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精选10篇）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第1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非遗保护工程中的遗产现状可以分为三种状况。第一种是该遗产的经济价值被人们发现、激活并通过处理放进了文化产业当中,文化形式得到保留与延续。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文化遗产地位不变、形式不变;要避免利益纠纷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第二种是该遗产是通过家族式方法传承,政府虽比较重视,但是由于断代或者无人继承导致非遗文化消失。第三种是该非遗遗产没有商业交织,也没有支撑起存在的周边环境文化,有可能短时间内就消失殆尽。

二、基于文化生态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数量巨大,但是由于传承与保护工作开展不到位,造成了其生存处境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在民间、存留在民间,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造成其难以生存、延续,必须采用抢救、挖掘、保护传承的问题原因有很多种,当前的状况就是发掘的越多,抢救的越多,最终剩下的就越少,面对这种问题的存在,我们寻找到了以下两点原因。

原因其一:非遗传承文化过于依赖外部环境,造成自身生存力与传承能力下降。首先是我国传统文化种类多,但流传范围小,很多都在有限的地区中流传等。从而产生了对当地环境产生了较大的依赖度,一旦环境改变或者迁移,便无法继续存在。其次是在历史上有着较为辉煌光环的传统文化形式,其传承多保守、封闭,鲜见广为传播、开门授徒的个案。以子承父业、代代单传最为常见。这种传承方式注定了其生存能力的薄弱,甚至如果出现同门相争、内讧,这都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最后是部分非遗文化形式在光彩夺目的时候经济收益与经济回报高,传承者不必担心生活问题。但是在文化多样化影响的今天,非遗文化收益锐减、举步维艰,导致很多传承者改弦更张,进而减小了传承的力量。

原因其二: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民族实力得到了恢复。并对原有生活生产环境及人们生活方式实现了改变,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化消费、形式等的看法,进而对传统文化形式造成了影响。虽然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等步调无法阻止,但是他们不应该成为忽略非遗保护的理由。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的今天,掠夺式的开采、开发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重视高质量经济发展路径。因此我们增加了自然保护区数量、提高了环保标准、加大了环境污染惩戒力度等,但是非遗保护中的传统文化依旧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对策的支持。比如某项目开工后要经过多道审批,确保环境得到保护,出现问题后可以有具体的问责机制处理,并且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对该问题存在共识,认为引发问题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驱使。不过文化形式保护工作在制度与操作上存在严重不足,没有人会关注项目开工后对非遗文化异常的影响,也就不要说什么解决对策的制定了。而且这种对非遗文化的迫害影响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又一种非遗文化遗产的消失。

三、基于文化生态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的分析

第一种对策是加强宣传与教育。在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让群众对非遗文化保护达成几点共识。首先是所有的非遗文化都是人为制造的。其次是非遗文化形式是被人利用的,没有使用价值就必然会走向灭亡。最后是非遗文化保护必须由社会大众共同完成。通过这种思想的传播,让人们意识到保护非遗文化与保护生态环境与珍稀物种同等重要,然后在日常中积极宣传正确的保护做法,帮助人们了解自身的责任、义务等。

第二种对策是政策先行预防为主。预防工作的开展要建立在宣教基础上,实现政策法规现行。例如学习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法,建立分区划片,对所有项目申报中的传统文化形式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将保护措施等的制定纳入申报论证当中,实行一票否决制。从而实现对非遗的保护目的。另外还可以模仿行政管理考核制度等方式,将非遗保护效果纳入管理人员的考核成绩之内,使最终保护效果与管理责任人利益直接挂钩,提高管理效果。针对问题要将保护性法律法规合理前移,做好预防性制度与考核体系的结合,尽可能的为非遗提供保护。

第三种对策是对机制进行健全。我国制定的非遗保护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非遗保护中要根据各地区实际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坚持落实《非遗法》中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相关政策落实到实处,保护非遗传承内涵不受破坏,在实际操作中上级部门要为非遗工作的开展尽可能的提供人力资源、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重视对非遗传承者的保护与困难救助。国家要通过补助等方式为非遗文化传承者提供资助,为其招收门徒、提供文化传播场所等。各级部门及领导要赋予非遗文化传承者适当的权益,激励其做好非遗文化传承。另外政府要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支持,对于致力于弘扬非遗的家族或群体,要协助他们做好传承者的选定,避免出现内部矛盾影响非遗传承。最后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督审查工作,要避免政策的下放流于形式。

第四种对策是基于文化环境实现圈养与放生结合的模式。如果非遗文化对文化环境依存度较大,在抢救保护中政府可以出资建立大量的博物馆将非遗以资料等方式放入藏馆进行暂时性的圈养,维持相关非遗文化的生存能力。当其在经济上具备一定的收益时,可以将其归还进入民间自然生存形式或当地文化产业序列之中进行管理,从而让其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促进其健康发展。

本文基于文化生态角度对非遗保护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非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好保护工作,正确的进行因势利导,才能够发挥其潜在价值,造福于民。

摘要：文化遗产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财富,是民族传承、发展的原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基于文化生态角度对非遗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化生态角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参考文献

[1]郑迦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模式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6(04).

[2]杜红艳.国外民间组织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与启示[J].探索,2012(02).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第2篇

1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与现状

国外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从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并通过国家立法开始于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文件就是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宪章》，它是一部关于文物古迹保护及修复的国际宪章。2005年10月在中国通过的《西安宣言》延续了《威尼斯宪章》的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概念并加以扩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它把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界定为:直接的和扩展的环境，即作为或构成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视，并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近年来，全国各地出于振兴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大力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利于保护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片面地认为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急功近利，只重近期效益，竭泽而渔，过度开发，破坏了永续利用。还有些地方为了旅游效果，不顾历史真实盲目复建，造假古董，仿古一条街方兴

未艾。这些做法不仅损害了历史信息，损害了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违反文物法原则，损害文物价值，也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2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位于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占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 163 m，墙高约12 m，把面积约2.25 km2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平遥古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它完整地体现了17世纪一19世纪的历史面貌，为明清建筑艺术的历史博物馆。其古建筑及文物古迹，在数量和品位上均属国内罕见，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变迁、城市建筑、人类居住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这座坚实完整的砖石城池，数百年来在军事防御和防洪挡险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城内街道、古建衙门、市楼、商店、民居等还保留原有的明代形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平遥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列人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平遥古城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3平遥古城的保护现状和经验

平遥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古城在一瞬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完整保存平遥古城，山西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1998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平遥古城保护条例》，随后平遥县据此编制了《平遥古城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平遥古城环城地带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地方性保护办法，对古城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环境治理工作。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平遥县开展了“蓝天碧水”工程，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企业，不符合环保政策的企业一律不准审批，同时，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取缔;为改变古城内多年形成的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当地政府先后投资数亿元，对古城内10L?余条中小街巷进行了硬化改造，并完成了古城内主干街道的管线人地工程，改变了城内各种网线、电线杆如蜘蛛网密布的状况;为了保持古城的原汁原味，当地政府开展了有序的移民行动。居民搬迁后，原与古城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被拆除，古文庙、城陛庙、清虚观、日升昌票号等一系列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和明清宅院相继受到保护，得到应有的原貌恢复。为配合大规模居民搬迁，平遥县在古城外建了几个居民小区，同时推行集中供热、集中供气，使住在古城内取暖、用气不便的居民自行逐渐搬迁。

另外，当地政府针对不同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特点制定相应的保护和开发措施，使古城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保持活力。比如为了保护性开发素有“古代中国华尔街”之称的西大街，使其既保存街道的古朴风貌，又延续自身的商业价值。政府将其辟为步行街，对其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一切机动车辆行驶。西大街被划定为古城内的一级保护区，其街面建筑严格保持传统建筑的群体布局、空间风貌、形体色彩和建筑材料等，在维护、修复、重建中也必须按原有风貌进行施工。如今，西大街不再拥有“华尔街”的地位，但却给平遥老百姓带来可观的财富，成为保护和开发相得益彰的典范。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法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遵循保护和发展兼得的原则。既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现代化。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各项事业发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还要遵循一定的保护方法。从城市总体角度采取综合措施，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确定城市合理布局，开发新区，保护古城。分区控制建筑高度，保护古城空间秩序。做好城市设计，延续风貌特色。

