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三角经济区范文

西三角经济区范文（精选7篇）

西三角经济区 第1篇

“西三角”经济圈 (以下简称“西三角”) 是以成都、重庆、西安三大城市群为顶点合成一个指向东北的等腰三角形, 包括其连接带间的广大区域。川东北经济区 (包括达州、广安、南充、遂宁、巴中、广元六个地级市, 下辖37个县市区, 面积6.8万平方公里, 占四川的14.3%。) 恰好位于“西三角”内部, 构成“西三角”内部的次级经济区域。

从“西三角”外部看, “西三角”作为我国内陆新的增长极对我国西部产生不同程度的极化和扩散作用。然而, 从其内部看, “西三角”区域内部并非同质。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西三角”内部经济发展存在明显梯度, 以成都、重庆、西安为首的城市群处在核心的高梯度上, 三大都市圈同时在“西三角”有限的空间内扮演着增长极的角色, 而“西三角”内部其他外围区域则处在边缘的低梯度上, 这使经济发展水平本已严重落后的川东北地区同时面临着来自“西三角”三个方向的极化, 无疑加剧了各区域主体对区内有限生产要素的争夺和区域利益的博弈。新形势下, 川东北经济区出路何在, 复杂的竞争局势对川东北地区是“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 这一切有待深入分析。为此,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探究川东北经济区发展的路径不仅有利于川东北地区快速发展, 而且有助于“西三角”整体竞争实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西三角”内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分析

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 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二者谁起主导作用。因而, 有必要确定现阶段“西三角”三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谁占优势。本文分别把成都市、西安市和重庆一小时经济圈 (以下简称三市) 作为“西三角”三极的代表性地域来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 在“十一五”期间, 三市城镇化率均有大幅度提高。其中, 成都市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50.3%上升到2010年的65.51%;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城镇化率上升最快, 提高了17.02个百分点, 达到64.3%;西安城市化水平最高, 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68.8%。同时, 三市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就业人口均有大幅增加。其中, 成都、西安和重庆一小时经济圈2010年常住人口占各自省份的比重较2005年分别提高了3.4、1.0和1.3个百分点, 就业人口占各自省份比重分别提高了2.68、1.34和0.8个百分点。由此可知, 三市劳动人口和依附于劳动力的技术要素在“十一五”期间不断富集。此外, 三市GDP、人均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均有不同幅度增长。其中, 三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最大, 均超过了100%, 西安市增幅甚至达到了289.24%, 这表明经济活动在“十一五”期间不断向三市集聚。 (图1)

综上所述, 成都、西安和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所代表的都市群是“西三角”内部三大增长极, 现阶段三个增长极对外围地区的极化效应仍占一定优势。

三、川东北经济区发展现状SWOT分析

数据来源:2010年川东北六市和四川、陕西、重庆三省市统计年鉴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本文将川东北经济区视为一个区域主体, 从“西三角”内部极化视角下, 对川东北地区发展现状进行SWOT分析。

(一) 优势分析

1、区位优势。

川东北地区东连重庆, 西邻成都平原, 南连川南地区, 北接汉中谷地和甘肃省, 恰好位于“西三角”这个区位三角形中部, 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其中, 广元、巴中、达州是川北门户, 是连北接南的咽喉, 尤其是巴中与成都、西安、重庆三市的空间距离大体相近, 构成“西三角”的区位重心;遂宁为蜀地中心城市和四川盆地的几何中心城市;广安、南充地处成渝经济区中部, 是连接成渝地区和承东启西的战略要地。

2、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低。

首先, 区内矿产、能源、生物和旅游资源丰富, 特别是天然气资源探明储量大, 是四川新的能源储备基地。其中, 达州天然气远景储量达3.8万亿立方米, 已探明天然气储量6, 600亿立方米, 是继新疆塔里木、内蒙古鄂尔多斯气田之后全国最具开发潜力的大气田。其次, 川东北六市劳动力存量大, 人口基数大, 2010年常住人口达到2, 397万人, 占四川省常住人口的29.81%, 且人口密度较大, 除广元市外, 其他五市人口密度均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 遂宁市人口密度最高, 达651人/KM2。 (表1) 从劳动力成本看, 2010年川东北六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均在3万元以下, 普遍低于四川、陕西、重庆三省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因而, 川东北六市在“西三角”区域内具有明显的资源比较优势。

3、经济发展迅速, 市场空间广阔, 发展潜力较大。

“十一五”期间, 川东北六市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从GDP增速看, 2010年六市GDP总量较2005年有大幅增长, 均超过100%。 (图2) 其中, 达州、南充、遂宁三市的GDP增幅超过了四川省同期增幅。遂宁市增幅最高, 达139%, 年均增长率为19.1%。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看, 六市均有大幅增长。其中, 广元市增长252%, 年均增长28.6%。此外, 川东北六市农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不论是总量还是增速均有大幅提高, 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 川东北六市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消费能力稳步提升, 市场空间逐步扩大, 但川东北六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绝对量仍低于四川省同期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川东北地区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二) 劣势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水平低。

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这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2010年经济总量看, 川东北六市GDP总量小, 仅为四川省的19.4%。从各项指标人均占有看, 川东北六市人均GDP除南充外其余五市均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巴中市人均GDP最低, 为8, 553.6元, 仅为四川省平均的40%。而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水平消费支出上, 六市均落后于四川省的平均量。其中, 广安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 为14, 754元, 但仍与四川省人均量相差707元;遂宁市人均消费支出最高, 为7, 580元, 仍低于四川省人均的8, 000元。从城镇化水平看, 川东北六市城镇化率普遍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巴中最低, 为29.31%, 与四川省相差10.87个百分点。

2、产业结构趋同, 层次低, 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判定区域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程度, 可采用结构相似性系数来说明。相似系数介于0~1之间, 系数越大, 两地区产业结构越相似。从表2可见, 巴中与川东北其余五市相比,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低, 但仍为0.94, 这是因为巴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 而川东北其余五市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大, 均在0.97以上。达州、南充、广安、遂宁四市间相似系数最高, 达0.99。这表明川东北各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度高, 存在同构化现象。

从三次产业占比看, 除巴中外, 其余五市三次产业比均呈现出“二三一”的特征。同时, 川东北六市第一产业比重严重偏高, 均大于20%, 巴中最高29.1%, 高出四川省同期14.4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川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层次低, 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表2)

3、产业集聚度低, 经济增长内生力不足。

川东北地区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 产业布局分散, 集聚度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产业集群载体的工业园区布局分散, 集中度较低。川东北工业园区从总数来看较多, 2009年达48个, 占四川省的25%。但布局分散, 层次较低, 多为市、县级工业区, 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较少;二是川东北龙头企业较少, 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带动作用, 产业集聚规模较小;三是缺少对川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统一战略规划, 各行政区多以各自辖区利益为导向编制产业发展和布局规划, 导致聚集效应不明显, 不利于资源的整合。此外, 川东北地区人口多, 但人力资源少, 导致区内自主创新力不足, 不能有效地进行“干中学”, 经济增长多依赖于资源开发、外部投资和财政投入, 内生增长对经济贡献较小。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川东北六市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三) 机遇分析

1、东部产业大转移浪潮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纵深推进。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是必然趋势, 西部目前还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初期阶段, 具备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空间。这无疑为具备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川东北地区注入新的活力。此外,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和欠发达状况不可能在过去十年得到根本解决, 因而国家仍将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2010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 会议提出, 今后10年, 国家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资金、技术和产业支持力度, 使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新时期, 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将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有利的历史机遇。

