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新区范文

2024-05-17

苏州新区范文（精选4篇）

苏州新区第1篇

近几年, 国内高新区大多进入“二次创业”阶段, 高新区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 规模经济效应显著, “二次创业”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 从“二次创业”所要达到的目标看, 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高新区比较优势弱化、管理体制不顺;高新区和相邻的行政区在财政收入、项目引进等方面时有利益冲突, 两区发展都有制肘之处。诸如此类的问题说明, 现阶段我国高新区发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对高新区而言, 问题之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资源和政策优势, 发挥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作用;对高新区所在行政区来说, 则是如何充分利用高新区的辐射功能, 加快自身发展。因此, 如何突破体制约束, 推进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 就成为高新区“二次创业”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本文以实地调研材料为依据, 梳理了苏州、青岛、无锡等三个国家级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 总结了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中的规律, 以期对我国高新区“二次创业”中的制度安排有所裨益。

1 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多维度分析

区域发展理论认为, 高新区成长过程中, 生产要素、产业、资源等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其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呈现出阶段性, 对此, 有研究者将高新区划分为要素集聚、产业主导、创新突破、财富凝聚等四个发展阶段[1];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则将高新区发展分为“一次创业”阶段和“二次创业”两个阶段[2]。结合国内高新区发展特征和现状, 一些学者认为, 我国大多数高新区已越过要素集聚阶段, 目前正由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转化[3]。从创业角度看, 大多数高新区“一次创业”已经完成, 现在正处于“二次创业”的初期。由此可见, 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质是高新区“二次创业”初期必须解决的制度安排问题。

1.1 体制惯性

体制惯性是指传统体制在新体制框架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使新体制运行中出现旧体制的痕迹乃至被传统体制逐渐“同化”[3],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复归”。为了理顺高新区与行政区的关系, 国内许多高新区采取了“区政合一”的模式, 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增加高新区的功能, 使其享有行政管理权力;行政区则可以充分享受高新区的政策灵活优势, 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实现双赢。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 “区政合一”中的“一”并没有完全到位, 负面作用却很明显——高新区外的管理体制对高新区形成包围, 严重冲击着区内新体制建设。高新区管委会通常是按照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建立的, 但是在体制惯性的影响下, 由于上级政府和区内、区外政府机构的压力, 高新区行政管理机构不断膨胀, 人员越来越多, 职能越分越细, 逐渐趋向传统管理模式。可见, 高新区向高级阶段跃升时体制复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旦复归, 高新区极就会蜕变为“经济开发区”, 就不能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功能。这也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对“区政合一”模式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 有效克服体制惯性的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阶段转换必须要有合适的制度安排, 从某种程度上说, 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决定了高新区阶段转换和“二次创业”的成败。

1.2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一种制度一旦形成, 不管是否有效, 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 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 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 即使这种路径并不是最优的, 也很难为其他更优的路径替代[3]。在我国高新区发展初期,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一些高新区在建区初期实际担当的是“经济开发区”的功能, 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和政策优势等进行招商引资, 这种发展模式也确实给高新区带来了现实利益——经济总量、产业规模、财政收入得到迅速扩张。高新区组建初期, 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薄弱, “经济开发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高新区发展必经阶段。问题之关键是, 在实现了规模扩张之后, 高新区应该回归其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功能。但从目前国内高新区发展现状看, 一些高新区仍在发挥经济开发区的功能, 仍以招商引资为主, 仍以政策优势作为主要竞争手段, 这就是明显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使高新区被锁定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模式之中, 即使体制创新会给高新区带来竞争力和活力, 但现实的利益使它们依赖原有的发展模式, 失去体制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

