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论文范文

当代农民论文范文（精选11篇）

当代农民论文 第1篇

一、当代农民的价值观表现

1、农民在文化选择上呈现明显的现代性。随着现代性和城镇化对农村影响的加深, 农民在文化选择上尊重传统文化活动及其形式, 但更偏爱较为现代的文化活动类型。对于农村存在的一些踩高跷、划旱船、舞龙舞狮等传统活动, 69.9%的人表示这些活动应发扬光大, 4.8%的人表示这些活动已经过时了, 23.7%的人表示不关心这些事情。对于存在于农村的一些秉承传统的艺人及其精湛技艺, 农民们的态度是, 75%的人表示农村民间艺人的传统手艺应发扬光大, 3.8%的人表示这些手艺已经过时了, 20.8%的人表示不关心这些。

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希望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弘扬, 但在回答他们最喜欢的文化活动类型时, 只有6.1%的人选择了踩高跷、划旱船、舞龙舞狮等民间文化活动。农民最喜欢的文化活动类型排前列的是电影放映 (占23.4%) , 歌舞演出 (占22.4%) (图1) 。当询问农民村里文化活动最需要改进的方面时, 认为应更新设备的人数较多占24%, 其次是表示最需要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人数占21.5%, 认为需要多开展传统活动的人仅占11.9%。可见, 农民不仅在内容上倾向于现代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类型, 在文化活动开展的效果上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更好的文化设备有期待。调查中也发现, 确有一部分农民对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如18%的人表示没有喜欢的文化活动类型, 11.5%的人表示村里的文化活动无需改进, 因为根本无人参加。

2、农民在义利观上表现为“义利并重”。农民较之过去在义利观上有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义务性劳动这一过去在村庄共同体中常见的集体活动, 目前在农村已经较难调动。在问到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是否愿意义务兴修村内基础设施, 表示非常愿意参加的人数居多, 占比为46%, 但没有超过半数;8.3%的人表示看别人参加了才参加, 15.4%的人表示给一定报酬才参加, 23.1%的人表示有空才参加, 6.4%的人表示不参加。可见, 当今农民在义利观念方面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

对于社会公益和见义勇为的事情, 大多数农民有正确的是非善恶观, 但在行动力上通常会选择保守的行为方式。当问到如医院病人急需血液, 您是否会无偿献血, 75.1%的人表示会献血, 12.7%的人表示对身体不好, 不献血, 3.3%的人表示不给钱就不献血, 8.8%的人表示跟自己没关系。在回答如果您看到小偷在偷别人的东西, 您通常会如何做时, 12.2%的人表示会当场抓住小偷, 10.5%的人表示会立即告诉被偷者, 48.1%的人选择给被偷者一个暗示, 9.9%的人选择小偷走后再告诉被偷者, 19.3%的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装作没看见。由统计可以看出, 农民由传统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转变为事先会对自己的得失有所考虑。

3、较之于本体性与社会性价值观, 农民的基础性价值观表现突出。贺雪峰把农民的价值观分为本体性价值观、社会性价值观和基础性价值观三个层面。本体性价值观是人对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 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它处理的是个人与灵魂的关系。20世纪以来,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 很大程度上荡涤了过去农民思想上存在的鬼神观念、轮回转世等观念。当问到农民是否相信鬼神的存在, 53.8%的人回答不相信, 29.2%的人回答半信半疑, 6.4%的人回答说不清楚, 9.6%的人回答相信。调查发现, 尽管农民对宗教、鬼神等彼岸世界的东西关注已不多, 但是为增强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农民在一些情况下还是会有拜神、占卦、算命等行为。 (图2) 就调查的情况来看, 农民拜神、占卜、拜祖等活动主要集中在重大事件或重要节日特别是一些传统节日上, 而非日常性活动。如农民拜祖先常在清明节和春节进行, 进庙烧香会主要在村庄庙会时进行, 占卜问卦和看风水则是在遇到重大事情 (建房、结婚、生子、升学、病痛等) 时诉诸的行为。农民已不再热衷对本体性价值观的追求, 拜神、拜祖、占卜、看风水等活动常表现为基于传统的一些仪式性行为, 或是基于现实问题的一些实用性举动。

社会性价值是农民追求在社会中的地位, 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和好评,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是社会性价值常见的民间表达。越是在熟人社会中人越关注自己的社会性价值, 市场经济已经引起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农村正在由熟人社会过渡为半熟人。农村中以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虽然已大不如传统社会密实, 但作为农民社会活动的主要依托, 伦理秩序网仍被每一个家户认真经营着。春节期间的拜年是农民联络社会关系的一种集中表达。在调研的村庄中, 农民亲戚关系的分布在数量上由本村、邻村向本乡、邻乡、本县、本省、外省逐次递减。拜年方式的隆重程度与距离自己居住地的远近成正比, 由较为隆重的当面拜访, 逐次向较为简单的不当面的问候过渡, 如表1所示。农民通过每年的拜年走亲戚对自己的社会关系进行常规性的确认和承认, 这是他们在农村社会中日常交往的基础。特别是对于本村的亲戚, 农民是十分注重日常走动的, 因为这是农民在本村内开展活动的一种交情储备。 (表1)

改革开放后, 市场经济的刺激使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民对更充足的钱财、更宽裕的经济条件、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基础性价值的追求日益强烈, 从而降低了对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寻求。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 农民最乐意听到的话是“恭喜发财”。基础性价值对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具有更强的替代性。在调查中, 当问到农民最关心新农村建设中的哪项内容, 52.6%的人选择“生活宽裕”, 18.9%的人选择“生产发展”, 10.9%的人选择村容整洁, 10.3%的人选择“乡风文明”, 5.8%的人选择“管理民主”, 可见农民最关心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询问由教练免费教健身操农民是否乐意参加时, 27.6%的人表示有空才参加;当问到农民是否乐意参加村里义务兴修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时, 15.4%的人表示给一定报酬才参加, 23.1%的人表示有空才参加。“时间”与“空闲”对于当下大部分农民而言, 已经不是“富余品”。调查显示, 农民平时主要的休闲方式是看电视 (占78.5%) , 但农民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并不多, 平均为2.9小时, 且看电视时间基本集中在晚上。可见, 农民多数的时间是在务农或做工。对于农民来讲, 已经不存在农闲时间, 他们将务农之外的时间用来务工以赚取人民币。调查发现, 大部分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之外的行业, 以种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所占比例为48.7%。因此, 从农民的生活安排来看, 他们偏重努力挣钱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热情不高。对于农民, 基础性价值通常会成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可替代性选择。

二、对农民价值观引导的对策

1、“引”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调查发现, 农民对现代性的文化形式有更多期待, 农村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将蕴含正确、积极价值观的现代文化形式“引”到农村。在“引”文化入村过程中, 要切实考察农民的实际文化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由于不同村庄发展程度不同, 一些村庄已经实现了有线电视家家通, 这些村子如果再引进简单的电影放映这种形式, 恐难收到较好的效果。在笔者调查的村庄发现, 该村每月23日便会在村委会多媒体放映室播放电影, 但届时到场观看电影的人寥寥无几。原因是农民家中有线电视的电影频道基本可以满足他们看电影的需求。农民没有更大的热情再跑到村委会去欣赏影片了。因此, “引”文化要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 否则带来的仅仅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其次, 在“引”文化的同时, 要更着重于“种”文化。农村文化的发育需要农民参与, 由“引”文化到“种”文化是文化由农村“体外”向“体内”的质的变化。在城镇化进程中, 文化发展呈现由城市向农村辐射的新特点。农村社会有滋养优秀文化的土壤, 向往城市文明的农民已初步展现将城市文化“乡村本土化”的能力。从农村“广场舞”遍村开花, 足以看出农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创造力, 因此在农村“种”文化要做到因时制宜, 紧跟农民的时代需求。村委会一方面要尊重农民的文化选择, 将农民的文化热情维护好;另一方面村委会应及时了解农民的文化需求, 并积极发挥播撒阳光和雨露的作用, 采取措施从硬件和软件上为农村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使农民所乐见、乐享的文化形式在农村扎根、滋长、壮大。

2、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民。农村文化正在向现代转型, 当代农民较之于传统农民具备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发展意识, 自我意识和个体观念得到了发展。但是, 农村的地域局限性和农民自身的不足仍旧存在, 农村思想文化观念、价值与信仰体系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 将会阻碍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调查显示, 农民认为当今中国最应该倡导的观念中, 排在前三位的是勤俭节约 (占比67%) 、诚信友善 (占比44.9%) 、安定团结 (占比43.6%) , 相对而言, 农民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一些政治性、社会性价值理念的认识还处于较浅的层次上。因此, 在农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必要,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农民。

首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引导原则上, 应处理好农村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乡村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碰撞与互融;其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引导内容上应在农民中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理念。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农村与农民特点, 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乡土化”与“常态化”;再次, 在引导方法上一方面要注重电视、电影、报刊等传统媒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承载与弘扬。农民最主要的休闲方式是观看电视节目, 要艺术性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融进影视作品中, 使农民感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另一方面要探索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型载体, 如通过科技宣讲、文艺竞赛等多样文化活动形式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 提升农民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J].开放时代, 2008.3.

[2]康来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的总体评价[J].中州学刊, 2009.5.

张英洪：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第2篇

关键词：农民社会保障权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当前，农民应否享有社会保障，竟然成了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富有争论的话题。笔者无意为众说纷纭的社会保障理论界徒添一篇论文，而将权利观念引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如果说我们承认农民也

是共和国公民，有权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再去争论农民是否应该享有社会保障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一、社会保障权：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吃五谷杂粮，难免生、老、病、死和鳏、寡、孤、独；同时，人又是一种天生的“社会动物”，懂得和需要彼此合作和相互扶助。于是，建立自由平等、和谐文明的美好社会就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和终极目标。保障人的幸福的社会保障思想也就在中外应运而生。

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描绘了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可见，孔子憧憬的大同社会其实就是一种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文明社会。

这种人人享有保障的大同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著《大同书》，描绘了包含社会保障内容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则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杰出继承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在西方，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同样源远流长。柏拉图著述《理想国》是古希腊人渴望幸福社会的杰出代表。后来的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外乎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社会保障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思想家对人类美好社会的向往、追求和描述，可能也促进了执政者的具体实践。英国政府于1601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这个被视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前身”的《济贫法》，使民间和教会从事的济贫活动首次上升为法律并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被誉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第一个里程碑的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时期于1883年颁布的疾病保险法。这一年被视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标志。之所以将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标志，是因为“尽管社会保险制度在产生之初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种‘怀柔术’，但它的出现确实使社会保障进程产生了如下质的飞跃，即零星的救灾济贫措施发展成为国家固定的社会政策，施舍式的社会救助发展成为公民的一种法定权利。”[3]

1935年罗斯福当政时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罗斯福特别重视社会保障的立法及其实施，他认为：“如果对老年人和病人不能提供照顾，对身强力壮者不能提供工作，把青年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样的政府就是一个不能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4]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对社会保障的看法：“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那些绰绰有余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能否使那些缺衣少吃者丰衣足食。”[5]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三个里程碑是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就是英国内阁成立的以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首的委员会提出的一份题为“社会保障与协调服务”的著名报告，该报告称要为那些因失业、疾病、退休、生育和鳏寡者等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提供社会保障。贝弗里奇报告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全面性和普遍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社会保险的对象扩大到全体人口，而不论其年龄、性别、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如何。到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之后，西欧、北欧等一些国家也纷纷宣布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确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险全面性原则，它以国家为直接责任主体，以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全面保障为基本内容，以充分就业、收入均等化和消灭贫困等为目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取代了建立福利国家之前的雇主与雇员、领主与农奴及社团伙伴之间、家庭亲属之间的责任关系。”[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权被国际

