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2024-06-20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精选9篇)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1篇

关键词:城市化,辽宁,评估,建议

1954年,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经济发展二元结构模型。这一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 农业比重逐渐下降, 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 农村劳动力工资很低。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部门生产在不断地扩张, 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 工资也必然高于农业。于是, 农业劳动力不断地流向城市。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一致, 城乡差别消失, 实现现代化。这一模型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 也为城市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国内外城市化的历程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转移和重组, 主要表现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市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了解国内外城市化发展过程, 有助于辽宁城市自身问题的认识。

(一) 发达国家城市化历程

以英国、美国为例。

英国是西欧国家城市化的典型代表, 其城市化发展是典型的工业主导下集中型城市化模式。英国城市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 城市化率从1801年的32%提高到1999年的83%, 用了近20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推进的, 19世纪英国领先其他国家进入工业革命, 大量的农村人口聚集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 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1840年, 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 工业化尚在萌芽阶段, 而英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8.3%。到1901年, 英国城市化率达到78.0%, 完成了城市化发展。一直到2009年, 在近110年内, 英国城市化率只增长了12%, 达到90%。这表明英国进入城市化稳定阶段。

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 其城市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19世纪初开始工业化进程, 到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 工业发达地区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1920年, 美国人口近半数是城市人口。第二阶段:20世纪20-70年代。这一时期, 尤以50-70年代发展最为迅猛。该时期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出现;二是城市化重点向早先经济落后地区转移, 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及国防工业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加速, 部分地区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2008年, 美国城市化率达77.7%。

(二)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程

以拉美国家和巴西为例。

拉美城市化始于19世纪末, 属于过度城市化。拉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城市人口过度增长, 却不能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 从而导致严重的“城市病”, 危害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拉美国家城市化是在外来资本主导下发展的。其基本特征, 一是工业发展滞后于城市化, 工业化对城市化推动力不足。二是严重两极分化, 城市中既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产业, 也有原始手工作坊;既有高档住宅, 也存在大量的贫民窟。三是城市资源与环境严重超载, 产生了严重社会问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被少数富人所占有, 大量的穷人被边缘化。

巴西在20世纪之前的城市化是没有工业化的传统城市的扩张。到了20世纪30年代巴西工业化开始促进中心城市发展。20世纪50-70年代, 城市化进入飞速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 受政府干预有所收敛。总之, 20世纪后, 巴西城市化的动因是工业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这时城市是工业生产的中心, 是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巴西也存在城市化过度问题, 首先是人口过度膨胀, 1950年-1970年, 城市人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 而乡村人口增长不足2%。由于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远低于快速增长的人口, 导致大量失业;其次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还有由于城市规划滞后于人口迅速膨胀, 城市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

(三) 中国城市化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算起, 中国城市化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60年, 中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1949年-1960年, 中国城市化起步阶段, 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从建国初期的10.6%提高到20.7%。1961年到1978年, 中国城市化处于停滞或下降阶段, 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从20.7%下降到15.9%。1979年-1989年, 中国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到1989年末, 全国设市450个, 建制镇1万多个, 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升至30%。1989年-2012年, 惯性加速阶段, 到2012年末, 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由30%上升到52.5%。

尽管世界各国城市化有很大差异, 但城市化过程有一个明显的规律。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归纳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加速阶段、成熟阶段。三个阶段连接起来, 城市化进程呈一条拉平的“S”曲线。一般认为, 30%前为初始阶段, 30%-70%为加速阶段, 70%以上为稳定和成熟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过快还是滞后, 学者之间存在争议, 但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辽宁城市化回顾及城市化合理性的初步判断

(一) 辽宁城市化回顾

辽宁城市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1960年。新中国成立时, 辽宁城市人口城市化率为23.4%, 高出全国近10个百分点。当时, 辽宁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 工业化使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到1960年, 辽宁城市化率达到36.9%, 这一时期全国城市化率为20.7%, 辽宁城市化率高出全国城市化率16个百分点。这一阶段, 辽宁城市化呈现先扬后抑的态势,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国家户籍制度的出台和实施。第二阶段, 1961年到1978年, 和全国形势一样, 辽宁城市化处于停滞或下降阶段, 1978年辽宁人口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36.9%, 下降到31.0%。造成辽宁乃至全国城市化率陡降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下乡运动”, 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第三阶段, 1979年到2000年, 辽宁城市化发展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到2000年, 辽宁城市化率增加到35.1%, 接近1960年末水平, 高出全国16个百分点, 增速高出全国1.2个百分点。第四阶段, 从2001年至今, 这一时期城市化进入高速增长期, 到2012年, 辽宁城市化率达到65.7%, 高出全国13.2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快速城市化主要得益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工业化带来城市扩张。

(二) 辽宁城市化水平合理程度的评估

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在全国位于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之后, 排在第六。一般情况下城市化水平与这一地区的人均GNP呈正相关。2012年, 辽宁城市化达到65.7%, 高出全国13.2个百分点。2012年, 辽宁人均GDP是9132美元, 这一年全国人均GDP是6100美元, 辽宁省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值。过度的城市化会导致所谓的“城市病”, 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滞后的城市将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处于所谓高位的辽宁省城市化率, 未来城市化发展要用什么的速度, 发展到什么的程度, 达到怎样一种规模, 是未来辽宁城市化过程中应首先回答的问题。辽宁城市化高低可从以下两方面判断。国际方面:据国外一项比较权威研究得出的结论, 一国人均GNP超过4000美元时, 城市化率超过60%是合理的。2012年, 辽宁的GDP是5909美元, 接近6000美元, 而相对应的城市化率是65.7%, 因此, 这一数字也应是合理的。国内方面:辽宁城市化率相对国内偏高, 可作两点解释:一是辽宁城市化率背景值偏高, 解放初, 辽宁城市化率高出全国城市化率近10个百分点;二是“一五”时期全国156个重点项目, 辽宁占了24个, 占整个项目的15%, “一五”结束后的1960年, 工业化拉升辽宁城市化升至36.9%, 在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个百分点。依据以上分析可初步得出结论, 辽宁城市化率基本是合理或偏下。

三、辽宁城市化发展趋势分析

从全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走过的路程看, 大城市城市化要快于中、小城市。这种现象学者称之为“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进一步研究表明, 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不但存在于世界城市化整体运动, 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也同样存在。所不同的是,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 大城市超先增长的强度有所区别。大城市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定义。这里提到的大城市是指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 该城市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中起引领作用。如国内珠三角的广州市、深圳市, 长三角的上海市, 美国的纽约, 日本的东京等。辽宁符合超先增长的城市是沈阳市和大连市。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 是辽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东北最大的城市。2011年末, 沈阳市人口818.6万, 城市化率78.63%, 沈阳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18.66%。大连市是辽宁第二大城市, 是辽宁一个重要沿海港口城市, 东北主要的对外门户, 也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2011年末, 大连市人口681万, 城市化率75.99%。大连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15.54%。两市人口共1499.6万, 占全省人口34.21%。

单位%

上表列出2008年前, 辽宁城市化水平前5个城市, 排名分别是本溪、抚顺、盘锦、沈阳、大连。而4年后的2011年, 排名分别是沈阳、大连、本溪、抚顺、盘锦。4年间, 沈阳、大连城市化水平以高出其他城市10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增长, 2008年城市化水平排在第一和第二的本溪、抚顺相对增长乏力, 盘锦基本停滞不前。辽宁城市化进程不仅客观反映了“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 也明示了未来辽宁城市化趋势。

四、辽宁城市化建设的建议

辽宁城市化建设应以沈阳、大连两个城市为引领重点发展, 市及县城应以属地迁徙为原则, 乡、镇城市化应遵循就地城市化为主。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等有其自身的规律, 政府应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有限的力量投入到快增长极上。

