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花儿研究范文

甘肃花儿研究范文（精选4篇）

甘肃花儿研究 第1篇

文化传播就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信仰, 以及与彼此相关的社会交往活动。最初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商人的贸易活动, 商品交换的同时交流着商品中蕴含的丰富文化, 而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交流文化, 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徽商、晋商、犹太民族的经商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化的传播;随着历史的变迁, 人口迁徙也成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如靖康之乱引起的北方人口的第三次南迁高潮, 南迁的北人给南方带去了很多新的风俗习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就是教育, 而这里所说的教育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 包括各种形式的学习, 互派留学生, 孔子学院等[1]。纵观历史, 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要使文化的生命力常在, 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开放的机体中进行传播交流, 才能使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甘肃的“花儿”文化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艺术, 在我国的大西北有着属于自己的区域文化——“花儿”。“花儿”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艺术, 它是流传在我国西北部甘、青、宁三省 (区) 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古等民族中共创共享的民歌。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花儿”通常用汉语演唱, 音乐上受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是当地民众的口头音乐表达, 距今在民间已传承演唱了500多年[2]。“花儿”按其传唱地区不同一般分为青海“花儿”、甘肃“花儿”和宁夏“花儿”, 而甘肃“花儿”一般又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大规模的花儿演唱活动, 一般称之为“花儿会”, 这也是“花儿”最主要的传播形式。在我国西北地区具有影响的“花儿会”有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政县松鸣岩花儿会和岷县二郎山花儿会。2009年, 甘肃的“花儿”同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花儿”一起, 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 “花儿”文化的现状。

“花儿”就是从农田和山野里练出来的, 一些唱得好的人被称为“花儿把式”, 都是经过多年劳作、放牧期间跟随大人学唱, 熟悉掌握了曲调, 而后自己才能即兴编词对唱或领唱。“花儿”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是随着经济大潮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渗透, 使原始古朴的“花儿”生存空间正面临着萎缩。

现在最有利于花儿成长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逐渐被打破, 不少年轻人已经不满足原有的生存方式, 纷纷离开家乡寻找赚钱的机会和新的生活梦想。因此真正热爱“花儿”并能为此付出努力的传唱把式也就不多见了[3]。

目前甘肃最具代表性的是洮岷“花儿”。岷县“花儿”传承的中坚力量, 也是被省民协命名为“甘肃省花儿歌手”的有41人, 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可观的, 像董明巧、刘国成、刘尕文、郎雪慧、白绪娥、姜照娃等一批“花儿”歌手, 大多年龄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 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不识字, 文化程度低。这一批歌手成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家庭生活困难, 没有机会读书,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锻炼成长为“花儿”歌手。相对而言, 出生于80年代或90年代的小伙子大都走进了学校, 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学习“花儿”, 而校园文化和流行歌曲等新兴的娱乐活动也在弱化着“花儿”对年轻一代的熏陶。

(二) 甘肃“花儿”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花儿的学术研究, 早从1925年3月15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袁复礼教授的介绍文章开始, 沈兼士教授、朱自清教授就把花儿定位在国学门类。1942年甘肃榆中人张亚雄利用在兰州担任《甘肃国民日报》编辑之便, 公开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花儿”, 并在该报发表歌词和研究文章并于同年出版了研究花儿专著——《花儿集》。著名音乐家王云阶1943年记录发表的《山丹花》是中国第一首“花儿”曲谱。从那时起花儿就已走出西北, 走向全国, 而今已有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在内的中外学者进行着研究。中国学者魏泉鸣、柯杨、卜锡文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花儿学这样的新概念, 现在已有30多年的历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在2004年第三期《音乐研究》上撰文赞誉其“对于日后成为民俗学、音乐学界‘显学’的‘花儿’研究来说, 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 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3]。近年来, “花儿”现象及“花儿”的艺术特征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国内外的“花儿”学术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三、甘肃“花儿”文化的传承传播研究