社会普遍确认为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

从社会保障的历程

尤其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国际人权宪章来看，农民并不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体系之外。从我国的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来看，同样如此。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比例的农民大国，中国农民的苦难是最深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诞生于城市，但却扎根于农村，最终通过领导农民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不讳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举起了“争人权”的旗帜；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颁布了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疫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肯定包括农民在内。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批准了该公约，2001年7月该公约开始在我国生效。2004年3月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入宪，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

由上可知，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理所当然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而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话题，实在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长期作用的结果。

二、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由于历史的原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保障模式。在考察和分析中国二元社会保障模式之前，先了解一下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的主要模式很有必要。

对社会保障模式的分类，在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方法。著名的社会保障学者郑功成将其分为福利国家型模式、社会保险型保障模式、强制储蓄型保障模式、国家保险模式以及混合型保障模式等种类。[7]福利国家模式主要是西欧和北欧等国，其特征主要是由国家主办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完备的社会安全网，它的覆盖面一般达到总人口的95以上，基本实现了全民保险的目标，保障了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福利，如生、老、病、死、伤残、失业以及其他不测事故和特殊需要。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一般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8]作为福利国家的始作俑者，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范围上的全民保障、内容上的全面保障、实施方式上的现收现付、政府策略上的“劫富济贫”与多缴多得，个人账户仅仅作为能否享受社会保障权益的资格凭证。瑞典建成了全民福利、收入均等化的高福利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

社会保险型保障模式是以面向劳动者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为中心、再补充以其他救助福利性政策、构成能够满足工业社会需要的较完备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险型保障模式在制度上解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建立起政府、社会、雇主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共担机制，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实现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社会保险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随后在工业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险具有普遍性，其对象由产业工人扩展到职员、农民乃至全体劳动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开支最大的项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的保障项目。美国的社会保障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内容，具有普遍性和选择性相结合的特点。

强制储蓄型保障模式是新加坡等国创立的公积金制度，它以雇主与雇员自己为责任主体，通过立法强制雇主与雇员参加公积金制度，并按规定缴纳公积金，存入受保人的个人账户，逐年积累，到受保人退休时再行付给并用于养老等方面的开支，政府只充当一般监督。公积金制度实行到后来，其用途由养老扩展到医疗、住房开支等。公积金制度不是以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其最大缺陷是缺乏互济性，从而使该制度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国家保险模式是苏联创造并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仿效的一种社会保障模式，其特点是社会保障事务完全由国家或通过国营企业等包办，个人不交纳任何保险费。这种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保障模式已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被摒弃。

郑功成认为“中国在摒弃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国家保险模式（它实际上由国家保障制、企业保障制与乡村集体保障制组成）后，经过近20年来的改革正在逐渐形成中的即是一种混合型社会保障制度”[9]。在笔者看来，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世界上独特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二是在城镇，国家对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职工实行苏联式的国家保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被户籍制度长期束缚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谋求职业。这样，实践大大发展了，而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并无多大改变，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实践发展与制度滞后的矛盾相当突出，从而孳生了诸如农民工问题、城市化问题、“三农”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元社会保障模式是中国社会保障的根本特征。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敌对“冷战”中，中国自然“一边倒”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明显不同的一个“中国特色”是，我国人为地建立了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就社会保障制度来说，苏联和东欧国家设计的社会保障是覆盖全民的，农民自然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而我国的特点却是将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在总体上没有社会保障的历史一直持续至今。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32条规定在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当时我国企业职工劳动保障（即社会保险）涉及职工伤残、疾病、生育、年老、死亡等项目及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有关规定，各种保险项目的经费一般由企业和国家提供，个人不缴费。“但是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却没有被纳入保障之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出于迅速建立工业化国家的考虑，有意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实行倾斜政策，即对有工资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营企业职工、大中小学的教师等实行国家保障，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城市居民实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社会救济；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没有充足的国力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保障。”[10]这种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制度安排至今未有根本性地改变。

随着1958年以限制农民迁入城市为主要内容的《户口登记条例》的出台，农民就被人为地固定在农村的土地上。从此，国家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安排，不断地强化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农民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为国家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自身和整个国家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走了约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11]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农民达3000多万人，酿成了举世罕见的大饥荒和大悲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巴蒂亚•森通过对贫困和饥荒的研究认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系统尤为重要。世界上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因为就平均水平来说那里的人是富有的。……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今天美国或英国的失业状况会使很多人挨饿，甚至有可能发展成饥荒。因此，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英国人的平均高收入，也不是美国人的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12]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长期以来，农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农民的生存状况“一概不管”。建国以来，政府对农民不全面的“社会保障”主要有五保供养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产生了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完善于1960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适应集体经济形式的集体保障制度，它规定集体经济必须保障农村农民中无法定抚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五保供养的标准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五保”形式分为集体供养、分散供养、亲友供养、义务供养等，农村实际上一直以分散供养为主。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则以乡统筹村提留的形式保证“五保”供养。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制度，该制度最早源于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合作社。1959年11月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在山西稷县召开，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和山西省高平县开展合作医疗的经验，并决定在全国推广。到1980年，全国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农民看病时实行部分免费。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来，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了严重影响，到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下降到5。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大幅度下降，从1979年的1亿元下降到1992年的3500万元，仅占卫生事业费的0.36，农民人均不足4分钱。[13]到1996年，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7.7，农民人口覆盖面仅为10.1。[1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医疗产业化的推行，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农民看不起病的情况相当普遍，农民“小病靠挨、大病等死”已经成为当前农村一个十分揪心的现象。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靠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没有社会养老保险。城市居民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农民则只有靠自己和儿女养老。“养儿防老”的观念并不是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表现，而是农民缺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养老保险开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同年6月开始在山东省组织试点。1992年1月3日民政部正式颁发《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的制定和颁布，“实现了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从‘0’到‘1’的突破，标志着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5]到2000年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94个地区，2052个县（市、区），32610个乡镇，428889个村，10169个乡镇企业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全国参保人数为6172.3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金积累计额为195.81万人。[16]众所周知，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农村养老保险还处在试点阶段，绝大部分农民还没有基本的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事物”。1995年民政部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在此之前，中国农村只存在对“五保户”的救济。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16.1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0.34。[17]最低生活保障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城市居民，而最需关心和帮助的困难农民群众未被纳入保障范围。浙江省在保障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2001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规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其户籍所在县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村民，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一规定意味着浙江用法律形式将农民纳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范围。以法律形式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规范这在全国尚属首创。据了解，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平均每月180元，农村村民为95元。[18]

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距相当惊人，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总支出的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占17.4，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这其中包括农村五保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近30倍。[19]在当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尊重、保障和实现，是一项任重道远而又相当紧迫的时代任务。

三、和谐社会构建与执政能力建设

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都应当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障权，这是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确认的人权原则。社会保障权属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界定的范畴，它的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行为，因而被称之为积极的权利。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在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上不应“缺位”，应担当起作为社会保障主体的公共职责。

在学术理论界，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则存在诸多的认识误区，有的认为农民有土地保障而不必搞社会保障；有的强调农村人口众多、国家财力不够；有的过分突出福利国家的“福利病”而反对建立全民福利制度，等等。针对这些阻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的种种传统思维和习惯偏见，有的学者对此作了分析和澄清。[20]在反对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北京大学教授陈平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称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是乌托邦式的“洋跃进”。他的理由是：第一，统一社保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行；第二，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第三，违背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潮流，在体制上重演西方和东欧的错误道路。[21]针对这种观点，笔者当时率先作了反驳。[22]陈平先生纯粹从“效率优先”的经济角度看社会保障。但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仅仅追求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否则马克思也没有必要撰写《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也就不可能产生。在笔者看来，反对建立包括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论者，其要害在于权利观念的缺乏和公正意识的淡薄。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是门艺术，尤其是要治理好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没有治国的智慧和能力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后对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深刻认识。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将提高执政能力摆在了世人面前。《决定》还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3]笔者认为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促进公平和正义，既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执政党。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局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习惯于革命党的思维和模式，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接连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和民族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人们又发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也是远远不够的。盲目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缺位，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诱发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社会政策缺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可言……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保护弱势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作用。”[24]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公正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法则，是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安排的价值理念依据。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2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我们必须改变那种忽视社会公正的发展思路。政府是全民政府，既要为市民造福，也要为农民提供福利。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扭曲了政府职能，形成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不正常现象。那种以只计算城镇失业人口而忽视农村失业人口所得出的失业率和以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社会保障成果作为政绩炫耀，对农民来说是不公正的。正确的做法，正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那样，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对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历史性的新要求。

论当代新型农民的培育 第3篇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新型农民;科学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我国有8亿农民,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本文拟基于对新技术革命中科学伦理观的分析,就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新型农民的培育进行探讨。

一、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转型

新技术革命是指以信息工业为主,包括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太空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这是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的又一场技术革命。19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预示着一场新技术革命即将到来。[1]在国际上,有人将新技术革命称为“新的产业革命”或“第三次浪潮”,它引起了当代社会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诸方面的重大变化。

同样,新技术革命不断推动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进而不断促使中国农民的现代性转型。农民的现代性转型即农民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指把农民从传统主义价值观下缺乏文化能力和民主意识及权利观念的工具性的传统人变为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适应的融理性、科学性、制度性于一体的现代人的过程,它至少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三部分内容。新技术革命进程中,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与技术推动农民积极地从事创造性劳动,要求劳动者不是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最终推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新技术革命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信息技术等扩大了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和视界,扩大了其精神劳动领域,促使其生活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于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制度变革必然改变农民的思维方式,提高其民主意识与智力水平,推动其道德进步,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使农民的思维、思想、心理等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2]198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到来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农民的现代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及中国的现实看,农民的现代性转型包括非农化、市民化及农民化三个不同层次的过程,农民化即新型农民的形成过程。

二、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意蕴与新型农民

1.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意蕴及对当代人的发展要求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被自然力和科技装置所代替,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一种从解放人的体力进而到开发人的智力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正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体结构,改变着劳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使劳动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更加复杂化。同时它又影响到当代社会生存的一切方面:生产管理、人的教育、日常生活、文化、道德、心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性质,它在社会的全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都引发了重大变化。

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和尖锐。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所以,在当代,人必须改变自身,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需要。[4]显然,上面的分析清晰地表明了“新技术革命—人—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了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科学伦理观的阐述,科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以“应是”与“是”的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二是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因而“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三是阐述了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5]由于科技作用的二重性,如今人的社会责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了。人的社会责任的不断扩大、人类必须面向未来并对未来负责,这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社会培养和造就出一种新型的人来。

那么,这种新型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必须具有全新的智力结构、品德结构和审美结构,他们意志坚强、发展全面,能够独立地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生产活动,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当前这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上的地位和使命,自觉地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社会共同的崇高的目的和理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才能。概括地说,这种人必须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操的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

但这种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决不能自发地产生。虽然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决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领域,它们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发挥作用,它们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发生作用的性质和程度,总是要受到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以及驾驭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正因为技术的发展始终依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定向性,因此,它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它对社会的进步和人本身的发展所起作用的性质和程度,也不可能是直接的、机械的,而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因素的中介才能实现。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发展得越迅速,它的社会后果受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越强烈。因为科学技术越是飞速发展,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巨大力量为谁服务?为什么目的服务?它们是被用来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是为人类的普遍福利和进步服务,还是为一小部分人的私利服务?不同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体系,决定了对这些问题会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回答,因而也就必然造成不同的社会效应,进而造就出不同类型的人来。关于这一点,当代西方一些杰出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也得出了某些清醒的结论。控制论的创始人N.维纳认为:“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不能从市场的观点,从节省了多少钱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新的可能性……出路只有一条:建立一个以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6]维纳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接触到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社会制约性本质问题。

