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网站安全危机（精选11篇）
政府网站安全危机 第1篇
荷兰莱顿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罗森塔尔在他的《应对危机:管理灾难、暴乱与恐怖主义》一书中认为危机 (Crisis) 是一种潜在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 有的会造成组织团体名誉、形象的恶劣影响, 而有的通过正确有效的处理危机事件使得组织团体会获得超出预期的结果与收获。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都无法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的考验。危机事件的发生极易产生社会的恐慌、愤怒等一系列不满情绪, 甚至成为有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从2005年至2012年, 自杀性公交车爆炸案已有10余起之多, 遍布福州、上海、成都等人群密集的城市中心区, 悲剧不断上演, 2013年, 厦门“6.7”BRT快速公交起火案再一次震惊全国, 造成重大伤亡, 由于案发当天正是全国高考第一天, 死伤者有高考生, 全社会为之心痛。在公共关系中, 危机传播 (Crisis Dissemination) 是指在危机前期、中期及后期, 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对话。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需要技术与专业性的团队来进行策划完成。政府亦或企业面对危机事件, 采取相应的手段降低破坏程度, 从而恢复团体形象提升公信力平稳民心的手段。政府采取相应的手段及渠道对危机事件的引导、应急反应能力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如果政府未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信息的发布, 积极的事后安抚及恰当的舆论引导, 危机事件将在原有的不良影响下产生连锁危机, 从而使得民众不信任政府的情绪增长, 政府形象难以恢复, 社会不稳定因素会不断增加, 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学者张成福在研究中提到, 政府必须在危机发生的重要节点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处理危机, 否则将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此期间政府和媒体都是重要的角色, 而其中两者关系的处理和内在权利的制衡往往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中, 归纳出了中国本土化公关模式:1.封闭控制VS揭露模式;2.单向宣教VS抵触模式;3.双向互动VS肯定补充模式。并且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的非官方话语空间不断拓展, 这无形中影响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应对模式, 同时对与我们分析传统媒体报纸与社交媒体微博对危机事件传播报道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框架, 深入的思考权利与舆论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6.7厦门BRT公交车爆炸案”交通危机的案例分析。首先, 从政府微博、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应对三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危机处理方式和影响, 发现当地纸媒是政府沟通的选择和手段, 笔者以《厦门日报》为研究对象, 将突发事件的相关报道做了框架分析, 分别从政府形象重塑、社会关爱关怀、安抚补偿稳压、责任归属反思分析了政府对公共交通危机事件报道的舆论引导。最后, 运用双重话语空间相关理论, 从中国官方话语和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来研究媒体对舆论引导的责任与反思, 以《厦门日报》两篇社论为例, 总结得出了政府引导下的传统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报道中应当对事件进行中立可观的报道, 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应当减少风险而不是成为风险, 而这对于报道中政府形象的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危机处理当中, 政府如何实施危机策略, 当地媒体利用构架模式如何实现报道传播, 官方话语和非官方话语进行着何种制衡, 通过分析受众态度, 总结政府应当改进危机处理的方面及利用媒体重塑形象所规避的风险。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的选择
本文从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 以“厦门公交车爆炸案”为关键词, 得出百度指数两个高峰值 (如图1) 。高点一:6月8日厦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高点二:6月11日、6月13日厦门市地方媒体党报《厦门日报》的两篇报道《如此丧心病狂全社会必须共诛之》、《让我们携起手传递正能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与批判, 也成为了网络受众情绪逆反的导火索。以2013年6月7日至2013年6月17日为主要分析时间范围, 对这段时间厦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厦门警方在线”发布的所有内容, 新闻发布会的视频、文本内容, 官方新闻办发布的信息和政策, 当地报纸《厦门日报》发布的56篇报道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厦门警方热线”官微发布7条微博, 抽取评论309条进行态度分析。召开公开新闻发布会一次, 对发布会文稿进行了词频分类分析。《厦门日报》发布56篇报道, 分别从属于信任政府、人文关怀、安抚稳压、责任归属四个框架。针对犯罪嫌疑人“陈水总”, 进行了两次原创微博抽样情绪分析, 6月7日0:00-6月11日0:00, 6月11日9:00-6月17日9:00, 样本总量:157条 (全) 302条 (每小时2条—3条) 。在媒体的声音中, 搜索网络专题报道的媒体所呈现的专题报道, 分别为新华网、新浪网、网易新闻、搜狐共606篇, 进行议题分类, 得出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于责任归属的大幅度报道与传统媒体少之又少的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 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厦门公交车起火案中政府危机应对的方式, 理清同类事件危机处理策略, 并且分析当地媒体在重构政府形象时, 对于危机事件报道舆论引导中的责任。
研究问题如下。
问题1:政府在厦门公交车起火案中如何进行消息发布与外界沟通的?
问题2:当地媒体对危机事件报道中, 议程设置是否明确, 对于报道是否有既定框架及模式?
问题3:当地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 话语呈现什么样的模式?在舆论引导中, 媒体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三、研究发现
(一) 宏观: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策略分析
1. 政府危机应对之官方微博
厦门市政府新闻办无官方微博。在新浪政务微博中, 厦门市的政务微博有200多个, 但是厦门市政府新闻办无官方微博, 这阻碍官方对危机事件的消息时时发布, 与受众的及时沟通。作为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公安部门也可以说是政府的一个代表。所以在政府官方微博的分析模块, 选择了厦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厦门警方在线”。研究其微博发布及受众情绪反应 (如表1) 。
七条微博共抽取评论样本量为:5、63、9、12、100、100、20, 共计309条评论。通过对情绪的分类, 将受众情绪分为了9种, 认可、恐惧、质疑、担忧、反对、愤怒、悲哀、惊奇、无明显情绪。其中愤怒占了42%, 所占比例较大 (如图2) 。主要评论的议题有:谴责政府官方微博“厦门警方在线”发布时间延时, 发布关键内容少;对案件的原因及犯罪嫌疑人动机证据产生质疑;对此类事件的发生表示担忧, BRT恢复运行能否安全;为逝者祈福表示惋惜悲痛;无明显情绪的转发等。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在CRISIS MANAGEMENT中强调危机处理时把握信息发布的重要性, 其中3T原则为最基本的标准。Tell you own tale;Tell it fast;Tell it all.“厦门警方热线”作为厦门市政府的官方微博代表, 在事件爆发到侦破的72小时中, 一共发布7条微博, 都具有很大的延时性, 除了用严谨不多一字的形式通报之外, 没有任何的详细信息的发布, 同时也没有与评论的网民形成互动, 解答其质疑, 这违背了3T原则, 引起受众对政府微博沟通的不满。厦门市政府在微博平台的信息发布及新媒体与大众互动质疑问难维稳情绪方面做得非常不到位, 在新媒体非官方话语环境不断拓展的环境下, 微博作为舆情的发布与反馈都是重要渠道, 受众的情绪及意见的表达最为真实。在信息的公布方面, 政府部门严把口风, 把信息发布及报道的工作和职能推给了媒体。
2. 政府危机应对之新闻发布会
政府应避免召开不必要的信息发布会, 防止危机事件的持续曝光。与2009年四川成都公交车爆炸案的5次新闻发布会相比, 厦门市政府只在2013年6月8日, 案发15小时后召开了一次通报式媒体直播的新闻发布会, 信息较为全面 (如表2) 。但由于是通报式的发布, 而新闻发布会又有时间地点单向传输等限制, 无法真正地做到回应受众的质疑问难。通过对新闻发布会发言稿内容词性词频分布总结 (如表3, 通过词频分析可以看出, 形容词多为凸显政府处理危机的效率, 名词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方针, 动词也体现了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 其目的在于通报事实的同时恢复重建政府的形象。新闻发布会中包含了各部门领导的集体默哀及致歉, 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进行了同一时段的新闻发布会直播。新闻发布会是政府处理危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新闻发布会的成功召开可推进政府形象的恢复与重塑。
3. 政府其他政策
在危机爆发期过后, 进入了恢复和反思的阶段。厦门市政府因为这次恶劣的公共安全交通事件出台了三条应对措施: (1) 购买桶装汽油实名制; (2) BRT公交车配备专员车兼人员 (司机+车监的模式) ; (3) 司机配备碎玻璃键, 逃生锤的增加配备。
以上政策的颁布也引起了受众在微博上的转发和讨论, 认为这样的措施只能在一时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于BRT公交车自身存在的隐患并没有消除, 而对于BRT公交车应对危机的硬件改善也不明显。针对载客量巨大、专用道的封闭难逃生、高架桥封闭通道难疏散、车站出入无安检等问题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政府应当多听取民众的声音, 逐步解决车内、站台设计缺陷, 制定相应的危机事件预警及逃生方案, 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二) 微观:框架理论视阈下的地方党报报道
新闻框架理论学者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在危机传播中, 也是人或团体组织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传播媒介是众多突发事件负责团体和受众的信息沟通桥梁, 媒体对于事件的信息取舍, 重点报道, 舆论导向等众多因素将影响大众对于此事件的判断。所以, 政府如果想要掌握舆论的引导力, 就要实现与媒体的良好沟通, 而媒体也应为恢复政府形象, 平息危机事件而建构相应的新闻报道框架。《厦门日报》是中共厦门市委机关报, 笔者选择其作为政府与媒体沟通中报道框架分析的案例。6月7日———6月14日, 关于厦门公交车爆炸案的56篇报道, 根据报道标题及内容进行整合分析, 得出了四个报道框架, 分别为:政府形象重塑、社会关爱关怀、安抚补偿稳压、责任归属反思, 目的探求媒体通过何种方式来重塑恢复政府形象, 篇数分类如表4。
1. 框架一:政府形象重塑———政府积极处理, 民众重拾信任
在突发事件爆发后, 政府形象的恢复和重建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民众在内心接受政府关怀信任政府决策, 公众的信任可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危机处理的外部环境, 遏制谣言的传播。对政府而言, 框架的建立意味着向受众传达信息, 相信政府能力, 政府将尽全力, 政府制定策略, 政府表现良好。主要形式为通过强势报道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最高领导人部署关怀、厦门公交系统的修复政策来实现的。
