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遗产范文

乡村文化遗产范文（精选12篇）

乡村文化遗产 第1篇

关键词：乡村文化遗产,网络信息时代,传承,发展

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 改变了乡村民间艺术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工业化过程的产业结构剧变, 一方面是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另一方面是乡村大量年轻人外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打工, 乡村只留下老人和儿童, 部分受到重视和保护的民间艺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虽然得到保护, 但因商业利益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而逐渐消融, 各类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面临困境。

1 民间艺术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民间地方戏曲、皮影、年画、傩戏等经典的传统艺术形式, 还有其他依靠口头和行为所传承的技艺和习俗等文化遗产, 都因为生存土壤的破坏和文化生态的变迁而逐渐衰落, 甚至伴随着民间艺术的传人年岁渐长逐渐离世而彻底失传以至销声匿迹。民族民间文化是乡土文化和区域文化, 对于已经濒危的实物制作、民俗活动等, 需要培养并资助传承人[1]。

2 善用网络资讯进行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经济的强盛也需要相应丰富而有滋养的文化生活相匹配, 始发于农耕时代的民间艺术, 是普通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其久远性和远古性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民间艺术其实在现在社会仍然可以发展的很好, 并且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开发出新的传承模式, 有的乡村艺术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更好的推广。例如, 核雕是汉族民间以桃核、杏核、橄榄核等果核进行微型雕刻的传统工艺, 在广东、山东和江苏等省区均有各自特色的核雕传承。以2008年入选国家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舟山核雕”为例, 舟山村共有600多户2 000余人从事核雕工作, 这在民间艺术的传承大环境不容乐观的今天来说, 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好的情况。但其所面临的问题仍然较多, 一是优秀的核雕前辈其作品精湛, 每个作品都融入了个人对于人生的领悟并赋予作品以生命力, 所以创作周期长、价格高, 一枚作品高达十几万。而数字化的创作则是机雕, 尤其是3D打印机的诞生, 可以将核雕工艺品进行快速复制且成本价格低廉。手雕和机雕的并存不仅是产品品质的差异和价格的差异, 最重要是将这一民间艺术在广泛传播的同时满足不同消费阶层的市场需求[2]。

3 民间艺术重新寻找独特的生存空间

近期经由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国设计网”等推荐, 中国木活字印刷术的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受到大家的关注。木活字印刷的制作工艺复杂精湛, 要求很高的书法和雕刻功底, 但是这种技艺的实用性, 在激光照排及数码印刷等新技术面前相形见拙, 他唯有在用自己日复一日的书写、刻字、排版中守护着仅存的传统印刷的一点星光。木活字印刷一笔一划皆干净利落, 党梨木木料细腻柔韧可历经两三百年不烂, 雕刻时精准的力道, 这些都需要在时间的积淀中才能熟练掌握。但因其商业性、实用性的欠缺, 目前只能在部分家族宗谱中应用, 生存和发展步履维艰。而要为这种传统技术寻找网络时代独特的生存空间, 也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和推广, 可以借鉴同为“木版”的朱仙镇年画的保护。朱仙镇木版年画经过早些年毁灭性的打击后, 近年来已经找到适合其艺术特点的生存方式, 产品形式以传统旅游纪念品的形式存在, 同时与数字艺术做了跨界对接, 将提炼的传统价值符号与数字虚拟展示平台相结合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活字木版也可以建立起木活字印刷的纪念馆, 挖掘其历史传承和审美价值, 并可将其精细加工以纪念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包装可设计成为水晶透明状, 里面呈现如姓名、生日、祝贺文字等活木印刷的真品,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活字木版礼物, 因凸显其人工成本和生产效率的珍贵, 可以很好地实现其商业价值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蒋丹.关于新常态下保护与传承民间艺术的新思考[J].艺术百家, 2016 (7) .

乡村文化遗产 第2篇

摘要：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文化资源不注重保护就难以留存。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古村落该如何保护来传承民俗历史文化，不仅是地方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更是每一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在做乡村旅游项目规划时，有许多项目涉及古村落保护问题，本文以中国河北蔚县古村堡群保护规划为例进行古村落保护的创新研究，以期古村落保护能够得到重视，并且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申世界文化遗产，促古堡大发展

——乡村旅游规划之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创新总结

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 乡村旅游研究中心

一、项目背景

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总面积3220平方千米，东距首都北京244公里，北距张家口市162公里，南距省会石家庄343公里，西至山西大同200公里，是东出西联、承南接北的重要枢纽。蔚县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有着众多珍贵古建筑和独特文化脉络的历史文化名城。蔚县是全国文化先进县，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剪纸艺术之乡，中国剪纸艺术研究基地。其中，暖泉镇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北方城村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代王城镇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镇”，南留庄村和上苏庄村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村”。蔚县的古村堡古有“八百庄堡”之说，“十里一堡，五里一庄，有村便有堡，见堡即是村”，时至今日，仍遗存有345座古村堡，其中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242座。

二、保护模式的创新提出

蔚县古村堡数量庞大，地面构筑物、建筑物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在历史、军事、民俗、建筑等多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这样有价值的历史财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原有的古堡墙破坏严重，有些古村堡的轮廓与外围村庄失去了明显的界线，新建民居与传统民居不相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古城原有的空间格局。

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宏观上，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创新性的提出在古村堡保护的大前提下，以古堡资源作为串联，通过形象、技术、学术、商务等平台的搭建，形成文化、科技、信息、商务、人才、资金、服务、物料等多重要素的聚集，实现保护平台国际化、资源价值最大化、实施途径多元化，最终构建国家级古村落保护区，成为世界级文化遗产。

结合实地考察，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发现蔚县的每座古村堡的历史价值、现存情况等都有所不同，为了使得保护规划能够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对蔚县现存的古村堡进行了梳理，并在一类保护古村堡中提炼了五个先期重点保护古村堡，并根据古村堡的现存资源情况，对古村堡的重要的五个资源体系进行了评价，根据古村堡遗存情况调研，提出了古村堡的分类保护及开发实施办法。

三、古堡保护与开发的创新结合

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认为，蔚县的古村堡除了要进行全面的保护外，还要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将合理的开发融入保护之中。

根据蔚县古村堡的特点，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对古村堡保护区的主题定位提出了“古韵蔚州，古堡丰汇——世界古堡之最（林）”，突出了蔚县古村堡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其古村堡集聚的群落特征，古韵蔚州同时又是一个风情的蔚州，风情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

边情——蔚县位于冀西北山地、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交汇处，处于内外长城之间的边关地带。为抵御塞外匈奴的侵略，古代曾在此筑赵长城，明代大修古堡，历史上这里曾是军事要地，涌现许多抗日战争英雄事迹。“边情”形容塞外风情及边关特征，是蔚县古堡大大门形象，是东部主题古堡保护区的整体发展格调。

农情——蔚县是京津农产品供应基地，是河北省最大的杏扁、贡米生产基地。农业依然是大部分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从而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一系列农产品如杏扁、贡米、胡麻油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蔚县杂粮。“农情”不但是当地农业风俗的体现，更是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风貌的整体展现。

丰情——“丰”，丰收，丰富多彩。当地人为了祈求丰收来祭拜火神、祭拜雹神、雨神等等，丰收了为此扭秧歌、跑活马、耍旱船等等，在丰收的背景下形成了当地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丰情是蔚县人民淳朴生活劳作的形象展示，对城市居民尤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神情——蔚县素来有“八百庄堡”之说，且堡堡有庙，其中上苏庄村就有庙宇14座，卜北堡有庙宇28座，由此可见，祭神已经是当地民俗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将淳朴的愿望寄托于神，真武庙、观音庙、华严寺、五道庙、三义庙、释迦寺、地藏寺等一同构成了当地宗教习俗，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民情——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本身就是一道风景，比如抽烟袋、住土炕、挖地窖、赶驴车，玩古纸牌等等，深入民情，体会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回味曾经的趣味童年时代，同样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同时，古堡的保护与开发，也引进了时代发展的文化科技元素，改善当地人的思想及经济状况，有利于当地人素质及生活条件的提升。

按照古堡未来的发展方向、区位关系及资源特点，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最终提出将重点古村堡保护空间划分为五个主题保护区，对每个主题保护区进行主题定位和功能定位，促使古村堡未来更加有序的发展。

四、结语

蔚县的古村堡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文化性强，布局密集，作为古堡群在中国较为稀有，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对于古堡群的保护刻不容缓，保护规划针对古村堡的现状情况，北京山合水易规划设计院提出了创新型的保护模式

乡村文化遗产 第3篇

鲁迅文化遗产的分布

鲁迅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却颠沛流离。

鲁迅先生少小离家去南京求学，而后到日本学医，弃医从文后回杭州和家乡绍兴任教，然后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并随教育部迁往北京，数年后短暂的到厦门、广州任教，接下来来到上海，终老于申城。

鲁迅先生一生经历了7座中国城市，甚至有时候要在一个城市中更换很多次居所。搬家或许是一种不那么愉快的经历，因为这种行为往往和抛弃所属的物品、试图遗忘一段经历相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鲁迅先生，他的每一处住所都蕴含着或多或少的华年往事，这也都是鲁迅先生遗下给我们或有形或无形的遗产。

时值今日，鲁迅先生的纪念地往往都是由故居发展而来。发展程度较高，能够在故居之外单辟博物馆、纪念馆的，大概有如下几处：

第一座以纪念鲁迅为宗旨的博物馆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它是在北京阜成门内鲁迅旧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京阜成门内鲁迅旧居是鲁迅先生自行设计施工的一座四合院，也是鲁迅先生在北京最后的住所。解放后第一年的鲁迅逝世纪念日(1949年10月19日)，北京鲁迅旧居向社会开放一天。随后，文化部开始在保持旧居原样的基础上进行测绘和修缮，并筹划在旁边建设一所博物馆。1956年10月19日，北京鲁迅博物馆竣工，正式对外开放。我们现在看到的陈列厅，是1994年9月竣工的新陈列厅；而现在看到的展览《鲁迅生平陈列》则是2006年重新布展、调整过的。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由上海鲁迅旧居以及鲁迅墓发展而来的。鲁迅来到上海后，最终居住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直到逝世。1951年1月7日，上海鲁迅旧居对社会开放。1956年10月鲁迅墓由万国公墓迁建于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并在墓旁修建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虽然大陆新村的鲁迅旧居距鲁迅公园有一定距离，但在行政隶属上，旧居是纪念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及其展览是1999年纪念馆改扩建后重新对社会开放的。