1.3 体制不顺

我国高新区通常位于某一行政区境内或与其毗邻 (从国内高新区组建的历史看, 我国高新区大多是依托某一行政区建立起来的, 有些原来是行政区的一部分, 有些是从行政区中划分出来的) 。但两区区域边界明显, 双方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从功能定位看, 高新区是“政策区”, 或是产业区, 不是一级行政主体, 因而缺乏空间开发、功能完善和协调发展的体制条件;行政区是一级政府, 在区域空间和政府职能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因为高新区和行政区都有自身利益诉求, 行政边界的存在就会阻碍高新区与周围地区间的专业分工和创新要素流动, 造成高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机构难以及时提升, 周边地区也很难得到高新区的创新要素辐射, 进而影响高新区和所在行政区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内很多高新区和行政区“区政合一”的主要原因, 从实际情况看, 两区虽然“合一”, 但高新区实际上与行政区保持相对独立, 管理体制依然没有理顺。因此, 理顺高新区和所在行政区的体制机制是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之一。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国高新区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阶段转换中的制度安排问题——主要是突破“体制瓶颈”与克服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

2 苏州、青岛和无锡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梳理

上述问题并非个案, 在高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 这些问题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过对国内发展态势较好的苏州高新区、青岛高新区和无锡新区的实地调研, 我们发现, 这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在高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进行管理体制创新, 解决了高新区向更高层次发展必须解决的制度安排问题。

2.1 苏州高新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1) 创新路径描述。

苏州高新区地处苏州城南的虎丘区, 建区时规划面积为6.8平方公里, 随着高新区规模的扩大, 为了解决发展空间受限制的问题, 1992年到1995年间, 邻近行政区的几个乡镇陆续被划归高新区, 当时确定的原则是:新并入乡镇的经济开发职能属于高新区, 行政和社会事务管理由原行政区负责。通过这种方式, 苏州高新区的区域面积1996年之前就拓展到52平方公里。到1996年, 管理体制不顺导致的矛盾出现了:高新区由于行政权力有限在拆迁等方面的阻力很大, 行政区则由于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对配合高新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2000年前后, 苏州高新区原有土地资源开发完毕, 出现项目等土地的现象, 但周围行政区却有大量土地资源, 再次遇到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问题。为了避免矛盾, 苏州市政府试图建立特色园区解决这一问题, 从实践看, 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可见, 管理体制不理顺, 单纯扩大高新区的地域面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适应“二次创业”的需要, 2002年9月, 苏州市委市政府进行了区划调整, 将与高新区邻近的虎丘区、相城区和吴中区的几个乡镇和街道合并, 组建新的苏州高新区、虎丘区, 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 区委书记兼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区长兼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此时高新区面积拓展至258平方公里。为了防止体制复归, 高新区人员结构保持精简高效的格局, 人员的责、权、利等根据岗位性质确定。为使原有的开发管理职能和政府管理职能优势更优、强势更强, 苏州高新区以机构调整为契机, 通过机构的撤并和重组、职能的重新界定和调整, 基本解决了建设管理、农业管理、经贸管理、社会事业管理等部门之间关系不顺的问题, 为“二次创业”提供了体制保障。从近年来苏州高新区的发展状况看,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初显成效。其创新发展路径见图1。

(2) 创新路径分析。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即“行政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一” (学界通常称之为“区政合一”管理模式) , 是一种把高新区的管理机构和园区所在地的行政区管理机构合二为一的模式[4]。实行“区政合一”能使园区纳入市场化运作的良性轨道, 同时还能协调政府各职能部门更好地为园区企业服务。“区政合一”模式下, 高新区通常与行政区毗邻, 或者在同级行政区中, 高新区管委会与当地政府同一级别, 合并时当地政府机构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存在, 管委会主任由行政区最高领导人兼任, 管委会的其他成员既是行政机关各部门的行政人员, 又是管委会的管理人员, 接受管委会和行政区政府的双重领导, 园区的政府部门既承担开发区的开发建设任务, 又承担区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职能。“区政合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管委会的成员都来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 并且由行政区最高领导人统筹和协调, 管理中的交易成本和协调难度大为降低, 既提高了工作效率, 又能在全区范围内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 为园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政策和服务。