《厦门日报》在BRT公交爆炸案发生后第一时间, 陈述性报道多是以领导及时赶往现场对受伤群众家属关切慰问来进行的。如:《习近平李克强作出重要指示》、《尤权苏树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看望住院伤员》等。其基本模式为领导人名称或政府机构名称+表现急迫或者关怀的形容词+合适动词。通过报道得出领导人奔赴现场, 可以看到政府的重视与行动, 呈现出了对人民生命高度重视的政府形象。
厦门本地媒体在呈现政府重视生命的同时开始跟进政府对公交系统安全的排查及改进恢复所出台的措施。《我市BRT车辆将安装自动爆玻器》《早班BRT恢复正常运营公交集团员工连夜进行安全大排查》《公交:安全员跟车跟班》等, 传递了政府勇于担当责任积极补救的态度。
2. 框架二:社会关爱关怀———生命至高无上, 关怀无处不在
“以人为本”是此框架构建的核心。无论是在政府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还是在危机后期的反思进程中, 各大媒体的传播报道中都应该把握以人为本的思想, 坚守着生命至高无上的标尺。其表现形式为争分夺秒的抢救, 互帮互助的大爱, 尽职惠民的政策。
本地媒体利用专版“传递正能量, 我们在行动”及都市新闻整版描述了社会各个团体对于受伤人士的帮助。如:在6月8日头版头条《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一人一方案, 全力救治伤员》、《四将军同台手术救伤员》。
本地媒体拥有时间和地域上的优势, 最先掌握第一手资料和信息, 从而具体详细第一时间追踪伤亡人数和赔偿政策如:《首笔理赔预付款送到家属手中》、《争分夺秒守护病人情侣护士推迟婚期》、《怀孕九个月一路小跑救伤员》、《忙着抢救伤员忘了照看孩子》, 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
本地媒体从细节入手, 用小的平民身边的真实故事, 贴近民生, 表现同胞在大灾大难前人性的光辉与关怀。如《850多位市民五天献血26万毫升》、《不顾次日高考参与救助同学》、《爬出车窗他又回头拽出同学这名17岁男孩说自己只是“拉同学一把”》、《五名的哥的姐开爱心车载客》、《我拼命拽, 拽出十多人》、《走进遇难者家庭“一对一”心理疏导》、《我市民营企业为受害者家属捐款》。这些报道涉及了企业、成年人、青少年等各行各业的人们奉献出自己的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温暖的人间。
3. 框架三:安抚补偿稳压———真实情况呈现, 安抚无微不至
安抚框架的构建体现着政府在危机处理期的恢复与反思。同时也是应对反击谣言, 安抚群众情绪的必备模块。在此次公共交通危机事件中体现为迅速反击谣言、普及公交逃生安全知识。体现在众多报道的文本细节中, 使得谣言不攻自破。
应当及时地公布真实信息, 用事实来反击谣言。在危机爆发时刻, 各种信息众多复杂, 而且受众在危机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信息的需求不同。信息的误判, 失实信息的误传都会影响社会和谐造成民众恐慌。危机处理的一大重要环节就是遏止谣言的传播。谣言等于事件的重要性乘以事件的模糊性, 所以制止谣言我们需要从解除事件的模糊性入手。如对谣言“油箱漏油轮胎摩擦起火”的谣言应对《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告破》;针对对公交车司机未实施救援跳车逃跑的谣言, 在新闻报道中“目击者称, 司机打开前后门后, 跳车求生, 先后疏导40余名乘客成功逃离……”
针对BRT超载的谣言, 在新闻报道新闻发布会的发布通告中明确指出BRT实际运客量为95人, 当天运客量为85人。”通过“纵火案”、“目击者@@@称”列数字等陈述报道方式使得谣言不攻自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息民众对此事故的质疑与采集, 也达到了稳压的效果。
4. 框架四:责任归属反思———调查事件真相, 明确责任归属
根据受众原创微博提及的关于“厦门日报”“陈水总”的议题显示:6月7日至6月11日, 主要转发的是《厦门日报》《6.7BRT公交爆炸案成功告破》, 犯罪嫌疑人的很多客观实际信息被暴露。81%的人为纯转发, 无明显情绪倾向。6月11日至6月17日, 《警方公布犯罪嫌疑人陈水总犯罪证据》《此丧心病狂全社会必须共诛之》《让我们携起手传递正能量》三篇报道有些措辞较为生硬, 逆转舆论倾向, 是受众态度转向的导火索。社会媒体及受众态度呈现一边倒态势针对《厦门日报》、厦门政府, 认为报道方式值得反思和提高。
四、结语
在整个公共交通危机事件政府应对中, 以社交媒体和地方报的报道作为政府舆论引导的两个向度得出以下建议:
(一) 厦门当地政府缺少相应的官方微博, 无法实时发布及实时互动, 在运用新媒体作为消息发布渠道的选择上没有拓宽社交媒体的向度。对于新媒体下受众的声音与质疑应当给予正面的回复, 而不是有选择地逃避问题。应该坚持杰斯特危机处理的3T原则, 即Tell You Own Tale, 政府应牢牢掌握信息发布主动权;Tell It Fast, 政府应该尽快不断地发布信息;Tell It All, 信息发布全面、真实, 而且必须实言相告。这样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 从而对其形象、信任的恢复起到好的作用。而社交媒体也往往成为传统地方媒体 (报纸) 的监督平台和回馈平台, 通过对《厦门日报》的社论反响微博情绪收集分析可得出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是交融互助的, 这就要求政府更加严谨倾力地处理危机, 在舆论引导方面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客观公正。
(二) 在整个公共交通危机事件媒体报道中, 通过框架分析明显看出, 当地政府喉舌、党报《厦门日报》的信任政府框架的建立偏向, 对于潜在的权力关系及官方话语发布的样态的体现。但是两篇违背新闻客观性的社论引起了官方话语与非官方话语的强烈对峙, 从而分析得出, 媒体在维护政府形象的前提下应与非官方话语的舆论态度倾向保持一致或避免冲突, 一味地逆公众意识而行不会达到恢复政府形象的效果, 应当减小危机的影响与破坏,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媒体自身成为了受众的焦点, 成为了危机。在今后的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平台中, 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 政府应加强对信息的监督和把关作用, 多方了解照顾到受众情绪, 才能达到危机处理的预期效果。
(三) 在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从默哀道歉到信息的及时公开发布, 呈现的效果相对较好, 受众的情绪多为无明显情绪转发。在公共交通危机处理中, 第一时间进行新闻发布会的召开还是具有可取性。对于政府政策的实施中, 第一时间在事故车辆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技术上的改良和人员配备, 虽然并不完善, 但相对来说看出了政府积极处理的态度。在舆论引导中, 媒体也大篇幅详细介绍亦或短篇知识普及性的进行相关报道。
在多发的危机环境中, 政府应当根据现有的危机事件处理经验, 从而制定相应的处理机制和流程, 特别是对于发展迅速的新媒体及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 毕竟这是政府与群众相联系沟通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后期的研究中, 将继续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话语理论全面地对两篇《厦门日报》的社论进行分析, 同时分析相关媒体对于此事件的评价, 更深入地了解话语背后的权利关系与对抗制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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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政府监管 第2篇
朱苏力
目前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并主要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华尔街的失败，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失败，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的失败，从而证明了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需要我们加强政府监管。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固然存在着资本主义贪婪的原因，但贪婪也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产物。正因为创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其制度、法律和规制都落后。因此在社会的创新和监管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即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海啸或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贪婪所引起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因此，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了金融海啸这个机会，到美国华尔街大批的收揽人才，高薪把他们下岗的员工招聘过来，到中国再就业，从而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内的制度创新不够，我们国内的人才培养不够，我们需要搞新的金融创新，使中国的金融业将来能够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的影响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大，并不表明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特别有力，其实表明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创新程度不那么高，旧有的体制保护了我们。
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完全是金融海啸的结果，外来影响很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1997 年、1998 年中国出现过经济危机，按照经济周期来说，十年以后，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自然经济的衰退。因此，不能够认为法治或者监管能把一切风险都消除，使经济完全平稳的运行而不出现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去年或前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问题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法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不管有多少人替劳动合同法辩护，事实上它大大加大了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许多外资企业撤资，许多国内小的企业破产，失业的大量增加及随后老百姓的不敢消费，因此造成了市场的销售量等的衰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素，我们把经济危机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结果，都是美国陷害的结果，那么可能使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要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而看不到在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法治加强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从而低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对政府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来说，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相互补充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防范金融危机，这当然是对的。细想一下，还有更深刻的危机，一个主要的问题———改革问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创新，但要防止过度改革，过度的创新，因为创新总是有风险的，而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太大，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所谓创新就是超出现有制度的理解和把握，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手段控制，因此容易导致监管不力。我们为何要讲法治，就是遵循先例，依据先有的或现有的法律办事，不能够朝三暮四，随机应变。