绍兴鲁迅纪念馆由绍兴鲁迅故居发展而来。鲁迅的家族——绍兴周家是当地的望族，鲁迅小时候生活的祖屋幸运的在时代变迁中保留了下来。1953年1月，以绍兴鲁迅故居为馆址的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04年5月，在绍兴鲁迅故居旁，新修建的结合历史气息与现代化功能的绍兴鲁迅纪念馆落成开放，故居则恢复了鲁迅生活时代的原状陈列。

还有一些居所，演化成以居住场所为展厅，举办原状陈列的纪念馆，具体有如下几座：

广州鲁迅纪念馆是由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的宿舍和住所发展来的。1927年，鲁迅从厦门来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先居住在中山大学“钟楼”，后迁居白云路“白云楼”。1959－年10月，中山大学“钟楼”被建设为广州鲁迅纪念馆，它也是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广州还建有一个纪念鲁迅先生的主题公园。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是由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职期间的宿舍发展来的。1926年至1927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与国学研究院教授，居住在集美楼。1952年，集美楼的鲁迅住所被设立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室。1976年10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和到厦门大学任教五十周年，该纪念室进行全面整修和充实，扩展后命名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正式对外展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展览是2006年改陈后重新对外开放的。

南京鲁迅纪念馆是由鲁迅青年时代就读过的学校“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发展而来的。“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后来演变成南京师大附中的一部分，该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有鲁迅的纪念室。2006年，以纪念室为基础的南京鲁迅纪念馆正式开馆。

与以上6座纪念馆不同的是，浙江省临海市民间鲁迅展馆是唯一一家民营的鲁迅纪念馆，于2006年元旦竣工。

此外，还有一些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地方，譬如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号院鲁迅及周氏家族旧居、北京绍兴会馆、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61号、上海虹口区景云里23号、广州白云路白云楼26号等等，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念馆，但是有些已经成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还是有一些甚至已经体无完肤。每当我们有意识地接近先生的故居，无论目睹或好或坏的保存现状，无论体验近似于还原历史环境的原汁原味，还是体尝被时代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现实，都能隐隐感觉到先生当年的际遇和感情。

另外的好消息是，在鲁迅先生曾经留学过的日本仙台，鲁迅先生的寓所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保护并对游人开放。

鲁迅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以浪漫主义的色彩来看待鲁迅先生的旧居，我们会觉得它们是平等的，无非是其中各有自己的故事而已。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历史车轮运转到今天，往往会把残酷的现实碾成血痕展示给我们看。

在北京、上海、绍兴鲁迅遗产发展程度比较高的三个城市的纪念馆中，保护情况比较好，也许最受重视的就是绍兴鲁迅纪念馆了。2003年，绍兴市制定了《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以鲁迅故居为核心，修建了面积为50余公顷的历史风情街，街区内恢复了鲁迅当年生活过的故居、祖居、三味书屋、百草园等风貌，修复了10余座典型的历史建筑，咸亨酒店、东昌坊口、塔子桥、土谷祠、长庆寺、恒济当铺等在鲁迅先生笔下出现的场景也在这一环境中被塑造出来，形成了一派清末江南水乡的风貌。在绍兴的旅游规划中，这一街区成为了旅游核心，游客们往往是参观完这一街区才接下来游览如兰亭、沈园、大禹陵等其他景点，而游客中心这一任务也往往由鲁迅故里历史街区来承担。由于历史街区风貌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强，所以绍兴鲁迅故里的观众量每年都有数百万，带来的旅游收益也颇为可观。

然而红火的旅游市场却并不能掩盖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问题，绍兴鲁迅故里采取的是商业化公司制的开发模式，开发权利掌握在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手中。商业化的开发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文化遗产适合商业化、市场化开发的部分得到了大大加强，譬如故居的维修，环境的整治；而不适合商业化、市场化开发的部分——而这部分往往是文化遗产事业具有自身特殊性的部分，比如博物馆业务水准、学术研究水平、对鲁迅精神的发掘和阐释等方面，发展就会相对滞后，自然也就无法和红红火火的旅游市场以及庞大的观众数量相称。但是笔者认为，只有这一部分的发展，才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不然，文化遗产也就和普通的旅游景点质量和内涵趋同，无从在其特殊优势发挥上做到可持续发展了。

上海鲁迅博物馆和旧居的现状，颇称得上是鲁

迅纪念地发展的典型。从博物馆这一角度看，展览内容集中展示鲁迅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切入角度颇有特色；在形式设计上，色调的搭配、光线的明暗、高科技辅助展示的手段也很新颖、现代，几款文化产品也开发的有模有样；年均观众量数十万，各项业务在全国博物馆中也较为出色。从故居角度看，基本上所有的旧居都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和原环境：景云里23号故居位于上海“文化名人街”多伦路上，整体风貌得到了保护；大陆新村故居则开设了鲁迅生活的原状陈列对游人开放，再现了当年鲁迅先生生活的场景。我想，上海鲁迅文化遗产的保护状态，可能更接近于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普遍现象。

北京鲁迅的博物馆和旧居，也许是三者中情况比较糟糕的。阜成门内鲁迅旧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只保留了单体建筑，历史环境感并不强；而且由于阜成门内地区历史上是体力劳动者聚居区，一直到现在也未进行彻底整治和改造，周边环境十分恶劣，这直接导致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观众吸引力的下降；虽然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术研究相对出色，在鲁研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从展览和观众服务上看，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观众量较为稀少，目前年观众量大概只有几万人，明显和其全国一级博物馆的地位极不相称。而其他几处故居的状况比阜成门内旧居还要糟糕：八道湾胡同11号院故居位于北京旧城改造拆迁区域，几乎不能幸免于毁坏的命运，而目前这个小小的三进四合院居然居住了36户人家。更为悲惨的是，由于争议性人物、鲁迅先生的二弟周作人先生长期居住于此，所以连鲁迅先生唯一的孩子周海婴先生都不赞同将八道湾作为鲁迅旧居保护起来，这无疑对这一故居的生存起到了不利的影响。而砖塔胡同鲁迅旧居在2003年的旧城改造中几乎被拆掉，绍兴会馆鲁迅旧居也沦为大杂院，当年风采荡然无存。在号称中国文化高地的北京，我们竟能感觉到一代宗师的风骨被无情的忽视乃至忘却。以上三地的鲁迅故居保存和利用状况，不但反映了鲁迅文化遗产的现状，恐怕也能部分代表名人故居类遗产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

交流与合作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几乎大部分名人故居类的都存在这样尴尬的问题：纵向比较，它承载的不过是名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很可能无法全面而完整地阐述出一位名人的内涵和精神；横向比较，它又仅仅是所在城市风骨和气节的一个方面，同样无法全面和完整地阐述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质。在故居之外建设博物馆也许能够放大一座故居的功能和影响，但是仍无法解决上面的根本矛盾。所以打破种种壁垒和阻碍，走向联合发展，共同进步，才有解决这类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困境的希望。

回到鲁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来，鲁迅文化遗产的发展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向：对鲁迅的文化遗产以及鲁迅生活时代的文艺界和文艺理论的研究，鲁迅文化遗产纪念地的研究——由于北京、上海、绍兴三地都建设了独立于故居之外的博物馆，我们大可以把这一方面看作是博物馆学研究，以及鲁迅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市场培育。而我们恰恰可以发现，北京、上海和绍兴三地的鲁迅纪念地的优势特点，就是上述的三个方面，这构成了三馆合作的完美基础。

但实际上，鲁迅文化遗产各单位的合作和交流的情况是很不乐观的。今年6月17日，全国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年会在南京鲁迅纪念馆召开，会期2天。通过网络的报道，我们看到会议主要还是以鲁迅研究方向的学术交流为主，并未涉及到馆际合作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层面上来。

在笔者的构想中，这种基于鲁迅文化遗产的合作，无疑还可以推向更高的层次。最初是以联合办展为主要形势的业务合作，而后是互相派遣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的人才交流合作，接下来是联合研究并申报科研课题和研究项目的学术合作，还可以尝试联合开发文化衍生品、文化产品联合销售乃至推出旅游服务的文化创意产业合作。通过合作，探索出一种模式、培养出一批人才，就可以带动力量较弱、发展程度较低的鲁迅文化遗产单位，激活这些在保护利用上还比较薄弱的鲁迅文化遗产。在理想状态下，甚至可以打破行业和单位的划分，在整体上考虑鲁迅文化遗产的管理和开发，力求“单独运营、宏观管理”，实现终极的战略合作。

在城市层面上，北京鲁迅博物馆也开展了自己的探索。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同处首都的其他七家名人纪念类博物馆构建了合作关系，每年推出一个联合展览，试图从多角度来说明阐述京城名人对城市文化作出的贡献。可惜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合作的层面仅仅停留在联合办展上，未能更进一步。

日前，笔者参加了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试点工作。从工作中发现，名人纪念类博物馆的综合水平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较之综合历史类博物馆仍有一定程度的差距。我想，探索名人博物馆联合发展的模式也许将成为名人文化遗产发展的潮流。一方面是突破地域进行相近主题文化遗产的合作，一方面是突破主题进行同一区域文化遗产的合作，也许将成为潮流中的两个主导方向。

乡村文化遗产 第4篇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

北京各区县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 将更加注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留存农村特色文化符号, 绝不能让传统村落消失殆尽。北京将组织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 加强乡村历史文化传承要素的修复和整治, 保护和利用好山水林田自然景观;还要挖掘整理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施农宅抗震节能保温改造

截至去年底, 北京全市已完成改造任务38万户。经调查摸底, 仍有41.7万农户还有改造需求。市新农办、市住建委和市财政局共同编制了2014~2017年改造规划, 计划每年完成10万户左右, 到2017年使全市农宅普遍达到节能保温标准, 新建翻建和综合改造农宅同时达到抗震要求。今年全市的任务是确保8万户, 争取完成10万户。

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力度

目前, 全市已建成村级污水处理设施1010处, 日处理能力14.3万吨。但监测发现, 由于工艺复杂、运行成本较高, 部分设施存在未运行或间歇运行情况。为此, 北京市水务局正在牵头编制农村污水治理规划和处理工艺指南, 计划采取先进适宜技术和简便灵活方式, 提高农村污水处理水平, 每年完成规划总量的15%左右, 争取2020年全部完成。

