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精选12篇）

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1篇

一、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 属于生态政治学, 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基本出发点是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补充主义, 试图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505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 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重建”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重建”, 他们认为这只有通过“绿色的、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公平与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2]553才能实现。

在此基础上, 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基本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和物质丰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供应危机”[2]546。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必须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其次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及其生活方式, 主张用“生态理性来代替经济理性”。[3]

第二, 生态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 在解决生态危机, 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当要坚持“人类尺度”,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谓“人的尺度”即主张人是实践的唯一主体, 其自身具有内在价值, 应以人为根本尺度来规范、调整和控制与自然的关系, 把“人放在物之上”。只有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 才可能走向能自我约束的、生态上可持续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生态和谐的社会, 并且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证。

在经济上, 他们主张用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取代市场经济模式, 一种满足人类需要与社会自由, 又符合生态原则的混合型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应当是一个“可以承受”的“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可以承受”是指“经济发展必须是自然环境以及人类自身都可以承受的, 它既不应由于盲目追求增长而造成社会和生态危机, 也不应由于自然资源耗竭无法维持下去, ”[1]538要以“生产的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取代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所谓“稳态”, 是指“创造一种使各个人都在其中既可满足自己的需要, 又不损害生态系统;既可同自然和谐一致而又彼此平等交往的经济模式。”[1]538由此, 他们提出可以通过节制增长、平等分配财富、小规模生产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政治上他们追求社会民主和正义。在他们看来,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 明确指出正义应当首先指向社会领域, 只有作为主体的人类才享有正义的权利。生态危机正是“由于人类权利的被剥夺, 才导致人类对自然权利的剥夺, 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偏差。”[2]549

二、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生态价值取向

1、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 它是一种“绿色文明”, 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准则, 要求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现代文明系统的组成来看, 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 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我们在理解生态文明时应当要从整体上去把握, 所谓生态文明就要用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 “当生态进入人文领域, 它就不仅指自然生态, 也包括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4]所以生态文明的背后涵盖的是文化生态的文明、经济生态的文明和政治生态的文明等。

2、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共生性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生态文明, 并引起了一番热议。生态文明不仅是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多维价值取向, 注重生态价值, 以生态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也是其重要内容。而生态文明同样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所以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内在共生性的。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下, 人与自然关系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关系, 反映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进程。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所以要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人与社会和谐的生态基础, 将人与社会和谐作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的有力保证。”[2]559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价值目标, 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之势。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 它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5]生态社会主义谋求一种新的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 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 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 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的异化导致的全球性危机, 并且警示我们“只要金山银山, 不要青山绿水”式的经济发展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以各种关系的和谐状态为基本点, 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要全民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科学发展观既看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又看到了客观自然界的规律性, “强调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 ”[6]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 以民主法治为前提, 建立生态法律保障。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公平问题, 他们主张社会民主和公平正义, 法治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环境法治就是法治在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应当从三个当面加以完善。首先环境立法是环境法治的首要环节, 调整立法体制、注重现实性、增强可操作性, 是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重要举措。其次, 环境执法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关键环节。理顺执法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克服地方保护、发挥环境执法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环境执法的重点。最后, 对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来说, 形成环境守法是其最终的实现标志。增强公众的环保教育, 是一个关键点, 除此与宣传教育并举, 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 对守法观念的强化也很重要。

第三, 建立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态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明确指出, 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的畸形的扩张的生产方式, 导致了生产的异化和非理性化, 并且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就告诫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 要注意是实现工业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 建构文明的生产方式。

第四, 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 他们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 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 人与物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这种异化的消费观是人性扭曲的表现。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警示我们要走出消费观念的误区, 树立绿色文明的消费观, 建立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之一, 它着重把握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 试图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 生态文明建设自然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之势。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给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启示

参考文献

[1]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M].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505, 538页

[2]王岩施向峰.批判与启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 2006, 10

[4]广州日报:生态文明不只是保护自然生态.人民网, 2007年10月24日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2篇

本文通过对生态及生态文明溯源,阐释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与四大文明建设的关系,分析了和谐社会视域下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勾画了生态文明建设应采取的.路径.

作 者：史艺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刊 名：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年，卷(期)： “”(6) 分类号：F062.2 关键词：生态文明   和谐社会   现实意义   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3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人文价值;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4-0022-(04)

现代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潜隐并伴随着“经济发展一元论”的价值陷阱(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标,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同时,也遇到了“小康难题”(虽然当前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农民增收困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重、区域差距拉大等难题)。为此,在新时期,应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理论研究中,经济、社会与伦理似乎是难以并存与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质现实世界与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现,然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却是伦理、经济与社会共生互动并日益复归于其生态本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突破,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伦理”作为人类生命与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人文精神生态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文化构成。“生态”不仅是“生物的居留场所”和“生命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姿态”和“生活样态”,以“伦理—生态”的文化理念渗透贯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过程,应当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生态系统,从而对有效抵制单纯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轻德性塑造、价值提升的现代文明的旧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和谐的人文价值底蕴

“冲突”与“和谐”的对立与角逐,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一直潜在或自在地存在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部人类文明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消除“冲突”、追逐“和谐”的奋斗史。然而,无论如何,“和谐”,并且惟有“和谐”才是生态伦理精神或者生态社会的价值“基地”与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并非传统社会中原生自发的和谐有序,而是历经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后加以反思并内化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进步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因而,社会和谐所衍生的应当是一种公平正义、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满境界,从而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会和谐内蕴着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底蕴。“人文”是一种无限可能的意义世界生成,是对自我的不断创造、突破、超越与提升,是超越于“实然”以达“应然”的价值体系的无限赋予过程,人文价值的现实体现过程实际上是伦理的实行过程,“是通过伦理化对人的动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导、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过程。”[1]是对实体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则是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而勃发的时代精神气质,狭义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为挣脱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羁绊而崇仰人的主体价值能动性、凸现主体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实现的人文关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则是广义层面上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生幸福的实现为终极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层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个性的充分展现和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掘,在对现实物质世界超越与提升的基础上赋予人类以生存意义指向和生活价值旨归,是整体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价值的理想关怀。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人文价值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矛盾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地带,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流于“片面发展观”的缺陷而遭遇严峻的“发展”难题,所以,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生态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本上应当是人文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合理价值建构模式,是在伦理—经济—社会系统整合的有机生态体系中理解、确证并建构的一种自我生长、共生互动、良性循环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合理持续存在状态。

