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范文

马氏文通范文（精选3篇）

马氏文通 第1篇

关键词：《马氏文通》,读,句法

“读”是《马氏文通》 (以下简称《文通》) 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也是《文通》句读论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马建忠对“读”的界说常常与“读”的内容不相贴切, 所以导致人们对“读”的解读分歧较大。

一、关于“读”的几种看法

1. 主谓词组说。

周钟灵 (1978) [1]306、龚千炎 (1987) [2]42都持有这种观点。要想认识“读”的性质, 首先应当从它的定义着手。马建忠说“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3]18, 卷十又说“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气未全者曰读”[3]410。单凭马氏对“读”的定义来看, 似乎只有主谓结构的词组才可以充当“读”, 综观《文通》, 确实有很多“读”都可以分析为一个主谓词组, 但是还有大量的例外是与“读”的定义不相符合的, 也是主谓词组说无法解释的。这一点, 我们下面将会论述。

2. 从句说。

如章锡琛 (1954) 认为“读”是clause, 严复译为“子句”[4]19。王海棻 (1985) 认为“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小句 (从句和子句) [5]150。邵霭吉 (2003) 对这个观点稍加修改, 认为“读”并不完全相当于clause, 而只是与clause中的subordinate clause (从句) 相当[6]100。

3. 从句、分词或短语混合说。

何容 (1942) 认为“读”相当于participle和phrase[7]122。朱德熙 (1980) 认为“读”相当于子句 (clause) 和分词短语 (participial phrase) [8]2。孙玄常 (1984) 认为“读”不仅包括clause, 还包括phrase在内[9]179。

4. 谓词性句法结构说。

宋绍年 (2004) 认为“读”是处于非谓语核心位置上的各类谓词性句法结构[10]75。

对于以上各家的看法, 我们暂不作评论。本文打算从《文通》中“读”的实例出发, 以现代汉语的有关术语为参照来剖析“读”的内部结构, 并进一步结合“读”的功能再对各家的看法稍作评述。

二、“读”的结构形式

1. 主谓结构 (加下划线的为“读”, 下同) 。

(1) 《孟子·离娄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 起词, “得天下也”, 语词, 合之为一读……“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仿此。 (2) 《论语·八佾》: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3) 《左传·隐公三年》:宋穆公疾, 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

2. 动宾结构。

(1) 《论语·卫灵公》: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贤者, 友其士之仁者。“居是邦也”一读, 记所在之处。

3. 联合结构。

(1) 《礼记·大学》:《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 而后可以教国人。叠接“宜兄宜弟”者, 即有“若是”之解。故叠接者自成为读矣。 (2) 《吴语》:大夫种勇而善谋, 将还玩吾国于股掌之上, 以得其志。

4. 偏正结构。

(1) 《左传·隐公三年》:公子州吁, 嬖人之子也, 有宠而好兵。 (2)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 使子文治兵于睽, 终朝而毕, 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 终日而毕, 鞭七人, 贯三人耳。例 (1) 为定中结构, 例 (2) 为状中结构。

5. 介宾结构。

(1) 《公羊传·隐公二年》:女, 在其国称女, 在途称妇, 入其国称夫人。

6.“者”字结构。

(1) 《公羊传·庄公十二年》:天下诸侯, 宜为君者, 唯鲁侯尔。“宜为君者”, 一读, 而为起词也。

7.“所”字结构。

(1) 《左传·成公二年》:不可, 则听客之所为。“客之所为”者, 止词也, 一读。“所”字, 接读代字也。

8. 一字之读。

(1) 《论语·卫灵公》:立, 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 则见其倚于衡也, 夫然后行。“立”“在”之前, 皆无起词, 而“立”“在”二字, 先乎句而各自为读。 (2) 《左传·僖公十五年》:出因其资, 入用其宠, 饥食其粟。三句同上。 (3) 《左传·宣公四年》:君, 天也, 天可逃乎?

