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城乡居民（精选10篇）
甘肃省城乡居民 第1篇
为检验甘肃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工程的实施效果, 进一步了解甘肃省城乡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和规律, 我们对甘肃省城乡居民的体育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和研究, 旨在了解甘肃省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状况, 包括体育活动的频度、体育锻炼时间、体育锻炼目的以及喜爱的项目等, 为政府及社会体育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和指导城乡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原则, 调查了甘肃省兰州、天水、武威、酒泉、庆阳、临夏六个市 (州) 20~59岁的城乡居民, 共发放调查问卷10 225份, 收回有效问卷10 023份, 有效回收率为98%。
主要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 问卷指标采用2005年国民体质监测问卷调查表[1];数理统计法, 采用王路德研制的2005年国民体质监测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统计学处理。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平均每周体育锻炼的频度
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以平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衡量, 分为不锻炼、1次以下、1~2次、3~4次、5次以上。调查结果表明, 甘肃省有42.5%的城乡居民平均每周参加过1次以上的体育锻炼, 51.7%的城乡居民没有参加过体育锻炼。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 选择每周锻炼5次以上的比例最高,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17.2%和16.7%。其次是每周锻炼1~2次,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17.6%和13.1%。选择每周锻炼3~4次的,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11.2%和9.2% (见图1) 。
不同年龄人群中, 选择每周锻炼5次以上者中50~59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27.0%和34.4%。选择每周锻炼3~4次者中20~24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大, 男女比例分别为15.2%和12.7%。选择每周锻炼1~2次者以20~34岁的年轻人居多,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23.2%和18.6%。经常参加锻炼 (每周3次以上, 下同) 者中50岁以上和24岁以下人群所占比例较大, 分别为39.3%和29.6%, 其中尤以50岁以上女性所占比例最大, 为41.5%。
不同职业中, 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最多, 占66.2%。其次为城镇体力劳动者, 占58.6%。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最少, 仅为19.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中则是城镇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最大, 为36.1%。农民所占比例最小, 仅为10.6%。
不同学历人群中,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随学历水平的升高而增高,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 以中专 (含高中) 和大专以上学历水平人数所占比例最大, 分别为35.2%和31.3% (见图2) 。
3.2 平均每次体育锻炼的时间
关于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 本次调查共设了3个时间段。经统计, 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 每次锻炼时间为30~60min者中男性占34.0%, 女性占28.1%。60 min以上者,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26.6%和32.8%。锻炼时间不足30 min者, 男性占39.4%, 女性占39.1%。
从不同年龄来看, 在50~54岁和55~59岁这2个年龄段, 男女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60 min以上者的比例明显大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32.6%、41.2%和60.4%、68.9%。20~24岁年龄段中, 男女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30~60min者的比例要大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37.3%和36.3%。锻炼时间不足30 min者, 以35~39岁和40~44岁男性, 25~29岁和30~34岁女性所占比例较大, 分别为48.5%、47.9%和54.0%、57.3%。
从职业来看, 城镇体力劳动者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60 min以上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者 (36.7%) , 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和农民选择锻炼时间在30 min以下者的比例大于体力劳动人群, 所占比例分别为42.6%和41.5%。
从学历看, 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60 min以上者中, 小学和初中学历水平者占有较大比例, 分别为41.3%和38.4%。而每次锻炼时间不足30 min者, 大专以上学历和中专 (含高中) 学历水平者所占比例较高, 分别为45.7%和34.7%。选择每次锻炼时间在30 min以上者 (含60 min) , 大专以上学历水平者所占比例为54.3%, 低于其他学历者近13个百分点。
3.3 坚持体育锻炼的时间
调查结果显示, 甘肃省城乡居民坚持体育锻炼时间在5年以上者所占比例最大,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37.6%和29.7%。其余依次是坚持体育锻炼时间为6个月以下, 1~3年, 6~12个月, 3~5年 (见图3) 。
不同年龄段中, 坚持体育锻炼时间在5年以上者, 以50~59岁人群居多,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54.9%, 45.9%。20~29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小, 男性为26.6%, 女性为16.7%。坚持体育锻炼时间为3~5年者, 男性所占比例较多的在20~24岁和55~59岁2个年龄段, 分别为14.5%和14.2%, 女性所占比例较高的在50~54岁和55~59岁2个年龄段, 所占比例分别为13.3%和13.0%。坚持体育锻炼时间为1~3年者中20~24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大, 男性为24.8%, 女性为18.6%。坚持锻炼时间不足6个月者中, 以25~34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 男女分别为31.3%和39.3%。50~59岁年龄段人群所占比例最小, 男性为9.7%, 女性为8.1%。
不同职业之间相比, 坚持体育锻炼时间在5年以上者中, 城镇体力劳动者和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占的比例较大, 分别为38.4%和32.3%。坚持体育锻炼时间为1~3年的农民所占的比例略高于其他职业, 为21.4%。坚持体育锻炼时间不足6个月者中, 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和农民所占比例最大, 分别为25.6%和25.3%。
不同学历者相比, 坚持锻炼时间在5年以上者中, 以低学历者居多, 小学文化程度者占40.0%, 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2.1%。坚持锻炼时间不足6个月者中, 大专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水平人群, 占27.3%。
3.4 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
