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2024-09-13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精选12篇)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1篇

一、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 产业发展历史、形成过程;

地区产业的产生及发展是认识产业基础的首要条件, 从早期产业发展变化的过程来判断产业特点及发展态势可为正确定位产业、明确该产业的发展局限提供依据。可通过二手资料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来收集地区产业发展和形成过程的相关资料。

2. 产业布局状况及关联产业;

产业布局状况及关联产业发展状况等内容是形成集群的基础性要素, 大量相关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是产业集群形成的显著表现, 通过区域产业分布状况图, 可以比较清晰的判断产业布局状况以及集群的分布地理特征。

二、产业集群现状分析

1. 产业集群的识别。

产业集群的识别是指辨认区域产业集群是否存在。对于区域产业集群程度不高, 集群状况不明显的地区, 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来识别该地区是否有产业集群。国外产业集群发展历程较长的一些国家或区域层面已制定了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区 (或地方生产体系) 的识别标准, 且通过实践表明产业集群的识别标准不易过于严格, 这为本文提供额借鉴。对产业集群的识别多数采用区位商法, 即区位商法是指通过区位商系数来判断区域是否存在产业集聚的现象, 通常是定性研究的基础。区位商系数LQ= (Eij/∑iEij) / (∑jEij/∑i∑jEij) 的经济含义:一个给定区域中产业占有的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的值大于1意识着给定区域的产业相对专业化。在大多集群辨认研究里, LQ大于1.12表示高水平的专业化, 特别是一个集群占有区域经济20%时就被认为是“亮点” (Luxembourg, 2003) 。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制定产业集群识别标准奠定了坚实基础。考虑到产业集群的复杂性和已有的实践经验, 识别标准的制定不易过分严格。根据产业集群概念、构成要素的研究以及集群的发展, 按照整体性、具体性、可比性、可行性的要求制定产业集群识别标准如下:

一是产业由众多类似或相关企业和机构共同构筑。

二是LQ大于1, 且群体中至少存在产业价值链上的2个有关部门。产业的区位商系数体现了区域产业相对于整体经济中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 LQ大于1说明比整体经济中产业的专业化水平高, L Q越大专业水平就越高。产业集群核心是相关产业的集聚, 产业链 (或价值链) 各环节地理区位聚集将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创新。产业价值链至少有2个有关部门能够表明产业内部已具有关联性。

2. 产业集群基本状况分析。

只有清楚认识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才能发现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现状分析主要包括对构成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即资源影响因素, 基础设施影响因素, 企业战略结构影响因素、供应商与相关辅助行业影响因素、国内市场影响因素、国际市场影响因素等六个方面内容的分析, 并就产业集群发展中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

三、产业集群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与发达地区集群进行比较和进行专家调查的方法, 对研究对象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为促进产业集群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思路。

1. 与产业集群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状况作对比, 找出发展中存在的差距。

根据产业集群构成要素的一般内容, 选择国内同行业发展成功的地区产业集群作为比较研究对象, 通过专家调查和二手资料收集进行对比研究, 以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2. 采用专家调查的方法, 找出制约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因。

四、发展产业集群策略研究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业集群都是通过企业的衍生等方式逐步自发形成的。但是,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集群, 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政府扶持发展而成。即政府应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 根据区域现实特性, 确定产业集群发展目标, 制定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构建扶持产业集群发展的支撑体系, 经过一定的时间, 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完全可以培育成型。

产业集群的形成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二是由政府培育形成的。

1. 解决现存问题。

根据对集群现状的总结分析及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 就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以促进集群的快速发展。

2. 建立支撑体系。

目前,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有效途径, 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着眼点。本文结合产业集群理论, 通过对发展产业集群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基础上, 针对性的提出发展产业集群的对策建议, 构建出发展产业集群的支撑体系以保障产业集群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针对目前产业集群研究和实践中产业集群建设的现实需要, 系统提出了发展产业集群三个核心步骤, 即产业集群现状分析、制约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分析和提出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措施, 为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

关键词:产业集群,区位商,价值链

参考文献

[1]王缉慈童昕:简论我国地方企业集群的研究意义[J].经济地理, 2001

[2]魏后凯:对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的考察[J].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3

学校发展规划框架 第2篇

(供参考)

第一部分:校情分析

一、学校概况

二、校情诊断

全面分析校情,在全面学习研究罗湖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于国家的《“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的同时,分析各所学校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不忌讳问题。

第二部分:办学思想

一、办学理念

围绕学校如何促进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提炼学校的办学理念并进行解读和诠释。

二、发展定位

可分为近期目标(规划期限内);中长期目标(10-20年)。

三、育人目标

突出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根据校情列出学生的核心素养。

第三部分:分项发展规划

此部分要求面面俱到,重点突出。每一分项先期撰写时包含分析部门现状、设定工作目标、筹划改革措施、确定达成标志四个部分,成文后去除部门诊断。每个分项内含2-3个优先发展项目。

一、德育规划

(一)目标

(二)措施(德育内容、方法、途径、队伍建设、科研)

(三)达成标志

二、教学规划

(一)工作目标

(二)规划措施(常规、教育观念、学习方式、学科教学方法、全面质量提升、评价)

(三)达成标志

三、课程规划

基于顶层设计,对三类课程进行结构化思考与处理,国家课程优质高效实施,校本课程开发要细分领域形成序列,结合当地历史风情落实地方课。

(一)工作目标

(二)规划举措

(三)达成标志

四、教育科研

(一)工作目标(科研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促进课程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主要举措(龙头课题与子课题、制度规范与激励)

(三)达成标志

五、师资队伍

(一)工作目标

(二)规划举措(分析需求;分层培养、分类提高;制度优化搭建成长阶梯)

(三)达成标志

六、校园文化

(一)工作目标

(二)规划举措(核心价值观、仪式典礼、社团活动、教育标识、景点设计、校训三风)

(三)达成标志

七、教育特色(因为各种特色教育要求不一样,工作思路也不一样。所以建议按照各种特色要求,分点来写。例如:科技教育特色,分项目背景、工作目标、规划措施和达成标志;艺术教育特色,分项目背景、工作目标、规划措施和达成标志;)

(一)项目背景

(二)工作目标

(三)规划举措

(四)达成标志

第四部分: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分为规划制定领导小组、规划实施领导小组、规划评估领导小组。不建议校长同时担任3个小组的组长。

二、管理保障

统筹协调、信息沟通、及时调整等。

三、基础保障

基于智慧城市框架下的智慧环保 第3篇

智慧环保是基于环保信息化的基础上,构建城市智慧环保的支撑,是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以智慧环保为支撑的环境信息化建设将成为今后我国环境管理创新发展的杠杆,以智慧环保带动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促进环保治理的整体改革。本文以“智慧北京”建设的外部大环境为背景,探讨智慧环保建设对节能减排、改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智慧城市的界定

近几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诸多阐述,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目前,关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侧重于技术的概念;第二,侧重于目标的概念;第三,侧重于技术与目标兼顾的概念。以下,对所述的这三大概念逐一进行解释。

第一,侧重于技术的概念,其共同点是:新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智慧城市旨在构建完善、先进的智能化体系,以达到高效、精确、便捷的目的。比如,李德仁先生等提出的“智慧城市=物联网+互联网”。这类观点将智慧城市看作是数字城市的延伸,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的高级智能化城市。其优点是把握住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突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原发动力;缺点是仅以智能化代替智慧化,忽略了智慧城市的应用和服务;虽然强调了智慧城市的出发点,但是对其落脚点强调不够。

第二,侧重于目标的概念,其出发点是智慧城市的应用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各类创新,目标是解决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这类观点的优点是体现了智慧城市对人的关怀,更容易被市民和城市管理者所接受;缺点是缺乏实现目标的建设途径。比如,Andrea Caragliu等提出的智慧城市是通过参与式治理,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传统和现代通信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等。

第三,侧重于技术与目标兼顾的概念,主要是从智慧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进行阐述。其基本思路是以智能化为基础,推动城市管理与服务模式创新,最终实现城市和人民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根据IBM在2009年8月发布的《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的定义,“智慧城市就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其管辖的环境、公用事业、城市服务、公民和本地产业发展中,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智慧地感知、分析、集成和应对地方政府在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职能的过程中的相关活动与需求,创造一个更好地生活、工作、休息和娱乐环境。”这类观点的优点是兼顾了“技术”与“目标”的关系,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智慧城市的全貌;缺点是表述内容过于冗长,不具备概念要求高度抽象的特征。

二、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也与日韩、欧美等国家一样,同样遇到了“大城市病”的困扰。即:推进节能减排;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建立食品、药品监管网络;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环境污染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成为现代城市治理理念的新取向。自2009年以来,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之一。2011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的通知》提出,统筹重点领域的物联网先导应用,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应用领域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政策层面,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路径。特别是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再次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信息网络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城市、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城市人民政府要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研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方案;要加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关行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以及有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布局。据工信部《2014年ICT深度报告》统计显示,目前,我国100%副省级以上的城市、89%地级以上的城市(241个)、47%县级及以上的城市(51个),都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截至2015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确定了277个城市(区、县、镇)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三、北京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012年3月,北京市政府制定和发布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了实施“智慧北京”的8大行动,计划到2015年形成信息化与城市经济社会各方面深度融合的发展态势,信息化整体发展水平要达到国际一流,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全面跃升。具体到智慧北京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智慧政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智慧节能、环保评价指标体系等。北京的城市技术智能化,比如通过手机终端开发,推出第一款应用“我爱北京”,即以数字地图为基础,通过移动应用APP,实现市民参与、咨询、建议等功能,体验“我的城市我做主”的新模式;北京的城市环境智能化,比如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工具,以及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工具的应用,提高市民的参与度,推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创新,逐步由“数字城管”向“智慧城管”跨越等。研究表明:北京市全面深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已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以及信息惠民、信息兴业、信息强政等应用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水平分析,北京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亟待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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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环保建设现状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内涵的智慧环保是在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环境管理、保障公众知情权等环境保护工作中,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手段,对区域环境质量、排污收费、污染源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环境执法、排污许可、机动车尾气治理、环境应急、环境预警、污染减排、环境投诉、建设项目审批等复杂的系统中,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认知与管理;将环境管理的各部门、各领域的各种数字信息,以及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建设智能化应用体系,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处理、分析和管理环境。北京市全面开展大气、水、声、辐射、生态等环境质量监测,对重点污染源开展监督性监测,监测信息对社会公开,要求全市187家重点排污企业要分阶段向社会发布企业自行监测信息。

2012年7月,北京市开展了环境监测“一张图”系统研究,在一套标准、一个系统、一个视窗下,利用多源数据进行数据抽取、关联、异构、挖掘和表达,实现了北京及周边多种环境指标数据(质量、污染源)等的时空、因果联动服务与发布,有力支撑了北京市的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

2015年,北京地区空气质量遥感监测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构建了大气遥感监测平台,实现了区域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沙尘等污染物和污染过程的动态监测,拓展了环境监测的数据来源和监测范围,实现了大气环境监测天地一体化,在大气遥感监测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目前,通过该技术的成功实践,已将PM2.5等大气污染物和沙尘、秸秆焚烧等遥感监测与评价列为常规业务,并定期向管理部门通报,为环境执法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持。虽然北京市在在线监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与智慧环保物联网的应用还有一定差距,环保信息化工作仍存在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积极应对,妥善解决。

1.监测不够全面。目前,北京市的环境监测技术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是存在信息采集站点内容不够均衡、布设密度和深度不能完全支撑水务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设备的完好性、可用性和可靠性有待进一步增强和优化。

2.决策不够科学、智能。由于在环境应急管理方面的技术标准(规范)尚未建立健全,环境应急管理在风险评估、损失鉴定等方面尚未实现信息化,影响了提升应急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

3.智慧化研究不够深入。目前,智慧环保建设主要集中在自能监测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利用环境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和智能分析模型,以进一步提高对环境的感知深度和决策管理强度。

(二)智慧环保建设发展趋势

北京智慧环保建设的发展趋势应在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污染源监测体系、环境信息化的基础上,明确智慧环保建设的核心任务。未来,北京智慧环保建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政策方面:智慧环保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方案。智慧环保涉及环境保护的各方面,如何把各方面有机整合在一起,这是智慧环保首先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实践表明,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建立整体推进智慧环保的体制和机制。《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建设智能的土地、环境和生态监管体系,实现对全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重点污染源、地质资源和灾害、垃圾处理等领域的动态监测。如何实现环境监测数据共享,需要政府加强协调,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协作出台相应政策,才能从根本上加快推进智慧环保的建设步伐。

2.标准(规范)方面:近年来,工信部逐步加强了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方面的标准建设,但是智慧环保建设仍缺乏相关标准。为此,尽快制定统一的环境信息标准(规范),才能有助于智慧环保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技术标准、应用标准、数据和管理规范等方面。

3.技术方面:建设智慧环保体系必须依托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引入先进的数据(模型)技术,构建环境模型模拟和预测体系,通过利用环境信息感知平台获取的数据,为环境管理提供模拟、分析与预测支持。比如,在GIS平台上显示风险源周围的敏感点信息、环境风险场状况、交通状况等信息,为应急防范及决策支持提供依据;升级空气质量集成预报系统,形成臭氧和PM2.5业务预报能力;开发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各级环保部门的重要湖(库)、河流水质综合评价与预警系统;建设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平台,实现大气和水污染源数据动态更新等,这些都是建设智慧环保体系所涉及的技术领域。

四、结语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也暴露出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方面的短板。智慧环保是北京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智慧城市发展政策和北京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智慧环保和北京智慧环保建设的发展现状,从政策、标准(规范)以及技术三方面,展望了北京智慧环保建设今后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李德仁,邵振峰,杨小敏.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的理论与实践[J]. 地理空间信息.2011.9(6):1-5.