2.“全面发展的人”与新型农民

“全面发展的人”,具体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就是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按照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我们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做出如下诠释。

首先,要有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观。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的历史过程始终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它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7]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动的创造本质的充分发挥,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丰富性。如果说,人类只有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日益丰富便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动的创造本质的充分发挥的基本前提。人们只有真正能够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自觉而全面地驾驭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们要真正能够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则是以消灭阶级压迫、消除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形成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的关系为前提的。而那种以“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的状况,证明了人不仅不能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相反地人的社会关系却异化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成了支配人自身的一种盲目自发的异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构建过程,农民如果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摆脱物与物的买卖关系对自己社会关系的支配,必然会遏制新技术革命在新农村建设中“善的无限可能性”的发展。

其次,实现人对技术的自觉有效的支配。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就新型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高新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这就可以为广大农民进行系统地学习、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文化素质,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由于智能机器和自动装置的应用给劳动者创造的闲暇时间以及现代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劳动者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广泛和丰富,因而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发展、全面与丰富。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代新技术革命为农民的全面发展、农民创造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为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对技术的有效支配提供了智力基础。

再次,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的价值导向体系。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人的社会责任范围空前扩大起来,只有造就出一种全面发展的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与之相适应。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造就出能够适应和推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的新型农民,需要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即科学的未来观、深刻而广泛的责任观以及全面发展观。这些价值观深刻反映了新型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敢于负责、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只有树立这种价值导向体系,才能培养和造就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也只有这种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才能适应和推动新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并有效遏制新技术革命的负面影响。

最后,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素质。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力越发展,人的因素就越重要。传统观点把道德修养排除在劳动者的素质之外,认为人的道德素质对生产力的发展无关紧要,埋下了轻视道德建设的祸根。事实上,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们的劳动技能、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而且需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技术革命不仅对农民的知识和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农民的道德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调节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为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指引方向,更需要通过道德建设来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8]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9]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特别需要人们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就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来说,农民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已成为阻碍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新的研究成果往往得不到推广,新的经营方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农民有改革开放的观念,需要农民有进取精神,需要给竞争以合法的地位。这些只有在破除某些旧的道德观念,树立起新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

三、按照新技术革命的科学伦理观培育新型农民

1.在市场开放与思想开放中培育新型农民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性。信息化不仅引起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且会引起思想领域的革命。因此,培育新型农民要在市场开放与思想开放中进行,让农民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开放的意识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造就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型农民。同时,开放的意识和广泛的参与必然促进农民的思想解放,使之变革一系列旧观念,建立起与改革开放及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新观念,从而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系统,在思想上成为新型农民。但在培育中要通过创新制度来抵制和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正确引导农民吸取新技术革命的积极成果。

2.在制度的建设与创新中培育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培育制度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制度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新型农民的培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和应用的制度创新相结合,二是与当前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当前我国新型农民培育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主要有相关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教育和培训制度、资金保障制度、考核和评价制度等。同时,也需要创新与农民利益直接相联系的土地制度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借助制度的建立与创新来强化新型农民培育的各种机制。

3.在高新技术的应用实践中培育新型农民

把新型农民培育与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相结合,使新型农民培育真正融入到高新技术的实践中。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特别是生物工程等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和推广,农业产业及其相关产品的科技文化含量越来越高,这不仅为新型农民培育提供了新的文化内容,也为新型农民的造就提出了更高的伦理道德要求。总之,这种方式对新型农民的培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导向、教育、调节作用。

4.以提高农民的精神伦理为重点,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训工作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和精髓应该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民自觉的致富运动,在初期需要中央和各级政府倡导、扶持、示范和带动,但不是包办代替,且政府的这些行动应逐步淡出,否则又会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10]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自觉、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激发其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这样才可能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并且变成农民的自觉行为。当前,中国农民最需要树立的精神伦理是勤劳、自立与合作,这也是创建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的灵魂。而通过系统的农村教育培训工作能较好地提高农民的精神伦理。因此,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养和提高农村人口的基本素质;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直接培养懂技术的新型农民;要完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形成扫除文盲、提高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层次由低到高并相互依存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有效地解决农村成人教育问题,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林兴初,陈晓熊.农民现代化与发展本体的时代性变迁[J].理论与改革,2006(1):6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4]唐凯麟.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1998(5):10.

[5]陈爱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6.

[6]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J].科学资讯,2004(2S):2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8]毕天璋.新技术革命与社会道德建设[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

[9]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A].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9.

当代农民题材油画的多样性 第4篇

油画艺术作为绘画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题材油画作品在内容上比较单一, 总体上表现的是对自然的赞美, 对现实人生的描绘, 表达的是种民族责任感, 自“89美术思潮”以后所呈现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艺术家对人性和生存状态等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种历史的转变是由历史的发展变迁决定的, 也使得社会的发展变革成为推动当代农民题材油画创作出现这种新发展、新变革的强大力量。新时代的到来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在改变农村和农民精神面貌、生活状态的同时, 也改变着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这种改变使得当代农民题材的油画创作具备了进一步前进发展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 也使得在农民题材油画创作中由“单一性”拓展成为当代的“多样性”的新局面。

1. 表现内容上的多样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段深入, 促使艺术家对当代艺术反思的不断深入, 表现当代农民题材的油画与以往的油画作品相比较, 表现内容异彩纷呈。在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 农民的现实生活状态受到冲击, 农民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环境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都市文化的影响, 艺术家把对农民题材的表现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挖掘都市文化中的当代农民题材——农民工题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题材成为乡土现实主义农民题材的替代者, 它只不过是农民题材在当代油画创作中随着社会潮流转变的一种创作题材拓展和延伸, 是新时代下农民形象的又一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进入城市, 仍有一大部分的农民生活在他们所依赖的土地, 包括生活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 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他们更加充满自信与阳光。所有的一切新变化改变的是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 不变的是农民身上所具有朴实、善良、勤劳和真诚的原始形态。如宫立龙的《村长》, 王沂东的《沂蒙山村》, 郑艺的《驰骋的心》等作品表现的是当代农民原始的本土化情趣。而徐唯辛的《工棚》, 刘晓东的《违章》, 忻东旺的《早餐》等作品塑造的则是一群奔波劳碌的农民工群体, 成为当代农民在城市中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像艾轩等当代的艺术家表现的是当代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生活状态。这使艺术家在当代农民题材范围内不断地获得新鲜的表现内容, 不论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给予我心灵上很大的震撼。当代艺术家笔下的农民形象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彩。

2. 表现意识上的多样性

面对当代社会中农民实际生活状态, 随着表现内容的多样化, 艺术家的意识上也呈现多样性。当代艺术家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各种艺术思潮的同时, 仍然能够心如止水地热衷于农民题材的表现, 应该是经过许多的思考之后的选择。不过, 他们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能够适应当代艺术的潮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与艺术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追求。艺术家在个人不懈努力的同时对于西方油画艺术的学习借鉴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与思路, 脱离了以往遵从于一种统一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界定。画面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诉说, 而作品透露出的是高于社会意义和民族意识等基础思想内涵之上的画面形式, 是艺术家通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个人情感精。作品的思想内涵较之从前要弱于画面具有的艺术形式, 艺术家个人的艺术理解和对现实的关注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极强的个人模式和审美倾向。农民已经成为自己艺术诉说的途径和手段, 而作品的目的则已完完全全是个人艺术理解的诠释, 画面本身已从以前的配角变为现在的主角。

3. 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以往的农民题材油画基本上都是以相对写实的手法来处理画面, 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具有现实色彩或民俗审美倾向的。部分艺术家不再满足于愿有的内容和模式, 画面所传达的观念和使用的技巧开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现实主义的绘画模式开始转变, 写实风格则向精神上的写实靠拢, 表现主义变得更加纯粹、主动, 作品的指向性更明确了。现实主义油画中的理想化色彩被减弱, 表现在风格的个性化和表现手法、技法的多样化, 成为艺术家表现新时代农民题材油画的新要求。他们认真思考艺术问题、研究艺术规律, 关注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气氛的营造, 从民族传统和外来艺术中借鉴经验和技巧, 为我所用。画面从以前相对单一的形式风格转变为今天的各种风格的相互交织。不论是作品的画面场景描绘还是人物的塑造手段都变得也越来越丰富。从中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艺术家是在通过塑造典型的农民形象或农民工形象来表达出心灵的真诚与人文的关怀。这种真诚与关怀在不同的艺术家那里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味, 带来了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像尚扬的作品《爷爷的河》, 以及段正渠、段正伟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当代社会环境中一个画家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 强调的是艺术家的批判性立场, 正是在当代农民题材油画创作中不可缺少的。

农民艺术形象在油画中的出现是随着近百年来各个阶层对农民问题关注的出现而出现的, 展示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不同特色, 一直是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城市文明发展强势、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今天, 农民题材油画仍有它不可代替、独具特色的一面, 以多样化的发展形式诠释了中国当代农民的社会现实状态, 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前进, 为更多艺术家所青睐。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绘画艺术中农民的身影越来越多, 而正是这些表现当代艺术家素养和当代农民精神、情感和命运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画的精彩篇章。

参考文献

[1]徐旺《‘容貌’与‘神情’一当代中国油画中的人物形象》《中国油画》2006年第1期.

[2]郑亮《论当下我国油画艺术中农民题材的表现》.苏州大学2007年4月.

当代农民沉郁而浊重的生活行板 第5篇

一

邓宏顺不是乡村温馨宁谧牧歌情调的沉湎者，也不是农民思想弊病与精神痼疾的批判者，而是直面农村生活矛盾与农民命运困境的表现者与忧思者。这是《奇爱》《雄性》《金秋是个梦》《纸篾蓬莱》《啼血杜鹃》中的价值取向，也是《天堂内外》审美表现的基本立场。但与以往作品聚焦具体问题不同，《天堂内外》是在展现农民生活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对当下农村生活的重重矛盾与多样问题全面而深刻的揭示，是为当代农民朴素的生活念想及这种念想无法实现的悲苦而写出的啼血文字。

《天堂内外》近四十万字，由卷序、卷一、卷二、卷三四个部分组成，以宏大结构和开阔时空展开了湘西洪河农村近百年的生活画卷。作品囊括了解放斗争、土地改革、集体化路线、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市场经济大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作品主旨不在回溯历史，而是在于敞开当下。于是，他以改革开放为界标，将这近百年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比照展开。“卷序”高度浓缩地表现了中国农村从民国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而在随后的三卷中，则是以详尽的笔墨全面地表现了21世纪以来农村生活丛生的矛盾与农民命运的黯淡。这里有农村发展与蜕变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抛荒、儿童留守、道德滑坡、市场无序、摊派索要、司法不公、民主缺失、价值混乱等问题，但这一切最终都一股脑地压到了农民本就沉重愁苦的肩头心上，一股脑地堵在了他们本来就曲折逼仄的命运之路上。无论是坚守土地与朴素生活信念的虎子、四喜儿、解放、大和，还是离开土地想进入城市去寻求希望的超美、茶花、秋兰，都无法实现自我的生活念想，都无法摆脱悲剧命运阴霾的笼罩。