另外，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于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

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平遥多年来在庞大细密的古城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和推广意义。笔者认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在学习的同时，应根据各自地域特征和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规划，确定明确的保护目标，确定保护内容及重点，提出保护措施。

5结语

上海世博文化遗产文明上河图 第3篇

历史巧合而生动。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汴京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画中有,1659人,船只二十条艘,房屋楼宇30多栋,牲畜209匹,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士农工商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充分描绘汴京清明节的繁荣景象,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发达情况的真实写照,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日常社会生活与习俗风情。

800年后的今天,上海世界博览会,正在给文明最美丽的诠释:绝美独立的文明特质,多元和谐的文明上河图。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非西方文明成果最大规模、最广谱式的展示,非洲各国、拉美各国、亚洲各国都把自己民族、国家最美丽的文明成果展示给世界,而西方文明的开放、自由、创意更是最大限度的呈现给全人类。漫步在文明成就展示的黄浦江畔:有的张扬、有的内敛、有的创造、有的固守、有的欢乐、有的深沉、有的传说、有的宗教、有的历史、有的现代、有的发明、有的回归。所有的文明就像一幅美丽的清明上河图:和谐、从容、淡定的相聚!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第4篇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

一、前言

江西古代文明因鄱阳湖而兴,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独特的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其充满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形成了赣鄱儿女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成为赣鄱儿女智慧的结晶, 滋养着世代赣鄱儿女的心田。保护这些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 既是保护赣文化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根基, 也是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当地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从而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综合竞争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满足赣鄱儿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要有全新的思路, 积极探索新的运行机制。目前我国遗产保护仍然推行的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 即政府主导整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公众参与的概念和理论大约是上世纪九十代开始传入中国, [1]加上国内长期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的意识都比较淡薄, 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 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因此, 充分调动社会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建立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基本状况

鄱阳湖地区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资源极为丰富, 名山名水名镇名楼 (包括寺观书院) 星罗棋布, 赣鄱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均在其中, 如享誉中外的陶瓷文化、候鸟文化、铜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等。鄱阳湖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以渔耕文化、商埠文化、儒家文化、信仰文化、移民文化为核心的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是一个相当有特性和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系统。在如此厚重的赣鄱文化积淀下, 鄱阳湖地区逐步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围。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拥有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公里, 几乎占江西总面积的30%。该示范区是我省旅游资源最富集的区域, 地上地下蕴藏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里集聚了两个世界遗产、两个世界遗产提名地、两个世界地质公园、一处国际重要湿地、五个国家遗产、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五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八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十二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一个中国旅游强县和两个江西旅游强县。尤其是“一湖”———鄱阳湖, “三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 “两城”———南昌、景德镇, “一村”———婺源。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圈内, 红色革命、绿色生态和古色历史相映生辉形成的丰富文化资源优势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正确、科学地保护、利用和管理好这些文化遗产, 就是保护赣鄱文化的核心元素, 不仅能提升赣鄱文化在全国的地位, 而且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豪感, 确保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 实现代际公平。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时代传承性强调, 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化遗产保护内涵更加突出历史传乘性和公众参与性。[2]每一代人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 又要承担保护的责任, 因此守护文化遗产成为当代赣鄱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当代赣鄱儿女必须意识到到, 保护与利用的目的都应统一在“传承”上, 不能因为现实的优势而有权独享, 甚而随意处置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有权利享受、传承这些文化遗产, 与历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 吸取智慧和力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规模大, 地域广, 品类繁多, 管理好、保护好、使用好这些遗产, 光靠为数有限的专业队伍, 肯定力所不及, 会形成许多盲点, 必须形成公众参与保护的机制。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建构中, 要积极吸引各方的参与, 加强对公众文化遗产意识的宣传, 促进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决不可能只在政府一家机构的努力下完成, 必须吸引各方的参与, 必须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机构, 拓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

(一) 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 理应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性强调, 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 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 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5]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众参与制度原则性规定较多, 这样虽然有利于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其适用方式, 但鉴于我国法律对于公众参与的条文少之又少, 因而对于公众参与的方式、范围、组织者的组织义务, 以及如何保障等还存在空白, 使得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仅从形式上满足了公众参与的要求, 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其次, 我国公众参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众成为公共管理主体缺少程序制度的保障, 使得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 缺少程序性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二是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缺乏制度保障。由于没有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及途径, 造成公众虽有参与的愿望, 但参与能力低, 渠道不畅。三是公民监督公共管理行为缺乏程序保障。在实际生活中, 当公众参与具体管理行为的时候, 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的现状已成为阻碍公民发挥参与能力的障碍。

笔者建议尽快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依法成立省级文化遗产专门管理机构, 全面整合目前文物、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按照部门职能划分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和资源, 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 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论证咨询制度以及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调查表明, 公众对文化遗产知识的认知程度不够。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有很强的专业性, 需要全面精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 以及众多方面的专业力量共同参与, 因此帮助公众, 不是简单地唤起培育他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而是在向他们普及相关知识的同时, 有相关专家协调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此笔者建议成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 负责对文化遗产的评估、保护、维修、利用等工作进行研究、咨询、监督和技术指导。同时, 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公众和舆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机制。依法将听证、问责、专家论证、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等遗产保护措施制度化, 并逐步加大对文化遗产监测、研究和保护的投入, 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民教育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利用。

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 与当地居民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 这种联系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 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3]为此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搭建信息交流的渠道, 听取、吸纳专家和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作用, 扩大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参与程度。

四、结语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圈内, 有红色革命、绿色生态和古色历史相映生辉的丰富文化遗产, 这种优势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目前, 江西确定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发展战略, 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为了避免经济高速发展时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产生冲突, 我们必须承认文化遗产存在的价值, 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文化遗产是当代赣鄱儿女共同的文化血脉, 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因此, 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协调运用民主、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的途径来推进公众参与, 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 广开参与途径, 确保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1]蔡定剑.中国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前景[J].民主与科学, 2010 (05) .

[2]单霁翔, 约翰·霍金斯等.“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下载自http://www.rmlt.com.cn/News/201010/201010121016381860.html.

[3]单霁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进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下载自http://www.ccnt.gov.cn/sjzz/jgdw/ywtj/200904/t20090424_62654.html.

[4]单霁翔.“重建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下载自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7-06/10/content_8366456.htm.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的思考 第5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生态保护 开发 利用

“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原生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原生态”文化，是指植根于某个地域并且反映当地历史人文特征的、没有经过商业开发的文化形态，是自然界最初的、最原始的装台，具有天然美、自然美、原始美的特征。文化艺术领域的“原生态”即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是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的原始，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式。它包括原生态唱法、舞蹈、大写意山水等。[1]原生态文化的创作、表演、传承的主体是普通群众而非专业人员；它主要反映特定区域及民族的生产、生活；其表现形式质朴而少加工；主要生存与民间而非舞台。[2]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本源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文化魅力，其要素包括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物质、熟人社会、生存氛围等。当我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开发、包装、打造之后，是我们以急功近利的姿态破坏了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这个趋势将来一定要制止或者被扭转，否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没有前途的。

一、原生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原生态突出了文化与环境的不可分割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整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民间，每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有其生长与传承的群体及环境，即其专属的文化空间。在此便要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即“某个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定的时间。”[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将其生长的文化空间一起保护，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离开了这种文化空间营造的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谈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将其生长的文化空间一起保护，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4]

（二）原生态强调了文化真实性，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有实践上的关联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原生态文化就是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或保持着较多原始生活习俗与民风的文化形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原貌的保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要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变味，只有保持其原生态性。

（三）原生态提倡文化生活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得到群众认可及群体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发展并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它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全靠民间一代代传承与保护。这样的一种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根本途径仍然是将其融入民族的血液中，让其伴随着其族人的生息繁衍，长盛不衰。

（四）原生态倡导文化民族性，地域性和综合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原则获得具体的落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生活而创造，也因生活而传承。其所具有的民族特色与地域个性也愈加鲜明。它反映了特定地区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这也决定了其必须在一定的民族与地域中进行就地保护，才具有可靠性与获得民众认同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如何处理保留原生态与创新、开发、弘扬之间的关系。

