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范文

新兴国家范文（精选12篇）

新兴国家 第1篇

吴敬琏认为, 现在社会上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产能过剩, 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这个问题,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粗放的增长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靠将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成集约的增长方式。

吴敬琏说, 所谓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来实现。而集约增长方式则是让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整个增长中起主要作用, 在结果上的表现就是附加值的增加、利润的增加。因为如果是靠投资的话, 产出虽然增加, 但成本也跟着增加, 这是不可持续的。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是要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要明确这样一个方向。当然仅仅明确方向还不够, 还要落到实处, 还有一个过程。我们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吴敬琏说。

那么, 如何做好转型升级呢?吴敬琏认为, 要继续推进国企改革, 同时促进民企发展。他说, 民企这些年比重上还是在上升的, 但是其竞争能力、效率还存在很多问题。

新兴国家 第2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

2016年11月29日（此件公开发布）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十三五”时期，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有关部署，特编制本规划，规划期为2016—2020年。

一、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一）现状与形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产业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明显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一批企业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第一方阵，高铁、通信、航天装备、核电设备等国际化发展实现突破，一批产值规模千亿元以上的新兴产业集群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融合，加快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涌现了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有力支撑。

未来5到10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信息革命进程持续快速演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信息经济繁荣程度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增材制造（3D打印）、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超材料与纳米材料等领域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推动传统工业体系分化变革，将重塑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基因组学及其关联技术迅猛发展，精准医学、生物合成、工业化育种等新模式加快演进推广，生物新经济有望引领人类生产生活迈入新天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大潮，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规模持续拓展，新能源革命正在改变现有国际资源能源版图。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深度融合，数字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促进优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兴起。创新驱动的新兴产业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引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创新驱动所需的体制机制环境更加完善，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配置持续优化，新兴消费升级加快，新兴产业投资需求旺盛，部分领域国际化拓展加速，产业体系渐趋完备，市场空间日益广阔。但也要看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水平还不高，一些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仍然存在，一些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新兴产业监管方式创新和法规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还不适应经济发展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扶持，全面营造有利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生态环境，创新发展思路，提升发展质量，加快发展壮大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深化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更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三）主要原则。

坚持供给创新。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全面提升技术、人才、资金的供给水平，营造创新要素互动融合的生态环境。聚焦突破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和国际竞争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破除旧管理方式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束缚，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加快新兴企业成长壮大。

坚持需求引领。市场需求是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要强化需求侧政策引导，加快推进新产品、新服务的应用示范，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供给，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坚持产业集聚。集约集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要以科技创新为源头，加快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提升产业集群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为途径，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形成创新经济集聚发展新格局。

坚持人才兴业。人才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首要资源。要针对束缚人才创新活力的关键问题，加快推进人才发展政策和体制创新，保障人才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以市场价值回报人才价值，全面激发人才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加大力度培养和吸引各类人才，弘扬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坚持开放融合。开放融合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要以更开放的理念、更包容的方式，搭建国际化创新合作平台，高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大力推动我国优势技术和标准的国际化应用，加快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全球配置，全面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能力。

（四）发展目标。

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实现以下目标：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并在更广领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长点，平均每年带动新增就业100万人以上。

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明显提高，形成全球产业发展新高地。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速达到15%以上，建成一批重大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产业创新能力跻身世界前列，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先发优势，产品质量明显提升。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等领域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可及性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激励创新的政策法规更加健全。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产业新体系。发展一批原创能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的行业排头兵企业，活力强劲、勇于开拓的中小企业持续涌现。中高端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大幅提升，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百余个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集群。

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我国成为世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的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五）总体部署。

以创新、壮大、引领为核心，紧密结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促进一批新兴领域发展壮大并成为支柱产业，持续引领产业中高端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发展需要和产业基础，大幅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加快发展壮大网络经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意等五大领域，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跨越。着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新方向，超前布局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物技术和核技术领域一批战略性产业，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遵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突出优势和特色，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集聚区和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区域增长新格局。把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契机，以更开放的视野高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水平。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完善有利于汇聚技术、资金、人才的政策措施，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营造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蓬勃涌现的生态环境，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二、推动信息技术产业跨越发展，拓展网络经济新空间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向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构建万物互联、融合创新、智能协同、安全可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到2020年，力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薄弱环节实现系统性突破，总产值规模超过12万亿元。

（一）构建网络强国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大力推进高速光纤网络建设。开展智能网络新技术规模应用试点，推动国家骨干网向高速传送、灵活调度、智能适配方向升级。全面实现向全光网络跨越，加快推进城镇地区光网覆盖，提供每秒1000兆比特（1000Mbps）以上接入服务，大中城市家庭用户实现带宽100Mbps以上灵活选择；多方协同推动提升农村光纤宽带覆盖率，98%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通达，有条件的地区提供100Mbps以上接入服务，半数以上农村家庭用户实现带宽50Mbps以上灵活选择。推动三网融合基础设施发展。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演进升级和应用，推动骨干企业新增网络地址不再使用私有地址。加快构建新一代无线宽带网。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实现城镇及人口密集行政村深度覆盖和广域连续覆盖。在热点公共区域推广免费高速无线局域网。大力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联合研发、试验和预商用试点。优化国家频谱资源配置，提高频谱利用效率，保障频率资源供给。合理规划利用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加快空间互联网部署，研制新型通信卫星和应用终端，探索建设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研究平流层通信等高空覆盖新方式。

加快构建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推动有线无线卫星广播电视网智能协同覆盖，建设天地一体、互联互通、宽带交互、智能协同、可管可控的广播电视融合传输覆盖网。加速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双向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互联互通。推动下一代地面数字广播电视传输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加强地面无线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创建移动、交互、便捷的地面无线广播电视新业态。

专栏 1 宽带乡村示范工程

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促进三网融合，加快光缆、卫星通信进行政村建设，按需实现光纤入户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向自然村和住户延伸覆盖，利用卫星、移动通信等技术创新加强对海岛、边远地区、山区等覆盖，加快普及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电子政务等信息化应用，支撑扶贫攻坚。

统筹发展应用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统筹规划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在全国适宜地区布局，有序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推动基于现有各类通信网络实现物联网集约部署。持续强化应急通信能力建设。

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国际互联互通合作。加强海外海缆、陆缆、业务节点、数据中心、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优化国际通信网络布局。加快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等网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信息港。

（二）推进“互联网+”行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生态体系。深化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融合应用。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制造+互联网”取得实质性突破，发展面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构筑核心工业软硬件、工业云、智能服务平台等制造新基础，大力推广智能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构建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推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与农业、能源、金融、商务、物流快递等深度融合，支持面向网络协同的行业应用软件研发与系统集成，推动制造业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拓展生活及公共服务领域的“互联网+”应用。加快行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交通、旅游等服务智慧化。拓展新型智慧城市应用，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推进基于云计算的信息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加快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逐步实现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创新。鼓励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形成新的生产和流通交换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分享经济发展，建立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监管方式，促进交通、旅游、养老、人力资源、日用品消费等领域共享平台企业规范发展，营造分享经济文化氛围。

专栏 2 “互联网 + ”工程 深入推进“互联网+”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11个重点行动，建设互联网跨领域融合创新支撑服务平台。促进基于云计算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公有云和行业云平台建设。加强物联网网络架构研究，组织开展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商用部署，构建工业互联网技术试验验证和管理服务平台。创建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

（三）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实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大数据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公开共享和应用拓展，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强化安全保障，推动相关产业创新发展。

加快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统筹布局建设国家大数据公共平台，制定出台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推动建立数据资源清单和开放目录，鼓励社会公众对开放数据进行增值性、公益性、创新性开发。加强大数据基础性制度建设，强化使用监管，建立健全数据资源交易机制和定价机制，保护数据资源权益。

发展大数据新应用新业态。加快推进政府大数据应用，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数据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发展大数据在工业、农业农村、创业创新、促进就业等领域的应用，促进数据服务业创新，推动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料、数据制药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强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等关键技术研发，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软硬件产品，培育大数据相关产业，完善产业链，促进相关产业集聚发展。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强化大数据与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大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和有关标准规范，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安全保障机制。加强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形成安全可靠的大数据技术体系。建立完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采用安全可信产品和服务，提升基础设施关键设备安全可靠水平。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研究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

专栏 3 大数据发展工程

整合现有资源，构建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数据开放平台，健全大数据共享流通体系、大数据标准体系、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实现信用、交通、医疗、教育、环境、安全监管等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支持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在重点领域开展大数据示范应用，实施国家信息安全专项，促进大数据相关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四）做强信息技术核心产业。顺应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化等发展趋势，着力培育建立应用牵引、开放兼容的核心技术自主生态体系，全面梳理和加快推动信息技术关键领域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突破性进展。

提升核心基础硬件供给能力。提升关键芯片设计水平，发展面向新应用的芯片。加快16/14纳米工艺产业化和存储器生产线建设，提升封装测试业技术水平和产业集中度，加紧布局后摩尔定律时代芯片相关领域。实现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超高清（4K/8K）量子点液晶显示、柔性显示等技术国产化突破及规模应用。推动智能传感器、电力电子、印刷电子、半导体照明、惯性导航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升新型片式元件、光通信器件、专用电子材料供给保障能力。

专栏 4 集成电路发展工程

启动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工程，实施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推动产业能力实现快速跃升。加快先进制造工艺、存储器、特色工艺等生产线建设，提升安全可靠CPU、数模/模数转换芯片、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等关键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推动封装测试、关键装备和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支持提高代工企业及第三方IP核企业的服务水平，支持设计企业与制造企业协同创新，推动重点环节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半导体显示产业链协同创新。

大力发展基础软件和高端信息技术服务。面向重点行业需求建立安全可靠的基础软件产品体系，支持开源社区发展，加强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硬件等领域操作系统研发和应用，加快发展面向大数据应用的数据库系统和面向行业应用需求的中间件，支持发展面向网络协同优化的办公软件等通用软件。加强信息技术核心软硬件系统服务能力建设，推动国内企业在系统集成各环节向高端发展，规范服务交付，保证服务质量，鼓励探索前沿技术驱动的服务新业态，推动骨干企业在新兴领域加快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端软件外包业务。

加快发展高端整机产品。推进绿色计算、可信计算、数据和网络安全等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快高性能安全服务器、存储设备和工控产品、新型智能手机、下一代网络设备和数据中心成套装备、先进智能电视和智能家居系统、信息安全产品的创新与应用，发展面向金融、交通、医疗等行业应用的专业终端、设备和融合创新系统。大力提升产品品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五）发展人工智能。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促进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推广应用，打造国际领先的技术体系。

加快人工智能支撑体系建设。推动类脑研究等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加快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听觉、生物特征识别、新型人机交互、智能决策控制等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软硬件开发。加快视频、地图及行业应用数据等人工智能海量训练资源库和基础资源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建设支撑大规模深度学习的新型计算集群。鼓励领先企业或机构提供人工智能研发工具以及检验评测、创业咨询、人才培养等创业创新服务。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应用。在制造、教育、环境保护、交通、商业、健康医疗、网络安全、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开展试点示范，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发展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智能硬件和智能化系统，重点推进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慧农业、智能安防、智慧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研发和产业化发展。鼓励各行业加强与人工智能融合，逐步实现智能化升级。利用人工智能创新城市管理，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推动专业服务机器人和家用服务机器人应用，培育新型高端服务产业。

专栏 5 人工智能创新工程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核心技术开发，实现类人神经计算芯片、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应用系统的产业化，将人工智能新技术嵌入各领域。构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向社会开放的骨干企业研发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双创”支撑服务体系。

（六）完善网络经济管理方式。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进一步放开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推进国有电信企业混合所有制试点工作。破除行业壁垒，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在技术、标准、监管等方面充分对接，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针对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特点，调整不适应发展要求的现行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加快推动制定网络安全、电子商务等法律法规。

三、促进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突破发展，引领中国制造新跨越

顺应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加快突破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推进重大装备与系统的工程应用和产业化，促进产业链协调发展，塑造中国制造新形象，带动制造业水平全面提升。力争到2020年，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产值规模超过12万亿元。

（一）打造智能制造高端品牌。着力提高智能制造核心装备与部件的性能和质量，打造智能制造体系，强化基础支撑，积极开展示范应用，形成若干国际知名品牌，推动智能制造装备迈上新台阶。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系统。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展集计算、通信与控制于一体的信息物理系统（CPS）顶层设计，探索构建贯穿生产制造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特征的智能制造系统，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提供重点行业整体解决方案，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建设测试验证平台，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推动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迈上新台阶。构建工业机器人产业体系，全面突破高精度减速器、高性能控制器、精密测量等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重点发展高精度、高可靠性中高端工业机器人。加快高档数控机床与智能加工中心研发与产业化，突破多轴、多通道、高精度高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等主要功能部件及关键应用软件，开发和推广应用精密、高速、高效、柔性并具有网络通信等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基础制造装备及集成制造系统。突破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开展首台套装备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提高质量与可靠性。

打造增材制造产业链。突破钛合金、高强合金钢、高温合金、耐高温高强度工程塑料等增材制造专用材料。搭建增材制造工艺技术研发平台，提升工艺技术水平。研制推广使用激光、电子束、离子束及其他能源驱动的主流增材制造工艺装备。加快研制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扫描振镜、动态聚焦镜及高性能电子枪等配套核心器件和嵌入式软件系统，提升软硬件协同创新能力，建立增材制造标准体系。在航空航天、医疗器械、交通设备、文化创意、个性化制造等领域大力推动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加快发展增材制造服务业。

专栏 6 重点领域智能工厂应用示范工程

在机械、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轻工、服装、电子信息等离散制造领域，开展智能车间/工厂的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推进数字化设计、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优化、精益生产、可视化管理、质量控制与溯源、智能物流等试点应用，推动全业务流程智能化整合。

在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纺织、食品、医药等流程制造领域，开展智能工厂的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提升企业在资源配置、工艺优化、过程控制、产业链管理、质量控制与溯源、节能减排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

（二）实现航空产业新突破。加强自主创新，推进民用航空产品产业化、系列化发展，加强产业配套设施和安全运营保障能力建设，提高产品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和舒适性，全面构建覆盖航空发动机、飞机整机、产业配套和安全运营的航空产业体系。到2020年，民用大型客机、新型支线飞机完成取证交付，航空发动机研制实现重大突破，产业配套和示范运营体系基本建立。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发展。依托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突破大涵道比大型涡扇发动机关键技术，支撑国产干线飞机发展。发展1000千瓦级涡轴发动机和5000千瓦级涡桨发动机，满足国产系列化直升机和中型运输机动力需求。发展使用重油的活塞式发动机和应用航空生物燃料的涡轮发动机，推进小型发动机市场化应用。

推进民用飞机产业化。加快实施大型飞机重大专项，完成大型客机研制，启动宽体客机研发，突破核心技术。加快新型支线飞机工程研制和系列化改进改型，开展新机型国内外先锋用户示范运营和设计优化，提高飞机航线适应性和竞争力。大力开发市场需求大的民用直升机、多用途飞机、特种飞机和工业级无人机。

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建设。提高航空材料和基础元器件自主制造水平，掌握铝锂合金、复合材料等加工制造核心技术。大力发展高可靠性、长寿命、环境适应性强、标准化、低成本的航空设备和系统，实现适航取证。加快航空科研试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结构强度、飞行控制、电磁兼容、环境试验等计量测试和验证条件投入，加强试飞条件建设。突破一批适航关键技术，加强适航审定条件和能力建设，加快完善运输类飞机等各类航空产品的适航审定政策，建成具有完善组织机构、充足人力资源、健全规章体系、先进硬件设施和较强国际合作能力的适航审定体系。加快建设一批专业化数字化示范工厂，显著提高航空产品制造质量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积极推进构建国际风险合作伙伴关系，建成功能完备的航空产业配套体系。

发展航空运营新服务。落实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培育通用航空市场，促进通用航空制造与运营服务协调发展。大力发展航空租赁。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先进航空运营体系，促进服务模式创新。加强飞行培训，培育航空文化。开发综合化、通用化、智能化的通信、导航和控制系统，发展面向全面风险管控和多类空域融合运用的技术体系和装备，形成安全运营支撑体系。

专栏 7 新一代民用飞机创新工程

以重大专项和民用飞机科研为支撑，突破一批核心技术、系统、部件和材料，提高系统集成能力，重点发展系列化单通道窄体、双通道宽体大型飞机，系列化新型涡桨/涡扇支线飞机及先进通用航空器，着力开展新型民用飞机示范运营和市场推广，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保障和客户服务体系。C919、MA700完成适航取证并交付用户，ARJ21实现批量生产交付；一批重点通用航空器完成研制和市场应用。

（三）做大做强卫星及应用产业。建设自主开放、安全可靠、长期稳定运行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速卫星应用与基础设施融合发展。到2020年，基本建成主体功能完备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满足我国各领域主要业务需求，基本实现空间信息应用自主保障，形成较为完善的卫星及应用产业链。

