革举措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家需求和社会需求,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从单一学科的讲座、院系,发展出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等机构。不过,尽管机构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其不懈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知识观,自由探索、不畏权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术信念没有变。

二、学术信念

中国大学对“学科建设”、“专业发展”认识模糊、措施低效源于大学成员对学术信仰的松懈。学科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独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知识分类体系,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反过来,学科和专业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知识的发展过程。由于不同文化类型产生不同的认识论传统,也就产生或塑造了不同的学科、专业体系和大学组织结构的内涵。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孔子诞生前不久的希腊群岛上,泰勒斯摆脱了神创论播下“物我两分”的种子。从此,人类认识世界的热情一发不可收:苏格拉底面对众多流派的纷争,开创了对人的认识能力和方法进行审视的先河;柏拉图在亲眼目睹诲人不倦的导师苏格拉底死刑之后,创造出重视数学和逻辑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超越老师,主张知识更多依靠人的感觉进行观察而获得。方法找对了,成果自然层出不穷,亚氏遂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后来牛顿的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依然秉承亚氏的科学论文框架,即在前人和自己大量的观察数据基础上,从定义、公理出发,导出定理和命题。19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又进一步明确了今天我们常见的科学论文规范。今天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以真理为友”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一脉相承。

如此深厚的科学文化传统已经成为西方大学的无形资产,造就了大学成员普遍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对于我们学生和教师而言,基本研究步骤和论文格式需要反复学习和训练,而在欧洲大学则视为常规。我们的方法课在教学上的困难通常不在于让学生领会具体的方法技术,而在于让其体验到方法背后求真精神的力量。所以,“哈佛和耶鲁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牛津和剑桥的水平,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两者均建成于1892年)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赞誉。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亚洲大学,东京大学,也建成于1877年”[14]。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有这种千年佳酿的气质[15]。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亚氏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与儒家伦理分道扬镳的观点:正义是一切美德的前提。这为后来自由民主的典范组织大学的诞生与发展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正义”是19世纪欧洲大学校训的共同元素,也为科学与民主统一、智育与德育统一的西方现代教育理论扎下了伦理学的根基。而在中国,美德强调的是自谦和忍让,这与科学求真的精神相距甚远。民国时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提出的“诚”不仅是德育之本,而且是智育之本的教育思想,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理解和贯彻。究其原因用任继愈的话说是我们近代的启蒙运动尚未完成[16]。

而且,这种求真、质疑的学术实践始终伴随着宽松民主的学术环境建设。源远流长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哲学流派在历史长河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促进;冲突推动了进步,进步又维护和发展了民主环境。真正的科学探究过程必然以民主探讨的组织方式进行,这无论对于科学家还是学生都是如此,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学术自由在美国“被看作是与社会福利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法的“各项保证的智力基础”[7]。所谓“智力基础”,意指学术自由不仅事关信仰问题,而且符合知识生产的逻辑。这是因为,讨论乃至争论是学术交流的本意,是科学研究的必要环节。而且,在世界一流大学,由于信仰与学术一致、“体”与“用”一致,所以“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一种探究的氛围,成为一种教育力量”[7]。当年哈佛大学校长艾里奥特将科学与实用技术引入课程体系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解决争端的办法是采用符合学术自由、公平竞争原则的自由选修制。20世纪70年代后,面对高校教师的研究经费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团体、企业家,或者与经济、军事活动相关的政府拨款,时任哈佛校长的博克大声疾呼要在联系社会与自由探索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至于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更是难有立足之地,例如美国“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对大学课程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中国传统知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简言之,可以以儒家“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方法论为代表,并以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整理、综合和诠释的为学之道为典范,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内容。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把知识理解为知者与被知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知识与知者密切相关[17]。这构成了今日重人事轻学术的组织文化基础。东京大学教授中岛隆博评论道:“中国自古以来就热衷于学问的分类。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四部分类就是其代表。……但是,这并不是仅仅为了对图书进行分类,它来自于一种世界观:我们该怎样把握这个世界,用何种原理进行区分,又在何种形式下进行理解。学问的分类,规定了其文化的根本姿态。”[18]

今天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是20世纪初从西方经由日本引进的,近代多灾多难的历史又减缓了发展的进程。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普遍存在一致“托古”情结。中国学术传统中存在一个哲学概念上的“古代”,而这个“古代”体现了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是不同于“真实古代”的另一种版本,隐含着中国文明机制之内盲目崇古的文化因子[19]。培根在分析中世纪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时指出:是“崇尚古代哲学伟人的权威、错误的学说方法阻碍了各种科学的进步。”[20]

中国托古的学术传统无疑阻碍了我们对“科学求真”价值的深刻理解,阻碍了我们正确地掌握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从近代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到今天一些新儒家的苦苦搜索,堪称悲壮。实际上“天人合一”的信念使得我们在科研活动中敏于人际关系的拿捏、呐于自然规律的直觉,始终游离于国际学术圈之外。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多元化的对象,往往不自觉地选择那些有利于诠释精神世界、且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学术流派,并将其夸大为国际主流。例如,我们接受后现代主义比接受科学实在论要快;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比加强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要快;推行扩招比重视质量、科学评估要快;重视多元智能比重视科学素养要快;重视学分制对学生的约束功能比重视其鼓励学生自主性功能要快;关注博士后制度的人事划分等级性、层次性比关注其人才管理的流动机制要快;接受“走出象牙塔”比接受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要快。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真正的科学态度是既要摆脱民族主义情绪,又不能回避“民族特点”这个重要变量。实际上如果将中国问题放在全球系统中,而不再“托古”,一些由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水土不服”现象,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变量或参数得到解释。马克思就提出过一个中介变量:时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就是发达国家的昨天;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就是发达国家的今天。当然,仅仅时间一个变量远远不够充分解释全球系统的复杂性。例如,老子从“天道”中提炼出自然之“道”,以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并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主张以道治国、以道修身的理念。这与古希腊早期的科学文化是何其相近[21]!但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它?这与中国的平原环境和人口众多有怎样的联系?这对处理未来世界的人口膨胀问题有何启示?文化演进过程的全面理解对解释中国现象、进而解决中国问题、乃至建立国际模型是大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也应该是重要的通识教育内容,但这些基础理论问题需要跨学科攻关。