“变”与“不变” 近年来成为了大众关注的问题和争论的焦点。原生态文化因其地域性与民族性，决定了其生存与流行的空间仅局限在小范围内，其独特的表现形式难以与区域外的人产生共鸣。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任何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变”才是文化生命力所在，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传统文化得以流传至今，也正因为其可以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具有了非凡的适应性，历经王朝更迭，文化入侵而经久不衰。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快餐文化的泛滥，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日新月异的时尚，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流传下去，就需要在保留其原创性的同时，尽快适应新的表现形式，使其真正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是其必须做出的选择。

近年来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杨丽萍执导并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这是一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组合的充满古朴新意的大型歌舞集锦。绝大多数演员都是来自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与道具也都是日常使用的。原汁原味的服装道具，原始自由的唱腔舞技，加上艺术手法的编排，现代化的音响，美轮美奂的舞台布景，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在现实基础上再现了神话般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一经公演便轰动一时，一举夺得国内外多项大奖。同样的例子还有张艺谋执导的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与谭盾湘西《地图》现场音乐会。这些演绎无不是既突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让人们在光与影的舞台视觉艺术冲击下，留下对民族文化的美好向往。通过对民族艺术的精心挑选和编排，让现代观众与古老文明充分对话，进而走进大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一种精神财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也正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族文化的非凡生命力所在。

此外，国外的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在欧洲的很多古城，比如罗马、马德里，摩天大楼和中世纪的巴洛克式建筑并排伫立，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就有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艺人在街头演奏传统乐器，旅馆、教堂、街道、水井，甚至手摇冰淇淋桶，都有可能是几个世纪前的遗物。古老与先进，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民族文化也穿透了历史，贯通了古今。欧洲作为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在钢筋水泥出现之后，却更加聪明地意识到该如何利用历史的财富。他们没有生硬地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区域与周边分割开，作为一个景区去获得短暂的收益。而是将几个世纪的时光一层层叠加在一个空间里，同时紧紧地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打造出一座古老而又鲜活的城市，把历史和今天作为一个共生的整体来规划，从整体上构筑新旧和谐的人文生态，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基本做法。而正是这种叠加和呵护，使这些文明的载体得到了无可比拟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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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云南印象》的主演杨丽萍所说，在她们的家乡，人们会走路就会跳舞，种田时跳，打柴时跳，从早跳到晚，舞蹈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百姓日用而不知”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的最高境界。

（二）另一个问题则来源于原生态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于急功近利的片面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外来者与传承者共谋打造成仅有工具理性的商品。而其中的原生态元素以其独特性自然成为招徕商机的一大亮点。利益至上的社会观在唱红“原生态文化”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命运。当下各大旅游区纷纷打起了“原生态旅游”的旗号，建设所谓的民族风情园、民族文化园等等，利用现代人猎奇的心理，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此开发的后果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精神的丧失。民族风情在全国各地被大量复制，其展示的民俗也堕落为怪异的服饰、难懂的语言和低俗的表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强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一个人工构建的环境中，使其脱离养育它的土壤，无异于将原声于淮南的橘移植到淮北，使其生长成为苦涩的枳。正如一位蒙古长调演员所说：“以前的蒙古长调，从中好像可以闻到了青草的芳香，听到了水声和鸟鸣。而现在，只怕只能闻到酒桌上的酒肉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可以进行开发，但应该注意在开发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这种文化遗产中积极向上的、适应大众需要的合理内核，寻求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升华，而不是牵强附会或刻意突出传统文化中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甚至是有损公民道德的落后因素，去曲意迎合畸形审美。如此所谓“开发”，非但不能起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反而会让其脱离人民大众，失去生命力。

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在其文章《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中讲到：“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被塑造成为地方文化的形象代表，脱离了其生活的语境，因而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被展示、被欣赏、被塑造的对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学者、媒体以及商业资本不断地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的、本源的文化要素，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生产的符号化过程，逐渐使之定型、固化，从而构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这种宣传出来的“本真性”已经是非“本真性”的了。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原生态”因素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通过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等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与传承的原生环境。[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长的环境密不可分，秦腔之所以激越高亢，是被直上直下的黄土高坡锻炼出来的；昆曲之所以缠绵温婉是被温润曲折的秦淮河水浸润出来的；豪放悠长的蒙古长调则是辽阔的草原和湛蓝的天空将人的思绪拉得与地平线一样辽远。离开了生长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

（二）适度创新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在新时期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但是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应注重“扬弃”，即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凝结合成的核心价值体系，摒弃其中愚昧庸俗的落后因素，积极融入现代先进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保护民族文化、弘扬精神文明、提高人民道德素质的有力武器，从而永葆青春活力。

（三）政府适度干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政府可以利用其行政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政策、法律、经济上的帮助与扶持。如建立保护机制，改善传承关系，搭建表演平台，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保护工作等。但是，政府永远只能是组织者与领导者，无法越俎代庖，代替民间艺人传承民间文化。保护本土原生态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当地人民。只有充分提高其民族自豪感，调动其保护民族文化的热情，提高其保护民族文化的能力，并引导他们通过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更应该避免在保护过程中出现“政治挂帅”或者“经济挂帅”等不利于文化传承的外在干扰因素，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发展。[6]

（四）有限利用原则

开发与利用原生态因素必须遵循适度原则，保护为主，合理开发。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滥用文化遗产，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加速其灭亡。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保护的任务，把握适度原则，加强引导。而不是与商人一起加入到追逐文化产业暴利的行列之中，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当成摇钱树。

“原生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在，是其民族性、地域性与独特性的集中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唯有处理好创新、开发与原生态的关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葆青春活力，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五）传承人保护和培养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人，在当前很多传统艺术和技艺面临失传的情况下，保护和培养传承人是保护工作的关键。必须尊重民间自发性传承的方式，全力发掘生活中硕果仅存的传承人，为他们提供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的条件，并帮助他们进行宣传，创造渠道，鼓励他们多收徒弟，传习于后代。同时应该在当地中小学开展乡土教育，加入传授传统技艺的课程内容。切实做到就地保护、就地传承，以更好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保留其“原生态”。[7]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吴尚全，杨周.原生态文化的价值初探.魅力中国，2009（9）：24-25；

[3]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10）：40-41；

[5]陈华文.原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山东和会科学，2010（9）：24-28；

[6]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12）：103-109；

[7]邓莹辉，谭志松.原生态文化概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原则.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1-33。

作者简介：汤倩铠（1982-），女，大学本科，助理馆员，2007年起任职于中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及研究工作。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第6篇

一、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源起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滥觞于美国[1]。1853年, Ann Pamela Cunningham为保护乔治·华盛顿的故居———沃农山住宅, 发起成立了妇女联合会。此举在全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普通民众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如今, 沃农山住宅已成为弗吉尼亚州著名的旅游景点。1877年英国成立了古建筑保护协会, 该协会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支持, 并最终促使国家开始将古建筑保护纳入立法的范围。

二战后, 在其他各国, 由于大规模的重建, 使得城市中原有的历史环境迅速消失, 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历史文化的重要性。由此, 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民间呼声, 开始出现并不断高涨。公众开始自发组织成各种民间团体, 参与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动当中。这股力量引起了当局的重视, 并逐渐得到承认, 成为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

二、国外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

发达国家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早, 其经验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外公众主要依托一些公共组织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 这些组织包括教会、学校及民间社团。

在开启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之先河的美国, 公共组织的贡献首先在于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立法工作, 比如说《国家公园体系法》是在约翰·缪尔及其所属协会的共同推动下通过的, 《历史遗址与古迹法》则得益于历史建筑调查组织以及平民保护组织的不懈努力。此外, 他们还履行了其它组织无力实施的一些重要职能:教育国民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接受重要遗产文化和遗产地的馈赠, 对遗产文化和遗产地进行科学而严格的管理和保护, 确保遗产保护计划的实施。

日本人则认为文化才是全体国民共同的财富, 对它们的保护和管理应该由全体国民共同参与。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社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专家学者组成, 主要负责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 为文化遗产管理事业指明前进的方向;另一类由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和爱好者组成, 主要负责文化遗产的修葺、展示、保护和传承。

