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思想范文

立人思想范文（精选10篇）

立人思想 第1篇

小说《故乡》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 依据“我”在故乡的见闻感受, 着重描写润土和杨二嫂的巨大变化, 反映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破产、生活痛苦的现实, 揭示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劳动人民精神上的束缚, 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的冷漠与隔阂, 表现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小说中的立人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从正面说, 要求每个人都有高度的自觉, 独立的人格, 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敢精神。这一方面以水生和宏儿为代表。从反面说, 像润土, 虽曾有过如画的少年时代, 但最终变得麻木而迟钝;像杨二嫂, 虽曾有年韶青春, 但最终变得放纵而自私。他们都缺乏自觉, 所以要努力改造。小说中写宏儿:“我到了自家的房外, 我的母亲已迎出来了, 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着一“飞”字, 则表现出宏儿好奇、天真、活泼的性格特征。

写水生:“宏儿听得这话, 便招来水生, 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这里写出了同龄人的相同志趣、相同快乐。以至于在宏儿离开故乡后, 水生还约宏儿到他家中去玩。这是多么淳朴的人情。

小说的作者, 虽对宏儿、水生着墨不多, 却也凝练生动, 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用小说中的语言来表达, 即:“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 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 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在这里, “我”否定了“我们”的生活, 肯定了宏儿、水生们的生活, 作者借“我”的内心独白, 宣泄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而不是隔膜, 要追求人性的自由活泼, 而不是怯生生的禁锢。

对于闰土的刻画, 小说中用:“木偶人”反映其精神遭受的巨大摧残, 表现闰土的呆滞、麻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 始终不离“老爷”这个令“我”震惊的称呼, 认为少年时的称哥呼弟是“不懂事”“不成规矩”。可见闰土受封建礼教、等级观念毒害之深。

小说中对闰土的心理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他只是摇头, 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 却全然不动, 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 却又形容不出, 沉默了片时, 便又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这里将闰土内心极度不平, 却又无力反抗, 更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的苦闷心情刻画得非常形象。

对于闰土的悲剧, 小说中明确提出:“多子, 饥荒, 兵, 匪, 官, 绅, 都苦得他像木偶人了。”这从本质上揭示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广大农民生活困苦的社会根源, 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由此产生这样的审美理想:启发人们从闰土的悲剧里去思考, 去探索, 去走希望之路。至于杨二嫂, 小说侧重于写她的泼悍放肆与自私。她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自私。她语言尖刻, 一张口就向“我”讨东西, 讨东西不成就逢迎, 造谣, 甚至于愤愤攻击。这是一个被当时社会扭曲了的小市民典型。

