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作模式:启示（精选12篇）
运作模式:启示 第1篇
一、香港职业教育中的政府作为
香港职业教育的实践历程充分表明,香港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形成特色和较大规模,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是香港政府主动作为、全力投入的结果。具体表现为:
(一)立法规范职业教育的管理
为了使职业教育规范有序地推进,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施行依法管理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香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政府作为之一。以香港职训局为例,香港职业训练局(VTC)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香港法例1130章,于1982年成立的香港最具规模的专业教育及培训机构。下辖训练及发展中心、青年学院、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等共20个教育培训机构。同年颁布了 《职业训练局条例》,内容具体、操作性强,而且设有罚则,若违反法例,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条例明确规定了职业训练局的最高管治组织为理事会,成员全部由政府委任,包括4名政府官员和18名工、商、教育等非政府人士。理事会下又设立4个功能委员会、 21个行业训练委员会及5个跨行业的委员会,具体负责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形成了科学严谨、规范有序的管理体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香港政府制订了《学徒条例》(1976)、《建造业训练条例》(1975)、《制衣业训练条例》(1975)、《职训局条例》(1982)、 《雇员再培训局条例》(1992)、《香港学术职业资历评审条例》 (2007)等,上述条例在实施多年后,曾作出不同程度的修订,有力地推动了各项职业计划的开展。
(二)政策扶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香港职业教育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在香港职业教育中,62%的专业课程属于政府资助课程,此类课程可享受不同程度的免费教育;自负盈亏课程仅占38%,此类课程基本属于热门课程,收费标准依据市场需求变化而定。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专业和培训课程可以免收学费,而且在培训学习期间还享受稳定的津贴、薪金待遇。划定职业教育免费范围,由政府投入资金办学,为受训者提供教育补贴,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高了香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同时对社会紧缺而又无人愿报读的专业起到扶持作用。以1999年推出的“展翅计划”为例,该计划为15~19岁离校青年提供职前培训、工作实习机会及择业辅导和支援服务,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课程免学费,实习有津贴。计划实施5年中,为近六万名青年人提供了培训机会。完成课程培训后的学员,平均成功就业率接近七成。
(三)财力保障职业教育的运行
在经费投入方面,香港职训局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因此, 其运行是有非常充足的保障的。在2009-2010年度职训局的经费开支中,支出总额34.6亿元,其中政府资助22.1亿元,学费及其他收入16亿元,收入总额38.1亿元,该年度盈余3.5亿元。巨额的教育经费投入,使香港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较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起来。如今的香港职业训练局及其下属教学与培训机构,不仅设施先进,具备了办学的硬实力,而且师资稳定,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扎实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有较强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具备了办学的软实力。
二、香港职业教育中的市场导向
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建立市场导向和市场驱动机制,并以此为依据构建课程体系,这是香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基所在。
(一)源于市场驱动的课程体系
香港所谓的课程,即指我们所称的专业,香港职训局共开设9个学科400多个课程,即400多个专业。根据香港职训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其专业以应用型为主,且划分非常精细,如珠宝设计与工艺、屋宇装备工程、印刷媒体等。学生的就业面向特定的较小范围,这种精准定位的课程体系非常契合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也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专业教学与细分就业市场对接的发展之路,增强了毕业生的职场竞争力, 香港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就业岗位、起薪水平、发展机遇方面的优势逐年增大。
(二)源于市场供给的生源控制
香港职训局的招生计划是其根据行业训练委员会和政府统计处每两年一次的行业人力预测确定的,不由政府下达,也无需政府审批。在各训练委员会每年的行业人力调查预测与报告中, 涉及了行业内各级技术岗位的需求数和人员需求量。需求是专业发展的地基,决定着专业能走多远,这样一份来自行业的详实的人力资源报告,为培养与区域性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对接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保证了其输出的人才专业对口、供需适量。
三、香港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共赢模式
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协作共建职业教育的校企深度融合模式,使得香港的职业教育紧密地依托企业、服务企业,互惠共赢。
(一)行业企业指导课程开发与建构
香港职训局的课程开发与建构涵盖了策划部署、组织协调、 监督控制、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参与主体极具多元化特色,诸如课程小组、课程委员会、专业学科及训练委员会等,也有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和有关专业学会,还包括行业领导、雇主等, 甚至还有学生的参与。首先,香港职训局要根据对近两年社会各级人才需求状况的预测结果,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初步审核。在拟订课程草案及相关文件和确定课程目标时,香港职训局要召集业界、商会、专业学会、行业代表、雇主、雇员等成立课程顾问委员会,由其负责与业界进行沟通,确定资源需求,协调课程的定位与学科发展,促进跨行业的协同效应。课程开发完成后须通过校内外有关专家、权威人士的严格评审。只有审核通过的课程才能投入实施。课程实施以后,课程开发小组仍需定期对课程进行检查,审核课程管理、学生表现、毕业生就业情况、雇主评语、课程需求调查报告等,随时对课程的内容与体例进行完善和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
(二)行业企业参与教学实施
行业企业积极为职业院校提供工作项目,指导学生技能训练,指导学生实习与就业,评估专业教学实施情况和学生学习效果等,他们还为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提供了实际数据和大量典型案例,使教学更贴近本行业的实际,与当代科技发展并行,为香港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
(三)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实训体系
香港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十分强调知行合一,高度重视实践技能的强化训练,既有对应专项技能的专业技能训练平台,又有对应岗位技能的专业综合能力训练平台。而用于这些教学及实验所需的设备主要由香港业界赞助或投资购买,从而确保各职业院校的实训教学条件和水平始终处于行业发展的领先位置, 有的甚至比企业现有的仪器设备还要先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培训滞后于生产和技术进步的不利状况。
(四)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打造“双师”团队
一方面,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教师提供从事相关工作的实践机会,使其及时获取行业新技术、新信息,使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始终处于行业的前沿水平;另一方面,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输送优质的师资。在香港职训局,凡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一般都须具有本行业5~10年的工作经验,且为本行业的精英。他们在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之后,由职训局的教学中心为其提供系统的教学培训,包括教学入门课程、教学技巧强化课程等,使他们掌握教学方法和技巧,具备教学能力。教师们的这种行业背景,还为学校与业界联系提供了便利通道。
四、香港职业教育运作模式的启示
以香港职业训练局为代表的这种由政府主导、社会辅助、行业企业协作共建职业教育的运作模式,有其明显的优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目前我们开展的课改以及教学实施,虽然也邀请了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但与香港相比,由于缺乏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学校常常陷于被动处境,企业参与人员也积极性不高,很多教学改革只凭一地之力、一校之力,甚至一专业、一教师之力,这样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耗时费力,社会认可度也很低,开发的课程往往只能满足部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香港的经验启示我们:
其一,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应该真正担当起职业教育的责任。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起规范有序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政府统筹管理,企业积极参与,职业院校面向市场、服务企业的三方共建格局。此外,政府要承担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尤其应加大培训和设备的投入,将职业教育纳入社会公益事业范畴。
其二,以市场为导向,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曾经高职教育提出的“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 现在看来似乎更加实用,易于操作。
其三,富有成效的校企合作机制应寻求多方共建的途径。我们迄今为止的校企合作机制亟待加强政府的参与力度和政策对企业的引导作用,从而真正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总之,香港的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经验主要在于政府统筹,经费充足,行业企业参与,办学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三者协调互动的良好态势。由此可见,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府、学校、 企业三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运作模式:启示 第2篇
本文基于三类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项目)案例分析，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总结PPP项目运作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不足，旨在对未来的项目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政府方不宜过度推广PPP模式，在筛选和发起项目时应综合评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合规性、PPP模式的适用性、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确保PPP项目“物有所值”。其中，准经营性项目双方应侧重对项目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经营性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收费机制以确保合理的投资回报率;公益性项目要准确评估当期和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实力，确保政府购买能力。
第二，在伙伴选择上，应充分理解PPP模式“强调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政府方应公平择优选择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以有效减轻政府债务压力，提高项目运营效率。社会资本方应选择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较强的政府方进行合作。
第三，在合同订立方面，双方均需重视通过合同正确表达意愿、合理分配风险、妥善履行义务、有效主张权利。合同内容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其中，准经营性项目合同的订立要充分详尽市场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资本收益率降低的弥补机制，保证社会资本能够取得合理的回报率;经营性项目的合同应重点关注收费机制、项目唯一性等方面违约的补偿机制;公益性项目的合同订立中应重点关注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
第四，在合同履行方面，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方往往占据强势地位，其尤其应注重转变观念，避免单方面拒绝履行合同、变更合同条款及政府更迭引致的履诺风险。【
一、研究背景】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破题之年。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三驾马车”将更均衡的促进经济发展。短期内，“稳增长”是经济发展主导政策，投资需求仍对经济增长起“托底”作用，而在目前制造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业去库存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现阶段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在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导下，伴随投资快速增长，政府性债务规模急剧增长。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2014年中央全面启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自发自还债券试行、《预算法修正案》通过、国发[2014]43号文、45号文和财预[2014]351号文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未来将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建立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举债模式，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尽管短期内PPP模式的实施和推广仍处于观望期，大规模推广尚需培育，预计2015年通过PPP模式解决地方政府基建融资规模有限(2015年预计在1.8万亿至2.1万亿之间)，但长期来看，PPP模式有利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发展空间广阔。在未来地方政府发债规模设限，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随着PPP配套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和实施，PPP模式将成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为配合中央“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政策要求，2014年12月4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操作指南》和《指导意见》明确了PPP模式的适用范围和相关参与方的职责分工、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和保障等内容，为PPP项目的实施初步搭建了制度框架和保障。但基于PPP模式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未来在操作实践中仍将面临诸多问题。
本篇研究报告为中债资信《PPP系列研究》的第二期。本文基于案例分析，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总结三类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项目)PPP运作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不足，旨在对未来的项目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案例选取及分析】(一)准经营性项目
1、案例选取
依据《指导意见》，准经营性项目是指“经营收费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或资源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附加部分补贴或直接投资参股等措施，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模式推进”。具体而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与公益性项目相比，其具有比较明确的受益对象，具备收费条件，因而具有一定经济效益;其二，与经营性项目相比，由于项目具有较强的社会效应(正外部性)，项目建设和运营直接关系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收费机制往往由政府制定，项目自身收益不太好，项目自身运营效益不足以完全覆盖投资成本，需要政府适当进行补贴。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北京地铁4号线和中国国家体育场作为准经营性项目案例进行分析，具体项目情况参见下表。其中，北京地铁4号线是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个PPP项目，运营较为成功，其运作经验已广泛推广;国家体育场项目是国内体育场馆领域首个PPP项目，在引入PPP模式进行投融资并完成项目建设后，在赛后运营阶段出现系列问题，最后通过重新签署协议，政府方接手项目运营。
2、案例分析
通过上述两个样本案例的对比分析，本文拟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四方面，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1)项目选择：基于充分调研，能够对准经营性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项目选择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起点，而项目是否具有PPP模式适用性等对项目运作成败意义重大。PPP模式适用性主要体现在“明确经济技术指标、经营服务标准、投资概算构成、投资回报方式、价格确定及调价方式、财政补贴及财政承诺等核心事项”。
对于国家体育馆项目，一方面，由于其建设技术难度大、设计方案不够及时详尽等，投资测算准确度较差;另一方面，由于其公益性较强，收费机制及补贴方式均不明确，导致投资回报测算难度亦较大。在收费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方希望通过商业化运营，以实现投资回报为目标;而国家体育馆项目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形象，且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运营阶段若采取商业运作及定价模式(包括参观门票、座位冠名权等)，则会与公众利益产生冲突。由此，尽管该项目通过PPP模式解决了建设中的资金、效率问题，却未能对赛后运营做出合理规划、以及就盈利预测及补偿机制达成共识，最终导致该项目的PPP运作模式以失败告终。
整体看，对于准经营性项目而言，PPP模式适用性主要体现能够对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并通过合同条款予以明确，尤其需注重通过前期调研及方案设计，明确收费机制及补偿方案，保障社会资本的盈利模式。(2)伙伴选择：政府方需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应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等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
伙伴选择是指在政府方基于PPP项目的合作需要，对社会资本方从投融资、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综合评价，以选择最合适的合作者参与PPP项目。
地铁4号线项目中，北京市政府引入的社会资本方为香港铁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其成立于1975年，核心业务是以香港地区为主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市场占有率超过45%，建设及运营方面的专业能力突出、经验丰富;同时，其财务实力雄厚，2013年实现收入387.07亿港元、利润132.08亿港元，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香港铁路的引入为该项目成功运营奠定了良好基础。国家体育馆项目中，北京市政府引入的社会资本方为联合体，资金雄厚，融资实力较强。但其主要股东均从未运营过体育场，运营经验匮乏。尽管和法国一家知名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寻求高效运营国家体育场的咨询建议，但具体协议可能会因高额的咨询费而终止。
