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变迁范文（精选5篇）
村庄变迁 第1篇
一、广西村庄变迁阶段
1、1958—1982 年人民公社时期
1958—1982年这个阶段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庄变迁表现为生产大队的变迁,生产大队数量受当时国家政策的影响变动幅度较大( 见图1) 。 1958年,全国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行政村过渡至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在建制上,既是公社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又是生产预算单位。 生产大队下再分为生产队,生产队直接管理农户。 1958年,广西共有生产大队10713个,生产队127184个。 1962—1967年,当时的人民公社大部分是小公社,公社下面没有设生产大队, 广西此阶段的生产大队数量相对较少,平均才3053.8个,不及其他年份的三分之一。 1982年,广西共有生产大队13876个,生产队288144个。
( 注:数据来源于《 广西年鉴—1985》 。)
1980年1月8日,广西河池市屏南乡合寨村农民选举出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揭开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序幕,开创中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先河,他们冲破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合寨村也因此成为“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2、1983—1986 年“ 撤社建乡”时期
1983—1986年是撤销人民公社、 建立乡镇政府的时期,也是广西农村基层政权体制历史性的转折时期,这一转折使基层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为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原有的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显得很不适应。 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建立乡政府,同时规定“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1982年12月至1983年秋,各地试点设立乡政府、保留人民公社作为单纯的经济组织。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 要求各地政社分开、 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大体上在1984年底以前完成。 1983年底广西政社已经分开的乡政府131个,政社尚未分开的农村人民公社965个。 到1984年底, 广西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开工作,建立了973个乡政府,并建立了14301个村民委员会( 见表1) 。
( 注 :数据来源于 1985—1987 年的各年份《 广西年鉴》 。)
3、1987—1994 年村公所时期
1987年,广西农村基层组织首次设置村公所,将1986年的村民委员会更名为村公所,村公所下增设村民委员会一级机构( 见表2) 。 1995年撤销村公所,设置村民委员会。
( 注 :数据来源于 1988—1995 年的各年份《 广西年鉴》 。)
4、1995—2013 年农村基层组织稳定发展时期
1995—2013年广西村庄数量逐渐趋向稳定( 见图2), 与国家农村政策逐步完善密切相关。
( 注:数据来源于 1996—2014 年的各年份《 广西年鉴》 。)
二、广西村庄变迁模式
1、因农林场改革导致新村庄的设立
广西是华侨农场最多的省份之一,2007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 , 广西在推进全区22个华侨农林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按照“ 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办法将部分农( 林) 场进行改制后纳入周边乡镇管理,或成立新的乡镇而新设立村民委员会。 2013年1月18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在广西国营十万山华侨林场的基础上新设立防城港市防城区十万山瑶族乡, 辖波茶1个社区和沙坪村、垌平村、那稔村、四方岭村、木排村等5个村。 十万山瑶族乡是广西迄今为止的首个华侨农林场改革过程中,以成立乡镇的方式剥离农林场公共管理职能的基层政权,从而出现因国有农林场改革而新设立的村庄。
2、因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原有村庄的撤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广西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村屯因行政区域调整进行了村屯分设与合并,另有部分城镇郊区村屯或城中村进行改造, 撤销了村民委员会, 改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4年5月,广西玉林市容县容州镇为了更好地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 把东光村、河南村、厢南村、厢西村4个村民委员会撤销,分别改为东光社区、河南社区、厢南社区、厢西社区4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并举行挂牌仪式。 该镇由原来的10个居民委员会和20个村民委员会改建为12个居民委员会和16个村民委员会,共辖17万人口。
3、因新农村建设需要导致村庄的合并
广西积极响应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不少自然村屯整体或部分农户实行易地搬迁合并。 这些搬迁村屯居民主要是依托发展优势特色产业致富后有了改善人居环境的迫切愿望, 搬迁建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农村, 如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的大林新村、桂林市恭城县莲花镇的红岩村等。
4、因扶贫易地搬迁导致村庄位置的移动
因为地质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大型项目征地、生态资源保护、基础设施配套困难等原因,广西结合扶贫工作开展以自然村屯为主的易地搬迁。 这种情况主要是在政府规划指导下的自然村屯搬迁,也有一部分是群众自发进行的搬迁,如广西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露美村弄江叫昆屯的易地扶贫搬迁、 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雷山村的易地搬迁、玉林市容县灵山镇当中村的易地搬迁。
三、广西村庄变迁特征
村庄是一个以农民聚居、农业生产、乡村文化为要素的社会区域。 无论是从居民社会属性来观察村庄变迁,还是从经济生产模式来考察村庄变迁,抑或是从传统文化来审视村庄变迁,分析的视角中始终是村庄的主人和他们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 广西村庄变迁的突出特征体现在:农民“ 非农化”、种植“ 非粮化”、产业规模化、村庄“ 空心化”。
1、农民“ 非农化”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转移。 在广西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也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民“ 非农化”趋势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调查,2013年广西农民工总量为1165万人, 平均每户1.49人, 占从业人数的48%;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267万人,占农民工总人数的22.9%;离开本乡镇的外出农民工898万人,占农民工总人数的77.1%; 外出农民工中有26.3%的在广西境内,69.4% 在广东省,4.3%的在其他省份。
2、种植“ 非粮化”
广西村庄农业产业种植“ 非粮化”明显,双季稻改单季稻的很多,种植经济作物的趋势明显。 在村庄调研时发现, 种植“ 非粮化”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种粮收益下降。 据广西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分局调查资料显示,2013年广西早籼稻、晚籼稻生产亩均收益分别为223.8元和260.2元,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21.3%和9.7%;另一方面,种粮的比较效益偏低。 近年来,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 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远不如种植非粮作物。 因此,相当多的农民选择了种植效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一些地方水田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例如广西北部地区利用水田种植砂糖桔等水果、广西中部和南部地区利用水田种植桑树和桉树等。 2013年广西蔬菜总产量2429万吨,产值突破了500亿元,比2012年增长8%;水果总产量1131万吨, 比2012年增长9.7%; 蚕茧总产量32.8万吨,产值134亿元,增长18%;茶叶总产量5.4万吨,增长16%。 再者,国家政策对种粮的激励政策效应甚微。 广西农村户均耕地面积小, 政策补贴数额较少,如2014年水稻良种补贴每亩仅15元,玉米、小麦良种补贴每亩才10元,政策补贴对农民种粮吸引力不大。 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是普惠制,按照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发放,种粮与不种粮都可以得到补贴, 补贴成为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没有突显对种粮的激励。 农村土地流转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后,得到流转土地耕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使种粮也得不到补贴,不种粮的农户在土地流转出去之后依然继续享受政策补贴,没有真正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积极性。