[2]Andrea Caragliu,Chiara Del Bo,Peter Nijkamp. Smart Cities in Europe. [J] 3rd Central European Conference in Regional Science, 2009, 45-59.

[3]陈柳钦. 智慧城市:全球城市发展新热点[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16.

[4]李春佳. 智慧城市内涵、特征与发展途径研究——以北京智慧城市建设为例[J]. 城市发展战略,2015(5):79-83.

[5]张鑫洋. 北京“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中国外资,2012(10):162-163.

[6]“北京市东城区智慧城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 智慧城市发展指数研究——北京市智慧城市发展指数测算与实证分析[J]. 调研世界,2013(11):8-14.

[7]张新权.智慧环保体系建设及以湘潭市为例的实证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13.

[8]杨学军,徐振强.智慧城市背景下推进智慧环保战略及其顶层设计路径的探讨[J].城市发展研究2014(6):22-25

[9]刘锐,詹志明,谢涛,姚新,孙世友,候立涛. 我国“智慧环保”的体系建设[J].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12(10):9-14

(责任编辑:李静敏)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4篇

该研究成果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各素养之间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在不同情境中整体发挥作用。根据这一总体框架,可针对学生年龄特点进一步提出对各学段学生的具体表现要求。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作为一套经过系统设计的育人目标框架,将从多个途径引导课程设计、教学实践、教育评价等各教育环节的变革。明确核心素养,一方面可通过引领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改变当前存在的“学科本位”和“知识本位”现象;另一方面可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激励学生朝着这一目标不断努力。

城市开放空间框架的建立论文 第5篇

2.2城市开放空间研究技术平台

地理信息系统(GIS)已成为城市研究越来越普及的工具,20后结合时间维度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istoricalGIS)的出现为众多人文、自然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根据最新ISI检索,以historicalGIS为关键词和标题的论文分别在2007和后大量出现。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传统GIS最大的不同在于突出了时间编码,具有时间和空间信息的存储、查询和分析功能。虽然目前没有成熟的HGIS商用软件,但是很多欧美学术机构利用现有GIS进行了历史地图的数据存档、分析、再现等科研工作并提供社会服务。互联网的普及和WebGIS的发展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搭建了从专业应用到服务公众的桥梁,可以用互联网发布历史档案与研究成果的空间数据,甚至还可以通过互动网站收集市民反馈和注记的空间数据,如Philaplace.org和mappingdubois.org网站就是很好的实例,这些网站突出了公众教育和研究的循环,也体现了对普通市民记忆的尊重。

2.3南京开放空间研究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及新中国的省会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有着丰富的史料存档。笔者以多期历史地图为基础数据,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技术支撑,搭建起多维视角下的南京城市开放空间研究框架(图1)。将基础数据经过整理、校准后进行形态制图,重绘了与开放空间有关的公园、广场、水体、道路等元素,在ArcGIS9.3中进行了历时性的空间分析,结果见图2、3、4。从图中可知,利用开放空间研究框架,可以全面地追溯南京开放空间形态演变、动因、结果,为规划决策、建成评价和公众参与提供了生动、准确的数据和开放的信息平台,赋予研究以“存史、资治、教化”的新含义。图2中,深蓝色为水体,红色代表距离水体直线距离超过500m,颜色梯度表示城市用地与水体距离,越趋向红色距离水体越远,受水体影响也就越小。由图2可以看到,南京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中水体的面积、类型日益减少,其中点状水体减少最多,随着水体减少和形态简单化,缓冲带面积呈现更加急剧减少的趋势,这对于城市微气候和栖地必然产生持续的影响。随着沿路建筑密度的增加,视野通透区(可见区域)明显减少和碎片化,城市风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图3)。3个时期视野最开阔处的土地利用有所不同,分别是空地、农田、水体(1930),空地、公园、水体(1962)和公园、广场、水体(2007)。在这个过程中,沿街建筑从零星分布到沿街一层皮再到全面密集化导致整体可见视域的减少;水体可见性日益降低缘于水面本身的减少和建筑的遮挡;城市发展中,公园和街头绿地面积增加,其在视野通透区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图4可知,20世纪初期南京城内大型的自然山体、水体是公园建设的依托,1990年后广场大规模出现,多邻近城市主要道路。公园和广场面积的增加、路网的加密、桥梁的架设,使得其服务范围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其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如新街口和周边地区、城北地区、城东地区至今仍缺乏公园和广场,近年来这些地区日益增加的人口密度又加剧了公共空间缺乏的状况。

3结语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6篇

发展机遇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西安加快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机遇。《关天规划》提出西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西安加快国际化建设提供更多政策利好和便利条件,带来更为广阔的国际交往空间。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之东风,西安将可能成为区域内的强大“磁石”,吸引大量的跨国资本、企业和人流向西安汇聚,从而加快提升西安的经济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西安必将成为经济技术合作的受益者,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畅通,将会为西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引擎。同时,西安作为国内连接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将吸引大量国内外企业进驻,带动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推动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西安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战略契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具有历史创新性的系统工程,必将依赖体制机制改革来优化资源配置。这就要求诸如西安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协调、机制创新、务实合作等方面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与新制度,勇于担负起进一步深化改革、谋求创新发展试验的重担,这也将为西安深化自身体制、机制的创新,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提供历史契机。

西安优势

区位地缘之便——欧亚大陆桥的中国心脏。打开中国的版图,西安处于承东启西的中西部交叉点上和南来北往的南北分界线上,西安位于中国大地的原点,是中国西进战略中承东启西的关键支点。西安还是全国六大通讯枢纽之一和全国十大航空枢纽城市之一,是全国“米”字形高速公路交叉穿过的中心城市之一。

历史人文之厚——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也是被联合国确认的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西安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代表性和识别性,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缩影。西安拥有丝路沿线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

科技教育之强——欧亚合作的智力高地。西安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三,拥有各类科研机构3000多个,其中国家级重点试验室及国家技术研究或行业测试中心122个,拥有全国城市中最强的军工科技力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密度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全市拥有普通高等院校63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创新资源汇聚高地。

产业基础之优——经济合作的互补基地。西安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为支撑,以“五区一港两基地”等一批国家级开发区为引领的良好发展格局,成为我国重要的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石油设备、汽车制造、有色金属等产业基地,是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发展的龙头。

开放口岸之全——开放经济的广阔平台。西安拥有中国最大的陆地港口、2个功能齐备的综合保税区和1个出口加工区,“西安港”纳入国际港口航运体系,取得国家港口代码。实现了与上海、天津、青岛等重要港口和新疆霍尔果斯等口岸的无缝对接,能够为欧亚各国企业提供便捷的口岸物流服务,是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对外交流之广——互动融合的国际窗口。建国以来,有超过300位国家元首访问过西安,其中186位元首将西安作为访华首站。近年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目前,全市已吸引外国投资企业3100多家,累计投资总额达339.3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9家在西安设立了146个企业和办事机构。

发展路径

西安要传承历史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上取得突破。西安要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与丝路沿线城市合作举办艺术节、电影节等活动,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加强旅游合作,打造“汉风古韵”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旅游区。建设以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风情体验旅游走廊,联手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西安要增进互联互通,在综合立体交通建设上取得突破。充分利用西安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建设通江达海、陆空联运、无缝衔接的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形成便捷高效的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西安国际航空港,开通更多西安到中亚、西亚、欧洲旅游航线及货运班机,打造丝绸之路空中走廊;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网络体系,推动中国西部——中亚国家高速公路对接。

西安要增进贸易往来,在商贸物流平台搭建上取得突破。充分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和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动以多式联运为主的西安集疏运体系建设,形成辐射中亚乃至欧洲的商贸物流网络大格局。加快构建公平、统一、高效的监管服务体系,积极探索负面清单利用外资管理模式,在金融、加工、物流、结算等领域与世界接轨,创造国际化、市场化、便捷化的营商环境。

西安要加强产业互动,在关联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要从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发展趋势出发,寻找产业发展的契合点和共振点。鼓励电子信息、通信等高技术企业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兴业,支持汽车制造、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企业到劳动力富集国家扩大生产经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商务领域合作,推动西安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服务机构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共融发展。

西安要释放科研潜能,在创新科技研发上取得突破。西安要发挥科技资源优势,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科技交流与合作。构建西安丝绸之路经济带科技大市场,通过盘活西安市丰富的科技资源,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助推产业结构升级,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资源集聚中心、科技创新交流中心和科技成果国际交易平台。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7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等人运用共享心智模型来说明在人类学习过程中, 制度如何形成:基于某种心智模式进行决策的第一行为主体, 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 面对环境的不确定和信息不充分等问题时, 依据一定偏好采取行动, 其结果导致了制度变迁。在此基础上, 诺思 (1994) 认为, 制度变迁反映了行为主体的不同时期基于不同信念的学习过程。诺思 (2004) 进一步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先从认知层面开始, 经过制度层面, 最后达到经济层面。林毅夫 (1989) 基于推动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 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 即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黄永炎 (2001) 认为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利用政治组织实现经济职能的政治企业家, 中央政府是实施制度供给的代理, 其行为代表了市场微观主体对于制度变迁的诉求。张富, 吴新叶 (2004) 提出“行政现代化”的概念, 认为行政改革应当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外源性的吸力和国内社会自身力量求变求强的内源性的推力这两种动力中实现动态的平衡。

汪玮 (2007) 认为, 在政治领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制度改革过程中, 通过将政府职能重新定位、调整, 以维护政府自身合法性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发展。于宁 (2008) 指出,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政府职能失去效率是政府自利现象发生的基本原因。减少政府自利现象, 关键在于重塑政府职能, 构建政府自利性的约束机制。李晓东 (2008) 认为, 政府的有效性最终要通过执行力来表现, 提高执行力有六个着力点, 即提升执行理念、强化执行力量、优化执政效能、实施绩效管理、推行政府问责、提高公务员素质等。

2 理论来源

2.1 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推动变迁的行为主体发现存在于原有制度之外的潜在利益, 为了追逐这些利益, 这些行为主体以实力为基础,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与其他利益相关人进行谈判, 其结果最终导致了制度的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 制度变迁往往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 会形成通过特权谋取外部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在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往往没有动力推动制度变革, 甚至会成为阻碍力量, 最后将导致变迁陷入一种无效率的路径依赖中。

2.2 基于路径依赖的政府行为路径

矿业城市的政府通过推动城市发展实现政治、经济收益最大化, 其行为过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 并且在政府与社会不同阶层协商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在一定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阿兰·斯密德在《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一书中的状态—结构—绩效的分析框架 (SSP范式) , 将分析框架确定为状态—行为—绩效, 如下图所示。

在SSP范式中, 状态是给定的, 结构是可选择的。在给定的状态下, 所选择的结构决定了最终的绩效。

3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3.1 分析框架的内涵

在状态分析中, 主要讨论的是政府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的变化和前期社会的反馈, 关键是要对既存和潜在的收益做出的定位。

在行为分析中, 主要讨论政府行为, 并分为两类:一是协商行为, 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各个阶层对政策导向的诉求, 及其各种与政府展开协商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活动;二是决策行为, 体现了政府对状态的判断和对协商结果的反馈,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个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当期政策推行的影响。

在绩效分析中, 讨论的是不同时期的政府选择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项政策究竟主要实现了哪个阶层的利益。进一步的, 对该时期的发展路径进行总结, 可以最终得出政府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并提出一些建议。

3.2 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分析的三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对于政府作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需要说明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的问题:

(1) 政府对于潜在收益的定位。在不同时期, 只有当政府认为推动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相应的改革措施才能实施, 因此, 对潜在收益的定位成为改革政策的方向性问题。

(2) 政府在不同时期充当不同阶层的政策代言人。在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非国有性质的微观市场主体和其他阶层相对于国有工业企业十分弱小, 无法自主在政策制定上寻求协商以实现自身利益。至于政府为其代言是否有效率, 要看城市发展状况和市场的反馈。

(3) 政府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制度变迁的信念基础。政府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指导思想形塑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当改革带来了法治观念的普及, 甚至涉及宪法的修订时, 意味着社会各个阶层对制度变迁的方向产生了某种共识。

4 分析框架的应用——以矿业城市淄博为例

4.1 1978—1992年, 激活市场微观主体、推行产业多元化政策

4.1.1 状态分析及潜在收益的定位

(1) 内外部形势。

严酷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经济发展停滞, 内部问题错综复杂,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层面对我国不断施加压力, 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在淄博, 由于长期依赖能源、石化等重工业企业支撑整体经济运行, 在政策制定层面产生了具有严重倾向性的路径依赖, 造成城市资源过度集中, 不但限制了政府改革开放措施的推行, 而且导致城市经济运行整体性低效率。

(2) 潜在收益定位。

在农村, 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让政府了解到, 在原有体制下对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激励方式就是放开对拥有逐利意愿和能力的微观个体的限制, 即实行“包产到户”。这个改革思路在城市推广, 产生了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政策。在淄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 当微观主体成长起来时, 政府逐渐认识到, 内部分工协作和相应管理水平的提高能进一步提高效率。此外, 通过充分挖掘本地特色产业, 如陶瓷、纺织等, 进行企业化市场化运作, 也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

4.1.2 政府行为

(1) 政府的意识形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府提出以“稳定”为保障, 以改革开放求“发展”的指导思想, 开始逐步建立市场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 在中央“扩大开放”的指示下, 淄博政府明确了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把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为工作重心, 并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加大技术引进。

(2) 协商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行, 尤其是在政府扶植以本地特色产业为主体的多元化产业政策推行下, 以陶瓷和纺织为代表的产业逐步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协商力量。另外, 虽然以淄博矿业局和齐鲁石化为代表的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但还是占据着影响政策协商的力量优势地位。