因此，中央提出来的不折腾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折腾不是不改革不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断追求新东西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和天性的鼓动下，肯定会出现创新。在创新的情况下，应该要求政府的有效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和政府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展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要注意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条来治国，必须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纳入到政府官员、包括政府监管人员的视野中。学习是为了消除那些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监管和立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意转换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要防止加强监管背后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影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措施都是加强了计划经济，我们要防止在监管或法制名义下恢复某些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监管不能简单的说加强，应该是适度监管，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该监管的加强监管，该放松监管的要放松监管、减少监管。我们追求的是监管制度的效果，而不是追求形式化的监管制度。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第3篇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问题；对策
一、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和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组织形式、经济增长形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由此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大量存在。尤其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再加上境外分裂势力和国内不法分裂分子的勾结和蛊惑，给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带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同样也给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曾这样说：要深刻认识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①。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预警、防控以及机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工作中仍还存在着如下薄弱的环节：
1.预警机制不健全，各部门间应急协调性差
戴维斯·杨曾说：“面对任何危机，你首要的目的是尽快结束危机。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②显然，做好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任务便是保障预警防范机制的健全。通过近几年的公共危机事件分析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建设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亟需进一步完善。很多明显的信息都没有被应急管理部门捕捉到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危机不能及时有效的应对。同时，公共危机管理的各应急部门各自为政，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及时、系统的沟通，这样就使得预警信息因部门分割而不能准确检测出其潜在的威胁和真正的意图，因此政府就无法正确认知事件发生的性质和有效的提供预警，从而延误采取应对措施的最佳时机。由此暴露出昆明市政府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建设和部门间应急协调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亟需进一步完善。
2.应急队伍建设不完善，防控力度不够
应急队伍的建设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也是是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键所在。虽然我国政府为应急队伍的建设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旧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安保人员不足。安保人员是处置公共危机事件的最核心因素。从事发现场来看，现场安保人员严重不足。从歹徒持器械集结到开始打砸，现场几乎看不到安保人员，更谈不上及时有效的对其进行盘查和拦截，以至于后来歹徒可以轻易冲进人群，实施犯罪，造成大量无辜群众的伤亡。
其次，警察配备不力，实战素养不高。事件爆发时，现场的警察和第一时间赶来支援的警察基本上都没有配备枪支，当面对疯狂的歹徒时，警察只能以棍棒等来与歹徒对抗，以至于不能及时有效的制服歹徒和控制住局面。另外，在警察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也没能在短时间内有效的控制住歹徒。其原因除了警察装备不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警察的实战素养不高。据事后提供的伤亡名单来看，每次事件都有大量的警察伤亡。
3.定位过高，工作被动
中央对应急管理机构的定位过高，忽略了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职能，使得在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时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
首先，在行政级别上，应急管理机构不仅级别低而且权利小，其在牵头和协调各部门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时，往往会力不从心，所制定的应急政策和应急预案也经常得不到各部门的充分重视，从而可能导致应急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延误。
其次，政府对应急管理机构提出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忽略对其赋予相应的权利和职能，也没有指定具体的措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辅助，这就造成应急管理机构在牵头和协调各应急部门时不能实现协调联动，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影响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处置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最后，应急管理机构不是专门化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在实际的工作中，所发挥的职能有限。该机构中也缺乏专业化的危机管理人才，制定的《昆明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具有很大的笼统性。
二、应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改善危机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化地方政府在社会和公共管理方面的职能，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过程。
1.健全预警防范机制，增强反危能力
建立健全预警防范机制是政府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工作。第一，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信息检测网络系统；第二，增强相关应急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危机辨别意识，经常对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和检验应急处置预案的可行性；第三，做好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向公众宣传和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第四，各应急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和及时反馈机制。
2.完备应急响应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正是由于应急响应机制和防控机制的漏洞，才使得危机发生时，不能及时、有效的作出应对，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处置时机，造成悲剧的发生和危害性的扩大。首先，在进一步完善“天眼工程”的同时，加強警力对外围环境的巡逻次数、巡查力度，以及安装警情自动报警系统等，增强监控能力；其次，建立语音疏导系统和专门的疏导人员，提升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的危机能力和素质；最后，还要加强应急队伍的建设，提升安保人员的装备和实战素养。以此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力和效率，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公共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建立专业化的应急管理机构，制定有针对性的预案
建立专业化的管理机构，不仅可以总结和吸取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可以提高政府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效率。之所以说地方应急管理机构不具有专业化，不仅仅是指其职能的独立性和职权的扩大化，还主要有专业人才的缺乏。应急管理机构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只有吸纳大量的这方面的专业性人才进入到应急管理队伍，才可以真正的提高处置应急突发事件的效率以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预案，才可以真正的防患于未然，可以真正的从容不迫的应对公共危机突发事件。
4.重新定位应急管理机构，调动工作的主动性
公共危机事件的开展，离不开警察、消防、医院、交通等各职能部门的配合，而应急管理机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主要起到编撰应急预案、牵头以及统筹协调各部门等责任，简单来说就是要管各部门的事。
首先，在行政级别上，要提高其级别，扩大其权利。因为应急管理机构在牵头和协调各部门参与应急事件处置时，由于级别低和权利的有限往往会力不从心，所制定的应急预案也经常得不到其他部门的充分重视，从而可能导致应急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的延误，因此要提高其行政级别和扩大其权利。
其次，在法律法规上，要给予一定的保障。应急管理机构承担着预防和处置地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任，然而由于义务和权利的不对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其在工作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有健全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在处置和预防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时处于主动的地位，最终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注解：
①习近平.对在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批示，《长沙晚报》第1版，2014年3月2日。