调查结果显示, 甘肃省男性居民选择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依次为防病治病 (31.3%) 、提高运动能力 (27.9%) 、减轻压力调节情绪 (25.2%) , 女性选择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依次为防病治病 (31.4%) 、减轻压力调节情绪 (23.9%) 、提高运动能力 (21.4%) (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 男性选择提高运动能力者的比例大于女性, 而女性选择减肥健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从年龄来看, 不同年龄的男女在选择体育锻炼的目的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20~29岁年龄段的青年男子把提高运动能力作为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 所占比例为33.0%。20~29岁年龄段女性则把减轻压力调节情绪作为主要目的, 占26.4%。50~59岁年龄段的男女把防病治病作为锻炼的主要目的, 男性占38.1%, 女性占38.6%。另外, 从年龄变化看, 选择防病治病作为体育锻炼目的的人数具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多的趋势, 选择减轻压力调节情绪作为体育锻炼目的者的人数, 则具有随年龄增长而减少的趋势。
从职业来看, 非体力劳动人群的体育锻炼目的依次为防病治病, 减轻压力调节情绪, 提高运动能力。体力劳动者和农民的体育锻炼目的依次为防病治病, 提高运动能力, 减轻压力调节情绪。非体力劳动人群选择减轻压力调节情绪作为体育锻炼目的者的比例要高于体力劳动者和农民, 而农民和体力劳动者选择防病治病和减轻压力调节情绪作为体育锻炼目的者的比例高于非体力劳动人群。
从学历来看, 低学历水平人群选择防病治病作为体育锻炼目的者所占比例高于中、高学历水平者。如小学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为41.4%, 高于大专以上学历者13.3个百分点。而将减肥健美和减轻压力调节情绪作为体育锻炼目的的选择上, 高学历水平人群所占比例大于低学历水平人群。
3.5 体育锻炼的主要项目
在调查的9个体育项目中, 男性参加的人数比例在前四位的是步行 (27.0%) 、球类活动 (19.6%) 、跑步 (17.7%) 、自行车 (11.6%) 。女性参加的人数比例列在前四位的是步行 (30.9%) 、健身操 (舞) 秧歌 (12.7%) 、跑步 (12.1%) 、球类活动 (11.0%) 。步行因其具有简单易行, 不受时间和场地限制以及运动量容易控制等特点, 因而成为城乡居民比较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2]。另外, 选择健身操 (舞) 及秧歌和登山作为体育锻炼主要项目者也占有一定比例 (见表1) 。
(%)
从表1可以看出, 年龄与选择体育锻炼的项目具有一定的关系, 不同年龄的人群总是喜欢选择与自己所能承受负荷相适应的运动项目。一般而言, 年轻人比较喜欢参加运动强度较大, 娱乐性强的项目, 如在跑步项目中, 所占比例最大人群均分布在20~24岁年龄段,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23.2%和18.9%。同样的项目在55~59岁年龄段,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只有15.6%和6.2%。在球类项目中, 男性选择所占比例最大的分布在25~29岁年龄段, 为26.2%, 女性选择所占比例最大的在20~24岁年龄段, 为14.2%。而55~59岁年龄段男女选择的比例分别为13.8%和7.9%。而在一些锻炼强度相对较小的项目上, 随年龄增长, 选择比例人数呈现增高趋势。如选择步行锻炼者中, 55~59岁年龄段男性的选择比例为33.4%, 高出20~24岁年龄段16.7个百分点。女性选择健身操 (舞) 及秧歌的, 55~59岁年龄段为25.6%, 高于20~24岁年龄段17个百分点。另外选择武术、气功的, 年龄较大人群的所占比例明显大于年龄较小人群。就性别而言, 男性选择跑步和球类的人数明显多于女性, 而女性则对健身操 (舞) 及秧歌尤为青睐, 参加的人数所占比例高出男性10.7个百分点。
不同职业中, 城镇非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人群选择步行和健身操 (舞) 及秧歌的人数所占比例高于农民, 农民选择跑步和自行车的人数所占比例高于非体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选择登山的比例高于其他两个职业。
不同学历人群中, 参加步行锻炼的人数所占比例随学历等级的升高而减小, 参加球类活动的人数则随学历等级的升高而增多。小学和初中学历者选择参加健身操 (舞) 及秧歌和武术、气功的人数所占比例高于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所占比例。大专以上学历者选择球类活动的人数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低学历人群。
3.6 影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
调查结果显示, 影响甘肃省男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工作忙 (19.6%) , 家务忙 (12.7%) , 惰性 (12.2%) , 缺场地 (12.1%) 。影响女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家务忙 (24.7%) , 工作忙 (15.9%) , 缺场地 (9.7%) , 惰性 (9.4%) 。仅有9.1%的男性和9.6%的女性认为自己参加体育锻炼没有任何障碍。
从年龄上看, 在影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中, 由于工作忙而无时间锻炼的男性主要集中在25~44岁年龄段之间, 最大选择比例出现在35~39岁年龄段, 占23.2%。女性主要集中在25~39岁年龄段之间, 最大选择比例在30~34岁年龄段, 占21.6%。由于家务忙而无时间锻炼的男性集中在45~59岁年龄段之间, 最大选择比例在55~59岁年龄段, 占20.0%。女性集中在35~59岁年龄段之间, 最大选择比例出现在45~49岁年龄段, 占28.3%。由于惰性影响锻炼的, 男女均集中在20~29岁年龄段之间, 男性的最大选择比例在25~29岁年龄段, 为15.5%, 女性的最大选择比例在20~24岁年龄段, 为13.0%。就性别而言, 男性因工作忙而无时间锻炼者的所占比例高于女性, 女性因家务忙而影响锻炼者的所占比例高于男性12个百分点。
从职业来看, 影响非体力劳动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工作忙 (23.2%) 、惰性 (14.1%) 、缺场地 (12.5%) 。影响体力劳动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工作忙 (20.9%) 、家务忙 (12.1%) 、惰性 (11.6%) 。影响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家务忙 (32.9%) 、体力工作多 (14.0%) 。在影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客观因素中 (场地、指导、组织) , 呈现出非体力劳动人群选择比例高于体力劳动人群, 体力劳动人群高于农民的趋势。
从文化程度来看, 影响不同学历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障碍有所不同, 如影响大专以上学历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工作忙 (24.4%) 、惰性 (15.8%) 、缺场地 (13.9%) 。影响中专学历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工作忙 (18.1%) 、家务忙 (14.0%) 、缺场地 (11.5%) 。影响初中学历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家务忙 (21.1%) 、工作忙 (15.9%) 、体力工作多不必锻炼 (9.8%) 。影响小学学历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家务忙 (39.1%) 、体力工作多不必锻炼 (13.4%) 、没兴趣 (8.0%) 。在因工作忙而影响体育锻炼的选择中, 随学历等级的提高, 选择人数比例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在因家务忙而影响体育锻炼的选择中, 随学历等级的提高, 选择人数比例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在影响锻炼的客观因素 (缺场地、缺组织、缺指导) 中, 随学历等级的提高, 选择人数比例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由于惰性而不参加体育锻炼者中, 选择人数比例则随学历的提高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4 小结与建议