二、“义—利”相融的“伦理—经济生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伦理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之间的紧张与游移态势,而伦理与经济的关系在伦理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义、利关系。利益需要必然导致谋利的冲动,然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决不是谋利本能的纯粹释放,谋利的努力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经济冲动成为造福社会的力量,实现义利互动。归依于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中的社会主体,在物质欲望冲突与矛盾过程中彰显社会“应然”的价值理念,是“义”的社会诉求。然而,经济发展最深层的根源是趋“利”的行为倾向,“义”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利”的超越与提升,从而高扬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所以,义利关系的调节是伦理与经济关系调整的反映,伦理既是对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对过度的自然物质欲望的扬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与生活目的意义的肯定与提升,伦理—经济的生态基础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与超越本性的和谐中,是人对自身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欲望及其冲突,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超越,没有在道德的运作中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经济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义。‘义’来源于‘利’又与‘利’相对立,二者的紧张与和谐构成伦理精神的内在矛盾运动。”[2]所以,伦理—经济关系的生态整合点是“义—利”相融,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构筑起了一种合理的伦理精神生态,即“伦理—经济生态”。

(一)“利”的突显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模式转换

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的私人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阴影,华人企业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马鞍型组织,国有企业和传统的家族企业作为主要的实力框架占据两头,民营企业占据中间地带,后者缘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不轻易相信外人的倾向而力量薄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赋予其责任无疑是一种弱点,这在自给自足的农家里尤其明显。”[3]104从而不能将管理制度化,并且遗产的均分继承制影响财产的相对集中,制约企业的发展规模。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种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缘”作为家的灵魂,是由家及国的出发点,更是中国人独特的“人化”起点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社会根基,既是个体生命活动的归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体,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最终跨越了基本的人际关系界限,逐渐包容涵括并渗透影响一切社会伦理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马鞍型”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取得与改革开放30年来所构筑起来的乡镇企业模型、民营企业模型以及外向型经济模型密不可分,特别是最为普遍的家族企业模型,然而,家族血缘伦理情结使得传统家族企业发展缺乏创造力和发展魄力,企业发展固守着传统的家族观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内部,对一切“外人”始终保持着极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备心,由此,企业的运作便囿于自我狭窄的小圈子,难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术创新体系,难以吸纳社会精英管理创新人才,难以构筑赶超型的企业内部竞争推动机制,也缺乏舆论大众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此外,家族企业财产的均分继承制使得企业资产难以积累和积聚,极大地制约了家族企业的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因而,“马鞍型”企业模式下的经济运作因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因子而存在规模弱小和竞争力匮乏的弊端。新时期超越“经济发展”难题和“小康难题”,唯有实现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转换,诉诸社会信用和公民社会的竞争推动机制,从而推动国内企业组织模型的机制转换,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品牌,实现新世纪又一个跨越式发展。

(二)“义”的回归与社会资本积聚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未来两、三代间中国大陆的平均国民所得达到目前台湾和香港的水准时,最大的问题才会冒出来。”[3]358这个充满警醒意味的“最大的问题”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严重匮乏。“福山预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亚洲各国文化传统及经济特色的前提下,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后发国家若以经济的单一片面增长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指数势必抛开对社会资本的倚重,而后者却往往是现代化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会资本”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能力。美国、德国和日本以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为主,陌生人能够在共同的组织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协作,因而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模式。相反,像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其“社会资本”仍旧囿于传统的家族血缘,信任限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造就的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单个家族的小规模的企业模式。“社会资本”的获取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诚信可靠、踏实忠诚的美德,而纵观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经济的发展,因局限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当面向社会市场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脆弱甚至贬值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信用危机,而这无形当中又降低了企业组织效率并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社会资本”是建构在普遍道德责任意识基础上的“人文精神”,社会资本的匮乏必定带来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源成本、社会风气成本和经济监督成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文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匮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义”的回归成为弥补经济发展弊端的有效途径。

如何弥补经济信用的缺憾,及时在“小康”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积聚“社会资本”,实现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强化法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抵制欺诈失信的市场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环境氛围,引导市场行为主体明礼诚信、懂法守法、有序竞争;其次,由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面临“中空”地带,一端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体与众多单个的家庭,中间层面空场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社群,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人文资本产生的空间,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样的沟通、协调型的社区、社团以及工会组织,培养团结、协作意识,形成互信的社会氛围,逐步克服传统狭隘的家族血缘伦理局限,积聚“社会资本”;再次,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个体、集体及相互之间的诚信、公正、平等、合作、创新的德性精神,培养普遍的社会公德,超越家族意识,克服当前社会资本闲置、分散、封闭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伦理—社会生态”

人文价值理念作为文化存在形态,在中国区域经济目标实施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伦理与经济达至的有机生态,同时还表现为社会伦理实体存在形态的精神价值模塑,即“伦理—社会生态”。在社会共同体的具体运作中,存在“德”与“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与意义世界、“德”的世界与“得”的世界的冲突与对立,正确处理“得”与“德”的关系,实现“德—得”相通,不仅是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互动点,同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德”不仅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内在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即潜在形态的“德性”,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文化品质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品质,即自在形态的“品德”,内在的“德性”与“品德”的外推,必定彰显为个体与社会的道德行为,即自为形态的“德行”。“德”内在于“得”,“得”为“德”存在的内在依据,“德”的使命是透过价值的努力扬弃“得”的矛盾,从而提升“得”、升华“得”,以“德”获“得”,在“德”与“得”的辩证互动中,构建“伦理—社会生态”。

(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赋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长的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者分别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观自由以及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相统一的辩证复归的生长层面,只有达到伦理阶段才是客观精神的生态境界,而伦理主要落实为三种社会伦理实体,即:自然社会(家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新时期中国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跨越式发展,有必要探寻三种伦理实体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辩证法中分析认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和自然的伦理精神”,是“神圣性和义务的渊源”,“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4]175“爱”的本质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爱和感觉为基础的自我与他人相统一的伦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谐再现,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认,反之亦如此,这便是家庭的主观性方面;但同时,家庭以财产等外在的定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是家庭存在的客观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观的爱与客观的经济归属确证其伦理的存在,其中,“爱”是家庭维系的根基和纽带,而客观的财产契约关系并非家庭的本质确证。因此,在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内部,伦理精神是自然统一的。

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界定为“差别的阶段”,是“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4]195,通过社会教育的环节,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并逐渐脱离家庭融入社会,在社会中依靠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关系,逐渐具备自身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自由的定在。随着家庭的解体,便出现众多个别性的人和多样性的个别需要,市民社会由不同的需要构成的需要的体系来建构,从而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即面“得”而居。这种状态极易剥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再现一种自然本能的状态,于是,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实体成为硬性契约中的枢纽,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导又容易造成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忽视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业公会与私法的约束。实际上,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要获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的,必须以其他人或整体的存在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在“普遍”中获得真实,“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4]199,个体与整体的共生发展构成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满足不仅应当透过他人和共同体的中介,而且要透过“德”的努力,努力建构“德—得”相通的逻辑进路。

