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优化范文（精选8篇）
二元结构优化 第1篇
2007年4月, 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 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越演越烈, 至今还未见底, 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危害越来越深。这也造成了我国沿海中小型企业生产和销售困难, 致使许多职工失业或半失业, 其中农民工受到的冲击最大。据有关网站、国家劳动部等方面的统计, 今年11月初全国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多达480万人, 12月中旬达到900万人, 12月下旬达到2000万人。农民工提前返乡, 不仅收入降低, 而且会因无所事事产生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许多问题, 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扩大内需的难度加大。这些问题给那些主张主要通过工业发展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解决二元经济矛盾的专家泼了一盆冷水。
近十多年来, 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经济总量大增, 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但城乡差距反而逐步拉大, 工农差距迅速扩大, 社会矛盾加剧, 表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二元经济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促进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 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十分紧迫的问题。
中共中央17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 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思考如何解决我国目前十分突出的二元经济问题。当前, 对于二元经济问题的解决, 分别有“破除”、“软化”、“消减”、“转化”、“转换”以及较中性的“改变、解决”等提法或主张。但笔者认为, 二元经济内的各成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长期存在的, 要么相对地扩大, 要么相对地缩小, 而不能绝对地“破除”或“消减”;至于用“转化”、“转换”一词, 无法让人判断有关举措的方向是使二元经济的问题得到改善还是恶化;“改变、解决”使人们不知道方向和程度, “软化”只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趋势, 不能揭示二元经济结构变化的最终结果。因此, 笔者主张用“优化二元经济结构”来解决二元经济的问题, 使人们能体会到优化的最终结果是建设高级一元经济, 优化的过程也就是一元化的过程。
二、二元经济历史演进的一般过程
笔者认为, 从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否有明显的差距和矛盾的角度, 可以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演进阶段:低级一元经济、初级二元经济、强化的二元经济、高级一元经济。这四个阶段, 是循序渐进的,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后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往往比前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高。四个阶段的依次转化, 形成了二元经济历史演进的一般过程。
低级一元经济往往存在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成分单一, 以农业为主, 生产力水平普遍偏低, 各地差距不明显, 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初级二元经济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后期和资本主义前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工商业逐步发展壮大, 工商业等现代部门的生产力水平高, 农业等传统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较低, 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矛盾逐步产生和扩大, 人们的收入有了明显的差距, 经济的二元化特征显现。强化的二元经济主要存在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 经济的主要成分之间, 尤其是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矛盾进一步拉大, 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 经济的二元化特征被强化。高级一元经济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后期和社会主义中后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城与乡、工与农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加快, 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步伐加快, 经济的主要成分之间的差距和矛盾逐步缩小, 人们的收入差距缩小, 经济的一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二元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元经济的特征和表现进行了研究, 但没有人从历史演进角度按二元经济的发展程度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表述。笔者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低级一元经济、初级二元经济、强化的二元经济、高级一元经济四个阶段, 可以使人们能更加清楚地发现人类经济的最终发展方向:由各经济成分有较大冲突和矛盾的二元经济向各经济成分均衡协调的高级一元经济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就是二元经济结构优化过程。
三、国内外解决二元经济问题的做法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解决二元经济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优化二元经济结构方面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我国过去解决二元经济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有许多经验教训, 值得我们反思和改进。
1. 国外的做法。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历史比较长, 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文化保障。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工业化是从下而上自发地进行, 政府着力给予政策引导和法律支持。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 这些国家的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劳动力价格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现代经济部门凭其生产力水平较高而对资源 (资金、技术、物质、人力) 的吸聚力越来越强, 使城乡、工农之间的矛盾加剧, 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面对这些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发展和分工演进来优化二元经济结构。他们采取的举措是:一是依靠市场对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 确保现代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少受不良影响;二是对传统经济部门进行税收优惠、生产补贴、信贷倾斜、技术改造、财政帮扶, 提高其生产效率, 增加其从业人员收益;三是加快工业化,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农民增收;四是加快城镇化步伐, 提高“新市民”的生活质量;五是通过实现全国范围的现代化, 尤其是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缩小了城乡差距,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六是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升了城乡居民的就业能力, 扩大了就业空间;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对城乡弱势群体在低保、失业、养老、教育、卫生等方面给予帮扶, 使全社会更加和谐和稳定。发达国家基本上同时采用了这七个举措, 优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使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体化的同质、协调发展特征。因此, 有许多专家认为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就是高级一元经济。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仅有少数国家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 他们走的优化道路与发达国家比较相似。但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现代化起步较晚, 往往进行自上而下的追赶型发展。这些国家一般先由政府通过抓重工业发展而优先走工业化道路, 然后展开市场化、城镇化、现代化步伐。这样一种发展道路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部门生产力不高, 市场化程度不高, 城镇化、现代化水平较低, 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没有明显缩小, 有的国家反而在拉大。发展中国家在解决二元经济问题的过程中, 往往依靠政府的主导, 而非以市场为主来进行资源配置, 使生产效率受到不良影响;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片面强调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而城镇化的步伐又没跟上, 不但没有改善“新市民”的生活质量, 反而增加了许多贫困人口, 出现了“城市病”;这些国家对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投入力度不够、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不够, 使城乡差距难以缩小, 甚至有的还在拉大;部分国家对传统经济部门的税收优惠、生产补贴、资金和技术扶持力度不够,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措施不到位, 使各个区域、各个群体的冲突和矛盾难以缓解, 二元经济结构无法优化。
2. 我国的做法。
我国在辛亥革命前, 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低级一元经济, 整体水平很低;在辛亥革命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民族工业有所发展, 但工业的比重很低, 因此这个阶段属于由低级一元经济向初级二元经济的过渡;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我国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主, 城乡差距、工农差距逐步显现, 进入了初级二元经济阶段;改革开放后至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之前, 工业化步伐加快,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 进入了强化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在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后, 我国开始进行工业反哺农业、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步入了高级一元化发展阶段。
但我国经济的一元化发展才刚刚起步, 在市场成熟度不高、工业化程度不高、城镇化水平较低、现代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优化二元经济结构要解决的冲突和矛盾很多, 过程会很长, 任务会很重。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我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很强, 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市场的二元化特征很突出, 不利于解决二元经济各组成成分的冲突和矛盾。如我国的金融市场有城乡差别, 人才市场有城乡分割, 土地市场有城乡差别, 甚至在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方面也有很突出的城乡差别。三是对“三农”的关注仍然雷声大、雨点小, 尤其是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 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四是城镇化的速度偏慢, 社会保障不完善, 使“新市民”的市民待遇不齐全。五是城乡的现代化水平不高,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慢, 农村尤为明显。这使得许多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呆不住, 在城市呆不久;六是全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慢, 致使工业化吸收的劳动力增长速度慢。
四、我国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目标和举措
我国应把实现经济社会的一元化发展作为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最终目标, 即我国要最终进入高级一元经济阶段, 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二元经济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才能既促进全国又好又快地发展, 又能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综合采用以下几项措施:
1. 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我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度还不够高, 至今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所以, 我们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 都由市场解决。只有这样, 才能使资源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使城乡、工农的社会生产力都能进一步提高, 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 使各阶层群众、各行业职工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只有这样, 才能为优化二元经济结构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单纯依靠市场不能解决二元经济的所有矛盾和冲突, 如产业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 就需要我国各级政府既要充分履行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 又要千方百计防止政府失灵的发生。尤其是要防止政府干预市场过多、降低生产效率的现象发生, 防止官员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损害经济发展质量的现象发生。