整体而言，在选择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时，政府方首先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招标，确保程序规范;其次，要通过明确合作伙伴的基本条件，保证合作对象的专业水平和融资实力，此外还要考察其信用水平等，进而实现降低财政投入、提高项目运营效益的目的。(3)合同订立：合同内容对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需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
PPP项目合同是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明确合作方式的法律性文件，是保障项目成功运营的核心要件。双方均需重视通过合同正确表达意愿、合理分配风险、妥善履行义务、有效主张权利。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合同订立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于地铁4号线项目，首先，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比例分配体现了合作模式的公平性。项目前期，政府方通过对项目运营成本、客流预测和票价定价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建立了城市轨道交通的项目寿命期现金流寿命模型，并以经营期30年、回报率10%为假设条件，测算得出项目30年的财务净现值的总额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0%。由此，4号线公益性部分和赢利性部分的比例被确定为7：3。一方面，该比例划分在确保地铁项目作为公共产品的公益性的同时，吸引了社会资本，扩大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降低了投资风险，使得社会资本有利可图，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其次，票价机制体现风险共担原则。北京市政府在引入香港地铁时对票价做了规定，票价定价为3元起步，但受奥运会影响，出台了低票价政策(2元/人次)，按照出行最短路径对票价进行拆分后的票价仅为1元/次，导致票款收入无法弥补运行成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投资回报，按照北京市政府与香港地铁签订的票价合同，在低票制情况下，北京市政府补助2.44元/人次，在票价提高后取消对票价补贴，地铁4号线的票制体现了香港地铁与北京市政府风险共担的原则，保证了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最后，资产租赁模式保证了项目运营管理效率，而租金调整机制体现利益共享原则。由于项目区分为公益性和盈利性两部分，并由两个业主进行投资建设，为保证项目运营管理更有效率，双方约定由特许经营公司通过租赁政府方资产的形式，获得整体线路运营管理的权利。此外，合同还设置了租金调整机制，即在项目初期，政府只向特许经营公司免收或者收取少量象征意义的租金，促进项目尽快成熟;而在项目成熟期，当实际客流超出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政府投资方将适当的提高租金，避免特许经营公司利用公共财产产生超额利润;反之，若客流低于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或者政府定价低于测算的平均人次票价，政府投资方会适当的减免租金，增强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
其二，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目前，我国PPP尚处于探索阶段，法律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公用事业、交通设施等的定价机制均处于动态调整中，此外还存在其他不可预期的动态变化。由此，双方在合同订立时既要充分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实际需求，保证合同内容的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也要合理设置关于合同条款变更(诸如期限变更、内容变更、主体变更等)的灵活调整机制、重新谈判触发机制及争端解决机制，为未来合同执行预留调整及变更空间。(4)合同履行：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需遵循契约精神。政府方方面，基于具有监管方和合作方的双重身份，其在合作中往往占据强势地位，政府方较社会资本而言更容易出现信用问题。其拒绝履行合同、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等行为，可能会导致项目的优惠政策、补偿机制等发生变化，进而使项目建设及运营发生困境。如在鸟巢案例中，合作中多环节均出现政府变更合同条款的状况，包括重大建筑设计变更、商业配套大幅减少等，大幅增加成本的同时加大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此外，在运营阶段，由于对公益性和免费的呼声渐高，地方政府面临的舆论压力较大，社会资本按原计划经营很难持续下去，最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收回经营权，PPP模式以失败告终。此外，我国PPP项目运作中还面临政府更迭引致的政府履诺风险。如南方某工业园区采用PPP模式建设污水处理长项目，合同约定园区企业按月支付污水处理费用，但由于园区管委会主任更迭，结算周期改为半年，由此对项目公司资金链造成较大压力。我国要实现从“大政府，小市场”到“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仍有漫漫长路，而PPP模式则从根本上就要求政府改变自身定位，由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项目的合作者和监督者，并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社会资本方方面，其亦应合理合法地利用既定合同框架下的优惠政策，积极履行项目出资、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承诺，促进项目顺利推进。(二)经营性项目
1、案例选取
根据《指导意见》定义，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是指“有明确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够完全覆盖投资的成本的项目”，政府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方式，采取“建设-运营-移交(BOT)”和“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等模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表明在资产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正外部效应，资产具有一定的收费基础，收费机制决定在资产的使用过程存在竞争性，但资产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由于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价格调节机制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根据成本-收益的关系对价格进行调节。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项目的区分并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具体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政府根据需要，通过制定特定政策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等可以提升经营性项目的经营系数，准经营性项目可变成经营性项目。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杭州湾大桥和广州西朗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具体情况参加下表。
2、案例分析基于上述案例，经营性项目引入PPP模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项目选择：经营性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收费机制，长期看可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选择经营性项目开展PPP的过程中，确保社会资本回报率对于PPP的开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对于西朗污水项目，项目资产是污水处理资产，资产运营具有收费机制，资产运营规避了纯市场项目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收费机制具有长期稳定性，长期来看，西朗污水项目的运营不仅可以覆盖投资运营成本而且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西朗污水项目是经营性PPP项目的成功典范。
整体来看，对于经营性项目，项目自身的运营收入是社会资本投资回报的主要途径，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对等关系，在经营性项目的选择中，与资本市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体经济投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相比，项目选择中应规避“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纯市场投资特点，项目投资回报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期来看会形成较高的稳定投资回报率。(2)合同订立：社会资本方应重点关注特许经营期限、收费机制变更的补偿机制、项目唯一性等条款以保障项目收益;政府方则需重点关注项目监督机制对于经营性项目，合同订立是保证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开展PPP项目成功与否的法律保障。
对社会资本方而言，尽管经营性PPP项目具有较强的市场化运作特征，但其依赖市场化运作实现投资回报的前提往往是政府政策支持，包括特许经营期限、收费机制、项目唯一性等，社会资本方需在合同订立中做出约定，并就违约补偿与政府方达成共识，以保障项目盈利。杭州湾大桥项目中，项目运营初期，投资回报率较高(2009年营业毛利率为63.93%)。但运营5年后，杭甬客运专线和杭州湾第二通道(嘉绍跨江大桥，相隔仅50公里左右)分别于2013年7月1日和2013年7月19日建成通车，对杭州湾大桥形成较强分流，致使通行费收入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2013年营业毛利率降为50.44%)，并最终引致部分社会资本退出，并由政府方授权机构宁波交投回购其股权。在该案例中，项目主要风险为项目唯一性风险，即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类似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商业竞争而产生的风险。由于在合同订立环节，社会资本方未就项目唯一性及违约补偿与政府方达成一致，最终导致PPP模式难以为继。
对政府方而言，合同订立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对资产使用及维护的监督条款，保证在特许经营期期满后转交的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广州西朗污水项目中，依据特许经营协议，西朗污水从建设到运营的合作期为23年，其中运营期为17年，合作期结束后将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政府方所有。为维护资产使用的可持续性，在合同中约定由政府授权机构对污水资产的使用进行监督，明确了资产更新条款(西朗污水需要在17年内将主要设备更新一遍)，并在特许经营期全面进行监督。上述监督机制的设立有效保障的项目资产使用的可持续性，值得借鉴。(三)公益性项目
1、案例选取
根据《指导意见》定义，公益性项目是指“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建设—拥有—运营(BOO)、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模式推进”。公益性项目具有公益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特点表明公益性项目的正外部性较强，资产在使用过程中无收费基础，由此，此类项目若采用PPP方式，对政府财政资金依赖很高，“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比较合适。
在我国现阶段操作实践中，公益性项目(包括非营利性公园、市政道路、桥梁、防洪工程等)多由地方政府发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承担投融资及建设;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起，其他社会法人以BT形式参与建设，后期均由政府相关部门维护。地方投融资平台多为本级政府所属企业，依据目前财政部对PPP项目的界定，其不属于PPP社会资本方的范畴，故本文选择以社会资本(主要为非本级政府的大型国有其企业)为投融资建设方的BT项目作为样本案例。
2、案例分析
基于上述案例，公益性项目引入PPP模式尤其要关注以下问题：(1)项目选择：公益性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由于其公益性很强，理论上大部分项目应该由政府负责投融资，如果政府当期资金不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PPP模式解决。
PPP项目储备、筛选、发起工作均由政府方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当期人的社会福利，而且其资产的长期使用性也将提高未来人的社会福利，采用PPP模式解决了政府当期一次性投资过大的问题，采用分期付款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利用代际分配原则拉长了财政收支期限，可降低当期财政负担。如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政府方均约定自项目建成后逐年回购，缓解了集中支付的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性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由于其公益性很强，理论上大部分项目应该由政府负责投融资，如果政府当期资金不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PPP模式解决。此外在目前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广PPP项目过程中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力(如阶段性项目回购资金压力等)。(2)合同订立：双方应明确约定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
对于公益性项目，政府付费是社会资本方取得投资回报的唯一途径。在合同订立中，双方应明确约定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以保证社会资本方实现合理投资回报。
对于苏州市南环快速路西延线BT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项目回购款纳入区人大财政预算”，有效保障了政府回购资金来源。对于江苏浦口新城核心区综合管廊工程BT建设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回购期限、回购金额和土地担保等事项，项目回购款基本落实到位。反观一些类似项目，由于社会资本方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回购合同不尽完善，后期项目方遭遇市场因素导致的政府方回购意愿及能力下降，回购款落实大幅低于预期。
整体看，在合同订立环节，确保政府信用尤其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资本方应明确项目付费来源，将回购款项尽可能依据现行制度纳入公共预算，在没有纳入预算的情况下，需要具有资产抵质押兜底条款;第二，双方应就付费机制，包括付费依据、进度等规则做出详尽约定，并制定违约触发及补偿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3)合同履行：政府方需构建多重监管体系，确保社会资本方履行义务，保证项目进度及质量在公益性项目中，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投资收益，而在质量、工期、成本控制、后期运营等方面仍需依靠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上述的两个BT项目案例中，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作为监督方，在建设过程中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等方面的监管较为完善，但实践中不乏一些BT项目可能会出现因监管不到位而引致的建设成本超支、工程进度放缓、工程劣质等的情况。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方应注重对工程项目的监督。就具体监管模式而言，可采用三级监管模式。第一级监管由政府指定或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以法律和合作协议为基础，对项目质量、工期、成本等进行监督;第二级监督可委托监理方进行第三方监管，监理方作为独立第三方，与项目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可作为政府监管的良好补充;第三级监管，在一些特定项目中，可设置民监委员会，对委员会对项目的质量、成本、安全等进行监管，并向相对部门反映。【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准经营性、经营性和公益性PPP项目的案例分析，总结和归纳了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尽管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不尽相同，但仍存在一致之处，本文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归纳和总结了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相同和类似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准经营性、经营性和公益性PPP案例的特殊经验教训进行和归纳和总结。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从政府方角度来看，在目前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度依赖PPP模式，政府在筛选和发起项目时应综合评估PPP项目的适用性、合规性、市场收益、政府自身财政的承受力、来选择开展PPP项目;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PPP项目的选择应具有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从不同类型项目选择的特殊性来看，准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要能够体现对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的共识;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的基础资产应具有较强的收费机制，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相比，可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公益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要准确评估当期和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实力，避免因财政实力较弱所引起的拖欠款问题。
第二，在伙伴选择上，应充分理解PPP模式内涵，即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各尽所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需公平择优选择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的社会资本作为合作伙伴，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解决地方政府专业能力差的缺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需要选择契约履约意愿(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和能力较强(财政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合作。
第三，在合同订立方面，PPP合同是保障项目成功运营的核心要件，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订立的合同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要详尽责任分担、收益分享、风险分摊、项目监督等多方面的内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根据市场环境和项目的变更设定动态调节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从不同类型项目合同订立的特殊性来看，准经营性项目合同的订立要充分详尽市场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资本收益率降低的弥补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率;经营性项目的合同订立要避免政府对市场干预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政府应弥补对政府干预过程中所导致的正常收益的损失。公益性项目的合同订立中双方应明确落实付费来源，对政府购买机制做出详尽约定，并制定违约处罚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
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运作与启示 第3篇
[关键词] 哈佛大学 捐赠基金 运作模式
