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家庭范文

近代日本家庭范文（精选10篇）

近代日本家庭 第1篇

1、人间妖妇·璃子

《珍珠夫人》的女主人公0) 璃子是男爵家的千金, 为了将父亲从暴发户庄田胜平的诡计中拯救出来, 她选择了嫁给庄田胜平。婚后的0) 璃子变身为妖妇, 将胜平玩弄于股掌之中, 最后, 不堪折磨的胜平留下一双儿女离开人世。此后的0) 璃子作为沙龙女王受到众多男青年的追捧, 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贞洁, 并像亲身女儿一样, 温柔地呵护着胜平的女儿, 守护者庄田家的财产。小说提到的朱迪斯 (Judith) 是《圣经旧约》里一个女性英雄的传统题材, 讲述的是朱迪斯如何利用美人计杀死侵略军将领赫洛夫尼斯 (Holofernes) , 拯救以色列人民的故事。菊池宽借用这个故事, 使0) 璃子的人物设置更加戏剧化。0) 璃子与胜平的婚姻, 是完成0) 璃子人格转换的关键。事实上0) 璃子的复仇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 发展到对暴发户阶层及男权社会的复仇。小说中, 菊池宽将0) 璃子塑造成充满牺牲精神的美少女, 展现出她美丽而坚强的女性形象, 同时也意味着0) 璃子从一个不谙世事的男爵千金蜕变成了一位坚强的新女性。然而, 对于0) 璃子来说胜平的死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对社会罪恶的惩罚。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面对着胜平临死时的哀求和托孤, 0) 璃子并没有感到丝毫悲伤和胜利的喜悦, 反而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无限怅惘。胜平死前对孩子满怀爱意的表现, 让0) 璃子看到了他极具人情味的一面, 经历情感冲击之后的0) 璃子重新领悟了何谓对家庭的爱。此后的她尽心尽力地照顾美奈子, 守护庄田家的家产。可见, 0) 璃子角色的转换是小说的高潮部分, 即0) 璃子在领悟人间真情之后, 毅然放弃仇恨, 转变成了庄田家的一家之主, 凭借对家人的爱, 继续维持着家庭的稳定。0) 璃子人格的双重性, 使她具备了当时新女性的坚韧, 又有令人憎恶的一面, 极大地吸引了读者的好奇心。《珍珠夫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女性读者, 还对之后的女性杂志热产生了一定影响。

2、资产阶级少女——早百合和道代

与《珍珠夫人》的轰动相比, 《东京进行曲》则是小巫见大巫。但随着沟口健二的同名电影和主题曲的问世, 《东京进行曲》的传播形式逐渐多样化, 更加接近普通大众, 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加。因此, 笔者认为除了作品的文学性外, 还应该探讨其社会价值和意义。

“东京——东洋唯一一座近代化都市, 既是全日本文化、学术、教育和艺术的汇集之地, 也是罪恶与堕落的集中之所” (菊池宽[1]:P274;笔者译) 。这句开头语暗示了小说中的两大阶级——“文化、学术、教育和艺术”象征的资产阶级和“罪恶与堕落”象征的无产阶级。小说讲述的是无产阶级少女道代因生活贫困而成为一名艺妓, 但她特有的温柔和美丽却深深地吸吸引了良树和佐久间。事实上, 道代是良树同父异母的妹妹。待真相大白之后, 道代结束了多年的贫民窟生活, 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藤本家族, 之后又远赴英国的女子学校接受教育。另一位女主人公是藤本家的千金早百合, 由于母亲一生苦于父亲复杂的男女关系, 早百合对男性产生了恐惧和报复心理。笔者认为, 早百合和道代是0) 璃子性格的分身。早百合和0) 璃子都认为, 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的附庸, 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并成为自我生活的主宰, 甚至可以在生活中领导男性。她们的想法显然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叱责, 在当时的读者中——尤其是女性读者——引起了广泛共鸣。而且, 出身名门的早百合虽属上层阶级, 却依然受男权社会制约, 这与中下阶层女性读者遭遇相同, 她的态度拉近了她与读者的距离, 且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遗憾的是, 她们的想法并没有成为现实。0) 璃子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来自她最亲爱的美奈子——美奈子认为0) 璃子对自己的男人使坏, 对他有反感之情。而早百合在决定自己的婚姻对象之前, 就从哥哥良树那得知了与佐久间的婚事, 但她并没有表现出逆反之意, 而是采取了顺从接受的态度。道代亦是如此。当亲生父母将她送入藤本家, 之后又任凭作为家长代理的哥哥插足自己的婚姻, 任凭哥哥说结婚就结婚, 说取消就取消, 完全没有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总之, 胜平死后, 0) 璃子肩负起一家之长、照顾美奈子的责任。当她发现美奈子像自己当初一样, 被剥夺初恋成为受害者之后, 对自己的失职感到十分自责。当0) 璃子无法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守护自己的家人时, 又转而求助于具有社会地位的男性, 家庭的主导权再次交到男性手中。另一方面, 早百合和道代也是在一家之长的命令下被迫做出决定, 但她们对此既无怨言, 也不想成为0) 璃子一样的一家之长。

3、近代女性对文化生活的向往

关东大地震之后, 东京以飞快的速度重建, 并成为一座近代化都市。伴随着城市的发展, “大众”一词和中产阶级意识也在社会中孕育而生。城市中产阶级渴望体验新的生活模式——文化生活, 各种大众媒体也应运而生并迅速成长。所谓文化生活就是高效地享受近代文化, 是城市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科学生活方式。《东京进行曲》中所描述的社会生活正是文化生活的模板。比如骑着自行车去百货商店购物, 又比如在外就餐、饲养宠物、到舞厅跳舞以及游泳、橄榄球等西方近代体育项目等。小说中良树和道代的初次邂逅就是在网球场上。可见, 西方近代体育活动已成为衡量个人涵养的重要尺度。

在《东京进行曲》中, 藤本家的女性正是因为出身资产阶级, 所以只要端坐家中, 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拥有稳定的文化生活。与此相反, 其他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只能在不道德与堕落的生活中挣扎。不难理解, 道代的阶级进位不是因为她的爱情, 而是因为她的血缘出身。由于窘迫的家庭环境才被迫去做艺妓, 但她一直保持着贞洁之身, 而这也正是道代迈向崭新人生的钥匙。与职业女性不同, 道代不是通过与男性发生肉体关系获得享受文化生活权利,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贞操, 这也体现了资产阶级女性的素养, 贞操的重要价值可见一斑。故事的发展行走于近亲相恋与纯情至爱之间, 透露出菊池宽对社会阶级性和家庭淑女的赞美之情。

事实上, 菊池宽对与生俱来的社会阶级性持肯定态度。在《珍珠夫人》中, 菊池宽对胜平的描写无不表现出他对暴发户的蔑视。而《东京进行曲》中的女性为了保障自己的文化生活, 心肝情愿地接受男性指定的家庭地位和职责。笔者认为, 菊池宽通过她们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是——只有自觉遵守家庭秩序的女性才能拥有稳定的文化生活。如同肯定阶级的合理性一样, 菊池宽认为女性除了接受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征, 还必须担负作为社会存在的女性应有的职责。因此, 向社会发起挑战的0) 璃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早百合和道代, 她们甘心接受男权主导的家庭秩序, 并认真完成相应的职责。

4、结语

菊池宽的通俗小说基本上都是以女性融入家庭体制之中收尾, 这种创作手法继承了明治时代家庭小说的特点。但对比两部小说可知, 女主人公融入家庭秩序的过程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小说中描写的世态人情不仅投射了社会现实, 更反映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正是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微妙差异, 激发了社会大众对大众媒介和作者的热情。因此, 菊池宽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 停下了创作反叛时代和社会的女性角色的步伐, 转而描写起在男权制约之下自觉遵守家庭秩序的女性角色。这也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日本近代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线索。

摘要：女性在菊池宽的小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也是研究菊池宽小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珍珠夫人》和《东京进行曲》不仅描绘了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近代社会的不同面貌, 而且将两个时期的家庭女性形象真实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本文将通过对比两者之间女性形象的变化, 揭示近代日本家庭女性的双重性。

关键词：菊池宽,通俗小说,近代日本家庭,女性,叛逆与顺从

参考文献

[1]、菊池宽.东京进行曲.菊池宽全集第十卷[M].平凡社, 1930

[2]、赵文华.菊池宽和他的通俗小说[J].世界文化, 1987 (1)

[3]、秦弓.菊池宽前期创作的女性主义色彩[J].日本研究, 1998 (2)

[4]、许王丽.理智与情感的调合——从菊池宽作品的复仇主题探寻其价值判断[J].文学评论, 2009 (6)

近代日本宪政之路 第2篇

板垣退助是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立者。日本宪政之路上的代表人物。文章通过板垣退助从事民权运动的经历，揭示日本宪政之路对我们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民权与国权是对立的统一体。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仅各种利益集团需要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决策过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需要各种政治势力按照公认的规则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以争取在减少各种利益要求相互冲突的基础上达到有利各方的妥协。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传统国家为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近代国家的集权化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集中资源和大众动员能力，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便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集中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结构性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抗议性的集体行动、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社会契约，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出现。蒂利从中发现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从而开创了所谓的“抗争政治”理论，即强调利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并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与此同时，蒂利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协商与互动的色彩，意味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从蒂利提供的这个视角看近代日本的宪政建设，可以提供较为恰当的佐证。

一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曾命令对马藩官员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两国建立新的邦交关系。奉清朝为宗主国的朝鲜因不满日本国书中带有“天皇”词汇，再三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主张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朝鲜开国，其背后也隐藏着将没落士族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国外的企图。提前回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力。“内治优先派”与“征韩派”相持不下，1873年10月，在“内治优先派”的操纵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从而决定了“征韩派”的败北。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征韩论者”被迫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下野的“征韩派者”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新平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西乡隆盛在1877年2月15日率兵从鹿儿岛向北进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史称“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出动6万多军队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4万余人，双方参战士兵的规模乃至伤亡数量均超过明治维新时的“戊辰战争”。最初战事呈胶着状态，但局势很快向政府军倾斜。同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西南战争”结束。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却走向不同的道路，他们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并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领导人物是板垣退助。