立人的尝试 第2篇

2011年12月26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 下午1:30，一年级“西方经典研读课”学期最后一节，吴增定老师继续讲解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文科实验班”的30名学生，是北航在统招入学之后再通过笔试、面试录取的。一年级以中西古代经典研读和中西文明文化史为主，二年级以社会科学早期经典研读为主，三四年级则分科到行政学、经济学或法学中接受专业教育。这一学期除“西方古典精读”之《理想国》外，还主要开设有“中国古典精读”之《论语》，以及“西方政治制度”、“西方文明文化史”和“中国文明文化史”等课程。这些课程都要求落实到经典文本上，精读精讲，忌泛忌空。 和同学们聊天，是件很有趣的事，能听到各种各样信心满满的“大词”。他们说，这半年，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应该选择读什么书，“如果不进这个班，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碰这些书”。这之前，我曾听一年级的余朋翰说过，由老师带着读这些经典感觉特别幸福，“感受到这些经典里面散发出一种温情，只有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温情，认识不到的人是感受不到的”。也有同学从读书里发现更加高远的东西，如来自浙江的齐鲁谈自己学习“循吏传”的感受：“不是说我们要去干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什么。如果说大一点，可以说是使命感的东西。” 他们营造出一种氛围将记者包裹其中，有豪情、有自信、有激励。记者很奇怪，這些东西从何而来。他们将之归功于自己所接受的通识教育，尤其是所读的中西经典书。这些书让他们底气特足，时时散发着一种俯视众生，经纶天地的气息。与二年级的余龙和吴杨虎闲聊时，我们讨论了改良与革命孰优孰劣，中西方传统各自怎样看待，甚至还谈到最近一年各自读些什么书，怎样评价各自的高中教育，对当前身处其中的通识教育有些什么意见等等。虽然都不是什么新话题，但这两个“90后”的大男孩，还是让记者看到了他们在关注和思考什么问题。他们跟记者开玩笑说：“比如我对高中学的‘宗教是精神鸦片’就不再这么看，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你说我有没有成长？”进而，对刚刚结束的高中教育，余龙就一方面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干了很多无意义之事；另一方面，他认为教育在有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之下同时也是国家政治的一个面向，各种利益纠缠其中，不得不是一个很繁难和棘手的问题。 国家视域中的通识教育与同学们的接触，让记者对通识教育有了探究的热情。其实，熟悉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当前国内外有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一般认为其思想发端于美国，并在美国大学中广泛应用，并获得相当成功。通识教育在新中国的推行，主要借助于素质教育，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5 年，原国家教委组织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1999 年，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随后，通识教育在国内各高校全面推开。 如果再往前追溯，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对通识教育有过广泛讨论和实践，有些教育家，如蔡元培、蒋梦麟等留下的相关论述现在还是通识教育领域的重要文本，而他们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果现在也常被教育改革者提及。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国家参照苏联经验，对高等教育做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的大调整，综合大学急剧减少，各种专业类院校大幅增加，形成综合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单科性工业学院并存的局面。高等教育变成专业化教育的代名词，通识教育被彻底废止和摒弃。 1970年代末，改革和发展之风也影响到高等教育。经过建国后这几十年的弯路，越来越认识到过分专业化和工具化的道路，并不是坦途。越来越狭窄的培养模式，只适合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而培养不了通才，更培养不了具有通贯视野的大家。再加上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长期忽视，也让高等教育适应不了当时的发展形势，再次面临变革。一些学校开始了“淡化专业，加强基础”的尝试。这一思路在1980年代中后期，得到了国家教委的肯定。1988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育的工作意见》，指出要为未来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打下较宽的基础。本科专业种类，也由原来的945种，逐步调整到1998年的249种。先前的各种专业类高校，也开始要么被合并，要么拓展专业设置向综合型大学迈进。 然而，随着1990年代中国全面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学也迎来了其产业化改革之路。但这种改革并没有解决大学实用化、工具化的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为明显。学生读书不再是为了求得知识、探索真理、陶冶品德，而是为习得某种提高自己谋生能力的技能。教师也仅仅把教育、科研视为一种谋生手段。人们批评大学成为高级职业培训学校并非无的放矢，甚至有识者尖刻地将大学讥为“养鸡场”。与此同时，在激烈的市场化改革中，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社会多元化的同时，一种无所适从的无力感也侵袭着整个国家，尤其是其精英阶层。这种主流价值观的缺失，终于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的政治核心层的关注。人们自然希望大学，这个精英的训练园地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提上了中国高校改革的议事日程。一些先行者希望这样的改革能有效纠正大学过分实用化、工具化的弊端，同时，也希望这种教育能培育出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关于后者，还在整个社会争辩不已时，如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实践者并没有停下脚步等待理论家辨明是非真伪。职是之故，这些先行者的实践、感悟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注。当前通识教育的三种模式2012年4月6日，上海难得的春和景明，复旦大学校园的草坪上尽是三三两两随意躺卧的外国留学生。四年级的卢琦正在做去美国读硕士的准备。回首这四年，她有两个感慨：一是复旦大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很多交流机会；二是感谢辅导员能够将一些带有机会性质的信息及时传达下来。四年里，卢琦有过一学期的海外生交换经历，还在学校学生会任职，与很多NGO打过交道。她将来的希望也是学成回国到NGO工作。但说起自己曾经的通识教育，仿佛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多。 当前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是所有试行改革的高校中最彻底的一种，覆盖到全校学生。他们规定，所有入学的大一新生，不分专业都必须接受一年的通识教育。并为此在2005年9月，专门成立了负责全体本科生管理和教学的“复旦学院”，全面推行通识教育。国内目前，只有浙江大学的体制与其类似。该学院下设五个书院：志德书院、腾飞书院、克卿书院、任重书院和希德书院。学生在这五个书院通识教育一年期满后，再回到各自的专业院系开始生活和学习（希德书院例外，该院学生保留四年书院制）。 书院主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和生活，上课还是要到专业学院去。之所以采取这种制度，据复旦学院的老师介绍，是希望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开阔眼界，感受不同的学科氛围，同时创设一个公共空间，供学生交流（为此他们专门给学生设有咖啡吧、讨论室、公共厨房等设施）。这些苦心，当然是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中的某些弊病而发，但也引来了一些反对意见。比如数学系的老师就认为，一年的通识教育，让数学系的学生看到的尽是其他专业学生的轻松、自在、作业少，不但没有打好整严的基础，反而不愿意刻苦学习数学了。因此极力反对数学系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混住。 卢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书院里。每个书院约800人，分成10个班，每班配备2名导师。卢琦模糊记得当时的导师一位是法语系的、一位是电子系的，一学期开班会的时候来过两次，平常整个书院的导师会在导师办公室轮流值班，一学期一位导师大概会轮一次。但她从来没有主动找过导师。因为那时活动太多了，仅文体活动就有书院的、专业学院的、学生会的、团委的，另外还有读书会，还要上课（英语、政治、计算机、专业基础课和通识课），再加上刚入学，兴奋期还没过，好像根本没什么问题，即使“平常有问题，也就找辅导员抒发抒发，也没想起来找导师”。据复旦学院的老师介绍，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也对导师制做了调整，从卢琦所经历的班级导师阶段，先后过渡到书院导师、试点导师阶段。目前试点导师也已经进行了两年了，即在相当部分学生（近千人）中按照8:1的比例配备导师，学校也给导师发有比较高的津贴，同时也提高了要求，会是今后着力改革并坚持的制度之一。 卢琦他们所上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六大模块（如图），目前开设有160门左右的课程。复旦学院的老师介绍，课程的标准在于培养“全人”和“打开视野”。六大模块中的课程以公选课的形式向全校学生开放，并不仅面向大一学生，学生必须在每一模块中选修一门课程，计2学分，共12学分。 选课曾经让卢琦纠结过，当然纠结的并不止她一人。现在还在二年级的金思贤，就有喜欢的课根本选不到，因为选的人太多，总被网络的选课系统踢出来。金思贤最后选到的六门课程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导读”、“药膳”、“歌剧”、“诺贝尔奖与科学”、“国学经典：先秦两汉”、“犯罪与文明”。她认为，这些课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相应的，自己也会去看一些延伸的著作。但她平常喜欢读的书还是“人物传记、经典小说，还有一些新书，如《江城》”。 为了保证通识课程的展开，复旦大学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包括：核心课程PL（Principle Leader）制，即通过聘任课程主讲人，由其选聘教师担任课程小组成员、负责本课程从开设、评估到统筹费用等所有事项；核心课程助教制，即通过任课教师推荐和复旦学院选聘相结合的方式，每门核心课程都配备1~2名在读本专业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作为课程助教，协助课程的开设；核心课程讨论班制度，规定讨论课每班人数不多于20人，每次不少于2学时，讨论次数由主讲教师自行确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至少应参加一次讨论。 卢琦参加过的一次讨论课，是以辩论会的形式完成的。当时老师确定了一个相关主题，全班分成正反两方，辩论了一通。在课前，她也不记得自己是否做过什么准备。而金思贤也参加过三节讨论课：一节是每个同学围绕老师给定的题目准备PPT，向大家演示；另一节是老师列出一些题目，大家自由选题分组进行讨论；还有一节是全班分成若干4人组，各自讨论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表见解，“结果还没等讲完就下课了”。 “复旦模式”既为全国的通识教育改革树立了榜样，也提供了镜鉴。复旦学院的老师也对记者表示：“通识教育改革会牵涉到方方面面，不可能一蹴而就，急不得。”目前他们也面临校内、校外各种正面和反面意见。反对者当中，一部分是本来就反对通识教育改革，而另一部分，则是对现在的做法不满，希望通识教育做得更好，如北大哲学系吴飞老师就担心，“这样的通识教育，在学生那里会蜕变成只是了解了更多的专业，而教师那里会变成专业知识的通俗讲版，最终起不到通识教育的作用，这方面是要极力避免的”。在记者的采访中，也会发现各种各样本来初衷很好的制度设计，如课程的小班讨论制等，由于不能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会有流于形式的嫌疑。然而，记者也发现，复旦的改革还在风生水起地进行，远没有成型，改革者针对新出现的问题，也在谋求积极应对的方法。魏源曾用“病药相发”（意为在开药方治旧病的同时，药方却引发了新的问题）来形容改革者常要遇到的困局，所以关键还在于接下来如何举措。 与复旦大学全校学生在同一个平面上铺开不同，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是从小班做起，然后辐射到全校的。采取了一种“通识书院（或实验班）+通选课”的模式。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北航文科实验班，实际上就是向中山大学的通识书院（即博雅学院）学习的结果。博雅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四年制通识教育学院，每年通过自由申请、二次遴选的方式从全校所有科系的入学新生中招收30名左右的学生，进行四年制的通识教育。现有三届学生在读。所以它并不像复旦学院一样负责全体本科生的管理工作。目前国内很多大学采取了与此相似的模式，如北大的元培学院，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等。 对这每届30名左右的学生如何培养，可能就得落实到课程设置上。博雅学院除了国家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之外，其课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经典学习，开设过的课程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记》”、“四书”等。二是古典语言课，包括一年级的拉丁文，二年级的希腊文，以及古代汉语。博雅学院要求学生在毕业时具备基本的英语研究能力，所以还为学生开设有“学术翻译”课程，每周翻译五页内容。三是古典研究，开设过的课程包括“古代希伯来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典乐理基础”等。四是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开设过的课程有“民主与爱欲”、“主权问题研究”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修养课程，如“书法”、“外国美术史”、“绘画技法”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从三方面培养学生：一是讨论，包括配合课程的讨论课，以及课外的沙龙等。二是强调课外的阅读与写作。要求学生每个月都要提交一篇5000字以上的阅读报告。阅读的内容则由学生自由选定，学院也会提供指导。三是要求每个学生每年都要提交一篇社会调查报告，学院也会组织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样的小班教学，一方面因为人数少，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由于招生时经过重重筛选，所录取的一般也都是在人文方面有积淀并抱有深厚兴趣的学生，所以自然容易见效果。再施以四年连续教育，往往培养出来的学生很不一般。这也是目前他们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效果，却不得不局限在文科学生领域，且有十分明显的小众精英化特征。 为了能让更大范围的学生沾溉于通识教育，目前，博雅书院也在尝试通过与校内其他部门合作，面向全校开设通识选修课，负责全校的通识教育。为此，中山大学新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与此委员会相配合，还成立了通识教育部，统筹全校的通识教育，由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担任通识教育总监。从2009学年度开始，学校推行新设计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以取代原来的全校公选课。 核心课程也以大类来分，包括：（一）中国文明；（二）全球视野；（三）科技、经济、社会；（四）人类基础与经典阅读。同时也利用了各院系的资源，即将各院系部分优质专业基础课程向外专业本科生开放，作为“共同核心课程”。另外，也同样实行博士研究生担任课程助教制和小班讨论制。核心课程之外，还有通识教育普通课程，由原来的还有待改进的公选课转变而来。但是学校规定，学生必须选修的16分中，12分要修核心课程。 据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静老师的调查，博雅学院的通识教育目前存在几个困境：一是师资不稳定，所以能够开设的课程不能够固定；二是从一二年级的通识教育转向三四年级的专业教育时，“现在中山大学有四个校区，博雅学院集中在本部，我看三年级有一个女生，她想学文学的课，就要跑到珠海校区去上课，这是难以实现的愿望。”三是，由于博雅学院还没有毕业生，所以保送研究生的问题，就业的问题，都还没有凸显出来。“而在北大元培学院，在学生保研的时候，通识学院的学生就会受到专业院系的歧视”。 此外，武汉大学也是较早开展通识教育的高校之一。但与前两种模式比起来，这种模式的改革力度似乎最小。可也概括为“全校通选课模式”。既没有为通识教育成立专门的学院，也没有以通识教育为手段的精英教学，主要是借助于全校原有的资源，精心挑选师资，来开设通识课程，供全校学生选修。到2011年为止，全校共开设通识课343门。学校规定本科生不分文理科，均须修满12个通识课程学分才能获得学位。这种模式改动力度小，操作起来更加容易，所以在很多学校得到应用，如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另外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院校，这种模式也被广泛采用。激辩通识教育这些模式的出现，既是各高校结合自己情况因地制宜的结果，同时也和对通识教育的不同理解有关。目前，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国内对通识教育的看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思路认为，通识教育是建立人的主体性的教育，使人能够对外物有选择和自己的判断，其作用在人的解放；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就是要培养帮助人建立全面的人格，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使整体人( 而不是工具理性) 有所发展，使人的理性、道德、审美、精神、灵性、生活皆有所改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识教育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专业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也有人认为，通识教育是要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作一定贡献，目的是培养有德行、能够承载文明的人。 这种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通识教育在国内外的实践中呈现出很多样态。以美国为例，就主要有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模式。而中国也基本可以概括为上文梳理的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为代表的三种模式。 可以看出，复旦模式动作大，需要配合的资源多，在各个环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所以跟进者少。而以武大为代表的模式，在重点高校当中，由于有师资力量的保证，还勉强能维持一定的效果，但在地方高校中就容易流于形式，通选课很难不变成给学生拓宽知识面的辅修课，供学生随意择取，效果自然难以保证。所以当前社会给予重点关注的是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通识书院（或实验班）+通选课”模式。但围绕这种模式从理念到实践也都充满争论。 在诸多争论中，教育目的（及其附带出的课程设置）以及书院制的教学方式，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关乎通识教育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样的人，可以说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任何一项改革，其争论会在起步时表现得更为分明和热烈，也更容易看到问题的本质。为此，我们觉得，有必要考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识教育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讨论，因为他们的通识教育才开始两年（以“文科实验班”的名义），当前也正在寻求覆盖全校的通识教育模式，还正好处在理论和实践的磨合阶段，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此外，由于其改革也是在系统考察了现有中国通识教育模式的情况下开始的，做过一番去取工作，所以对它的讨论也就更具有代表性。这些讨论者来自各个高校，都对通识教育抱有厚望，平常对通识教育也素有留心和研究。同时也都应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之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北航的通识教育。但因为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所以对同样的实践，看法却有不同的侧重。 通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涵养德性、养成君子，还是培养现代公民？华东师范大学邱立波和独立学者姚中秋认为是前者，他们认为，课程设置应该中学为主，汇通中西，目的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培养学生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认识。 但这样的理路，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北京大学的吴飞就认为，君子养成的很多工作应该在小学和中学来做，大学一年级虽然也有可塑性，但好人、坏人已基本定型。而清华大学刘北成认为，国学界定不应该过窄，不能丢掉内蒙、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所以开设的课程里应该至少有一门这样的学问。另外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他认为也早不是“五四”时候那一套，更不能变成办国学院的借口，不能只是翻译中国传统经典，重要的是需要重新构建当代的文化主体性。 也有老师并不赞成对通识教育悬有太高的标准。他们认为，只要让学生学会读书、学会判断，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如北京大学的李猛认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更重要，即“最基本的阅读、理解、写作能力”，因为现在学生连这些最基本的能力也很难学到家。北京大学的吴增定认为，要想摘掉我们身上的西学有色眼镜，以一种朴素和真实的方式理解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只有首先深入西学内部。由此，回到课程和教学上来，他觉得“不应该过于强调是应该多学中学，还是多学西学。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我讲授西学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获得知性的开放，也就是他们思考能力的提高。思考能力的提高比立场和答案的选择更艰难”。 此外，书院制在目前的通识教育改革中，是被普遍采取的一种体制，很多人希望以此来重建师生学术共同体，甚至将此当作通识教育的一大收获。教师在授业、解惑的同时，还能够传道，即对学生进行精神塑造和德性塑造，以弥补目前高等教育中德性教育之不足。如邱立波就希望 “通过某些活动或组织形式，探索某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和同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支撑社会的良风美俗的形成。但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国政法大学李筠认为，教师不是牧师，不应该把某一种东西用带有高度热情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而是应该提高学生自主选择的底线，“你选择了某种价值和信念，你就要承担义务和责任”。否则，如果开设的是信念贩卖超市，今天你能说服的学生，明天和你相反的人，同样会说服他。吴增定也认为，如何和学生相处没有必要强求，关键是怎样将经典读活，学会思考、理解现实生活，并由此做出决断。 其实，据我们了解，当前通识教育改革中的困境远不止上面讨论中所呈现的这些，比如还有，通识教育改革中激进对保守的压力，大学中轻教学重科研的文化对通识教师的压力，就业形势对通识学生的压力，通识学院与其他学院及教务部门沟通的压力、各学院原有人事关系和通识学院匹配的压力等等。每一种压力背后都能扯出一系列的故事和难题。实际上，近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之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高考和毕业生就业制度，以及后勤制度都经历了全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通识教育无疑是这些改革中关乎大学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但既然是改革，必然涉及各种力量和因素的变动重组，这其中会涉及学校自身的传统，也会涉及其管理层、教师、学生等多个主体，还会关乎教育理念、教育机制、课程设置、教学设置等多个环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并不证明包括通识教育在内的所有这些改革的失败，而是透露出中国人在把未来托付给什么样的人上的慎重，同时也看出其在自我形塑之路上的孜孜以求。 说到底，是应该培养儒家意义上的、作为文明承载的君子，还是普世意义上的、跟西方接轨的自由个体？不同目标下的文化取向、价值取向会有很大出入。当然，更常见的是，所有的理念争论、课程争论都掩护在“汇通中西”之下而暗自生息。有人说，这毫无例外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处境中所特有的迷茫与彷徨。此一时也许如此。但长远来看，只要中华文明在，只要西方文明在，这一问题就会永远存在下去，现不现代性，似乎还在其次。而就当前来说，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缺失，让人们对通识教育寄予了更大厚望，收拾人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整顿山河。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未来，不在明天，恰在此刻。