在法国, 除教会和学校外, 还有大大小小近两万个社团, 它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力量, 其作用获得政府的肯定, 也促成政府加大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为防止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可能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 法国文化与交流部向各省派驻了建筑师驻省代表处, 监督各省的城市规划, 同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培养保护人才, 法国还成立了专门的遗产保护管理的专业。

总之, “民间组织参与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必然趋势, 民间组织由于自身的非营利性使其能够在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更加注重遗产的非经济价值, 从遗产的根本属性入手, 更中立、更客观地参与到遗产的保护工作中。”[2]

三、国内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分析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在国外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同发达国家相比, 国内由于起步较晚, 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有些迟滞。

1. 存在民间社团, 但影响范围有限

国内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社团等公共组织, 在数量、结构等方面同国外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 以至于限制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造成组织结构松散、影响范围不广的原因主要在于: (1) 相应政策缺位。对于历史文化遗迹的修缮保护, 中央和地方政府尚未出台相应的免税等优惠政策。目前我国只对几十家慈善基金会实行捐款税收全免政策, 而其他组织则仅仅享受3%的抵税优惠, 这无疑挫伤了社会各界为文化遗产保护捐款的积极性。 (2) 监督权力缺失。历史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多由政府全权管理, 尚未赋予民间社团等公共组织以监督遗产保护的权力, 这就使公共组织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3) 自身运作欠佳。由于资金和人才的双重匮乏, 民间社团无力扩大项目规模和提升运作能力, 从而降低了内部成员及社会人士对组织的认同度, 这也影响了它的生存和发展。

2. 得到法律认可, 但参与程度不够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组织虽然其法律地位得到了确认, 但我国的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的表述过于笼统, 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很大的随意性。反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 关于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要明确得多。在我国, 很多时候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集中在向社会征求总体规划意见阶段, 而在项目的具体实施与管理维护时期, 公众基本上处于被悬置状态。

3. 拥有参与热情, 但保护意识不强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虽有较高热情, 但囿于组织机构的缺陷和法定权力的缺失, 公众的热情往往难以持久。公众通常更关注切身利益, 只愿意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好处, 而不愿承担保护的义务。公众的保护意识不强还表现在, 对非居住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则普遍缺少应有的关爱。这不仅给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危害, 也直接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建议

在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当下, 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民族生存和人类发展的宝贵资源。鄱阳湖地区拥有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公里, 几乎占江西省总面积的30%。该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古色文化、红色文化、绿色文化遍布各地, 文化遗产极为丰富。鄱阳湖文化遗产保护, 不能偏离其打造国家级生态经济区的目标, 更离不开地区民众的广泛参与及区域社会的通力合作。

1. 健全组织机构, 扩大影响范围

民间社团是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织形式, 同国外和国内其它发达地区相比, 鄱阳湖地区相关组织因为自身机构等方面的缺陷, 其影响辐射面不大。为此, 应深挖原因, 采取措施以纠偏补缺: (1) 出台相应政策。鉴于目前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免税政策的缺位, 各级地方政府应依据中央有关精神, 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 积极扶持各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以充分调动区域社会为修缮历史文化遗迹而捐资出力的积极性。 (2) 给予实际支持。民间社团等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之所以机构不够健全, 除政策性原因外, 资金和人才的匮乏也不容小视。这不仅制约了该类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能力的提升及保护规模的扩大, 还限制了其社会影响的扩展, 更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政府部门在提供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应在财力和人力方面给予实际支持。

2. 完善法律法规, 提高参与程度

为提高鄱阳湖地区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效性, 不但要确认各地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 更有必要吸取国外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明确之优点, 以弥补相关法规表述过于笼统之不足, 赋予这些民间组织以实实在在的监督保护权。此外, 国外文化遗产保护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即他们认识到“完全靠自上而下的调整结构是不够的, 要将公众利益、公民参与置于文化遗产管理的关键地位”[3]。因而, 应在鄱阳湖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管理、维护等各个领域, 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让文化遗产保护措施落到实处。

3. 加强教育宣传, 增强保护意识

保护我国文化遗产, “其本质就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4]。各级政府应本着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 除了做好健全民间社团、完善法律法规等工作, 还需加强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 以提高民众对历史文化资源之价值与特性的认识, 克服短视主义、实利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局限, 增强人们保护人类一切文化遗产的意识。

摘要：作为社会发展的见证和人类文明的结晶, 文化遗产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而且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文化遗产频频遭到破坏, 鄱阳湖地区也概莫能外, 这完全偏离了其打造国家级生态经济区的目标。代表公众意愿的民间组织由于自身的非营利性, 可以有效遏制这种现象。国外先进经验表明, 不断完善政策法规, 加强教育宣传, 增强保护意识, 是当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方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若以此为鉴, 可扩大公众参与领域, 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实效。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领域及方式

参考文献

[1][2]张顺杰.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及对中国的启示[J].法制与社会, 2009, (32) :233-234.

[3]章剑华.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时代性[J].艺术百家, 2006, (7) :1-3.

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 第7篇

面对浩劫带来的危害, 人们开始回归庄严和反思。就天和人的关系, 在学术界讨论了近百年, 也有多种解释, 比如“天人相争”、“天人相合”, 也有说是“人定胜天”。因此, 把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搞明白, 是升华对生态文化认识, 加速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在任何事业的创新发展中, 文化是灵魂。生态文化离不开易学文化。易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它的理论对宇宙的起源, 天体的形成, 万物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均作出了科学的论断, 是各门学科的综合, 是人类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圣经、济世良方”。其中, 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 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发韧之作, 也是改善现实生态的一把钥匙。

1.领悟“三才”之道自觉尊重自然

1.1“三才”之道的概念

《系辞》深刻阐述了《易经》的实质:“易之为书, 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 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这里的“三才”是指天道、地道和人道, 而“道”贯通三者之间, 并以此统领“三才”。

“道”的特性:一是简单性。大道至简, 可以说是人人对此都予以认同。二是最大性。“道”是天地之母, 世界的本源, 万物之根本, 并统领万物。三是忽略性。“道”昭示的是大价值、大光明、大未来, 而人们往往急功近利, “道”则最容易被忽略。四是永恒性。“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万物从道起源, 又回归于道, 它无形无质, 虚静空漠, 无所不在, 却浑然一体, 永不毁灭。五是强制性。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无道消亡。

人类是宇宙生命体的一个细胞, 同时又像是整部宇宙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三才”之道是感悟、解释生态规律的捷径。

1.2“三才”之道的内涵

天地人三者各有“天职”。“天始万物, 地生万物, 人成万物”。这就是说, 天的作用, 在于始万物;地的作用, 在于生万物;人的作用, 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才, 突出的是人能“参赞天地化育”的伟业。上天开创了宇宙间万事万物, 大地像服劳役般承载、生育万物, 人类要像警察一样维持秩序, 使万物平衡发展。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像劫匪一样, 恨不得一天掠夺所有资源、捕杀所有动物。但是, 资源和物种被消耗殆尽之时, 也是人类灭绝之日。

天地人属性不同。天主阴阳, 地主柔刚, 人主仁义。天主阴阳, 意即天以阴阳主宰天下, 左右世界, 以天时生杀万物。地主柔刚, 意即大地有柔有刚, 博大包容, 至柔无比;同时, 地也刚烈、发怒, 如地震、海啸、台风、火灾等, 具有摧枯拉朽、排山倒海之势。人主仁义, 是规范人类的属性, 仁主博爱;义主正义, 坚持什么, 反对什么, 扬弃什么, 要旗帜鲜明, 顶天立地。

天地人是有级别的。《道德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指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只有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效法自然, 甚至自然而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天地之道对人类职能和属性既然有定位, 那么人类对人道就得悟透, 自觉定位。凡是秉持本性的物种就能长久, 变性或杂交物种往往不能延后。人类也一样, 要按人道塑造形象, 按人道有所作为, 否则, “德不配位”, 其结果是必然被清除。

1.3 培养敬畏自然的理念

科技越发达, 越发现宇宙间有不可穷尽的秘密;人类智能越活跃, 越惊叹人世间有不计其数的神奇。似乎天地为每一个物种划定了一个空间, 规范了一种轨道, 人类无例外地永远有不可逾越的区间范围。哪怕积累了多少次的史前文明, 或人类如何延续, 都有无法企及、无从突破规定空间以外的领域。人类认知的总和相对宇宙不过是沧海一粟!