二

板垣出生在土佐藩(今高知县)高级藩士家庭，幕末时参与藩政及倒幕运动，戊辰战争中作为军事总裁指挥会津之战。本来以为将遭到坚决抵抗的板垣军攻入会津藩后，发现绝大多数藩民纷纷逃亡，剩下的人也为挣钱而帮助官军，固守城池的只有3000名土族。板垣由此认识到不能共享乐就不能共患难，万民不能共享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明治政府成立后，板垣接受西乡隆盛的推荐成为参议，因主张“征韩论”而下野。1874年，与一道下野的前参议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前大藏大丞冈本健三郎、前左院议官小室信夫、古泽迂郎组成爱国公党，并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该建议书未被政府接受，八位成员最后的结局是一人被处死、三名成为大臣、三名成为贵族院议员、一名成为实业家。

1874年，板垣与片冈健吉等组成立志社，鼓吹天赋人权。受其影响，全日本前后出现1000多个政治结社。1875年，在大久保利通的劝诱下，板垣重任政府的参议，但8个月后因不满大久保独裁再次辞职。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后，立志社内也出现不少主张武装起义的成员，但板垣不为所动，继续言论斗争。

三

1878年9月，自由民权派在大阪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日本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决定努力争取开设国会，并要求各地政治团体拟定宪法草案。当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其中有著名启蒙思想家植木枝盛起草的《日本宪法预定案》和《日本国国宪案》，这两个草案在强调主权在民的同时，主张人民具有“革命权”。即“当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蹂躏人民自由权利，妨害建国宗旨时，日本人民可推翻它，建立新政府”。

尽管迫于社会的压力，明治政府成员均赞成立宪政治，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多数官员主张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并采用德国式强化君权的宪法，只有参议大隈重信等少数官员主张尽快开设国会，并引进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即议会内阁制。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大限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开设国会诏书的颁布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三个不同纲领的政党。首先在1881年10月，以“国会期成同盟”为基础组成自由党，党首为板垣退助。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成立宪改进党，另外以政治评论家福地源一郎为首的立宪帝政党。各党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在全日本进行演说活动。

实际上，为适应议会政治，福泽谕吉等早在1874年就组织“三田演说会”，福泽组织的“明六社”团体也经常举行演说会，但这些演说只是学术圈的事情。自由民权运动爆发后，社会活动家为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而热衷演讲，但演讲的内容远离自由、民权、国民责任等，因为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是降低米价、取消债务、逃避兵役等。因而演说家利用攻击政府获得听众的喝彩，而且警察加以阻止时引起的冲突反而增加看热闹的戏剧性，结果演说深受欢迎。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民众意识中的“政府”与“国家”相分离，即反抗政府与忠诚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四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板垣之所以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人物是因其被暗杀时喊出的那个口号“板垣死，自由不死”，至于这个口号是否由他本人喊出则没有人去认真追究。

1882年3月初，板垣由东海道南下进行旅行演说，4月6日，到歧阜的神道中教院参加自由党欢迎会。在300名的听众前，板垣做了两个小时的演说。当天板垣有些低烧，欢迎会结束前离席，一个人准备回旅馆休息。出房间走了几步后，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个人，一边大喊“国贼”，一边手持短刀刺向板垣的右胸。大吃一惊的板垣猛喝一声“干什么”，本能地用胳膊击向凶手的心脏，但目测失误只击中腹部，留下一个青癍。板垣年轻时曾从师本山团藏学习竹内流的搏斗术，此事发生后也致谢本山的传授。但当时凶手没有感觉到，继续挥舞短刀刺向板垣的左胸，未能刺中，而扭打中的板垣已浑身是血。听到声音的自由党成员内藤鲁一抓住凶手脖子将其扑倒。赶来的其他人将凶手牢牢按住，板垣与凶手扭打时说出了上面那句《自由党史》中记载的名言。

面对成为血人的板垣，同志中有人大哭起来，板垣劝说道：“各位不要伤悲，即使板垣退助死了，日本的自由不灭。”《东京日日新闻》如此报道。新闻报道与《自由党史》的记述不同，到底是什么时候说的那句话。至于谁说的也有争议。据内藤鲁一几天后解释，当时板垣受刺后休克，自己向凶手喊“板垣死自由不死”，但考虑到如果板垣喊这句话，其形象会更为高大，因而默认了其记载。

确实如此，该消息报道后，各地自由党员受到极大的鼓励，他们批判政府的活动更为激烈，并将板垣看作为自由民权的偶像加以崇拜，由此改编的戏剧也经常上演。当时自由党本部并不知道板垣没有生命危险，传言其已死亡，许多党员带上武器纷纷赶往歧阜，并攻击政府实施这种卑鄙行为。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为对付越来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颁布《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例》等，同时派出大量警察封杀自由民权派的言论，并暗插许多特务在板垣身边。明治政府十分紧张，立即派遣参议山县有朋上奏天皇，并作为敕使携带300日元看望板垣。

其实凶手与板垣一样，出身高知县士族，是28岁的小学教师相原直褧。既与明治政府无关，也没有组织，只是保守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的崇拜型读者，仇恨革新的板垣，从名古屋尾随到歧阜，寻找机会下手。事件发生后，相原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海道强制劳改，1889年宪法颁布时得到大赦出狱。他立即赶到东京，向板垣道歉。板垣原谅说：“你的行为是爱国，我不责备你。但在行动前仔细观察我的行动，就明白我不是国贼。今后如果发现我有害国家，可以再刺杀我。”其后相原乘船回北海道途中去向不明。《自由党史》推测“会见板垣后良心受到谴责而自杀”、“被赌徒抢去金钱后投入海中”、“唆使者得知相原反悔后担心暴露秘密而封口”等。但《自由党史》没有记录另外一种说法，即崇拜板垣的旧自由党成员暗杀了相原。无论如何，相原的失踪成为历史之谜。

1891年，板垣在东京神田锦旗馆演讲时再次遭袭。当时一个凶汉蹿上讲坛将板垣扑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此时板垣说道：“我与国家一样到达死的年龄。国家也有新陈代谢的必要。尽管如此，看起来还有些价值。”从而获得听众的喝彩。从中可以看出前面那句名言似乎出自板垣之口。

遇刺事件后，在政府的策划和资助下，板垣出国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体。8个月后回到日本，宣布解散自由党，并支持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1890年9月，主张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法律、修改选举法、修改国会法的立宪自由党成立，板垣为党的总理。第二年该党改名自由党。板垣继续任总理。

五

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1890年7月，举行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的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交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仅占全日本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交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大土地所有者及从事农业者。在300名众议院议员中，称为“民党”的在野党——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共有171名。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预算案审批权的众议院经常围绕减轻地税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

在1890年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从反对“藩阀政治”的立场出发，打着“休养民力”、“节约经费”的口号，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山县有朋内阁被迫做出让步；在1891年的第二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再次否决包括扩大军舰建造费在内的政府预算方案，松方正义首相被迫解散众议院；1892年11月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前，伊藤博文率领旧萨摩藩、长州藩“开国元勋”，组成“元勋内阁”，进行“明治政府的最后一战”，而国会中的反对派也组织力量，准备“一举打垮整个藩阀”，结果双方在议会中僵持不下。在天皇权威的压制下，政府预算方案好不容易通过了议会的审议；在1894年召开第六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等党派主张对外强硬的政策，并通过了弹劾内阁的上奏案，但众议院第三次被解散。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板垣立即率领自由党转而积极支持政府的预算方案及其对外战争，并在1895年11月发表了自由党与第二届伊藤内阁的合作宣言，板垣在第二年获得政府内务大臣的职位。1898年自由党与大隈重信领导的进步党合并，成立宪政党，并组成大隈任内阁总理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的第一次政党内阁，但很快倒台，原自由党成员继承宪政党。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宪政党大部分成员参加，板垣退出政界。

过去曾有中国学者如此评价板垣退助道：“虽然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并能果断实践，但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却坚持武士阶级的反动立场。”实际上，民权与国权是对立的统一体。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政治地位与权利，国难时国民才甘心情愿地为国家流血卖命。如果国民活得不成样子，国家之间发生纠纷时肯定做逃兵甚至投奔对方，至少消极怠工或暗中抵制。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仅各种利益集团需要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决策过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需要各种政治势力按照公认的规则下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以争取在减少各种利益要求相互冲突的基础上达到有利各方的妥协。这正是近代日本宪政之路提供的有意义的借鉴。

(本文编辑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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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实验电影研究 第3篇

当代日本实验电影在整个日本电影业乃至整个艺术领域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整个日本的实验电影发展, 我们可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 这一时期日本的当代艺术, 观念艺术在整个国家的艺术领域开始逐渐大发展起来, 越来越多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其中像美术领域的具体派, 舞蹈领域的大野一雄以及舞踏艺术, 都在当时的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探索具有实验性的, 当代意义的新的艺术形式成为了50年代以后日本艺术大发展的中心, 而以这个中心点出发的, 各门各类的艺术纷纷开始了新的具有实验精神的探索。而当具体派的艺术家们活跃的50年代中期, 实验电影的创作者们也开始了不甘落后的创作实践。

二、学习西方经验

像日本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没有足够媲美欧洲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基础以及现代艺术的基础, 但是战后日本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实验电影在当时走在了整个亚洲的最前沿。在50年代, 当时的年轻电影创作者, 特别是一些学习电影的年轻学生, 纷纷组建了代表各自观点的电影组织, 这些电影组织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其中一些创作者成为了以后日本实验电影领域的领军人物。由于当时在世界上, 其它实验电影有着比较明显发展的国家大都遵循着超现实主义的原则在进行创作, 比如对当时实验电影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艺术家玛雅戴伦, 就在进行着她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那部历史上不能忽略的《午后的迷惘》便诞生在这一时期。所以日本的实验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跟上了西方的节奏, 受到了许多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并且从单纯学习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的形式, 很快进步到通过电影艺术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文化地位上。这也使得日本的实验电影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前卫精神不断挑战和颠覆着固有既定规则的精神。