家庭和市民社会在伦理阶段继续向前提升,便到了国家阶段,“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4]261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融特殊与普遍、权利与义务为一体,个体作为社会公民在为社会尽义务的同时,他自身的人身、财产、福利以及作为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保护和满足,在为国家伦理实体尽义务的过程中再现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在融入实体中体会到归依的幸福,从而达到个体至高境界的自由,实现“德”与“得”的辩证为一。因此,作为价值理想,“德—得”相通的价值原理及其价值合理性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演进,最后必须透过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会(国家)中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彰显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与实践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整个社会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理念指导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兴盛、人文主义德性教育备受冷落,整体社会陷入经济发展“一元论”的泥沼。因此,实现“德—得”相通与生态互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在逻辑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结构性内涵。首先,“得”必须“德”,“德”是“得”的价值前提和原则规范,以“德”谋“得”是基础性的理论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坚定的道德价值信念应当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实践依据,从而正相契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善恶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这种德得观,与“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与一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对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实现“德”与“得”的生态互动与价值整合。道德理论教育必须与道德管理相结合,这是内在自律意识与外在他律约束共生互动理念的体现。道德管理的滞后性势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学合理地落实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团结、文明的社会氛围,就应当重视道德约束管理的环节,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约规避。同时,道德教育与道德管理的合理运作,最终要透过思想的熏陶渗透落实于普通大众的道德实践,实现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的合理对接。

[参考文献]

[1]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95.

[2]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2|243.

[3]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1998.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第4篇

一、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离开了自然环境人也将不复存在。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分化出来的人类继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环境是人的宿主, 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人与自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必然要求两者和谐共存、共生、共荣于地球生态圈之中。人口的繁衍、智慧的增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的形成都是在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下进行的。离开自然界, 人类将一事无成, 离开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人类引以为豪的文化生产力、智慧生产力、科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就会失去根本的对象和依托, 变成空泛的概念而毫无现实意义。虽然人类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 但人类丝毫不能因此而拥有特权, 没有破坏环境, 竭尽资源以满足自身物欲的权利。人类只有把自己看作自然界平等的一员, 自觉地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促进自然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 与自然界互利互惠, 共生共荣, 才真正称得上自然界的智慧生物。

(二) 社会是人同自然环境的统一, 社会和谐寓于人同自然的和谐之中。

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对人同自然界的统一作过精辟的论述, 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以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同自然界都处在地球之中, 地球和自然界的形成有40多亿年的历史, 而人类由猿向人类转变仅有1, 000多万年的历史。所以, 从发生学上看, 自然界的形成要比人类早得多, 人类只不过是地球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识、自我能动性的智慧生物, 但人类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生存, 人类的历史永远是自然界历史的一部分, 永远改变不了人同自然界的存在和本源、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界的生存息息相关, 离开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与一个繁荣的、充满生机活力的自然界和谐相处, 始终是人类的最后归宿。

由此可知, 不管是人的存在和发展, 还是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环境都起了基础的承载作用。没有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 和谐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变成空中楼阁。良好的生态环境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资源保障, 经济发展必须有资源作保障, 生态失去平衡, 社会发展和资源供应矛盾突出, 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因为缺乏资源支持, 而成为无米之炊;良好的生态环境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需要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地提供发展的资源和环境, 否则, 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恶化生态环境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没有自然, 就没有人类, 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警告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大自然报复和惩罚人类的事件, 在历史上不断重演。遗憾的是, 对这种生态破坏与生态失衡现象, 人类的觉醒和反思却十分迟缓。

古今中外, 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一些曾经璀璨的文明古国消失、迁都、移民的事件屡见不鲜。五六千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国家, 与古中国、古印度和古埃及一起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但随着人口增加, 为了大量增产粮食, 古巴比伦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地区大量砍伐森林, 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致使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平原淤积, 河道堵塞, 洪水成灾, 大面积土壤变成沙地。到公元前4世纪, 古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到公元前2世纪, 变成了废墟。据考古学家证实, 在丝绸之路上, 深埋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下的楼兰王国曾经辉煌一时, 楼兰古城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三角洲, 其间生长着繁茂的胡杨树林, 100多年来, 各国考古专家对楼兰古国的消亡原因陆续进行了研究, 无一不与生态环境破坏有关。许多都城的兴衰存亡与生态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如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 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矛盾, 如此恶性循环迫使迁都;生态环境影响了商代都城的形成和布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

工业革命以来, 生态环境破坏对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威胁。19世纪末, 英国伦敦的光化学烟雾, 在短期内致使数千人死亡。20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西部的黑色狂风, 挟着黄沙和尘土, 越过1, 500英里, 飞到美国东部,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四十年代初, 美国洛杉矶由于上百万辆汽车排出的废气造成的光化学烟雾, 导致了很多人生病、死亡。在我国, 人们曾经用嘲弄和批判的口吻谈论西方的环境污染。环境学家曲格平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 对待世界性的环境问题, 我们差不多是采取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不幸的是, 我国的环境问题也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 满足人们必要的物质要求, 便成了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中心任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相对过剩的经济替代了过去的短缺经济, 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水平。为此, 基于物质短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相对减少, 而由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则相对较多, 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尤为突出。首先, 从1998年长江洪灾来看, 水径流量、汛期降水量及雨区覆盖流域面积均未超过1954年 (降雨量仅为1954年的85%左右;总入流量比1954年少350亿m3;宜昌最大洪峰流量为6.36万m3/s, 少于1954年的6.68万m3/s;螺山最大洪峰流量为6.86万m3/s, 少于1954年的7.88万m3/s) , 但许多河段的水位却大大高于1954年。这无疑归咎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因为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的30%以上减少到1998年的10%左右, 已失去涵养水源的能力;植被减少导致每年流失约22.4亿吨土壤, 使长江不同河段的河床比五十年代抬高了1~2.2m, 沿江湖泊的湖底也抬高了1m以上;长江中下游大量湖泊被围垦, 减少了600多亿m3的容积, 相当于3.5个三峡水库的实际蓄洪量。涵养水源能力和泄洪能力的下降使洪灾发生的频次和危害程度大大提高。其次, 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天气, 几十年来愈演愈烈, 20世纪六十年代出现8次, 七十年代13次, 九十年代20多次, 从2000年春天起, 我国西北东部、东北西南部、华北北部多次出现大风扬尘和沙尘暴天气。2004年1月至4月, 我国共出现11次沙尘天气过程, 涉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共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源于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如北方一些地区过度开垦荒地, 草原地带过度放牧, 农灌区过度引用江河水, 超采地下水, 直接导致大面积的草场沙化, 大量的农田被沙漠吞蚀, 防风林带枯萎死亡而失去涵养水分、保护表土的功能。同时,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1/3, 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速度还在加剧, 每年沙漠化土地达到3, 460平方公里, 相当于每年损失掉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 大江大河输沙量增加, 河水变浑, 河床抬高,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我国生态建设要求更加迫切。