同时, 北京市水务局对未利用或利用效率不高的已建设施提出改造方案, 确保良好运转。到2020年, 农村地区污水基本实现排放达标的目标。

再创建80个首都绿色村庄

北京将持续推进村庄绿化美化, 至今全市已创建首都绿色村庄616个。今后, 市园林绿化局将继续组织开展创建工作, 到2020年全市累计达到1000个, 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创建80个。各区县要采取有效措施, 每年重点抓好一批绿化示范村, 支持和鼓励各村在村庄边角空地, 栽花种草、植树绿化。

搞好村庄田园环境综合整治

目前, 全市已创建了141个“环境优美乡镇”和2001个“生态文明村”。但农村环境建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农业污染还需要大力治理。各区县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加强村庄环境综合整治, 积极推进农业污染物减排和农业资源循环利用, 不断提高郊区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水平。

乡村文化遗产 第5篇

一座城，一座神秘莫测的城，红墙高耸、角楼巍峨，百姓不能踏入半步的城。它的记忆，只属于皇帝。这就是故宫。

故宫，旧称紫禁城。地处北京市中心，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9），历时建成。为明、清两代帝王处理朝政，以及皇室成员居住、游玩、奉神的地方，被视为“天地会合，阴阳交泰”之处。先后有24位皇帝（其中明朝14帝，清朝10帝）在此统治了中国近5。它的总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共有殿宇楼阁8700多间。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走近故宫，满目都是金黄的屋顶，朱红的宫墙，在阳光的照耀下，黄色的琉璃瓦熠熠发光，闪烁着夺目的.金光；原本暗红色的高墙也明亮了起来。徜徉在故宫里，仿佛置身于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活生生的历史从这里走了出来，古老的建筑焕发了新的生机。到了傍晚，夕阳西下，朱门金钉，红墙黄瓦，让这座宫殿变得庄严，又充满了神秘色彩。

故宫最美的时候，是在大雪过后。一场大雪，让故宫沉寂了下来，一改往日的金碧辉煌，红墙黄瓦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艳丽夺目，让人看了忍不住要走进它，却又不舍得破坏那份安宁。

大人们行走其中，会谈论历史的盛衰。而孩子们走进其中，大多都会被大殿屋檐上一些小兽所吸引，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探究着小兽的来历。其实这些小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琉璃屋檐兽。在古代，宫殿檐角上的神兽数量是由建筑的规模和等级来决定的。一般以1、3、5、7、9这五个奇数为准。而太和殿在三个大殿中地位至尊，檐角安放了10个神兽，在古建筑中是独一无二，象征着十全十美和至高无上。位于最前端的是骑凤仙人，据说是齐⊥醯幕身。之后的这十个神兽依次为象征帝王的龙，百鸟之王的凤，勇猛威严的狮子，象征忠勇吉祥的海马，象征尊贵的天马，能够防灾灭火的押鱼，护佑平安的狻猊，象征公正的獬豸，寓意除祸灭灾的斗牛和能够降魔庇灾的行什，它们都无比威严。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它们会和他一起镇守江山，反映了统治者祈求天助的心愿和皇权的至高无上。

纸上的“文化遗产” 第6篇

冯骥才先生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我特意选择古村落作为交谈的话题，是因为这件事有强烈的时间性，因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很快消失不见了。最近，我们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冯先生的这一发言，是他长久以来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以贯之的想法。我注意到，新闻稿中写到的温总理对冯骥才发言的反应：“冯骥才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温家宝的深思。他边听边认真记录，还不时紧锁眉头，好像在为古村落的遗失而焦虑。”对文化遗产的状况，不必说像温家宝总理这样的大人物，如我这类升斗小民的眉头也是紧锁的。关于古村落保护问题，温家宝总理直指三点要害，其中第一点说，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农民失去的是土地，这件事情远远超过文化的保护。按照习惯说法，古村落保护问题已经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了。

总理所批评的“把农民赶上楼”的现象，在我老家也不是新鲜事。据说为了建设新农村，农民都要集中居住到准备新盖的楼区，原有的村落拆迁夷平。这确实不只是古村落保护问题，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从此不在脚下。冯骥才先生在新作《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代序中描述的“农耕文化”“突然死亡”的严峻现实，在当下几乎都熟视无睹了。“谁料到城镇化浪潮竟会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烈的浪潮中，是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农民迁徙到城镇、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彻底告别农耕，然后是用推土机夷平村落……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随风而去，荡然无存。”像我这样从乡村里出来的孩子，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没有自己的老家了。难怪贾平凹在长篇小说《秦腔》后记中伤感地说：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冯骥才在文学圈子里被称为“大冯”，说到“大冯”，大家便知道是冯骥才。读了这条新闻后，我给大冯写了则短信，大致意思是说：我很赞成您对古村落保护问题症结的分析，但我对古村落的保护持悲观态度。他很快回短信说：“收君短简。其实我也悲观，只是不甘心，挣扎而已。”这则短信，让我想到冯骥才说他自己是个“失败主义者”的话。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他十多年来关注城市文化历史街区的保护，但呼吁和努力的最后结果，是他们关注的六百六十个城市基本变成完全一样；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跑遍了全国各地方，很多农村，但整理出来的文化遗产，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瞬间就给推平了。我想，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前提，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挣扎了，才有失败感，不挣扎，不可能有失败主义者的切肤之痛。在我生活的周围，有不少类似于冯骥才这样的民间有识之士，一直奔走呼号并努力实践着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但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现有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体制秩序中，这样的努力其实多少有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当若干年以后，后来者询问这段历史时可能会发现，“心有不甘”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之一。

冯骥才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啊！》、《神鞭》、《三寸金莲》、《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与口述实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都是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文学转向文化，由书斋走向田野，其实是有迹可寻的。文化现实的刺激固然是大冯转向的重要原因，但作为一个“文化反思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冯骥才反思文化的思想和方法，其实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形成，是作家中比较早地在文化层面上考察生活史、关注文化史的先锋之一。二○○五年深秋，我因为做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缘故，从北京匆匆赶往天津拜访冯骥才。走出火车站上了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冯骥才文学艺术馆”，便说冯骥才如何保护天津小洋楼，如何如何。我访谈的重点是文学，也涉及抢救民间文化遗产问题，他并不掩饰自己的忧心和挫折感，但我感觉他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应对的状态。在后来几次的接触中，冯骥才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状态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确实是“大冯”。二○○七年六月，冯骥才“水墨诗文”公益画展由南京移至苏州博物馆举办，我也应邀参加。此次他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义卖画作筹款三百五十八万元。冯骥才这些年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在知识界和民间已为大家熟知。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选择了杨柳青历史上最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作为个案，作为城镇化带给民间文化遗产新一轮破坏的范例，进行档案化的记录，重点对象是宫庄子的缸鱼年画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永成”画店。南乡的遭遇是：突然之间成了城镇化的目标，数月之内，画乡所有原住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连同田畴水洼，将被推得一马平川，连祖坟也要迁走。昔时这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神奇画乡，将不复存在，失去的不仅是最后的文化生态，连记忆也将无处可寻。“抢救”和“被抢救”的细节在这本书中有详细的图文记载。与一些古村落相比，南乡或许还是幸运的，毕竟在纸上或者在影像中留下了“临终”前的状态。但不管是哪一种结局，文化传承的困境依然如故，甚至更为严峻。——我以为，这也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

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几乎无法遏制，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我们经常说到的文化转型，就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大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三年，费孝通先生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农村城镇化问题，《小城镇，大问题》，以及一九八五年结集出版的《小城镇四记》堪称经典论述。根据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所述，最早提出小城镇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是胡耀邦同志。费孝通先生在列举了吴江五个小城镇后，得出的结论是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败的必然结果。他的着眼点是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的影响。费孝通先生从许多方面提出了如何通过发展小城镇来促进农村服务农民的思路，其论述影响深远。近三十年来，小城镇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远远超出了费孝通先生当年的预想。八十年代的思路和实践是，通过加快发展社办厂也即后来所说的乡镇企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小镇，农民是“离土不离乡”。与当年的状况不同，现在的小城镇企业不足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农民离土又离乡，所以有了“农民工”。这自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只是想说，小城镇建设和这些年来的城镇化浪潮，让我们面临的是各种情形的农民离土离乡。在这个大背景中，古村落保护问题，不过是中国现代化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

费孝通先生毕竟是一代大师，即便是着眼于小城镇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他还是提到了小城镇如何在文化方面满足农民的问题。当然，其侧重点是小城镇的功能。现在的困境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消弭城乡二元结构，文化的冲突该如何应对。古村落的保护，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种问题，如果城乡一体化带来文化单一化，那么我们将生活在更为窘迫的困境之中。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种种困境，可能都与文化准备不足有关。在这一点上，冯骥才一语中的：“只怪我们的现代化是从‘文革’进入改革，是一种急转弯，没有任何文化准备，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身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当作文化，就已濒危、瓦解、剧变，甚至成为社会转型与生活更迭的牺牲品。”

冯骥才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不断遭遇到非正常死亡，如果我们没有了历史文明——我们是谁？他觉得我们能做的是：“对于历史生命，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要记录它。”我获悉，冯骥才主持的《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编纂工作已于二○一○年十一月启动，其意义自然重大。我感到惶然的是，多少年以后，古村落或者其他，多数都成了纸上的“文化遗产”。

乡村文化遗产 第7篇

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包容再利用的系统工程。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又分为可移动遗产和不可移动遗产。在中国, 不可移动遗产有三类——第一类是世界文化遗产;第二类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第三类是全国、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遗产包括国有馆藏和私人收藏文物。受世界遗产体系的影响, 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多种遗产也被纳入文物保护范围, 丰富了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种类。上述均属于文化文本范畴, 但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文化文本范畴, 而是应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即“文化文本—文化资本—文化商品—文化产业”, 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看作动态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工程。

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要将遗产传承下去,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文化遗产不是在真空而是在不断产生新的需求的现实社会中保护和传承, 我们面对着诸如在开发中保护等无法回避的课题。城市的发展并非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立, 世界城市的发展已经要求将文化作为城市新生的重要支撑。

21世纪将是城市的世纪, 而我们的城市现状如何?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城市文化》中尖锐地批判了控制着巨大城市的金融机关、官僚机构、媒体的三位一体的构造, 提倡重视“生命和环境”的“生命经济学”, 主张“再建充实人间消费活动与创造活动的城市”。[1]20世纪80年代, 随着既有资源减少与制造业衰微, 对欧洲许多城市来说, 一再追求经济发展的超大城市已经不能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 文化成了救星。