(一) 沈阳、大连应进入巨型城市行列

沈阳、大连两市在未来5年内人口应分别达到1000万以上, 进入巨型城市行列, 城市化趋于饱和前, 两市总人口应占全省人口50%以上。做以上推断基于以下考虑。首先, 从省域上看, 东北最具吸引力的沈阳、大连两市人口所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 低于哈尔滨市和长春市人口占该省总人口的比例。沈阳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18.66%, 哈尔滨市人口占黑龙江省总人口25.7%, 长春市人口占吉林省总人口26.36%。从东北区域看, 无疑沈阳、大连两市最具吸引力。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地区引领型的城市, 聚集该地区20%以上人口并不罕见, 例如日本, 1988年, 三大都市东京、大阪、名古屋城市人口占全日本人口的46.8%。2011年, 日本人口1.27亿, 东北人口1.09亿。再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其洲首府悉尼人口占全州人口的62%, 西澳的首府珀斯人口占西澳人口的70%。因此, 从省域考虑, 沈阳、大连两市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分别提高到25%以上是合理的;从东北区域考虑, 把沈阳、大连两市人口占全东北的比重由目前不到10%分别提高到15%以上也是合理的。

我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有抑制发展大城市的潜规则, 其理由可能与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所谓的大城市病有关, 而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所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世界十大城市排名中国唯一进前十的上海, 人口不到排在第一名东京人口的一半。抑制大城市发展是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的, 而靠限制大城市发展来防止所谓的大城市病, 无疑等于节水而不让人饮用一样没有意义。

当前,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把沈阳、大连两城市引领到巨型城市行列不仅决定两个城市的发展和定位, 也直接关乎辽宁的发展。沈阳、大连两市在辽宁城市化进程中, 不仅最具吸引力, 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目前两市的人口密度不足上海市的1/5。

(二) 市、县城及乡、镇城市化重点考虑属地化和就地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口流向城市的过程, 形成流动的动力理论之一是所谓的“推拉理论”。“推”是指流出的愿望, “拉”是对流出者的吸引, 而“拉”决定城市的空间和尺度。辽宁除沈阳、大连两市外自我发展空间和拉动的尺度大体分两种情况, 一是县级以上市;二是乡和镇。辽宁有 (不含沈阳、大连) 县级以上市56个, 除抚顺在城市化进程中渐进和沈阳构成模糊的城乡带或同城外, 其余55个城市的城市化人口空间应低于他所辖的区域总人口, 而拉动的半径也应在他所辖区域, 即城市化的进程主要考虑城市属地范围内。

就地城市化理论形成较晚, 是中国城市化特有的现象。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 而是在原有居住地, 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转移到二、三产业形成所谓的“乡村都市”现象。就地城市化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南方居多, 典型是华西村。辽宁乡镇企业不发达, 但作为乡、镇城市化模式应积极探索。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2篇

手法诊疗是基于非药物、非手术方式开展医学诊断和治疗的一种方法。刘海起表示,手法研究会要坚守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团结同仁,崇尚学术的宗旨。以推动非药物、非手术方式开展医学活动并不断创新以手法为主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为目的,团结、带动广大手法诊疗医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临床实践,最大限度地治疗疾病,减少痛苦,促进健康,降低医疗成本,为人类的生命健康服务。

会议表示,研究会将在坚持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原则下,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手法诊疗理论,加强学科间和学术团体间的横向联系与协作,促进本学科发展;定期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经验,推广学术成果,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积极组织申报承担国家、地方的科学研究任务;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建立手法诊疗标准;团结医学界同仁,共同研究手法诊疗理论、方法和技术,并为会员提供相应的服务;开展对会员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普及和推广手法诊疗技术知识;编辑、出版、发行学术期刊,为会员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筹措经费,建立科研基金,确定研究领域和方向,资助会员进行科学研究;评选和奖励优秀技成果、学术论文和科学普及作品;培养、发现和推荐人才,奖励优秀科技人才,表彰,奖励在科技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会员,以及在学会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学会专兼职工作人员;加强同国外各学术团体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交往,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国家及省有关手法诊疗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战略、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建议性工作;接受主管部门委托,承担科技项目评估、科技成果鉴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组织、举办技术展览、科技文献和标准的编审;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意见和呼声,举办为会员服务的事业和活动。(扶勇华)

(辽宁省科协)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区域经济总量增长、新兴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1]。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又极大地促进了城市职能结构和城市化地域形态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区域产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互动已成为我国区域与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资源进入现代主流经济, 服务业将发展成为城市中最大、最具活力的产业, 国内外很多学者就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研究。1978年Singelmann首次提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 通过对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证实分析, 发现城市化是促进一个国家从农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Henderson研究表明, 经济的增长促进人口从农业为主导的农村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Tiffen对撒哈拉地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研究表明, 服务业将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快速发展。Illeris研究了服务业增长和地区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指出地区和城市发展不但由服务活动的高增长决定, 而且与服务业在地理上的集中有关系。国内学者王玉珍认为,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对第三产业发展有直接影响,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基于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长、购买力的提高和各种服务需求的增长。江小涓等研究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发现, 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3]。李诚固通过对我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互动变化趋势研究, 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城市化的有序推进提供了新思路。李京文通过研究现代服务业以及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状况表明,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城市化互为依托[4]。刘维奇通过比较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关性, 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指出改革开放前虽然第二产业发展很快, 但服务业发展较慢, 因此城市化进程较慢;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 带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5]。刘汉辉研究了广东省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的协整关系, 表明广东省城市化是第三产业的Granger原因, 第三产业则不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6]等。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列把“中国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库兹涅茨、钱纳里等的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 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 两者之间有一个“桥梁”, 即产业结构的转换[7]。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 我们知道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 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可见经济发展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转换, 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变革也是城市化的动力机制[8]。随着人均GDP的增加, 需求结构的重点从必需品转向非必需品, 这一变化拉动了产业结构遵循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轨迹演进[9]。那么, 研究城市化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从战略角度思考的问题。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位, 近年来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提高, 服务业也有较快发展, 辽宁省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相互关系怎样, 是事关辽宁省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2 研究区域

辽宁省界于118°53′E—125°46′E、38°43′N—43°26′N, 东北地区南部, 陆地面积14.69万km2, 辖14个地级市, 是中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 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发展基地之一, 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域, 也是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辽宁省有相当实力的发展中心和对外的国际口岸, 有高效率的综合交通网络, 沿线有密集的人口和城市, 具有经济集聚和形成城市绵延区的基本条件[10]。

2.1 辽宁省服务业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服务业成为继农业、工业之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11]。服务业是指以生产和销售非实物产品为主的行业, 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一般将其视为第三产业。本文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代表服务业占GDP比重, 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辽宁省服务业发展状况:①服务业对辽宁省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1978—200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增加了16.44%。其中, 200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2.1%,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5.9%, 首次形成第二、三产业持平的新局面。但其发展水平与北京、广东等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以2008年为例, 辽宁地区服务业增加值为4647.5亿元, 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浙江、上海等地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15323.59亿元、11548.8亿元、10367.23亿元、8811.17亿元、7682.07亿元、7350.43亿元, 可见辽宁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江苏等地区相差较大。②服务业是城市化发展并实行“质”的进步的加速器[12]。 服务业提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是城市化进程中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渠道。从服务业从业人员来看, 2009辽宁年服务业从业人员人数为960.4万人, 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2.2%, 是劳动力就业的主体, 在各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中最高;北京、上海、天津的比例分别达72.5%、55.2%、44.0%, 辽宁省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在全国处于前列, 但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还有较大差距。③服务业发展区域不协调且服务业结构不合理。辽宁省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两个主要城市, 这两个城市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合计占辽宁省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5.2%, 而其他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 资源枯竭型城市服务业发展更加缓慢。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 交通运输业、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和餐饮占主导地位, 现代型服务业如高信息技术业、软件业、金融、保险等比重较低。

2.2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

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常用城市化率这个指标来表述, 通常选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率。辽宁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为:①辽宁省城市化率逐年提高, 但近年发展缓慢。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省市的前列, 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31.7%上升到2009年的50.4%, 提升了18.7%, 城市化率达到50.4%。该阶段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并已接近达到基本城市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国步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 但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却明显放慢, 1990—200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0%, 而同期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3.9%。②各地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2009年盘锦市城市化率达82.15%, 而朝阳、葫芦岛城市化率却只有30%左右, 各地城市化相差较大。长期以来, 辽宁省在城市化战略选择上一直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 没有把城市化作为城乡互动的过程。③主要形成两大城市群。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以大连为中心, 以葫芦岛和丹东为两翼的沿海城市群[13]。辽宁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快, 大中小城市发展较合理, 城镇分布密集, 以沈阳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和铁岭。以大连为中心、以依葫芦岛和丹东为两翼的沿海城市群, 城镇分布较密集。该城市群包括大连、丹东、盘锦、锦州和葫芦岛等城市。2009年7月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 大连既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与轴心, 又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两翼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还要承担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现代产业聚集区。尽管辽宁省沿海城市数量众多, 但真正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只有大连, 其他几市不足以对周边腹地经济形成足够的拉动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选择