危机考量政府危机公关能力 第4篇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2003年, 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1 000美元, 2008年中国人均GDP破3 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 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我国当前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 即在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 000美元~3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 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实证研究也证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高或很低的国家, 社会是比较稳定和有序的, 而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中等发达时期, 社会不稳定状况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说, 现代性产生稳定, 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因此, 我国现阶段各类危机的发生具有客观性与现实性。
2.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公共危机的严重破坏性、深度影响性以及极大不确定性而吸引了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政府作为管理主体自然就成为社会期待的对象和公众焦点, 在这样一个特殊而又关键的时刻, 政府“说什么, 怎么说;做什么, 怎么做。”都是利害攸关的, 这时政府需要开展有效的工作来满足公众的期待, 对这份关注做出积极回应, 维护政府形象和政府威信, 增加政府合法性。
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公共关系就是这个时候最有效的工作手段。在现实危机中, 公共关系的独特作用正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关注, 因此, 在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中, 有学者持“公共关系论”, 认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 公共关系的一些原则、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且效果显著。足可见公共关系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性。
3.提升政府危机公共关系能力的路径
(1) 危机公关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纵览我国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 可以看到政府危机公共关系从缺失到逐渐被重视和应用的过程, 如2003年“非典”初期, 一些部门瞒报、谎报疫情, 阻碍真实信息的流动, 造成谣言四起, 人心慌慌;2005年“哈尔滨停水事件”前期依然走了2003年“非典”老路, 借口“管网改造”, 致使谣言遍布并引起人们疯狂抢购。这些违背公共关系原则的行为导致公众对政府极为不满, 政府公信力大大降低, 政府形象受损, 国际信誉降低;2008年汶川地震, 公众看到了各媒体多渠道滚动报道, 国家领导人抗震救灾的形象, 以及国家哀悼日的人性关怀, 随之各舆论调查机构纷纷发布结果, 各地公众救灾热情高涨, 民族自豪感, 凝聚力高昂, 外媒外电对中国表现纷纷给与高度积极评价。
公共关系如此重要, 我国政府在实践中却依然屡次重蹈覆辙, 深刻表现出危机公关从缺失到被重视依然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究其原因, 还是政府缺乏公共关系的主动意识, 这与深层次的臣属型或家长制本性的政治文化和精英政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政府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平等的, 政府的官本位意识和衙门作风浓厚, 长期忽视公民的舆论需求。如距2008年9月的全国性的三聚氰胺事件一年有余, 中国乳业已经全面复苏的背景下, 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三聚氰胺事件被曝要求瞒报8个月, 又一次让“三聚氰胺”这个字眼大大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和感情。这类事情不一而足, 因此, 政府为切实改变这种现象, 应该从思想深处入手, 树立平等思想, 真正从尊重与信任出发, 本着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放到重要地位。
(2) 危机公关举措。
为了更好进行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在自觉主动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各种危机公关手段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政府危机公关中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在“非典”危机中,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得到了实践检验, 从2003年4月20日开始, 每天下午4点举行疫情通报会, 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截至到2003年6月24日WHO宣布解除北京疫情, 发布会共持续了67天, 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引导了社会公众的情绪, 平稳了人心, 通过信息的权威主动传播与沟通树立了政府高效负责的形象, 维护了政府公信力, 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也得以提高。获得了各方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运用危机公共关系时还应该注意政府首脑人物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机、频率与言行表现问题。“最高领导人出现在危机第一现场”是危机公关的一条基本原则, 它向民众传达的基本讯息是:最高领导当局对问题很重视, 最高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 危机事件正在处理过程之中……通过这样的心理效应来安抚人心, 稳定局势。如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 布什总统立即采取措施返回白宫, 在返回途中, 他分别在两个空军基地做短暂的停留, 表达哀伤之情, 发誓坚决还击, 表明美国政府保护本国人民、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并希望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布什在第一次撞击发生后45分钟, 就通过电视媒体出现在全美与全世界公众面前, 发表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次电视直播讲话, 此后的几天, 布什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电视媒体上, 使美国民众感觉到政府正在对危机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 同时他的情绪也不断感染着美国民众, 使民众的心理从遭受袭击之后的恐惧、悲伤很快转变为对恐怖分子的仇恨和团结抗敌的激情。我国1998年抗洪和2003年非典都可以看到最高领导及时出现而带来的强大的社会积极作用。
另外, 政府有关人员对公众做出信息解释时, 还要注意如何与公众沟通, 如何表现, 这直接决定着沟通的效果。如1997年香港禽流感期间, 香港卫生署的负责人玛格丽特·陈在某记者招待会上不假思索地说:“我昨天晚上吃了鸡肉, 我每天都吃鸡肉。”《亚洲周刊》杂志后来评论说, 她的发言“对消除香港公众的恐惧没有任何帮助和作用。”在谈鸡色变的社会环境中, 这样的言论并不能使公众放心, 只会使人觉得不真实, 虚假。我国大陆政府也有类似现象, 如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为鼓励市民吃鸡而摆下的百鸡宴, 新疆、湖北也有政府领导“以身作则”当众吃鸡的例子, 还有2005年“哈尔滨停水事件”后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形式化地喝下“第一口水”……在公众权威崇拜日益淡化, 公众主体意识、理性意识渐浓的今天, 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与公众传达沟通,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技术问题。因此, 直接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有关人员都应该接受最基本的危机公关训练, 以达到良好的公关效果。
在政府危机公关中, 无论是新闻发言人, 还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出现, 都要完成一个重要使命, 即在第一时间向公众传播沟通准确的信息。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关于危机处理的“三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Tell it fast’ (尽快提供情况) ;‘Tell all’ (提供全部情况) 。”特别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 普通公众无法用常规心态面对危机的不确定性, 为了判断事态, 做出决策, 公众对公共危机的信息需求自然会很强烈, 希望政府做出回应的期待同样强烈。由此可以看出, 权威可靠的信息是危机公关的关键, 政府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 使大众传播发挥好“把关人”的功能, 保证正常信息渠道的通畅, 这是消灭流言蜚语的最佳方法, 同时也是消除社会恐慌、鼓舞士气的有力手段。
最后需注意的是, 客观准确地传达危机信息并不就是有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马上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全部”, 这并不是一种很负责的做法。1999年纽约在应对西尼罗病毒的实践中, 当时的纽约市卫生局局长尼尔·科恩评论到:“在为公众提供可靠信息和避免产生不适当的担心、恐慌中维持平衡, 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 如何既负责地诚实地传播, 又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善, 公民素质和道德处在转变、分化与重建的过渡阶段的国家来说, 既着眼于公众的长远利益, 又保护自己组织的声誉, 是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的, 也是对一个领导人领导能力的挑战。
摘要：我国现阶段, 各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频率越来越高, 而公众的维权知情意识也在显著提高, 对公共领域发生的各类危机的关注程度日益强烈, 因此, 政府应对这种形势作出积极回应, 发挥危机公关的积极效应,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政府,危机,危机公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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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政府陷入破产危机 第5篇
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是美国经济第一大州,2007年GDP为1.8万亿美元,约是印度的2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排名仅次于意大利,相当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产值。一个富可敌国的经济大州,如今却爆出要破产的消息,无不让人大感惊讶。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2009年6月18日在演讲中呼吁,如果再不及时采取行动,加州政府的现金将于7月24日告罄,加州将陷入破产境地。但加州议会却很不给面子,于6月24日否决了政府平衡2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的议案。随后,加州审计长江俊辉警告加州议会,加州库存现金只能用到7月28日,如果在此之前,加州立法者们不能通过包括平衡预算、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等措施议案筹集更多资金,加州将会陷入破产边缘。
7月底,真的会成为加州的“终结日”吗?明星州长施瓦辛格将在现实中再一次扮演“终结者”的角色?