三、具有东方特质的前卫探索

寺山修斯是日本实验电影史上不可绕过的艺术家, 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以来进行创作较早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西方超现实主义实验电影所用的办法, 这些电影充满着对视觉的颠覆和对人类感官的挑战, 在他的电影画面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常神秘和具有诗意的美学气氛。他的作品除了具有西方当时实验电影的一些特点, 但又充满了自己的不同之处, 在字里行间, 镜头与镜头中我们能够看到浓厚的东方哲学理念以及东方人对于死亡, 生命, 黑暗, 光影的认识。这种具有独特东方气质的影片相信在当时的世界上一定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也使得日本实验电影可以独立的区别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验电影。寺山修斯在创作早期主要是进行实验戏剧的探索和研究,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影片里看到大量平面化的, 戏剧化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 电影艺术是写实的艺术, 而戏剧则更加抽象。在当时的日本电影界寺山通过这种戏剧的手法介入电影, 在当时整体相对保守的亚洲地区可以说是最前卫的。

与寺山修斯同一时期活跃着的松本俊夫, 较之于寺山的在形式美学以及画面上的实验探索, 更加着重于对于影片表现主题的实验, 旨在通过这些影片所表达出的主题对整个日本社会提出问题, 引发人们对于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利弊的一些思考。这使得松本俊夫在自己的影片中不拘泥于形式, 采用各种多元素材进行组合, 把中心思想直指人性和社会中的病态问题。而松本俊夫的摄影机所对准的人物也往往是以现实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如同性恋, 变态者为蓝本。例如他所拍摄的影片《蔷薇之葬列》就是日本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他的影片中, 变态者对于外部世界的不安被聚焦并艺术的进行放大, 这种不安的气质贯穿着他的大部分影片。在超现实主义的影调下, 这种不安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启发社会人对于病态社会的反抗和思考。

四、实验语言与传统电影的融合

以上两位作者都是实验电影创作阵营的中坚力量, 并且一直持续着实验电影的创作, 探索电影的可能性, 寺山修斯英年早逝, 至死都在进行探索性实验电影的研究工作。而日本的实验电影作者中, 也有后来转入常规电影拍摄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导演, 大岛诸就是其中的代表。看大岛诸的早期创作, 我们可以知道他最早都是在进行一些实验电影拍摄, 通过前卫的表现手法和颠覆性的画面刺激观众的感官, 而当他转入常规叙事性电影的拍摄以后, 他很好的利用了自己之前进行实验电影拍摄所掌握的经验, 使得他的故事片也可以充满了反对传统的颠覆感。

日本的实验电影是从各持不同态度的电影小组开始, 而后也发展出了各种样式上完全不同的实验电影, 除了从形式上以及主题上进行实验的电影创作者们, 还有通过思考电影媒介本身, 通过探索胶片, 电影摄影手法等发掘电影的潜在可能性的作者, 比如川中伸启, 就是通过特殊的摄影手法或者放映手法, 以得到特殊的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这类影片也使人们可以重新思考电影媒介, 启发人们对于电影以及人类视觉, 需要不断进行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尝试。

继这些创作者之后, 日本的实验电影领域不断在注入这新的血液, 优秀的实验电影导演们层出不穷, 他们继承着第一批进行实验电影创作的先驱的脚步, 使整个日本的实验电影很快成为区别于欧洲的另外一种样式。较之于亚洲其他国家, 日本较早的创作出了代表东方美学以及能够体现出亚洲社会的实验电影, 并且在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许许多多艺术家的作品的形成。这些影片中传达着东方人看待世界的视点和对于生命的感受, 在观念的传达上深刻体现着东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点, 之后的实验电影也更着重于对于观念的强调。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观念艺术从那时起便可以看出一二, 而用流动的影像媒介表达观念艺术以及艺术中的观念, 这在整个历史中也是非常珍贵的, 具有文献价值的一个阶段。

五、泛媒介的发展趋势

进入六七十年代, 实验电影的创作者们逐渐模糊了电影媒介与其他艺术媒体材料之间的界限, 这和世界上最前沿的实验艺术的步调保持了一致, 在这一时期, 亚洲其他国家也逐渐出现了前卫艺术的创作者, 特别是使用流动影像作为材料的艺术家。电视和录像技术的普及让影像装置作品, 录像艺术作品成为前卫艺术领域中的热门话题, 日本的实验艺术家们一直都处在这些领域有很好的成就。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当代艺术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当代艺术轨迹趋于融合, 界限变得模糊。世界的各个部分在艺术探索的最前沿分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摘要：当代日本实验电影在整个日本电影业乃至整个艺术领域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较之于亚洲其它国家, 日本艺术电影以及带有实验性质的影片的产量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上世纪50年代以来, 日本的电影作者们开始在实验电影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艺术探索上取得了大量成就。在全世界的艺术语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50年代以来日本实验电影的发展历程, 对实验电影创作者和研究者很有必要。

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 第4篇

摘要：日本的杜甫研究于20世纪后半期由吉川幸次郎推向顶峰。目前，日本有两大杜甫全诗译注规划正在进行，有望以此为契机再度激活杜甫研究。其一即为松原朗本人发起并参与规划和执笔的讲谈社学术文库丛书《杜甫全诗译注》，该著严格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专设“补充说明”一栏以介绍最新研究成果，该著以“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注”为学术目标、以严格确保学术品格为编辑方针进行编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42-08

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谱系

杜甫诗集东渡日本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平安时代的后期（即11世纪后半期）。在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年）谈话的《江谈抄》中，业已可见《注杜工部集》的书名。然而，将杜甫诗集作为正式文学作品来接受，却始见于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的中世纪禅宗寺院。其中，虎关师炼（1278～1346年）对杜甫的颂扬与宣传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到了江户时代，杜甫的文学已在知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松尾芭蕉（1644～1694年）可为一例：松尾芭蕉被尊为“俳圣”，即俳句界中世界圣人般的人物，俳句的文学形式与汉诗不同，但他竟能将吸收于杜甫的养分灵活自如地应用在自己的俳句文学创作中。

明治时代以降，杜甫研究作为一门近代学问，即于如此传承基础之上得以展开，而其中尤以以下三人所作贡献为大。换言之，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可谓由此三人所开创。

首位开山者即为铃木虎雄先生（1878～1963年）。铃木虎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院汉学专业。1908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学院助教授，1910年升任教授，1938年荣休后荣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日本近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铃木虎雄，培养出了吉川幸次郎等学者。而其杜甫研究著作则有《杜少陵诗集》全4卷（1922年，国民文库刊行会），此部著作至今仍可谓日本唯一的杜甫全诗译注。此外，1978年日本图书中心复刻了此部《杜少陵诗集》，改称为《杜甫全诗集》全4卷并出版发行，通行至今。

位列第二的杜甫研究开拓者则可谓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专业，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1928年至1931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曾一起赴北平留学（顺及：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1947年至1967年吉川幸次郎担任京都大学文学系教授，而执教京都大学之“最终讲义”即为其《杜甫的诗论与诗歌》。荣休后吉川幸次郎先生荣膺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松原朗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兼及《杜甫全诗译注》吉川幸次郎著作中仅个人独立著作就已超50部，以下只列举其两种全集性著作：《决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全27卷，筑摩书房1984-1987年出版）；《吉川幸次郎遗稿集》（全3卷，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

而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个人独立著作即有下列七种，而其中之最者非皇皇20册《杜甫诗注》莫属，遗憾的是其生前仅有下列5册得以出版：

《杜甫私记》，筑摩书房1950年出版，1965年改版。

《杜甫笔记》，创元社1952年出版；另由新潮文库1954年出版，并于1970年改版。

《杜甫ⅠⅡ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8-29）》，筑摩书房1967年至1972年出版。

《杜甫诗注》第1至3册，筑摩书房1977年至1979年出版。

吉川幸次郎辞世后，日本出版了其以下三套遗稿：

《杜甫诗注》第4至5册，筑摩书房1980年至1983年出版。

《杜诗论集》，由筑摩书房作为《筑摩丛书》1981年出版。

《华音杜诗抄》（附有朗读录音带），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

而位列第三的杜甫研究开拓者乃黑川洋一先生（1925～2004）。黑川洋一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吉川幸次郎与小川环树两位先生。黑川洋一毕生执教于大阪大学，1989年荣休后荣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黑川洋一先生有关杜甫研究的个人独立著作则有如下七种：

《杜甫》，岩波书店1957年至1959年出版之《中国诗人选集》系列其一，全2卷。

《杜诗》，岩波书店1963年到1966年以“岩波文库”方式出版，全套8册。黑川洋一从铃木虎雄所著杜甫全诗译注《杜少陵诗集》中，精选了其中由乾隆御定《唐宋诗醇》所收杜诗的三分之一，编纂而成。

《杜甫》，筑摩书房1973年出版之《中国诗文选15册》其一，乃杜甫评传。

《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年出版之《东洋学丛书》其一。

《与杜诗同行》，创文社1982年出版。

《杜甫中国古典鉴赏》，角川书店1987年出版；其部分则另以《杜甫》为名，由角川索菲亚文库2005年再版。

《杜甫诗选》，岩波书店1991年出版之《岩波文库》其一。

由以上三位杜甫研究先进之先行研究可知，日本京都大学自有一套杜甫学研究谱系，此谱系乃由铃木虎雄先生所首创，20世纪后半期经由吉川幸次郎先生推向高峰，再经黑川洋一先生继承发展，从而成就了传承有序的完整研究谱系。然盛极则衰，吉川时代也被认为是达到了杜甫研究的饱和点，随后日本的杜甫研究也就渐次偃息了下去。

（二）近年来日本的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由杜甫研究而及盛唐文学研究，则可顺及回顾日本之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若论东瀛之盛唐文学研究，就李白而言，则有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先生；就王维而言，则有岛根大学的入谷仙介先生。然自两位先进身后，日本盛唐文学研究就未必能够梅开二度了。

承继于盛唐文学研究，日本的中唐文学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上述两位集大成者之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则明显转移至中唐文学之上。如1990年日本则设立“中唐文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杂志《中唐文学会报》；而2000年则另创办发行了《白居易研究年报》等，从中可窥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之转向。时至今年，则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等人出版的《韩愈诗译注》第一册，亦可视为日本转向重视中唐文学研究之佐证。