从总体上看, 甘肃省城乡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不强, 有一半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参加过体育锻炼。全省城乡居民中体育人口所占比例较低, 仅占总人数的27.1%;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性十分明确, 防病治病是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首要目的, 其次为提高运动能力, 减轻压力调节情绪;在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上, 不同年龄段人群、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年轻人比较喜欢参加运动强度较大, 娱乐性强的项目, 而年长者则喜爱锻炼强度相对较小的步行等项目;就性别而言, 男性喜爱选择跑步和球类项目, 而女性则对健身操 (舞) 及秧歌尤为青睐;甘肃省城乡居民每次体育锻炼时间在30 min以上者, 男性已达到60.6%, 女性达到60.9%;影响甘肃省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障碍是家务忙、工作忙、缺少运动场地和惰性。
建议各级体育行政部门, 进一步加大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 使广大居民积极投身到体育健身活动中。建议企、事业单位、社区应多举办一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体活动, 为广大居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条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逐年增加对体育建设的投资力度, 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进行体育设施的开发建设。在城镇、社区的建设中, 将体育活动场地的建设纳入到城镇、社区的总体规划中, 本着因地制宜、简便实用的原则, 加强社区体育场地和健身路径建设, 培训专职的社区体育指导员, 积极引导城镇居民参加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活动, 使居民的健身活动走上科学化、整体化、多样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2005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手册[S].2005.
甘肃省城乡居民 第2篇
近日，甘肃省卫生计生委、人社厅、民政厅、财政厅、食药监局联合印发《甘肃省苯丙酮尿症患儿治疗费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实施方案》。该《方案》将为该省近千名苯丙酮尿症患儿及其家庭带来福音。下一步，省卫生计生委将与有关部门共同加强检查督导，确保政策落在实处。
《方案》提出，凡参加甘肃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农合、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下的苯丙酮尿症患儿，因治疗疾病所行检查、购买替代食品、四氢叶酸和神经递质药物费用，均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特殊病种保障范围，限额内(2万元/人/年)报销比例为70%，每人每年实际补偿封顶线为1.4万元。
苯丙酮尿症(PKU)是遗传代谢性疾病，甘肃省发病率为1/4000一1/3000(全国发病率1/万)，主要对人的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导致患儿智力低下，精神、运动系统发育迟缓，具有危害性大，治疗方法特异、时间长的特征。
甘肃省城乡居民 第3篇
2013 年9 月7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时, 正式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一个新的跨越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区域。各地区都开始积极响应, 甘肃省由省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石玉亭率领新课题组,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在多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论证。甘肃省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正在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契机, 城乡不均衡发展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研究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建立ARIMA预测模型, 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
一、ARIMA模型
ARMA模型是一种精度较高的对随机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短期预测的方法, 由统计学家G.E.P.BOX和G.M.Jenkins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 包括三种基本类型:
p阶自回归模型AR (p) 方程如下:
其中参数c为常数;Φ1, Φ2, , …Φp是p阶自回归模型系数;p为自回归模型的阶数;εt是均值为0, 方差为 σ2的白噪声序列, T为样本长度。
q阶移动平均模型MA (q) 方程如下:
其中参数 μ 为常数;θ1, θ2, …θp是q阶移动平均模型系数;εt是均值为0, 方差为 σ2的白噪声序列, T为样本长度。
混合模型ARMA (p, q) 方程一般形式:
其中参数c为常数;Φ1, Φ2, , …Φp是p阶自回归模型系数, θ1, θ2, …θp是q阶移动平均模型系数;εt是均值为0, 方差为 σ2的白噪声序列, T为样本长度。
ARIMA模型则是将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 经过d阶差分运算后分析差分序列的相关图以判断差分序列的平稳性, 直至得到一个平稳序列, 再结合ARMA模型建模对以后期作短期预测, 变换后的ARMA (p, q) 模型称为ARIMA (p, d, q) 模型。
二、模型的建立
(一) 数据平稳性检验及处理:
本文选取了甘肃省1978-2013 年36 年度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两者作差后的新的时间序列数据表示甘肃省城乡的收入差距。
由图1 可以看出, 甘肃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yt自1978年以来至今是一组非平稳数列城乡收入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 变化趋势近似一条指数曲线。
依图1 显见该组数据yt有明显上升趋势性属于非平稳数列, 对yt所有数据依次取自然对数消除异方差行, 得到新的时间序列数据lnyt。新的数列lnyt进行ADF检验判断平稳性, 由检验结果 (图2) 可知, ADF检验值为-0.713 519, 明显均大于比显著水平为1%、5%、10%的临界值, 不能拒绝原假设, lnyt存在单位根, 由此可知序列lnyt为非平稳序列。
再次对该时间序列lnyt进行一阶差分, 得到一个新的时间序列数据记为lnyt, 对该数列进行ADF检验确定其平稳性, 检验结果 (图2) 可知, ADF检验值为-5.025964, 已经小于显著水平1%临界值-3.639407, 所以拒绝原假设, 可认为数列是平稳的。
(二) 模型识别
对平稳数列dlnyt作自相关函数ACF图和偏自相关函数PACF图 (图3) , 依据拖尾和截尾情况初步对差分后平稳序列进行ARMA (p, q) 拟合。
结果显示平稳数列dlnyt由自相关图可看出自相关系数在4 阶后截尾, 在拟合MA (q) 模型时q值应小于或等于4。再由偏自相关图可知偏自相关系数也是在4 阶后截尾的, 因此在拟合AR (p) 模型时p值也是应小于或等于4 的。
(三) ARMA模型定阶
对初步拟合的所有符合条件的模型ARMA (p, q) 分别进行检验, 通过比较所有需检验模型的AIC值和SC值 (表1) , 依据AIC和SC准则综合确定ARIMA模型的阶数p和q。通过比较当选取模型ARIMA (3, 1, 2) 时, AIC值和SC值是最小的, 拟合度最高, 因此认为模型ARIMA (3, 1, 2) 是最优的。
由确定的最优ARIMA (3, 1, 2) 模型,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对ARMA模型参数估计最终预测方程为:
(四) 预测
根据最终确定的最优ARIMA (3, 1, 2) 模型对甘肃省2012-2016 年城乡收入差距进行预测 (表2) 如下:
依据估计的ARIMA (3, 1, 2) 模型对2012、2013 年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预测值与实际值及误差进行比较进行预测结果准确度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2011 年预测误差MAPE值为0.169, 到2012年预测误差MAPE到了0.144。总体来说, 与其他方法相比, ARIMA模型对此类时间序列数据预测的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
三、启示与结论
社区居民踊跃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第4篇