财政赤字由来已久
2009年7月1日是加州2009～2010财年的开始,加州财政预算赤字高达240亿美元,震动了美国的债券市场。加州的信用评级在美国各州中降至倒数第一,而标准普尔再次将加州的信用评级列入观察名单。近几年,一直依靠美国发达的债券系统借贷度日的加州政府,已经举步维艰。如此低的信用级别,使财政继续借贷的空间大大缩减,财政风险大大增加。
“收入多,开销更多”是加州一贯的传统,这也是美国人理财风格的体现。因不能量入为出,平衡预算一直困扰着加州财政。目前加州有3700万人口,赤字240亿美元,人均约650美元,是全美人均赤字最高的联邦州。
入不敷出,是造成加州赤字膨胀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加州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由于加州税收绝大部分依靠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企业业绩大幅下滑影响了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也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
2009财年(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加州财政收入为820亿美元,同比下滑近40%。加州政府2009财年的支出为1023亿美元,如果与2008财年(2007年7月1日～2008年6月30日)总支出1027亿美元相比,并没有多少削减,但是加州政府的债务却增长了200亿美元。施瓦辛格说:“加州的政府收入倒退到了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更是倒退到20世纪90年代。”
长期以来,加州政府一直存在着财政赤字问题。加州负担着全美最好的社会福利,人均福利支出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70%,比其他州高出2倍。同时,加州庞大的低收入移民人口使社会服务负担加重。
早在2003年,加州选民梦幻般地选举施瓦辛格为州长时,加州就面临着120亿美元的预算空缺。施瓦辛格当选后,通过发行150亿美元、期限九年的市政债券解决了财政困境。但在目前,加州信用等级下降,继续发债困难重重。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作为加州市政债券主要投资者的华尔街公司、对冲基金及其他金融机构,已经撤离了市政债市场。这无疑使加州本已存在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博弈
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危机是经常有的,但政府破产,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加州是美国经济第一大州,人均650美元的财政赤字与人均近5万美元的GDP值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采取适当的开源节流措施,财政危机就能缓解。关键在于执政者的理念、政府的运作效率以及宏观调控能力等。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面对危机反而有时缩手缩脚,很多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无处不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加州破产”话题的夸张与炒作,正是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体现。
加州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缩减财政赤字。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减少财政赤字的办法无非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要增加政府收入,节流就是减少政府支出,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公共开支等。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化程度高、强市场、弱政府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可能有多少依靠行政垄断和国有经济而产生的财政收入,增加税收可能是最有效的开源方法。如果不能做到增加税收,那么,平衡预算就只能依靠减少政府开支和发债了。
如今,在继续发债遇阻的情况下,共和党人、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2009年6月推出大幅“打算削减教育、公务员工资、医疗和监狱等公共支出”的“财政瘦身”预算方案,旨在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但州议会民主党议员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由否决了这一方案。他们提出了“开源”方案,即通过提高烟草和燃油税收来解决赤字。如一包香烟征税1.5美元,燃油税上调9.9%,车辆登记费上调15美元,对独立承包商加税3%,等等。民主党议员的提议遭到了施瓦辛格否定,他已经多次表示,决不会签署任何带有加税条款的法案。他的理由是:加州1%的富人提供了50%的税收,这些富人的财富与华尔街的关系,要比与加州经济的联系紧密得多,金融危机爆发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如果采用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增税计划,无疑会使这些人生活受到影响,是不公平的。
由此看来,对于如何缩减政府财政赤字,民主党与共和党有争议,这是两党在地方政权中博弈的一个体现。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加州政府的财政瘦身计划被否之后,加州破产的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加州政府大力渲染,新闻界、经济界也推波助澜,让人感觉加州破产指日可待。甚至有人认为,加州破产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更多存在着财政赤字和危机的州地方政府破产。在这种破产喧嚣中,我们不难看到美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其实,在美国政府提出、并由国会通过的7000亿美元金融援助计划前夕,施瓦辛格曾向财政部长保尔森递交求助信,称加州政府需紧急贷款70亿美元来支付执法、医疗、消防等公共支出,但之后没了下文。今年,奥巴马政府还拒绝了为加州的55亿美元政府债融资提供担保,美国财政部也以“一旦救助加州,将意味着也需要救助其他财政不自律的州政府”为由,表示不会救助加州。但是,加州政府有理由相信,既然中央政府能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果断地采取救市措施,干预市场,挽救经济,为什么不可以采取措施来挽救地方的财政危机?中国有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想必美国联邦政府不会坐视地方政府破产而置之不理,地方政府希望的就是中央政府的及时援助。这次抛出破产一说,想必联邦政府不会无动于衷。
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博弈
在鼓噪加州破产事件的背后,还体现了“三权分立”的美国,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博弈。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三权分立制度号称是世界民主制度的楷模,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当矛盾出现时,在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交锋过程中,往往是行政权力占上风。
此次加州破产论,实际上也是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一次侵逼与挑战。加州政府目的是向州议会施压,以通过州政府的方案。双方博弈的结果,必然是议会有条件的让步。其实,从2000财年开始,加州政府每一年的预算方案都是在拉锯战式的政府和议会的博弈中勉强通过。只不过,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使得这种博弈公开化和扩大化了,闹出一个政府破产危机。
加州破产危机事件说明,不顾收入的扩大开支,寅吃卯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个人如此,对政府亦是如此。美国人在他们的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下,经受了次贷危机的痛苦,美国地方政府也在这样的支出模式下,经受着财政危机的煎熬。
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水平 第6篇
一、公共危机和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是指一种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共同利益的紧急事态。公共危机不同于一般危机, 它影响范围广大, 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需要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从实践上看, 危机不可能完全消灭, 但公共危机是可以进行管理的, 通过积极的管理, 可以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降低危害程度, 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 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 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 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 减少损失的过程。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危机信息的获取和预警、危机的准备与预防、危机的控制与回应、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持续不断的学习与创新。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 政府对危机迅速及时的回应与控制是其危机管理水平提高的最好证明之一。
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
(一) 案例描述
1、2002年11月16日, 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 2003年2月, 广东发病进入高峰期, 当时, 曾有广东和海外媒体披露此事, 但没引起足够重视, 从而导致危机预防未及时展开, 危机准备不足。此后, SARS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 开始进入危机发作期, 4月初每日平均新增病例4个, 月中上升为34个, 月底陡然上升为190个。从地理上看, 3月全国感染地区只有6个城市, 4月底已涉及21个省市。自4月10日起, 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果断措施, 成立国务院“非典”疫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防治“非典”指挥部, 建立公共卫生快速反应机制, 有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迅速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建立信息披露通报制度, 加强国际合作, 采取有效隔离危机措施, 设立“防火墙”, 控制危机蔓延。5月中下旬后, SARS在我国得到基本控制, 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2、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 胡锦涛立即发出紧急指示, 要求迅速组织救灾。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温家宝亲自担任总指挥, 19时10分温家宝到达成都后就乘车前往震中地区现场办公, 并深入救灾现场安慰灾民, 还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灾民。解放军、相关省市政府及其他机构亦雷厉风行, 迅速启动救灾机制。截至5月20日, 温总理八天内主持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会议十一次。截至5月22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继召开三次会议, 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汶川地震不仅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等高层的高度重视, 地震发生后, 全国上下也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各个兄弟省份纷纷派出以武警消防为主力的救援队伍和医疗救助队伍奔赴灾区, 普通民众也争相出钱出力、献血献物, 文体明星更是在慷慨解囊的同时积极参加赈灾义演。
(二) 非典和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应对危机管理的比较。
SARS病毒席卷中国的时候曾一度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导致公众的恐慌,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不顺畅导致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政府的反应迟钝而公众措手不及;而在本次汶川大地震中, 温家宝第一时间到达灾区指挥抗震救灾, 救援工作开展得及时有效, 充分体现出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日臻完善。
1、指挥机制和应急机制启动迅速及时。
根据公共管理中的危机管理原理, 危机事件爆发的突发性和极强的扩散性决定了危机应对必须要迅速、果断, 危机的破坏性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爆炸式增长。因此, 越早发现危机并迅速反应控制事态, 越有利于危机的妥善解决和降低各方利益损失。