2. 以城镇化和现代化为依托。
全国上下应积极地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把加快城镇化和现代化步伐作为其重要举措。一是城镇化要着力于增强为民服务功能。小城镇的建设既要根据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等搞好规划, 更要加强城市服务设施的建设, 这有利于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盲目涌进大城市, 而是就近、就地进入城镇居住和工作、生活, 减少大中城市负荷过重的压力。二是现代化建设要着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当前要着重加强农村交通、水电、燃气、通讯、学校、医院、娱乐、餐饮、休闲等方面的硬件设施建设, 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使城乡居民感到城里与乡下一个样。
3. 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战略。
要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而不是包袱, 大力鼓励、扶持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片面地、单纯地倾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城乡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是转化和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举措, 也是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传统手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各地应该根据本地的自然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搞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划, 尤其是要采取强力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不仅能促进城乡提高现代化水平, 而且能为一、二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配套服务, 促进一、二产业上档升级。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也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会使全国城乡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员从事营销、保洁、绿化、装修、维护、派送、餐饮、娱乐、家政、养老、托儿等行业和服务, 从而能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化和吸收。
4. 以制度保障为支撑。
二元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需要政府从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角度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予以协调。西方国家在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 通过民主化建立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法律法规, 在财政、金融、技术、人才等方面依法对薄弱区域、弱势产业、困难群体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和倾斜, 促进了各个经济成分的均衡、协调发展, 缩小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过去主要由政府主导, 这种模式在今后仍会有一定的惯性。因此, 要解决我国二元经济存在的矛盾的冲突, 就必须进一步依靠政府建立一系列强有力的法律法规, 尤其是要强化优化产业结构的制度, 加快工业发展、扶持农业发展、促进服务业发展, 从而促进各个产业均衡协调发展;建立促进城乡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人才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制度, 消除要素流动的二元性;强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倾斜性制度,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对弱势群体在教育、医疗、居住、生活、就业、培训、养老等方面制度性帮扶, 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经济论坛》 (经济杂谈) 《中央领导层已经派人到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清点返乡农民工人数》。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2106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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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勋来等.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及其软化与消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6 (1)
城乡二元结构 第2篇
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对如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释疑
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传统的农村与现代的城市并存的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渡形态。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城市和乡村形成两个相对分割的板块，两者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别，主要包括：城乡两种政策、户口一分为
二、生产要素流动阻滞、农民地位长期低下等一种不平等现象。目前，城乡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受到限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规划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财政、金融以及各种社会政策等方面向农村倾斜，通过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举措，为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全国而言，建国以来我们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措施（例如，粮食购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不是有助于消除这种二元体制，恰恰相反，而是强化或固化了这种二元体制，致使城乡之间的差异日趋显著，城乡分割亦日趋表现
为刚性化。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亦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表现
改革初期的农村改革使得1978年到1984年间城乡差距出现了暂时性的缩小，但是自从1985年国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城乡差距出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城市建设像欧洲，农村发展像非洲”，这句话既夸张形象而又尖锐地道出中国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为11.3%，而第一产业劳动力仍占就业总人数的40.8%，农村大约有1.8亿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较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农民在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社会救助等各方面都和城里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二、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背后的成因分析
首先，农村人、财、物资源的匮乏是导致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根本原因。（1）人均耕地太少。如果拿中国全部耕地除以人口总数和美国的耕地除以人口总数相比，中美之间的人均耕地比大约是1∶9。但如果按农民的人均耕地来
算（美国的农业人口大约占美国人口的2%，中国2009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3.4%），那么美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恐怕就是中国农民的200多倍了。所以，要让农民富，首先要减少农民的人数。这是“物”（耕地）的因素。（2）资金匮乏且流失严重。据统计，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517亿元，其中城镇为3274.4亿元，农村为1242.6亿元，城镇与农村相比为2.64∶1；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58∶1，2000年为3.91∶1，2005年为5.49∶1，2009年竟高达6.322∶1。与之相对的是，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流向，主要用于办工业、办非农产业，而非发展农业。（3）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这些年来，我国农村人口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文化的、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大都到城市去务工，来自农村的高校学生毕业后也都选择留在城市，农村以“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为主，农业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急剧下降。
其次，不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政策原因。改革后，为了加速经济发展进程，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中央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种不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所有大型交通、电力、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从而扩大了城乡差距。
再次，工业化道路的惯性发展是造成城乡差距愈发显著的又一重要原因。据测算，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等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大约6000亿—8000亿元农村资金转移给工业和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仅仅是国家通过廉价征用农民土地一项，每年农民损失就达数千亿元，如2001年损失超过8000亿元，超过过去30年（1949—1978年）通过“剪刀差”侵占的农民资金的总和。
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对策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最艰巨、最繁重的现实任务，也是关键所在。从分析可以看出，当前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结构。因此，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机构机制，关键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的对接。下面就促进城乡结构从“二元”走向一体的对策进行粗浅探讨和分析。
（一）切入点：建立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长期以来对城乡劳动力实行差别地位和差别待遇。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收入、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为例。据统计，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
市工人多8.7个小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在承认城乡劳动力存在较大差别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种差别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例如，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对比分析表明，随着传统劳动力市场向现代、规范、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转变，教育、专业技能、职位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逐年递增，而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在逐年递减并趋于消失。
这说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客观发展要求，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具备了实施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择以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作为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切入点，并建议：（1）逐步打破人力资源市场在城乡、部门之间的分隔状态，取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地域和身份限制；（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清除对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有关部门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3）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4）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关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二）关注点：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收入差距、就业权利，主要涉及的是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问题，而社会保障则关涉到人的生存权利问题，这方面存在的不公平，尤其值得关注。目前，急迫的问题是要