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的学术信仰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即便同属理科的跨学科合作者之间也会出现认识论方面的某些分歧[22]。事实上,怎样处理全球问题与本土诉求、科学求真与多元包容、普世价值与民族传统等这些理念,应是研究型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克从教学的角度指出,让学生讨论道德两难问题可以提高其道德意识;通过向学生展示道德两难问题的层次,展示不同分析角度与不同结论之间的联系,可以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随着他们意识到某些观点更符合事实、推理更具逻辑性,他们便会逐渐地摆脱相对主义的认识。这样,即便无法最终形成共识,至少能加深对道德问题的理解。”[23]应该相信,科学理性可消解由相对主义导致的对发现真理的阻碍,也有利于培养乐观向上的积极的世界观。

三、学术活动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活动指的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原创性科学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高层次社会服务三项职能。自19世纪以来,随着大学在机构上从讲座制发展到院系制再到研究中心、走出象牙塔,这三项职能逐步丰富发展起来,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除了不懈追求真理的学术信念外,还因为研究型大学具备如下条件:对客观真理不懈追求信念的教师群体,保证学术自由的“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形式,与教师相契相知的天资聪颖、热情向上的学生。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提出的原理可以很好地解释研究型大学三项职能相互联系的机制。在民主制度环境中,科学知识增长的内在逻辑与学生需求、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需求是和谐一致的,科学家的研究过程与研究型教学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对于学生学习而言,知识不是先验的,而是不断经受经验检验的东西,所以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经验”的过程,而检验知识的过程是伴随着以民主探讨的组织方式进行的学术交流,因此教育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学生知道或记住一些有用的知识,为成年后参与民主生活做准备,还要让学校成为一个微型的民主社会,让生活于其中的学生通过参与民主合作、协商的研究过程,解决探究知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培养民主精神和能力。所以,德育与智育便统一起来,科研与教学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教育通过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而为社会服务,社会反过来捐助教育事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目前之所以难以形成三项职能的契合,从内涵式发展角度看,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尚不能充分理解知识和学科发展的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逻辑。例如由于不能深刻理解跨学科研究与单学科研究的循序渐进关系,将其等同于中国传统的“综合研究”。对此任继愈严厉地批评道:那种迷信中国文化的综合、模糊思维是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超越是一种无知[16]。还有一种稍为深思熟虑的认识是将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与后现代思潮等同看待,因此提出后发国家要“双螺旋”平行发展现代与后现代过程。实际上,自近代科学问世以来,至少从德国柏林大学诞生以来,学科细化的过程好比一场战役延伸出去的分战场,各路人马越跑越远,各自招兵买马,不断壮大,而且各自为阵,以至于与后方统帅失去了联系。当年的皇家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声音微弱。20世纪后期,有一路跑得无影无踪的人马陡然察觉孤立无援的危机,因此调头呼吁大家调整战略思想,于是成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与此相关的院校研究、战略规划蓬勃兴起,尽管早已忘记这是老帅的初衷所系。

中国目前的一流大学已经在人马、粮草和阵地上各就各位,但任务不明,因为统帅在不断发出新指令,而且这些号令名义上是发展知识,实际上(组织上、政策上)是占领更大的阵地,因此鲜有成效。好比当年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占了很大地盘却不知道怎样管理,最后被迫放弃部分领地。校园扩大,没有经费,贷款也要扩;博士点增加再增加,多多益善,一直增到不得不叫停。各路将军也没有受过独立作战的系统训练,习惯于依赖后方统帅;也没有很好的武器装备:经、史、子、集与社会需求、现代科学相去甚远。

我们目前学科建设所擅长的似乎只是人马、粮草和阵地。于是将“大师+团队”的合作模式异化为“大佬+团伙”。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是追求学术卓越还是为“自己人”谋利益。我们跨学科建设注重的是人员头衔等级结构,而不是研究问题所涉及的人员学术视野与学科结构。一个大项目往往是多个相互独立学科的机械合并,有宏大的跨学科的“实际问题”,但缺乏有效的“研究问题”[24]。实际上一个研究问题虽然是跨学科的,却可能是微观的。例如,我们从不同领域发现了不同范畴的“中国模式”或“亚洲模式”,而这些模式都归结为政府主导体制的独特效应,但实际上忽略了更本质的问题:中国人格或亚洲人格。今天许多行为学、教育学等理论都是基于西方人的人格、思维特点而形成的,如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自我概念、自尊等,而关于中国独特人格的中庸、自谦、慎独、王霸等概念,西方人没有兴趣研究,中国人的已有研究主要是单科独进的探索,因此已陷入瓶颈[25],尽管它们可能更好地用于解释中国模式,其中一些元素还可能对未来受制于资源、环境、人口因素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按照孔德提出的社会科学发展三阶段理论:神学阶段-思辨阶段-实证阶段,目前中国大陆基本处于前实证阶段,或称貌合神离的实证模仿阶段。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模仿风盛行,套用国际论文的理论、方法甚至研究设计,削足适履于中国问题。费曼曾经批评过一种“祖神来归式的科研”,将其类比于二战时期太平洋某小岛上土著居民的行为。土著居民将空军基地上运送军需物品的飞机叫做“祖神”,二战结束后便在废弃的机场跑道两旁点起篝火,背上用树枝当天线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期待飞机降落。