“SARS”初始出现在佛山, 后来蔓延到广州, 到了广州就已经处于爆发阶段。由于对其传染性认识不足, 没有意识到危机的爆发, 延误了控制危机的时机。在突发的情况下, 准备不足以及危机预处理机制的缺失, 使得危机爆发阶段的信息不全面, 所需的物资匮乏, 对医护人员也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 应急机制不能很好地展开;而汶川地震中抗震救灾工作迅速展开, 政府迅速启动指挥机制和应急机制。自从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开展紧急救灾:一方面发挥建立指挥中枢的优势, 以强制性来要求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门之间分工合作, 从而起到协调和掌控全局的作用, 达到最大的应急处理效果。地震发生后, 国务院在第一时间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温家宝亲自担任总指挥, 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调度下, 各部门彼此各司其职又分工合作, 保证了救灾工作的高效开展;另一方面迅速启动各种应急机制。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 中国地震局、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等急援灾区, 民政部和国家减灾委在地震发生约1个小时后启动了应急救灾二级响应, 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响应预案, 迅速调拨物资救助灾民。总参谋部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要求按照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灾准备, 随时准备投入抢险救灾。从地震发生, 到启动指挥机制, 进而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抗震救灾, 所有这些工作都在两小时以内, 快速的反应对减震救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以人为本、坚强有力的快速反应, 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健全现代突发事件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正在走向成熟。
2、信息发布及时、充分、公开、透明、开放。
信息透明化是制止谣言、稳定民心, 预防突发事件转化为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一个具备完善的突发事件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政府, 在自然灾害突发之初, 就会利用各种媒体, 建立与公众的沟通管道, 定期发布各种公众希望了解的信息, 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 保持社会稳定。
非典疫情的瞒报影响了一些地方的稳定, SARS危机中由于政府没能及时对事件做出迅速反应并及时公布信息, 致使民众普遍对SARS忧心忡忡, 一时谣言四起, 人心惶惶, 出现了所谓“非典恐惧综合症”;而这次汶川地震中对信息的处理方式, 当为中国应急管理信息的典范。从汶川大地震发生那一刻起, 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媒体无不全力以赴对地震和抗灾救灾情况进行及时、充分、生动的报道, 中外记者可以到震区任意采集新闻。四川省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 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有关负责人通报当日震情和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 人员死、伤、失踪数字, 灾民安置情况以及抗震救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任何提问。信息发布如此开放、公开、透明,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央政府与爱国民众之间沟通取得的大步进展, 激发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灾合力。
3、充分利用社会动员机制。
现代国家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是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易变性和危害性,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形成快速、高效、协调的应急机制, 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元性参与主体都是影响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非典发生后, 由于政府在处置非典初期的政策失误以及信息封锁, 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 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民众组织起来对抗政府、封锁公路、不准疫区人员车辆通行等行为。在SARS危机处理中, 我国主要靠的是政治动员机制, 靠的是政府行政手段, 社会力量的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这场震灾给世界一个响亮的回答, 中国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非常强大。在这次抗震救灾中, 社会动员发挥了保障性作用, 形成多层次、全方位、高集中的社会化应急工作管理格局, 充分体现了社会整体应急管理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充分发挥了宏观协调、有效组织和整合资源的作用, 地震发生24小时内, 中国国家减灾委紧急启动一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集中全国救灾资源, 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 建立了一个集军、警、消防、医疗等单位于一体的指挥调度体系, 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总动员, 全面参与抗震救灾工作, 各类民间组织, 通过募捐筹款、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对政府主导模式进行有效的补充与支持, 形成了协力共进、共赴国难的社会氛围。
4、应急反应法律法规体系完善。
现代国家公共危机管理水平与应急反应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 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突发事件政府管理, 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是国家公共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非技术支撑体系之一, 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保障机制。
非典事件暴露出我国严重缺乏应急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系统。非典期间, 我国迅速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非典后, 我国加快制定相关法律。目前,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应急机制制度和法律体系, 如《国家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使得国家的处置行为有法可依, 使得这次救灾体现出高度的有序性、合法性,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治理思路和治理手段越来越成熟。
浅谈政府危机公关 第7篇
一、我国政府危机公关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探究
1、打官腔、说套话,促使危机升级。
危机事件中,政府的声音尤为被关注。如在某新闻发布会上,一政府宣传部长向媒体公布因超载造成的交通纠纷事故,当一记者问这辆车“是否超载”。和往常一样,这位宣传部长照本宣科地表示:“是不是超载要有关交通部门认定才能认可,我不知道。”结果,一张配有这条语录的图片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图片中的事故车辆上清楚地标明“限载6人”,网友们纷纷留言骂这位宣传部长是“脑残部长”。这样的新闻事件,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机构办事能力的质疑,使矛盾升级。
2、与大众媒体沟通方式失当,激化矛盾。
伴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媒体的声音不容忽视。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甚偏颇地认为,媒体非友既是敌人,有人甚至编出了打油诗说,“记者就是一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忽视媒体的作用,轻视公众要求信息公开的素求,盲目掩盖事件真相,使政府陷入危机的旋涡,无法自救。
二、政府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的回顾
1、四川会理县“悬浮照片事件”。
一场四两拨千斤的危机公关,让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会理县一时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地方之一。今年6月26日晚,一位网民在天涯论坛发帖称,登录四川省会理县政府网站时,看到一张领导视察的新闻图片,里面的三位当地官员好像是悬浮在一条新修马路的上方。这幅图片很快就激起了网友“恶搞”的兴趣,在网友们的帮助下,三位领导的头像开始穿梭于阿富汗战场、侏罗纪公园、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的手臂等各种场景之中,甚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等人一起观看了美军突袭本·拉登住所的行动。
根据会理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张永志事后解释,真相是几名县领导视察工作后,随行负责拍照的宣传人员感觉背景不好看,便将三位领导的形象合成到了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
骂声中会理政府的公关令人拍案叫绝。事情发生第二天下午,会理县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向网络媒体、各位网友致歉信》,后天涯论坛出现相同的致歉信。会理县还通过微博、与网友互动等方式,及时、有效地化解了公众的舆论压力,作为道歉信中“悬浮照”的制造者,会理县孙正东贴出了一系列会理当地的风景摄影图片,风趣地表示:“感谢全国热心网友,让会理县领导有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免费‘周游世界’,‘旅行’归来后,领导已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也希望网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会理这座古城上来,看看镜头下的美丽的会理吧,绝对没有PS哦”。这条微博很快便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评论,而评论的主流声音也意外地从嘲笑变成了理解和宽容。
2、韩裔袭击美国校园事件。
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恶性校园枪击案,枪击造成33人死亡,枪手本人开枪自尽。案发后,布什称枪击案令美国举国震惊。警方透露枪击案疑犯为23岁韩国学生赵承熙。随着全球传媒对于枪击事件的关注度提高,韩国电视媒体也开始跟进播报相关新闻。
在得知疑犯是韩国后裔,韩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在事发后的两天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韩国外长宋旻淳立即召集紧急对策会议成立紧急对策小组,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事态信息,表明态度,韩国政府强调,枪击案是在美国长期生活的韩国移民的个人行为,韩国政府不愿意看到枪击案引发美国社会对韩国人的歧视和报复。
随后,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连续两天公开向全体美国公民表示哀悼,并与来访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第三次向全体美国国民表示震惊和哀悼。在做好国内的工作同时,韩国政府密切美国当地社会的动态。韩驻美大使不仅取消了使馆的部分活动,还参加了华盛顿地区教会和当地韩国教会组织合办的烛光追悼礼拜,强调“在美韩国人应该以枪击案为契机,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继续创造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韩国观光公社决定,停播刚开始在CNN电视台播出的韩国旅游广告“闪亮韩国”,以避免情绪处于较激动状态下的美国民众对韩国产生不必要的反感。
三、政府危机公关的对策
1、树立政府危机公关意识,建立政府危机公关机制。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关于危机处理的“3T”原则,即“Tell your own tale”(讲出你的故事)、“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从上述思路着手,笔者认为,良好的政府危机公关意识、正确的危机应对心态,畅通的沟通渠道,是做好政府危机公关的关键之所在。
政府危机处理意识,可有效地保证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主动出击,减少政府公关缺位。与此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危机公关的机制,能有效地为政府危机公关提供保障。
2、及时公开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今天虽然我国大部分媒体为国家所有,但媒体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可以对媒体实行有效管理,使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不能公开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完全依赖政府的指挥,毫无主动性可言,媒体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树立其形象。
政府要注重利用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引导策略。通过向公众介绍真相,及时准确报道事态的最新消息,政府积极引导媒体舆论,使不正确的、消极的公众反应和社会舆论转化为正确的、积极的公众反应和社会舆论,使怀疑观望者消除疑虑,对政府产生信任。同时,党和政府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调控,加强媒体的责任感,增加政府宣传艺术,在不知不觉中传达政府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政府的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3、注意事后公关,树立良好政府形象。
危机议题中的政府干预 第8篇