1978年, 英国出现了主张创意城市的团队“传通媒体” (Comedia) , 团队的创始者是查尔斯·兰德利 (Charles Landry) , 团队早期在英国的许多工作都与城市中独立新媒体的发展有关。团队进行调查与可行性研究, 就私营与小区电台的制作、播放和接收提供建议, 出版并销售书籍, 涉足电影、电视、多媒体、音乐、设计、手工艺与剧院等各行业。团队强调文化产业的价值, 而文化产业环环相扣, 目前已经完成了全球500多个城市规划项目, 出版了100多种出版物, 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查尔斯·兰德利2000年出版的代表作《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一书中阐述了一种崭新的都市策略和规划方法, 并检视人如何在城市内发挥创意去思考、规划并行动, 探讨了如何借助人的想象力与才华, 使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并生气勃勃。[2]

创意城市的倡导者认为, 创造良好城市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资产以及那些戏剧性扩增的公认的城市资产。城市资产与资源可能是:①硬件、实质、有形的, 或软件、非实质与无形的;②实际与可见的, 或象征性与不可见的;③可计算、量化并可预测的, 或是与认知及意象有关的。其中, 人才和文化是重要资源。城市文化资源包括历史、产业及艺术遗产, 代表性资产有建筑、城市景观或地标等, 此外还有公共生活、节庆、仪式, 或是传说等地方特色和固有传统。创意不仅是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 更能帮助其增长。文化遗产是城市以往创造力的总和, 是凸显城市文化独特性的依据, 一旦城市拥有从交通系统、教育到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 理想地以最佳典范为标杆后, 便能靠举足轻重的差异、多元性与独特性来自我推销。[2]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21世纪的城市发展对于文化资源的迫切要求。城市以文化为发展重点, 要求最大限度地掌握文化资源的状况并发挥其作用。珍视文化遗产这项最大的资源, 把握文化和开发的平衡, 是对城市管理者能力的检验。

二、文化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的系统

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了“适应性再利用 (Adaptive Reuse) 方法是适当的。”1979年《巴拉宪章》明确了“适应性再利用”的概念:即对某一场所进行调整使其容纳新的功能, 其关键在于为建筑遗产找到适当的用途, 这些用途使该场所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 对重要结构的改变降低到最低程度, 并且这种改变可以得到复原。“适应性再利用”的提出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外延。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意产业建立了联系。如果我们把“创意城市”的发展观纳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之内, 便可以得到其外延, 即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从文化文本经过档案、研究、调查、评估成为文化资本, 还要通过创意、生产、销售等环节变为文化商品, 再从文化商品形成文化产业 (1) 。

第一个过程是从文化文本到文化资本。

文化文本是未被整理和评估的遗产, 人们往往不是很清楚其是否具有价值, 需要通过档案收集、现场调查、综合研究、评估分析来还原其本来的资源的意义。

前文所述“传通媒体” (Comedia) 的早期大部分工作是在英国对文化产业进行调查和可行性研究, 这使他们对文化的亮点有最深刻的了解, 同样之于文化遗产, 不论物质还是非物质资源都要有充分的了解。建筑遗产有不同的等级, 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属于地方体系的历史风貌建筑, 也有不在体系内的历史建筑。对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评估, 结论可能是每个部件都具有重要保留价值, 但是对于不在体系内的历史建筑, 我们也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资源, 同样要进行价值评估, 保护其中具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部分, 并且在如此前提下发挥更多创造力。查尔斯·兰德利认为, “城市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资源与潜能, 继而促成必要的全面改造流程, 而这本身就是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行动。”[2]

文物研究者进行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针对文物进行的保护规划或者修复工程, 虽然也有展示规划的部分, 但大都是以文化文本向文化资本转换为前提而进行的保护。

但是仅仅具有文化资本是不够的, 城市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在于处理好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再利用问题。

第二个过程是从文化资本向文化商品的转换。

这个转换是文化遗产进入经济循环的关键。从文化资本向文化商品转换涉及创意、生产、销售等环节, 而文化遗产与新的文化商品不同的是, 文化遗产本身已经存在资本, 在保证本来的价值不减低的前提下通过创意实现价值增长可能更为复杂, 这也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在活化利用的同时不损失原有遗产的价值 (即保值问题) , 并且通过创意设计达到增值的目的。查尔斯·兰德利提出“文化深度” (cultural depth) 的概念, 意指文化遗产是有文化深度的资源, 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是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城市特征定位标志。但是也并不是说新兴文化产业不能建立文化深度, 比如电影与媒体产业, 还有信息科技经济组织, 都是在洛杉矶和硅谷等新兴地区生的根, 但是比较起来, “某些地方有源自历史的文化深度。而借由确立特色, 让城市运用成年累月的古色古香感, 以及靠市民自豪感所激发的信心, 都能使历史焕发新生。它能赋予机构权威感与可信度, 就如波士顿坐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群聚学府般, 这让它变得具有自我强化能力。由于声誉, 尤其是教育界的声誉需要长时间建立, 因此不会轻易被新兴的城市或机构所夺走”。[2]比如天津曾经有九国租界, 也是近代工业先驱城市之一, 北京则是古都, 它们的城市特征并非新兴城市所能取代的。

不仅要保持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深度, 还要使之增值。创意是实现保值和提升文化资本价值的过程。所谓增值是在文化遗产原有的价值基础上添加新的价值。芝加哥大学教授契克森·密哈伊 (Mihaly Czikszentmihalyi) 曾说“创意等于文化的基因变化过程”。[3]从历史角度来看, 使城市命脉得以存续的, 正是能挑战传统界限的创意。在1983年出版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 作者认为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 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 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 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 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4]文化遗产现在的价值定位也包括今天人们的认识过程, 而这个过程还在延续, 创意就是延续传统的过程。

创意经济涉及四种“创意产业”的创造性产品交易——版权业、专利业、商标业、设计业, 在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方面最多的可能与设计有关。创意有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大卫·斯洛斯比 (David Throsby) 曾在《文化经济学》一书中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非使用价值中则包括有创造性价值, 也就是说文化遗产赋予了创造者想象和创造的空间[5], 这是对一个新的设计所没有的恩赐。那么, 该如何处置遗产所内涵的资产?“在某个人手里, 它们会爆发潜能, 但在另一个人手中, 它们则遭到闲置, 或是一事无成[2]”。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不仅使遗产遭到闲置, 更有甚者无视遗产资源, 彻底破坏遗产。

中国的遗产保护和利用中有“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概念, 这是中国的特色。公共文化事业是指政府或者公共团体出资的非盈利的再利用部分, 如利用为博物馆等, 这样减弱了单独由文化产业带来的对文化遗产的利益追求的强度, 但是不论哪种出资形式, 被利用的文化遗产都是消费的场所, 博物馆也是文化商品, 不论应用于文化产业还是公共文化事业的遗产, 都需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值和增值。

一系列文化商品的连锁构成文化产业。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也称文化工业) 的基础理论来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 其典型特征是把文化生产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 研究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 其理论研究促进了实践, “文化产业”成为通用词。因为“创意”包含了更丰富的含义, 因此又出现了“创意产业”一词。创意产业又和创意城市连接。查尔斯·兰德利提到群聚与创意区:在富有创意的地方, 群聚 (clustering) 举足轻重, 而这些地方往往被称为创意特区 (creative quarters) 。对“创意经济”与创意氛围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技术与支持性基础设施的汇集。[2]创意阶层 (creative class) 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理查德·佛罗里达 (Richard Florida) 在《创意阶级的兴起》一书中, 阐述了对一个创意城市应该有创意阶层的支持。[6]创意阶层包括设计师、科学家、艺术家与脑力劳动者等, 也就是在大家眼中需要用创意来从事自身工作的人。这些人最关心的, 就是“地方的质量” (quality of place) 。

我们在台湾看到这样的例子, 台北利用废旧工业遗产设置了文化创意基地, 将其命名为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s) 文化创意基地, 这些基地集聚了大学的研究者、艺术家、设计师等, 并通过设立基金会来管理运营, 政府仅仅从政策上把控, 并且提供基础设施修复所必须的最低限经费。这些基地像身体的穴位一样, 刺激一点带动全身, 激发全台北的活性。这是台北申请世界创意城市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北京也设置了十大创意园区, 其中著名的“798”就是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形成的, 起初这里作为中央工艺美院搬迁的周转地集聚了大量的艺术人才, 形成创意氛围, 在中央工艺美院迁离后依然成为艺术家们喜爱的创意集聚地, 这让我们深思今后应该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创意集聚区。数量众多的创意集聚区应该是创意城市的基础。联合国在2002年设立了创意城市联盟, 中国的深圳、上海、成都、哈尔滨、北京、杭州都先后成为世界创意城市, 但是这些被冠以“世界创意城市”的城市还需要更有意识地深化其创意城市建设。

三、适应性再利用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要点

在中国对于文化遗产进入市场是存有争议的, 反对的原因是担心不能很好地把握真实性原则而破坏了文物。的确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文化, 并不是为了满足商业要求, 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是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的途径。但是其核心是不能丧失其真实性。目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衔接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 缺乏充分的价值评估

缺乏历史和现状调查、缺乏价值评估的现象十分常见。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对过去十年近代建筑改造案例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撰写了《我国工业遗产改造案例之研究》, 我们发现大部分案例缺乏历史调查、价值评估的过程,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 50个案例中仅有8个案例对改造对象的价值评估信息进行了明确的介绍, 其余案例仅是对其价值进行了概述, 甚至并未有提及。[7]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和建立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的正确认识。

在亚洲,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都有十分系统的历史建筑调查报告书, 由政府委托大学研究者或者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并撰写的, 这是保证遗产价值的关键。但是中国内地在这方面并不规范, 2004年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集价值评估和策略制定以及展示为一体, 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报告书, 当然也没有专项经费。

价值评估也应该是贯穿于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过程。在从文化文本到文化资本的过程中要有价值评估, 在从文化资本到文化商品的过程中也应该有再利用完成效果评估。价值评估是在适应性再利用中确保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关键。

2. 急需懂得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创意人才

创意城市需要创意阶层, 人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但是就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来说, 更缺乏既懂得文化遗产保护又懂得创意设计这样两者兼顾的人才, 这是未来教育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