在浩瀚的宇宙中, 目前已被人们发现和观测到的星系大约有1250 亿个, 每个星系又拥有几百到几万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如此无穷无尽的星系、星体时时刻刻在有规律的运行, 周而复始, 分毫不差, 一定有人类无法企及的力量 (道) 在支配、组织和统领着这一切, 令无限的时空和微观世界井然有序。否则这个世界怎么能够如此万象森然、运转有序呢?!

感悟天道是修缮人道捷径。天道以其无私、博爱、诚信、俭约、进取、奉献铸就了永恒。如太阳就没有一天迟到早退, 抚育万物, 时时刻刻, 无私奉献。六十四卦中, 乾卦、坤卦最重要, 象征天地。乾卦《象传》说:“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君子要具有效法天道刚健有为, 周而复始的品格, 努力奋斗, 自强不息。坤卦《象传》说:“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意即君子要效法地道平顺居下, 负载万物的品格, 醇厚品德, 承担重任。朗朗天空, 正大光明, 我们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古人替天行道, 杀富济贫, 就是摒弃人间杀贫济富的习性。所以, 人生修为, 唯有感悟天道, 效法天地, 方可迅速提升境界。

半个多世纪来, 世界各国有志之士对生态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 人是存在者的看护者。”美国生物学家R.卡逊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警告:“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 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人类, 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 如果继续他的杀母之罪的话, 他将不可能生存下去。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经过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人类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主宰世界、征服自然是不现实的。国际社会的新认识, 同我国古代的生态观是不谋而合的。

2. 感悟天人合一积极顺应自然

2.1 天人合一的内涵

天和人的关系实质上是自然和人的关系。人更三圣, 世历三古, 生态观从古至今被格外重视。伏羲创建的八卦, 包涵和体现了深刻的阴阳对立统一和五行生克制化思想, 是中华民族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 是自然生态文明思想的起源和萌芽, 也是中华民族堪舆风水的思想源头。

在人类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巴比伦文明、玛稚文明和撒哈拉文明中, 由于先民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 自毁家园, 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从而使这些文明消亡在荒漠与丘陵中。而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绝, 一个重要的因素得益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

“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是由庄子阐述, 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有自然之天、社会之天和超验之天, “合”则既表达的人和“天”是可以通达全息的, 也表达了人和“天”的生命融合性。张岱年先生称之为天人相通, 董仲舒则称之为天人相类。“天人合一”泛指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万事万物与人都是合一的, 其中包括社会、人文现象、人身和心念、思维、观念、精神等都是合一的。

天人合一论, 指明了人和大自然及社会整体的归宿关系。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精华, 是对人类认识论的巨大贡献,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

天人合一论促进了思维方式跨越, 丰富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外延。比如文字改革就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建国初, 我国对汉字又进行了更大幅度的简化。有一个短信对此进行了形象化描述:親不见, 愛无心, 厰空空, 導无道, 兒无首, 有雲无雨, 開関无门, 鄉里无郎, 聖不能听也不能说, 成人下有匕首, 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 可魔仍是魔, 鬼还是鬼, 偷还是偷, 骗还是骗, 贪还是贪, 毒还是毒, 淫还是淫。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古代的天象学, 中医运用的手诊、耳诊, 望、闻、问、切, 大家热捧的曾国藩的《冰鉴》等, 都是天人合一理论的实际运用。

2.2 天人有统一性

朱熹说:“天即人, 人即天。”咸卦《彖传》说: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卦《彖传》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 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恒,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些论述都说明, 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性人格化, 并进而将“天人合一”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

古人提倡“工不曰人而曰天, 务全其自然之势” (《管氏地理指蒙》) ,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园冶》) 。这些思想又是利用生态系统自组织、自恢复能力的仿人格生态工程。

宇宙大人体, 人体小宇宙。自然界中每个物种、事物都是宇宙肌体的细胞, 每一个细胞的癌变都会危害自然生态和人类的健康。从根本上讲, 人和世上万物是相应相生的, 同呼吸, 共患难,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现代科学证明, 水能随时听懂、辨认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语言文字;植物能随时掌握身边人的内心动向;一座房屋, 哪怕是新房也会因为无人居住而“孤独”老化、很快破败。

可见, 任何物质都有意识, 任何意识都是物质, 任何东西都有能量。万物有灵, 草木有情, 包括生物、房屋、饰品、器具、色彩、雕塑、字画、数字等, 只要科学选择, 合理布局, 随时取舍, 就可以调整能量, 达到阴阳和谐的目的。例如, 在居室中摆放镇宅剑、凶兽、古董等工艺品, 就会引发家庭成员病痛;同样, 通过读取一组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达到保健身体或治病的目的。

纵观《资治通鉴》记载的朝代更替时期, 均伴随有特大自然灾害和奇异的自然景观发生。政治清明, 则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政治乖谬, 则民怨沸腾, 天象异常。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人与社会和生态是息息相通的:

一个住宅有风水问题时, 也是家庭成员的麻烦时;

一个人身体出现问题时, 也正是这个人事业上的病态时;

生态环境恶化区, 必定是官场生态重灾区;

天天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 会带来容貌、身体和事业的衰败, 其人品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或办公环境杂乱不堪, 其生活和工作也会是忙乱无序的。

在社会环境方面也一样, 一个人的左邻右舍、前后街坊就是自己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就是你的砂、水。他们好, 自己更好;他们不好, 自己也遭殃。他们好坏的象, 就是自己好坏的兆。人际关系也如此, 帮助朋友就是帮助自己, 损害朋友就是损害自己, 朋友的象就是自己的兆。

可见, 环境优美、心灵优美;环境优化、心灵改善;硬环境山清水秀, 软环境才能风清气正。心念正, 运势顺;邪念多, 灾祸生。彼此互为表里, 相辅相成。

2.3 天人有互补性

世界上万事万物是生命联系, 而且这种联系的表象有全息性, 内在联系是能量作用。

最早量子物理创世人马克斯﹒普朗克的波动理论就揭示出万物之间的隐形能量作用。

有人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人体经络揭开了人体的内外通道。

1948 年揭秘全息现象的同时, 推动高维度复合作用研究将对传统物理学定律提出挑战。

静电场照相技术, 发现树叶成长过程是在信息流布与能量填充下完成的。

在堪舆风水文化实践中, 发现人选地, 地选人, 是双向选择。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 人文有显著的地域特色, 人文和地缘也是双向选择。民俗民风就是这样。

在世界发展史上, 其他文明古国消失, 根源在于该民族人性的异化, “天人二分”, 导致人与自然冲突的恶果。

以上等等, 说明天人、物人的生命联系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彼此血肉相连, 唇齿相依。相互爱护, 相得益彰;相互对立, 人先灭亡。

《易传》说:“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 其协调是由人来做中介的。《易传》又主张“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 (《彖传》) 。“范围天地之化, 而不过。曲成万物而遗” (《系辞》) 。《易传》同样强调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观点, 对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腾飞, 同时, 在战略设计上也存在明显漏洞。一度凶杀、色情、迷信书刊泛滥, 金钱至上, 利用舆论声称“雷锋叔叔不在了”, 大肆否定岳飞精忠报国思想, 大肆炒作性革命, 弱化、淡化思想政治建设, 如此这般, 混乱了国人的思维, 从而人们社会责任缺失、感恩意识缺失、精神信仰缺失, 激发内部矛盾一再发生, 环境问题也迅速恶化。《老子》曰:“民之不畏畏, 大畏将至矣。”人们在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面前, 显得苍白无力!