2、“西三角”经济圈的不断成型。

现阶段, “西三角”构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产业、交通和政策基础。川东北经济区作为“西三角”内部的次级经济区域和腹地, 必然会伴随着“西三角”在全国地域分工中的角色变化和地位升级而加快发展。一方面川东北地区可作为“西三角”的“后花园”同时承接来自“西三角”三极和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分享要素梯度推移和经济外溢所带来的好处, 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川东北地区可以更高的姿态, 更广的视角和更远的目光制定区域发展战略, 参与区际分工和协作, 在高起点上实现跨越发展。

3、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省级区域发展规划的提出。

川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红色革命老区, 同时也是全省乃至全国的贫困和落后地区。多年来, 川东北发展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西部大开发不断深化的今天,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帮扶将成为川东北发展的一个重要有利因素。此外, 新时期省级区域发展战略的宏观规划为川东北发展描绘了蓝图, 指明了方向。如四川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川东北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区域协作、扶贫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划, 力争将川东北构建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新兴经济带。

(四) 威胁分析

1、“西三角”内部极化效应下生产要素外流。

“西三角”的三极在“西三角”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 拥有优越内部环境, 对外围的川东北地区必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在“西三角”内部极化效应下, 川东北地区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将更容易转移到成都、重庆、西安三大都市群, 造成川东北地区高级生产要素的空洞化。从累积循环因果原理角度看, 川东北地区财政投资力将因此而减弱, 会进一步陷入人才资源流失, 创新能力弱化, 资本形成不足, 产业发展滞后的困境, 区域发展将更加困难。

2、外生型增长路径下“比较利益陷阱”威胁。

川东北经济区过去经济增长和承接产业多依赖于自身的外生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比较优势, 在区域分工和贸易中, 主要依托于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输出。这种发展模式虽然符合区情, 在一定时期内使本区域得到了一定贸易利益, 但从长期看却强化了自身低水平的产业结构, 扩大了同发达区域的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差距, 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同时, 由于面临资源枯竭、交易条件恶化、收益递减、市场风险等潜在威胁, 这种唯比较利益是尊的区域发展路径易走进死胡同。

3、地方利益本位化导致区内协同度低。

川东北六市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内外生因素不尽相同, 区内各行政主体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区域博弈和利益竞争。一方面在没有统一的“游戏规则”下, 各行政主体必然将本辖区利益置于首位, 以地区利益为中心, 对外具有排他性, 甚至会采取非合作博弈手段, 阻碍区域协作和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的背景下, 行政壁垒、条块分割、“诸侯经济”便不可避免, 这将进一步导致该区域市场机制失灵, 区域分工弱化, 经济联系失衡, 加剧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四、川东北经济区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一) 科学制定产业规划, 防止“比较利益陷阱”。

防止“比较利益陷阱”并不是要忽视区内比较优势, 摒弃原来发展基础, 而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 依托外生禀赋来深化内生增长, 以更长远的目光制定区域产业规划, 选择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作用。

1、立足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

川东北地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且各有所长, 但在区际分工中不能一味以消耗资源和输出初级产品来换取贸易利益, 否则, 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第一, 应积极争取承接非资源性产业, 优化区内产业结构;第二, 开展错位竞争, 做大乘数效应。六市应依托各自比较优势有选择地发展“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特色产品和产业, 拉长产业链条, 提升专业化水平, 实施品牌化战略, 变输出资源为输出特色深加工产品。具体讲, 巴中生物和旅游资源丰富, 应着力发展旅游和绿色生态产品加工业, 同时凭借地处“西三角”区位重心优势, 将来还可以发展物流贸易业;达州、南充应发挥能源资源和交通枢纽优势, 重点发展石化、汽配、丝纺、建材、商贸等产业;广元应依托川北门户优势和煤炭、水利资源大力发展物流、能源产业;广安地缘优势明显, 重点发展旅游、纺织、食品业;遂宁应立足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物流、食品和药材等产业。

2、培育产业集群, 重视内生增长。

新贸易理论认为, 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基础上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信息共享和技术外溢, 并能对区域经济产生示范带动作用。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产业发展, 而产业发展最有效的形式便是培育产业集群, 积极开展产业间的贸易, 强化内生增长作用。首先, 应重视产业集群载体建设, 依据产业集群分类和各地区情, 六市应建立不同层次和级别的产业园区。南充、遂宁应逐步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达州、广元、广安应着力发展大企业依托型产业园区, 巴中重点发展小城镇特色产业园区。其次,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坚持培育龙头企业和扶持中小企业二者兼顾的方针。以龙头企业为核心, 壮大规模经济, 辐射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中小企业为支撑, 优化市场结构, 活跃市场竞争, 培育企业根植性,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实现区域“干中学”。

(二) 加强区域合作, 强化经济联系

1、加强川东北地区内部合作, 推进区内一体化进程。

现阶段, 六市应加快合作步伐, 强化经济联系。第一, 摒弃地方本位主义思想, 消除行政壁垒, 构建统一有序的大市场。政府要转变职能, 依托宏观调控, 构建配套完善的市场体系, 建立公平竞争的法制秩序, 推动企业成为川东北经济合作的主体;第二, 以项目合作、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生态建设等经济活动为纽带促进六市经济协作, 推动生产要素在大区内的自由流动;第三, 成立川东北区域协作的专门机构, 鼓励发展非政府的横向协调组织, 共同制定经济区发展战略, 协调区际经济纠纷, 统筹社会经济发展, 形成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体系, 推进川东北经济一体化进程。

2、积极融入“西三角”经济圈, 构建区域合作“6+3”模式。

首先, 积极融入“西三角”经济圈, 发挥川东北作为“西三角”经济腹地作用。借助“西三角”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贸易分工中的地位和平台效益, 川东北各市应主动走出去, 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经济交流与合作, 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强化后发优势;其次, 加强省际经济联系, 充分发挥川东北毗邻川陕渝的地缘优势, 构建次级经济区域合作“6+3”模式, 即在川东北六市的基础上外加陕西省的汉中市、甘肃省陇南市和重庆的合川区。以上9市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 而且经济发展现状相似, 具备合作条件和动机。此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9市区经济发展和交流互动, 更有利于突破行政障碍, 打破传统割裂, 加强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经济联系, 有效地推进“西三角”内部一体化进程。

(三) 完善基础配套, 放大“西三角”内部扩散效应

1、加大交通建设力度, 构筑“一环三轴”交通运输网络。

川东北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加快交通建设步伐, 以交通建设为抓手, 完善硬件基础设施, 打造高效便捷、内通外畅的交通运输体系。具体讲, 应加快构筑“一环三轴”的交通运输网络。“一环线”指以南充为中心, 由巴中——广元——绵阳——遂宁——广安——达州一线的高速公路及铁路围合成的一个外环圈;“三轴带”指广元——南充——广安, 遂宁——南充——达州, 遂宁——南充——巴中——汉中三条高速公路及铁路形成的轴带。同时应完善县域等级公路, 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缩短区际联系时空距离。

2、完善软件基础配套,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首先, 川东北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 提高电脑普及率, 打造集金融、贸易、咨询、宣传为一体的信息化网络平台, 强化综合服务功能;其次, 优化政府规治方式, 提高行政效率, 制定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健全市场法律法规,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此强化“西三角”内部扩散过程;最后, 要健全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机制, 树立包容性人才观, 鼓励创新, 变人力资源为人才资源。

(四) 培育次级增长极, 加快城镇化进程。

目前, 在川东北地区内南充市已具备作为区域次级增长极的条件。因此, 南充市应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加速自身发展, 发挥其对川东北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此外, 川东北各市应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发挥城市化和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两轮驱动作用。要重视中小城镇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搞好城镇规划, 完善城镇配套,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措施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保障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崇举, 吴华安.基于区域合作视角的西三角经济圈规划构想[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