文化遗产的跨学科特征需要从事文化遗产类创意设计者具有跨学科知识, 但是目前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设计单位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目前学科之间的界限依然十分严格, 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跨学科人才的要求。就建筑学本身而言, 大多数高校以往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脱节,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建筑历史也被当作选修课程, 大部分设计优秀的学生不愿意进入和建筑历史相关的研究室深造, 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也是为了新建筑设计设置的。目前只有同济大学在本科就设置文化遗产保护专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也开始这样的尝试, 西北大学设置了侧重考古学的文化遗产学院。目前中国没有文化遗产保护资质制度, 不具备遗产保护知识的建筑师也可以从事除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规划和设计, 而且从事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除了修缮设计之外很少接触创意设计。

3. 需要营建创意氛围

建立一个互相协作的平台十分重要。政府机构条块分割, 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例如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行政管理体制分割, 文化遗产归文化局, 文化产业归宣传部, 产权所属更是复杂, 造成文化遗产保护系统的不连贯, 严重影响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可持续性再利用。因此我们主张管理部门打破布局界限, 建立一个官产学研、市民、媒体的平台, 更好地促进沟通。除了机构之间打破条块分割, 学界打破专业局限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此外, 加强弹性管理、创造宽松的创意环境等也都是今后应该努力的。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准备出版第三版建筑设计资料集, 其中很大的变更是加入了文化遗产改造和再利用的部分。很多大学和机构参与了这个工作, 促进了对文化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的思考。笔者有幸参加了近代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部分工作, 借此机会梳理了一下思路, 提出如下操作程序路线 (图1) 。

首先信息采集要对资源有充分的了解, 包括历史调查、现状调查等相关信息采集。

价值评估包括建立价值评估体系、价值评估标准和价值评估方法。

分级包括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系统, 对于非国家、非地方体系的历史建筑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部分更容易被拆除。

保护策略是根据价值评估并针对不同等级的遗产指定保护策略。保护策略常见的有修缮保护、适应性再利用、保养维修、异地迁建等, 这里重点讨论适应性再利用的问题。适应性再利用需要根据对建筑、环境或者设备的评估制定相应的策略, 确保其真实性。

根据《巴拉宪章》适应性再利用应该使遗产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 对重要结构的改变降低到最低程度, 并且这种改变可以得到复原。

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相结合更多的不仅仅限定于遗产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确保遗产本身价值的前提下和现实社会需要很好地结合。而且文化产业不是一个文化商品, 而是创意集聚区。查理德.佛罗里达定义了推动经济发展的“3T”要素:技术、人才和宽容度 (Technology, Talent and Tolerance) 。发展创意集聚区也需要具备这三要素。此外为了维护文化遗产的寿命, 需要有遗产管理平台进行监测, 这个平台的信息不仅包括再利用的遗产本体, 也包括用户的社会信息。使用后评估也是应该进行的研究。

在这个路线中, 我们还应该注意不断地反馈,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更多需要专家审查, 而在创意的过程中更多需要创意阶层的参与。

参考文献

[1]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译.郑时龄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Czikszentmihalyi M.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4]E.霍布斯鲍姆, T.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顾杭, 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5]Throsby D.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6]Florida R.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Basic Books, 2002

乡村文化遗产 第8篇

一、关于文化遗产的演化过程

文化的遗产的存在在民族的发展中有着文化和感情的牵连, 是群众群体的认同感的提升, 也是民族精神和自我价值的发现, 因此, 可以看出文化遗产对于现代人们的精神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联合会议上集体表决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通过公约的制定使得在文化遗产上的保护变成了各个国家的任务, 也是对于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做出条文性的规定, 并通过国际间的相关协定来进行约束, 更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使其能够更好的流传下去。

在公约未签订之前, 全球的文化被破坏的相当严重, 经过长期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 文化异常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打击, 其中最为重大的破坏就是发生战争。在冲突过后, 文化遗产往往会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其他方面, 由于传统的文化和现存的生活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也会使得文化遭到破坏, 有些文化甚至濒临灭绝或是已经灭绝, 这些都是很可怕的问题, 鉴于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文化遗产的演变过程必须加以保护, 这样的背景之下, 联合国才就文化的保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和实践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关于非物质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文化问题方面的讨论中产生的, 也是结合了专家的意见所形成的文化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是在对于历史、文化、社会、语言交流、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的较为久远和有表现力的形式资源, 也是在社会发展中, 人们在生活学习中为了生存所创作出的知识, 以及为了生活的更好所创作出的艺术形式, 这些也都表现为有强烈的文化价值,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因此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联合国的官员指出:物质文化遗产是具体存在的实物, 具有有存在性和不可以移动的大型景观建筑, 如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等, 这些历史性的景观艺术对于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此也能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这个基础之外的文化遗产, 其具有一定的无形表象, 也是不能够触碰到的虚体, 比如有坊间的手工工艺品、雕饰和艺术手法等, 其中还有人们很难意识到的宗教活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被定义为很多种类, 因存在的形式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 在官方和民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可以看出非物质遗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形态出现, 并非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在联合国的倡导和要求下, 要将非物质遗产中增加更多新的元素, 需要各个国家自身形成一整套的文化保护体系, 以更为合理的保护形式来帮助非物质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同时也允许在传统的文化的流传中融入其他文化因素, 使得文化遗产更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 也更能表现出时代的意义。各国在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要突出民族的特性, 将更多的精神文化和思想阶段来表现出来, 对于文化的意识保护方式更加全面, 这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社会文明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保护非物质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责任, 而是全世界的所有人共同的任务, 这也是社会文化发展和人们生存精神文明延续的重要形式。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在上文中对于非物质遗产也做出了定义, 但是不难看出, 这里的定义较为模糊, 没有所说的物质遗产有具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这也是两者存在最大的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形态的方式来表现出的一种虚拟的文化概念, 着重展示的是人类在生活生产中思维方式中形成的一种体系, 文化的留存也是通过从历史、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 全球在更加普遍的基础上挖掘非物质遗产好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次的含义, 作为新近诞生的一个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与物质遗产的概念, 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所出现的国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或真实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流传, 而在日本等国被称作无形文化财产。这样的定义更加直观的表现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对于这类文化遗产可以大致的分为:艺术表演、手工艺、歌舞、戏曲、肢体表演等。在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性的涵义, 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 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 并不是与物质绝缘, 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在我国的文化实践中, 长期以来就有着“民间文学艺术”“民族民间文化”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等多种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说法。但在签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之后, 大多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 而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范围划定了六大类:一是口头传统, 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 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 以及相关濒危的语言;二是传统表演艺术: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三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主要指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等;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主要指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五是传统手工艺技能:主要指世代相传、技艺精湛,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 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六是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主要指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从实际情况看, 这些对象和表现形式都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主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其中口传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及民俗礼仪节庆等, 已为社会各界一致认可, 也与国际上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也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 适当扩大保护的范围和对象。这一扩展既考虑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的因素, 又考虑我国自身的社会特点。

在文化遗产认定和保护的可操作实践中, 科学说明“非物质文化”和与其密切相关的“物质文化”之间的联系, 从而确认“非物质文化”所指的具体对象, 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剪纸作品是物质文化, 但是, 剪纸艺人的艺术传承和创作构思, 剪纸的技巧工艺则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依照上面的规律, 古典的弦乐乐器自身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对于乐器的制作和弹奏方式、技巧也是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 突出强调的还有关于乐器的使用和乐谱采用口口相传和文字记载的方式, 演奏的形式也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将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系统的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 才能够与文化相互联系在一起。

四、结束语

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世界级的问题, 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也不相同, 但是宗旨都是味蕾保存人类在过去历史当中存留下来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本文中, 我们就非物质遗产和物质遗产进行说明, 并将两者的定义分别进行阐述和研究, 也将两者进行比对, 通过寻找两者的不同之处和共同点来发现更多的保护模式的创新, 以便更好的将传统的文化资源合理的保护起来, 供大家学习考察。通过强调历史的进程规律让今人不会在现在的发展中迷失自我, 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家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惑[J].瞭望新闻周刊.20 (12) :120-123.

[2]赵自庄, 张庆善.云南民族文化区域构建[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2 (17) :20-23.

[3]王鹤云.张庆善.浅论保护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效方式[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12 (14) :99-103.

乡村文化遗产 第9篇

201 2年6月5日, “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行。在此次论坛上, 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此主题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在论坛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揭示了一组惊人的数字——我国村落消亡的数字:“据调查, 从2000年到2010年, 中国自然村从360万减少到270万, 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 平均每天都有一二百个自然村消失……村落的这种消失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但更为可怕的是, 连同村落一起消失的是一代一代通过口述传承下来的保存在记忆里的非物质文化, 因为没有统一的考证和记录, 导致了大量的珍贵文化信息的消失。”对此我们竟然熟视无睹!我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去加以保护, 中国古村落文化危矣!

对于我国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业内专家已经有充分而明确的阐释和论证, 在此不再赘言, 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实施措施, 才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在对工业文明的物质遗产——工业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上,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但是对农村村落 (主要是古村落) 的保护, 涉及的因素较之于工业建筑要复杂, 因为村落的活态性因素居多, 还有待于研究和实践, 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农村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受城市化影响等具体情况而选择科学合理的保护模式。

在我国, 古村落迅速消亡的现实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冯骥才先生对此归纳了四方面的原因, 可以概括为目前我国对农村的政策、观念, 以及客观社会发展如经济、科技等方面对农村生存、生活方式的影响。若想全面遏制古村落的衰落势态, 具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 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古村落保护的作为。关于保护的途径, 专家们都有许多好的建议, 多种途径方式并用, 也许能够取得更有效的结果。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的社会机构, 都对古村落保护负有重要的责任, 都应对古村落保护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有效的措施。当然, 担负教育职责的高校, 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要从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何通过相关学科的教学理念、内容、方式与古村落保护相结合的构想, 就是为古村落保护任务提供一种教育方面改革的思路。

近些年来, 我对山东、山西、陕西、贵州、福建、江西、安徽等不同地区的古村落进行了考察, 看到每一处古村落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有如此众多的古村遗存不胜兴奋!同时也为这些年代久远的村落民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感到忧虑。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而且是会随时消失的资源, 本应该成为高校乃至中小学最应该学习内容之一, 而且这些古村落的空间环境也可以视为最为直观、鲜明、可体验农业文明的课堂, 但是可惜的是这一点却普遍被忽略了, 缺失了。