(3) 决策行为。

①中央指示。根据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改革理念从前期的“发展计划经济”到后期转向了“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工作重点, 说明中央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调配资源的方式;这一时期的中央报告中, “监督”、“审查”、“整顿”是关键词, 说明中央开始发挥制度变迁的第三方作用。1978年5月, 国务院批准淄博市正式对外开放。1988年, 国务院批准淄博市设立海关。②淄博政府的主要决策。具体措施主要有:1979年淄博市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982年淄博市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市政府对国营企业实行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1984年《淄博市城镇劳动合同制试行办法》;1986年《关于进一步搞活商业企业若干政策的试行规定》;1988年《关于实行“科教兴市”,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上说明, 这一时期的政府改革的重心落在了企业上。同时, 微观市场主体逐渐成长, 淄博政府开始有意构建以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产业模式, 并完善以产权和科教为主的配套经济支持体系。

(4) 政府的代言人作用表现。

淄博政府在优先支持并逐步推进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前提下, 开始在政策上为当时还不具备协商力量的本地特色产业代言, 如陶瓷、纺织、文化, 并支持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辅助性作用的公益性事业, 如交通、通信、科技和教育, 对国有工业管制职能逐步淡化, 监督职能逐步强化。此外, 市民阶层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 表现在政府开始在政策上为其基本利益代言。

4.1.3 绩效分析及市场反馈

(1) 激活微观主体的政策路径转换。

改革开放前, 淄博政府已经形成了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政策支持国有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发展, 产业结构单一—重工业在经济体系中独大且无效率—政府被迫继续支持。改革开放后, 淄博政府通过实行多元化产业政策和支持辅助性事业从上述路径依赖中成功脱离出来, 形成了新的路径依赖:多元化产业政策—市场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市场实现初期繁荣与扩张—政策目标进一步多元化。

(2) 社会影响。

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 体现了执政理念的转型, 将“发展”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社会各阶层在城市发展中实现思想解放, 并形成对“发展”的共识, 进一步推动了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3) 市场反馈。

新兴企业在改革的体制下逐渐成长, 市场资源流动性逐渐加强,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市场规模, 为后期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多元化产业政策支持下, 非国有工业开始成长起来, 与国有工业的力量对比开始趋于均衡。

4.2 1993—2002年, 以城市整体改革为重心,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2.1 状态分析及潜在收益的定位

(1) 内外部形势。

上一时期的后期, 工业生产总值出现了下滑, 接着又逐步回升, 说明淄博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工业增长中的贡献因素逐渐在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之间均衡。这一时期, 以“三资”企业为主的引进外资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兴起。

(2) 潜在收益定位。

政府发现只有整个城市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 包括价格机制、商品流通体系、多种配套的中间产品市场等, 才能将城市化进程中的潜在收益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长远收益开始显现出来。

4.2.2 政府行为

(1) 政府的意识形态。

以扩大开放、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为目的, “市场换技术”理念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在经济增长和企业成长的情况下, 政府工作重心更加注重长远规划, 并逐渐体现出公益性和服务性职能, 反映了其执政理念开始向注重民生转变。

(2) 协商行为。

当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力量逐步均衡时, 政策影响性逐步减弱, 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也逐步由市场力量的自发性均衡与非均衡显现。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多元化产业政策下进一步分化, 在内部形成多种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 并逐渐开始显现其政策协商力量。

(3) 决策行为。

①中央指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开始明确并得到广泛推广, 为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奠定了理论和信念基础。②淄博政府的主要政策:1993年《关于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几个突出问题的决定》;1994年《淄博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1996年省政府正式批准创建淄博大学;1997年淄博市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8年《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这一时期的政策》;1999年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成立;2002年《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试行) 》。以上政策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农村经济的发展迟滞已经成为城市化改革的成本;另外, 个体私营、民营经济以及现代科技对于整体经济的重要性在政府行为中逐渐得到强调。

(4) 政府代言人作用的表现。

政府作为市民阶层的政策代言人角色通过公益性政策得到强化, 并与由企业家代言的市场主体形成一种博弈。农业发展的长期迟滞, 使政府不得不在政策上对其进行倾斜, “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的国家概念被提出和推广。

4.2.3 绩效分析及市场反馈

(1) 城市整体改革推进的政策路径依赖。

在多元化产业政策的支持下, 微观主体实现了效益, 市场体系初步确立, 又产生了新的路径依赖:城市整体改革推进政策—农村城镇化改革、市场主体进一步多元化, 民营、私营、外资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概念提出, 社会、民生问题得到广泛关注—政府进一步推进城市整体改革。这是一种鼓励市场主体在自发竞争和约束中成长并兼顾整体城市化进程的有效率的路径依赖模式。

(2) 社会影响。

淄博的城市化改革进程获得了中央与其他地方政府的肯定, 进一步提高了淄博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对于民生事业的关注表现在市民阶层对于生活和文化需要的政策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 这再次激发了整个城市的活力。

(3) 市场反馈。

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的成长, 尤其是私营、民营经济的成长, 给市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府对教育和科技事业政策上的持续支持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带来了后续动力, 但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的不协调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4.3 2003—2007年, 以区域经济协同为重心, 加快国际化进程

4.3.1 状态分析及潜在收益的定位

(1) 内外部形势。

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也逐步成长起来, 市场愈加充满活力, 但农村经济却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造成制约;随着我国加入WTO, 国际化进程加快, 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2) 潜在收益定位。

在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双重作用下, 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联动效应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收益, 以企业为主体的国际化活动得到关注与支持。同时, 在城市发展逐渐受制于资源和环境的情况下, 区域性协同发展对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服务需求, 给第三产业带来了飞跃性增长的预期。

4.3.2 政府行为

(1) 政府的意识形态。

以加入WTO为契机, 淄博政府在政策上进一步对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进行鼓励和支持, 城市整体性与区域均衡性的改革意图尤为突出。此外, 在中央精神的指示下, “自主创新”的理念替代了上一时期的“市场换技术”的理念。当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时, “和谐社会”的理念开始提出并引导改革方向。

(2) 协商行为。

国有工业在政策协商中的影响力显著下降, 非国有工业渐渐占据了协商的力量优势地位, 但非国有工业多元化分散化的特点在其内部形成动态均衡。市民阶层对公益性政策和社会服务的诉求更为强烈, 也带来潜在的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变化。

(3) 决策行为。

①中央的指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以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为特点的制度变迁奠定了信念基础。在经济上, 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 工业目标从“以技术进步为支撑”转变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②淄博政府的主要决策。2003年《2003—2010年淄博市建设文化大市规划纲要》;2003年《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2006年《淄博市依法治市第四个五年规划》。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 淄博政府贯彻中央指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并突出文化内涵和法治, 体现了城市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加强。

(4) 政府代言人作用的表现。

支持本土工业企业走向国际化成为这一时期政府代言人作用的主要表现。市民阶层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启动又迎来了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 对政府公益性和长远规划性的工作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职能进一步向服务型转变。

4.3.3 绩效分析及社会、市场反馈

(1) 以区域协同和国际化为重心的政策路径依赖。

城市整体改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路径依赖:政府制定区域协同规划、全面启动国际化进程—微观市场主体开拓国际市场、社会发展实现结构性优化—公民思想进一步解放, 对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加强—政府转变职能, 突出服务内涵—区域协同、城市国际化进程加快。

(2) 社会影响。

2003年淄博市22家企业进入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排行榜, 由此带来的品牌效应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形象与市民的信心, 对外扩大宣传了自身良好的投资环境。2004年淄博市政府决定对山东东大化工集团等5家废水排放超标企业的部分生产项目实施限产、停产, 进行深化治理, 说明 “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

(3) 市场反馈。

多元化的产业政策逐渐显现出巨大的成效, 多种工业类型的发展为市场增添了活力, 这进一步带动城市整体的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过大, 第一产业的发展速度依然没有显著的提高, 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将成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下一步举措。

5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1) 在改革初期, 当微观主体的力量不足以推动制度变迁时, 政府应该首先在意识形态上确立改革的理念, 以“稳定”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最大前提, 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在改革初期还在迷茫的各个阶层对改革前景存有潜在收益预期。

(2) 在市场微观主体逐渐成长起来之后, 政府要关注其对于制度变迁收益的诉求, 新一轮的制度改革要突出“引导”的理念, 转向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 让市场微观主体在竞争和外部监管中实现自我激励与约束。

(3) 当微观主体力量逐步成熟时, 政府应逐步通过职能转换退出市场, 通过自我约束避免直接干预。伴随着政治、经济协商力量的显现, 政府的执政理念中突出了“服务”的内涵, 社会各阶层也逐渐对社会发展形成共识, 开始通过与政府协商谋求更多收益。

5.2 政策建议

(1) 在改革前期就开始推行的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政策, 其后期带来的市场活力和城市效益都说明了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因此, 多元化产业政策应该继续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扩展, 如第一、第三产业, 摆脱对工业经济的依赖并突破农业经济发展迟滞的制约。

(2) 淄博政府一直以来对教育与民生事业的支持, 使城市保证了后续的发展动力。在全球进入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背景下, 对于教育的支持就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尤其在自主创新的理念推动下, 教育与科技的内在关联与协同效应对于城市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是今后政策上主要关注的目标。

(3) 通过依托悠久的齐文化, 陶瓷工业、纺织工业等本地特色产业在多元化产业政策下实现了振兴, 当政策逐步向第一、第三产业倾斜时, 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通过对文化和社会需求的深度挖掘发展起来的新兴科技农业和服务行业将带来巨大的商机, 也为城市整体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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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玮.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和路径——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 (5) :110-112.

[7]李晓东.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原则及着力点的探讨[J].理论前沿, 2008 (1) :29-30.

[8]李正图.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J].江淮论坛, 2007 (6) :56-62.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8篇

2|意大利威尼斯

3|青岛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城市建设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推进,全国各地城市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令我们深感不安——城市特色逐渐消退,城市间的可识别性在逐渐缩小,城市日趋雷同。

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城市承载、凝固着一个城市的区域特征和人文精神,而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它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城市魅力所在。有了特色,城市才有吸引力、号召力和凝聚力。近年来,城市特色逐渐影响着城市形象的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城市特色的塑造及提高城市识别性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

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它的内容和形式明显区别于其它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特色的营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城市的人工环境最直观的体现着城市的特色,而人工环境的主角——建筑也责无旁贷的成为城市特色的重要载体。建筑是城市空间的主体,建筑特色风貌是构成城市总体印象的关键部分,是影响和决定城市特色的最基本的要素。

城市建筑特色是指城市建筑在总体特征方面有较明显的共约性、统一性和有序性,是城市建筑形态的综合反映。城市的建筑特色表达着时代、地域、民族和人的特性与追求。城市建筑特色的塑造对于突出城市特色、提高城市识别性意义重大。

国内有关建筑特色方面的研究很多,大都集中在对一个地区或一组建筑群的建筑特色的挖掘,而城市建筑特色的塑造和控制方面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两个:一个是哈工大城市设计研究所所长徐苏宁负责编制的《哈尔滨城市建筑风格控制性规划》;另一个是西安市规划局局长和红星主持的西安城市色彩与建筑风格的研究及其负责编制的《西安建筑色彩与风格建议细则》。这两个研究都是在坚持风格的保护与建筑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的前提下划分城市建筑风格分区,针对不同的分区制定相应的规划导则或对建筑设计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两个研究给项目组很多启示与指引,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寻找打开“锁”的“钥匙”。

2 建筑特色鲜明的中外城市成功经验借鉴

在进行城市建筑特色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看看我国传统城市如平遥、近代城市如青岛以及国外佛罗伦萨、威尼斯、巴黎等人所共知的特色鲜明的城市,看看这些城市的建筑何以特色鲜明,它们的城市建筑特色是怎样塑造的呢?

2.1 国外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图1)是个充满和谐与优美、庄严与秩序的城市,整座城市保留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貌。城内大部分建筑采用古希腊、罗马风格的简单、对称的建筑样式。红屋顶、长排的凉廊、拱窗、巨大的正门、明显的水平线条成为城内统一的建筑元素,普遍运用于各大教堂、美术馆、贵族宅邸与平民的住宅。

威尼斯(图2),S型大运河贯穿整个城市,这条号称“威尼斯最长的街道”两岸云集了兴建于14-16世纪的建筑风格各异的近200栋的宫殿豪宅和7座教堂。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这些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建筑元素,正因为此这些风格迥异的建筑才能如此融洽的、和谐的共处。它们的落户并没有破坏威尼斯的整体建筑秩序,反而使城市更具魅力。1

4|城市建筑特色研究框架

5|城市建筑特色控制模式图

6|城市建筑特色分区及特色轴线示意图

巴黎以城市轴线与放射状街道系统联系起的众多的广场与街区中,不乏性格鲜明的古今“明星”建筑作品,这些引起争议的明星建筑不但没有破坏城市的整体感,反而成为了城市的亮点。这有赖于巴黎对建筑规划法规的有力执行,长期以来巴黎要求市内的绝大部分建筑采用相对统一的建筑材料、建筑色彩等,这使得城市有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背景”建筑群,将明星建筑融入城市统一的大环境中。2

2.2 国内

源于儒家的礼制是封建制度的根本,体现于一切社会生活中,包括城市的营造与建筑的营造。中国古代各类建筑的内容、形制和标准,都是由统治阶级掌控,具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如《营造法式》、《工程作法则例》中对各个社会阶级的建筑的等级都有明确规定,具体体现在对建筑的开间进深尺度的规定、建筑的屋顶形式、建筑的材料、建筑的色彩以及建筑装饰上。打着社会等级结构“烙印”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建筑尽然有序、主次分明,体现了高度的秩序感和美感。

中国近代城市青岛(图3),城内建筑配合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大量巧妙利用地形的建筑群。此外,青岛还是我国典型的近代殖民城市,殖民统治时期形成了青岛多元的建筑风格,但青岛建筑整体秩序并未因此而混乱,这主要归功于合理的尺度控制及建筑元素红坡顶、塔楼、山墙、老虎窗的普遍使用。