由于不能真正理解知识的循序渐进和逐步积累的特点,我们的研究活动常常急功近利,对待学术规范的态度不是自觉遵守而是有意逃避。今天的学术腐败现象有些是道德问题,但主要是对科学规范缺乏认同所致。一项主张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吗?自己的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与他人的成果加以区分?为什么研究开始前一定要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弄个清楚?为什么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准确引用参考文献?在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指标引导下,有些人已超越了古人的“述而不作”,达到“编而不作”、甚至“抄而不作”的地步。

由于学术交流是科学研究的必要环节,因此是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世界研究型大学,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公开学术报告被视为重要的科研成果形式。学术交流的核心是以诚实、平等的方式向同行展示、说明自己的研究工作对相关知识领域的贡献及其可靠性,以便得到同行承认甚至愿意基于自己的发现继续进行研究。然而,在中国大学教师考核指标中,目前只关注出版物。与此相关的大学排名评价,也将出版物的权重置于40%以上,而学术声誉所占权重很低甚至不加考虑。美国在19世纪晚期也经历过重论文篇数、重学术精英人数的阶段,但在目前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已经取消了科研成果、精英人数的位置,代之以“学术声誉”[26]。

学术规范是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是符合知识发展规律的。对于教师而言,遵循它有利于科学发现;对于学生而言,遵循它才能体验到不断进步的成就感。导师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帮助学生学会规范、应用规范,让其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知识是暂时的、是不断被修正的,而且修正周期越来越短,因此,师生之间的传承关系主要是学术信念而不是学派,更不是帮派。古希腊三杰的师生关系堪称典范,他们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知识看成是人类基于经验和逻辑推理基础上认识世界的过程,而不是结果;都将认识世界作为共同目标,而不是人格上的等级尊卑。

罗德斯说,对研究型大学进行定义可以从很多特点出发,但其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研究与教学的相互促进[7]。科学研究所获成果构成了一流大学最重要、最鲜活的教学内容,科学研究过程构成了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教学过程。而且,越是一流大学,科研与教学的融合越彻底,其跨学科科研项目和与之遥相呼应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就越完善。

美国博伊委员会多年调查研究发现,将科研与教学融合是研究型大学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第一,研究型大学以发展新知识为特征和骄傲,重视本科教育可以从开发研究型大学潜力的角度出发,使学生更充分地利用其资源,而不是限制科研。第二,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对教师的研究也有启发和促进作用。19世纪洪堡就认识到,教师的表现倚仗于学生的出席与兴趣,科学及学术的目标通过教师和学生的相契相知而高效运行。第三,卓越的本科生教育是未来发展新知识的保证,政府对大学研究的投入,也是对下一代教育的投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要比普通大学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在录取学生的标准上,研究型大学主要是根据既定的学术标准和科研任务寻找合适的学生,而普通大学则根据学生的需求确定教学标准。

纵观高等教育史,世界一流大学的集中地总是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相伴相生。社会是大学之母,这无论对于中世纪的僧侣教育,还是20世纪商业精英的培养都是如此。社会也是大学的归属,大学与社会连结才能健康发展,科学研究如果脱离社会需求,不仅得不到持续的资助,也没有成果检验的舞台。

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通过加强与社会联系就会纲举目张、柳暗花明。这无论从斯坦福大学60年代以后的迅速崛起,还是从今天MIT的新发展看都是如此。今天的MIT已从“永无止境的前沿”时代进入了“永无止境的转化”时代: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相互结合和循环转化,科研与社会需求之间没有断裂[27]。伯克利大学校长伯达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该校的基本办学经验总结为“社会服务”[28]。作为一所赠地大学,伯克利始终把自己的办学目标定位在服务社会上:在19世纪中期,发展农业、推广技术和普及中等教育是学校的主要服务内容;20世纪中期,为了战争的需要,又迅速从以农业和技术服务为中心转到以军事和国防需要为中心;二战后,学校的研究重点则由武器研发过渡到核能的和平利用和民用工业上。伯达尔认为,在21世纪,伯克利依然以社会服务为己任,但重点将转移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人类生存环境和健康问题上。即便是坚守精英主义和贵族气质的哈佛大学,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改变自己社会观察者的形象,逐步成为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者[29]。

中国目前难以形成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契合的原因,除了如前所述的对知识发展的循序渐进和逐步积累性质缺乏深刻理解外,还在于大学对社会需求的藐视,所谓君子不器。也有人误解了一流大学应该引领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被动地顺应社会的原则。如,如果“风水培训班”等迷信活动深受普通大众欢迎,我们难道应该对其迎合吗?这里真正的社会需求其实并不是“风水培训”而是科学知识。问题不在于社会需求低俗,而是我们的大学不能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引领大众向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长期脱离社会的学术传统后果。

实际上,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学生的课堂学习与课后实践的关系一样,相互促进,这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与社会需求结合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理工科建设,而且适用于文科,适用于教学改革。如,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高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和高科技产业推动下,社会分工发生很大变化,职业种类与结构也随之调整,更多的平民进入社会性职业中。这些变化在带来社会科学繁荣的同时,使传统文科面临危机。一方面顺应社会需求的新的研究领域纷至沓来,如民主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跨文化比较、国际关系、信息与传媒等;另一方面,新一代的人文学者与老一代人文学者产生分裂,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文学者向社会科学领域转移,或向职业性的专业领域转移如文秘专业。今天,美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定位主要是为一流大学的本科生院培养通识教育的教师。我国的人文学科正处于这样的转换时代。由于我国传统文科比西方传统文科距离现代社会科学更远,因此面临的挑战更大。只有当人文与社科、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的教师在学术信仰、学术活动上具有基本的共识,跨学科的科研活动和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才能富有成效。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环境也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会逐步消除目前存在的一系列怪现象。如众多研究发现,中国学生/企业家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自我意识等与其成绩/成就不存在相关关系,而西方则高度相关。