nlc202309012017

立人思想 第3篇

一鲁迅眼中大写的“人”

古有成语“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想必除去“志同道合”的意义外, 其间还应包含着封建传统教育观念下的人伦意义, 那就是凸显中和之美, 以中庸为纲的为人处事之道。鲁迅对这种“不为戎首, 不为祸始”、破坏人的个性发展、束缚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传统大为否定, 他将“汝为国民”、“汝为世界人”等使人“不敢标新立异”的观点排开, 从“类”和“群”中提炼出“个”的概念, 作为其“立人”思想的前提。

首先, 鲁迅认为这个“人”必须是真实的、具体的人, 人的个性性格、思想意识和他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是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的面貌, 所以这个“人”不是观念中的、空口谈论的人。所以, 在这一点上, 鲁迅的“人”相比于梁启超等人脱离实际的“新民”说更有现实意义和现代观念。

鲁迅注意并正视这个问题:人包含着双重属性, 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因而人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他的“立人”思想与“新民”说相比, 考虑的不只是“立人”和“立国”的关系, 而更强调于“人”的建构, 因而他的“立人”思想又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大众思想革命联系起来。小说《伤逝》和杂文《娜拉走后怎样》就是对经济革命的思考, 在肯定个人权利的同时, 个人欲望的合法性被鲁迅提高到很重要的位置, 他认为人的解放就应当包括经济的解放;小说《药》《阿Q正传》和杂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中涉及到他对政治革命的态度, 他说“革命其实是并非叫人死而是叫人活的”, 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做真正的勇士, 对于破坏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事物, “无论是古是今, 是人是鬼”都要“踏倒他”。

全面、具体地理解“人”的内涵, 是鲁迅提出“人”的概念的首要前提, 因而他的作品中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促成其性格和命运的特定生存环境, 自欺欺人、欺软怕硬的阿Q, 意志消沉、悲观失望的魏连殳, 受苦受难、愚昧无知的祥林嫂等一系列人物, 无不是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描摹出来的。从那些真实的社会图景的再现中, 我们更清楚地理解鲁迅对于“立人”的迫切要求。

其次, 他认为这个“人”应是个别的、个体的人, 有独立的思考和行动能力, 而非待在群体中做看客。鲁迅认为, 一旦把人归为“群”, 那么社会的发展便很少会有希望。当时的处境下人人自危、陈腐守旧的“群体领袖”们更是使出各式手段维持现状、保住自己的权威;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充当了“看客”的角色, 只要被惩罚和嘲笑的人不是自己, 那么面对别人的痛苦便心安理得地抱着猎奇的心理, 殊不知自己也只是处于“暂时做稳了奴隶”或“连奴隶都不是”的境地。鲁迅向来痛恨看客们的自私冷漠, 在杂文《最先与最后》中他点出了这些人的本质危害, 正是在这种“不为戎首, 不为祸始”的中庸思想影响下, 国民逐渐养成了“坐山观虎斗”的逃避性格, 这便使得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成为容易被欺侮、被颠覆、被毁灭的民族。所以, 要消除这样的人,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群”打散、打烂, 逼着人有新异的想法, 渐而使他们自觉地转变想法。只有如此, 人才能“以己为中枢”, 思想行动全凭自己的意志去裁决执行、无须对着锈迹斑斑的“铁屋”的墙壁抬头聆听头顶的号令。