我市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召开后，社区社保站立即召开专门会议，对我社区居民养老保险费征缴工作任务目标进行部署，将任务目标细化，责任到人，做到齐抓共管，确保足额完成今年养老保险费征缴工作。
连日来，社区社保站工作人员在辖区内集中发放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宣传资料，向社区居民详细讲解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要点，耐心解疑释惑，引导社区居民踊跃参保、号召居民早缴费，持续缴费，通过宣传增强了参保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意识。社区社保站通过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和政策问答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消除居民对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误解，及时把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程序、缴费档次等相关政策宣传到户，做到家喻户晓，提高群众知晓率，让辖区广大居民都能够享受国家的好政策。
甘肃省城乡居民 第5篇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持续增长, 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地区差距、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 (陈宗胜, 2002, 李实、赵人伟, 1999) , 人力资本、生育率 (郭剑雄, 2005) , 经济发展、体制变迁、财富累积效应、教育机会不均、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等 (刘朝阳、梁惠娟、赖洪婷, 2014) 。但是探讨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的文章较少。
旨在研究甘肃省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选取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 选取了1998—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库兹涅茨曲线, 他提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遵从“倒U型”曲线。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 认为, 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他们基于一个动态模型, 认为金融发展在初期扩大了收入差距, 随着收入的增长, 金融发展逐步缩小了收入差距。Clark、Xu和Zou (2003) 运用全球数据实证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得出: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
章奇等 (2004) [1]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他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张立军和湛泳 (2006) [2]分析金融发展通过三条途径即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以及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乔海曙和陈力 (2009) 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叶志强等 (2011) 、孙永强和万玉琳 (2011) 的研究得出金融发展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国内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基于实证分析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比较少。
二、实证检验
(一) 选取变量
金融发展效率Efficiency=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金融发展规模Scale=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
城乡收入差距Ga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
(二) 数据来源
《甘肃省统计年鉴》。
(三) 模型假设
假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函数, 则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
1. 单位根检验ADF
对金融发展规模S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
结果显示, 金融发展规模S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 不存在单位根。
对金融发展效率E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
结果显示, 金融发展效率E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 不存在单位根。
对城乡收入差距G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
结果显示, 城乡收入差距G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 不存在单位根。
所以, G、E、S均是二阶平稳的。
2. 回归分析
用OLS估计法对上述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得
所以城乡收入差距G和金融发展规模S是负相关的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G和金融发展效率E也是负相关的关系。
这表明, 金融发展规模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也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规模S和金融发展效率E的系数分别是-0.148874和-2.492703, 这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每上升1%, 城乡收入差距就减小0.148874%, 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 城乡收入差距就减小2.492703%。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要比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
这可以用张立军和湛泳 (2006) 的金融发展降低贫困效应假说来解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能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从而降低了贫困程度, 金融发展从而影响了社会收入差距。
三、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1998—2013年, 甘肃省金融发展促进了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
(一) 促进金融发展效率
提高甘肃省的金融发展效率, 提高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比率, 因为它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更大的作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要扩大贷款比例和力度, 以提高金融发展效率。
(二) 加大金融发展规模
加大甘肃省的金融发展的规模, 增加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规模, 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应增加吸收存款的规模和贷款的规模, 加大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总量, 加大金融发展规模。
参考文献
[1]章奇, 刘明兴, 等.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 2003, (11) .
[2]张立军, 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及其研究, 2006, (12) :74-75.
[3]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3) :27-37.
[4]刘朝阳, 梁惠娟, 赖洪婷.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J].海南金融, 2014, (2) :21-26.