作为甘肃原生态民歌的“花儿”, 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口传文化, 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甘肃“花儿”的传播与传承, 正如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为本, 勤劳朴实,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样, 是这些传统观念引导着中国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而引导民族认同感, 加强民族凝聚力, 才使得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可以说只有传统文化, 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关注原生态民歌, 关注甘肃“花儿”的传播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一) 甘肃“花儿”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分析

1. 甘肃“花儿”的传承危机。

甘肃“花儿”作为一种地道的民间文化, 在早期长时间封闭的社会条件下, 在相对固定的传唱群体中以它独特的口传方式进行着一代代的传承。在最初属于它的那块土地上, 没有什么能够危及到它的生存。几百年来, “花儿”稳定着保持着传承的连续性和血脉的正统性。但是,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 城市化以及伴其而生的各种社会功能迅速渗透到农村的传统生活, 改变了“花儿”传承发展的基础条件, 使“花儿”的土壤快速地流失[4]。同时全球文化一体化发展使得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冲突, 当这种自然的渐变被迅猛的突变所替代时, 势必使“花儿”世代沿袭的传承链条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冲击而出现断裂, “花儿”面临着自产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危机。

2. 甘肃“花儿”的发展研究相对滞后。

历年来, 众多“花儿”研究者都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发掘、研究的工作, 为“花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由于发展研究工作没有及时跟上, 理论滞后与客观形势的变化。研究工作不能离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更不能背离理论的先行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近几十年里, “花儿”的传承危机逐步呈现加深的趋势, “花儿”的保护速度已跟不上其衰落的速度, 这一事实已向我们发出警示, “花儿”的传承保护工作已成为当前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 对甘肃“花儿”文化传播传承的几点建议

甘肃“花儿”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传唱至今, 为世代甘肃人所青睐, 它已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 更是一种文化艺术。“花儿”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很有特点的民歌, 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倍受学者的关注。甘肃花儿的“申遗”成功, 为我们更好地保护、传承“花儿”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据此, 针对“花儿”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保护“花儿”传承人, 扶持著名“花儿”歌手。

“花儿”的申遗成功, 也在一定意义上对“花儿”的传承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进行活态保护, 主要是对传承人的确认和保护, 他们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应高度重视对“花儿”传承人的保护和扶持。其中应包括对著名歌手的认证、扶持, 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补贴, 以及定期举办培训班, 邀请专家和著名歌手对有一定潜力的青少年进行培训, 培养年轻歌手等。

2. 在坚持保留“花儿”艺术的文化传统的同时, 不断寻求艺术上的突破创新。

文化创新是实现文化传承的根本出路。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 一方面搜集整理旧词曲, 完善“花儿”艺术的乐理系统;另一方面, 不断利用“花儿”音乐素材进行再创作, 使“花儿”能够反映当前社会的发展面貌和现代生活, 力求展现全新的艺术魅力。

3. 让“花儿”走进学校音乐课堂。

“花儿”作为一种声乐艺术, 只有口头传承方式才能让它真正得以保存下来。让“花儿”逐步进入校园, 走进学校音乐课堂, 试着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它、喜欢它, 这样, “花儿”的传承队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将有很大提高。“花儿”教学的老师必须是来自民间, 各地区目前健在的原生态民歌的老传人, 让他们用其独特的方法来训练学生, 培养原生态民歌的真正传人。传统音乐文化通过学校这个国家和社会传承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最佳方式之一。

4. 大力倡导举办各种“花儿”选秀节目。

就像科举制度一样, 选秀对文化传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都促进了社会文化由精英阶层到一般阶层的发展。而且通过选秀模式的大众传播不但可以跨越社会群体而且能够跨越社会阶层, 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点已被许多音乐选秀模式带来的社会传播及商业效益的影响力所证实, 例如《超级女声》、《非同凡响》等。选秀作为大众文化传播和新的社会流行文化呈现的一种新途径, 不但为社会提供认识自身的声音, 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传达社会平民文化价值观的一个舞台,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5]。