加快卫星及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星座和专题卫星组成的遥感卫星系统，形成“高中低”分辨率合理配置、空天地一体多层观测的全球数据获取能力；加强地面系统建设，汇集高精度、全要素、体系化的地球观测信息，构建“大数据地球”。打造国产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运营服务平台。发展固定通信广播、移动通信广播和数据中继三个卫星系列，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地区的卫星通信广播系统。实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建设卫星导航空间系统和地面系统，建成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形成高精度全球服务能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遥感卫星等建设。

提升卫星性能和技术水平。掌握长寿命、高稳定性、高定位精度、大承载量和强敏捷能力的卫星应用平台技术，突破高分辨率、高精度、高可靠性及综合探测等有效载荷技术。优先发展遥感卫星数据处理技术和业务应用技术。提升宽带通信卫星、移动多媒体广播卫星等技术性能。加强卫星平台型谱化建设，有序推进中小微卫星发展。

推进卫星全面应用。统筹军民空间基础设施，完善卫星数据共用共享机制，加强卫星大众化、区域化、国际化应用，加快卫星遥感、通信与导航融合化应用，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创新“卫星+”应用模式。面向防灾减灾、应急、海洋等领域需求，开展典型区域综合应用示范。面向政府部门业务管理和社会服务需求，开展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智慧海洋、边远地区等的卫星综合应用示范。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互联网+天基信息应用”深入发展，打造空间信息消费全新产业链和商业模式。推进商业卫星发展和卫星商业化应用。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建立“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

专栏 8 空间信息智能感知工程

加快构建以遥感、通信、导航卫星为核心的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加强跨领域资源共享与信息综合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推进空间信息全面应用，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预警、防灾减灾与应急指挥等提供及时准确的空间信息服务，加强面向全球提供综合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四）强化轨道交通装备领先地位。推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轻量化、系列化、标准化、平台化发展，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研制先进可靠的系列产品，完善相关技术标准体系，构建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创新体系，打造覆盖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全产业链布局。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形成中国标准新型高速动车组、节能型永磁电机驱动高速列车、30吨轴重重载电力机车和车辆、大型养路机械等产品系列，推进时速500公里轮轨试验列车、时速600公里磁悬浮系统等新型列车研发和产业化，构建完整产业链。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认证综合能力建设。加快“走出去”步伐，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进新型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面向大城市复杂市域交通需求，推动时速120—160公里、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衔接的市域（郊）铁路装备，适应不同技术路线的跨座式单轨，自动导轨快捷运输系统等研发与应用，构建时速200公里及以下中低速磁悬浮系统的设计、制造、试验、检测技术平台，建立完善产品认证制度，建立新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标准和规范，领跑国际技术标准。

突破产业关键零部件及绿色智能化集成技术。进一步研发列车牵引制动系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通信信号系统、电传动系统、智能化系统、车钩缓冲系统、储能与节能系统、高速轮对、高性能转向架、齿轮箱、轴承、轻量化车体等关键系统和零部件，形成轨道交通装备完整产业链。加强永磁电机驱动、全自动运行、基于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无线综合承载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优化完善高速铁路列控系统和城际铁路列控技术标准体系。

（五）增强海洋工程装备国际竞争力。推动海洋工程装备向深远海、极地海域发展和多元化发展，实现主力装备结构升级，突破重点新型装备，提升设计能力和配套系统水平，形成覆盖科研开发、总装建造、设备供应、技术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

重点发展主力海洋工程装备。加快推进物探船、深水半潜平台、钻井船、浮式生产储卸装置、海洋调查船、半潜运输船、起重铺管船、多功能海洋工程船等主力海工装备系列化研发，构建服务体系，设计建造能力居世界前列。加快发展新型海洋工程装备。突破浮式钻井生产储卸装置、浮式液化天然气储存和再气化装置、深吃水立柱式平台、张力腿平台、极地钻井平台、海上试验场等研发设计和建造技术，建立规模化生产制造工艺体系，产品性能及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加强关键配套系统和设备研发及产业化。产学研用相结合，提高升降锁紧系统、深水锚泊系统、动力定位系统、自动控制系统、水下钻井系统、柔性立管深海观测系统等关键配套设备设计制造水平，大力发展海洋工程用高性能发动机，提升专业化配套能力。

专栏 9 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发展工程

推动大型浮式结构物等新型装备、3600米以上超深水钻井平台等深远海装备、海洋极地调查观测装备等研究开发，实现科研成果工程化和产业化，促进总装及配套产业协调发展。完善海洋工程装备标准体系。

（六）提高新材料基础支撑能力。顺应新材料高性能化、多功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推动特色资源新材料可持续发展，加强前沿材料布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工程建设需求为导向，优化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环境，加强新材料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新材料应用水平，推进新材料融入高端制造供应链。到2020年，力争使若干新材料品种进入全球供应链，重大关键材料自给率达到70%以上，初步实现我国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战略性转变。

推动新材料产业提质增效。面向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力电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需求，扩大高强轻合金、高性能纤维、特种合金、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新型显示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绿色印刷材料等规模化应用范围，逐步进入全球高端制造业采购体系。推动优势新材料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端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协作，开展研发设计、生产贸易、标准制定等全方位合作。提高新材料附加值，打造新材料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建立新材料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研究建立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组建新材料性能测试评价中心。细化完善新材料产品统计分类。

以应用为牵引构建新材料标准体系。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产业需求，加强新材料产品标准与下游行业设计规范的衔接配套，加快制定重点新材料标准，推动修订老旧标准，强化现有标准推广应用，加强前沿新材料标准预先研究，提前布局一批核心标准。加快新材料标准体系国际化进程，推动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化。

促进特色资源新材料可持续发展。推动稀土、钨钼、钒钛、锂、石墨等特色资源高质化利用，加强专用工艺和技术研发，推进共伴生矿资源平衡利用，支持建立专业化的特色资源新材料回收利用基地、矿物功能材料制造基地。在特色资源新材料开采、冶炼分离、深加工各环节，推广应用智能化、绿色化生产设备与工艺。发展海洋生物来源的医学组织工程材料、生物环境材料等新材料。

前瞻布局前沿新材料研发。突破石墨烯产业化应用技术，拓展纳米材料在光电子、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应用范围，开发智能材料、仿生材料、超材料、低成本增材制造材料和新型超导材料，加大空天、深海、深地等极端环境所需材料研发力度，形成一批具有广泛带动性的创新成果。

专栏 10 新材料提质和协同应用工程

加强新型绿色建材标准与公共建筑节能标准的衔接，加快制定轨道交通装备用齿轮钢、航空航天用碳/碳复合结构材料、高温合金、特种玻璃、宽禁带半导体以及电子信息用化学品、光学功能薄膜、人工晶体材料等标准，完善节能环保用功能性膜材料、海洋防腐材料配套标准，做好增材制造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石墨烯材料标准布局，促进新材料产品品质提升。加强新材料产业上下游协作配套，在航空铝材、碳纤维复合材料、核电用钢等领域开展协同应用试点示范，搭建协同应用平台。

四、加快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步伐，培育生物经济新动力

把握生命科学纵深发展、生物新技术广泛应用和融合创新的新趋势，以基因技术快速发展为契机，推动医疗向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发展，加快农业育种向高效精准育种升级转化，拓展海洋生物资源新领域、促进生物工艺和产品在更广泛领域替代应用，以新的发展模式助力生物能源大规模应用，培育高品质专业化生物服务新业态，将生物经济加速打造成为继信息经济后的重要新经济形态，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新支撑。到2020年，生物产业规模达到8—10万亿元，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生物技术企业和生物经济集群。

（一）构建生物医药新体系。加快开发具有重大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和生物制品，加快推广绿色化、智能化制药生产技术，强化科学高效监管和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国际化发展，加快建设生物医药强国。

推动生物医药行业跨越升级。加快基因测序、细胞规模化培养、靶向和长效释药、绿色智能生产等技术研发应用，支撑产业高端发展。开发新型抗体和疫苗、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生物制品和制剂，推动化学药物创新和高端制剂开发，加速特色创新中药研发，实现重大疾病防治药物原始创新。支持生物类似药规模化发展，开展专利到期药物大品种研发和生产，加快制药装备升级换代，提升制药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推动中药产品标准化发展，促进产业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加速国际化步伐。发展海洋创新药物，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海洋中药产品，推动试剂原料和中间体产业化，形成一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专栏 11 新药创制与产业化工程

围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以抗体药物、重组蛋白药物、新型疫苗等新兴药物为重点，推动临床紧缺的重大疾病、多发疾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药物的新药研发、产业化和质量升级，整合各类要素形成一批先进产品标准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技术体系，提升关键原辅料和装备配套能力，支撑生物技术药物持续创新发展。

创新生物医药监管方式。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医药审评审批方式，加快推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加快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探索开展医疗新技术临床实验研究认可制度试点。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全面推动医药价格和行业监管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二）提升生物医学工程发展水平。深化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加快行业规制改革，积极开发新型医疗器械，构建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诊疗新模式，促进智慧医疗产业发展，推广应用高性能医疗器械，推进适应生命科学新技术发展的新仪器和试剂研发，提升我国生物医学工程产业整体竞争力。

发展智能化移动化新型医疗设备。开发智能医疗设备及其软件和配套试剂、全方位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和终端设备，发展移动医疗服务，制定相关数据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初步建立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的现代智能医疗服务体系。

开发高性能医疗设备与核心部件。发展高品质医学影像设备、先进放射治疗设备、高通量低成本基因测序仪、基因编辑设备、康复类医疗器械等医学装备，大幅提升医疗设备稳定性、可靠性。利用增材制造等新技术，加快组织器官修复和替代材料及植介入医疗器械产品创新和产业化。加速发展体外诊断仪器、设备、试剂等新产品，推动高特异性分子诊断、生物芯片等新技术发展，支撑肿瘤、遗传疾病及罕见病等体外快速准确诊断筛查。

专栏 12 生物技术惠民工程

推进网络化基因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建设，开展出生缺陷基因筛查、肿瘤早期筛查及用药指导等应用示范。发展和应用新型生物治疗技术，推动新型个体化生物治疗标准化、规范化。开发智能化和高性能医疗设备，支持企业、医疗机构、研究机构等联合建设第三方影像中心，开展协同诊疗和培训，试点建立居民健康影像档案。开展区域性综合应用示范，实现区域生物基塑料制品、包装材料等替代50%以上的传统石化塑料制品。在城镇或企业周边建设生物质集中供气供热示范工程，探索多元协同共赢的市场化发展模式。

（三）加速生物农业产业化发展。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创制生物农业新品种，开发动植物营养和绿色植保新产品，构建现代农业新体系，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育种企业，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途径、新支撑。

构建生物种业自主创新体系。开展基因编辑、分子设计、细胞诱变等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育种应用，研制推广一批优质、高产、营养、安全、资源高效利用、适应标准化生产的农业动植物新品种，积极推进生物技术培育新品种产业化，形成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生物育种创新平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生物种业企业，加快农业动植物新品种产业化和市场推广。发展动植物检疫新技术，加强国外优质动植物品种资源引进检疫平台建设。

开发一批新型农业生物制剂与重大产品。大力发展动植物病虫害防控新技术、新产品，建立基于病虫基因组信息的绿色农药、兽药创制技术体系，创制一批新型动物疫苗、生物兽药、植物新农药等重大产品，实现规模生产与应用，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创制可替代抗生素的新型绿色生物饲料和高效生物肥料产品。深度挖掘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绿色、安全、高效的新型海洋生物功能制品，开辟综合利用新途径。推动食品合成生物工程技术、食品生物高效转化技术、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学等关键技术创新与精准营养食品创制。

（四）推动生物制造规模化应用。加快发展微生物基因组工程、酶分子机器、细胞工厂等新技术，提升工业生物技术产品经济性，推进生物制造技术向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渗透应用，推动以清洁生物加工方式逐步替代传统化学加工方式，实现可再生资源逐步替代化石资源。

不断提升生物制造产品经济性和规模化发展水平。发展新生物工具创制与应用技术体系，实现一批有机酸、化工醇、烯烃、烷烃、有机胺等基础化工产品的生物法生产与应用，推动生物基聚酯、生物基聚氨酯、生物尼龙、生物橡胶、微生物多糖等生物基材料产业链条化、集聚化、规模化发展，提升氨基酸、维生素等大宗发酵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

建立生态安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物法工艺体系。发展高效工业生物催化转化技术体系，提升绿色生物工艺应用水平。建立甾体药物、手性化合物、稀少糖醇等生物催化合成路线，实现医药化工等中间体绿色化、规模化生产。促进绿色生物工艺在农业、化工、食品、医药、轻纺、冶金、能源等领域全面进入和示范应用，显著降低物耗能耗和污染物排放。

（五）培育生物服务新业态。以专业化分工促进生物技术服务创新发展，构建新技术专业化服务模式，不断创造生物经济新增长点。增强生物技术对消费者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发展专业化诊疗机构，培育符合规范的液体活检、基因诊断等新型技术诊疗服务机构。发展健康体检和咨询、移动医疗等健康管理服务，推动构建生物大数据、医疗健康大数据共享平台，试点建立居民健康影像档案，鼓励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能诊疗生态系统，推动医学检验检测、影像诊断等服务专业化发展。

专栏 13 生物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建设工程

依托并整合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创新基础平台，支持基因库、干细胞库、中药标准库、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蛋白元件库等建设。加快推动构建一批转化应用平台，推进抗体筛选平台、医学影像信息库、农作物分子育种平台等载体建设。积极发展一批检测服务平台，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技术平台、生物药质量及安全测试技术创新平台、农产品安全质量检测平台、生物质能检验检测及监测公共服务平台等建设，完善相关标准。

提高生物技术服务对产业的支持水平。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药物研发与生产服务，鼓励医药企业加强与合同研发、委托制造企业的合作。推动基因检测和诊断等新兴技术在各领域应用转化，支持生物信息服务机构提升技术水平。为药品、医疗器械、种业、生物能源等生物产品提供检测、评价、认证等公共服务，加快产品上市进度，提升产品质量。鼓励生物技术在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治理、有毒有害物质降解、废物资源化等领域拓展应用，积极引导生物环保技术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兼并，实现做大做强。构建生物技术专业化双创平台，降低生物产业创新创业成本，支持各类人员开办虚拟研发企业，释放创新潜能。

（六）创新生物能源发展模式。着力发展新一代生物质液体和气体燃料，开发高性能生物质能源转化系统解决方案，拓展生物能源应用空间，力争在发电、供气、供热、燃油等领域实现全面规模化应用，生物能源利用技术和核心装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较成熟的商业化市场。

促进生物质能源清洁应用。重点推进高寿命、低电耗生物质燃料成型设备、生物质供热锅炉、分布式生物质热电联产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促进生物质成型燃料替代燃煤集中供热、生物质热电联产。按照因地制宜、就近生产消纳原则，示范建设集中式规模化生物燃气应用工程，突破大型生物质集中供气原料处理、高效沼气厌氧发酵等关键技术瓶颈。探索建立多元、协同、共赢的市场化发展模式，鼓励多产品综合利用，为生产生活提供清洁优质能源。

推进先进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化。重点突破高效低成本的生物质液体燃料原料处理和制备技术瓶颈，建设万吨级生物质制备液体燃料及多产品联产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完善原料供应体系，有序发展生物柴油。推进油藻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燃料等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五、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壮大，构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把握全球能源变革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要求，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为重点，引导绿色消费，推广绿色产品，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的应用比例，全面推进高效节能、先进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到2020年，产值规模达到10万亿元以上。

（一）实现新能源汽车规模应用。强化技术创新，完善产业链，优化配套环境，落实和完善扶持政策，提升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水平，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到2020年，实现当年产销200万辆以上，累计产销超过500万辆，整体技术水平保持与国际同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企业。全面提升电动汽车整车品质与性能。加快推进电动汽车系统集成技术创新与应用，重点开展整车安全性、可靠性研究和结构轻量化设计。提升关键零部件技术水平、配套能力与整车性能。加快电动汽车安全标准制定和应用。加速电动汽车智能化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开展电动汽车电力系统储能应用技术研发，实施分布式新能源与电动汽车联合应用示范，推动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新能源、储能、智能驾驶等融合发展。建设电动汽车联合创新平台和跨行业、跨领域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电动汽车重大关键技术协同创新。完善电动汽车生产准入政策，研究实施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制度。到2020年，电动汽车力争具备商业化推广的市场竞争力。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大力推进动力电池技术研发，着力突破电池成组和系统集成技术，超前布局研发下一代动力电池和新体系动力电池，实现电池材料技术突破性发展。加快推进高性能、高可靠性动力电池生产、控制和检测设备创新，提升动力电池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培育发展一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动力电池企业和关键材料龙头企业。推进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建立上下游企业联动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到2020年，动力电池技术水平与国际水平同步，产能规模保持全球领先。

