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儿童范文

城乡儿童范文（精选10篇）

城乡儿童 第1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城乡学生分布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选取北京市羊坊店和湖北省肃宁县学区一年级学生786名(1 572只眼)、226名(452只眼);四年级学生576名(1 152只眼)、233名(466只眼)。平均年龄分别为6.44,6.65,9.25,9.53岁,各组男女比例基本一致。

1.2 视觉指标测量

采用“E”型标准对数视力灯箱检查远视力,检查前均由老师给予学生指导并模拟训练,提高准确性。检查室内光线适宜,检查距离5 m,照度值为500 lx。标有5.0的一行与受检眼视线高度相等。视力检查由上往下依次进行,直至不能辨认为止,儿童读数时限5 s左右,先右眼后左眼。采用光学相干生物测量仪(IOL Master,德国蔡司公司)测量眼轴长度(AL)和角膜曲率[7]。眼轴测量5次取平均值,角膜屈光力包括水平向角膜曲率(K1)和垂直向角膜曲率(K2),测量3次平均值。

1.3 问卷调查

查阅国内外文献[8,9,10],结合两地情况设计调查问卷,内容主要为学龄儿童基本信息及生活用眼习惯:课外学习时间(包括完成家庭作业,辅导班、培训课程等),户外活动时间(包括体育运动、玩耍等),看电视、计算机时间,作息时间,父母是否近视等。将调查问卷统一发放到学校,由学生独立填写完成。回收后由公共卫生学院专业人员进行质量审核。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P<0.05 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数值以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记录。城乡不同年龄组视力、眼轴、角膜曲率的差异及生活用眼时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随访1 a前后各地区两年龄组的变化采用配对t检验,城乡小学生父母近视分布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1.5 质量控制

测量工具在筛查前进行统一的标准化,由经过眼科专业医师培训后的人员操作,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问卷调查时,先进行预调查,根据小学生回答的情况,将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减少和避免信息偏倚。调查人员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培训,并负责流程设计和审核。

2 结果

2.1 城乡小学生视力、眼球参数比较

由表1可见,一年级城乡小学生相比,眼轴及水平向角膜曲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949,3.654,P值均<0.01),而视力及垂直向角膜曲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165,1.629,P值均>0.05)。四年级城乡学生相比,眼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442,P<0.01),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2.994,0.724,-1.271,P值均>0.05)。总体相比,眼轴及水平向角膜曲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7.007,3.293,P值均<0.01),其余无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823,0.456,P值均>0.05)。

注:**P<0.01。

2.2 城乡小学生视力、眼球参数1

a后变化比较 随访1 a内,各自学区新转入或转出的同学资料以及数据不完整的个体不纳入统计分析。根据城乡学区小学生比例,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选择羊坊店一、四年级组小学生分别为763名(1 526只眼),476名(952只眼),平均年龄分别为6.43,9.15岁。肃宁县中心学区一、四年级组分别为221名(442只眼)、134名(268只眼),平均年龄为6.57,9.21岁。

注:*P<0.05,**P<0.01。

由表2可见,随访1 a后城区一年级组视力显著下降(t=11.475,P<0.01),而乡区一年级组视力无明显变化(t=1.219,P>0.05);城乡四年级组视力均显著下降,城区更明显(P<0.01);1 a后城乡一、四年级组眼轴均显著延长(t值分别为-17.765,-5.008,P值均<0.05),且城区改变较乡村明显。四年级组城区学生角膜曲率显著增大(P<0.05)。

2.3 城乡小学生日常生活用眼时间及父母近视分布的差异比较

由表3可见,一年级组及四年级组城乡间比较,除睡眠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城区小学生父母至少一方为近视者有807人,双方均非近视者仅有374人;乡镇小学生父母一方为近视者有200人,双方均无近视者为197人。城乡小学生父母近视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477,P<0.01)。

3 讨论

研究发现学龄儿童近视主要与入学后生活环境改变有关[2,3,4,11,12,13]。本文选择北京市羊坊店学区、河北肃宁县中心学区的学生群体进行筛查并随访观察1 a,观察视力及眼球参数变化,从而探讨视觉发育可能的影响因素。

两地区不同年龄组横断面比较发现:城乡学龄儿童总体视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乡镇儿童视力略高于城区。眼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区儿童眼轴明显长于乡区,水平向角膜屈光力也有明显不同,但垂直向角膜屈光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地区各年龄组相比,结果与总体相一致,但四年级组视力和眼轴城乡差异较一年级组更显著。

在随访1 a的研究中发现,城乡各组群体眼轴均表现出增长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乡镇一年级组外,其余各组视力均显著降低。另外城乡间差值比较,发现城区小学生1 a前后视力和眼轴的变化程度更大。进而有效地证明,生活背景、学习环境及行为习惯在眼球正常发育过程中影响显著,与郑慧君等[14,15]研究结论相一致。

通过比较两地区的生活背景,学习环境及日常作息,本研究发现:(1)两地区规定的日常课程时间(包括每堂课时间、上下学时间)基本一致。但城区小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平均为7~11 h,而乡镇小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平均为6~10 h。除此之外,城区父母为孩子安排许多艺术技能班、辅导班等培训课程;而乡镇此现象相对较少,孩子在节假日期间除了学习任务外,更多的是户外活动、玩耍。(2)城区孩子家庭中计算机电视的普及率高于乡镇。越来越多的儿童长时间看电视、看计算机、玩游戏。这种过度近距离用眼极易诱导近视发生,影响视觉发育。(3)两地区的作息时间没有明显区别,睡眠时间一般为9~10 h。但是户外活动时间明显不同,可能是造成城乡小学生眼球发育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一推论与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16,17,18,19,20]。(4)城区小学生父母患有近视的比例较高,可能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城乡儿童视力、眼轴等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21,22,23]。对其角膜屈光力分析,各地区及各年级组屈光力变化大部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尚未发现内在规律。可以认为:角膜曲率是角膜的屈光能力,更多的反应是散光程度。现在的近视大部分是轴性近视,故眼轴长短的变化是眼屈光性变化的决定因素,而角膜、晶状体的屈光能力变化是随着眼轴的变化而相应改变的,当代偿不足,各屈光成分正常比例发生失调时,则诱导近视发生。这与Srenstrom等[24]研究报道相一致,其分析了1 000只眼的光学成分,发现屈光不正与眼轴高度相关,与角膜屈光力、晶状体屈光力关系不大。而Sorsby[25]则认为角膜屈光在轻度的屈光不正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要明确这些因素的相关性需要更为严谨的方法加以探讨。