3、产业规模化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广西各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他们经营大面积成片土地,农业产业在土地集中连片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 2013年底,广西共有各种专业大户近10000个, 注册登记家庭农场1045家,农民合作社14392个;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1家, 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216家, 市级重点龙头企业216家。 广西全区连片承租农村土地5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或企业已达1000多家, 连片承租农户承包地200亩以上且租期10年以上的专业大户或企业达2370家。 由于产业规模化的需要, 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加快, 农村土地流转从2008年的243万亩发展到2014年的678万亩( 见图3)。
4、村庄“ 空心化”
广西交通沿线的村庄、非城镇郊区的村庄、大型村庄、 农业产业化较低的村庄“ 空心化”程度较高。 走进广西桂林市临桂县两江镇江门村、平乐县阳安乡陶村调研,有村民介绍道“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其实反映的就是村庄“ 空心化”。 有的村庄因为农户向村庄外围拓展建房,建新不拆旧造成原住房空置形成“ 空心村”; 有的村庄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造成人走屋空形成“ 空心村”。 村庄空心化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空心化、 资金空心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出现劳动力资源匮乏以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带来的一连串社会问题。
四、广西村庄变迁存在的问题
1、缺乏村庄规划和管理
广西大部分村庄建设缺乏规划, 乡村风貌和特色丧失,大量村庄既无传统特色又无地域特点。 农房建设管理缺乏,农房反复拆建。 村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无序, 重复建设和投入不足两种现象并存。 2013年广西14355个行政村占用村建设用地831.0651万亩、农用地29398.7592万亩。 这么多的自然村庄形成事实上的对稀缺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适当合并一个自然村屯就可以多一片农用土地,少修一条通村公路,少架一些通村电线杆。
2、村庄环境差
广西大多数的农村地区, 生活垃圾在村边、 河边、塘边、路边、田边、屋边随意丢弃,垃圾围村堵河。 畜禽粪便无人清理,污水横流。 农药瓶、包装袋、地膜及残留秧盘等农业生产垃圾也随处乱扔,造成村庄周围严重的“ 白色污染” 和农业面源污染。 广西在2013年的“ 美丽广西·清洁乡村” 活动中共清捡回收田间废弃农药瓶1237.3万个,清捡农田生产废弃秧盘、薄膜等其他生产废弃物1.52万吨,可见农民随手扔掉的垃圾之多。“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成为一些农村生活环境差的真实写照。
3、农村改革相对滞后
外出农民工需要流转闲置的土地,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明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明确参与流转的主体,确保农村土地合法有序流转。 然而广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还没有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截至2014年6月,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还处在两个县整县试点和其他县( 市、区) 各选择一个乡镇开展整乡试点的阶段。 农民由于没有合适的抵押物遭遇贷款难,而现有的《 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又不够完善,农村金融改革急需推进。 广西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自2008年底启动以来, 目前只有广西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先行试点。
4、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市民化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促进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改变农村面貌的一项根本措施。 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为第二三产业工人、 转变为城镇市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阶段。 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从过去进城打工挣钱转变为期望融入城市,从过去半工半农转变为长期务工,从过去叶落归根回到农村转变为生长于城市、以城市为家,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宝贵的城市人力资源。 目前,户籍制度成为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五、建议
1、加强村庄建设规划管理,规范农村建设用地
不管是旧村改造,还是村庄易地搬迁,都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补上当前农村规划的短腿,科学编制村庄规划,改善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引导形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点格局。 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探索开展城镇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 合理安排农村宅基地,严格执行一户一宅的政策,禁止超标准占地建房,逐步解决现有住宅用地超标问题。 引导和规范农村建设用地依法流转,鼓励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按照尊重民意、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布局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农村小康新村建设和清洁乡村行动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 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 2020年)》 ,广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到2020年要控制在667万亩以内。
2、加大村庄环境治理力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全面启动村庄环境专项治理,实行农村保洁有偿服务及义务轮值机制,以县( 市) 、镇( 乡) 、村、屯( 小组) 为不同层级单位,完善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加大片区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力度。 推行分类减量化,增加有机垃圾就地消纳的设施和措施;推广技术标准化,加强微生物处理等适农技术的运用; 推动农村垃圾处理资源化,出台奖励或补助政策,用于支持可回收垃圾的收集回购和推广增肥、气化等循环再利用技术。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走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业,从源头上减少农村环境污染。
3、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提高村庄富裕程度
加快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林权、小型水利工程等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让农村土地真正活起来、资产活起来、市场主体活起来、富余劳动力活起来。 通过推进土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确保增加农民的改革红利。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 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全覆盖为工作重点,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推动农村金融创新为根本途径,不断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4、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庆祝建党90周年村庄社会变迁 第2篇
——访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董楼村
一、实践时间