3. 和谐时空规律有效保护自然

谈到时空, 人们自然联系到环境堪舆风水文化。它是中国古人发明进而影响到世界的一种“专利”文化, 像一种永恒的印痕根植在人们心中, 代代相传, 凡工程建设、改造均不敢造次, 成为中国人们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和心理需求。在《二十四史》中, 记载有不同朝代的风水规划, 大到帝王迁都、皇宫布局、陵寝选址, 小到州县衙门、园林、庙宇、村落设计、桥梁的修造等无不遵循着风水理念。在多数的古县志上, 第一章节就是堪舆篇。

环境风水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面对严重污染的自然生态环境, 人们对恢复原生态的渴望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亟需从传统风水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淮南子》指出, “堪, 天道也;舆, 地道也。”堪舆学即天地之学。风水文化来自天道、地道, 而天道、地道的载体是时空, 所以和谐时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充分条件。

3.1 时间为万物发展定性

天体在运行中形成时间, 时间是天地间最大的能量, 能左右一切事物的变化。如植物随时间交替周而复始, 春养生, 夏养长, 秋养收, 冬养藏。

《玉匣记》是我国民俗学的必备之书, 内容包罗万象, 收集了大量择吉、气候、五行、风水、耕种等相关资料。在气候方面有:“收花不收花, 全看正月二十八”、“早立秋, 凉嗖嗖, 晚立秋, 热死牛”、“八月初一下一阵, 旱到来年五月尽”、“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九月九阴, 一冬温”, 如此等等, 说明某一时间点制约着某些事物的状况。

我国古代对节气的研究和运用格外重视。如将立夏分为三候:“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明人《莲生八戕》一书中写有:“孟夏之日, 天地始交, 万物并秀。”据记载, 周朝时, 立夏这天, 帝王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迎夏”, 并指令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

山西省汾西县农民赵洪澎坚持30 年用肉眼观天象, 通过分析每月农历初一的气象, 能预报出当月的天气预报。

在命理学中根据人出生时间的分析, 可透析一个人的性格、健康、婚姻、事业等人生信息和流年吉凶。

1911 年民国建立时开始使用公元纪年法。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干支、属相、阴历、星宿、九星、建星、数字等元素计时方式结束。纪年方式的变化, 是淡化中国文化元素而西化的开端。

“三元九运”同样反映出万象的变化规律。在不同的元运中万物的生存状态, 发展局面是不同的。我们一定还记得, 如, 下元七运是“凭口挣钱”的时代, 广告满天飞, 歌舞厅火爆, 媒体讲座热捧;“兑卦主巫”, 各种气功、特异功能异军突起, 邪教出现;“邪气压正气”, 腐败现象迅速发展到各个领域。在下元八运中, 谋民生成为时代主流;和大地有关的行业是挣钱的热点, 如房地产、矿业、农业、旅游等;宗教是发展期;也是正气压邪气阶段, 反腐会出重拳;养生休闲会凸显。了解这些时势规律, 就可以抓住时代的主要矛盾, 就可以洞察政策走向和行业兴衰, 人类在自然面前就可以顺时而变, 就势而为。

3.2 空间为事物定量

就像同一类种子在肥沃土地与贫瘠土地收成不同一样, 不同空间对事物的发展影响是不同的, 因此, 人们对住宅的择吉要求由来已久。

环境风水一方面是反映事物的表象之一, 又作为生命组成部分随时随刻与居民同呼吸、共患难。小的生活环境对人的事业、学业、经济、婚姻、生育和健康等均有很大的影响;同样, 大的生态环境制约一个国家、城市或地域的发展。

《轩辕本纪》中就有“黄帝始划州野, 有青鸟子善相地理, 帝问之以制经”的记载。殷周也有卜宅之文, 周朝祖先公刘率众由邵迁彬, 他们自堪其地曰:“既景乃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 (《诗经》公刘) 。他的子孙 (周文王始祖) 又率众从幽迁到陕西周原, 于浒岐之下。其曰:“周原朊朊, 董荼如饴。”周祖三迁其居住地, 而最终使周文王始建有八百年之久的封建王朝。周王朝时期设有司空, 以管阴阳之事。如《诗经·绵》云:“乃名司空, 乃名司徒, 俾主室家。”这司空之官, 最初就是负责营建宫院的官员。圣人孔子也说“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极其重视人居环境的建筑、选址、规划、设计、装饰, 要求远离凶煞之地, 遵循安全第一, 四方有情, 山环水抱, 背风向阳, 阴阳平衡, 顺乘生气, 交通便利等原则, 以求得“藏风聚气、旺丁旺财”的良好环境。这些宝贵的思想和应用方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总之, 在自然中存在光素的化合作用, 磁场的引力作用, 雷电的复苏作用, 物质的辐射作用, 阴阳互化的再生作用, 人文的潜移默化作用, 高维度“网格化”指令作用等, 这些作用综合到一起形成各种运动规律。风水文化恰恰在诊断地理使用价值和吉凶优劣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 加上易经预测学的运用, 对优化生态环境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支点。

3.3 主动作为保护自然

当前, 保护自然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些问题在方式上必须从和谐时空入手, 和谐时空要从风水文化中汲取精华和要义。

同一空间, 在不同的时间流转中, 会产生不同的吉凶变化;即使在同一时间阶段, 不同的空间会有不同的吉凶变化。例如, 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 两河领域的巴比伦王国 (现代的伊拉克一带) , 当初是何等辉煌, 曾经创造了世界奇迹。现如今却饱受战火的蹂躏。这就是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的吉凶差异。又如, 同一座紫禁城, 在乾隆年间很兴盛, 而在慈禧当政垂帘听政时却很衰败。现在, 紫禁城却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游览的旅游胜地。可见时间可以改变空间的盛衰吉凶。

在古代, 农事活动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在和谐时空方面做出了榜样。“水处者渔, 山处者木, 谷处者牧, 陆处者农。” (《淮南子》) 。战国时期《管子·牧民》中就有“务五谷, 则食足;养桑麻, 育六畜, 则民富。”, 使农业生态形成良性的食物网。到秦代颁布了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田律》。《田律》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对象, 包括树木、水源、植被、鸟兽鱼虫, 对狩猎和采集的时间、方法都作了具体规定, 规定了对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

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 也是利用天然地形, 因势利导的范例。在崇尚自然与顺应自然中谋求人类的利益, 以“道法自然”的原则进行工程建设, 以“仁爱自然”的心态实施河流管理, 昭示给我们的是莫大的生态智慧。

生物在遵循时空规律方面做出了表率, 如动物中的青蛙、蛇、熊冬眠现象, 昆虫的肤色与植被浑然一体等。

《皇帝内经》中阐明的中医理论, 对应时养生, 运用阴阳、五行治于未病方面对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

饮食文化同样要遵循时空变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如多吃应季蔬菜, 多吃属地菜系, 乱吃越季蔬菜易生病。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第8篇

日前，中材建科正式宣布，把建立“企业生态文明”作为集团企业的核心文化来抓。这是基于企业快速发展、多元化发展、以生态与环境健康主导发展为需求的必然选择。

中材建科新闻发言人说，企业的文化对于增强企业的内部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小企业作技术，大企业作文化;小企业重硬件，大企业重“软件”，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硬件的影响是有形的，“软件”的影响是无形的;硬件的影响是一时的，“软件”的影响是永恒的。作为步入集团化、多元化、规模化、国际化的领军企业，中建集团理所当然地要把建设“软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我们必然要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道路。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企业将不遗余力地去落实建设“企业生态文明”文化，而不是只流于口头表达，企业将通过多种形式贯彻中材建科的“生态文明”理念，包括把它写入企业文化、写入企业的发展大纲、写入员工行为规范手册，还作为品牌文化宣传的手段落实到广告创作中去。

齐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 第9篇

一、齐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意识

所谓生态文明意识, 就是指人类对自然、生命的认识以及对相互关系的定位。通俗点说, 就是人如何看待自然, 人如何定位人与自然关系。对这个命题, 齐人早有关注、思考、研究, 所谓究天人之变即是。