最后,因为科学问题没有时空尺度上的等级,也没有行政区域上的等级,只有是否创新、是否推动社会进步的分野,因此,社会服务也没有地方与中央之分。在知识发展意义上,地方如果不是国家的缩影和代表,也是国家的反映。当年杜威的实验研究基地就是芝加哥的一所小学,而其产生的教育理论不仅引领美国20世纪的教育改革实践,而且影响全世界。

四、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以不懈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为宗旨的西方知识观造就了西方研究型大学自由探索、不畏权威的学术信念和联系实际的学术传统。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科学知识发展的逻辑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一致,知识进步的逻辑也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一致,于是造就了一批长盛不衰的著名研究型大学。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促进学科发展,这些大学的学术组织从单一学科的讲座、院系,向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发展,但尽管如此,其学术信念没有变,最终实现了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和服务社会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体系。

学科建设的目的是发展知识,根据社会需求和大学自身定位发展不同类型的知识及其它们的组合,包括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工程技术学科,包括软科学与硬科学。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在学术自由原则下,通过制定公正、高效的政策制度,引导教师们自主提出符合社会需求和知识发展规律的关键研究问题,并组成志同道合的团队,协作攻关。这些团队常以研究中心的形式出现。

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区别在于,专业是按照学生的学习规律和知识传承的有效性对知识进行组织的一种方式,因此它与学科分类方案并非一一对应。学科与专业的关系一方面反映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关系,前者在研究型大学较为密切,后者则在教学型大学更加明显。在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的研究中心产出的成果一般不直接用于基础课教学内容,但可以成为高年级研讨课的材料,或者以吸纳优秀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的方式对本科生进行早期科研训练。研究中心的教师是开设高年级跨学科研讨课的最佳人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循序渐进,跨越式发展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老牌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轨迹大多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工程技术学科,到目前的跨学科重组等多个循序渐进阶段。尽管有少数例外的新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度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但往往以工程技术为学科特色。这就是说一流大学也要“分类发展”。而且,按照西班牙科学计量学家新近推出的《网络计量学大学排行榜》推算,目前全世界约有两万所大学,但称得上有“知识贡献”的大学大约有200所左右,即1%;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环境中,高等教育水平在国家之间的差异将大于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差异,而且这个差异正在加大[30]。基于上述认识,针对我国现状,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以循序渐进为战略思想,发展多样化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具有原始创新积累的大学是极少数的,在实现中等小康目标之前,我们的办学环境很难供养得起多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换句话说,对于我国大多数“985工程”高校的大多数学科而言,很难将学科生长点定位在远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纯基础研究上。

因此研究型大学的正确定位迫在眉睫,目前最需要考虑定位问题的是一批综合性“985工程”高校。第一,要力戒“高不成低不就”的状况。这些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起的作用与19世纪美国赠地学院的社会功能相似,而赠地学院今天多是为地方服务的州立大学。第二,要力戒“脚踏两条船”。要让大多数高高在上的传统基础学科走下神坛,引导其与应用型学科合作,扭转基础学科力不从心、勉为其难而应用学科嗷嗷待哺的局面。现代大学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给养,中国的一流大学应该与国家同发展、与民族共患难,通过扎实而有序的社会实践,逐步积累经验。定位不当必将带来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反过来又会影响学科发展的动力,其结果必然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中国高等教育只有在国民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将世界一流的目标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学科建设战略即使有问题也不是方向上的问题;即使走错了路也可以找回来,因为有根;即使失败也是“有条理”的失败,因为可以总结经验,重整旗鼓。这就是循序渐进。

2. 以服务社会为生长点,带动科学研究和学科融合。

无论是大学发展还是学科建设,都要寻找生根的地方才能享受“自治”,这个根就是市场,这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尤其应该如此[31]。实际上最有希望的学科的重要标志是拥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反过来,那些与社会需求密切联系的学科之间也易于寻找合作点。因此,研究型大学在完善校内学科布局,明晰主干学科、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结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积极扶持能够得到社会支持的新兴学科,而不是抱残守缺。不过,与此同时要大力改革现有横向课题管理制度,一方面保证其质量,更重要的是引导其与纵向课题知识创新工作的联系。换句话说,中国研究型大学要注意在“走出去”的同时,肩负起建设好“象牙塔”的使命,以确保象牙塔里真正有人,否则何以走出?在人才培养上也应该如此。如日本东京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在增加了高水平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还保证了高质量的专业教育课程:学生们肩负起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双重任务,尤其注重学生国际视野和国际合作能力的培养。

3. 以调整研究机构和院系组织为抓手,为创新人才成长铺路。

在保证对卓有成效和具有潜力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给予重点支持前提下,改革原有一些研究所、研究中心与院系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取消那些与院系传统学科重复设置或从中分离出去的单一学科方向的研究机构。在人事管理体制上,力戒因人设岗的旧思路。而且,由于跨学科的知识前沿是不断变化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人事制度必须加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减少院系的行政职能和以院系为单位的科研业绩考核,成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外,在加大对跨学科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激励的同时,要确保公平竞争的评价机制,扭转当前因制度性腐败造成的人心涣散、不务正业的局面。最后,要厘清研究生院与本科生院的关系,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取消专业型学科的本科生培养计划,加大本科生通识教育比重和提高通识课程质量,夯实学生跨学科创新的基础。