[2]陈秀山, 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西三角的可能性 第2篇

西三角经济圈以这三座城市为三个端点，以渝、川、陕三省份为腹地，并产生一个强大的辐射区，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为甘肃、贵州和湖北，第二层为云南、新疆、青海、宁夏和西藏。

构想中的西三角经济圈，能将中国西部较具潜力和实力的三大城市整合起来，突破秦岭屏障，使成渝经济带和关中经济带贯通，便于联合起来进行经济的整合和提升，成为促进中国西部发展名副其实的“第四极”。

如今，西三角经济区已经不再是民间倡导的提法，它已经进入当地政府部门的考虑之中。比如，2009年年中在重庆举办的“中国城市投资与发展论坛”，就有专门议题对其进行讨论。不过，目前看来，各方政府部门的讨论尚处于初步阶段。 有学者建议，重庆将来可做西部地区的航运、金融和信息服务中心；可以继续强化以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和冶金三大支柱产业，而且力争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尖端发展。成都应该弱化金融和科技中心的定位，可以大力发展电子、食品、烟草等具有一定优势和前景的产业；西安则应该弱化电子、食品、烟草这些非强项的产业，削减高耗能的重工业，但是应该借助高校优势树立起西部科技中心的定位。

不過就目前看来，这种想法实在有些“一厢情愿”。

从地理地形来说，大武汉城市圈处于江汉平原之内，周围大别山、大洪山等山脉合围成“反C形”的一个盆地，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差不多是以渭河平原为地理基础组成的。而川渝与陕西两地之间，横亘着大巴山和秦岭两大山脉，可见两地经济要实现密切融合，尚需在交通、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实现实质性突破，方有可能。

尽管西部交通明显改观，但秦岭大巴山交通屏障却难以突破，成为阻碍西北与西南经济融合和东西互通的“经济断裂带”。西部大开发前期，各地交通规划都有意回避秦巴屏障。目前，川渝之间已开通4条高速公路和4条铁路，却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与陕西相通，宝成和襄渝两条铁路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的，而且运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大巴山阻隔也使重庆东进受阻，虽然重庆正在修建到宜昌的高速路，但湖北方面一直没有动工。由于大巴山阻隔，现在从重庆乘火车北上要绕道襄樊，东行要绕道贵阳，很不方便。大巴山是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其雄奇险峻不亚于井冈山，完全可以开发旅游业，就因为交通不便，大巴山才成为陕渝最贫困地区。

重庆工商大学研究员廖元和认为，西安是兰新一陇海经济带的龙头，成渝是西南经济中心，应该通过增加交通线使其连成整体，再通过连接南贵昆经济区和内蒙，才能使中国西部大陆战略与海洋战略相互支撑。

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权永生认为，秦巴屏障阻挡了陕甘宁经由长江黄金水道出海的脚步。西北向东部运煤，主要走大秦铁路，运到港口后，列车就返空，被称作“钟摆运输”，成本较高，现在澳大利亚铁矿石运到广东和陕煤运到沿海的成本相同。如果能够打通秦巴屏障，陕煤既可以经由安康通过铁路和高速公路供应西南，又可在重庆万州下水，顺长江东下，运输成本有望大大降低。

2009年7月，三地发改委已经形成具体工作方案，三省市政府也将在9月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委托国家发改委编制“西三角”发展规划，该规划已经进入前期实操阶段。

西三角经济区 第3篇

产业是发展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两者事关国计民生,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协调与否是衡量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关系的研究已硕果累累。“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三次产业间劳动力的转移规律。该定理指出: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劳动力一般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由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1]。在此基础上,库兹涅茨进一步指出: 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第二产业就不可能再大量吸收劳动力,只有第三产业才有较强的劳动力吸附能力[2]。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则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3]。国内学者戴志敏、丁峰和郭露采用协调评价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6 个地级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测算。杨霞、单德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王庆丰、党耀国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中国就业结构滞后产业结构的时间进行了测算,得出中国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5 年[4]。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但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西三角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进行过研究,而这对于实现该地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改善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三角经济区贯通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经济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整合了西南、西北两大经济重心,致力于打造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的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自1999 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西三角经济区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地,区域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5]。

2 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

2. 1 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的演变

库兹涅茨等人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演变呈现以下规律: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重心会由“一二三”到“二一三”( 或“二三一”) 再到“三二一”的顺序转换[6]。由图1可知,西部大开发以来,全国的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符合这一规律,但西三角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却有着其独特的演变轨迹( 图2) 。2000—2003 年,西三角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发展格局。2004—2013 年,三次产业结构转变为“二三一”趋势,且在此期间,三次产业结构间的比重变化明显。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 年的17. 32% 下降到2013 年的10. 73% ,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差距日益增大;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 年的43. 05% 上升到52. 37% ,上升了9. 32% ;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 年的39. 64% 下降到36. 90% ,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差距也日益增大,不过近两年的差距微缩。由此可见,近年来西三角经济区第一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不如第二、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如第二产业。

2. 2 西三角经济区就业结构的演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西三角经济区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由图4 可见,西部大开发以来,虽然西三角经济区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是最大的,但此需求呈负增长趋势,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 近两年有所缓和) ,这无疑加快了该区域的工业化进程。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且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两者差距稳定在10% 左右。通过比较图3 和图4,我们可发现西三角经济区各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全国各产业就业比重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西三角经济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要高于全国水平,且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均低于全国水平[7]。此外,西三角经济区各产业就业比重变化幅度均小于全国相应各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动幅度[8]。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发现当西三角经济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第三产业时[9],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久居第三产业之下,产业结构演变明显超前于就业结构的演变。

3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协调性分析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当地的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0]。因此,本文将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协调性进行具体分析。

3. 1 三次产业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就业弹性是指某一产业就业变化率与该产业产值变化率的比率,它反映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4]。就业弹性为正时,弹性越大,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强; 就业弹性为零时,经济增长不能拉动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为负时,经济增长会对就业产生两种效应: 经济的正增长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经济的负增长对就业会有“吸入”效应。

从表1 可见,西部大开发以来西三角经济区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从就业总弹性三年移动平均值来看,除2002 年、2003 年、2012 年和2013年西三角经济区的就业总弹性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就业总弹性均为正值,且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这说明西三角经济区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但促进作用非常有限。2进一步分析各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自西部大开发以来,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负值( 呈不稳定波动) ,而在此期间第一产业的产值呈快速递增的趋势。因此,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在2000 年尤为突出,这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无关系。

由表1 可知,除2001 年和2012 年外,其余12 年西三角经济区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正值,表明西三角经济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就业既存在“挤出”效应[11],又存在“吸入”效应,但以“吸入”效应为主,且这种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呈稳定波动状态。从整体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仅在2007 年和2012 年表现出微弱的劳动力“挤出”效应,其他12 年均拉动了该地区的就业增长,缓解了该地区的就业压力。但近年来,随着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再加上大量新兴的高科技、金融、保险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西三角经济区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逐步减弱,且明显不及第二产业,说明第三产业升级转型的任务非常艰巨。