“天价烟事件”是在发生后11天政府开始介入, “躲猫猫事件”是7天, “周正龙事件”是9天, “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4天。从其干预的主体来看, “天价烟事件”是南京市委书记, “躲猫猫事件”是云南省委宣传部, “周正龙事件”是陕西省林业厅, 而“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铁道部。干预的方式多为表态、回应说明以及解释强调等。对政府的干预行为, “天价烟事件”首先由南京电视台公布, “躲猫猫”是云南网, “周正龙事件”是新华网, “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人民网。政府干预后, 公众反应不一。但从议题开始消散和消亡的时间来看, 也有长有短, “天价烟事件”是3个月, “躲猫猫事件”在一个半月后议题开始消散, “周正龙事件”是一年零一个月, “售票员倒票视频事件”是20天。
从上述情况中, 我的判断和结论是:
从干预的时机来看, 过于滞后。分析表明, 在上述事件中, 政府多是在该事件成为网上舆情热点, 网民急切要求政府部门介入干涉时, 政府部门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错过了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良好时机, 往往造成网民的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 舆论的意见分布对政府极为不利的时候才开始介入干预, 由于很多干预主体往往不具备危机管理和议题管理的专业知识, 在应对时多少显得稚嫩一些。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的最优时间一般是事件发生后的12个小时内必须做出回应和启动危机公关的预案。
从干预的主体来看, 多是越级干涉, 事件的直接相关主体往往沉默或者缺位。在目前的很多舆情热点的干预主体来看, 由于基层本身的素质和公关意识等不够, 造成舆情事件到来时多少显得慌乱和不知所措, 有时候往往造成事与愿违, 火上浇油的后果, 网民的呼声和要求与基层政府组织的思想和不作为的张力, 必须要求更高级别的来回应, 但是往往必须更高级别的回应才能推动事件本身的解决, 这和我国官场内部的潜规则不无关系, 这已经超出了我们论述的范围。
从干预的方式来看, 多是被动表态和着手处理事件的行为。我国网民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参与网络热点的讨论主要是为了情绪宣泄和满足成就感, 他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重视”。这源于我国几千年来“官尊民卑”的思想, 因此某种意义上我国的网民是“好应对的”、“识趣的”, 一旦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被官方或者社会主流所认可, 自身的成就感得到满足, 就会“功成”而退。政府部门的表态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成就感。但正确的表态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平息网民的情绪, 为自己争取更加主动的空间, 而不是对事件的辩护乃至狡辩, 表态的目的诉求和态度一定要明确, 不要模棱两可, 犹抱琵琶半遮面。还需要说明的是表态时要统一口径, 切勿“各搭各的台, 各唱各的戏”。
从报道干预行为的媒体上看, 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很多人对网络舆情热点问题讲求“网络上的事情就要由网络来解决”, 这个思路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 但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虽然网络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化的媒体, 但由于其通路本身的繁复性, 影响力是有一定折扣的, 传统媒体在与网络媒体的互动过程中, 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 因此政府介入的最好宣传扩散形式依然是通过影响力较大的传统媒体来实现。
现今中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第9篇
从某种意义上说, 危机与灾难是人类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造成的种种灾难往往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而面对种种祸及大众的危机, 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面对危机时, 只能依靠人类的集体力量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化解危机, 也就是说, 人类只能依靠组织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抗击与回应危机与灾难。因此, 危机的治理理所当然是重要的公共事务, 作为公共事务主要管理者的政府必然要担当起应对、治理各种危机的重任。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抑制危机的发生, 很可能会导致危机的扩大, 影响更多的民族和国家。
国际上, 公共危机管理通常指发生危机时, 政府所采取的有助于公民和环境的一系列措施。政府危机的内涵偏重于紧急事件或灾难, 兼有自然灾难和人为破坏的双重因素。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参照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因而, 公共危机管理必然以“循环”的形态出现。与危机作斗争, 仅仅寄望于在某个点上“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 成熟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必然是一个连续的管理循环。依据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成功实践经验, 完整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通常由危机缓和 (Mitigation) 、危机准备 (Preparedness) 、危机回应 (Response) 和危机恢复 (Recovery) 四部分组成。
2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 我国政府经历了很多公共危机事件, 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困难, 但是基本上都妥善解决了问题, 逐步提高了自身水平, 积累了不少经验, 但是总体来说, 我国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的弊端与缺陷, 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2.1 公共危机情况出现的复杂性和政府管理的局限性
“全能政府”的无力感。公共危机的预防、应对处置和恢复重建等诸多的阶段都需要强有力的物资后盾的支持, 除此之外, 公共危机出现的破坏性大、规模大、涉及的范围很广。危机管理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都是相当多的, 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应对虽然是很短暂的一个过程, 但是事后的恢复重建则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 有的可能会经历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时间, 在恢复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社会基础设施的重建、社会秩序的恢复, 更多的是灾后心理的疏通和人员的安置, 固然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危机过后的情况之复杂, 时间之持久, 社会所需服务之多样化、具体化, 都暴露出“全能政府”的有限性。
2.2 官僚体制的效率低下, 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亟待解决
官僚体制的规则之上, 层级节制以及智能分工都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具有的优势与资源, 但是这也是导致政府危机管理中无效率和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 根据层级节制的原则, 官僚体制内部的组织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 各个层级按照权责体系形成统一的指挥线条, 但是随着管理层级的增加, 命令线条的拉长, 就会出现组织内部的信息不流动和滞缓的现象, 信息的滞缓就会影响到决策的质量, 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 会影响应对的速度与处置能力, 特别是当危机情况复杂的时候, 此时是需要中央各个职能部门合作与协调的时候, 政府的“条状”分割阻碍了管理效率, 成为壁垒, 面对危机, 政府内部纵向层级与横向部门之间的关系的顺畅与否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关键。
2.3 法律制度规范方面不健全
法律的保障是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根基, 虽然我国已经有一套用于突发事件处置的法律文件, 但是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和专门针对突发事件处置的专业法律。因此, 我们在大力加强对已有相关法律的宣传、执行和督察力度的同时, 要不断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 这样对各种突发事件采取措施时才能有法可依, 才具有权威性。
3 公共危机的类型
公共危机的形态往往是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 但是, 就危机的基本形态而言, 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 有关资源和资源交换的危机。例如, 风灾水害、流行病变、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 能源枯竭等能源危机 (或称为自然界不可抗力所引起的灾难) , 公害等自然破坏核能发电事故等技术危机 (由于主观故意或者行为过失而人为制造的危机) , 大规模倒闭、大量失业、恐慌等经济危机等。
第二, 有关社会目标及政治目标的危机。例如, 社会集团间的斗争, 从地域社会到国际社会的各种纷争所派生出来的恐怖、暴动、内乱、大量杀戮、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破坏性事态的发生等。
第三, 统合的危机。即随着社会的法规及制度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衰退, 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大。
第四, 同一性的危机。其形成于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一体性等衰退。
第五, 复合型危机。即现实中所发生的危机具有复杂性, 优势兼有上述各种形态, 有关社会目标以及政治目标的危机转化为“统合的危机”及“同一性的危机”。
第六, 事务性危机。即在当今社会综合各类公共关系等所派生出的一系列政府行为范畴。
4 公共危机处理的应对策略
危机的预防职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 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 一旦危机发生, 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 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危机管理程序, 立即进入危机处理状态, 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 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如果措施不当, 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 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减弱甚至丧失, 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4.1 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 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受到威胁时, 便会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为了减轻或消除心理上的紧张与压力, 人们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获知与危机有关的信息, 当人们从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不足, 无法解释目前正在发生的危机或是不能解除其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时, 各种流言就会迅速出现, 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恐慌, 因此, 当危机发生时, 公众出于对危机的恐惧和危机事件的不明真相, 各种流言飞语的出现是必然的, 况且信息全球化使任何政府想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
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 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 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4.2 快速反应、及时处理, 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
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 这种意识是指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 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延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 政府应立即投入到危机的处理中, 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 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政府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 随时随地都存在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 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 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尤为重要。
4.3 及时发挥政府宏观协调、整合资源的作用