日本唐诗研究之所以出现了由盛唐到中唐的重点转移，追溯其因，可总括为以下五点：一则确因日本盛唐诗歌之基础性研究已告一段落；二则相对于盛唐诗歌研究而言，中唐诗歌依然尚有众多领域需做基础性研究；三则由于中唐乃“唐宋变革”起点，因可预见，中唐文学自身即已孕育有其后文学方向的若干萌芽；四则仍需顾虑到，以往由于兼有“盛唐”与“中唐”之传统称呼，并将传统称谓之“盛唐”看作唐诗顶峰时期，因而就忽略了对中唐应有的注意，如今则已从此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五则除上述缘由之外，就日本之中唐文学研究而言，仍应特别顾及日本所特有之两大因素：

其一，江户中期荻生徂来（1666～1728）学派提倡吟诵盛唐诗歌，故而李攀龙编选的偏重于李杜之《唐诗选》被指定为入门书籍而广受传阅。从《唐诗选》之流通情况则可判明，此类偏重李杜之传统倾向一直持续至1970年代为止。而自彼以降，此独尊盛唐之势即被急速扭转了过来，并延续至今。

其二则与日本中古（即平安时代）的文学研究相关。一般认为，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达到了巅峰，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则一直持续至近代，且经久不衰。如此一来，由于限定于“和文系列”的文学研究渐近于饱和，就需将同时代之“汉文系列”文学亦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而成立于1983年的“和汉比较文学会”即为体现此种需要之个例。加之白居易乃平安时代最喜闻乐见之汉诗诗人，因而当时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文学”研究者们也就从白居易乐府开始转入研究日本平安一代文学，而同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亦与之相呼相应，继而得以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若论今日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之盛行，上述两大特有因素则不可不及。

二、近年来日本的杜甫研究状况有论者认为，日本近年来之杜甫研究正处于从偃旗息鼓走向重新发展的转折点之上。

首先来看日本当下杜甫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当前业已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中，则当以后藤秋正、古川末喜、谷口真由美等三位学者的著作为代表，三位全力撰写杜甫论文，且各自皆有著述结集付梓。北海道教育大学返聘教授后藤秋正先生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有：

2011年10月研文出版社《东西南北之人——杜甫的诗歌和诗歌语言》；

2012年11月研文出版社《何日是归年——杜甫诗话》；

2014年9月研文出版社《山青花欲燃——杜甫诗话（续）》。

佐贺大学古川末喜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则有：

2008年8月知泉书馆《杜甫农业诗歌研究——8世纪中国的农事与生活之歌》；

2014年12月知泉书馆《杜甫的诗歌与生活——现代训读文的解读》。

而长野县立短期大学谷口真由美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为：

2013年2月汲古书院《杜甫的诗性葛藤与社会意识》。

此外，另有一册与杜甫相关的文库丛书值得一读，即岩波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的“岩波新书”系列之《杜甫》，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此书虽为面向普通读者所编纂之文库口袋读本，然书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杜甫评述，对杜甫研究方家亦可谓开卷有益。

除上述所举杜甫研究专著以外，或可忝列方家的还有2013年10月研文出版社出版的由笔者本人编著的《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研究论文集》，刊有10篇日本学者及4篇中国学者之杜甫研究论文。

其次可看日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杜甫全诗译注的两大规划。

其一是吉川幸次郎生前计划出版的共20册的《杜甫诗注》，先生生前已由筑摩书房出版了其中五册，仙逝后岩波书店又出版了包括生前既出五册的总计十册，现还在陆续出版，并规划将其20册完全发行。吉川先生遗稿只保有10册左右，而这10册则由兴膳宏先生进行补写，这将是一个宏伟大气的计划（但第10册之后如何出版目前则尚无定论）。

另一个规划则是由笔者本人作为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杜甫全诗译注》，该书业已列入日本讲谈社之“学术文库”，全套4册计3700页，已于2016年6月出版了第一册，并于2016年10月业已出齐了全四册。其编著方针有二：一要完全依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二要力争做到日文译注简明扼要。本译注编译委员会调集日本37名学者共同执笔，其中4名校对负责人已从各自角度对全书原稿完成了审阅与调整。

三、《杜甫全诗译注》的编译说明由于《杜甫全诗译注》是由编译委员会37名成员集体编译，或会因执笔人各自为政而损及全书之整体统一性，因此必须执行通用编译基准，由此确定了共同采用同一本具有高度信赖性之注释用书的编译方针。早在该书规划之际，发起同仁就决定采用清代仇兆鳌（1638～1717年）之《杜诗详注》为注释基准用书。在此基础上，以“词语释义”及“补充说明”的形式补充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以此确保本书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歌注释的学术品质。

藉此，采用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则几为唯一之选。成书于清中叶的《杜诗详注》，集历代优秀注释成果之大成，书名“详注”名副其实，仇著确系详细周密之杜诗注释，至今仍被视为代表“中国标准”的杜甫诗注。无论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中之杜诗现代汉语解释，亦或韩成武教授等之《杜甫诗全释》，原则上皆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此亦众所周知。

（一）仇氏《杜诗详注》之特色

作为截至清中叶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仇氏《杜诗详注》并非仅为简单拼凑，实显示出仇氏本人独特的精彩见解。最为精彩之处即为，当历代解释出现对立纠纷之际，仇氏并非仅仅将各家说法简单罗列出来，而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此考量既可见其对注释文责态度之认真严肃，亦可窥其集大成之抱负。所以该书虽为清代中期之作，但即以当今学术标准苛求之，仇注亦可谓见解独到，令人叹服。

为正确传达出对杜诗解释的真意，仇氏可谓颇具匠心。他并非仅仅解释“语义”，还揭示出“句意”和“大意”。在揭示诗歌之大意方面，他不仅继承了明代单复《读杜诗愚得》和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以降明代杜诗注释的传统，还能将奥义难传的杜甫诗歌，转换理解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情景以示后人，其意义颇为重大。中国当代詹锳先生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引用前人串解的做法，即类似于仇氏《杜诗详注》，即将过去李白诗注中不足之处，以“大意”和“串解”作以补充。

仇氏所自负的《杜诗详注》的特长之处，于其卷首“凡例二十则”己有揭示：①《杜诗会编》（唐宋以后之杜集编纂）；②《杜诗刊误》；③《杜诗编年》；④《杜诗分章》（组诗解题）；⑤《杜诗分段》；⑥《内注解意》；⑦《外注引古》；⑧《杜诗根据》（各诗体之诗法）；⑨《杜诗褒贬》；⑩《杜诗伪注》；《杜诗谬评》；《历代注杜》；《近人注杜》；《杜赋注解》；《杜文注释》；《诗文附录》；《少陵大节》；《少陵旷怀》；《少陵谥法》；《少陵逸事》。

以上二十则凡例中，对于杜诗解释特别重要的则有⑤《杜诗分段》、⑥《内注解意》、⑦《外注引古》三则。且引仇氏三则原文如下：

⑤《杜诗分段》：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名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⑥《内注解意》：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共有诸家注解，或一条一句，有益诗旨者，必标明某氏，不敢没人之善，攘为己有耳。

⑦《外注引古》：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忝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

第⑤则《杜诗分段》乃将长篇杜诗分段后，继以解析作品的结构。传统性注释大多拘泥于片言只语之训诂，而忽略了对作品整体的把握，仇氏则深知此弊。就换韵古体诗而言，因其换韵之处与意义段落相对应，故而理解还算容易。而相对于古体诗，杜甫的长篇排律诗歌一韵到底，得益于仇氏之分段解析，其整体解析由此变得更易理解。由此看来，仇氏分段解析之意义就颇为重大。

《杜诗详注》因其书名之“详注”二字，或易使人误解其重点在训诂。实则不然，揭示出对长诗的整体理解才是其特色所在。在第④则凡例《杜诗分章》中，仇氏对构成组诗之各篇题意都予以揭示，如《秦州杂诗二十首》《秋兴八首》等，可为佐证。第⑤则凡例《杜诗分段》亦如上文对仇氏分段分析所述。最能体现《详注》特征的乃第⑥则凡例《内注解意》，其并非对细部进行训诂，而是揭示出句意乃至上下联以及段落大意，相当于今日所谓串解。

事实上，在仇氏之前的中国，如此揭示诗篇大意的手法曾一度颇遭轻视，哂为不过是一种迎合初学入门者的“低俗”做法（日本过去同样亦有轻视诗歌大意之倾向，但近四十年来，给古典诗文添加现代语义解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般做法了）。清代考据学讲究回避空虚的议论，将确凿的证据禁欲般严格地层层累积起来，视之为“高雅”之学；而那种轻视解析诗歌大意的倾向，则正与清代考据学“轻释义、重考据”的传统一脉相承。此外，揭示诗歌大意还很容易暴露出诗歌解释的矛盾之处，故而诸多作注之人一般都不敢再作串解。由此看来，仇氏于《杜诗详注》中专设《内注解意》一项、且积极揭示出诗歌大意之做法，真可谓颇具见地的冒险之举。

就揭示诗歌大意此点，笔者认为尚需再作补充说明。仇氏《杜诗详注》揭示诗歌大意之法，毋庸讳言继承了明代杜诗注释的传统。然而此种所谓的传统进入有清一代，曾被鄙为明代学术之陈规陋习而一度遭到了否定。因为我们应该可以注意到，作为清初杜诗注释代表的钱谦益《钱注杜诗》以及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都不曾揭示诗歌大意。由钱朱二人的做法来看，仇氏揭示大意之法并非只是对明代杜诗注释传统的单纯继承，而是将此种传统主动且自觉地复活起来了。与此同时，他也并未忘记准备应对考据派的对策，以此来回应来自众人“预料中的批判”。