解决被征地农民、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毕业大学生和下岗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为此，（1）统一城乡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2）优先解决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和大病住院保障机制，以及包括遭遇天灾人祸时的紧急救济、特殊情形下的贫困救助、合法权益受损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的法律援助等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3）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给予学费补偿（或代偿助学贷款）、社会保险和岗位津贴；（4）在公共卫生（饮用水、厕所、防疫）、基础教育和环境质量方面，保证国民待遇。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方面，拟以我市农村开展四有工程为例。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切实将社会保障向农村基层延伸、向广大农民拓展，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四年前，作为江苏农业人口第一市的盐城市从解决广大农民最期盼、最现实的直接利益问题着手，把围绕民生作决策、办实事、求实效，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急需的领域着手，在农村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民生”为主线，在全省率先开展以实现全市农村581万农民“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为目标的村级农民“四有”工程建设，经过2008年的“十村示范”、2009年的“百村试点”，2010年实施的“千村推广”，2011年实施20家四有示范镇建设的创新探索实践，全市村级“四
有”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盐城市委、市政府还把社会保障村级“四有”工程建设连续列入为民兴办的实事项目之一，作为提高广大农村百姓幸福指数、建设幸福盐城的重要举措来抓。四年来，全市通过“四有”村平台建设，共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57.72万人，转移率达到了95.2%以上，扶持农民创业4.6万人；参加各类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了295.56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总人数达到了528.91万人；共开展技能培训各类人员49.46万人，培训就业率达到了92.5%。截止目前，在全市2108个推广村中，村级劳动保障平台已经全部建设到位，已实行微机录入并进行动态化管理的村2099个，占推广村总数的99.6%；全市60周岁以上的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已实现应发尽发，全市新农保适龄对象已参保人员达236.90人，占应参保人数的99.9%，在江苏省面上提前实现省定参保目标，实现了广大农民新农保参保、农村适龄老人基础养老金发放和“四有”村建设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市按照“巩固提高示范村、重点突破试点村、整体推进推广村、着力创建四有镇”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全市去年选择了20个乡镇成功创建“四有”示范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基层平台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平台服务经办功能，以开展全市镇镇“四有”工程建设为目标，从而不断提升全市农民“四有”工程建设水平。
（三）基准点：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
在所有的公平条件中，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和首要条件。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情：（1）逐步解决农民
工子女在打工地平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问题；（2）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包括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等，最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经费按学生数公平分配；（3）全面加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培训，提高农村教师素质。要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当前还应注重采取各种优待政策，鼓励优秀大学生、师范生到基层、农村任教。
（四）关键点：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目前，除了在对农民工权益、乡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外，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转移支付：（1）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0.73%，虽比2007年的0.68%有了较大提高，但相对于7.13亿乡村人口来说，投入明显偏低。因此，政府应依据国家财力及其增长情况，逐年增加对农业建设的预算内投资，确保对农业建设的投资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方式要按照其规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运用“绿箱”规则，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动植物保护防疫和无公害生产的投入；利用“黄箱”政策，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水平，据统计，在此方面我国大约有1500亿元的补贴空间可以利用；完善农业制度，提高对农业的金融支持等。
（五）突破点：积极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国务院早在2006年前后就组织14个部门的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部分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调研组认为，户籍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那么，如何改革？总结这
些年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实际效果，认为应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1）推进户籍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城乡户口性质统一问题，让户口回归本位。（2）应取消附着在户口本上的各种经济利益和权益，这是户籍改革的难点和核心。（3）剥离这些附加利益，要着眼于搞好综合配套改革，分清先后顺序、轻重缓急。
最后，从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看，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和重大战略。为此，要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着力推进包括县镇财政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进程，在逐步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加快城乡各项体制机制的对接，从而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束缚，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二元结构优化 第3篇
“二元结构”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一概念最早由Boeke (1953) 提出, 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进行系统考察的是A.Lewis (1954)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 一种称为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 一种称为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传统部门生产落后, 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 但比重很大;现代部门先进, 但比重较小, 现代部门像一座孤岛被传统部门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即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1]此后A.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经过H.Fei and G.Ranis (1964) 、D.W. Jogenson (1967) 和M.P.Todaro (1969) 的不断修正之后逐步形成主流的二元经济理论。
A.Lewis认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报酬为零的假设条件下, 二元结构的主要解决方法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工业部门, 直到城市部门吸纳完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最终消除二元经济。A.Lewis模型揭示了城市部门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变迁的关键。H.Fei and G.Ranis (1964) 认为A.Lewis把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割裂与现实不相符, 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联系紧密。此外, 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同时扩张工业部门, 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D.W.Jogenson (1967) 指出H.Fei and G.Ranis理论中假定农村劳动力报酬为零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而且认为只有在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才会有劳动力的转移。M.P.Todaro (1969) 将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作为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原因, 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虽然主流的二元经济理论有着精巧的模型和严密的逻辑论证, 但主流的二元经济理论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践行二元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得出比较满意的经济效果。因此, 修正主流二元经济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不少学者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修正, 纷纷提出了不同于主流二元经济理论的观点 (表1) 。
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元经济理论是在主流学者和后继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的, 它对推动农村二元结构转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但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二元经济理论存在明显不足。
1.没有深入探讨发展中国家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原因
在发展中国家中, 由于工业部门吸收相对稀缺的资本、技术, 因此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农村经济活动主要是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 资本、技术要素相对稀缺, 因此劳动生产率偏低。由此可以判断, 二元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使用的要素稀缺性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2.没有认识到城市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的直接后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能向非正规部门转移的事实
城市工业化部门的生产率由于受到市场激烈竞争的影响, 生产率会不断提高。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水平必然排斥具有较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因此,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城里就业, 只能进入到非正规部门。但是非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数量偏少, 年龄偏低, 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会无限制地向城里转移。
3.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到底有多大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
由于我国是一个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 人口众多, 地域分布甚广, 经济条件参差不齐, 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因此, 沿袭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 对我国二元结构的化解并不能产生较好的作用。
二、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的成因:行政与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及其叠加