基于此, 我提出对古村落保护与教育对接的构想, 即: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灌注于我们教育理念中, 将古村落文化保护纳入高校的教学体系中, 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工学、农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门类中, 一级学科涵盖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设计艺术学、中国史、美学、建筑学、管理学, 尤其是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等学科, 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必须设置的课程, 都应该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必修的课程。鉴于对文化遗产保护 (包括古村落)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性任务, 那么在当前社会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继承保护意识淡薄、漠视的情况下, 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系统的文化保护意识教育, 培养具有文化保护意识的各行业人才, 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与义务感, 是高校面临重要的教育与实践任务。

根据考察和网络检索, 目前在高校中设置此类课程的并不多,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设有“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课程。该课程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但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而不是农耕文化的聚居形态——村落文化。南京艺术学院设置有“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业”, 课程设置比较系统科学, “中国文明史”、“中国文化遗产”等课程涉及农耕文明村落的内容, 这应该是目前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教学体系。可以这样说, 文化遗产保护类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在我国还只是在个别院校零星可见, 并没有形成一种通识教育模式。尤其是针对农耕文明的“村落”内容而言, 更是凤毛麟角, 中国历史的更迭变迁, 不应忽略人类生存文化载体——村落聚居文化的演化。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村落文化是一种‘根性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中, 而村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所以, 文化真正的根扎在农村。”我们的教育如果不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上寻“根”, 学生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史, 也就不会真正理解我国文化的基因、特征, 也就谈不到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从这一点看, 我们的教育的确有值得反思之处!此外, 古村落文化还留给我们选址、规划方面的哲理, 房屋、庭院、街道、器物等物质遗产, 以及大量的民俗、信仰、祭祀、技艺、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村落形成、发展、演化、更迭的历史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相当丰富。因此, 以此为主旨的专业设置和通识教育课程的纳入, 应该是对我们目前教育的必要的补充, 而且这种教育也是迫在眉睫的。

那么, 古村落文化保护如何与高校教育对接, 我在此提出一个基本思路, 当然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建议、补充。我们知道, 高校有三项基本的功能: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项功能均能够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相联系, 现以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学科为主的院校为例, 具体考虑从几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一、教学方面

教学是学校的主要任务, 是通过课程传授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文化遗产保护 (古村落保护) 作为一项教学内容, 要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去。这个体系应该是一个课程组, 包括理论课、设计课与实践课。

(一) 理论课主要讲授“中国农业文明史”、“中国村落发展史”、“中国民居概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等课程。

视专业情况而定, 既可以是系统开设, 也可以重点开设, 亦可以综合开设。其教学目的是为了使学生了解、掌握我国农耕文化的年代、演化、地域自然特征、物产特征、种植耕作、村落形成肌理、民居建筑形式等有形内容, 以及传统风水理论、生活方式、民俗活动、民间手艺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

(二) 古村落保护可以与设计课相结合, 在系列专题设计课中专门设置对古村落保护的设计课题。

通常情况下, 设计课都是以虚拟设计题目为主, 而对于古村落保护课题而言, 就需要有针对性了, 要针对某个古村落保护来安排课题。要到村落现场进行考察、调研、生活, 让学生在充分把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形成保护理念, 展开设计思维, 在设计过程中不断讨论、深入、完善, 最终形成保护规划设计方案。每一个村庄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特色, 这会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 结合村落具体情况, 学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规划设计。如果一个班25位学生, 那么课程最终就会产生25套保护方案, 这其中或许就会有合理的、启发性的思路, 能够为今后的保护方案的形成提供有益的参考。这就是令人欣喜的教学成果, 尽管学生们的规划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 但是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而言, 既是直观的、体验的, 也是记忆性的、潜移默化的, 有可能对其今后的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三) 实践课的内容比较宽泛, 如果结合古村落保护,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课程的实施。

1. 摄影与绘画课

将古村落作为一个主题, 将古村落的建筑、街道、庭院、室内、周围自然环境以及村民生活场景、民俗活动等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形成丰富的影像资料。摄影可以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洞察力、想象力、敏感性、瞬间的场景扑捉等方面的能力。这些影像既能够使学生直观地了解农村生活方式, 培养学生对农村的感情, 也是通过影像保留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方式。

学生的基础课教学一般都会有写生课、速写课, 可设置专门的古村落写生单元。一方面是训练提高造型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这些经典的、优秀的古村落写生, 感受体验我国农耕文化的智慧与创造, 发现民间那种典雅、祥和、朴素之美。要专业造型能力训练与文化审美能力训练并重, 通过绘画写生的过程, 培养学生对古村落的热爱之甚至比技术能力训练更为重要。

2. 建筑测绘课

建筑测绘课程是建筑学的传统课程, 通常是对经典传统建筑、古建筑进行测量与图纸绘制。仅从课程名称上看, 该课程更侧重于测绘技术, 但是在测绘中所涉及的内容却是相当的丰富。测绘课的意义在于:通过测绘准确记录完整的建筑数据, 绘制严谨的建筑图纸, 考证建筑年代, 分析建筑背景, 解析建筑技术, 研究建筑文化, 保存建筑图纸与考察文字档案。由此可见, 测绘课实则是对建筑文化遗产的全面性研究。对于古村落保护而言, 测绘课程尤为重要。首先要选择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 即符合冯骥才先生所提出的古村落认定的标准。对于古村落的测绘, 应该整体与单体结合, 即对古村落的整体规划形态测绘与单体典型建筑测绘相结合。传统古村落在选址方面是很有生态观念的, 通常都会有一定的风水学说作为依据。故古村落测绘必须要注重村庄所处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水土植被等要素, 同时要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民居建筑进行测绘分析, 最终形成完整的测绘资料。测绘课结合古村落保护, 形成的不仅仅是教学成果, 更是为古村落保护所做的档案建设实际工作。在目前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以高校实践课程的方式来进行这项工作, 可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3. 田野调查课

农村田野调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课程, 是掌握第一手村落信息的必要方式。该课程调查包括形成村落文化的物质遗产内容, 也包括非物质遗产内容。一个村落的历史, 大部分没有系统、完整、详尽的文字记载, 一般只是靠一代一代人的记忆与口述, 因此, 村落历史是片段而零碎的, 许多文化信息因此而失落。在课程中设置村落调查, 既是学习、汲取农耕文化原生态的教学方式, 又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对村落发展的信息连续掌握与记载, 为村落史的撰写留下第一手鲜活的素材。村落调查可以通过村民访谈、实地考察以文字、图片、录音、影像等多种方式记录、留存资料。还有一点就是, 大部分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对于农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耕作方式、时令节气、民间习俗等几乎一无所知。农村村落调查, 也会使这些城市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在课堂上所无法得到的知识与感受体验。对于人才培养而言, 或许这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

二、科学研究

高校的科研应该密切同现实相结合, 尤其是应用学科的科研, 更应该关注现实问题, 研究现实问题, 解决现实问题。到目前为止, 国家对古村落保护也还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保护法规或条例。政府、社会都在忙于搞开发, 根本无暇顾及古村落保护问题。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公共意识缺失是最大的现实问题。因此, 高校教育、科研有义务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12年6月5日, “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 也充分说明高校, 特别是设计类大学对此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目前除了已进行旅游开发的古村落, 其他各省各地区村落 (包括古村落) 的境况基本上属于自生自衰自灭的状态, 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既有迫切性, 也要持续性, 更需要科学性。所以仅呼吁是不够的, 应该真正进入研究领域, 经过充分论证, 提出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和措施, 并经过实践验证成功的保护案例。

高校应该担负起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责任, 有条件的高校应该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 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中心、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国民艺研究所等都是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作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 其中也涵盖了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这些大学研究机构在对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很多贡献, 譬如2012年6月,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对山东荣成东楮岛村海草房的调研。《东楮岛村》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子项目《中国名村》系列丛书之一, 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民艺研究所承担, 目前的村落调查已取得了大量的现场资料。毫无疑问, 引领学术与信息前沿的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是一支重要而积极的力量,

三、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功能之一, 也是近二十年来各高校发展最为迅速的项目, 其基本体现形式就是产学研合作教学模式。产学研合作教育。它是现代社会的新型教育模式, 即充分利用学校和地方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 把课堂教学、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科研实践有机结合, 这是高校开放式办学的必要举措。

在针对古村落保护的课题上, 学校与地方政府、相关研究机构、企业联合立项实施, 是最现实有效的途径。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高校要协同当地政府达成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有计划地调查省、市县等各级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村落, 认真盘点各级区域内的古村落资源, 按照其珍稀性、特色性、代表性对其保护价值进行科学分级, 然后制定出保护规划, 包括保护理念、保护方法、资金落实和技术落实。这是一个高校与社会各界共同承担的任务, 也是真正把古村落保护落到实处的工作, 如果结合得好, 我们对古村落的保护就开拓了思路和途径。

综上所述, 我认为, 其一, 在大学教育体系中, 文化遗产保护类课程应该成为所有学科的必修或选修通识课程 (这是一种类似于惩罚性的补课!因为我们在此前缺失得太多!) , 以作为大学在文化继承与保护意识教育上的必要补充。其二, 在与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的学科中, 重点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设计艺术学、中国史、美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等学科, 建立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以此补充和强化理论知识、文化意识和技术能力的培养教育。其三, 充分利用高校的教学、信息、研究、服务等资源优势, 将古村落文化保护作为一项长久的文化战略课题列入研究规划, 不断取得成果, 作为实践的理论依据。其四, 高校的教学、科研要与社会接轨, 整合社会资源, 积极探索实践, 总结对古村落文化保护的合理机制, 提出有效的保护方式方法并加以推广。

乡村文化遗产 第10篇

体验经济, 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阶段之后的第四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发展阶段, 或称为服务经济的延伸。旅游业是体验经济最合适的发挥效益的行业。因此, 笔者从游客体验角度出发, 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游客体验与文化遗产

1.游客体验

国外关于旅游体验 (Toutist Experience) 内涵的研究, 起源与20世纪60年代, Boorstin (1964) 把旅游体验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 是大众旅游那种做作的、刻板的体验。[1]Tumer and Ash (1975) 也认为, 旅游, 在本质上就是偏离常态的行为 (aberration) , 甚至是一种时代的病症 (malaise) 。[2]与他们这种“消极观”相对立的是Mac Cannell (1973) , 他认为旅游体验是人们对现代生活困窘的一种积极回应, 旅游者为了克服这种困窘而追求的是一种对“真实性 (authenticity) ”体验, 有着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对个体而言, 旅游体验是一种多功能的休闲活动, 既包含着娱乐成分, 也有求知的成分。[3]