专栏 14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提升工程

完善动力电池研发体系，加快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建设，突破高安全性、长寿命、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等技术瓶颈。在关键电池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领域构建若干技术创新中心，突破高容量正负极材料、高安全性隔膜和功能性电解液技术。加大生产、控制和检测设备创新，推进全产业链工程技术能力建设。开展燃料电池、全固态锂离子电池、金属空气电池、锂硫电池等领域新技术研究开发。

系统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研发与产业化。加强燃料电池基础材料与过程机理研究，推动高性能低成本燃料电池材料和系统关键部件研发。加快提升燃料电池堆系统可靠性和工程化水平，完善相关技术标准。推动车载储氢系统以及氢制备、储运和加注技术发展，推进加氢站建设。到2020年，实现燃料电池汽车批量生产和规模化示范应用。

加速构建规范便捷的基础设施体系。按照“因地适宜、适度超前”原则，在城市发展中优先建设公共服务区域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居民区与单位停车位配建充电桩。完善充电设施标准规范，推进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动高功率密度、高转换效率、高适用性、无线充电、移动充电等新型充换电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检测认证、安全防护、与电网双向互动等关键技术研究。大力推动“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提高充电服务智能化水平。鼓励充电服务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持续发展能力。到2020年，形成满足电动汽车需求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二）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先进核电、高效光电光热、大型风电、高效储能、分布式能源等，加速提升新能源产品经济性，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高比例发展的电力体制机制、新型电网和创新支撑体系，促进多能互补和协同优化，引领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到2020年，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8%以上，产业产值规模超过1.5万亿元，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产业。

推动核电安全高效发展。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坚持合作创新，重点发展大型先进压水堆、高温气冷堆、快堆及后处理技术装备，提升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加快示范工程建设。提升核废料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能力。整合行业资源，形成系统服务能力，推动核电加快“走出去”。到2020年，核电装机规模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规模达到3000万千瓦，形成国际先进的集技术开发、设计、装备制造、运营服务于一体的核电全产业链发展能力。促进风电优质高效开发利用。大力发展智能电网技术，发展和挖掘系统调峰能力，大幅提升风电消纳能力。加快发展高塔长叶片、智能叶片、分散式和海上风电专用技术等，重点发展5兆瓦级以上风电机组、风电场智能化开发与运维、海上风电场施工、风热利用等领域关键技术与设备。建设风电技术测试与产业监测公共服务平台。到2020年，风电装机规模达到2.1亿千瓦以上，实现风电与煤电上网电价基本相当，风电装备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推动太阳能多元化规模化发展。突破先进晶硅电池及关键设备技术瓶颈，提升薄膜太阳能电池效率，加强钙钛矿、染料敏化、有机等新型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技术研发，大力发展太阳能集成应用技术，推动高效低成本太阳能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产业化，建设太阳能光电光热产品测试与产业监测公共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统筹电力市场和外输通道，有序推进西部光伏光热发电开发，加快中东部分布式光伏发展，推动多种形式的太阳能综合开发利用。加快实施光伏领跑者计划，形成光热发电站系统集成和配套能力，促进先进太阳能技术产品应用和发电成本快速下降，引领全球太阳能产业发展。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1亿千瓦以上，力争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光伏电站、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达到6000万千瓦、4500万千瓦、500万千瓦。

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新能源综合利用。突破风光互补、先进燃料电池、高效储能与海洋能发电等新能源电力技术瓶颈，加快发展生物质供气供热、生物质与燃煤耦合发电、地热能供热、空气能供热、生物液体燃料、海洋能供热制冷等，开展生物天然气多领域应用和区域示范，推进新能源多产品联产联供技术产业化。加速发展融合储能与微网应用的分布式能源，大力推动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及政策支撑体系。

大力发展“互联网+”智慧能源。加快研发分布式能源、储能、智能微网等关键技术，构建智能化电力运行监测管理技术平台，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源—网—荷—储—用”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发展能源生产大数据预测、调度与运维技术，建立能源生产运行的监测、管理和调度信息公共服务网络，促进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对接和生产消费智能化。推动融合储能设施、物联网、智能用电设施等硬件及碳交易、互联网金融等衍生服务于一体的绿色能源网络发展，促进用户端智能化用能、能源共享经济和能源自由交易发展，培育基于智慧能源的新业务、新业态，建设新型能源消费生态与产业体系。

加快形成适应新能源高比例发展的制度环境。围绕可再生能源比重大幅提高、弃风弃光率近零的目标，完善调度机制和运行管理方式，建立适应新能源电力大规模发展的电网运行管理体系。完善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国家标准和清洁能源定价机制，建立新能源优先消纳机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和配套管理体系。将分布式新能源纳入电力和供热规划以及国家新一轮配网改造计划，促进“源—网—用”协调发展，实现分布式新能源直供与无障碍入网。

专栏 15 新能源高比例发展工程

为实现新能源灵活友好并网和充分消纳，加快安全高效的输电网、可靠灵活的主动配电网以及多种分布式电源广泛接入互动的微电网建设，示范应用智能化大规模储能系统及柔性直流输电工程，建立适应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储能等多元化负荷接入需求的智能化供需互动用电系统，建成适应新能源高比例发展的新型电网体系。

选择适宜区域开展分布式光电、分散式风电、生物质能供气供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多能互补的新能源综合开发，融合应用大容量储能、微网技术，构建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引领能源供应方式变革。

（三）大力发展高效节能产业。适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树立节能为本理念，全面推进能源节约，提升高效节能装备技术及产品应用水平，推进节能技术系统集成和示范应用，支持节能服务产业做大做强，促进高效节能产业快速发展。到2020年，高效节能产业产值规模力争达到3万亿元。

大力提升高效节能装备技术及应用水平。鼓励研发高效节能设备（产品）及关键零部件，加大示范推广力度，加速推动降低综合成本。制修订强制性能效和能耗限额标准，加快节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发布节能产品和技术推广目录，完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推动提高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完善能效标识制度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在工业、建筑、交通和消费品等领域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推动用能企业和产品制造商跨越式提高能效。

大力推进节能技术系统集成及示范应用。在示范园区等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开展节能技术系统集成试点，整合高耗能企业的余热、余压、余气资源，鼓励利用余热采暖、利用余能和低温余热发电。鼓励重点用能单位及耗能设备配备智能能源计量和远程诊断设备，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加强系统自动监控和智能分析能力，促进提高综合能效。深入推进流程工业系统优化工艺技术，推动工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鼓励企业在低温加热段使用太阳能集热器，实现生产工艺和能源供应的综合优化。推进化石能源近零消耗建筑技术产业化，大力推广应用节能门窗、绿色节能建材等产品。鼓励风电、太阳能发电与企业能源供管系统综合集成，推动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

做大做强节能服务产业。支持合同能源管理、特许经营等业态快速发展，推动节能服务商业模式创新，推广节能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支持节能服务公司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搭建绿色融资平台，推动发行绿色债券，支持节能服务公司融资。制定相关标准，提高节能服务规范化水平。制定节能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节能第三方评估机制。搭建节能服务公司、重点用能单位、第三方评估机构履约登记和服务平台，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专栏 16 节能技术装备发展工程

组织实施节能关键共性技术提升工程、节能装备制造工程。鼓励研发高性能建筑保温材料、光伏一体化建筑用玻璃幕墙、紧凑型户用空气源热泵装置、大功率半导体照明芯片与器件、先进高效燃气轮机发电设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装备、浅层地热能利用装置、蓄热式高温空气燃烧装置等一批高效节能设备（产品）及其关键零部件。

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供热管网系统能效综合提升工程、电机拖动系统能效提升工程，推进燃煤电厂节能与超低排放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等重大关键节能技术与产品规模化应用示范。组织实施城市、园区和企业节能示范工程，推广高效节能技术集成示范应用。

（四）加快发展先进环保产业。大力推进实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区域与流域污染防治整体联动，海陆统筹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促进环保装备产业发展，推动主要污染物监测防治技术装备能力提升，加强先进适用环保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和集成创新，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环保产品，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全面提升环保产业发展水平。到2020年，先进环保产业产值规模力争超过2万亿元。

提升污染防治技术装备能力。围绕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集中突破工业废水、雾霾、土壤农药残留、水体及土壤重金属污染等一批关键治理技术，加快形成成套装备、核心零部件及配套材料生产能力。建设一批技术先进、配套齐全、发展规范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以骨干企业为核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产业良性发展格局。支持危险废弃物防治技术研发，提高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水平。支持环保产业资源优化整合，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加强先进适用环保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和集成创新。定期更新《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强化供需对接，加强先进适用环保装备在冶金、化工、建材、食品等重点领域应用。加快环保产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强化先进环保装备制造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支持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环保技术创新联盟，加快技术集成创新研究与应用。

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环保产品。大力推广应用离子交换树脂、生物滤料及填料、高效活性炭、循环冷却水处理药剂、杀菌灭藻剂、水处理消毒剂、固体废弃物处理固化剂和稳定剂等环保材料和环保药剂。扩大政府采购环保产品范围，不断提高环保产品采购比例。实施环保产品领跑者制度，提升环保产品标准，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环保产品，组织实施先进环保装备技术进步与模式创新示范工程。

提升环境综合服务能力。基于各行业污染物大数据，推动建立环保装备与服务需求信息平台、技术创新转化交易平台、环保装备招投标信息平台，提高环保服务信息化水平。推动在环境监测中应用卫星和物联网技术，构建污染排放、环境质量基础数据与监控处置信息平台，提高环境监管智能化水平，深入推进环境服务业试点工作。发展环境修复服务，推广合同环境服务，促进环保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推广应用。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和环境综合治理托管服务试点，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业园区污染集中处理等重点领域深入探索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进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设计。

专栏 17 绿色低碳技术综合创新示范工程

对接绿色低碳试点示范项目，在具备条件的区域，以绿色低碳技术综合应用为核心，以互联网为纽带，建设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与智慧交通系统、低碳社区、碳捕集和富碳农业、绿色智能工厂等综合应用设施，先行先试相关改革措施，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镇化建设、生产生活的融合创新，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打造相关技术综合应用示范区域。

（五）深入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大力推动共伴生矿和尾矿综合利用、“城市矿产”开发、农林废弃物回收利用和新品种废弃物回收利用，发展再制造产业，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基础设施，提高政策保障水平，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壮大。到2020年，力争当年替代原生资源13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规模达到3万亿元。

大力推动大宗固体废弃物和尾矿综合利用。推动冶金渣、化工渣、赤泥、磷石膏等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广一批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加强对工业固体废弃物中战略性稀贵金属的回收利用。研发尾矿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促进尾矿中伴生有价元素回收和高技术含量尾矿产品开发，提高尾矿综合利用经济性。研发复杂多金属尾矿选冶联合关键技术与装备、清洁无害化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单套设备处理能力达到每年100—500万吨的尾矿高效浓缩及充填料制备、输送、充填成套工艺技术。开发低品位钛渣优化提质技术，提高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率。

促进“城市矿产”开发和低值废弃物利用。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拆解利用技术装备水平，促进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加工利用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建设城市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和废旧纺织品等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系统，协同发挥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作用，打造城市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落实土地、财税等相关优惠政策。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支持现有再生资源回收集散地升级改造。加强农林废弃物回收利用。基本实现畜禽粪便、残膜、农作物秸秆、林业三剩物等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广秸秆腐熟还田技术，支持秸秆代木、纤维原料、清洁制浆、生物质能、商品有机肥等新技术产业化发展。鼓励利用畜禽粪便、秸秆等多种农林废弃物，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户用沼气和集中供沼气工程。推广应用标准地膜，引导回收废旧地膜和使用可降解地膜。鼓励利用林业废弃物建设热、电、油、药等生物质联产项目。积极开发农林废弃物超低排放焚烧技术。

积极开展新品种废弃物循环利用。开展新品种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示范，推动废弃太阳能电池、废旧动力蓄电池、废碳纤维材料、废节能灯等新型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广稀贵金属高效富集与清洁回收利用、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等。支持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研发与应用，发展碳循环产业。

大力推动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海水淡化及利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高核心材料和关键装备的可靠性、先进性和配套能力。推动建设集聚发展的海水淡化装备制造基地。开展海水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建设，推进大型海水淡化工程总包与服务。开展海水淡化试点示范，鼓励生产海水淡化桶装水，推进海水淡化水依法进入市政供水管网。推进海水冷却技术在沿海高用水行业规模化应用。加快从海水中提取钾、溴、镁等产品，实现高值化利用。

发展再制造产业。加强机械产品再制造无损检测、绿色高效清洗、自动化表面与体积修复等技术攻关和装备研发，加快产业化应用。组织实施再制造技术工艺应用示范，推进再制造纳米电刷镀技术装备、电弧喷涂等成熟表面工程装备示范应用。开展发动机、盾构机等高值零部件再制造。建立再制造旧件溯源及产品追踪信息系统，促进再制造产业规范发展。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体系。推动物联网电子监管技术在危险废弃物、电子废弃物利用处置等领域应用，支持再生资源企业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回收网络。统筹国内外再生资源利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建设资源循环利用第三方服务体系，鼓励通过合同管理方式，提供废弃物管理、回收、再生加工、循环利用的整体解决方案。全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使用再生产品和原料。建立健全覆盖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再生产品、污染物控制等方面的标准体系。

专栏 18 资源循环替代体系示范工程

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推动太阳能光伏电池、废弃电子产品稀贵金属多组分分离提取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废液晶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示范。推进城市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置和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发展。建立以售后维修体系为核心的旧件回收体系，在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维修销售等环节和煤炭、石油等采掘企业推广应用再制造产品。鼓励专业化再制造服务公司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专项服务。

六、促进数字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创造引领新消费

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相关产业相互渗透。到2020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

（一）创新数字文化创意技术和装备。适应沉浸式体验、智能互动等趋势，加强内容和技术装备协同创新，在内容生产技术领域紧跟世界潮流，在消费服务装备领域建立国际领先优势，鼓励深度应用相关领域最新创新成果。提升创作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加大空间和情感感知等基础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成像、裸眼三维图形显示（裸眼3D）、交互娱乐引擎开发、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互动影视等核心技术创新发展，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数字文化创意创作生产领域的应用，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紧密衔接。鼓励企业运用数字创作、网络协同等手段提升生产效率。

增强传播服务技术装备水平。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感影院、混合现实娱乐、广播影视融合媒体制播等配套装备和平台，开拓消费新领域。大力研发数字艺术呈现技术，提升艺术展演展陈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应用水平，支持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研究制定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关键标准，推动自主标准国际化，完善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和相关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

专栏 19 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创新提升工程

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构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平台，加强基础技术研发，大力发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影视等新型软硬件产品，促进相关内容开发。完善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技术与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手机（移动终端）动漫、影视传媒等领域标准体系广泛应用，建立文物数字化保护和传承利用、智慧博物馆、超高清内容制作传输等标准。完善数字创意“双创”服务体系。

（二）丰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和形式。通过全民创意、创作联动等新方式，挖掘优秀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意，适应互联网传播特点，创作优质、多样、个性化的数字创意内容产品。

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鼓励对艺术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依托地方特色文化，创造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数字创意内容产品。加强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对接，促进融合创新。提高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体验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强智慧博物馆和智慧文化遗产地建设，创新交互体验应用。

鼓励创作当代数字创意内容精品。强化高新技术支撑文化产品创作的力度，提高数字创意内容产品原创水平，加快出版发行、影视制作、演艺娱乐、艺术品、文化会展等行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在线演出等文化品位和市场价值。鼓励多业态联动的创意开发模式，提高不同内容形式之间的融合程度和转换效率，努力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创意品牌，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

专栏 20 数字内容创新发展工程

依托先进数字技术，推动实施文化创意产品扶持计划和“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支持推广一批数字文化遗产精品，打造一批优秀数字文化创意产品，建设数字文化资源平台，实现文化创意资源的智能检索、开发利用和推广普及，拓展传播渠道，引导形成产业链。

（三）提升创新设计水平。挖掘创新设计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设计创新成为制造业、服务业、城乡建设等领域的核心能力。

强化工业设计引领作用。积极发展第三方设计服务，支持设计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加大工业设计投入，推动工业设计与企业战略、品牌深度融合，促进创新设计在产品设计、系统设计、工艺流程设计、商业模式和服务设计中的应用。支持企业通过创新设计提升传统工艺装备，推进工艺装备由单机向互联、机械化向自动化持续升级。以创意和设计引领商贸流通业创新，加强广告服务，健全品牌价值体系。制定推广行业标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工业设计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提升人居环境设计水平。创新城市规划设计，促进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与城市规划相融合，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建立覆盖区域、城乡、地上地下的规划信息平台，引导创新城市规划。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层面加强城市设计，塑造地域特色鲜明的风貌。鼓励建筑设计创作，完善招投标制度和专家评标制度，扩展建筑师执业服务范围，引导建筑师参与项目策划、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形成激励建筑师创作的政策环境。加大建筑师培养力度，培育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文化自信的建筑师队伍。倡导新型景观设计，改善人居环境。进一步提高装饰设计水平。