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是一所私立、非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综合性排名中，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目前，该校院系机构包括文理学院、10个研究生与职业教育学院、拉德克利夫高级进修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及各种研究院所和完备的图书馆系统。1974年，哈佛正式成立了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专门管理学校的捐赠收入。HMC 的理念是“尽全力提升捐赠收入的购买力，从而为学校各部门的运转提供稳定而长久的财力之源”。随着捐赠基金的日益壮大，HMC 在哈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5年的学校年度财政报告中就这样写到：“在哈佛，捐赠收入为学校完成教学、科研使命提供长久支持”。
在近10年中，哈佛捐赠基金在美国诸多高校中保持在前三名以内，到2005年底，哈佛总资产达555亿美元，其中259亿美元为捐赠基金。并且21年来哈佛捐赠基金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3.4%，在美国诸多高校中位居前列。庞大的捐赠基金及其成功的运作为哈佛大学的卓越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2005财政年度用于学校运作的基金收入占年度财政总支出的31%，在学费收入、科研收入、捐赠基金收入三大主要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最高。
一、捐赠的渠道及校内分配情况
个人、校友、企业、社会团体等对私立大学捐赠是美国长期形成的传统。哈佛大学也不例外，从1638年接受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第一笔捐赠至今，来自个人、校友、企业及社会团体源源不断的捐赠为其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哈佛大学2005财政年度接收的捐赠总金额为6.39亿美元，投入捐赠基金用于基金运作的金额为2.857亿美元，其中各院系接受捐赠金额占总金额的90.16%，其他接收到捐赠的部门还包括其他学术部门、服务部门及中心管理部门，三者总和在全校年度所接收的新增捐赠基金中约占9.84%。
二、捐赠基金运作模式研究
1. 哈佛基金的管理模式及投资收益情况分析
（1）哈佛基金的管理模式
在哈佛，由校长、校董会及学校监督委员会来全权负责学校的所有财政事务，校长任命的五位副校长中有一位管理学校财务，负责监督整个学校的财务运行；而董事会和监督委员会下设秘书和司库，由司库来掌管哈佛管理公司，并且哈佛董事会由七个成员组成，他们对哈佛的财务和日常事务进行管理。成立于1974年的哈佛管理公司是完全附属于哈佛大学的一个金融管理法人机构，主要对哈佛的捐赠基金、养老金资产、营运资本及递延账户进行具体管理和运作。由大学校长和哈佛学院的成员任命的一个董事会来管理哈佛管理公司，该董事会由四个各司其职的成员组成，包括同时兼作公司主席的大学司库、大学校长、主管学校财政的副校长及哈佛管理公司的CEO。这些董事均为具有丰富经验的精通资产投资管理的专业人士，其主要职责是制订投资策略、确立风险参数、寻求具有显著收效的新的投资意向、监督公司履行职责的情况及补偿项目的运行情况。
（2）哈佛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
哈佛管理公司自1974年成立，21年来以其骄人的管理运作业绩闻名于世，从成立之初只运作当时哈佛14亿美元捐赠基金的1/3~2/3，到今天运作314亿美元的大公司，总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3.14%，特别是2003、2004财政年度年投资回报率高达21.1%和19.2%。
2. 哈佛基金的主要投资类别
哈佛基金的投资包括低风险低回报率投资类、高风险高回报率投资类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投资类三类。它们由10 800个独立的基金组成，其投资收益分别用于提供给学生的奖学金；进行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场馆的维护；为教学和科研活动及学校其他各种相关活动提供经费。其投资类别如下：投资的第一大类包括国内投资（占总基金的18.2%）、国外投资（占总基金的13.1%）、形成市场投资（占总基金的6%）、私人投资（占总基金的8%），四项总和占总基金的45.3%；投资的第二大类投资总计占总基金的38.4%，主要包括投资完全回报基金（占总基金的13.1%）、高回报有价投资证券（占总基金的6.2%）、日用品投资（占总基金的12.5%）、房地产投资（占总基金的6.6%）；其余占总基金16.3%的投资额为第三类，包括国内公债（占总基金的8.2%）、国外公债（占总基金的4.1%）、债券兑现投资（占总基金的1.4%）等。
3. 基金投资的风险管理
为了获得对上述基金的长期投资回报，在投资管理的过程中哈佛管理公司往往面临各种投资风险，通常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清偿风险及运作风险。
市场风险源于利润率、外汇交易率、资产净值、商品价格及其他受市场影响的因素的变动，并且受投资与主要清偿形式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的影响，哈佛管理公司主要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由于价格在一定可能范围内的市场变动所引起的潜在收益和损失的多少来衡量市场风险的大小。
信用风险则指的是由于交易伙伴的商业失利而没有能力按合同约定履约所造成的损失带来的风险。哈佛管理公司通过建立严格的信用政策、确立规范的集中限制和正式批准程序以及及时公布基金运作情况接受外界监督等方式应对信用风险。
清偿风险是由于捐赠人没有能力按约给付基金所造成的损失，哈佛管理公司聘用专门的清偿管理人来监督捐赠基金的清偿情况，从而降低清偿风险确保捐赠基金高效率地发挥财政作用。
运作风险是指在基金的管理运作过程中由于不适当的和失败的内部程序或系统操作、员工工作失误及其他外部不可抗力所造成损失的风险，通常这类风险比较容易避免，哈佛管理公司通过明确易出现操作风险的具体部门和环节、提升员工管理实践能力、强化监督及优化内部管理程序和系统等途径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哈佛管理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分支委员会和高级经理具体负责基金投资风险管理的各项事务，如制订管理目标和政策、鉴别和量化各项风险及运用各种风险管理技巧，从而保障哈佛基金整体的良性运作。分支委员会下设六大机构：包括法人管理委员会（the Corporate Governance）、提名委员会（Nominations Committee ）、资金筹措委员会（the Finance Committee）、评估委员会（the Valuation Committee）、税收执行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及补偿委员会（the Compensation Committee），各机构在具体运作上既相互协调又分工明确，以期通过明确管理政策和程序、细化各部门职责、构建强大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评价、分析工具以及规范各部门协调管理章程和独立运作的原则，降低基金运作风险、提升哈佛基金运作效率以更好地服务于哈佛大学完成教学、科研及服务社会的使命。
4. 基金运作特点
（1）募集捐赠的原则
尽管捐赠收入对于哈佛大学更好地履行其教学、科研及服务社会的使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并且长期以来大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募集捐赠和进行捐赠基金的管理，但在接受捐赠时无论数量大小一律按原则行事，即接受的任何一笔捐赠不能影响甚至威胁到大学的自主权，如若违背这一原则，数量再大的捐赠学校也将予以回绝。此外，在捐赠进入大学之初就对其进行严格分类，一般分为Gift和Grant两大类，两者在捐赠人的权利、义务、捐赠的投向、所投项目的评估及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从而提高捐赠收入的管理使用效率。
（2）基金运作收入分配的特点
在哈佛，捐赠基金的管理运作与基金运作收入在大学内部的使用是完全分离的，由哈佛管理公司全权负责基金的管理运作，而基金运作收入在校内的使用投向则主要取决于基金最初入校时捐赠人的捐赠意愿和捐赠的分类。哈佛大学的全部捐赠基金在哈佛的各个学校、院系、科研机构、场馆及管理部门的分配呈现出很不均衡的特点，各学校院系及其他科研机构拥有捐赠基金的80%以上，并且各个学校院系科研机构内部拥有的捐赠基金份额也不均衡。一般建立早、学生数量多或社会影响较大的部门，如文理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所获捐赠多，所占捐赠基金份额就大，那么在捐赠基金运作的收入分配上，各个部门所分得用于运作的资金与各自拥有的基金呈正相关，所占捐赠基金份额大的部门捐赠基金运作收入所占比例也高。
捐赠的分类对于基金运作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在两方面。影响之一是如果属于Gift类具体到捐赠的投向主要取决于捐赠人的意愿，捐赠人甚至可以决定要资助的某个具体的科研项目或者是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等，使用方向非常明确；影响之二是属于Gift类的捐赠人无论捐赠投向何处均不参与收益分配，而Grant类在收益分配方面除非有特殊说明，一般与所投向部门是对等的。
（3）基金投资决策特点
首先，哈佛大学在捐赠基金的管理和使用上具有明显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特点，每个财政年度新接受的捐赠和捐赠基金的运作收入并非一次性地全部用作大学各部门运转消费，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地消费和再投资，以保证捐赠基金为哈佛大学的发展提供持续、稳定、长久的财力支持。以2005财政年度为例：2005财政年度新接受捐赠为6.390亿美元，而用于当年财政支出的为1.878亿美元，仅占年度接收捐赠总金额的29.38%，其余用于捐赠基金2.857亿美元占44.71%，其他基金的投资为1.656亿美元占25.91%；2005财政年度捐赠基金运作收入为32.657亿美元，用于当年财政支出的为8.547亿美元，仅占基金运作年度总收入的26.17%。
其次，哈佛基金在投资类别上进行分类投资以均衡利益和风险，以期最小风险下的最大利润，以保证捐赠资金稳定的购买力。
三、启示及建议
1. 成立专门的募捐机构，拓宽高校资金筹措渠道
成立专门的募捐机构，有利于拓宽我国高校资金筹措渠道改变资金来源普遍单一的现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到高校中来。目前在我国高校中真正意义上广泛开展募捐活动的募捐机构很少，多数募捐机构仅局限于处理找上门的捐赠，或者是干脆就没有募捐机构，这大大减少了学校的捐赠收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慈善组织有能力提供大笔捐赠，建立募捐机构，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吸引这些社会资本到高校中来不仅可能而且符合国际惯例；特别是当前我国多数高校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现象，建立募捐机构、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更为迫切和必要。
2. 建立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提高基金的管理、使用效率
建立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提高基金管理、使用效率不仅体现对捐赠人的尊重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度。一方面，接受的捐赠资金如果没有及时使用、没有专业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还可能受通货膨胀、价格等市场因素的影响，从而降低购买力，损害学校的利益并且违背捐赠人的初衷；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捐赠资金的管理权、使用权由一个机构同时行使的现象，也带来很多问题。诚然，在我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和高校管理体制下，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与高校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具体怎么样进行操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3. 加强捐赠立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基金持续发展、运作模式，加速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
目前，我国涉及捐赠的法律、法规包括《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6月28日国家主席令第19号发布）、《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令137号发布）、《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2月国务院令400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等。现有的涉及捐赠的法律在对捐赠行为的规范上较为笼统、难于操作，而相关的较为具体的各项条例、政策尚未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难以起到应有的激励、约束和规范作用；另外，现有的相关法律条文尚不完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如遗产税的征收问题、能否直接向非营利的学校捐赠的问题、税收的优惠幅度问题等。这些因素均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捐赠收入及捐赠基金的良性运作。因此，加强捐赠立法、完善有关捐赠的法律、法规是我国高校成功拓展捐赠收入渠道的前提和保障。
加强捐赠立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基金持续发展、运作模式，有利于增强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性，降低对政府拨款和学费的依赖，加速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难免受到波动，如果学校的经费来源单一，太过于依赖政府，势必会影响到学校的健康发展。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意识到这一点，纷纷把学校的捐赠基金的持续发展和运作作为重中之重，捐赠基金运作收入在学校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哈佛大学1994财政年度捐赠基金的运作收入在大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21%，10年后的2005财政年度这个数字上升为31%。强大的捐赠基金，提高了大学运作收入的稳定性，有利于实施长期的学术计划，营造良好的教学与科研环境。
参考资料
1 http：//ed.sjtu.edu.cn/ranking.htm
2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16
3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169& type=1003
4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4
5 http：//www.post.harvard.edu/pgo/
6 http：//www.thecrimson.harvard.edu/article.aspx？ref=495855
7 http：//www.hno.harvard.edu/guide/finance/index.html
8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28
9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27
10 http：//vpf-web.harvard.edu/osr/funding/fund_gr_tree.shtm
11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50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运作模式:启示 第4篇
关键词：香港地区,REITs,运作模式,启示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建立的影响, 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信托基金进行改造和优化, 建立出高效且运行稳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机制。这对内地房地产行业开展此类项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 基金的运作模式
1. 香港REITs含义解析
房地产投资信托具体指的是将投资者投资的资金集合在一起, 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房地产投资基金户投资机构, 对房地产的投资资金和工作进行管理, 进而投资者共同分享收益的方法。香港证监会于2003年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 其中列出了多条关于香港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管理和监督等内容。
2. 香港REITs模式的运行
(1) 监管制度严格且无税收优惠
香港对REITs运行事宜进行了立法形式的明确, 制定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 守则中主要包括了投资基金的设立、投资收益分配方式等内容, 同时明文规定了该项投资无税收优惠。可见守则条例将资金受托人与资金管理人员之间的独立性作为重点, 注重监管受托人的资格以及职责, 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双方的利益冲突, 也降低了基金运行缺乏法律制约带来的各种风险。
(2) 多行业的发起机构
香港REITs的发起机构类型相对较多, 主要包括政府机构、房地产企业以及在香港地区上市的内地企业三种类型。例如香港房屋委员会发起的领汇REITs、长江实业发起的泓富产业REITs、以及由越秀城建集团发起的越秀REITs等。
(3) 完全化REITs
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家的REITs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对非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 相对这些国家的规定来说, 香港地区的REITs守则是相对纯粹和完全的, 只可以对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该条规定更能够体现出香港REITs对房地产项目的专注性和专业性, 适合喜欢低风险以及收益稳定的投资者, 并且能够有效的控制市场风险, 安全性较高。
(4) 投资收益高分配
香港地区的REITs制定更加注重投资者的收益保证和增长, 有关该内容的条例清晰分明且细致, 保证九成投资收益都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 其对投资者收益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种高分配方式能够保证投资者的收益, 使其充分享受投资收益权, 并且增加投资。
二、香港信托基金运作模式对内地房地产的启示
1. 内的REITs试点开展过程中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内地房地产行业发展速度较快, 规模也在逐渐增加, 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长期支持以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但是内地房地产行业缺乏高效的融资渠道, 且方式单一, 对银行信贷业务有过度依赖性, 且其80%的资金收入来源于房地产企业的内部项目销售, 这种负债杠杆过高、资金运行过于封闭且资金收入来源十分单一的运行模式对内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而香港REITs发展相对完善, 内地企业可对此进行借鉴和参考。
2. 香港REITs对内地企业发展的启示
(1) 采用契约式组织形式
基于契约式组织形式的优点, 内地企业可采取该种形式发挥明朗的分工合作, 降低风险, 提升收益回报。选取该种方式的原因如下:一, 内地的法律环境会对公司型REITs的建立有不利影响, 具体表现为内地《信托法》中关于先脱的规定与香港地区有差异;二, 在内地建立公司型REITs会受到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内地企业在房地产方面的治理水平偏低, 不利于REITs的建立;三, 契约式组织形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2) 保证资金运作规范, 减小运营风险
香港REITs的资金运行有限制, 可有效保证投资人的经济效益, 降低操作风险, 因此内地企业可借鉴该种做法, 对REITs在资金运行和管理工作方面进行严格规范, 基于内地金融市场和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向权益型REITs发展, 明确内地REITs的投资方向和实业向目。为保证并提升投资者的收益, 可将REITs内90%的资金设置为房地产项目, 保证收益的可持续性。此外, 内地企业建立REITs时应限定投资基金的负债比率以减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3) 采取封闭型交易
香港REITs的封闭型交易可保证基金规模, 方便投资的操作和运行, 可弥补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周期长和流动性差的缺点。内地企业建立REITs时采取该形式的原因如下:一、内地建立开放型REITs会加剧房地产价格的上下波动情况;二、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周期较长, 这就要求资金来源稳定, 封闭型交易方式可保证该要求的实现。
(4) 实施收益高分配制度
收益高分配是保证REITs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保证, 内地企业在开展REITs建立工作时可参照香港地区的收益高分配制度, 明确规定出REITs的大部分收益通过股份利息的形式分配给资金投资者, 在保障投资者正常收益回报的基础上稳固其资金投入。受到内地严格税收制度的影响, 在税收方面可实行股息分红制度。
(5) 加强风险监管工作力度
香港REITs的成功建立和稳定运行离不开风险监管和市场约束, 内地企业可借鉴香港的经验, 有机结合法律法规建设和市场约束, 为REITs的建立和良好发展提供一份法律保障。这就需要做到下属工作:首先, 完善REITs建立和管理法律法规, 明确投资方、管理方、投资范围、组织结构以及收益分配事宜;然后, 引入审计中介机构, 对REITs的运行风险进行评估;最后, 保证信息内部透明化, 使投资者了解资金的去向以及运营状况, 降低运营风险。
三、结语
内地REITs的建立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 加之内地尚无相关经验, 因此可借鉴参考香港地区REITs的建立过程和运行模式, 保证内地REITs的建立和发展走上正确道路, 促进内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骏.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运作功效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 2010, (5) :69-72.