在虎子、四喜儿老一代农民的意识中，温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堂”生活，而土地则是这种念想实现的依托与根基。新中国的成立，让虎子和四喜儿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也让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虽然紧接而来的是各种左倾路线带来的巨大灾难，但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又让他们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天堂”的梦想再次在他们满是沧桑的心中萌蘖。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生活与农民观念心理正发生着巨大的蜕变。虎子的子辈们与土地的关系出现了多样的形态，但解放与大和依然是坚守土地的地道农民，安于且乐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无序与混乱的市场，各种腐朽与异化的力量，却一次次让他们的朴素信念，辛苦劳作饱受不公与不幸。市场经济的无序，让他们种的烟叶变为了一捆捆极为低廉的稻草；“洪河农民的日子是结在稻草上的梦”，但黑心肠的种子站贩卖的假种，残酷地打碎了这个至为朴素的梦；在陶金乡长的帮助下，他们种起了早熟高产蔬菜，但短视的基层政府为了捞取部门利益设卡阻拦拉货的车辆，让蔬菜沤烂在了地头；四喜儿拉着自家的木材到市场上去卖，不仅木材被没收，而且还被工作人员非法拘禁；老实巴交的大和去煤矿干最苦最累的挖煤活，但毫无安全生产保障的煤矿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农村困难生活的渊薮是左倾政治路线及基层管理者的横行无忌的话，那么造成当下农民生活的苦难与不幸的则是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泛起的“沉渣”、复发的“痼疾”、新生的“异化”……是假借市场经济大潮而疯狂捞取自我私利的林三、无视农民利益而瞎胡乱搞土政策的张书记，是知法犯法信口雌黄的各级管理人员，是为牟取暴利非法开采国家资源的煤矿老板，是利用政策攫取利益的工程老板……这些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聪明人”、在悄无声息中剥削与榨取了农民的血汗与财富，成为了农民命运的障壁与阻力，更是酿成上述农民种种悲剧的罪恶“黑手”，是他们的功利自私、巧取豪夺伤害了朴素的道德良知，也是他们残酷地破坏了农民在土地上建构“天堂”的念想！

坚守土地者的命运是如此不幸与苦痛，离开土地进城去追逐生活梦想同样是蹇劣而悲辛。在卷序之末与卷一开篇，作品都设置了一个进城与留守的冲突。前者发生在文革与虎子之间，后者则是发生在超美与解放之间。表面看来，这是新老农民在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上的代际矛盾，但从其本质来看，两者并无冲突。一者是以土地为根基去建构自己的理想生活，一者是拒绝农村生活的贫穷与简陋后而向往更为富足多彩的城市。留守土地、进城寻梦，对于更为富足与美好生活的念想是一致的。留守土地，是对土地的真诚信赖；选择进城，是对土地之外世界的憧憬和向往。但超美进城后，并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财富，反而让他失去了作为丈夫的最为基本的权益与尊严；秋兰进城后得了绝症而殒命，生命换来的只是两张数目小得可怜的存折；茶花进城后，虽然吃苦负重，但最终只落得个被人拐卖、遭人强奸、双腿残废的悲惨命运；桂菊、桂兰同样不幸，不仅生活的重负过早地压在了她们的肩头，而且吸毒卖淫等更是将其青春与生命蚀空毁坏；即使像大兰大学毕业，凭借着知识想融入城市，但最终却悲惨地死于酒店之中……与他们相比，文革因是黑头村长的孽种，似乎天生的带有不安分的因子，但他过着的也是一种良心不安、朝不保夕的非常态生活……如果说在乡村之时，富裕斑斓的城市是“天堂”的话，那么进入城市之后，他们所见到的城市却是他们生命中的“梦魇”。因自身条件的局限，也因城市生活的黑暗与腐朽力量的存在，他们虽然付出了远比他人沉重的代价，但同样被阻隔在了“天堂”的门外！

留守土地，进城寻梦，是当下农民生活最为平常不过的生存方式；农民生活也不过是时代壮曲中的再普通不过的音符。但邓宏顺却始终以凝重的目光关注着他们生活的悲辛与命运的不幸，悲怀于他们承载的种种超荷苦难……这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传统忧患精神的再现，是贴近底层、关注民生的现代人文精神的体现，是对于经济大潮汹涌中“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①的深刻而敏锐的艺术观照，更是融入土地与贴心农民时唱出的沉郁而凝重的悲曲……

二

农村生活与农民命运是新文学的基本内容，农民形象的塑造更是新文学的重要价值取向。从闰土、阿Q到立秋、王贵，从小二黑、李有才到朱老忠、盛佑亭，从才才、隋见素到白嘉轩、福贵，新文学以来的农村小说为文学形象长廊提供了一系列农民典型。《天堂内外》在直面农村生活与农民命运的困境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个性情不一、心态各异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整个作品不仅成功塑造了诸多的农民形象，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样丰富的农民形象谱系。

《天堂内外》围绕湘西山地一个叫做洪河的小村，反映了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图卷，但作者详尽叙写的是21世纪初中国农村农民生活的种种念想与艰辛。在这种表现中，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三代农民形象谱系。虎子、四喜儿为第一代农民，解放、大和、超美、文革为第二代农民，桂菊、桂兰、大兰、二兰等则是第三代农民。在这里，虎子、四喜儿的遭际是中国传统农民命运的缩影，他们与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关联。土地，是他们生活梦想的依托、甚至是生命的全部，勤劳善良、本分知足、朴素忠厚是他们永不褪色的本性，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也不管经济大潮如何汹涌，他们总能坚守着土地，坚守着自己朴素的生活信念。第二代农民有了新的变化，解放与大和如同父母一样，坚守着土地，也坚守着朴素的品质与信念。但超美与文革则已经发生了蜕变，他们不满足于土地上微薄的希望，也不安于贫穷与简陋，这无疑是时代语境中正常的表现。在不幸的遭际中，他们身上传统农民的朴素与单纯、忠厚与勤劳的美质日渐褪去，变得游手好闲、复杂阴郁、自私卑劣。但他们依然有着与土地割舍不断的关联，有着传统农民善良单纯、坚忍执著的品质。茶花坚贞不屈，超美秉性不变，即使文革为虎作伥、唯利是图，但提醒秋兰、探望桂兰，对于洪河父老乡亲充满着愧疚与担心，良心也是未曾完全泯灭。作为第三代农民的桂兰、桂菊、大兰、二兰、三兰等，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似乎成了他们人生最为基本的选择。桂菊、桂兰进入城市后吸毒、卖淫，大兰大学毕业返回农村，满心的委屈与哀怨……在他们那里，他们已经无法体会到祖辈们对土地那种深沉而朴素的爱，也无法获得祖辈那种将土地视为依托与港湾的生命体验。人与土地关联正在淡漠，土地正成为新生代农民努力摆脱的遥远而淡漠的背景。这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隐藏在形象背后的叙述者，却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淡而实浓、隐而绵长的忧心与惆怅……

在这一形象谱系中，最为鲜明，也最为感人的形象当属四喜儿。在她身上，有着如大地一般的母性特征，有着如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她如大地一样地承载着多样的苦难与不幸，更如大地一样守望着遥远而朦胧的希望……她出身风尘，却勇敢地跃入虎子怀中，热烈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奇迹般地孕育出新的生命，而且用无我的牺牲守护着自己的家人。为了度过苦难的生活，她敢于抛弃道德观念的束缚，用身体为丈夫和儿子换回救命的口粮。年过花甲，她依然胼手胝足、辛苦劳作。虽屡遭挫折，但并不死板，能宽容地面对儿孙们的进城，能理解进城卖淫的女人。她心思活泛，敢于种植高产蔬菜，变卖木材以应燃眉之急，但始终是勤俭持家、善良为本，永葆着朴素的道德与良知。在超美、秋兰进城打工时，她承担起照顾孙子、耕种土地的重任。辛勤劳动血本无归、老年丧子悲苦欲绝、体衰眼瞎心身枯槁，但她依然用绵薄老弱的双肩与不屈的精神，为孙女学费生活而奔走呼号，为后辈的前途与希望竭尽全力。孤雏老弱相依为命，病残困苦相濡以沫。她身上有一种大地母亲般质朴而单纯却感人至深的真情，她身上有一种超越所有苦难的坚毅精神，更有一种安抚所有不幸消融所有伤痛的博大情怀……“她像一头拉犁的牛”，拖着命运的重轭缓缓向前；她是“一艘被压得沉沉的母船”，在湾多礁险的人生河道上逆流而上……她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沉重命运的缩影，更是大地之母沉浊浑厚朴实而博大的化身……

四喜儿勤劳善良、朴素刚强、仁厚坚毅，但她不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也不是《春桃》中的春桃，她饱尝着人间的不幸与悲惨，但对生活依然抱有着不灭的渴念；她遭遇了超乎常人的辛酸与痛苦，但却并不一味地忍耐，而是有着坚韧的生命意志，也有着朴素民间公义的吁求。无论遇到什么苦难与不幸，她总相信辛勤劳动是最为根本的保障，总相信宽厚富有的洪河土地是她坚实的依托。在她身上真正宝贵的东西，不是虚空的政治理想，也不是所谓的传统道德，更不是甚嚣尘上的知识理性，而是源自底层生活至为朴素的生活信念，是与生活苦难不幸同一性存在的平凡意志：苦难也好，不幸也好，“洪河的日子就像洪河的水总是向前的”。正是这样一种朴素的生活信念，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凡的生命意志，让她获得了抗衡苦难与不公的精神支撑，让她获得了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生命意志，让她相信人世间有着最为朴素的的正义与公理。在对苦难的承担与忍受上，她与《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有着内在的一致，但与福贵、许三观的一味隐忍不同，她有着朴素的抗争精神。当烟叶贱如废纸时，她会决绝地将其烧光以示抗争；当种子站昧着良心让她失收时，她会愤然前去讨个公道；当木材站扣押她自家的木材时，她会拼力反抗忿而咬人；当大和出事后，她会拒绝领取抚恤金来抗议世道的不公；当大兰死因不明时，她会千里上访，求得公道……或许她忍辱含垢、或许她粗糙简单，但这些是底层苦难者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与立场，这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②，是与大地血脉相通且元气充沛的民间精神的根柢，更是人类生生不息浑厚博大绵延不竭的生命源泉……

三

作为生于湘西、长于湘西的乡土作家，邓宏顺是如此深爱着湘西这块土地；作为幼年失怙、饱尝人间冷暖的大地之子，邓宏顺是如此深味着农家的冷暖与艰辛。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中难有悠远明丽的牧歌情调，也少有世外桃源的超然意趣。他总是以严峻的眼光关注着乡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发掘出日常事件中的深藏的矛盾。自然朴素、真诚厚实成了他作品的主调，现实主义也成了他最为基本的创作方法。

《天堂内外》是农民命运的浊重之歌，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作者将先前在《金秋是个梦》《纸篾蓬莱》《雄性》《红魂灵》等作品中所积累的生活认识与审美体验重新纳入到这个作品之中，以更为深浓的忧患情怀、更为开阔的表现视阈和更为成熟的艺术才情进行了新的创造，不仅格局阔大、意蕴丰赡，而且沉郁苍凉，气象深闳。但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无疑是其最为基本也最为根本的内容。打开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着种烟、插秧、割稻、拾粪等劳动场景，有着杀猪、赶鸡、盖房等日常生活细节，有着来自儿时记忆深处的打铁歌、过年歌等儿歌童谣，有着人物交谈对骂时令人亲切的方言土语，更有着农民心理与精神蜕变的精神脉相与心理图景……