为了避免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相互促进的先验思维, 以描述样本数据特征作为主要准则, 分析数据序列本身的性质与关系。本文选取1985—2009年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 (表1) ,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服务业发展水平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Y) 来表示, 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市化率 (X) 表示。

3.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Eviews软件, 分别对两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并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为了分析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就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在协整检验之前, 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涉及到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回归, 很可能形成结果看上去很好的“伪回归”, 但是这两者如果存在同步现象, 则可能没有“伪回归”问题, 这种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协整就是我们要检验的目的。因此, 在分析两者关系时, 需要首先对这两列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避免出现伪回归[14]。利用单位根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分析之前, 从两者的趋势图 (图1) 可见, 辽宁省1985—2009年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Y)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4年有下降趋势, 城市化水平 (X) 处于持续发展状态。

单位根检验:表2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序列Y、X在5%显著水平之上的临界值都小于ADF统计量, 接受原假设, 两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需要对序列Y、X进行一阶差分检验, 记为一阶差分序列DY、DX。DY、DX在5%水平的临界值都大于其ADF统计量, 拒绝原假设, 即DY、DX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同阶单整满足协整分析条件, 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采用Enlge-Granger (EG) 两步法, 两列时间序列如果是协整的, 则表明这两个序列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注:检验形式 (C, T, K) 中的C、T、K分别代表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协整检验:运用EG两步法对以上两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第一步, 对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回归,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模型:yt=α0+α1x1+μ1, 从而得到残差序列:Y=-31.19901+1.492469X+μt。第二步, 检验残差的单整性, 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从表3可见, 在不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情况下, 残差序列的ADF统计量小于5%的临界值, 即残差序列为I (0) , 所以1985—2009年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对数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论证了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研究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做进一步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对滞后阶数敏感, 运用AIC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在检验方程中将Y、X分别同时滞后1—7期, 最大滞后阶数根据1/3-1/4样本数来确定。从表4可见, 在滞后期为5时AIC的值最小。在确定最佳滞后期后, Granger检验可提供不同滞后期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原假设表示其Granger关系不存在。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5。在滞后期为5的情况下, 辽宁省1985—2009年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无显著的因果关系。从整体检验结果看, 辽宁省1985—2009年间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之间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注:P表示滞后阶数, R2表示拟合度。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以上对辽宁省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分析, 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①以辽宁省1985—2009年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指标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以城市化率为指标的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 在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对两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后表明, 辽宁省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表明, 辽宁省1985—2009年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总结相悖, 由此引起对过去二十几年辽宁省产业结构路径发展的深思。②从辽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产值比重来看, 在服务业方面表现为增加值总量显著提高, 但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相差较大;在城市化方面, 辽宁地区城市化水平在全国各省处于前列, 但近年发展缓慢。③辽宁省各地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空间分布差异大, 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集中在沈阳和大连两个城市;盘锦城市化率高而服务业水平低, 差值很大。

4.2 讨论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4篇

沿海度假旅游又称滨海休闲度假旅游, 滨海休闲度假旅游指依托滨海游憩系统开展的以休闲度假为主体的旅游活动。一般认为, 滨海游憩系统包括住宿设施、餐饮娱乐、交通运输、人员配合等。自20 世纪中叶起, 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因其独特的产品形式, 丰富有趣的知识深度, 使游客积极参与其中, 达到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的目的。联合国指出: “沿海国家应当探索、扩大依靠海洋资源开发休闲和旅游活动的潜力”。辽宁拥有将近2, 000 公里的海岸线, 其沿岸的自然风光与海滨自然资源, 为开发滨海休闲度假旅游提供便利条件[1]。

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现状

( 一) 为实现游客消费与服务需求的有机结合创造条件。需求, 在经济学中, 是指在一定的时期, 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 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在心理学上, 需求是指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的反应。滨海旅游需求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对海洋旅游活动的欲望与需求, 在一定的时间内, 一定价格上, 旅游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滨海旅游产品的数量, 即旅游者对某一旅游目的地所需求的数量, 可以反映出人们对滨海旅游产品的购买欲望与购买能力[2]。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大力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 根据各沿海城市的不同特点开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沿海旅游产品, 使沿海城市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经济的纽带与客源的集散地。这样, 不仅可以加大旅游者的消费, 同时还能够满足旅游者的各种旅游需求, 真正实现双赢。

( 二) 拥有拓展开发外贸的发展空间。由于辽宁沿海城市与周边的韩国、日本、朝鲜等国家隔海相望, 并且, 辽宁沿海的许多城市都有重要的港口, 因此根据辽宁沿海城市自身所拥有的旅游资源, 再加上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1], 同时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 借助政策的优势开发沿海经济带旅游产业, 辽宁沿海城市成为全国重要的滨海旅游胜地与经济中心指日可待。

( 三) 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据统计, 辽宁沿海地区拥有的自然类旅游景区共计65 个, 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9 个, 约占全国滨海城市的13% ; 国家级森林公园有30 个, 约占全国滨海城市的14%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2 个, 约占全国滨海城市的12% ;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有5 个, 为全国第一, 约占全国滨海城市的17% ; 而国家湿地公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矿山公园, 分别约占全国沿海城市的3% 、6% 和8%[1]。由此可见, 在辽宁沿海城市中除了个别景区外, 其它所有国家级景区数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本地的旅游业发展潜力, 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地方旅游现状分析材料, 说明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设性意见, 争取早日解决。同时, 地方政府应加强合作, 打破行政壁垒, 实现无缝对接, 重点在无障碍旅游上下功夫, 清理各种形式的关卡、壁垒, 打破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局面, 积极推进跨区旅游。

( 四) 旅游景区设施设备不完善。由于许多滨海旅游项目的管理者缺乏专业知识, 导致其只注重开发建设那些投资小、见效快、回报高的旅游项目, 而不是从滨海旅游自身资源的特点出发, 深入调查研究, 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同一个滨海旅游景区中出现多个相似甚至相同的建筑和经营模式, 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 很多的海滨浴场, 设施设备简陋, 只能够为游客提供简陋的遮阳伞, 品种不多的设备, 饮品与食品种类单一并且价格高出市场价很多, 让游客难以接受。这样导致许多滨海旅游项目生命周期短, 竞争力弱, 难以与国际先进的滨海旅游城市相提并论。

( 五) 产品缺乏创新。自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中国的滨海旅游项目发展却似乎停滞不前。大多的滨海旅游项目不是沿用之前的项目就是模仿国外的滨海旅游项目, 而没有根据自身的特点适当创新。并且, 滨海旅游资源的拥有者只会沿用传统的滨海旅游项目, 而不是开发新的适合其滨海旅游环境的项目, 从而导致游客的流失与自身资源的荒废。