[2]贡平邺.基于Va R模型对香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实证分析[J].科技信息, 2012, (3) :564-565.
影视运作模式 第5篇
2013年4月7日，上映57天的电影《西游？降魔篇》正式从国内影院下线，其在大陆票房达12.44亿元，略低于《人再途之泰囧》，后者在大陆票房达12.6亿元。《西游》和《泰囧》都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收获。
《西游》刚收场，跳水电视节目又火了！《星跳水立方》和《中国星跳跃》还没开播就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4月6日，浙江卫视《中国星跳跃》正式播出；4月7日，江苏卫视《星跳水立方》首播。由一群完全不懂跳水的明星玩专业跳水，网友直言，这是用明星的生命来博取收视率。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攀顶的收视率和吸金力。
其实近年来，有一批电视娱乐节目和电影异常火爆，并赚足了钱财。比如，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10期节目的广告费和版权销售就赚了3亿多元。《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广告招标，中标总价达10亿元，其中加多宝以2亿元再度夺得冠名权。
在此，我暂且把这些商业运作成功的电视娱乐节目和电影称之为王牌娱乐产品。它们有哪些获取商业成功的策略呢？
商业模式：探索局部创新
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商业模式要成熟，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规范市场竞争体系，二是实施公司化改造，彻底剥离经营性资源。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经常出现跟风潮，同时低俗化较严重。但这并不影响影视娱乐业在商业运作上的积极尝试。
手法一：制播分离
2012年7月开播的《中国好声音》就是采取制播分离的形式运作，分别由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负责制作，浙江卫视负责播出。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的分工是，后者负责购买版权、投资和运作过程，支付前期全部制作费用，前者负责播出，承担转播车、剪辑机等设备与宣传等费用投入。以往，电视台与制作公司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尽管制播分离，但电视台往往处于更强势的地位，结果是电视台与制作公司之间的合作处于恶性循环。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改变了这种合作逻辑。
手法二：拷贝国外模式
在中国，海外节目模式版权的引入正成蓬勃发展之势。《星跳水立方》是引进德国Banijay公司的版权制作的。原版节目《Stars in danger：High diving》是Banijay公司2004年首创的明星跳水模式。3年前，Banijay公司希望与江苏卫视合作，因为其认为中国有最优秀的跳水运动员队伍，节目肯定能成功。但江苏卫视方面评估后认为条件不成熟，所以到去年才与Banijay公司签定版权引进合约。
2012年荷兰Eyewoks公司推出同类的名人跳水节目《Celebrity Splash》，因此Banijay公司在2012年10月将前者诉讼到国际法庭。《中国星跳跃》的原版节目就是《Celebrity Splash》。而江苏卫视方面称《星跳水立方》是目前国内跳水节目中引进的国际唯一正式版权。
国内很多火爆的电视娱乐节目都是引进或模仿国外同类的节目。《舞林争霸》与原版《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相比，除赛制与原版一致外，还适当地进行了本土化调整，更强调展示舞者的成长故事及其情怀。产品：徘徊于创作与模仿间
对于影视娱乐的产品创新，业内在努力，但依然“山寨”多、改造多，尤其电视节目领域更甚。比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被湖南卫视申诉到原国家广电总局，因为湖南卫视认为其侵犯了自己引进英国《Take Me Out》节目的版权。
国内电视综艺娱乐节目遵循这样的规律：欧美韩日首创—－港台移植—－国内星火燎原。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学习、借鉴别人的节目样式无可厚非，但一味模仿，不思创新，则只能走入死胡同。但目前也存在模仿不到位，没学到人家的灵魂，而且运营体系残缺，本地化做得不够好。
手法三：先抓创作
《泰囧》火了一把，但并非无缘无故。当初徐峥拿着这个项目去找投资，两度夭折。2011年中秋节前，她和徐峥带着两位编剧到泰国考察、找灵感，一起重新创作剧本。由此改变了以往投资方命题作文的操作模式，先抓剧本创作，再去找投资，最终获得了光线传媒的投资。
电视节目《天天向上》非常重视创意。节目制作团队以高超的智慧成功实现了综艺节目寓教于乐的文化功能。这应该是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的方向与趋势。手法四：讲煽情故事
只是娱乐，节目无法做得长久。但若让节目与观众在情感上实现互动，则效果截然不同。故事是情感互动的最好载体。目前在市场上有很好反响的娱乐节目，没有不注重讲故事的。比如，《非诚勿扰》男女嘉宾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天天向上》讲鲜为人知的职场故事等。
手法五：专业化流程协助
西方影视娱乐产品制作流程的分工非常专业和细致。比如，英国《达人秀》节目团队有500人，而《中国达人秀》节目团队只有170人。这就是差距。不过，国内在朝这方面发力。比如，《我是歌手》90分钟的节目，从38台机器拍摄的400多个小时素材中剪辑出来，动用15个机位全程拍摄观众的表情和动作。《星跳水立方》节目录制场馆选择北京奥运会水立方跳水馆，请奥运冠军当教练，完全参照奥运会跳水比赛转播规格。营销：新媒体显威力
在影视娱乐产品同质化和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营销显得异常重要。
手法六：新媒体炒作
《泰囧》的成功新媒体营销功不可没。起初尝试运用VIVA公司的手机杂志方式推广，当时都没在意，后来发现挺有意思，并很好地运用手机杂志来配合影片宣传节奏。
比如，《泰囧》上映前，推出线上映前刊；上映一周后，根据片花、大纲、剧照进行类似真人漫画的再创作，制作一本静态电影杂志。平时玩微博和手机的群体就是《泰囧》的票房主体人群。《泰囧》打出“轻轻松松过‘末日’的喜剧牌”，其“病毒视频”在互联网的点击量超过2亿次，至少让票房提高了15%。《中国好声音》很好地运用了微博营销，节目组开通官方、嘉宾与歌手的微博，制造社会话题，配以微博软文和活动，调动网友参与。手法七：故作神秘式营销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就是走的“神秘感营销”路线。当时，“十三钗”扮演者是谁备受外界关注，但剧组严禁演员泄密。后来，有几个入选“十三钗”的女孩因激动而在博客上“泄密”，结果被剧组开除。在电影预告片中，也没有给任何一“钗”以正面镜头。最终，电影中的“十三钗”直到公映才揭开面纱，营销“包袱”才打开，从选“钗”到公映吊足了外界胃口。资本：盈利方式多元化
《中国好声音》从2012年7月开播以来，获得了很好的广告收益。开播后两周，浙江卫视就收回了成本。其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元，飙升到每15秒36万元。节目冠名费在8000万元到9000万元之间。这将极大地鼓舞进入电视娱乐节目的资本。2011 年，中国电影产业也迎来了资本时代，PE、上市融资、VC、实业集团投资等拓宽了资本来源。但从业者不能只考虑自己创作欲望的表达，必须按商品的标准来塑造作品才行，否则没有人愿意给你投资。
手法八：捆绑式合作
《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之间的合作可称之为“紧密捆绑式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共同购买版权、共同投资、共同制作、共同招商、共同受益的新合作模式。双方利益分成根据收视率而定，比如若收视率超过2.0，则双方共享广告收益，相反前期投入则由后者独立承担。与节目四位明星导师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的合作方式也一样，他们不拿底薪，共同按比例分成，包括《中国好声音》品牌衍生品。而通常的合作方式是节目组给明星打包报价或者按出席场次计酬。这有别于以往电视台自产自销和一次性买断的运作方式。手法九：开发多个盈利点
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突破了国内电视节目以往单一的广告赢利模式，并为电视娱乐节目摸索出一套多元化盈利模式：广告 短信收入 品牌开发。其中广告包括贴片广告和冠名广告。蒙牛冠名《超级女声》，就是一个冠名企业与电视娱乐节目共赢的典型案例。
当时，湖南卫视在手机短信创收方面也做得非常好，甚至短信收入一度成为《超级女声》节目的主要利润来源。其采取的方式是短信投票，并实行“单条定制”方式，即其短信收入包括观众的定制费和湖南卫视向观众发送的有关超级女声及其节目的信息费。手法十：梯级发行分账
2012年11月29日，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首映。公映前，华谊兄弟与万达、新影联等30条院线达成梯级发行分账协议：票房在3亿元之内，按43:57分账；超过3亿元部分，按45:55分账；超过8亿元部分，按47:53分账。尽管票房不如预期，但这种梯级分账方式值得借鉴。
产业链：延伸宽度与深度
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电影在产业链运作上的问题表现为产业链结构单
一、盈利环节较少及抗风险能力不强等。业内的体系化开发不够，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收入来源。因此，进行产业链延伸是必然选择。手法十一：跨界合作
华谊兄弟积极推动电影《太极》与国内游戏、音乐、出版、快销品等行业领军者合作，电影与音乐结合，涉及摇滚、硬核说唱、嘻哈等形式，同时与库巴、凡客在衍生品方面进行合作与创新。华谊还与中国电信旗下的天翼视讯在微电影产业展开合作，借力中国电信1.2亿天翼手机用户和8000万宽带用户资源，以打造国内最大的付费微电影微剧发行平台。手法十二：“后产品”衍生开发
运作模式:启示 第6篇
关键词：巴西 农产品供应链 运作管理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5）04-0098-03
巴西的农产品出口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是农产品出口强国，出口农产品极具竞争力。巴西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不仅得益于巴西拥有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也得益于巴西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与运作模式。深入仔细分析巴西农产品供应链运行特点，借鉴其发展经验，将有助于浙江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模式的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1 巴西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现状
1.1 巴西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自然资源状况
巴西是拉美国家中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851万平方千米国土面积和2.01亿人口。巴西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与苏里南、圭亚那、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拉圭、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家相链接。巴西农产品供应链运作发展的自然资源条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1）在牧业资源方面。巴西南部的巴拉那州、圣保罗州、南里奥格兰德州等17个州属于丛林地带，适宜发展巴西的牧业发展，这些州具备发展牧业的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牧业也成为巴西的重要支柱产业，牧场面积相当于耕地面积的3倍，牧业主要的产品种类包括养牛、养猪、养鸡等产业，牧业约占国内生产总产值的25%，牧业出口规模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仅仅次于美国的出口总量。（2）在种植业的资源方面。巴西中西部地区的戈亚斯州、南马托格罗索州、圣保罗州、里约格朗德州等州，这些地区主要适宜种植玉米、大豆等粮食经济作物和作为巴西支柱产业的咖啡农作物、糖料作物甘蔗、林业产品柑橘等农产品。巴西在规划布局农业产业化区域主要以名优特等优势农产品为重点来进行规划的，这种规划的目标是在相应的规划区域内能形成农产品供应链的集群效应，使巴西各个规划的农业产业化区域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提高各个农业产业规划区域内的农业产业效益，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巴西农产品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
1.2 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产品结构状况
巴西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自然资源，依托这些自然资源生产种养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玉米、大豆、小麦、咖啡、稻米、西红柿、甘蔗、柑桔、芸豆、香蕉、马铃薯、葡萄、子棉、木薯、烟叶等。在这些农产品中，产量居世界第一的有柑橘、甘蔗、咖啡，产量世界第二有大豆，产量世界第三的有玉米。在出口农产品中，获得世界出口量排名第一的农产品主要包括蔗糖、橙汁、咖啡、鸡肉、牛肉、大豆、烟叶、皮革等农产品。如下表1所示，显示了近几年巴西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情况。
1.3 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组织架构状况
在农产品供应链上，核心企业它连接了农业初级原料的生产者和与最终消费者相连的零售终端企业。从供应链的组织结构形态来看，巴西农产品供应链上的核心主企业主要有2种组织形态。一是以农工联合企业为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结构。农工联合企业该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供应链上的种养、加工和销售等供应链业务活动全部由核心企业主导经营，核心企业的来源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工业资本家的直接投资而形成的核心企业；二是巴西自身的农业大庄园自身发展起来的从事农产品的产、供、销一体化的供应链核心企业；三是是国内外各类资本联合投资组建大型的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核心企业。核心企业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经营模式能有效地将农产品的种养与市场连接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巴西农村工业的发展。二是以专业合作社为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在巴西，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由以家庭农场为主自发而建立起来以从农产品从种养环节到销售环节起到农产品流通作用的一种经济联合体。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向社员提供信息服务。合作社的类型主要有渔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村电气化合作社等合作社。合作社的成立能有效的链接了农产品的种养、加工、流通等供应链的环节，合作社在这样的供应链中起到了供应链运作管理的核心主导作用，在政府、市场和农户之间架起供应链各类业务活动的链接作用。
1.4 农产品供应链物流运作管理现状
随着巴西农产品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为提升农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巴西政府在农产品供应链物流运作基础的建设上不断增加投入，不断完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物流运作体系。一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运输量提升。农产品供应链发展需要依托交通运输基础建设，近年来，巴西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政府加大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力度，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便捷、通畅、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二是农产品物流企业迅速成长，物流园区建设步伐加快。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需依托物流企业的成长与壮大。巴西物流企业近年来逐步发展，物流企业成长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三是物流技术设备、物流信息化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为加快现代物流自动化、机械化发展步伐，巴西政府不断加强物流企业的机械化、自动化改造，推动物流企业技术装备升级，自动化仓库建设步伐加快。现代物流业以信息化为重要基础，近年来巴西政府对物流信息技术的投入力度加大，物流信息化程度日益提升。这也在为提升农产品供应链整体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巴西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经验
2.1 以土地改革来推进供应链核心企业进行规模与集约经营
巴西大中型家庭农场主在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管理实践中，实施了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这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使得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主导企业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巴西以农场主为核心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模式的实施，主要源于巴西成功实施了土地改革计划，该土地改革计划有力地促进了农场主去实施农产品供应链的规模与集约经营管理。二次大战前，巴西是实行庄园生产制度的国家，二次大战后，巴西在土地制度上实施了改革，使土地经营者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这无疑有效地推动了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进行规模与集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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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重视主导农业科技创新
在重视农业科技创新的国家中，巴西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正是由于巴西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承担了主导角色和极度的重视，对巴西农产品供应链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农业生物技术、生物燃料等方面，巴西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较高，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制订国家生物技术计划并推广实施应用生物工程技术、有机农业技术、转基因技术等，使得巴西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农产品产品大大增加。在1990-2010年间，巴西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农产品产量提高了152%，而相应的土地资源却仅增加了25%；在2000-2010年间，农产品生产能力增加了70%，而相应的种植面前却只增加了190万hm2。依靠农业科技创新，2010年虽然农业仅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5. 8%，却贡献了26%的经济增长份额，以及38%的出口和37%的就业。
2.3 重视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模式建设投入，引进外资进行农业开发