1.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的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身处内陆, 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都比较落后,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具有优势。尽管如此, 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在优先发展内地的指导思想下, 西部地区获得了发展的基础。整个“一五”到“四五”期间, 内地投资的比重都要高于沿海地区, 国家在内地基本建设投资额达2643.6亿元, 在沿海地区投资总额为1834.9亿元, 内地占全国同期基础建设投资总额的59%, 为内地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正是这一阶段国家的投资, 使得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二元结构差异逐渐缩小。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 国家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向等方面向东部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倾斜,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日渐拉大。有学者作了统计指出, 改革初期的1980年, 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为2792.12亿元, 东中西地区农村社会总产值之比为2.88∶1.95∶1, 经过80年代的发展, 到1992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为25386.28亿元, 东中西地区农村社会总产值总量之比扩大为5.04∶2∶1。[4]这一差距在本世纪来更加明显, 差距愈来愈大。以2006年的地区经济比重看, 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为41.4%, 西部地区仅为18.7%, 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此外, 从三次产业结构也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优化明显, 而西部地区优化比较缓慢 (见表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不仅如此, 西部地区内部的二元结构呈现扩大的趋势。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65.06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283.08元,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民的2.93倍;2005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700.13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22.69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45倍。
此外, 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表现为西部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城市化率低, 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等。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畸形, 以农业种植业为主, 并且长期从事低附加值产业的经济活动。在工业结构上, 农村工业主要以乡镇工业为主, 但乡镇工业产品单一, 发展效率低下, 治理结构不合理, 许多乡镇工业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农村发展农业, 城市发展工业”的局面长期存在, 导致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2.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行政与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及其叠加
我国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是在中国经济体制与西部地区地域经济特征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同于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经济, 也不同于东南亚地区形成的“存在本土的前资本主义制度和引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二元经济。[5]西部地区二元经济肇始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我国并非在建国后就开始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在1949年～1956年期间, 政府是允许人口自由迁徙的。[6]但在这期间, 由于不少地方农民盲目流进城市, 造成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政府逐渐开始限制农民进城。1952年7月政务院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 认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发展多种经营, 就地吸收转化, 防止盲目流入城市、增加城市负担。这为后来城乡户籍制度奠定了基础, 从体制上为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准备了条件。1957年正式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户口登记条例》, 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了严格的规定, 我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得到承认, 并以效率为经营的目标和宗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西部地区整体效率低下, 导致东西差距进一步拉大, 形成了市场主导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因此,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在行政和市场双重主导下产生的, [7]使得行政主导的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叠加, 成为长期不能破解的问题。
三、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破解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1.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破解的指导思想:只能优化, 不可能消灭
由于二元结构形成过程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中国行政主导的二元经济和市场主导的二元经济是比较复杂的, 行政主导的二元经济和市场主导的二元经济的叠加导致城乡二元经济更加复杂。此外, 除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外, 还存在由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内部二元结构混合而成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8]因此, 中国的二元经济是不能用西方主流的二元结构理论加以解释和解决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二元结构的特殊现象在西部地区的表现尤为典型。一方面西部地区的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十分明显;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事业依然落后,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 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受阻。因此, 在二元结构问题上, 我们必须立足于优化二元结构, 而不是消灭二元结构的思想。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1) 西部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我国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迈进过程中, 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一二三产业产值比例不合理, 农业所占份额偏高, 工业和服务业结构尚还没有优化, 制造业增加值所占比例偏低;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中,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高, 第二产业、三产业就业比中偏低。第二、三产业还缺乏较大的能力吸引或吸纳第一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如以2005年的数据作统计计算, 西部地区人均GDP为2743美元, 一、二、三产值比为17.7:42.8:39.5,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为30.9%, 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为54.8:15.0:30.2, [9]这决定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整体较差, 还不能从根本上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 西部地区二元结构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 还不能达到消灭的目的。
(2) 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
按照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大力发展城市化, 特别是城市的工业, 通过城市的发展以达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但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从城市的区域布局看, 2004年西部地区仅拥有城市171座, 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87%, 每万平方公里仅分布城市0.25座;西部城市人口仅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24.95%, 且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偏小, 巨型城市1座, 超大城市2座, 特大城市6座, 大城市13座, 中等城市48座, 小城市101座。西部城市结构不合理, 分布不均衡。且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落后, 2004年, 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3350.67亿元, 西部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4239.96亿元, 仅占全国的比重为14.84%。在超过500亿元的城市中, 西部仅占8个, 超过3000亿元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深圳等城市, 均与西部无缘。[10]
(3) 我国工业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必然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 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 也是工业化发展的本质决定。虽然我国西部地区人口丰富, 但是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无论是拥有科技人员数, 或者是政府的管理者, 都在全国占有的比例较低。此外, 西部地区文盲、半文盲占有的比例较高, 西部总体受教育水平的年龄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以上的分析表明, 如果按照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 在城乡二元结构化解上, 应该立足于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结构方向转化, 但我国西部地区人口多、城市化水平不高、以及当前面临金融危机的特点, 决定我国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在短期内只能优化, 不可能消灭。
2.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破解的思路:走农村新型工业化道路
西部地区二元结构优化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既要立足于“农业”而不能放弃农业, 推动农业工业化发展;又要超越“农业”, 走具有西部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之路。
西部地区推动农业工业化发展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由路径。首先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通过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带动和联系农民, 使农民围绕着农业产业, 走向协作之路;其次大力发展农业工业, 将农业工业作为农业产业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 通过农业工业化造就农业组织;再次通过一定时期的发展, 推动农业向现代化方向迈进, 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 走农民知识化道路。这一过程的发展逻辑是实现传统农业向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迈进, 最终推进农业现代化方向发展。在这一进程中, 通过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的协作化;农业工业化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实现农民的知识化, 形成农业发展的最终取向。