2.3 小结

通过对古今中外特色鲜明的城市建筑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城市在建筑特色的塑造上有共同之处:

1)空间秩序的建立

古今中外城市建筑特色营造的成功经验表明,城市建筑的整体美感不仅仅靠建筑个体获得,更在于建筑群体和空间的组合。城市鲜明的建筑特色的形成不是建筑个体的作用,而在于城市绝大部分建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和极少量重要建筑的个性释放,即在大统一的基础上形成少量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的建筑特色得以完美的展现。

2)对城内大量一般性建筑的苛刻要求

使用相同的建筑元素。如要求使用相对统一的建筑材料、建筑色彩、第五立面及同风格的窗、门、线脚等。

对建筑体量、形制等的限制。如把一般性建筑的体量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力求城市空间界面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均质性。

3)建筑与城市环境相协调

因地制宜,根据具体的地形、地质、气象、当地生活形态等,在选址、布局上富于巧妙变化。

3 城市建筑特色存在的问题

不难发现,以上特色鲜明的城市其建筑特色形成于近代或更早些时候,而今天的城市较其特色形成之时有了较大的变化,故不能完全照搬其经验进行城市建设。我们要研究针对今天的城市该如何塑造城市建筑特色,首先应找出如今的城市建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7|老城区建筑特色建议

第一,建筑设计以“构思新颖、形象独特、与众不同”为指导思想,单体建筑标新立异,在建筑单体获得鲜明个性的时候,忽视了与建筑群体形象的协调;第二,新老建筑间缺乏过渡,新建筑体量大,对老建筑造成压迫,且邻近的历史文化建筑间的视线走廊被切断;第三,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建筑趋同现象严重,地域性建筑风貌失落,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建筑生涩、浅显,没有传统根基。

综上所述,城市建筑特色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建筑秩序的缺失;其二,建筑对地域文化的漠视。

4 城市建筑特色研究——以临汾为例

2008年4月,我们接到山西省政府的委托,对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临汾进行建筑特色研究。项目组在深入学习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临汾市建筑特色研究项目,尝试建立一套相对系统的城市建筑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4.1 项目概况

临汾市位于山西省南部,东枕太岳余支,西依吕梁山脉,中部是广阔的河谷平原,汾河干流纵横南北,两岸土地肥沃,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下,由于缺乏对建设的控制,临汾建筑形象混乱、空间秩序缺乏、识别性差。临汾市政府要求项目组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对城市建筑特色的有效地控制和引导使临汾城市建筑向着整体、协调、统一、有序而又具有特色的方向发展。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统一和谐的、丰富有序的城市建筑形象,打造历史与现代相融合的临汾城市空间,创造良好的城市整体环境和形象。

4.2 城市建筑特色研究方法与框架

4.2.1 城市建筑特色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临汾城市建筑特色的原型,即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是我们追求的?

在深入了解临汾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和城市的运行机制后,项目组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的临汾最应挖掘的是城市建筑形象的记忆原型——城市传统建筑形象。城市传统建筑形象是城市形象的记忆原型,而地域建筑的特色又是传统建筑形象的形成依据,最能体现地域性建筑特色的莫过于传统民居聚落。于是我们选取了晋南地区最典型的传统民居聚落——丁村作为临汾的建筑特色研究的原型,从布局形态、空间形态、造型特色、装饰艺术、技术要素几个方面去挖掘晋南建筑的地域性特征。

有人不禁要发问了:地域建筑特色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吗?我们的答案是: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要挖掘地域建筑特色,但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的、被称之为“尧帝之都”的临汾,传统建筑形象是有必要被记忆和传承的。当然现代城市建筑特色的塑造不能简单的复制传统建筑形象,还要与临汾今天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决定着的“尧帝之都,滨水之城,宜居之地”的城市经营理念相契合。

第二,采用“片区+骨架+节点”的模式采集临汾的现状城市建筑特色和特色资源载体,分析现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临汾的城市特色定位提出临汾建筑特色的定位。

在对自然、历史人文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临汾地域建筑特色建立初步认识后,项目组对临汾人工建设环境的调研大面积展开,选样采集了临汾的7个城市片区、16条骨架道路和城市35个节点的现状建筑特色和特色资源。通过综合分析分别指出临汾各片区、骨架道路、节点现状建筑特色存在的问题,基于以上几点及城市特色定位确定了临汾建筑特色的定位。

第三,划分出临汾的城市建筑特色片区、轴线、节点,并提出建筑特色建议。

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骨架的基础上对临汾建筑特色资源进行整合,划分出临汾的7个城市建筑特色片区(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特色片区进行细分)、3条城市建筑特色轴线和3个城市重要历史地段建筑特色节点。针对不同城市建筑特色片区、城市建筑特色轴线和城市建筑特色节点提出建筑特色设计指引,为了便于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操作,对各城市建筑特色片区和城市建筑特色节点处的各功能类型建筑提出建筑特色建议。

4.2.2 城市建筑特色研究框架

城市建筑特色研究框架(图4)。

4.3 城市建筑特色控制策略(控制什么)

4.3.1 空间秩序的建立

经过对一系列有特色的城市的研究,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规律:城市建筑的美贵在整体的美,是秩序之美,是大统一基础上少量的变化之美。在塑造临汾城市建筑特色时,我们如何把握“度”呢?哪些建筑该出彩,哪些建筑该充当背景建筑呢?再让我们看看传统社会,对各类建筑的规模、形制、装饰的规定基于社会等级结构,位于这个社会等级结构的“金字塔”塔尖的皇帝,其使用的建筑的等级、规模、形制、色彩都是最高的,官僚次之,而位于塔底的百姓平民只能使用等级最低的建筑。

今天,曾经主宰建筑等级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等级结构已经消失,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民主的社会里,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标准去划分“建筑等级”呢?我们不妨再借用下“金字塔”结构,在这里代表公众利益的、供大众使用的公益性建筑应位于塔尖,代表权力、经济的建筑位于塔的中部,而大量的一般性的居住建筑、办公建筑、工业建筑等则位于塔的底部,位于塔尖的建筑应尽情的彰显其个性以增强识别性,而塔底的建筑更多是充当城市的背景建筑。

4.3.2 建筑特色控制对象

基于上文提到的新“金字塔”结构将城市中的建筑大致分为两类:将位于“金字塔”底部的建筑称为一般风貌性建筑,将位于“金字塔”尖、中部的建筑称为标志性建筑。在此次临汾建筑特色的研究中,对这两类建筑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控制力度,选择一般风貌性建筑作为研究、控制对象的重点,从严控制。而对标志性建筑在此次研究中不做过多具体的规定,允许其向多元化发展,但在具体的设计、建设审批时应邀请专家进行方案评审并在审批程序中严格把关,同时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使市民充分参与到城市建设中。

4.3.3 建筑特色控制要素

借鉴城市建筑特色鲜明的城市的建筑特色塑造经验,项目组在对临汾建筑特色研究时,选取了在城市整体建筑特色塑造中起关键作用且较易于把握的因子——建筑风格、建筑形态、建筑高度、建筑材料、建筑色彩进行建筑特色建议及控制。

4.4 城市建筑特色控制模式(如何控制)

城市建筑特色研究分别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三方面展开(图5),以达到塑造和谐有机的城市建筑整体风貌和体现临汾地方文化的城市特色的研究目标。

4.4.1 宏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确定城市整体空间形象特色定位,划分出城市的7个特色片区和3条城市特色轴线。它们分别是:

(1)城市建筑特色片区:传统建筑风貌区(老城区)、现代建筑风貌区(开发区)、工业建筑风貌区(铁东区)、历史建筑风貌区(尧庙区)、生态园林建筑风貌区(汾河、涝洰河生态区)、生态工业建筑风貌区(河西区);

(2)城市建筑特色轴线:沿鼓楼南北大街城市建筑特色轴线、沿鼓楼东西大街城市建筑特色轴线、沿汾河城市生态建筑特色轴线。

4.4.2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对各个特色分区进行细化(如图六:城市建筑特色分区及特色轴线示意图),并明确每个城市特色片区和城市建筑特色轴线的建筑特色,针对不同的建筑特色分区内的建筑提出建筑风格、建筑形态、建筑高度、建筑材料、建筑色彩的建议;并指出城市特色轴线上建筑的建筑特色的过渡、演变趋势。

4.4.3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研究中我们针对相同城市特色片区内不同功能类型(居住类、商业类、行政办公类、文体娱乐类、教育科研类和工业类)的一般风貌性建筑进行特色风貌建议,对位于城市节点位置的标志性建筑提出了建筑特色的控制原则并就城市三个重要历史地段的提出建筑特色建议。图七即是对A-1老城传统建筑核心商贸区内各功能类型的建筑的建筑特色建议。(图5)

5 结语

本文从对古今中外建筑特色鲜明的城市的研究中汲取营养,结合对于现代城市经营理念决定着的城市特色的思考初步建立起适用于今的城市建筑特色构建的方法与框架,对城市建筑特色控制的重点、控制的对象以及如何控制等问题予以解答。但对城市建筑特色的可操作性仍欠考虑,对城市建筑特色构建的思考还在继续,本文只是基于该思考的阶段性的成果,不免有错误和疏漏,在此抛砖引玉,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刘敏,王江云.青岛旧城城市特色美浅析[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07,3:36-42.

[2]汤朝晖,王钰,杨晓川.城市的性格与建筑的"相容性"——欧洲城市建筑解读与启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0-63.

[3]王涓,王学斌,陈洁.对一般性风貌建筑在历史街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识[J].城市.2006,4:49-51.

[4]余柏椿.论城市特色结构理论[J].2004,3:47-49.

[5]张继刚.对城市特色哲学分析的初步认识[J].规划师.2000,3(16):113-116.

[6]庄雪芳,刘虹.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初探[J].大众科技.2005,7:4-5.

[7]和红星主编.西安城市设计研究[M].西安市规划局.2004,9.35-78.

[8]邓盛杰.都江堰市城市建筑风貌特色研究与实践[D].西南交通大学.2005,9.

[9]龚一红.衢州市区建筑风格对城市特色作用的研究[D].浙江大学.2003,6.

教育理论的分类框架与发展反思 第9篇

教育在奴隶社会就开始出现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教育在当今社会上越来越凸显出其地位的重要性, 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 只有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管理力度, 才能培养出更多的技术人才, 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有所贡献。因此, 教育学的研究在当前显得蓬勃发展。

一、教育理论的概念

首先, 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教育理论。所谓教育理论, 就是由一系列的教育概念、命题等形式, 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组合而成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一般具有三个特性, 分别是:第一, 是对教育现象的本质概括。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事实的概述, 它去除了非本质的物质, 将教育现象和教育事实高度地浓缩概括, 是间接的抽象的反映。第二, 是由逻辑推理方式构成的。教育理论必须包含着一定的概念、命题或判断。它虽然是对教育现象的高度概括, 是一种陈述体系, 但是它一定要借助概念等逻辑形式来系统表现。第三, 具有系统性。教育理论既包括教育现象, 也包括命题概念等推理形式, 它需要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将这些概括统一, 从而构成教育理论。[1]

二、教育理论的分类

结合当前国内国外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一般可以将其分类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借用科学理论分类法来对教育理论进行分类, 从而衍生出基础教育理论、应用教育理论等;第二种是直接忽视分类依据, 根据有多少分多少的原则将教育理论类型并列;第三种是按照研究者的研究经验进行列举, 而这三种类型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除了以上这三种类型, 我国东北师范大学的秦玉友教授则另辟新径, 根据科学标准和社会标准, 提出了教育理论分类的二维标准, 将教育理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实然的教育理论、价值的教育理论、逻辑的价值理论和科学的教育理论, 四者在划分上和内涵上各有不同的规定。[2]

实然的教育理论强调的是对验证教育实践可以达到如何标准的规定, 它在实际的教育实践可以得到应用, 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价值的教育理论更多是对理想教育的表述, 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得以实践, 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或理想性。

三、教育理论的发展反思

面对各种各样形式繁多的教育理论, 如何利用这些理论来解决理论和实践畸形发展的困境, 如何有利于当前我国的教育发展, 尤其是当前的素质教育发展, 避免教育理论的发展陷入盲目状态, 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因此, 教育工作者需要做好对教育理论的反思工作。

(一) 在教育理论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反思

当前的教育理论种类繁多, 对教育理论的反思也不少, 但是很多反思都是在没有进行细致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 这些反思并不具有有效的针对性, 模糊了分类上的缺陷, 导致教育理论只能处于平铺方向的发展, 无法升华为螺旋式或积累式的提升。

(二) 重视教育对象的内涵

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教育基础的学习者在内涵的拥有上也是各不相同的, 基于这一点, 在教育理论上就出现了一些意见相对的观点或者是教育理论解构。其实, 对于这些关于人性或者是内涵的教育理论, 我们无需针锋相对, 因为它们本身存在基于的基础是各不相同的, 不同人的人性和内涵有着各自的风格, 正如研究显示的:“21世纪最令人幸福的突破不是因为技术, 而是因为人的含义是什么这一正在扩张的概念。”因此, 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 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进行研究, 在研究中加入加大对人的内涵的关注, 从而便能引申出更多新的教育理论, 以科学标准和社会价值标准为参照, 以对人的定义为基点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新的教育理论。[3]

(三) 理性与感性的合理配合

科学理性一旦遇上人们的直觉感知时便会遭遇滑铁卢, 因此, 在进行教育理论研究时, 感性与理性的合理配合, 能够为理论的发展和适应带来很大的好处。教育研究者用科学标准或社会标准理论对教育现象进行描述解释时, 其实并非是对教育实践的理性观察, 教育理论只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平移而非重建。因此, 教育研究者企图用教育理性对教育理论进行重构时, 在模糊的教育实践文化边界可以适当地引用教育感性, 使得理性与感性合理配合, 从而有利于科学在人们只需要直接感知时不至于遭遇失败。

对于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 教育研究者需要面对的便是将其合理科学地进行分类划分, 保证其按照各自的划分依据正确地排列, 从而方便按照分类进行理论的反思发展, 保证在教育理论繁荣的现实下, 能够引导好教育实践的发展, 避免两者的畸形发展, 为当前我国的教育发展指明明确的理论方向。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与民众对教育关注的日益加强, 教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兴盛。在教育学的分支当中, 教育理论的发展相对于教育实践来说更加繁荣, 相比之下, 教育实践的发展就相对滞后了。而面对这一现象, 如何协调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者的畸形发展, 力求理论能够带动实践的进步, 就是目前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必须做出的反思。

关键词:教育理论,分类框架,反思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元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逻辑观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9 (01) .