另外,两地区一、四年级组小学生相比发现,四年级组视力显著低于同地区一年级组,眼轴明显长于一年级组,与以往其他调查结果相符[26,27,28]。这与四年级组学生学龄长、近距离用眼时间较多、户外活动时间较少有关。

“城乡儿童手拉手读书故事会” 第2篇

活动

8月2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爱华以一名普通在职党员的身份，来到荷塘区桂花街道西子社区报到，认真填写《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单》、《党员进社区一句话承诺》，领取回执、服务积分卡、爱心牵手连卡，认领了智慧社区建设、文化传播等岗位，并参与了社区组织的“城乡儿童手拉手读书故事会”暨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城乡流动壁垒凸显留守儿童难题待解 第3篇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从2004年的约2000万增加到目前的6100多万。亲情关怀缺失、教育缺位等问题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悲剧事件频发，留守儿童如何健康成长已经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孩子有诉不尽的思念，父母也有说不完的无奈。留守儿童难题，该如何破解？

亲情关怀缺失，家庭教育缺位

“我很想念妈妈，但是她都没有时间想起我。”一位留守儿童失落的独白一直萦绕在李行健的心头。李行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年前他在四川省荣县玉章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他所带高一班级一共有60人，几乎一半都是留守学生。

“与父母空间上的疏远也造成了情感的疏离，他们拿着父母给买的苹果手机，等到父母电话的时候却不多，也不善于主动向父母表达思念。”据李行健了解，班里的很多同学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但是年岁已高的老人们最多只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对于日常情感生活的关心、与人相处方式的教育等，往往力不从心。“这就导致了他们很敏感，也很脆弱，禁不住诱惑，也受不了委屈。我们班里交男女朋友的现象很多，因为他们渴望关心和陪伴，希望有人一起玩，彼此说说心里话。”

今年6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亦菲主持的学术调查报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李亦菲介绍，根据这次覆盖6省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按照比例推算，全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约有1794万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921万一年见不到父母一面。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低，更容易表现出紧张、忧愁、心烦等消极情绪。

对于外出务工的父母而言，这种团聚往往要以一家人经济收入陷入困境为代价。因此，他们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做出他们认为更“理智”的选择。

“哪个父母不想跟孩子守在一起呢？但是得出去挣钱养家呀。”来自山西省永济市赵伊村的刘晋军和妻子目前在北京经营着一间小面馆。8年前，孩子刚刚上幼儿园，夫妻俩就外出打工，想趁年轻多挣点钱。

5年前，刘晋军的儿子开始在老家上寄宿小学，基本上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据刘晋军的妻子介绍，孩子刚上寄宿小学的时候，胆小、害怕，“冬天尿裤子了也不说，湿冷湿冷地坐着，硬是把裤子焐干了……”回忆起这些，刘晋军的妻子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即便这样，刘晋军仍然选择留在大城市。“生活中总要做些取舍，不能陪伴、照顾孩子的确很亏欠，可要想改换门庭，得先有经济基础。在农村，我们感受最真切的就是干啥都需要钱”。刘晋军的妻子说：“结婚盖房子欠下很多债，后来孩子要上学，乡下的教育都荒了，我们想让他念城里的学校……光靠种地哪能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等省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发现，50%以上的留守儿童，其父母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家一次；近20%的留守儿童，其父母不能每年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外出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叶敬忠说。

留守农村问题重重，城乡流动壁垒凸显

叶敬忠自2004年起就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他介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三个方面。具体来说，“父母缺席”成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常态，留守儿童长期面临亲情关怀缺失和家庭教育缺位；农村学校上移、乡村教育衰落，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愈发恶劣；空心化的凋敝乡村难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社区支持；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性格问题和价值观念偏差；部分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生活无保，成为亟待救助的“困境留守儿童”。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与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看来，除了家庭教育，学校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也至关重要。“由于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农村学校很少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并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也很少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这些都会对其人格发展形成消极影响。”

李行健觉得，如今在留守儿童的教育方面，家庭将很多责任转嫁到学校，但撤点并校以后，学校规模太大，照顾学生也力不从心。“我所带班级的班主任老师每天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0点半，周六也不能放松，反而自己的孩子经常成为没人陪伴的‘留守儿童。”

随着青年人的外流和村庄活力的渐失，爱幼敬老等传统互助伦理逐渐衰落，留守儿童成长风险加剧。这些留守儿童长大后几乎都将流入城市，有些将成为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边缘人，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

留在农村，孩子的成长状况堪忧，可城乡二元结构下，进城务工农民将子女带在身边也是难题。

去年夏天，武汉某高校附近生意红火的复印店突然停业了，复印店老板霍祥提起他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摇头叹气，“我们不在身边，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他，在学校总是打架，老师的管教也不顶用。虽然我没有文化，可我知道孩子教育是大事，店铺附近的学校都很难就学，为了孩子只能关店回乡。”可今年3月，这间复印店又开张了，“在家乡挣不到钱，出来了又没人管孩子。”老霍说自己左右为难。

叶敬忠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快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非农村家庭的个体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的原因，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这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留守儿童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化发展之殇。”叶敬忠说。

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

在叶敬忠看来，这些年来政府、学校、社会各个方面其实都在努力，但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原因在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以城市繁荣为主要方向的发展模式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留守儿童问题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建立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

叶敬忠认为，对于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监护缺少，要慎言监护补位或监护转移。几年前有的地方推广的“代理家长”做法，把孩子成長中的监护工作转移给政府或其他人，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补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今年过年时，打拼多年的刘晋军夫妇靠小店的收入买了辆车。“这两年家里通了直达北京的动车，我和妻子都尽量保证轮换着两个月回一次家。现在自己有了车，有空的时候就争取开车回家多陪陪孩子。”刘晋军说。