三、“读”的功能

1. 充当分句。

(1) 相当于今天并列复句中的分句。今之并列复句的两个分句之间表示对比或对立、对举的关系, 其中一个分句从正面说, 另一个分句从反面或对立面说, 常常用“而”、“而是”等关联词语。马氏注意到了古代汉语中与此相仿的句式, 并对它进行分析, 认为前一分句是“读”, “辞气未完”, 后一分句是“句”, “辞气已完”。例如: (1) 《左传·昭公三年》:姜族弱矣, 而妫将始昌。 (2) 《楚策》:今妾自知有身矣, 而人莫知。例 (1) 、例 (2) 都是“读先乎句而有助字为殿者”中的例子。在马氏看来, 前一分句为“读”, 后一分句为“句”。 (2) 相当于因果复句中的一个分句。 (1)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 为馆于其宫侧耳振万焉。 (2) 《汉书·梅福传》:自霍光之贤, 不能为子孙虑, 故权臣易世则危。例 (1) 马氏注云“‘欲蛊文夫人’者, 言故之读, 先乎句”[3]414, 例 (2) 马氏说“以上所引诸句之先, 皆有读以记其事之缘因也”[3]424。 (3) 相当于今天让步复句中的一个分句。现代汉语中让步复句的关联词语有“即使”、“尽管”等, 古代汉语中“虽”、“纵”等也可表示让步关系。《文通》认为“虽”、“纵”等是推拓连字, 并说“凡连字之必弁乎读者, 惟推宕者为然”[3]412。 (1) 《史记·张陈列传》:纵上不杀我, 我不愧于心乎? (2) 《左传·隐公十一年》:虽君有命, 寡人弗敢与闻。两例中由“虽”、“纵”连接的分句在马氏看来均为“读”。 (4) 相当于今天假设复句中的一个分句。《文通》在推拓连字节说:“‘若’‘苟’‘使’‘如’‘设’‘令’‘果’‘即’‘诚’‘假’诸字, 皆事之未然而假设之辞, 亦为推拓连字, 惟以连读而已。”[3]318 (1) 《孟子·梁惠王上》:王如知此, 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2) 《左传·隐公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 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 则愿以滕君为请。

2. 充当某个句子成分。

《文通》的“读之用”阐述了“读”的语法功能。“读”在句中可以作起词、止词、转词、表词、状字等。例如: (1) 《孟子·离娄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起词) (2) 《左传·隐公三年》:公子州吁, 嬖人之子也, 有宠而好兵。 (表词) (3) 《论语·八佾》: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止词) (4) 《孟子·梁惠王上》: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转词)

3. 充当某个句子成分的一部分。

(1) 《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文通》在“有国有家者”之后注为“一读, 为起词也”, 后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各为一读。马氏又注明说“自‘有国有家者’至此两读, 皆‘闻’字止词也”[3]209, 可见“有国有家者”这个“读”作“闻”的止词中的起词。

四、对上述几种看法的评价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各家对“读”的看法。通过分析“读”的结构, 我们可以判定《文通》的“读”并非像马氏定义的那样起、语两词兼备。“读”的结构多样, 不仅可以是主谓结构的, 还可以是动宾结构、联合结构、偏正结构, 甚至是单个的词。单单依据《文通》的界定而将“读”定性为一种“主谓结构”的短语, 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

第二种“从句说”和第三种“混合说”用西方句法理论来比照《文通》的“读”也是不全面的。他们这样做是看到了《文通》是仿照拉丁文法而作, 马氏在文中虽然也透露了试图挖掘汉语本身规律的努力, 但总是难以逃脱拉丁文法的影响。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总是用拉丁文法来比附《文通》乃至汉语的句法。然而正如宋绍年所说:“马建忠并不是简单地照抄泰西的葛郎玛, 他没有试图在汉语里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分别与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和从句各自相对应的语法形式, 而是仅仅抓住汉语谓词无形态变化的特点, 深入研究了汉语谓词性成分可以较自由地充任各种句法成分这一语言现象。”[10]75在西方语法理论中, 从句都是由主语、谓语构成的语法结构体, 主、谓缺一不可, 即使没有真正的主语, 也要具备形式上的主语。显然, “从句说”仍然拘泥于马氏对“读”的界定, 认为“读”应当主谓兼备。然而通过我们对“读”结构的分析, 《文通》中“读”有许多省略了主语, 马氏也说:“句读之成, 必有起、语两词。起词者, 为所语也;语词者, 所为语也。起词或可隐而不书, 而语词则句读之所为语者, 不可不书。”[3]127此外, 虽然在句法功能上也可以充任主语、宾语、表语、状语等, 但是在结构上, 从句则必须具备主语和谓语, 也不可能是单个的词。这一点是“读”跟从句不一样的地方。