5. 将“花儿”艺术引入市场, 促进其与当地旅游业充分结合。

“花儿”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民俗文化的载体, 是流传地区广大群众的一部百科全书。发展“花儿”民俗文化旅游, 是旅游业与各种类型的民间花儿会活动结合的一个最佳选择。总而言之, “花儿”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二者若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就会在互动中得到发展, 加快全面开拓“花儿”民俗文化旅游业的步伐[6,7]。

人类创造了文化, 文化反过来又塑造了人类, 文化对人类的影响, 需要通过传播传承才能发挥作用。“花儿”是多民族文化共同演绎而成且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民间艺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八大对文化和文化建设作了重要部署,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难得历史机遇面前, 从研究文化传播意义的角度出发, 分析甘肃“花儿”传播的内在机理以及“花儿”传承中主要面临的问题, 使“花儿”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传播, 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

参考文献

[1]庄晓东.文化的传播与传播的文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2, 1:14-16.

[2]黄明政.浅论甘肃花儿[J].四川: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7 (12) :81~83.

[3]周亮.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研究[N].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43-47.

[4]冯光钰.王桂芹.“花儿”的现代传播与传承发展[J].音乐教育与创作, 2010, 8:42-43.

[5]苏怡多.李坤.音乐选秀对文化传播的意义[J].甘肃科技, 2012.

[6]朱瑾.洮岷花儿的特征及保护传承[J].文化艺术探索, 2011, 8:14-16.

甘肃省计量研究院 第2篇

改革创新 构建和谐新计量院

甘肃省计量研究院

一、基本情况

甘肃省计量研究院是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于2004年9月24日由甘肃省计量测试研究所、甘肃省计量检定所、兰州市计量测试研究所、兰州市计量检定所四所整合重组而成，是集检定、校准、测试、科研为一体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总部设在安宁区，分部在市局院内，总部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有东、中、西三栋办公、实验大楼及地下室和山洞恒温实验室，房屋建筑面积总约1万平方米，其中恒温实验室面积约700平方米，拥有包括美国福禄克、丹麦BK等公司先进检测设备在内的专业检测设备800多台件，固定资产1200多万元。设有4个职能科室，5全综合实验室，6个专业检定站。现有员工149人，高级工程师11人，工程师41，人助理工程师15人，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人员74人。

我院主要承担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量值传递；进行计量器具产品检验；计量技术咨询与产品开发；制订、修订计量技术法规和规范；为计量标准考核、计量认证评审、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定型鉴定）和样机试验等提供计量技术服务。建立社会公用标准92项，其中最高计量标准36项，次级计量标准56项。已开展长度、热学、力学、电磁学、无线电、时间频率、光学、声学、电离辐射、化学等检定、校准和检测项目21项，年检定计量器具6万多台件。