仇兆鳌应对批判的第一对策是，将《内注解意》对大意的提示定位在对朱熹《诗集传》方法的继承这一点上。他在第⑥则“凡例”中说：“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此句意为：对于句子中难以理解的部分，朱熹的做法是，先在上面画一个圈，再附上简短的注释揭示其概要，然后再来解释这一整句话的意思。语义要简约，解释要贴切，着重于使人明白要点。）《杜诗详注》将揭示大意与经学权威朱熹之《诗集传》相结合，如此一来，就使得揭示大意的做法得以正当化。而仇氏之所以将此种正当化论述在《杜诗详注》中明确加以记载，是因为他要将此部《杜诗详注》呈献给欲借朱子而治天下的康熙皇帝，此中深意又怎可忽视。

日本近代品德教育研究综述 第5篇

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第一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受重视

1868年, 日本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明治维新, 由停滞落后的封建国家走上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其重要原因是维新的领导者们把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从明治维新开始, 日本政府就把学习西方、兴办教育视为“立国之本”, 并积极进行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教育改革。1879年的《教学大旨》强调日本教育的宗旨就在于根据祖宗的训典, 形成忠孝仁义的思想品德, 完成“臣民”教育的任务, 将阐明忠孝仁义之道德与探求知识才艺并列为教学任务, 明昭天下。这充分反映了日本近代教育在学习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同时, 将灌输儒家道德作为其品德教育的中心任务。针对这一时期的改革, 孔祥宏在《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指出:“明治初期的日本, 领导层由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三种势力组成。当时上至天皇, 下至平民, 都被卷进仿效西方文明的热潮之中。品德教育是教育近代化的先导和保证, 教育改革的成败由民众品德教育的程度决定。”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滑坡

二战后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复兴日本经济。日本国民热衷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文化思潮, 而传统的优秀文化与思想逐步被放弃, 品德教育出现滑坡现象。

1958年的课程改革加强了品德教育、以“学科知识中心主义”为指导, 充实国语和算数的基础学历。此时虽然品德教育依旧受重视, 但学历主义日趋明显导致品德教育实质未能得到很好实施。

60年代盛行的“教育投资论”掀起了学历社会的升级, 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 尤其是教学的“智育化、应试化”, 无形中挤掉了品德教育在教学中的应有位置。朱剑洪通过《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再认识》介绍战后日本全盘照搬美国式的生活主义教育模式, 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与日本的国情严重脱节, 引发了以校园暴力为代表的品德教育滑坡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文化的滥觞导致日本民族许多优秀传统消失, 价值观的普遍贫困和道德沦丧、品德缺失, 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教训说明日本品德教育走向滑坡。

70年代初, 日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 经济转轨后, 学生逃学厌学、中途退学等现象说明品德教育达到了滑坡的高峰期。姜相志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道德教育演进历程》指出社会上两极化趋势越发显著, 只有毕业于名校才能得到好工作;一些具备创造性但没有文凭的人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残酷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严重扭曲了青少年心灵, 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日趋严重。通过对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此次教育改革存在一些弊端, 但总的来说使日本教育向前迈了一大步, 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新时代, 使日本从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教育走向了民主教育, 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兴。

三、日本面向21世纪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回归与发展

(一) 1971年日本中央教育省议发布报告书《关于扩充和整顿学校教育的基本对策》, 到1984年6月“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 是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第一阶段

《关于扩充和整顿学校教育的基本对策》拉开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序幕, 在这部纲领性文件中, 提出了学校教育的总任务是担负培养“人格形成”的使命。日本政府提出了加快知识集约型经济发展步伐的“科技立国”方针。郭德红、楚江亭在《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重视个性》中提出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的改革。“由于没有可效仿的既成模式, 因此特别要求借鉴历史经验和各国人民的经验, 进行大胆坦率、自由豁达的论争, 发挥自由的创造性”。因此, 日本的这一次改革代表了现代工业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尝试。

(二) 1984年6月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成立, 至1987年8月该审议会完成三年的使命, 自行退出教改舞台, 是日本第三次教改的第二阶段

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第四次咨询报告中确定日本面向21世纪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广阔的心胸、强健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 成为世界之中的日本人。”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品德在日本人形象中的显著地位。

张琦在《日本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与思考》介绍80年代的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中, 文部省改变了学校教育组成部分的排列顺序, 即把原来的“智、德、体”的顺序改为“德、智、体”, 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论述了日本在这次教育改革中针对青少年品德教育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和取得的有益经验, 并对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提出了建设性改革意见。

(三) 1987年8月临时教育审议会使命的结束至今, 是日本第三次教改的第三阶段。一个全面日本教育改革的高潮即将到来

从内容上来看, 第一, 以终身教育为主线的综合教育体系将得到充实。所谓终身教育, 由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和老人教育的有机结合为特征, 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教育承担者的终身教育体系。第二, 学校教育的一元化将由多元化取而代之。只有实行学制的多元化, 才能使学校教育在竟争中各显其长, 培养出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第三,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将在日本教育中占据突出地位。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考力, 判断力和创造力。无论是学制的改革、还是终身教育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一战略重心紧密相连的。第四, 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将逐步加快。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教育问题特别小组在教育改革的建议书中宣称:新时代日本人的素质是创造性、主体性和国际性。

崔世广通过《浅议当前日本的教育改革》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育改革, 涉及教育理念、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品德教育等方面, 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自由化、弹性化、强化评估及国家和传统观念教育等特征, 因此必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 各国教育家对教育改革的观点, 及发展过程的看法, 都是注重公民品德教育, 把培养爱国者、合格公民、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作为品德教育的首要目标。品德教育激发着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不足, 激励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断地完善, 自身强大了才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中站稳脚跟, 从而立于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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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朝.五五年体制与教育再改革[A].梁忠义.世界教育大系·日本教育[C].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514.

日本近代广告产业的兴起影响 第6篇

日本经历明治维新 (1868年) 后, 在外界冲击下, 日本的资本快速发展, 西方文化中的社会与商业思想快速涌入日本, 这促使日本的近代报刊业崛起并渐渐走上了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道路, 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印刷报纸在日本的迅速出现。1865年, 在日本出现了第一家由个人创办的日文报纸《海外新闻》出刊, 1867年, 英国牧师贝利创办《万国新闻纸》等等, 在此期间, 在日本的横滨还接连出现了诸如《日本时报》等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外语报刊。在日本, 第一份真正意义的报纸是1870年出版的《横滨每日新闻》, 随后《读卖新闻》 (1874年) 、《时事新报》 (1882年) 等报刊陆续出刊。在19世纪末时, 日本已成为了亚洲发展报刊最兴盛的国家之一。

19世纪, 日本报业广告迅速发展, 因而带动了广告代理业的迅速崛起。日本的第一家广告代理商“空气堂租”于1880年在东京正式开业, 而后“弘报堂”、“三成社”、“正喜路社”等一系列广告代理公司纷纷成立。在1895年10月“博报堂”营业, 1901年7月“日本广告株式会社”成立, 这些都昭示着日本广告业初期发展与繁荣。

二、日本早期广告“学”的兴起

1、日本广告的初期研究

广告研究是随着广告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 在19世纪下半叶, 广告研究被迫向西方进行“开放”和“学习”, 其存在的“内动因”是日本近代广告产业的兴起, 而其直接“外动力”是西方广告的传和西方广告学术方面书籍的大量引入。

对日本的广告学来说, 其真正的广告研究是开始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 主要表现在大量引进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书籍, 以及大量广告学专著的出版。

(1) 大量引进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书籍

在20世纪初期, 日本广告业逐渐发展起来, 日本广告学界开始大量引进及翻译出版了当时在美国所流行的各个种类的广告专著。

(2) 日本学者广告学术专著的大量出版

在20世纪30年代, 日本的广告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同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日本当时的畸形繁荣是脱不开关系的。在这段时间, 日本的广告学者逐渐的关注并接受美国的广告是营销手段的理论, 而且随后出版了大量的本土作者自有的思想的学术专著。

(3) 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其间的二十年, 日本广告学界所翻译与撰写的各种广告专著已有50余部, 可见当时广告学在日本的发展程度是可见一斑的。

2、日本初期的广告教育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在这之后日本迅速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并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而后再1941年12月又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其经济进入了“战时体制”, 而日本也随之进入了“战争随军宣传”体系。日本政府在1940年制定了《日本广告律令》, 对广告实行了“战时”管制。1942年, 日本政府又开始在国税中加收广告税……这些“战时措施”重创了日本的广告产业和广告教育事业, 并使其迅速衰退。

就历史来看, 日本初期的广告研究与广告教育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在,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进行近代广告研究与广告教育的国家之一;二是日本的广告研究与广告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深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二战之前崇尚美国及西方的营销理论和广告传播思想, 又在当时大量引进和翻译了美国的广告理论专著和论文;三是在二战之前日本的高校基本没有广告专业, 更没有广告类院系。

摘要：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广告产业与广告研究迅速发展起来, 这对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成为世界广告产业大国和广告研究强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日本广告业和广告“学”两者互动发展, 为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关键词：日本近代广告产业,日本早期广告研究

参考文献

[1]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 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 228～229页。

近代日本家庭 第7篇

关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 学界一般认为它形成于甲午战前, 其形成标志是山县有朋于1890年所做的“利益线、主权线”的施政演说。综合分析甲午战前的日本国内舆论和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等, “大陆政策”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的结论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首先, 以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的“海外雄飞论”等为依托, 鼓吹向海外扩张国权的侵略舆论甲午战前已达到高潮。明治伊始极力倡导自由、平等的很多启蒙思想家和学者, 在这一时期也大都从倡导民权转向鼓吹国权,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德富苏峰等的“大日本膨胀论”便是其主要表现;再诸如福泽在“甲申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等, 他们不仅在宣传上鼓动民心以向亚洲大陆“发展”, 还与“玄洋社”、“东邦协会”等殖民主义团体勾结, 在行动上为日本政府的外张国权行动制造契机。其次在国内政治经济上, 甲午战前, 以《帝国宪法》的颁布、实行和国会的开设为标志, 天皇集权的近代国家体制业已确立, 国内政治状况趋于稳定;明治初期政府主导创建的大批国营示范企业已转至民间, 与政府联系密切的特权资产家出于自身发展和摆脱经济困境等考虑, 竞相提出向大陆进行经济扩张的要求。最后在军事上, 早在1881年, 山县有朋就在其《邻邦兵略备》中详细阐述了对清作战的战略计划, 其中, 以对朝鲜的侵略为先导, 大陆中国在甲午战前早已成为日本的“敌国”;而且, 以陆、海军为核心的两步大陆作战准备也已在甲午战前提前完成了。