如此一来, “立我性”也绝非难事, 一旦自觉摆脱了对于他者的依附和崇拜, 那么个体生命必将处于自然状态, 深推开去, “人”将为真的人、大写的人。不仅如此, 鲁迅还提出:“解放之后的个体不应该成为游离的飞尘, 而应该承担起继续解放和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的责任”。可见, 鲁迅提出的“人”不是“个人主义”的“人”, 个人意志与社会矛盾并不矛盾。最后, 人的终极意义也将自然显现, 人的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将是“人我相通”、“物我相通”, 那个时候, 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 都将强盛和平。

二鲁迅“立人”思想的提出与发展

“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 “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 从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命题,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鲁迅几十年如一日, 都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然而, 鲁迅人学思想有一个生成的过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融汇着不同的思想资源, 吸纳着不同的文化因素。正是从对比和分析中, 我们发现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在中国具有绝对的独创性和超越人类历史进程的现实意义。

1. 日本留学时期:“立人”思想的初建

考察鲁迅人学思想的生成, 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在南京时期对进化论的接受, 但是, 鲁迅的人学思想的自觉建构却是在留学日本时期开始的。正是在那时, 他开始思考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然后接连发表了《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力诗说》等文章。

回顾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 我们不得不对鲁迅的冷静和深刻肃然起敬。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仍梦想着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在两种政见的激烈论争中, 鲁迅关心的不是变法维新或排满革命的问题, 也不是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问题, 而是启蒙立人。因为在他看来, 欧美之强, 根本在人, 中国之衰, 根本也在人。只要国民性不变, 即使身体强壮, 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 也只能去欺压弱小;即使进行了政治革命, 也不过是在同样的舞台上重复演出陈旧的历史剧。因此, 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是在坚船利炮, 也不在变法维新或暴力革命, 而在于启蒙立人。

虽然在鲁迅提出“立人”思想以前, 严复、梁启超等人都思考过“新民”问题, 但鲁迅的建树在于强调不立人、不“尊个性”、不拔除奴隶之根性, 就无以立国。在梁启超看来, 只有新民, 才能保证政治维新的胜利, 才有新制度和新国家。他关于人的思考只是关于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思考的副产品。确切地说, 新民只是手段, 目的是国, 而不是民, 更不是单数的“人”。所以鲁迅立足于具体的单个的人的“立人”思想便具有超越政治和历史的伟大意义。他立足的不是国家这个社会机器, 而是由全部的个体的“人”组成的民族和民族中的个体。

尽管当时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 但还不是很成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鲁迅把“立人”的价值和意义落在“兴国”上, 而没有看到“人”的单独的意义。这个不足在其后的思考中有所改进。

2.“五四”时期:思想建构的完成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 鲁迅就以“尊个性”超越新民思想, 经过十多年的磨砺之后, 他走上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前沿。在新文化运动中, 鲁迅走上了彻底的反传统道路, 同时也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他不再以强国的意义来证明立人的合法性, 而开始把“人”单独作为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属点, 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已经无须任何他者证明。

按照胡适等人的看法, 新文化运动就是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鲁迅以经久思考的答案给出了最具现代性本质的回答:人。正是这一回答使他与新青年的领袖们不谋而合。“五四”运动中, 鲁迅致力于对旧文明的批判, 而他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鲁迅最早的杂文集《坟》中首先收入的是两个演讲稿:《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两篇文章分别从两性秩序的角度和长幼秩序的角度对旧道德进行了颠覆, 提出了新的伦理观念。这两篇文章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明确的人学立场, 鲁迅从个体生命出发, 对不合理的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是激烈而彻底的, 否定是整体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批判常受时人之讥, 然而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我们应看到鲁迅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做过一系列思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指控的。“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概括和评价。无论是以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进行表达, 鲁迅反复强调:“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 到现在还如此, 然而下于奴隶的时代, 却是数见不鲜的。”正是因为“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所以鲁迅要以彻底的颠覆精神号召人们拆除一切阻碍“人”的发展的事物, 旧文化、旧道德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他批判的对象, 对于这点, 我们要以十分的态度去理解鲁迅。

三结束语

雅各布·布克哈特说过:“在中世纪, 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意志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 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在欧洲, 这层纱幕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被打破, 而在中国, 这层纱幕却由铁丝织成, 而且由权力护卫。唯有拿起斧头用劲地砍, 才有可能给这“铁屋”凿出洞来, 鲁迅和他的同道者们所进行的就是凿破这层纱幕的搏斗。

鲁迅以他振奋人心的“立人”思想, 唤醒了“铁屋”内外沉睡或清醒着的人, 让他们自觉地争取“人”的价值和尊严。无论时代以怎样的速度变迁, 对于“人”的理解如何地改变, “立人”的思想将会与时俱进, 因为社会就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

参考文献

[1]李新宇.鲁迅的选择[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17、67

[2]梁启超.新民说, 载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 [M].北京:中华书局, 1989:4

[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 1919 (1)

教学启智 树德立人 第4篇

1912年1月，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在《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了军国民教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五项教育宗旨。他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是为富国强兵的需要，但是公民无道德，不免智欺愚、强欺弱，所以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为教育的根本，以人民生计的实利教育为教育之中坚，提倡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在这里“以人民生计的实利教育为教育之中坚”体现了他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对于美育，他说：“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育。”（《蔡元培教育论著选》，高平叔主编）。他认为美育是从现实生活到达理想生活的桥梁，他把教育看作是既增长知识技能又养成人格的事业，这对当代人才的培养同样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在重视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也要兼顾人的全面发展。

如果把这“五育”理解为教育培养人才的总体目标的话，那么他1927年在南京就任最高机关大学院院长时，提出“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蔡元培教育论著选》，高平叔主编），就可以看成是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一个指导性纲领。在他看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有三个方面应特别注意：

一、养成科学头脑

他说：“‘养成科学头脑的意思是希望教师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学科教学，都不应草率处之，都应该依照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才能不乱说话，不做错事。而对中小学生可以逐渐养成利用科学方法学习新知识的思维习惯，以备将来之用。”“养成科学头脑”实际就是说只有教师“教”得科学、严谨、规范了，学生才能养成科学的“学”的态度和方法。

二、养成劳动习惯

他认为：“教学活动必须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相互促进，否则不会有良好的教学效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不仅是为了身强力壮，更重要的是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让劳动者知识化，让知识分子劳动化。比如，上海创办的劳动大学，分两部分进行教学，一部分招收学业成绩不佳、还未毕业的高级工业学校学生到工厂去做工，贴补生活，另一部分开设劳工补习班，提高劳工的知识技能。浙江也有劳农学院，半工半读，在乡村夜间或是冬季农闲时开设补习班等等，都是将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形成常态化的例子。”这里的“养成劳动习惯”在今天看来，就是指教学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手脑并用”养成为一种教学习惯。

三、提倡艺术兴味

蔡元培说：“人从小到大，如果从来没有接受过艺术的熏陶，那么这一辈子的生活，真是没有什么情趣可言了。所以，教育事业需要艺术，需要寓美的事物于教学活动之中。那么教学艺术之美产生于哪里呢？他可以发现于梳理复杂事物的条理之时；也可以从吸收其他教育名家的优点时找到；还可以产生于改变自己老套的做法，或者改变一成不变的教学环境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要盲目效仿别人的长处，更不要生搬硬套。只知模仿别人而不知创新的人，不能说是一个有教学艺术美的人。”这里的“艺术兴味”应该指的是教学的最高境界，是希望教学过程对学生是一个美的熏陶的过程，教师通过自己的教学艺术使学生过一个有情趣的、有追求的生活。

当前要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教育内涵也日趋丰富。此时，我们重温蔡元培的思想，更加坚定了对教师职责的认识。作为一名职教教师，如果能将知识技能很明白地传授给学生，那仅仅是一个刚刚达标的教师。更重要的是，在教学活动中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品格，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与发展的愿望，体验到从事某项职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激发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与人生理想。因此，能对学生的精神追求起到引领作用的教师才是一名优秀的教师。■

信为立人之本 第5篇

儒家思想认为, “信”是人们应该具有的五种最基本的道德之一,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向他请教怎样治理国家, 孔子告诉他“有足够的粮食, 足够的军备和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巳要去掉一项, 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在粮食和人民的信任中还要去掉一项, 应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他认为“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 诚信比生命都还重要。

然而, 在当下社会, 诚信缺失的问题日益显现。“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速成鸡”等等一系列事件的背后, 所展现的就是如今社会的信任危机。每当看到此类新闻报道, 人们总会斥责那些只知追求利益的无良厂商。但是此时, 不知是否有人反观一下自己, “我诚信吗?”