笔者认为, 游客体验, 即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 通过与旅游产品取得联系而改变其心理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

2.文化遗产

专家学者对于文化遗产的解释是各有特色的。《中华文化词典》认为, 文化遗产是现实文化中, 从前人那里承袭而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对于文化遗产的解释, 是一种文化形态终结之后传承给后继文化的遗留;《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则将其定义为, 一个民族在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笔者认为,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 下列各项均可列为“文化遗产”:

(1)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绘画, 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 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 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良渚文化遗产旅游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 它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 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 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 西达皖赣境内都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而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 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良渚镇 (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 和瓶窑镇, 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2007年12月, 良渚古城被发现并公布于世之后, 每天吸引着千余人赶来参观。2008年9月29日, 良渚文化博物院在美丽洲公园建成开放, 至2009年9月, 共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 成为余杭区乃至杭州市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1.自然环境

良渚遗址区历史上一直是著名的粮产区和水产区。但由于这里的农田经几千年无节制开垦, 土壤退化, 河网变少, 水体污染变质, 植被退化。良渚遗址周边山体在近代即已发生大体量石矿开采、又由于近几十年基本建设需求剧增, 导致遗址区内产业逐步向采矿业单向集中, 致使遗址赖以护佑的环境屏障严重破坏。尽管山体复绿, 但已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遗址区的生物循环系统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 使最有价值的原始地貌日渐变形, 景观逐年递减。

2.文化环境

良渚文化遗产的中心区域距杭州市区仅33公里的路程, 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杭州拥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根据1984年的文物普查, 全市共发现文物点1733处, 市区有文物点373处, 其中古遗址39处, 古墓葬[群) 19处, 文物建筑133处, 石刻造像、碑褐56处等。

面对众多的文物资源, 发展良渚文化旅游, 充满了机遇和挑战。机遇, 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 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拥有很好的文化氛围, 在开展方式的选择上也有更多的参考性。而挑战则在于:良渚文化旅游的区位优势, 相对于杭州市区的一些文化遗产就来得比较薄弱, 往往外地的游客在选择游览地点时会有所考虑。因此, 如何更好地突出良渚文化特色, 发掘旅游亮点, 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3.社会环境

良渚文化遗产旅游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文化遗产旅游保护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多在城乡结合部进行。因此, 保护管理的难度大, 违法建设行为屡禁不止, 发展压力不断加大, 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日益尖锐, 建设和生产性破坏造成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开发利用工作相对滞后, 使保护工作相当被动。加之南方土地和环境潮湿, 遗址保护开发利用价值较难体现, 故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很难理顺。另外, 由于管理体制和经费等方面的原因, 遗址保护的立法工作和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置相对滞后, 财政支付不足, 没有形成以开发促保护的良性循环机制。

4.政策环境

1995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实施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该规划公布, 西至瓶窑吴家埠、北至天目山脉南麓、南至良渚—庙桥港、东至羊尾巴山与良渚镇连线范围, 为良渚遗址保护区, 面积33.8平方公里。还对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限以及遗址保护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 并成立了浙江省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1996年, 良渚遗址被列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杭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余杭市实施浙江省〈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若干意见》, 成立了余杭市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1999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古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编制莫角山、反山、瑶山、汇观山、土垣、荀山等6个遗址点的保护规划方案。国家文物局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了《关于将良渚遗址抢救保护工作列入国家和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项目的建议》, 并在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关于拟将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列为“十五”规划专项的请示》中, 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列为首选项目。2001年9月,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设立, 管理区包括瓶窑、良渚两镇, 面积242平方公里, 现有常住人口13.8万。同时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

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调查

作为良渚文化旅游的核心区块, 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院的游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且这里的游客相对比较集中, 旅游的目的也比较明确。因此, 我们将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调查地选择在良渚文化博物院。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125份, 回收的有效问卷数为110份, 有效率为88%。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1.客源所在地分析

通过对问卷调查, 笔者发现参观游览良渚博物院的游客以本地游客居多, 占被调查人数的70%以上。 (图3.1) 这70%的本地游客又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杭州地区的居民, 另一类是在杭州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由于长期在杭州生活, 因此, 也将他们归为本地游客这一类) 。其余不到30%的外地游客, 主要是来自杭州周边城市的短线游客, 长线游客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杭州作为一座旅游城市, 旅游资源相当丰富, 许多外地的游客到了杭州之后, 首选的旅游地肯定是西湖, 而且由于行程往往比较紧凑, 因此, 很多外地游客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 而不可能对相对较冷的文化旅游产生兴趣。

2.客源年龄层次分析

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院的游客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笔者将问卷设计为四个年龄段 (18—30岁、30—45岁、45—55岁以及55岁以上) 。具体数据见表3.1所示。

博物馆游客年龄层次的多样性是博物馆的特性决定的。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赢利, 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这一性质决定了博物馆在经营的过程中大多采取免费参观, 或收取少许门票费用的经营形式。因此, 游客参观博物馆的花费相对较少, 从而有效地吸引力大量低收入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 体现了博物馆对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

3.游客回访率分析

调查发现, 78%的游客都是第一次参观良渚文化相关旅游点, 其中本地游客占了54%, 外地游客占了24%;第二次参观良渚文化相关旅游点的游客占了20%, 其中本地游客18%, 外地游客2%;参观过三次及以上次数的游客就更少了, 只占了2%, 且都是本地游客。在参与问卷调查的游客当中, 超过90%的游客表示出愿意再次到良渚文化博物院参观。对于尚未开发的良渚古城遗址, 很多游客都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

4.旅游支出分析

维持旅游活动长久发展的直接动力, 是发展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公共资源的博物馆, 在开展旅游活动的过程中, 对游客索取的旅游花费相对较少。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发现, 整个良渚文化博物馆需要收费的项目共有三个:展示良渚文化的3D电影 (每场收费20元) 、导游讲解服务以及博物馆内设的小型超市。因此, 游客的旅游花费也主要是在交通这方面, 在被调查的游客当中, 超过70%的游客在游览良渚文化博物院的支出低于200元。

5.旅游交通满意度分析

在对于参观良渚文化博物院交通的方便性这一栏中, 九成以上的游客还是选择了交通方便。在交通工具的选择比例方面 (如图3.2所示) , 选择自驾车的游客占23%, 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占了62%, 跟随旅游团的游客占11%, 其他占12%。参观良渚文化博物公共交通比较方便, 各地到良渚文化博物院都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如杭州汽车北站有313路、348路、372路公交车, 都可以直达良渚文化博物院。对于私家车的游客来说更是便利了, 良渚文化博物院位于新老两条104国道的中间地段, 交通通达性非常好。

6.旅游目的分析

旅游活动形成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是旅游动机。调查发现, 参观游览良渚文化的游客主要是出于获得知识、加深对良渚文化了解的目的 (如图3.3所示) 。旅游者较强的求知意愿以及在旅途中的求知过程, 是区别文化遗产旅游与其他类型旅游者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以追求知识为目的, 把到文化遗产地旅游作为学习和探索异地文化、历史的一种方法, 因此, 知识的需要, 是促使游客参观良渚文化的主要动力。在被调查的游客当中, 有很多都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参观的, 目的是希望通过博物馆旅游给孩子的未来发展增加阅历和知识的积累。同时, 博物院周围良好的环境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

7.旅游配套设施分析

在对良渚文化博物院附近的餐饮、娱乐、住宿等配套设施的调查中,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对于购物环境, 59%的游客表示还可以, 43%的游客认为不够完善;对于娱乐项目, 60%的游客表示还可以, 37%的游客表示出不满;对于住宿, 22%的游客认为完善, 52%的游客认为还可以, 36%的游客觉得不够完善;对于餐饮方面, 10%的游客觉得还是完善的, 65%的游客觉得还可以, 35%的游客觉得不够完善。许多的游客对良渚文化博物院周围环境和景点如:东明山森林公园、南山摩崖石刻、农夫乐园等了解很少。

8.游客环保意识的分析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的调查, 在问卷中很难体现出来。于是笔者通过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进行观察, 做出了以下的结论:

(1) 在垃圾处理这方面, 多数的游客都能自觉地将垃圾投入垃圾箱内, 但是在垃圾分类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差;

(2) 在噪音控制这方面也比较差的。博物馆作为室内的游览场所, 游览时也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对此, 可能是由于参观的游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造成, 小孩子往往在这方面表现相对成人较差。

(3) 对于博物馆公共资源的破坏现象少见, 游客在参观或是拍照留念过程中, 都能很好的遵守博物馆的有关规定, 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和环境。

发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的建议

对于发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 首先需要摸清家底, 即对文化遗产的现存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把握整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 对那些独一无二、具有重大影响的、濒于消失的项目, 予以重点保护和优先发掘;其次, 是通过发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业, 建立良渚文化村以及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 使得良渚文化中古老的农耕文化得以延续。一方面要树立创新的开发意识, 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尊重历史的原则, 切不可任意而为, 人为地使良渚文化遗产“现代化”。具体建议如下:

1.拓展遗产体验型旅游产品

遗产体验型旅游产品, 是指依托于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 使旅游者在回归自然或亲近历史的过程中, 获得畅快体验的旅游产品。根据良渚文化管理区内的资源状况, 发展体验型的旅游产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划:

(1) 参与型的民俗文化旅游。良渚文化旅游应以当地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为基础, 深入挖掘良渚文化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开发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通过民俗活动增强与游客的互动, 把游人从被动的静态参观中解放出来, 更直接地感受良渚文化。

(2) 休闲体验型的农耕文化旅游。农事活动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对久居城市的旅游者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农耕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 良渚遗址的犁耕稻作一直延续至今。因此, 适当开发建设一些果园、菜园以及稻田, 平时可以组织游客参与果园、菜园的维护, 收获季节可以组织游客采摘或者收割, 增强旅游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2.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完善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区内的餐饮娱乐住宿等方面的配套设施, 可以在丰富游客活动项目、延长游客逗留时间的同时, 也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对发展当地经济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3.重视旅游宣传, 扩大遗产知名度

要重视与周围景区景点的合作, 打造规模旅游区, 实现旅游集群发展。多个旅游景点共同宣传, 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旅游景点的印象, 增强人们出游的动力。在宣传的过程中, 可以与一些知名的景点捆绑宣传,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强化文物保护意识

要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 增强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的文化保护意识, 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根植于游客的观念之中。比如可以有重点地组织编写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列宣传材料和科学旅游丛书;与宣传媒体合作, 以“珍惜资源, 保护环境, 文明、科学旅游”为主题, 开展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月活动;以及在青少年中开展“遗产文明、科学与生态保护旅游志愿者”活动等。

参考文献

[1]Boostion.D.J.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 in America.New York:Harper&Row, 1964.