加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是二元结构优化的另一途径。工业化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是与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相联系的。城市和农村作为工业活动的地域空间, 直接决定了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分为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由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农村工业往往是城市工业的延伸,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工业并不是简单的城市工业的延伸, 二者差距比较大。发展经济学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包括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不是单纯地在农村地区发展工业, 而是包括工业在内的所有非农产业。具体而言, 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将工业发展的理念、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向农村扩散和渗透, 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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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研究 第4篇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提出, 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 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而言, 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而且农业劳动者在接受最低工资条件下提供劳动, 其工资水平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而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 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 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这不仅使得工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供给而不断扩张, 而且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流出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 当剩余劳动力消失,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 与工业达到一致, 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2 我国二元经济的形成
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 工业化有三种形式:①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模式, 如英美。②殖民输入式工业化模式, 如巴西。③政府高度介入的工业化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会形成工业发展超前而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经济, 这种经济体制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刚性。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的工业化正是采取的这种形式, 伴随着产生了具有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工业化初期, 工业部门比重较小, 单纯依靠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来筹集发展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 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市场性的资源转移;另外一种是政策性的资源转移。前者取决于金融发展和该地区商业集团的起源与行为;后者主要采取净直接税、净间接税等手段。我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由于不具备市场性资源转移的条件, 则主要求助于政策性资源的转移。我国政策性转移是以具有巨大剪刀差的价格为手段, 集体化农业是因为制度的支持而取得成功的。在私人经济中, 农户的个人收入和消费是不可能控制的, 它主要取决于农户的个人偏好, 在此种情况下进行资源转移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而通过集体化使农业部门劳动者只能得到一个维持生计的费用, 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并且这种转移是在劳动者拿到收入之前就完成了, 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 因此, 这种转移方式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3 中国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分析
3.1 资源配置过度倾斜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国内外的环境, 采取了特殊的经济发展战略, 通过资源倾斜手段,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一阶段所采取的过度的资源倾斜政策,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阻碍。我国的资源倾斜主要是资源在工业与农业间分配的严重不均, 这样导致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的发展, 难以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综观我国经济发展历史, 由于资源过度倾斜于工业, 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 引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短缺。而现阶段的中国农业应该是政府主导的投资, 具体投资方向在农村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以及农村人力资本等。但政府的资源一直是严重的倾斜于城市和工业, 造成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刚性加强。
3.2 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受阻
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的转移。因为只有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转移才会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 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我国的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跨地区流动。
(1)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建立乡镇企业
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现代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保护和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然而, 在我国的乡镇企业建立的过程中, 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的趋势。“资本深化”的提前进行, 使得技术的选择出现了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 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 促进跨地区流动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一种方式是跨地区流动。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强, 农民自由进城主要分布在所谓的城市非正规部门。据统计, 在非正规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在城市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为20%～70%, 创造收入大约为城市总收入的40%。但是我国城市非正式就业空间相对狭小, 在1998年我国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占城市就业总数的13%,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甚至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特别是近年来, 出现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与农民形成了强烈的竞争。
4 结论
通过本文分析, 我国二元经济在沿着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的路径中受到很多的制约因素, 我国经济的一元化不能按其途径顺利进行。因此造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加固, 不仅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而且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对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摘要：本文将对我国二元经济的刚性进行分析, 探讨其出现刚性的原因。
论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第5篇
持续的、不断攀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关键在于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它是造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次根源, 因此实现城乡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 彻底根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良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制度为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设置了一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 这就为每一个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 制约着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当制度约束有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助于解决不付费的免费搭车行为时, 它就能以比较低的代价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2]
一、从政府方面而言, 完善制度的具体措施
1. 确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产权是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明确界定产权,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有效解决外部经济问题。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莫过于土地。而现行的土地制度赋予了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 而没有土地所有权, 权利的排他性不强,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很难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加强产权立法保护力度, 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让农民和市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
2. 改革城乡二元财税体制, 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 加快建立以工带农, 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格局, 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结构和投向, 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 建立财政支农基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同时加大支农资金协调整合的力度, 突出支出重点, 提高使用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减轻农民负担, 使农民能够在国际大环境下与其他人公平竞争。
3. 放活农村体制,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改革,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着力培育一批有竞争力, 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合形式,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 社会化程度;完善粮食流通体制, 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3]。
4. 建设服务型政府, 实行“有限”政府的目标, 防止权力滥用。
权力是公共产品, 应该为公众服务。对于政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严格规范, 防止权力的“寻租”行为, 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 不应该直接干预市场经济, 不应该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而要为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创设良好的体制环境, 提供优质的服务, 以保证公平, 体现正义。
5. 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
市场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对初次分配的修正实质是对机会不均等的修正。保护弱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要逐步把农村也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使农民与市民能够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公平的竞争而无后顾之忧。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 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开放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 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1. 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
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是平等自由, 每个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 自由进出市场, 他们的利益追求不同, 需要调节。当前中国改革中关键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残缺, 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他们的利益不能建成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 既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又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要建立合理的利益结构, 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市场经济要给予每个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和机会。