让孩子们不再留守，或许还有其他破解之道。

来自贵州遵义的何庄磊在深圳打工3年，如今家乡的有机茶产业如火如荼，他便决定返乡创业。“有龙头企业带动，还成立了合作社，挣钱也不比外头少。”据了解，何庄磊的女儿刚刚中考结束，“孩子小时候在家不小心打翻暖壶烫伤了脚，我心里一直有阴影，最近贵州发生的几起留守儿童悲剧，也坚定了我在家乡踏踏实实做事的想法。不能只为了钱活着。”

吕开宇认为，从深层次上，解决留守儿童一方面需要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减少不合理的区域转移；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政策联动，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此外，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的儿童权益保护意识。

如何提高本地劳动力消化水平？吕开宇认为，在全国层面上，需要基于资源、环境和生态等条件优化产业布局，均衡地区人口分布，减少不合理的区域间劳动力大迁移。而在地区层面上，各地应基于劳动力禀赋选择产业和技术，制定支持具体政策，充分发挥丰裕劳动资源的优势。

完善哪些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首先是修改不利于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其次是出台新的政策治理好流动人口。”吕开宇说。“给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首先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打破制度性壁垒，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其次要改革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让公共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流动人口市民化。”

城乡儿童 第4篇

关键词：贫血,儿童,幼儿园

为了了解2~10岁儿童贫血状况,收集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平南县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儿童病历602份进行回顾性分析,以血红蛋白<110g/L为贫血标准,按性别分男性组、女性组,按居住地分为城区组与乡村组进行统计分析,现归纳总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10岁儿童均为平南县人民医院儿科住院儿童,病人来源于平南县城乡。

1.2 检查方法

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采用氰化高铁法测定儿童血红蛋白含量,按儿童性别分男性组、女性组;按儿童居住地分为城区组与乡村组进行统计分析。

1.3 贫血标准

6个月~6岁小儿的血红蛋白<110g/L为标准[1],7~10岁儿童也按上述标准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5.0统计软件,采用构成比及χ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为显著性标准。

2 结果

2.1 2~10岁儿童儿童贫血的性别分布

2~10岁儿童共检查602例,贫血168例,贫血患病率为27.90%;其中男童共检查392例,贫血16例,贫血患病率为28.57%;女童共检查210例,贫血8例,贫血患病率为26.67%;贫血患病率男童高于女童,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χ2=0.25,P>0.05)。

2.2 2~10岁儿童儿童贫血的城乡村分布

2~10岁儿童共检查602例,贫血168例,贫血患病率为27.90%;其中城区共检查147例,贫血49例,贫血患病率为33.33%;乡村共检查455例,贫血119例,贫血患病率为26.15%;贫血患病率城区高于乡村,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χ2=2.86,P>0.05)。

3 讨论

本调查表明,平南县城乡2~10岁儿童总贫血患病率为27.90%。男童贫血患病率28.57%,高于女童贫血患病率26.67%,差异无显著性;城区贫血患病率33.33%,高于乡村贫血患病率26.15%,差异无显著性。根据彭会文[2]报道,威海市2~6岁儿童1999~2006年间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为6.5%,散居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明显高于集体儿童,差异具有显著性;根据陈红南[3]报道,2006年对承德铁路幼儿园295例2~6岁儿童调查,贫血的患病率为6.44%;根据陈晓晴[4]等报道,对温州1907名6个月~5岁儿童贫血调查,贫血的患病率为9.81%;平南县城乡2~10岁儿童总贫血患病率高的原因是多因素的,与本地是地中海贫血高发区,炊食习惯以及水质等因素会有一定的关系。

小儿贫血以营养性为最常见,尤其缺铁性贫血,其次为感染性贫血、溶血性贫血[5],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造血原料需要量也大,尤其需要含铁的食物,一旦缺乏,容易出现贫血。贫血在患病初期以及轻度贫血时,从外观和行为表现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易被忽略,深入社区幼儿园进行检查是发现儿童贫血的有效方法,一个患儿贫血的病因可能不是单一的,有可能同时存在多种因素导致贫血,例如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和铅中毒并存,感染性贫血与地中海贫血并存等,因此,发现儿童贫血要进一步检查寻找病因并及时治疗,减少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长期贫血会导致儿童个子矮小、体力差,智力和情绪也会受影响,因此要充分给予关注。

缺铁性贫血重在预防,多吃富含铁的食品,婴儿出生后尽可能母乳喂养,因母乳较其他乳类含铁多,肠道吸收率高,婴儿在4个月前很少会发生贫血,4个月后,随着婴儿长大,需铁量增加,仅靠母乳中的铁已不能满足婴儿的生长发育,应及时按月龄添加含铁多的食品,先从桔子汁、菜水、蛋黄开始,以后逐渐添加新鲜菜泥、肝泥、肉泥及铁强化食品(如强化米粉、奶粉、面粉);当儿童能吃正常膳食时可将食谱扩大,增加黑木耳、紫菜、大豆及其制品、芝麻,多吃新鲜尤其是深色蔬菜和水果;烹调时使用“中国铁锅”、铁铲,这种传统的炊具能给人体补充铁质,在烹饪时,锅与铲会有一些小碎屑溶于食物中,形成可溶性铁盐,易于肠道吸收,世界卫生组织(WTO)向全世界推荐用铁锅烹饪。

参考文献

[1]杨锡强,易晓明.儿科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400～404.

[2]彭会文.威海市2～6岁儿童缺铁性贫血1999～2006年流行趋势[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8,16(3):322～325.

[3]陈红南.幼儿园幼儿体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中外医疗,2008,27(30):161～162.

[4]陈晓晴,李宝青,叶松道.温州1907名6月～5岁儿童贫血状况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8,16(6):720～721.