8月8日-8月10日
二、实践地点
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董楼村
三、实践背景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的党走过了9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2011年是中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我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隆重纪念我党建党90周年，本次暑期社会实践通过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描绘90年辉煌成果，弘扬党的丰功伟绩，引导广大师生群众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激发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投身世纪伟业。这是一次面向基层群众、师生的学习实践活动，它对于进一步增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激发他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实践目的第一，通过本次实践，首先，我们要了解党的改革发展进程，明白作为新时期的团员，应该“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了解时势动态、关心祖国发展。
第二，我们要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现状，增强忧患意识，在已经取得的成就面前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不懈地做好本职工作，因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
第三，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传先辈们为革命事业勇于奉献的精神，增强民众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四，走进农民生活，了解农村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宣传党的“十二五”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倡导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第五，通过此次实践，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领悟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了我院大学生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五、实践过程
8月8日-8月10日，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本次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对于增强基层群众对党的深入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磨练了该团队队员意志，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高社会活动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大致过程如下：
（一）传单发放
8月8日上午9点多，我们抵达济宁市金乡县，顾不上休息片刻，马上进行了传单发放活动。我们分为两个小分队，一队在该县人流量大的中心地带进行定点传单发放，并进行建党历史，党的方针政策，十一五成果，十二五规划等内容的宣传，另一小分支深入县城，在大街小巷中进行流动宣传，同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县城中的落实情况。在宣传过程中，队员们打开与县里百姓沟通的窗口。人们仔细地浏览宣传材料，认真了解党的光辉历程。从人们对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的热切关注中队员们意识到他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我党方针政策的迫切了解的意愿。在宣传过程中，队员们发放了宣传册与宣传单500余份。经过
队员们与群众的真情交流，本团队对金乡县的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有了更深层次了解，同时也达到初步宣传的目的。
（二）深入调查
8月9日，我们前往金乡县董楼村，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来到董楼村以后，根据当地的现状，我们在赶到村里的当天就从准备好的材料里抽取拟定了一份详细的问卷调查。我们走家串户的把问卷发到村民们的手中，村民们十分热情，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如实如质的填写好问卷上的每一道问题。调查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对建党历史，三农政策，十二五规划等的了解情况。在调查过程中，队员们沿线发放环保宣传单，同时收集垃圾，清洁环境，保护环境，倡导生态文明，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赞扬，使得他们更加积极的配合队员们的调查。队员们一共发放了200张问卷，有效问卷175份，调查结果如下：大部分居民对建党90周年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但有很多关于建党史内容需要进一步的宣传和讲解。我们在进行三农问题和十二五规划的问卷调查时，存在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有80％以上的村民对基本概念都很模糊，而且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以及中央提出一系列政策的客观目的。至于三农问题的核心及其相关政策，在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极个别的人了解。这样一种状况，我想在中国的农村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国家的抚农、重农、兴农政策在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落实的话，这些农村问题永远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对于国家各项政策，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三）政策宣传
8月9号晚，队员们结合调查结果，为推进当地新农村见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一份政策宣传材料，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意义，惠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等“十二五”新政策。8月10日，队员们将昨晚拟定的宣传材料打印了300份，在龙潭村挨家挨户进行发放，由于昨天队员们给村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今天的宣传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村民们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中午时分政策材料发放完毕，政策宣传活动顺利完成。10日下午，我们寻访老党员，他们给我们讲诉当地“羊山战役”的革命故事‘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这一天，团队队员与村民们共度炎夏，走过了调查宣传以及缅怀先烈之路，圆满完成计划。
六、实践成果
通过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为您了解到，如今的农民再也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思想简单的农民，他们的观念已随改革的春风，焕然一新，与时共进。新气象、新面貌的新农村如壮丽的画卷正展现在你的面前。
（一）农村传统观念正在更新，新的思想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几年出外打工致富的人多了，恋家安守的人少了。每到春节过后，成群结队的打工者络绎不绝，如今的农村80%的青壮年都奔走在城乡之间，有不少年轻人已融入城市人的行列。“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没有了，“只生一个好”的理念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同，孩子少了，农民家里余出的资源多了，生活的质量随之成倍的提升，如今的农村居住环境更加美好，住房整齐、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房子较以前更加宽敞，更加舒适。高档家用电器在农户家中已不新鲜。有的村庄已接入了有线电视、电讯宽带，既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又宣传了党的政策，促进
了科技兴农。在老一辈的观念中流传着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风俗，而现代的农村在经济发展增长的同时，其风俗也开始变化，婚姻自主、异域婚姻、厚养薄葬，从简办婚事思想开始盛行。新观念新思想正在深入农村，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引导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此外，我们还对农村的教育问题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并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农民的素质在日益改善，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逐步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逐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让所有的儿童可以读得起书。