4. 以国际化为契机,带动学术文化创新。

从对知识的理解和对知识产生方法上看,今天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巨大。因此,我们在采取“两弹一星”策略的同时,要着手营造千年佳酿的基础,否则我们可能会向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将在后小康时代进入新的瓶颈。这个瓶颈看起来是经济上的,实质上是学术上的。港台地区在80年代就开始意识到应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理论,但由于有些学者走入脱离世界大系统的歧途,使得进展缓慢。近年来可喜的是大陆也开始步入对西方理论的反思阶段,但应该吸取港台的教训。只有把中国问题放在整个世界大系统中才能有所突破,否则将是倒退。

为此,当年蔡元培以文科改革为突破口的策略仍然适合于今天。文科改革可以推进全体教师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达成必要的共识,以此带动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和学风的斧正。此外,作为知识大讨论的结果或同步改革的内容,应该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改革,必须要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否则未来20年难以出现“拔尖创新人才”。再者,事关“政府-学校-社会”关系的体制问题的解决也与校园内学术文化改造紧密相联,因为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自治基础,没有规范就没有自由。

国际视野看中国经济 第8篇

1 入世使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国加入WTO, 有利于我国农业在一个更加规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下扩大开放, 也有利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 随着我国对农产品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措施的逐步取消, 农产品贸易发展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1 面对农产品进口的压力,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已不止一次出现了逆差

入世以来, 我国一直遵守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 降低关税、提高配额、非关税措施关税, 不再增加并减少扭曲贸易的国内补贴。然而, 关税的降低、配额的增加和私有贸易实体的进入, 刺激了小麦、玉米、棉花、油籽、豆油、肉类、乳制品、水果、糖料等的进口, 只要国内有需求就会有进口。在这种进口压力下农民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 短期内出现了农民“卖难”的现象, 增加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品补贴, 如已取消玉米、大米和棉花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这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缩减。可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 只是承诺了按照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定》的内容, 逐步削减农产品出口补贴, 并非全部取消出口补贴, 这将使我国在贸易中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 失去竞争优势。在进口增加, 出口减少的转变中,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已不止一次出现贸易逆差状态, 只是国家对农业这一块最终进行了财政补贴, 才使这一逆差平衡, 但对于加入WTO的初衷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形的。

1.2 比较优势的原理使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 就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与国际比较, 畜产品、园艺产品和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 加入WTO这些年, 这些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 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优势行业, 不过优势发挥如何关键还要看质量;而我国粮棉油等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比较优势相对较低, 入世这些年, 这些产品的进口也在增加。当然由于我国粮棉油籽等农产品的流通费用较高, 因此价格的竞争能力仍有一定潜力可挖。

1.3 资源配置的优化使我国粮食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

我国地域广阔, 各地区之间自然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各方面有很大差异, 因此也导致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存在较大差异。从资源配置效率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可知, 除水稻外, 我国粮棉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不具有比较优势;除大豆外, 粮棉主产区主要粮棉产品与非粮棉产区相比都处于相对弱势, 这是加入WTO来我们清晰看到的事实。从近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看到, 粮食生产和供给的重心一直在向中西部和北方地区转移, 而东南沿海地区的粮食需求已部分转向国际市场。国内结构调整和购销政策的双重影响, 迫使不具比较优势的春小麦、早籼稻等粮食品种生产逐步调减, 并使未来进口量增加,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因为小麦是高耗水产品, 进口部分小麦也相当于保护了我国的水利资源;而粳稻生产的相对比较优势又会促使其产量上升, 出口量增加。现在南方和西部地区的玉米和大豆多数来自于进口, 呈现出“南进”和“北出南进”的格局。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农业生产格局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1.4 加入WTO对农产品流通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带来冲击

我国政府之前一般禁止外国公司从事农产品贸易 (因为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 为了保护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及影响, 加大出口。) , 禁止国内企业从事某些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棉花的销售、仓储经营及其他服务。小麦、大米、玉米和棉花的购买、加工、销售和仓储都由指定的国营机构进行。但是, 对这些农产品的生产正在逐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国家同时也对生产这一块进行了政策倾斜, 对种植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集约化生产经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惠农”补贴,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加明确了农业的重要作用。按照加入WTO文本协议要求, 我国需在三年内逐步放开进入国内流通领域的权利, 包括放开与此相关的流通部门, 诸如修理和维护、仓储和运输服务等。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产品流通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 随着粮棉流通领域的逐步放开, 企业经营权的逐步放开, 国有企业曾经拥有的种种优惠不断减少, 私有贸易实体参与进出口贸易的比例逐年增加, 我国不能再依靠旧的收购体制来稳定和控制粮棉市场 (只能进行宏观调控和惠农补贴来进行影响和调整) , 目前已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对国有收购、加工企业来说, 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压力, 但是也极大地激发了其主动性, 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生产方式、经营管理落后的企业将无法与发达国家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和管理的企业在同一舞台上竞争, 国外小型加工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这有助于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

1.5 我国加入WTO后, 极大地促进了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劳动力发生了较大转移

由于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因此入世后外商投资的增加, 独资、合资企业的进入不仅为我国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随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的增加, 我国初级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 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下降使劳动力发生了转移, 使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 国家近几年来, 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惠农补贴, 加大了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力度, 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重申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就是要力保农业的基础地位。