作为一名中学生, 当你以购买学习资料之名向父母索要钱财用于玩乐的时候;当你借同学作业伏案疾书的时候;当你在考试中违反考场纪律作弊的时候, 可曾想过这些行为使你失了诚信。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人之为人而无诚信, 不知怎么配做人。

青少年是社会最年轻的细胞, 每个细胞健康生长, 整个社会系统才能和谐运作。诚信作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该如何做到呢?首先要做到“言必信实”, 即说出的话要真实。不欺骗、不妄语、不用失实的花言巧语;其次要做到“言必信守”, 就是曾经说过的话, 许下的诺言都要用行动来实践它。一个人如果做到“言而有信”, 那么他人则愿意与之交往。最后还要做到“言必谨信”。孔子说“谨而信”就是强调出言要谨慎, 任何事情在没有看到真相之前, 不妄自猜测, 更不能在人前造谣且任意传播。在承诺之前, 要严谨而理性, 三思而诺。

诚信——立人之本, 成事之源 第6篇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当今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守诚信现象, 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 影响到每个家庭甚至学生的学校生活, 冲击着学生的思想, 进而使一部分学生对“诚信”做人、做事的原则产生怀疑。因此, 引导学生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品德, 是每位教师刻不容缓的职责。

一、传统的诚信文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普照人间

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中华历史, 屈指五千年, 诚实守信的人不胜枚举:黄金百斤, 不如季布一诺。季布, 汉朝人, 他以真诚守信着称于世。时人谚云:“得黄金百斤, 不如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 季布的一句话, 比金子还要贵重。后来, 季布跟随项羽战败, 为刘邦通缉, 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 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最后, 季布凭着诚信, 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乐羊子妻因为诚信二字而不顾丈夫劝阻, 杀了仅有的两只羊。巾帼不让须眉, 成为千古绝谈! 苏武为了“诚信”二字, 北海放牧二十个春秋, 矢志不渝, 终赢得“云边雁落有天月, 陇上羊归塞草茵”的赞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诚信待人者, 才能被别人诚信相待。

二、祸莫大于无信———失信之痛

西周末年的周幽王, 有个爱妃名叫褒姒, 长得非常美丽, 周幽王很宠爱她, 但她却“从未开颜一笑”。为此, 周幽王使出了一个赏格:“谁要能叫娘娘一笑, 就赏他一千斤金子”。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点起烽火戏诸侯的办法, 想换取娘娘一笑, 一天傍晚, 周幽王带着爱妃褒姒登上城楼, 命令四下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了烽火, 以为京城告急, 便纷纷领兵赶到城下救援, 但见灯火辉煌, 鼓乐喧天。一打听才知是周幽王为了取乐于娘娘而干的荒唐事儿, 各诸侯汗流浃背, 狼狈不堪, 敢怒不敢言, 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褒姒见状, 果然淡然一笑。但事隔不久, 西戎敌军果真来犯, 虽然点起了烽火, 却无援兵赶到。原来各诸侯以为周幽王又是故伎重演。结果都城被西戎攻下, 周幽王也被杀死, 从此西周灭亡。

周幽王失信于民, 因自己的不诚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最终失去了天下。

像近年发生的“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恶性的食品事件, 部分生产厂家, 利益熏心, 为了短期的利益, 只顾挣钱, 不顾人民的死活, 置群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 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诚实守信原则。事件一经曝光, 即可成为千夫所指, 过街的老鼠。结果最终都走向了灭亡, 事件中相关的不法商户、厂家和官员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所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三、诚信是美德———成事之源

你必须以诚待人, 别人才会以诚回报。————李嘉诚

香港实业家李嘉诚, 被称这“诚信超人”。李嘉诚在创业初期, 资金极为有限, 一次, 一个外商希望大量订货, 但他提出需要有富裕的厂商替李嘉诚作担保。李嘉诚努力跑了好几天, 仍一无着落, 但他并没有捏造事实, 或是含糊其词, 而是一切据实以告。那位外商被他的诚信所深深感动, 对他十分信赖, 说:“从阁下言谈之中看出, 你是一位诚实的君子。不必其他厂商作保了, 现在我们就签约吧。”虽然这是个好机会, 但李嘉诚感动之余还是说:“先生, 蒙你如此信任, 我不胜荣幸。但我还是不能和你签约, 因为我资金真的有限。”外商听了, 更加佩服他的为人, 不但与之签约, 还预付了货款。这笔生意使李嘉诚赚了一笔可观的钱, 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 李嘉诚也悟出了“坦诚第一, 以诚待人”的原则, 并以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诚信是智慧———立人之本

民无信不立———孔子;言必信, 行必果———子路。

为人若不讲信用, 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 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作为中学生, 要做到诚信就是要不弄虚作假, 不抄作业, 在考试中不作弊。言而有信, 说到做到;许诺别人的事努力做到, 不失信于人。好人缘不必去刻意追求, 只要你遵守诚信准则, 好好学习、正派地做人, 时常去关心、爱护身边的同学。同学之间互相尊重、理解宽容, 有诚意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与同学分享, “做人贵老实, 百巧输一诚”。请每位同学都珍惜自己的信誉, 守住一片纯净的心灵!

诚信需要经得起诱惑, 无论是多大的利益, 只要是违背诚信的都不要去做。和无诚信比起来, 诚信要好得许多, 既然诚信好, 我们为什么又要去选择无诚信呢? 诚信已成了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品德, 诚信能完善我们自己, 搏得信任, 博得好感, 博得事业上的提高, 博得生活上的进步。

诚信是增进情感的润滑剂。生活中, 难免与同学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误会, 消除误会的最好的方法即以诚信待人。诚信是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 只要我们以心换心, 就会消除误会, 增进情感。同学受挫失落流泪时, 你的一个真诚的微笑, 一句劝慰, 也许会驱散朋友心中的乌云。同学成功喜悦时, 你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句祝贺的话语, 更能鼓励友人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路走好。

五、诚信并未走远, 就在你我身边

诚信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欺骗他人、守信用, 一个无诚信的人就是丧失了品德, 是一个身心不健康的人, 不仅伤害了自己, 也伤害了他人, 可以说就是骗子, 这样的人不但得不到他人的信赖, 在社会上也无法立足, 这样的人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

诚信每分每秒都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着, 就在我们身边。诚信是在一连串失败后, 朋友们主动伸出的那一双双温热的手;诚信是为徘徊在路口的陌生人指路后, 看到他脸上粲然的一笑! 诚信可以是从前百年老店里赊帐的帐单, 也可以是今天人们手中的信用卡。

诚信需要坚持, 只有坚持才会提高, 有一个成语叫做日行一善, 我们也要做到日行一诚, 只有坚持才能保持自己不变的品德, 在诚实中可以改善自己的身心, 磨练自己的耐力。相信我们内心的感觉, 用我们纯真而善良的心去选择, 与人为善, 真诚待人。

鲁迅“立人”观:发展的问题 第7篇

一、科学精神“立人”

鲁迅生活的时代是“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晚清社会的重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亡国灭种的焦虑使鲁迅及同代人不能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1903年在《 自题小像》 一诗中,鲁迅以“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表达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同年6月,鲁迅在他最初编译性的创作《 斯巴达之魂》 中,赞颂的是一种大丈夫誓当如此的 “ 尚武 ”精神 ,并呼唤为国献身的国民之魂 ———不欲亡国而生 , 誓愿殉国以死,“ 为国民死! 为国民死”[1]13!

这里“ 国民 ”的概念 ,注重的是“ 国 ”与“ 民 ”的一体性 ,强调 “ 民”为“ 国”而死。 从1898年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再到1902年赴日留学,鲁迅所接受的是近代西方科学观念,他学医除了受“ 父亲之病”的影响外主要还是源自对科学的信仰,《 说鈤》、《 中国地质略论》、《 中国矿产志》等论著体现出他对维新派的科学救国思想的认同。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反帝、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等思想。同一时期,鲁迅还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 月界旅行》 和部分《 地底旅行》。鲁迅在表述“ 科学小说”的价值时说“: 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科学小说能使民众“ 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152。 由此看来, 鲁迅所强调的科学小说对启发民智的重要意义, 与梁启超的 “ 新小说”和鼓吹“ 政治小说”的思维方式是非常相近的 。

而在仙台的“ 幻灯片”事件,成为改变对此前“ 医学救国”或 “ 科学救国 ”认识的转折点———从那一回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416。

鲁迅从而认识到从“ 立人”层面来说,精神的改造甚于对肉体的改造,所以弃医从文,从科学救国转向文化思考以至国民精神的改造。这一转变是鲁迅日益区别于当时先进人物如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之特征所在。 1907年后的《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破恶声论》与1903年的《 说铂》等有着明显的内容差别和思想发展的痕迹。与前期的革命派思潮一致相比,后期的从深刻的社会、 哲学、文艺思想来考虑“ 立人”,更具鲁迅个人独特色彩。 伴随着“ 立人”思想,鲁迅常常思考如下三个问题:( 1)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2)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 他的病根何在[4]226?