注: 根据2014 年《陕西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表2 同。

3. 2 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协调的一个重要指标[12],计算公式为: 结构偏离度= ( 产业GDP结构比重/产业就业结构比重)- 1 。 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结构越均衡; 结构偏离度为零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处于完全协调状态[13]。自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三角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变动情况见表2。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西三角经济区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始终为负,且其绝对值较大,呈波动上升趋势。这说明了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逐年变差,西三角经济区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大于其产值份额,第一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转移压力较大。西三角经济区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始终为正值,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仍大于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14]。这说明该地区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较差,且不如第一产业两者的协调性。此外,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远大于其就业份额,这表明第二产业还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西三角经济区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且小于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呈逐年下降趋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明显加强。该地区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大于就业份额,西三角经济区第三产业仍存在具有大量劳动力迁入的空间。由此可见,西三角经济区三次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由强到弱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三次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空间由大到小分别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该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没有遵循一般规律,而是呈“三二一”到“二三一”的转变趋势,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第三产业,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该地区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产业结构的演变明显超前于就业结构的演变。3该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但促进作用非常有限。4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就业有“挤出”效应,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就业主要表现为“吸入”效应,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于第三产业。5三次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由强到弱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6三次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空间由大到小分别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总之,西三角经济区第一、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较差; 第一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转移压力较大; 第二产业虽然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并没有带动大量的就业增长; 第三产业发展较缓慢,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4. 2 建议

为了缓解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状态,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优化产业与就业结构。

第一,促进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吸收并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首先,要大力发展该地区具有资源优势、文化特色等优势产业的特色农业项目,建立具有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和集餐饮、娱乐、购物等各项服务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通过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来带动就业。其次,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培育与引导农产品龙头企业,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就业。第三,鼓励农村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尽可能使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实现内部吸收。第四,积极引导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二,大力拓展第二产业的就业空间,增强该产业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首先,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16],提升产业层次,在转型升级中释放发展潜力,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其次,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仍是现阶段该地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发展那些关联度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和带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增强其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场的能力,扩大就业[17]。此外,中小型工业企业具有很强的吸纳就业的能力,需要政府在政策上进行鼓励和支持。

第三,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促进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型金融保险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新型服务业,不断扩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和对就业的贡献率。此外,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仍是该地区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力量,因此应不断优化其发展模式。例如,传统零售业与电子商务相结合,既能维持传统零售业在零售市场中的优势,也能保证劳动者就业的需求。

西三角经济区 第4篇

关键词：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力模型

一、引言

2007年到2009年期间, 重庆市与陕西省分别提出了“西三角经济圈”这一概念, 其主要内容是, 成都经济圈、重庆经济圈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将联合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西三角地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工业基础深厚, 产业配套相对完善, 投资环境优越, 要素价格低廉, 使得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占有先机。[1]国家开展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结构的演变呈“三二一”到“二三一”的转变趋势, 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大幅超过了该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 成为推动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增长的主要力量。[2]“西三角经济圈”发展的过程, 实质是实现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达到互利互惠、共同繁荣与发展的过程。[3]在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只有将西部较为发达地区的技术和资源等进行整合, 有效的区域分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4]

近年来, 在中央和西三角地方政府的推动下, 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西三角区域合作有了一定进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 无论但从成渝陕三地分别的经济实力还是从西三角区域的总体经济实力来看, 对比发展较为成熟的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 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三角区域间的合作相对单一落后, 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本文以西三角中影响经济发展所占比重较大的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 采用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通过引力模型加以测算, 并从4个时间跨度进行数据分析, 分析了近几年来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和特征, 进而为“西三角经济圈”后续深度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

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最初通过引力模型加以测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有不少学者将空间引力模型运用到分析区域经济联系中。[5,6,7]通过该模型, 可以引入一个能够量化区域经济联系的数值进行直观的比较和分析, 即区域经济联系量与经济隶属度, 前者反映了一个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 后者则反映了周围地区对于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影响程度。

本文以西三角中重庆、成都、绵阳、德阳、西安、宝鸡、咸阳7个较为主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空间引力模型计算了2000~2013年中4个年份跨度为节点的西三角主要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和经济隶属度。具体公式为:

其中, Rij表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 Vi表示城市G D P, Pi表示城市非农人口数, Dij表示城市间公路里程数, Fij表示周围j城市对i城市的经济隶属度。

本文分别选取了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进行模型分析, 城市非农人口、G D P的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城市之间公路里程数根据百度地图有关计算整理得到, 采用的是2015年城市间公路里程数。

三、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经济联系分析

(一) 经济联系量分析

由于西三角地域较为广阔, 主要城市之间分布密散不一, 所以根据模型计算得出的经济联系量不太能够直观的显示出各主要城市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情况。所以, 在所得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标准化的处理, 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进过标准化处理后, 可以看出, “西三角经济圈”显著呈现“三核”区域空间发展框架, 即重庆、成都和西安三个都市区分别构成核心城市, 该三市既是区域内城市网络的主导性中心城市和核心增长极, 又是西三角区域作为整体进而参与外部区域性、国际性竞争的基础支撑。基本呈现以重庆、成都和西安为中心, 其他城市为外围的格局。成都、重庆和西安作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综合实力强, 聚集效应打, 增长极作用明显。根据经济联系量上比较, 重庆与成都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尤其突出, 两城市之间的经济辐射作用较强, 一方面是由于重庆与成都之间地理位置近, 交通方便;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国家政策扶持西部发展, 西三角各城市经济得到发展, 重庆和成都作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受到较多政策侧重。

然而随着年份的增长, 中心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 主要城市的非农人口和G D P都有较大增幅, 但是比较历年联系量变化发现, 绵阳、咸阳等较为次要的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量变化不大, 说明这些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近年来变化不大。同时可以发现, 绵阳、德阳属于四川省的城市受到成都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远比受到其他中心城市的强;宝鸡、咸阳属于陕西省的城市受到西安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也远比受到其他中心城市的强。

(二) 城市间经济隶属度分析

通过模型, 本次计算了各城市对重庆、成都和西安三个中心城市的经济隶属度情况。其中, 三个中心城市中, 西安受到重庆、成都的经济辐射影响很小, 而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经济辐射效应较大, 主要由于重庆和成都之间地理位置近, 区域经济一体化更为明显。

城市间经济隶属度也再次论证了西三角“三核”发展的格局, 德阳、绵阳经济受到该省省会成都的经济辐射较强, 受到重庆经济辐射次之, 受到西安经济辐射的影响几乎为0, 可以忽略不计;宝鸡、咸阳经济受到该省省会西安的辐射较强, 受到成都和重庆的经济辐射影响几乎为0。

随着经济的增长, 西三角区域经济的“三核”格局相对稳定, 周围地区对于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承受力基本已经固定。这也反映了西三角区域内发展不平衡, 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目前, “西三角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是建设地区间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城镇体系, 创建产业分区与协作的新格局。[9]近年来, 尤其“一带一路”的政策出台以后, 西三角区域一体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政府推动和政策侧重下, 西三角区域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 市场的整合度也在不断加大, 西三角地区取得较好发展, 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但是, 通过模型分析, 我们发现了在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 西三角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明显, 由于地处我国内陆、人口数量多、涉及面积广等原因, 导致进程中存在地区之间差距较明显, 经济结构完整程度较低, 产业发展较不协调。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川渝地区之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 陕西地区则相对发展不平衡, 由于地理位置和发展不充分等原因, “三核”中心城市所能辐射的范围和能力也被限制。

第二, 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制有待改善。西三角之间分属不同行政区域, 各地之间相互协调的难度较大, 至今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协调机制还没完全建立。短期内, 如果西三角地区交通情况没有大突破, 成渝地区与陕南之间的经济辐射力度仍然非常有限。[8]地区之间缺乏深度合作理念, 合作期间的协调协商程度不够理想, 由于行政地区之间考核体系等因素, 各地区在多个方面都不能有效统一, 存在较为普遍的各自为政、盲目竞争等问题。

(二) 建议

根据前文西三角区域经济联系量和经济隶属度的分析情况, 参考借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经验,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打破地区行政考核体系和传统观点的束缚, 整合西三角地区的经济资源。西安、成都分别是国家西北、西南地区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 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一个国家直辖市, 其经济发展也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稳定发展需要从明确改地区的经济中心, 高度整合该地区的经济资源, 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吸纳和辐射经济资源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 突出“三核”结构中的“两核”重点发展, 优先将地域优势明显的重庆与成都中心城市圈进行侧重发展, 重庆与成都地理结构相似度高, 地理位置较近, 区域经济活动与产业分工便利, 形成“先富带后富, 共奔富裕路”的格局。同时, 加强也对西安中心城市圈的经济辐射能力的建设, 将辐射效应进一步向周边小型城市扩散, 为未来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铺平道路。

第三,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与重庆强强联合, 为川渝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取决于地区经济实力的雄厚, 所以重庆和成都需要借助自身优势与便利, 借助国家建设改革之风, 进一步提升和发展自己的经济软实力, 打破现有桎梏, 发展工业及制造业等基础产业的同时突破当地能源、资源产业的发展瓶颈, 最终形成“西三角经济圈”区域一体化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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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雪娇.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6, 32 (2) :192-195.