“区政合一”模式在高新区“二次创业”初期的制度安排中具有某种必然性:“二次创业”初期, 高新区面积需要拓展, 有大量与征地、拆迁等基础工作, “区政合一”模式有利于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 促进了园区的发展, 推进了园区的巩固与扩张, 实现了“园、区”发展的“双赢”局面。但问题是, “区政合一”后, 高新区在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上与传统行政区基本一样, 极易产生体制复归, 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特点又要求高新区必须建立有别于传统行政区的体制与机制。我们认为, 对高新区发展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创新来说, “区政合一”只是一种过渡模式。

2.2 青岛高新区——“统分结合、一园多区”

(1) 创新路径描述。

1992年, 青岛高新区是“一园一区一街” (即青岛高科技工业园、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青岛科技街) 的构架, 规划面积为9.8平方公里;1994年, 高新区进行区划调整, 四区合并 ( 图2) , 青岛高新区管委会与崂山区政府合署办公, 新成立的高新区管委会既是高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 又是这个行政区的区政府, 行使完全的政府职能, 这种情形类似于苏州高新区的“区政合一”模式。但是, 随着高新区开发水平和层次的提高, 这种“区政合一”的制度安排日益显示出体制惯性的弊端, 青岛高新区机构越来越臃肿, 冗员越来越多, 高新区原有的高效运作机制已不复存在, 同时作为政策区的优势开始弱化, 甚至消失, 发展步伐缓慢, 体制复归迹象明显。

2001年, 经历区园完全分离和“区政合一”之后, 青岛高新区尝试走中间道路, 采用了“统分结合”的模式。“统”是指崂山区与高新区党委是一套班子, 统一领导;“分”是指成立一个专门的高新区工作机构, 主要抓园区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对克服体制惯性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但仍不彻底。2005年,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青岛高新区获准扩区, 这使原来的青岛高新区管委会已经不适宜再管理新的区域。2006年, 青岛高新区管理体制再次调整, 组建成立新的青岛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协调管理青岛高科技工业园、青岛高新区黄岛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青岛高新区市北新产业园 (含青岛科技街) 、青岛高新区市南软件园的开发建设。新成立的青岛高新区管委由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任主任, 分管副市长和市科技局局长任副主任, 市科技局、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有关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成员。新组建的高新区管委会统一协调管理青岛高科技工业园、黄岛新技术开发试验区、市北新产业园、市南软件园的开发建设, 青岛高新区“一区多园”的发展格局至此基本形成。创新路径如图2所示。

(2) 创新路径分析。

“四区合一”是“区政合一”的另一种实现形式。1994年“四区合一”后, 青岛高新区属于行政区划型的管理体制, 即高新区完全作为一个行政区,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既是高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 又是这个行政区的区政府, 行使完全的政府职能。但如前述分析, 这一模式在初期对高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却难以有效地克服“体制复归”。青岛高新区的发展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在随后的发展中, 青岛高新区“体制复归”现象非常明显。其后青岛高新区的“统分结合”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复归”。

从“区政合一”中体制复归的表现形式看, 大多是“政”对“区”的侵蚀 (即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整合后的高新区管理体制的影响) , 青岛高新区的“统分结合”将整合后的崂山区的职能分为两块:以经济管理为主的职能由新成立的管委会负责, 主要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和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职能由崂山区政府负责, 主要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和两方面工作的协调。这样统一和分离的结合既解决了两区资源共享和利益协调问题, 又能有效地防止体制惯性, 我们认为, “统分结合”不失为解决“区政合一”时体制复归的一种好的途径。

2.3 无锡新区——“突破规划、滚动拓展”

