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规模范文（精选9篇）
地方财政规模 第1篇
自从布坎南和布伦南在1980年提出“利维坦”模型后,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 就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在我国, 胡书东 (2001) 、Chien-hsun Chen (2004) 、孙群力 (2006) 等人都对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但是, 我们在分析各省的相对财政规模, 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时发现, 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存在一些区域上的特征。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都是由东向西递增, 但是东部和中部的财政规模相差非常小, 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 然而西部的财政规模要比东中部高很多, 高出八九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受财政分权影响呢?也就是说, 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程度是否是不一样?这个问题在如今研究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影响的文献中却从未被注意到。而我们下文就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 来论证这个问题。
二、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
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进行财政分权实证研究的关键, 它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准确地反映出我国财政分权的影响。我们对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基于对我国财政分权特征的认识。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种不纯粹的分权。这种不纯粹使得在我国财政收支的分配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财政权力的转移或下放。因此, 财政分权在我国的复杂性, 使得我们不仅要单独考察收支分配的影响, 也要另寻途径来反应我国的财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预算外部分中体现的最充分 (黄佩华, 2003) , 基于此, 本文选择了以下的一组指标来全面反映我国各省的财政分权状况:预算内的本级支出指标 (DCbexp=各省预算内本级支出/全国预算内支出) 、预算内本级收入指标 (DCbrev=各省预算内本级收入/全国预算内收入) 、预算外支出的分配 (DCexap=各省预算外支出/全国预算外支出) 、财政自给程度 (FS=各省本级收入/本级支出) 、财政依赖度 (FD=中央对各省的补助收入/各省的预算内总收入) 。
(二) 数学模型及方法
为了检验财政分权是否对不同区域的地方财政规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我们采用了下面这个模型:
其中, 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数据。代表财政规模。要说明的是, 本文要研究的财政规模, 是指相对于GDP的预算内的财政规模。代表的是上文分析的5个财政分权指标。Dum E、Dum M、和Dum W是虚拟变量, 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 分别代表财政分权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影响系数。代表控制变量。我们对控制变量的选择, 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认识:一个地区的财政规模既受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驱动, 又受限于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能力, 因此,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变量:人口 (POPULATION) 、城市化进程 (URBAN) 、人均GDP (GDPPC) 、GDP的增长率 (GROWTH) 、开放度 (OPENNESS) 和非农业产业化比率 (INDUS)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人均GDP均换算成以1980年的价格为基期的人均GDP。城市化进程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开放度是以换算成人民币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来表示, 非农业产业化比率是GDP中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GDP的增长率是剔除了物价因素后的真实的增长率。是扰动项。
由于我们不是对总体进行抽样分析, 而是直接分析整个样本, 因此, 我们采用了双向固定效用模型。本文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EVIEWS5.0。
(三) 数据来源
财政分权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1992年、1994至2004年的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8》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因变量和其他自变量1999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China's Provincial Statistics, 1949-1989》, 1999年及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到2004年的城市化的数据来源于2000年到2005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分析
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见表1。预算内支出的分配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 其中尤以西部为高, 其系数达到了8.5927, 东部和中部则差别不是很大, 分别为3.0913和4.4981, 这意味着, 同样的是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相对于GDP的财政规模增加的程度分别是将近东部的3倍, 是中部的2倍多。本级收入的分配虽然对东部地方产生了负的影响, 而对其他两个地区产生了正的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只有对中部地区来说是显著的。这意味着, 在中部地区, 一个省的本级收入越多, 其财政规模就越大。预算外自主权对预算内财政规模的影响则在3个地区都是不显著的。财政自给程度对东部和中部来说, 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 这意味着, 在这两个地区, 各省支出所需的收入由其自己来组织而不是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补助, 越能激发地方政府节俭使用资金, 或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有利于各省财政规模的降低。但是对于西部来说, 财政自给程度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各省自己组织的收入一般都不能满足其支出的需求, 都需要中央的补助, 因此, 自给程度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1994年开始引进的财政依赖度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同样是不一样。财政依赖度对东部来说, 是显著的负影响, 也就是说, 对东部的各省来说, 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度越高, 其财政规模反而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东部的各省来说, 在中央对其的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占了大部分, 而税收返还是与地方税收的增长有关的, 因此, 花掉更多的钱, 并不意味着得到更多的补贴, 而这种“粘纸绳”效应只有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是适用的。
其他变量对财政规模的影响是, 无论是总人口规模、人均GDP还是GDP的真实增长率, 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GDP的真实增长率, 这意味着, 在我国, 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规模的增加与之相适应。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那么, 这也验证了我们所说的, 我国地方居民增长公共支出的需求可能反映不到地方政府那里, 至少是在预算内的财政规模中体现不出来。GDP的实际增长率对财政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的影响, 这意味着我国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财政规模相同程度的增长, 同时也说明了, 我国地方政府的征集收入的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了相应地提高。非农业产业比例越高和开放度越高的地方, 财政规模就越大, 而且二者的影响都非常显著, 但是我国城市化的程度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却非常不显著。
四、结论
如果说财政分权是一个多维性的概念, 那么实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挖掘出其不同方面对财政规模的不同的影响。至此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实证研究初步达到了这个目的。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的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总的来看, 越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支出分配对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张作用越大, 越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收入和支出的一致越能对地方财政规模的降低起良好的促进作用。此外, 对于中部和西部, 特别是西部来说, 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其的财政规模的扩张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 如果是出于对缩小地方财政规模的考虑, 那么, 显然, 对于越是落后的地区, 中央政府应该减少支出责任的转移, 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又要使地方的收入和支出更加一致, 减少地方对中央的依赖, 以激励地方更有效率地使用资金。
摘要：总的来看, 越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支出分配对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张作用越大;越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收入和支出的一致越能对地方财政规模的降低起良好的促进作用。此外, 对于中部和西部, 特别是西部来说, 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其财政规模的扩张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规模,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Chien-hsun Chen.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llu-sion and Government Siz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Applied Economic Letters.2004, 11:699-705.
