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应分析范文（精选11篇）
投资效应分析 第1篇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 特别是浦东开发之后, 上海以其独特的城市综合优势, 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省市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凭借其拥有的资本、技术等一揽子资产, 会对东道国地区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就业、进出口活动、政府税收、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但是仅仅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指标, 其产生的影响很难有明确认识。
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的经验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在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投资的问题上, 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Lubitz (1966) 基于加拿大1951~1962年间的季度数据研究TFDI对加拿大资本形成的影响, 结果表明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加拿大3美元资本的形成, 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刺激了加拿大国内投资的增加[1]。Manue1 R·Agosin和Rieardo Mayer (2000) 在UNCTAD的报告中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了一个投资方程, 研究了39个国家1970~1996年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性效应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 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占主要地位的各有10个国家, 就地区格局而言, 亚洲国家普遍是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 而拉丁美洲国家则普遍是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 而在非洲3种效应都存在[2]。Jan Misun等人 (2002) 在Ag.sin模型的基础上把FDI作为外生变量引入到投资模型中, 从而对1990~2000年间流入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FDI与其国内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FDI对波兰的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而对捷克和匈牙利的国内投资则存在“挤入”效应[3]。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一样,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FDI对我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 使用Agosin的总投资方程并利用我国1985~1999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FDI的“挤入”、“挤出”效应, 结果认为FDI从长期 (或从总体上) 对中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4]。陆建军 (2003) 对1987~2001年FDI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在最近的15年间, FDI对国内投资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大多数省份的投资也存在挤入效应, 但在东部沿海省份挤出效应和中性效应则占一定的主导地位;FDI对不同地区投资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减弱的状态[5]。徐颖君 (2006) 利用Fry (1995) 的模型对1990~2004年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从总体上来看,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东部不同省份存在明显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在中部不同省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入效应或效应不确定、不明显;在西部部分省份存在挤出效应, 多数省份效应不明显[6]。
通过文献梳理,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国内外文献大多注重对FDI资本形成效应的实证检验, 而深入分析、阐述其作用机制的文献不多。在FDI对我国资本形成效应的研究方面,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一个大的经济区域范围内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效应的实证研究上, 而专门针对一个市的研究文献却很少。本文试图通过模型和数据的经验研究, 揭示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城市经济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国内投资的效应, 同时进一步挖掘其产生的内部原因。
1 投资计量模型构建
Agosin和Mayer (2000) 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国内投资的方程, 并认为流入东道国的FDI变量外生, 由此推导出总投资与FDI之间的理论关系[7]。投资由许多变量所决定, 外商直接投资是其中的变量之一。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投资的影响, 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等式开始着手, 即一个国家的投资总额等于该国国内投资 (IDOM) 加上外商直接投资 (FDI) :
I=IDOM+FDI (1)
从东道国的角度看,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外生的变量, 因为它的大小主要与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战略等因素紧密相关。对于东道国的国内投资, 作为内生变量, 可以模型化, 即东道国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函数, 其中G为东道国经济增长率。
IDOM=α+β1G (2)
将 (2) 式代入 (1) 式, 可以得到东道国的总投资模型。
I=α+β1G+FDI (3)
(3) 式假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总投资不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性, 也就是说没有挤出效应和引致效应, 即1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转变为东道国总投资中的1美元。对 (3) 式进行深化, 即允许变量FDI前有一个可正可负的系数。
I=α+β1G+β2FDI (4)
从上式可以看出, 若β1>1, 就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总投资产生引致效应, 而β2<1, 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总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再以 (4) 式为基础, 引入时间因素, 加上滞后解释变量, 对其进行扩展, 则有:
I1=α+β1Ft+β2Ft-1+β3Ft-2+β4It-1+β5It-2+β6Gt-1+β7Gt-2+ε (5)
其中I为总投资占GDP的比例;F为FDI占GDP的比例;G为GDP的增长率;α为固定的国家影响;ε为残差项, 通过考察如下长期反应系数来确定在长期内是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
使用Wald约束检验, 如果接受
2 模型经验模拟与比较
采用上海市1981~2006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增长率等相关数据可得到模型中方程 (6) 的一个因变量和6个自变量的数据 (限于篇幅不列出原始数据, 所有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 。采用Eviews软件, 模型的模拟过程如下:
①将7个变量全部采用,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此时, 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良好, F检验显著, 回归系数相对合理, 但部分变量的t检验并不显著。这时,
②滤掉所有的在5%检验水平上不显著的变量, 即保留Ft、It-1和It-2,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此时, 从统计检验可以看出, R2=0.96、修正后的R2=0.95, 说明模型对样本观察值的拟合度良好;F=47.15, 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D-W值为2.24, 则意味着在5%的显著水平下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该分析下的回归系数通过了系数为零的概率小于5%的t检验和F检验。这时,
两种模拟结果均为
在应用Agosin和Mayer建立的模型来实证我国FDI挤入 (挤出) 效应方面, 邵永发 (2004) 的研究结果为
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 利用同一模型的研究结果为
3 模拟结果验证与分析
从上海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 (挤出) 效应分析的结果以及与其他研究结果比较来看, 上海FDI对国内投资的显著挤入效应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下面通过上海FDI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模拟来验证结果的可信程度。建立方程:
I=α+βF (7)
其中, I为上海国内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外商直接投资) , F为上海外商直接投资 (FDI) 。利用1981~2006年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等数据对方程 (7)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3。
得到的方程为:
I=-20.19528747+0.2304834566F (8)
从统计检验可以看出, 修正后的R2=0.93, 说明模型对样本观察值的拟合度良好;F统计量为285.12, 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D-W值为1.15, 则意味着在5%的显著水平下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该分析下, F的回归系数通过了系数为零的概率小于5%的t检验和F检验。方程 (8) 显著成立, 上海国内投资与FDI的关系显著, 且为明显的正相关。很好地验证了前文模拟的结果:上海FDI对总投资 (或国内投资) 的挤入效应十分明显。
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显著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从投资规模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的“滚雪球”效应促进了国内投资增加
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存在规模效应, 由“滚雪球”效应产生的规模效应为国内投资提供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1)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上海的经营活动产生了示范效应, 吸引了其它外资企业的跟进, 如从母国来的供应商或者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与之相关联的外资, 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正效果。当其它外资企业的不断涌入, 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 投资规模不断增大。 (2) 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 上海是承接他们的产业转移, 但是随着这些企业的示范效应的增强和上海投资环境的变化, 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外资也是不断涌入, 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促进了上海相关的配套投资。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 提供了新的产业平台, 为国内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7]。
3.2 从投资结构来看, 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企业已经存在的领域或者将要进入的领域相比, 外国子公司将新产品和新服务引进国内市场, 更有可能对资本形成产生有利的影响。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外国资金的进入, 国内不会投资这些行业, 当然也不存在竞争。相反, 国外资金的进入开辟了新领域, 推动了国内相关企业的投资和产业发展。90年代以前, 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领域所占比重较大, 第三产业相对较少, 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对于第三产业的投资。从总体上看, 90年代以后上海的投资前期以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 后期房地产投资逐步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领域基本处于互补状态。
国内投资的重点是钢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业, 以及连锁业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配送以及公共商业设施等。而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从一般制造业项目向高新技术项目转移, 同时以总部和研发中心建设为主体, 2000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截止2004年底, 经上海市政府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86家, 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项目累计分别达到105家和140家。投资主要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为主, 除了IT制造业、汽车、金融、旅游、房地产等之外, 设立了一批担保、会展、综合性医院、金融、贸易等服务外资项目[8]。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上海发展了合同供应商或销售商, 与上海企业建立了前向与后向的关联, 为上海的关联企业提供了稳定的长期市场和相关的技术信息, 促进了上海企业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从整体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4 相关建议
通过研究, 我们得出了上海FDI对总投资 (或国内投资) 的挤入效应十分明显的结论。因此, 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 应该继续加大对FDI的引进, 同时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 合理选择贸易伙伴, 优化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 鼓励并扩大来自发达国家和先进工业化国家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份额, 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同时, 优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 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在招商引资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加强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前后向的联系, 争取在全球化的价值链中取得更为主动和有利的位置, 并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 特别是要完善外商投资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法律, 规范市场秩序, 完善税收制度, 减轻外商企业的不合理负担。
参考文献
[1].Lubtiz, Raymond.The United States Direct Investmentin Canada and Canadian Capital Formation, 1950-1962.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6.