1907年,鲁迅在《 科学史教篇》 的开篇即叙述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繁盛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 盖科学者, 以其知识, 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 ”[3]25

鲁迅考察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科学的兴衰史,目的是探寻科学成就背后的“ 动因”或“ 本根”:那就是科学的本质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其背后所蕴藏的科学精神:“ 盖科学发见, 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 ”[3]29这即是说,科学发现有其超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动因, 不能就科学而论科学。 伟大的科学家“ 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阔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3]32。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追求的并非实利, 而是探索自然的法则, 科学的真理。 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科学精神,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鲁迅正是看到西方的物质文明是根植于“ 科学精神”之中,他因此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的“ 兴业振兵”之说“ 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这些人了解的只是西方科学发达的枝叶而非本根,即知道科学技术本身,而不知后面的科学精神。 最后鲁迅批评了科学主义的弊端:“ 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3]35

西方科学的发达根源于西方人的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乃是生命自身本然的求知取向, 科学精神得到发扬则科学必然昌明, 反之则衰落。 因此鲁迅把对科学问题的思考转到对文化与文艺的思考,并最终立足于“ 人”———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 Shakespeare) ;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 ( Raphaelo) ; 既有康德 , 亦必有乐 人如培得 诃芬 ( Beethoven) ;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 Garlyle) 。 凡此者, 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3]35。

鲁迅在其后的《 文化偏至论》 中把对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考,直接指向“ 立人”这一根本问题。 在鲁迅看来无论是“ 富国强兵”还是“ 立宪国会”的道路,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西方19世纪末叶文明的简单移植,即所谓“ 物质”与“ 众数”的绝对化,这是一种片面的、有缺陷的文明,进而提出“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3]46。

二、文艺“立人”

从阅读者内心与古国文化史碰撞所生的情绪中便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精神盛衰的历程:“ 递文事式微, 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 ”文化史所表达的并非只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更是一个民族的“ 心声”“,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最能表达民族“ 心声”的,是诗歌:“ 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 ”[3]63正是因为诗歌产生于人的心灵,从而与万物万有在生命本源上的“ 冥契”,诗潜藏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 无之何以能解”[3]68?

诗在鲁迅这里,是在人的生命力的张扬上得到理解的,诗即 “ 心声 ”,其意在“ 撄人 ”。 而“ 中国之治 ,理想在不撄 ”,“ 有人撄人 , 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3]68。 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潜;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5]47。 鲁迅能清楚理解文学在改造人的精神和思想乃至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但鲁迅并没有无限地夸大文学的功用:“ 文章为美术之一, 质当也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3]71。 随着斗争实践的不断增长,“ 鲁迅早年那些‘ 排众数’‘ 非庸众’, 强调天才个人的孤独也逐渐消逝”[6]780。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鲁迅的亲身经历使他痛感到能彻底打垮反动派的并不是笔,而是枪,不是文字,而是武力,“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7]423。

三、革命立人

鲁迅的立人思路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的无边忧患和不断的质询,并在自身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与调整。 20世纪30年代, 鲁迅如投身五四文学革命一样,带着对“ 立人”的渴望而走入了革命文学阵营,用文学行动继续践行着“ 立人”思想。 但鲁迅与陈独秀、瞿秋白不同,从来不是一个政治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在本质上,他对于没有现代国民的民主自由意识为基石的政治革命一向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并不轻信某一次、某一种革命就能够让中国的陈腐现实与国民的奴性灵魂彻底改变。 自五四开始的鲁迅文学创作,经过立人方案的挫折和十年隐默中对中国乱象背后的人性洞察,将文学救亡的“ 立人”方案落实在国民性批判之上,将文学化作一次次的战斗行动。 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文学在斗争中的无奈和无力,也促使其进一步的反思过去的“ 立人”方案:1925年的“ 女师大事件”,1926年“ 三·一八”惨案以及1927年的“ 清党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使鲁迅在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更进一步寻求对专制强权与暴力屠杀的现实反抗,并将“ 立人”的理想发展为“ 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人”的理想。 自觉的批判精神与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正是“ 左翼”立场的核心。“ 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8]83?

唯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他支持革命,仅仅是为了和黑暗捣乱, 并且“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9]589。 至于反抗的后果“, 将来如何”,他是并不抱希望的:“ 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倘必须前面贴着‘ 光明’和‘ 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 ”[8]106

30年代以后 ,国民性不再是抽象的存在 ,而就是在“ 大时代 ” 纷呈乱象的现实,积极参与政治革命是其落实“ 立人”行动的最坚实的行动。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直面现实的杂文,成为其最有力的斗争武器。 政治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可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立人发挥积极的影响,是为立人而服务的,正如道德革命、经济革命、 女子解放等都是因其对“ 立人”相关而获得意义一样。 但是,他在斗争实践中,始终不放弃理性的反思,坚持理性的反抗和韧性的战斗。 他对那种以政治革命为由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反对。 鲁迅在实际斗争中始终对“ 阿Q式的革命”一直保持警醒, 一旦发现那种革命不过是赶走一批老爷又迎来一批老爷,革命之后自己不过是成了先前的奴隶的奴隶,他就不能不对这样的政治革命表示失望和反抗并进行斗争。 鲁迅与左翼领导人的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人与革命的本末关系的不同理解。 鲁迅从立人的目的出发,希望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人的解放,而左联却要求为政治革命而放弃个人自由。 如果政治革命不能推动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完善, 如果它本身就扼杀人的个性、 剥夺人的自由,它就不是鲁迅要求和希望的革命了。 因为他始终以“ 立人”思想指出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生命”的保存与提升是鲁迅进行“ 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与支持反抗专制的社会革命并对其始终保持警惕的根本立场所在。 尽管后期鲁迅不断具有和提出了许多接近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和观念, 这些观念使他接受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据和前提, 但是鲁迅思想的“ 立人”主张并没有被抛弃;鲁迅走近革命却没有放弃对“ 国民性”改造的探索,“ 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一直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所在。 在后期的小说、杂文之中他仍然坚持对“ 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并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仍然强调这种挖掘与批判的目的:“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0]682

20世纪初 , 鲁迅提出了他“ 立人 ” 的文化发展战略 :“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56。 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语境,以“ 立人”为核心的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鲁迅传统,仍然是我们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

摘要：鲁迅“立人”的思想无疑是理解鲁迅价值的核心。而“立人思想”的确立在其一生的思想形成与实践中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代不断契合的变化过程。综观鲁迅其人思想发展的踪迹,可以发现其立人思想经历了以科学精神、文学与艺术以及革命立人的发展脉络。了解他的立人思想发展过程,对全面理解鲁迅传统的价值和资源意义以及在当今的时代如何认识鲁迅的精神资源无疑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奏响班级管理中“立人”五部曲 第8篇

一、“跟踪追迹”

在自己所“管辖”的班级中, 起码说, 作为一个合格的班主任, 应该悄悄地建立一份“跟踪”“文件”———《学困生档案》, 为每个学困生各个方面, 诸如兴趣、性格、智力、爱好等, 通过“跟踪文件”, 进行必要的“备份”, 以此再与他的言行举止相对照、跟踪、明察、再跟踪、再明察, 并作定期性的、必要性的、定量性的分析, 由此作为依据, 今后对这个学生进行量性的指导。在跟踪学困生过程中, 由于他们在“综合素养”上都有比较“致命”的劣势, 所以作为班主任, 要对这些学生所谓“无药可救”或“屡教不改”的言行, 要报以必要程度的宽容和理解, 要用耐心与恰当方法和这些学生进行“不屈不挠”地“斗智斗勇”。同时, 要时刻注重培养这些学生的意志是非常重要的, 时刻给予这些学生特殊的关怀和信任, 时刻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二、“深情关爱”