(1) 创新路径描述。

无锡新区脱胎于1992年的无锡高新区, 规划面积5.45平方公里。1995年,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 原来的规划面积无法容纳高新区的发展, 无锡市委市政府将原无锡县 (后改为锡山市) 所辖的硕放镇和坊前、新安、梅村镇的19个行政村, 连同原郊区的旺庄乡和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无锡新加坡工业园, 合并组建无锡新区, 管理机构为无锡市新区工作委员会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 高新区面积拓展至10平方公里。2000年, 随着高新区层次的提高, 无锡市委、市政府又一次突破规划, 将邻近的三个乡镇和街道与高新区合并, 至此, 新区面积拓展到22平方公里。2002年, 无锡市再次进行区划调整, 合并了旺庄、硕放、梅村、坊前、南站等5个镇及长江路街道, 面积140平方公里。2005年底, 随着无锡新区辐射功能的增强, 又有多个乡镇自愿并入无锡新区, 高新区面积拓展到220平方公里。无锡新区在多次突破规划的过程中, 管理机构一直是无锡新区管委会, 在不断突破规划、拓展面积的同时, 无锡新区的职能也在不断在扩大——从单一的经济管理职能扩大到兼具一级政府的某些职能。发展路径见图3所示。

(2) 创新路径分析。

无锡新区的“突破规划, 滚动拓展”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园区型管理模式。在无锡新区管理模式中, 新区管委会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全面管理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 具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 也具有机构精减、职能明确的特点, 对“体制复归”有较高的免疫能力。在对比国内同类高新区的管理模式时, 我们发现, 园区型管理模式由于管委会的职权大小、政企关系和财政体制的不同也各有利弊。管委会职权较大、综合管理职能较全的园区型管理体制, 有利于开发区在创建起步阶段的发展, 有利于协调开发区发展中各种关系, 提高了办事效率, 加快了开发区快速发展。另外, 在区域面积不断拓展的过程中, 无锡新区始终实行一级财政, 这有利于强化管委会的宏观调控能力、融资功能和综合管理职能, 有利于加快开发区新建区市政工程、配套设施和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发展, 有利于返税期处理开发区财政与市财政的关系, 保证开发区正常的财政收入和投入。对突破“体制瓶颈”和克服“路径依赖”而言, 无锡高新区的拓展方式和管理模式比其他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

3 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 高新区管理模式选择既受高新区自身的发展阶段因素制约, 又受高新区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使同一种管理模式下的高新区, 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也会表现出种种差异。苏州、青岛、无锡高新区都解决了“二次创业”中的体制创新问题, 通过对这三个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我们认为, 在高新区发展初期, 政府派出机构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各项政策措施在高新区内实施, 强力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内集聚, 对高新区发展的开局极其有益;但越过了要素集聚阶段, 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会受到地域、机制等方面的限制, 这时欲突破规划 (尤其是地域规划的制约) , “区政合一”模式不但可以顺利实现扩容, 而且可以平衡各方面关系, 但这种模式难以有效克服“体制复归”。这时应回到“园区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摘要：合理的制度安排是高新区顺利完成“二次创新”的前提条件。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质是防范体制惯性, 克服路径依赖和理清体制不顺, 文章在对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梳理了苏州、青岛和无锡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 得到了一些启发性结论, 期望能为国内高新区解决同类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周元, 王维才.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J].经济地理, 2003 (4) :451-456.

[2]沈伟国, 陈艺春.我国高新区二次创业阶段发展论与评价体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 (9) :27-30.

[3]吕政, 张克俊.国家高新区阶段转换的界面障碍及破解思路[J].中国工业经济, 2006 (2) :5-12.