巴西对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农产品供应链物流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供应链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产品运输配送设施、仓储设施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二是巴西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农业产业领域引进国外资本，对本国的优质农业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比如，在1908年，巴西政府开始接受日本企业的投资，对巴西的农业资源进行开发。巴西最近十年来对其邻国玻利维亚也进行了大面积的农业投资和开发，建立了2000个农场，占地50万公顷，巴西称之为“新的黄金”。
2.4 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创汇农业
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有着较为沉重外债负担，导致外债较为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巴西没有把丰富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没有利用巴西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如巴西土地不适宜种植小麦，需要从国外购进小麦，导致外债负担增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量不高。在80年代后，巴西调整了出口农产品的产业政策和出口结构，充分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出口咖啡、玉米和甘蔗等具有优势的农产品，换取比较便宜的小麦。
2.5 发挥合作社的作用
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巴西主要的农产品供应链上的中介节点组织，其主要的功能是向上游的农户提供专业化的供应链服务，如提供农产品种养环节的技术支持，农产品流通销售环节的流通服务等帮助。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自身定位为非营利性质的民营公司，从公司治理来看，专业合作社实行的股份制，每个社员拥有一定的股份，但持有额有数量限制。“巴西现有各类合作社5500 多个，涉及农牧业、消费服务、劳动、信贷、卫生、电力、通讯等12个领域。合作社在推动巴西农业产业化、实现供销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对浙江省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管理的启示
3.1 建立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培育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主导企业
农产品供应链的运作需要有核心主导企业，而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主导企业则应是经营适度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的农业产业企业主体。大量的实践证明，这种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可以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因此，倍受企业的推广和实践。但是，要实现这种模式，却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土地来源问题。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从经营模式上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政府有必要制定更加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度，推动浙江农村土地合理流转。虽然巴西土地制度改革的国家制度环境不同于中国，但我国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下还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浙江提供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对土地进行适当的规模经营还是可以有效地推动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运作模式的发展，进而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效率和竞争能力。
3.2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机制，发挥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链接农产品供应链上游农户和下游农产品流通消费渠道重要的供应链中介组织。巴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巴西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扮演作重要的作用，大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农产品供应链的产供销各个环节实施一体化的经营组织模式。考虑到浙江的农业自然资源享赋、中国的制度供给、市场发育程度、浙江农业产业特性、组织与农户的关系，巴西实施的以专业合作社为核心主导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应该成为浙江农产品供应链组织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因此，浙江应大力完善专业合作社体系建设，创新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产品供应链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无缝连接。
3.3 不断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提升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进一步细分、优化浙江的农产品供应链布局，促进浙江省形成农业产业链集群的布局。一是可根据浙江省各个地区的土壤、水源、空气等自然资源条件以及涉农技术、农产品消费市场、农产品种养习惯等社会经济条件，科学规划和细分农产品供应链的集群区域布局，形成一批以名优农产品供应链为核心优势带动其他农产品供应链而形成的农产品供应链集群区域，以提高产业集聚效益。二是围绕名优特产农产品供应链，重点发展以加工为核心优势的农产品供应链集群区域，以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的附加价值，进而增强浙江农产品供应链的竞争力。三是要通过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的产业纵向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并通过农业产业和高新技术的横向产业融合，拓展农产品供应链的横向价值链，以此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的竞争力。
3.4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价值最大化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整体上提升农产品供应链价值。浙江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价值不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小农户而且分散经营的供应链组织模式，在农产品供应链的中间环节的加工节点企业作为核心的竞争力不足，从而导致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营销等环节价值的转移和流失。所以，要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整体价值最大化，浙江政府应大力支持涉农供应链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并通过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的经营管理模式，把供应链的各经营业务形成无缝链接的流程管理，降低供应链运作成本，以推动实现涵盖一、二、三产业在内农产品供应链整体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5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服务供应链能力
农业科技进步也是决定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管理效率重要因素。在浙江农产品出口供应链运作实践中，技术壁垒也是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行的重要障碍因素，而巴西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成功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重视产品质量和农业技术进步。因此，浙江农产品出口供应链的运作管理过程中仍需要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控制当作生命线常抓不懈，不仅如此，更加重视农业及相关领域的科技研究和和新产品开发，通过技术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使浙江农业达到高产量、高质质、高效益、高创汇的要求。浙江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巴西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管理经验无疑对我们是很好的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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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模式:启示 第7篇
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继承了瑞士酒店管理学院的教学模式, 按照真实的酒店运营与管理, 学生不仅作为客人住在酒店内,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员工或主管或经理经营管理着酒店。这些身份角色的转换, 使得学生在获得管理理论知识外, 还具备极高的实际操作经验, 为日后的实习、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 这一核心的培养模式形成了其最主要的特色, 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学生大一第一学期在校内学习理论和餐饮厨房实践操作管理, 大一第二学期通过正式面试, 去酒店餐饮或厨房部门实习六个月800小时, 大二返回学校, 继续学习理论及前厅客房的实践操作管理, 大二第二学期去酒店前厅或客房部门实习六个月800小时, 大三上学期返回学校, 继续学习一个学期理论课程, 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毕业, 拿到大专学历, 在此我们不做总体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的探讨, 只探讨关于校内教学实训以及学生酒店实习的运作模式, 其有别于国内的运作模式差别, 这种差别是系统化的。
1.1 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实训模式
该学院的大专课程设置为两年半, 由于和国内的教育体制有差别, 在此我们只讨论该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大专两年半的时间校内教学实训的模式, 大一第一学期, 学生主要学习餐饮运作与管理以及厨房食品操作与管理的内容, 第一学期前半学期大一的学生分为两部分实习, 一半在学校的餐厅基层及主管岗位实习, 一半在厨房的基层及主管岗位实习, 第一学期的后半学期这两部分学生再互换, 大一的学生从进校就开始为大二及读本科学位及研究生的学生提供早、中、晚就餐服务, 大二及读本科学位及研究生的学生进餐厅使用学校所发的模拟纸币在就餐后支付, 这一大概的过程来自于严谨的系统化教学实训设计。
大一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生活是非常忙碌的, 大一的学生早晨7:30就必须到学校的餐厅或厨房开早会, 由今天教师引领监督、学生主管来安排每一位学生的任务, 15分钟内做好就餐前的准备, 7:45这些学生吃员工早餐, 8:00开始给在校的其他年级的学生提供早餐服务, 按照真实酒店的运作模式, 早餐主要是自助餐, 在餐厅实训的学生主要提供摆台、清理桌面的服务, 厨房的学生随时和餐厅学生沟通, 补充食物, 清洗餐具的服务。9:30-9:45服务收尾及清理工作, 然后开总结小会, 把学生碰到的问题讨论, 教师引导帮助解决。10:00-11:45开始理论学习, 12:15大一的学生就要到学校的餐厅或厨房开午会, 由今天的实训指导教师引领监督、学生主管来安排每一位学生的任务, 15分钟内做好就餐前的准备, 12:45这些学生吃员工午餐, 13:00开始给在校的其他年级的学生提供午餐服务, 午餐主要是可选菜单点餐, 在餐厅实训的学生主要提供引领、摆台、点单、递送饮料餐品、清理桌面及收银的服务, 厨房的学生食品制作, 补充食物, 清洗餐具的服务。14:30-14:45服务收尾及清理工作, 然后开总结小会, 把学生碰到的问题讨论, 教师引导帮助解决。15:30-17:15开始理论学习, 17:45大一的学生就要到学校的餐厅或厨房开晚会, 真实的实训操作流程、服务时间及服务内容和午餐略有差别:从18:15开始至21:45结束, 由于晚餐是按照正统西餐四步吃法, 实训时间较长, 晚餐菜单是两种西餐晚宴套餐可选其一, 摆台按照标准西餐摆台标准操作。
大二上学期的校内实训学习是具有挑战性的, 除了完成前厅客房的实践操作管理的学习, 还要轮流担当餐饮或厨房部门的管理岗位, 指导大一学生服务过程的投诉处理及菜单设计, 此外还要完成一次特色的主题宴会的全程设计及服务管理任务。那么, 日常前厅客房的实践操作管理的学习每天约6小时, 上午下午各约三小时, 前厅部门各岗位的任务有完成预定、礼宾、接待、话务中心、夜审、主管的业务, 客房部门各岗位的任务有完成布草、客房清洁、公共区清洁、客服、洗衣房、主管的业务, 系统设计的流程与大一学生经历的实训流程一样, 这一流程也是模拟真时酒店的工作流程设计的。
大三上学期的校内实训学习是具有超强责任性的, 尽管学生在最后一学期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学习, 较少的实训内容就是轮流担任总经理的岗位, 负责学校钥匙的管理, 各部门运作情况的巡视监督等任务。下面我们探讨, 如何保障这一实训模式的实施。
1.1.1 所有校内实训教学的教师都有五年及以上酒店基层
及管理工作经验来保障实训的内容贴近真实酒店的运作情况。
1.1.2 实训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的过程考核, 考
核的标准高于酒店实际的操作标准, 为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提升潜力的空间。
1.1.3 学生的校内实训时间充足 (约1200小时, 相当于国内
大多高职院校校内实践课时的6-10倍) , 校外实习岗位明确, 时间充足 (约1600-2000小时, 约是国内学生的2倍左右时间) , 这样的时间安排减少学生在今后毕业在酒店工作的适应期。
1.1.4 校内实训的岗位涵盖真实酒店的各个岗位 (国内学生大多在餐饮岗位实习) 。
1.1.5 整个学习环境就是一个真实的仿真四星级酒店及其设施设备。
1.2 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校外实习模式
该学院从学生的简历制作到面试录用为学生提供全程服务, 合理的分学期在酒店不同部门各岗位的实习, 使学生能学以致用的范围更加宽泛。
1.2.1 学生在实习期普遍比在学校感觉轻松, 每天8小时,
在学校每天12个小时左右学习理论及实训, 而且和酒店签订正式的用工合同, 拿正式员工的收入;酒店的入职培训是科学的分阶段和步骤增加学生的工作量, 学生适应较好。
1.2.2 学校会派老师去酒店看望学生, 给学生支持和帮助。
1.2.3 学校实习管理不走形式, 与酒店有充分的协议, 比如:
酒店有责任在学生实习期结束后为每一位学生做评估鉴定, 酒店有责任把学生作为正式员工对待等。
1.2.4 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实习学生的利益。
2 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对国内的启示
通过分析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 考虑到很多国内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如师资力量、资金、教师工作时间等等, 特提出对国内院校的启示。
2.1 国内高职院校校内实践课可以考虑优先建设软件设施, 模拟真实酒店的问题, 建设实训内容培训的高仿真性
2.2 衔接各部门:
如实训室业余时间的开放、实训指导老师给学生任务安排量的增加, 大量延长学生校内自主实训的时间, 全面拓展学生实训的内容和深度, 来减少学生酒店实习工作的适应期
2.3 对于酒店核心专业课程的实训内容考虑双语授课, 提升
用英文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而提升实际英文运用的能力
2.4 制定严格的校内实训过程的考核标准, 绝不能流于形
式, 学生必须要通过每一个平时实训考核项目, 使得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积少成多, 水到渠成
为了提升国内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 实训实习环节的改进和提升变的如此重要, 由于涉及的系统各个方面非常宽泛, 在此我们主要借鉴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 探讨对国内院校的启示, 以此为国内众多的高职院校在此方面的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思考。S
摘要：国内酒店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特别是作为重要环节的校内实训及酒店实习全面推进之际, 如何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 探索国内高等职业教育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的改进的方向和内容, 以此提高酒店管理专业教育效率与质量。文章通过深入分析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 提出符合国内高等职业教育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的建议思考。
关键词：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实训实习,运作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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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农村微型金融运作的比较及启示 第8篇
中国和印度在发展反贫困、促进小额信贷满足农户金融需求过程中, 均接近于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最初都是由非政府组织或者国际组织发起对最贫困的农户, 特别是贫困妇女采取的无抵押、无担保、小组联保、分批贷放、分期偿还的贷款方式。但是, 印度由于有较好的农村金融市场基础、较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 对农村微型金融的发展, 微型机构的监管以及自助组织的培育都进行了创新, 更好地满足了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
一、中国不同类型农村微型金融运作模式及监管模式
1.中国不同类型农村微型金融运作模式