( 六) 产品开发欠缺合理性。由于滨海地区所处地理环境与其拥有的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导致滨海地区旅游资源的管理与其他区域的旅游资源管理存在很大的不同, 从而使滨海地区的旅游景区建设与其他区域的建设难以相互协调, 致使滨海地区只考虑自身的短期利益, 故而滨海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杂乱无章, 毫无头绪。而其间接地导致周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跟风严重, 浪费大量资源, 同时也破坏了旅游区域资源的整体性, 因此, 激烈的内部竞争削弱了外部竞争力。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 一) 加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工作。“一带一路”战略下, 辽宁沿海经济带要加强建设, 决不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中的某一个城市独自努力改进, 亦或是区域间外部的互联与互通, 而应该是区域间内部相互之间加强合作与交流, 实现经济、资源、信息等各方面的互联、互通。交通不仅仅可以作为运输工具它同时也是区域与区域间文化、信息与沟通的链接体。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相关联的沿海城市应加强其包括公路、铁路、航空、航海在内的基础交通设施建设, 从根本上加强城市与城市间、区域与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 二) 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创造合作机会, 实现互利共赢。辽宁应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以沿海经济带为主要的经济切入点, 同时也是沿海旅游带的切入点。加强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与周边区域合作发展, 通过铁路或公路将沿海旅游与周边地区旅游连接起来。加强在客源集中地, 例如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及著名旅游景区的沿海旅游宣传; 与各地的旅行社合作, 共同打造跨地区产品线, 共享旅游客源。同时, 加强与发达地区开展多元合作, 到客源地举办推介会, 加强与客源的旅游企业的合作; 向旅游较成熟的地区学习借鉴经验; 沿海城市与客源地城市之间结成合作体, 如互送客源、资源共享等。在加强与内陆城市间合作的同时, 加强沿海城市间的合作尤为重要。以政府为平台, 适时成立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协会, 引导沿海城市间的景点、饭店、旅行社、民航、铁路等行业加强联系与合作, 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联手、企业参与的区域合作长效机制。积极建设完善沿海城市间的交通, 打通地区间的连接道路, 取消道路交通方面的限制, 确保景区不对外地旅游车辆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设卡, 做到一视同仁[3]。

( 三) 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贸易合作。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图可以看出, 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广西、云南、西藏、重庆12 省市区均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下, 根据具体情况加强辽宁与以上12省市区城市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其中应首要考虑的是新疆、陕西等下辖的内陆城市, 利用滨海旅游的优势, 着重推出海上旅游项目, 突出沿海城市夏季气候凉爽、冬季银装素裹的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特色[3]。

摘要:“一带一路”贯穿于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 而这两个经济圈的国家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其中中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因此开发中国的沿海经济带就变得极为重要。辽宁下辖6个沿海城市, 为促进旅游发展提供便利条件。通过信息整合、资源共享, 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注重海上交通与陆地交通、航空交通的融合, 促使辽宁沿海经济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游客的集散地、交通集汇地。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市旅游,沿海经济带

参考文献

[1]张广海.我国滨海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M].北京:海军出版社, 2013

[2]黄少辉.中国海洋旅游产业[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0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5篇

关键词:滨海旅游,城市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

1 引言

旅游是现代城市的重要功能,也是当前各地区推动城市化的重要选择[1]。旅游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模式,城市旅游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Mullins最早提出“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的概念,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并以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城市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为案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当地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3]。Hannigan将旅游城市化作为后现代城市最生动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4]。美国学者Gladstone引入“区位商”概念,研究了美国休闲城市和大都市城市的城市化特征[5]。Judd等将旅游城市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旅游城市化、历史名城、转型城市)进行研究[6]。国内关于旅游城市化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陆林指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2];陆林、葛敬炳对旅游城市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7];黄震方等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对旅游城市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8];王冬萍等以吐鲁番为例阐述了旅游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9];朱竑等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对桂林的旅游城市化进行研究[10];焦华富等以九华山为例研究了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研究[11];葛敬炳等对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的特征及机理进行分析[12];麻学峰、徐喆等以张家界为例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1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与城市化概念界定特征和关系描述等定性研究上,而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协调性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单个城市的研究,针对旅游系统与城市系统相互作用强烈的滨海地带的研究尚待加强,基于此,本文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评价模型,探讨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旅游系统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对旅游产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我国滨海地区的旅游与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辽宁沿海经济带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个沿海城市所辖行政区域,陆域面积5.65 km2,海域面积6.8 km2,海岸线长2 920 km。该地带集中了省内的优势旅游资源,大连、丹东、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连成一片,形成中国独有的滨海旅游城市群。2011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3 81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 583.2亿元,拥有星级以上宾馆300家,旅行社662家,国家A级旅游景区85个。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

2.2 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是对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各个因素之间在演化发展过程中良性互动关系和协调性关系的定量评价。旅游发展主要是指一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直观体现在其旅游收入和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方面;城市发展是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概念,总的来看,它是指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整体发展。城市旅游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良好的城市环境都是旅游发展的有力支撑,城市旅游的发展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流动,有利于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从以上观点出发,文章从旅游水平、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城市环境等4个因素入手并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表1)。

3 研究方法

3.1 熵值法

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大;反之该指标的权重越小。熵值法能够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以及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14]。熵值法的主要计算步骤有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熵值、差异性系数级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等,最后得到第i个样本地区综合功效:

式中:yij为数据标准化值,zj为权重。

3.2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3.2.1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15]。

旅游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当旅游与城市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互惠互利时,耦合为良性;当二者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耦合为恶性。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其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

式中:耦合度C∈[0,1],n=2,Ui为各子系统的综合功效,当C=0时,耦合度极小,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当C=1时,耦合度最大,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耦合度越大越好,反之亦然。

3.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综合了旅游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耦合状况以及两者所处的发展层次,反映了旅游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整体协同效应,比耦合度模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广泛的应用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为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者整体协同的效应或水平;D为耦合协调度,且D的值也在0~1之间;C为耦合度;α和β为待定系数,本文认为旅游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很重要,因此取α=β=0.5;U1和U2为旅游发展和城市发展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根据目前学术界主流的分段方法即中值分段法以及研究需要分别将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表2)。

4 结果分析

根据熵值法计算公式、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结合源数据,得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六所城市的旅游系统得分、城市系统得分、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3。

4.1 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就旅游发展评价而言,大连最优,丹东其次,葫芦岛最差。究其原因,大连是我国首批最佳旅游城市,以“浪漫之都,时尚大连”而闻名。主要有以海岛、海滨旅游产品、近代战争遗迹旅游产品、城市风光旅游产品、旅游度假、温泉疗养及其他专项旅游产品构成的产品体系,旅游资源的丰度和价值均较高;哈大、沈大、丹大高速铁路及公路、大连港口运输以及国际国内航线为大连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较好的政策优势,以及距离客源地较近以上这些成就了大连在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的龙头地位。丹东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丹东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旅游资源江、海、山、泉兼备,同时,特殊的地缘条件,促进了其跨国旅游、边境旅游的发展。而剩下的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四所城市,由于旅游资源较大连缺乏竞争力,受旅游屏蔽效应的影响,旅游发展水平欠佳。

据表3,可以看出,就城市系统发展水平而言,大连最优,盘锦其次,葫芦岛最差。大连是我国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辽宁省的重要沿海港口城市,是东北的重要门户;也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是东北振兴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龙头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市政投资较大,故城市发展水平居沿海经济带之首。盘锦市在沿海经济带中,经济较为发达,以2010年为例,其国内生产总值为950亿元,居全省第5位,通过优化工业结构,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依托国家政策扶持,其城市发展水平较高。葫芦岛城市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以2011年为例,葫芦岛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50亿元,而同期的大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 100亿元,相差甚远,同时,作为沿海经济带上的一所年轻城市,其城市发展水平尚需逐步提高。

根据旅游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得分制作成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系统与旅游系统得分柱状图(图1),沿海经济带六所城市又可以分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和旅游发展滞后型两种类型。其中,大连、丹东属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其旅游发展较快,城市发展略滞后于旅游发展水平,大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以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是这两所城市今后发展的方向;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等4所城市为旅游发展滞后型,其旅游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通过完善交通,科学规划,加大旅游宣传力度和政策扶持,是其努力的方向。

4.2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表3计算得出的结果,结合表2的划分标准进行分类。就耦合度而言,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有大连、丹东、锦州、盘锦;处于拮抗阶段的城市为营口;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为葫芦岛。就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来说,由于其旅游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大致相当,旅游系统和城市系统耦合较好,两系统呈现有序的状态;对于营口而言,旅游系统对城市系统形成拮抗作用,两者耦合水平欠佳;对于葫芦岛而言,其城市系统和旅游系统二者呈现无序状态,耦合水平最低。