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了。“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 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4]对于农民提高收入, 缩小差距, 就业是关键。而“弱势群体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的劳动力, 因此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 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5]。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会产生经济活力, 因此, 要保障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流动畅通, 从而带来更多的机会以缩小城乡差距。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 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人口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今后我们必须淡化“城市偏向”, 着眼于弱化和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按照平等的原则, 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 调整和规范城乡关系, 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政治地位, 以加快农业农村发展,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以加快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协调发展。消除制度化障碍, 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 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 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建立新型的城乡平衡发展战略, 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6]同时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 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四、建立公平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社会效益。“当没有其他的措施来保证收入差距不致于太悬殊时, 不断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使弱势群体彻底摆脱贫困, 形成持久的拉平差距的趋势”。努力推进教育机会的平等, 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提高, 提高人的素质, 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逐步实现劳动者起点的一致。同时也为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 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 中国融入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 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成为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准则。人类的发展最终将消灭“一部分人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上”的不平等现象。社会要想迅速发展, 必须保障大多数人享受发展的实惠, 以此达到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才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正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赘瘤, 消解它是大势所趋。坚持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准则。从二元走向一体, 实现经济正义,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实现城乡经济互补, 为彻底消除城乡对立, 建立新型城乡互动关系, 实现城乡一体化准备条件;实现经济正义, 对中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顺利实现现代化, 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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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应用再思考 第6篇
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以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现象，传统部门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而现代部门是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传统部门发展落后的根源在于剩余劳动力，工业化的道路即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从而使得传统部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出而提高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现代部门随着廉价劳动力的转入而增加利润进而扩大生产规模。
20世纪六十年代，费景汉、拉尼斯注意到农业剩余的作用，并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因其脱胎于刘易斯模型，后人将其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农业是依靠输出剩余劳动力而获得发展的传统部门，农业积累的产生和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是同步的，工业部门充当着自身持续发展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动力源泉，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正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这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最原始的含义。
新古典经济学家乔根森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创立乔根森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必要条件，且农业剩余越大，现代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也就越顺利。
综上可见，不管是基于古典角度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还是基于新古典角度的乔根森模型，都将农业部门资源(农业剩余和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作为工业化的道路，他们都认为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在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及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
既然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经济特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二元性自然不可避免。又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情远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复杂，其经济结构二元性自然也有更多的争议。学术界对中国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不同观点：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根本不发生整体关联的“二极经济结构”;每一“元”中存在优势与落后并存的大小不等的“经济元”构成的“环二元经济结构”;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结构”;由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组成的“四元经济结构”。
本文基于利特尔对二元性的评述，把中国二元经济划分成农业与非农业两种结构，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的结构，具体表现为一元作为乡村农业，另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与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农业，而将其他的乡镇企业、农村工业等看作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过渡形式。这种二元经济划分方法强调了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性意义。因为中国乡村农业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低下的生产率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非农业经济也正是采用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基于对中国农业和非农业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本文使用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比值的二元对比系数测度二元经济结构，揭示中国建国后二元经济结构产值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情况，进而评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现状。我们定义以下指标：Pt=传统部门(农村农业)产值;Pm=现代部门产值;Pt+Pm=P, P=GDP总量;Lt=传统部门(农村农业)就业人数;Lm=现代部门就业人数;Lt+Lm=L, L表示就业人数总量;Rt=(Pt/P)∶(Lt/L)=传统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Rm=(Pm/P)∶(Lm/L)=现代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就可以表示为R=Rt/Rm。
一般认为，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程度正相关，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经济结构反差越显著。图1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后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建国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在1978年后得到改善后，从九十年代中期又开始加剧，以至于2008年的二元结构强度与1952年相当。(图1)
数据来源：1952～1977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元经济结构实质是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不合理配置，而这种不合理配置短期内会造成处于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扩大，长远来看会影响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现阶段突出表现为近年来一直被社会各界关注的“三农”问题。
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成因分类。由世界各国发展史可将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在大量农业剩余基础上自发生成的与农业部门密切联系的非农部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更倾向于张培刚定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不同在于其非农部门脱胎于农业部门，且两大类部门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主要代表国家是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
第二类，殖民者的入侵造成殖民地国家发展不平衡。外部入侵的资本更偏向于将殖民地资本回报率高的现代部门变成为与自己国家产业链结合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与殖民地内部的农业相结合;对传统部门则因其低回报率而没有投资动力，由此形成了殖民地国家在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种成因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源。
第三类，国家政府主导的政策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刚性。这一种类型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二种成因背景下的延续，20世纪五十年代殖民地相继独立，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要迅速发展工业，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建立工业体系最初只能用内部积累的方式，即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历程。中国明清时期在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纺织业、冶炼业等非农部门与占主体地位的农业部门并存可看作张培刚定义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雏形。但是，后来随着当政者一系列阻止商业发展的政策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这种自然演进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被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输入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进一步对二元经济结构人为固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二元经济结构的人为固化，以揭示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情况。