第四种“谓词性句法结构说”是由宋绍年提出来的, 他认为“‘读’是马氏受西方语法中动词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和从句可以充任句法成分的启示, 而设立的汉语句法概念, ‘读’实际上指非叙述性谓语核心位置上的各类谓词性句法结构”[10]75, 宋先生的论述应该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读”必须是谓词性的。其二, “读”不能够作核心谓语。第一层意思不再纠结于“读”的结构形式, 不论是主谓结构还是述宾结构、述补结构, 甚至是单词, 只要是谓词性的就已经具备了“读”的一个特征。第二层意思从功能上说, “读”可以充任主语、宾语、表语、从句等, 但不能充任句子的谓语核心。通过对《文通》“读”的结构方式和功能的分析, 可以说宋绍年的观点是比较接近马氏的原意的。然而上文所分析的《文通》中的一些“读”的例子却不是谓词性而是体词性的, 或者是谓词性而处于谓语核心的。如“颍考叔, 纯孝也, 爱其母, 施及庄公”, 马氏说“凡读之用如静字者, 即读之用为表词也”, 表词就是语词的一种, 是由形容词或名词性成分作谓语, 处于谓语核心上。这是宋绍年的“谓词性句法结构说”与马氏用例不相符合的地方。

上述各家对“读”的看法, 无论跟马氏的原意相差多远或相差多近, 没有哪家学说是跟马氏的原意完全吻合的, 总会有一些出入相悖的地方。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 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文通》是模仿拉丁文法而作, 拉丁文法是无法将汉语固有的一些特点囊括进去的, 另一方面, 由于《文通》所引的例句大都出自先秦两汉文献, 都是典型的古代书面语言, 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拿现代汉语的有关术语和分析去比附马氏在论述句读时所使用的术语。我们只能以现代汉语的句法分析为参照, 去更好地理解马氏的原意,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理解《文通》的“读”及其他有关句读的理论。

总之, “读”是马氏借鉴西方语法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汉语语法概念, 在当时缺乏汉语语法术语的情况下, “读”的出现无疑对汉语结构复杂句子的分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读”的论述虽然有过于模仿和偶尔抵牾的一面, 但作为我国语法史上的开山之作, 《文通》的过失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这也只是白璧微瑕, 掩盖不了《文通》的历史光辉。

参考文献

[1]周钟灵《.马氏文通》述评[J].中国语文, 1978 (4) .

[2]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7.

[3]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4]章锡琛.马氏文通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54.

[5]王海棻《.马氏文通》句读论述评[J].语言研究, 1985 (2) .

[6]邵霭吉《.马氏文通》之“读”的来源及流变[J].语言科学, 2003 (2) .

[7]何容.中国文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8]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A].中国文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9]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4.

《马氏文通》和旧有讲句读的书 第2篇

赵惠岩

（鞍山师范学院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摘要：《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马氏文通》两书的句读论在句读区分的意义标准、形式标准、句读格局、引语和语体问题等方面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和相似的研究结论，因而二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句；读；传承

麦梅翘先生曾著文指出，“《文通》一书一方面固然是‘仿葛朗玛而作’，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一部分旧有的说法。”〔1〕麦先生论证了《文通》对我国传统虚字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发现，《文通》的句读论也继承和发展了旧有的讲句读的书上的说法，特别是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２〕

程端礼（１２７１－１３４５），字敬叔，号畏斋，浙江宁波人，元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他的《日程》成书于１３１５年，该书以计时的方式为学校教育排列教育内容，是元明清三代几近七百年的教学准则。这部名著的卷二有《批点经书凡例》一章，论述句读的语法表现和区别特征，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有关句读的全面论述。

一、两书句读论的传承关系

《文通》〔３〕在句读区分的意义标准、形式标准、句读格局、引语和语体问题等方面与《日程》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和相似的研究结论。

１．句读区分的意义标准

（１）文意断为句，如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２〕

（２）文意未断为读，如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２〕

（３）句读二字，侧点为句，中点为读，凡人名、地物名、并长句内小句，并从中点。〔２〕

（４）凡经书语绝处谓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者曰“读”。〔３〕

（５）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３〕

（６）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读。〔３〕

上面（１）－（３）是《日程》的论述，反映了我国传统句读论的区分标准。包含：句读区分采用意义标准；文意“断”者为句，“未断”为读；读包括人名、地名、长句内小句。（４）－（６）反映了《文通》的句读区分标准。包含：句读区分采用意义兼结构标准；辞意“全”者为句，“未全”者为读；句读皆有起、语两词。