甘肃省城乡居民 第6篇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城市居民选择依托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辖区内40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在临洮县、榆中县、甘谷县、通渭县和靖远县5个县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县随机选1个乡,每乡随机选1 个村,以村为单位进行调查,共调查农村居民400 人。
1.2 方法
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1,2,3,4,5]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学历及家庭人均月收入等),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等项目。调查对象自主填写调查问卷,文化程度较低的对象可由调查员以问答的形式协助填写。问卷填写完成后,经调查员核查后当场回收。
问卷包括食品安全共10题:(1)对食品安全法的了解;(2)腌制蔬菜多久后食用;(3)最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鱼;(4)鸡蛋能生吃吗;(5)未煮熟的四季豆是否能造成食物中毒;(6)发芽马铃薯是否可食;(7)熟食保存温度;(8)冰箱冷藏食物可否彻底灭菌;(9)肉类食品烹制时肉的内部温度达到多少度适宜;(10)食品保质期的含义。计分方法:选择最佳答案1.0 分, 次佳答案0.5 分, 其他答案0 分,知识得分范围为0~10.0分。食品安全态度问题共4题:(1)是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2)选购食品时关心的主要问题;(3)是否愿意接受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4)认为是否有必要进行食品安全教育。调查对象态度分为积极、中立和消极, 分别设定相应得分为1.0 分、0.5 分和0 分, 得分范围为0~4.0 分。食品安全行为问题共6 题:(1)制作食物时是否生熟食分开;(2)饭前便后是否洗手;(3)有无经常吃方便面或其他方便食品;(4)购买食物时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5)外出就餐频率;(6)已购买问题食品如何处理。得分方法与上相同, 得分范围为0~6.0 分。
分别以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为应变量,以居住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和接受食品安全培训的机会为自变量,作多元线性回归(stepwise法)。各自变量的赋值为:居住地(1=农村,2=城市),性别(1=男,2=女),年龄(1=18~35 岁,2=36~49 岁, 3=50~64 岁, 4=65 岁以上),文化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专或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 人均月收入(1=1 000 元以下,2=1 001~2 000元,3=2 000元以上), 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的机会(1=较少,2=中等,3=较多)。
1.3 质量控制
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和预调查结果修改问卷,统一培训调查员, 问卷当场回收并检查,问卷采取双录入。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 3.0,统计分析应用SPSS 18.0软件。采用χ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城乡居民各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城市居民收回395份, 回收率为98.8%,检查有效答卷390份,有效应答率为98.7%;农村居民收回392份, 回收率为98.0%,有效答卷387 份,有效应答率为98.7%。城市居民中,男性140人,女性250 人;农村居民中,男性143 人,女性244 人,两组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χ2=0.059,P>0.05)。城市居民年龄19~74 岁,平均年龄39 岁,农村居民年龄19~70 岁,平均年龄38岁,两组年龄比较亦无明显差异(t=1.372,P>0.05)。城市居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5% ,初中占11.6%,高中及同等学历占20.9%,大专或本科占31.8%,研究生及以上占30.2%;农村居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12.3%,初中占27.1%,高中及同等学历占36.9%,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占21.6%,研究生及以上占2.1%,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154.832,P<0.05),城市居民以本科以上学历居多,而农村居民以大专以下学历居多。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 000 元占11.5%,1 001~2 000 元占35. 6%,52.9%的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及以上;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 000 元占26.8%, 1 001~2 000 元占42. 6%,30.6%的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为2 000 元及以上。城市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高,城乡居民月收入存在差异(χ2=49.476,P<0.05)。
2.2 居民食品安全KAP得分情况
2.2.1 居民食品安全知识得分情况。食品安全知识得分呈正态分布,居民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7.32±1.13)分,低于平均分的人占57.2%,总人数中68.2%的人得分低于7.5~10.0 分,说明调查对象食品知识水平较低下。表1 显示,城市居民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高于农村,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女性掌握食品安全知识得分较高,不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越大,食品安全知识掌握越好;文化程度越高,食品安全知识知晓情况越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人均月收入越高,食品安全知识的得分越高,不同收入人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 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得分情况。食品安全态度得分呈正态分布,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平均得分(3.31±1.42)分,65.8%的人得分高于平均分, 说明调查对象食品安全态度较为积极。表1显示,城市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平均得分高于农村居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食品安全态度得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比较,36~49岁组和50~64岁组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得分最高,其次是36~49岁组,18~35岁组较低,65岁以上组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人群食品安全态度得分基本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人均月收入越高,食品安全态度得分越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经两独立样本t检验,P<0.05;#经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2.2.3 居民食品安全行为得分情况。食品安全行为得分呈正态分布,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平均得分(3.91±1.06)分,有53.1%的人得分低于平均分, 说明调查对象食品安全行为不够积极。表1显示,城市居民食品安全行为平均得分较农村居民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食品安全行为平均得分较男性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6~49岁组行为得分最高,其次为18~35岁组,50~64岁组和65岁以上组较低,但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小学及以下组得分最低,其他各组得分接近,不同文化程度组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人均月收入越高,食品安全行为平均得分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居民食品安全KAP影响因素分析
2.3.1 食品安全知识的影响因素。线性回归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 影响食品安全知识得分的因素是文化程度(β=0.245,P<0.01)、接受食品安全培训的机会(β=0.163,P<0.01)、居住地(β =0.121, P<0.01)和性别(β =0.046, P<0.01),其余变量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2 食品安全态度的影响因素。表2 显示,影响食品安全态度得分的因素是接受食品安全培训的机会(β=0.211,P<0.01)、 文化程度(β =0.165, P<0.05)、 人均月收入(β =0.142, P<0.01)、 年龄(β =0.132, P<0.01) 和居住地(β =0.114,P<0.01),其余变量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3 食品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表2 显示,影响食品安全行为得分的因素是人均月收入(β=0.231,P<0.01)、居住地(β=0.167,P<0.01)、性别(β=0.143,P<0.05) 和接受健康教育的机会(β=- 0.107,P<0.05),其余变量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由于食品卫生事件频发和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本研究发现,城市居民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平均得分均高于农村居民,且城乡居民知识和行为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究其原因, 可能与城市居民相对文化程度较高、经济收入好和接受健康教育的机会多等因素有关。而在农村, 由于信息相对闭塞,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相对较低[6,7]。从不同性别看,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无明显差异(P>0.05)。但食品安全态度和行为平均得分均显示女性高于男性(P<0.05),说明女性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高于男性,这与女性在家庭饮食方面承担的责任较多有关。不同年龄比较发现,36~49岁组和50~64岁组人群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均较高,且不同年龄组居民食品安全知识、态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8~35岁组人群(其中包括很多在校学生)对食品安全问题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低可能与缺少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干预有很大关系。