城乡儿童 第5篇

讲话稿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城乡少年儿童手拉手爱心玩具捐赠仪式”，给各位小朋友们带来了县城各小学、幼儿园捐赠的爱心玩具。这次捐赠活动由团县委发起，活动得到了县城各小学和幼儿园小朋友的积极响应。同学们不但捐赠积极踊跃，有的小朋友还在捐赠的玩具上留下了祝福的小纸条：“祝农村的小朋友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因此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箱子里装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玩具，更是县城小朋友们传递的一份份爱心。相信你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县城同龄小朋友们的关心和祝福，也希望这些爱心玩具能够丰富你们快乐的童年生活。

孩子们，你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你们的爸爸妈妈更多的时间要忙于田间地头，有的还要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你们的玩具可能比城里的孩子少一些，而做的劳动却比城里的孩子多一些，但这些也是你们拥有的宝贵财富，因为这些艰辛让你们早早懂事，学会了体谅父母，懂得了感恩回报，更懂得用奋斗拼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同学们，胡锦涛总书记对全国少先队员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望全国少先队员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孩子们，你们是祖国的希望，是祖国未来的主人翁和建设者。希望你们以争当“四好少年”为目标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培养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时刻准备着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城乡儿童 第6篇

一、楚雄州学前教育发展现状

近年来，楚雄州紧紧抓住国家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楚雄州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按照“广覆盖、保基本”的目标要求和“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多元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强化管理，全州学前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入园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截至去年10月，全州共有幼儿园279所，在园（班）幼儿52 738人，分别比2010年增加79所、6 205人，学前3年儿童毛入园率比2010年提高了15.77个百分点、达到69.86%，学前2年儿童毛入园率达到78.67%，学前1年儿童毛入园率达到91.89%。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全州学前教育持续快速发展，为缓解城乡适龄儿童“入园难”、促进教育公平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认识不到位、思想不统一和基础薄弱、财力有限、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等各种主客观原因，全州学前教育发展仍然滞后，依然是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一）总量不足。一是农村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和城镇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并存。从农村情况看，全州103个乡镇，还有16个乡镇没有幼儿园，大部分乡镇还没有符合国家办园标准的中心幼儿园。从县镇以上地区看，全州目前有省一级示范幼儿园19所，近5年仅增加了1所。二是学前教育普及率较低。全州学前教育普及率虽逐年提高，但与全省相比，发展速度显得缓慢。2013年我州学龄前儿童入园（班）率为69.86%，低于全省（74.88%）5.02个百分点，在全省16个州市处于第10位。如果将学前班剔除，学龄前儿童入园率仅为49.4%，低于全省（54.19%）4.59个百分点，处于全省16个州市第9位。这与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省的位次以及州内其他各类教育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二）投入不足。近几年，学前教育硬件投入主要依靠中央、省资金的支持。受财力限制，州级财政每年只有500万元的专项资金，面对庞大的学前教育投资需求，仅是杯水车薪；县市财政投入学前教育的资金也非常有限。据统计，2012年，全州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3.16%，虽然比2010年的1.28%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离5%的目标任务仍有很大差距。若按“每个乡镇建1所中心幼儿园”的要求进行测算，全州需要投入学前教育资金1.67亿元。

（三）质量水平不高。一是安全隐患大。绝大部分民办幼儿教育机构生均占地、生均建筑面积、内部设施设备等与规范要求差距较大“。家庭作坊式”幼儿园比较多，有的幼儿园利用私人普通住宅或者租借居民住宅用房举办；有的幼儿园厨房与幼儿活动区域紧紧相连，且无法隔离；有的幼儿园采光、通风不良，户外活动场地缺乏；大部分幼儿园没有配备保安，不论人防、物防和技防，还是内部管理都较薄弱，导致幼儿园的园舍设施、食品卫生、幼儿人身安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幼儿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二是保教质量不高。绝大多数特别是乡村民办幼儿园规模小、收费低，幼儿园的收入少，从而给教师的待遇也低，没有能力为教师购买相关保险和选送教师参加培训，也无法按要求添置相应的教学设施设备。受教育观念陈旧以及办园条件、师资水平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不高，导致部分民办幼儿园招生困难。三是监管不到位。客观上由于乡村学前教育机构点多面广，县市教育局监管力量不足，难以实施有效监管，导致部分学前教育机构办学不规范，各项管理措施不到位，给安全管理带来隐患，保教质量难以提升。

三、多措并举，切实加快推进学前教育健康协调发展

（一）充分认识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前教育是启蒙教育， 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素质提高和个人成长的基础和起点阶段，更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关系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满足适龄幼儿学前教育需求，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关注和重视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努力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少年儿童素质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提出“办好学前教育”，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省州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学前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县市和州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推动全州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和紧迫任务来抓；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学前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教育事业发展整体计划来谋划考虑；要牢固树立素质教育应从幼儿教育抓起，要像重视义务教育那样抓好学前教育的发展，努力解决好学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类指导，扩大资源，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促进全州学前教育快速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学需求。

（二）科学规划，确保学前教育目标完成

第一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已经实施结束，根据国家和省的要求，将继续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推进学前教育发展。各县市要根据国家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导向，结合州县市“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和农转城、城镇化步伐加快，以及第一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实施运行情况的实际，适时修改完善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及时做好年度学前教育建设计划的动态调整和安排，使规划具有可操作性，防止规划与实际脱节，有的地方不断建设发展形成闲置，有的地方缺乏投入满足不了需求。通过调整完善规划，为第二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争取项目、争取资金打好基础，从而确保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完成。