以意义为标准判断句读是我国训诂学的传统，《文通》关于句读区分的意义标准与《日程》是一脉相承的，辞意“全与未全”正是文意“断与未断”。

２．句读区分的形式标准

（７）者也相应为读，如大学者，大人之学也。〔２〕

（８）提解经文训诂，“某者，某也”之下意尽者，以“也”字为句。如贴解本意未尽者，虽“也”字亦为读，至意尽方为句。〔２〕

（９）又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所引表词皆名字，而“也”字煞之，以断起、表两词字义之为一，而无“为”“是”诸断词之加焉。此训诂之式也。〔３〕

（１０）古人有谓“也”字三用，有用于句末者，有用于句中者，有用于称谓者，盖近之矣。愚谓“也”字所助有三：曰助句，曰助读，曰助实字，以视所谓三用者较为涵盖。〔３〕

上面两组以“者也”为句读区分的形式标准。（７）（８）是《日程》的论述，它们表明：者也相应的句子“者、也”分属读和句；如果“也”字后文意未断，那么这个句子也是读。（９）（１０）是《文通》的论述，（９）反映“者也相应为读”的情况，与（７）相比，增加了起词、表词的内容；（１０）说明“也”的三种用法，比（８）多了“也助实字”的内容。（９）中的“此训诂之式也”和（１０）中的“古人有谓‘也’字三用”诸语很明确地表明《文通》对训诂学成果的继承。

（１１）或问中问目之末，“何也”、“若何而用力邪”、“奈何”、“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如之何”之类，“何也”之上并读。或“何也”之上无“者”字者，及短句者，不读。或大段内自提问已意，“何者”、“何哉”、“何则”、“何也”之类，又自发大段意者，“何者”之上并句。〔２〕

（１２）“何”字合“也”“哉”“者”诸字为助者，则以诘事理之故也。〔３〕

（１３）曰“何如”曰“何若”曰“如何”曰“奈何”曰“若何”曰“如之何”曰“若之何”曰“谓之何”共八语，微有异同。〔３〕

上面两组以“何也”等为区分句读的形式标准。（１１）是《日程》的论述，它们表明：句子中或句子的“目”后有“何也”等语的话，“何也”等语前的部分是读；“何也”前面没“者”字或句子短的话，就不是读了；如果“何者”的前后是大段的自问自答，那么其前后都是句。（１２）（１３）是《文通》的论述，《文通》认为它们在句子中一般是提问原因的话语，在句中做表语，它们前面的主语是读。

除了“者也”类、“何也”类外，两书共有的句读区别标记还有“然”类、“所谓”类、“此”类、“故”类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两相对照阅读，能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一般是《文通》继承旧说，并增加了相应的句法分析。

３．句读的格局

纲目关系的分析是《日程》句读分析的重点，它的实质是一种句子格局的分析。“纲”是句子的主句，“目”是句子的分句。有的句子“纲、目”俱全；有的句子只有几个平行的“目”；有的“目”还有自己的解释语，该“目”和其解释语一起叫做“读”。这些都是论述“含读的句”的句子格局的。《文通》没有提出“纲、目”的概念，却基本遵守了《日程》中纲目关系的规定。

季永兴先生把“甲环境中的读，在乙环境中可以是句”这种现象叫句读的“相对性”。〔４〕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相对性”反映的是语言的层次性和递归性。

王海棻先生评道：按照“对所言则为句，对全节则为读”的说法，划分“读”和“句”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了。〔3〕

４．引语的问题

王海棻先生认为《文通》把“云”和“曰”等动字后的成分区分为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是“很有见识的”，〔３〕我们发现，《日程》也是这么处理的。《日程》先于《文通》七百年发现了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的区别。

５．语体的问题

《日程》和《文通》关于句读和语体的关系都有一句论述，大意是相同的。从来源上看“句胜于读”的问题比较好明白，就是句多于读的意思。对于议论体的句读比例，两书略有区别，《日程》认为“读多句少”，《文通》认为“句读错落相间”也就是数量相当，这反映了马氏本人的观察和思考。

二、两书句读论的传承特点

麦梅翘指出《文通》虚词研究的“立论，甚至所用词句，都采用了《虚字说》，它的主

要论点不超过《虚字说》的范围。”〔1〕我们发现，文通句读论继承和发展了训诂学的许多成果，这一般体现在他们具有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相似的结论方面，但《文通》一般不对《日程》的词句直接引用，而多是一种化用。同时，马氏引入了西学的主谓系统，使句读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以《日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句读论相比，西学的主谓系统对《文通》的影响更大。