[3]孙群力.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中国的经验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6, (23) .
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适度 第2篇
【 作 者】郑建良
【作者简介】郑建良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摘 要 题】国债园地
【 正 文】
我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焦点，特别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出现可喜变化的情况下，更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对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的分析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指标入手进行分析。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从财政收支角度看，由于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债务规模偏大，进一步拓展的余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与债务适度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有关财政性指标，只要将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控制在3%和60%范围内即可。绝大多数国家也正是依据总量指标制定财政和债务政策的(在我国，3%和60%两项财政风险预警指标已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三是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经济紧缩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其出台之时财政已面临了多年困境。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断持续，中央财政赤字增加较多。从长远看，如果继续扩大赤字和国债规模，将损害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考虑从现在起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中长期目标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与债务问题在我国财政乃至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但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的预警指标问题，既不宜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赤字与债务，也不宜单纯考虑宏观需要而忽视财政面临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即使依据上述指标计算我国的赤字与债务指标，目前仍得不出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的论断。
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认识赤字和债务问题
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管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
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财力尤其是中央政府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5.0%，比1994年仅提高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央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1978年―年，我国财政有的赤字历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含财力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如果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管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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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
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仅为16.44%，的债务负担率约为16.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央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1992年―1995年左右)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第三，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债务本息支出)×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即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央财政支出全貌。如果将国债依存度(1)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央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2)=(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债务本息支出)×100%。国债依存度(2)与国债依存度(1)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央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央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1)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央财政支出(即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利息支出合计)，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3)=国债净收入/中央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3)与国债依存度(1)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3)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预算基本赤字+利息支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利息支出)×100%)。根据国债依存度(3)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25-30%)。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如果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债务依存度(3)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
二、通过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赤字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但要针对我国财政基础仍比较薄弱的现实，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和财政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巩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实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减少税收流失，把该减的税减下去，积极地贯彻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的税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债务依存度，使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力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健全地方税体系。
2.健康的财政体制是财政稳健运行的基础。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扩大财政经常性收入。全面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规范税收减免和支出管理体系。继续搞好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的、乡镇的财政困境。
3.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经常性收支基本平衡原则。从严控制经常性预算中一般性支出，适当压缩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事业费支出，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保证重点支出的资金需要。我国财政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地方财政要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坚决不打赤字，要
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安排财政支出，要采取措施处理好地方财政负债问题。
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变化的分析 第3篇
我国的转轨时期是指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主要来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变化。
（一）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变化
1978年到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1978年的1132.26亿元到2007年的51304.00亿元，扩大了近45倍。回顾29年的发展历程，我国财政收入绝对数的增长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水平徘徊阶段，财政收入由1978的1132.26亿元上升至1982的1212.33亿元，年均增长率仅为1.72;二是缓慢发展阶段，财政收入由1982的1212.33亿元上升至1992年的3483.3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11%;第三是高速增长阶段，财政收入由1992年的3483.37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51304.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64%。
（二）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相对变化
1978年以来，在我国财政收入绝对数上升的同时，相对数也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1995年以前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96年开始回升并从1998年表现为快速回升的趋势。1978年—1995年，财政收入的相对数由31.06下降为10.27, 17年间每年下降1个多百分点。1995年到现在为止，仍呈现出单边上升的趋势，相对数由10.27上升到20.80，表现为比较平稳的趋势。
（三）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相对数变化的原因分析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表现为GDP的高速增长。在1978-1995这一时期，我国两次放权让利，对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我国的“利改税”是1994年完成的, 八十年代还处在“利改税”的中前期, 那时的“国企”利润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国企”留利多了, 上缴自然也就少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推行“国退民进”的政策，国有企业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下降。再加上这一时期税务部门征管不严，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都是造成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的原因。