（三）加大投入，多渠道筹集发展资金

一要抢抓机遇，千方百计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加大项目上报力度，进一步拓展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渠道，保证投入的经费不断增长，为学前教育学校建设及标准化建设筹集更多资金。二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保障改善民生的要求，及时足额配套建设资金，确保学前教育项目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学需求。三是各级财政要加大资金投入，争取州级财政在每年安排500万元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各县市要视财政增长情况适当加大投入。四是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支持鼓励社会捐赠办园办学。五是认真落实执行城市居住区教育卫生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政策规定。州、县市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93 （2002年版）》规定，预留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及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所、卫生站、护理院）建设用地，并建设配套以上公共设施。这是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为防止“化整为零”绕开规定，可以研究出台文件，按规范标准，分解为每开发建设1平方米住宅，向政府交纳多少公共设施配套代建费，由政府职能部门代建，确保城市建设新区有规范的教育卫生设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四）多元办学，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一是公办。通过政府投资和改造闲置校舍举办独立的幼儿园、学校附属幼儿园，比如武定县就通过调整学校布局，撤并部分学校和校点，整合校舍和教师资源，开办了学校附属幼儿园。同时可结合实际开办学前班，如办3年的生源不足、人口分散以及师资和校舍有限的，可以办学前班。二是民办。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政府对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要充分考虑楚雄州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有限等因素，必须运用市场配置资源和利益激励机制，开放、鼓励民营资本对学前教育领域的投资，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政策等障碍。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提供公共产品等途径和方式，不仅能缓解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投入不足压力，还能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扩大学前教育供给，增加学前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和竞争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投资效率。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吸引社会资金、民间资金投资办园办学，包括投资新建或买房、租房办园。三是公有民营。按照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的理念，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闲置校舍和其他政府房产资产，通过出借、出租，引入民营资本创办学前教育机构。具体可以由教育部门负责校舍建设，将建好的校舍租借给社会力量办学，或者把闲置的公办学校校舍租借给民间资本来办学前教育，如南华县雨露幼儿园、马街幼儿园等就是采用此模式办园的。

（五）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学前教育协调发展

一是要以奖代补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州县财政每年安排学前教育建设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幼儿园，公开公平。在具体操作中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置办园条件，制定标准，适当补助，鼓励社会力量迅速投资兴办幼儿园。二是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建立完善办园机制，通过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社会力量办学前教育给予适当补助，可按照学前教育招生数，由政府财政对其运行经费等给予额定补贴，使其能生存下去并有所发展。三是统筹公民办学前教育收费标准。科学合理制定公办和民办收费标准，依法审批、合理收费，统筹公立与民营学前教育的发展，合理处理二者关系，把握好对公立机构保障支持的度，防止对民办幼儿园的“挤出效应”，促进公办、民办幼儿园协调发展。

（六）加强监管，确保幼儿园质量和安全

一是抓住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机遇，大力推进标准化幼儿园建设，为学前教育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加强监管。要通过制定标准，强化监管，使幼儿园规模办大、水平提高，促使其安全办学，高质量办学。三是抓好安全。特别要把安全问题作为办园的重中之重，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抓出效果。

（七）示范引领，提升办园质量和水平

城乡儿童 第7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2006年8月至2007年12月在漯河市某医院门诊或住院、配合调查的420例肥胖儿童[2]父母中的一人进行问卷调查,并按“城市儿童”和“农村儿童”分为A,B组。A组儿童252例,年龄4~14岁,其中男131例,女121例;家长252人,其中男119人,女133人;年龄28~52岁,平均(36.1±1.6)岁。B组儿童168例,年龄4~14岁,其中男93例,女75例;家长168人,其中男101人,女67人,年龄28~53岁,平均(37.2±1.7)岁。2组儿童及家长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本研究中,“城市儿童”系指在城市生活时间超过4 a,且目前仍在城市生活;其余为“农村儿童”。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专人负责问卷的发放、解释,问卷当场答完检查合格后回收。每项答案正确得1分,错选或未选得0分。题型均为填空和选择题。

问卷调查内容分为3个部分:(1)一般情况,共18项。文化程度仅统计父母中的最高学历。(2)健康知识,涉及肥胖症的基本知识、肥胖症的危害、相关危险因素,以及与肥胖症联系密切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本知识,共45项,其中肥胖症20项,高血压9项,糖尿病8项,冠心病8项。(3)儿童肥胖治疗情况,包括是否治疗和治疗方法。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分别采用u检验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知识来源

由表1可见,2组儿童家长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7,P<0.05)。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2 肥胖相关疾病知识

2组家长总体得分均未超过总分的50%,但A组家长有关肥胖症、高血压病、冠心病知识及合计得分高于B组家长(P值均<0.05)。见表2。

2.3 儿童肥胖治疗情况

全部肥胖症儿童中,接受正规治疗91例,占21.67%,其中A组67例(26.59%),B组24例(14.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2,P<0.05)。31.75%的A组家长和26.19%的B组家长认为儿童肥胖需要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77,P<0.05)。

3 讨论

当前我国居民获得健康知识的来源有:(1)家庭,主要是家庭成员间的知识传授;(2)学校,以课堂教育、宣传栏为主;(3)社会,包括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书籍、报刊、杂志、专家讲座、他人传授及社区宣传栏等。本研究显示,漯河市城市肥胖儿童家长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家庭和学校,而农村家长则为学校、社会、家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应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家长的学校健康教育和农村家长的社会健康教育。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城市和农村家长均普遍缺乏有关肥胖症及相关疾病的一般知识,易导致儿童营养态度、饮食行为的偏差,这在农村肥胖儿童家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多数家长认为肥胖症不是病,或是可以根治的,对其最重要的饮食治疗和运动治疗知之甚少。医务人员很难得到其配合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也是当前广大儿童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儿童单纯性肥胖症不规则的治疗及用药,往往给患儿及家长带来身心更大的伤害,这同样是当前广大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6]。

肥胖正逐步取代营养不良,成为青少年首要的健康危险因素之一[7,8]。研究表明,45%~80%儿童肥胖可过渡到成人肥胖,而肥胖又使成人期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发病率显著提高[9]。由于与肥胖相关的慢性疾病在儿童期较少见,儿童肥胖与成人期相关疾病的密切关系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认识和足够重视。

充分认识儿童肥胖与成人期诸多疾病的密切关系[10],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及早防治,减少和避免进一步发展为心脑血管疾病,已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建议:(1)加强立法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借助法律的威力消除和减少社区医疗保健服务的不利因素,如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公众对肥胖危害的低知晓率等[11],进一步提高广大家长的健康意识,是减少儿童慢性营养障碍性疾病发生的有力措施,尽可能减少由此造成的成人期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发病率升高等不良后果。(2)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是应该坚持不懈的基本措施。不良生活方式的形成主要责任在父母[12,13,14],必须摒弃传统的“越胖越健康”的陈旧观念。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各种形式,加强预防儿童肥胖症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15],不断提高儿童及其家庭成员、专业工作者及全体公众对儿童肥胖症的自我防护意识。学校教育对提高儿童家长的营养知识水平有重大作用,还应注重综合性的营养宣传教育,以提高城乡儿童家长的营养知识水平。