二

一般而言, 政策的形成应以政府明文制定为其标志, 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更应如此。但据学者考证, “大陆政策”一词虽首现于1906年, 可直至七七事变前在日本政府正式文书———1936年的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决议《国策之基准》中出现, “大陆政策”这一政策性表述实际上并未直接反映在日本政府的正式文书中[1]151。对前文综合各方面客观情况做出的“大陆政策”早在甲午战前便初步形成的结论而言, 基于这一事实的质疑是必须加以排除的。欲排除这种质疑, 需要以“大陆政策”内容变化为基础, 将其形成过程与施行过程结合起来。

事实上,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施行是一个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过程, 不仅一方面受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经济状况和政治决策等影响, 另一方面还与施行过程中侵略对象国的应对和其他列强的态度, 以及日本因此所获的“成功”等密切相关, 是不能将两方面简单区分开来加以对待的。前文仅依据日本国内状况做出判断的做法虽清晰便捷, 却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形成与演变。究其全貌, 需要将如上两方面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容演变等综合起来加以述评。

据如上视角,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演变可分为:前期 (甲午战前) 、初期 (甲午战后———一战后) 、中期 (华盛顿会议———九一八事变) 、后期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末期 (全面侵华———太平洋战争) 。其中, 前期为初步形成期, 初期和中期为发展期, 后期为确定期, 末期为扩展期。这几个阶段的特征表现在“大陆政策”的内容演变上, 前后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明晰, 再到系统、具体, 甚至将目标指向从大陆拓展至海洋的过程。

在前期, 以山县有朋等军政要人的思想及政策影响为主流, 包括福泽谕吉等有着浓厚民族主义意识, 对外强烈主张扩张国权的资产阶级先知在内, 能够对国内民众的思想、行为方式施加广泛影响的“宣传家”和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团体等, 都在“大陆政策”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对中国台湾和朝鲜进行的试探性侵略获得“成功”, 晚清政府和各列强面对这种侵略行为表现出的软弱和无视等, 对“大陆政策”的初步形成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期, 尽管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已初步形成, 但至甲午战前, 其具体所指并不明晰, 不仅是内容上无具体所指的模糊性的东西, 实际还面对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甲午一战对清能否获胜, 当时便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关键。

甲午一战胜利使初步形成的“大陆政策”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在初期, “大陆政策”在内容上逐渐从模糊转向明晰。在甲午战后到华盛顿会议召开的20多年时间里, 经日俄战争和一战的日本很快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国家实力迅速上升, 逐渐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尽管受大正民主浪潮影响, 国内政治局势不甚稳定, 但因一系列对外扩张行动均获“成功”, 这一时期的“大陆政策”在内容上已不再模糊, 包含了具体的“对朝政策”、“满蒙政策”、“支那政策”。吞并朝鲜和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 即是“大陆政策”内容趋于明晰的行为表现。此期间, 大陆中国的局势动荡和各列强对日本对外扩张行为的纵容, 是促成“大陆政策”从模糊转向明晰的重要外部因素。

华盛顿的会议召开意味着列强开始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为进行限制。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弥漫着因军阀割据而起的战火硝烟, 但亲美英的南方蒋氏政权统一中国的趋势也日见明朗。在这种明显不利的外部环境下, 日本也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加上二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等, 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使主张向大陆扩张国权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奉行“协调外交”的这一时期 (中期) 的前半段, “大陆政策”在内容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美英对日本的外交压制和中国大陆的混乱局面, 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民主化等, 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陆政策”在内容上的发展, 却无法使欲成为大陆帝国的日本扩张主义者的野心消失。中期前半段的“协调外交”等, 仅是他们把持的日本政府在特殊形势下奉行的特殊政策而已。进入中期后段的1927年召开的“东方会议”, 和后被揭露出来的《田中奏折》描述的侵略野心, 即是日帝不甘放弃扩张, 并使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完全明晰的标志。“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 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 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 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 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奏折》的如上文字清楚表述了一个极其明晰的“大陆政策”[2]。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日本国内和我国东北的一系列政治夺权, 为侵略做准备、制造舆论的事件等[3], 可以说都是受到制约的扩张主义势力急不可耐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是以关东军为首的活跃在国内外的扩张势力不顾日本国内温和派和美英等列强反对而采取的“断然”行动。对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而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即“大陆政策”形成的后期) ,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不仅在实施上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内容上还从隐性走向了公开。长期以来, 作为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 “大陆政策”的存在虽已被客观事实所证实, 却一直是一种隐性的存在。九一八事变, 使这种作为隐性政策存在的“大陆政策”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因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对外侵略行径取得“成功”, 加之已无法隐藏、否认, 1936年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明确把“大陆政策”写入到了政府正式文书《国策之基准》中。而这也成为“大陆政策”从隐性转为公开的标志。

“以冀望满洲国健全发展和日满国防之安全, 消除北方苏国之威胁, 同时防备美英, 实现日、满、支三国的紧密提携, 谋图我经济发展, 作为大陆政策之基调。”[4]334《国策之基准》中有关“大陆政策”内容的这种表述, 不仅明确了推行“大陆政策”的目的是谋图日本的发展, 还包含了“消除苏国之威胁, 防备美英, 日、满、支三国紧密提携”等具体内容, 比“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的表述更加系统、具体。这说明“大陆政策”在从隐性转为公开的同时, 也实现了系统、且颇具指向性的整合。随后的“七七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全面侵华行径, 便是经过整合后“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对美、英、荷宣战, 意味着“大陆政策”在内容演变及施行上进入了向海洋扩展的末期。作为意欲将海洋岛国发展成为大陆帝国的基本国策, “大陆政策”的目标指向本是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然而, 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和德意在欧洲挑起战火, 加入德意法西斯集团的日本进而又将“大陆政策”的目标指向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这种扩展是深陷中国抗日战争泥潭, 并遭美国战略物资禁运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打开局面所做的一次赌博, 更是他们不愿放弃已视做“主权线”的中国东北, 并欲将日本的“利益线”从中国大陆延伸至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膨胀性欲望使然。这种膨胀性欲望, 既源于以吉田松荫为代表的对外扩张思想, 也与进入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对外扩张行径的“成功”密切相关。两方面互作用, 使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具有了可无限扩展的特征。

三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内容演变等与日本对外扩张的施行过程密不可分。在施行上, 它经历了一个从挑衅性试探到有步骤谋划, 再到全面推行、扩展的演变过程, 且其中满含着赌徒式的投机性。甲午战争是以前期对台湾、朝鲜的试探性入侵的成功为背景有发动的;甲午、日俄战争虽有计划, 有预谋, 但却是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发动的。日本参加一战的投机色彩更浓, 与前举之不同有些类似于强盗和小偷, 之后美英等列强开始关注并限制日本, 与这种小偷行径恐怕不无关系。至“大陆政策”全面推行、扩展期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对美宣战, 日本虽重操强盗行径, 但所选目标却是难以撼动的。在“大陆政策”内容演变和施行上, 中国的软弱和列强的无视与纵容是日本获得一系列“成功”的重要外部原因。而这种“成功”反过来又使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持续膨胀, 为“大陆政策”内容上的发展演变和施行上的不断扩展提供了极具投机性的心理契机。这类似一名孤注一掷的投机者或赌徒, 若过于贪婪, 还不择手段, 那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参考文献

[1]周颂伦.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J].江海学刊, 2004 (1) .

[2]纵使《田中奏折》的真伪尚有争议, 其所言业已为真实的历史所证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3]如发生在日本国内的五一五事变、二二六事变和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

浅论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 第8篇

一、美好的“常夜国”

汉晋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较模糊的，但却十分向往中国。“他们 (指日本) 把传来稻米的西边(指汉朝)看成是美好的乐园，把中国称为‘常夜国’”，[3]P183看得出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敬畏。首先，古代的日本及日本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渴望与中国交往。公元1世纪时，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国家，为了与中国取得联系，北九州一个小国的国君就下令造大船，船造成之后取名“天鸟船”，这只船载着几个日本人来到了汉朝设在朝鲜的乐浪郡。由于当时的日本没有文字，关于这一次出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正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4]P1658从这句简单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列国时代，而其中的一些国家向往中国、敬畏中国，尽管隔着茫茫大海，但仍然每年来中国朝贡，以得到中国的垂青。《后汉书》也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5]P2821这一记载后得到证实。《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有记载：“魏明帝景初二年(按：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首次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使臣前来魏国‘求诣天子朝献’赠送男女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十年间，邪马台国先后四次遣使至魏，赠送倭锦、马矢等。”[6]P857这些记载实实在在体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渴望。

其次，日本渴望吸收中国先进的文明。古代日本人渴望与中国交往并不仅仅为了到达中国，而是想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来满足自己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7]P26汉代时，古代日本还处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古代日本人目睹了中国统一的国家组织和繁华壮观的城市，“远比他们当时纺织品华贵得多的丝织品、象征权威而又工艺精湛的铜镜等，引起了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的巨大兴趣”。[8]P65他们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的心情表露无遗，他们“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9]P18日本与中国接触后，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都向南朝的刘宋朝廷遣使求封”。[10]P8日本也不断地汲取着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就是此时期中国观的产物。

二、繁盛的“唐国”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对繁荣昌盛的中国十分仰慕，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7]P27此时的日本统治者们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以便直接吸收中国优秀的文化，更多地汲取中国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这样就促成了这一时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发生。日本朝野对此一直极为重视，每次遣使团均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倾注国力派出庞大的官方使团出使中国，全面向中国学习，大规模地汲取中国先进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

1. 频繁遣使隋唐。

隋朝38年间，日本政府有4次遣使到隋朝。第一次是公元600年，日本使者向隋炀帝介绍了他们国家的情况。第二次是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为大使，携国书前来，正式提出建立邦交关系。第三次是公元608年，也是小野妹子为大使。第四次是614年，大使为犬上御田锹，副使为矢田部造。唐朝时，日本从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一直延续到公元894年。“现已查明这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除去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使’以及2次任命因故未成行外，正式来华的有13次”。[10]P17-18除了这19次遣唐使之外，在中国的文献中还有7次非官方的日本人唐朝之行。