现实主义的精神在作品中不仅表现为乡土生活的再现，更是对农村社会演进过程中问题与矛盾的客观直面。《天堂内外》中不仅有着对农村社会生活与重大事件的写实，而且有着透过盛世喧嚣声浪见到农村既有痼疾与新生弊病的清醒；不仅有着真诚再现农民处境不公命运不幸的勇气，也有着为农村前途黯淡与民生不安唱出复杂悲愤心曲的真诚。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作品才会细致入微地表现四喜儿、虎子、大和这样朴素善良、勤劳本分的底层劳动者的辛酸与苦难；才会痛心桂菊、桂兰、秋兰、茶花等农村女孩所遭受的困苦与不幸；才会改变先前在《奇爱》《纸篾蓬莱》《红魂灵》中“怨而不怒”“主文而谲谏”的诗教局限；才会严峻地敞开生活中政治的、司法的、经济的、道德的种种弊病与黑暗，才会将“心灵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3}……也正因如此，《天堂内外》呈现出先前作品所未有的沉郁悲凉、雄浑厚重的史诗气象。

《天堂内外》是严峻深沉的，却常有细腻入微之处；它是雄浑朴素的，却兼具清新隽逸之美。许多细节的叙写，不仅强化了作品现实主义的取向，更有着非同一般的审美表现力和感染力。作品中述及因茶花外出打工大和春忙时写道：“今年要做的稻田比去年多，茶花外出打工，大和忙得不行，晚上躺下来一想，那么多事情等着要做，老感到脚板底下火灼！”“脚板底下火灼”真可谓会心文字，既写出了大和的紧张心理，也写出了大和勤劳的本性，更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朴素而淳真的热络与欢悦。当两只花颈鸟飞落到屋后木材上而让四喜儿想到变卖木材时，她会抓出雪白的米粒感谢鸟儿。而鸟儿不应而高飞时，“四阿婆觉得仿佛是一个帮她做了好事的人不在她家里吃一顿饭一样，她有了些歉疚”。这一细节也可谓神来之笔。她不仅写出了四阿婆那种善良与温厚的本性，更在细微处表现出历经沧桑后的她，对于苍生万物醇厚与朴素的感念与爱意。作品中不但处处有着这种富于质感、会心农民性情心理的细节，更有着描绘山乡风景与风情的优美笔触。可以说，作者一旦写到农村的山野河流、稻子花木时，笔端总是那样的充满温情与诗意；一旦写到耕地插秧、种菜割禾等劳作时，文字总是那样浸润着愉悦与欢欣。春日里，“春菠萝是催春的，它一叫，洪河大地上的青草和胡葱就顶着一头露珠飞快地往上长，一天比一天嫩绿。屋门口的桃花一枝比一枝红大。竹林里的笋子也一天比一天高起来……”秋阳下，“洪河人都在忙碌，晒楼上、屋门口、河滩上，到处都晒满了红的辣椒、黄的苞谷、白的红薯……此时的洪河两岸被秋收涂上的色彩悦目而丰富”这种色彩斑斓的画面，诗意葱茏的文字，不时在文本中出现。它们不仅应自然时序而出，更与人物心情和命运融为一体，成为了《天堂内外》的重要内容，让整个作品在凝重时不乏灵动，深沉时不失优美。

再有，作品虽以现实主义为主调，但却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以开放的眼光积极吸取象征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天堂内外”的命名，村口的樟树，四喜儿那本时隐时现的《房事秘辛》、大和死后虎子在家门口点香烧纸所感受到的如“洪水一样从煤矿方向卷过来”的大风，虎子在梦境中遇见了进城后与樟树展开的对话，虎子病重时“大兰头上有老虎”的谶语式的大叫……或有着象征色彩，或有魔幻意味。这些内容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教条的打破，更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发展，它不仅让作品在表现生活时有着更为丰富多样的手段，更表明邓宏顺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注释：

{1}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2}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3}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巴尔扎克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

当代农民论文 第6篇

1 我国当代失地农民的内涵界定

当前, 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农民, 对于土地有着天然而密切的关系, 部分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成非农业用地是必然的。然而, 农民失去土地后, 既不同于农民又有别于市民, 形成一种边缘群体, 而失地农民就是此种特殊称谓。

失地农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失地农民不仅指本身依法承包了集体土地, 但在征地中失去了部分或者全部承包地的农民, 还包括失去土地的所有的家庭成员;狭义的失地农民仅指因征地而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1】。我们在此以广义上的失地农民为界定。鉴于此, 本文对失地农民简要作出广义概念界定: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中, 依法取得家庭土地经营承包权的农民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而造成土地使用权丧失的边缘群体。

2 我国失地农民现存在问题分析

2.1 失地农民有效利用补偿费的意识欠缺

鉴于现代农民受到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制约, 其土地被征用后所获得的补偿费用无疑是有生以来得到的不菲资金, 然而, 面对这一笔巨款如何合理的使用, 部分失地农民的行为显得缺乏理智, 一方面, 从内心需求上得到满足感, 不再有追求工作的想法, 认为这些资金能够养活自己以及家人, 不用再出去打工受累了, 缺乏从长计议的意识;另一方面, 失地农民在攀比的心理下将补偿费花在买车、买高科技产品、买奢侈品等, 完全没有想到如何将这笔钱用在孩子的教育上, 或者用在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上, 也没有抓住机遇, 把补偿费用于创业。

2.2 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尚不健全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最直接的经济来源, 土地被大量征用后, 农民彻底失去通过从土地上劳动获取产出和收入的生活来源。一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 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致使失地农民没有较多的务工与就业机会, 加之农民的思想观念陈旧, 相对传统, 大量的失地农民不愿成为市民, 继而处于闲置、失业的状态, 尤其对于年龄稍大的失地农民而言, 失去土地后, 只能依靠土地补偿费用, 勉强维持生活, 倘若生病, 生活将会更加艰难。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差别, 相比较于农村而言, 我国城市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比较完善, 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处在起步阶段。当前, 农村养老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 而大病医疗保险等等仅仅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展开, 覆盖面狭窄, 保险金额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农民还不能得到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险【2】。然而, 失地农民丧失了土地使用权, 获得的补偿费用大部分用于满足当前的生活需求, 更别提基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机制亟待完善。

2.3 失地农民心理需要调整

失地农民从农村步入城市后, 其生活环境以及身份发生变化的同时, 他们的心理需要调整。因为失地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是在情感上寻找归宿, 心理上取得认同的过程。失地农民原有的心理背景一旦形成就会很难再改变, 尤其是乡土文化, 不管从行为方式亦或是思想观念上, 失地农民都会深受影响, 进而导致失地农民在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间左右为难;同时, 传统的农业劳动方式和农民的生活习惯同城市现代工业劳动方式和市民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冲突。“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主要根据节气来安排生产, 他们的生活习惯通常表现为时间观念不强, 生活节奏缓慢, 这种心理在农村普遍存在, 而市民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率, 有着较快的生活节奏, 这种差异就使得失地农民产生工作挫折感和心理失落感。总之, 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可概括为:生存危机感、工作挫折感、心理失落感、被歧视感、心理上孤独感、焦虑与无助感、情感压抑等【3】。

3 我国失地农民现存在问题的有效对策探讨

3.1 帮助并引导失地农民有效利用赔偿资金

我国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 其所获得的土地赔偿费用往往是一次性的。农民能否安居乐业, 从根本上来说, 在于如何帮助并引导失地农民有效利用赔偿资金, 为此, 我们可以采取:首先, 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认知教育。可以请金融理财专家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利用资金做一些积极宣传, 提升农民对资金有效利用的意识。其次, 以失地农民自愿为主, 并按照入股的形式, 设立服务型第三产业集团公司, 这样不仅使农民根据股份年底分红,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失地农民就业的问题。最后, 鼓励失地农民抓住商机, 在周边地区开商铺进行自主创业。

3.2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多层次、全方位完善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

一方面, 转变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 帮助其建立全新的就业观念, 鼓励和支持失地农民参加就业培训, 加强其就业技能。失地农民要实现就业, 提升自身素质是前提, 为此, 应注重对失地农民转换就业观念加强教育, 进而改变失地农民在就业过程中的尴尬局面;同时, 政府应建立健全就业培训体系, 加大就业安置力度, 拓宽其就业渠道, 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 完善失地农民医疗、养老保险制度, 不仅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障的顺利接轨, 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其生活保障问题。然而, 鉴于农民收入水平有限, 还不具备建立以个人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 为此, 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要义, 采用政府、村集体和个人三方筹资, 统账结合的模式, 对基本保障资金按比例进行补助, 从而完善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

3.3 帮助失地农民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失地农民心里不适应感对城市化进程有消极的作用, 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失地农民自身三方面共同努力。首先, 政府应通过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失地农民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 并且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其次, 社会媒介应采取各种措施给市民树立失地农民的正面形象, 同时构建和谐的社区文化环境, 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最后, 失地农民自身要在心理上摒弃传统观念, 努力提升自身素质, 不断加强自身技能, 增强自身在新环境中的竞争力。

4 结束语

总之,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 他们失去的不单是土地的使用权, 与土地有关的权利与利益也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失去, 倘若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 势必对和谐安定的社会构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研究失地农民问题, 探讨科学对策, 从而合理地安置失地农民,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成为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包卫兵, 包文兵, 徐培华, 当前失地农民的现状与分析[J].中国发展, 2012, 12 (3) .

[2]沈阳, 王英杰.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探析[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1) .

当代农民画元素在动画设计中的运用 第7篇

一、当代农民画及其特点

农民画是我国特有的绘画种类, 其创作者都为扎根土地上的农民, 他们仅仅凭靠眼睛看到的, 心理感受到的将其表现出来, 农民画在传统的绘画基础上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民间绘画形式, 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逐渐形成了陕西户县、上海金山、河南舞阳以及山东日照等地的农民画乡。

1. 朴实易懂的内容

农民画的内容来自他们熟悉的生活, 题材也很丰富, 如村里的妇女、鱼塘、孩童、田牛, 以及一些生活的场景如农夫摘梨子、染布、池塘养鱼、灶台做饭等都会走进农民画家的画笔。他们多描绘田间劳作丰收, 过年过节氛围场景, 村里村外家庭生活。内容健康且积极向上, 农村乡土气息较浓。画中的人们快乐健康, 勤奋勇敢, 常年在田里劳动, 所以体型都很丰满健硕。即使是妇女也不会看起来纤瘦弱小。

2. 奔放且大胆的色彩渲染

农民画的色彩是作者传达信息的语言符号, 有着极强的装饰性和象征性。大多都以线条加平涂上色, 颜色明亮纯净, 不同于西方绘画中的受自然光线的影响, 也不同于素描中的固有色和环境色的影响。因而农民画因独特的绘画方式和色彩体系而受人们喜爱。

民间画诀“红间黄, 喜煞娘;红间绿, 花簇簇”, “红要红的鲜, 白要白的净, 绿要绿的娇”, 都是发扬农民画中对于原色的运用特点, 配色讲究大胆和谐统一, 较大面积的纯色搭配使用使得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对比感很强烈, 容易产生热闹、丰富、艳丽、喜庆的效果。

3. 构成形式感强

农民画的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 变形夸张。农民画里的造型具有平面性, 既是具象的加工表现又富有艺术想象。较多的采用色彩平涂着色或者勾勒装饰的画法, 这不同于动画中的二维三维, 农民画采用的是平面且平涂的方式而动画虽然追求形式的多样式, 但终归遵循透视的基本规律, 然而, 农民画是打破这一常规的。农民画的构图饱满且着色艳丽, 主体结构进行夸张变形, 具有极强的装饰性效果, 且没有固定的透视规律, 饱满的构图和艳丽明亮的原色效果使得农民画具有欢快喜庆的画面氛围。