摘要：目的了解漯河市城乡肥胖儿童家长的健康知识状况,为开展儿童营养干预提供参考。方法对漯河市252名城市肥胖儿童家长(A组)及168名农村肥胖儿童的家长(B组)进行相关健康知识问卷调查。结果A组家长一般健康知识平均得分为(22.98±2.83)分,B组家长平均得分为(17.22±2.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31,P<0.05)。A组家长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家庭和学校,B组则依次为学校、社会、家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7,P<0.05)。31.75%的A组家长的和26.19%的B组家长认为儿童肥胖需要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77,P<0.05)。结论城乡肥胖儿童家长有关肥胖症及相关疾病的一般健康知识普遍缺乏,乡村肥胖儿童家长尤为明显。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提高其健康知识水平。

城乡儿童 第8篇

2012年国民体质监测对3-6岁儿童设置了生活、抚育方式的问卷调查, 它使我们得以获得3-6岁儿童生活环境的宝贵资料。有关泰州市3-6岁幼儿国民体质监测数据的分析研究尚未见有过报道, 我们拟对2012年泰州市国民体质监测测试中有关3-6岁幼儿生长、抚育环境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以期认识其现状、发展规律, 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泰州市幼儿的健康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参加2012年泰州市国民体质监测幼儿组的全体成员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重庆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库) 、EBSCO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和查阅, 了解并积累与幼儿体质相关的理论知识, 借此为论文的撰写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1.2.2 专家访谈法

通过对相关专家的访谈, 了解他们对本论文研究的一些看法, 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1.2.3 问卷调查法根据研究的需要, 设计调查问卷, 发放、回收, 问卷发放600张, 回收585张, 有效584张, 有效率99%。

1.2.4 数理统计法

使用spss软件进行数理统计, 并对结果进行逻辑分析。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数据均为泰州市2012年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数据。

3 结果与分析讨论

3.1 幼儿园每周活动次数

“音、体、美”是幼儿园的主课, 幼儿体育运动对于促进幼儿身体形态和体质的发展, 对于增进身心健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表2是泰州市城乡幼儿园每周室内外身体活动次数的比较的列联表X2检验结果。从表中可见, 泰州市城镇幼儿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规范的, 都保证了每天一次。城乡比较的结果, 无论是室内活动还是室外活动, 城镇都要优于农村并且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1) 。我们分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除了硬件 (场地) 条件的不足以外, 更重要的是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农村幼儿园可能还有相当一总分满足于充当看护的角色, 淡忘了自己的教育职责, 这也正是城乡幼儿最主要的差距所在。

3.2 幼儿园每周活动的方式

幼儿体育运动对于促进幼儿身体形态和体质的发展, 对于增进身心健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器械是幼儿园办学质量的硬件保证, 没有器械幼儿体育运动必然要受到限制。表3是泰州市城乡幼儿园每周室内外身体活动有无器械的比较的列联表X2检验结果。从表中可见, 泰州市城镇幼儿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规范的, 大部分保证了器械。城乡比较的结果, 无论是室内活动还是室外活动, 在器械方面, 城镇都要优于农村并且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1) 。我们分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除了经费不足以外, 更重要的是幼儿园的办园理念。

3.3 幼儿园每周活动时间

幼儿园幼儿每周活动时间是对幼儿园体育教育状况更加细致深入的反映, 表4是泰州市城乡幼儿园和年龄组每周室内外活动时间的差异检验结果。从表中可见, 年龄间比较, 城镇幼儿园各年龄组之间室内外活动时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而农村幼儿各年龄组之间室内外活动时间就都表现出高度显著性差异来了 (p<.01) , 尤其是室外活动时间, 幼龄组比大龄组相差甚远。

各年龄组之间城乡幼儿室内外活动比较结果表明, 除了6岁组的室外活动外, 其他各年龄组的室内外活动时间, 城镇幼儿园都要高度显著性地高于农村幼儿园。由此可见, 农村幼儿室内外活动时间显著性地低于城镇幼儿园, 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幼儿室内外活动时间与幼儿园运动场地的建设有密切的关系, 有关行政部门应对幼儿园室内外运动场地制定标准并强制执行, 这样才能逐步缩小两者的差距。

3.4 幼儿特长班

幼儿文体特长班是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园外延伸, 总体上说, 对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表8是泰州市城乡幼儿参加各类特长班学习人数的列联表X2检验, 结果表明, 男性幼儿城乡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5) , 女性幼儿城乡之间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1) , 不过进一步的分析发展, 城镇女孩主要在参加文艺班上比率大大高于农村女孩, 农村女孩则在体育和文艺+体育班的人数比率上要高于城镇女孩。

3.5 幼儿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的调查是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延伸, 总体上说, 对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表2是泰州市城乡幼儿对学校体育活动满意度的调查, 结果表明, 大多数学生对学校的体育活动非常满意。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泰州市城乡幼儿园每周室内外身体活动次数、硬件设施城镇都要优于农村并且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2.泰州市城镇幼儿园各年龄组之间室内外活动时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而农村幼儿各年龄组之间室内外活动时间都表现出高度显著性差异, 尤其是室外活动时间, 幼龄组比大龄组相差甚远。

3.泰州市城乡幼儿参加各类特长班学习人数男性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女性之间有高度显著性差异。城镇女孩主要在参加文艺班上比率大大高于农村女孩, 农村女孩则在体育和文艺+体育班的人数比率上要高于城镇女孩。大多数幼儿对体育活动比较满意。

4.2 建议

提升里面, 加强硬件设施, 注重幼儿活动的多样性, 争取配合器械活动, 保证每周的活动次数;避免单一发展体育, 应文体结合发展, 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何海燕.河北省体质调查3~6岁儿童形态指标的比较分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 .