专栏 21 创新设计发展工程

制定实施制造业创新设计行动纲要，建设一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设计集聚区。建设增材制造等领域设计大数据平台与知识库，促进数据共享和供需对接。通过发展创业投资、政府购买服务、众筹试点等多种模式促进创新设计成果转化。

（四）推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数字文化创意和创新设计在各领域应用，培育更多新产品、新服务以及多向交互融合的新业态，形成创意经济无边界渗透格局。

加快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推动数字创意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中的应用，发展虚拟现实购物、社交电商、“粉丝经济”等营销新模式。推动数字创意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提升学习内容创意水平，加强数字文化教育产品开发和公共信息资源深度利用，推动教育服务创意化。提升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设计的文化内涵和数字化水平，促进虚拟旅游展示等新模式创新发展。挖掘创意“三农”发展潜力，提高休闲农业创意水平，促进地理标志农产品、乡村文化开发，以创意民宿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动数字创意在医疗、展览展示、地理信息、公共管理等领域应用。构建数字创意相关项目资源库和对接服务平台，创新使用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推广手段，广泛开展会展活动，鼓励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积极开展跨领域交流合作。

推进数字创意生态体系建设。建立涵盖法律法规、行政手段、技术标准的数字创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打击数字创意领域盗版侵权行为力度，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积极研究解决虚拟现实、网络游戏等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切实保护用户生理和心理健康。改善数字创意相关行业管理规制，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简化审批程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融合发展。

七、超前布局战略性产业，培育未来发展新优势

以全球视野前瞻布局前沿技术研发，不断催生新产业，重点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核心领域取得突破，高度关注颠覆性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掌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战略储备、拓展战略空间。

（一）空天海洋领域。

显著提升空间进入能力。突破大推力发动机、大直径箭体设计、制造与先进控制等关键技术，发展重型运载火箭，保障未来重大航天任务实施。发展快速、廉价、可重复使用的小载荷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超前部署具有高空间定位精度的空间飞行器自主导航和飞行技术。

加快发展新型航天器。加强超高分辨率、超高精度时空基准、超高速安全通信、高性能星上处理、大功率电源、新型材料等关键技术研发，研制新型应用卫星。建立先进的载人空间科学实验平台和生命支持系统。发展空间飞行器轻量化小型化技术，推进应用型微、纳、皮卫星规范有序发展。部署和发射新型试验卫星。加快发展临近空间飞行器、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等面向未来任务的新型航天器。加快航空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重大产品研发。超前部署氢燃料、全电、组合动力等新型发动机关键技术研究，提升未来航空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加快发展多用途无人机、新构型飞机等战略性航空装备。前瞻布局超音速商务机、新概念新构型总体气动技术、先进高可靠性机电技术、新一代航空电子系统、航空新材料及新型复合材料加工技术。

发展新一代深海远海极地技术装备及系统。建立深海区域研究基地，发展海洋遥感与导航、水声探测、深海传感器、无人和载人深潜、深海空间站、深海观测系统、“空—海—底”一体化通信定位、新型海洋观测卫星等关键技术和装备。大力研发深远海油气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生物资源等资源开发利用装备和系统，研究发展海上大型浮式结构物，支持海洋资源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大力研发极地资源开发利用装备和系统，发展极地机器人、核动力破冰船等装备。

（二）信息网络领域。

构建未来网络新体系。着眼于提升当前网络体系架构可扩展性、安全性、可管控性、移动性和内容分发能力，系统布局新型网络架构、技术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研究，开展实验网络建设，研究构建泛在融合、绿色带宽、智能安全的新型网络。

加强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面向万物互联需求，发展物联网搜索引擎、E级高性能计算、面向物端的边缘计算等技术和产品。开展深度学习、认知计算、虚拟现实、自然人机交互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提升信息服务智能化、个性化水平。布局太赫兹通信、可见光通信等技术研发，持续推动量子密钥技术应用。

推动电子器件变革性升级换代。加强低功耗高性能新原理硅基器件、硅基光电子、混合光电子、微波光电子等领域前沿技术和器件研发，形成一批专用关键制造设备，提升光网络通信元器件支撑能力。统筹布局量子芯片、量子编程、量子软件以及相关材料和装置制备关键技术研发，推动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实现和量子仿真的应用。加强类脑芯片、超导芯片、石墨烯存储、非易失存储、忆阻器等新原理组件研发，推进后摩尔定律时代微电子技术开发与应用，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

（三）生物技术领域。

构建基于干细胞与再生技术的医学新模式。加快布局体细胞重编程科学技术研发，开发功能细胞获取新技术。完善细胞、组织与器官的体内外生产技术平台与基地。规范干细胞与再生领域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转化机制，持续深化干细胞与再生技术临床应用。发展肿瘤免疫治疗技术。

推进基因编辑技术研发与应用。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技术体系，开发针对重大遗传性疾病、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等的基因治疗新技术。建立相关动物资源平台、临床研究及转化应用基地，促进基于基因编辑研究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加强合成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突破基因组化学合成、生物体系设计再造、人工生物调控等关键技术，研究推进人工生物及人工生物器件临床应用和产业化。推动生物育种、生态保护、能源生产等领域颠覆性技术创新，构建基础原料供给、物质转化合成、民生服务新模式，培育合成生物产业链。

（四）核技术领域。加快开发新一代核能装备系统。加快推动铅冷快堆、钍基熔盐堆等新核能系统试验验证和实验堆建设。支持小型和微型核动力堆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研制，开展实验堆建设和重点领域示范应用。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不断完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实验堆概念设计、关键技术和重要部件研发。

发展非动力核技术。支持发展离子、中子等新型射线源，研究开发高分辨率辐射探测器和多维动态成像装置，发展精准治疗设备、医用放射性同位素、中子探伤、辐射改性等新技术和新产品，持续推动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环境保护、资源勘探、公共安全等领域应用。

八、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

立足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围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根据各地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坚持因地制宜、因业布局、因时施策，加快形成点面结合、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协调共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

（一）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支持创新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形成以扩散知识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发挥策源地城市科研人才密集、学科齐全、国际交流频繁等优势，支持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强化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大力促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支持建设新兴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推进信息、生命、医疗、能源等领域原创性、颠覆性、支撑性技术开发，推动产学研用联动融合，形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辐射源”。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为契机，加快改革攻坚，完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不利于创新人才发展的制度障碍，探索建立适应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体制机制。发挥策源地城市改革创新示范带动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批有力度、有特色、有影响的重大改革举措。大力推动科技中介新业态发展，支持海外人才、科研人员、高校师生在策源地城市创业创新，支持海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在策源地城市建设产业创新平台和孵化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创新高地。鼓励策源地城市开展“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加快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成果，加速科技成果向全国转移扩散。

（二）壮大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集聚区。依托城市群建设，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10个左右具有全球影响力、引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产业集聚区，推动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区、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区、国际合作承载区。在东部地区打造国际一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群，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京津冀经济与科技人才联动，形成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共同体；发挥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经济带的引领作用，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等都市圈为支点，构筑点面结合、链群交融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全面提升珠三角城市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延伸布局产业链和服务链，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推动山东半岛城市群重点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产业和海洋经济；围绕福州、厦门等重点城市，推动海峡西岸地区生物、海洋、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大力推进成渝地区、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支持昆明、贵阳等城市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促进天山北坡、兰州—西宁等西北地区城市群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光电子、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信息服务等产业，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支点，支持东北地区城市群打造国内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集群。充分发挥现有产业集聚区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市场活力，采用市场化方式促进产业集聚，完善扶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培育百余个特色鲜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完善政府引导产业集聚方式，由招商引资向引资、引智、引技并举转变，打造以人才和科技投入为主的新经济；由“引进来”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转变，充分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由注重产业链发展向产业链、创新链协同转变，聚焦重点产业领域，依托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基础，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由产城分离向产城融合转变，推动研究机构、创新人才与企业相对集中，促进不同创新主体良性互动。避免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防止园区重复建设。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国家级新区等重点功能平台集聚。

九、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放发展，拓展合作新路径

贯彻国家开放发展战略部署，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新机制，建设全球创新发展网络，推动产业链全球布局，拓展发展新路径。

（一）积极引入全球资源。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鼓励技术引进与合作研发，促进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跨国公司、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畅通吸纳海外高端人才的绿色通道，为海外人才来华工作和创业提供更多便利。

（二）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积极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推动签署落实政府间新兴产业和创新领域合作协议。推动双边互认人员资质、产品标准、认证认可结果，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互认机制。以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建设双边特色产业国际合作园区，引导龙头企业到海外建设境外合作园区。创新合作方式，提升重点领域开放合作水平。加强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三）构建全球创新发展网络。建立健全国际化创新发展协调推进和服务机制，加强驻外机构服务能力，利用二十国集团（G20）、夏季达沃斯等平台开展新经济交流，充分发挥有关行业协会和商会作用，搭建各类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引导社会资本设立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跨国并购和投资基金，支持一批城市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建设一批国际合作创新中心，发展一批高水平国际化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一批海外研发中心，构建全球研发体系，形成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科研机构、法律机构、中介机构高效协同的国际化合作网络。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承担和组织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

（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全球布局，在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针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确定不同推进方式和实施路径，推动产业链资源优化整合。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和商会、地方政府和部门创新方式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国内企业、中外企业组团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产业链“走出去”，将“走出去”获得的优质资产、技术、管理经验反哺国内，形成综合竞争优势。推动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龙头企业海外拓展，与国际大企业开展更高层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十、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营造发展新生态

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强化制度建设，汇聚知识、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全面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生态环境。

（一）完善管理方式。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电信、新药和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等领域，进一步完善审批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事前准入限制，修改和废止有碍发展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放管结合，区分不同情况，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监管方式，既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又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对发展前景和潜在风险看得准的“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业态，量身定制监管模式；对看不准的领域，加强监测分析，鼓励包容发展，避免管得过严过死；对潜在风险大、有可能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后果的，切实加强监管；对以创新之名行非法经营之实的，坚决予以取缔。严格执行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措施，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全面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各项部署，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国有企业中率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开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反垄断法配套规则，进一步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信息服务、医疗服务等领域企业违法行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序实施，打破可再生能源发电、医疗器械、药品招标等领域的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加大对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行为的查处力度。完善信用体系，充分发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作用，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对接和服务创新，加强信用记录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身份网上认证等服务。

加强政策协调。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推动改革措施落地，加强工作沟通，避免相关政策碎片化。持续开展产业发展状况评估和前瞻性课题研究，准确定位改革发展方向。建立高层次政企对话咨询机制，在研究制订相关政策措施时积极听取企业意见。定期发布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重点工作安排，统筹推进相关改革发展工作。

（二）构建产业创新体系。

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依托“双创”资源集聚的区域、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等载体，支持建设“双创”示范基地，发展专业化众创空间。依托互联网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平台，推动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等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着力完善促进“双创”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持续强化“双创”宣传，办好全国“双创”活动周，营造全社会关注“双创”、理解“双创”、支持“双创”的良好氛围。

强化公共创新体系建设。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加强颠覆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创新重大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探索实行项目决策、执行、评价、监督相对分开的组织管理机制。构建企业主导、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持建设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在重点产业领域采取新机制建立一批产业创新中心。围绕重点领域创新发展需求，统筹部署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创新平台建设，加强设施和平台开放共享。按照科研基地优化布局统筹部署，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强相关计量测试、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知识和数据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计量科技创新联盟，加强认证认可创新。落实和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发展规划，完善标准体系，支持关键领域新技术标准应用。

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加强企业技术中心能力建设，推进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导企业，引领带动上下游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制度。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组织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改革措施，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加快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评价和报告制度。引导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发布，探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率先建立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限时转化制度。

（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权。积极推进专利法、著作权法修订工作。跟踪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创新，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新建一批快速维权中心。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纳入社会信用记录，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侵权查处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加大海关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力度，推动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额度。

加强知识产权布局运用。大力推行知识产权标准化管理，提升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实施知识产权行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工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和龙头企业引导设立知识产权布局设计中心。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推进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鼓励高端检索分析工具等开发应用，引导知识产权联盟建设。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创新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开发知识产权投贷、投保、投债联动等新产品，探索知识产权股权化、证券化。鼓励企业综合运用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手段打造自有品牌。

完善知识产权发展机制。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部署知识产权服务链，建立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制度，推动形成一批知识产权优势集聚区。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分析及动向监测。建立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制度，鼓励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机制。完善海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研究发布海外知识产权环境信息，跟踪研究重点产业领域国际知识产权动向，引导建立海外知识产权案件信息提交机制，加强对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研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机制，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海外并购和维权行动。

（四）深入推进军民融合。

构建军民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促进军民科技创新体系相互兼容、协同发展，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依托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促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发展。建设一批军民融合创新平台。在军工单位集中、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推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和转化应用。支持军工企业发挥优势向新能源、民用航空航天、物联网等新兴领域拓展业务，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构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加强军民融合重大项目建设。面向建设航天强国，统筹规划军民卫星研发和使用，加强地面站网整合建设与信息共享，积极发展军民通用化程度高的动力系统、关键部件和基础材料。适应空域改革进程，加强空域管制系统技术和装备研发，推进航空产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面向建设网络强国，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系统军民合建共用，组织实施安全可靠信息网络产品和服务相关应用示范工程。面向建设海洋强国，适应军地海洋资源调查、海域使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环境保护和岛礁建设需求，发展军民两用高性能装备和材料技术。开展军民通用标准化工程，促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

（五）加大金融财税支持。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研究推出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建立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合作对接机制。探索推进场外证券交易市场以及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建设，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完善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人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丰富并购融资和创业投资方式。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扩大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规模，鼓励探索开发高收益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等金融产品，稳步推进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鼓励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合法合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推进投贷联动试点工作。

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完善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探索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信息服务平台，促进银企对接。鼓励建设数字创意、软件等领域无形资产确权、评估、质押、流转体系，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供应链融资、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创新。引导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度。推动发展一批为飞机、海洋工程装备、机器人等产业服务的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公司。加快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融资担保工作。

创新财税政策支持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创新方式吸引社会投资，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服务创业创新的作用，完善管理规则，做好风险防控，高效开展投资运作，带动社会资本设立一批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金设立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和国际化投资基金。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对“双创”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循环经济等支持力度，推进智慧城市、信息惠民、“城市矿山”、智能装备等示范应用。进一步完善光伏、风电、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政策。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政策。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

（六）加强人才培养与激励。

培养产业紧缺人才。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领军人才行动，聚焦重点领域，依托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一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分行业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缺人才目录，在国家相关人才计划中予以重点支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高校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合理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招生比例。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建立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推动相关企业为职业学校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提供岗位。依托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养一大批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建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支持在线培训发展。

鼓励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探索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创业和离岗创业有关政策，引导和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设立一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鼓励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落实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各项激励措施，鼓励企业通过股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建立健全符合行业特点的人才使用、流动、评价、激励体系。

新兴市场国家媒体抱团发声 第3篇

1月4日凌晨两点零六分，北川中学的男生板房宿舍内，起床小解后的母志鹏拿着两把锋利修长的刀，走进了斜对门的302寝室，屋内的同学早已进入梦乡。

寝室内是有序排列的三排上下铺，处于中间位置的一张床铺，过道比较宽。母志鹏来到床铺前，提起手中的刀，放在这张床上铺熟睡中同学的脖子上，用尽力气猛地斜割了下去。随后，他迅速离开了这间寝室。

母志鹏并没有返回自己的寝室，他一个人去了教室。此时，他仍然不知道自己亲手杀害的这位同学是谁。在教室里，他拿出了一本笔记本，写道：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个同学，我又不认识人家，为什么把人家杀了呢?我很后悔!

那把杀人的刀放在了笔记本旁边，母志鹏提起手中的另一把刀，狠狠地扎入了笔记本。随后，他翻过北川中学的墙头，打了一辆出租车，到距离最近的绵阳市城郊派出所投案自首。

绵阳市的一位知情者向《望东方周刊》介绍了上述过程。

被害者动脉、喉管、气管全部被割断

302寝室内，熟睡中的同学被一阵阵“噗噗”的声音惊醒。在漆黑的房间内，旁边的同学判断出这声音来自睡在中间床铺的李浩龙，连忙询问原因，却并不见答复。一名同学打开手机，借着微弱的光线看了过去——血!