[2]秦玉友.教育理论的分类框架与发展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 2012 (05) .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10篇

一、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 国家层面旅游发展的政策机遇

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2009年41号) , 首次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旅游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的战略目标。并且在深化旅游业改革开放、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倡导文明健康的旅游方式、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进节能环保、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 为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性机遇。

(二) 省域层面旅游发展的政策机遇

2010年《安徽旅游“十二五”规划方案》 (讨论稿) 规定, 未来5年, 安徽旅游中心城市将由“双城”变成“三城”, 在原合肥与黄山为安徽旅游中心城市的基础上, 又新增芜湖为安徽旅游中心城市。其中, 黄山依然定位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合肥则定位为现代化区域性旅游中心城市和旅游集散中心;新增的芜湖市则将朝着“东方奥兰多”的方向, 打造主题公园集中区和动漫、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成为长江沿线旅游中心城市、全国有代表性的主题公园集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区。

(三) 发展旅游业是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的时代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深度调整, 给我国带来历史性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为适应世界经济和国内发展的新要求, 应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旅游业, 降低资源消耗, 扩大就业, 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 旅游需求持续增长的市场机遇

“十二五”时期, 随着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 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持续提高, 旅游将成为消费升级的主要受益领域, 巨大的旅游需求将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国外旅游业发展的规律表明,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 进入国内旅游的需求增长期, 此时的旅游形态主要是观光旅游;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 旅游形态多元化并开始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化, 进入出国旅游的增长期;达到5000美元则开始进入成熟的度假旅游和体验旅游阶段。

二、芜湖县域旅游资源现状

芜湖县位于芜湖市东南部, 土地总面积为660.4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34.2万人, 辖花桥、湾址、红杨、六郎、陶辛5个镇 (见图1) 。芜湖县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核心城市之一。近几年, 依靠招商引资, 发展机械零部件工业, 经济实力连续八年居安徽省十强县前列。全县旅游资源丰富, 现有旅游资源共67处 (见图2—6) 。有“江南周庄”之称的“陶辛水韵风景区”, 有诗仙李白游历时醒酒的“清凉渡”, 有李自成藏兵的“闯王沟”, 有“唐王渡”、“和尚桥”、“牌坊庙”、“果老坝”、“珍珠泉”、“强盗墩”、“胡氏祠堂”等一些景点, 有“和平生态公园”、珩琅自然风景区, 有保存较好西河老街;有集官窑文化、道教文化、古楚越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地方戏文化于一身的花桥东门渡宣州官窑遗址、楚王城、九十殿道教寺庙、九女墩历史遗迹。芜湖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早在四、五千年前, 这里就居住着皋夷人、山越人。唐代的杜牧、宋代的苏辙、沈括, 元代的欧阳玄, 清代的汤显祖、吴敬梓等涉足芜湖县, 并留下许多珍贵的诗词、题咏和书画。

三、县域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旅游资源丰富, 保护开发力度不够

芜湖县地处长江南岸, 北靠长江, 南接皖南山区黄山余脉, 有“半城山半城水”之称, 历来交通发达, 商贾云集, 为中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县自然景观优美, 历史人文景观丰富。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注重发展农业和工业, 加上经济实力不足, 可用财政有限, 旅游业发展滞后, 一些旅游资源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如芜湖十景之一“陶辛水韵”十纵十横人工水运工程, 除镇区部分保存较好外, 其他部分堵塞填埋较多;花桥东门渡宣州官窑遗址、楚王城保护投入不足, 杂草丛生;南部和平生态公园开发利用失效, 西和古镇年久失修等等 (见图7、图8) 。

(二) 旅游品牌效应有所提升, 旅游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芜湖县近几年通过招商引资, 经济快速发展。利用芜湖市“方特欢乐世界”的轰动效应, 打造一批旅游产品, 如陶辛水韵荷花岛, 阳光半岛休闲中心, 怡龙生态观光园等景点建设, 旅游品牌效应逐步显现。但旅游景点之间的交通建设滞后, 道路等次低, 联系不畅, 甚至部分景点未通道路, 还依靠渡船通行, 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旅游发展需求。同时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也相对滞后, 接待能力不足。

(三) 城乡旅游发展迅速, 旅游产业要素有待进一步整合

芜湖县充分利用市郊县的交通和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都市休闲旅游、乡村农业观光旅游、自然生态和历史古迹及古镇旅游, 旅游业全方位的融入整个城乡结构之中。但目前城乡的旅游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 旅游形象模糊, 凝聚人气不足, 旅游产业要素整合力度不够, 亲旅友善的旅游氛围尚未形成。旅游与交通、规划、城建、文化、园林、宗教、宣传、教育、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水利、地质、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旅游横向联系不足, 与安徽“两山一湖”旅游景区协调机制尚未形成, 与长三角其他旅游城市互动联合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 旅游景点品比较丰富, 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不突出

依托芜湖市域的方特欢乐世界、镜湖风景区、马仁奇峰、天门山、王稼祥纪念园等代表性景区景点的带动, 芜湖县除陶辛水韵, 阳光半岛小有知名度和吸引力外, 其他大多数景区景点只有景名, 未有景点, 且档次偏低, 影响较小, 尚待开发。高端旅游产品更少, 缺乏全国一流的精品景区和服务设施, 竞争能力相对偏弱, 需大力引进知名的旅游项目,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形成从都市休闲到乡村观光, 从现代主题公园到历史人文景区, 从水乡游乐到山区体验多层次、立体旅游结构体系, 提升整体景区层次和品位。

四、县域旅游发展总体框架

(一) 旅游发展目标

以山水为构架、以文化为底蕴, 以青弋江为发展主轴、以乡村腹地为依托, 积极引进国内外极具潜力的旅游项目, 将芜湖县建设成为高标准、多层次的新兴旅游基地。

(二) 旅游发展定位

全国的水乡示范区;长三角的休闲度假地和后花园;安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芜湖市东翼旅游新名片。

(三) 旅游发展总体布局框架

以县城湾沚为中心依托地, 陶辛镇、花桥镇为东西两翼, 六郎镇、红杨镇为南北两极的“四星拱月”形布局。以芜湖十景之一的陶辛水韵为突破口, 东西呼应、南北拓展, 形成以青弋江为彩带, 几个中心镇为珍珠的“彩带串珠”式旅游发展总体框架。

(四) 县域旅游空间布局结构

根据芜湖县旅游空间总体布局的安排, 空间布局结构为“一心、一带、三区、18个主要旅游节点”。一心:县城旅游集散中心——旅游综合功能区, 打造“一线串四湖”的景观特色;一带:青弋江风景旅游带——旅游发展轴;三区:东部文化民俗旅游功能区, 西部水乡休闲旅游功能区, 南部生态度假旅游功能区;18节点:东湖公园、南湖湿地公园、芜湖县机械工业园区、市民广场、五凤滩、八仙岛、猫耳滩、相思岛、大港、陶辛水韵、和平生态园、西河古镇、弋江漂流、老梁山庄、天地人生态园、楚王城、东门渡、新丰林场 (见图9) 。

五、芜湖县域旅游发展的实践对策

(一) 加强区域协作, 整体联动发展

抓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区建设的良好机遇, 高起点承接现代服务业, 进一步引进与“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类似的国内国际大型化主题公园和文化产业项目, 呈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并联合周边地区旅游资源, 如加强与黄山、九华山、太平湖旅游线路一体化的对接, 信息共享, 构筑不同层次和特点的旅游协作区。同时结合本市旅游资源优势, 巩固安徽省旅游目的地城市地位, 充分利用县域旅游资源, 推动旅游项目空间上向县城延伸, 增加旅游线路节点, 市县整体打捆, 抱团取暖, 实现联动发展, 提高综合竞争力。

(二) 发挥品牌带动效应, 打造县域旅游新名片

充分利用“两山一湖”国际旅游品牌和芜湖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的轰动效应, 积极培育其他主题公园类和文化休闲类旅游产品, 根据现代理念与国际标准, 重点围绕都市观光、休闲度假和乡村主题旅游等旅游产品, 推进旅游重点项目和示范项目的建设。目前我县已建成了阳光半岛度假区、怡龙生态园、陶辛水韵等一批初具规模的景区, 正在建设和筹划蟠龙农业观光园、南湖现代主体公园、阳光半岛影视文化基地、青弋江养生园等一批专业性的旅游园区, 同时青弋江滨江景观带、西河古镇、和平生态公园、绗琅山风景区等风景区也在积极招商推介中, 通过打造旅游新品牌, 扩大规模, 集聚人气, 促进区域旅游产品提档升级。

(三) 注重产业融合, 延长旅游产业链条

充分发挥旅游业关联带动作用, 深度挖掘、依托、吸纳、整合、联动相关产业资源, 将旅游产业与商业、农业、文化等其它产业、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无缝对接, 实现交通、农业、商贸业、房地产开发及城乡建设的结合。在各大产业中融入旅游要素, 从纵向与横向培育延长旅游的产业链, 调动相关行业部门和地方共同发展旅游业, 真正形成合力, 以弥补旅游投资大, 回报期长的不足。我县操作较好的是房地产与景区建设捆绑模式, 如阳光半岛度假区是利用水面特点, 通过建设度假村, 积聚人气, 周围人工造景, 形成都市休闲度假基地, 城市公园——东湖公园是利用周边土地开发BT代建的形式等等。

(四) 充分挖掘当地旅游资源, 发挥地方旅游特色

一个地区的旅游吸引力主要来自其旅游资源的特色, 而特色取决于旅游资源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应加强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芜湖县在历史传承、古镇街巷、历史古迹、自然山水和近郊乡村旅游上做文章, 通过引进上海一家资本启动了西和古镇保护更新项目, 并积极发展农业观光旅游, 如已初步形成了陶辛青虾生产养殖基地、六郎草莓、葡萄绿色观光基地。

(五) 以旅游发展规划为先导, 不断完善旅游网络

体系

旅游规划是一个地域综合体内旅游系统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整体部署, 确定旅游发展目标, 发展定位, 发展思路;完善旅游网络体系、支持体系和保障体系。芜湖县一贯重视规划编制工作, 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2008年在全省率先编制了城乡总体规划, 实现了“城乡一张图, 规划全覆盖”, 并把城乡旅游作为了规划的重要内容, 实时编制了芜湖县旅游发展规划、陶辛水韵旅游战略规划, 蟠龙生态园规划、阳光半岛影视基地概念规划、南湖主题公园概念规划, 和平生态公园总体规划等专业规划。通过规划, 加强总体规划与各景区详细规划的衔接, 处理好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 做好旅游资源的合理调控, 以不断拓展旅游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优化旅游产品的结构, 保护旅游赖以发展的生态环境, 保证旅游地获得良好的效益并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六、结语

旅游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也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旅游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旅游业对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扩大城乡就业发挥重要作用。发展旅游要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提高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水平, 提高旅游新产品的引进、开发层次;同时要加强旅游市场的宣传、策划和信息平台等软件建设。紧紧把握当前旅游发展新机遇, 通过加大旅游资金的投入, 打造一批旅游新产品, 塑造县域旅游新亮点、新名片, 构筑县域旅游新框架, 促进我县旅游产业大发展。

摘要:旅游业产业关联度高, 就业空间大, 资源消耗少, 已成为全球经济产业中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以安徽省十强县芜湖县县域旅游发展规划为例, 提出应紧紧把握旅游发展的新机遇, 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打造一批旅游新产品, 塑造县域旅游新亮点、新名片, 积极构筑县域旅游新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2009.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2010.

[3]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旅游“十二五”规划方案, 2010.

[4]芜湖市人民政府.芜湖市“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 2010.

[5]芜湖县人民政府.芜湖县城乡总体规划, 2009.