[2].Agosin M R, R Mayer.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Dis-cussion Paper]No.146, UNCTAD, Geneva, 2000
[3].Jan Misun.Vladimir Tomsik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rowd In or Crowd Out Domestic Investment?2002, 6 (4) :38~56
[4].杨柳勇, 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 2002, (3) :6~8
[5].陆建军.FDI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03, (9) :36~40
[6].徐颖君.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入还是挤出?[J].国际贸易问题, 2006, (8) :89~95
[7].陈晓玲, 陈蓉.广东、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原因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2, (7)
投资效应分析 第2篇
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允许境内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汇开立B股帐户，交易B股股票。低迷不振近8年的B股市场由此迎来了今天的火爆场面，但这一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是深远的，其影响决非仅仅限于B股市场，以下就此做出简要分析。
一、对B股二级市场的影响
B股市场在向国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前股票数量仅有114只，市值不足63亿美元，平均市盈率沪市19倍左右，深市则仅为11倍。而B股潜在的资金供给(目前国内可统计的外币个人存款)约790亿美元，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约为52倍，巨大的资金供给和A、B股价差效应推动了B股市场的上升行情。2月28日复盘后出现连续5个交易日的无量涨停，经过两个交易日的短暂调整后，B股市场再续升势，至3月23日沪市B指涨幅已逾80%，深市则超过160%。
由A、B股两个市场不仅仍然存在交易币种的巨大差异，其投资主体亦不相同，B股市场的复活、流通性的提高会再度吸引一部分外资入市，但这部分资金预计以港、台资金为主，美、英等国的侧重于中长线理性投资的基金机构大幅度介入的可能性较小。由于受到人民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项目仍然不能够自由兑换等因素的影响，A、B股自然在短期内(5--)难以合并，因而可以判断经过此轮行情过后A、B股价格仍然不会并轨，我们认为对于同时公开发行A、B股的上市公司，预计其B股价格至多为A股股价目的70%。若以B股市场达到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的70%计算(36倍)，沪市B指在此波行情的上涨幅度最高可达90%，深市B指可达220%，也就是说目前沪市B指继续上扬的可能性不大，而深市B指仍有一定的上涨空间(最高可达2800点)。
以上是在既有的市场规模和潜在的资金供给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断，并未考虑到未来B股市场大幅扩容的情况。我们认为，B股市场的潜在入市资金仍是有限的，即国内个人外币存款中不会有太高的比例入市，而20倍以上的二级市场市盈率对众多的拟发行企业已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若大量的符合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入市筹资，则将会对二级市场构成较大的压力。
目前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约为52倍，人民币当前的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为1.8%，而美元利率为5%，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B股市场的市盈率将在20倍左右。在预期A、B股未来最终将合并的效应下，同时若A股市场不出现大的震荡的情况下，可以预计，B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将在20倍到36倍之间。
二、对B股一级市场的影响
由于深沪B股的二级市场市盈率均已升至20倍以上，而一些绩优股如粤电力B市盈率也近20倍，市场筹资功能再度显现。但由于含B股的上市公司A股市场筹资的渠道已打开，A股的发行市盈率将更高，因而有条件增发A股的B股上市公司仍然会选择发行A股。不过由于增资发行B股和前一次发行A股之间的间隔时间可以少于12个月，因而增发B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仍将为部分上市公司所采用。
而通过发行B股实现上市也已向企业完全放开，不受所有制的限制，只是以前受制于二级市场低迷。根据6月下发的《关于企业发行B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申请发行B股的企业：可以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原则上应为已经设立并规范运作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符合《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所列条件，能够适应国际投资者的要求，成熟一家，发行一家。因而在市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些不能够顺利发行A股的企业也还会选择通过发行B股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何况对不少外资企业来说，发行B股可以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因而可以判断，B股一级市场将再度启动，上市企业可能主要是外资企业、前期做了发行B股部分准备工作的企业以及受到某些限制无缘进入A股市场的企业，但一级市场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繁荣目前仍难以预料。因为一旦B股市场的扩容开始，特别是大规模、频繁的B股发行，将对B股二级市场行情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甚至再度低迷，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一级市场的活跃。
三、对A股市场的影响
B股二级市场的活跃对A股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B指走高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两市综指，有助于塑造大盘稳定上扬的态势。这一点已经体现出来，但由于B股市值与A股上市公司市值相比比重太小，总体影响有限。
二是B股市场的活跃有可能吸引一部分A股市场的资金换汇后进入B股市场，从而影响到A股市场的资金供给。但由于B股市场复盘后连续无量上涨，加之根据主管部门的规定，2月19日后存入的外汇在6月1日后方可入市，因而对B股停牌前未进入市场的投资者而言机会不多，加之A、B股在5年内并无合并的可能，因而B股市场对大多数投资者吸引力不大，对A股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限。当然若B股市场以后进行大规模扩容，则B股二级市场仍维持较低的市盈率，由此可能会继续吸引一批A股市场资金进入B股市场，对A股市场的影响则较大。
三是有利于推动带B股的A股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开展和二级市场股价的活跃。由于B股市场的长期低迷，带B股的A股公司股价往往也难有好的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不善急需资产重组扭转局面的部分上市公司卖壳、重组等行为的进行。而B股股价的大幅上扬，无异于为这部分公司拓宽了筹资渠道，增加了带B股公司壳资源的吸引力，从而有利于其A股交易的活跃。
四、对B股发行方式的影响
随着B股市场投资主体的变化，相关的市场规则可能也要随之作出调整，目前来看其突出的一点即是在B股的发行方式上。B股无论是新发或是上市后的增资发行，目前采用的均是私募的发行方式，这种发行方式是与由其原投资主体为海外资金所决定的。而市场向国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二级市场市盈率大幅提高，当然也由于该市场目前的资金多数来源于国内，继续采用这种发行方式就值得探讨了。
一般来说，私募发行的对象是资金量大的机构投资者，而公开招股方式面向的则是资金量不等的公众投资者，当然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机构。在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其投资主体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也使得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不大，因而采用私募的发行方式，不影响市场的公平性。B股市场在向国内个人投资者开放以后，市场的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境内个人资金，来自境外以理性投资为主的大机构的资金预计将仅占有较小的比重，而若继续采取私募的发行方式，这些入市资金量有限的境外机构的理性投资行为将使得B股的发行价格偏低，上市流通后必将有一个较大的涨幅。因而若继续采取私募，将会出现境外机构以低价向境内发行企业购买新股，再在市场上以高价转售给国内投资者的现象。
为保证市场的公平和效率，企业在首次发行B股时，有必要引入A股市场上通行的网上公开招股与网下配售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网下配售面向的是境外部分机构投资者，而上网公开招股则面向其它投资者。在继续应用&quo
t;超额配售权“的同时，引入回拨机制，探索兼具公平和效率，并符合国际规范的发行方式。
五、对市场监管的影响
B股市场设立之初的本意是成为国内企业筹集外资的渠道，海外资金投资中国的窗口，但在国内企业可通过H股市场筹资、B股市场向国内投资者开放的`情况下，B股市场的定位有必要进行调整，即B股市场应成为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窗口，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规范化的证券市场的”试验田“。具体而言：
一，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方面，B股市场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同台”竞技“的场所，在如何防止境外游资冲击上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操作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境外资金面前，境内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操作手法都将面临考验。特别是随着B股市场规模的扩张，会吸引更多的境外投资性资金、投机性游资，甚至少数带有政治目的的资金介入B股市场，市场濒繁出现大幅波动的机会上升，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政策稳定、保护这个市场，对监管部门而言可能是即将面临的课题。
二，在市场规范方面，如何避免A股市场上的投机风气传染给B股市场。目前A股市场上机构大户操纵股市、内幕交易、假重组、上市公司虚假或不及时披露信息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境内个人投资者成为B股市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B股市场能否避免成为第二个A股市场，为国内资本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探索经验，应当成为其重要功能。因而有关部门应以更严格的、符合国际规范的标准监管B股市场，在违规市场行为面前”该出手时就出手"，争取实现先规范后发展，走一条和A股市场不同的道路。
六、对外汇管理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分析 第3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就业;就业挤出
引言
就业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国内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从而导致许多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尽管由于我国统计上的缺陷,无法通过确切的数据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并购国内企业释放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也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国内企业减少了多少就业人员以及国内企业停产或倒闭排挤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但是这种释放和排挤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数量也是较大的。
一、我国区域城镇就业类型变化统计分析
下面我们通过对1993-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四大地区的就业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看是否能近似地描述和说明FDI对中国各地区就业的挤出效应。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按登记注册类型的职工人数与按城乡分就业人数统计的城镇就业人数不一致,在统计年鉴中是按不同标准统计的。本文采用按登记注册类型统计的职工人数来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计算。
1.东部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人数变化
为了清晰地描述15年来东部地区就业的变化,根据表1、图1,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1993-1997年间,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东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是增加的,由1993年的5986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6572万人,增长了9.79%;1998-2002年则是下降的,2002年较1997年减少了267万人;2003年之后则呈现上升趋势,2007年比1997年增加了2744.4万人,增长了41.76%,比1993年增加了3330.4万人,增长了55.64%,职工人数的这种变化是与东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相一致的,1993-1997年 和2003-2007年这两个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2)分登记注册类型来看,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总体呈下降态势,分阶段看,1997年之前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变化不大,1994、1995、1996年比1993年还略有增加,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国有单位还是东部地区主要吸納劳动力的单位形式。1998年后东部地区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不断减少,尤其是1998年较1997年减少了607万人,减少了15.66%,这可能与中国1996年后在城市国有企业中全面推行劳动人事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有关,1996年后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分流,FDI大量流入与国有企业竞争的行业,再加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使得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不断减少。到2007年东部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较1993年减少了1713.2万人,减少了 44.68%。这其中不乏外商投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就业挤出因素。