惊慌失措的同学们忙不迭地拨打了110、120，并叫醒了北川中学的保安，以及自己班级高一(1)班的班主任苟友华。当住在离302寝室不远地方的苟友华赶到现场时，他被彻底惊呆了。

由于凶器极其锋利，李浩龙的动脉、喉管、气管已经全部被割断。“我只能期盼着120赶紧过来，非常无助。”苟友华说，但他知道，如此严重的伤势，即便是最好的医生恐怕也束手无策。

当时，李浩龙还能够听见老师与同学的说话声。同学们一直都在鼓励他：“挺住!好了之后我们一起打篮球。”听到这句话，奄奄一息的李浩龙竖起了大拇指。

死神却并没有放过这位坚强的阳光少年。紧急赶来的120将李浩龙带到了绵阳市404医院，但由于伤势过重，送至医院不久，李浩龙就被宣布死亡。

“这几天，我的眼泪就没有干过。这是我的爱徒啊!”苟友华说，这位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儿子的班主任，早已把这些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李浩龙入校的第一天就是苟友华接收的，这位皮肤稍黑，非常帅气的少年，在苟友华看来是人见人爱。

李浩龙喜欢打篮球，在他的书桌里到处都是科比的照片。他学习成绩优异，并且担任班级的体育委员。在网络上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中，一名自称是李浩龙小学同学的人发言说，李浩龙“人品很好”。

苟友华最后一次见到李浩龙是在1月3日的傍晚，当时李浩龙在操场打篮球。出身农家的李浩龙家庭状况并不宽裕，再加上地震的损失，他每两周回一次家，拿到的零花钱只有50元，经常不够花，就向班主任苟友华借。元旦之前，李浩龙刚刚借了班主任100元。3日假期结束回校，碰到了班主任的李浩龙笑着说：“老师，我这里没有整一百的，只有零钱。”苟友华笑着回应：“零钱也是钱。”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诀。几个小时之后，李浩龙被杀于寝室。

苟友华至今没见过高一(5)班的母志鹏，他也不想见到，他仍然难以相信自己的爱徒已经离世，也始终没有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杀个人，就可以不上学了”

母志鹏的家在北川县陈家坝乡樱桃沟村，这里是5.12地震的极重灾区。

元旦假期之后，母志鹏经江油市于1月3日下午两点来到绵阳火车站，并在绵阳火车站旁边的大型集贸市场－—荷花市场买了两把刀。据母志鹏向当地警方交代，买刀的原因是他觉得那两把刀很好看。

但12小时之后，他这两把好看的刀就杀死了自己并不认识的同年级同学，原因到底是什么?

“情杀!”一位北川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对记者说。在北川中学的学生中间，这一说法迅速流传。“肯定是情杀。”该同学说，至于母志鹏在受审过程中，对杀人动机一直没有明确交代，则被该同学认为是保存面子。

而更为令人无语的是，在北川中学的学生眼里，这压根就是一次误杀。在他们的传闻中，母志鹏与李浩龙寝室里另一位同学才是情敌，而母志鹏本来是想去杀害自己的情敌的，结果却误杀了李浩龙。而在网络上，这一事件则被认为可能更为复杂。

或许是聽到了太多的说法，北川中学的老师在课堂上都跟自己的学生做了解释——具体原因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中，等到事情明朗之后，会向学生们说明清楚。

但据《望东方周刊》了解，由于北川中学尚在绵阳市涪城区辖内的长虹培训中心板房区内，作为此次事件主管单位的涪城区公安局，已经基本排除了情杀的可能。

据涪城区警方的侧面调查，母志鹏确实对本班一名家住江油市的女同学颇有好感，经常一起打饭。而这一女孩与李浩龙室友也确实在谈朋友。1月2日，李浩龙的室友在QQ上与该女孩声明分手，该女孩当时非常伤心。

但是，据涪城区警方的了解，这一切母志鹏并不知道。由于家庭贫困，母志鹏没有手机，交流并不方便。母志鹏不知道该女孩与李浩龙室友谈朋友，也不知道两人已经分手。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母志鹏对此也只字未提。而且，母志鹏杀人后在笔记本上明明写着并不认识李浩龙。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母志鹏给涪城区警方唯一比较合乎逻辑的交代是，元旦假期期间，回到家里的母志鹏与亲朋好友一起聚会，结果，在成绩优异的表兄弟面前，成绩一般的母志鹏引来了家长的一顿数落。“杀个人，就可以不上学了。”母志鹏这样说。

地震前后的学生明显不一样

高一的学生，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当16岁的母志鹏来到绵阳市城郊派出所投案时，民警压根不相信这是真的。而对于民警的询问，母志鹏的回答却非常清晰，北川中学高一(5)班学生，杀害了自己的同学。

当民警半信半疑地打通北川中学的电话时，涪城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员已经在凶杀案现场了。没有人相信这是一名16岁少年犯下的罪错，更没有人相信另一个16岁的阳光少年已经离开了这个刚刚经历了磨难而依然坚强的世界。而这一切，发生在万众瞩目的北川中学，就更为令人痛心。

独生子李浩龙的遇害，让他的父母与奶奶心疼得几欲跳楼。李浩龙的父亲，一位淳朴的农民，见到班主任苟友华时，两人抱头痛哭。

新兴国家 第4篇

一、国外房价走势与影响因子分析

国外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及其变化, 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英国劳埃德银行旗下的劳埃德TSB国际发布的全球房地产市场报告指出, “从2001年至2011年十年间, 被调查的3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上涨56%;其中, 涨幅前三名为印度、俄罗斯、南非, 分别为284%、209%、161%;跌幅前三名为日本、爱尔兰、德国, 分别为30%、23%、17%;中国内地位居第14位, 涨幅为47%”。

这一结果符合市场的基本认识:新兴市场国家房价普遍涨幅居前, 发达国家房价平稳甚至跌幅较大。笔者查阅了各国官方统计数据, 对上述榜单中的前后三甲, 加上中国、美国两大主要经济体共计八个国家的GDP、人口、城市化率、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等多个指标进行数量分析, 发现经济增长与人口流动对房价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1, 2001年至2011年期间, GDP增幅最大的依次是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增幅最小的依次是日本、美国、德国、爱尔兰。

如图2, 城镇人口 (总人口与城市化率的乘积) 增长最快的依次是中国、印度、爱尔兰、南非;城镇人口增长最慢的依次是俄罗斯、德国、美国、日本。

如图3, 城市化率第一梯队的是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 均大于70%, 其中日本城市化率最高;第二梯队的是爱尔兰、南非、中国、印度, 均小于70%, 其中印度城市化率最低。

如上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城市化率代表房地产市场发展潜力, 两者成负相关, 城市化程度越高, 市场对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在递减。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主要依赖两个方面, 一方面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新增人口和新增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商住环境的改善, 在城市化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这两方面的推动因素会累加, 并积极促进房价的上涨。当城市化率较高时, 由于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医疗教育资源紧缺等因素, 反而出现逆城市化, 即出现城镇人口减少。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房价涨幅第一的印度城市化率水平最低, 仅为31%;房价跌幅第一的日本城市化率水平最高, 高达91%。

二是各国房价涨跌的原因不尽相同, 如俄罗斯虽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但GDP却是10年前的6倍, 经济爆炸式增长抵销了城镇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房价出现大幅上涨;而日本虽城镇人口出现14%左右的增长, 但GDP却仅有41%的增长, 基本处于滞涨状态, 经济不景气拖累房地产市场需求的释放, 房价出现大幅下跌。

三是房价涨跌受到多个因素综合影响, 如GDP、城镇人口、人口密度等指标的变化均会影响房价, 各个因素之间可能相互抵消或相互促进, 共同对房价走势形成促进或抑制作用。为此, 笔者对上述8个国家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归一处理, 并将各影响因子的乘积作为综合系数, 如表1。

房价涨幅前三甲的印度、俄罗斯、南非, 综合系数分别为5.90、5.84、4.60;房价跌幅前三甲的日本、爱尔兰、德国综合系数分别为1.62、3.01、1.93。除了爱尔兰外, 其他5个国家的综合系数与其房价涨跌幅排名情况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 即综合系数越高, 房价涨幅越大, 反之跌幅越大。

二、中国房价持续上涨根源

如上分析, 中国的综合系数高达8.26, 该数值甚至高于涨幅排名第一的印度, 但前述全球房地产市场报告中提到“中国10年间的涨幅仅为47%, 排名第14位”, 这并不符合综合系数表中的逻辑关系, 也不符合中国近十年来平均房价基本翻番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平均房价从2001年的2170元/平方米上涨到2011年的5357元/平方米, 2011年是2001年的2.47倍。

基于国际比对,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越调越涨”的根源在于中国处于城市化进程提速、经济快速增长的历史阶段, 这也是房地产行业繁荣、房价暴涨的必然阶段。中国在2001年至2011年十年间, GDP (当年价格) 从13172万美元提高到72038万美元, 年均增长17.9%;城市化率从37%提高到51%, 增加14个百分点;经济高速增长、城镇人口大幅增加, 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两大因素没有相互抵消, 而是相互促进造成叠加效应, 最终导致中国房价的牛市。

三、结论与启发

笔者曾在《房价形成的基本逻辑》、《房价形成机制与定量分析初探》等文中提出供求关系决定房价, 房价是供求比的函数;在供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房价取决于需求的变化, 需求包括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投资性需求三大类;需求取决于新增城市人口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形成的购买力。结合以上各国实证数据的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推断:城镇人口的增减、人口密度的大小对供求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代表经济增长成果的GDP指标与房价有很强的关联性。

在研究某个国家、地区、城市等具体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时, 应重点关注:区域经济增长相对情况和城市人口流入流出状况。比如, 欧债危机导致欧洲整体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但从欧洲内部看, 希腊、西班牙等主权债务出现问题的国家由于社会不稳定和社会福利下降引发人口资金流出, 这种人口资金的转移反而促进了经济相对稳定的德国等国家人口资金持续流入, 导致该国房价在长期低迷后近期出现了回暖。

新兴国家 第5篇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划》)已经下发。《规划》要求，加快发展先进环保产业。大力推进实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区域与流域污染防治整体联动，海陆统筹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促进环保装备产业发展，推动主要污染物监测防治技术装备能力提升，加强先进适用环保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和集成创新，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环保产品，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全面提升环保产业发展水平。到2020年，先进环保产业产值规模力争超过2万亿元。下图为《规划》详解：

新兴国家 第6篇

近在咫尺令人心动的新机会

工业4.0目前正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工业4.0同样被称作集成工业互联网。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以及普通大众都对工业4.0相联系的新机遇备感兴趣。这种兴趣无疑被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和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对工业4.0的聚焦而进一步放大。工业4.0与巨大的经济潜力相联系，例如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预测，在工业4.0的帮助下，企业可以将生产效率提升30%。

工业4.0的概念包含了广泛的科学领域，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技术、物联网、smart x、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沟通、精准农耕、智能生产和智能工厂。但是，工业4.0这个热词背后的真实是什么呢？工业4.0说到底是在整个价值链上，用无缝连接的终端到终端的数字信息流，将横向和纵向价值链进行一体化整合、重新组织并自动化。工业4.0的核心元素是智能工厂的智能生产，智能工厂的任务是在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控制好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在智能工厂内部，人及其资源之间都能进行直接的交流。拥有交互界面和智能移动性的智能物流、智能电网和智能工厂，这是未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元素。

实际经验显示，企业的年龄决定了是否接近工业4.0新特征的关键决定因素。所以，生产过程结构相对不那么固定化的企业家更有可能拥抱工业4.0的新元素。这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正在改变的工业局面

中国的商业环境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环境之一。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巨大变革并持续在发生改变：从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结构，转向了在可预见未来内的现代工业结构。一方面，快速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看似无穷的劳动力供给正在缩减。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大幅提高了抚养比。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也作出反应，导致了中上层收入消费阶层的出现。结果是这个国家相对优势的改变和国内需求结构日益朝着更多资本和科技终端消费品转变。

中国政府已经对这种挑战作出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从农业和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结构转变。因此，中国的工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中国常常被打上“世界工厂”的标签。但是，经济转型的过程不可能就此停止。

下一个转型的目标涉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为了达到该目标，中国保持其在一个永恒改变的全球市场中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在这里，工业4.0代表了一个能够改变工业结构的根本驱动力。为了拥抱工业4.0为当地商业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中国政府需要再一次发挥中心角色。

工业4.0背后不同阶段的革命性概念

工业4.0这个热词之后是什么呢？工业4.0包含了一个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技术、物联网、工业网络、集成工业、smart x、机器和机器之间的交流。它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将生产、营销、物流连接起来。这种重组由能源供给和智能电网延伸到先进的流动性概念（智能流动性、智能物流）。

结果就是一个完全的智能环境，其核心是智能工厂。人、机器、资源之间的直接联系创造出了与自己的生产过程和未来使用更相匹配的智能产品。有了这些知识，就能够积极地支持生产过程，使得智能工厂灵活、高效、快速地处理生产上的波动和使用现有资源处理个体生产的故障。

工业4.0的利益是多重的

毫无疑问，工业4.0的利益是多重的。包括在资本、能源、人员方面多种节约资本的选择；增加了市场的灵活性；通过小批量生产更加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终端对终端的系统工程能够制造消费者定制化的产品。使得生产者能够在生产过程中作出调整。为了量化这种潜力，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预测目前现有的企业在4.0的帮助下，可以将生产效率提高30%。

在工业领域，工业4.0带来的利益主要在以下领域：机械和工厂工程、机动车辆和汽车零部件、信息和沟通技术、电子设备、化工行业。然而重要的是，工业4.0的利益不仅限于制造业、物流行业、金融服务、健康医疗等行业，它会进一步经历快速的变革和巨大的经济冲击。经常被忽略的是，农业也是工业4.0下价值链横向、纵向整合的一个主要受益部门。物联网能够被用来提高农作物灌溉、环境监测、农产品市场流通及可追踪性。通过这些方式，工业4.0极有可能对数以百万计的生产者和几十亿计消费者的经济生活产生客观的影响。

工业4.0令人眼花缭乱的潜在应用范围可以由以下不同行业的成功企业予以证明：爱科集团（农业机械专业）、博格华纳公司（驱动技术）、博世力士乐（驱动技术）、布鲁克（检测技术）、戴姆勒公司（汽车行业）、约翰迪尔（农业机械）、费斯托（工艺自动化）、雅迪（网络技术）、豪迈（木工机械）、惠普（信息技术）、卡巴（安全技术）、思爱普（信息技术）、塞卡（检测技术）、西克公司（传感器技术）、西门子（电气和电子设备）、特伦普夫（生产技术），大众汽车（汽车行业）和威腾斯坦集团（驱动技术）。此外还包括中国的海信（电子硬件）、华为（电信设备）、联想（IT硬件）、迈瑞（医疗器械）、新华医疗（医疗器械）、展讯（半导体设备）和中兴通讯（IT硬件）。

中国等待收割的巨大潜力

工业4.0对中国的潜在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工信部曾经估算中国的自动化产业产值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2013年，仅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产出价值就超过3.2万亿美元。但是工业4.0对中国来说不只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工业4.0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能够弥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并保证国际竞争力。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功执行工业4.0呢？好消息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技术原则上目前已经存在，这包括生产和绩效报告，基于条件的检测，智能警报，时间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的计算，以及最终为提高决策效率而进行的合作。充分利用这项技术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是一个有多种能力定义的现代商业环境。首先，认知是一个起点。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已经为成功将工业4.0在现有工业框架内采用和融合打下了基础。除了在目前的五年计划中所提到外，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早在多年前就明确强调了工业自动化在物联网背景下对中国转型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已经打好了基础

中国过去对工业4.0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发挥国家角色，创建一个合适的环境，让工业化得以发生。第二个支柱是国家对工业化进程进行直接干预。第三个支柱是逐渐将公共机构的创新重新配置到私有企业中。

这里有几个政策方面的例子，例如十五年前，中国国务院决定通过创新，采用先进科技和工业化来加速经济的技术进步，并因此颁发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该项目包含了跨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投资、融资、税收、工业技术、出口、收入分配、培训、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2011年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工业转型。

2012年，第18届中央委员会决定，将ICT导向的发展作为中国2020年关键社会和经济目标之一。在这个框架内，高科技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有几个优先发展的工业领域，具体为：新IT、新能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清洁能源车辆等领域。这些也在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和目前的“五年规划”中被重点强调。

万不能沾沾自喜

有些政策已经转化成为成果。根据麦肯锡的报告， 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规模的比例为4.4%，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相对规模不仅赶上了国际标准，还超过了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宽带计划中也重点强调了一个现代ICT技术设施作为其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国家宽带计划的目标是到2015年为城市地区提供超过20M/秒的网络覆盖，和农村地区4M/秒的网络覆盖。

另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描绘的图景，这一领域的改善也是急需的。在技术可用性方面，中国落后于其他国家。虽然接入互联网的人数在过去大幅增加，互联网使用更多的是消费行为，而非企业行为驱动。而且进一步来说，中国在互联网贷款方面依然落后于其他国家，仅排名世界第120位。如果中国想要在工业4.0中扮演领先角色，那这就代表了一个重要挑战。