不同文化程度人群食品安全知识存在差异(P<0.05),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固然容易理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但在食品安全态度和行为方面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并无明显差别,说明定期在社区居民中开展食品安全培训很有必要。不同经济收入人群食品安全知识和行为得分存在差异(P<0.05),可能与人们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知识和态度得分主要受文化程度和食品安全培训机会影响,而食品安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收入。因此,对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和经济较落后地区人群开展食品安全相关培训很有必要。而通过此次调查发现, 当前开展的食品安全教育还不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需求。针对上述情况, 为提高居民的食品安全KAP,保障居民健康,我们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力度, 尤其应重视农村文化程度偏低、经济收入较差的地区。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或渠道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纠正错误的态度,改正不良的行为习惯,以保护居民身体健康;要重视对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工作,青少年时期可塑性强, 是培养良好饮食习惯的重要时期,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的食品安全培训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8]。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力度,以保障居民的健康。
摘要：目的 了解甘肃省城乡居民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认知、态度与行为(KAP)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在居民中开展食品安全干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自制居民食品安全KAP调查问卷,对777名城乡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用Epidata 3.0建库并录入数据,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城乡居民食品安全知识、态度与行为平均得分分别为(7.42±1.13)分、(3.31±1.42)分和(3.91±1.06)分;食品安全知识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文化程度,食品安全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接受食品安全教育的机会,食品安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均月收入。结论 甘肃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KAP总体处于一般水平,食品安全培训的机会、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是居民食品安全KAP的主要影响因素,今后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教育。
甘肃省城乡居民 第7篇
为推动2015年度城乡居民保工作任务落实, 了解当前城乡居民保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5月4~8日, 省城乡居民保中心主任郑庆华、副调研员黄家端、业务科长陈海栋、信息科副科长陈拓一行四人深入南平市的松溪、浦城、建阳、武夷山、邵武、光泽、顺昌等7县 (市、区) 开展调研督导, 详细了解各地城乡居民保续保、新老农保衔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邵武市全民参保登记试点情况以及当前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察看了部分县 (市、区) 的城乡居民保中心、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及村级金融服务便民点。调研中, 郑主任强调:一要早动员、早部署、早落实, 确保9月底续保率达90%。特别是2014年未完成续保率达90%的县 (市、区) 要主动作为, 争取政府当地重视与支持, 将续保工作纳入当地政府考核体系, 加强指导与调度, 并给乡镇、村协理员适当补助, 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确保年度目标任务的完成;二要进一步完善政策, 尽早建立长缴多得机制;三要按照“积极稳妥、保障权益、分类处理”的原则, 抓紧处理老农保问题, 2015年基本完成衔接过渡任务;四要落实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 实现应保尽保、应发尽发。
察看松溪县金融服务便民点, 了解便民点使用情况。
慰问浦城县山下乡源头村结对帮扶对象
甘肃省乡村居民消费制约因素分析 第8篇
甘肃省地处西北偏远地区, 经济发展落后, 农业发展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发展滞后, 乡村人口基数较大, 乡村经济发展缓慢, 乡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基于此, 笔者认为, 实现甘肃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乡村居民消费水平。
一、甘肃省乡村居民概况
城乡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乡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是按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我国居民的划分标准按居民的居住地域划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依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其中城镇人口665575306人, 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 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 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甘肃省常住人口中,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236582人, 占36.1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6338672人, 占63.8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2.11个百分点。[1]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大于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如表1所示, 全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6515.0元, 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21120.0元, 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2。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4562.7元, 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5047.7元, 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3。由此看来, 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高于农村, 甘肃农村居民消费低于城镇。全国居民消费支出190423.8亿元, 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42310.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148113.4亿元、农村居民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22.2%, 城镇居民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77.8%。甘肃居民消费支出为2196.0亿元, 其中甘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727.8亿元, 甘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1468.2亿元, 甘肃农村居民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33.1%, 甘肃城镇居民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9%,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拉大, 农村消费比重明显低于城镇 (见表1、表2) 。
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甘肃发展年鉴2012年数据整理。
二、甘肃省乡村居民消费制约因素
㈠经济方面
1. 地理位置。
一个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消费市场规模和消费的发展空间, 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必然带来消费规模的扩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甘肃深居西北部内陆, 经济发展环境受到明显制约,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缓慢, 没有集中的大型产业链。加之居民以乡村人口为主, 农业成为乡村人口的主要就业环境, 土地就业的固定性、周期性迫使乡村人口无法长期进行可持续性的投资, 受季节变化因素较大, 与之相对应的农业产出收益相对有限, 传统的以种地为主的乡村居民无法获得可观收益, 种植农产品的品种单一, 经济收入水平较低,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低, 人均消费水平有限。
2. 市场因素。
乡村人口相对距离市场较远, 对市场经济灵敏度不够,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乡村人口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工业品与农业品价格差拉大, 国家宏观调控出现局部性失衡。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甘肃发展年鉴2012年数据整理。
3.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及市场距离较远, 乡镇企业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发展缓慢, 乡村居民非农业收入增长幅度相对缓慢, 工业发展滞后直接影响了乡村城镇化的进程。
㈡政策方面
1.土地财政影响。
土地财政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围绕土地所进行的财政收支活动和利益分配关系[2]。土地财政是我国政府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集资途径。土地财政本身无可厚非。自改革开放以来, 土地财政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发生重大变化, 地方财政收支骤减,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医疗卫生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务性权利逐渐增加, 出现财权与事权极不对称的局面。迫使地方政府将税收增长的重点转为以房地产和建筑业为代表的营业税, 由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至此, 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转为以土地出让金为收益的利益驱动型发展。