（二）党的基层建设更加牢固扎实，民主制度得到落实。
现在农村的基层选举制度更加体现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有志者为先，有为者当前，有智者当用”，不管你是谁，只要能了引导农民致富，使农民过上富裕日子，你就上。近几年大学生当村官就是一件好事情，他们年轻有为，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来到农村他们是农村新思想的传播者，引路人，掌握先进致富理念的村官们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新农村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乡亲们的美谈。民主制度的发展为建设美好的新农村具备了充实的思想保障。
（三）党的富民政策给农村人解决了实际问题，使党的富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近几年党的富民政策得到落实，先后在农村实施了“减免农业税”“农业补贴”的政策，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农业生产连年取得大丰收。在我们农村，记得过去喝的是井水，吃水要用„„辘辘‟‟搅，由于工业的发展，河流水受到污染，这直接影响到人畜饮水安全，现在政府又实施了„„甘露工程‟‟，自来水接到农户家，干净卫生得多了，洁净的水滋润着老百姓，人民从心底感激着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关心和保障。“点亮工程”“道路硬化工程”的实施，如今的农村人也过上了城市人的夜生活。看着那光彩夺目，五彩斑斓的夜景，走在宽阔平坦的乡间大道，闻到那沁人心脾的丰收气息，你会深深感到农村换了人间，变化巨大。
下面是通过村干部得到的一份关于农民当前经济状况的报表。
曾记得以前过节时，村子里总免不了请杂耍、唱大戏，亲朋好友围桌打麻将，文化生活贫瘠落后。如今的新农村已经发生了改变，新农村也正与时并进，健身操，集体舞，歌舞赛，体育比赛在农村随处可见。城里的歌舞、影视、图书下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下乡了，农村人的文化生活风貌变新了。新农村的图书馆是农村人的知识文库，读书的人们多了，知识增长了，思想观念解放了，致富的眼界开阔了。如今的农村，麻将桌上的人少了，闲聊的人少了。学习文化，谈论致富经验，享受生活的人多了。新农村的精神风貌迎着党的光辉，与时并进，天天向上。
（四）党的惠民教育政策的实施，为新农村未来描绘出更加美好的蓝图。现在农村孩子继续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去小学学费、课本费。建立从小学到高中的政府助学政策。小学至大学，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农村孩子上学的机遇多了，技能得到提高了，农村子弟的明天有了美好的前景。不仅如此，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有了保障，真正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然而，在农村发展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在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思想还较保守，安土重迁，还有顾虑。也有些„„房地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只顾挣钱，不顾农民的反对，强行“铲”了农民的地，占了百姓的田，伤了百姓的心。还有的居民楼盖成了，农村人却不敢住，他们的经济收入还上不去，住楼成本高，农民只能望楼兴叹。由此可见农村的城市化建设任重道远。但我相信总会有一天的城市化会实现，大家都能安居乐业。还有的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落后，百姓娱乐场所还较少，虽然现在农民有了钱，但赌博之风却盛行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还较少，普法教育还有待普及，公共卫生设施还有待改善，农村年轻人出外打工的多了，留守的老人孩子怎么办，违法犯罪事件也在农村时有发生，还有待我们去想法解决。但我相信新农村建设将会如冉冉升起的太阳光彩夺目，一切的阴影将在太阳的光辉下消失。
总之，新农村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存在不少。我认为只有进一步开放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行动，一定会消除存在的弊病，我的新农村将会越来越好越新，农村也将越来越强，农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七、实践总结
通过这几天的实践，我们要牢记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深刻体会“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大学生应该不断鞭策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培养自己自立自强的品质、报效祖国和能力，为成为祖国所需要的创新型、适用型人才而奋斗。通过庆祝党的90华诞，促进当代大学生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在学习中强化革命传统学习、宗旨意识学习、优良学风学习和党史学习；激励自己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学习，积极为祖国的发展做好知识和能力储备，争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人的一生中，学校并不是真正永远的学校，而真正的学校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促使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向工农群众学习，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社会实践加深了我与社会各阶层人的感情，拉近了我与社会的距离，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成材之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从实践中得到锻炼。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摆正心态，正确定位，发奋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适应时代的需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回顾近几年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归功于党的领导，正确方针的指引，在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深深感到党的伟大，为有这样执政为民的党感到自豪。走进新世纪，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我们党在瞬息万变中追求着不变，同时也在不变中追求着千变万化。又是一个七月，一个声音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这项民心工程，更让党的先进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实践证明，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都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永远是时代的中流砥柱。
二宫村：一个多民族村庄的变迁 第3篇
村名源于清代兵屯单位名称“工”，后讹写为“宫”，此地排序第二。也就是说，这个村在清代就是一个驻扎军队和屯垦的地方。如今，它隶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镇。
它是新疆一个极其平凡的村庄。辖区总面积15.02平方公里，共有928户4200多人。4个村组，从国道312沿线朝山脚下扩展过去。村民们以种植和养殖为生，做些小买卖，农闲时外出务工。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在碰撞中、融合中安稳生活。
正是这平凡，让它成为观察北疆的一份非典型样本。
混居的形成
阿依木克孜，18岁时来到二宫村。她在霍尔果斯边防哨卡边长大，七家邻居，有汉族、回族、锡伯族。以前，她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说得少，略有生疏。她的工作，是在大队做翻译、在小学教数学。
转眼间，她62岁了。肤色黑红，目光柔和。去年3月，二宫村在村委大院里建设了一个就业工场，有24台缝纫机和1台绣花机，她做管理，带领村里的妇女们加工花帽、制作衣服。
1971年，阿依木克孜结了婚。婚房是一间土房，在木头和泥上抹苇草建成，一下雨就会漏。没有电，点油灯照明。夏天从水渠接水，沉淀后喝上层的清水;冬天拿冰和雪，放锅里化掉。每个月，大队发6斤白面。没有大米，只能用苞谷做抓饭。
那时候，队里有羊，但不经干部同意不能宰。羊要集体宰，过年过节时宰了再分发村民。
结婚时，丈夫为她买了一双鞋子、一条裙、一个头巾，再加一块120块钱买来的上海手表。在当时，那是村里最昂贵的彩礼了——要知道结婚那时，阿依木克孜劳动一年，扣掉口粮后算工分，才拿了50块钱。
像阿依木克孜这样，出生成长在伊犁及周边的，是村里的“本地维族”。伊犁河穿越霍城县境西去，距二宫村不远，这一片伊犁河谷很早就有了人类居住;清朝时，政府有组织地在南疆及哈密、吐鲁番地区招募维吾尔族居民赴伊犁屯田，使伊犁地区成为维吾尔族新的聚居区。
“清前期，现在的霍城县是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富强研究员曾如此判断。2007年，他曾前往二宫村调研，作为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项目之一，撰写了《西境村事——新疆霍城县清水河镇二宫村调查报告》 一书。