就耦合协调度而言,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仅有大连,大连的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为0.697,居六所城市之首,缘于其发展水平较高的旅游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二者实现了较好的互动发展,相互促进,但其耦合协调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实现城市与旅游系统的良性互动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丹东,丹东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较好,城市建设相对滞后,旅游业的发展对城市建设形成一定的压力,但相对于研究区内的其他城市,丹东的旅游系统和城市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仍居前列,继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时其努力的方向。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有锦州、盘锦、营口,这三所城市与大连和丹东相反,城市的旅游滞后于城市发展,导致耦合协调水平较低,这三所城市旅游发展的潜力和前景巨大。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葫芦岛,葫芦岛无论是在旅游业发展还是城市建设上,均不甚理想,旅游和城市两系统处于失调状态,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扶持旅游业发展,实现两者互动,是该市今后应采取的措施。此外,大连与葫芦岛两市的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极差较大,说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内旅游与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大,通过因地制宜地采取合理措施来缩小差距,实现区域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是经济带内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5 结论和讨论

城市旅游和城市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关系。文章从旅游水平、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城市环境等4个因素入手并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1)从旅游发展水平来看,依次为:大连、丹东、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就城市发展水平来看,依次为:大连、盘锦、营口、锦州、丹东、葫芦岛。根据旅游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匹配,大连、丹东属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为旅游发展滞后型。

(2)就耦合度评价来看,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有大连、丹东、锦州、盘锦;处于拮抗阶段的城市为营口;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为葫芦岛。就耦合协调度而言,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大连,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丹东,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有锦州、盘锦、营口,较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葫芦岛;辽宁沿海经济带内旅游与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大,通过因地制宜的采取措施来缩小差距,实现区域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是经济带内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辽宁边境城市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第6篇

边境城市一般都拥有多种类型的口岸,口岸经济是边境城市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拥有30多个边境城市,这些边境城市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缘优势及国家鼓励边境地区开放的政策优势,逐渐形成以边境口岸为依托、边境贸易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形式。

辽宁省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面积15222平方公里,其中市区834平方公里,2015年末总人口238.2万,是我国最大的对朝贸易口岸城市。丹东市拥有港口、铁路、公路、管道、机场5种类型10处口岸,是我国连接朝鲜半岛及欧亚大陆的主要陆路通道和最大集散地,是亚洲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

丹东口岸外贸资料显示,2014年丹东现有边贸企业600多家,对朝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8.6亿美元,占全市对外贸易总量的40%,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的80%。2000年至2015年,中朝贸易额从4.88亿美元增长到54.3亿美元,2013年,两国贸易额达到65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10.4%。作为国家级边境合作区、全国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丹东市利用自身边境城市特殊的地缘优势及国家鼓励边境地区开放的政策优势,逐渐形成以边境口岸为依托、边境贸易为主体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二、辽宁边境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边境城市一般地处区域的边缘,距离区域中心较远,无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近年来,丹东市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对外开放的程度有所提高,经济有所发展,但经济总量不大,而且增速放慢,在省内位于中下游。2011年-2014年,丹东市地区生产总值位列辽宁省14城市中第9位,2015年降至第10位,人均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大连、沈阳等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图1)。与沿海经济带其他城市相比,位列沿海经济带6市第5位,仅优于葫芦岛市(如图2)。丹东市产业结构层次不高,2015年,丹东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9:40.9:43.2,比上年有所改善,但与国际惯例的理想比例10:40:50还有差距。丹东产业结构中,工业和农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强。丹东服务业发展落后,仍以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为主,信息、咨询、科技、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市政公共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等社会服务业也明显落后。截至2015年初,丹东市共有企业43847家(如图3),主要为生产制造类和贸易经营类企业,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89家,普遍存在生产规模较小、资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边境城市往往具有沿边的区位优势,是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丹东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优势,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是丹东主要贸易伙伴,涉及服装、机电、水产、农产品等商品。尤其是对朝贸易,无论是从出入境货物还是出入境人员的规模来看,丹东陆路口岸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几年来,尽管丹东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逐年递增,但是外贸依存度逐年下降,不仅低于大连市,也低于沿海经济带的整体水平。从吸引外商投资水平来看,丹东市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不断下降,外资依存度不高。这种变化(如表1)说明新常态下丹东市的对外开放程度明显下降,一方面源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和辽宁经济增长势头不足,另一方面源于丹东的口岸优势并未充分发挥,使得外贸和外资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削弱,对丹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数据来源:根据丹东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报数据整理

三、辽宁边境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

(一)基于地理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多项沿边对外开放规划,加快沿边开放对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35条政策中专门提出要“重点推进中朝丹东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建设”、“研究设立丹东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因此,丹东经济发展应该主打外向型经济,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利用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城市经济。

1. 借力中韩自贸区,建设中朝韩贸易走廊。

丹东是中国靠近朝鲜半岛最大的边境城市,但是由于朝鲜半岛局势具有不确定性,中朝经贸活动常常受到影响,导致企业对丹东的投资环境和投资风险有所担心。因此,丹东的发展应该关注整个朝鲜半岛,利用独特优势,加强对韩经贸合作,建设中朝韩贸易走廊。首先,丹东具有重要的人文优势。丹东作为朝鲜族聚居地,拥有明显的语言文化优势,相似的生活习俗。其次,丹东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从地理区位来看,丹东沿江沿海又沿边,是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地方,搭建中朝韩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2015年6月1日,中国和韩国两国正式签署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该协定正式实施后,将会极大刺激双边贸易,推动中韩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丹东市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绝佳的地理位置和便利条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给丹东经济发展争取重要的机会。

2. 辐射东北东部,建设东北东部区域物流中心。

丹东港包括大东港、浪头港、海洋红港,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和环渤海经济带的东段,既是东北亚重要的交通通道,也是连接东北亚各国最便捷的物流大通道。近几年,丹东港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个港口开辟了散杂货集装箱和客运航线。丹东—大连,丹东—沈阳高铁,丹通高速公路,东北东部铁路通道已经打通,区位优势不断显现,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北起黑龙江省牡丹江,南到辽宁丹东,纵贯东北东部的大通道。丹东港已经成为我国东北东部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东北东部的资源经丹东港可以实现以最短运距迅速出关。丹东市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为丹东物流业发展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成为东北区域物流中心城市是丹东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基于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环境经济模式

丹东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温暖舒适的气候条件,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丹东市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要素资源,致力于经营城市环境,发展环境经济模式,使环境成为城市资本和优势,打造独特的城市品牌。

1. 发挥环境优势,创建休闲宜居城市。

丹东景色秀美、气候宜人,没有工业污染和雾霾,森林覆盖率达66%,人均水量是全国的1.5倍,环境空气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水平,全省第一,被评选为全国十大养老胜地之一。丹东市拥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和优质的温泉资源,房价低于全省其他地级城市的平均水平,是适合居住和养老的休闲宜居城市。随着沈丹高铁和丹大高铁的正式开通,丹东也融入沈阳、大连“一小时经济圈”和京津“六小时经济圈”中。相比拥挤喧嚣的大城市,充分发挥丹东市生态、文化、区位等优势,打造国内知名的休闲度假养生宜居城市是发展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吸引更多人前来买房置业,作为自己的度假之地、养老之所。

2. 发展旅游资源,打造边境旅游城市。

在当前经济总体保持稳中趋缓运行的新常态下,旅游业作为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呈现出逆势增长的良好态势。丹东素有“最美边境城市”之称,与朝鲜隔江相望,具有独特的边境文化特征,是国家特许经营赴朝旅游的城市。丹东市旅游资源丰富,现有国家A级以上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森林公园等28处,其中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7处,国家AAAA级景区5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2个。丹东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丹东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人数及旅游收入均增长了13%,体现了丹东市旅游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未来旅游业将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力量。

四、辽宁边境城市经济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1. 继续推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丹东市需要正确分析和判断朝鲜经济战略发展的动态和趋势,正视朝鲜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利用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争取优惠的贸易政策、发挥同源的文化优势,加快中朝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中朝双方要加强协调与配合,加快经济区基础设施和监管设施建设,制定和完善经济区相关法律法规,优化产业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前来投资,实现国际化、规范化管理,提高政策执行力。经济区应用足用活边贸政策,切实落实相关优惠政策,提升边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2. 加强与韩国的经济合作。