城市发展框架论文 第11篇

1 战略框架阶段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目标

以2004年为基础年,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和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情况,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从集装箱运输格局演变、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港口竞争力的角度,提出2005—2010年战略框架阶段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目标。

(1)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快速增长。2010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7亿TEU,其中国际中转箱量达到万TEU;港口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以2004年为基础年,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和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情况,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从集装箱运输格局演变、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港口竞争力的角度,提出2005—2010年战略框架阶段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目标。

(1)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快速增长。2010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7亿TEU,其中国际中转箱量达到万TEU;港口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2 战略框架阶段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回顾

2.1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低于预期

战略框架阶段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全面提升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如下:(1)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位居世界第一;(2)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3)成功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考验,如国内南方地区低温雨雪冰冻、汶川和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特大自然灾害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上述成就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生动缩影,为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005—2007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保持预期增长速度,2007年首次突破亿箱大关,达到TEU。2008年预期增长17%,上半年实现预期增长;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实体经济,导致外需疲软,当月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降至5.9%,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仅增长2.7%;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加剧,12月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下降,全年实际增长12.1%。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面显现,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13.5%,外贸集装箱吞吐量下降7.7%,在内贸集装箱吞吐量逐步恢复增长的背景下,全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下降4.6%。2010年,在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34.0%和GDP总量增长10.3%的利好因素带动下,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快速反弹,达到1.46亿TEU,但仍比预期低14%。

随着我国港口竞争力的提高,上海港和深圳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于2004年超越釜山港(见表1),标志着我国外贸集装箱大量境外中转的局面结束。新加坡港长期以来依赖我国港口喂给,2010年上海港超越新加坡港,标志着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整体竞争力提升以及境外中转问题基本解决,亚洲港口形成合理分工、互为中转的格局。2004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万TEU,位居世界第三,约为新加坡港的70%。2004—2008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年均17.8%的增长率,高于新加坡港8个百分点,2008年达到万TEU,约为新加坡港的94%。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下降为万TEU,但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也大幅下跌,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约为新加坡港的97%。2010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TEU,超越新加坡港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这一方面得益于上海港自身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港口整体发展,主要体现在新加坡航线与欧洲航线地位的转换: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港口新加坡航线集装箱吞吐量增长21%,而欧洲航线仅增长13%,我国港口向新加坡港喂给量的快速增长推动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快速增长,第一季度高于上海港44万TEU,两者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较2009年同期有所扩大;进入第二季度,这一状况得以扭转,我国港口新加坡航线集装箱吞吐量仅增长13%,而欧洲航线大幅增长29%,我国港口对新加坡港喂给量的增长明显放缓;2010年全年我国港口新加坡航线集装箱吞吐量增长14%,而欧洲航线增长22%,这8个百分点的差距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越新加坡港的重要支撑。

2.2 港口布局和吞吐量分布结构优化

战略准备阶段,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呈现集中化发展趋势,八大集装箱干线港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吞吐量占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76.1%上升为2005年的81.1%;进入战略框架阶段,八大集装箱干线港吞吐量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降至75.8%,表明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布由集中化向分散化转折,这是大型港口与中小型港口相互博弈的结果。在这种“天花板”的设置与突破的博弈过程中,大型港口运用自身优势,采取恰当策略巩固自身地位;中小型港口则更多地通过试错逐步找到突破点,取得较快发展。

连云港港依托苏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突破200万TEU,2008年突破300万TEU,2010年达到387万TEU,其中:陆桥过境箱量突破8万TEU;国际航线箱量突破250万TEU;欧美干线箱量突破100万TEU,与大连港欧美干线箱量相当,标志着连云港港迈入集装箱干线港的行列,实现预期目标。

2005年11月,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水深达10.5 m,并同步上延到南京;三期工程于2006年9月开工建设,2010年3月竣工验收,水深达12.5 m。与此同时,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全国同步增长,2010年是2004年的2.5倍以上。南京港集装箱吞吐量由2004年的49万TEU增长到2010年的145万TEU,增长196%,与全国中小型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平均增长水平相当,但国际航线箱量比2004年的6.7万TEU下降1万TEU。虽然南京港集装箱运输在全国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运输组织、装卸工艺和海关监管等方面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创新。

北部湾是被中越两国陆地和我国海南岛环绕的半封闭海湾,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东临粤港澳,地处中国—东盟经济圈、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逐步显现,外贸进出口总额由2004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95亿美元,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2月,广西整合防城港、北海港和钦州港,组建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为提高北部湾港口资源利用效率奠定组织基础。在经济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广西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由2004年的11.8万TEU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56.4万TEU,明显超过全国中小型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平均增长水平;北部湾港国际航线箱量由2004年的5.7万TEU上升到2010年的13.6万TEU,增长1倍以上,但箱量多集中在香港航线,目前仍处于喂给港的地位。

2.3 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处于适度超前状态

2004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万TEU,但万吨级以上集装箱泊位只有155个,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处于相对紧张状态。为适应集装箱运输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港口加大集装箱泊位和多用途泊位的建设力度,并改进管理和作业技术,使码头作业效率和实际吞吐能力不断提高。2007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亿箱大关,达到1.14亿TEU;共有万吨级以上集装箱泊位240多个,多用途泊位70多个,码头作业效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集装箱吞吐能力适应性迅速改善,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与吞吐量之比值达到1.13,处于较为理想的水平。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和2009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明显放缓,其中:2008年增长12.1%,低于预期5个百分点;2009年下降4.6%,整体低于预期。与此同时,早期开工建设的集装箱码头相继投入使用,2009年我国共有万吨级以上集装箱泊位280多个,多用途泊位近100个。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与吞吐量之比值迅速上升到1.38,处于超前水平。

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恢复增长的带动下,2010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19.4%;而码头建设速度明显下降,集装箱深水泊位数量仅增长6.0%,万吨级以上集装箱泊位有298个,多用途泊位有104个。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与吞吐量之比值回落到1.23,处于适度超前水平。

2.4 集装箱码头国际化投资和经营取得突破

依托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和港口集装箱运输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战略框架阶段我国集装箱码头投资和运营商发展迅速,码头作业效率显著提高,国际化投资和经营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2.4.1 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依托中远集团集装箱班轮业务的经营优势和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太平洋)先后投资大连港、营口港、天津港、青岛港、上海港、张家港港、扬州港、南京港、宁波—舟山港、泉州港、晋江港、深圳港、广州港和香港港等国内港口,并积极拓展国际业务,投资新加坡港、安特卫普港、比雷埃夫斯港和塞得港等国外港口。经过长期发展,中远太平洋现已成为国际著名的集装箱码头投资和运营商,2009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万TEU,2010年达到TEU,位居世界第五。自1994年上市以来,公司坚持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双轮驱动”,不仅壮大了企业规模,而且增强了盈利能力。目前,公司确立码头业务投资“四个转变”的发展战略,即由投资参股码头向投资经营控股码头转变,由投资中国市场向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全球化投资转变,由单纯投资集装箱码头向码头投资多元化转变,由追求码头投资利润最大化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变,目标是做强做大码头产业,进一步巩固在全球码头业的领先地位,使码头业务成为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来源。截至2010年底,中远太平洋在全球19个港口参股或控股27家码头公司,拥有泊位145个,其中集装箱泊位133个。2008年,中远太平洋成功取得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35年的特许经营权,成为中远太平洋向国际码头投资和运营商发展的里程碑。

2.4.2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原上海港务局实施企业化改革,组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并于2006年完成股权多元化改制,成为国内首家整体上市的港口集团。除全面经营上海港集装箱码头业务外,集团依托以上海港为母港的规模化优势,实施“长江战略”,先后控股或参股重庆港、长沙港、武汉港、南京港、九江港、江阴港和温州港等港口,形成长江集装箱码头运营链,2010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万TEU,位居全球第六。2010年,上港集团与A.P.穆勒—马士基码头公司合作,获得泽布吕赫港25%的股份,在国际化征途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2.4.3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中海集团陆岸核心产业之一,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码头)依托中海集团集装箱班轮业务的发展,先后在国内沿海的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秦皇岛港、天津港、烟台港、连云港港、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湛江港和钦州港等港口投资经营集装箱码头;2003年在洛杉矶港建设全球首个绿色环保集装箱码头,此后又在西雅图港和达米埃塔港投资经营集装箱码头,加入国际集装箱码头投资和运营商的行列。2010年中海码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万TEU。目前中海码头参股、投资和管理的国内外码头共计20余个,其中集装箱泊位46个,岸线总长,集装箱吞吐能力达万TEU;正在建设的集装箱泊位共计14个,岸线总长,集装箱吞吐能力达1 000万TEU。在做强做大集装箱码头产业的同时,中海码头正积极向综合码头投资和运营商转变。

2.4.4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码头投资和运营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国际)已在天津、青岛、上海、宁波、漳州、深圳、湛江和香港等地完成港口业务的投资布局,除参股、控股或运营管理多个码头项目外,其还是上港集团、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投资者。近年来,招商局国际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先后在越南、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等国推进码头投资项目。2010年,招商局国际取得斯里兰卡政府有关科伦坡港集装箱码头项目的投资意向书,并成功收购尼日利亚集装箱码头47.5%的股份,标志着公司正式加入国际码头投资和运营商的行列。2009年招商局国际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万TEU,位居全球第三;2010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万TEU,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投资和运营商之一。

3 未来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展望

3.1 发展环境

3.1.1 经济发展态势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将缓慢复苏;到“十二五”中后期,世界经济增长将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由2009年的€Ha2.1%提升为3.3%;2011年和2012年将分别达到3.3%和3.5%;2015年恢复到3.7%,与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7年的水平相当。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结构将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1)主要依靠美国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显著转变,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进一步趋于平衡;(2)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3)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进一步加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与中日韩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将呈现快速发展趋势;(4)新能源革命、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新一轮国际战略博弈的制胜点,世界经济逐步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8.3%;2010年第二季度我国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对外贸易也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8.8%,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目前正处于工业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实力迅速增强、城市化率迅速提高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挑战:(1)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产业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转变;(3)积极倡导低碳发展模式,到2020年实现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3.1.2 集装箱船继续向大型化方向发展

集装箱船长期保持大型化趋势,平均箱位不断增长,由2000年的1 689 TEU增至2010年的TEU超巴拿马型船成为集装箱运输的主力船型,其占全球集装箱船队总运力的比重由1990年的1.3%提高到2009年的36.7%;最大船型不断被突破,目前集装箱船订单中最大的船型已达到 TEU,船型设计向更加经济、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从现有订单情况来看,集装箱船仍将保持大型化发展趋势,超巴拿马型及以上船型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最大船型将继续被突破。

3.2 发展趋势

3.2.1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增长,但增速减缓

经济贸易发展、集装箱化率提高、贸易和运输结构调整一度是推动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的三大动力。目前我国外贸运输集装箱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内贸运输集装箱化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从我国水运适箱货的比重来看,出口适箱货由1990年的23%逐步上升为2009年的77%,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进口适箱货由1990年的18%上升为1997年的25%,2002年达到32%的高峰,2009年跌至26%,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沿海运输适箱货由1990年的8%上升为2009年的26%,近几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将由“三驾马车”共同拉动转为主要依靠经济贸易发展这一因素,港口集装箱运输将与经济贸易同步发展,随着经济贸易的波动而波动。预计2010年后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率将下降为8%,2015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将突破2亿TEU。

3.2.2 培育新的集装箱干线港,集装箱运输布局进一步优化

随着产业转移逐步推进以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我国集装箱货源将进一步分散;加之中心城市公路集疏运压力加大,中小型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将加快增长,八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所占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地处我国西南沿海地区的广西在产业转移及区域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从长远考虑,应在此培育新的集装箱干线港。

3.2.3 码头投资和运营商的品牌效应增强,国际 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从当前我国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态势来看,跨地区投资和经营将成为大型码头投资和运营商的普遍选择。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背景下,我国码头投资和运营商将在全球化经营中获得广泛的客户基础。具有班轮公司背景的中远太平洋和中海码头将形成以干线港和区域中转港为中心、支线港与喂给港相配合的码头网络。届时,中远太平洋的全球化网络将更加完善,中海码头则将在国际化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总体城市设计的编制思想与工作框架 第12篇

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是解决城市现实问题和落实城市发展空间愿景的工具, 两者的工作边界或是重叠、或是分离、或是并置、或是蕴含, 一直争论不休。我国的城乡规划体系比较强调城市规划的主体地位, 将城市设计视为城市规划的深化、补充与完善。自20世纪90年代城乡规划体系法制化的初期,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就存在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设计贯彻城市规划的全过程, 即:城市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法定内容纳入城市规划, 并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深化阶段, 可以在相应城市规划阶段之后独立编制城市设计, 换而言之, 就是城市设计按照城市规划工作过程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阶段, 比如总体规划阶段是总体城市设计, 详细规划阶段是地段城市设计等。这两种观点都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城市规划设计收费指导意见中反映出来, 也是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现实关系的反映。城市设计是法定规划中的内容, 还是法定规划之后的一个独立成果, 其分歧在于城市设计内容的表现形式, 特别是城市设计成果没有被作为法定形式的状态下, 这个争论仍将持续。抛开城市设计成果形式的地位不谈,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性都是将城市设计依附在城市规划的工作程序上, 只是城市设计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或将城市设计内容在相应城市规划类型中法定化, 或将城市设计成果形式在规划编制体系中法定化, 二者之间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可见, 这种争论没有涉及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本质差异, 是规划的形式与权利争论, 不是学术的分歧和讨论, 这就是国内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普遍状态。

城市规划思想与城市设计思想孰先孰后的历史研究还存在分歧, 但是作为城市发展管制工具的“制度形态”, 城市规划的制度形态要早于城市设计的制度形态, 至少在我国是如此。在我国, 城乡规划是城乡发展法定的管制工具, 有法定规划体系、法定的编制内容和工作程序, 已形成完整的组织形态;而城市设计还不是法定规划, 城市设计的要求还没有纳入国家法定的规划类型, 城市设计工作仍然停留在行业指导层面, 然而, 现实的需求又推动城市设计的地方实践, 城市设计的实施严重依赖城市规划。历史起源不能证明哪种工具更具有合理性,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城市设计借用城市规划体系实现自身的目标是工作的习惯和管理路径依赖, 这并不证明规划自身的合理性, 而恰恰说明规划工具的不适应性。

在经历30年快速城市化之后, 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更新, 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 居民需求由收入增长转向生活质量的提高, 表现在空间管制工具方面就是由经济发展导向的城市规划向城市空间品质导向的城市设计转向, 这是经济转入“新常态”之后, 规划工具转型的内在需求,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规划转型的历史背景及其相似。

目前, 寄生在城市规划体系身上的城市设计能否独立, 并替代城市规划成为经济“新常态”的城市发展管制工具?或者说, 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城市规划工具向城市设计工具的城市发展空间管制工具的转型, 这需要系统回顾城市设计的思想与实践, 基于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特征建构城市设计管制工具, 也就是建构以城市设计为核心的空间发展管制规划体系, 这就需要明确总体城市设计的目标、任务及工作框架, 本文基于汕尾品清湖的总体城市设计内容提出一套总体城市设计的编制内容和工作框架供学术研究和讨论。