清中期，乾隆皇帝平定北疆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即伊犁将军），以伊犁为首府，驻节惠远城。如今已是著名旅游景点的惠远古城，距离二宫村仅有6公里。二宫村的建村历史，基本上和伊犁将军府衙的建立同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初，南疆英吉沙县、阿图什市的一些维吾尔族人投靠本村亲友，陆续迁徙而来。他们又被称为“南疆维族”，占到村里维族人口的8成以上。可能是与南疆关系较密切，1997年伊犁“2·5”打砸抢骚乱事件以后，公安部门清查发现村里有多人参加极端宗教组织，二宫村因而被霍城县列为重点治理村。
与阿依木克孜几乎同时来到二宫村的，还有河南人郝连海。上世纪60年代，郝连海的父亲支边去了甘肃，1970年文革时不满被批斗，毅然带着一家十口人投奔二宫村里的河南老乡。
二宫村里的汉族，除了一部分是乌孙古国汉族后裔外，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内地支边而来的、从乌鲁木齐下放农村的、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逃亡而来的。如今，二宫村下辖的4个自然村即4个村民小组中，一组几乎全是汉族，尤以江苏泗阳人居多，被称为“江苏村”，其次是河南人、山东人、湖北人等。
“那时候哪有地啊，全是大草滩。草有一人多高，起伏不平的沟壑特别多，很少有树。刚来时没有房子，就挖地窨子。地窨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用草棚遮上，夏天很潮湿，冬天特别阴冷，周围蚊子成群飞，慢慢在这里开垦荒地，填平沟壑，平整土地。”杨富强研究员的书中，一位支边的二宫村老人对他这样描述。
11岁的郝连海到了二宫村，跟随父母进了三组。三组以维吾尔族为主，还有哈萨克族和回族。郝印象中，小队里一百多户，只有17家汉族。不论是挑土、锄草，全村人不分民族、一起劳作。
村里还有哈萨克族老牧民。不过，村庄周围已经没有了草场，哈萨克族牧民过上了定居生活，在衣食住行上大多与周围的村民相融合。回族、壮族、东乡族，甚至还有一位1997年将户籍从甘肃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迁徙过来的藏族人家。
整个二宫村里，维吾尔族占一半以上，汉族接近一半。沿着村里大路，二、三、四组依次展开。居住在二宫村最深处的则是一组汉族村民，距离其他三组约1.5公里。7个民族，就这样在4个自然村中混居着。
生活在此处
院子里铺着条石，一尘不染。葡萄架间漏下的阳光，将地面印得光影斑驳。青的、红的葡萄串已经熟透，这一处那一处地悬挂着。阿依木克孜老人搬了梯子，随意剪下两三串来，冲洗一下，便放进盘子待客。
2015年9月23日是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9月27日是汉族的中秋节。两节临近，清水河镇妇联在阿依木克孜的家里举办了一次妇女聚会。村里女人们牵着娃娃，三三两两地陆续到来。
客厅地毯上放着餐布，盘子里有馕饼、馓子、西瓜、杏仁、话梅、瓜子、红枣、葡萄干。沿着四面墙壁摆了长条垫子，女人们席地而坐。有穿艾得来丝绸长裙的、穿黑色T恤的、穿褐色皮衣的，还有穿户外装的。
贫苦些的穿着塑料拖鞋，富裕些的戴了粗粗的金项链。一个叼着奶嘴的维吾尔族小女孩，眉宇间被画得连结起来——维吾尔族传统中，据说女儿两眉之间的距离越小，将来出嫁的地方就离娘家越近，母女可以免受相思之苦。
“像这样摆起来、吃起来的，以前可没有。”阿依木克孜说。她是经历过困难年代的人。第一次生小孩时，她想吃饼干，有钱也买不到。为了赚钱，她还在晚上帮别人缝裙子，一条手工费一块五角钱。
郝连海至今记得，小时候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张80公分高的小八仙桌。桌子是一位木匠老乡做的，上面画着一棵树，树上两只鸟。桌子上不能有水，吃完饭就要擦得干干净净。爸爸对郝连海说，桌子坏了就找他（算账）。
上世纪80年代，二宫村开始试行在小队里划组、独立核算，后来又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地，生产效率提高了，一亩地的玉米产量从五六百公斤提高到现在的八九百公斤，最好的超过一吨。
“把娃娃带上，天不亮就赶着牛车上地里，一个小时才能到。带水和馒头、咸菜，暖瓶里带点牛奶。我们去干活，拿些木棍搭个棚，把娃娃放里面睡觉。早上看得见星星就出门，晚上不见月亮不回来”，二宫村妇女主任宋月兰感慨着当年劳动的辛苦。
种胡麻、玉米、小麦，是村里的传统农业。最近十年起，农田机器化作业成为潮流。宋月兰家和其他农户合买了好几套大马力，翻地、播种、施肥、收割，以每亩10元至50元不等的价钱，租借给其他农户。
另外，维吾尔族人种些果树，养些牛羊、驴子，汉族人散养土鸡，算是村里常见的庭院经济。不过，家庭农牧业收入并不高，尤其是今年玉米价格暴跌，从以往每公斤一元以上，降至七八角，刨去成本人工，甚至有可能亏损。
外出打工，是村里年轻人最近十年的另一个出路。二宫村临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某师团场，常组织农民过去摘棉花、挖甜菜、种葡萄。以往，摘一公斤棉花能有工钱两块，今年降到了一块五。一天摘七八十公斤，收入就上百。
还有村民是专门组织乡亲，组团去外地打工的。眼下，村里就有三四十位村民在库尔勒承接了市政绿化工程。在路上花上两天，从伊犁到库尔勒工作八个月，就能有7万块钱的收入。
不过，由于文化程度低、加之担心适应不了，除了年轻人，他们都不怎么敢离开新疆到外地去。
二宫村里的生意人也多。村子距离霍尔果斯口岸只有18公里，曾经有人做倒卖生意发了财。那时，俄罗斯人和浙江老板语言不通，有高中文化的维吾尔族村民做中介赚差价。一天七八车录音机，每台能赚几十块。
不过，在现今四五十岁的维吾尔族村民中，有高中文化的只有一位。他们做生意，更需要靠运气。曾有一位以倒卖牛羊为生的村民吐尔逊塔依，2008年时接到一位浙江老板电话，称温州牛皮价钱很不错。他和朋友们装满了整一车牛皮，七天七天开到温州，没想到价格暴跌，250元一张的进价，90元卖出，狠狠亏了一笔。
这是吐尔逊塔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省做生意。亏得肉疼，他自此收手。第二年，又有浙江老板让他运牛皮去，他拒绝了。不料，当年价格却真的上涨了。
如今，二宫村和其他村落一样，有富裕得开上宝马的，也有还在领低保的。先富起来的老板们，有的离开二宫村，搬去镇上或县上、首府定居;没能脱贫致富的，有的还住在土坯房里。
1973年，村里通了电。1982年，村里出现了第一台电视机。2014年底，村里人畜安全饮水项目完工，农户家中接通了自来水。今年，村里争取到县财政支持，完成了22公里泥土路的道路重建，正在铺设人行道、安装路灯。
因为距离清水河镇很近，村里没有巴扎（维吾尔语集市的意思），大件的生产生活用品去清水河镇或者霍城县购买。每个村都有三四个小商店，村民日常所需从商店里买。有的村民买了电脑、装了宽带;邮政特快专递已经能到村委会了。
今年，村里成立了建筑公司、劳务输出公司，希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让老百姓没有一个人闲着，让他们脱离土地也能富起来。”村党支部书记沙里木·艾沙，对二宫村的未来有更多规划。他希望改变传统的农业结构，将土地整合起来发展特色林果业，搞养牛、养驴基地。靠近国道的那一片，可以发展二宫村特有的民族饮食一条街，卖自家产的馕、酸奶。
他甚至设想，明年再为村里盖个养老院，让“老有所养”也在边疆农村实现。
和而不同
2015年9月底，二宫村妇女主任宋月兰，忙着去维吾尔族朋友家“拜年”——古尔邦节被汉族人称为“大年”，肉孜节是“小年”。古尔邦节到了，维族人家打扫了庭院，有条件的人家宰上一只羊，迎接客人。
她今年48岁，祖籍甘肃，从小被过继到二宫村的叔父家，之后嫁到本村。宋月兰热心快肠，性格泼辣，已经做了13年的村妇女主任。每到一家，宋月兰会喝杯清茶、切块羊肉，吃点零食点心。
汉族农历新年时，维吾尔族朋友也会去她家拜年。她们知道初二不拜年的规矩，只在初一来。不过，她们只吃糖和花生，或是用电磁炉煮的带壳鸡蛋。曾有一次，一位维吾尔族协管员在她家里连水都不愿意喝，宋月兰再三说明是饮水机的水，还拿出一次性杯子和筷子，对方这才喝了一口。
由于信仰、生活习惯等诸多原因，二宫村的维吾尔族男子宁可千里迢迢从南疆娶一位维吾尔族媳妇，也不愿意和汉族或回族通婚。杨富强研究员曾在霍城县档案局的一封档案里看到，上世纪50年代，一位上海来的汉族支边青年和一位维吾尔族姑娘恋爱，由于周围反对因素太多，结果两人“私奔”到了苏联。
一位二宫村民说，以前三组有维汉结婚的，男方是维吾尔族，去内地打工后一起回来的。女方结婚后，开始学维吾尔语。生了两个孩子后，他们因种种原因离婚。过了几年，他们又复婚了。不过，这次他们选择了离开二宫村，去外地生活。
“我舅舅家的丫头，找了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维吾尔族。坐月子回娘家，婆婆来伺候，自己带了一整套餐具另外做饭，你说麻烦不麻烦？”一提到维汉通婚这事，宋月兰便不停叹气。此前，这位姑娘回到娘家，坚决不再吃自己妈妈做的饭，只吃干馕饼，带杯子接水喝。
她还听说过邻村一个故事。媳妇是回族，嫁给了汉族男人。公公去世办丧事时，媳妇不肯让孙子回家，因为回来就要磕头、戴孝，而在伊斯兰教义中，穆斯林是不允许向除了真主以外的人这样做的，特别是死人。
两边都难以退让，结果这位汉族丈夫被折腾得里外不是人，最终以离婚收场。
二宫村党支部书记沙里木·艾沙，算是一个特例了。他是县法制局干部，2013年起任自治区住二宫村集中整治工作队队长，之后被任命为村支书。他的妻子，是一位名叫张金花的县城汉族公务员。
两人是1989年在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相识的。当时，沙里木在县法院上班，张金花是镇政府的一名计划生育干事。张金花经常跑基层，没有交通工具不方便，协助计生工作的沙里木就主动承担起了用三轮摩托接送她的任务。一来二去，这两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沙里木皮肤黝黑、身材健壮，有着深眼窝、高鼻梁，是典型维吾尔族人的样貌。张金花略显瘦小，皮肤更白，一看便是汉族人。沙里木弟兄六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在父母的坚持下学习维汉双语，可见其开明。但即便如此，在沙里木决定与张金花结婚时，父母还是不同意，母亲甚至离家出走以示抗议。
两人最终战胜重重压力结了婚，一直走到今天。如今，他们在霍城县的家里，充满了维汉合璧的气息。客厅按照维族人的习惯，铺设了覆盖全厅的花地毯。两间卧室，一间是床，一间是炕。阳台上摆满绿植，茶几上是全套沙里木喜欢喝的功夫茶茶具。
“1997年伊犁发生暴恐事件之后，我们同事说，我们都在担心你。你旁边睡了个少数民族，会不会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张金花笑着回忆。事实上，事件发生后，沙里木自己也很郁闷。
婚后，两人相互尊重风俗习惯，有商有量。他们过肉孜节、古尔邦节，也过春节、中秋。张金花的父亲去世时，少数民族朋友们还按维吾尔的纪念仪式，到了家里慰问拜访。下葬那天，沙里木作为大女婿也去了坟上，但是没抬棺木、没下跪。两家人都体谅，相安无事。