二、农民画与动画设计的结合

动画设计形式多样不限风格, 内容广泛, 主要以娱乐放松减压及传达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美好愿望为目的, 以传承中国文化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艺术等为表现内容, 达到教育并间接影响人们行为及思想的目的。

1. 造型的借鉴

艺术来源于现实并高于现实, 农民画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 农民画的造型多是象征性的是平面化的形象, 往往寄托作者生活中的心愿、理想以及追求。农民画中的各种形象都是来源于生活且经过艺术手法上的加工创造, 具有真实性但也不缺乏艺术上的美感, 极具中国传统特色, 尤其是对画中的场景的描绘, 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纹案、生活场景、节日氛围, 无处不传递着中国传统之美。动画中借鉴这种现实且具有艺术性的表现手法, 可结合动画的动以及农民画的静, 以及是对中国传统装饰元素如窗花、剪纸、吉祥纹案神兽等特写, 这其中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含义可以使动画设计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无疑会成为中国动画的一匹黑马。这种效果是极好的, 我有幸对此进行了一次尝试, 用了六幅农民画的不同特色的生活场景作为动画故事发展环境, 并进行一系列的展示创作, 并获得了第二届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动画与多媒体设计类一等奖, 这使我更加坚信当代农民画元素在动画设计中的运用是新颖而独特的。

2. 色彩的参考

在动画设计中, 色彩是很关键的要素, 因为可以通过色彩的艳丽明快抓住观众眼球, 实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而农民画的色彩在选择上采用原色, 且具有独特的搭配体系, 基于人的本能感觉喜爱, 农民画都是高纯度强对比的色彩原则作为其特点, 红与绿的对比则一改传统的给人大俗感觉进而呈现独特、热闹、新颖、艳丽的感觉。此外, 象征性也是色彩的一大特点, 如红色、黄色等作为一种传统高贵地位的象征受古代宫廷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 被视为中国色彩, 红色喜庆大吉大利洪寿延年象征着高贵、吉祥、长寿, 表现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黄色表示富贵, 蓝色代表安逸, 紫色表示典雅, 白色则象征纯净等等, 作者运用色彩的象征性功能和给人的心理暗示作用相结合的方法在绘画中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祈求和愿望。也侧面展现出农村劳动人民的质朴品质和醇厚的乡村文化精神的珍贵。

三、结语

艺术来源于生活, 艺术作品则是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加工再创造的表现结果, 农民画作为中国特色传统绘画形式之一的画种我们有必要将其保护并传承, 中国的农村文化是属于历史时代的产物, 我们在记载农村文化的同时理应看到农民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对于动画设计师来说每每完成一部动画设计都是一个挑战。农民画的色彩及搭配, 构图及表现方式都是很好的创作素材, 运用这些元素能带给观众强烈的熟悉和认同感, 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 这种象征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来说反映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乔丽丽.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试谈中国农民画的艺术特色及其美学价值》来自中国知网.

[2]勒之林.中国民间美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3]张真.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重庆401120.《当代农民画元素在公益海报设计中的运用》理论探讨来自中国知网.

当代农民论文 第8篇

尽管此前也有人坚持认为, “没有缺点的英雄是反现实主义”, 不写缺点英雄就没有性格, 周扬仍然坚持说可以“忽略”英雄人物身上的“某些缺点”, 他说:“为了要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 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 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 这是可以而且是必要的。”还说:英雄不应该有品质的缺陷, “虚伪, 自私, 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 这些都是与英雄人物不相容的[1]。这样, 就以文艺制度的方式将写正面人物、写英雄人物作为量化的标准固定下来了。一时间, 只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成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后来竟然规定英雄人物的“最本质的特征”只有一个, 就是“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2]。20世纪60年代初, 英雄人物的创造 (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创造”或“生产”英雄人物, 而不是“塑造”英雄人物) 更是上升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说英雄人物问题“不是一个次要问题, 而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3]。此后就此展开了大规模讨论。有人认为, “愿不愿意努力塑造革命英雄人物, 是对今天社会热爱与否、感情深浅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如何塑造他所谓的英雄人物, 他有一个标准:“所谓个性”, 只是“阶级性、党性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具体表现”, 英雄人物必须“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 英雄人物必须写成“进攻的性格”, 是“叱咤风云”形象, 否则就是“把光明写成了黑暗的陪衬, 把英雄人物写成了敌人或落后人物的陪衬”[4]。这已经是“文革”“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的先声。

农村新人很快就变成了农民英雄人物。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因为这些人物形象代表了新生力量。当时把这些代表了新生力量、新生势力的农民人物形象称之为“农村新人”。李准于1960年发表《李双双小传》之后曾经写道:他“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 新的性格形成上, 进行一些探索。”[5]即使多年之后, 教育部委托编写的教材, 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6]等, 也还在使用这种标准化的、一致的说法。而“农村新人”里面最突出最有代表性, 也是被鼓励的是那些“农民英雄形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面的和英雄农民形象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老忠、梁生宝、李双双、萧长春等等。作为其对立面的“中间人物”及其反面人物有严志和、梁三老汉、盛佑亭、孙喜旺、赖大嫂、“常有理”、“小腿疼”、“吃不饱”、宋老定、邵顺宝 (《沙桂英》) 、亭面糊 (《山乡巨变》) 、喜旺、糊涂涂、常有理 (《三里湾》) 等等。虽然也属于广义的农民形象, 但是恶霸地主形象在那个文学时代是无法与上述这些人物并列的。从定位的意义上来说, 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中的“异类”, 完全成为了农民的“异物”。他们不仅属于另一个敌对的阵营, 而且越来越被描述或定位为非人类或反人类的力量。

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地位, 除了阶级的区别之外, 还有被描写的量的划分和厘定。“在这个新的时代, 在为人民服务并首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之下, 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求逐渐改变为以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 而且那种企图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主要斗争的史诗式的作品也必然要出现代表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人物, 并以他们为主角或至少以他们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主角, 而不可能只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但是, 这并不等于在全部的文艺创作中就不可以有一些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的作品”[7]。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被拒绝, “安娜·卡列尼娜性格”遭批判[8], 代之而起的是“形象高大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并把这定为“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创造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9]。“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 无论是作家人数, 还是作品数量, 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但是, 这里所说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并不是意味着“乡土小说”。这些“农村小说的艺术经验, 更直接来自‘解放区’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 而与‘乡土小说’, 与沈从文、吴组缃、沙汀、骆宾基等的小说, 显然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乡村的日常生活, 社会风习, 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 或仅作为‘现实斗争’补充和印证”[10]。

当代农民论文 第9篇

关键词：农民,生育观念,性别比失衡

为了减少我国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使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然而,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09年11月1日—2010年10月31日期间, 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21。国际上认为,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一般在103—107之间, 而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 江西、安徽、海南、河南、广东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却高达125以上。其中, 江西省在普查期间出生人口为45 698人, 男婴25 679人, 女婴20 019人,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8.27, 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06个百分点, 位居全国前列。某些农村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30以上, 尤其二胎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40以上, 且有逐渐上升趋势。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此之高对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 要想消除不利因素, 则首先必须对农村生育观念进行调查并找出影响生育观形成的原因, 其次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措施。

本文则是基于此目的, 采用实地调查方法, 以江西省上饶县皂头镇为例对农村生育观念展开调查, 通过对其中20名村民个案访谈的形式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一、江西省上饶县皂头镇村民生育观念现状

皂头镇位于上饶县东南部、丰溪西岸, 地处河谷丘陵。面积43.6平方千米, 人口3.365万人, 辖1个居委会、13个行政村, 有居户6 893户, 户籍人口33 600人。

所谓生育观念, 一般是指人们对生儿育女的态度和观点。通过对村民进行有关生育观念的调查,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人们倾向于“生”。在调查中, 有95%的村民认为, 对他 (她) 们而言, 结了婚就可以生孩子, 而且生孩子是人理所应当经历的过程, 就和到适婚年龄就该结婚一样。除个人特殊原因外 (患不孕不育症等) , 农村不生孩子的家庭几乎很少。一位20出头、徐姓的男村民说, 在农村像他这样年纪的, 家里都开始帮忙找对象了, 结婚后一两年内就会生孩子, 这是自然的事。 (2) 大部分人们有生男孩的性别偏好, 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偏见。调查85%的村民说到有生男孩的意愿, 这些人中有刚结婚的90后、已经生育过但没有男孩的村民。一位女儿已经两岁的肖姓妇女讲, 农村现在男孩还是很值钱的, 虽然娶媳妇的成本越来越高了, 但无论是长辈们、老公、周围邻居骨子里都希望生男孩。 (3) 人们趋向于追求儿女双全的完美主义, 认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最好的结果。调查中一位30多岁林姓的妇女的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理想子女数一男一女。我觉得一男一女最好, 女儿贴心, 儿子养老。生男生女还是有区别的, 人是贪心的, 有女儿就想要儿子, 有儿子就想要女儿。有儿子别人就更看得起, 这种事有时候婆家长辈最在意了, 自己的小叔子生了两个儿子, 公婆就更偏心他们, 帮他们带孩子、出钱出力做房子。”

受这些生育观念的影响, 笔者调查发现该地存在不少不在计划生育范围内的生育现象。这种现象多表现为超生、“两非” (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非法进行终止妊娠) 行为等, 只为添男丁。调查中就发现有过超生经历的村民不止一位, 一位余姓40出头的男村民这样说道:“最理想的子女数就是有儿有女两个。之所以会生这么多胎 (已生5胎) , 就是想要一个儿子。以前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但为了生个儿子以后老了有依靠, 女儿终究要嫁给别人做媳妇。生完大女儿如果第二胎是儿子就不会生的。后来并不像想象中一样, 村里不少人做过B超鉴定后来打胎的, 自己于心不忍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将会对社会发展带来以下问题。

1. 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 一方面, 使男性在寻求配偶时必

定出现竞争激烈的困难局面, 甚至找不到适婚年龄的女性, 迫使男性向低年龄女性人群中找, 男性的平均婚龄向后推迟;另一方面, 使男性未免失婚的情况下要花费更多的经济成本, 对经济贫困的农村男性来说更加难以找到配偶, “不仅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 给人的自身再生产带来严重问题, 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卖淫嫖娼现象增多、多重性关系出现、拐卖人口案件增多等, 形成对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冲击, 威胁传统婚姻家庭与形式。”[1]

2. 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 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不仅使

女性在就业中, 由于男女生理差异的缘故, 处于不利地位, “生活上, 在生育男女和生育数量上都要承受来自于配偶及配偶家人甚至是‘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的压力。无形之中, 她们将自己的位置放低、姿态放低、权力、尊严和人格下移”[2], 有的产生顺从心理, 甚至发生选择性流产这样伤害自身的行为。

3. 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 势必使一部分无法找到配偶的

农村男性无法成立属于自己的家庭, 没有自己的孩子, 在当今以家庭赡养为主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下, 缺乏家庭子女养老, 从而增加农村养老的压力。

二、江西省上饶县皂头镇村民生育观念产生的原因分析

1. 村民重男轻女、好生养、喜齐全的生育观念, 根本上受

长期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男权主义文化影响。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 男性占主导地位, 女性地位卑微, 对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影响重大;其次, 受儒家文化熏陶, 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深入人心, 在农村无法生育子女的家庭承受巨大的心理和其他村民的舆论压力;最后, 在宗法制度下, 家庭成员的多少、家庭的规模对家族在地方的势力的决定有重要作用。调查过程中有位徐姓30多岁的女村民这样说:“想生个男孩, 自古以来生男孩家里都很重视。开始结婚七八年没得生, 我在外面打工从同事介绍的一户生了3个女儿准备偷生男孩的家里捡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儿回家。因为经常听别人说捡个孩子能带来好运, 自己也会生。后来真生了一个女儿, 现在想生个儿子。我的婆家三兄弟个个都生女孩, 都结扎了。家里人的希望全落在我身上。婆婆对于别人辱骂绝孙很是气愤, 大伯二伯也希望能够不再忍受别人的闲言闲语, 只要我生个男孩。自己之前没得生已经受够冷言冷语, 虽说生了女儿更好了一点, 还是希望生个儿子。还是以前好, 孩子多以后长大家庭就有依靠了, 而且也不容易因为人单力薄受欺负了。”