(3)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1993-2007年间减少了1075.1万人,减少了79.76%,这可能与城镇集体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敌民营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人数则由1993年的229.24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83.2万人,增长了4.60倍;其他形式的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和个体)同期职工人数也是不断增加的,由1993年的574.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639.5万人,增长了8.81倍;同期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合计减少了2788.3万人。2788.3万职工人数的减少不能完全说是由外商并购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FDI企业对东部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由外商并购以及外商对东部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这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进入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增多,这些高技术水平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与之相比,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营销能力等都比较低。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内企业处于劣势,导致FDI我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一些国内企业倒闭,职工失业。由于FDI集聚在东部,造成FDI存量对我国就业的负面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因此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正视这种情况。
2.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人数变化
现在来分析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993-2007年城镇按注册登记类型划分的职工人数变化情况,这里选择有代表性的年份来分析,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1)中部地区1993-2007年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由2659万人减为1502.2万人,减少了1156.8万人,减少了43.51%;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人数由761.9万人减少至202.7万人,减少了559.2万人,2007年较1993年合计减少了73.40%,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和城镇集体人数合计减少了1716万人;而外资单位职工人数在中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所占比例偏低,尽管从1993年的22.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01.27万人,增长了3.48倍,所占中部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职工人数1993年的比例0.60%,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为2.52%,但从全国来看中部地区1993-2007年之间,在FDI企业的就业总人数1993年占当年全国FDI企业就业人数的7.84%,2007年,占全国FDI企业就业的6.76%,下降了1.08%。1993-2007年间,在其他形式单位就业的人数从1993年的298.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210.6万人,增加了6.41倍。
(2)西部地区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由1993年的2720万人减少为2007年的1737.7万人,减少了982.3万人,减少了36.11%;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由1993年的609万人减为2007年的131.6万人,减少了477.4万人,较少了17.55%,西部地区这两项合计职工人数减少了1459.7万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减少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少,与中部地区相差不大,这和西部地区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点有关。而西部地区外资单位的职工人数1993年为17.8万人,占当年西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的0.49%,2007年为44.6万人,增长了1.51倍,占当年的1.06%,就全国总体来看,1993年西部地区外资单位的人数占全国的6.18%, 2007年占全国比重的3%,下降了3.18%。
(3)东北地区在1993年-2007年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993年的1706.1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786.9万人,减少了919.2万人,减少了53.88%;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由1993年的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84.4万人,减少了589.9万人,减少了87.48%,国有和城镇集体职工人数合计减少了1509.1万人。而外资单位职工人数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所占比例偏低,尽管从1993年的18.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67.3万人,增长了2.62倍,所占东北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职工人数1993年的比例0.71%,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为3.33%,但从全国来看中部地区1993-2007年之间,在FDI企业的就业总人数1993年占当年全国FDI企业就业人数的6.45%,2007年,占全国FDI企业就业的4.50%,下降了1.95%。1993-2007年间,在其他形式单位就业的人数从1993年的218.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084.8万人,增加了3.96倍。
二、小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就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由于85%以上的FDI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FDI就业创造效应主要也是在东部地区有所体现,FDI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微乎其微。对东部地区来说,FDI在拉动就业增长中作用明显,在国有资本对就业拉动逐渐削弱的情况下,FDI和民间资本日益成为拉动地区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来讲,在FDI和民间资本对就业拉动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国有资本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来讲,今后在增加和扩大就业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之间的关系,确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在增加和扩大就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内资积累、强化内资增加就业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为辅,以国内投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
中国投资的时滞效应分析 第4篇
在理论经济学方面, 投资是指购买 (和因此生产) 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实例包括了修造铁路, 或工厂, 清洁土地, 或让自己读大学。严格地讲, 在公式GDP=C+I+G+NX里投资也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一部分。投资, 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命脉中重要的一环, 它的存在更通过乘数效应成倍地放大出来。然而事实上, 同货币政策一样, 投资的成效往往不能在当期得到体现, 而需要通过时间的推移来逐步发挥作用, 因而具有很强的时滞性。所以从现实意义上讲, 一年期的GDP不能仅仅看成是当期的投资额I的影响, 更具有前期的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进行的:一是通过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二是通过投资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推动经济增长;三是通过投资促使知识存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投资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一方面, 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的应用都必须通过某些投资活动来体现, 它是技术与经济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 技术本身也是一种投资的结果。任何一项技术成果都是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和资源等的产物, 新的技术开发和应用都离不开投资活动。
一、模型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直接选取了1980—2010年中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研究对象, 从中经网上得到表1:
(单位:亿元)
对上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其结果表明此序列不是平稳的。通过验证可以发现, 该序列为2阶单整。
二、模型的理论依据
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所以本文应当采用时间序列的采取方法来进行处理, 本文选用了Box-Jenkins方法, 确定ARMA模型。
Box-Jenkins方法在应用中的常见模型形式为: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Autoregressive MovingAverage Model, 简记ARMA) :若时间序列yt为它的当前与前期的误差和随机项, 以及它的前期值的线性函数:
则称该时间序列yt为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记为ARMA (p, q) 。参数φ1, …, φp为待估自回归参数, θ1, …, θq为待估移动平均参数, 残差μt为白噪声序列。显然, AR (p) 模型和MA (q) 模型都是ARMA (p, q) 模型的特例。Box-Jenkins模型要求时间序列为平稳序列, 而实际应用中时间序列往往表现为长期趋势, 季节变动、循环变动的非平稳数列, 这时可通过差分法反复差分以消除其趋势, 于是上述ARMA (p, q) 又经常以自回归移动求积平均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简记ARIMA) 的形式加以标记。其模型符号为ARMA (p, d, q) , p代表自回归阶数, d表示对非平稳数列进行差分处理的次数, q代表移动平均的阶数。
三、模型的建立
假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变量定义为I,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 建立变量I的Δ2I的序列相关图, 得到如下所示根据Δ2I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可以判断MA的阶数结尾于6阶, 偏自相关系数结尾于2阶 (确定AR的阶数P=2) 。因此, 建立ARMA模型如下:
由上可以看出, 在滞后二期项的T检验不通过, 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Δ2 I (t-1) 与Δ2 I (t-2) 之间存在着共线性导致滞后一期的检验不显著。由相关分析矩阵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83, 因而两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共线性。
于是在剔除Δ2 I (t-2) 后, 模型得到其他各个参数的统计检验, 经济意义检验以及计量经济学检验均通过。通过分析其残差图像以及DW值为1.89可知此时, 该模型确实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 该模型的最终形式可以写成:
该模型表明, 投资年度增量的增量主要由一年期的此类投资增量的增量影响, 并且前六年的投资效用也促成了今天投资的增长规模。而根据计量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 前六年的投资情况符号呈现正负之间交错性的变化, 这是因为投资存在着“乘数—加速度”原理, 这也是对投资效应时滞性进一步的阐明和证实。近年来, 中国经济出现了短期的增长放缓, 投资也出现了较大波动, 除了受经济周期的制约外, 投资的时滞效应也是功不可没。
摘要：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框架, 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事实上, 投资的成效往往不能在当期得到体现, 而需要通过时间的推移来逐步发挥作用, 因而具有很强的时滞性。通过基于Box-Jenkins方法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 对中国1980—2010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序列进行建模分析, 验证该序列的时间序列特性, 研究并选择了序列的最佳AR还是ARMA模型, 从而确定中国投资的具体对经济的影响形式。
关键词：投资,时间序列,ARMA模型
参考文献
[1]何书元.应用时间序列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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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投资效应分析 第5篇
从下半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全球股市持续低迷，导致全球创业投资迅速下滑。中国市场也同样遭受波及，从20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创业投资案例数下滑达到60-70%，季度投资金额也降低了50%以上。但是，从行业投资的方向来看，传统行业投资下滑最为严重，而受“口红效应”影响的产业却依然一枝独秀。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网络游戏、传媒、娱乐与休闲等行业的投资案例数非但没有消减，反而却有上升的趋势。
所谓“口红效应”，是指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在美国，每当在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经济危机之下，消费者的购物心理和消费行为等都发生了变化，普通消费者个个都变成了砍价高手，经济危机也使得如口红这类的廉价化妆品和文化类的产品出现了大卖。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首次提出“口红效应”经济理论。