中韩自贸区成立后,关税的大幅降低会有力地刺激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丹东市可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和港口优势,加强与韩国的经济合作。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极具优势,丹东可以切实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和语言文化优势,依托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吸引影视创作、科技创新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韩国企业前来投资。改进投资环境是吸引投资的第一步,有关部门要了解和熟悉韩国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借鉴韩国的经济管理和企业服务模式,吸引韩国企业前来投资。丹东应加强与韩国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机构、企业协会等方面的联系,提升城市的影响力。通过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借助其平台和资源,引进优质项目,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

(二)加快物流业发展,建设国际性物流中心

1. 提升物流业的国际化水平。

丹东市物流业发展需要引入国内外知名的加工及物流企业,加强物流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按照国际先进水平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物流标准化建设。丹东的物流产业应顺应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以建设高度信息化的国际化物流产业园区为目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加快信息设施和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建设“互联网+”、“智慧型”的物流产业园区,提升丹东物流产业园区的竞争力。

2. 推进物流业的综合发展。

丹东市应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推进物流、保税、出口加工等多功能综合发展。利用港口货物集散便利的交通优势,以全国最大的对朝贸易集散地和物流中心为基础,申报与之相配套的综合保税区等经济特区,吸引更多的物流和加工企业前来投资,推动仓储物流、国际中转等专业化发展,带动贸易、加工、物流以及服务业快速发展。

(三)丰富边境特色旅游内涵,促进旅游产品多样化

1. 打造“边境风情游”。

城市建设应加快开发建设边境特色景区景点,树立“国门城市”理念,重点开发国界线和边境标志物,如界碑、国门、少数民族聚居地、特色美食街以及边境经济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等具有强烈边境特色的独特景观,满足游客“不出境的出国游”的需求。利用中朝地理位置相邻的优势和黄金坪中朝经济区开发建设契机,尝试建设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国际旅游试验区,建设中朝边境城市国际旅游岛,充分发挥中朝双边旅游资源的优势,使旅游产业实现从单一的过境游向跨国游转变。

2. 打造旅游精品城市。

深入挖掘本地特色,将自然特点与民族化、国际化的人文特色相结合,打造旅游精品城市。对景区景点进行综合开发的同时,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加强景点周边住宿、餐饮的规范化管理,开设旅游专线车,串联相关景点,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导游队伍。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与本地特色深度融合,打造山水游、采摘游、温泉游、红色游等旅游文化品牌,推进旅游精品化,加快休闲、度假、养生、康体旅游一体化发展。

3. 建设智慧城市。

打造以互联网、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提高城市资源配置的效率。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社交网络等工具和方法,在景区管理、游客数量监控、公共设施应用等方面实现智能管理,信息共享,提高旅游产品的品质和游客的心理感受。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边境城市的管理水平,改善居住和生活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 开发特色旅游纪念品。

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丹东的特色农业发展迅猛,位居辽宁省前列,主要包括优质稻米、板栗、燕红桃、草莓、水产品、中药材等300多种特色农产品。丹东市可以将特色农业作为主导产业,发挥边境地区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吸引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落户,推动边境地区产业升级。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引导,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提升创新能力,开发出有市场价值和竞争力的产品。通过特色产品、旅游纪念品等渠道推广到其他市场,提高城市知名度。

参考文献

[1]任秋菊,金龙.第十二届东亚(辽宁)国际旅游博览会暨丹东鸭绿江国际旅游节旅游推介会隆重举行[N].丹东日报,2015.9.10

[2]周静言.基于丹东视角的东北东部经济带产业合作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5)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7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了旅游上,对旅游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以往人们进行旅游是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但是当前人们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休闲旅娱乐。正是因为游客旅游目的的转变才促进了休闲旅游的发展。人们希望能在旅游的过程中体验到轻松、愉快氛围,并且进行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一方面可以修养身心、调节心情,另一方面还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观赏不同的景色。

辽宁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东临黄海、渤海,并与朝鲜、日本、韩国等国家隔海相望,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休闲旅游也业也十分的发达。但是通过对辽宁省休闲旅游业的发展状况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辽宁省的休闲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假日客流集中与供给灵活性差等问题。有专家认为,休闲旅游的兴起主要是由于人们精神心理方面的变化和提升,这是促进休闲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有专家在研究休闲旅游发展模式后认为,旅游产业要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实现市场化的经营,而市场化经营模式与人们的休闲方式、休闲活动以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休闲需求紧密相关的。以休闲旅游为主要业务的旅游企业必须突破传统的单一观光旅游为主的经营模式,建立独立性更强的产业,并发展出自身的优势项目,扩大旅游产品的影响力,提升产业价值。市场化经营能够充分利用旅游市场的各种资源,实现不同休闲旅游区域的优势互补和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多个旅游区域的共同发展,并促进休闲旅游业的深度、层次和发展效率都有所提升,在旅游方式和发展方向上则能逐步与国际接轨。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在未来休闲旅游必定是辽宁省乃至整个中国旅游发展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突破辽宁省旅游业发展瓶颈的主要突破口。

与传统的旅游业相比,休闲旅游有很多不同之处。休闲旅游是以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旅游,具有更强的休闲性、娱乐性、发展性、体验性。推动休闲旅游的发展也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了科学发展观。发展好休闲旅游,首先必须提高人们的休闲意识,形成稳定的旅游客源人群,设计和开发多样化、多层次、多价值、多功能的休闲产品。在旅游服务项目的设计上,要以旅游主的休闲需求和休闲体验为出发点。政府部门则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制定促进休闲旅游发展的相应制度措施,实现休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就休闲旅游制度创新方面来讲,休闲旅游的发展必须有良好好的制度作为发展的保障,为此需要及时建立起完善的配套设施施供应体系。休闲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其发展需要有其他部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地方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度、基础设施、人才培培养、理念的宣传、理论研究等方面支持休闲旅游的发展,尽快出出台和实施相关政策,为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休休闲旅游产品的创新问题方面,只有针对市场需求推出的创新性性休闲旅游产品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对辽宁省休闲旅游发展展的方案和产品进行分析后,发现2000年以后,随着全国经济的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相应的提高,带薪薪假日的时间也有所延长,休闲度假旅游开始受到了人们更多的的关注,辽宁省的旅游发展方向也是在这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从整体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对休闲旅游的研究和关注点主要集集中在休闲旅游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休闲旅游类型拓展、休闲旅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研究的方向十分单一。休闲旅游在我国起步步的时间较短,在认识深度上明显不足、投资金额也十分有限、发发展规划性不强,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限制了休闲旅游的质量和口口碑。当前,休闲旅游在辽宁省整体的旅游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仍较较小,与传统的优势旅游项目相比,休闲度假的资金和旅游装备都都十分缺乏。与国际上的休闲旅游水平更是无法相提并论,无论是是在数量、规模还是价值上都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辽宁省休闲旅游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先,雷同的产品过多,没有形成优势产品和品牌,导致经营主体过过于集中,市场竞争激烈,市场近于饱和,经营方式单一且经营规规模小,形成恶性价格竞争;其次,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缺乏特色,内内容空洞,缺乏内涵,价格虚高而服务质量差,不符合休闲的要求求,缺乏个性和创新性。第三,大多数休闲度假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管理者缺乏品牌意识,对旅途资源的开发不合理,发展过程中重量量不重质,缺乏大局观,旅游产品整体的质量偏低。旅游产业内部部缺乏沟通和交流,内部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的素质较低,无法在在国内外形成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休闲产品,限制了辽宁宁省休闲旅游整体水平的提高。最后,政府部门在建设休闲旅游业业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好监管和引导的作用,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不明确,缺乏沟通与合作。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休闲旅游消费群体体,产业的服务水平低,旅游过程单一僵化,无法实现休闲旅游业业可持续发展。

二、辽宁省休闲旅游发展态势

尽管休闲旅游在我国的起步较晚,但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开始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和高端化的的趋势。

1. 国内旅游将成为休闲旅游的主流

我国的旅游业长期以来都是以国际市场为主要客源,旅游业的很多内容和标准都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标准和经验,但是近几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每年来中国旅游的国外游客人数仍然在增加,但是实际上来中国进行休闲旅游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国外游客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也有所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旅游业的国内市场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国内旅游人数在以很高的比例增长。在国内旅游业良好势头的带动下,辽宁省的旅游业也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休闲旅游也会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据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将旅游列入日常消费中,这说明国内旅游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带薪休假制度的推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出行旅游的机会。