“深情关爱”学生, 是班主任管理好一个班集体, 最有效的法宝之一, 最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之一。“深情关爱”, 即指以真诚的态度, 以巧妙的方式, 以坦诚的行为, 以“若即若离”的“有意无意”的比较“游离”的渠道, 微妙地辐射给学困生, 传递给学困生。当学困生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深情关爱”的感应之后, 就会从心灵深处产生被“激励”效应, 由此而“亲其师, 信其道”。“深情关爱”要渗透到班级管理中的各个环节和每一个角落, 诸如班级课外活动以及社会实践等。“深情关爱”“手段”不一而足, 比如默许、表扬、鼓励、信任等。主要目的在于让学困生“洗心革面”, 充满自信, 激发生活和学习热情, 扬起抗争一切困难的风帆。

三、“马太效应”

要充分利用好“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心理感应, 如果把学困生仅仅局限于提高他们的文化成绩, 这种方式是远远不够的, 要不断通过其他方式, 达到相互影响, 相得益彰。教师要经常性地开展有效的、有益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不仅来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而且提升学困生的向心力。鼓励学困生敢于并积极参加班级或学校的各种活动, 以此来施展学困生潜在的天赋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才华, 班主任义不容辞地帮助展示学困生的特长爱好, 消除学困生弱势的一面, 恢复学困生强势的一面, 解除学困生与其他学生的心理“差距”。比如, 我班有一个学困生顾某,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是“错”的, 同别人相比, 简直一无是处, 破罐破摔, 更不提有信心去学习了。然而, 我发现他的字写得很有章法, 很有自己的特色, 于是就时常不经意让他写写板报, 并经常在其他学生前, 对他写的字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如“马太效应”所显示的, 后来这个学困生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学习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四、“情感迁移”

作为班主任应充分运用各种教育方式和方法, 重视对学困生的情感迁移, 让这一类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目前, 社会上以及选拔考试对学生的评价, 往往是用基于高和低的分数去量化, 得到赞扬的, 往往是所谓那些高分的。在这种比较“扭曲”的教育环境下, 学困生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因此, 在班级管理中, 班主任就要变着花样尽最大可能改变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象。比如, 在每次一些活动竞赛中, 要有意识地为学困生留一席之地, 可以人为设置了一系列“单项奖”, 并对获奖的学困生予以张贴公布或及时通知家长, 不仅要让“其他人”认识到学困生的能力和价值,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让学困生体会到自己潜在的巨大能量, “刺激”学困生内心的潜在的内驱力, 感悟“浪子回头金不换”。

五、“严格训练”

定期的严格训练, 可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学困生做事拖拖拉拉, 不求上进, 言语大大咧咧, 不注重场合, 特别是对学习, 更是懒得用功, 不屑一顾, 更有甚者嗤之以鼻。所有这些, 是对学困生没有进行严格训练有关。因此, 班主任要和班级的任课教师拧成一股绳, 在管理和教学的每一个角落, 对学困生进行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 严格规范, 从一点一滴抓起, 坚持不懈, 敦促学困生逐渐规范自己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长此以往, 学困生良好的、有益的习惯一定会形成的。但作为班主任, 在这项“浩繁”的工作中, 要注意方式方法, 否则很难让学困生感受到班主任用心良苦, 甚至效果适得其反, 他们将反其道而行之。

荔风儒韵 礼乐立人 第9篇

一、荔风儒韵，养校立德

“荔风儒韵”是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爱人·树人·立人”的办学理念为指导，以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教育课程为借鉴，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开创出来的一种特色德育课程。它由“礼韵”和“乐韵”两部分课程构成，名称援引自“立于礼，成于乐”的儒家经典，取材于荔乡“尚礼仪、善歌舞”的民俗民风，立足荔中办学实际，传承儒学精神，既关注“以礼立人”的基本层面，又关注“以乐立人”的发展层面。该课程从两个层面拓展教育“立人”的途径，实现教育“立人”的目的。

荔城中学自开办以来经历可谓一波三折。1996年开办初期规模较小，1999年增设初中部，变成完全中学。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学校用荔中团队的智慧和汗水，把初中部办成了增城教育的一面旗帜。2010年，随着教育局对中学布局的调整，学校改为普通高中。转型期的荔城中学面临学生生源质量低、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

学校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大部分是“留守学生”，父母长年在外打工，一向对他们疏于教导。由于缺失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家庭氛围，他们就像是一群未经现代城市文明洗礼的“泥娃娃”，身上保留着可贵的质朴气息。种种因素使他们在融于社会、走向城市文明的进程中既缺乏“言之有理”的言语习惯，又缺失“行之有礼”的行为规范。另外，学校年轻教师居多，还有一部分是从初中教师转岗为高中教师，需要一段从知识到心理的适应期。这样的生源和师资问题也激发了学校领导探索的精神，为开创“立人”德育特色课程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随着广东省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推行，普通高职院校成为荔城中学学生青睐的升学目标，这类院校非常适合学校的生源层次，而且他们培养的是经济建设的急需人才，就业前景向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这为学校寻找特色教育之路指明了方向。

鉴于此，学校根据“爱人·树人·立人”的办学理念和“多思自主、多维评价、多元发展”的教学理念，在儒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体系之上，结合实际并融合现代的教育理念，通过“礼”和“乐”来构建“荔风儒韵”特色课程体系，以期用文明礼仪洗礼出学生的儒雅之行；用音乐艺术，陶冶出学生的典雅之气，为学生发展创造持续的动力和条件。这里的学生即使真是“泥娃娃”，学校也要努力把他们变成“金娃娃”；即使真是“顽石”，教师也要努力把他们雕琢成美玉。荔城中学希望能给学生铭记终生的教育，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让礼和乐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朋友。即使将来他们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也能成为一个具有优雅气质和文明举止的合格的现代公民，这才是素质教育的真谛。

二、以礼树人，以乐养人

“荔风儒韵”特色课程由“礼韵”和“乐韵”两部分课程构成，又可分为通识课程、兴趣课程和专业课程三种。一般情况下高一开设通识课程，高二开设兴趣课程，高三开设专业课程。

（一）“礼韵”课程

在社会生活中，礼仪常常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个人而言，也是衡量其道德水准和有无教养的重要尺度。“木桶原理”认为，决定一个人能力的，并不是哪一项特长，如果其他素质有短缺，长项就会成为“多余”，礼仪涵养实际上是人的素质木桶底部的一块板。卡耐基由此断言，“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以依靠自身的天赋，其中社交能力是使人成功的最主要因素”。由此学校开设“礼韵”课程。“礼韵”课程包括交际礼仪、公民修养和空乘礼仪三门课程。

交际礼仪属通识课程，包括仪表礼仪、服饰礼仪、举止礼仪、谈吐礼仪等内容，在高一年级开设，由《弟子规》《现代交际与礼仪》等校本课程组成。交际礼仪是“文明古国”的传统礼仪与现代社交文明礼仪的综合，旨在教会学生以高雅的仪表风度、完善的语言艺术、良好的个人形象，展示自己的气质修养，赢得尊重，为学生生活和事业成功奠定基础。

公民修养属兴趣课程，包括公民意识、法律文化、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等内容，在高二开设，由《增城历史与文化》《公民素质与修养》等校本课程组成。公民修养课旨在教会学生作为一名好公民的基本素养，其核心是要使受教育者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以发展国家和社会为己任，成为具有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道德意识、生态意识、科学理性精神以及与时代共同进步能力的现代公民。

空乘礼仪属专业课程，包括空乘人员职业形象、日常服务礼仪、语言礼仪、公共场合礼仪、餐饮礼仪和面试礼仪等内容，在高三开设，由《空乘服务与礼仪》《拓业英语》等校本课程组成。空乘礼仪是空中乘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形象，为学生今后从事空中乘务工作和航空服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课程主要由本校教师授课，也定期聘请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为学生做讲座。

另外，学校也举行各种相关的活动，既延伸课堂内容，又集中展示和检验教学成果。如借鉴古人研习国学的方法，诵读经典，并最终内化为学生的素质和修养。在《弟子规》颂读比赛中，各班频出新招，或配以器乐伴奏，或加入现代元素，或谱以新曲演唱，学生们用自己的才情把国学的内在精神激活。获奖班级还会在每周一的升旗活动中展示风采。通过《弟子规》颂读比赛，一股学习国学的热潮在校园兴起。学校组建了礼仪队，由空乘社的骨干成员组成。礼仪队在完成课堂授课之后，必须参加礼仪实践活动，担负迎宾、导引和协助颁奖等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他们洗尽了稚气，由羞于见人蜕变为笑颜迎宾。学校每年为学生举行成人典礼，学生通过“成人门”，接受老师和家长的勉励，在横幅上写下了自己的豪情壮志，最后分享成人蛋糕。这一仪式，让学生牢记成人肩上的责任，勇敢地面对人生的风雨；让学生明白只有经过拼搏的人生，才能分享成功的甘甜。