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资源枯竭, 不仅仅影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而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2002年底到2003年春SARS的流行, 再次向人们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 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

三、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环境是和谐之本, 发展是和谐之基。我们能不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 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真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道路。营造绿色家园,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

(一) 变革思维方式,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由驾驭征服向共生并存转变。

受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思维的影响, 人们往往认为宇宙物质世界是无限的, 从而地球生态资源也是无限的。其实不然, 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不但表现为不可再生资源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复生性, 还表现在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必须变革思维方式, 规范开发自然的行为, 在使用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时, 注意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在使用可再生资源时, 也要可持续性地利用。保护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保证,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让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应该成为我们的时尚追求。

(二) 加大生态和谐宣传力度, 增强公众的环保理念。

首先, 要强化全民的生态和谐与环境保护意识, 特别是要强化各级领导的生态和谐与环境保护意识。要充分利用多种宣传工具, 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建设生态和谐型社会的认识;其次, 要发动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鼓励公众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生态环境和谐信息公开制度, 扩大公开范围, 拓宽公开渠道, 加大公众的生态和谐知情权。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和重大举措, 公众要全程参与监督, 设立生态环境保护投诉电话, 积极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发挥社区和学校作用, 积极支持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创建活动, 支持和引导生态环保社团和志愿者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生态文化, 积极倡导生态文明, 鼓励绿色生态消费, 普及“绿色产品”知识。

(三) 完善环境立法, 强化政策导向。

各级政府要制定生态和谐型社会发展战略和配套政策, 并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的同时, 制定并完善本地生态建设的相关法规, 从而形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生态和谐型和谐社会发展战略既要有总体战略, 又要有部门和行业战略。因此, 国家生态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包括产业、投资、金融、财政、税收、收费、价格以及利用外资、外贸等方面的政策。要充分利用法律武器, 逐步完善地方生态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此基础上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各级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 从严处罚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违法的有关责任人。加强对重点生态建设项目与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管, 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和机制, 加强联合执法, 充分发挥生态、环保、金融、工商、供电和供水等部门打击破坏生态建设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手段, 赋予生态环保部门对生态建设与环境违法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强制处罚权。

(四) 调整产业结构, 走生态产业发展之路。

正如国家环境部潘岳所言:“中国的环境问题, 不是一个专业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根源是扭曲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国必须坚定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调整产业结构, 走生态产业之路。面对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要研究、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新材料, 广泛采用符合国情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技术, 包括投资少、效益高的废水处理技术, 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技术, 固体废物的无害处理技术等, 全力推行清洁生产,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 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生态产业发展道路。

规范生态产业市场, 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 建立正常的生态产业生产流通秩序, 构筑面向市场的生态技术服务体系和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培育生态技术服务市场, 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技术创新与生态技术推广转让机制。通过生态保护法规、标准、技术政策、示范工程和重点实用的生态技术等引导生态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制造业,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业化优势的生态企业。各级政府要立足当地, 不断开发国内和国际生态产业市场, 努力实现生态产业与国际接轨, 提高生态产品的竞争力。

(五) 转变消费观念, 建设节约型社会。

人类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必将带来消费方式的转变, 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造成全球资源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为此, 江泽民指出, 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 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 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决不能吃祖宗饭, 断子孙粮, 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 克服各种浪费现象。”因此, 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 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 鼓励人们崇尚自然、节约资源, 追求健康、文明、舒适的生活方式, 提倡量力消费、适度消费, 反对“物质第一”的消费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搞高消费、高享受, 只能搞适度消费。即使以后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了, 仍然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以勤俭节约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美德不能丢, “成由节俭、败由奢”的道理千古不变。同时, 绿色消费也是一种环保消费, 要求消费者具有绿色意识。因此, 绿色消费是一种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的消费方式, 是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费方式。

(六) 高度重视和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生态建设。

面对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和环境污染日渐加重的严峻现实, 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 坚决禁止各种掠夺和破坏自然的做法, 坚决改变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 采取坚决行动保护自然, 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同时, 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2]严立东.“生态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石[N].湖北日报 (理论周刊) , 2003.12.16.

[3]王松霈.生态经济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4]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 2004.6.

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础 第5篇

党的十七大高瞻远瞩地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写入大会报告,深入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突破和发展.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对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继承,是对西方“控制自然”观的超越,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

作 者：李弘历 李汉东  作者单位：李弘历(沈阳理工大学,宣传部,辽宁,沈阳,110168)

李汉东(沈阳市旅游学校,辽宁,沈阳,110042)

刊 名：理论界 英文刊名：THEORY HORIZON 年，卷(期)：2008 “”(z2) 分类号：C922 关键词：生态文明   生态智慧   西方控制自然观   超越   途径  

论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第6篇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57-03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

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例如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给未来人类社会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

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7篇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呼唤着生态文明

今天, 全球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正将人类推向空前的困境之中, 对其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遍危机,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最大问题。工业文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 使自然环境资源遭到破坏, 使人类陷入自然界报复灾难的事实, 说明工业文明的传统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人类的实践, 已经无法处理当代人和自然的关系, 说明工业文明时代已经走向衰落, 即将被新的生机勃勃的生态文明所取代。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是对以征服和掠夺自然资源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和扬弃, 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高扬的是人与自然友好型、互馈型、共赢型的理念, 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目标, 是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所取得的有关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质量等成果的总和, 是在生态自然平衡基础上,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标志着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诞生, 人类进入生态时代, 并以生态文明的积极成果充实社会文明系统,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 创造良好的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凸显

生态文明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新型文明形态, 作为追求在人与自然共生共赢中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观, 作为指导人们科学地生产和生活的全新理念和方法论, 对于推动社会整体文明系统的发展以及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功能。