１．《文通》扬弃了《日程》中的某些观点

（２２）凡呼小子或二三子，或参乎，对面呼之而欲重其听者，皆为句。〔２〕（２３）凡诗铭韵语，以韵为句，未至韵皆读。〔２〕

（２４）注文释经训诂，就兼见章旨，以义已明，不再通说经文，后即以大圈断之者，其中章旨未尽，小句皆读，意尽为句。〔２〕

《文通》把“凡呼人对语者”归入主次，是一个句子成分，和（２２）处理为句不同。《文通》是散文语法，韵文不在其研究范围内，所以（２３）在《文通》中没有体现。《文通》重视原典，基本不研究注文的句读系统，同时马氏欲建立第一部汉语语法，也不屑于说明注文释经体例，所以（２４）也基本没有体现。马氏的后两种做法的实质是为语法研究找个边界，这些都为后学继承。

２．《文通》对《日程》多为间接引用

《文通》引用了《日程》的绝大多数观点，这种引用一般是间接引用，即表现为《文通》继承了《日程》的多数研究成果，但表述方面两者措辞不同，结论方面《文通》对《日程》有所发展，上文很多地方都能表明这一点。如果把汉语句读论的研究看着一个历时的发展过程，《日程》就是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文通》的句读论与以《日程》为代表的传统句读论有明显的学术关联。

３．《文通》引入主谓系统规范了句读论

引入主谓系统之后，句的内涵更为明确，但外延并没发生大的变化。读却变化了很多，《日程》中的读可以是人名、地物名、长句内小句，《文通》中的读则必需是一个处于谓语中心以外的动核结构，有些动核结构中的动词可以省略，只剩下名词性成分。而人名、地物名则归入了“顿”的范畴。经过这样的整理，句读的概念由语气、意义概念向语气、意义兼结构概念方面实现了转型。从传统句读论看，《文通》的读相当于“长句内小句”；从西方语言学的观点看，它又是一个“从句”。因而《文通》的句读论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具有重新认识的价值。

以上的例子，有多处表明《文通》对传统句读论的继承和发展。特别突出的是，《文通》引用和模仿湛然和尚的句读定义，明白指出“此训诂之式也”和“古人有谓”之类说法的有多处。

马氏引用皇甫茂正的有关句读的名言“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杜”、《文心雕龙》的“位言曰句”及《易》“言有序”、《诗》“出言有章”、《释名》“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通雅》“丽子六经使时习之，先辨其句读也”等句，都能说明中国传统语言学与《文通》句读论的传承关系。■

参考文献：

［１］麦梅翘．《马氏文通》和旧有讲虚字的书［Ａ］．马氏文通研究资料［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２］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Ａ］．四库全书第７０９册［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３］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５．

［４］季永兴．古汉语句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作者简介］赵惠岩（１９７８－），女，满族，辽宁绥中县人，鞍山师范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

马氏文通 第3篇

关键词：马氏文通  字无定类  静字

著名语言学家廖序东先生曾说：“汉语之有语法，则自马建忠著之《马氏文通》起。《马氏文通》第一次建立了汉语语法系统，博大精深，是划时代的著作，是古往今来特创之书。”[1]然而，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往往都伴随着争议而存在，《马氏文通》（以下皆称《文通》）也是如此。《文通》的语法体系自创建以来，其“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词类理论一直为人所诟病。本文将以《文通》的“静字”章为主要材料依据，在对马氏“字无定类”思想进行基本认定之后，从“字无定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两方面入手，来分析马氏“字无定类”说的合理性内核。

一、“字有定类”和“字无定类”

《文通·正名卷之一》有这样两句看似矛盾的话：第一，“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亥矣”。第二，“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历来学者们都对此耿耿于怀、聚讼不休。有人认为，马氏单纯从词语在上下文中之义来判定词类，把词类与句子成分机械地一一对应起来，是汉语“字无定类”的始作俑者;又有人认为，“马氏主张的是字有定类的，正是立足于字有定类，他才提出了字类假借说，果无定类，还有什么假借可言呢！”[2]更有人认为，“它既然有其‘本为之类，还不就是字有定类吗？既说字无定类，又按有定类来讲，这就是自相矛盾了。”[3]以上各观点看似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对诸学者的看法进行推敲后，就可发现，造成对马氏“字无定类”不同认识的原因，只不过在于他们对以上两句话的侧重不同。第一种观点只见后者而不见前者，第二种观点只见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第三种观点倒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了，但似乎又对后者的理解不足。