（二）“乐韵”课程

“乐韵”课程是从“朗朗读书声”的单一课堂，到“歌声，乐声，书声，声声入耳”的复合架构。学校通过对学科教学和德育资源的挖掘，构建了“乐韵”课程框架。它融合了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拓宽了音乐教育的外延，丰富了内涵，使学校的音乐特色教育有了新的蜕变，形成了学校“荔风儒韵”课程体系独具匠心的亮点。学校通过对学科教学和特色教育资源的挖掘和目标分类、功能整合、内容选择，架构了“乐韵”课程框架，该课程体系分为通识课程、兴趣课程和专业课程三部分。这些课程主要由学校音乐教师授课，并经常聘请专业的声乐和器乐老师来校指导。学校设立了声乐室、器乐室、舞蹈练功房、古筝室等配套的音乐教学场地和设施，并组建了合唱团、管乐队等学生社团作为辅助的教学组织。学校的“乐韵”型课程打造了一类面向全体学生的音乐教育特色课程，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不仅从各个层面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为学校形成特色教育核心奠定基础。

音乐基础课属通识课程，包括基本乐理、竖笛、音乐发展简史等内容，在高一年级开设，由《音乐入门与竖笛演奏》《客家山歌》等校本课程组成。通识课程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而设计的，面向全体学生，除国家课程外还包括学校根据音乐特色教育而自主研发的“礼乐”课程。通过通识课程，学校打造出了“千人竖笛合奏”音乐品牌。学校希望每个学生都懂点音乐，会简单的乐器表演，让音乐伴随和影响他们的一生，要求每一个学生在高一时就学竖笛。每逢开学典礼、体艺节、教师节、国庆节等庆祝活动，千人竖笛合奏都会是最激动人心的节目，每次都把气氛推向高潮。

兴趣拓展课属兴趣课程，包括班班合唱团、管乐队、词曲写作等内容，在高一和高二年级开设，由《器乐演奏》《合唱》《音乐创作》等校本课程组成。兴趣课程是为学生经验成长、个性发展，为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而开发设计的，根植于学生的精神世界，是熏陶墨染、实践探究的有机结合。通过音乐兴趣课题研究，学校打造出“班班唱”乐韵品牌。即每班开设了合唱课，通过发声练习与歌曲排练，使学生感受到艺术的美。每年11月艺术节，学校为每个班搭建展示的舞台，举办“班班大合唱”比赛活动，展示学校音乐教育的风采，激发师生们的艺术热情，共谱一首首和谐的校园协奏曲。

特长生训练课属专业课程，包括古筝、黑管、长笛、萨克斯、民族声乐等内容，在高三开设，由《音乐特长生培训》等校本课程组成。专业课程是专为音乐特长班学生设计的，是音乐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完善的阶段。其中，“音乐航班”成为乐韵品牌，学校每月举行一次音乐航班小型音乐会，以音乐班学生为主，其他学生积极参与。围绕学校德育主题月活动，每月定期启航，每学期中和学期末还举办由家长参加的音乐特长生汇报演出。音乐航班锻炼了学生的演奏能力，凝聚了师生间的感情，进一步奏响了音乐教育的交响曲。

“唯有经历寒霜苦，方得梅花扑鼻香”。荔城中学“立人”校本德育课程的实施，就像一阵清新的风，催绿了校园，催进了学生的心灵。如今，学校“荔风儒韵”特色课程不仅确立为广州市首批重点立项课程，还获得多个课题立项。学校音乐和空乘特色专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成为学校的特色品牌。经过儒韵教育的洗礼，学生身上多了一份儒雅与自信，他们的人生开始改变。

（作者单位：增城市荔城中学广东广州 511316）

立人思想 第10篇

一、课堂——学习词语的阵地

快乐游戏法:学生学过的字很快就会忘记, 在教学过程中, 巧妙利用游戏, 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景使学生乐学, 喜欢学, 有主动学习的意愿, 能够主动识字、快乐识字。如:邮差送信:可选一位学生扮邮差, 将生字卡片当成书信, 随意发给多个孩子, 然后读生字, 手执所读字字卡的学生必须快速将字卡贴在黑板上, 大家齐读生字。又如:“找朋友”:在教学“妈”字中, 我根据合体字的规律, 把它们分别制成偏旁部首、独体字两个部分的卡片, 发给学生, 要求学生用最快的速度, 边跑边说:“我是‘女’字旁, 谁来和我做朋友?”到讲台后另一个同学马上也拿着卡片, 边跑边说:“我是个‘马’, 小马的马, 我来和你做朋友。”两个人把“女”字旁、“小马的马”组合成“妈”字。接着让学生说说“妈妈”的“妈”为什么带“女”字旁, 因为妈妈是“女”的, 所以带“女”字旁。采用这些生动形象、趣味无穷的游戏学习方法, 学生兴趣高昂, 记忆深刻, 识字效果极佳。

猜字谜法:如“午”字:远看像头牛, 近看牛没头, 要问是啥字, 看看日当头;教学“雪”字:大雪落在横山上。“岁”:山边夕阳在下沉。“您”:心里尊敬你……通过猜谜来识字, 既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又可通过对谜语的综合分析,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更有利于巩固识字率。

巧用多媒体:电化教学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在教学上的运用, 它具有“形、声、光、色”等特色, 是得天独厚的先进教学手段, 正确运用多媒体手段辅助识字, 为识字教学开辟了新的天地。教师在“看”和“听”的环节中, 充分利用多媒体识字教学软件演示生字的正确读音、汉字部件、间架结构、笔顺笔画等, 并让学生“说”、“写”、“打”、“想”, 使学生手脑并用, 全面参与, 通过人机交互, 立即反馈识字效果, 从而有助于主动建构关于汉字知识的意义, 实际教学效果相当明显。

二、生活——积累词语的源泉

识字教学需要课本, 但仅靠课本是远远不够的。教学中, 我引导学生把教材向课外延伸, 把学生学习生字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把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接触较多的广告牌、商标、报纸、商品包装、商标等等, 都可以成为学生识字的最好材料。让学生留心观察周围的广告牌, 商标、报刊、商品包装物, 包括学校过道、大厅、楼前电子屏幕、花坛前、教室等各处出现的字都是小学生识字的最好材料, 我还抓住发作业本这个机会让学生识字, 在学生的名字上做文章, 一次, 一位学生用“书”组词时, 他组“书桌”但不会写“桌”字, 我可以说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 我却说我们班“李卓”的“卓”谁会写, 有三四个同学举手了, 我让一位同学写在黑板上, 写错了, 另一位改正, 之后又有一位同学说, 再加上“撇”和“捺”就是“书桌”的“桌”了。我又问“李卓”, 家长为什么取这个字, 他答不上, 我说我知道, 回家可以问家长, 对不对, 结果事后好多同学告诉我他 (她) 名字的含义。这个过程, 学生动手动脑, 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 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 使学生积极地参与识字教学, 鼓励学生想象、实践, 学生就能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使枯燥的识字教学成为培养学生发现兴趣的热土。

三、阅读——理解词语的手段

学习一篇课文, 我首先让学生读通, 利用课本的注音扫除拦路虎, 解决生字词, 并要求读准字音, 读时做到不加字, 不漏字, 不读错字。读的方式有很多:放声自由读, 小组开火车读, 有感情地集体读, 分角色朗读, 表演课文故事的读;结合插图、动作、心理感受去读都能有助于学生理解课文, 弄清课文中的重点词句。鼓励学生多诵读课文, 通过背诵积累词语, 当学生认识了这个词句, 运用时就会得心应手。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 放手让学生说说熟读之后的收获 (这是“六助”中的自助) 或是疑问 (这是“六助”中的求助) 。引导学生质疑也是学习字词, 理解课文的重要途径。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能换上别的词语吗, 让学生结合上下文去意会, 运用词语仿照课文说话, 也是考察学生是否理解这个词的重要方式。在教学人教版一年级下册《识字四》时, 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之后, 质疑“造宫殿”“结网忙”?但当一个学生问文中为什么用“运食粮”, 通常我们不是说“运粮食”吗?这个问题问的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抓住这个机会, 首先肯定这个问题提的有价值, 46双眼睛一起投向了我, 同学们求知欲望非常强烈, 接着我补充, 还提到诗歌中的韵脚呢 (这是“六助”中的补助) 。

读, 是语文教学必不少的一个环节。古语云:“读诗百遍, 其义自见”, 说明了读比老师的讲解更重要。 (这是“六助”中的自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