首先, 生态文明以其在社会文明整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以及独特的价值功能, 促进社会文明的完整性, 推动社会和谐进入全面性、长期性和持久性的阶段。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是整体的文明。既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还有生态文明。当代中国所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全面、整体、长期和持久的和谐社会。既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 还要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果说物质文明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精神文明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精神文化基础, 政治文明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和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的话, 那么, 这些都离不开当代中国各种文明所赖以依靠的自然基础———生态文明的基础。只有从理念上确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系统文明框架, 才能对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作为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的价值———生态文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有足够的重视, 也才能告别落后陈旧的文明模式, 通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推进社会不断地克服各种导致不和谐的因素, 不断地走向新的和谐。

其次, 生态文明是推动社会整体文明和促进社会全面和谐、长期和谐、持久和谐的强大动力。一方面, 生态文明推动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根本对立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社会形态, 其政治合法性除了人民民主的民意合法性、社会的宪法之治的程序合法性这一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以外, 主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合法性,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另一方面, 生态文明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发展, 为社会和谐提供物质基础。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生态环境作为人类和各种生物生活的场所, 即人类和生物赖以生活和繁衍的栖息之地, 提供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种原材料。显示物质文明程度和水平的是生产力, 生产力的源泉的抽象形式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环境系统。生态环境资源构成了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 是支撑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源泉, 没有生态环境资源, 物质文明就无法发展。因此, 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 就是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源头活水;破坏生态环境, 就是破坏生产力, 阻止物质文明的发展。

第三, 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不仅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 特别是人口膨胀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矛盾问题。我国GDP成本长期居世界前列, 单位GDP能耗和物耗远远高于世界先进水平。正如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 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张,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 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 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 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 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 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 我国人民才能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 仍生活在安全优美的环境之中, 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 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 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明是加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主要路径

将生态文明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强大推动力, 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 就必须深刻反思传统的实践模式, 采取科学的发展模式, 进行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其一, 变革传统的非生态实践模式, 确立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绿色生态实践模式。实践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变革和改造, 并不必然地表现为真善美, 也不必然地体现出价值。但要以生态文明作为目标导向绿色生态的实践, 这样会给人类带来和谐稳定, 使人类享受到幸福安康。绿色生态实践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只是从单一的主体需要和满足的尺度衡量价值的思维误区, 将人的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近期价值和长期价值、局部价值和整体价值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将实践的功能定位在符合人性和给人类社会带来和谐的基础上。

其二, 加强环境保护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 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动力机制。发展绿色生产力, 如推广清洁生产, 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绿色农业, 发展生态工业和生态产品;治理沙漠、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优化水环境等, 是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而发展非绿色的生产力, 如采取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以获取经济增长, 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的源泉从源头上加以扼杀, 是对生态系统的极大破坏。绿色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绿色科技是充分考虑环境问题, 不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有助于生态环境发展的科学技术。科技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应该在于, 不损害生态系统自组织的优化, 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如果科技对环境产生负面作用, 就不是第一生产力, 相反, 会成为第一破坏力。绿色科技在生态环境中大显身手的另一表现是让资源循环利用和循环替代。包括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能源、矿产资源的循环替代;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还包括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绿色科技既可以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 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的和技术的保证。所以, 我们要充分认识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和功能, 积极培育和积累生态文明的成果, 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和谐。

其三, 必须进行以制度创新为内容的积极的生态运行机制建设, 以科学的、严密的和超前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制度高于技术, 制度坚持是最为根本的建设。有效的制度设计, 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上的严格的法律条文、科学的规划、有效的管理、切合实际的程序等, 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重视制度设计, 加强制度创新, 也才能使各种生态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伦理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同时, 制度也不是万能的, 制度的背后是文化, 文化是制度之母。在重视制度设计的同时, 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氛围, 确立科学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只有把制度 (硬管理) 和文化 (软约束) 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8篇

人类社会是由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构成的复杂系统结体系,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是社会的物质条件, 文化是社会的精神载体, 政治是社会的秩序体现。那么生态呢?生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不管经济体制、政治结构、文化内涵如何风云变幻, 都不可能改变人类作为生态成员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在研究、讨论、发展和谐社会显然应该是广义上的包括生态和谐的和谐社会。

一、生态问题阻碍和谐社会的发展

之所以提到生态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是生态的不和谐既生态危机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中国国民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得到空前的改善, 是近现代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但随之以来的各种社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其中生态问题尤为突出。历史的与近代的人为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 或加剧了自然灾害, 或直接造成了生态的退化与危机。人口蕈集、大气污染、水土流失、水污与水荒、土壤沙化与植被荒漠化等问题甚为明显。

从世界范围来看, 自19世纪至20世纪, 人口增殖的速度几乎近于恶性膨胀, 是造成一系列环境恶化与资源匮乏的主要导因。除了人口数量暴涨外, 空间分布不均, 过分密集于城市也是生态危机纷纭的重要方面。

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城市化进展呈现出由渐增到突发性扩展的趋势, 而且城市人口中编外和无序人员占了一定的比重。城市工商业化的集中, 一方面带来繁荣和产值, 而同时, 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荒漠化”、就业困难, 甚至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趋于严重。而普遍殃及城市居民的是环境恶化问题。

随着城市的发展, 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主的环境污染成为突出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全国各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碳氢化合物、硫氧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烟尘等。

由于我国独特的能源储藏结构——“多煤少气缺油”的客观事实, 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大量的使用煤炭这种相对不清洁能源对环境, 生态的负面影响极大。在全国500多个城市中, 大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不到1%。人口与城市化的过快发展, 使环境不断恶化, 资源日趋耗竭, 反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发展, 是当今生态的首要危机。

我国极其宝贵的淡水资源也面临着水污染的严重威胁。据估算, 全球每年的污水排放量达4500立方米, 可造成5.5亿立方米淡水的污染。我国年废水排放量为360亿立方米, 受污染的河流达47%, 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我国境内有众多的河流湖泊, 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 但人均水量仅2400立方米, 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1/4, 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中国城市从60年代就开始缺水, 目前全国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 北方更有80%的城市供水不足。

造成生态系统破坏与退化的人为因素可以归结为“五滥”, 即滥垦、滥牧、滥伐 (林木) 、滥采 (药材) 、滥用水资源。这些行径直接地使生物多样性显著消减, 并且恶化了生物生存环境。“五滥”中, 滥伐森林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最大。我国几十年来森林也遭受极度的砍伐。虽然人工造林使全国的森林覆被率到上世纪末达13.9%, 但仍然面积少且分布不均。滥伐森林使大量物种面临濒危或受威胁的境地。

以上概述可见, 我国生态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等。第二类是水污染与水资源的短缺以及土地的荒漠化。第三类是固体废物的污染以及危险废物的转移。第四类是森林锐减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由这几大类问题产生一个现象——生态危机。我国的生态危机近在咫尺, 将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与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生态危机促成了生态文明的觉醒