2 加入WTO后, 我国农业战略思想调整力度加大

我国加入WTO后, 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我国农业政策和管理体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政府而言, 除了贸易体制改革外, 我国农业政策特别是生产政策、销售政策、价格政策和流通政策等方面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对生产者和企业而言, 也要转变战略, 积极应对入世后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逐年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了农业水利的重要,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申了“三农”的重要性, 明确了农业对我国发展的重要地位, 同时在种粮大户 (50亩/户) 和规模化种植的给予了较多的补贴。

2.1 改革贸易政策, 运用WTO规则支持农产品出口、调控进口

贸易政策改革包括减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两方面。减少关税不会对国内农业政策或体制产生直接影响, 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却对当前的国内政策或体制产生巨大的冲突。加入WTO后, 我国不仅采取了透明的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取代关税配额或许可证制度, 而且改革了国营贸易制度, 采取了新的制度安排、允许任何一家企业 (包括国外公司) 只要符合透明而客观的规则就能从事农产品贸易。以前我国国内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对农产品进口的控制。但入世后, 在新的关税配额制度下, 随着国营贸易公司拥有配额份额的下降, 政府控制进口的能力不断削弱了或者说失去了。面对这一现实, 政府必须尽快转变体制和工作方式, 充分运用WTO规则支持农产品出口、合理调控进口。例如, 在竞争中可以充分利用最惠国待遇原则, 开拓国际市场, 解决贸易争端, 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争取公平竞争的条件, 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带动国内生产、加工和出口的发展等;可以简化出口手续, 取消出口配额和出口专营制度, 取消农业特产税, 支持出口等;可以充分利用WTO框架下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手段来调控进口等。

2.2 加快粮棉流通体制改革, 进一步开拓农产品市场

流通环节的高效率对于粮棉产品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十分重要。对于农产品市场, 尤其是粮棉市场, 当前必须打破行业部门的界限, 提高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 形成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农产品统一大市场, 为农产品的流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力扶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集散和辐射面广、商品容量大、服务功能全和交易规范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与此同时, 应培养和健全市场中介组织, 挤活农产品流通, 允许农产品生产企业直接经营农产品的进出口, 保证流通渠道的畅通。持续加强与国内外贸易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促进农产品出口, 降低市场流通费用。最后, 应当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等级、包装和质量认证体系, 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和树立企业品牌意识,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3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增加“绿箱”政策的投入, 提高农业生产力。首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加强对农业水利工程和农业机械化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鼓励农民增加农业投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高产出;其次政府应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 (重庆已于2011年全面开通) 和农产品信息传送网络体系 (如点石成金网, 可以查询农产品信息及价格和销售业主、公司的联系电话。) , 并支持建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 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此外, 加强一般性政府服务, 提高农业科研水平及农业抗灾害能力;增加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 将目标转向农产品生产者, 给农产品生产者适度的生活保障, 有利于保持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环境规划支持, 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力的源泉。这些政策有益于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生产力在开放市场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农业自给能力。

2.4 适当降低农产品成本, 提高价格竞争力

适当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竞争能力的基础。农产品成本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价格高低, 不仅反映农产品生产的单位费用的支出问题, 而且还反映出整个农业生产的水平。就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通过以下一些途径有效地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推进税费制度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科技投入, 提高产量, 降低单位产品成本;适当进口饲料粮, 降低畜产品生产成本;适当降低人民币汇率, 降低农产品的相对成本;改革农业生产资料部门, 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本;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降低农产品流通费用;扩大经营规模或采取集约化统一生产经营、大户种植等, 减少活劳动成本。

2.5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 提高农产品质量, 扩大出口需求

因为农产品成本是农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基础, 所以农产品质量就是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为大部分农产品是食物产品, 人们对食物质量的要求要胜过对价格的要求, 而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无公害的食品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畜产品和水果价格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的, 但出口量较少,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产品质量较低。建议: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 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大力发展优势行业, 名优特产品, 增加出口创汇能力;依靠科技兴农, 加强品牌建设;对生产过程和所生产的产品要建立科学的质量监测体系;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农业, 开发有机食品, 提升产品附加价值。

2.6 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在解决好利益分配的基础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不仅有利于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利润,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同时, 它能促使农民有针对性地生产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提高农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通过税收、信贷、出口等方面给予扶持政策, 支持和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 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可以切实解决农产品生产、销售与市场脱节的问题, 增强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 促进粮棉主产区整个农业结构的调整。

2.7 把农民组织起来, 组织行业协会, 加强培训, 降低生产成本

在竞争激烈的开放经济条件下, 农产品“卖难”的又一原因是农产品成本高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小规模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其市场交易效率低, 农业资本利用率低, 信息成本高, 最终造成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所以, 适当改变经营方式, 适当降低成本就成为必然的要求。根据当地情况, 以龙头企业、示范园区或者合作组织等各种形式把农民生产组织起来, 带动其参与国际竞争。比如我国山东就有许多象龙大集团、吉龙集团、青岛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区等比较成功的典范;又比如重庆的涪陵榨菜集团 (上市公司) 、重庆银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希华、玖创、富达、东源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都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象涪陵榨菜不仅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是国内著名商标, 而且还是驰名商标, 现重庆市委、市府将榨菜生产及质量作为政府目标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2.8 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 增强农业的风险承受能力