张金花坦承，像他俩这样的夫妇，即便是在霍城县来说也不多。二宫村里，偶尔有回族、汉族、东乡族结合，暂时没有维汉通婚住在村里的。不过，宋月兰觉得，随着年轻人呆在村里的越来越少，去了大城市，今后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肯定会越来越多。
相互羡慕
同一个村里，汉族人家和维吾尔族人家很容易分辨。维吾尔族人喜欢将墙面刷成蓝色、橙色等各种鲜艳的色彩，汉族偏爱白色瓷砖。庭院里，维吾尔族人种苹果、石榴，汉族人种白菜、辣椒。
有意思的是，已经有维吾尔族村民种韭菜、甚至炒青菜吃了——以前他们不吃这些，觉得都是草。
不过，“韭菜，那是懒人种的”，曾有一位汉族村民如此打趣。韭菜一次播种，可以多次收割，省时省心。在做农活这件事上，汉族比维吾尔族有自信。一直以来，村里汉族村民种地，产量普遍高于维吾尔族村民。
汉族村民去地里，常常是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锄草、施肥、浇水一样不落下。维吾尔族兄弟则更注重休息和生活，逢上巴扎日，更爱欢欢喜喜去逛一天。
宋月兰曾特意去一位维吾尔族人家学习过煮羊肉的方法。这才发现，维吾尔族人将新鲜羊肉改大件、凉水下锅，掏几次浮沫后小火慢炖，什么调料都不加，熟了后用刀子直接割，蘸盐和孜然吃。
以前，她买回家的新鲜牛奶煮不出奶皮子。学习后才知道，不能直接放电磁炉上烧开，要小火小灶地慢慢熬、不断搅动。至于羊肉抓饭，快起锅时最好放一点白糖，提亮，还能增点味道。
维汉两族人也互相羡慕。汉族人发现，维吾尔族人食物简单，一个月做两次馕，打一次吃半个月。清洗是用流动的水，庭院卫生特别好。维吾尔族人则觉得汉族人有时间观念，眼光更远、肚量更大。
一个大年初八，一位汉族老汉敲打着铁盆满村转，最后到了宋月兰家门口：“主任，我被儿子撵出来了。我不能活了，没脸见人了！”他请宋月兰为自己做主，因为与儿媳妇相处不好，新年头就吵了好几架。
宋月兰陪着老人回到家。儿子一脚把铁盆踢老高，“丢人现眼，咋不去死啊？！”
脸皮撕破了，父子从此断绝关系。两家相隔200米，再不说话。
“不像你们儿子不管老子，我们这样是有罪的呢。”一位维吾尔族村民曾这样私下告诉宋月兰。宋月兰表示同意。她在村里40年，亲眼见到那些不孝顺父母的，大多是汉族。
“少数民族人心善，我就佩服这点。”宋月兰说。好几次，她坐镇上少数民族领导的车，如果碰到小孩子、老人或是妇女在路边行走，这些领导都会让车停下，顺路捎她们一程。
宗教与生育
河南人郝连海跟着父母到达二宫村时，村里还没有清真寺。大家一起干着活呢，礼拜的时间到了，就有维吾尔族兄弟把工具一撂，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始做“乃麻子”（指礼拜），大概半小时后回队。其他人见怪不怪，就当没看见一样。
“这有什么？人家的教嘛！”郝连海不以为意。他自小与维吾尔族兄弟混大，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直到现在，维吾尔族兄弟有什么困难还乐意找他。维吾尔族人发不了“hao”这个音，只叫他“何老板”。
他觉得，以前没那么多“讲究”。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像挂在树条棚子上，所有人一起鞠躬致敬。大队食堂是维吾尔族大厨和汉族帮手，一起炒菜做饭，没人觉得不干净。
1978年，二宫村二组、三组各建造了1座清真寺。1982年，新《宪法》重新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全国各地陆续恢复并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那时，形势已然起了变化：一个父亲是阿訇、养过猪的小队长，被指责“立场不坚定”，人言可畏之下，悄悄搬走了。
三百平方米的大殿里铺着拜垫地毯，上面是一小格一小格清真寺的图案。入口处放着帽子，供那些觉得自己头发脏的穆斯林们取用。新月标立在清真寺顶，外立面缀满繁复的花纹砖。二宫村三组的清真寺座落在路边，2008年扩建成今日模样。
大约从1997年起，这座清真寺的阿訇阿布杜·柯克姆发现，有人在暗地里阻止村民来清真寺。理由是，清真寺是共产党的钱盖的，阿訇是领国家工资的。村里有妇女去南疆探亲一趟，回来就穿上黑纱、蒙上口鼻。村里本来有个台球室，也关停了。
“基础设施落后，宗教氛围比较浓”，2014年3月，刚上任的霍城县县委书记葛国第一次来到二宫村，忧心忡忡。除了一条主路是柏油路面外，老百姓房前屋后都是泥土路。房屋还是土黑墙。有妇女蒙上面纱，在村里行走。
极端宗教思想直接影响了村子管理。比如，结婚时不领证，只请阿訇念个经。生病了不去医院，不打针不吃药，说是“胡大（穆斯林对真主的称呼）的意思”。
2014年3月，二宫村迎来了“访惠聚”住村工作组，与重新组建的村两委班子结成了联合党支部。以此为机，二宫村开始了对软弱涣散的整顿工作，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推进“去极端化”。一位阿訇被查出电脑中存着七八十个暴恐视频，村民们自觉上交了70多本暴恐书籍，妇女们也取下了黑纱。
不过，上户口、计划生育的事儿，还是让妇女主任宋月兰操心。穆斯林禁止堕胎，计划生育在村里是个老大难问题。在二宫村，维吾尔族人家的子女平均数远超汉族。宋月兰统计，去年一年村里出生了50个孩子，其中汉族只有3个，少数民族47个。今年到目前，少数民族已经生了33个，汉族媳妇连怀孕的都没有。
加之汉族年轻人外出，村里维汉人口比例正在慢慢变化。2007年，杨富强研究员在二宫村时，维吾尔族约占51%;而今年最新数据显示，维吾尔族已经上升到了56%。在汉族聚居的一组，常住人口已经从近两千降为六七百。
2015年古尔邦节这天，新疆时间上午八九点，天微微亮，二宫村的道路已经热闹起来了。步行或骑车，裹着头巾的维吾尔女人们来回穿梭。再晚一些，男人们盛装去清真寺聚礼。随后，他们将去麻扎（指墓地）为亡故的先人祈祷。
这时的汉族村民，大多还在梦乡。
从一村庄的变迁探讨新农村建设 第4篇
关键词：纽带,小城镇建设,本土文化
尽管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是世界公认的, 我国城镇人口在2008年已经达到6.07亿, 但同时中国城乡差别在全世界也是被公认为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08年高达0.45:1, 即使非洲也没有这么严重的城乡差别。基于这种状况, 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发展,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为农民到小城镇发展提供方便条件。该政策的出台就是推进城镇化进程, 达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 有的是从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 有的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贵州是少数民族贫困山区, 经济发展缓慢, 发展也不平衡, 贵州的城镇化率仅仅约为29.9%, 居全国倒数第二。贵州省目前把城镇化建设作为主要的任务来抓, 以促进农民进城进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了比较发达的遵义地区的“四寨农家”新农村模式, 但这种模式不一定适合贫困地区。众多专家也提出了贵州新农村建设一定不是一种模式, 必定是多样化的建设, 走有贵州特色的山区绿色城镇化道路。但如何建设就需要更多的探讨和实践了。本文旨在贵州山区一个村庄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迁开始谈起, 基于本土化视角分析了贵州新农村的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以对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
1 D村的变迁介绍
D村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庄, 村中97%的人是布依族。该村有64户, 312人, 其中女性151人, 男性161人, 有74人在外打工, 有12户家庭是夫妻双方都在外。本村村民外出打工的地点主要是在沿海发达地区, 如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等省份。该村有稻田40hm2, 旱地7.33hm2, 户均约0.133hm2稻田。该村经济在贵州省属于中上等水平, 22户有沼气池, 15户拥有小型耕种机, 2户拥有打米机, 12户购置了收割机, 3户拥有农用货车, 村中还有3个小商店。另外有2户联合建有一砂石厂, 主要的工人是来自贵州其它贫困山区的外地人。
D村在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基本上没有农户能解决温饱问题, 随着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土地承包到了每家每户, 村民生产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了。他们大量开荒种地, 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很快增多。同时政府大力推广杂交水稻种植, 到20世纪90年代初, 村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尽管有的农户稻谷不能够满足需求, 他们还需要同时食用玉米来补充。由于他们没有其它的经济收入, 因此需要现金时只能靠销售稻米, 这样他们的稻谷也就不能够满足自我消费, 因此有的农户在快到收获季节时不得不外借玉米, 在收获后偿还稻谷。进入21世纪, 该村每户的稻谷都能满足自我消费, 且多数家庭有剩余的稻谷出售。
20世纪80年代, 村中的部分有技术的人员在附近村镇打工, 他们不但可以有打工的收入, 同时还能够照顾农业生产。那时他们主要是从事建筑业, 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村民有余钱来修建新房了。但多数村民没有闲钱, 需要借高利贷来购买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和满足其它生产生活所需。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少部分村民到省内其它地方或外省打工的现象, 但仍然以年轻人为主, 特别是以年轻女孩外出当保姆为主。但进入90年代末, 外出打工的人员快速增加,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 全家外出打工的现象也不少见。村民修建新房的收入基本上来自外出打工。现在村民都不愿意当村干部, 年轻能干的外出打工, 少部分留在家中也更愿意管理他们自己的土地或在附近打工挣钱。因而村中集体事业开展受到影响, 到2005年, 留在家中的村民们每年都自己组织起来外出旅游。布依族的传统服饰和节日又开始受到他们的喜爱。另外, 村民由于有了闲钱, 也开始自我组织起来融资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需要。