生态危机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 这种冲突根源在于人类几千年来长期把自然作为作为改造、征服和统治对象, 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对自然大规模开发、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费与利用, 同时人口急剧性的膨胀使自然难以承受。尽管生态环境问题早已有之, 但对它的警觉及认识和研究却是随着近现代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而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的, 特别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去认识生态环境问题, 在此背景下, 生态文明的提出, 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就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

20世纪60年代初, 美国女科学家莱切尔·卡逊以《寂静的春天》揭示了伤害自然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事实, 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 同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

80年代, 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1981年, 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 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观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形成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

90年代, 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实践, 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 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 更是强调和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同年,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进一步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

三、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是这个有机整体的四个组成部分。四者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 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其中生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

和谐社会, 是一个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中, 实现和谐的社会。其一, 物质文明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发达、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 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障。其二, 政治文明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我国的政治文明, 最根本的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去努力, 切实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并且使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其三, 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创建精神和智力支持。其四, 生态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据此, 生态文明应该是和谐的社会形态, 那么生态文明应该属于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2. 生态文明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反映

生态文明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而社会存在最根本的就是人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及其社会行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因此, 生态文明又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生态文明都是人类对外部客观世界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果, 一方面体现着人类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和精神成果, 因而又具有普遍性。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理念, 同样也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是人们的经济、政治活动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

3. 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动力

以生态文明为社会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强调人类社会对大自然举足轻重的生态影响, 那么生态文明就不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 而是本身同经济一样, 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反过来, 经济将因为生态文明的理念而得到可持续的发展。生态文明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 使得生态文明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将起到推动力的作用。在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以此最终实现经济、政治领域的和谐。

摘要：进入21世纪, 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 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结合我国生态问题, 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论证了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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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9篇

事实上, 早在20世纪中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不顾长远利益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们就已经开始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生态危机。一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 已经造成了一些资源的短缺甚至枯竭。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 也把重污染产业带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 面对这些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 一些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潮。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运动”是促成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发展的直接因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中, 反对破坏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运动一直都存在着。“绿色运动”的兴起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反抗资本主义制度, 防止生态危机, 保护生活环境不受污染的群众运动。它把矛头直指反自然、反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 并认为生态危机的源头是资本主义制度, 从而为彻底解决生态危机, 提出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构想——生态社会主义。

概括地说,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第二个方面是当代的西方生态学、系统论以及未来学理论;第三个方面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首先,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主张在面对生态危机的同时, 要认识到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改造自然, 而且其自身也是处于这个自然界之中的。因此, 可以说,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就是要辩证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 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相互关系的学科, 为人与自然环境的改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系统论和未来学理论也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形成以及推广发展提供了理论助力。

同时, 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异化理论”的探究以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深化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助推作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 同时还要使人与自然能够得到协调的发展。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检讨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 以求从中寻找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方案, 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第一,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人们在检讨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生态危机时要认识到, 人与自然都具有共同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本质。同时, 人与自然是趋于统一的, 生态问题并不是单一的自然问题, 更是社会的问题, 生态是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存在。因此, 人与自然必须要和谐相处, 坚持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

第二, 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并恶化的源头。同时, 生态危机也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因此, 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结合起来, 以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

第三,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是绿色社会, 是生态现代化的社会, 更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 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就是克服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的, 绿色的, 并且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发展同时又合乎生态规则的和谐的社会。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和意义

早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 我们就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以后的生态文明建设, 要以致力于建成资源, 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不再过度浪费、生态环境不再过度被破坏的产业模式和结构为目标;要以致力于形成兼顾生态环境与正常消费模式的增长方式为目标;要以致力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

这些都说明, 党和国家都充分地认识到了生态文明问题的严峻性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在党的十八大上, 胡锦涛同志再一次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的, 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同时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当前的一项复杂、系统又长远的工程。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与自然全面进步的文明社会, 生态环境问题的重塑、经济与社会的长久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作为支撑和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 蕴含了丰富的生态环境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思想内涵。因此, 认真研究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 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研读、梳理并且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们的生态理论思想, 不仅能在理论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还能为我们以后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上提供丰富的知识指导、储备以及方法论启示, 这都对我国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现实意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被灵活恰当地运用到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中,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科学地分析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诱因和各种阻碍, 还能帮助我们提出更加可行的相关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这样我们就能更加科学地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以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践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努力做到协调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而使这三者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同时,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非常明确——为我国能够长久永续的发展, 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

首先, 让生态系统充满活力。和谐的社会一定是有生机、有活力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态活力。转变当前较差的生态环境, 创建一个良性和谐的生态系统, 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初衷。归根到底, 自然生态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 是生命之源。保护并建设好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 就能得到巨大的生态再生能力, 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 乃至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长久可持续的源泉。因此, 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就是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时刻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从而达到生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良性互动。同时, 更要将人对环境的责任视为实现个体价值和道德的内在要求。

其次, 让环境质量更加优良。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又要确保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从而使人们在未遭到破坏的良好环境中生活。空气清新、水源纯净、食品放心是我们共同追求向往的生活环境。从根本上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提高, 为人民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 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三, 让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点问题。因为社会事业是为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提供服务和工具的主要来源, 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事业是以半强制性、半志愿性的方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提供公共物品 (服务) 的社会活动。”因此, 社会事业越发达, 人们的教育、医疗、科技、卫生等方方面面的完备程度都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从而进一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优秀的人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这四个方面摆在一起, 并且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 从而形成“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这不仅反映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而且进一步彰显了我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同时,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我国当前的重要战略部署, 也是当今世界的总趋势, 新的时期、新的现状使得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由此可以看出,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国家和人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 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是以“较高的环保价值理念、节约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趋于合理完善的社会制度、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为特征”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它丰富并发展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使生产和消费模式更加合理。同时, 能够大力促进污染减排和污染防治工作的进行, 并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进而实现人口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和谐发展, 使我国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第二, 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 简单地说就是构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的社会。而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之间是紧密联系的。社会要想真正达到和谐, 其必然要求生态平衡、环境优美。因此, 生态文明建设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我国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这也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等问题都在威胁着我们, 阻碍了我国未来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了, 实际上就是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虽然科学技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 但我们的生活终究离不开自然。没有了良好的自然界, 人类就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 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 更无从谈及经济、政治、文化的蓬勃发展了。