最近“口红效应”的案例是，自6月24日美国大片《变形金刚2》全球放映开始，短短的5天内就创造了2亿4000万美元的票房，历史上仅次于《蝙蝠侠：暗黑骑士》。在中国，《变形金刚2》也同样创造了5天1.5亿的票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取得如此成就，可以说“口红效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研究表明，“口红效应”对廉价消费品和文化娱乐产品的影响最大。在互联网大发展的状况下，网络游戏业、电子商务和电影、娱乐休闲业将受到较明显的影响。人们在对购买大件商品，如房子、汽车和外出旅游的需求受到抑制之后，对于从网上购买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希望获得更多精神上的安慰。而这些正是创业投资正在追逐的方向。
一、“口红效应”影响之电子商务
从年年中至今，电子商务，尤其是B2C电子商务在国内受到追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家公司是京东商城和凡客诚品。这两家公司都是电子商城模式，力图打造电器行业和男装行业的互联网渠道。京东商城2008年的销售收入13.2亿元，是上一年的4倍，今年的销售目标是40亿，虽然目前仍旧没有盈利，但却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电子商务公司。凡客诚品略有不同，虽然是低价的商务男装，但是从一季度起就有传言已经盈利，也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公司之一。
目前，B2C电子商务是投资人追逐最热门的行业，只要有好的团队和好的产品，有一定的销售规模，融资的难度不大。
二、“口红效应”影响之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一直是中国最热门，最容易赚钱的行业之一。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网络游戏行业非但没有出现下滑，反而出现了行业的大幅增长，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运营商销售收入规模超过了18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2%，
今年一季度，搜狐畅游公司逆市上市，为中国企业登陆纳斯达克破冰。易观国际分析显示，20第1季度中国网络游戏市场收入规模达55.14亿元，环比增长达8.3%。
网络游戏行业的增长主要靠用户推动，随着中国网民数突破3亿大关，网络游戏成为网民最常使用的网络服务之一。由于网络游戏对于用户有着缓解精神压力的作用，因此，也被称为是“口红效应”所能影响的新行业。从2008年6月份以来，网络游戏方面的投资在TMT行业中最为活跃。
网络游戏从开始就被认为出现泡沫，但是至今为止，网络游戏行业却是最赚钱的行业。清科分析，网络游戏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一方面网络游戏有着非常清晰的盈利模式，包括因时间付费和道具付费等模式;另一方面网络游戏的粘性较高，用户不易流失;再一方面，网络游戏平台化的趋势比较明显;第四，是网络游戏产品的创新较为丰富，可选择的项目较多。
但是，网络游戏企业融资同样存在很高的门槛，主要是游戏产品的可玩性、经营团队的开发经验以及平台渠道的丰富性。
三、“口红效应”影响之传媒娱乐业
《变形金刚2》的发行方这回乐开了眼，中影集团从这部影片的发行上至少获利在5000万元以上。也因此，被认为不会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传媒娱乐业，成为创业投资的香饽饽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权威机构研究表明，传媒娱乐业的上下游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基本不大，是非常坚挺的行业。但是，一季度美国的报业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潮，分析称，报业倒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告主将有限的广告费用大部分投向了网络媒体。
年即将过半，在全球经济萧条的环境下，上半年中国电影逆势飘红，在主流院线上映的80多部影片赢得约23亿元人民币票房，持续6年高速增长，下半年也许仍将这个趋势。中国电影行业投资机会巨大，但是因为电影业的特殊性，一次性投资大、回收期长、成功与否的风险较大，且对剧本的依赖性非常强，所以内容生产投融资一直不发达。但是，与电影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却正是进入的好时机，比如影片发行业、植入广告商、院线广告运营商、票务运营商以及电影副产品运营商。保利博纳获得二轮融资就意味着发行业被创业投资看好。
休闲娱乐方面，动画制作为VC所看好，但是，动画产业在中国的产业链并不完善，并且销售价格和播放渠道受限，加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国外动画对市场的冲击，动画产业并没有完全爆发。
传统媒体方面，中国的多家出版传媒集团正酝酿上市计划，其中包括湖南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及河南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报业集团方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等数家报业集团也正在酝酿上市融资，投资机会显现。但是，由于中国出版传媒集团产权都属于国有，因此，投资并购并不活跃，存在一定的风险。不过，随着中国出版传媒行业改革的深化，这个行业仍将是投资商看好的行业。
投资效应分析 第6篇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是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全面经济效应,也包括其主体跨国企业所取得的经营成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可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已经对国内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进步的促进、国内产品出口的带动、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国内资源优化等五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邓宁就已经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投资国产业调整”的观点,国际投资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同时,也为国内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让出了资源,从而使我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使国内剩余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现阶段,我国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自行车等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如不能及时调整,会使我国现有资产存量的收益下降,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通过对外投资,将这些已失去的或正在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要素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延续这部分资产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为国内产业的调整、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近年来,我国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在境外设厂。以彩电业为例,厦华在德国和法国设有两个加工厂,海信在意大利、法国设有工厂,长虹、创维、海尔、TCL集团等也在墨西哥、俄罗斯、匈牙利、捷克、波兰、比利时等国建立众多的海外彩电生产基地和合资公司。截至2007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就达到800多家,在境外形成了1700万台家用电器、260万辆摩托车、140万辆自行车、55万个棉纺锭、1.1亿件服装、4000万双鞋的生产能力,促使国内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面对全球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要尽快形成一批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成本和质量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和增强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目前,我国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在国外经济发达的地区设立研发机构,通过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技术积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例如 TCL 在美国洛杉矶独资设立研究机构;科龙在日本神户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小天鹅在美国和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研究机构;海信在美国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上海贝尔与比利时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华为,它的国际化发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为止,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这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可以将从当地获得的技术信息高效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整个企业掌握世界领先技术和国际市场动态,从而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当代国际实践表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难以获得先进技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捷径。尤其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输出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所以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大部分都是已标准化的技术。我国想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到发达国家兼并或收购科技型公司,特别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可以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一批有实力的跨国经营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例如,浙江的华立集团通过收购飞利浦CDMA移动通讯部门,获得了飞利浦公司CDMA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成果、研发设备、研发工具和一大批有经验的研发人员,一跃成为国内IT领域首家掌握芯片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上打破了美国高通公司对CDMA技术的独家垄断局面。再如,首钢集团通过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的股份直接获取了相应的关键技术等。二是在海外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当地技术资源优势,了解和把握国外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以此作为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和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同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考察我国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刘凯敏、朱钟棣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二者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长期的稳定关系。龚艳萍、郭凤华通过借鉴Coe和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即CH模型)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西方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贸易替代论与贸易补充论。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我国企业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
一是构筑国际营销网络。企业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打造自身品牌,与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销售对接,产生显著联动效应。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8个国家设立了26家境外公司,并对他们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起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研发中心和涵盖50个国家与地区的万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有力地带动了国内同类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出口额从1984年的20 万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5.21亿美元。
二是跨国并购投资。在一个企业的产品知名度还有待认可和销售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收购国外的品牌成为进入新市场的一个捷径。通过海外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和资源,借助品牌背后的营销渠道和消费群体,既合法地避开某些国家对制成品进口的限制和高额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又维护和开辟了我国的出口市场。例如,三九集团成功收购了日本汉方企业——东亚制药55%的股份,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涉足日本制药领域,也是中药首次跻身国际主流市场。由于医药是一个比较非凡的行业,各国的壁垒比较高,若单靠企业直接打入国际市场,其代价昂贵。三九集团通过收购东亚制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进军日本市场的目标,并且获得了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一个跳板。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也是想获取IBM的品牌、渠道等,为联想的国际化铺平道路。
三是服务贸易型投资。这类投资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扩大出口服务,投资形式主要包括批发零售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办事处以及售后服务点等贸易型企业与办事机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九集团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采用在海外办中医诊所的方式,三九提出在海外建立千家“麦当劳”式的中医诊所,把中药带到海外市场。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这类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由两个方面来决定也就是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因从事海外生产而使本土进行的生产活动减少,因而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刺激效应是指海外直接投资带动产品出口增加所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海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总体来讲,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就业机会有可能产生负效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效应。