二、围绕宗旨，加强服务，加快事业与科研的发展

2002年6月省计量测试研究所、省计量检定所两个省级计量技术机构合并，在“先求生存，后图发展，稳定大局、逐步理顺”的总体工作思路指导下，逐步理顺各种关系，规范工作秩序，于同年11月顺利通过国家总局组织的全国省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考核，初步解决了生存问题。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我们将2003年定为“发展年”，通过开拓市场、挖掘潜力、加强管理、规范服务，使两所经济水平、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加强。2004年9月省市计量技术机构整合后，实现了技术机构的优势互补，计量院步入全面、协调、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2002年完成预算外收入约205万元，比合并之前增长42.4%。2003年完成收入约309万元，比上年增长50.7%，突破人均6万元。2004年完成预算外收入约510万元（原省所），比2003年增长了65%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今年全院的检测收入要突破1000万元大关！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检测市场，要想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就是要履行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的法定职责，努力为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 计量技术服务。因此，我们要求每位职工牢固树立“顾客至上，诚信为本，一流质量，一流服务，一流信誉”的服务理念，坚持“行为公正，方法科学，结果准确，工作高效，服务规范，客户满意”的质量方针。规定对客户的抱怨要在10个工作日内给予满意的答复；对常规的检定、校准工作要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兰州市内送检量大的客户履行“您送检，我派车”服务承诺；为客户提供打包、装、卸仪器等延伸配套服务；对兰州外无专车送检的单位实行接站和送站服务；为路途遥远而误餐的送检客户提供免费工作餐；对送检量少的保证随检，最多不超过一周；对出租车计价器的检定和维修，在节假日也安排人员轮流值班，以方便客户；对仪器收发室进行装修，购置沙发、饮水机等，为客户营造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为慎重稳妥地执行新的计量检定收费标准，我们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和解释，并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采取逐步到位的方法，对一些困难企业进行适当的减免，实现了新、旧收费标准的平稳过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形象，迎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因此，我们把科研工作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科研立项，制定《事业发展三年规划（2004-2006）》，制定鼓励性政策，充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多发表学术论文、多出科研成果。同时，我们不断加大科研开发和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近两年来我院就投入100多万元用于科研开发。近年来完成的科研项目有：《多路程控开关研制》、《局域网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磁粉探伤仪检定方法研究》、《电参量多功能测试仪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制订、《电话计时计费装置检定方法研究》、《直流数字电压/电流小时计检定方法研究》等十多项，其中《多路程控开关研制》项目经国家质检总局的科技成果鉴定认为：该项成果在高灵敏度直流电压等技术方面有所创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局域网管理信息系统》项目通过省科技厅科技成果鉴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电参量多功以测试仪地方计量检定规程》、《电话计时计费装置检定方法研究》、《直流数字电压/电流小时计检定方法研究》等项目通过省局科技成果鉴定，填补了我省空白。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有30多篇，有十余篇获得省局优秀论文奖。

同时，我们充分发挥计量技术优势，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这两年我们在与兰州交通大学进行科研项目合作的基础上，今年又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合作。双方共同指导测控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我院11位专家作为导师指导19名学生进行17个毕业设计，我院开放实验室、专业设备和一流的专家组成的科研开发环境，为毕业生做好毕业论文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为了向社会输送和储备优秀的科技人才，进一步促进我院科研成果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我院与交通大学正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申报计量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这是院校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有益尝试，这也必将提升我院的学术水平和对外形象，使我院真正成为兰州交通大学的科研教学基地。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大设备和设施投入，增强发展后劲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结果。一个单位的发展不能只单纯追求经济收入的增长。作为一个公益类事业单位，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大投入，夯实基础，深化服务，提高服务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保持我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近年来，我院投资五百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建了热能表检定装置、振动试验台检定装置、坐标测量机校准器组等十几项标准装置，完成了数字电压表、经纬仪、2000L钟罩等十几项技术改造和更新，购置了大型检衡车、检定声级计所用的消音箱、扭力扳手检定装置、高阻箱检定装置、超声波探伤仪检定装置等十余套仪器设备，修建了双车道出租车计价器检定室，对中楼进行了加固装修恒温通风改造，修建了大院天然气管道，进行了西楼的粉刷、修缮了1号家属楼楼顶的防水层，新修了4号家属楼楼前马路和东楼北侧的山体护坡，为全院职工修建了休闲健身广场，修建了自动上水系统，整修了西关分部的仪器收发室。今年我们已完成了我院西楼河沟护坡的重新加固维修，从5月25日开始，在东楼四层上加层修建全院的大会议室，更新办公家具，在西楼前建设网球场，所有工程计划于9月前全部完工。为了营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对全院的绿化作了规划，并派专人负责。目前绿化面积已达到121亩（投影面积），绿化率达到98%。我们的绿化工作多次受到市、区政府的表彰，连年被评为“绿化先进单位”。为了从根本上加快我院环境建设的步伐，我们还制定了《大院环境建设十年规划》。通过这些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院的检测能力，拓宽了检测领域，改善了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提升了我院的对外形象，为了院事业的发展增添了后劲。