2. 农村经济因素对村民的生育观念也有很大影响。一般

来说, 农村经济比较落后, 教育也欠发达, 虽然我国目前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教育环境, 但还是有很多农村孩子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大多靠干力气活来养活自己和家庭, 这时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显而易见。同时, 一部分农民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涌入城市, 社会在就业选择上对男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偏好, 女性在就业上遭遇歧视。此外, 江西属于中部农业大省, 加上多山、多丘陵的地形, 不适宜大规模的机器操作,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和需求。最后, 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现实情况中无法一蹴而就, 目前家庭赡养仍然是农村社会养老的主要渠道。所以, 儿子实际成为家庭经济和养老的主要承担者。这就是农村家庭都想生男孩以满足现实生活需求的原因所在。一位徐姓老村民的话证实了这一点:“虽然现在政府政策提倡生男生女一样好, 可是现实的农村家庭还是更需要男孩啊。男孩在家可以帮助干农活, 女孩虽说也有这样的, 主要还是体力不行。在外打工也更好找工作, 等父母老了, 还是承担养老责任的主力。女孩除非招婿, 最后都成为别人家的媳妇了, 有心也没力。”

3. 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致使村民在生育观念

的性别选择产生偏好。根据《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妇双方均是农民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在领取《再生一胎生育证》后, 可以再生育一胎:只生育1个女孩的;男方到无兄弟的女方家结婚落户只生育1个子女的, 但女方姐妹有2人以上的, 只能准许1人;一方为独生子女, 且其父亲或者母亲亦无兄弟姐妹, 只生育1个子女的;男方的兄弟均无子女并已丧失生育能力, 只生育1个子女的。其优点是制定政策的目的是好的, 根据江西省当前农村生产力状况和农村家庭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 “在控制人口的前提下体现了人文关怀, 允许生两胎;其不足之处在于客观上形成男女有别的生育指示, 所以在生育第二胎时都是冲着男孩去的, 人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和医学技术、想方设法生男孩”[3]。调查过程中这样的例子不少, 满足二孩政策的家庭, 怀第一胎时都比较轻松, 一般不会去做性别鉴定等措施。头一胎是女儿的, 第二胎都是冲着男孩去的, 这时候父母有压力了, 为了确保生个男孩就会去采取各种手段, 而这些手段不言而喻都是非法的。照此发展, 很多人都这样做。更有甚者不满足两个孩子继续超生、要男孩, 从而性别比就会大大超出正常范围。

4.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为村民的生育观念的实现提供了

可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一大批进口的、国产的B超仪器引进医院, 加上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选择性终止妊娠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到目前为止选择性终止妊娠在我国仍然合法”[3], 为村民实现生男孩的愿望提供了技术和法律的支持。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使用B超等设备进行非法产前胎儿性别鉴定, 但某些拥有该设备的个体医疗机构或个体行医者受自身利益驱使, 使性别选择成为可能, 从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同时, 据笔者调查了解, 进行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成本较低, 费用不到千元, 在村民承受范围内。

5. 政府部门管理上的漏洞也为村民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

继续滋生埋下隐患。一方面, 在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方面仍然延续过去单纯地宣传计划生育内容为主, 很容易使村民感到没有新意, 不能真正领悟“人口控制”和“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重要性, 从而产生行为偏差;另一方面, 对满足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家庭, 特别是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家庭, 理应实施的相关优惠政策不能做到很好的宣传和落实, 也会对有着重男轻女生育观念的村民有影响, 即不能起到很好的弱化作用。调查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一位方姓的中年妇女说, “我家是二女户家庭, 大女儿中考总分加了10分, 大学考上后乡政府发了2 000块。听说以后到了一定年纪, 我们俩老的有养老保险拿, 交社保也比一般人少交一些, 其他有什么优惠政策就不知道了。”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对鼓励措施的并不十分了解, 这使该村民的满意度和对其他村民的激励作用而言可能大打折扣。同时, 由于“非法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隐蔽性极强, 几乎都是暗箱操作、托关系操作, 很难取证, 致使政府部门的严惩打击效果不是十分明显。”[4]这对遏制因不良的生育观念而导致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生育男孩的行为无疑是不利的。

三、改良农村生育观念、解决江西省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措施和建议

1. 要改善农村生育观念, 根本上要提高村民生育知识水

平, 针对这次被调查地育龄男女受教育程度、生育知识普遍不高的具体情况, 该地计生委应联合政府相关的各职能部门多开展形式多样的计生宣传工作, 比如对未婚青年及在校学生要突出青春期健康教育、性道德教育、人口意识教育以及性病爱滋病的预防教育等;对新婚夫妇突出新型生育文化教育、少生优生以及新型家庭的美德教育;对已婚育龄夫妇, 主要以生殖健康、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等内容为主。开展科学生育教育, 转变传统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生育理念。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 改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宣传教育的内容要有针对性、更贴近农民的实际。

2. 当地政府应要提高女性地位, 应坚决反对歧视女性, 倡

议男女平等, 在上学、就业、工作待遇等方面给女性以对待男性平等的条件, 以保障女性权益。首先, “提高女孩入学率, 对‘独女户’或‘双女户’家庭女孩入学提供照顾, 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学杂费全免, 上学期间按月提供生活补助。”[5]其次, 对当地妇女进行技能培训, 使其掌握一定的农业知识和技能, 保证和提高妇女的收入, 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消除女儿无用论。最后, 在村干部等职位上可以适当增加女性数量, 提高当地妇女政治地位。

3.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们将生活追求

从生男孩转移搞好家庭经济条件上来, 从而减少对子女的依赖, 进而推动生育观念转变和生育率下降。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加强经济建设, 加快地区技术革新, 客观上削弱男性的性别优势, 进而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达到优化男女比例的效果。

4. 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健全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落实国家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一方面, 为农村家庭医疗、养老减轻负担;另一方面, 消除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独女户家庭的后顾之忧。对转变村民生育观念,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调整现行的独生子女和农村‘二女户’奖励制度和优待政策, 多渠道兑现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的奖励优待。发挥独生子女和“二女户”父母的养老示范效应。”[3]解决独生子女和“二女户”父母的后顾之忧, 同时发挥其良好的示范作用, 继而影响和转变其他村民的生育观。该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应法律法规认真执行、严格落实农村合作医疗、养老制度和相关奖励措施, 建设服务周到的养老院, 为村民认真遵照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活动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对相关工作的进行建立监督和反馈机构, 确保农民真正受益。

5. 在农村地区提倡招赘婚姻, 改变传统男婚女嫁的嫁娶

形式下女性地位低下、男权文化、生男生女不一样的状况, 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 淡化男性偏好。另外, 招赘婚姻允许孩子随母姓, 可以客观上改变“只有男孩是传后人”的观念。“双女户家庭通过招婿能实现家庭养老和传宗接代, 有儿子的家庭即使作艰苦的准备也可能面临失婚的威胁, 在儿子出赘或‘打光棍’的情况下, 儿子根本无法完成家庭养老和传宗接代, 这一现实冲击了‘养儿防老’等传统村落文化, 逐渐树立了‘宁要两女也不要两男’的生育性别期待。”[6]该地政府可以对进行招赘的女孩家庭实行物质鼓励或精神嘉奖等措施, 以此达到倡导招赘婚姻、淡化男性偏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立文, 余冲.江西省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探究[J].农业考古, 2010, (3) .

[2]王晓燕.西部地区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与对策——基于贵州省长顺县马路乡出生人口的调查分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0, (4) .

[3]李若衡.广东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及影响[J].南方论刊, 2011, (8) .

[5]张延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探讨——以徐州市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10) .

[6]彭德乔, 钟海萁, 杜鹃.贵州省黔南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 2007, (2) .

当代农民论文 第10篇

[关键词]中国油画艺术；农民工形象

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随着这一变迁，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也相应发生改变。中国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思潮涌起巨大的潮流，经历了一个不断展示生机，在批判中蕴涵创造，由于这一变迁，在生活方式与精神想像层面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空间，也为此前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生产力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与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现实基础。

一、农民工的内涵、起因、现状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对于农民工的理解应当是“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或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经济收入平稳提升，对农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出现新情况，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鲜而充足的血液，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外出打工、劳务输出投资少、见效快，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之一。有资料表明，全国每年数千万的农民工带回家的资金有二千多亿元。农民工在工作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从而为地区发展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事实表明，许多农民在打工过程中不仅给家乡带回了资金，也带回了技术、信息和新理念。

二、当代中国油画艺术中农民工形象的表现

1. 农民工形象在当今油画艺术中所占比重。这里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展览样本，取样样本有：一、2000年成都双年展、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第十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展）、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上海艺术博览会。统计结果为：成都双年展中作品为四百三十二件，其中涉及反映农民工作品的二人四件，广州三年展有二件作品，上海双年展画册中有三件作品，第三届上海艺术博览会有五件作品，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中有六件作品，十届美展为十四件作品，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展）作品展有四件作品，以此看来，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在全国性的展览中几乎都出现过，且内容丰富，表现方式多样，艺术形象生动鲜明、具体可感，可见这一题材已经引起了当代油画家们的重视和关注。

2. 反映农民工题材作品分类。生活赋予艺术家强烈的艺术冲动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对农民工日常生活景象的描绘，再现农民工生活状况，成为中国美术史中一个富有感情色彩的部分。就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而言，我概括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描绘农民工生活现实的作品，称为传统现实类。如段建伟《手艺人》（1994年）、忻东旺《诚城》（1995年）、候震《都市新族》（1999年）、陈安健《茶馆系列之一》（2002年）。这些作品大多数以写实方式刻画农民工将要进入或面对充满诱惑的城市的期待。

第二类，以一种幽默而朴素的气氛刻画和强烈的笔触或表现的形式来描绘农民工形象称为边缘写实一“新写实”类。这些绘画少了点古典风格，多了几份调侃幽默的情绪。执著于表现的自由和直率，他们不拘泥于任何章法，喜欢以非常规的视角切入。如：刘小东《违章》（1996年）、《烧耗子》和《观看》、忻东旺《明天多云转晴》、《适变兴奋》（1997年）。这两类作品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加以再现或表现，体现出当下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三、描绘农民工形象作品的特征

1.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描绘农民工形象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对人生的关注、对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强调艺术家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以饱满真情实感的艺术观、美学观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这些作品以写实为原则和科学手法为主强调对现实物象的再现性描写，善于把握时代脉搏，重视生活逻辑、历史逻辑与美学逻辑的统一以及理性批判精神与社会历史使命感的统一，突出艺术作品主题性与情节性，符合大众的审美接受习惯，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2.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人文气息。画家们不但都对当代社会劳动群体一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了关注，这种关注上是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画家们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在揭示他们的生活最普通的一面，以质朴的个性化形式来描写农民工的思想或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农民工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在对农民工形象描绘中最显著的特点表现为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寻求艺术语言的现代性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艺术家表现着本民族文化艺术精神，探索个人精神、民族文化和艺术语言的融合，全新审视着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成果。形式主义不再是画家的唯一目的，而是成为实现艺术价值和思想的手段。

3.鲜明的绘画语言风格和面貌。这几类反映农民工题材的画家的绘画语言己相当成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魅力。王宏剑、刘小东、徐唯辛等都受到过系统的学院训练，主张用理性的精神描绘社会、生活现象，以表达出画家的思考和人文精神。王宏剑的画面层次丰厚饱满，画里主人公多是农民，构图经典、写意。刘小东的作品反映出年青群体精神世界的特点，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母题，这就是当下生存的精神独立。这些尝试都为农民工形象所具有的多样文化内涵和审美效果带来丰富的表现可能。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形式多样化的执著追求，防止了艺术教条和陈旧的社会观念限制绘画艺术的创新。

四、结语

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艺术家们关注作为劳动群体的农民工，表达他们的诉求。令人鼓舞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人文关怀，逐步超越对自身的表达，他们己经做出努力。艺术家正视农民工的存在，肯定他们的尊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美。画家们用艺术的语言将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从城市的背面拉到了正面舞台，认为他们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有功之臣。

参考文献：

[1] 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一艺术教育前沿论丛[M].南京出版社，2006-6.