第三,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对解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允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次新的尝试, 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同时也是对日益恶化的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做出的庄重允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大大地超过了生态所能提供的承载力, 工业化和城镇化都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当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 他们采用的都是扩张的方式予以缓解。然而我国坚决不能步他们的后尘。我国在经过不断探索之后, 终于找到并踏上与我国国情相吻合的生态文明之路。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 要想兼顾生态文明, 就得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变革过去的发展模式, 使用新能源, 尤其是绿色能源和循环技术, 并在实践中慢慢寻找出适合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我国断然不能再延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老旧发展模式, 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着力发展“生态文明”, 然而生态文明也离不开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 这五大文明要共同全面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说法, 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达到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只有这样发展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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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10篇

一、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绿色社会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最根本的还是要继续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可以采取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原则, 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 既要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完全不顾环境保护的缺陷, 又要避免不顾国情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单纯追求过高环境目标的失误,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 把生态环境的改善看作经济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 只有这样, 才能使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得到较好地解决。

二、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大力推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 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抛开部分学者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现代科学技术不说, 有些生态社会主义学家提出要正确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对科学技术要进行“设计”和“选择”, 避免科学技术的负载价值。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为了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与生态环境再生能力有限性的矛盾, 我们必须扶持发展高效利用、循环利用资源的新型产业, 推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 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 解决环境和资源的矛盾问题。生态技术是一种综合性技术, 它根据生态学原理, 运用现代科技如新能源、新材料、纳米技术及生物技术等, 对物质、能量实现循环利用或多层分级利用。将生态技术运用于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可以使进入生产线的原料尽可能多地转化成产品, 实现原料利用最大化、废物排放最少化, 变过去不可循环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模式为“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模式。

三、建设生态文明还要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反对异化消费

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 但生产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千方百计地让人们消费更多的产品, 甚至诱导消费者通过分期付款进行超前消费, 使生产同人的需求发生了背离, 成为产生利润的手段。与此同时, 由于连接生产与消费中介的广告高强度地向消费者推出花样不断翻新的“消费时尚”, 吸引消费者购买他们自己当前实际上并不需要的“时尚”消费品, 永无止境地进行消费, 最终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同自己的消费需求发生了背离, 异化消费得以形成。正如舒尔曼在《技术文明与人类社会》中所说:“一旦经济主义主宰了技术, 利润取得了核心的地位, 商品的生产就不再受到消费者当前需要的支配。相反, 需要是为了商业性的原因而通过广告创造出来的。”消费对需要的背离, 就使得消费突破了需要的限制, 获得了无限扩张的性质, 这对经济增长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 但是, “虚假的需要”必然导致过度消费甚至是有害消费, 势必加速资源枯竭的速度和生态恶化的趋势。毕竟地球上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 环境的承载能力亦是有限的。因此, 必须反对异化消费。

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过去, 由于我们过分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跟上发展的步伐, 越来越复杂的结构亦加大了调整的难度。再说, 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 调整的幅度和层次亦较难把握, 因为毕竟不能放慢速度甚至停止发展来探讨结构合理不合理。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不论从克服当前困难还是从长远发展看, 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增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决不能再走那种靠拼土地、人力、资源、环境的粗放型增长道路。

五、建设生态文明还必须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

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能够对资源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由于竞争的存在, 企业为了生存和追求更多的利润, 就必须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根据少投入、高产出、低消耗的原则配置资源。为了提高竞争力, 企业就必须不断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这必然会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降低资源 (原料) 消耗, 减少废物排放, 从而对保护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市场法则失灵, 这时就不得不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了。政府干预既是对环境保护的市场失灵的校正, 又是市场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作用的保障。政府可以充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研究制定严格的资源环境政策法规, 明确资源产权, 强化资源的资产管理;确立系统完善的资源环境价值核算体系, 补偿资源消耗;发展环保产业, 理顺价格关系等等;注重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 鼓励有利于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 否则予以限制。既要促进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 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和谐社会制度。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 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 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的人类社会生态化原则 第11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哲学中出现了“环境转向”或“生态转向”，这不仅标志着人类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的理性觉醒，而且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由于这一转向，彻底使生态学及其思想一跃从一个狭小的生物学的分支学科的范围内凸现出来，并迅速上升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意识。哲学的“生态转向”表明了生态学的思想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是以“生态化”作为其价值取向，那么，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也都不可避免地应以“生态化”作为其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对于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多样性原则、循环原则和共生原则。

一、多样性原则。多样性在地球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和生命现象。多样性中的每一种类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都有其独特的进化和生态学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从时间的角度看，多样性是地球自然长期演化的结果，它们的生成、变化和消亡有其自身的规律；从空间的角度看，多样性构成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和谐与稳定的基础。离开了多样性，我们这个世界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生命的活力和动力。我们知道，人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由于生物生存的自然法则，对自然的利用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但是，我们对自然的利用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当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生命具有领悟和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时，它才算真正成熟。”而人之所以能够走向成熟，就在于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动及其后果进行不断的反思。我们逐渐会在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会如何正确地利用自然和对待自然。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多样性原则它所要求的是，我们应当在保持自然的多样性这个根本前提下进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多样性原则是我们合理地或科学地利用自然的一个正确的法则。我们不能以牺牲自然的多样性作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现实的需要。因为，多样性中的每一种事物不仅是独特的，而且一旦消失也是不可恢复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能够维持它的持续稳定，就在于多样性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们在利用自然的时候，就必须把我们的社会活动限制在多样性不被损害的前提上，我们应当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律来利用自然，对于每一种生物，我们应当保持在一个物种的延续可以承受的水平上，使它们得到休养生息。

事实上，由于人类在地球生态圈中的开发活动不断地加剧，已经使其不堪重负，有大量的生物种相继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还有许多动植物种也行将消失。我们看到，被我们列入濒危动植物保护名单中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这种保护虽然表明了我们的环境意识在不断增长，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利用自然的方面，实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于某一种或某些动植物的过度使用，都会有使之衰退和消失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首先做到自然的多样性得到保持和持续发展。

二、循环原则。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无不处在一个巨大的和复杂的循环圈之中。循环使存在于其中的每一种事物都能够各得其所。循环使它们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食物链和食物网，这种关系对于其中的所有动植物的生存有着重大的生态学意义。这种意义表现为，只有在这种循环中每一种动植物才能获得生存的条件，而这一意义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发展不能阻断或破坏这种循环。只有循环，才能使每一种生命形式从中获得它们所必需的食物和能量，同时，也才能使每一种生物在得到繁衍生息的基础上为这个循环圈中的其他生物提供生存的支持。循环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生态灾难，而这种生态灾难的大小，将会由于一个生态系统的复杂和稳定的程度而不同。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的活动总是在这种循环着的自然中进行的。因此，我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循环的生态学意义。为了保持这种循环能够健康运行，一方面我们应当保持循环在构成上的完整性，对于循环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过度地开发和使用，更不能使之消失；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保持生态系统在功能上的自净能力不受到显著的影响。通过生态学，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对自然决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把我们在自然中的活动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我们意想不到的和不愿看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对这个循环圈做了什么，这个循环圈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系列的相关反应。