1、改革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新中国成立时的客观环境，决定了新中国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奠定了中国经济面貌，形成了之后经济改革的背景。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严重违背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的，为使重工业能优先发展，国家采取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对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产品的需要，并通过制定低价的收购农产品政策，把一部分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农产品统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还具有从农村转移资金的功能，而这种转移资金的功能又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农村人民公社化是统购统销的制度保障。1953～1978年中国农民通过低价交售农产品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金额为5, 1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服务的，建国初期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没有特别的限制，在1953年国家按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与自发性迁徙并存。而国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镇人口大规模增加意味着粮食统销对象的增加。为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则必须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中央政府各部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政策。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使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严格限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基本定型。
农业剩余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转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最初成因。
2、改革后仍受二元经济结构政策主张的影响。如果说改革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政府的有意为之，则改革后的二元经济结构徘徊不变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思想上仍受二元经济结构政策主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隐形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改革开放后，尽管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产品定价趋于市场化，但是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资料显示，农产品生产价格1978～2008年仅增加了9.8%，且个别年度波动较大;与此同时，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1980～2008年增加了457.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2008年增加了290.7%。
这种新型的价格剪刀差表面上是源于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实际上却源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对粮食价格和粮食流通渠道的控制。价格体制改革中，粮食价格是放开最晚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也是最晚的。至2004年国家才明确规定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第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障粮食供给的措施。粮食是一种需求刚性的商品，如果供方能有效控制供给量会带来价格大幅度攀升，对供方非常有利。但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保障粮食供给的措施却使这一效果难以实现。一方面国家通过严格控制农地非农用途来确保粮食供给过剩状态;另一方面国家保持巨额的储备粮食干预市场，使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价徘徊。
(2)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农民工”这一词汇的产生反映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严重不对等。农民工身份是农民，但其工作是为工业部门服务。在中国，农民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代表着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远远低于城市水平，且其工资水平也与拥有城市户籍的正规职工的工资水平相去甚远。
在这里，农民工更倾向于刘易斯指出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但在刘易斯模型中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的同时即意味着其转移到城市，即刘易斯模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依然是农业部门的身份，尚不能享受城市部门的福利待遇。
(3)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另一个表现在于政府借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与其相联系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无条件地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将相当一部分土地的级差收益转化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启动资本。
中国的土地制度因用途不同，沿着不同的路径在深化。农地制度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演进，而非农地制度却朝着强化地方政府垄断和土地利益最大化方向演进。同一块土地因用途改变而导致土地权利结构的改变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是现行中国土地制度最大的缺陷。农业用地变为非农用地必须有国家将土地征用后再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而农民只能获得土地农业用途收益的几倍，其中巨大的级差收益支撑起“经营城市”所需的资金。
四、结论
事实证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第一次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现状，并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得出传统部门资源(主要是农业剩余和劳动力资源)向现代部门转移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是学术上的一次伟大创新。但从中国的实践上来看，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为核心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不仅没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反而成为固化原有殖民地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工具，其实践结果证明其与该理论提出的初衷背道而驰。
摘要：20世纪五十年代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学界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讨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成因, 发现刘易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核心思想不仅没有消除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反而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根源。由此得出结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结果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成因,中国实践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 (上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二元结构优化 第7篇
二元对立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 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问题分析, 百度百科定义其为:“是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关于二元对立的原则在中西方文化当中均有深刻表现和阐释, 例如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美与丑、爱与恨、黑暗与光明、压迫与反抗、勇敢与怯懦等问题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美丑、善恶、高下、道与非道、有为与无为等哲学问题的形成, 均系对二元对立思想的哲学认识与阐释, 传播最为广泛的成语故事所反映的二元对立思想也非常充分, 如南辕北辙、舍近求远、舍生取义、瞻前顾后、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否极泰来、仰观俯察等都饱含着深刻的意蕴与哲思。
电影中二元对立原则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加强电影冲突, 使电影视听语言更具有表现力。二元对立原则在电影中的应用通常具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主题内涵:爱与恨、忠诚与背叛、承担与逃避、接受与拒绝等;
2.对照关系:个人与历史、个人与集体、现实与梦想、现实与虚幻等;
3.人物性格:好与坏、红与黑、正义与非正义、正面势力与反面势力、本地或原住民
与外来者、年长者与年少者、白人与黑人、弱者与强者等;
4.场面调度:远与近、动与静、多与少等;
5.技术语言:冷与暖、黑与白、有色与无色、方言与普通话等;
6.道具应用:被禁锢的心灵与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风筝与被束缚的人;镜子内外的虚幻与现实等。
诸多层面上的表现, 使二元对立成为影视剧创作和电影拍摄中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成就了大批优秀电影, 反之优秀电影对二元对立原则的不断创新使用则使之更丰富、更深刻。结合电影的进一步分析则可以更清晰地解读其表现力之强大。
二、电影《艋舺》中的二元对立
电影《艋舺》就由台湾导演钮承泽执导一部青春动作片, 也是一部以台湾黑道为题材的影片, 2010年正式公映。黑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张力的题材, 导演用“文艺”的气质表现了一群个性鲜明的青年、一个剧烈转变中的戏剧化时代、一个欢乐与悲情浓浓地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故事。故事深深地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阮经天、赵又廷、凤小岳和钮承泽的倾情演出, 其特的表现艺术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如浓烈而俗艳的色彩、生动而嘈杂的市井生活、奇特的黑道规则, 背景时代特有的台湾时尚文化……在浪漫而浓烈的、让人动情的兄弟情义中, 穿插进现实而残酷的、让人唏嘘的恩怨仇恨。这部青春动作片与闻名的香港同题材动作片有相似之处, 但浓郁的台湾地方风情使它与香港青春黑帮动作片有了明显的区分。如果说香港黑帮电影以英雄气概取胜的话, 那么台湾的黑帮电影则以细腻情怀让观众不能释怀。这部影片中大量应用了二元对立原则进行整体建构和细节刻画, 作品的张力在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上以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叙事效果。
(一) 主题的二元对立
这是一个关于“黑道”的故事。黑道这个题材在世界电影史上有诸多精彩表现, 如美国的《教父》、巴西的《上帝之城》、南非的《黑帮暴徒》、香港的《英雄本色》等。作为类型片中的动作片, 黑道故事不仅突出了“情义”“忠诚”、惊心动魄的生死相赌、落拓潇洒的年少时光, 而且把黑道英雄打造成为观众心目中义薄云天的偶像, 把青春的美好与热血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令影迷 (尤其是青春少年) 们热血沸腾。好的黑道电影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更重要的是通常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使观众充分领略理想的美好、现实的残酷、人性的复杂、命运的嘲弄和种种交织在一起所表现的生的激烈与死的悲壮, 是平凡的人生不可企及的梦, 也是《艋舺》导演钮承泽的梦。在接受采访时, 钮承泽说:“为什么黑帮电影会吸引我, 因为那是男人的家家酒, 是男人的欲望城市, 因为那些黑帮中人的独特价值观。跟一般人比起来,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伤害你的身体, 甚至是他自己的身体, 他们处在一种没有明天的生命状态之中, 这种状态是一种很有张力的戏剧空间, 在里面你就看到了人性, 这是一个很好说故事的场所, 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在这部黑帮青春动作片中, 导演将人物设置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去演绎他们黑道人生, 有评论说是因为它的爆烈与温柔相济打动了许多人, 其实更打动人的是人物纠缠于忠诚与背叛、黑道与义气、传统与现代这些复杂主题之中, 人生的选择和最终的结局永远悖离初衷, 是在时代机器快速运转过程中无法逃避的种种冲突。
(二) 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
1.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
个体与集体是较为典型的二元对立概念组。电影《艋舺》通过蚊子与太子帮、蚊子与庙口黑帮、和尚与庙口黑帮等几组人物关系, 将个体与集体的对立关系以不同形式和意义表现出来, 展示了人生与人性的复杂。
蚊子是外省来的插班生, 作为个体, 他是孤独的, 外部环境的孤独与他无父的内心孤独交织在一起, 奠定了这一人物的悲剧底色。作为无组织的个体, 他受到了狗仔孩帮的欺负, 因为他打架时的机敏, 被太子帮接收, 自此他开始产生归属感。他问和尚为什么要让他进太子帮, 和尚说:“因为五个指头合起来才是一个拳头”。蚊子进了太子帮后, 他的青春才有了新的光彩。太子帮为他报仇狠揍了狗仔孩;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朋友们给他买新衣服;和尚撞坏了他的悠悠球, 精心地为他买了新的;他们甚至还带他去妓院……这一切使他走出个体困境, 走向集体温暖。蚊子坚定地认为一旦踏入黑道, 就一定要忠诚于自己的老大, 虽然他是胆小的人, 但他内心将混黑道必须的忠诚与黑道内外共有的义气理解成为统一的信念。最终和尚杀死了Geta, 与蚊子所在的集体以及他内心的归属感形成对立, 于是他在痛苦的情感纠结和自我保护的强烈意识驱使下杀了和尚。他因为一支鸡腿踏入黑道, 这支鸡腿恰好印证了他个体的单纯。当他的单纯与复杂的现实发生冲突时, 单纯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忠诚, 还有坚强和坚定。在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毅然选择了集体。