有的村民开始回到家乡创业, 一村民外出打工挣了钱, 现回到乡里从事装璜业, 也同时照顾家中的农业生产。有的村民回家从事运输业, 主要是一些结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 他们一方面可以照顾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还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5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都回到家乡务农。
由于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加, 村中现有1/4的家庭租入或租出土地。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现象则比较少见, 但村民的土地主要是租给本村和邻村的农户, 没有外乡人租地现象。如果年轻的夫妻都外出则土地往往是给父母种植。事实上农村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妇女, 尤其是老年妇女, 而男人年轻时多数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妇女对各种农业生产都比较了解, 尽管犁地还不是她们的优势。
从1990年开始,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此实施, 至1996年结束, 该项目在当地推广种植了经果林等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从1995年开始, 一社区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在该村实施。这些项目帮助D村修建了村中道路、自来水、灌溉工程、卫生厕所和沼气。项目帮助村民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 不用担心田土无法灌溉而欠收的情况发生。另外还帮助村民引进了公司加农户的优质稻生产模式。但由于村民急于获得更高的收益, 因而部分群众在优质稻中掺入其它稻谷, 二年后该种生产销售模式就被终止了。
村民过去是以柴火为主要燃料, 现在农户的收入提高了, 燃料则以煤炭为主。近几年来, 政府大力推广沼气建设, 目前村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开始使用沼气, 尽管只是作为辅助燃料。
2 案例分析讨论
2.1 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外出打工是越来越多了, 贵州劳动力多数都是转移到了省外。笔者在2008年对该村所在的乡的16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 发现平均每户外出打工人数1.7人, 外出打工者平均年龄27.7岁。以前打工者主要是年轻人, 现在中年人也有全家都到省外打工的, 而土地往往是由亲戚朋友来耕种。但大多数打工人员并没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打算, 基本上都表示最终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方面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很难在外立足, 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和家乡的情结。5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都回到了家乡, 多数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新农村建设时能否考虑让他们从事一些即能增加收入, 又与他们的强项相一致的活动, 例如, 观光果园或无公害农业生产。
2.2 基础设施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在水电路建设时一定要基于村庄的经济状况和资源状况进行考虑。例如当时修建厕所时用的是白色的磁砖或便池, 但基本上不可能保持清洁, 因为不是水冲式的。当地的人畜饮水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出现短缺, 因此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水来冲洗厕所了。另外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村民使用更多的水, 一般贵州山区农户月用水量也就是3~5t, 他们是非常节约的。
住房的设计上要关注当地的生产生活需要, 如晾晒农产品、牲畜饲养和贮藏马铃薯等。当地不少群众修建了新房, 但仍然习惯在旧房子内喂养牲畜和晾晒玉米等, 因为那些房子更有利于开展这些活动。
沼气和改灶建设时也要基于当地条件来进行。当时在修建时没有考虑农户饲养牲畜的能力, 因此有的沼气量小, 从而使用不多。
2.3 传统文化保护
当地的布依族山歌可是家喻户晓的, 年龄大的都会唱, 不少的人还会写。但年轻人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少了。有专家提出21世纪全世界的最大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事情, 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保护自己的文化, 只有立足于本国的文化才不会失去自我。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地省份, 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使贵州新农村建设与其它省份的建设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同的村寨有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基础。要基于这个基础上发展。村民即使在外, 也与村庄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农村的集体行动在减弱, 农户从前有相互换工的传统, 但后来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增多, 换工就基本上没有了, 群众请人帮忙时都是支付现金。目前的娱乐活动又在帮助村民团结起来, 当然这主要是在妇女之间。
3 结论
城乡一体化不应该被机械地理解为只是硬件建设, 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城里是如何发展规划的, 农村就该如何进行。农村的现代化应该不是城市现代化, 因为他们依赖的基础不一样, 土地仍然是贵州山区农村生存的基本条件, 因而要发挥土地的重要作用。小城镇对新农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 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 是一项系统工程。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 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投资力度, 加快建设改造, 把一些大集镇, 人口多、规模大、交通方便、经济发展快的行政村改造为城镇, 使其城镇化。建设者不可能指望城乡差别一下就缩小许多,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是一个渐近的过程, 小城镇本身也有基础, 又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要先建设小城镇, 然后带动农村建设,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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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变迁 第5篇
贵州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 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这是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 基本上也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 他们与森林朝夕相处, 与森林建立了极其紧密的依存关系, 对森林资源保护要求非常迫切, 形成了自身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村规民约。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作为中国农村基层的一种自治性章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涵盖非常细致, 将许多“政府无法管, 法律管不了”的细节纳入了规范, 是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当地社区与森林资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森林资源客观上的管理者和使用者, 其对森林资源进行保护, 某种程度上有着任何外界管理无法具备的优势。