1995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二、我国目前财政收入规模水平的分析和判断
财政收入规模标志着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科学合理的财政规模既是国家有效履行职能的财务保障，又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关于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大小的问题，占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我国财政规模过小。他们的依据是和别的国家的财政规模相比较，特别是欧美国家，我们的财政规模明显低于这些国家。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原因有三点：
首先，这种比较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对国别财政收入规模的简单对比方法，仅仅重视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财政收人规模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存在的差别及其对社会公共需要、公共经济规模和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导致了简单对比分析方法的不科学。
其次，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与其他国家的口径是不一致的。分析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不能仅分析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例如我国2000年全部政府收入已达18586.8亿元，占GDP的比重已达20.8%，其中预算内占15%，预算外收入占5.8.如果再将企业亏损补贴调整为列收列支，则预算内占16.7%，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22.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经济已经不只是一个财力的问题了，更为重要的是讲究技巧。基于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规模水平，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使我国的财政收入分配规模达到“最优”或接近“最优”状态。客观存在的最优财政规模无法自动实现，我们的政府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社会居民才能充分行使其监督权，促使政府提高其行政办事效率。而政府也应提高其办事透明度，提高其资金使用效果，改进财政收入的征管方式，提高财政收入的征管效率。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使我国的财政收入分配规模达到最优。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后, 我国进入了经济转轨时期, 财政收入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变化过程。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 对这种变化趋势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判断, 剖析了我国“财政之谜”的实质。然后对我国的财政规模偏小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最后叙述了实现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措施。
关键词：财政收入规模,绝对量,相对数,最优财政收入规模
参考文献
[1]、陈共 《财政学》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P192-205
[2]、张启春 《公共财政学教程》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P180-184
[3]、姚学军 成军 《最有财政收入规模理论初探》, 《财会研究》2003年第9期
[4]、王炜 于天义 《财政收入规模论》, 《财政研究》2000年第7期
[5]、宋本强 《我国财政收入相对数变化分析》, 《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6]、姚学军 《最优财政收入规模问题研究评析》, 《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64期
[7]、陈小平 《我国政府财政合理规模研究》, 《福建税务》2001年12期
规模优化:地方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4篇
规模优化:地方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及“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面对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到更加注重提高质量的今天,对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办学投入及其规模效益进行优化分析,研究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投入机制和评估体系,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 者：洪林 Hong Lin 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江苏,盐城,224003刊 名：辽宁教育研究 PKU英文刊名：LIAONING EDUCATION RESEARCH年，卷(期)：“”(10)分类号：G649.21关键词：地方高校 办学投入 规模效益 边际关系
财政部发文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第5篇
2015年7月2日，财政部就农业综合开发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出意见，要求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为载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抓手、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支撑，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意见提出了以乡、村、组为单位，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并放低了合作社等申报主体的申报“门槛”，最后对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支持，为推动我国土地规模经营明确了方向。
锐评：财政部发文意见除对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提出了路径，还对资金的筹集、使用范围以及导向作用做了说明。首先鼓励贷款、融资方式，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对适度规模经营进行资金支持；第二，对于财政资金使用范围可扩展至育秧设备、粮食烘干设备等，完善农业产业链；第三，中央财政资金将发挥导向作用，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
广东省适度财政收入规模的研究 第6篇
1 广东省财政收入规模的现状分析
1.1 广东省财政收入规模的总量分析
1.1.1 财政收入绝对规模分析
1998到2012年随着广东省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 财政收入总收入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量也随着不断扩大。1998年广东省GDP为8530.88亿元, 2012年达到57067.92亿元, 现价增长5.7倍, 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高;财政总收入1998年仅为1305.6亿元, 2011年飙升至13668亿元, 增长了9.4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也由640.75亿元增加至5514.84亿元, 增长7.6倍;可见财政收入规模与GDP总量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财政收入增长迅速。
与GDP的增速相比较, 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加快。1998到2012年, 按现价计算广东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8.9%和17.6%, 高于同期GDP增速4.4个和3.1个百分点, 除个别年份外, 多数年份的财政收入增长均快于GDP的增速。1998年到2012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呈现波动态势, 且波动幅度大大高于GDP增长率幅度, 特别是财政总收入增长率存在较大的波动。其中2002年、2009年为低点, 2007年为最高点。
财政收入波动与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1998到2001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方针, 在此环境下, 广东省经济增长势头良好, 财政收入规模稳步增长。2002年财政收入规模出现低谷, 其原因主要是: (1) 2001年底中央推行所得税改革, 广东省为扩大自己的分配基数, 将部分应当在当年交纳的企业所得税提前征收, 减少了当年的收入。 (2) 通货紧缩, 价格下降导致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下降, 从而影响有关税收的增长。随后几年, 房地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拉动了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连锁反应,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 经济过热, 财政收入水涨船高, 增速于2007年到达最高点51.5%。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广东省竞争力较弱企业纷纷倒闭, 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经济增长率下降, 导致财政收入的增量也大幅度减少, 再次到达低点。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2010年广东省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 使经济重新回到平稳增长轨道, 财政收入增速重回上升趋势。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低迷, 欧债危机持续恶化, 广东省外贸出口下行, 经济增长率呈现下行态势, 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变缓。
1.1.2 财政收入相对规模分析
(1) 宏观税负的变动趋势。1998年至今, 广东省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 (大口径宏观税负) 呈现整体平稳, 不断上升的趋势。1998~2001年, 从15.3%逐年攀升提升至21.1%, 2002年以后在20%上下波动。2007年飙升至24.39%, 2008年至2012年在25%上下波动。从发展趋势上看, 广东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基本与全国情况相吻合, 广东波动幅度较大, 主要是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受房地产调控影响较大。从数值上看, 广东财政收入相对规模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2000年最高超出全国水平7.3个百分点, 2007年和2010年也高出5个百分点。可见广东税收负担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近几年的比重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16%~20%相比也稍高。