当代农民论文 第11篇

本文所研究的青年农民的价值观是指年龄在14-30周岁, 户口登记在农村并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对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进行认识、评价、决定取舍时所持有的基本观点。

一.培育当代青年农民新型价值观的必要性

1.由青年农民价值观的现状决定的。

第一, 在多元价值观的环境中, 许多青年农民信仰缺失。在传统的农村习俗中对神灵和宗教的信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青年农民对宗教和神灵多少存在着某种莫名的潜在的关注和敬畏。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青年农民通过科学文化的学习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但是大多数的青年农民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就开始离开学校踏入社会,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对驱除他们心中从小受家庭影响怀有的对神灵和宗教的敬畏情绪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城镇化的进行, 不管是主动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的青年农民工还是被动受到城镇化影响留守农村的青年农民, 都在大众传媒和网络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中接触到很多全球化带来的西方价值观。这些在生活和教育中感受到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在青年农民身上结合为一个矛盾体, 他们无法分辨出对与错、科学与否, 因此在一片茫然中丢失了信仰。

第二, 竞争压力增大, 义利观受到冲击。改革开放之后, 市场化步伐加快, 农民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有些思想观念开放的农村青年以创业者, 农民工以及其他的身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这趟列车, 开始进入到市场之中与其他的市场经济参与者进行竞争。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所有的参与者公平竞争, 脱离了政府保护的农民开始感受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 农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出现, 青年农民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求达到空前的膨胀, 在膨胀的金钱渴求和竞争压力下, 青年农民的义利观受到了冲击, 开始出现义与利的失衡, 重利轻义的现象比比皆是。

2.农村现代化实现的需要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 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必然的推动作用, 对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保持社会稳定能够起到前提性促进功效。

但是“在现实条件下, 要培育新型农民, 实现农村人力资本的最优化, 最主要的就是实现农村劳动者观念的现代化和素质的现代化。”所谓农村劳动者观念的现代化则是指构建新的价值观, 该价值观是正确的, 科学的, 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的, 使其成为农村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的动力, 促进农村现代化有序的进行。

3.由提升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设的高度的需要决定的

关于价值观与文化的关系, 袁贵仁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撰文中指出:“研究价值观, 不能不研究文化。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 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任何一个社会群体, 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 都有群体成员共同拥有和信奉的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个体, 都是文化的产物, 都有自己接受和遵循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任何群体的形成, 都是由于社会个体的文化认同, 由于一种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关系表明, 价值观建设必须立足于文化建设。发展文化, 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良好的文化环境, 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基本前提。”而对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之后, 亦有利于帮助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 提升文化建设的高度。

青年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根据袁贵仁的“发展文化, 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良好的文化环境, 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基本前提”这一观点, 我们要对青年农民价值观进行引导, 构建新型的农民价值观, 需要依赖优秀和良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环境。青年农民新型价值观的构建决定着文化建设的高度, 文化建设的如何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结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青年农民价值观的新内涵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决定中提出要深化农村改革, 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构建新的符合现代农村发展, 新型农民所具备的农民价值观是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的精神动力。那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要构建的符合现代农村发展的青年农民所具备的新型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 政治价值观:平等、民主、法制。培育青年农民以平等、民主、法制等价值理念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是培育青年农民新型价值观的重要方面, 也是新一轮农村建设中的重点。

第二, 经济价值观:科学发展、公平正义。所谓科学发展主要是讲青年农民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如何处理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问题, 而公平正义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的问题。

第三, 文化生活价值观:道德文明、幸福和谐。道德文明, 幸福和谐的新型文化生活价值观主要是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这四个方面来进行概括的。构建道德文明、幸福和谐的新型文化生活价值观要求抛弃传统的落后的一些文化生活上的价值观, 甄别由市场经济衍生出来的一些不符合现实生活实际的文化生活价值观。通过构建道德文明、幸福和谐的新型文化生活价值观来塑造积极、和谐、健康、文明的乡风和民风, 用道德、文明、幸福、和谐等价值理念引领社会风尚, 推动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构成道德文明幸福和谐的文化生活价值观”。

第四, 消费价值观:科学节俭, 合理消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要求引导青年农民科学消费、合理消费、健康消费, 提倡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帮助青年农民有效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广告和时尚制造出来的消费观, 比如暴饮暴食, 大操大办以及一些炫耀性和竞争性的消费。

三、培育现代青年农民价值观念的途径选择

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我们要在遵循青年教育规律的基础上, 对农村青年进行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的教育。同时,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西方的某些观点及当前的各种社会思潮或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使农村青年对西方的某些观点的实质认识得更加清楚。此外, 还要注意融合和吸收西方价值观、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正面、积极、优秀的部分,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农村青年只有经过思想理论教育, 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社会思想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发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方向, 明确是非, 进而“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从而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中。同时, 结合农村实际情况, 我们还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 要注意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 使理论容易理解。

2. 构建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

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大文化体制化改革力度, 同时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线, 提高传播效力, 提升传播内容。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同时, 进一步释放文化主力的创造活力, 通过市场的力量合理、优化的在文化领域配置资本、人力等资源。而更高程度的市场也将有利于文化体制在竞争中自我提升, 自我修正在传播内容上的一些偏离。其次, 在监管层面加强对传播内容的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对输入的文化产品所传递的价值观内容要进行应有的甄别和把关, 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批判的接受。再次, 要创新文化传播形式, 当前我国的文化传播模式同样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旧有的宣传传播模式还未被完全摒弃, 引进的一些媚俗传播心态也在发展, 因此, 我们就需要改进传播方式以更鲜活、生动、健康、向上以及包括青年农民在内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 达到更优的传播效果。

3.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投入, 在农村和青年农民群体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在义务教育阶段, 帮助农村学生通过学习文化和知识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理解中国传统的农民价值观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衍生的现代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 辩证的分析当前的发展形势和自身的需求, 通过新农村建设这个契机大力的开展社会主义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而对于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年农民, 则可以通过在乡村建立文化站, 图书馆, 开办夜校等形式进行,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伴随着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为农民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和学习条件。在这里, 也需要我们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革。改变过去所谓“乡村图书室”、农民夜校仅仅传授农业科技知识的方式, 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提高青年农民的文化素质。而在教育的形式上, 也需要进行变革, 改革过去刻板的教育方式, 探索通过群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 如视频、地方戏等方式潜移默化的达到教育和影响的目的。最终, 通过发展教育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形成新型的农民价值观。

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有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进入城市务工, 随着父辈的脚步加入到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实际上, 正是这样一群常年迁徙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在青年农民的价值观嬗变中具有着最大的标本意义。由于频繁的流动性, 这样一群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教育和引导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此, 笔者建议应从青年农民工流动的两端着手, 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来说, 在农村的一端,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使得即便在农村青年农民也能够得到正确、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在迁徙的另一头———城市,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社区化的方式进行青年农民的价值观教育。由于农民工即便是在城市就业中, 其生活、就业流动性仍然是巨大的, 很多青年农民的工作是短期的、临时性的, 参考如传统工会的组织方式是难以实行有效的管理和教育的。但在一定时间内, 农民工的居住地相对稳定, 可以在社区, 打破已经僵化和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居住于某一社区的进程务工的青年公民及其子女能够享受城市人所拥有的教育资源, 特别是社区内的文化设施, 如社区活动室、文化站、培训班等, 利用城市现有的文化教育资源完成对于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教育。

4. 重建已空心化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 引入青年组织、社会团体加强对青年农民的价值观教育。

改革开放后, 农村地区除了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力改革外, 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也逐步进入到村民自治的模式中, 以村委会等为具体表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务工, 村民自治组织所能发挥的效力实际越来越低下。同时, 农村乡土也逐渐变得只有老人和儿童在生活, 尤其是近年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这些都表明原有的农村社会开始出现空心化、碎片化的趋势即以青年农民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核心力量出走, 农村组织凝聚力涣散, 农民以家庭甚至是个人的方式碎片化的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缺乏凝聚力、向心力的农村社会无疑不利于生活期间的青年农民的价值观塑造。因而, 我们需要重建已有空心化趋势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 提高农村社会对青年农民价值观的影响。

具体来说, 就需要加强村民自治组织, 通过转变管理模式, 创新管理方式等, 真正使村民自治组织发挥其管理农村社会的职能。在这里, 可以利用的力量还包括近年来国家有意识展开的高校学生三下乡、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 利用具备科学文化知识的高校学生群体, 加入到农村社会的管理中, 改变此前仅仅依靠当地有名望的人担任村干部的方式。凭借大学生提供的智力支持, 探索更为有效的农村社会管理方式。同时, 对于青壮年离乡打工的农村社会现实, 农村社会管理组织应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 吸收和参考此前我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对种族中鳏寡孤独的照顾模式, 注意对留守人群的帮助和照顾, 增强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的归属感, 同时, 这种人性化的照顾, 也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青年农民形成向善、感恩等价值观表现。第三, 还应着力加强农村社会村民民主自治的探索, 在权利层面, 加强青年农民对自己身份和农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 恢复淳朴的农村风气, 继承和发扬传统农村价值观体系中好的部分

我们在引导青年农民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的努力中, 还不应该忽略继承和吸收我们传统农村价值观体系中的好的部分, 恢复和发扬淳朴、单纯、有人情味的传统农村社会风气。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 农村社会可以说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 在农村, 乡亲之间有着守望相助、扶贫助困的传统。在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中, 族老、宗祠很大程度上行使了社会管理的职能, 通过宗族内的救济机制和祭祀等增强了农村社会的凝聚力, 也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以古典儒家思想为思想内核的农民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农民们淳朴、善良、坚韧、富有同情心。这一切都不应该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换而舍弃, 而是应该努力继承和发扬的。具体来说,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应结合新农村建设要求, 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塑造的同时, 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公民道德教育在推广过程中, 具体到农村, 也应该意识的吸收传统农村、农民价值观体系中的有益部分, 融入公民道德教育、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中。同时, 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 我们也应该批判的加以利用, 在摒弃其过度商业化的形式和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之外, 对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中的忠厚、仁、恕等进行吸收和继承, 补益青年农民价值观教育。

摘要：在社会转型中, 历史所有的嬗变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所表现出来的只是方向性的指引和趋势的走向。社会转型期, 青年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嬗变, 本文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重点讨论构建新型农民价值观的必要性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培育,青年农民价值观,必要性,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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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烨, 佘欢。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现实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 2009, (6) 。

[3].袁贵仁。关于价值与文化问题[J]。河北学刊, 200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