在中国,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刺激出口以达到扩大就业的功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或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生产资源或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都纷纷到国外投资设厂,而且主要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这些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我国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因增加出口而刺激我国国内企业的就业。近年来,我国沿海一部分与国际市场较接近的企业已率先“走出去”,其生产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区域。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也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以及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同时,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有很多涉及到资源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些投资中需要派出国内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开发建设。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五、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源优化的影响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又是人均资源贫困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森林资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同时,我国资源消费增长速度非常惊人,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铜增长189%,铅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在资源再生利用率上也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我国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资源再生利用率也普遍较低。我国即将进入汽车时代,大量废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如此短缺的自然资源,我们必须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市场,以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局面。
从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 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而采矿业为16.8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13.7%,名列第四位;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采矿业85.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4%,名列首位;由此看来,我国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为国内某些短缺资源的需求提供国外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比如,在石油行业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先后收购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地油田,并在印度尼西亚合作开采石油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投资效应分析 第7篇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 数量最多的东道国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经济所吸引的FDI数量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目前, 中国每年吸引的FDI保持在600亿美元～700亿美元左右,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李稻葵等, 2007) 。毫无疑问,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业扩大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 中国经济已经逐渐摆脱了资金稀缺的约束。事实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资金输出国之一。一方面我们保持了巨大的外贸顺差, 又将外汇储备向海外投资。同时,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储蓄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 (1) 家庭储蓄率也在35%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量流入的FDI很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Crowding-out) , 也即FDI的流入阻碍或抑制了国内投资, 从而使国内总投资的增量少于FDI流入量。国内大量的研究基本证实了FDI对国内投资或多或少存在挤出效应 (程培罡等, 2009;杨新房等, 2006;王志鹏等, 2004;王永齐, 2005;刘洋, 2006) 。
然而遗憾的是, 无论是国际 (Lubitz, 1966;Richard Caves, 1971;Borensztein, etal, 1998;Agosin和Mayer, 2000, 2005) , 还是国内 (杨新房等, 2006;王志鹏等, 2004;王永齐, 2005;刘洋, 2006) , 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实证研究, 很少涉及挤出挤入机制研究。唯一例外是程培罡等 (2009) 从产业组织视角分析了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 (入) 效应的产生机制。但是仅仅从产业组织视角考察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显然是不完整的。本文试图从金融市场视角来分析了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 以弥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外商直接投资公司的融资渠道
一般地, 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总额要超过FDI流入量, 因为外国子公司可以从FDI流入流量之外的途径来获得投资支出的资金, 也就是说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来源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包括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人们可能会预期, 在发展中东道国, 由于借款成本往往高于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市场, 因此外部融资往往来自于发达国家或国际金融市场。然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UNCTAD, 2000) :尽管在各种渠道筹措的资金中, 在发展中东道国金融市场筹集的资金所占的比重一般均低于发达国家, 但这种差别并不大, 在发展中国家筹措所占的比重都很高——超过了40%。美国的数据 (见下页表1) 同样表明:当地融资在跨国公司 (TNCS) 以外渠道的融资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并且在所有类型的东道国中筹资比重没有显著区别。也就是说, 发展中东道国的高借款成本和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妨碍TNCS在当地融资, 相反, 出于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的考虑, TNCS更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融资。有关中国的研究也表明,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大量资金, 合资企业有时基本上使用中方合资的设备, 流动资金主要靠国内融资, 因此“是我们被TNCS利用” (江小涓, 1999) 。新加坡学者Huang Yasheng (1998) 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企业借贷与自有资本的比率 (debt/equity) 是相当高的, 并且所有外资企业在海外筹资不足负债总额的5%。孙婉洁等 (1995) 通过对外资与国内银行贷款相互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外资与国内银行信贷比率为1∶1.01, 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 需要从国内银行贷款8.5元。顾卫平、薛求知 (1999) 根据对54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 发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内部融资, 其次是外部融资。在外部融资中, 以在中国境内融资为主。明确外国子公司从FDI流入之外通过东道国金融市场融资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外资基于金融市场挤出内资的基础和前提。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部 (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转引自《中级国际投资学》 (杨大楷等, 2002) 。
二、FDI对国内投资挤出机制分析
在金融市场, FDI对国内投资挤出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利率途径、信贷供给途径、资金供给途径。
(一) 利率途径
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初始储蓄缺口I0I3, 国内利率为i0 (见图1) 。此时如果按此缺口I0I3引进FDI, 则投资曲线I右移至i′, 储蓄曲线S向右移到S′ (I曲线的位移量大于S曲线的位移量, 因为正如上文所述, 一般情况下, 外商投资总额要大于FDI流入量) , 新均衡点为E′。从图中可见, 此时国内利率上升到i1, 总投资为OI2, 其中I1I2为外资, 内资则由于利率的上升, 由OI0减少为OI1。由此可见, 引进FDI将产生两种效应, 一是资本形成效应, 即FDI的流入增加了国内资本存量 (见图I0I2) ;另一则是挤出效应, 即FDI的流入挤出了国内投资 (见图I0I1) 。换句话, 由于引进FDI, 尽管国内总投资额增加了, 但国内投资减少了。我们可以把利率传导机制表述如下:
FDI↑→国内资金需求↑→国内利率↑→国内投资↓→挤出效应
(二) 信贷供给途径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 实行利率管制政策, 因而FDI流入对国内利率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中国的储蓄率已超过投资率, 在此情况下, 即使FDI流入使用了中国的储蓄资源, 利率也不会明显上升。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上, 信贷配给 (Credit rationing) 是一种普遍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的内资企业相比,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信誉更好, 实力更雄厚, 总体经营状况优于内资企业, 国内银行倾向于向跨国公司子公司提供信贷。在信贷可得性 (Credit availability) 一定的前提下, 外国子公司获得的信贷配额增加, 必然会导致国内企业可获得信贷配额减少。这个途径可以表述如下:
FDI↑→外资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在信贷可得性不变的前提下内资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内资企业投资↓→挤出效应
(三) 资金供给途径
FDI流入的增加使央行外汇储备增加, 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名义上是浮动汇率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被迫增加, 国内货币供给也被动增加,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为缓解通胀压力, 央行被迫采取“对冲”政策, 减少国内信贷总量, 对冲政策虽然可以缓解其对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的压力, 但随之而来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 外汇占款过多可能成为国内资金紧张 (信贷可得性减少)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紧缩性政策的背景下, 对冲政策所造成的资金紧张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另一方面, 外汇收入的不平衡必然导致资金在外资部门、内资部门分配不平衡, 外资部门由于有外汇流入, 资金供应相对富裕, 内资部门资金则相对短缺, 原本有预期利润的投资项目亦无法上马, 而不得不拱手让给外资或寻求合资。此机制可直观地表述如下:
FDI↑→央行负债中外汇占款↑→为保持MS不变, 央行采取冲销政策→国内信贷总量↓→内资部门资金短缺→国内投资↓→挤出效应
结论
本文从金融市场视角就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研究表明, 出于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的考虑,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更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融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大量资金, 相反其在华子公司主要依靠国内融资。随着外商投资公司在国内融资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驱使国内均衡利率提高, 另一方面在信贷可得性不变的前提下内资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减少, 这两个因素都将导致国内投资减少。除此之外, FDI流入使央行外汇储备增加, 央行被迫采取“对冲”政策, 减少国内信贷总量, 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内投资下降。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 基于金融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不仅仅作用于同一产业的国内, 而且对整个国内投资均有挤出效应。有研究表明, FDI挤出效应恶化了东道国福利 (Bhagwatti, 1973;Brecher and Alejandro, 1977) , 并且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 譬如国民收入流失、市场和产业集中风险, 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等 (万解秋等, 2006) 。因此, 有必要采取措施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以减弱或者消除这种挤出效应。