路漫漫，其修远

合作，是在现代社会中和有竞争力的工业生产框架内成功执行工业4.0的关键。所幸的是，这已被充分理解。中国2013年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协调物联网方面的政府政策和行为。重要的是，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多种不同公共机构，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政府和企业层面的行动需要携手并进。主要的工业转型努力必须发源于企业家精神，但中国持续提升现有商业框架成功执行工业4.0仍处于初级阶段，极大挑战依然在前方。

工业4.0并非全部

数字革命与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反对声音，甚至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关于工人失去工作或对现有责任结构的干预的恐惧和担心。公开处理这些问题是管理层不可低估的一项任务。这些担心并非徒有其表，而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更需要管理当局认真对待。

中国今天的生产流水线与十年前迥然不同。这些年来，工厂内部替代劳动力的技术成本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工人流失，而且，这部分失去工作的工人往往正是社会中最为脆弱的群体，他们承受了社会最大的成本。自动化过程会取代许多常规性的工作，同时会增加分析性和高技术性劳动。然而，它会在总量上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数字可以帮助回答针对工业4.0的普遍反对：麦肯锡估计，采用互联网技术的企业，每减少一个工作岗位的同时，会创造2.6个工作机会。工业4.0会扩大蛋糕，虽然同时会影响这一分配。

为了充分享有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收益，工业4.0的执行不应仅被局限于单个企业。所以，为充分贯彻落实工业4.0，中小企业需要被扶持，并得到应有的特别关照。2013年颁布的计划指令，是朝着培养中小企业的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原因是，第一，中小企业生产了中国大约70%的GDP。中国因此可以创造自己版本的中小型企业，聚焦于生物科技、制药技术、消费电子、医疗技术、无人驾驶飞机和电信设备。第二，在这些企业里面，对互联网的认识尤其不足。中国中小企业中互联网采用率估计低至20%-25%。

发挥企业层面的行动

工业4.0的核心理念是基于价值链上快速和有效的数据传输。随着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工业数量的增加，每个企业获得的收益也逐渐增加。换种方式来说，就是在工业4.0的环境下，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工业4.0需要不同企业之间协调行动。

然而，一个市场革命极有可能与市场失败相伴。企业层面工业4.0的执行和创新受到互补型投入要素可得性和可用性的沉重影响。显然，一个企业在其通往工业升级的道路上，因为缺少高级电网和宽带连接而被限制住。不幸的是，互补型问题带来了责任归属的问题。谁来承担提供必需的投入要素的成本问题，与转型过程紧密相连。并且，常常需要国家采取行动。为了成功执行工业4.0，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其他政府都需要动员并促进企业层面对工业4.0的执行。这包括基础设施、法律框架和一个全面的综合教育体系。

工业4.0能够成功执行的关键挑战之一，在于对收集的数据实时进行有生产性的使用。这就需要增加对网络可用性和网络速度，以及市场导向型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政府需要在这两种因素的提供中发挥主导角色，因为这两种要素私人市场会提供不足。没有企业能够承受全国范围内高速宽带覆盖的成本。企业也不会大力投资劳动者素质，因为劳动者在不同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流动。

同时，企业也缺少培育将工业4.0融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其他能力的激励。如果ICT基础设施和技能偏向型劳动需求都不能满足的话，通过特殊政策解决生产者能力潜在问题，就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和流动性，从而在个人层面上提升了对工业4.0的认知；另一方面，它鼓励了企业对执行工业4.0所需能力的投资。这将提升效率和整体的经济繁荣程度。

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

目前关于数据安全保密和标准化等方面的未解决问题急需解决。互通性和兼容性是自动化的核心，有效的数据传输需要数据端口和数据协议被清晰定义。只要不同的系统之间不兼容，一个企业就极难转换进入另外的价值链。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在经济上实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数据标准化是一个前提。

关于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的风险是严重的，构成了工业4.0执行的巨大障碍。如果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企业会因为担心泄露敏感内部数据而选择远离进入一个价值链的综合化、一体化策略。而且更普遍的，大量上传和交换的数据使得用户成为外部黑客袭击的重要对象。由于相互之间关联性的增加，黑客袭击可能破坏整个生产过程，将风险由公司层面传递至宏观经济层面。

目前，在数据保护、数据安全和政府可以进入的数据范围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在工业4.0背景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试想，一个企业想要设立一个智能工厂，并将提高其在价值链上的综合化、一体化水平，然而，它却因为其主要供应商所在国家的法律框架缺少一套清晰的关于数据安全的规则，而放弃该想法。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体现了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国家利益和隐私权利之间的潜在冲突。

政府需要负责保证公司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是安全的，并且保证居民普遍信任其法律框架。不同法律框架之间的不同，则会限制国际贸易和投资。不同政府和机构之间因此需要进行紧密的国际合作。

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开展国际合作

幸运的是，建立国际标准和规范工作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应该得到肯定和认可。该委员会由来自中国和德国的40名代表组成。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关于第一个物联网背景下标准的建立，该标准由中国发起，并于2012年由国际电讯联盟通过。新标准发布之后，欧盟和中国在2014年恰到好处地发布了一项联合白皮书，描述了未来发展存在的挑战、未来发展的不同方向以及策略。

工业4.0的一个关键要素即是促进一个对各方皆有利的双向的科技和知识传递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和德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10月，中国和德国联合发布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该纲要将工业4.0强调为未来双边经济关系的中心点。

中德“工业4.0对话”和《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充分表明了国际合作能够促进两国工业4.0的发展。该行动计划的目标是促进高技能工程工人的联合教育，因此，直接解决了关于工业4.0的一些问题。中国早已做出一系列努力以与美国、欧洲特别是德国等经济体达成国际协定。这也奠定了深化中德合作的基础，并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4.0时代是新兴国家重要的机遇

由于对工业4.0概念清晰定义的缺失，经常造成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如果成功执行，工业4.0将会革命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然而，工业4.0的施行将是一个逐渐衍化的路径：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家企业到另一家企业。实际上，工业4.0的好处不大可能在这个十年之内实现。所以，耐心和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的合作是工业4.0成功执行的必备条件。这就需要政策不仅是未来导向的，而且必须保持一个健康、务实的态度。

中国需要提升工业4.0发生的商业环境。然而，中国并没有工业4.0发展的标准蓝图。幸运的是，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如果想要抓住与工业4.0有关的机遇，尚需要在劳动力质量和互联网贷款方面作出进一步的提升。

新兴国家 第7篇

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企业重大科技成果集成、转化能力大幅提高, 掌握一批具有主导地位的关键核心技术, 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平台, 发明专利质量数量和技术标准水平大幅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5%以上。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创新创业环境更加完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推进, 有利于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商业模式、发展新业态的市场准入条件, 以及财税激励、投融资机制、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政策环境显著改善。

国际分工地位稳步提高。涌现一批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开展高层次分工合作的国际化企业,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大幅提高, 在部分领域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制造基地。 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 形成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引领作用的骨干企业, 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链和产业集聚区。到2015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 对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增加就业等的带动作用明显提高。 到2020年, 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 部分产业和关键技术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把握信息技术升级换代和产业融合发展机遇, 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信息网络, 突破超高速光纤与无线通信、物联网、云计算、数字虚拟、先进半导体和新型显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推进信息技术创新、新兴应用拓展和网络建设的互动结合, 创新产业组织模式, 提高新型装备保障水平, 培育新兴服务业态, 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带动我国信息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十二五”期间,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

1.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实施宽带中国工程, 加快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统筹宽带接入、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络建设;加快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发和自主标准的推广应用, 支持适应物联网、云计算和下一代网络架构的信息产品的研制和应用, 带动新型网络设备、智能终端产业和新兴信息服务及其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发展宽带无线城市、家庭信息网络,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延伸覆盖, 普及信息应用;强化网络信息安全和应急通信能力建设。

2.电子核心基础产业

围绕重点整机和战略领域需求, 大力提升高性能集成电路产品自主开发能力, 突破先进和特色芯片制造工艺技术, 先进封装、测试技术以及关键设备、仪器、材料核心技术, 加强新一代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工艺技术研发, 培育集成电路产业竞争新优势。积极有序发展大尺寸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TFT-LCD) 、等离子显示 (PDP) 面板产业, 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三维立体 (3D) 、激光显示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攻克发光二极管 (LED) 、OLED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材料, 提高LED、OLED照明的经济性。掌握智能传感器和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及系统的核心技术, 提高新兴领域专用设备仪器保障和支撑能力, 发展片式化、微型化、绿色化的新型元器件。

3.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

加强以网络化操作系统、海量数据处理软件等为代表的基础软件、云计算软件、工业软件、智能终端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关键软件的开发, 推动大型信息资源库建设, 积极培育云计算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 促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向产业链前后端延伸, 推进网络信息服务体系变革转型和信息服务的普及, 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内容产业, 提升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充分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继续扩大软件信息服务出口, 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依托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层次和水平。

三、重大工程

1.宽带中国工程

加快推进宽带光纤接入网络建设, 推进第三代移动通信 (3G) 网络全面、深度覆盖, 开展TD—LTE规模商用示范;实施下一代互联网商用推广, 建立新型网络体系架构及配套技术试验床, 形成完备的互联网技术标准, 完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全面实施广播电视数字化改造, 积极推进三网融合;组织关键技术、装备、智能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到2015年, 宽带接入能力显著提高, 95%的行政村具备宽带接入能力, 相关装备和智能终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全国县级 (含) 以上城市有线电视实现数字化, 80%实现双向化, 并基本完成数字地面电视覆盖。

2.高性能集成电路工程

围绕重点整机系统应用需求, 突破高端通用芯片核心技术, 大力支持移动互联、模数混合、信息安全、数字电视、射频识别、传感器等芯片的设计, 形成系统方案解决能力。加快先进生产线和特色生产线工艺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充, 提高先进封装工艺和测试水平。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增强关键设备、仪器和材料的开发能力, 支持大生产线规模应用。强化国产芯片和软件的集成应用。加快提升国家级集成电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水平和能力。到2015年, 集成电路设计业产值国内市场比重由5%提高到15%。

3.新型平板显示工程

开展TFT-LCD显示面板关键技术和新工艺开发, 实施玻璃基板等关键配套材料和核心生产设备产业化项目。突破PDP高光效技术、高清晰度技术以及超薄技术, 完善配套产业链。开展高迁移率TFT驱动基板技术开发, 攻克OLED有机成膜、器件封装等关键工艺技术, 加强关键材料及设备的国产化配套。开展3D显示、电子纸、激光显示等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到2015年, 新型平板显示面板满足国内彩电整机需求量的80%以上, 提高关键材料和核心生产设备本地化配套率。

4.物联网和云计算工程

构建物联网基础和共性标准体系, 突破低成本、低功耗、高可靠性传感器技术, 组织新型RFID、智能仪表、微纳器件、核心芯片、软件和智能信息处理等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建设。在典型领域开展基于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物联网示范应用, 培育和壮大物联网新兴服务业, 加强物联网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开展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整合现有各类计算资源, 推动各领域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突破虚拟化、云计算应用支撑平台、云安全、云存储等核心技术, 大力加强高性能计算等领域应用软件的开发, 推进高性能服务器、海量数据存储、智能终端等设备产业化, 加强对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统筹部署和创新发展, 构建云计算标准体系, 支持建设一批绿色云计算服务中心、公共云计算服务平台, 促进软件即服务 (SaaS) 、平台即服务 (P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等业务模式的创新发展。到2015年, 初步形成符合国情的应用模式、标准规范和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

5.信息惠民工程

推进普遍服务, 完善信息惠民基础条件;建立多层次的国家优质教育资源库和共享服务平台, 完善现代远程教育传输网络和服务体系;加强公共安全信息化支撑体系建设, 提升公共安全实时监控、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理能力, 提高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推进远程医疗, 推广医疗信息管理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系统;推进标准统一、功能兼容的社会保障卡应用, 逐步实现“人手一卡”和“一卡通”;支持一批城市开展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支持应用新信息技术和服务模式, 在海铁公水联运、智能电网、安全生产监管、林业生态监测、环境污染监控、食品安全监管、药品药械监管、智能交通、货物快递追踪、危险品管理、城市公共管理等领域开展新型信息服务。加快研发适应三网融合业务要求的数字家庭智能终端和新型消费电子产品, 开展数字家庭多业务应用示范。扩大信息服务在城乡及各领域的覆盖和应用。

新兴国家 第8篇

外汇 (foreignexchange) , 是指外国货币或以外国货币表示的能用来清算国际收支差额的资产。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外国货币都能成为外汇的。一种外币成为外汇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 自由兑换性, 即这种外币能自由地兑换成本币;第二, 普遍接受性, 即这种外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被各国普遍地接受和使用;第三, 可偿性, 即这种外币资产是可以保证得到偿付的。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外币及其所表示的资产 (各种支付凭证和信用凭证) 才是外汇。

外汇储备 (foreignexchangereserve) 是当今国际储备中的主体。首先是因为就金额而言, 它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的储备, 更重要的是, 外汇储备在实际中使用的频率最高、规模最大, 黄金储备几乎很少使用。国际储备中的储备地位和特别提款权因其本身的性质和规模, 作用也远远小于外汇储备。由于外汇储备是国际储备中的主体, 因此就全球而言, 外汇储备供给状况直接影响世界贸易和国际经济往来能否顺利进行。供给太少, 则很多国际将被迫实行外汇管制或采取其他不利于国际经贸活动顺利开展的措施;反之, 若供给太多, 又会增加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 外汇储备的供应主要依赖于美元。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逆差, 使大量美元流出美国, 形成世界货币, 其中一部分被各国政府所拥有, 成为各国的美元储备。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 由于美元币值的相对不稳定性, 加上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德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在世界经贸领域中的作用的扩大, 储备货币的供应开始出现多样化。目前, 虽然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最大, 但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比, 其重要性已相对下降。

从一国家角度看, 中央银行持有并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谨慎性动机, 这里面又可以分三类, 第一, 清算国际收支差额, 维持对外支付能力;第二, 干预外汇市场, 调节本国货币的汇率;第三, 可以作为政府向外借款的保证和用来支持对本国货币价值稳定性的信心另一种是重商主义动机即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 必须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避免或延缓本币升值。

2 现状问题

新兴市场, 泛指一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 如中国、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及土耳其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劳动力成本低, 天然资源丰富, 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会将生产线移至新兴市场, 凭借低廉的劳工成本增强竞争力。另外, 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会向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买入廉价的原材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从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中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 改善收入, 提高消费能力, 并带动经济发展。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 随之而来的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 以及大量外资进入本国资本市场, 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上升。2008年新兴市场中国、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韩国、巴西、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外汇储备排在了世界外汇储备排行榜的前列。由于外汇储备都是以外币资产计量, 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那么有什么风险呢?下面的论述以新兴市场代表国家中国为例。

2009年12月底,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23991.52亿美元, 超过了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外汇储备的总和, 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地增长, 从1996年年底的1050亿美元, 增长到2009年年底的23991.52亿美元, 在15年内增长了92倍, 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的外汇储备量更是突飞猛进, 不断创造新的纪录。虽然2008年个别月份外汇储备有所减少, 但是整体来说, 高外汇储备增长仍是一个趋势。

拥有高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2.1 依据我国不同来源的外汇储备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

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 反映的是国内总需求的不足。外需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但也意味着我国大量的资源被外国所利用。这并不利于我国国民生活福利的提高, 并且会引起贸易摩擦。另外短期资本流入形成的外汇储备虽然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活跃, 但是过多尤其是纯粹的投机资本流入将容易导致经济的“泡沫化”, 隐含着经济危机, 具有很高的风险性。2007年股市楼市的创新高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投机资本的进入。目前, 外汇储备中有将近1/3的投机资本, 这是比较危险的。

2.2 高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较高的汇率风险, 变化的汇率会导致外汇资产价值的波动

我国主要以美元为储备货币, 美元汇率的变动, 往往也带来外汇储备价值的变动。中国既是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 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国。根据估算, 在中国外汇储备中, 美元资产约占70%, 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之巨。如上所述, 由于美国政府在救市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负债, 美国可能通过进一步增发国债或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为救市成本融资, 而这将使得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面临资产价值下降与美元贬值的双重冲击。

2.3 过高的外汇储备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在内外两方面产生冲击

迫使人民币升值。高外汇储备意味着, 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 这将迫使本币升值, 本币升值往往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导致资产价值高扬, 易形成资产泡沫化。同时本币升值预期引致资本流入, 推动外汇储备增加和资产价格上涨, 强化或实现本币升值, 推动更多游资进入, 继续推动储备增加、资产价格上涨和本币升值, 当实体经济不能支撑流入资本的获利要求或预期逆转时, 这些流入资本会撤出, 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减少, 资产缩水, 本币贬值, 引发金融危机, 使经济崩溃或衰退, 国民财富被洗劫。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升值是导致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10多年的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高外汇储备的存在, 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