2. 汲取中国隋唐先进文化。

日本推古朝(公元593至628年)圣德太子(推古女天皇的厩户王子，公元574-622年)仰慕中华文明，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其在摄政期间数次派人使隋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具体实现。他还选派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文化典籍，如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建立像隋那样的国家。“随着遣隋使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9]P61这主要是日本在获得统一之后，急需引进中国先进的国家制度，以便改革内政，抑制豪强氏族势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楷模，加以崇拜。日本对大唐帝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崇仰尤为突出。这因为唐朝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国，“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周围国家无限向往的所在”。[8]P101这就促成了遣唐使的发生。在长达30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唐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在此推动下日本决心建立以“大唐国为蓝本”的天皇制国家。

3. 往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员的增多。

隋唐时，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频繁来到中国，他们以满腔热情向中国学习。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根据中国学者胡锡年先生的推算，其总数估计在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11]P67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他们两个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当时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备真备倾心于中国文化，学有所成后回国;阿倍仲麻吕则仰慕大唐文化，终身仕唐。

三、战乱的国度

宋元时期，中日之间的互相认识深度呈现出起伏，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吸收的隋唐文化进行消化、创新，自以为已经汲取尽了中国的所有先进文明成果。这种心理催发了他们树立自我形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唐朝衰落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宋朝建立后，中国虽恢复了统一，但北方兴起的辽、西夏、后金与宋形成对抗，战乱不断;之后就是元朝的征战。日本对此采取非常保守的锁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以前充满敬畏的态度有着明显不同。

1. 此时的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疏远的态度。

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为了继承和保持唐代与东海各国的贸易关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对日本也是如此。据说“公元936年，吴越商人蒋承勋受吴王的委托，带来送给天皇及左右大臣的信件和特产，以求同日本建立正式的往来关系。对此，日本退回了送给当时朱雀天皇的礼物，并由左大臣藤原中平回信给吴越王”。[8]P136但是，即使双方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采取正式国书的形式，书信的署名都由左大臣或右大臣来写。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如公元953年右大臣藤原师辅的回信中说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可以看出这种应酬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态度是冷淡的。[12]P119还可以看出“决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与吴越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通过吴越国的商人传递国书和信息，保持着半官方的联系”。[13]P137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担心在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格局的情况下，如果同吴越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会被卷入中国的纷争，而使日本政局受到影响，于是对此采取了消极的外交方针。

2. 日本自我意识增强，希望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

“随着生产的发展，日本列岛上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养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国统治者的册封为满足了”。[14]P140的确，日本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自隋时就开始出现。他们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的一种抗拒心理已经显现出来。公元607年日本国王遣使小野妹子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就不再使用过去那样的“贡”、“献”等词，而是用了对等的称呼：“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说明日本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汲取，而另一方面又始终尊重自己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3]P187现在看来，日本国书的用语显露出了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

公元1078年，赴日贸易的宋商带去宋帝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的牒状和礼物。牒状和礼物送到京都后，顿时引起日本君臣的狐疑，被看作是当时的朝廷大事。因为在日本看来中国与日本早就没有了外交关系，现在为什么宋朝频频送来牒文和礼物?对此日本政府又讨论了五年，“最后决定一项原则，只回信不回赠礼物”。[12]P144元朝时，忽必烈曾几次修书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效法高丽，以通和好”，[12]P75, P80但日本对此态度冷淡，并且不甘称臣，结果导致了元朝的3次征日。

四、巨大的他者———中国

16世纪中期起，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明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依然还是巨大的国家，不过随着日本自己已形成的独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日本也在努力地强调自己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而不将中国他者化就不能顺利达到，因为“日本文化特别是成文书记文化来讲，中国及其汉字文化正可谓是一个作为前提条件的巨大存在。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15]P7818世纪之后，受西方文明的输入和日本人对外认识发展，日本将中国排斥在外，而日本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把中国他者化了。

1. 日本重新看待中国及世界。

随着接触到的西方及西方文明的增多，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西方文明的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16]P224这一变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通过后者不难看出，日本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此之下，“日本强调其文化的固有性，试图将自己与中国文化区别开来，并确定日本文化的同一性”，[15]P80其中以18世纪中期的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言论极具代表性。贺茂真渊认为大和文化优越于汉文化，本居宣长则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样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成了异质性的他者。

2. 构筑日本式的“华夷秩序”。

古代日本自与中国交往以来一直处于“华夷秩序”之中，受惠于此。明朝时，足利义满虽然接受过中国册封的“日本国王”，但是从德川家康(1542-1616年)开始，幕府统治者就有意识地摆脱文化上从属于明朝的地位，构筑将朝鲜、琉球、荷兰、虾夷乃至中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小华夷秩序”。幕府把朝鲜、琉球确定为“通信之国”，把中国和荷兰定位“通商之国”，这样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在同朝鲜进行交往时自称“日本国大君”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义的含义”。[17]P162此后日本在对外事务活动中，要求各国使节实施“服属礼仪”，按照日本的礼节进行朝拜，通过这些来增强社会各阶级的国家意识和“华夷观念”。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列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应”。[18]P608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但就总体而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是以尊敬崇拜为主流，对中国文化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体现了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态度，这就造成了古代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比较容易走向极端，难以保持持平之论。

摘要：近代以前, 日本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内, 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早期由于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 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 大规模地汲取中国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但日本随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其自我意识逐渐增强, 对中国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离的成分。也就是说, 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种渐变的状态之中, 其变化轨迹清晰可见。就总体而言, 虽然出现过冷淡和疏离中国时期, 但仍是以崇仰为主流。

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经济团体 第9篇

创立银行业第一个近代经济团体—择善会

1877年成立的择善会，是近代日本出现的第一个近代经济行业团体，也是涩泽涉足近代经济团体组织活动的开山之作。

涩泽荣一组织择善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促进银行之间的联系交流。继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以后不久，日本出现了创办近代银行的热潮。但是，当时大多数银行经营者对于近代银行业务比较生疏，同时在业务上也面临着许多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涩泽感到这种情况对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很不利。为了促进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取长补短，他产生了发起和建立银行业团体组织的设想。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就在银行业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得到了第二、第三等国立银行和三井银行的响应与支持。近代日本银行的第一个行业组织由此诞生。

这一行业协会的首批正式会员共有16人，分别来自11家银行。根据涩泽荣一的意见，该组织起名为择善会，取自《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语，以表达“同业者共同的行动理念”。在成立大会上，会员们通过了由涩泽拟定的《择善会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择善会的宗旨在于促进银行业界相互间的友好团结，以兴旺业务；凡愿意加入本会的银行业者，不论是否为国立银行，只要经本会同意，均有资格成为本会会员，等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择善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行会组织，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排除异己和防止竞争，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银行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它面向所有的银行业者，在组织原则上是互助互利和开放平等的。

在涩泽荣一的主持下，择善会从成立起，便在推动银行业自身发展以及带动殖产兴业国策的落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择善会创办了日本民间首份以国内外经济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银行集会理财新报》。该杂志除了刊登择善会议事录之外，还刊登介绍有关银行业务知识的文章和西方经济学家的译著。由于它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注重满足读者的需要，能够回答银行业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很受业界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次，择善会在完善银行业务制度方面做出了多种努力，并向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完善银行业务制度的具体建议和报告，如《银行破损纸币的兑换方法》、《关于活期银行支票背签格式的报告》、《关于国立银行纸币交换方法的建议》、《拒付支票的处理方法》等等。再次，择善会还有力推动了银行票据这一新的流通工具的使用。今人皆知，银行票据作为货币持有的一种凭据，使用它不仅大大方便了银行的用户，同时也能促进银行间之的业务往来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但当时人们对银行票据的了解十分有限，拿着一张纸头远不如拿着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心里踏实，所以愿意使用银行票据的人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择善会就如何推广使用银行票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就票据的格式、鉴别依据以及支付保证等具体事宜达成了共同协议，该协议上报后不久即得到了大藏省正式同意，对后来银行票据的普及使用和票据制度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择善会从成立到解散共经历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里，涩泽荣一领导该会，不仅为日本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也为财界活动的展开积累了有益经验。然而，涩泽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他始终坚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一办会宗旨，因此当有会员提出与东京另外一个银行业商会组织“恳亲会”合为一体的建议时，他审时度势，考虑大局，决定接受这个建议，解散择善会，创立东京银行集会所。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准备，东京银行集会所正式成立，会员银行为39家，涩泽荣一被选为集会所委员长，由此翻开了银行业界组织活动的新的一页。

创立跨行业经济团体组织—东京商法会议所

在创立择善会的第二年，涩泽荣一与益田孝、福地源一郎等人又创立了另一个财界团体东京商法会议所。

与行业性的择善会不同，东京商法会议所是一个跨行业的综合性经济团体组织。它的会员主要来自工商业各部门的大企业，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且完全是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的组织原则和方式来运作的，会长和副会长均由会员选举产生，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上交的会费。东京商法会议所为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工商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向政府反映工商业者的希望和要求，调解工商业者之间的纠纷等。用涩泽荣一的话来说，东京商法会议所“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它的创立是日本工商业界组织演变的一件大事。

东京商法会议所的创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明治初期，近代经济团体组织的出现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国民对于它的认识和了解还相当有限，究竟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首要事务。涩泽荣一考虑到日本的国情民情，利用美国的格兰特将军到访日本，打出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牌子。

格兰特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司令，战争结束后曾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对于他的来访，日本举国关注，政府计划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活动。涩泽意识到，在这一活动中展示自己，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对于刚刚成立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是个获得社会声誉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经过与政府的沟通协商，使东京商法会议所得到了主持民间欢迎格兰特活动的资格和权力，并由他本人担任欢迎礼仪负责人。此后，一切按照涩泽的预期进行，包括按照西方国家欢迎外国贵宾的礼节鸣放礼炮，群众夹道欢迎，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和社会上层人士出席的欢迎晚会，请格兰特到涩泽家中做客，等等。