危机发生时, 政府出面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 这在政府危机处理中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 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 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的最重要保证。
4.4 政府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
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 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 从而形成“紧急规范”, “紧急规范”一旦产生, 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
4.5 做好善后沟通工作, 提升政府形象
危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 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 即使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处置方法, 政府的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因此, 危机的结束并不能代表危机处理的结束。当人们渡过危机之后, 政府还应做好危机后沟通工作, 向公民承诺政府今后的措施, 表达政府的诚意, 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心, 重新提升政府的形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危机虽然不可避免, 但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 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总之,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危机却是可以有效控制和处理的, 一个国家的危机管理的能力体现了政府的能力和政府的管理水平, 尤其是政府决策机构和领导人的能力,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虽然是政府在特殊时期下的管理能力, 但是如果能够有效的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在危难之时显身手, 往往能够化危机为良机, 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机的负面影响,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摘要：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 必须建立统一的危机管理, 使政府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 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 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参考文献
[1]曹康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谨防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危机 第10篇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级地方政府获得较大的经济自主权，但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开始凸显。2004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0000亿元以上，其中省市级政府债务约占一半，县、乡两级政府债务约各占1／4，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还在以每年200亿元的速度递增。
专家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比金融风险还要更加危险。因为地方政府过度负债会产生严重的危害性。一方面，这会滋生众多的”政绩工程”。据统计，在全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1／5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开发区”、“万亩基地”和”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负债。一个地级市的前领导人下令修建的该市国际机场、电厂和“龙潭虎穴”三大形象工程透支了该市10年的财力。另一方面，这也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有的地方政府无法按期归还债务，有的连利息都付不出，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有洞，举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的窘迫状况，债务规模越滚越大。
不仅如此，这还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了还债，有的政府不但没钱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想方设法在公共服务和集体福利上“偷工减料”，导致农村基础教育、农田水利、修路造林等资金显著”缩水”。据某省对100个乡镇的调查，就有1／5因负债沉重而无法正常运转。
最为严重的是会危及社会稳定。有的政府债务负担过重，长期拖欠职工工资，甚至对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大多处于隐蔽状态，防范风险的意识不强，加剧了财政风险的累积膨胀，如不及时控制化解，将可能引发财政危机，危及社会稳定。如有的省通过政府设立的各类投融资公司等借入的债务占了其债务总额的79%。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深入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登记调查。全面揭示显性债务、隐性债务以及或有债务等，科学地编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建立地方政府偿债机制。各级政府在清理现有债务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必须由政府负担的债务。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确定偿债责任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偿债计划，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政府不得负债建设没有稳定可靠的资金做还债保障的项目。政府要设立专用的偿债准备金，数额不少于年初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3—8％。偿债准备金由财政部门专户管理，不得截留和挪用。
完善相关法规，规范政府举债。建议尽快完善《预算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给予地方政府适度负债的法律通道，把债务放到阳光底下，以便防止其盲目负债，并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要建立信息充分披露制度和相应的考核责任制，将控制化解债务风险的责任量化到地区、部门乃至个人。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的内部预警体系，运用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
要严格控制债务，严防产生新的不合理债务。债务率已经超出警戒线一定程度的政府不得再举债。各级政府一般不提供融资担保。乡镇政府及下属单位举债必须上报县级政府审批。对违规举债和担保、截留挪用债务资金、没按计划偿还债务者要追究责任，对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者要依法处。
人质事件透视菲政府危机管理 第11篇
只见危机不见应对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辆香港康泰旅行社的观光客车是于8月23日上午10时左右在马尼拉市中心奎里诺观礼台附近遭劫持的。劫持者是一名被辞退的马尼拉警察局高级督察罗兰多·门多萨。他希望通过极端手段, 表达对马尼拉警察局在2008年对他的指控的不满, 并挟持人质要求菲警方恢复其督察职位。马尼拉警察局派出谈判小组赴现场与劫匪谈判。但警方对外界称无法保证门多萨提出复职的要求。危机发生后, 菲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称, 将解救人质任务全权交予菲警方处理, 总统府将不干涉人质解救过程。菲旅游部长阿尔伯特·林要求菲警方尽快解决人质危机, 他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冲击到菲旅游业, 但他同时表示, 旅游部对这一事件无能为力。期间, 马尼拉市长阿尔弗雷多·林曾呼吁, 菲警方应该重新评估门多萨案件, 给这位前警察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
危机解救失败三小时后, 阿基诺三世带领相关人员到出事现场视察, 并发表声明, 代表菲律宾人民向遇难中国香港游客的家属表示歉意。这是自人质危机发生后阿基诺三世首次出现在民众面前, 而在现场的他却被媒体偷拍到面带笑颜的镜头。翌日, 该图片在香港媒体和社会引发了新一轮舆论危机:香港媒体和民众指责菲领导人缺乏同情心, 对事态严重性认识不够, 漠视生命。菲当地媒体笔触犀利, 指责阿基诺三世面对危机反应迟缓。《菲律宾星报》专栏辛辣而诙谐地讥讽阿基诺新政, 称“阿基诺三世应该明白, 当总统不像在公园散步一样简单”。菲民众也纷纷通过阿基诺三世个人博客质疑总统, 危机发生时总统到底在哪里?阿基诺面对谴责, 回应说, 我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至于我的个人行踪没有必要每时每刻都公布于众。
国家形象岌岌可危
国内外舆论矛头直指菲总统府, 批评菲总统漠视人质危机解救行动, 人质解救失败后, 总统府对此作出的反应迟缓;批驳负责本次人质解救行动的马尼拉警局和菲特种部队指挥不利、采取的营救行动漏洞百出。此间媒体爆料,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布赴菲黑色旅游警告后, 相继有6个国家对本国公民发出赴菲旅游警告。菲外交部也面临外交危机。菲驻港领事馆担心因人质事件解救不利以及菲方反应不当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港民示威。
8月24日早晨, 警方在接受菲电视台ANC采访时, 对外界指责菲警方营救不利进行自我辩护。阿基诺三世于24日下午在总统府会见了中国驻菲大使刘建超以及中国外交部赴菲工作组和中国香港特区工作组, 双方就香港人质事件善后事宜举行了会谈。期间, 阿基诺三世承诺菲将对事件进行全面认真调查, 并将派菲副总统比奈及外长罗慕洛赴北京向中方通报调查结果。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随后宣布, 菲政府把8月25日定为菲律宾全国哀悼日, 悼念在23日劫持事件中遇难的8名中国香港游客。同时, 菲总统下令菲律宾所有政府机构、海外使领馆在25日全国哀悼日降半旗, 向遇难的香港游客致哀。在会见中方代表团后, 阿基诺三世致电香港特首曾荫权, 向他重申了菲律宾对事件的处理和歉意。
由于解救人质过程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现场直播呈现在全球受众面前, 其中菲警方指挥缺位, 表现偏失, 早已成为公众舆论的靶子。鉴于此, 8月25日早上在位于奎松市菲国家警察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担任人质解救行动总指挥的马尼拉地区警长马格蒂拜, 表示愿意对人质解救行动失败负责, 引咎辞职。同时, 菲警方首次向外界承认, 他们在营救过程中存在战略技术失误。为配合菲警方的表态, 阿基诺总统在25日的新闻通报会上表示已接受马格蒂拜的辞呈, 并称其已责成相关官员会见外国驻菲外交人员, 劝说他们不要因为人质事件向本国公民发布旅游警告。
为了挽救受损的国家形象以及避免人质危机进一步上升成为全面外交危机, 菲政府对外宣布成立以司法部长德利马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并称调查委员会将于9月17日向阿基诺三世提交报告, 并建议对12人和3家媒体机构提出刑事和行政控告, 包括内政部副部长普诺、退休的国家警察总长维尔佐萨、马尼拉市长阿尔弗雷多·林等官员和两名记者。然而, 人质事件报告的处罚建议部分并未如期出炉, 而处罚结果正如当地媒体猜测的那样, 普诺和维尔佐萨不面对任何起诉, 只是对他们进行“责备”, 而林市长也只被给予行政处分。媒体人员将不被起诉, 阿基诺三世认为, 他们的行为虽然是间接协助了罪犯, 但政府不想限制媒体自由。
渠道堵塞传播掣肘
纵观菲政府处理人质危机手法, 阿基诺三世新政不仅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回应的局面, 而且回应形式和应对措施也总是与民众、外交和舆论诉求错位。此间评论人士认为, 菲政府应对危机迟缓、危机管理方案缺位, 最终导致人质事件危机管理失败, 菲国际形象遭遇寒冬。
菲著名政治观察家、雅典耀大学孔子学院教授林智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菲政府对人质危机的定性错位, 即关于人质危机是地方性危机还是上升至国家危机, 政府职能部门存在争议;其二, 没有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及相应附属机构, 导致危机管理过程中出现政府内部沟通不畅, 责权混乱。”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些政府内部人士认为, 由于22名人质为香港人, 中国驻菲使馆已介入危机, 人质事件已上升为国家危机, 应由内政部长林炳智启动菲国家危机管理小组, 全面处理人质危机。但也有部分人认为该事件为地方危机, 因此马尼拉市长应自动成为危机管理小组主席。由司法部长德利马牵头成立的人质事件调查小组出台的《事件调查和评估报告》指出, 马尼拉市长并没有启动危机小组, 事实上主要的指挥工作由马尼拉市警察局长马格蒂拜负责。由于没有启动危机管理小组, 所以没有统一的管理媒体、搜集情报等小组, 更没有统一向中央汇报的小组, 导致总统府、市政府、警察局等工作处于无组织状态。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则认为, 阿基诺政府在处理人质危机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播管理缺失, 如没有设立一个独立的应对人质危机的传播小组;在对外传播方面, 总统府内部出现严重的口径不一, 甚至内讧;政府对电视媒体现场报道缺乏强制性管理方案和机制, 导致现场新闻报道严重阻碍了人质营救行动。人质危机期间, 本刊记者一直通过当地最大电视台ANC的直播节目跟踪事态发展。李天荣认为, 当地的广播电视媒体现场同步报道人质危机的进展, 不仅将菲律宾国家警察的拙劣表现传播给全球观众, 损害了菲国家形象, 同时现场同步报道也激怒了劫持者, 因为其通过旅游大巴内的电视看到其弟弟被警察戴上手铐, 而此举事后被认为是导致劫匪杀害人质的主要因素。
菲政府在处理危机过程中, 态度表现暧昧, 处理方案含糊。据当地媒体爆料, 阿基诺上台后, 为了履行竞选时遗留的政治回报承诺, 在总统府设置3个负责媒体传播与沟通的机构。人质事件发生后, 3个机构的负责人陈显达、科洛马以及卡兰党都出来接受媒体采访, 谈论人质事件, 结果出现信息通报口径不一, 相互指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