(2) 财政收入弹性的变动趋势。从财政总收入增长对GDP的弹性看, 不同年份弹性系数波动较大。2002年、2008年、2011年小于1, 最低的为2004年0.41, 表明期间广东省GDP增速高于财政总收入增速。1998~2001、2005、2007等年份财政总收入的弹性系数大于1, 最高的为1999年3.34, 说明财政总收入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总收入呈现出一定的不协调性, 这会制约两者长期、稳定发展。
从财政一般收入增长对GDP的弹性看, 可分为三个阶段:1998~1999年的弹性缓慢上升;2000年突然回落至1.17, 2001年又反弹回2.27;2002年受所得税改革影响突然下降0.29, 直至2005年才回升到1.4, 随后几年弹性系数都较稳定地处于[1, 1.4]区间。由于1965~1990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税收弹性系数平均为1.4, 而广东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阶段, 我们认为弹性相对合理的区间在[1, 1.4]之间, 表明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较为协调。2005年后财政一般收入对GDP的弹性较为稳定, 说明一般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能够协调发展。
资料来源:2012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1.2 与苏、浙、鲁财政收入规模的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三个省份江苏、浙江和山东进行横向比较, 比较口径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2.1 财政收入规模总量比较
与苏、浙、鲁相比, 粤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都居首位, 财力集中能力最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 2011年四省的经济总量分别是1998年的6.3倍、6.8倍、6.4倍、6.5倍, 相差不大;但2002财税改革后, 江苏、浙江财政收入增势迅猛, 2011四省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998年的8.6倍、17.4倍、15.9倍和9.8倍, 江苏和浙江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广东省。从财政收入增长率来看, 四省都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其中, 广东省年均增速最低, 为19.7%, 低于山东的21%、江苏的26.9%和浙江的25.9%。相较而言, 广东省的财政收入增长是最平缓的。
1.2.2 宏观税负水平比较
四省的宏观税负水平 (中口径) 呈平稳上升趋势, 广东在1998年明显高于其他三省, 接近其他省份的2倍。但从增长趋势来看, 广东相对平缓, 其他三省高速追赶, 到2005年, 江苏、浙江的这一比重基本上与广东持平。1998~2011年, 广东的平均比重为8.72%, 比江苏的7.2%、山东的6.11%和浙江的7.42%要高。广东在宏观负担上还是高于其他地区, 宏观税负平均值指标比其他省份高出1~2个百分点, 这也与各地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从年均税负增长来看, 广东年均增加0.22个百分点, 低于江苏的0.49、浙江的0.45, 可见广东宏观税负的增长相对较为温和。
1.2.3 财政收入弹性比较
由表2可知四省份财政收入弹性都大于1, 单纯从弹性角度分析, 四省存在着目前争议较大的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现象。1999~2002四省份系数基本大于2, 表明财政负担整体上较重。财税收入机制改革后, 财政超经济增长现象得到明显扭转, 基本处于[1, 1.5]区间。从各省份财政收入弹性的平均值来看, 广东1.16, 江苏1.53, 浙江1.52, 山东1.3。其中, 江苏和浙江的增长弹性较高, 广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为温和, 相对于江苏等省的弹性系数仍在高位运行, 广东的财政增长与GDP增长较为协调。
1.2.4 产业结构与财政收入增长关系比较
考察四省省产业增加值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四省第二产业增加值与财政收入的回归系数为:广东0.201、江苏0.21、浙江0.206、山东0.13,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财政收入的回归系数为:广东0.22、江苏0.263、浙江0.235、山东0.20, 可见第二、三产业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最明显的是江苏, 浙江、广东紧随其后, 优于山东。
广东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苏浙比具有传统优势, 然而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贡献却较低;可见第二、三产业增长对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主要包括财政体制、产业发展状况和地方财政服务经济要求的影响。从江浙的经济发展来看, 民营经济是其最具活力的经济模式, 大力推动其现县域经济发展, 因而其第三产业发展质量高, 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也强。江浙地区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结合的发展模式值得广东省借鉴学习。
2 广东省适度财政收入规模的定量分析
2.1 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所以通过分析投资与宏观税负的关系, 可估计使我国投资率最大化 (从而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的宏观税负水平。以Barro (1990) 模型为基础, 参照马拴友 (2001) 凹投资函数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广东省税收与投资关系模型如下:
其中, I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 τ为大口径宏观税负 (广东省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 , ΔG为财政支出增长率, P为总产出的价格水平 (以1994=100的GDP缩减指数表示) , 时间t为趋势项, ε为随机误差项。数据来自于《广东统计年鉴》 (2012) , 数据区间1994~2011年。
2.2 模型的检验和估计
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其中I是平稳时间序列, lnτ、τ、ΔG的一阶差分形式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因此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接下来对变量进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的有单位根 (也就是不平稳的假设) 也即可以接受平稳的假设, 表明他们直接具有协整关系。
利用最小二乘法, 可得最终的回归模型为: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 样本决定系数R2=0.89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F检验, 即被解释量I与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显著, 回归方程显著性成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DW介于临界值dL与4-dU之间, 因此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
2.3 模型分析结论
根据最优税负的计算公式可求得τ*=-β1/β2=20.9%, 即目前广东省的适度财政收入规模约为GDP的20.9%。如果考虑±0.2的误差, 则广东省的适度财政收入规模应在16%~24%之间。对比广东省1998~2009年的财政收入规模都在此区间内, 2010年开始超过25%, 越过了上限, 略高于适度的范围。上文通过现状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广东省近年来的财政收入规模是较为合理的, 与模型估计出的结果一致。与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的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 也是一致的。
综合上文分析和模型结果, 可判断近年来广东省财政收入规模基本适度, 但已开始越过上限。因此, 一方面广东省政府稳定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控制财政收入规模的进一步增长, 使处于适度范围内;另一方面需对现行财政收入结构进行调整与完善, 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 提高财政收入增长质量;建立社会保障预算, 统筹安排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合理比例, 将预算外收入与制度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等。
3 优化广东省财政收入规模的政策建议
3.1 推进产业优化与升级, 夯实税基
为进一步增加税源, 必须转变工业发展思路, 推动工业转型发展。引导企业积极自主研发, 掌握高新技术,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实现高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支柱产业, 形成有广东特色, 规模较大, 竞争力较强的工业企业和工业体系, 促进产业集群升级, 发挥集群经济优势。
同时需加速培育第三产业, 落实已出台的第三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搞好售后服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 全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素质和水平, 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推动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打造现代服务业, 为GDP与财政收入增长提供新动力。
3.2 推进税费改革, 强化财政收入管理
积极推进税费改革, 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项目应尽量采取税收的形式征收。
将国际通行的适合采取收费形式的财政性收入, 要纳入到预算管理和监督中, 制定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 并将所有的收费项目都纳入政府预算的统一管理。加强非税收入管理, 将收费纳入到预算管理体制中。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地方性的收费法规, 规范收费制度, 明确允许收费的范围、收费的对象、收费的标准、收费的用途、审批的机关、监督的部门和违法违规的责任, 杜绝乱收费现象, 减轻百姓负担。
3.3 完善税制结构, 规范税收征管
完善地方税种, 一方面需推动营业税改革, 进一步推动营改增可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 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 扶持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增强服务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 推进财产税改革。面对目前房价上涨过快、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税收负担不公平的现状, 推进房产税的开征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高税收征管机制的运行效率, 一方面可通过改进征管手段, 增加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完善税收征管流程, 建立一套与信息化征管系统相配套、相吻合的业务流程;加大税收稽查力度, 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 可有效堵塞税收漏洞。另一方面, 通过税务登记的源泉控管, 完善属地征收管理, 实行彻底的属地征收, 可加强税源监控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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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绍学, 成军.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理论初探[J].财会研究, 2003 (9) .