村规民约具有其自身的控制力与约束力, 我们称之为村规民约的社会控制力。无论是古时候的榔规、榔约, 还是现在的村规民约都是当地社区群众民主制定的, 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内生的公共权力[1]。以古苗民来为例, 一个村寨, 或者若干个村寨的寨老——榔头聚集在一起议榔, 制定自我管理的“榔规理约”。规约的内容, 对内是“纯正社会道德”, “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 “保障生产和生活”;对外是“互通有无”, “抵抗外侮”, 要求“一处受敌, 共同援救”等等。这样自然容易为多数人遵从。同时村规民约依靠舆论、道德、礼仪等进行维系, 在许多地方, 还一直依靠宗法和血缘, 以及民族关系进行维系, 甚至强制力的实施也是一个重要的维系方式。在这里, 村规民约一方面整合调整了舆论、道德和礼仪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又弥补了舆论、道德或礼仪控制力的不足, 从而在特定的场合在调整社会关系上还处于主导地位。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习惯规范十分管用, 在小地域范围内的封闭村落, “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 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2]。”事实上, 许多村规民约其条款本身就是广大村民所熟知的惯例。应该说, 现在通行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民主自治, 就正好运用了这样一种内生的社会控制力。当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村民自治是农村特定社区的全体村民, 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 依照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机关, 确定行为规范, 办理本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3]。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本身是村民信任的结果。
2 村规民约是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法制逐渐健全, 在维持农村社会治安, 稳定社区秩序, 保护森林资源等方面, 国家和各级政府均有许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森林资源保护和封山育林为例,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条例主要有《森林法》、《封山育林管理条例》、《封山育林技术规程》、《封山育林管理办法》、《护林防火条例》等。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许多地方还存在不知法、不懂法, 甚至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 许多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
笔者在平新、鸡贾两村的调查发现, 大多数村民对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很清楚或者不知道, 但对村委会和村民组制定的村规民约和组规民约, 不但知道其主要内容, 而且了解违反后的处罚规定。同时, 绝大多数村民对村规民约都是严格遵守的。当问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的关系时, 回答有如下几种, 认为村规民约更有用, 但也要依照法律法规而来;两者差不多, 村规民约管理“小事”, 法律法规管“大事”;当然是法律法规“大”, 但在实际生活中, 首先还是先看村规民约, 再参照法律。从村民的回答可以看出, 无论村民持何种看法, 都不能否认村规民约在其生活的农村社区中的实际作用。
从法制的角度看, 村规民约是在法治精神指导下, 适应村民自治要求, 在同一地域内, 在生产、生活中根据现实情况或继承传统共同约定, 共遵共行的自我约束规范。村规民约不是法律规范, 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规范, 而是介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之间的“准法”规范。现行法律法规虽然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但只能做原则规定, 在面对现实情况中一些政府顾不上管, 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 村民又无法管的现象, 村民自主制定针对这些现象的条款加以实施和执行, 有效维护了当地社区的社会秩序, 维护了广大村民的利益, 起到了一些法律法规起不到的作用。
3 村规民约自身的非法理化问题
村规民约对许多涉及到社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地方设置了条款, 并规定了具体的罚则, 这样, 其非法理化问题就凸现出来, 常常与国家法律法规发生冲突。冲突有3种表现:国家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村规民约予以禁止;国家法律保障的权利, 在村规民约中被剥夺;国家法律予以界定的行为, 在村规民约中也有界定, 但内容不一致[4]。这样的话, 目前的村规民约很难不和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比方平新村1984年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一条, “偷砍集体或他人的成材树、竹, 按每寸罚款10元, 照此推算”, 很明显现行的森林管理法规里面没有类似这样的规定。
在执行村规民约的这些具体条款的过程中又导致了另一个非法理化的问题出现。那就是, 谁来执行处罚?通常情况下, 执行处罚的是村委会或者护林员。但是, 村委会本身并不是一级行政单位, 也不是执法单位, 其实施处罚就触犯了法律。现实的情况是, 越是落后的社区, 其社区组织者 (村支两委) 便越是扮演行政干部的角色。
一部分学者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 试图运用“要约”理论为村规民约找寻法律出路。他们认为村规民约可以理解为村民共同制定, 承诺自己按照规定执行, 如果违反, 自愿接受处罚。照这样看来, 村民违反规定后, 村民团体例如村民委员会对其实施处罚仿佛成了一种合法的行为。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在法制化不断推进的今天, 如果村民拒绝接受处罚, 村规民约仍然是无能为力的。究其原因, 根源仍然在于村规民约没有强制力保证。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广大农村, 村规民约还是依靠强制力在保证其实施, 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内生的公共控制力”, 或者是基层组织对于国家有关基层自治的模糊理解和运用。简言之, 要约理论只能达成一种彼此的协议和协定, 这种协议和协定并不牢固, 一旦遭到破坏, 必须依靠一些“非法”手段来保证实施。
4 社区森林资源保护作用将逐渐削弱
森林资源保护对于当地社区而言, 其现实需要是第一位的, 换句话说, 当地居民大多数情况下进行森林资源保护是出自于对木材和柴火的需要。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 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运用, 森林满足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功能将会逐渐淡化, 森林资源保护也就失去了重要性。自然地, 社区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作用就会逐渐遭到削弱。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 在社区森林资源保护中村规民约以土地依附为基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其社会控制力将相对减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政治制度。如果说过去少数民族地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实行的是宗族自治和民族自治的话, 那么当代中国农村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 决定着这些住户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以地生财, 决定着作为“草根”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村规民约必须以土地为基础。因为土地依附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形成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也形成了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而村规民约正是这些因素的有机整合和合理表达。但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少数民族地区也不能脱离其运行的轨迹。市场经济使中国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由封闭走向开放, 使当地居民逐步从土地依附中解放出来, 有的外出打工, 有的兴办实业, 有的从事第三产业, 久而久之在农村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多种经营模式。这个过程也就是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由个体走向群体、由零散走向规模的过程, 市场经济拓宽了当地居民的视野, 刺激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样, 村规民约开始改变, 逐步注入了经济运行规则的内容, 甚至完全被经济运行规则所替代。而且, 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 权力意识、法制观念也逐步增强, 了解到法律更有权威, 更合乎理性, 更能维护自身权益和促进自身利益的增长。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经济条件较好, 信息渠道相对比较通畅的农民更愿意接受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 遇到冲突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法律。
参考文献
[1]高鑫.论村规民约的社会控制力[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12 (3) :22～23.
[2]徐晓光.苗族习惯法研究[M].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3]蔡田.关于实现村民自治的思考[J].辽宁师专学报, 2003 (3) :13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