苏州新区第2篇

关于高岚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各处室：

经局党组研究决定：

高岚同志任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李军同志任局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处副处长(试用

期一年)；

吴江同志任局开发区管理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叶萍同志任局外经管理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翟永进同志任局财务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

王涛同志任局外贸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张敏同志任局外资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张颖同志任局外资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袁志平同志任局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处副主任科员；李金山同志任局外经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邵吕风同志任局外事管理处副主任科员。

2007年8月17日

(此页无正文)

主题词：干部任职通知抄报：市人事局，省外经贸厅

苏州新区第3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2009—2014年苏州高新区申报职业病危害的企业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收集苏州高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监测的282个企业2009—2014年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资料,将数据导入Excel进行整理汇总,再用SPSS 19.0软件进行χ2检验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总体情况

2009—2014年苏州高新区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企业年平均408家,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1)化学物质:苯、甲苯、二甲苯、异丙醇、甲醇、丙酮、醋酸酯类、氰化物、甲醛、硫酸等。(2)粉尘:矽尘、电焊烟尘、铝(铝合金)粉尘、石墨粉尘、氧化铝粉尘等。(3)物理因素:噪声、紫外线、高温等。2009—2014年苏州高新区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总监测合格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物理因素年平均合格率为80.26%,化学物质年平均合格率为97.57%,粉尘类年平均合格率为97.33%,物理因素和化学物质合格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 物理因素监测结果

物理因素监测中,噪声的实测点数最多,占实测点总数的75.26%;但监测合格率最低,仅为74.75%。见表2。

2.3 化学物质监测结果

化学物质监测主要包括苯、甲苯、二甲苯、铅烟、氰化物、异丙醇、硫酸、氯化氢、氢氧化钠等项目,监测合格率均在94%以上。见表3。

2.4 粉尘监测结果

作业场所中存在的生产性粉尘以其他粉尘为主,占实测点总数的85.76%;矽尘的监测合格率最低,为89.47%。见表4。

3 讨论

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是综合了解、评估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程度及其控制效果的一项关键技术指标。为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我们从2009年以来,对辖区内规模较大、生产正常、职业病危害相对较为严重的企业作业场所,按照卫生部发布的《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等卫生标准[1,2,3]、江苏省安监局发布的《江苏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规范》[4]要求,实行定点监测与评价,近期又在安全监督部门实行网格式管理的基础上,将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列入其管理职责,使监测工作逐步向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逐渐成为政府部门科学研判全区职业病危害风险程度,实现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重点治理的重要手段。

监测结果资料分析显示,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合格率有逐年上升趋势,与文献[5-6]的调查结果一致,达到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规定的粉尘、毒物、放射性物质等主要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达到80%以上的要求[7],表明苏州高新区企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措施的效果是较好的。不合格的作业点主要集中在从事矽尘和噪声作业的场所,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工艺的要求,某些矽尘作业,如陶瓷制品业的投料、打磨岗位无法实现密闭化、自动化,必须人工操作,一旦通风除尘设施效果不佳,或员工操作不规范,则极易导致操作位矽尘超标。生产性噪声的监测合格率仅为74.75%,原因与噪声主要分布在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有关。通常机械行业的生产性噪声均在85 d B(A)以上,如冲压、压铸、打磨、喷砂等工艺,且生产工艺很难改进,一旦设备老化,噪声强度隨之增加[8]。电子行业的切割、打磨、气枪清洗等岗位噪声强度较高,一旦企业订单增多,生产规模扩大,工作时间延长,就可能导致噪声源增多,噪声超标。因此,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为企业进一步改进作业场所环境,加强工程防护、个人防护等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的实际工作中,我们还体会到,我国现行的职业卫生标准体系和相匹配的检验检测技术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学物的卫生标准和检测分析方法均显示不足,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化学品有8万多种,而且每年约要新增加2 000多种,因此,加速我国化学毒物的职业卫生标准制定非常重要[9,10]。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了解和评估苏州市高新区企业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效果。方法对2009-2014年苏州高新区企业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化学物质和粉尘的年监测合格率均高于97%;物理因素的年监测合格率为80.26%,监测不合格的作业点主要集中在从事矽尘和噪声作业的场所。结论苏州高新区企业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效果较好,提示企业应继续增强职业病危害防控意识,特别是加强对噪声、矽尘作业危害的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