地方财政规模 第7篇
近年来, 全国财政收入保持了强劲增势:从2005年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 2008年跃上6万亿元, 再到2010年突破8万亿元, 年均增长达20%。我国当前的财政规模水平已达8万亿元, 仅次于美国, 位列全球第二。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 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 增长21.3%。其中, 12月份单月, 全国财政收入6340亿元, 比上年同月增加1215亿元, 增长23.7%。2010年, 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 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 增长17.4%。其中, 教育支出12450亿元, 比上年增长19.3%;医疗卫生支出4745亿元, 增长18.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81亿元, 增长19.4%;住房保障支出2358亿元, 增长30.7%;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 增长19.8%。环境保护支出2426亿元, 增长25.4%。
二、评价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水平高低的标准
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水平的高低?如同评估财政支持规模一样, 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等多种因素, 但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越多, 可供政府运用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政府职能越大, 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越多, 社会要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就越多。这样,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职能越大的国家,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相应要高一些。这就算为什么各国的财政收入规模水平各异, 而且差距很大的原因所在。所以, 没有一种统一的和绝对的标准, 也不可能有一种精确的模型来测量每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的合理水平。一般也只是采用同本国自身的纵向比较和同国际的横向比较的方法, 分析财政收入规模的发展趋势, 作为合理确定财政收入规模的参考值, 最终仍然需要根据各国的国情通过政治程序来确定。
三、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
从可统筹安排财力角度看, 通常讲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指一般预算收入 (包括税收收入和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后, 预算内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逐年下降而后又逐年回升的历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从1978年的31.1%下降到1995年的10.3%, 而后回升到2000年的13.5%、2005年的17.3%直至2010年的32.2%。2003—2007年, 我国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从21715亿元增长到51322亿元, 占GDP比重从16%上升到20%。其中, 税收收入从20017亿元增长到45622亿元, 占GDP比重从14.7%上升到17.7%。除了一般预算收入以外, 我国政府以行政权力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集中的社会资源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等四个部分。按照包括上述五个部分收入的大口径计算, 2003—2007年, 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从32605亿元增长到77608亿元, 占GDP比重从24%上升到约30%。
四、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2007) 》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 全部5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40.6%, 21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 3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9%。其中, 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5.4%, 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9.5%,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1.3%。部分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见表1、表2。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 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国际比较必须考虑目前统计口径的差异, 主要是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中社会保障类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 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收入仍未全部纳入预算内财政收入内统计。实际上, 如果按我国当前全部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估算, 实际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面对当前我国如此庞大的财政规模收入水平, 思考和研究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的财政收入以及全部政府收入规模水平, 已经提高到战略性安排的议事日程。
五、合理调节财政收入规模的基本政策思路
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9年的20.4%, 几乎翻了一倍;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重从1993年22%上升到2009年的52.4%, 翻了一倍有余。此外, 财政收入的增速已持续十余年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当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担心两个比重过高的问题。可以预期的是, 未来10年左右, 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基本趋势。但是,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 增收之后怎么办?应该如何合理调节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1、将财政收入规模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上。
根据中国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又是关键, 为此必须继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切实把财政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因此, 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 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又不宜过大, 应对目前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应适当加以调节, 使财政收入规模控制在适当的区间。
2、降低企业的税负, 提高居民的福利。
当前我国企业的总体税负重, 在财政增收后, 需要加大对企业的减税力度。尤其是对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直接关系到就业问题, 不要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在税收、GDP上发挥太大的作用。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税负返还, 既在财政承受的范围内, 又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近几年我国社会政策有明显调整, 但社会福利体系还有很大缺口。例如养老金的缺口, 在东北一些地区, 甚至传统大集体企业的工人社会保障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教育资金和公共卫生投入的欠账同样庞大, 既然国家有足够财力作为底子, 这些国民基本福利的保障当尽快全面解决。
3、坚决取缔乱收费, 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继续进行税费改革, 控制预算外收入增长。对预算外资金, 一是要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 切实纳入预算控制之内;二是继续进行税费改革, 将可以规范为税收的收费纳入预算内。还要继续理清和整顿没有确实统计数字的制度外收入, 增加税基, 保证税收的合理增长。对于政府行政成本, 需要根据总量制定年均下降计划, 力争在“十二五”末期总量降低20%左右。
4、加强财政的透明度。