1 国内总体城市研究综述与编制实践概况

1.1 理论研究概述

中国的城市设计知识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自西方引入的, 其意图在在于理论上完善我国城市规划知识体系, 在实践上弥补城市规划工具的不足和提高城市空间质量。针对城市总体城市设计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弥补总体规划编制内容的不足和提高城市规划的编制水平, 陈天等学者对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分析, 参见表1。

图、表来源 表1:改编自:陈天, 张赫.中小城市总体城市设计技术体系构建的策略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 2012 (3) :241-246.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 在现有的研究中, 诸如空间形态、景观视线、开敞空间及重点地段等作为设计的重点被广泛采纳;街道空间、标志性建筑、天际线、城市色彩、建筑风貌、绿地系统等内容也时常涉及;城市夜景、广告及街道设施、道路交通等内容也偶有涉及。总体城市设计内容牵涉广泛。

第二是如何具体的开展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扈万泰、郭恩章对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和成果表达提出了初步看法, 认为需要对城市的整体结构、视线通廊、开敞空间和竖向轮廓等要素进行宏观的把握[1], 也要对各功能区, 包括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分区进行专项塑造, 同时要对建筑色彩、风格、材质及景观小品等提出整体控制对策[2]。姜洪友认为总体城市设计应采用两级控制, 整体层面上解决城市特色和格局, 系统层面解决内部要素的组织[3]。范嗣斌和孙彤等认为应该实施分层控制, 逐级细化、落实。可以总结为宏观把握、中观控制、微观指导。宏观内容包括城市形态和结构、城市特色和形象;中观内容包括城市空间、视觉景观、分区特征;微观内容包括重点地段和近期重点建设项目[4、5]。

很多研究者也相继提出并且认可了总体城市设计分层的理念。牟宏宇基于20个案例的分析和对比, 对编制阶段、设计目标、设计内容、成果形式和实施策略进行总结, 提出总体城市设计分层次分阶段的理念[6]。李浩东对城市特色资源对物质空间的影响,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总体城市设计中如何塑造特色建立城市特色塑造的框架[7]。

略有不同的是段德罡认为总体城市设计应该从整体空间设计、重要节点设计、专项设计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 包括以下内容:景观分区、轴线、界面、开敞空间、视线通廊、门户空间、标志体系、色彩、高度、密度、夜景、文脉及心理评价等[8]。

总体而言, 城市设计工作按空间尺度划分是比较一致的认识, 但是具体分层标准的差异较大, 实践中采取了与规划相似的“总体—地段”划分方法;编制的内容和要求不同, 成果形式不统一。

1.2 总体城市设计框架的编制实践

在城市设计实践层面许多城市都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重庆、嘉兴和盐城比较独立和系统的编制了总体城市设计。

《重庆都市区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分为宏观 (都市区) 、中观 (主城区) 、微观 (重点地段) 三个层面。宏观内容包括城市风貌、山水格局;中观内容包括开放空间、景观系统、街道空间、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微观内容包括重点地段的特色塑造和建设控制。

《嘉兴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分为区域、市区、市郊、建成区、新开发地区和重要节点。区域的内容包括城市与自然山水的关系;市区的内容包括整体格局、开放空间、视线走廊、文化遗产、重点控制区;市郊的内容包括自然景观、城郊发展的导引和控制;建成区的内容包括居住区、工业区、历史保护区的导引[9]。

《盐城市总体城市设计》的宏观层面用十个策略体现城市风格主题:强化特色分区、激活色彩廊道、构筑城市意象系统、构建特色水网、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建立城市公共活动领域圈、组织蓝绿两大城市游览观光系统、建立城市高度分区序列、划分开发强度分区、重点建设项目与时序。中观层面包括色彩、水网、天际线、建筑、绿化、街道设施、夜景的导引。微观层面对道路、河道、具体地段、近期重点建设区进行城市设计导引[10]。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的归纳可以发现, 目前国内的总体城市设计框架主要特征是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组织, 不同层面所研究的范围不一、内容深度不同。涉及内容广泛, 主要是城市风貌和景观、空间结构等方面的控制, 对市域、市区和重要节点提出较为具体的设计。

2 西雅图的总体城市设计的经验

城市设计关注城市的实体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不同, 每个城市的实体环境状态不同, 所面临的问题不同, 城市设计实践的个案差异很大。但是, 城市设计以物质环境为研究和改造对象, 其工作流程和工作框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欧文和圣迭戈等5个城市比较全面的开展了总体城市设计工作, 现仅以西雅图的总体城市设计为例进行概述和分析。城市设计是地方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工具, 城市设计具体以什么形态出现与地方政治结构和法定规划体系有关, 美国既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划体系, 也少有独立编制的总体城市设计, 所谓总体城市设计的目标和内容多出现在城市总体层面的不同名称的综合规划之中, 我们仅抽取与城市总体空间和形态布局有关的内容来分析城市整体层面的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设计问题。

2.1 西雅图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与框架1)

(1) 背景

西雅图是美国西北部的金融、工业和服务中心, 人口超过500万,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由于1889年的一场大火, 使得随后重建起来的城市建筑风格非常协调统一, 备受赞赏, 并成为城市的风貌特征之一。

(2) 城市实体环境面临的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使得规划议题转移到邻里特征和密集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图、表来源 图1~6:约翰·彭特.美国城市设计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图、表来源 图1~6:约翰·彭特.美国城市设计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图、表来源 图1~6:约翰·彭特.美国城市设计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3) 规划设计的目标

突出市区特色, 增加居住人口, 美化街道以使行人感到舒适, 以及提高设计质量;对于总体城市形态提出7项具体的设计目标。

公共和私人开发项目必须通过以下手段以改善市区的实体环境:

·加强市区与壮观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 自然环境包括水域、丘陵和山脉;

·保留重要的公共景观;

·保障街道和公园有充足的照明和新鲜空气;

·创造高品质的、主要为步行交通服务的街道环境;

·增强城市活力, 突出城市特色;

·在关键地点创建新的市区公园和开放空间;

·为了与历史保持联系, 保留位于市区的重要历史建筑。

(4) 主要内容与要求

规划集中讨论了城市总体形态, 尤其聚焦于公共领域;主要控制内容是:

·划定了城市特色分区 (图1) ;

图、表来源 图1~6:约翰·彭特.美国城市设计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规定了市区建筑高度 (图2) ;

·明确了公共中心、广场、绿色开场空间和适宜步行的街道 (图3) 。

(5) 实施的措施:

总体城市设计确立了规划实施制度和实施途径, 即:区划奖励措施和设计评审制度。美国的私人产权都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未经法律授权任何人不能干预私人财产, 而区划法是能够影响私人财产的法律之一。但是, 规划干预的权限被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平的原则严格限定, 区划奖励是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 设计评审制度是超越区划法律的一项干预私人财产的规划与管制行为, 通过总体城市设计建立了设计评审制度。

首先, 私人土地的权利是由区划决定的, 而基于城市形态的土地开发条件与区划所确定的土地开发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种情况是城市设计的土地开发条件比区划土地条件宽松, 给土地带来增值的效益空间, 那么, 通过区划奖励措施实现城市规划要求的公共设施和城市设计要求的公共空间, 比如额外提供城市广场、增加退缩和提供绿色开场空间等;另一种情况是城市设计的土地开发条件比区划土地条件更加严格, 限制了私人利益的实现, 那么, 规划提供了开发权转移制度, 从而实现历史建筑和城市空间特征的保护 (图4) 。

图、表来源 图1~6:约翰·彭特.美国城市设计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图、表来源 图1~6:约翰·彭特.美国城市设计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其次, 为保证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 城市设计制定的详细的公共空间建设标准和私人地块开发的设计评审程序。比如, 为保障步行环境制订详细的步行空间建设标准 (图5) 。对于私人土地开发, 设计指南对“场地规划, 建筑高度、体量和规模, 建筑要素, 步行环境和景观”提出详细的设计准则和评审程序 (图6) 。

3 城市设计实践的比较与借鉴

设计实践比较的目的是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方法, 城市空间问题作为社会现象, 城市设计作为社会组织的集体行为, 它们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设计工作的分类和组织方式如何?通过国内外城市设计实践的比较可以发现:在总体城市设计的基本概念、城市设计的目的、城市设计所关注的内容方面存在很多相似性;但是, 在城市的工作框架和成果形式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工作制度的差异可能是具体城市设计的实践背景, 包括政治制度、空间环境问题、历史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所导致, 如果剔出这些具体的影响因素, 还原到城市设计目的与实施上内在逻辑关系, 美国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公共空间分类方式和组织方式更接近理论的要求, 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3.1 城市设计概念与编制内容的相似

我国总体设计实践的目标也是挖掘城市特征和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 规划的对象包括宏观层面的城市结构与形态, 城市形象与特色, 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城市生活、视觉景观、区域特征, 以及实施层面的重点地段设计及近期重点建设项目等。西雅图等总体城市目标都是保护城市特征, 提升城市实体环境和公共空间的品质, 规划的对象是城市公共中心与广场、绿色开场空间、宜人的步行环境等。

概括而言, 城市设计是一种关注城市规划布局、城市面貌、城镇功能, 并且尤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门学科。现代城市设计的宗旨与目标是为人们创造一个舒适、宜人、方便、高效、卫生、优美、有特色的城市环境。

3.2 城市设计工作框架与成果形式的差异

尽管中美城市设计实践中对城市设计的概念、总体城市的目标、对象和内容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又呈现明显的差异。

(1) 落实城市目标的工作框架不同

尽管在理论认识上对总体城市设计的目标、编制内容和要求没有实质的差异, 但是实践层面的分歧很大。首先, 中国的总体城市设计实践是将城市设计的目标分解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 同时也将城市公共空间也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空间尺度, 按照总体城市设计和地段城市设计两个阶段开展城市设计工作。而西雅图等总体城市设计目标非常广泛, 包括从城市宏观到微观的多重尺度, 但是, 其设计工作并没有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重尺度, 而是整体的对待, 体现设计目标的城市公共空间也没有划分空间尺度, 而是按照公共空间的不同类型制定设计标准与建设要求。

比较而言, 我国城市设计的工作实践框架是“总体”和“地段”二层次, “总体”与“地段”的城市设计工作是同构的、深化的;而西雅图的城市设计实践工作框架是整体性的, 按照公共空间的类型系统深化的。如果将城市设计视为一个多要素构成的混合体, 那么, 我国的分类方式按照空间尺度划分, 而美国的分类方式是按照空间组成要素划分, 前者细分之后仍然是混合体, 只是尺度小了、数量规模小了, 更容易把握了, 但是与总体的关系被割裂了;后者在细分之后变成了不同要素的系统, 每个系统都是整体的, 是综合系统的一个层面 (图7) 。显然, 后者划分的整体性更强, 不会丢失整体的特征。其次, 按空间尺度划分城市设计的层次缺乏客观的划分标准。比如宏观尺度是城市总体尺度还是区域尺度, 中观尺度是地段还是片区, 微观是地块还是建筑场所, 这些都缺乏客观的、统一的标准;由于城市本身的尺度差异导致所谓宏观、中观、微观的尺度差异也很大, 试图通过划分空间尺度的方式来减少问题的复杂性, 以及深化设计的作法是极其困难的。相反, 按照城市公共空间的类型划分的标准是清晰的、客观的、有明确的学术标准支持。第三, 经过设计优化后的单一要素系统, 比如城市广场、绿色开场空间等, 可以根据要素之间固有的联系整合起来, 形成新的、符合目标要求的综合系统。而细分尺度之后的设计深化未必可以重新整合为新的综合系统, 因为, 原有要素的系统性被破坏, 新系统整合也没有客观标准, 主管随意性比较大, 恢复原有系统整体的可能性较低, 因此, 空间细分之后的设计成果未必能够整合为新的整体并实现总体目标, 我国的总体城市设计实践的问题说明这种分类体系的问题。

(2) 总体城市设计的编制深度和成果格式不同

我国总体城市成果主要是城市未来空间形态的描述, 成果形式是城市设计总平面、效果图、动画和模型, 说明书是解释设计图纸和设计思想的, 总体城市设计没有规范建设和用于管理的文本和导则, 这种成果形式类似一个宣传册, 是一种远景描述或价值观的表达, 主要作用是通过城市规划 (控规) 对城市的空间形态施加影响。而西雅图等总体城市成果形式是开发政策和设计指南, 开发政策是针对城市空间问题的政府管治工具, 比如容积率奖励政策和开发权转移制度等, 换而言之, 城市设计本身就是公共政策, 既是政府行政的依据, 也是开发的准则。毫无疑问, 总体城市设计无法详细描绘城市公共空间的具体形态, 但是, 总体城市设计可以将城市空间目标转化为公共空间的建设标准和管理要求, 可以落实为设计的准则和建构建设方案的评审制度, 比如, 基于步行友好和人性的要求, 详细制定城市街道设计的标准, 对于开发项目建立城市设计的评审程序。在这个意义上, 总体城市设计成果又是规划管理人员、设计人员和开发商的工作依据。

(3) 城市设计的实施途径不同

我国的城市设计未纳入法定规划体系, 实践中,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非常复杂, 一般而言, 单独编制的城市设计成果没有法定效力, 主要作用是指导相应阶段的城市规划编制;作为城市规划专项内容的城市设计, 可以在城市规划成果中体现城市设计的要求, 比如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中城市设计导则等。西雅图等总体城市设计可能是综合规划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都有独立的城市设计成果, 并且城市设计成果的形式是开发政策和设计的指南, 这两者都是法定文件, 可直接用于管理和实施。这就意味着总体城市设计不是指导性的, 而具有实施的特征和管理的依据。就地方政府权利而言, 美国地方政府的权力在法律限定下十分有限, 而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要大得多, 尤其是规划权利基本垄断在政府手上, 然而, 城市设计的效力却小很多, 这属于规划体系的制度设计问题, 也是对总体规划和总体城市设计的实质特征辨析不清, 对总体城市设计的目标与实施途径的认识不足的反映;基于现行规划体系, 通过完善城市设计的工作制度是能够实施城市设计的目标与要求的。