农业生产周期长, 自然风险大, 为增强农业的风险承受能力, 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维护生产者的利益, 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在发达国家, 农业保险已受广泛重视, 成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均有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以美国为例, 政府为所有参加保险的农作物提供30%的保险费补贴, 投保农民的作物减产35%以上, 可以取得联邦保险公司很高的赔偿金额。这种通过农作物保险保证生产者收入的稳定, 取代灾害救济和价格补贴的做法, 既不违背WTO规则, 又能起到保护农业的作用, 是值得中国借鉴的。2013年, 重庆在搞农业保险试点, 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米种植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水稻种植保险条款》, 每亩保险费18元, 种植户每亩只需缴纳保险费4.5元, 各级财政补贴13.5元。这些保险条款开创了重庆农业保险体系的先河, 为中国农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要：中国加入WTO后, 给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原来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入世后我国一直遵守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 有机遇也有挑战, 根据WTO规则, 我国农业贸易针对各个环节如关税、流通领域、农业保险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整, 为中国农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WTO,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先德:《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回顾与展望》, 世界农业, World Agriculture, 2006年06期。

[2]李芳瑜: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毕业论文:《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研究对策外文文献原文及译文》 (指导老师:王晋雯) , 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bf74152b2af90242a895e584.html。

[3]周瑞娟:《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商》2012年03期。

[4]马宇:《汇率升值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研究综述[J]》, 甘肃农业, 2007年09期。

[5]李小云, 李鹤:《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以大豆为例的可能性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年01期。

从虚拟经济看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第9篇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几乎所有的资源配置和社会交易都离不开货币媒介。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的“虚拟化”的趋势, 虚拟经济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实体经济相比, 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使得投资者难以准确预测资产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 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007年下半年, 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由此引发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之强、造成的损失之大, 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

对于虚拟经济的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曾提及。尽管现在与一百多年前相比, 虚拟经济的实体——虚拟资本形式更为多样, 数量更为巨大, 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运行的内在机理和规律的分析, 以及马克思发现的虚拟经济的二重性功能,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特殊的时期需要特殊的发展政策。在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前提下, 如何有效地发展虚拟经济, 以更好、更快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大多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监管制度分析和信用制度分析等理论视角, 很少从虚拟经济的角度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进行深入地剖析, 并缺乏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深入研究。因此, 本文从虚拟经济层面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并提出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效结合的措施。

二、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 是金融深化的必然产物。“虚拟经济”一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衍生而来, 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 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 (生息资本) 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有价证券;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 但是却可以作为商品买卖或是以资本增殖的方式产生利润。所以,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 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 有时甚至增加两倍, 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 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

国内研究虚拟经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成思危的观点, 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 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2] 其中虚拟经济的循环就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交换行为, 即先将钱转换为股票、债券等有价凭证,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再把有价证券转换为钱, 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以钱生钱。王爱俭 (2008) 将虚拟经济定义为“虚拟经济是预期的未来价格体系在现时的镜像”[3] , 他认为心理预期是虚拟经济运行的核心, 价格体系是虚拟经济的本质;虚拟的结果是现时的镜像, 是价格体系的重新构建。国内还有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虚拟经济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但是总体而言, 研究的内容都离不开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范畴。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 虚拟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信用形式上产生的虚拟资本;另一种是收入资本化形式上产生的虚拟资本[4] 。对于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业信用创造虚拟资本, 其主要通过商品买卖以汇票的方式得以实现;银行信用创造虚拟资本, 其主要通过同一笔货币的反复使用得以实现, 即信贷膨胀。“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 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 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1] 对于第二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信用关系是虚拟资本产生的根据。“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 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 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1] 另外, 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也产生了虚拟资本。[5] 金融衍生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投机工具, 具有强大的杠杆效应, 大大加速了经济虚拟化的程度。

通过对虚拟经济内涵的描述, 不难看出, 虚拟经济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虚拟经济虽然是虚拟的, 但并不是虚无的, 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并且同实体经济有着互动关系, 具有“二重效应”。[6] 一方面, 虚拟经济具有正面效应:首先, 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扩大了社会资本量, 优化了资源配置,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其次, 虚拟经济的发展, 活跃了一国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期货、期权市场, 促进一国经济平稳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宏观环境。据相关统计, 2000年底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 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30万亿美元) 的5倍, 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至2万亿美元。可见, 虚拟经济具有强大的经济扩张功能。另一方面, 虚拟经济又存在着负面效应:首先, 源于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和内在不稳定性使得虚拟经济很容易与实体经济发生背离, 虚拟资本的价格水平远离其合理预期, 从而形成“经济泡沫”, 带来经济的虚假繁荣, 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其次, 源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使得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和收益都被成倍放大, 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如今, 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上泡沫的破裂, 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三、从虚拟经济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曾指出, 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能够打破商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限制, 但是如果货币流通量过度, 则可能带来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货币执行支付手段, 可能形成债权债务链条, 一旦链条被打乱, 则可能产生货币支付的危机。“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 才会发生”[7] , 其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为制度”的首要构成要素。因而,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一场源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货币支付危机, 这从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可以得到证实。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上金融产品创新的一个变现法宝就是资产证券化。根据美国住房贷款的发放模式, 房贷机构首先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然后将这些贷款出售给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大银行等政府支持机构。然而, 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大银行并不满足于借款人偿还的本金利息收入, 而是把这些贷款集中为一个资产池, 并以此为基础发行新的债券——抵押贷款担保债券 (MBS) 。在MBS发行之后, 市场上还出现了各种变形的MBS形式, 并继而产生了衍生品的衍生品——债务担保凭证 (CDO) 。CDO比MBS具有更大的衍生性, 它不仅可以以MBS为担保, 还可以以其他的CDO为担保, 继而衍生出CDO平方、立方, 甚至n次方, 次级贷款衍生品的链条又向前延伸了一节。链条的不断延伸反映出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金融衍生品的发行额也在不断增加 (见图1) 。