为了谋取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不合理的以GDP增长量为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下促使地方政府大量卖地。将大量的耕地通过政府征收转为建设用地, 距离市场较近的土地承包经营者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赔偿金, 而距离市场较远的乡村人口无法获得因城市扩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短期收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拉大了贫富差距。同时, 在土地交易的初级市场, 由于政府作为唯一购买者, 造成初级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完全竞争, 使得乡村土地转为市场用地的土地出让金较低, 这种不完全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居民的贫困程度。
2.户籍制度影响。
我国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 农业户口主要是指以从事种植农业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依靠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筹集资金, 以牺牲农民的收入支持城市发展, 伴随着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提高, 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逐渐拉大, 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加剧了不平衡的形势。目前国家政策倾向于城市建设, 对农村发展投入资金力度相对较少, 使得农业省份发展缓慢。同时, 农业户口成为阻挡农民从事其他行业工作的坚实壁垒, 促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趋僵化, 由此引发的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方面。
户籍制度不科学使得农民的土地归为集体所有, 妨碍了土地的市场流转, 农民无法自由支配土地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现行的宪法制度使得农民无法用宅基地进行抵押贷款, 扩大农业投资, 增加土地产出, 农民的集资、融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阻碍了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改善。社会保障“二元”化, [3]家庭养老已成为制约乡村居民消费的重大因素。
㈢乡村方面
1.基础设施落后。
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灌溉设施年久失修、缺少维护, 使得旱地种植业蒙受重大损失, 乡村居民靠天吃饭的现状未能得到应有的改变。加之甘肃多以山区、丘陵地带, 现代农业的可操作性受到极大地限制。地区土质土壤的酸碱度不一, 使得规模化、现代化的耕作无法很好地运营。村级公路交通不便, 部分种植区域无法实现机器运输, 使得农业成本逐渐加大。商业网点较少和交通条件落后, 不利于农民购买消费品, 此外乡村市场监管落后、秩序混乱, 造成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涌入农村市场, 影响乡村居民消费。
2.种植面积缩小。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4]由于基础设施落后, 乡村人口可耕作的土地面积逐渐缩小, 加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使得乡村人口对土地的生产性投资逐渐加大, 农业产出随之减少, 挫伤了乡村人口的耕作积极性。根据经济理性人的选择, 以最小之处获得最大收益。乡村人口中大部分健壮劳动力逐渐外出, 使得土地的收益逐渐减少, 由此引发了抛荒、弃耕现象。
3.乡村居民方面。
一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必备生产性要素的价格逐渐上涨, 乡村居民种植土地的成本增加, 为了追求更合理的生存空间, 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城镇增加了城市基本服务设施的供给难度, 加大了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进行农业耕作, 长期的学校生活导致毕业后无法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乡村耕作出现了“致命性”的断层, 在一定程度上, 减缓了乡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此外, 依据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受到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乡村居民储蓄意愿较强, 花钱十分谨慎。消费水平偏向维持基本生存消费, 发展到享受消费尚需时日,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消费的进一步发展。
4. 科技力量薄弱。
甘肃省乡村居民耕作普遍存在依据自身的耕作经验种植, 对农业科技知识知之甚少, 缺乏有效的科技理论指导, 传统的土专家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也表现出无能为力, 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土地科技力量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乡村人口土地收益的下降, 在传统上被当做土地保障的乡村人口正在面临失去这一保障, 使得乡村居民的收入再度面临窘境。
三、甘肃乡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路径选择
㈠加快乡村经济发展
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有效开展旅游业、种植业、加工业等多元化产业发展,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 适度拓宽经济发展渠道, 立足甘肃特有的文化资源、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及人力资源。因地制宜, 在加大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统筹规划, 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 推动甘肃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 建立新的城市增长极, 带动周围乡镇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将社会资金快捷有效地用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结合规划战略, 有步骤有秩序地挖掘农村潜在资源, 以经济政策的有效刺激, 调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变外生性增量为内生性增量。此外, 拓宽农资融资渠道, 引导非农产业的合理有序发展, 逐渐增加非农业收入在乡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现有输血政策的基础上培养乡村经济的造血功能, 增加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 提升乡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㈡稳步有序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合理的土地制度是提高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所在。世界上穷人占大多数, 穷人多又生活在乡村, 因此读懂了穷人的经济学, 就读懂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灵魂。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对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现有的土地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 满足不了乡村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制度已暴露出种种弊端。现有的土地制度已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症结所在, 因此, 变革并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所有权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 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转变为归土地承包经营者个体所有, 允许农村土地自由进入市场流转, 允许乡村宅基地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物, 有助于更好地筹集资金、扩大农业投资规模, 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产出, 以此带动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的提升。
㈢变革农业户籍制度
在一定时期, 农业户籍成为乡村居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产业的绊脚石。当前, 农业户口已成为城市居民排斥乡村居民的重大因素。近几年出现的“城市老人讹人”事件致使社会目光集中于乡村人口, 进一步加剧了因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会群体性排斥, 乡村人口难以获得城镇群体的认可。基于此, 笔者认为, 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 使其只作为证明居民身份的证明, 不带有其他任何福利性政策。以便于在同等的国家政策的条件下,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享有同样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就业保障等, 有助于减少村民的非必要性支出, 提高可支配收入的持有量。
㈣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农业是民生之本,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乡村居民收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加快乡村水利水电建设、引导乡村居民保护耕地环境、增加土地的生产性要素投入是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要加大基础设施的维护, 确保基本的农业基础设施为农业增产保驾护航。同时逐步完善农村的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 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
㈤更新思想观念
乡村居民应转变传统的种植观念, 改变原有的种植结构, 在种植基本的主要农作物的同时, 尝试种植其他经济作物, 来增加乡村居民收入。乡村居民在种植业发展的同时可经营养殖业, 发展生态农业, 依据现有的生产资料, 结合国家相关惠农政策, 积极寻求多种经营之路, 逐步转变消费滞后的观念, 逐步转变资金储蓄观念, 加大资金的周转力度, 盘活银行可支配收入。
㈥完善教育制度