对天人之变研究最全面系统、阐述最细致深刻的, 当属战国时期齐国临淄稷下学宫的管仲学派。管仲学派继承、发扬了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思想, 在对自然的认识,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方面,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 管仲学派提出了精气学说, 认为自然万物、人类都是由气、精组成, 自然、人都是物质, 二者同构、同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自然的产物, 与自然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第二, 管仲学派认为自然是有规律的, 万物有“大理”、“大经”、“常”、“则”, 《管子·七法》说:“根天地之气, 寒暑之和, 水土之性, 人民鸟兽草木之生, 物虽甚多, 皆均有焉, 而未尝变也, 谓之则。”而且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无私近也, 无私远也”, 无私无亲, 人“莫之能损益”。第三, 管仲学派认为, 人要顺天、和天, 认识规律、顺应自然。只有“人与天调”, 才能“天地之美生” (《管子·五行》) ;只有“顺天之时, 约地之宜, 忠人之和”、“动静顺, 然后和也, 不失其时”, 才能“五谷实, 草木美多, 六畜蕃息, 国富民强”。 (《管子·禁藏》) 即“顺天者天助之, 逆天者天违之” (《管子·形势解》) ;“顺天者有其功, 逆天者怀其凶” (《管子·形势》) 。第四, 管仲学派认为, 要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 即所谓“不务天时, 则财不生;不务地利, 则仓廪不实” (《管子·牧民》) 。

战国时期赵国人、齐国稷下先生、黄老学派代表人物慎到, 对天人之变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 慎到说:“天有明, 不忧人之暗”、“万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 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的;第二, 慎到认为“天道, 因则大, 化则细”, 主张“守成理, 因自然”、“不逆天理, 不伤情性”, 指出人只有因循自然之道, 按客观规律办事,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的作用;第三, 慎到认为, 要因循自然之道, 必须采取“弃智去己”的方法。所谓“弃智”, 不是拒绝知识、智慧, 而是要排除不合理的主观偏见;所谓“去己”, 不是不要自我, 而是去掉个人的成见和私心杂念。慎到在战国天人思想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 荀子的“明天人之分”、韩非子的“去喜去恶”均是对慎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曾三次来齐, 多次到稷下学宫讲学、论辩的战国儒家大师、亚圣孟子, 也对天人之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详尽的论述。孟子认为, 自然界赋予了人类仁义礼智四端, 天性就是人性。所以人尽心就可以知性, 知性就可以知天。人只要“存心养性”, 就可以“知天事天”, 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另外, 孟子还把“诚”当作天道, 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上》) 强调普通人如果加强内心修养, 完全可以达到 “诚”的境界, 成为与天合一的圣人。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从仁爱的角度出发, 孟子还提出了爱物的主张。他主张恩足以及禽兽, 强调将仁爱推人与物, 施与世间一切生命。

长期游学于稷下, 并在学宫后期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另一位战国儒家大师荀子, 融汇了包括管仲学派在内的稷下百家关于天人之变的思想, 其生态理论更具有齐文化的兼容特色。他认为, 天就是自然界, 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 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即 “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人要顺应自然, “应之以治则吉, 应之以乱则凶”;最具有智慧的至人要“明于天人之分”, 明辨“天” (自然) 与人的不同职分, 反对灾异和迷信;要“制天命而用之”, 在顺应、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人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 荀子在孟子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 提出了人与天地“参”的理想, 所谓“天有其时, 地有其财, 人有其治, 夫是之谓能参” (《天论》) 、“故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君子者, 天地之参也。” (《王制》)

综上所述, 管仲学派的人与天调、慎到的因天道、孟子的天人合一、荀子的人与天地参思想, 均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 均强调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关联, 均倡导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些思想, 其精华部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对我们理解、加深对生态文明的认识,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 仍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同时也启示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时, 要学习祖先将生态与经济、生态文明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 张扬爱心、传播科学, 以使生态文明观念更加贴近人民、深入人心。

二、齐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齐文化是崇尚法治的文化。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 在中国法制史上首先提出了“法” (此前称之为“刑”) 和“以法治国”的概念, 是最早最杰出的实践法治主义的典范;战国时期齐国稷下管仲学派继承了管仲的法治思想, 他们重视刑罚的作用, 但不是把刑罚作为目的, 而是作为达到“以有刑至无刑”的一种手段;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执法公正;主张德刑相辅, 礼法并举, 反对严刑峻法;此外, 稷下黄老学派强调道法合一, 荀子提倡隆礼尚法, 也丰富了齐国法治文化的内容。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 齐文化也建树颇多, 呈现出范围广、规定细、执法严三个特点。

(一) 范围广。

《管子》、《荀子》涉及到齐国生态保护的范围非常广。如“毋杀畜生、毋拊卵”、“令禁设禽兽, 毋杀飞鸟”是关于保护动物的;“毋伐木, 毋夭英, 毋拊竿”、“毋行大火、毋段大木”、 “大木不可独伐也, 大木不可独举也, 大木不可独运也”是关于保护草木植物的;“山林虽广, 草木虽美, 禁发必有时”、“草林荣华滋硕之时, 斧斤不入山林”是关于保护山林资源的;“江海虽广, 池泽虽博;鱼鳖虽多, 网罟必有正, 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黿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 网罟毒药不入泽”、“污池、渊治、川泽谨其时禁, 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是保护河流湖泊和水产资源的。

(二) 规定细。

从《管子》、《荀子》的记载来看, 当时的齐国政府对生态保护十分重视, 所规定的法律条文细致、全面、周密。齐国政府对资源的开发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什么时候禁伐、禁猎、禁渔, 什么时候开放资源、鼓励开发, 都有详细、科学的安排。“山泽各致其时”、“以时禁发”、“禁发必有时”等语句, 充分表现了当时齐国政府收放自如、合理利用资源的细致。此外, 齐国政府对资源开发的种类、数量也都有限制。“草林荣华滋硕之时, 斧斤不入山林”、 “黿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 网罟毒药不入泽”, 这些“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的措施表明齐国政府禁伐幼木、禁杀幼兽, 以使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 表明齐国政府着眼于长远发展, 反对一网打尽、过量捕捞, 对水产资源的开发数量进行了有效限制。

(三) 执法严。

据《管子》中记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政府就专门设置了“正”、“虞师”等官吏, 专门管理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如“正”, 是负责管理湖泊水产资源的;“虞师”, 则负责“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 是专门保护山林、野生动物的。从零星的记载来看, 齐国政府对生态保护的力度非常大, 执法相当严峻。如《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 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 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 左足入、左足断, 右足入、右足断”。意思是封山令一下, 任何人不得进入, 进入者砍脚, 砍伐者死罪。此足以证明齐国政府生态保护的决心之大, 执法之严。

综上所述, 齐国以法治生态, 范围广、规定细、执法严, 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学习的榜样。这就启示我们,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只有以法治理, 才能走向成功。生态保护的立法, 要尽可能全面、细致、具体;执法, 要加大力度, 要敢于重拳出击。

三、齐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行为倡导

众所周知, 生态文明倡导适度消费、节约消费的文明行为, 主张建立节约型社会。应该说, 节约消费的理念、思想在齐文化中是十分丰富的, 在《管子》、《晏子春秋》、《宋子》、《荀子》中都有精彩的论述。

管仲学派既主张节制消费, 尚俭抑奢, 也主张侈靡消费。其节制消费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 而侈靡消费主张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刺激社会生产而提出的。管仲学派认为, 在现实生活中, 不应当简单地判断节俭与侈靡孰是孰非, 而应该把节俭与侈靡作为手段, 适时适度地加以运用, 来灵活调控经济。在《管子》一书中, 主张节俭之说贯穿始终, 散见于《禁藏篇》、《法法篇》和《轻重篇》中。最典型的论述是:“是故先王制轩 (车) 冕所以著贵贱, 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 (职) , 不求其观也……明君制宗庙, 足以设宾祀, 不求其美;为官室台榭, 足以避燥湿寒暑, 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 足以辨贵贱, 不求其观。” (《管子·法法》) “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为国之急也。” (《管子·八观》) 由此可以看出, 管仲学派主要还是希望统治者生活节俭, 赋敛有度, 以减轻人民负担, 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管仲学派主张侈靡消费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管子·侈靡》中, 如“莫善于侈靡”、“不侈, 本事不得立”等, 特别是“尝至味而, 罢至乐而, 雕卵然后渝之, 雕撩然后爨之。”意思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 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 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 林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等言论确实别具一格。但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管仲学派的侈靡消费不是针对大众的, 而是针对统治阶层、富户的。管仲学派是想让“富者靡之, 贫者为之”, 通过让富者高消费, 拉动经济发展;第二, 管仲学派的侈靡消费不是长期行为, 而是特定环境下的短期行为。只有在灾荒之年, 而国家、富户有充足的积蓄时才可使用。“若岁凶旱水灾, 民失其本, 则修宫室台榭, 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故修宫室台榭, 非丽其乐也, 以平国策也。”即越是灾荒, 统治者越要大兴土木, 建筑宫室。通过让贫民来打工, 以工代赈的办法, 来救济灾民;第三, 管仲学派并非一味地提倡奢侈, 认为侈、俭都应有一定限度。