马氏确实是先把一切字进行了归类，“字分九类”;而当经常用作甲句法成分的甲类字用作乙类句法成分时，便说是“用如”乙字、“惟作文者有以驱遣耳”。那么，马氏究竟是认为“字无定类”还是“字有定类”呢？我们认为，马氏“字分九类”的前提并不能否认其“字无定类”的结论。在此，我们首先对马氏的“字无定类”做一个回顾与梳理。

《文通》所谓“字无定类”是指字无不变之类，应根据其在上下文中之义来判定其类别。马氏在《文通》中所述的“字无定类”大致包含三种情况。

第一，一字数词。如：

《论·学而》：“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二“与”字为动字，上下两“与”，皆虚字也。又：“夫子之求之也。”上“之”虚子也，下“之”，代字也。

这是指汉语上的同形词，它们虽有相同字形，但意义上毫无关联，分属两个词。对于这种情况，马氏不因字形相同而将其归为一类，而是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进行具体字类划分，是非常符合汉语实际的，并且在现代汉语中也同样适用。

第二，一词数类。如：

《公·宣六》：“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前“门”字，名也，后“门”字，解守也，动字也。“闺”字同。

与第一类不同，这里的“门”“闺”是同一个词，只不过在不同上下文中词义发生临时转变，因而有了不同的词义和句法功能。其实在马氏的叙述中，是将这种情况与“一字数词”视为一种情况来对待的，所谓“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在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但经过分析，我们看到这与前者所指并不相同，有一词与多词的区别，故应区别对待。

第三，字类假借。如：

以他类之字用如静字者，如“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与其他公名，则用如静字矣。又“齐桓”“晋文”“尧服”“舜言”之属，“齐”“晋”“尧”“舜”皆本名，今则用如静字。

马氏认识到名字多用作起词和止词，而静字多用作定语[2]、表词，故当名字在句中作定语时，处理为“用如”静字。这也就是马氏的“字类假借”。这与前面提到的两种情况共同组成了《文通》的“字无定类”说。可见，马氏在处理词类时，虽先根据一般情况将词语“字分九类”，但对于某些特殊情况，特别是后两种情况时，确实是认为对“门焉”“王臣”“王道”等居于前位之字的词类判定应先知“上下之文意何如”，故其“字分九类”的前提并不足以否认其“字无定类”的结论。同样，“字分九类”与“字无定类”也是不矛盾的，马氏的“字无定类”，并不是说汉语本无词类，马氏“字分九类”成立;而是说对于汉语中有数义之词的词类划分应根据词语在上下文中的具体使用而定，“字无定类”同样成立。可见，二者并不矛盾。但就其根本，马氏还是认为“字无定类”的。这一结论历来为学者们所诟病，但我们认为，“字无定类”结论的得出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

二、“字无定类”的必然性

自《文通》始，词类问题就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词类的划分、词类的多功能现象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静字章，马氏将静字统分两类：象静和滋静。

象静者，以言事物之如何也，滋静者，以言事物之几何也。曰如何，曰几何，皆形之显著者也。

象静滋静，皆静字也，故用法大同。惟滋静一字一数，无对待，无司词，无比品，盖质言也。

马氏因“大同”合象静、滋静二者而成一类，它们所描述的是“形之显著者”，都是“事物之形”。但又因“小异”分二者各为静字之次类，滋静只表示数量的多少，没有反正对待之义，不能带司词，没有比较的形式。

类典型范畴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物体是否归入某范畴，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同特征，而是看它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观察马氏静字划类的处理方式，可以窥测到其整个词类的划分依据之一：大同则合为一类，小异则别为次类。这与类典型范畴思想不谋而合。endprint