随着财政盘子的扩大, 与全社会的利益直接挂在一起。为此, 需要尽快推进财政透明化进程, 使财政收支能够置于阳光下。目前已有个别地方推进这项进程, 但还没形成规模。从发展趋势看, 如果在财政规模增长的趋势下不主动推进这项改革, 在财政减收时被迫推进这项改革, 将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5、兼顾“以收定支”和“以支定收”方针, 规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确定财政收入规模的合理区间。
目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 因而我国财政收入规模适当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必要和可能的, 但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又不宜过高。
总之, 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 制定出适合我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合理财政收入规模, 才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
摘要：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突破8万亿元大关, 仅次于美国, 成为世界第二财政大国。面对如此巨大的财税收入规模,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利用财政收入, 并制定出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 本文通过和世界其他国家财政收入规模进行横向比较, 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规模,调节,比较,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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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景明:对我国当前财政收入高增长的理论解析[J].财政与发展, 2008 (3) .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问题研究 第8篇
一、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
1 、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存在缺口
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收入小于支出。 我国统计局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69011.16亿元, 而当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则为119740.34亿元,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差悬殊,如此大额的差距,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外债来弥补缺口。 除此之外,造成财政收支存在缺口的一个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 从1994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即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 此次改革中将我国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中归属于地方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契税等;中央地方共享税主要有包括增值税、所得税等。 在分税制改革之后, 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随着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不断扩大,财政负担增加的同时,债务风险不断加剧。
2、政绩考核制度尚不完善
政绩考核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地方债务规模越来越庞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今,我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管理实行自上而下的任免制和考评制。 上级领导在对地方政府干部进行考评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 市政建设的发展程度以及招商引资的数量等。 这些指标不仅关系到他们任期时业绩的评价,同时也影响到以后官职的晋升。 因此,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晋升,大规模的吸引国内外投资、建造“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举借大量的长期借款。 在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任职期一般为五年,因此本届政府在任时期举借的长期债务全部转移给了下一任政府领导人,本届的政府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同时还不用偿还借款,这就促使了政府尽可能的增加举债,导致了政府债务规模越来越大。
3、债务管理法制体系不健全
我国地方债务管理的法制体系仍存在一定缺陷。 在举债的时候,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因此只能够通过不规范的形式进行借债。 再加之许多政府不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进行债务的管理,这就使得上级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 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的法规体系就事论事,连续性不强,不能对地方债务形成有效的规范。
二、典型国家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借鉴
1、美国:法规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
美国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三级政府构成的联邦制国家。 各级政府均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举借债务。 在举借债务的形式上面,联邦政府可以发行公债,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通过市政债券、融资租赁和银行借款等形式举借债务。 同时,美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债务管理法律体系,以防止政府过度负债,平衡财政收支,发挥法律法规对市场的调节作用。
2、澳大利亚:合作安排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
在澳大利亚, 地方政府举借债务需经过财政部长批准,同时对于借款的用途也有明确的限定,借款必须用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方面。 澳大利亚设立专门的借款委员会对借款进行统一的管理。 首先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地方政府向借款委员会提交下一个年度计划的举债规模;其次借款委员会对所提交的举债规模进行研究、分析、协商,若认为其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则最终通过文件的形式下达到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3、日本: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
日本实行的是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财政管理体制。 日本的法律中明确的规定,各级地方政府( 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 均具有举债权,但是所举借债务的用途必须是一般公营事业或紧急灾难。 中央政府对个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行政的控制和干预。
三、我国政府债务规模存在的问题
1、规模过大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巨大,逐年递增。 比如,在2011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国内债务总额为71410.8亿元,到2012年债务总额上升到了76747.91亿元,增加了5337.11亿元, 而到了2013年债务总额更是为85836.05亿元,与2012年相比增长了9088.14亿元。 照这样计算,如此大规模的债务,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每年仅还本付息这项支出就占了地方可支配收入的约1/3。 再加之社会保险的普及以及各项教育费用的支出, 地方政府收支差距更加明显,只能通过举借债务维持收支平衡,从而导致地方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进入无法摆脱的死循环。
2、结构不合理
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不合理,二是指债权人结构不合理。 地方政府投资的重点一般是公路、基建、医疗、教育及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而这些项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周期很长,盈利能力差有的甚至的免费提供的, 资金无法回收。 当债务到期或者需要支付利息的时候,政府只能将债务展期或者寻找新的投资人,债务的期限设置极为不合理。
3、使用效率不高