增大货币供给, 导致通货膨胀, 降低宏观调控能力。外汇储备增加是货币投放的一条重要渠道, 央行购进外汇储备, 投放基础货币, 通过货币乘数效应, 往往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且, 高外汇储备的两种主要影响是冲突的, 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减低。例如, 央行为了降低高外汇储备对国内的影响, 须通过回笼现金, 或提高利率等方式, 来减少货币供给。这样却增大了本币升值压力;相反, 央行为了降低高外汇储备带来的本币升值压力, 须通过降低利率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 这样就强化了第二种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内外目标冲突

3 高外汇储备形成的动因

为了解除或减少高外汇储备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有必要找出形成高外汇储备的动因。从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关系中可以看出, 外汇储备的积累应该来自经常项目或资本项下非储备部分的顺差。不存在资本管制或外汇干预的情况下, 这两个部分的收支相抵, 维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官方外汇储备也会处于基本稳定的状况。但是在我国,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习俗, 决定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政策, 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内部消费不足导致了我国出口鼓励政策和引资政策以及外汇结售汇政策。在这些政策下, 通过国际贸易, 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国际上认为人民币低估,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 外部预期人民币升值, 大量游资进入中国。另外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以及金融体系都影响着外汇储备的形成。

3.1 简单外向型发展战略下的出口鼓励政策和引资政策

我国近年保持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自1994年以来, 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2008年经常项目收支盈余为4400亿美元, 同比增长约20%。作为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国家, 贸易顺差与外资流入是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 近几年的进出口增长强劲。2008年我国出口总值14285.5亿美元, 进口总值11330.8亿美元, 贸易顺差2954.7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 近10年来一直保持较大的增长态势。广阔的市场前景、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环境吸引着外资不断流入中国, 使资本项目不断增加, 据商务部预计, 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就达950亿美元。与相对稳定的直接投资不同, 短期资本流动则变动剧烈, 它主要在金融账户下的其他投资项目中显示。受投资吸引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 这一项目外汇流动异常并且规模较大。

实际上, 我国外贸顺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是逐年减弱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稳步增长, 成为支撑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力量。

3.2 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导致非FDI资本大量涌入

人民币升值预期迫使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目前, 我国已经基本放开居民和企业的留汇额度限制, 实行意愿结汇以化解高额的外汇储备。但外汇储备量只增不减, 居民和企业结汇的热情高涨, 许多出口都提前结汇、进口延迟付汇以尽量缩短美元的持有时间以降低汇率风险。与此同时, 大量国际热钱也以各种方式不断涌入中国, 归根结底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2005年至今, 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断小幅调整, 这种渐进式汇率体制改革缺乏透明度, 也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大量涌入非FDI资本是外汇储备中最危险的部分。

3.3 资本管制政策, 盯住汇率制度和外汇干预政策的综合作用

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体制是造成高额外汇储备的根源。1994年汇率并轨后, 造成人民币贬值, 引起出口的增加是我国出现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1993—1995年推行高利率货币政策, 1996年后出台各种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 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我国。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 由于银行二级储备功能受到各种限制, 不能对外汇起到吸纳和缓冲作用, 于是大规模的结汇压力通过外汇市场全部施加给中央银行。由此可以看出, 外汇储备的超额增长是与我国的政策导向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年来我国实行的超稳定汇率政策, 降低甚至消除了汇率风险, 刺激了对外贸易和国外短期资本的流入。由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当国内外的利率出现差异时就会出现单边套利机会, 造成资本的大量流入, 最终导致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二是多年来我国在外汇管理体制上实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账户差别管理, 经常项目实行强制结售汇, 资本项目结售汇实行审批制, 经常项目下的用汇则必须持规定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由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售汇。此外, 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 国家又实行“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 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遏制了资本流出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 我国对外汇银行实施结售汇周转头寸限额管理, 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根据外汇市场情况自主决定头寸。再者, 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因此, 为维持汇率稳定, 央行频繁入市干预, 既要被迫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因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所带来的外汇 (其中主要以美元为主) , 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 又要吸收由于强制结售汇和限额管理制度而使得本应由企业和银行持有的那部分外汇资产。

4 结论

从中国的例子可以看出, 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发展阶段的约束, 采取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以及对外来资本的管制, 导致了这些国家走向了高外汇储备国家之列, 拥有高外汇储备说明了一个国家地区在发展的同时也保持着谨慎的对外政策, 面对高额的外汇储备, 如何进行管理, 如何保值增值又是一项重大的课题。

摘要：发源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过去了两年, 其影响已经波及与发达国家紧密相关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应对金融风暴,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救市政策措施, 与此带来的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扩张, 使得持有这些国家货币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资产大量缩水。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的例子来阐述新兴市场国家高外汇储备的成因。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高外汇储备,形成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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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飞.浅析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及管理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8 (8) .

新兴国家 第9篇

在准入方面, 《意见》指出, 要清理规范现有针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准入条件。要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 加快清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的准入条件, 制定和完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相关管理办法。除必须达到节能环保要求和按法律法规取得相关资质外, 不得针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注册资本、投资金额、投资强度、产能规模、土地供应、采购投标等方面设置门槛。

《意见》要求, 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资金等公共资源对民营企业同等对待。各相关部门和各地发展改革委要规范公共资源安排相关办法, 在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财政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资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资金以及协调调度其他公共资源时, 要对民营企业与其他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在资金保障方面, 《意见》明确, 引导民资设立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 支持民企充分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要积极支持和帮助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试点等。

《意见》还鼓励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发展合同能源管理、污染治理特许经营、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和车辆租赁等相关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 发展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数字内容、研发设计服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高技术服务业。

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

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力量。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于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13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发[2010]32号) 精神, 增强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性的认识,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清理规范现有针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准入条件。

要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 加快清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的准入条件, 制定和完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相关管理办法。除必须达到节能环保要求和按法律法规取得相关资质外, 不得针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注册资本、投资金额、投资强度、产能规模、土地供应、采购投标等方面设置门槛。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资金等公共资源对民营企业同等对待。

各相关部门和各地发展改革委要规范公共资源安排相关办法, 在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财政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资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资金以及协调调度其他公共资源时, 要对民营企业与其他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三、保障民营企业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制定。

各相关部门和各地发展改革委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配套政策、发展规划时, 应建立合理的工作机制, 采取有效的方式, 保障民营企业和相关协会代表参与, 并要充分吸纳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四、支持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要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推动公共技术创新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 探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机制, 扶持民营企业引进人才。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建立健全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中心等研究机构。支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承担或参与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建设任务。

五、扶持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市场示范应用。

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国家相关科研和产业化计划, 开发重大技术和重要新产品。扶持相关企业协同推进产业链整体发展, 促进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工程化、产业化。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起或参与相关标准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具有重大社会效益新产品的市场示范应用。

六、鼓励发展新型业态。

鼓励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发展合同能源管理、污染治理特许经营、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和车辆租赁等相关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 发展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数字内容、研发设计服务、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高技术服务业。

七、引导民间资本设立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开展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参股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高技[2009]2743号) 精神, 各地发展改革委在创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时, 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规范引导合格合规的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 (股权) 投资基金。

八、支持民营企业充分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

要积极支持和帮助产权制度明晰、财会制度规范、信用基础良好的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试点等, 改进对民营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项目的融资服务。

九、鼓励开展国际合作。

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开拓国际业务、参与国际竞争。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投资、并购、联合研发等方式, 在境内外设立国际化的研发机构。鼓励民营企业在境外申请专利,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 建立国际化的资源配置体系。

十、加强服务和引导。

新兴国家 第10篇

一、南美洲典型国家国企改革经验

近年来, 南美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其中的巴西、阿根廷两国尤其具有代表性。在此两国中, 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目前, 通过改革提升国有企业地位, 重新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正成为共识和趋势。

(一) 巴西

巴西是“金砖国家”之一, 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二战以后, 巴西开始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当时, 巴西国内民族主义运动高涨, 民众纷纷呼吁加快实现民族经济独立, 加之其时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盛行, 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经济独立的象征和标准, 在巴西得到迅速发展。巴西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建立了一批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骨干企业。至20世纪70年代末, 巴西政府先后建立起近千户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涵盖钢铁、矿山、石油、公路运输、港口、通讯和银行等多个经济部门并迅速形成垄断。可以说, 国有企业的建立对巴西政府实施替代进口战略、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以及促进大型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立, 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 巴西国有企业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 经营陷入困境, 效率低下、亏损严重, 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与此同时, 拉美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也发生转变, 而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达国家则将国企私有化作为国际合作或投资的条件。在此背景下, 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1990年, 巴西开始实施钢铁工业私有化改革;1994年底完成包括化工、化肥、矿业和钢铁等行业的私有化;1995年起, 私有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能源、交通、通信、电力等行业。

21世纪初,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国家受到广泛质疑, 但巴西并未就此大规模重启国有化, 只是为了重新加强国家对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 于2002年新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以实现此目的。与此同时, 国有企业的改制也仍在进行:2003年11月, 巴西政府着手实施州属国有银行的改制;2012年, 巴西国家民航局拍卖了本国最大的三个机场的特许经营权, 以筹备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总体看, 巴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呈“有进有退”的态势, 一方面通过改制重组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再国有化重拾国家控制力, 修正过度私有化带来的弊端。

(二) 阿根廷

阿根廷与新加坡、韩国同时期被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 但经济发展屡屡受挫, 至今仍在探寻出路。早期, 阿根廷经济国有化程度极高, 主要经济部门基本由国有企业垄断。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过多干预并长期对国有企业实行过度保护, 多数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弱, 经济效益差, 亏损严重, 政府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以维持其生存。为解决这一问题, 阿根廷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国企实行私有化改革, 当时主要针对150家亏损严重的小型国有企业。80年代末, 阿根廷全面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先后颁布《国家改革法》、《经济紧急状态法》等系列法律法规, 将私有化范围扩展到石油、石化、国防、水电、交通、能源、电力等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领域。1999年以后, 受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货币贬值的影响, 阿根廷经济衰退, 不得不基本停止私有化进程。

然而, 私有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阿根廷国民经济状况, 缓解了政府的政治及财政压力。但是, 由于过度追求私有化速度, 加上操作不规范、不透明, 阿根廷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中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腐败现象频发。更严重的是, 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失业和贫困加剧, 使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进而引起两极分化严重, 进一步恶化各类社会问题。受21世纪初兴起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 阿根廷于近年开始强力推进再国有化。201年4月, 阿根廷宣布将该国最大的石油公司YPF公司收归国有, 强行收购第一大股东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的全部股份。2015年月2日, 阿根廷宣布从当日起废除所有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 全部铁路实行国有化并移交新成立的阿根廷铁路公司管理。

虽然阿根廷的再国有化计划受到国际国内的不少争议和批评, 其效果也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从阿根廷国有企业发展的曲折道路来看,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对经济社会和民众生活影响甚巨, 私人企业不应也无法完全取代。

二、亚洲典型国家国企改革趋势分析

在亚洲地区, 中国目前是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新加坡、韩国等原新兴工业化国家已位列发达国家行列。然而, 这两个国家国企改革的做法和经验, 对我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新加坡

新加坡于1959年从英国取得自治权, 1965年与马来西亚分离后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建国初期, 新加坡经济基础薄弱, 私人资本不足, 投资能力有限, 大量企业经营困难。在此背景下, 政府创办了一批隶属于财政部的国有企业, 进入交通运输、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私人不愿涉足的高风险、高投资工业项目领域, 担负起引导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任。此后, 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政策, 又先后出资成立了新加坡石油公司 (SPC) 、新加坡化工集团 (PCS) 等大型国有企业, 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70年代中期, 由政府各部门出面兴办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多。为加强对该类企业的管理与监管, 经过一系列摸索, 新加坡政府于1974年决定由财政部投资司负责组建一家专业的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 以专门经营和管理国家投入到各类国联企业资本的, 这就是世界著名的淡马锡公司。政府赋予它的宗旨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 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淡马锡在新加坡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 其直接控制企业23家, 间接控制企业2000余家, 在新加坡10家规模最大的企业中, 淡马锡涉足7家;拥有的上市资产市值占新加坡股市总市值的1/3左右;持有超1000亿美元市值的投资组合。据统计, 在淡马锡52%的国内资金布局中, 重点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 (占股57%) , 星展银行 (28%占股) , 新加坡电讯 (占股65%) , 嘉德置地 (占股61%) , 对新加坡港务集团、新加坡电力及新加坡科技等国内领先企业则为100%控股。其投资范围涵盖通信、金融、航空、科技、地产等多领域。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 淡马锡调整战略方针, 开启国际化布局, 在世界范围投资了一大批具备高速增长潜力的企业。在新加坡建国初期、高速发展、应对危机等多个阶段, 国有企业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二) 韩国

在韩国, 国有企业是指中央或地方公共当局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 生产可供市场销售的产品或提供市场服务的经济实体。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后半期。二战结束后, 韩国政府接受日本遗留企业近3000户, 其中电力、煤炭、烟草等部门的大企业收归国家所有, 其余则租赁给私人。到1960年, 韩国国有企业有36家, 其中政府直接经营16家, 其中包括韩国石油公司、韩国航空公司、浦项钢铁公司等新增政府投资企业。70年代, 韩国推行政府主导型经济政策和重工业发展战略, 民间企业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投资, 只能交由国有企业承担。包括: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部门, 如铁路、邮电、水电;自然资源开发项目;出于财政需要, 对一些利润大, 但不适宜私人参与的产业, 如人参和烟草专卖业, 由政府经营;风险大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援和扶助私营企业的发展而建立的国有企业, 如韩国产业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矿业振兴公社、石油开发公司、贸易振兴公司等。

进入80年代, 韩国开始推进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 核心目标是使韩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化, 而缩小公有企业规模, 扩大私营经济成分则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由此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经过数年分阶段民营化, 实现了32家国有企业的完全民营化, 促进了38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展。上述企业虽仅占国有企业总数量的30%, 但其产值和职工数量在整个国有企业中占比达70%。与此同时, 韩国也着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制定了《公有企业管理基本法》, 采取了导入非常任理事制、改革竞争领域国有企业负责人选拔方式、实行经理经营合同制和年薪制等系列改革措施。

韩国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其建立与发展同韩国各个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紧密联系。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开发时期, 国有企业是经济起飞的“助推器”和引导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随着民间主导战略的实施, 韩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与职能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总体看, 韩国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职能手段, 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有关经验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启示

南美及亚洲有关国家国企改革对我国具有如下启示。

一是国有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从四国经验来看, 虽然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不同,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等也各具特色, 但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发展沿革具有一定的共性, 即总体上都经历了“重度国有化、去国有化、再国有化”的过程。之所以会在去国有化阶段后再度启动再国有化行为, 重新认识并发挥国有企业作用, 正是因为实践充分表明, 完全的私有化不可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问题。而国有企业对其经济社会仍具有私有企业部门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四国在不同阶段重启再国有化进程, 其规模和程度各不相同, 但总体看并非简单回归以往的重度国有化, 而是通过改革将各类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引入国企, 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竞争需求, 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盈利能力。由此可见, 国企改革要在注重公共职能发挥的同时坚持市场化导向。

三是国有企业布局结构需结合发展阶段特点动态优化。从欧美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 其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的职能, 例如广播、邮政、电信、铁路、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 国有企业更要集中优势资源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并成为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 其涉及的业务领域也更为广泛, 布局结构也要服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如何调整完善国有企业布局结构, 应结合一国发展阶段及特点动态调整、不断优化。

摘要：当前, 我国正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此同时, 对如何认识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功能、作用, 正确把握国企改革方向等关键问题, 仍存在不少争议。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验来看, 国有企业在国家高速发展并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国家的国企改革经验, 对正确认识国有企业, 更好发挥国企作用, 进一步优化国企布局结构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新兴工业化,国企改革,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1]胡乐明, 王杰.国有企业比重演变特征及趋势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 2012 (1)

新兴国家将成为最大笔记本电脑市场 第11篇

DisplaySearch最新Quarterly Mobile PC Shipment and Forecast Report报告分析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按国家与地区别发展，以及各地区市场变化对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业务的影响。新兴市场笔记本电脑强劲增长，预估2011年将超过成熟市场成为最大笔记本电脑出货市场；而成熟市场将在预测期内保持平板电脑出货领先。2011到2017年移动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上网本和平板电脑等）预计将以双位数的百分比增长，出货量将从2011年的2.77亿台攀升到近8亿台。

这份最新预测是基于如下市场假设：随着新兴市场个人电脑渗透率的提高，首次购买的消费者会关注电脑性能；同时，平板电脑可快速开机、电池持久耐用及方便携带等优越性将吸引已有电脑的消费群体。2017年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预计将达到3.67亿台，占移动电脑总出货量的46%。