从表面上看, 欢迎格兰特不过是一项政治礼节性的活动，与工商业无关。但是，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心理，使这一活动具有了工商界的公关效应。东京都知事和涩泽同台致词，民间性质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担当本来应由官方出面的市民大会住持人，使得刚刚诞生的这种新型经济社团取得了威望和正统地位，也显示了政府对工商业界的高度重视和信任，有利于提高工商界的社会地位，改变官尊商卑的社会风气。东方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与西方式的组织体系和运作规则，通过这种办法交融于一体。在这一欢迎仪式的背后，蕴藏着涩泽本人经营管理思想的社会基础。

《论语》加算盘：-涩泽荣一的经营管理思想

杨柯 西安邮电学院

身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从而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体来说，涩泽重新阐释了东方儒家思想，并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机融合，使日本从传统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结合点，从而奠定了日本经济伦理的基础。

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倡导实业兴国，废除了旧的人身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迅速兴起，工业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即需要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等价值伦理。然而，官尊民卑和贱商意识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功利主义和商业伦理毕竟是舶来品。对那些一向自负同时又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日本武士来说，肯定会产生出“排异反应”。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脱亚入欧”谈何容易！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传统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既要对以“重农贱商”、“重义轻利”为主的儒教传统进行反叛和扬弃，又要在传统伦理尚具有强大潜力的情况下，寻求向西方看齐、具有普世价值的“公性伦理”支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应运而生。人们往往对涩泽的思想进行“振兴传统文化”式的解读，但仔细考究，不难发现，涩泽思想的主旨，并非在于解决所谓的“世风日下”、“道德颓废”等问题，而是力求改变“轻商贱利”的社会习气以及“权力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建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经济伦理观念。

涩泽之所以将自己的经营思想著述起名为《〈论语〉与算盘》，来自于一位名叫福岛甲子三的儒学企业家给涩泽7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刀、一个礼帽、一个算盘和一本《论语》。很明显，“刀”象征武士，“礼帽”象征商人，“算盘”代表经济，《论语》代表道德。涩泽的“《论语》加算盘”之所以被人们解释为“士魂商才”思想和“道德经济合一”思想，就源于此。之后，阳明学者三岛中洲，为这幅画写了一篇“论语算盘说”。其中说道：“孔子为委吏料量平，与栗周急不继富，为政足食，既庶富之，礼与其奢也宁俭，待贾沽之玉，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不曰利，曰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男尝语余曰，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今画师二之，非深知男者也。”大意是：孔子为季氏管仓库时计量公平（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后面的都出自《论语》），给百姓粮食时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为政的宗旨是先让百姓温饱再让百姓富庶，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自己比作待出售的玉，这些都是《论语》中有算盘的根据。《周易》起数六十四卦就是算盘之书，但利益计算皆出于道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的学说吻合，这是算盘中有《论语》的根据。因此，涩泽认为算盘与《论语》本是一体不能两分，经济萎靡的原因就在于世人把它们分开了。画师把二者分开画，没有得到涩泽思想的真意。由此，“论语加算盘”就变为“义利合一”的代名词，也成为涩泽荣一经营思想的象征。

涩泽的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

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个概念，其灵感来源于日本历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所谓“和魂汉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内核，而以中国的文化为外在手段，类似于晚清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

涩泽认为，“和魂汉才”很值得继续发扬光大，不过在新的时代，为了适应工商强国的需要，应该提倡“士魂商才”。他说：“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简单地说，士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他说：“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为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虽然为人敬仰为民族的骄傲，可是一些工商业者却认为，如果以此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这种态度乃是只趋眼前之利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日本将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誉。”所以，“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从涩泽关于“士魂商才”的解释来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涩泽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同欧洲新教徒以经商来成为“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异曲同工；同时，涩泽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士魂”，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

道德与经济的合一

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

涩泽认为，在日本，存在着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驰，是受中国宋明理学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把道德与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涩泽批判宋学说：“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然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因袭久而成习，事业与学问截然视为别物而无人敢怪。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在涩泽荣一眼里，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掌握涩泽思想的真实用意。

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變，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从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涩泽是这样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要讲货殖经济，就不能不讲功利和人欲。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与此相同，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的解释也是如此。例如他列举了一般人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解，说：“由此就认为孔子一味厌恶富贵，是荒谬的”，并举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孔子的言论，说明孔子重视富贵的价值取向。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主张“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涩泽把“利”区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他对于公益的定义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时候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涩泽认为，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

涩泽在关于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合一。他首先强调树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他明确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涩泽认为：“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他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涩泽对“公与私”的关系这样论道：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为公益之私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之私利。商业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因此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为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

在涩泽自己的解释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点是导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这一点在涩泽的思想中最为闪光。涩泽的“公私关系论”，主旨是伸张商业经营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价值伦理，树立了企业家作为近代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伦理精神，这也是涩泽经营思想的本质目的。在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涩泽的论证与其说接近孔子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亚当·斯密的“正当私利推进社会公益”的观点。不过，斯密是从私利推及公益，而涩泽是以公益统领私利。比较涩泽与孔子，再比较涩泽与斯密，就更能把握住涩泽的思想特征。

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涩泽还补充道：“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在这里，涩泽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同时，他指出这种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

由于时代的缘故，涩泽的思想仍然处于感知体会层次，没有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如森村英正等一些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和文字训诂的角度来看，涩泽的“《论语》加算盘”式经營思想都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欠缺。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涩泽的学说在思想内涵上比较肤浅；有的学者指出他对公益和私利的论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混乱等等。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涩泽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的历史地位。涩泽经营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轻商”的传统，很多青年人投身于实业界，推动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正如曾担任过日本经济院院长的有泽广己评价涩泽时所说：“产业本身便以与之相符的进取自尊的气象极为活跃地向前推动，在此影响下，无论中央和地方，士魂商才的企业家辈出。”从其思想的实践意义上说，涩泽的经营思想功不可没。

近代日本家庭 第10篇

一提到日本, 我们就会联想到世界地图上那个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 山多地少, 资源十分匮乏, 且地震, 台风, 火山喷发,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岛国的自然局限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 与生活在东亚大陆的其他民族相比, 日本民族具有较为强烈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 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19世纪上半叶, 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交流的主要趋势表现为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直到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以后, 东西文明冲突才开始减弱, 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 使这一时期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的文明融合成为文明交流的主流, 经过长期西方文明浸润的日本民族在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导下,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近代化运动。从这个角度理解, 我们认为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融合的过程是日本近代化的前奏, 日本近代化是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这两种文明冲突、融合的结果。

始于16世纪下半叶的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在经历并存, 融合的发展后, 最终击碎了日本民族封闭自我的枷锁——禁教, 锁国。随之兴起的学习西方文化的兰学和洋学则掀开了日本探索西方文明的历史新篇章。

二、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下的日本“杂种文化”

从日本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 日本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奠定了日本本土文化因素的多元化, 这就无异于是对不同文化的无原则的肯定, 亦产生日本文化的兼容性。如果用通俗的词语来概括日本文化的多元复合的特性, 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杂种文化”, 即指两种文化要素结合在一起, 构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一种新的文化结构。这种具有日本特色的“杂种文化”起源于外来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冲击, 而日本传统文化的融合性又促进了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从而成为实现日本近代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杂种文化”还具有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表现在它能使外来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相互渗透过程中产生一种适合日本民族需要,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即实利主义。近代以来, 受实利主义思想影响, 日本人在学习, 模仿外来文化技术的时候, 是把技术和思想体系、信仰完全分开的,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考虑产生这种技术的背景以及思想政治体制, 只需考虑如何利用先进技术增强国力, 超过欧美的近代文明。

三、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日本化”

日本的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极强的改造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本人凭借其娴熟高超的文化改造能力, 总能使经过“日本化”的外来文化很好地融入日本社会, 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服务。19世纪后期, 日本在移植美国文化的同时, 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日本化”, 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和魂美才”。

日本对美国文化的这种“日本化”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在思想领域, 日本民族就形成了与美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社会认同”:“人的社会认同是人所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总会有其特定的自我意识 (如国家意识, 阶级意识, 性别意识和家庭意识等) , 也会有与这种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社会认同在规定某个社会的时候, 也将该社会同其他社会区分开来。一个社会总会有其社会意识或符号体系, 其功能之一就是建立该社会的集体认同。”日本人意识到个人与整体息息相关, 集体是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 决不能靠拆台或损害同伴利益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利益, 这也被称为“集团意识”。一个系统的集团的整体功能和效率取决于各成员能力的配合。“相应地, 一个社会的成员对其所处的社会总有一定的归属感,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其所属的社会。”

四、“日本文化近代化”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教育的影响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 总是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密切相关。正如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并为它们服务的。”

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层产生于日本封建社会, 是对日本社会历史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一个社会集团。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武士提倡对天皇的忠诚和献身以及无条件的“义勇奉公”。在明治维新时期, 40万武士一直是国家政治舞台、权力运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武士集团是日本封建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次, 是封建政权的基础力量, 是封建领主实施统治的工具。

日本明治政府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 实现了日本传统的教育观与西方近代教育体制的融合, 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近代教育体制。之所以说具有日本特色, 就是说日本的教育改革既采用了西方式的教育体制, 新开设了西方的教学课程, 又同时保留了日本传统的教育观念和主旨。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 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的教育的“大法”, 但在采用西方式教育体制的同时, 这部教育“大法”却训诫臣民要“孝父母, 友兄弟, 夫妇相和, 朋友相信, 恭俭持己, 博爱及众”, 一旦有事, 则要“义勇奉公, 以扶佐天攘无穷之皇运”这显然是把传统的教育观和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融合在一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的历史。日本的近代化是伴随着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融合的过程。日本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 不仅是各种文化“精华”的凝聚, 而且蕴涵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构与特征所表现出的多元复合之并存性, 这种日本民族文化本体结构中内在的融合与冲突对立的并存功能, 表现为文化形态就是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与融合, 这种文化形态深层结构中的特殊功能使日本近代化在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与融合中“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成为20世纪东亚第一强国和世界列强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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