春秋时期, 齐国廉相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堪称廉洁、节俭的典范。他身居相位, 却“缁布之衣, 麋鹿之裘, 脱粟之食, 五卯苔菜”, “家中人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还多次劝谏景公去奢从俭, 并多次拒绝景公赐给他的豪宅、美车、重金、封邑。晏婴为什么尚俭呢?除了实际层面上率先垂范、澄清吏治;匡君救失、纠正时弊;以民为本、减轻人民负担外,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晏婴有著名的“幅利论”、“足欲必亡论”, 他认为人的欲望, 应该像布帛一样有一定的宽度, 欲望过度就会招来灭亡, 所以人要崇尚节俭, “积财多寡而节用之, 富无金藏, 贪不假贷”;统治者更要自己节俭而让人民富裕, “其取下节, 其自养俭”、“俭于藉敛, 节于货财”、“薄于身而厚于民, 约于身而广于世”。总之, 晏婴从爱民、忠于社稷出发, 着眼于养德、利国、修身, 竭力倡导尚俭, 独成一家, 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宋国人、齐国稷下墨家代表人物宋钘, 对节俭也有深刻的阐述。宋钘汲取了道家的思想观点, 强调“情欲固寡”, 认为人生而少欲, 是人的自然本性。并以此推论出“大俭约而曼差等”, 指出人的天性本来是清心寡欲的, 追求荣华富贵、注重等级名分都是违反人本性的世俗观念, 君子要“不累于俗, 不饰于物……人我之养, 毕足而止”、“不以身假物”、“五升之饭足矣”, 不要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

齐国稷下学宫晚期的集大成者荀子, 也探讨了节俭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节用”。荀子的节用包括个人消费和统治者国家消费两个方面。他说:“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 (使之) 贫……本荒而用侈, 则天不能使之富” (《荀子·天论篇》) 意思是人们努力搞好农业生产, 同时还要注意节约, 就能富裕;还说“故知节用裕民, 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 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 (《荀子·富国》) , 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能厉行节俭, 减少铺张浪费, 让人民富裕, 他就能名利双收。与墨子从寡欲、禁欲出发强调节用不同, 荀子认为, 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 才提倡节用。节用是为了储蓄, 而储蓄的目的在于满足以后的欲望。

生态文明文化遗产 第10篇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1)02-000-02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调查研究，研究认为：北京奧运会的胜利召开，使我国国民素质得到提高。

关键词奥运遗产素质体育影响

一、研究目的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它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和轰动决不亚于以往各届。本研究对北京奥运会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我国国民文明素质在各个方面的改变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并对北京奥运会前后的表现做了系统的分析和对比，客观的反映了北京奥运会对我国国民文明素质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北京奥运会精神文化遗产对我国国民文明素质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在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图书资料室、徐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图书资料室、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查阅，收集整理了100余篇相关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2．访谈法

广泛听取专家的建议和意见，获得了有关北京奥运会精神文化遗产对我国国民文明素质影响的珍贵资料及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精神文化遗产继承的具体情况及针对我国国民素质国家所做的研究和制定了相关政策等问题。

3．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资料的科学整理和系统的综合分析，对如何继承和发扬北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总结出一系列结论及相关情况。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北京奥运会精神遗产对国民心态的影响

北京奥运会对我国国民心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国民更加自信，主要表现在：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我国的国民更加有进取心；第二，使我国国民心态更加宽容；第三，增强了我国国民的责任心；第四，让我国国民更加了解世界，促进了中国人民团结力。

（二）北京奥运会精神遗产对国家凝聚力的影响

1．北京奥运会对奥林匹克标识的保护

奥林匹克标志的专属权利只有国际奥委才能拥有是《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举办国或城市举办奥运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通过对奥林匹克标志市场的开发，将其转化为巨大的有形财产。在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北京政府就制定了《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来兑现申办时的承诺。我国已经形成了围绕《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对奥林匹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保护体系。

2．北京奥运会对隐性销售的规定

所谓的隐性营销是指非体育赛事正式赞助商在未经权利人允许的情况下将其名称、标志、产品或服务同赛事联系起来的行为，其后果是奥运会的正式赞助商付出的高额赞助费无法得到合理回报，从而造成正式赞助商投资的减少，最终影响奥运会的正常举行。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含潜在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这里的“潜在商业目的”实际上是对隐性营销的一种中国化表述。表明了我国坚决打击隐性营销行为，保护奥运赞助商正当权益的决心。

3．北京奥运会仲裁

作为综合性的大型竞技体育盛会，奥运赛场上存在争议是在所难免的。解决体育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仲裁。北京举办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国际体育仲裁理事在北京设立了特别分院来处理北京奥运会上的争议。

4．北京奥运会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1）它对中国民众凝聚力起到了正确引导的作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人文奥运”作为三大理念的核心，激发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与更新。“人文奥运”塑造了和谐进取、平等共存的人文体育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体现在它拥有是自己团结、聚集在一起的亲和力、吸引力、向心力。它不光是文化的向心力、亲和力和吸引力，而是包括广泛的各方面力量的统一结合。

（2）北京奥运会影响了国民的行为规范

人文奥运所倡导的公平竞争原则，是人类社会功德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反应。而且那些为了体育比赛而制定体育规则和裁判法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则，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遵守的规范模式。并且，所有的竞技比赛，都对参加活动的人的影响是长远的，同伴和竞争对手的行为都对自己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因此强化了自己的行为意识。

（3）北京奥运会在国内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

奥运会不仅仅是要通过体育竞赛向人们展示运动的美，竞技的美，更是要通过成功的举办奥运会过程中的奥运会开闭幕式、奥运会比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体育规则、以及奥运会整个运行的组织和管理能够对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和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体育能够激发人类内在最本质的优秀品格，平等、友爱、互助、坚忍不拔。

5．北京奥运会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号召力

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2012年伦敦奥运会组委会已经公开承认，伦敦奥运会已经绝对不可能超越北京奥运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已经将奥运会这样一个全球的盛会推向了极致。全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6万名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人数也是奥运会历史上创纪录的。在地球史上，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话说:“北京成功的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张扬的奥运大聚会在历史上空前的，甚至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很难有哪个国家可以超越，中国人民以他们的热情和充满了智慧的创造力为世界呈现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世纪大聚会。对于这样的团圆，没有人会拒绝，缺席了这样的聚会，会给自己留下长远的遗憾！体育是没有国界的，奥运会的精神就是鼓励世界的大聚会。

（三）北京奥运会精神遗产对我国国民礼仪的影响

奥运会比仅仅局限于体育赛场之内，它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交融，一次全球的盛典。所以，观众在赛前赛后的礼仪规范同样重要。在赛后，观众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场合或者其他场合遇到运动员。此时，观众与运动员可以进行交谈。交谈的过程中观众可以增进对运动员的了解，也可以向运动员表达自己的赞赏。在教堂的过程中，观众应该注意教堂的距离、方式和内容等。

（四）北京奥运会将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体育战略完成由竞技体育向休闲和全民体育阶段转变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金牌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体育强国，也不能客观出一个国家体育的综合实力和体育功能，国民身体素质的普遍增强才是体育之基，才是体育所要达到的最理想目的。借奥运东风转变发展观念，从娃娃抓起，提高民族的身体素质，全社会都应当有责任感、紧迫感。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但应该持续加强民族精神的教育。

（二）强化体育法规的执法力度。

（三）对志愿者活动进行有效的培训和管理。

（四）加强素质文明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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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祥辉,黄家善.北京奥运会遗产的评估、开发与保护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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