大力支持乡村的社会事业发展, 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与环境。现有的教育制度旨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有用人才, 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农业的可持续人才资源。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基本不涉及农业知识, 现有的教育制度缺少应有的实践平台, 高中教育更是为高考设置的助推器, 仅有的高等院校农林专业人才匮乏, 造成农业指导性的“帅才”很多, 但缺乏农业战争的“士兵”。为促使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应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 从教育制度的设计中应分离出一部分学生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学习农业相关知识, 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农业人才的培养, 更有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加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机制, 以乡村学校、居民委员会为培训载体, 以省、县、乡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站为平台, 加强业务指导, 规范培训机制, 结合当地乡村居民的点状居住特点, 以农闲时的定期培训为主。从长远来看,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乡村居民的种植技术, 更有助于促使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乡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邓子基, 唐文倩.土地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2]王宁.土地要素市场化与收益分享[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3]张雯丽, 沈贵银.扩大农村内需有何对策?[J].红旗文稿, 2013, (19) .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思考 第9篇
【关键词】新农合 城镇医保 整合
一、概述
建立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山东省从2014年起，在全国率先起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整合，建立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临沂市沂水县认真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及时完成了经办机构合并、人员划转和业务移交，将全县居民医保整合到了人社部门，完成了制度并轨，实现了统一的居民医保制度。本文尝试以沂水县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系统地阐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思路探讨。
二、沂水县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主要做法
新型农村合医疗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医疗卫生体系，结合农村居民特点建立起来的一套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基本沿用了职工医保模式。由于原新农合参保人群占比较大，新农合与城居保的整合在该县来说，任务重、情况复杂。沂水县创新思路、多措并举，推动了整合工作平稳有序进行。首先，注重协调配合，在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人社部门与卫生、财政、编制、审计等有关部门主动加强沟通联系，互通有无，信息共享，确保了人员移交、基金移交、财务移交、审计移交、数据信息移交、档案资料移交等整合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注重平稳过渡，为确保整合期间参保人员的医疗报销不受影响，基金运行稳定，改线规定过渡期内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仍执行各自的待遇标准、三大目录、结算模式和信息系统实行双轨运行;第三，注重整合创新，坚持继承与发扬并举，新制度既延续了原有制度中群众认可的好做法，又按照制度整合要求进行了政策融合和改革创新，基本实现了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保障、目录范围、经办流程、信息系统和基金管理的“七统一”。
（二）主要成效
1.管理体制理顺，服务效能提升。整合后，由县人社局统一管理，有效打破了过去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政策衔接难、工作协调难、并网联接难、服务不均衡等管理体制的弊端。一是重复参保和财政重复补贴现象得到根治。整合前该县城乡居民参保100.8万人，整合后清理重复参保人员3.2万人，2015年实际参保缴费97.6万人，节约各级财政补贴1200多万元。二是参保缴费政策规定更加人性化。该县规定每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为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外出务工人员可延长至下年度3月底前，明确新生儿出生后6个月内，其父母凭户口簿到户籍地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从出生之日起即可享受当年度医保待遇。三是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申报结算更加方便。
2.就医负担减轻，待遇水平增长。新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打破了户籍界限，城乡居民在就医范围、报销比例、医保目录等方面享有同等医疗待遇，待遇水平显著增长。一是住院报销比例适度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为一级80%（基层的基本药物为90%）、二级65%、三级55%。二是门诊特慢病病种增加，待遇提高。慢性病种增加到30个，门诊报销比例为60%，尿毒症等9个门诊特殊病种的报销比例为70%，鼓励特殊疾病患者首选门诊治疗。三是医保目录扩大。药品目录由原来新农合的1100种统一扩大到2400种，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药品目录。
3.工作机制完善，监管合力增强。居民医保整合后，一是对全县医保经办内设机构进行整合。在县级层面，医保经办设置了综合科、征缴科、居民一科、居民二科、职工科、支付统计科、医保稽察大队共七个科室，制定出台了《沂水县医疗保险处内部管理规范》，对科室职责、重点岗位设置及相关工作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对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的相近业务进行了适度融合，人员职责更加明确，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二是制定和完善监审规则。制定了包括住院发票、住院手续、病历完整、医嘱与上传信息、用药、检查和其它情况等六个方面的抽查审核规则，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核监管。三是成立医保稽察大队，加大医保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
三、问题及思考
（一）老制度的惯性给新制度的运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新农合制度在已运行十多年，已为基层群众熟悉和认可，其政策设计与社会保险的基本要求不尽相同，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医疗机构业务发展，带有一定的卫生行业管理色彩。整合后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要求对居民医保制度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其管理模式、经办体制、统筹层次、信息系统等发生了诸多变化，给新制度的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既要着力促进城乡居民医保的公平、均等，又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人社、卫生、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等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要适应人口流动、医疗服务均等化需求。
（二）整合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制度整合上，目前只整合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在基金整合上，尽管在县级层面将原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两个基金合并，尽可能充分发挥大数法则，提高其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在市级层面只是实行“调剂金”制度，而没有实行“统收统支”，基金本质上仍是各县区分散使用，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依然不够强大。在信息系统整合上，整体性、系统性不强。只着眼于医保结算，既没有实现医保、医疗、医药的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也没有方便社会查询就诊费用报销等信息服务，更没有开发医保的智能管理系统，卫生信息、医保信息、医疗机构信息相互隔离。
（三）经办机构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整合后，医保经办机构服务对象骤然增多、工作量大幅增加，虽然原新农合办公室人员划转到人社部门的医保经办机构，但普遍缺乏懂医疗知识的专业人才，医疗服务监管的专业性不强，导致工作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漏洞。乡镇（街道）人社所工作人员少、任务重，又缺医保审核专业人员，目前尚未有效地承担起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职责。因此，要适应全民医保的新形势，必须大力加强医保经办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建议要进一步明确乡镇人社所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和职责要求，切实增加机构人员编制，有效解决好“工作有人干”的问题。
（四）参保关系的稳定需要从法律层面进行规范
目前，居民参保缴费实行的是自愿原则，政府财政进行补助。但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群体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对居民医保基金的持续做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作为基础医保制度，建议从法律层面上将自愿参保改为强制参保，将其上升为国家基本的强制保险，以利于制度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湖北: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第10篇
近日,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主持会议, 审议通过《湖北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方案》, 明确由人社部门牵头负责整合工作, 建立管理体制、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七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会议明确要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二是成立领导小组, 建立工作专班。三是明确部门分工, 落实工作责任。各地要在《方案》的基础上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加强政策宣传, 合理引导预期。四是严明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整合前要全面加强审计, 审计后及时整体移交, 整合期间不得调整待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