4 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框架的建构

4.1 城市设计编制体系转型

总体城市设计编制体系由基于空间尺度的分类和建构转向基于空间要素特征的分类与建构。总体城市设计涉及一系列整体而又复杂的问题, 所谓规划理论或规划方法论实质就是工作程序理论, 规划类型的本质是一组特定的工作程序, 因此, 总体城市设计编制框架本身就是总体城市设计目标的分解过程与整合途径。城市设计关注城市物质空间环境, 城市规划则更深入的研究导致物质环境问题背后的广泛存在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因素, 在城市物质环境层面寻找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的原因, 以及通过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反映社会的愿望和集体的诉求是城市规划的工作特征, 将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分解和转化为具体城市空间现象是城市设计工作的基础, 通过物质空间环境设计的改进和建设和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来缓解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是城市设计的目标与任务。分解和转化城市问题是设计的基础, 分解之后的优化与整合是设计的核心。

比较中美两国城市设计实践的工作框架, 基于城市公共空间要素特征分类的工作框架和设计程序更有合理性, 实践的效果也说明这一点, 因此, 总体城市设计的分类体系和工作程序应当从基于空间尺度划分的规划体系转向基于空间要素特征划分的规划体系。

4.2 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框架的建构

基于城市设计的目的和要求、城市设计目标与空间尺度的关联性, 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 将“总体+地段”的两层次城市设计体系调整为“总体+专项”的两类型城市设计体系。总体城市设计是专项城市设计的框架与指导, 成果形式是开发政策和设计指南。

(1) 总体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是保护和挖掘城市的实体环境的特征。城市空间环境特征或特色可能是城市所处的自然环境特色, 可能是历史形成的城市与自然山水的格局, 可能是体现历史城区本身, 可能是新的规划目标与规划布局等。城市特色既是一种客观存在, 也是一种通过城市设计成果表达出来的集体愿景。城市特色表现为特定空间关系, 是各类空间要素的整体性表征, 城市特征无法分解, 也不能分割。首先, 城市设计应当尊重这个客观要求, 并建立符合客观要求的工作框架;落实城市整体特征的工作方式是确立城市的总体格调和分区特征, 这项内容在我国部分城市设计实践中又被称之为城市风貌规划。一般而言, 城市总体形态是反映城市与自然山水的关系, 城市的特征分区是建筑肌理的表现, 城市总体格调是城市与自然山水关系以及城市特征分区关系的整体呈现。城市总体规划的自然环境表现是规划范围内的绿地系统, 而城市设计的自然环境就体现在城市包括视线可及的大海、高山等, 城市自然环境远远超出城市设计的规划范围。

(2) 反映城市空间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绿色开敞空间, 包括自然山体、水系和人工建构的城市公园、郊野公园、乡村公园等, 同时, 城市绿色开敞空间也是生态城市的空间载体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城市绿色开敞空间包括城市绿地系统, 所不同是城市绿色开敞空间的设计维度向外延伸是将城市建设用地以外的、与城市生态和城市生活和城市景观密切联系的自然要素纳入设计范围, 城市绿色开敞空间的设计纬度延伸是将建设用地内的附属绿地也纳入城市设计的管理范畴, 更强调绿色开敞空间的整体性, 以及绿色开敞空间与自然要素的关联。

(3) 城市设计关注建筑之间的外部空间, 并且重点关注具有公共性的建筑外部开敞空间。城市公共开敞空间的主要类型是街道和广场, 街道和广场是城市生活和公共活动的场所, 其中广场是城市活动的中心和节点, 广场与行政建筑结合形成政治中心, 广场与商业设施结合形成商业中心, 广场与文化设施结合形成文化中心, 广场与上述混合功能结合形成综合中心等。与城市规划关注土地功能和开发强度不同, 城市设计在规划确定的土地功能和经济指标的基础上更关注建筑之间的空间形式, 及其建筑外部形态, 关注实体环境的空间品质。街道和道路是城市联系性的空间, 街道是联系公共建筑的空间形式, 尤其以商业街道居多, 林荫大道等景观性街道也是一种重要的街道空间类型。街道为行人服务的, 人性化、安全性和宜人性是街道空间设计的基本要求;道路是城市节点之间的联系空间, 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机动车, 这是体验城市的另一种方式。街道和道路是城市的线性网络空间, 其功能效率和感知效果尤其强调系统性和整体性, 这是不能通过分区设计来实现规划目标。

(4) 城市文化主要体现在城市历史建筑和纪念性的场所, 是一个城市的特色之所在。城市规划只能关注到城市文化设施发展的用地和空间布局, 而无法深入到文化特色本身, 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形式, 或一种历史事件的场所, 保护城市的纪念性场所, 挖掘和发扬城市所特有的物质文化形式是城市设计的任务。

(5) 城市空间像一个迷宫, 定位和判断方向的手段之一就是寻找城市的制高点。城市制高点有多种类型, 有自然山体、有纪念性的构筑物和高层建筑, 其中建筑制高点是城市标志之一。城市制高点提供总览城市全貌的场所, 方便建构城市整体意向框架;城市制高点之间的视线通廊能够建立稳定的视觉框架, 增加城市的意象性。按照凯文·林奇的观点可以意象的城市是好的城市。

(6) 在我国的城市设计实践中街道家具和小品是不纳入总体城市设计的范畴, 而西雅图等城市指南中街道家具和小品又是重要的设计要求, 理解其中的分歧是建构工作框架的基础。我国城市设计体系依据空间尺度的划分与建构设计体系, 那么, 街道家具和小品属于微观空间和环境细节, 从工作内容和程序上显然不能纳入总体规划的内容。如果回到城市设计的对象——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及其空间品质, 那么, 街道家具与小品是城市空间品质的重要因素, 是城市空间环境宜人性体现和文化特色的载体, 是城市总体特征的一个反映, 应当纳入总体城市设计范畴。显然, 后者的理论依据更充分一些。我国设计实践采用“总体—细节”设计策略, 总体城市设计阶段的任务是公共空间的生产问题, 即有无问题;地段城市设计的任务是公共空间的品质问题, 将街道家具的小品归入地段城市设计的环节, 缺点是街道家具设置与总体目标的关联性不足;西雅图等总体城市设计将街道家具作为公共空间的设计标准纳入总体设计指南, 这就较好的协调设计尺度之间的矛盾, 是值得学习的经验方法。可见, 街道家具和小品应该、并且可以纳入总体城市设计。

因此, 依据总体城市设计的目标和要求, 借鉴美国总体城市设计的经验提出我国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框架如下:

·总体格调与分区

·水系与绿色开敞空间

·公共中心与广场

·历史性与纪念性

·道路与街道

·制高点与视线通廊

·街道家具与小品

5 汕尾品清湖的总体城市设计实践概述

基于总体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和工作框架的构建, 以汕尾品清湖为对象展开总体城市设计实践, 取得一些工作经验, 也验证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框架的实效性。

5.1 城市概况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 濒临红海湾, 毗邻港澳。汕尾市拥有中国第一大滨海泻湖——品清湖, 自然资源优越。然而汕尾市的实体空间环境存在老城趋于饱和、地域特色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汕深特别合作区建立、厦深高铁开通的背景下, 汕尾市迎来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城市建设的转折点。

5.2 城市空间环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城市自然环境和山水特色, 塑造与城市功能定位、发展规模相适应的总体城市形态, 以及现代的、人性尺度的、高品质的和具有地方文化特征的城市公共空间。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5.3 设计目标

提炼和概括亚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空间特征, 建构总体城市空间形态和协调自然的城市空间布局, 建构城市公共空间的框架与建设标准, 为城市空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5.4 主要内容与成果

(1) 总体格调与分区

基于滨海和环湖两种布局特征确定汕尾的总体城市特征是“环湖水城+滨海城市”, 结合城市功能分区、历史城区和发展目标等再细分为7个分区, 并分别确定七个分区的景观特征 (图8) 。

(2) 水系与绿色开敞空间

将城市设计用地以外的山林、水塘和大海纳入总体城市设计的考虑范畴, 通过城市建设用地的公园和绿色廊道规划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 形成山海相连的绿色开敞空间网络 (图9) 。

(3) 公共中心与广场

基于城市滨水环境, 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的公共设施布置策略, 将城市公共中心向滨水区转移, 结合城市功能布局和城市形态特征打造多类型的公共中心, 结合公共中心设计不同形态特征的城市广场 (图10) 。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4) 历史性与纪念性

汕尾的历史很短, 历史城区的规模较小, 物质文化特征也不突出;但是妈祖祈福和祖先崇拜的物质空间比较明显, 值得保留与提升。城市建设范围内的村庄是本地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也值得适当保存 (图11) 。

(5) 道路与街道

街道和道路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联系空间, 同时具有街道和道路特征的联系空间是林荫大道;与城市规划的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等概念分类不同, 本次城市设计采用道路、街道和林荫大道的城市空间分类方法,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道路系统规划的基础上, 城市设计严格区分了道路、街道和林荫大道;并针对汕尾市滨海环湖的自然特征, 重点规划建设一条滨海环湖的景观林荫大道, 沿线聚集城市公共中心, 安排城市公共交通和城市绿道, 同时环强化了通向滨海的道路和街道空间 (图12) 。

(6) 制高点与视线通廊

环品清湖设立了三个城市制高点, 自然制高点位于东岸规划郊野公园的山顶, 这里提供全览汕尾的最佳自然观赏点;将现状的妈祖雕像作为旧城区域的人文制高点;在高铁站轴线尽端设置标志性超高层建筑, 作为建筑制高点和观景平台, 品清湖作为自然的视线通廊将城市制高点联系起来, 从而建立稳定心理图像 (图13) 。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图、表来源 图7~13:作者绘制;

(7) 街道家具与小品

为保证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 总体城市设计将街道家具和小品作为公共空间的设计要素纳入城市广场、街道和绿色开敞空间的规划建设要求之中, 城市设计方案通过之后, 可以据此建立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建设标准。

5.5 实施途径

作为总体规划阶段的总体城市设计应当与已批复的总体规划相协调, 首先是通过总体规划的途径落实和实施, 具体工作是通过总体城市设计调整的土地功能及开发要求反馈到总体规划之中, 成为总体规划的一个部分;其次, 将城市设计成果转化为公共设施的规划建设标准, 由地方政府转化为行政规章和地方建设标准后实施;第三是参照美国的经验, 依据城市设计方案编制《设计指南》, 为建筑师和规划管理人员提供深入的技术指引。

6 结语

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协调城市发展过程中竞争性的土地利用, 也就是协调土地用途的矛盾和冲突, 其核心成果形式是土地利用规划图。城市设计的核心对象是城市公共开敞空间, 关注的是城市公共开敞空间的品质。城市开敞空间品质涉及到人的感受和美学评价, 涉及城市多元主体和多重价值观, 城市设计的核心就是协调价值观的冲突, 这就比城市规划能够反映到土地利用图纸上的利益冲突显得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 基于协调利益冲突的土地利用规划无法协调关于空间品质评价的价值观冲突, 进而言之, 基于城市规划基础上的土地利用规划不能实现城市设计的协调价值观的矛盾, 依附城市规划工作框架的城市设计途径是不可行的, 城市设计需要建构自身的工作目标与工作框架。城市设计的对象是城市开敞空间, 所谓城市开敞空间就是建筑外部连续的空间, 由建筑定义外部空间的性质和品质, 还是由外部空间定义建筑的功能和形态是传统建筑设计思想与城市设计思想的本质区别, 通过规定建筑的外部空间来管制建筑开发并促成建筑外部空间的整体性和活力是城市设计的基本思想。城市外部空间的组织构成及其评价研究有不同流派和相互冲突的学术观点, 汕尾品清湖总体城市设计框架是基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分类的基本共识, 在确定城市总体风貌和格调的基础上, 将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区分成7个部分进行规划研究, 并分别提出空间发展的目标与要求, 其中分项目标是总体目标的分解与深化。

品清湖总体城市设计的空间目标不是基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土地利用之上, 不是土地功能空间的描述, 而是基于城市自然与历史文化格局的总体空间特征的概括与提炼, 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功能空间是协调关系, 而不是依附关系;总体空间目标的分解与落实是基于城市外部开敞空间的自身组织与构成模式, 而不是城市规划中的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区;城市外部空间设计是完整的、体系化的, 不是流行的总体城市设计与地段城市设计两阶段割裂的组织模式。

汕尾品清湖总体城市设计摆脱了现行规划体系的桎梏, 探索一条与现行城市规划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规划途径, 回归到城市设计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矛盾, 建构城市设计自身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框架, 为城乡规划管理工具转型提供一个实践案例。

摘要:城市化后期出现的空间品质诉求促使空间发展管制工具出现转型趋势, 总体城市设计将是回应这种诉求的空间管制工具。在研究国内总体城市设计理论与编制实践的基础上, 以西雅图总体城市设计经验为参照, 比较和概括了国内外总体城市设计实践中的概念与内容的相似性, 以及工作框架及成果形式的差异性。在与现行规划体系相协调的原则下, 提出由空间尺度划分的城市设计体系向公共空间要素划分的城市设计体系转变的编制思想, 并进而构建出新的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框架:总体格调与分区、绿色开敞空间、公共中心与广场、道路与街道、制高点与视线通廊、历史性与纪念性、街道家具和小品。并将这个工具框架运用于汕尾品清湖的总体城市设计工作之中。

关键词:总体城市设计,工作框架,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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