2. 休闲旅游是家庭旅游的时尚选择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家庭化。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成方式,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们的旅游消费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区域有了极大的拓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在限定的范围内行动,而希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丰富自己的见闻。城镇的独生子女数量越来越多,并被视为家庭和国家未来的希望,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今社会,家长愿意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增广见闻,提高沟通交流的能力,或是简单的在休闲旅游的过程中疏解生活学习的压力,因此近年来针对青少年儿童的休闲旅游数量层出不穷。

3. 休闲旅游多选择城市郊区和周边城市

休闲旅游发展趋势就是从城区向着城郊发展,也就是从核心向边缘进行发散。这种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特点。首先,休闲旅游方式先是在经济水平高、人们出游率高、消费水平高、工作节奏快的大城市形成一定的规模,在大型城市中建立优良的环境、优美的风景,充分利用城市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等特点,在城市周边地区建立休闲度假区、农家乐旅游等休闲旅游项目。这类项目比较适合城市居民在周末的旅游需求。此外,还可以传统的旅游城市为中心,往边缘拓展旅游区域,这些旅游城市的环境通常较好,可以利用这些城市原有的客源优势促进休闲旅游的发展。

三、发展中国休闲旅游业的对策与建议

1. 准确定位休闲旅游客源的市场

由于西方国家的旅游观念较为先进,休闲旅游的概念也是率先在国外开始流行,因此多年来,辽宁省的休闲旅游客源一直主要以境外游客为主,很多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开发也是针对海外市场展开的,但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来我国旅游的国外游客比例在逐年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在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上缺乏经验,无论是在服务质量还是景区建设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有部分旅游企业和度假区率先发现了这一现象,开始将客源对准国内市场,并将建设的主要精力开始向着国内市场开始倾斜。如沈阳、鞍山等都开始将客源对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今后,辽宁省的度假休闲旅游客源市场仍然会以国内为主,并适当开拓国际市场。只有找准了市场定位,才能提高建设发展的针对性,减少资源的盲目浪费,确保发展休闲旅游的经济济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休闲旅游就可以放弃国际市场,只有进行合理的规划,国际休闲旅游市场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实际上,国内度假休闲旅游的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际度假休闲旅游的发展。休闲旅游市场具体的定位应当根据地区实际的情况,如当地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等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选择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对于发展休闲旅游业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必要要引起重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2. 科学设计休闲旅游产品结构,产品项目要多元化

上文中已经提到辽宁省的休闲旅游的客源应主要放在国内市场,那么在进行休闲旅游产品的设计时就要从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低收入阶层、小康阶层、富裕阶层等不同消费阶层为依据制定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虽然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国外相比,我国人民的平均收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在旅游观念上与国外游客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辽宁省在进行休闲旅游业的建设时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和内容。在产品设计上应当以中档消费为主。同时,设计一些高档的旅游产品来满足部分高消费者和国外游客的需要,并建设相应的高档旅游设施。休闲产品的结构设计就一定遵循中档为主,高档为的原则。在休闲旅游项目的设置上,必须先对旅游景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可以适当借鉴国外先进、可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创新,确保休闲旅游的质量,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设计出适合大众的娱乐、健身项目。辽宁省具有旅游资源的各个城市应重视休闲旅游的文化性,开放更多的博物馆、文化馆等,提高休闲旅游形式的多样性,一些专业性场馆和内部场馆也应定期向游客开放。

3. 重视环境保护,促进休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在休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对自然资源环境进行一定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旅游业的发展对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又会给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和破坏。若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不注意对环境进行合理的保护和治理,最终限制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从源头上阻断休闲旅游建设。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在消费上,也更加强调绿色消费的理念,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对旅游企业而言,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休闲旅游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当前,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了发展的转型期,休闲旅游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观光,并且休闲旅游进一步呈现出国内化、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趋势。辽宁省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新的旅游发展形式下,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转变对休闲旅游的看法,并规划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旅游产品设计方案,提高休闲旅游的质量,并将休闲旅游与度假、文化、生态等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及时补充和更新相关的休闲旅游配套设施,找准休闲旅游的市场和客户定位,实现产业的集成和规模化发展,扩大休闲旅游的市场份额。

关键词:休闲旅游,发展态势,发展对策

参考文献

[1]邹宏霞.浅析我国休闲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与解决途径[J].商场现代化,2012(14):80-82.

[2]刁宗广.中国乡村休闲旅游的兴起、发展和建设刍议[J].中国农村经济,2014(13):72-73.

[3]吴克祥,李舟.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探讨[J].商业时代,2014(08):46-47.

[4]王新越.我国旅游化与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辽宁省大豆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第8篇

关键词:大豆产业;品种;优惠政策;比较效益

中图分类号:S5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5)03-0075-02

大豆原产地为中国,是辽宁省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既是全省“米袋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近年来,辽宁大豆产业逐步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我国大宗农产品净进口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全省大豆产量对确保粮食等大宗产品产业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 辽宁省主要大豆品种

1.1 辽豆25号

辽豆25号适宜在沈阳、辽阳、黑山、锦州、岫岩、瓦房店等活动积温在3 000 ℃以上的中熟大豆区种植。具有亚有限结荚习性,平均株高102.2 cm;株型收敛,分枝数3.6个,主茎节数19.8个;椭圆叶,紫花,茸毛灰色;荚熟黄褐色,单株荚数51.5个,单荚粒数2.1个,籽粒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脐黄色;百粒质量21.4 g。

1.2 铁丰30号

铁丰30号适宜在铁岭县以南地区种植,属中晚熟品种,需活动积温3 100 ℃。有限结荚习性,株高77.0 cm、株型收敛;主茎节数15.0个,分枝2.2个;叶椭圆形,紫花,淡棕毛,荚熟褐色,单株结荚42.0个,3粒荚较多,籽粒椭圆形;种皮与脐均为黄色,有光泽;百粒质量23.8 g。

1.3 开创豆14号

开创豆14号适宜在昌图、开原、铁岭、抚顺、桓仁等活动积温在2 800 ℃以上的早熟大豆区种植。有限结荚习性,平均株高80.0 cm;分枝数2.9个,主茎节数16.1个;椭圆叶,叶色深绿;茎秆坚韧,紫花,灰毛,荚熟褐色,单株荚数57.7个,3粒荚居多,籽粒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黄脐;百粒质量25.6 g。

1.4 丹豆13号

丹豆13号适宜在海城、锦州、瓦房店、岫岩、丹东等活动积温在3 300 ℃以上的中晚熟大豆区种植。有限结荚习性,平均株高80.5 cm;株形半收敛,分枝数2.6个,主茎节数17.1个;椭圆形叶,白色花,茸毛灰色,荚熟褐色,单株荚数59.4个;籽粒椭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黄色脐;百粒质量20.4 g。

1.5 辽阳1号

辽阳1号适宜在沈阳以南地区种植。亚有限结英习性,株高100.0 cm以上,株型至塔形;主茎节数23个,分枝2~3个;叶椭圆形,白花,灰毛,英熟黑褐色;单株荚数57.6个,单株粒数132.5个,单英粒数2.3个;籽粒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黄济;百粒质量23.0 g左右。

2 辽宁大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生产前景堪忧

一是大豆单位面积产量低,比较效益差,远不如玉米和经济作物效益高。二是大豆种植选择地性强,不能重茬,农民承包地无法进行轮茬。三是大豆的市场价格与农民心理预期和实际比较效益有一定差距,优质不优价,农民不看好其发展预期。

2.2 种植方式相对落后

目前,因科技推广动力不足,大豆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相对滞后于大豆品种更替。农民种豆意识偏薄,粗放管理,自家“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影响大豆新品种增产潜力的发挥。

2.3 比较效益偏低

辽宁省农民习惯在瘠薄的土地种植大豆,生产方式依然是分散经营,机械化程度偏低,影响大豆单产水平提升。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导致大豆种植成本提高和种植面积减少。据调查,近年来种植大豆平均单位面积收入一般为180~250元/667 m2,而玉米和水稻的收入能够达到400~600元/667 m2。