从图1可以看出,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CDO的发行额呈直线上升的状态。自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 CDO的发行额进入快速上升阶段, 2006年的发行额达到5 206.45亿美元。在CDO的发行过程中, 为满足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偏好, 根据分档技术产生了长期档CDO和短期档CDO。其中, 长期档CDO的收益率较高, 但是面临的变现能力较差;短期档CDO的变现能力较强, 但是收益率较低使得投资者对其购买的积极性不高, 因而长期档CDO的发行额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短期档CDO的发行额较少。由于长期档CDO隐含的流动性风险较大, 因而整个CDO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较大。

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上金融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 以信用违约掉期 (CDS) 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产品发展迅猛、规模逐渐庞大。根据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 CDS的发行额成倍递增, 在2007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 为62.17万亿美元。巨额的CDS市场规模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数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杠杆率。但由于CDS的交易完全是柜台交易, 没有准备金要求, 更不受任何政府的监管, 因而这个市场缺乏透明度、交易对手风险高、风险不可预测且难以控制。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使金融市场上的虚拟资本在不断循环中得以膨胀, 由于“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 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1] , 资产的市场价值远远脱离其实物资产的价值, 价值规律无法得到满足。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网站 (www.sifma.org ) 数据整理得出。其中, 长期档CDO指的是到期期限大于18个月的CDO;短期档指的是到期期限小于18个月的CDO。

然而, 泡沫不能无限制地被扩大。随着美联储的连续加息, 泡沫破裂, 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屋价值的缩水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力偿还贷款, 致使违约率大幅攀升。源于债务链最低端的链条断裂, 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金融衍生品价值一路下挫,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 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 是因为利息率提高, 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 以便实现为货币”[1] 。同时, “信用突然停止, 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 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1] , 这些都使得货币支付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伴随而至的是银行破产、金融机构大量倒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这种负面影响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国, 并引发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表面上看, 这场源于美国房地产的金融危机是由连续加息和房价下降引起的, 但实际上是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引起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上虚拟出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这种虚拟的支付能力需求远远超过了购房者的实际支付能力需求。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虚拟的支付能力最终要向实际的支付能力靠拢, 以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但是, 在这一价格向价值回归的过程中, 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而造成的泡沫, 房屋供给远远超过了房屋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不能得到满足, 房地产价格跌落至其价值之下已是在所难免。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跌落, 各种源于住房贷款的金融衍生产品价值也大幅下跌, 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被戳破。虽然马克思曾指出, 当资产价格的泡沫破裂时,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 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 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 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1] 但是, 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往往伴随着金融危机, 表现为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减少,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 有价证券的价值大幅缩水, 居民有支付能力的实际需求下降, 社会的整体信心下降, 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在所难免。

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 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我国经济发展也难以置身事外, 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今,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减弱, 我国已进入后金融危机的重建阶段, 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已是当务之急。因此, 本文在合理利用虚拟经济,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有几点认识。

首先, 在设计和发展金融衍生品时, 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衍生品的两面性, 即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 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广泛使用的MBS、CDO、CDS等衍生产品, 确实为贷款人提供了流动性, 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并缓解了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状况。但是, 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度使用金融衍生产品, 使得其资产负债率及财务杠杆比率急剧上升, 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因此, 对于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发展, 要进行缜密地思考, 不能盲目夸大金融衍生品的优点, 也不能因金融衍生品具有放大风险的缺点而避而不用。同时, 要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科学的定价, 避免金融产品定价的工具化倾向和复杂化倾向, 要让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具有一定的金融理论作为支撑, 使其定价具有科学依据。

其次, 要在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下开展金融创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政府要时刻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 不能等到问题真正出现时才采取措施加以干预。我国政府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同发挥作用, 保证金融监管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政策, 适当程度地降低一些商业金融机构的税负, 或者是对金融机构进行财政补贴, 还可以鼓励一些经营效益比较好的小金融机构联合发行债券等, 提高各金融机构融资的自主性。另外, 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要不断开展金融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 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发展。因此, 政府要鼓励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 形成一种竞争的市场氛围, 增加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性。政府也应当加强金融创新, 让金融创新的效应波及到金融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例如, 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 就有利地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之, 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 又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和投机;要在加强对金融衍生市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正确处理信贷、货币供给和信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进行金融创新, 处理好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再次,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进行统一、协调的虚拟经济管理。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 现代经济越来越虚拟化, 虚拟资产快速膨胀。虚拟资产具有投资性, 投资者的预期决定其价格水平。因此, 政府应当组建各种金融培训机构, 让投资者掌握不同虚拟资产的存在形式、投资方式、交易方式、交易期限, 以及如何进行资产组合管理等知识, 帮助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预期, 从而稳定虚拟资产的价格水平, 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同时, 要建立由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预警机制和跨部门应急协调机构, 对虚拟资产的交易进行严格的实时监控管理, 强制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 保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信息透明, 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高效运作。

最后, 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尤其是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越发达, 金融创新越频繁, 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产品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大, 围绕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投机活动层出不穷, 市场风险不断加大。因此, 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 要适时地限制市场上的各种投机行为, 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同时, 金融资产的价格要与其价值一致, 防范金融资产的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而带来的风险, 使得金融衍生品的需求与其供给达到均衡, 从而达到虚拟经济的最优交易规模, 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虚拟经济更好地发展。

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实世界也处处体现出虚拟的痕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投机, 虚拟的支付能力需求远远超过了实际支付能力需求。本文从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希望对我国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有所帮助。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 也凸显了虚拟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二重效应”。本文借鉴马克思提出的“虚拟经济”内涵, 分析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虚拟经济的角度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予以剖析和解释, 并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 认为虚拟经济必须合理利用, 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关键词：虚拟经济,虚拟资本,国际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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