与蚊子形成对比的则是和尚。电影一开始, 就专门对和尚与庙口的密切关系、与志龙的亲密关系做了介绍, 从而巩固了他作为庙口黑帮一员的身份, 无疑他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体。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 他与这个集体的冲突逐渐升级, 先是他被Geta打得半死, 随后是父亲与Geta的恩仇浮出, 文谦和灰狼的出现则为他实现个人理想和复仇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于是他果断地从庙口黑帮中游离出来, 加入了新的利益集团。这一切似乎合乎情理的个体发展恰恰形成了他与整个庙口的对立。他的悲剧恰好说明, 黑道中失去集体的个体终将毁灭。
2.强与弱的二元对立
这一组对立关系以志龙与和尚、蚊子与灰狼、志龙与Geta、蚊子与小玲姐四组人物关系加以呈现。
(1) 志龙与和尚
志龙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也是太子帮的大哥。他表现上象一个大哥一样带着自己的兄弟们招摇过市混世界, 但骨子里却非常懦弱, 狗仔孩的死是他失去理智的结果, 但他没有能气出来担当;父亲的死需要他站出来为支撑混乱局面, 但他只会躲在仓库里哭;混战中受伤的他再次躲在仓库里哭, 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惊慌;甚至连他的理想也是“空洞”的当大哥。他的大哥人生是靠和尚来拼的。与志龙相比, 和尚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在这一对大哥与小弟的组合中, 强弱关系呈逆向表现。
(2) 蚊子与灰狼
“灰狼”是蚊子母亲的前男友, 是“罩着”他母亲的人。他们都来自外省, 但“灰狼”是一匹来扩张势力的恶狼, 不管受不受欢迎, 他都要强势进入;与灰狼完全不同, 蚊子虽然也来自外省, 但他就是一个蚊子一样的小人物, 一个连安全感都没有的小人物, 加入当地黑帮使他得以立足, 被吸纳进庙口黑帮后他的外省身份被掩盖起来。加之灰狼当年对小玲姐“不负责任”的离开, 使他在帮派立场和私人情感上都与之形成对立。当他的同伴以羡慕的口气谈论着灰狼的气派时, 他甚至不屑一顾。但他也分明感受到灰狼的强大, 希望在自己“跑路”后他能照顾自己的母亲, 从托付这一行为看, 他对灰狼开始产生信任。当灰狼告诉他:“风往哪边吹, 草就往哪边倒。年轻的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是风, 等到遍体鳞伤以后, 才知道, 原来我们都是草”, 他因满怀仇恨并没有理解灰狼话中寄寓的深意, 再次表明他们之间的同而不和。强大的灰狼与弱小的蚊子形成了强烈对比, 一个是要来侵占庙口的黑社会老大, 一个却是混入本地黑社会的小弟;一个有着强烈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手段, 一个却思想保守, 忠诚于自己的帮派。成熟与幼稚、现代与保守、父与子、爱与恨这些二元对立在他们的身上浓烈地交织在一起。
(3) 志龙和Geta
作为老大的儿子, 志龙从小就被认定为未来的老大, 但实际上的他并不具有老大的胆识和气魄。当他们五人一起谈理想时, 他的理想是当和尚说自己的志向是当大哥, 他追问“你是要造反吗?”和尚说:“我要是当了大哥, 你就是大哥的大哥”, 他即释然, 也就是说他只要当和尚的大哥就够了, 真正的天下是要和尚去替他拼的;他的女朋友被狗仔孩凌辱, 他极度愤怒, 非要置其于死地。当狗仔孩真的死掉后, 他却表现出极度恐慌;Geta盛怒, 他没有像和尚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担当;父亲死后, 他不是激愤报仇, 而是因惧怕仇家斩草除根, 按母亲的意愿躲在仓库里哭泣。志龙的懦弱通过细节充分展示, 这与他父亲的强与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 蚊子与小玲姐
蚊子看上去很强大, 很勇猛, 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 可以为Geta报仇, 可以给小凝未来, 但最终他的誓言在幼稚的冲动和残酷的现实中迅速烟消云散。蚊子的母亲小玲姐平凡得像一棵草, 但她却顽强地用一生去爱一个人、等待一个人。她将生活的苦难埋于内心, 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静静地等待儿子的长大, 甚至隐瞒灰狼与儿子的关系。她以内心的宁静包容了一切波澜壮阔的世事纷争。与母亲相比, 蚊子显得苍白而虚弱。
3.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关系
这一对立主题是通过和尚与Geta、和尚与蚊子两组关系进行诠释的。在这两组关系中, 又贯穿着现实与理想的二元思想。
(1) 和尚与Geta
在整部电影中, 和尚与Geta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Geta作为庙口老大, 平时表现得随和、敦厚, 一旦遇到事情, 却表现出超人的胆识。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老大:不允许手下人用枪, 认为那是下等人的武器;不接受外省帮的加入, 认为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不接受现代管理思想并且没有面对时代变化的意识, 当外省帮提出可以一起做生意时, 他说:“我们窝在艋胛做点小生意就够了, 外面的事我们也不懂”。和尚是庙口黑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人, 他有胆有识、智勇双全, 讲义气、有谋略, 敢于承担、勇于创新, 一心想做大哥。Geta就杀死狗仔孩一事对他们进行惩罚时, 他表现出与Geta的强烈对抗, 这也预示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获知父亲被Geta砍掉了胳膊且夺去了老大的位子这一恩怨历史则成为他杀掉Geta最好的理由。在和尚的Geta的对比中, 传统与现代是最突出的二元对立。Geta因为保守排斥现代化的武器——枪, 最后却死在枪下。和尚锐意现代变革, 却殒命于蚊子手中的“扁钻” (黑帮传统刀具中最不起眼的武器) 。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纠缠, 最终都淹没在巨大而残酷的时代、社会洪流之中。Geta忠于传统, 但也死于传统的保守, 他背叛的是兄弟之情, 没有当日对和尚父亲的残害, 也没有日后和尚的复仇。和尚忠于理想, 因为理想他背叛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帮派, 为追求理想而丧生。
(2) 和尚与蚊子
影片中和尚与蚊子是一对关系密切的二元组。他们两个具有诸多的共性特征:脑子灵活、身手敏捷, 有明确的人生理想,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些共性使他们很快成为最好的兄弟。和尚将蚊子引入黑道, 并将黑道的生存法则倾心传授, 他的开拓精神和变革思想以及与Geta之间力量的较量促使他迅速成长, 同时也成为他背叛庙口、背叛兄弟的反力, 将他推向了悲剧的深渊。蚊子与他有太多的不同, 没有野心, 没有在帮派里争取个人利益的目标, 他只想安稳地做一个小弟, 在庙口黑帮温暖的大世界里安然地追寻他温柔的樱花梦, 加之对Geta在精神上的“认父”仪式的完成, 内心的单纯成就了他的忠诚。初次见面, 蚊子还是一个玩溜溜球的单纯的高中生, 而和尚已然是黑社会成长中的实力派, 小小的溜溜球见证了他们友情的建立与破灭。
除了以上三个角度多层面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 电影中还有多个二元对立组, 如色彩使用上, 青、白、灰与桔、黄、粉形成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 为残酷的青春点染了丝丝温情, 把外部世界同心灵世界通过色彩加以区隔, 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种面向, 丰富了电影的意义;语言的使用上, 闽南语和国语分别表达着不同身份、不同帮派、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纠葛, 通过语言的对立建构起新的空间, 表达着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对立关系;人物性格塑造时, 则注重每一个重要角色丰富人格魅力的展示, Geta的亲切与残酷、灰狼的柔情与无情、和尚的温情与冷面、蚊子的柔弱与坚强等等。多个二元对立组建构了整个作品的多维空间, 并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表意功能, 使整个作品刚柔相济, 与其它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共同成就了一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经典黑帮片, 是台湾新生代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参考文献
城乡统筹中二元分治结构问题思考 第8篇
一、城乡统筹中二元分治结构问题的历史原因
户籍制度的严格实施, 禁锢了农民的流动。1958年以前, 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农业人口也可以自由转化为其他产业的人口。在1958年1月9日, 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 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 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1]。从此, 整个社会人口被分成了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城乡二元分治的状况, 农民被严格地禁锢在土地上。
在城乡二元分治结构的基础上, 转移了过多的农业生产利润, 造成了农村的落后与农民的贫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为了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国家长期农业“哺育”工业。农村的大量利润被转让给了城市, 同时对农村公共建设投入过少, 使得农民越来越贫困, 农村越来越落后。到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以来, 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到了不得不解题的时候。
严格实行与户籍制度配套的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 形成城乡“二元”国民待遇。在粮油供应制度方面, 1955年8月, 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建立起了凭户口分配粮票并凭粮票与户口簿购买粮食的制度;在就业制度方面, 1957年, 规定了用人单位优先录用城市户口。在当时的条件下, “优先录用”就等于“只录用”, 这种现象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很多年, 才得到改变;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于是, 粮油供应、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成为城镇居民的独有待遇, 农村户口的人们无形中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就失去了与城镇人口相同的国民待遇[2]。由于这种待遇的不同带有政府强制性 (来源于政府对户籍制度的强制保护) , 又由于这种待遇的不同因户籍与生俱来的天然性所带来的天然性。就必然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形成城乡“二元”国民待遇。改革开放多年以后, 由于很多改革措施仍旧与户籍挂钩, 城乡“二元”国民待遇仍旧没有根本改变。
农村土地的非流动性限制了农民身份的转变, 与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一道禁锢了农民。众所周知, 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农民通过承包协议获得对土地的使用权, 国家也承诺几十年不变。但这个土地是不能自由流动的。于是, 这个生产队的成员不管他在从事什么行当, 他的身份都只有一个——与一份土地紧密相连的农民。这也是我们的国家出现“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称谓的原因所在。由于土地没有自由流动的可能, 农民就没有从土地自由流动中获得利益的可能, 农民从土地离开自由流动就失去了可能, 从而农村人口大规模城镇化也就失去了可能, 城乡统筹就失去了一个基础。
二、城乡统筹二元分治结构的治理难点
提高农村土地流动, 才能提高农民自由流动性。我们应该注意到, 城市土地的流动仅仅是土地使用权的流动, 那农村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只流动土地的使用权呢?也就是说, 农民可以将自己承包土地的权利以一定价格出让, 并从以前所在的生产队中脱离出来, 失去农民的身份。进而在其他地方谋求生机, 流动到其他产业, 做商业就是商人, 做工业就是工人了。在保证农村土地用途不变的基础, 国家允许土地流动, 并让农民在土地流动中获得真正的利益, 才能让部分“假农民”失去土地, 真正脱离农村, 形成农村人口自由地向其他产业流动。以前没改革开放之前, 担心农民到城市, 会给城市造成压力, 造成盲流, 而现在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然以农村的土地自由流动为前提。这同时为城镇劳动力中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向农村流动提供了可能。
改革或废除户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制度, 实行户口登记“一元制”, 才能打破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彻底改革或废除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相关制度, 实行户口登记“一元制”, 给所有国民均登记为居民;同时, 建立公平、公正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 保证城乡居民的平等国民待遇。从而农民成为一种从事农业生产职业人员的称号, 不再是享受不同待遇的农村户籍人口的称号。据《南方周末》 (2007年10月12日) 报道, 云南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就户口登记进行深化改革, 实现“一元制”, 并逐步解决与之配套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体系, 保证城乡人们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随着各方面的改革, 农民和城镇人口的不同国民待遇的地方逐渐减少。但是远未根本解决问题。据《重庆晚报》 (2007年10月26日) 报道, “期盼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保险待遇;期盼农民工务工环境得到改善, 在工资水平、居住环境、享受了工伤、养老保险上与城镇工人一视同仁”, 成为了农村居民在十七大期间的两大期盼。当任何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 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享受的社会保障都是一样的时候, 劳动力肯定会向最能体现它的价值的方向流动。也只有当农民与其他的国民享受到了同等的国民待遇, 得到足够公平的社会保障, 城镇化的农民才不会重新回到农村, 城乡人口才能自由地流动。
综上所述, 只有改革或废除户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 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 实现户口登记“一元”制, 建立农民与城镇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的社会保障体系, 才能彻底消除城乡二元分治结构, 才能让农民获得自由择业与流动的机会, 城乡才能实现一体化, 城乡才能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7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