一方面,政府接入的资金利用程度不高,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资金的暂时闲置。 由于地方政府对资金缺乏科学合理的项目规划和融资安排,融通得到的资金的投向未能做出合理的规划,导致了资金短时间内的闲置浪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很低。 由于人力的限制, 在政府债务方面缺乏专门的预算管理人员和项目资金评估部门,举债的来的资金通常由政府部门规定拨付资金的数量并规定使用的方向,而资金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是平行单位关系,未能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权限,这样就可能造成资金的侵占、挪用等现象,甚至出现资金使用部门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的“ 钓鱼工程”现象。
三、完善我国政府债务规模的建议
1、清理债务存量,控制新增债务
第一,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每年从地方的可支配收入中提取一定量的资金作为偿债准备金,防范政府无法足额支付利息或者还本的风险。 第二, 对不具备发展潜力或者盈利能力差的地方政府扶植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避免政府继续为了维持其经营而投入大量资金,造成资金的浪费。 将对这些企业的清算所得列入到地方债务偿债准备基金中,增强政府的还款能力。 第三, 减少债务存量。 减少债务的存量是现如今各级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一方面,控制新增债务的总量。对即将新增的债务,地方政府应当进行严格的考察,确定其融资方式、融资规模、信誉等级等等,尽可能的减少债务的增长幅度。 另一方面,多渠道化解债务存量。 清理债务的存量不一定必须依靠财政资金,政府可以采用多种方式。 比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债务置换,将短期高息的银行贷款置换为长期低息的政府债券,缓解地方政府还债压力,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运用金融创新手段,如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引入民间资本,动员社会力量,实现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或债转股;积极协调银行,协商贷款展期,在银行贷款到期后,地方政府无力偿还本金的情况下,可与银行协商实行贷款展期等等,方式灵活多样。
2、建立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体
一方面,建立透明的地方财政信息收支制度。 我国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税收收入,因此每个纳税义务人都有权知道自己交的税都用在了哪些地方。 建立透明的地方财政收支制度,不仅可以让每个纳税义务人监督地方政府的支出, 同时也有利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控制,实时监督地方债务的借、用、还每个环节,有效的避免信息的不对称。 其次,建立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明确政府部门的权责和界限,防止发生预算软约束下的推诿责任等现象。 要做到该点,必须改革债务预算编制体系, 将债务预算纳入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当中进行管理,编制会计报表,综合的反应地方的资产负债情况。 建立起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 同时做好对债务资金的借用、使用、偿还各个环节严格的监督和限制,考察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建立专业的投资、决策、收益等部门进行资金的精细化管理,防止出现大的违规行为导致的风险损失,对债务资金的期限结构、项目收益、未来的现金流和偿付能力等情况清楚掌握,根据实际的变化情况及时的调整,做到规划清晰明了,防止资金的挪用、侵占和损失。
3、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制度
我国应当借鉴澳大利亚的债务管理模式,对地方债务实行严格的预算制度。 预算的内容应当包括:债务的规模、 债务时间的长短、人均的负债、地方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地方债务的使用等方面的内容。 年度终了时,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对下一年度的举债情况进行预算。 预算的内容应当包括举债的数量、用途、来源、使用效率等。 国家对各级政府报送上来的预算进行分析、研究、讨论,若认为预算内容符合当地的发展情况,则批准预算请求。 债务预算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加强政府的管控。 鉴于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理较为复杂,全国缺乏统一的预算编制标准,并且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数据也不完整,为此,我国可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在部分地区先行试验,及时发现问题并且总结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债务预算制度。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巨大,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如何控制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加强对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理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只有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才能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摘要：地方债是现阶段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手段。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逐渐扩大,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财政和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本文以地方债务的规模问题为中心,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形成的原因,接着列举了国外先进的政府债务管理方式,最后阐述了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规模问题研究 第9篇
(一) 地方政府举债的基本概念
地方政府举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项成熟、常用的政府融资制度。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中对建设资金的需求。通常它有地方税收作保证, 所以在证券市场上有较高的信誉度, 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工具。
(二) 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下地方政府可持续性债务规模的确定
1. 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提出。
理论上, 只要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规模不超过预期的财政收入盈余, 则这样的公债将会具有持续性。但根据Heuristic的谨慎性标准, 地方政府公债与地方GDP比值应该保持在60%以内, 在这个范围内的公债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地方政府对未来主要资金盈余流入控制得不完善, 当债务规模一接近可持续性规模时, 理性投资者就会觉察到政府的违约风险并拒绝为其扩大的举债进行投资。
为解决理性预期均衡模型, 我们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流动临界点这一概念, 在临界点之上的公债, 投资者将拒绝购买。又由于政府债务的不流动会导致政府违约, 所以可以将此临界点看做是一个新的政府违约点, 即政府将违约的债务规模。
2. 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假设。
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只有政府和私人投资者, 并且政府只能发行单一时期的债务。
Dt表示在t时刻发行的地方政府公债;Et表示在t-1时刻计划并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财政盈余;t-1rt表示在[t-1, t]时间内公债的收益率;在t-1时刻, 政府计划出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财政盈余;在t时刻要实现政府的财政盈余, 但由于管理的不完善, 实际盈余不同于计划盈余。对于已确定的前期债务和实际财政盈余, 地方政府将会发行新债;在t时刻, 对于政府给定的公债数目, 投资者对违约风险进行评估, 并且对于给定的风险, 投资者要求一个相应的利率水平t-1rt;如果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 如果主观上认为的在t+1时刻的违约可能性小于1) , 政府会将其债务销售出去。这样就确定了下期的政府债务负担 (1+t-1rt) Dt政府计划下期财政盈余Et+1。并且在t+1时期, 政府将会重复上述步骤。
然而, 如果在时刻t, 投资者确定政府将会在t+1时刻违约, 他们会拒绝购买政府新债。结果政府不能偿还其未清偿的债务而被迫违约。
对于政府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盈余Et, 我们假定它有一个确定的上限, R。因此, Et∈ (-∞, R]。因为政府不能完善控制t时刻的盈余, 实际盈余将受到随机项εt的影响。为了简化计算, 我们认为εt的取值范围为[-A, A]。相对于R的值来说, A的值是对经济体的不稳定性的一种的度量。假定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则表明A的值比R的值要低, 在这里我们认定2A
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 (在t时刻) 可以写作:
发行的新债Dt等于本期的债务负担减去实际财政盈余 (Et-εt) :随机干扰项可能起到反向作用 (即εt>0, 财政盈余低于预期水平, 因此新债规模就大于预期水平) 或者可能起到正向作用 (即εt<0, 财政盈余高于预期水平, 因此新债规模就小于预期水平) 。
私人投资者要对是否购买政府债务作出决定, 如果购买, 应该以何种价格购买。我们还要假定如果出现违约, 政府债务的市场价格将变为0。用i记作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用trt+1记作公债利率, 用tπt+1∈[0, 1]表示投资者主观上认为的政府违约的可能性, 这三个数值的平衡关系应该服从:
很明显, trt+1≥i。在政府违约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 trt+1=i;在另一种情况下, 投资者确定违约将会发生, tπt+1=1, 他们拒绝购买新债。在这种情况下, 当私人投资者在t时刻拒绝购买新债, 流动性危机将会引起违约。
3. 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推导。
政府预算约束等式 (1) 的等价形式可以写作:
当政府必须发行的债务规模Dt>R/i, 那么即使政府执行了最严格的财政政策使得Et+1=R, 投资者也会认为公债在进行爆炸式的增长, 他们会拒绝持有这样的债务。因此, 如果债务规模超过R/i, 它将不会持续下去。我们用Σ0=R/i作为公债产生不持续性的第一个临界点。
在t-1时刻给定这个临界点, 投资者可以判断出所发行的债务在t时刻产生不流动性的客观可能性t-1Pt:
将等式 (4) 中的Dt用等式 (1) 替换, 所以等式 (4) 变为:
又因为, εt的取值范围为[-A, A], 所以:
我们可以发现, t-1Pt是t-1πt和Dt-1的递增函数, 是Et和Σ0的递减函数。
当政府违约的主观可能性t-1πt与t-1Pt客观可能性相等时, 理性预期均衡将会发生。在模型中, 均衡条件如下:
对于均衡解-1πt∈[0, 1], 政府可以以一个确定的价格销售其债务, 并避免违约风险。而在t-1πt=1的情况下, 违约将会发生。
4. 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下政府债务规模的确定。
在t-1时刻, 政府的任何尝试发行规模在Σ0左右的债务都会产生流动性危机, 并导致政府违约。
如果政府执行了严格的财政政策, Et=R, 等式 (7) 变成了如下形式:
将Σ1记作Dt-1的临界债务规模水平, 并且它是等式F (0, R, Dt-1, Σ0) =0的解, 所以:
对于任何Dt-1>Σ1, 有F (0, R, Dt-1, Σ0) >0, ∂F/∂t-1πt>1 (i<2) ;因此对于任何t-1πt∈[0, 1], 等式 (8) 右边将会大于左边。唯一的理性预期均衡将会在t-1πt=t-1Pt=1处取得。
这个结论对于任何其他可行的财政政策Et
对于任何比Σ1大的债务规模, 债务的不持续性风险将会变得足够大, 投资者将拒绝持有新债。由于债务的不流动性危机会立刻引起违约, Σ1就被认作新的临界债务规模初始点。
遵循同样的推理过程, 对于接近这个新初始点的债务规模, 投资者将会觉察到不流动性风险, 并拒绝购买。再一次的, 这种不流动性危机引起政府的违约。这个逻辑推理过程经过反复多次, 则可以归纳出一系列递减的临界初始点序列。
设Σj<Σ0为一个债务规模的初始点, 如果发行的债务的规模超过Σj, 投资者将会拒绝购买。因此, 在t-1时刻估计将在t时刻发生不流动性违约的客观可能性t-1qt变成如下形式:
对于t-1πt=0, 等式F (0, R, Dt-1, Σj) =0的解为:
所以Σj+1是一个新的临界初始点。模型经过多次这样的变换可以归纳出一系列临界初始点§={Σk, 其中k=0, 1, 2…}。给定j, Σj+1<Σj, 所以Σk序列递减。
根据递归式的推理, 投资者持有的债务规模将不会大于Σk=0, 1, 2…。
因为序列§汇聚成一个正的有限值Σ= (R-A) /i, 所以投资者愿意持有的债务规模不会超过Σ。
其中, 政府财政盈余的上限值R可以用政府的财政收入预测值来进行估算。所以说, 当投资者是理性的时候, 初始点Σ表示政府发行的债务的最大规模。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初始点Σ和Σ0的差别要受到A的值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结论的前提是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投资者要逐渐获得与理论一致的实践经验。在早期的学习过程中, 投资者们持有可持续的但易于违约的债务规模, 而在9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的投资者和信用等级评定商都调低了无风险公债的规模。
5. 结论。
理性预期均衡模型表明, 当政府不能完善控制未来的现金流动时, 投资者会拒绝购买公债, 即使它没有超过可持续性的公债规模。因此, 一个较小的无偿债能力风险会导致一个较大的不流动风险。所以, 无违约风险的债务规模水平要比通常可接受的可持续性债务规模水平低得多。
如果部分严格假设被放松, 这些结论将被放宽。例如, 如果政府发行长期和重叠的债务时, 不流动性风险将会下降。然而, 尽管有这些限制, 但是模型指出了随机环境中不流动性的重要作用。这个风险因素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流动要比发达国家更不确定。所以当前谨慎的财政政策可能并非完全可靠, 因为它们容易忽略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
二、地方政府负债能力实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直接贷款, 借款对象包括中央财政、上级财政、外国政府和组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二是变相借款, 包括国有企业贷款还款承诺、施工企业垫付工程款等。第一种情形下, 借款的最终主体一般仍然是国有企业, 政府起到转贷或保证的作用, 但资金是用于政府项目, 可以视为政府融资。
(一) 地方政府负债能力评价的一般模型
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评价应从地方财政可持续角度出发, 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包含两重含义:第一,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则地方政府财政是可持续的, 换言之就是没有财政危机;第二, 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但政府能够通过负债手段为财政赤字融资, 则地方政府财政依然可以是可持续的
地方财政负债能力受以下因素影响: (1) 负债率=负债余额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一般不超过10%; (2) 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例, 一般不超过100%; (3) 偿债率=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例, 一般不超过15%。
在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负债能力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βt=λ×y0× (1+g) t
βt为负债余额;λ为负债率, 及负债余额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可以看做负债能力;g为GDP的增长速度;y0为GDP的初始值。
(二) 辽宁省地方政府负债能力预测 (2007—2012年)
按地方政府负债能力评价的一般模型, 如果λ、g、y0为确定值, 则第t年债务余额可知。以2006年为基准, 预测2007—2010年辽宁省地方政府的负债余额 (负债能力) :y0为200亿元;g为20%;λ分别取10%和15%
预测结果表明, 到2009年辽宁省地方政府负债能力 (债务余额) 不超过500亿元。如果2007年底辽宁省地方政府直接债务余额为300亿元, 则到2010年尚可举债200亿元。如果考虑可支配财力的限制 (含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 2010年债务余额应不超过400亿元, 则到2010年尚可举债100亿元。
2007—2012年累计债务余额可以不超过178亿元。不超过GDP的10% (一般标准) 。
三、政策建议
1.健全法制。
中国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发行公债。要使地方公债顺利发行, 必须修订相关法规。适时制定包括地方政府融投资决策条例和决策责任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制定处罚的细则。
2.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地方财政应该建立健全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 在发行债券时, 从程序上保证信息能够真实、有效地公开。同时, 要求地方审计部门对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监督, 而国债利率则是成为引导市场的最合适的基准利率。
3.严格遵循发债原则。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必须遵循发债原则, 使债券的发行、偿还真正得到保障。不能滥发、偷发地方债券, 以免造成偿付危机, 影响政府的债信, 更应杜绝隐性负债和公募债券并存的情况发生。地方政府在获得发行债券的权利之前, 必须清理所有的隐性债务, 并不再增加新的隐性负债, 从而理顺地方政府负债形式和总量。
摘要：主要对中国地方政府可持续性举债规模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建立和推导分析, 得出当政府不能完善控制未来的现金流动时, 投资者会拒绝购买公债, 无违约风险的债务规模水平比通常可接受的可持续性债务规模水平要低。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的方法并以辽宁省为例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预测。
关键词：地方政府,举债,可行性,举债规模
参考文献
[1]王妍.中国发行地方公债的若干问题思考[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3) :80-81.
[2]马蓉.影响中国国债规模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J].经济观察, 2007, (6) :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