[2]Turner L.&J.Ash.The Golden Hordes:Int emat ional Tourism and the Pleasure Periphery.London:Com-tale, l975.

[3]Mac Canell, Dean.Staged Authenticity: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9 (3) :589-603.

[4]康俊香.供求视角下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西安城区19个景点为例.西安:西北大学人文地理学系, 2007 (2-3) .

[5]韩福文.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研究.沈阳:沈阳师范大学地理系, 2008.

关于“鲁迅文化遗产……” 第11篇

一

“鲁迅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好题目，有意义，切合实际需要，特别是有刺激性，可以刺激我们这些读过鲁迅书的人各自想想问题。

只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有些困惑。鲁迅逝世前约一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死》，其中写出了七条遗嘱。第三条：“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这是不是“鲁迅文化遗产”？我想，是的，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遗嘱”在现代法治国家，是重要文件。常常还有逝者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多半是律师。足见其郑重。事实也是这样。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因为“遗嘱”及其执行引起的纷争，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记忆犹新。而且至今纠缠不清。

那么，鲁迅这条遗嘱，对于当代文化建设有没有关系呢？见仁见智吧。而且，我们中国人总是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变通”，也就是改变，乃至“束之高阁”。

不过，鲁迅这条遗嘱，是真诚的心愿，还是“愤激之谈”（与郑振铎信），或有不同看法。鲁迅给许广平信中也说过：“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不过，我觉得鲁迅这里说的是心里话，不纪念是真诚的意思。且不说，鲁迅早就揭示过：“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他还说过，“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何况，读点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创作看作“中间物”，即改革长途中的“桥梁”。

还有，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鲁迅在一篇题为“礼”的短评中提出：“凡纪念，‘礼’而已矣。”原文是这样：“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

我们的纪念鲁迅，是不是也“‘礼’而已矣”呢？如果是这样，“鲁迅文化遗产”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很难说有多少意义了。

二

鲁迅怀人的文章，总是令我敬仰而慨叹。情谊真切容易，而是非分明很难很难。一九三四年，鲁迅在《忆韦素园君》的结尾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三十年来，多少自诩高深，实则轻薄之徒，好信口非议鲁迅，可是他们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我大学毕业以来，六十多年阅读鲁迅，乐此不倦，虽有人认为我是“神经病”，也不改素志。但我也常常自省，我是不是一个“无聊之徒，谬托知己”呢？我由业余攻读，到跻身“鲁迅研究室”，不能不说沾点“名”，得了“利”，尽管死去活来，大出意外，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对别人也“声发自心”说得清楚，可听者相信吗？圣贤说“人心叵测”；百姓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至今活在一个“隔膜”的时代。

鲁迅为徐懋庸《打杂集》作序，说：“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绝不会爽爽快快地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鲁迅死了，不能战斗了。鲁迅活着，也绝不会自己吃安眠药。怎么办呢？那就“捧杀”和“骂杀”双管齐下吧。

幸好，鲁迅毕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洞悉：“凡是倒掉的，绝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鲁迅全集》出版好几部了，大鲁迅全集也出版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也出版了，有识者把鲁迅写出的文字都“竭泽而渔”地编辑起来了。这就是“实际”。鲁迅生前死后都走着“华盖运”，但屹立着，或“横站”着，要他倒下，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这也是鲁迅文化遗产，也和当代文化建设有关吧？

三

“鲁迅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题目好是好，但，也有缺点。这缺点，是容易沦为“纸上谈兵”。固然，有识之士不怕挫败，倒是“屡败屡战”，寄希望于将来的终于有效。这是鲁迅说过的：“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果然，鲁迅没有看见。不幸，活在鲁迅逝世八十年后的我，也没有看见。

nlc202309082132

但是，几年前北京作家协会和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也联手举办过“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似乎没有什么反响。这是难怪的。哪怕没有反响，有识之士今天还要提出同样的问题，还要发议论。“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也。

鲁迅生于晚清光绪七年（1881），死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诞生距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逝世距今恰恰八十年。不仅仅时间久远，更加经过两场革命，相隔四个时代。暴力革命的时代已经远去。即使鲁迅温婉的劝喻，上上下下都不再中听了。譬如，他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中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 ‘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何况还有比这激烈的“呐喊”，如：“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更何况，还有那大声疾呼：“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有人之所以嫌弃鲁迅，乃至心眼里是憎恶，那是因为自己坐在“尊尊长长”的“尊长”的太师椅上，站到了鲁迅的头上，以为鲁迅这些言论是对他/她的袭击。如果从全民族考虑，针对我民族几百年来被压迫、被屠戮、被文字狱逼成的奴隶性，忍从有余，而正当的抗争不足，使精神“孱弱”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借用鲁迅文化遗产湔洗这种劣根性，养成“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正常健全的精神，争取“一要生存”的自由，“二要温饱”的自由，“三要发展”的自由，那么，鲁迅的大声疾呼，正是逆耳的忠言。

这些都还在其次。因为任何“遗产”都有好有坏，有可取的，有当舍弃的，而且因人因时而异。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分析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最为关键的是：文化建设的决定权并不在文化人，尤其是文化的取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决策权，不在文化人。自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即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鲁迅于第二年发表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批新文化-新文学先驱者大呼猛进，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白话文，一呼百应。可是，读经、尊孔、祭孔、复古，因为政府主导，依旧桎梏着人心。新文化兴起今年足足一百年了。一百年来，稳固的全面的成就不过白话文。而新文化中的“男女平等”，至今极不如人意。广袤的农村不待言，即使北上广深头号大城市，女性的就业、薪酬、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依旧低于男性。极端的社会不公，是母亲受胎后，如果检查出是女性，“做掉”的现象并非个别。何况其他更加难以改革的方面。

辛亥革命废除了皇帝一伦，“君为臣纲”自然已是“言不顺，名不正”了。但是儒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依旧是社会风气，依旧是被弘扬的传统。

四

不过，文化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并非一无可为。我们可以做的文化事业还多有。关键在我们自身的觉醒，不懈的努力。鲁迅说得好：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关键在“觉悟”，现代人的觉悟，不再做“吃人的人”：自己不再被吃，更不吃人，做一个“真的人”，“完全的人”。人性的觉悟，学习科学与文艺，“致人性于全”，追求“理想的人性”。清除贪图“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人道的觉悟，“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想想鲁迅提出的“父范学堂”，做一个“人之父”。想想鲁迅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文艺会的讲演：“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给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在回复周剑英先生的信中说：“我的意见，都陆续写出，更无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计划’，实无从开列。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这已经是高品位的标准了。这之前，鲁迅致曹聚仁先生信表示，“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这就是一时代的人生，一时代的人心。这也正是鲁迅焦唇敝舌想改变的中国人的精神。

鲁迅是乐观的，对我民族充满自信。他认定中国过往的历史，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但坚决否定“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悲观思想。他指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想想鲁迅的文化遗产，对于当代文化建设，我们可以做不少切实的事吧。鲁迅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仰望祖国的江河源，不都是涓涓细流吗？朋友！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文化遗产 第12篇

南京原荷兰大使馆将进行修缮保护

南京市规划局近日就原荷兰大使馆保护性修缮工程方案进行批前公示。这处建筑未来将作为文化展览场所。

位于水佐岗老菜市6号的原荷兰大使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几年前, 这里曾经是南京三乐集团分厂的所在地, 而如今厂房都已经拆迁, 只剩下老菜市6号这座孤零零的民国建筑。这处砖木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年久失修而显得格外破败, 外墙斑驳, 不少砖块都已经风化, 坑坑洼洼的, 门窗玻璃也破碎了不少。不过建筑风格很有特点, 灰砖墙、灰筒瓦, 檐头每个筒瓦上均有一个五角星, 显示着它的不凡身世。

根据史料记载, 1936年3月, 荷兰政府任命傅恩德为驻华公使馆特命全权公使, 9月17日来南京履任, 当月19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 并买下1936年前所建的老菜市29号 (现老菜市6号) 为公使馆;1947年3月29日, 中荷两国政府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后, 荷兰政府任命艾森为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仍以此为大使馆馆址。原荷兰大使馆有两栋, 如今仅剩这栋两层8间的楼房。

南京市规划局公布修缮方案显示, 将按照文物保护要求对这一民国建筑的结构进行修缮和加固, 对地下室和周边环境进行改造。新建配套建筑面积为220平方米, 南北侧与文保建筑南北墙对齐, 东侧与文物保护建筑间距10米, 外观风格与原建筑保持协调, 建筑高度为4.5米, 保持原有风貌。

蒋介石“行营”jiangjieshi xingying

重庆蒋介石“行营”即将修复完工

“旧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最高权力统驭机构的驻地, 也是重庆首次发现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最早的城区官邸。”这是出自《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一书中的文字。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于2012年修复动工以来, 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封顶施工阶段。2014年8月底, 市民将在原址上重新看到这幢老建筑当年的风采。据介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是重庆市首次发现的蒋介石在渝最早的城区官邸。

重庆“行营”修建的年代大约是1935年底, 老房子已有近80岁高龄, 老建筑以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修复, 拆除了一些已经无法使用的建筑构件, 能够使用的构件已被全部用上。为了保证老建筑未来的安全使用, 文物修复专家们还在如今老建筑的条石地基之下, 用现代修建地基的技术进行了加筑。这种方式不仅不会影响老建筑的整体外观, 还能让它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 安全地迎接每一位参观者。

据了解, 按照《重庆市抗战遗址总体规划》, “行营”旧址修复完成后将陈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种重要文物和档案, 作为新的抗战历史陈列馆面向市民开放。

传统村落chuan TOng cunlu O

三亚保平村入选传统村落

近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2014年第一批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三亚市崖城镇保平村入选。

保平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州民歌的发源地,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中心西南4公里。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崖城镇有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 拥有多条传统街道。保平村中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宅, 是崖州最有代表性又最集中的古代民居建筑群。门楼、正室、横屋、正壁组成的生态庭园四合院, 是该村古民居最具建筑艺术和布局特色的乡村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