(1) 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操作的小额信贷。小额信贷进入中国社会最初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减少贫困研究项目的支持下而展开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际组织联合建立的扶贫合作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内蒙古赤峰市乡村发展协会, 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小额信贷项目等。这种小额信贷更多的是强调项目的社会效益, 是以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 甚至贫困妇女为服务对象。因而, 其运行模式多以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 (Grameen Bank, GB) 为蓝本, 采用的是小组模式, 也称为多户联保模式。[1]该组织方法是根据自愿原则, 由5～7户农民组成一个小组, 每个小组民主选举产生一名小组长, 小组成员负有连带担保责任;5～7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 每个中心由加入该中心的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一名中心主任, 定期召开中心会议。小组贷款模式相比较个人贷款模式而言, 通过小组成员的集体、民主讨论来决策, 节约了银行收集贷款者信息的决策成本, 提高了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小组成员之间互相担保, 互相协助, 形成了一个实际的利益共同体, 可以有效地降低乡村银行的贷款风险。小组贷款模式贷款的申请和偿还还要依托“中心会议”来进行, 加强了农户之间的沟通。而且农户可以在中心会议上交流借贷信息, 办理相关手续, 检查资金使用情况甚至接受项目主办单位举办的各种知识、技能培训, 邀请成功农户介绍经验等,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贷款项目的成功率。但是这种小组贷款模式必须依赖于小组成员之间比较密切的沟通关系和相互之间高度的信任关系, 这往往需要培养成员之间的合作文化背景。同时, 小组信贷模式的中心会议比较费时, 在实际运行中很多小组并没有真正做到定期召开深入交流贷款和生产经营计划, 其流于形式的做法降低了小组模式的效果, 产生了贷款风险。
2.政府主导的小额贷款模式
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模式仍然以实现扶贫为目标, 以财政资金或者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 借助小额信贷这种产品, 由政府部门或者国家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或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来运作。中国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 主要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来完成的。但是一直金额较少, 主要作为了扶贫救济, 起到的作用不大。1996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扶贫工作会议, 要求加大对扶贫工作的重视, 借鉴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模式推进小额扶贫贷款。于是1997～1998年, 一些地方政府扶贫办 (下设扶贫社) 代理农业发展银行发放扶贫贷款。并且一些地方政府也利用自筹资金采用小额信贷的方式进行扶贫, 通常采用“县扶贫办—乡镇扶贫办—中心 (村委会) —小组—农户”等方式直接与农户小组发生借贷关系。
1999年4月20日, 中国农业银行颁布了《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到户贷款管理办法 (试行) 》, 扶贫贴息贷款全部改由中国农业银行直接发放到农户, 政府扶贫办下设的扶贫社为农业银行与农户签订贷款合同、发放小额贷款等活动提供帮助。在这种模式下, 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的模式。由政府制定政策、安排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 由扶贫合作社负责选择贷款对象、扶持项目和技术指导, 由农业银行负责放贷、管理和回收。这种模式中, 政府干预较多, 银行贷款回收困难, 其持续性受到影响。
3.正规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模式
从2005年开始, 中国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 如“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公司的运行, 标志着中国小额信贷正规化的发展。在中国参与小额信贷运作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小额信贷公司等。但是, 农业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 是作为政府操作小额信贷的一个辅助机构。从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来看, 真正作为正规金融机构操作农村小额信贷的主力军是农村信用社。
中国农村信用社以其自有存款和中央银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 按照人民银行扶持“三农”的要求, 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开展了需要抵押担保的普通农户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小额贷款。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小额贷款是农信社开展的小额贷款。中国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的正规金融机构操作小额贷款是政府主导下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其具有行政激励效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指信用社以农户信誉为基础, 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要抵押、担保的贷款。其“小额”是根据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区确定的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是8000～10000元, 甚至是30000～50000元, 欠发达地区可以是3000～5000元, 个别的是1000～2000元。实行信用放款采取的是“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管理方法, 通过建立信用镇 (乡) 、信用村 (组) 减少交易程序, 节省交易费用, 提高效率。
在实际操作中, 农户获得信用社的小额贷款程序如下:首先是农户信用评定。信用评定小组按照农户信用评定办法, 对信用申请人进行信用评定同时对农户建立完备的贷款档案;然后由农信社根据评定的信用等级进行授信。设定相应的贷款限额, 并以农户为单位发放贷款证 (卡) 。信用社对评定的农户信用等级每两年审核一次, 根据农户信用变化及时调整信用评定等级及相应的贷款限额;农户持有贷款证 (卡) 及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直接到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限额内的贷款, 农村信用社也可以到持贷款证 (卡) 的农户家中发放贷款。对超过限额而本人又无法提供有效抵押、担保的农户贷款, 农村信用社可以采取3～5户农户联保的方法。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运行方式通过建立农户贷款档案, 将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主要从事的经营活动等内容记录在内, 再成立信用评定小组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根据不同信用等级授信, 把信用作为了担保品。同时, 通过建立信用村 (组) 、信用乡 (镇) , 结合小组联保贷款, 充分发挥了经典小额信贷机制中连续贷款的动态激励机制和小组贷款的激励约束作用, 将农村经济中长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信誉机制和同伴的监督) 与正式金融供给方式相结合, 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搜寻成本,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缺乏担保品而无法获得金融支持的现实问题。
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推行, 使农信社得到了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的资金支持,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也率先波动, 其贷款利率为央行规定利率的0.9～2.3倍之间波动。从2002年开始, 农信社逐渐成为中国小额贷款的主要提供者。截止2002年底, 占全国农村信用社机构总数92.64%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农户小额信贷, 其中49.98%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农户联保贷款业务, 占比达61.29%的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获得了贷款, 占全部农户的26.74%。到2007年末, 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农村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92.63%。其各项贷款总额3.2万亿元, 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为12%, 比改革之初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其中, 农业贷款1.5万亿元, 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为46%, 比改革之初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7年末农户贷款余额11618.36亿元, 比2002年末4218.70亿元增长了175.40%。
2.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微型金融的监管
中国现阶段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 其为正规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的银行主要进行批发性的小额信贷, 即把信贷资金批发给农村信用社或者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其他小额信贷机构, 具有扶贫的性质。邮政储蓄银行一般以借款人的存单为抵押, 风险较小。但是由于其网点分布较广, 有可能成为小额信贷市场的主要新生力量。而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小额信贷, 由于其资金来源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捐赠, 来源比较单一, 其扩展性及持续性有待考察。另外就是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新生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如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村镇银行等, 目前是只贷不存, 处于试点过程中。
对于从事小额信贷的以上机构, 由于性质不同, 中国目前的监管机制也不一样。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属于银行类金融机构, 按照《商业银行法》进行监管。而国开行和农发行由于从事的是批发小额信贷, 其风险性较小, 监管当局不必制定新的监管框架, 也适用于《商业银行法》, 或者由政策性银行承担监管责任。
对于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所建立的小额信贷机构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目前并没有特别的监管法规, 其中存在一定的隐患。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 有些是以扶贫合作社的名义存在, 有的是以扶贫开发协会或者各类农村基金会的名义存在, 基本上都是以国内外基金组织捐赠的资金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这类小额信贷组织资金来源单一, 一般不吸收公众存款, 也不吸收客户的存款, 贷款规模较小, 大都和扶贫项目挂钩,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小, 没有必要对其实行特别的监管, 比较适用于非审慎性的监管。监管框架应该简洁, 如果这类机构愿意, 可以允许其进行正式的注册, 发给其执照, 要求定期进行信息披露, 汇报其业务开展情况, 并督促其进行严格的内部监管。但是目前这类机构大都没有合法的身份, 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法规, 界定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合法身份, 进行一些灵活的监管。对于一些要求基于贷款合同而强制性存款的非政府组织, 监管当局可以要求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但不能简单视为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监管。
对于中央银行试点的小额信贷公司和中国银监局试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村镇银行应该由注册部门监管。由于小额信贷公司不吸收存款, 只需要在其注册的工商部门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而对于农村基金互助组织可以进行非审慎性的监管, 提出自愿性注册和适当的信息披露要求, 而村镇银行应该适用于《商业银行法》或者低一些的标准。[2]
中国的小额信贷的发展相对于国外来说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 其关键问题在于现有的小额信贷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和银行类金融机构外都难以获得明确的合法地位, 中央银行和中国银监局在其试点方案中都回避了其合法性问题和监管问题, 使其发展大受约束。因此, 应该尽快制定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法规或部门规章, 明确其法律地位, 促进其健康发展。而且在制定小额信贷监管框架和法规时要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升级和转型。也就是说, 当小额信贷机构在贷款规模、资产质量、风险控制体系、吸收公众存款规模、内部治理结构达到了一定的条件, 那么应该允许按照法律框架的要求升级和转型为银行类正规的金融机构。同时, 要注意鼓励行业协会的组建, 用行业协会所进行的行业自律行为激发小额信贷机构进行内部控制和自我监管。
二、印度农村微型金融运作模式及风险管理
印度历来比较重视农村金融市场, 在层次清晰、分工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管理下, 其微型金融运作也采取了以格莱珉 (GB) 模式为基础上的有差异的微型金融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采取了金融联结的方式, 鼓励商业银行与自助团体 (SHGs) 的联结, 把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自助团体的信息优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
印度办理小额信贷的机构是比较多的, 包括商业银行、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专业的小额信贷机构等。其资金来源也有多种渠道:[3]第一, 银行拆借, 这是最主要的筹资方式;第二, 资产证券化。通过金融联结, 特别是便利联结方式降低贷款风险, 打包销售融资;第三, 吸收股本金。自助团体 (SHGs) 成员内部定期储蓄, 形成一定的股本金;第四, 接受社会捐赠。
1.印度微型金融运作模式
印度的微型金融运行主要采用自助组 (SHGs) 模式和微型金融机构 (MFIs) 两种模式。其中, 自助组模式根据与商业银行不同的金融联结方式又分为三种不同的方式。
(1) 自助组 (SHGs) 模式。
自助组 (SHGs) 又称自助团体, 最初是由大约10～20穷人面临相似的资金缺乏问题而自愿组成的通过相互帮助解决融资问题的一个团体。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自助组的组建已经正规化, 需要通过政府机构、商业银行或者其他自助组织举办的针对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培训课程, 寻求具有相似背景和共同利益诉求的个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一种具有完善的组织框架的自助组。自助组成员民主协商决定自助组名称、章程, 并选举产生主席、司库和小组秘书, 定期举行会议, 定期接受小组成员存款, 进行内部资金融通。一旦自助组有比较成熟的金融表现, 商业银行就被鼓励以自助组自有资金的一定倍数为自助组提供融资支持, 实现自助组与商业银行的金融联结。在这种融资模式中, 贷款发生在商业银行和自助组之间, 是无抵押的动态组合。
通常, 商业银行与自助组的金融联结有以下三种方式:
方式一, 商业银行组建自助组 (SHGs) 并直接提供融资服务, 即直接的金融联结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商业银行不需要中间机构, 根据自身业务需要, 帮助组建SHGs, 对SHGs直接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首先对SHGs进行包括团体规模、成员类型、教育水平、对政府项目的了解、团体内部储蓄数量、内部贷款利率、贷款回收、SHGs规章知识等的评价, 然后决定贷款与储蓄数量的比例进行贷款。银行在对SHGs进行贷款时强调SHGs至少要有6个月的储蓄积累, 贷款的利率固定在12%, 通过与SHGs成员相互协商来决定分期偿还的数量。截止2006年3月, 印度采用这一模式组建的SHGs占到了整个自助组的20%, 商业银行对自助组的贷款额同比增加了61.63%。但是, 在这种直接联结的方式中, 由于商业银行很难直接获得SHGs使用贷款的信息, 在贷款发放过程、监管过程中的低成本无法实现, 因此目前这种方式已逐渐减少。
方式二, 由促进机构筹建SHGs, 商业银行为SHGs提供直接融资, 即便利联结方式。这种方式是由非政府组织等促进机构来发展和培育SHGs, 当其达到商业银行贷款要求后, 由商业银行直接提供金融支持。在便利联结方式中, 商业银行要选择与其合作的促进机构, 考察其组织能力, 通过促进机构发展客户的数据库, 作为未来开拓市场的依据。而促进机构在作为商业银行的代理发展和培育SHGs中, 可以得到SHGs支付贷款利息的一个百分比, 可以盈利。而且在这种模式中, 避免了直接金融联结中商业银行难以花大成本收集SHGs使用贷款信息的困境, 节省了商业银行对小额贷款的管理成本。这一方式在印度小额贷款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截止2006年3月底, 其中有74%的自助组由非银行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其他促进机构发展和培育, 商业银行直接放贷于SHGs。
方式三, 由促进机构筹建SHGs, 商业银行为SHGs提供间接融资。这一方式主要适用于一些正规金融机构业务受限的地区, 由非政府组织等促进机构既作为发起人对SHGs的发展建立提供咨询、培训, 同时又作为联结商业银行与SHGs的中介, 商业银行把资金借给非政府组织等促进机构, 再由促进机构为SHGs提供融资服务。
(2) 微型金融机构 (MFIs) 模式。[4]
近几年, 印度迅速发展了一种微型金融机构—银行联结的微型金融模式。这种微型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合作社微型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公司等, 由于股东主体不同, 他们分别受到印度信托法、社团登记法 (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 ;国家合作社法、互助合作社法、多邦合作社法 (合作社微型金融机构) ;25条公司法 (针对非盈利公司) 、公司法、印度储备银行法 (非银行金融公司) 的法律约束。
这种微型金融机构 (MFIs) 模式中的MFIs起着至关重要的中间联结作用。它一面要承担起向银行借款和按照约定的条件归还贷款的义务, 是银行资金安全与否的直接责任人, 另一方面要吸收SHGs和其他自然人的存款, 对合格的借款人提供资金融通。在这种模式中MFIs是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商业化模式来运作的。
2.印度微型金融风险管理
印度在保证微型金融的有序运行中, 制订了较为详细和健全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 涉及了微型金融准入、退出、运作和监管等各个方面。
对于MFIs的监管, 由于其股东主体的不一样, 分别适用如上所述的不同的法律、法规, 保证所有的微型金融机构参与者都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规范。
印度政府根据风险管理的要求, 对参与微型金融的机构在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股本权益、负债产权比率、机构债务、外部借款、捐赠和资助性资金、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市场和信息公开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要求MFIs参照执行。