摘要：首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在东道国的融资渠道。研究表明, 出于汇率风险和国家风险的考虑, 外商直接投资公司更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融资。在此基础上, 分别从利率途径、信贷供给途径、资金供给途径等详细分析了FDI对国内投资挤出的机制。从金融市场视角就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的分析丰富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第8篇
从发展速度上看, 近年来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截至2002年底,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35.08亿美元, 2003~2005年三年内, 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增长了48.54亿美元。2006年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85.40亿美元, 比2005年增长了近3倍, 2007年为40.63亿美元, 截至2007年底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19.64亿美元。
从投资规模上看, 据《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显示,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48.4亿美元, 其中流向采矿业40.6亿美元, 占15.3%, 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掘业的投资。从存量上看, 2004~2006年各年采掘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仅次于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然而, 与全球采掘业对外投资相比, 这一规模仍显得较小。发展中国家采掘业流存量占全球采掘业流存量的比重的平均水平分别为8.3%和5.5%, 而我国采掘业的投资规模尚未达到这个平均水平。
从竞争能力上看,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能力还比较低。我国企业在进行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时, 面临的竞争对手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矿业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大都有百余年跨国经营的历史, 有着丰富的矿业商业运作知识和国际资本经营的经验。相比而言, 我国企业规模小, 资本积累不足, 加上起步晚, 经验不足, 对国际矿业的经营惯例还不是很熟悉, 影响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
二、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一) 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短缺的效应。
我国既是资源大国, 又是人均资源贫困国, 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因此, 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直接威胁着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的不足: (1) 我国企业购买了当地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或者是并购了东道国的企业, 对矿产资源进行开采, 那么开采出来的矿产资源可以根据国内需要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到国内; (2) 我国企业以项目合作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共同开发矿产资源, 那么可以根据项目合作合同中的要求, 向国内输入矿产资源。如, 在开采石油资源时, 我国三大石油巨头与国外的很多合作项目采取份额油方式, 即中国石油企业在东道国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 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份额。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石油进口数量以及价格的稳定; (3) 在东道国开采的矿产资源除了可以以较低的价格直接输入到国内外, 还可以在东道国将矿产资源进行加工, 将加工后的半成品输入到国内, 间接的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的不足。如, 越南国有钢业集团与云南昆明钢铁集团共同开发在越南老街的Quy Xa铁矿, 合作协议中规定, 昆明钢铁集团负责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技术以及采矿设备, 大部分铁矿产品出口到昆明钢铁集团。
(二) 对国内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的带动效应。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以下途径带动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 (1) 投资国企业在东道国独资开矿, 从投资国进口机械及运输设备。如果投资国企业在本国的总公司就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的生产商, 那么投资国企业可以直接从总公司进口这些设备。如果投资国企业仅仅是开矿主, 并不是自己生产这些设备, 可以从投资国的其他企业进口这些设备; (2) 投资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共同开采矿产资源, 如果投资国企业自己拥有机械及运输设备, 可以将这些设备作价进行投资; (3) 无论投资国企业是以独资方式还是合作、合资方式开矿, 都会涉及到设备的更新和配套, 以此带动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需要注意的是,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设备的更新和配套来带动设备的出口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1980~2002年20多年的时间里, 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总值仅为6, 032.48亿美元, 从2003年我国采矿业开始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以来, 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得到了快速发展。2003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为1, 877.73亿美元, 2004年为2, 682.60亿美元, 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42.9%, 2005年的增长额为839.7亿美元, 2006年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增加到了4, 563.43亿美元, 2003~200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5%。2007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比2006年又增加了1, 208.47亿美元, 突破了5, 000亿美元。
结合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数据还发现, 2004年以前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一直是逆差, 从2004年开始转为顺差, 并且顺差额在不断扩大。2004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顺差额为154.30亿美元, 2005年的顺差额上涨到了617.56亿美元, 2006年比2005年又增加了375.66亿美元, 达到了993.22亿美元, 2007年的顺差额增加到了1, 646.8亿美元。由此可见,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
(三) 技术引进效应。
吸引外商投资, 获得的一般是标准化的技术, 而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通常是新技术、新经验, 可以加速我国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步伐, 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我国企业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1) 我国企业独资开矿, 在进入东道国的初期, 面临激烈的竞争, 我国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模仿外国企业的技术, 或者被迫寻求更有效使用现有技术和生产资源的途径, 增加技术投入, 从而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2) 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实现技术进步, 我国企业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我国企业就可以从这种业务关联活动中获得新技术带来的利益, 使自身的生产率或企业经营效率提高; (3) 通过人员流动实现技术进步。我国企业一旦雇佣了外资企业培训的工人和管理人员, 他们就会把在外企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带到我国企业, 从而引发技术的间接转移。
我国企业学习到先进的开发技术后, 等新技术成熟以后, 可以将先进技术引入国内。这不仅有助于投资企业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而且有助于我国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比如, 在采掘业领域, 深海油气钻采和液体天然气生产等项目技术要求极高, 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还有所欠缺, 如果将这方面的技术引进国内, 势必能够提高我国企业在深海油气钻采和液体天然气生产等项目的能力。
(四) 资本积累效应。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拓宽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渠道, 有助于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我国。一方面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采用了合资企业的投资形式。在海外投资企业中, 中方所占的股权大多低于50%。所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包括我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以外, 还包括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因而, 对外直接投资成了我国拓宽利用外资渠道的一种新的有效手段。对外直接投资利用的外资与我国利用外资相比, 区别仅在于资金使用的地区差异;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资本回流。这种以享受我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主要目的的资本流动, 必然包含了其在国外筹措的资金。因而, 我国的资本外逃以及随后出现的资本回流客观上加大了我国国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
三、促进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 政府应做好服务与指导工作。
在财政方面, 政府应该为国外矿产资源勘探建立基金, 对基础性、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如, 设立国家海外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和风险勘察专项资金, 对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型企业、符合国家政策的大型勘探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在税收制度上, 应加大税收优惠幅度。如, 美国对所有在境外投资矿业的公司实行14%的耗竭补偿率;日本实行海外勘察准备金制度;韩国实行境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等, 均可作为我国对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政策时的参考。
在融资方面, 应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 国家应向采矿业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和贷款担保。如, 国家有关银行可以设立特殊贷款, 其贷款利率比一般贷款低, 贷款金额多。
在管理方面, 建立国家级的综合海外矿产采掘业投资管理机构, 统一领导和协调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审批和监督数额较大的对外投资项目, 及时、有效、全面地公布相关行业的重要基础数据, 提供各类专家咨询, 提供有关东道国投资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和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的准确资料, 以及有关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市场分析服务, 以便我国企业在投资采矿时作出正确选择。
在法制建设方面, 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立法进程, 按照国际惯例完善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 为我国企业的投资提供法律保障。
在资源外交方面, 加强政府间交流, 签订有关政府协议, 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等, 将重大资源开发项目纳入国家经贸关系范围内, 以便及时妥善地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二) 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 再加之矿业市场的特殊性, 市场竞争机制还远未建立, 国内矿业市场还不完善, 更不必说到国际矿业市场上自如地发展。因此,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勘察开发国外矿产资源的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矿业企业要在采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矿业企业还要对东道国的法律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三) 培养综合型国际人才。
现代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面对经济全球化、生产国际化的趋势, 企业要培养既通晓专业技术知识和外语, 又熟悉国际市场惯例和法律, 富有创新精神, 有竞争意识的综合型人才, 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并在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矿产资源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正面临矿产资源短缺的问题, 到国外勘察开发是解决我国矿产资源短缺, 确保其稳定供应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 也应该考虑到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效应。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并提出促进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参考文献
[1]吴戈.我国采掘业对外投资行为分析[J].产经, 2008.7.
[2]曹桂华等.我国矿业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05.9.