以上是马氏词类划分的一般情况，即“常”。我们知道按照马氏的描述，游移在静字、名字等词类周围的还有诸多“名字用如静字”“静字用如名字”的案例。马氏意识到名字经常充当起词、止词，当它位于名词前充当修饰成分时，就说是名字用如静字。而静字是用来充当定语的，“先乎名字常也”，或是充当表词，“以决事物之静境”，但当静字单用位于起、止词的位置时，便是“用如名字”。此其一：字类假借;更有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况：一词数类。可以说，马氏对待这些情况，采取了“非常”的方法，表现出词类划分的矛盾性，最终得出了汉语“字无定类”的词类理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世界万物是具有连续性的统一体，而被划分的词类则一定具有离散性，这无疑与事物的连续性形成了矛盾。并且，在一个词类家族里，成员之间并不是“质地均匀”的组合，有的与典型成员的相似性多，有的则与典型成员的相似性少，因此，词类与词类交叉领域就成了词类划分的难题。如此看来，事物间的连续性与反映事物的词类系统的不均衡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词类交叉过渡问题解决的游移性。马氏对此采取了“非常”的方法，据上下文定其类别，或处理为某字“用如”某类，进而得出“字无定类”的结论，就有了其现实上的必然性。如仝国斌先生所言：“他已经认识到了词类并不是一个匀质的集合，其内部成员因大同而聚类，又小别而分次。类与类间的次与次往往具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从而把类与类构成一个大的连续体。”[4]这正是《文通》“字无定类”的根本原因。

三、“字无定类”的可能性

这要从《文通》的字类系统谈起。在《文通》中，马氏将语言中所有的实词“凡五类（名、代、动、静、状）”作了“事物”和“事物之属性”的划分。其中，代字是用来代指名字的，所谓“不变之名也，用与名同”。所以，名代二字可归为一大类，以指“事物”。马氏又说，动静二字向对待而生，“古人遣词造句，视同一律，并无偏重”，而状字乃“肖动静之容者”，“与静字无别”，就是说动静状三字也可视为同一大类，以指“事物之属性”。

马氏的词类观反应了“指称”（名代）与“言说”（动静）的对立统一。而当他清楚地意识到“言说”与“指称”间的转换时，其“字无定类”结论的得出也就充满了可能性。

在静字章中，马氏有著名的“静字假借”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名字作表词和他类字作静字。《文通》中，静字用为语词时马氏另立术语称作“表词”，但是，马氏发现“又或表词不用静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静字，以表起词之为何耳”。如：

《史·魏其列传》：“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天下者”，起词，“高祖天下”，偏正两名也，其表词也。犹云“所谓”天下者乃高祖之天下”也，此所谓用如静字也。

也就是说，马氏认为“高祖天下”这一由偏正两名字而构成的名词短语在这里发生了词性的变化，用以表示对起词“天下者”属性的描述，具有了静字的语法功能，因而当用如静字。今天，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马氏的这种观点，但是从指称理论来看，本来用以命名的指称词“高祖天下”，在这个语境中确实已不再用来指称事物，而是用来表“起词之为何”了，即用以言说了。如金岳霖先生对“孔丘是人”这一命题的解说一样，“主词的对象确实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孔丘”，而“这一命题所肯定的，是这一客观事物有‘人那样的客观属性”。[5]这是指称词的无指用法。

马氏对他类字用如静字的描述，前文已做过介绍，这里简单叙述。马氏认为诸如“王道”“臣德”“吾家”“其言”中的“王”“臣”“吾”“其”等名代诸字皆用在名字之前，用来限定、修饰后面的名字，词性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同样钦佩马氏语言直觉的准确性。刘永耕先生认为，“王道”严格说来已经不等于“王之道”，“王”已不指称现实世界“王”这种对象，其意义略等于“足以王天下的”。“王道”和“道”两个名字在这里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种概念，后者是属概念，前者是对后者进行概念限制而推演出来，所增加的内涵正是“王”所表达的属性。可见，王已由抽象、静态的指称词转为了具体、动态的言说词了。[6]马氏将其称作用如静字不无道理，只可惜当时的语言理论还不足以用精当的术语来表达他的语言观点，以致长期为后人所指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通》“字无定类”的结论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作为开汉语语法理论之先河的伟大著作，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文通》的开创之功，而不是对其过分苛求，因为没有任何理论是完美无瑕的。

注释：

[1]本文所涉《马氏文通》的所有引言及页码皆以中华书局2008年版本为准。廖序东：《评蒋文野同志对马建忠和<马氏文通>的研究》，镇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2]《文通》中并无“定语”这一术语。何九盈：《中国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4]仝国斌：《<马氏文通>的类典型范畴思想——从动字与静字等的关系论述谈开去》，殷都学刊，2007年，第3期。

[5]金岳霖：《罗素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6]刘永耕：《<马氏文通>的指称理论》，中国语文，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