四、以人为本，创新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为逐步建立起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今年1月24日至2月4日，我院进行了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院职工进行竞争上岗，中层干部实行竞聘上岗，一般工作人员实行双向选择。这次内部人事制度改革，从酝酿讨论到制定具体方案，都把倾听职工意见，与职工面对面交流贯穿始终。中层管理人员竞聘分笔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四个环节8个程序，33名同志参加竞聘，竞岗比例为1.7：1，最终19人脱颖而出，担任中层领导，其中新提拔5人，换岗率为30%，平均年龄降至40岁，大专以上学历提高到89.5%。全院共有107人选择上岗，交流轮岗12人，有3人待岗，实现年龄、性格、性别与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合理搭配，达到了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在我院初步建立起了开放、动态、柔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计量队伍，我们在内部管理上，细化了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努力实现工作责任、职能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统一。结合我院的实际，围绕加强责任心、提高工作能力两个重点，加强全体职工学习目的性、主动性、系统性和计划性，逐步形成了“分散自学，集中讨论，重点辅导，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和一般工作人员，不同层次、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在学习方面，为提高人员素质方面舍得投资舍得花精力。我们恢复了阅览室，每年花费近万元订阅各种技术、文艺期刊和报纸，其中，《中国计量》和《读者》是每个科室一份。计量院成立第二天，我们就为全体中层以上干部送去了《任长霞》、《给加西亚的信》、《鱼》和《改变世界的管理方法》四本书，同时提出了自学要求，下发了思考讨论题，并规定每月在周末学习2—3个半天，集中讨论学习心得、体会或感想，并上交书面发言提纲。结合学习现代管理理论和四中全会精神等，我们向全体职工下发了《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理论热点18题》和《项目管理知识与实务》等辅导材料，邀请省委党校教授、专家做了“四中全会决定”、“现代企业文化”、“项目管理”、“计算机网络”、“测量仪器特性评定”等十几场专题辅导报告。为了学习外省的先进经验，院领导带领导中层干部分别到新疆、上海、东北等兄弟单位进行考察学习，并开创性地委托他们为我们代培中层管理干部和计量检定人员。学习回来后，每人都必须写出考察学习报告。计量院成立后，为使调整后的人员尽快适应新的项目，督促学习，提高检验水平，发现问题，我们于去年12月4日至12日，历时9天，对39名检定人员进行了计量基础知识的闭卷考试、专业技术知识的开卷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为了达到管理工作更深层次和更高境界，按照企业文化建设理论的指导，进一步规范员工行为，提升计量院整体形象，还组织进行了甘肃省计量研究院整体形象设计，提炼组织理念，设计计量院院徽。为在全院营造“勤奋工作，快乐生活”这样一种紧张、祥和的氛围，我们去年举办了以“团结、欢乐、奋进”为主题的新年联欢会，今年又举办了以“坚持锻炼，永享健康快乐”为主题的运动会，同时，院总支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以“营造氛围，引导学习，提高素质，陶冶情操”为指导思想的为期一年的读书竞赛活动，并在全院逐步建立起了“送书送福利”的意识，使书成为我们最好成绩的福利。职工生日，我们送上一份祝福，职工住院，我们送去一份关心。这极大地增强了全院职工的凝聚力，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大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了一个人人读书健康文明的学习、工作氛围。现在，全院上下学习蔚然成风，努力工作的人多了，说空话、怪话、牢骚话的人少了，一个团结、和谐、敬业、学习型组织正在形成。

五、提高认识，狠抓落实，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我院在省局党组织的领导下，牢牢抓住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条主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在圆满完成各个 阶段的任务、认真扎实地做好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根据我院实际，积极努力创新“自选动作”。我们将第一阶段的学习范围扩展到入党积极分子和我院中层管理岗位非党员同志；利用双休日，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中层干部、新分配的大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会宁红军会师楼、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追忆先烈事迹，缅怀革命传统，并组织重温了入党誓词；邀请省委党校教授进行专题辅导，编办了14期《先进性教育简报》；在全院的读书竞赛活动中，将先进性教育读本列为每期竞赛必考内容；在院《工作简报》上摘编了《人民日报》的一些好文章。用这些生动的教材，促使全体党员、干部在认识上获得新高度，在实践上取得新成效，更加坚定大家的理想信念，达到永葆先进性的目的。