[2]戴瑞磊.济宁市3~6岁幼儿体能素质发展研究[J].济宁学院学报, 2012 (3) .

城乡儿童 第9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以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2 个城区随机抽取的幼儿园的519 名36 个月~71 个月儿童的口腔检查结果及相关登记资料为研究对象, 城区和农村幼儿园各4 所, 公立性质和私立性质各4 所。留守儿童入选标准: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或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长期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 一般由其祖父母、外祖父母、亲戚、朋友或邻居等代为照看的儿童。排除标准:①检查资料及相关信息登记不完整者;②年龄<36 个月或>72 个月的儿童;③合并全身系统性疾病的儿童。

1.2 研究方法分别统计城区、农村, 留守儿童及非留守儿童龋病儿童数、龋病儿童年龄、性别、龋牙数、龋失牙数及龋失补牙数 (dmft) , 统计重症龋儿童年龄、性别、龋均等。对城区、农村, 留守儿童及非留守儿童龋病及重症龋发生情况进行比较。

1.3 龋病及重症龋标准所有受检儿童按WHO推荐的《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进行操作, 使用我科配置的便携式口腔治疗设备, 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式进行检查。牙齿的窝沟点隙或光滑面有明显的釉质下破坏或龋洞, 或可明确探及软化洞底或洞壁的病损者, 诊断为龋齿。使用CPI探针证实视诊所判断的咬面、颊舌面、邻面的龋坏, 检查均由我院儿童口腔科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操作。重症儿童龋诊断参照美国儿童牙医学会有关标准, 并结合我院预防及儿童牙科前期对遵义地区儿童龋病研究情况, 将本组36 个月~71 个月儿童中发生上颌乳前牙有光滑面龋且乳磨牙龋失补牙数 (dmft) ≥6 者全部纳入重症龋齿组, 仅乳磨牙dmft≥6 者归入非重症龋齿组。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u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城乡519 例儿童的口腔检查结果分析显示, 儿童龋病率为55.3% (287/519) , 城区儿童龋病率、dmft均低于乡镇, 城区患龋儿童年龄大于乡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乡镇重症龋检出率高, 年龄小于城区,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根据儿童是否为留守儿童分组, 结果显示, 519 例受检儿童中, 留守儿童占38.9% (202/519) , 留守儿童患龋率为68.8%, dmft (4.9±2.2) ;重症龋检出率为42.6%, 重症龋dmft (8.7±3.7) , 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留守儿童龋病及重症龋儿童平均年龄均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3 讨论

儿童龋齿是一种多因素疾病, 其发病机制比较复杂, 涉及儿童喂养方式、饮食行为习惯、刷牙习惯、家长口腔健康保健知识、儿童营养状况等多种因素, 而这些因素又和地域经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生活饮食习惯、口腔保健资源以及民族习俗等多种因素相关[3]。近年来, 乳牙龋病率在发达国家呈下降趋势, 无龋儿童比例增加, 据报道[4], 瑞典等西欧国家3 岁无龋儿童比例维持在60%~70%之间, 而美国、芬兰等国3 岁儿童无龋率约为70%~79%, 5 岁儿童无龋率约为56.0~57.5%;我国5 岁儿童乳牙龋病的患病率为66.0%, 乳牙龋均高达3.50, 这个结果可能与发达国家社区饮用水加氟及儿童口腔健康中心普及有关[5]。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 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尤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口腔保健资源相对缺乏, 儿童乳牙龋患病率高、患病程度严重、龋齿充填率极低。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农村人口大面积向城镇转移, 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异正在发生着各种微妙的变化, 仍然处在农村的孩子以及留守儿童的口腔健康问题明显[2]。

本组研究对遵义地区2个区的519例城乡儿童口腔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 儿童龋病率为55.3% (287/519) , 重症龋病率为32.2% (167/519) ;乡镇儿童患龋率和重症龋病率分别达到62.4%和44.6%;留守儿童患龋率和重症龋病率分别达到68.8%和42.6%, 这个结果提示遵义地区城乡儿童龋发病率及严重程度差异均较大, 农村儿童及留守儿童口腔健康问题亟待社会关注和解决。研究还表明, 农村和留守儿童龋病龋均和重症龋龋均均明显高于城镇水平, 且患龋儿童平均年龄和重症龋儿童年龄均明显低于城镇和非留守儿童水平, 这个结果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遵义地区农村儿童和留守儿童龋病的严重程度, 与相关文献报道龋病情况基本一致[6]。本组还发现, 无论龋病还是重症龋病儿童均是男童比例高于女童, 但是性别在城乡、是否留守儿童方面比较均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提示性别对儿童龋病、重症龋的影响不大。但是本组研究纳入儿童的范围相对局限, 仅限于遵义市2个区, 另外研究对象主要是入托儿童, 在农村地区3岁~6岁儿童中尚有相当数目并未入托, 这些都可能使本研究的结果发生偏倚, 因此遵义地区儿童确切的龋病和重症龋情况有待于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石四箴.儿童口腔医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80.

[2]刘君武.遵义市红花岗区留守儿童早期龋现状及病因分析[D].遵义医学院, 2013.

[3]吴偲, 刘丹凤, 陈菁菁, 等.开封市城乡学龄前患龋儿童饮食情况调查[J].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2015, 26 (3) :216.

[4]齐小秋.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1.

[5]王国珍, 罗云纲, 李美华.吉林省长春地区儿童龋病患病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吉林大学学报 (医学版) , 2013, 10 (5) :1020.