我们从这种循环中还能够看到生态系统自组织地遵循着一个经济法则，这就是自然界中不存在废物。因为自然界中的任何一个生物种及其代谢物，都毫无例外地参与了循环，构成了其他生物的食物和能量的来源。可以说，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既没有废弃物，也没有浪费。自然界的这种奇妙的自净能力，无疑是我们从事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时的一个需要学习或效仿的榜样。我们应当以符合生态的方式设计生产流程，使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所产生的“代谢物”，都能够尽可能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和再利用。循环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我们设计的社会发展应当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所显现出的“循环的智慧”，来安排和设计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共生原则。在自然界中，每一生物种都是通过激烈的生存竞争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的。竞争是普遍的，也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没有竞争，也就没有一个如此繁荣发展的生命世界。从物种的水平看，现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生物种在生存竞争中都是成功的，因为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获得和发展出了某种有效的获取物质和能量所需的体质构造和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使各种生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生现象。这种共生的现象和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根源于不同的生物种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由生物种之间所结成的各种食物链和食物网而表现出来。每一生物种在其中都占据着一个特定的生态位，一个生物种既是物质和能量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物质和能量的供应者。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生物种是或能够以彻底消灭其他生物种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生存前提。因为，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每一生物种都不可能独立的存在，一个地方的某种生物种一旦大量减少或消失，就会导致以它为食物和能量来源的其他生物种的减少或消失等一连串的生态反应的发生。生物种之间的那种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普遍而有效地制约着每一个生物种的规模或数量，使得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例如，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沙化就是典型的教训。

因此，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和共存共荣的观念，对我们来讲是必需的。综合多样性原则和循环原则，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只要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种存在着，那么，它就现实地构成了我们得以持续生存的生态学基础，但同时这也是约束我们在其中行动的规则。因为，只有当我们的行动满足了多样性和循环的生态要求，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种的生存才会有一个持续的保障。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虽然有了其他生物种不可比拟的强大的生存实践能力，并且我们也由于这种能力使自己摆脱了荒野自然的束缚，我们以高度聚集的方式把自己与自然界隔离开，并且使自然成功地朝着人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摆脱了自然，自然依然与我们保持着深刻和广泛的联系，不论我们如何相信自己控制自然的能力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无法真正摆脱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由于循环而形成的相互依赖性。其实，正是由于这种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性，才促成了整个自然界的繁荣昌盛，以及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种世界景象，同时，也是需要我们真正去维护和珍视的。

上述符合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原则、循环原则和共生原则，如何才能够真正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可能，从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普遍性来讲，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的系统工程问题。在这个观念转化的过程中，我认为有这样一些方面是应当特别给予重视的，这些方面可以看成是观念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和社会资源：

首先是学校教育。各级学校应当主动地、有目的和有计划地开设适合的环境教育课程。尤其是在高等学校中可建立环境教育研究机构，它既担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担负学校内部的环境教育任务，同时也可以向社会开放，承担起社会公众的教育工作。学校应当充分认识到环境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培育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的人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社会受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因此，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把关人，应当充分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大众传媒——不仅仅是那些环境方面的行业传媒——应当在环境教育、监督、警示和批评方面自觉地加大传播力度，从而达到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的作用。

再次是政府管理。对于一个地方的政府来讲，对它的管理的绩效的评价，必须把当地和被它所影响的地方的环境变化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同时也应当把它看成是衡量一个政府的主要领导是否称职的一个主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讲，应当建立和实行关于主要领导任职期内的环境评价制度。否则，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正常的生活将会由于对环境的漠视而造成巨大的影响。

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第12篇

一、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人类社会如何进步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就是把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地物质财富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结合起来,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做出正确地分析。这种辩证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1]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 [2]受自然界制约。二是指出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不同, 人自身具有自觉地能动性, 这种自觉地能动性集中表现为劳动、实践, 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 支配自然力, 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并在这基础上达到与自然的真正统一。[3]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与人和自然关系的正确分析, 才有了我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强调把人的劳动定性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而这种“物质交换”是双向的。一面是, 人们把自己的劳动施加在劳动对象上, 取得自己需求的产品;另一面是, 人们又把自己生产、生活的废弃物回归到自然界中去。这种“物质交换”的思想体现出来的整体性思维, 为我们正确地处理生产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马恩生活的时代, 他们已经对于环境问题做出了正确地认识和判断, 并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的长期性、艰巨性做出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就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同时也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地依据。

二、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是具有5, 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先人跨进文明社会的那一时刻起, 就重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意识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的重要性,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 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今天,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渗透着我国优秀传统环保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环境保护的思想。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畋不掩群, 不取麋夭;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认为要想利用自然资源, 必须注意保护自然资源, 合理的开发。反对过度的开发, 尤其是破坏性的开发。在农业生产上, 我们的先人也有着较为深刻地认识。如《吕览·审时》说:“夫稼, 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这是作为中国传统农学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的经典表述。这种农学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密切地关系,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同一性。此外, 《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 应之以乱则凶。”这也就是告诫人们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之关系, 不要逆“天”而行。

我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观点, 我们剔除其中的封建腐朽的部分, 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它是我国古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 是中华文明中的精髓。因此, 建设生态文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要求。

三、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本质要求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的选择上, 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的基础上, 摒弃了资本主义的“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 选择了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走的道路是“先发展再治理”的道路, 这样虽然在短时间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地发展, 但是它是建立在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基础上的, 是以损害人们根本利益为前提的, 它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我们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即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党在关于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提出,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促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 不断地总结经验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由此可见, 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的结合起来的发展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本质要求。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有机体系, 必将大大丰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 必将促进我国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的伟大胜利。

四、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是实现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中国人民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人应该在社会中全面发展。因此, 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也包括政治权利、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诉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也就体现出物质文明的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也就体现出精神文明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概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的要求;然而, 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体现出人在社会中全面的发展, 人不仅要在物质、精神和政治权利方面发展, 还要体现在环境保护方面, 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的今天更要重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重视环境问题, 维护生态平衡不仅关系着人们的生活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而且还关系着人们子孙后代生存的重大问题。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样就构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有机体系, 更加合理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更加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 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提到相同的高度, 极大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 使我们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更加丰富。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的负责态度。我们在党的领导下, 在坚持搞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时, 大力的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将实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丽画卷必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年 (第20卷) , 第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年 (第42卷) , 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