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分析 第9篇
1.1 数额增幅较快
外商直接投资是辽宁利用外资最主要形式, 并且绝对额逐年递增。1998-2003年间实际直接投资额增长率由1998年的6.46%上升到2006年的63.54%, 年均增长率为26.08%, 比同一时期全国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的3.58%高出22.23个百分点, 这充分说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辽宁省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并且在近几年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1.2 以制造业为主
辽宁利用外资产业布局主要在第二产业方面。从投资领域上看, 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及社会服务业。而主要流向则是第二产业, 尤其是制造业 (辽宁制造业基础雄厚, 多年来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 , 2006年全省第二产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89.8亿美元, 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9%。这与整个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是一致的。
1.3 外企发展迅速
跨国公司发展迅速, 为辽宁经济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纷纷在辽宁建立制造业生产基地与技术开发基地、零部件配套基地和地区总部, 大力投资石化、化工、建材的基础产业, 提升机械、冶金、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 促进辽宁省制造业的改造升级。
2 外溢效应检验的模型设定
依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我们得出:
Q=ALαKβ (1)
Q代表企业产出, K代表投入的资本, L代表投入的劳动。A代表外生的技术因素变量。α代表劳动的弹性, β代表资本的弹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是通过变量A来实现的。A又可以写为:
A=BFθ (2)
B代表所有行业中的企业所共同拥有的技术因素。F代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行业内的技术因素的变化。θ代表这种技术因素的弹性。
我们把公式 (2) 代入公式 (1) , 则有:
Q=BLαKβFθ
公式两取对数, 使其变为线性。
Ln (Q) =Ln (B) +αLn (L) + βLn (K) +θLn (F) (3)
在公式 (3) , θ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辽宁企业的外溢效应, 如果θ为正, 且系数显著, 则证明了这种外溢效应的存在。
3 数据与计量方法
根据前文所提及, 辽宁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特点是投资的重点以工业企业为主,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特点, 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总投资额很高的比重 (超过50%) 。所以本文以2003年辽宁省的39个工业行业数据来进行外溢效应的研究 。
Q表示工业企业的增加值, 采用的是行业的增加值数据, 单位:万元。K表示投入的总资本, 采用的是行业的总资产数据, 单位:万元, L表示投入的劳动, 采用的是行业的职工人数。变量F用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因素的变化, 这里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资产占整个工业企业的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整个工业的外溢的效果 。为了证明模型的正确性与强健性, 我们另外采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净资产占整个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比例来表示上述的外溢效果。
由于采用的是2006年辽宁省工业行业的数据属于横截面数据, 在采用最小二乘法的过程中, 存在着异方差性的问题, 影响我们模型回归的结果。因此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常用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来解决模型回归中存在的异方差性问题。
4 经验分析与结论
表1给出了计量分析的结果。
通过表1我们看到θ为值,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内产生了正的外溢效应。它所代表的含义为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总资产每增加1%, 则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加0.1958%, 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净资产每增加1%, 则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加0.1636%。
说明:表中的括号数为标准误, ***表示1%水平显著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行业内产生了正的外溢效应,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增加比例却不高, 王志鹏、李子奈采用2000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得出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总资产每增加1%, 则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加0.761%的结果 , 二者的值差距较大。由此可见, 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果不显著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不多造成的, 其原因如下:
(1) 缺乏引资主体。国有经济改革进展缓慢, 引资动力不足, 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不强, 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不高, 对外投资与境外生产带动出口的能力较低, 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某些省区对国民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在辽宁地区还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2) 投资环境较差。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经营环境”轻“法制环境”, 重“引资”轻“规矩”、裁判不公、执行难等问题, 是困扰招商引资的一个主要障碍。思想观念落后, 市场经济意识不强, 形式主义严重等等, 造成了较坏的影响。
(3) 配套产业不全。产业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产业集群, 以求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因此, 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更往重寻找产业配套环境, 使自身融入其产业链中, 通过相关产业的横向拓展, 继而扩展成关联度高的企业集群。
(4) 相关人才缺乏。因为南方沿海城市开放得早, 所以吸引了很多高级人才。大有“孔雀东南飞”的现象, 而且辽宁省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再加上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意识, 使人才管理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难以留得住人才。所以辽宁省一方面要完善人才引进制度, 同时也要提高内部员工的待遇, 减少与发达省区的差距, 提高人才的管理水平与管理意识, 避免“人才挖角”的现象, 对于现有的员工, 要提高员工的素质, 尤其是提高管理人员的外语水平。
摘要：研究了辽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以工业企业为主的特点, 通过改造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辽宁省的工业企业具有正的外溢效应, 但是这种外溢效果较低, 主要是由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较小, 最后指出是缺乏引资主体、投资环境差、引资方式落后、配套产业不全、人才缺乏等因素造成这一结果的结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参考文献
[1]王志鹏, 李子奈.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 2003, (4) .
投资效应分析 第10篇
关键词：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
1老挝利用外资的现状
2013年老挝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58名成员, 随之老挝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大,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到关键时期。外商直接投资 (FDI) 指外国投资者在老挝境内通过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伙企业、与老挝投资者共同进行能源开发以及设立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方式进行投资。外国投资者可以用现金、实物、技术等进行投资。自1986年老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外商企业到老挝投资的金额不断地增加, 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 老挝的外资项目达1348个项目。2011年的FDI总量超过了3亿美元, 人均FDI47美元, 占到人均GDP的7%。2011、2012年流入老挝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13.4%、11.1%, 而越南的这一比重分别为21%、20%, 相对来说老挝利用外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老挝,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量最大的行业是发电行业, 其次是采矿业, 服务业, 农业和手工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泰国, 越南和中国 (三个国家投资加总占到60%以上) , 尤其是来自越南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增加趋势。泰国的投资直接进入的是能源行业;越南的投资主要进入服务业, 主要包括运输服务, 汽车租赁服务, 以及职业培训;中国的投资主要是采矿业与纸箱制造, 装配电子产品等工业。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1]
图1可知老挝人均实际GDP从1988年到2012年翻了一番多, 年平均增长率为5%。而期间FDI经历了两次波动, 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一次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剔除这两次波动, 总的趋势是逐年增长, FDI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
2老挝利用外资的经济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视为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原因之一。FDI理论认为, FDI作为一种资源或要素, FDI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可用于投资的储蓄, 有利于弥补现实存在的储蓄缺口, 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东道国的投资, 从而直接增加东道国资本积累和形成, 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FDI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它与GDP呈现正相关关系, 例如Markiw, Romer, and Weil (1992) , Borensztein, Gregorio, and Lee (1998) , De Mello (1997) , Flexner (2000) , Zhang (2001, 2006) , Khawar (2005) , and Li and Liu (2005) [2]。黄华民 (2000) 、范迪军 (2005) 、张晏 (2007) 三位学者对中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研究, 发现FDI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同时带来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与外溢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 但是FDI会挤出国内投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是高污染行业向中国转移, 进而表现为负面影响。所以有必要衡量下老挝的FDI对老挝经济带来怎样的效应。
利用老挝1988-2012年的数据检验下二十五年来, FDI在老挝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这里使用道格拉斯生产方程:y=AKαLβ, 在α+β=1的条件下, 左右两边除劳动力L, 并取自然对数, 则LN (Y/L) =αLN (K/L) ++ε, 这里的代表经济中的重大事件,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ε是常数项。LNRJGDP人均GDP取自然对数, LNRJFDI代表人均FDI取自然对数, LNRJFDI (-1) 表示滞后一期, LNRJGDZB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取自然对数。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从以上回归表, 可以清楚的看到, FDI对GDP的作用具有滞后的作用, 因为带有FDI滞后项的回归方程, R2得到了改善, 而且FDI滞后项的系数比FDI的系数显著度高。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FDI一阶滞后的作用最为显著, 甚至超过了当时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力度。而在1998-2008十年间的FDI一阶滞后的作用处于10%以下的显著, 这一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处于1%以下的显著, 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 FDI的作用不显著, 固定资本投资的作用明显。总之,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在老挝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 在1998年之后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FDI的作用力度有所下降, 而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 FDI的作用力度不显著。
另外, FDI对老挝不仅促进老挝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 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善。2006年老挝的外商投资带来的就业人员仅为455个, 到了2008年就增加到接近万个。
FDI与贸易相辅相成。外资企业中很多生产属于“两头在外”, 也就是材料和主要零部件进口, 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因此FDI带动了老挝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2010、2011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占GDP分别为56%, 57%。外资企业对老挝出口结构的改善起着主导作用, 外资企业在服装产品出口中的比重2005年为40.87%, 2007年到了50.14%。外资企业在电力出口中占比重2005年为57%, 2007年到了63%。
老挝的产业结构得以升级。老挝85%以上的FDI都投资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使老挝的制造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促进了老挝的产业结构调整。FDI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市场经济经营理念以及人力资源的提升, 减轻了老挝经济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约束, 有力地推动老挝经济前进的步伐。
由以上分析, FDI的引入能带来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外贸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有力的影响。
3合理、有序地利用外资的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 FDI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再结合索姆吉特 (2009) 的研究:老挝应该在旅游业、采矿业、林业、发电业、邮电通讯业、交通运输业重点领域吸引外资。首先是大力引导外资进入旅游业, 1999-2011年到老挝国际入境人数增长了18倍, 而旅游收入增加了46倍, 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其次是在老挝最有前途的项目之一是采矿和石油勘探。老挝的矿藏丰富, 品质高, 大量的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结合起来, 将给老挝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 号称“森林王国”的老挝, 森林覆盖面积达50%, 这里有名贵的树木出口日本、欧洲等地, 利用老挝的资源禀赋, 加大优质树木的育林, 实现出口创汇。第四, 在老挝, 水电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约50%, 属于老挝的支柱产业。老挝利用其丰富水力资源, 向中国, 泰国, 越南进行电力出口, 水电工业在政府与外资的支持下, 不少于20个大项目已建或在建。第五, 云海 (2012) 研究认为老挝国内的能源运输不便利, 劳动力素质不高, 通讯成本过高等不利因素, 阻碍了老挝经济发展。因此, 以增量优化带动存量结构的调整, 努力改善外资投资的产业结构, 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 破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另外, 协调老挝南北部经济差距, 避免盲目引进外资, 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落户老挝北部, 缩小地方之间的差距, 促进老挝持续稳定发展。S
参考文献
[1]http://unctad.org/en/Pages/Home.aspx[OL].