[3]卢敏.“西三角”经济圈构建中的利益博弈与共赢机制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2, (137) :90-93

[4]张琦.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西三角”经济圈[J].开发研究, 2006, (122) :22-27.

[5]周一星.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J].城市规划, 1998, 22 (2) :22-25.

[6]孙久文, 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 7:52-58.

[7]高兴亮.基于引力模型的山东省城市经济联系格局演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 (5) :458-461.

[8]何龙斌.“西三角”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辐射力的比较与启示——以陕南为例[J].开发研究, 2012, (156) :9-12.

西三角经济区 第5篇

国内对省际工业分工合作与空间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周一星根据区域发展的非均质性, 提出城市与区域城市体系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理论, 为确定区域经济地位、城市实体的空间延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6]。同时, 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 部分研究也关注中部地区、成渝经济区及省内城市间的工业分工、经济空间联系等;研究方法侧重于区位商、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基尼系数、产业梯度系数等[7]。李慧等基于产业梯度系数, 研究了泛长三角四省一市的产业差别和产业转移[8];张建营等在科学界定城市空间距离内涵的基础上, 利用引力模型确定了广州与珠三角外围城市的联系度[9];张祥等利用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产业合作潜力模型等探讨了中部六省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工业分工与空间联系变化[10]。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 我国沿海许多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中部地区逐渐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而西部的许多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工业分工合作、空间联系方面, 以西部地区为对象的各类研究刚刚起步, 对建立省域间工业分工合作、开展产业优化调整的需求最为迫切[10]。据此, 本文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 根据“西三角”经济圈中四川、陕西和重庆的经济发展速度, 剖析了三地产业发展及转移态势, 测度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

1 研究区域

2009年7月, 四川、陕西、重庆签署“西三角”经济圈工商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确定“西三角”经济区是以重庆、成都、西安为核心, 以成渝城市带和陕西关中城市带为主体, 总面积约38万km2, 人口1.4亿人, 覆盖60个城市的复合型经济区域[11] (图1) 。从图1可见, 三省市紧密相连, 具有天然的地域联系, 为协同发展营造了地理区位优势, 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协同发展的前提。近年来, 三地以第二产业为主, 经济实力显著上升, 互动交流愈加频繁。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相对发展率:研究一区域经济发展速度时, 为避免单纯的总量指标或人均指标对比的绝对性, 通常采用相对发展率表示各区域一段时期内人均GDP的变化与所在大区域人均GDP变化之间的关系[12]:

式中, Y2i、Y1i分别表示i地区在时间2、时间1的人均GDP;Y2、Y1为i地区所在的大区域在时间2、时间1的人均GDP。若Nich>1, 表示该地区人均GDP增量快于大区域人均GDP增量,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若Nich<1, 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产业梯度系数:产业梯度系数作为衡量地区产业专业化和创新水平的指标, 能反映产业发展的相对水平、描述优势产业的分布情况, 揭示区域分工的基本格局[10]。公式为:

式中, LQij为产业专业化指数 (区位商) ;CPij为比较劳动生产率。

式中, i为i地区;j为j产业;Xij为i地区j产业的工业总产值。若LQij>1, 说明i地区j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 数值越大, 其发展越具有优势;反之, 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低, 属劣势产业。

式中, Yij为i地区j产业的从业人员。若CPij>1, 表示i地区j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或技术水平) 高于平均水平;若CPij<1, 则低于平均水平。通过LQij和CPij的乘积得到产业梯度系数IGij。若IGij>1, 其产业梯度较高, 反之则较低。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在分析各地优势产业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进一步选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判断地区间产业同构情况:

式中, Xki、Xji分别为i产业在k地、在j地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Sjk的取值介于0—1之间;Sjk越趋近1, 表示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越相似;Sjk越趋近0, 说明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13]。

经济联系引力模型:19世纪80年代, 英国学者Ravenstein E G将万有引力模型引入人文社科领域, 形成经济空间相互作用引力模型来测度两地间经济联系[14]:

式中, Pi、Pj为i、j两地人口总量;Gi、Gj为两地的GDP;Dij为两地间距离。Rij值越大, 表明两地经济空间相互作用越强;反之, 则越弱。

2.2 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数据主要采用2006—2013年四川、陕西和重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选择三省市独立统计且共同拥有的行业, 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37个行业 (表1) , 为保证可比性, 选择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3“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与分工合作现状

3.1 经济发展速度比较

自2000年以来, 三省市GDP不断增长, 彼此间差距不断缩小 (图2) 。其中, 陕西、重庆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00—2004年, 四川的GDP约为陕西的2倍;2005年后, 该比值小于2;四川的GDP一直超过重庆的2倍, 但已由2000年的2.19倍降至2012年的2.09倍。图3显示三地2000—2012年相对于“西三角”和全国的经济发展率。与“西三角”相比, 三地在2005—2012年的相对发展率 (Nich) 基本保持平衡, 2000—2005年出现小幅回落。其中, 2000—2005年陕西的Nich超过1, 2005—2012年却小于1, 下降较明显;四川的Nich均未超过1, 经济发展速度较慢;重庆的Nich均大于1, 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与全国相比, 三地经济势头上升较快, 2000—2005年三地的Nich都小于1, 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西三角”经济圈;2005—2012年, 陕西和重庆的Nich超过1, 四川也明显提高, “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总体发展速度反超全国。由此可间接推断, “西三角”经济圈充分发挥地理位置较近、空间联系较紧密的优势, 借助政策扶持开展分工合作, 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3.2 产业梯度分析

根据式 (2) — (4) , 对川陕渝的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梯度系数进行测算, 具体结果见表1。

四川、陕西、重庆分别有18个、13个、10个行业的区位商 (LQij) 大于1, 四川优势行业数目最多。三地各有一些特色产业, 但存在一定的产业趋同, 共同的优势产业是医药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中, 四川、陕西的优势产业均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四川和重庆的共同优势产业为非金属矿采选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陕西和重庆的优势产业均有烟草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此外, 川陕渝部分行业的区位商均小于1, 如纺织业, 纺织服装, 服饰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等。

四川、陕西、重庆分别有17个、10个、10个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CPij) 大于1, 且CPij值与LQij值总体呈正相关关系。四川的CPij较高, 多数行业的CPij在0.55—1.50之内, 整体上较均衡。陕西有6个行业的CPij超过1.50, 有4个低于0.50, 不同行业间的CPij差距较大, 整体分布不够均衡。重庆各行业的CPij较为平均, 但数值整体偏低。就具体的地区而言, 一些行业的LQij>1, 但CPij<1, 如四川的家具制造业、陕西的烟草制品业、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其中三地区医药制造业的CPij均小于1, 反映出以上行业虽为各地区的优势产业, 但比较劳动生产效率较低, 存在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实际生产效率较低的状况。也有一些行业的LQij<1, 但CPij>1, 如四川的纺织业, 陕西的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重庆的化学纤维制造业等。其中, 三地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的CPij均较高, 尤其是四川达到4.27, 说明此类行业虽未成为优势产业, 但其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等较高。