“新兴市场对全球移动电脑出货的影响正日益提高，这些发展动态及地区性转移为我们的预测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DisplaySearch资深分析师Richard Shim表示。

Quarterly Mobile PC Shipment and Forecast Report报告预估2011年移动电脑出货量为2.769亿台，年增长27%。其中笔记本电脑出货量为1.88亿台，年增长13%；平板电脑出货量6400万台，年增长213%。

*新兴市场包括亚太地区、中国、拉美、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成熟市场包括日本、北美、西欧和EMEA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以下为第三季报告内容摘要：

* 上网本出货量持续下跌，出货量为2480万台，年降幅达-20.9%，

* 2012年后期Windows 8 的推出将大幅促进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出货增长

新兴国家 第12篇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深刻的调整和变革, 新技术革命催生新一轮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已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作为世界新兴市场国家, 我国在深刻总结前4次与科技发展失之交臂经验的基础上, 认识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实现经济赶超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出路, 并出台多项措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和吸取德韩等国的先进经验,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布局、财税金融、中小企业保护与扶持、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完善, 从而实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 德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经验

1.1 制定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和计划

德国从国家层面制定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或战略, 来引导和规范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 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新能源发展方面, 德国早在1991年就出台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 并规定新能源占德国全部能源消耗的比例最终要超过50%;在2004年德国又出台《可再生能源法》, 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 规定到2020年争取清洁电能的使用率达到25~30%, 使热电年供的使用率达到25%;同年, 德国政府出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专门制定了“燃料战略———替代燃料和创新驱动方式”。在信息产业方面, 德国于2002年出台《信息技术研究2006》, 提出总额达36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用于资助纳米电子和系统、软件系统、通讯基础技术、因特网基础和服务等关键领域。后来, 德国将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到战略高度, 于2006年制定《德国高技术战略》, 确定了17项优先发展的高技术领域, 以确保德国将来在全球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在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制定《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 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入10亿欧元进行气候保护技术研发。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德国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 相继发布“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纳米创新计划”等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并对各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出全面部署, 引导新兴产业成长。在2009年8月德国颁布《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 计划在2020年使德国拥有100万辆电动汽车。在2010年德国发布《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 对未来高技术发展战略加以规划, 确定了气候与能源、保健与营养、交通、安全和通信5大需求领域。

1.2 财税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发展

德国通过政府投入、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等工具, 引导和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德国不断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在《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 德国将实施总额为215亿欧元的研发计划, 覆盖新能源、工业、交通、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 并计划2015年将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比重提高至10%。德国长期对可再生能源产业进行财政补贴, 《电力供应法》规定风力发电价格与传统发电技术成本之间的差价由当地电网承担, 并对单机容量超过45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提供120美元的补贴。《可再生能源法》规定, 对新能源运营商提供金额不等的补助, 并逐渐增加对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补偿力度。2008年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 将海上风电强制入网价格提高近5欧分。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德国在2008年批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在税收减免方面, 德国规定企业在R&D环节投入的机器设备, 可以依法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加速折旧津贴;企业或个人向科研机构进行的定向捐赠, 可以申请进行税收扣除。在政府采购方面, 德国主要面对高科技创新含量的产品和服务, 据有关资料显示, 2008年德国政府采购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2010年对创新领域的政府采购达到230亿欧元[1]。

1.3 金融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支持

在1965年德国政府建立“高科技创业基金”, 采取参股方式, 扶持那些新成立、以R&D为基础的企业, 弥补其创建初期的融资缺口。为减轻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及新兴企业创新融资时的抵押担保负担, 德国各州专门成立担保银行:“复兴信贷银行”长期以优惠利率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德国还成立专门政策性银行, 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德国平衡银行建立的“欧洲地区促进—产权资本援助计划”, 向企业提供20年长期低息贷款, 贷款可以转化为产权资本, 在企业倒闭时不再收回贷款;德国政府建立的“欧洲复兴计划特殊资产基金”, 向环保和高技术产业提供期限为10年、最高100万马克的低息贷款。德国商业银行还尝试开展行业专业化金融服务, 成立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基金管理公司, 为新能源产业投资提供贷款。德国注重发展风险投资市场, 将其作为企业融资的补充渠道, 1975年成立德国风险投资公司 (WFG) , 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发明提供风险资本, 但受多重因素影响, 德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缓慢。1997年, 德国借鉴NASDAQ成立“德国新市场”, 顺利解决了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 极大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发展, 从而带动了德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1.4 保护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中小企业俗称“创新之蚁”, 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德国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中小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德国政府在经济部设立了专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管理机构———中小企业局, 负责制定中小企业的促进政策和扶持措施, 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小企业进行保护, 如《民法典》《商法典》《反限制竞争法》《标准化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提高中小企业效率的行动计划》等。德国对中小企业进行创新资金扶持, 2012年联邦预算对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达到9.03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 (DIW) 的研究表明, 联邦促进项目已成为中小企业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 其中《中小企业重要创新计划 (ZIM) 》发挥了关键作用, 该计划主要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与研究计划提供资助经费, 资助范围涵盖信息通讯技术、纳米技术、光学技术、生产技术、资源效率、能效技术和公共安全研究等7大领域, 2009-2012年间该计划共资助1887个企业项目, 资助经费7.7亿欧元, 其中3/4的资金流向员工人数小于50人的小企业。为减轻中小企业创新融资时的负担, 德国政府委托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向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提供融资服务和长期低息贷款, 利率一般保持在2%~3%之间。

1.5 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德国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德国通过制定移民政策吸引急需的高端人才, 2000年德国推动“绿卡”项目, 降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级信息技术人才来德工作门槛。此后德国多次对《移民法》进行修订, 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移民政策。在2008年德国制定“蓝卡”政策, 降低海外人才来德门槛。德国持续加大对海外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 在2009年改革签证制度, 降低外国高级人才获得德国无限期居留许可的收入标准;德国教育和研究部通过与基金会进行合作, 向外国杰出科学家提供高额研究资助, 吸引他们赴德从事科研活动。同时德国也重视对本国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养, 陆续制定“通过教育实现起飞”“德国就业和稳定一揽子计划”等人才培养计划, 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在2005年德国实施“顶尖科研资助”计划及其配套的《研究和创新协定》, 在5年时间内共投入19亿欧元, 打造10所世界一流大学和30所顶尖科研中心。为留住本国高层次人才, 德国政府实施“赢取大脑”工程;在高等院校设立“青年教授”岗位, 为青年学者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2 韩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经验

2.1 制定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韩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制定不同的战略和计划来引导和规范产业发展。如20世纪70年代的“科技创新立国”战略、80年代的“技术兴国战略”、90年代的“高级先进国家计划”等, 使韩国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亚洲金融风暴, 韩国提出“尖端科技立国”和“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 并出台《科技发展五年计划 (1982-1986) 》《面向21世纪科技发展的长期计划》《面向2025年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等规划。在2008年7月, 韩国未来企划委员会公布《IT韩国未来战略》, 确立了IT产业的核心战略产业。在2009年韩国公布《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和医疗设备等产业。在《国家能源基本计划》的基础上, 韩国又公布《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 确立了绿色产业的战略地位和低碳发展的增长模式。

2.2 财税政策鼓励新兴产业发展

韩国采取财政投入、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在信息产业发展方面, 韩国于2000-2004年间共投资4万多亿韩元, 用来支持互联网、光通信、数字广播、无线通信、软件和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 同时还投资5000多亿韩元, 用于支持发光因特网技术的基础核心设备及配件。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 政府计划在2010年向26个商业项目投资1550亿韩元, 用以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另外, 韩国通过建立“信息化基金”“生物技术基金”“提高高科技产业技术水平基金”等政府基金方式, 支持和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 并将政府对新兴产业的科研投入强度提高到3%~4%的水平。另外, 韩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政策, 对本国没有能力生产而必须从国外进口、且用于新技术开发的物品, 免征特别消费税和减免关税, 对进行技术研发的设备采用加速折旧或进行相应的税金减免, 如个人 (法人) 将专利技术转让给本国人, 转让收入的所得税全额减免, 若个人 (法人) 将专利技术转让给外国人, 转让收入的所得税减征50%。韩国允许企业在税前扣除职工教育培训费, 对在韩国工作、从事特定科研的外国人, 减免5年所得税。

2.3 金融政策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是推动韩国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韩国产业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长期为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开发和新技术商业化等提供低息贷款, 年均贷款利率维持在4%~5%的超低水平上。在商业银行方面, 韩国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科技贷款, 并将此作为再贷款优惠利率的考核因素;韩国财政经济部、产业资源部等12个政府部门设立了约91种政策性基金, 政策性基金以借款形式向指定银行提供资金, 指定银行在借款利率的基础上加1%~1.5%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每年可向企业提供约4.9万亿韩元的资金。韩国建立了全国性信用担保基金 (包括韩国信用担保基金和韩国技术信用担保基金) 和地方性担保基金, 为企业获得贷款提供信用担保。韩国建立完备的证券交易市场, 如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第三市场、场外市场和并购市场等, 韩国还鼓励发展风险资本市场, 1986年韩国政府以资本金投入的方式对风险投资公司和基金进行支持, 1994年成立韩国综合技术金融股份公司 (KTB) , 通过股本投资、附条件贷款、技术开发贷款等形式, 为技术开发活动提供全面的资金支持。韩国还对风险投资机构和个人提供减免国家税、所得税和法人税、资本利得税等。1996年韩国建立了高斯达克 (KOSDAQ) 市场, 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渠道, 韩国风险资本市场迅速发展, 2013年韩国风险投资规模达1.3845万亿韩元, 并向智能手机、太阳能等领域的755家企业提供资金。

2.4 重视对中小企业保护

韩国设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厅, 并在2012年升级为中小企业部, 负责制定和实施与中小企业有关的政策。在1966年韩国政府颁布《中小企业法》, 确定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此后, 相继出台《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法》《支援小企业·小商工人特别措施法》《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促进中小企业事业转型特别法》《中小企业振兴法》《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关于中小企业产品采购及销路支援的法规》等配套的法律法规, 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针对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中小企业技术开发支援项目 (KOSBIR) 》中建议政府部门将其研发经费的5%资助给中小企业, 对能够进行自主研发的中小企业提供不超过其研发经费75%的补贴。政府主要通过韩国产业银行 (KDB) 、韩国中小企业银行 (IBK) 等政策性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政策性贷款, 一般贷款周期为8年, 利率一般在2%~8%。同时, 政府还成立“韩国信用担保基金 (KCGF) ”等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这些担保机构向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在税收方面, 政府规定技术创新或初创型中小企业从营业之日起, 在5年内每年减免50%所得税、50%财产税和部分土地税, 对设备投资者免征投资额10%的投资税, 在中小企业为偿债而转让不动产时, 免征让渡所得税、特别附加税, 废除购买国民住宅债券等。为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 韩国在法律规定要求政府优先采购中小企业物品, 且比重不得低于50%。

2.5 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第一, 高度重视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养。韩国早在1999年就开始实施“21世纪脑力韩国计划”, 对高级科研人员提供研究经费支持。在2001年韩国又启动“国家战略领域人才培养综合计划”, 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环境工程、宇航技术等领域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在2009年韩国制定“未来人才培养计划”, 采取国家、学校共同补助的形式培养“全球化青年人才”。韩国重视科技奖励, 设立包括“总统奖”和“韩国科技大奖”等10多种奖励制度, 获奖者本人和家属还可享受医疗、就业、就学等多种特殊待遇。韩国科技部还设有“青年科技工作者奖”, 奖励35岁以下、成绩突出的青年研究人员。第二, 持续加大对海外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韩国注重海外高技术人才的引进, 确立了利用海外高级人才提高本国科技水平的政策, 制定“聘用海外科学技术人才制度”, 实施“长期回国计划”“临时回归计划”和“外国学者访问计划”等, 韩国给回国人员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补助, 同时提供回国所需的搬家费, 提供免费住房、子女教育津贴、国内交通津贴等, 大力引进国外人才。第三, 通过制定移民政策吸引急需的高端人才。韩国改进签证制度, 推出“金卡”工程, 允许外国工程师和电脑编程人员在韩国居留10年, 通过实施“吸引和利用海外人才的方案”, 放宽对海外人才的签证颁发门槛, 将永久居留资格签证F-2的滞留期限从3年延长至5年, 并且改善教育、居住、文化等环境, 为外国人营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3 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示

3.1 战略规划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政府的战略规划对于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能够为国家的产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能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少走弯路, 例如德国的“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促进电动汽车产业迅速发展。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杂经济形势, 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规划, 对关键产业、主导产业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促进其发展, 这些最新制定的产业战略规划覆盖领域更前沿、规划内容更详细, 超过21世纪以前的任何规划。我国虽然已经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 但是这些规划还存在产业领域选择过宽、主管部门较多且管辖权限存在交叉、不同类型优惠政策难以实施等问题。因此,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成立产业协调和服务小组, 针对性、选择性的制定更为详细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各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各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以及完成各目标所要采取的措施, 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3.2 金融体系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扶持作用

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 同时市场需求的不确定也会导致较大的经营风险, 因此,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金融支持是促进其技术创新的不可或缺力量。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以政府控股的商业银行为主, 这些金融资本具有规避高风险的特征, 不愿意为新兴产业领域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政府首先要加大资金投入, 积极筹建全国和省级层面的“科技发展银行”, 对新兴产业领域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改造提供低息贷款, 为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的规模化融资提供资金支持, 发挥政策性金融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启动器作用。第二, 调动社会资金支持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 成立政策性担保平台和担保机构, 为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发挥信用担保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放大器作用。第三, 深化商业银行金融体制改革, 放宽对新兴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管制, 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 接受战略性新兴企业采用专利、技术、商标等多种抵押方式进行贷款, 发挥商业银行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作用。第四, 深化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改革, 完善高技术企业场外交易市场, 为创业资本和风险资本进出新兴产业提供渠道, 使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发挥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加速器作用。

3.3 财税政策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财税政策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杠杆,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应借鉴德韩等国发展新兴产业的经验, 采取财政投入、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等方式鼓励和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财政政策上, 要正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确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的财政预算, 建立财政预算投入的稳定增长的机制;不断优化财政投入结构, 实行有差别的财政投入政策, 重点支持处于孕育期和成长期的新兴产业, 避免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 从而达到最佳的政策引导效应。在税收政策上, 面对我国对企业研发行为、固定资产购置行为税收优惠力度不大的现状, 建议借鉴德韩等国发展新兴产业的先进经验, 对研发活动使用的设备、装置、房屋等缩短折旧年限并实行加速折旧。在政府采购方面, 修订和完善《政府采购法》, 建立财政资金优先采购战略性新兴企业首台首套产品和自主创新的产品的制度,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 发挥政府采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3.4 中小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鲶鱼作用

中小企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就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 由于盲目的GDP崇拜症的存在, 中央和地方政府倾向于抓大项目, 严重忽视和低估了中小企业的作用。新兴产业的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大企业往往出于对传统技术的依赖和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和犹豫, 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新兴产业中找到发展机会。近年来, 德、韩等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因此, 我国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并出台保护性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解决中小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研发等困难。

3.5 技术创新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韩国曾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台过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 但其并未完全停留在单纯技术引进上, 而是不断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共同发展的道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其技术的前瞻性。近年来,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 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加强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围剿, 企业技术引进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要想走完全技术引进的道路来实现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没有多少可能。因此, 企业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主创新, 才能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与垄断, 政府要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助、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加大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补贴金额, 加大对企业重大创新成果的奖励力度, 激发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同时, 不能忽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机制的作用, 在技术引进工作中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断提高在技术软件开发和技术创新信息收集整理等无形资产上的投资比例, 降低购置设备、仪器等有形资产的投入比例, 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 提高二次创新能力, 促进和保障企业引进技术沿着“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扩散”的轨迹良性发展。

3.6 科技人才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保障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对人才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需要系统性的人才培养机制进行支持。当前, 我国科技人才还存在诸如结构不合理、缺乏领军人才、重使用轻培养、激励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因此, 要建立一套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首先, 加大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财政投入, 每年财政预算中要确保一定比例的人才资金投入, 并适时建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在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经费中, 划拨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新兴产业人才开发。第二, 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鼓励大型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整合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资源, 联合建立人才培养基地, 实现校企科技人才培养的互补, 改变科技人才“重使用、轻培养”的习惯, 形成可持续人才培养体制;第三,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人才引进政策, 合理制定使用单位资源、利用政府资助开发的科研成果权力归属和权益分享制度, 保护成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第四, 加大新兴产业人才引进力度, 支持海外归国优秀人才申请和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和基金项目, 完善海外优秀人才居住证制度, 在创业、出入境、住房、保险、就医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待遇。

摘要：文章在总结德国、韩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从战略规划、金融扶持、财税政策、技术创新、中小企业保护、科技人才等方面提出启示与建议, 以期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体系,财税政策,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