城乡儿童 第10篇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调查对象为2015年3—6月在校的12岁儿童。根据全国2005年第三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国12岁儿童恒牙龋病的患病率为28.9%。预计干预组12岁儿童患龋率低于25%,对照组儿童患龋率与全国第三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接近(28.9%),取检验水准α=0.05(双侧),β=0.20(把握度=80%),计算干预组与对照组各调查1 000人,样本量计算公式如下:

P1,P2分别为干预组与对照组预计患病率,为平均患病率,Zα为置信水平,Zβ为检验功效。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干预组分城市与农村,对照组选择社会经济状况与干预组相近的地区,并且未开展过窝沟封闭项目。城市干预组为渝中区与沙坪坝区,对照组为大渡口区; 农村干预组为永川区与大足区,对照组为江津区。干预组随机抽取开展过窝沟封闭的3所学校,对抽中学校所有接受过窝沟封闭的12岁儿童进行调查。对照组随机抽取与干预组学校条件相似的学校作为对照,对选中的学校中12岁儿童全部进行调查。

1.2调查内容与方法

现场调查在2015年4—6月进行,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与口腔检查。调查问卷参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案》[3],结合本次调查目的设计“重庆市儿童口腔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饮食习惯、口腔保健行为、口腔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口腔健康知识、过去12个月因口腔疾病就医情况及相关的医疗费用等。由班主任和调查组工作人员在教室统一说明,被试集体自填的方式完成问卷。调查组工作人员当场核查,对有疑问者当场重新面对面调查。口腔健康检查由经统一培训的口腔临床医生负责,调查前龋病一致性检验Kappa值大于0.8。口腔健康检查使用一次性CPI探针完成,了解全牙列患龋和牙周健康状况(包括牙龈出血和牙结石)。

1.3干预方法

干预组所有的学校进行口腔健康教育,对7~9岁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查,筛查出萌出未患龋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窝沟封闭严格按口腔预防医学中的操作流程进行[8]。对照组学校开展常规口腔健康教育,不进行口腔健康检查与窝沟封闭。

1.4统计方法

调查数据采用Epi Data 3.02录入,校对后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城市与农村儿童龋均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城市与农村学生刷牙率、患龋率、牙龈出血率、牙石检出率等指标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城市干预组调查1 026人,对照组1 022人;农村干预组1 295人,对照组1 003人。城市干预组与对照组、农村干预组与对照组男童与女童的比例分别为1.14,1.09,1.06与1.19,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23,1.69,P值均>0.05)。城市干预组与对照组日常生活照顾均以父母为主,但对照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日常生活的比例略高于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6,P<0.05)。农村干预组与对照组日常生活照顾均以父母为主,其次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21,P>0.05)。

2.2口腔健康行为

城市干预组与对照组每天刷牙次数在2次及以上、早餐前与睡觉前刷牙的比例、刷牙方法正确的比例、正确刷牙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农村儿童早餐前与睡觉前刷牙的比例对照组高于干预组,正确刷牙方法的比例为干预组高于对照组,正确刷牙率对照组略高于干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1。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2.3口腔健康状况

城市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发现,干预组第一恒牙患龋率(14.23%)、恒牙患龋率(21.35%)、牙龈出血率(13.06%)、牙石检出率(23.98%)均高于对照组(10.27%,11.06%,4.21%,3.9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农村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第一恒牙患龋率(37.69%)、恒牙患龋率(53.04%)、全牙列患龋率(60.82%)均是对照组高于干预组(22.08%,33.44%,35.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城市干预组与对照组恒牙龋均分别为0.43与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69,P<0.01);农村干预组与对照组龋均分别为0.83与1.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43,P<0.01)。见表2。

注: ( ) 内数字为患龋率或检出率/% 。

3讨论

窝沟封闭是一种有效预防第一恒磨牙的干预措施[6,7]。本次调查发现,窝沟封闭项目对于农村儿童干预效果明显,干预后第一恒牙、恒牙与全牙列龋患率均明显降低,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9,10],但窝沟封闭对于城市儿童干预效果不明显,干预组患龋率高于对照组,干预3 a后的患龋率为14. 23% ,既往的研究报道显示干预后2 a的患龋率为3. 13%[11],干预后3 a的患龋率为5. 13%[12],提示城市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后患龋率仍较高,但与胡赟等[5]报道的重庆市第三次口腔流调城市12岁儿童的患龋率( 25. 4% ) 相比, 干预组患龋率明显降低,证明窝沟封闭干预是有效的。影响窝沟封闭效果的因素包括儿童饮食习惯、口腔卫生、口腔的健康行为、窝沟封闭剂的保存率、窝沟封闭操作的质量等[13,14]。城市儿童干预组与对照组第一恒牙龋患率均较低,可能与近年来学校加强儿童口腔健康教育、家长对儿童口腔保健的重视程度增强有关,影响干预效果的可能因素包括实施窝沟封闭后口腔健康行为的保持、窝沟封闭的操作质量与窝沟封闭剂的保存率等,提示今后在城市地区实施窝沟封闭重点应在于提高质量,加强学校的健康教育,提高口腔健康行为。农村地区对照组患龋率( 37. 69% ) 远高于第三次口腔流调农村儿童的患龋率( 22. 28% )[3,15],由于农村儿童第一恒牙患龋率较高, 较少地投入开展口腔疾病干预可以取得较好的成效, 提示在今后开展儿童口腔干预项目布局中,应重点加强农村地区儿童的覆盖率。

窝沟封闭项目除了口腔健康检查与窝沟封闭外, 还加强了口腔健康教育,向学生播放龋齿预防的宣传片,发放宣传资料,对照组按常规的学校健康教育开展口腔健康教育工作,但从干预组与对照组口腔健康行为的比较发现,城市儿童两组间口腔健康行为无明显差异,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而农村儿童正确刷牙率非常低,干预组较对照组更低,与既往的调查结果不一致[11],干预组实施窝沟封闭后口腔健康行为效果较差,可能与健康教育宣传形式、健康教育的持续性以及本次评估是对3 a前干预远期效果的评估等有关, 证明实施窝沟封闭干预后如果没有持续的健康教育, 儿童口腔卫生习惯与健康行为的维持率将会下降。 因此,应将口腔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常规的健康教育课程中,针对儿童的口腔健康教育采取参与互动式的方式,通过直观的示范与体验才能促进儿童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从而促使行为的改变。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外对照,由于调查学校地区与学校的不同,可能抽查的人群恰好是患龋率较高的人群,如干预组调查的学校可能存在农民工子女较多的现象,将可能导致干预组与对照组口腔健康行为与龋患率的差异[15],这是评估方法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对窝沟封闭的效果评估建议采用前瞻性的研究方法,从而避免评估方法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