四川、陕西、重庆分别有15个、9个、9个行业的产业梯度系数 (IGij) 大于1, 四川占据明显优势。川陕渝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当两地区的IGij大于1时, 另一地区的IGij就会小于1, 呈“两强一弱”格局。如四川、陕西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的IGij>1, 而重庆此类行业的IGij<1;四川、重庆的非金属矿采选业、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IGij>1, 陕西的IGij<1;陕西、重庆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IGij>1, 而四川的IGij<1。第二类是当一个地区的IGij大于1时, 另外两地的IGij就会小于1, 呈“一强两弱”之势。如四川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农副产品加工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IGij>1, 而陕西、重庆此类行业的IGij<1;陕西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食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IGij>1, 而四川、重庆此类行业的IGij<1;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IGij>1, 而四川、陕西的IGij<1。

综上所述, 在“西三角”经济圈, 四川工业具有较高的产业梯度, 陕西居中, 而重庆位于最低梯度, 呈“四川—陕西—重庆”的产业梯度分布格局。按具体行业, 三地产业发展的不同特征构成了工业分工合作的基础。即四川在各类金属矿采选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较突出;陕西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食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上有较显著的优势;重庆在各类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利用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占优势。

3.3 产业同构、互补情况

2012年, 四川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8∶51.7∶34.5, 陕西为9.5∶55.8∶34.7, 重庆为8.2∶52.4∶39.4, 三地均呈“二三一”的模式。重庆的三产比例接近40%, 川、陕三产的比例不足35%。

2005—2012年, 川—陕、川—渝、陕—渝的三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Sjk) 超过0.5 (图4) , 三地的产业结构较接近。其中, 川陕间Sjk一直处于最高状态, 产业同构情况最为明显, 彼此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川渝间Sjk虽有小幅浮动, 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2011年超过川陕, 2012年高达0.743, 同构化程度加大, 显示出两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情况。相对而言, 陕渝间Sjk较低, 2010年后出现下降趋势。总体而言, 三地的产业同构较明显, 形成竞争型而非互补型的产业结构关系, 易导致各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展开激烈竞争[15], 遏制共同的发展。

注:2011年的《四川统计年鉴》未列出具体各工业行业产值, 故2010年川—陕、川—渝数值为2009年、2011年所得结果的平均值。

3.4 经济联系强度

在“西三角”经济圈中, 三地间的经济联系强度随时间推移呈不断增长之势 (图5) 。其中, 川渝经济联系强度 (Rij) 最高, 2000年为185.9, 2012年达1158.1, 这与彼此间地理临近密切相关。陕渝间的经济联系最弱, 2000年为16.8, 2012年为124.2;2012年, 川渝经济联系强度最大, 约为川陕的5.2倍, 是陕渝的9.3倍。其中, 川陕间距离大于陕渝间距离, 但川陕经济联系强度高于陕渝, 说明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域往往选择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域开展合作, 而经济规模接近的地域反而合作力度较弱 (图2) 。在三地间的经济联系中, 四川居首, 说明四川在“西三角”经济圈中的重要地位。根据曲线走势发现, 2009年以来彼此间的经济联系都出现较大幅度增加, 这与当年提出建立“西三角”经济圈密切相关。

4 结论与建议

4.1 打破行政壁垒, 推动内外循环

“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增速超越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整体发展态势较好, 但由于对资源、投资的依赖强, 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含量较低、对环境破坏较大, 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 地方政府需树立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概念, 打破行政区域壁垒, 强化三省市在经济分工合作等领域的协调统一, 尊重市场及城市发展规律, 实现资源禀赋、社会经济资源互补, 开展良性互动[16];借鉴国内外经验, 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和生态产业, 推动内外循坏, 形成比较优势[17], 保持较高的相对发展速度。

4.2 开展强强联合, 打造规模效应

强强联合, 扩大“西三角”经济圈产业规模是短期内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关键[18]。如四川和陕西之间, 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上实现强强合作, 四川、陕西农业发达, 能为该行业提供充足原料, 今后要适应人们对绿色环保食品的需求, 将该行业做大做强;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 陕西地理位置优越, 可促进两地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上的联合发展, 实现“双赢”;着力推动四川和重庆在家具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行业的强强联合, 充分利用网络发展线上线下经营, 合作建立生产基地, 推动商业业态多元化发展。

4.3 避免产业趋同, 实现优势互补

三地发展特征不同, 但由于地理临近、文化理念相似、经济发展阶段一致等, 造成川陕渝产业同构较严重。因此, 需发挥具体产业的比较优势, 逐渐加以解决。如三地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区位商、产业转移系数均大于1, 其中陕西的LQij为6.57, IGij达44.21, 远超川渝, 可将其作为陕西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进行扶持, 其他地区则弱化该行业发展;四川在医药制造业领域经济实力更强, 重庆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上更具优势。在产业日趋细化的背景下, 三地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取长补短。四川可将部分优势产业的基础部分向陕渝转移, 承接来自海内外发达地区的产业;陕西需优化产业结构, 改善产业发展不均衡局面;重庆提高比较劳动生产率, 增加产业发展的稳定性;陕渝也要积极承接来自其他地区的产业, 深化分工合作。

4.4 增加经济规模, 构建联系网络

作为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三角”经济圈中的各省市应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四川与其余两地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 要充分发挥已有优势, 积极探索构建全方位的空间联系网络, 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省域间各要素的流动速度和效率, 缩小距离带来的差距, 逐步提高经济联系紧密程度。同时, 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规模, 增加吸引力, 扩大相互间的多类型空间联系。

摘要：川陕渝作为我国“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分工合作与空间联系对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省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相对发展率、产业梯度系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及经济联系引力模型测度了川陕渝三省市的经济发展实况。结果表明, 陕西、重庆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三省市产业发展各有特色, 分工合作不断深化, 呈“川—陕—渝”的产业梯度分布态势;区域产业同构化程度较高;川渝经济联系强度最大, 川陕经济联系强度高于陕渝。因此, 应进一步深化工业分工合作、增强省域空间联系, 以期实现“西三角”经济圈的协同发展。

“西三角”人力资源水平比较研究 第6篇

我国东西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西部大开发作为促进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了奠定基础阶段。国务院近年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等,以及《大西安总体规划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亮相,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西部地区迎来了又一个重要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政府和众多学者提出并探讨“西三角”经济区的概念,旨在把西安与被国务院批准设立“新特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和成都联合,组成一个对中国西部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三角形增长极。而其中三个极点西安、成都、重庆就拥有人口总数达5111.85万,占区域总人口33.83%,经济总量达9210.41亿元,占整个地区45.84%。可见西安、成都、重庆在“西三角”经济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现代的经济理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合理配置和科学利用,人力资源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对“西三角”人力资源优劣势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意见,有利于更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西三角”人力资源水平现状分析

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人力资源自身的特质和西部地区人口分布特点,决定了人力资源水平不仅要关注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还应关注人力资源的配置结构。

2.1 人力资源数量

人力资源数量包括现实社会就业人口和潜在就业人口。现实社会就业人口总体上可分为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三部分;潜在就业人口则包括在校学生和服役人员等。现实社会就业人口在数量上等于从业人口数,而潜在就业人口将在人力资源质量中讨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2010年西安、成都、重庆统计年鉴.