2.4 农药残留危害严重

近年来,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增大,大豆合理轮作空间减少,不仅大豆重茬现象严重,而且玉米除草剂的大量残留,对大豆及豆类作物生长危害较大。

2.5 加工业技术水平不高

大豆加工业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相对单一,品牌创新意识相对落后。辽宁省多数传统制品加工企业停留在素制品阶段,新型制品加工停留在蛋白阶段,油脂加工停留在色拉油阶段。大豆食品的加工、包装和冷藏技术等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 推进辽宁省大豆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1 推进大豆生产基地建设

要抓住实施全国新增千亿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全国油料生产发展规划”及节水滴灌工程建设的契机,在适宜大豆与玉米3 a轮作区域内,建设一批专业化高油大豆生产基地,重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改进耕地质量,解决土地板结严重、单产水平下降等问题,推进大豆定向化、规模化种植,提高大豆专业化生产能力。

3.2 促进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

启动实施大豆高产创建行动计划,促进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借鉴全国粮食高产创建行动经验,在大豆种植的优势区域和玉米大豆轮作区域,建立一批大豆高产创建示范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大豆科学栽培水平,走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发展之路。

3.3 构建新型大豆及花生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加大全省重点农业科研院所科技投入,着力构建新型大豆及花生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力争取国家种子工程等建设投资,重点加强业性能强的大豆改良中心、技术创新和转基因实验室建设,强化大豆基础研究、生物育种、转基因育种理论方法创新、新品种选育、科技攻关研究,提升新成果转化能力、应用科技支撑能力和种子资源战略储备能力。

3.4 培育商业化育种体系

着力培育以种子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借鉴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理念和研发模式经验,支持有实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创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nlc202309041051

3.5 实施强强联合联盟战略

实施强强联合联盟战略,振兴民族大豆产业。一是引导支持多元种子企业跨区域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聚焦,完善示范营销网络,延长产业链条;二是支持企业与农业科研院所组建战略联盟,搭建技术研发平台,实现双赢。

3.6 完善大豆价格政策

一是完善建立优质优价政策机制。随着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和大豆高产创建行动的实施,大豆生产趋向规模化、专业化,在大豆主产区率先建立大豆优质价政策机制,保护农民政策。二是实行大豆最低保护价政策。从近几年大豆种植面积变化情况来看,大豆市场价格偏低是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建议出台大豆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王旎,王恩学,闫德华.开放战略下中国大豆产业的困境与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2):191-194.

[2] 张海生.浅析我国大豆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农产品加工:创新版, 2012(1):51-53

[3] 李晓俐.巴西大豆产业发展的启示[J].宁夏农林科技,2014(4):44-45.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main variety of soybean currently cultivated in Liaoning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it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oybean industry in Liaoning and existing main problems, and present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 of preferential policy mak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ybean industry in the whole province.

Key words: soybean industry; variety; preferential policy; comparative efficiency

辽宁城市化发展研究 第9篇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稳定

目前, 我国262座资源型城市中, 近80%步入了成熟期和衰退期, 存在大量发展的问题。辽宁有资源型城市15座, 位列全国第二, 同样面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根据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经验可知, 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各级政府政策支持, 并要保持良性政策稳定。从2001年阜新市转型试点开始到2013年《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年) 》出台, 各级政府颁布了大量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在此背景下, 不仅要继续出台支持性政策, 还要注重保持成功政策稳定, 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但在各地具体实践中, 政策多变造成政策不稳定的现象阻碍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一、辽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政策稳定

作为价值权威性分配手段, 政策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政策稳定是指在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 科学政策在受内外多重因素干扰下, 能够遵循既定目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调整, 协调政策系统内外关系稳定运行。这种稳定是一种相对状态, 而非政策绝对不变。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出台, 都会对既有的资源分配架构和利益格局产生冲击, 形成不同人群损益。因此,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既有促进因素, 也有阻碍因素。有时一项已初见成效或暂时未见成效政策, 往往会因阻碍力量较强而夭折进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 确保已经产生良性效果的政策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 有利于政策效果的发挥。

政策效果的显现, 往往需要一定等待期, 如因短期内政策未见效或迫于压力而急于取缔, 将影响政策最终产生的效果。

2. 有利于经济发展。

政策稳定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激励和保护, 抑制机会主义和减少交易费用, 促进人们努力工作和积极创新。因为政策能为人们提供某种预期, 使人们在采取不同行为时, 计算成本与收益, 实现利益最大化。政策稳定减少决策不确定性, 因预期稳定而增加投资。政策不稳则会加剧不确定性, 进而减少甚至停止投资, 不利于资源型城市吸引社会资本。政策反复也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造成二次伤害。

3. 有利于维护政府威信。

诚信政府应该是有令必行、禁令必止, 政策短期更迭频繁将会产生执行偏差或无效, 危害民众利益, 导致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产生怀疑, 破坏政府权威。

4. 有利于生成合理社会秩序。

政策合理、稳定将促使社会秩序向良性方面演进, 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反之, 政策变动频繁, 则会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使社会陷入无序发展状态。

二、辽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政策不稳定成因

1. 官本位思想严重, 导致政策多变。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 都应该经过问题确认、信息收集、方案设计与选择、政策试点、经验总结和推广等多个环节, 每一环节都需要精心设计, 保证其科学性。政策受众广泛, 在政策制定时要注意不同主体诉求, 特别是要听取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民众的意见, 保证其民主性。然而,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 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 家长作风和一言堂现象严重。为了快速实现转型, 急于出台相关政策, 而不遵循科学流程进行决策。政策制定中, 不注重听取民众和专家意见, 不经过调研, 全靠主观经验拍板决策, 而制定的政策实施后往往会暴露出诸多问题, 不仅难以达成预期效果, 反而会给资源型城市发展带来危害, 最终政策被迫暂停实施;政策执行中, 根据自身喜好随意进行政策变更, 导致政策更迭频繁缺乏稳定性。

2. 政社沟通不足, 不利于政策稳定。

政策实施离不开公众支持, 如果公众对政策反对意见较为激烈会导致政策难以稳定推进。在资源型城市发展进程中, 转型政策难免会对部分利益者带来短期冲击, 如果政府不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 民众无法理解政策的长期价值, 势必会对政策实施持反对态度, 有可能迫使政策不能稳步推进。在政策等待期间, 如果政府不认真解释政策效力发生的时间条件, 民众会因未能迅速看到政策效果, 而对政策产生怀疑, 迫使政府变更政策导致政策无法稳定执行。

3. 政策监督制度乏力。

一是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保障制度, 使得政策流程停留在理论层面。二是在政策调整时, 缺乏政策效果评估、审核和确认制度, 使得政策随意变更成为可能。三是缺乏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因领导者个人意志导致政策不稳, 造成各种资源浪费, 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 使得部分政府官员随意进行政策制定与终止。

三、辽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政策稳定的推进路径

1. 强化“民本位”的思想,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辽宁资源型城市各级干部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变“官本位”为“民本位”。政策制定出发点要立足在为群众谋福利, 而非获取个人政绩。在政策的论证、制定、实施中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保证政策民主性。认真听取群众、专家、社会组织等多方建议, 在调研分析、试点实践基础上进行政策制定和实施, 保证政策科学性。这样出台的政策不会偏移既定目标, 也不会因为政策不良形成短命政策, 从而杜绝了政策多变的现象发生。只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 合理的政策调整变化也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进而有助于政策的稳定推进。

2. 强化政务公开, 增进政社沟通。

政策的稳定实施离不开群众支持。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 由于经济结构单一, 导致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城市环境恶化, 贫困人口比重远高于其他类型城市。群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有力措施, 改变发展状况。为此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不仅要多方面吸取群众建议, 还要将政策制定的目的、依据、参与者、流程、进度和预期效果等内容及时、详细地向公众公布, 获得公众对政策的认可和支持, 利于后续的稳定执行。对因政策执行造成利益损失的群众, 要认真沟通和解释政策执行的必要性并给予相应的利益补偿, 确保政策稳定实施。对于短期内难以见效的政策, 要让公众了解政策的长期目标和价值, 知道政策效力发生的时间周期, 从而打消公众疑惑, 获得支持以保持政策的稳定。

3. 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政策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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