在技术管理能力方面, 《印度储备银行法案》的法律条款从管理方式与体制、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和会计政策以及内部审计和控制等角度对MFIs的管理流程和目标都作了强制性或者指导性的规范和要求, 以使MFIs参与机构能够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提高业务水平和经营效率。
三、中印农村微型金融运作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1.在选用微型金融的模式上, 中国采用了较传统的模式, 创新性较差
中国在农村微型金融的发展是源于扶贫的目的, 由财政拨入或者非政府组织资金根据扶贫项目注入, 对于商业性和可持续发展考虑较小。在政策指引下, 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基本由农村信用社垄断, 缺乏创新的动力。其开展模式借鉴GB银行小组, 虽然初步进行了信用村、信用镇的建设以及信用证的发放, 采取了小组联保的形式, 但是由于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电子化的落后, 征信体系尚未建立, 担保机制不健全, 风险管理落后, 小组会议流于形式, 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意识薄弱, 部分农村地区信用环境较差, 商业金融机构对政策领会也不到位, 执行比较僵化, 一些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授信额度“一刀切”、贷款利率“一浮到顶”, 操作简单化和机械化。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 原有的农村小额贷款制度也滞后, 利率定价机制不灵活, 贷款用途、额度、期限等管理不适应农村金融需求, 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小额融资需求的转变, 呈现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都需要微型金融模式的创新。
2.印度的金融联结模式, 为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分工协作架起了一座桥梁
印度的金融联结模式最初是起源于商业银行为了满足印度储备银行硬性规定向优先部门贷款而采取的创新性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方式。通过商业银行与自助组的联结以及微型金融机构与银行的联结, 使政府、商业银行和微型金融机构在发挥自身最大作用的同时, 作为一个整体, 相互协调和补充。既发挥了微型金融机构或者促进机构贴近农村、方便获取信息的优势, 解决了商业银行获取农户贷款信息难、成本高的问题, 又通过国家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要求满足了农村信贷资金缺乏, 来源不足的矛盾, 还可以保证商业银行获取正常的收益, 调动了商业银行参与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政府也从农村经济发展中受益。
3.微型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 印度金融机构注重培训作出了表率
微型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在于信贷投放的质量。即农户或者农村经济组织获取贷款后能够得到收益, 这样还贷率才高。中国的小额信贷的投放, 往往只注重资金的下发, 而疏于管理对小组会议中农户相关知识的培训。印度在自助组成立时就通过了一系列关于金融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培训, 选取有共同利益诉求点的农户组成自助组, 并且组织到相关自助组免费参加培训。政府相关部门也经常举办基础金融知识讲座和发放金融手册推动微型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及, 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则依托其人才优势, 协助政府相关部门举办微型金融员工专业技能培训班, 接受微型金融员工实习培训以提高其业务技能, 从而达到有效防范各种微型金融风险, 维护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 推动微型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4.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金融市场法规, 是微型金融主体存在及发展的关键
中国的微型金融市场中, 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主要依据人民银行颁布的3个指导性文件, 即1999年的《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2000年的《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 2001年12月的《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进行小额信贷业务的指导, 而对于从事微型金融的机构缺乏专门的金融法规监管,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地位的承认及监管, 使其出现了“吸储难”, 公众认知度差, 产品同质化, 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 根本无法开展贴近农户, 服务“三农”。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村信用社“一股独大”, 无法形成竞争性金融市场, 更无法达到印度农村金融市场中多层次、有序竞争、分工协作的特点。
印度政府对于微型金融参与主体制定了《社团登记法》、《25条公司法》、《印度储备银行法》、《印度信托法》、《印度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法》、《印度农村银行法》等法律条款, 既保证了所有微型金融参与者的法律主体地位, 又具体规定了风险控制和监管, 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摘要：中国和印度的农村微型金融运行都是在孟加拉格莱珉 (GB) 银行模式下发展而来的。中国的模式较传统, 政策指导性更强, 缺乏创新的商业化运作, 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乏力。印度健全的农村金融法规建设以及以微型金融机构 (M F I) 为中介进行的小额信贷的创新发展, 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微型金融,GB模式,MFI,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 项俊波.国际大型涉农金融机构成功之路[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2) 王曙光.农村金融机构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3) 杜晓山.印度小额信贷的发展及借鉴[J].现代经济探讨, 2005, (05) .
运作模式:启示 第9篇
一、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问题
1、生产的对象
使用稀缺的资源来得到需求量相当大的产品, 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是经济学的重要目标。因此, 企业运作中的首要目标是要确定在经济资源总数一定的情况下, 企业应当如何有效的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 并且确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提供的劳务可以最大限度的被利用, 从而达到避免生产出不太需要和完全不被人们需要的产品造成资源浪费。
2、生产的需求量
企业运作中应最大程度上使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数量与市场的需求量相互一致。如果产品的数量过多, 则产品会出现积压的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产品的数量过少, 则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即不能达到使人们的需求量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目的。
3、生产方式的选择
企业怎样对生产方式做出选择呢?由于企业的技术水平不相同, 生产的组织模式不相同, 都对资源使用率的高低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企业应该合理选择适合企业的组织模式和追求较高的技术水平为企业目标, 从而将使用效率最大化。
4、生产分配的方式
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分配呢?如果分配的方式不合理, 怎会使有部分的产品得到闲置, 资源得到不合理浪费, 而有一部分人群对产品的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 只有采取合理的分配形式, 才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群对产品的需求。
二、解决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问题的途径
1、合理配置
合理配置[2]方式主要用于“生产的对象”和“生产的需求量”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合理配置是指在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中, 既不能使资源发生闲置, 也不能使资源出现紧缺。企业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应当在数量的需求比例上尽可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各个方面。通过对适当的方式做出选择, 从而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也就使得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2、解决“生产方式的选择”的问题
解决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企业通过公平分配, 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 能够使人们积极有效地合理利用资源, 而管理经济学则是以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达到最有效率地实现预期管理目标的科学。
三、企业运作中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产品的开发以及设计上应当充分的利用各类资源, 从而能够在价格方面取得优势, 依靠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市场[3]。企业为了自己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可以以低成本为为优势, 在市场中发动价格大战, 将市场份额战略以及低价战略在市场中推行。除此之外, 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对于如何将管理经济学应用于企业管理中是十分重要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企业发展中, 通过进行价格折扣、交易折扣、抽奖等方式, 使得企业利益最大化, 了解各类消费群体对于产品的喜好及价格需求, 从而保证在需求最充足的情况下达到产量最大化。企业经营者通过持续不断的降低成本的企业内部活动来获得企业的成功, 然而, 在进行这些降低成本的活动中, 并不是单纯性要求预算成本费用越低越好, 而是要依照企业的整体经营活动情况, 结合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启示作用, 使制造过程的改良、开发研究新产品、改善劳动作业方式等各项活动变得更加合理化, 力求在同种条件下, 以相同的费用获得最大的利益, 或者在利益相同的条件下消耗最少的费用。因此, 为了达到提高企业利润, 企业经营者如何应用管理经济学思考和分析问题则是这个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
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一个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应当具备明确的改革意识和强有力的执行能力, 成功的将管理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的日常运营活动中去, 结合企业的具体经营情况, 建立符合本企业的经营战略体系, 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巨大的好处, 促使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摘要：本文对管理经济学运用于企业运作中的目的是为了把处于市场竞争中的厂商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提高到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又将这些相关的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作为处于市场竞争地位厂商行为决策的指导依据进行探讨分析。
关键词：企业运作,管理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孙浩.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J].市场论坛, 2007, (4) :40-41.
[2]仲伟周.论企业集团的本质与功能——企业集团形成及其运作边界的经济学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01, 23 (1) :62-68.
运作模式:启示 第10篇
一、WWE的市场运营模式
WWE是一家世界级的体育娱乐和媒体整合型公司, 1999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 是将比赛形式和外延产业相互并行发展的国际性品牌。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WWE的比赛现场, 观众多达7万人, 在家通过电视看比赛的观众甚至达到了百万。这是WWE鼎立美国体育娱乐界半边天的重要原因, 也是其与NBA、NFL等超级体育大联盟抗衡的资本。
从2009年WWE第一季度的股票市值表可以看出, WWE每股的市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并没有发生太大波动, 股票收益率逐步向上攀升。WWE先进的市场运作模式值得借鉴。
1. 先进的营销手段和经营策略
WWE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观赏性的摔跤联盟, 它立足于受众的视觉感受, 将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管理体制相结合, 在一流的体育营销理念的引导下, 利用全球化的媒体网络资源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覆盖,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职业体育和市场财富完美结合的国际化平台。
在保证比赛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权出售等稳定收益的同时, WWE大打差异牌, 将赛事娱乐化、故事化, 通过肥皂剧的形式进行演绎, 多渠道、多层面挖掘品牌延伸产业新的盈利增长点。1999年研发销售的WWE游戏软件, 已累计创造利润近13亿美元;WWE的光盘制品占全美体育类DVD的43%的份额;WWE的杂志在美国拥有每月460万的读者。这些延伸产业链的开发, 既拓展了WWE的经营市场, 又塑造了自身的品牌形象。
2.独特的节目制作理念
WWE的竞争优势在于, 其内容主体不是其他联盟赖以生存的比赛, 而是以刺激、激烈的比赛形式为载体演绎的一场肥皂剧。它独特而富有创意的内容才是牢牢抓住观众眼球的根本。美国USA频道总裁汉姆这样评价WWE掌门人麦克马洪, “麦克马洪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节目的二度创作, 他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 就是可以牢牢抓住公众的视线”。在美国, 每周播出的WWE节目在所播出的频道中收视率稳坐第一把交椅, 很多18岁至34岁的男性观众甚至熬夜守候观看这档节目。
3. 品牌影响力的塑造
(1) 品牌潜在人群的培养
WWE节目已经在140多个国家播出, 包括中国、印度、日本、欧洲和部分中东国家, 每年有350场左右的现场表演, 其中有60场左右在美国以外举办。这就极大地扩大了追从者人群, 为品牌的全球拓展奠定了基础。
(2) 打造品牌明星
WWE充分借鉴了NFL和NASCAR车赛的明星打造模式, 通过嫁接和植入方式, 让WWE旗下部分大牌超级明星广告代言全美范围商业品牌, 如赛博威快餐和吉利剃须刀, 加深受众对WWE明星的认知度。
(3) 搭建与受众交流的互动平台
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搭建互动平台近距离为受众提供更多服务。WWE的官网每个月独立访问量超过1千7百万人。通过互动平台, 受众可以给自己喜爱的明星留言, 同时进行WWE的视频点播。
(4) 通过品牌实力吸引知名商业赞助
WWE通过已建立起的扎实品牌效应, 在赛事的组织上吸引众多著名商业品牌的介入。如嘉实多、索尼等国际品牌都是WWE的赞助商。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品牌和商业赞助品牌的双赢。
二、我国地方体育电视市场化运作之思
体育已成为现代社会蕴藏着巨大商机的新兴产业, 全球体育产业总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在中国, 电视体育节目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收视市场, 收视人群数以亿计, 中国体育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电视媒介与体育的结合延伸了体育产业价值链, 并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传播及消费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特殊的产业链中, WWE先进的原创性节目制作理念、独树一帜的品牌打造以及多点开花的市场营销手段, 给了我国体育电视尤其是地方体育电视很好的启示。
启示一:体育原创性节目的制作运营模式是否适合地方体育电视?
在中国, 电视媒体生存的硬性指标是收视率和广告创收,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原创节目生存的空间。央视曾经做过与WWE类似的原创性节目“CCTV乒乓球擂台赛”的尝试, 但最终还是因难以和市场对接而被迫停办。地方体育电视媒体如何把握“内容为王”这个概念呢?充分借助外力是一种新思路。
现阶段, 地方体育电视媒体很难独立将一个体育原创性的节目打造成一个产业链, 但可以借助外力做一些开拓性的市场运营尝试。例如, WWE现在的目标市场之一是中国, 每年都会在中国举办一些推广比赛。地方体育电视可以通过项目合作的形式, 在赛事策划、媒体运营、门票收入、转播权分配、市场招商等多个层面尝试独立运作几场WWE中国赛, 这样既可以积累市场营销的经验, 又实现了自身品牌价值的打造。
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体育电视收视市场, 已成为国外很多超级体育联盟推广营销的主战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地方体育电视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市场合作契机。地方体育电视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版权购买, 而应借助国外有实力的体育联盟对自己的媒体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转变成整合资源、塑造市场的营销主体。NBA联盟能在中国有这么强势的市场号召力, 其原因就是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打造了两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本土明星姚明、易建联。这样的明星培养模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运作概念, WWE在中国市场推广的初期, 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媒体优势承办营销其在中国举办的部分赛事, 借助其成熟、精彩的赛制, 发掘具有培养潜质的本土WWE选手, 进而打造中国籍选手征战WWE联盟的品牌概念。即借助外来赛事培养自己的本土明星, 通过本土明星一系列的品牌开发, 进一步开拓地方体育电视媒体新的市场盈利点。
启示二:地方电视体育如何完成自身品牌和市场的对接?