从人口自然变动来看,西安、成都、重庆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水平,重庆的死亡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2‰,而成都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低于西安、重庆。总体而言,成都人口自然变动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重庆则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西安介于成都和重庆之间。根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高收入水平总是伴随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所以成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经济发展是匹配的,成都2009年人均GDP为35215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7775元,且比西安和重庆高。从总量上看,“西三角”共拥有4989.06万常住人口,西安、成都、重庆分别占16.91%,25.79%,57.31%;从业人口总量共有2860.87万,分别占16.17%,25.50%,58.33%。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从业人口,重庆均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在“西三角”中占据绝对优势。但重庆由于拥有广阔的面积,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347人,西安和成都分别为834人和1038人。

2.2 人力资源质量

人力资源质量体现着人体力和智力、生理素质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的综合。因此,选择人均预期寿命、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两个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人力资源身体素质;每万人在校学生数和申请专利授权数衡量人力资源智力,每万人在校学生数同时也是衡量潜在人力资源的一个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2010年西安、成都、重庆统计年鉴.

从人力资源身体素质角度看,成都的人均预期寿命显著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岁,且高于西安和重庆,成都较低的死亡率和丰富的医疗资源恰好印证这一点,成都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为71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人和西安61人。而重庆每万人中卫生技术人员仅为34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力资源智力角度看,由于西安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院校,其每万人在校学生数2413人远远高于成都和重庆。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为70.31万,成都和重庆该数据分别为58.93万和52.33万;成都申请专利授权数为16349件,高于西安4706件和重庆7501件。

2.3 人力资源配置结构

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从产业结构和分布结构两方面考察,产业结构按三次产业分类,分布结构则从国有、非国有从业人员和城镇、乡村人口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2010年西安、成都、重庆统计年鉴.

从产业结构来看,重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高达733.68万,占其总从业人员44.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9%,并且显著高于西安和成都;但重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GDP仅为8270.64元,远远低于成都的16449.23元,略低于西安的9037.91元。成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占其从业人员总量31.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1%,高出重庆10.6%;但重庆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均GDP却高达96959.99元,这与重庆优越的工业基础密切相关;西安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数量为208.82万,占其总从业人口数的45.15,与成都持平,高于重庆和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人均GDP为70345.27元,均高于西安和重庆。总体上,西安、成都和重庆分别在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具有绝对优势。从从业人员所在企业性质来看,重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数略高于西安和成都,西安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明显低于其余各地;从从业人员分布来看,西安拥有223.13万乡村从业人口,低于成都和重庆。重庆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翼和渝东北翼之间的巨大差别,重庆乡村从业人口数量高达950.95万,高出城镇就业人口233.07万,西安和成都乡村从业人员均少于城镇从业人员。

3 结论和建议

3.1 依托教育资源优势,留住人才发展大西安

西安不但拥有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存量,而且还投入大量资金用于R&D,2009年西安共计投入164.99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41%,高于同年成都和重庆。但另一方面,西安申请专利授权数并不占优势,这与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相符的。所以比起引进外来人才,把接受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留在西安将是未来西安人才发展战略的新思路。

3.2 保持城市特色,吸引外来人才

成都得天独厚的气候和舒适的居住环境,一直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高效的经济发展,合理的产业结构,使成都成为“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最合理的城市。开发和制定一系列人才激励机制,从而吸引外来人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措施。

3.3 加强优势产业,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重庆面积广阔,人口分布不均衡,典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大城市。在“西三角”区域,重庆在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金融领域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引导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二、第三产业是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路径,同时应加大职业技术培训等投入,为人力资源流动提供外部支持。

3.4 完善道路交通,促进人力资源流动

“西三角”经济区的可行性最大优势在于,西安、成都、重庆在地理上具备优势。但由于秦岭山脉的天然屏障,现有交通条件不利于三地人才的自由流动。加大道路投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西三角”经济区形成的重要条件。

摘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三角”经济区的设想应运而生。人力资源作为社会生产的先决条件和战略资源,其水平决定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未来发展。文章从数量、质量、配置结构三方面对西安、成都、重庆人力资源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西三角,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水平

参考文献

[1]邵锋.西三角经济区研究—建设纵横交汇的反梯度发展区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汤甬.中国西部人力资源水平区域差异比较研究[D].浙江大学,2001.

[3]韩喜平,徐广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人力资源因素—基于吉林身和浙江省发展差距的思考[J].人口学刊,2004(3).

[4]于钦凯.东北地区人力资源结构及省际差异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04.

西三角经济区 第7篇

关键词：产业园区,产城融合,长三角地区,发展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中共江苏省委明确要求常州深入推进产城融合试验试点,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作为常州推进产城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 按照市产城融合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 坚持在城区中培育产业生态, 在园区中完善城市功能, 加快推进西太湖产城融合发展试点, 通过人口、城市、产业、生态的协调互动、互促并进, 努力建设产城融合发展的“西太湖模式”。本文以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为例, 试就产城融合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希望能对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有所启示。

1 产城融合的概念及背景

产城融合是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内在需求, 也是当前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城市与产业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 只有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 以产业化驱动城市化, 城市才有生机, 产业才有活力。具体来说, 就是要“建设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现代产业体系为驱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相融合、多元功能复合共生的新型城区。”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 “开发区热”和“造城运动”并存。一方面, 各地政府大量兴建各级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 因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脱节、就业人群与消费结构不相匹配等, 形成“工业孤岛”;另一方面, 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新城建设, 由于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变为“空城”或“睡城”。历史的教训引发了政界、学界、商界对产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深入思考, “产城融合”理念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出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这一产城融合发展概念。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和强调了“产城融合”这一发展理念。

产城融合发展是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对区域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常州成为全省唯一的产城融合试点, 是省委、省政府基于对常州实力、优势的慎重考量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常州而言, 产城融合不仅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的新渠道、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途径, 更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提高常州整体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区作为由开发区转变而来的专题产业园区, 必须加速产业园区的转型, 跳出产业园区的局限, 以产城融合理念为指导, 更加注重知识经济、创新文化、现代生态文明及和谐社区的建设, 根据园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及城市发展规划, 调整园区空间布局和完善城市功能, 由单一的产业园区向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或创新型新城转型。

2 产业园产城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2013年, 武进经济开发区与西太湖生态休闲区合并组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西太湖顺应发展大势, 立足已有基础, 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创新驱动的特色发展之路, 形成了“科技驱动、金融创新、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十六字建设方针, 拉开了建设产城融合、科技新城的序幕, 推动了园区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品牌特色更加彰显。

2.1 综合实力稳步增强

十年来,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23.1%, 年均增幅30.4%;工业总产值增长957.1%, 年均增幅26.6%, 规上工业产值增长882.6%, 年均增幅25.7%;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586.4%, 年均增幅49.8%;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622.5%, 年均增幅32.9%;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入520.3亿元, 注册外资16.9亿美元, 实际到账外资10.8亿美元。