交叉上市的投资者保护效应分析 第11篇
交叉上市 (Cross listing) 是指同一家公司在两个或者多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行为, 通常是指同一家公司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交易所上市的情形。鉴于我国香港地区的特殊原因, 内地企业在香港的上市行为也被纳入跨境交叉上市的范畴。截至2014年年初, A+H交叉上市公司已经达到84家。
交叉上市现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正逐渐成为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早期对交叉上市的研究侧重探讨公司选择交叉上市的动因 (Karolyi, 1998;Errunza和Miller, 2000;Merton, 1987;Maksimovic和Pichler, 2001) 。而后,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由交叉上市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后果成为不少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例如“法与金融”理论认为, 在具有不同法律渊源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 投资者保护水平是有显著差异的, 一般而言, 美英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以及法律的执行力度相对较好, 而大陆法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相对较弱。那么同一家企业在通过交叉上市, 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交易, 其公司治理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会受到交叉上市行为的影响?企业能否通过交叉上市给予外界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信号, 从而达到降低融资成本, 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本文拟从股利政策、投资效率以及会计信息质量三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探讨交叉上市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交叉上市与投资者保护
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经营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此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直以来, 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大量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现象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诟病, 五粮液的股利之争、ST猴王关联交易等一系列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案例层出不穷, 如何治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 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水平, 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Stulz (1999) 和Coffee (1999) 的研究首次提出了绑定假说 (bonding hypothesis) , 他们认为来自于新兴市场或投资者保护较差国家或地区的公司, 通过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交叉上市, 可以约束控股股东牟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行为, 向投资者传递积极的改善公司治理的信号,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客观上也提高了投资者保护水平。Rock (2000) 研究认为, 公司选择到市场化程度较高、上市公司监管体系较为完善的证券市场交叉上市, 是在以实际行动向市场投资者传递, 公司将自愿接受更加严厉的监管, 自行约束企业行为, 执行更加严格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建设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更好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信号, 也是对提高保护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承诺。而后, 基于绑定假说的基本原理, 大量实证研究从交叉上市公司价值、交易溢价计量等角度 (Reese和Weisbach, 2002;Doidge, 2004;Bauer, Wojcik和Clark, 2005) 对交叉上市经济后果进行了检验, 验证了绑定假说的成立。尽管上述研究验证了交叉上市确能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 从而提高公司价值, 但是交叉上市对于投资者保护的具体影响路径和机制问题并未有进一步的深入。
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 以纽约、香港为境外上市目的地的法律体系与大陆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也有所不同, 使得整体上大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资本配置等方面与境外上市公司差距较大。内地企业为在境外成功上市, 首先要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以达到上市条件;其次, 大陆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后将面临两个监管当局、两种监管机制、两种法律体系,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将得以明显提升;同时, 交叉上市公司由于受到外界更为频繁和严苛的关注, 在做出各项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外界的反应, 惮于市场的严格监管与严厉的处罚, 以及企业声誉等因素, 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如投资决策、分配决策、信息披露等会更加趋于规范化和合法化。而这些经营管理活动正是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连接的价值纽带, 从上述经营管理活动入手将有利于我们提供分析交叉上市与投资者保护水平之间作用路径与机理。
(一) 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 Jensen (1986) 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 在委托代理冲突背景下, 代理人可能通过过度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进行在职消费、过度投资等侵害委托人股东的利益, 而提高股利支付率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代理冲突问题。LLSV (1999) 的统计研究发现, 在以美英为代表的美英法系国家, 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普遍高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 并将其原因归咎于两种法律体系下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差异。在交叉上市背景下, 基于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制约, 大股东会主动提高股利支付率, 减少留存于公司内部的现金流, 从而有效制约了管理层对现金流的支配权, 提高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同时也提升了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与企业价值。另一方面, 虽然中小投资者与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问题, 但是提高现金股利派发程度可以向外部投资者传导大股东减少自由现金流, 提高资产配置效率的积极信号, 从而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提高公司价值。张俊瑞、程子健等 (2011) 的研究也发现, 交叉上市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 交叉上市有利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
(二) 投资效率
投资行为是与分配政策并列的企业重要的财务行为之一,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能够反映企业目前运营的状况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收益, 也能反映企业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多少和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
长期以来一股独大、信息透明度低、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监管滞后等问题的存在, 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较低。一方面, 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凭借政府的政策扶持优势, 以及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和软预算约束问题, 容易引发以过度投资为代表的非理性投资冲动。另一方面, 由于制度因素的制约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 部分民营企业面临相对严峻的融资困境, 投资不足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阻碍了上述企业的发展壮大。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以及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内地企业境外交叉上市, 境外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监管机制, 对于处于新兴加转型阶段的内地资本市场是有益的补充, 有利于填补内地监管的空白领域。境内外的双重监管显著改善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这种公司治理的提升效应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上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制约企业过度投资为代表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同时, 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境外交叉上市无疑有效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有利于中小企业摆脱资金短缺的发展“瓶颈”, 有效解决投资不足的困境, 迅速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 会计信息质量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曾在研究报告中, 将会计信息透明度定义为: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 并且应具备可靠、及时、相关、全面、可比与重大的质量特征。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市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其对投资者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目前,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之一的内地资本市场, 正处于建设与完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制度体系阶段。内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 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 甚至虚假披露的众多问题。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 保护投资者利益刻不容缓, 对于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 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例如:“一股独大”造成的大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其他股东难以对控股股东形成有效的制衡, 董事长与经理两职合一, 监事会监督职能难以有效的发挥, 独立董事不独立等内部治理缺陷, 以及相关准则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监管滞后、执法不严、力度不大等问题。境外交叉上市的内部治理机制的提升作用, 以及外部法律体系的完善, 执法力度的加强, 对于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作用显著。同时, 境外交叉上市有利于推进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三、结语
笔者认为我们应以长远的全局的眼光看待境外交叉上市行为。第一, 境外交叉上市能有效缓解内地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不足, 企业发展受限的困境;第二, 境外交叉上市可以迅速提高企业的国际知名度,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第三, 境外交叉上市企业可以借助国际资本发展壮大, 带动行业的发展, 促进行业内部兼并与重组;第四, 境外交叉上市还能带来巨大的制度收益,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善股权结构,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第五, 境外交叉上市的公司治理提升效应, 有利于企业健全与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提升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第六, 境外交叉上市后, 企业在内地资本市场的示范效应, 可以达到净化内地资本市场, 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各项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目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与监管体系, 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境外交叉上市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租借”机制, 对国内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毕竟有限, 在鼓励内地企业境外交叉上市的同时, 还应积极推进内地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因此, 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上市公司监管条例》至今尚未出台, 致使上市公司规范条例长期缺位, 制约了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的开展。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推进条例的修订与完善工作, 尽快出台这一条例, 使上市公司监管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第二, 积极发展与培养机构投资者, 建设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凭借机构投资者的巨大影响力, 带动个人投资者形成理性的投资理念, 以维护良好的资本市场秩序, 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化运营与发展。
第三,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降低国有资本持股比例, 鼓励民间资本、境外资本、非国有法人资本投资国有企业,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 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与投资者保护程度。
第四, 建立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 在发生较大的市场违规事件后, 积极赔偿投资者损失, 建立与维护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切实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第五, 完善《公司法》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 提高独董独立性, 明确其权利与职责, 完善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机制, 建立独立董事连带责任机制。
第六,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提高与细化披露标准, 并将其纳入法律法规体系, 确保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上市公司所有重大问题。对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虚假披露的行为, 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
摘要：文章从现金股利政策、投资效率、会计信息质量三个方面分析了境外交叉上市的投资者保护效应。通过分析发现, 境外交叉上市的制度“租借”与“绑定”机制, 可以有效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 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基于制度比较与借鉴, 文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以期推进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与完善。
关键词：交叉上市,投资者保护,股利政策,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堪, 董秀良.H股回归A股市场交叉上市与投资者保护研究[D].华侨大学, 2009.
[2]Stulz R M.Globalizati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coat of capital[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9, 26:3-28.
[3]Coffee J.The future as history:the pros pects for global converg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J].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9, 93:64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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