WWE从多个渠道打通了品牌和市场的对接点, 使得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所以, 地方体育电视在做品牌概念时, 品牌理念一定要上升到文化层面,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定义和说明上。
(1) 建立统一的品牌形象包装
统一的形象包装包括统一的标识、字模、色块、风格。在保证整体色调和谐一致的前提下, 更要突出地方体育电视独特、鲜明的风格, 增强市场的认知度。
(2) 打造专业化的品牌理念
专业化包括传播技术、生产制度、组织方式和职业精神。虽然在节目形式上要走多样化的道路, 但体育电视固有的专业化的品牌理念必须坚持。现在, 大型赛事报道量逐渐增加, 必须打造一支能够体现地方体育电视形象的专业转播报道队伍。
(3) 全方位策划包装主持人和节目
创新形式, 突出主持人个性, 制作团队发挥创想, 从节目到主持人整体风格上进行全方位包装, 树立主持人的小品牌, 打造地方体育电视的大品牌、大市场。
(4) 增加观众互动以培育潜在的消费市场
在赛事转播中体现观众互动, 增强观众收看比赛时的参与性与体验性。开设官方网站, 发布主持人的博客、最新的赛事资讯, 观众可以随时了解相关信息。策划社会公益专题活动, 拉近观众的心理距离。
(5) 创作体育专题纪录片, 提高媒体的市场品位
体育专题片既承载地方电视体育的宣传功能又是良好的广告载体, 可扩充产品线, 提升收视效果;纪录片可以打造地方体育电视品牌的文化穿透力, 奠定高品质媒体形象。时机成熟时, 可以争取体育机构支持与高端品牌赞助, 选取题材制作体育纪录片。
启示三:面对市场, 地方体育电视的品牌如何延伸才能发挥价值?
在品牌延伸的成长期, 注重寻求运动健身、体育休闲等场所的商业性宣传推广合作;开发与转播的赛事、栏目、主持人有关的产品如挂历、签名篮球等等。延伸产品的开发要强化品牌塑造的整体性, 以实现地方体育电视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创收双赢。
浅析绿色营销的运作模式 第11篇
关键词：绿色营销政府主导型模式策略
1绿色营销的内涵
绿色营销提出于80年代并兴起于90年代，肯·毕提(Kem-peattie)于1992年在《绿色营销——化危机为商机的经营趋势》中提到：“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消费的社会需要，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
绿色营销在传统营销强调“满足顾客需求”的基础上，更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社会环境压力，并在兼顾于此的同时，注重于从中寻找市场机会。绿色营销不是一种诱导顾客消费的手段，也不是企业塑造公众形象的“美容法”，它是个导向持续发展、永续经营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在化解环境危机的过程中获得商业机会，在实现企业利润和消费者满意的同时，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2我国企业开展绿色营销面临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目前，注重绿色营销已成为21世纪企业竞争的新筹码，实行绿色营销已形成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但由于技术、产业结构、环境政策等方面的阻力和障碍，使得我国绿色营销的开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普及和推广绿色营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2.1国民的整体素质不高，未形成全社会性的绿色消费意识在绿色消费意识没有上升到一定水平时，个体消费者会认为环境问题与自己的直接关联不大而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态度，消极逃避，甚至继续破坏。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不高，环保意识不强，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是绿色产品。中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多数停留在初级阶段，他们主要希望自己“不受环境污染”，而不是“不要污染环境”。
2.2绿色产品价格过高，绿色需求程度不足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有30％以上的消费者声称很在意企业的产品是否“绿色”，但是绿色产品的市场份额却很少能达到3％，有学者把这个现象称为30：3综合症，这一综合症使得目前绿色消费市场有曲高和寡之憾。
2.3资金、技术制约企业开展绿色营销，导致绿色产品供给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以重速度，轻效率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追求产量增长，环境保护成为次要因素，许多企业的经营理念都是以“资源无价”为前题，导致企业的绿色营销观念淡漠。许多企业在决策中普遍存在着环保意识差，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现象，他们只关注直接的近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的社会利益，其短期行为比较严重。
2.4环境保护法律急待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强我国目前在环保立法上仍然存在“立法不严、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等问题。更为严重的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和执法者素质低下，致使环境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三项：政府监管职能的缺失；企业资金、技术的短缺；消费者意识的弱化。而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正好是影响和决定绿色营销运作模式的三种主要力量。
3结论——政府主导型绿色营销运作模式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阶段应该实施以政府主导型绿色营销运作模式。因为，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短的社会主义国家，消费者绿色意识薄弱，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相反，政府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依靠政府的力量，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来解决，可以起到迅速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目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解决我国企业绿色营销发展困境的重要力量。绿色营销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作用则是为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提供一种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公平、完善的商业环境。
实施政府主导型绿色营销，笔者拟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3.1清理改革现行制度及规范为了推动企业绿色营销，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政治传统进行重新构造和改革，很有必要。急需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3.1.1树立科学发展观，改革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和制度将环境保护内容纳入到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考核之中，通过计算环境资产和环境折旧，逐步完善绿色GDP统计制度和体系，从体制和制度上克服GDP拜物教。
3.1.2改革企业的会计准则和定价方法政府应主持修订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定价方法，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将资源和环境成本尽可能地反映到企业经营成本之中。
3.2利用政策及法律，加大对企业的控制，支持企业发展绿色营销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这一经济杠杆来规范企业行为，如开征环境税、包装税、排污权交易等；还应加强环境立法和执法，如抓紧制定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企业营销活动的负外部性，使其外溢的成本内部化，从而走上绿色营销之路。
3.3教育消费者，培育可持续消费模式和消费文化我国现有的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少和环境体系脆弱的现状决定了要倡导和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和消费文化。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3.3.1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来影响消费行为。目前我国除了对消费者征收垃圾处置费以外，几乎没有其它环境税费。今后可借鉴国际经验，在消费环节开征垃圾税、生态税，对商品包装(包括像废旧电池这样的商品)实行回收制度和押金返还制度。对水、电等由国家管制定价的资源性商品实行递增型定价。
3.3.2对消费者进行教育。要在全体公民中倡导和形成珍惜生命、关爱环境的可持续消费观和消费文化。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在大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环境知识和绿色消费教育，在新闻媒体和社区建立更多的环境知识和绿色消费宣传窗口，大力支持民间环境组织的发展，发挥其自我教育、社会教育及社会监督的作用。
3.4加强政企合作，积极参与绿色营销的实施政府应该成为绿色消费、绿色采购的示范者和先行者，通过制定相关购买政策，对绿色产品的采购实行倾斜和优先。
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的环境友好技术，由于其投资巨大、风险大，通常需要政府亲自参与或主持。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力争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下取得大的突破和进展。
运作模式:启示 第12篇
红歌会开展的一般情况及运营分析
“红歌会”是江西卫视开展的一项以“红色经典歌曲”为基本内容的大型民众歌手选拔赛。这些红色歌曲的题材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历史题材以及随后发展的历程有关, 包括: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健康歌曲, 以及一些优秀的传统民族歌曲, 此外还增加了世界各国的经典歌曲。
1. 简述“红歌会”的历程
首届“红歌会”的选拔赛于2006年由江西卫视开展, 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首届红歌会是当年江西省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活动之一, 由于精彩的组织、演出及广泛的社会效应, 已被纳入当年江西省委“2006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十大有影响的活动之一”, 也被江西省委宣传部列为江西省红色文化品牌活动的打造目标。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江西省委省政府的表扬与肯定。
第二届红歌会以北京大学为主场, 而日期则定在5月4日, 不但将受众的目标延展至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大学生”, 也将“红色歌曲”的曲库上限延展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种双重组合, 一方面扩展了新的听众与参与者, 另一方面将教育的材料进行了适当合理的扩充。
第三届红歌会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的十大文化品牌之一”, 也成为了一档集娱乐、教育、群众参与的重要文娱节目, 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 也特批成为了可以在“黄金时段”“直播”的大型选秀节目。
第四届红歌会的主题为《我爱你中国》, 又吸引了来自美国旧金山的爱国华侨组成的“红歌助援团”, 使得观众、选手共同为祖国的60华诞庆生、喝彩。当年《中国红歌会》也成功入选“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的60个广播电视栏目”之一的殊荣。
第五届红歌会由于得到群众的密集关注、选手的激情参与、各界领导的大力支持, 规模盛况超过往届, 更加庞大, 首次开设了“十大赛区”。
从上面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红歌会》虽为一档电视娱乐节目, 由于主题鲜明, 定位准确, 从一开始就一路飙升, 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市场的广泛认可, 那么作为经济活动和文化产品, 它背后的价值又是如何定位、操作和实现的呢?
2.“红歌会”的社会效应及其运营分析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追求,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感动。“单纯从艺术形态来讲, 红歌会属于选秀节目”, 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选秀节目。选秀节目往往以流行和时尚为主, 而《中国红歌会》是流行与经典的结合。
新华社曾经发表评论文章说:“在一批低俗节目和不良广告被陆续叫停的同时, 中国红歌会现象唱响了大众传媒走出低俗的先声。”自2006年举办以来, 全国共有27万多人报名参与, 收看红歌会的观众超过2亿多人, 1000多万人通过短信、电话、网络表达对红歌会的喜爱。
红歌会的运营模式分为三大主体:前期飙歌;主场晚会;后期巡演。所谓“前期飙歌”就是一种总动员的预热效应, 通过大家熟悉的歌曲 (如《十送红军》、《东方红》等) , 来唤起大家共同的记忆, 引起大家对活动的关注。而主场晚会除了上面说到的特定主题外, 还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评委嘉宾, 这个阵容包括:赵季平、雷蕾、滕矢初、王佑贵、于文华、谢芳等, 极大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而后期巡演, 则是将获奖选手进行统一包装, 整合演出资源, 进行广泛的大力宣传, 可谓巩固成果。
红歌会的成功运营对“陕北民歌”的启示
陕北民歌是我国重要的黄土高坡的地域性民间歌曲, 主要流行在陕西北部地区, 其品种有“信天游”、“山曲”、“酸曲”等。其特点为在结构上用“比兴”的艺术手法进行抒情。传统的题材往往以讲述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为主, 在内容上以劳动人民的生活、爱情、苦难为主, 如《走西口》、《兰花花》、《人家都在你不在》等, 展现了特殊的环境造成的特殊风情。“山曲所流行的地区地处黄土高原, 土壤疏松, 平时干旱少雨, 一旦下起雨来又会造成水土流失。过去这里的人民生活困苦,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逃荒方式———走西口”[3], 这样也就呈现出了特殊的悲欢离合。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到达陕北, 陕北的解放区得以建立, 一些新的内容、形式的陕北民歌开始产生,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笔者以为, 这些民歌的再研究与推广有着极大的潜力与意义。
1.陕北民歌红色音乐的艺术特点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在其《西部音乐论》中, 对陕北民歌在近代的发展概况为“革命为西部音乐灌注新质”, 他认为“唯有与音乐一体化的生活改变了, 音乐才会变;唯有与音乐一体化的生命及其在世状态变了, 音乐才呈现出新质”[4]。1938年, 在党的领导下, 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 同时出版了《边区音乐》、《歌曲》、《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 为陕北民歌的研究建立了基本队伍。接着1942年毛泽东同志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 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强调“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从此以后, 根据地的音乐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音乐工作者从群众的斗争生活中真正获得了广阔的创作源泉, 进一步掌握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语言和形式, 创造出了大量民族特点鲜明、艺术形象生动的音乐作品”。自此, 陕北民歌取得了质的飞跃与发展, 涌现出一批重要的代表作, 如《东方红》、《边区十唱》、《拥军花鼓》、《生产忙》、《南泥湾》、《军民合作》等, 以及一批优秀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兰花花》等, 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陕北民歌宣传推广的可能手法
艺术商品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项专门的课题, 产生了新的学科专业———“艺术管理学”。笔者认为, 在陕北民歌的宣传和推广研究上, 应注重两条规律:一是作为商品化的市场规律, 这要求任何商品的运作都要通过合理的商品运作渠道, 要符合市场规律, 不能主观判断, 进行臆测;二是要注意作为艺术的音乐, 尤其自身的特殊性, 例如它的非视觉性, 就造成了它的宣传包装不具有直接客观性的平面模式, 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些特点。
针对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注意, 学习借鉴“红歌会”已有的历史经验, 笔者认为, 红歌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 正是在于其严密的市场分析, 准确的市场定位, 他们一方面分析了“电视选秀类节目”在当今全球化的基本运行特点。选取了“红歌”作为突破口, 来进行收视人群的精确划分, 这样寻找到了突破口, 接下来在操作中, 旗帜鲜明地寻找宣传主题, “长征主题”、“五四主题”, 并联系“南昌起义”、“北京大学”相关的历史场景, 进行时空互动, 强化了主题意识。接下来, 推向市场的手段就是红歌CD, 网络音乐宣传, 同时使得KTV的红歌操练具有了群众的参与可能性。我想这些经验都是宝贵而有益的。
首先, 在第二个问题上, 音乐作为其特殊性而言, 就是它的非直观性, 那么在宣传上就要选择易于上口、百姓熟悉的“陕北民歌”作为突破口。其次, 要进行新的包装与创新, 因为地域特点, 陕北民歌的音色、音区都极为高亢, 一般的原汁原味, 很难做到, 就要进行新的改编、创作。再次, 可以进行相关的演艺宣传, 如采用“黑鸭子合唱团”进行多声部的合唱、阿宝的新民歌路线都可以扩展受众群体。在此, 利用新的技术手段, 如Flash、动画等网络形式, 将陕北民歌的故事音乐整体化推向市场, 同时制作精良的卡拉OK伴奏, 让其全面地接受市场的检验。我想, 在这样的努力下, 陕北民歌研究与推广能获得更大的受众面和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T.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J.M.Bernstein, London:Routledge, 1991, p85.[1]T.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J.M.Bernstein, London:Routledge, 1991, p85.
[2]凌海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 2003, 02.[2]凌海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 2003, 02.
[3]罗艺峰.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3]罗艺峰.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