2.2 产业规模初步形成

经过多年精耕细作,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初步形成了“4+1”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 逐渐成为常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一是石墨烯产业特色明显。园区已集聚石墨烯国际顶尖研发团队13个、石墨烯相关项目累计达到52个, 在石墨烯领域创造了7项全球第一和3项国内第一, 2015年石墨烯产销超过12亿元。江苏省 (常州) 石墨烯产业研究院和江苏省先进碳材料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品牌,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二是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由省市共建的西太湖国际医疗产业园已形成“一城三园多平台”的创新创业发展格局。园区采用混合所有制方式, 入驻的健康制造业企业已达到380余家, 2015年产销超过20亿元。同时, 国药达安全国第三方生物医学检测中心总部、星空医疗等业内知名项目的入驻投运, 促进了高端健康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三是互联网产业影响扩大。西太湖电子商务产业园、西太湖互联网产业园等发展载体已经建成, 引进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102家, 国内最大的视觉内容版权互联网交易平台、国内最大的影视新媒体版权互联网交易平台落户园区。四是文化旅游产业逐步壮大。区域内成功举办了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批品牌活动和赛事, 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旅游的首选地。中国西太湖影视新媒体基地、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等一批文化项目也落户投运。五是中以合作品牌凸显。与以色列开展合作是西太湖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中以合作已经成为常州国际合作的亮丽名片。目前, 园内已集聚覆盖健康医疗、电子信息、新材料以及科技服务等诸多行业的以色列企业25家, 引进项目累计达到38个。中国以色列国际创新园知识产权合作与保护试验区正式落户, 初步构建了功能完备、机制灵活的创新生态体系。

2.3 城市框架逐步拉开

大力实施产城融合启动工程, 初步完成产城融合规划和“四规合一”试点。实施“三区融合”推动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日益明晰。板块功能不断提升, 北部片区以医博会为契机, 各类配套设施加快完善, 一个服务较为完善的产业片区初具雏形;中部片区修建了西太湖大道等道路, 实施了石墨烯科技产业园东侧、绿杨路邻里公园及周边的景观工程, 推进了家润多超市、双竹记生态餐饮等26户商家入驻运营;南部片区着力打造精品传世之作, 临湖岸线及花博园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商业业态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启动编制。翡丽蓝湾、星河澜月湾等商住楼盘及各类配套设施正在加快建设。

2.4 以人为本不断体现

着力加强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均实现全覆盖。大力实施民生工程, 每年围绕民生所需实行10件以上民生实事, 极大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提升辖区内学校办学水平, 牛津国际公学建成投运。注重人才引进, 区已经引进的国家“千人计划”17名, 外国院士1名, 硕士以上“龙城英才”创业人才95名;企业自主引进的博士近30名, 硕士以上高层次技术人才近200名。此外, 园区还在积极增加以色列等国际化元素配套, 为国际人才创造宜居宜业环境。

2.5 生态环境明显提升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新城建设的“底色”来抓。突出生态治理, 开展了湖区的清淤、疏浚及退田还湖, 关停了华夏钢厂等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企业, 完善了雨污分流等设施, 开展生态廊道、景观工程等建设, 绿化覆盖率超过40%。突出生态创建, 不断提升生态文明的品质和内涵, 2009年创成江苏省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2013年创成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2014年顺利成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全国创成该品牌的第二家省级开发区) 。突出生态发展, 大力倡导循环经济, 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9%以上;严控总体开发强度, 切实通过较低的建筑密度、合理容积率等手段, 实现园区生态环境和土地开发的最佳平衡。

3 产业园产城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产业规模偏小且产业结构不合理。园区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过小, 导致平衡城市投资的能力和吸引人口的能力比较薄弱, 产城融合的基础条件较差, 产业的集聚集群发展还不理想, 通过产业带动城市发展的能力还很不足。产业结构中, 二产占据主导地位, 三产服务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二是空间布局较零散且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不够完善。从目前的格局来看, 园区没有形成核心区或中心区, 功能空间布局比较分散, 各功能相互之间的衔接结合不够紧密, 居住类型混杂, 统筹规划还不够理想。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不够完善。

三是区域常住人口总量较少且多元开放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园区规划范围内的总人口约5万人, 人口密度大约为500人/平方公里, 相对于成熟园区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近几年, 园区的人口吸引力比较弱, 人气还不旺。

4 推进产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建议

4.1 科学规划指导产城融合

一方面, 明确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在衔接常金统筹片区、科技创新重要基地、新兴产业高地等方面的价值和地位, 另一方面, 还要考虑对常州新一轮产城融合整体布局规划可能的参照意义、标本价值。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必须坚持以产城融合为理念, 以节约集约为原则,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以统筹发展为主导, 以生态智慧为特色, 重点深化产业规划、空间规划、生态规划、土地规划、人才规划、目标评价体系、近期实施纲要等内容, 同步推进各项规划多元合一, 用科学规划指导产城融合的实践。

4.2 产业集聚铸就竞争优势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必须坚持把发展“4+1”特色产业作为重中之重, 努力建成全市先进碳材料集聚区、互联网发展示范区、健康产业领跑区、生态文化旅游先行区和国际合作样板区, 打造创新驱动的“西太湖模式”。同时, 必须注重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相衔接, 在三大区域内各有侧重推进“三产融合”, 并通过实施“三区融合”, 达到全面实现产城融合的目标。其中:北部片区 (长虹路以北) 以制造产业为保障, 以生态农业为特色, 驱动集镇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 全面打造精致的现代化小城镇;中部片区 (延政西路与长虹路之间) 以新兴产业、研发产业等为基础, 以先进碳材料、医疗器械和互联网为载体, 借鉴以色列创新模式, 统筹布局研发、生产、生活、服务等功能, 全面打造科技驱动的先行区。南部片区 (延政西路以南) 通过布局高端研发产业、服务业、2.5产业和生态旅游文化产业, 促进房地产及配套产业的发展, 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示范区。

4.3 以人为本促进城市发展

一是通过引进高科技企业, 结合实施人才导入计划, 积极推动科研人才、企业高管、科技创业者、海归创业者等各类人才快速集聚。二是加快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功能, 紧密贴合不同的人口结构的需求, 配套建设相应档次的交通、教育、绿地、医疗、商业等设施。三是建设适应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系列配套, 创造国际化的生活空间, 提供语言培训、生活指南、活动组织等各方面服务, 建立具有辐射影响力的国际生活社区。

4.4 生态优化提升环境质量

一是按照低碳城市理念, 推广绿色建筑、新能源利用和清洁技术, 构建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及慢行系统, 发展公共自行车租赁, 倡导绿色交通。二是积极建设海绵城市, 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生态化技术, 构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按照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增加公共绿地比例, 建设景观公园、街头绿地等业态, 形成良好的景观空间。三是优化水系建设, 最大限度在滨河地带和洼地恢复、营造生态湿地, 按水系功能需要规划新开河道、沟通支流和断头浜, 提高河道自净能力, 改善园区河水环境, 建设具有良好可达性和亲水性的滨水景观。强化市政管网, 全面提升雨水排放能力, 减少汛期雨水主管网压力, 严格实施雨污分流, 建立完善雨污水管网管理养护制度。

4.5 机制创新推动改革深入

一是全力探索构建产城融合的目标评价体系, 对产城融合发展趋势、方向、程度进行预测和评价, 致力于形成一套可供复制借鉴的指标体系。二是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全面构建引资、融资、投资“三资融合”的投融资机制, 整合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 围绕“4+1”特色产业加快组建运营西太湖新兴产业发展基金, 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国有资产的快速增值。三是完善科技创新机制, 构建“苗圃—孵化—加速—产业”全链条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推动新业态的发展和新产业的孕育;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 引导园区龙头企业建设创新创业平台, 探索行业龙头企业内部创新的引导模式。四是探索节约集约的开发机制, 试行“灰地”概念, 解决规划矛盾, 盘活现有土地, 降低开发强度;优化内部用地结构, 严控总体开发强度, 提高城市土地综合承载能力。五是探索构建高效公共服务机制, 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减少审批流程, 创新社会治理, 创造良好政务环境。

参考文献

[1]张道刚.产城融合的新理念[J].决策, 2011 (01) .

[2]刘荣增, 王淑华.城市新区的产城融合[J].城市科学, 2013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