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还认真进行了主题实践活动。春节来临之前，我们带着慰问品对老干部、老党员和困难户进行慰问，把党的温暖送到了他们的手中。积极组织大家开展献爱心活动，向特困户伸出援助之手。各实验室和检定站的同志们，在雷锋纪念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世界计量日，先后在培黎广场、商学院、省荣誉康复医院开展计量服务活动，对眼镜、B超、医用辐射源、血压计的进行免费计量检定，为群众提供计量咨询服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先进性的本质，把先进性体现在岗位上，体现在行动上，体现在为群众全心全意的服务上。目前先进性教育活动已进入整改提高阶段，在分析评议阶段，大家共提出58条建议和意见，归纳整理为15条。我们将大家最希望办、当前能够办好的事情作为整改阶段的重点，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狠抓落实，已整改了6条，其余9条也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方案，正在抓紧组织整改，力争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由于我们把先进性教育活动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认真落实各项措施，因此也真正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使先进性教育真正取得实效，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甘肃河州花儿艺术及其现状浅谈 第3篇

关键词：花儿,河州,现状,传承,保护,曲式

花儿是广泛流行于我国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五省区的由汉、回、东乡、撒拉、土族、保安、藏、裕固、蒙古等民族共同用汉语演唱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歌艺术,是西部地区乃至中国传统民歌中最具标志性和特色的的原生态口头传承民间音乐表演艺术形式。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刊发《甘肃的歌谣——话儿》一文,开创近代中国历史上公开发表以花儿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性文章的先例。此处的“话儿”即指“花儿”,文章首次向公众介绍西北花儿的源流、类型等,这使得在西北地区流传多年的“花儿”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进而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一、源流

多年以来,关于花儿的源流、类型、曲式等,学界见解众多,观点不一,关于流传区域,许多学者已发现除西北五省区之外,川、藏及内蒙、山西部分地区亦有流传,有观点认为花儿是源于甘、川交界处的藏族及其先民吐蕃、羌族的民歌;在源流地区历史和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下孕育而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发展形成的民间音乐表演艺术形式,它是流传地区民众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多数情况下,学术界根据“花儿”的主要发源地把“花儿”大致分为三类:河州花儿、洮岷花儿、河湟花儿。“河州花儿”的称谓,显然体现着它特定的地域文化意义,它代表着这种民歌形成的地理环境、民族归属、人文背景乃至语言特点。古时河州不等同于现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而是一个广袤的西部地域,“河州花儿”就长期流行于这片地处黄河上游汇集渭水、洮水、湟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从公元345年前凉政权分凉州置河州到南北朝时期辽东鲜卑族内迁建立的西秦、吐谷浑政权,再到唐宋时期吐蕃统治,至元代形成的多民族杂居区,汉、羌、匈奴、鲜卑、吐蕃等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发展、融合,文化上的多元促成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浓郁的民族气息的民间音乐艺术——“河州花儿”的形成。

二、曲式特点

1. 花儿曲调非常丰富,有一、二百曲之多,格律特殊,形式别致,其曲调多称为“令”,有大令、小令之分。

大令多用真假声交替互换的方法进行演唱,旋律悠长,结构明晰;小令多用真声演唱,节奏规整,结构多变,旋律整体偏小调的感觉较多。“河州花儿”与其他曲艺、民歌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的独特句式,而形成这种独特句式的根本原因当是由河州方言决定的,同时,演唱“花儿”的宾语在前、主谓在后的倒装语序也非常有特点。譬如以下这些经典的花儿曲调“花椒红来红花椒,花椒的叶叶儿展了;不是花儿的人花哨,穷光阴把精神儿短了”!“天上有云彩雨没有下石头麻啦啦的进房间的朋友没答话心里急抓抓的”。

2. 甘肃河州方言非常具有地域、民族特色,典型的顿挫节奏、大幅度起伏的音韵语调及缀在句子中的“者、么、啊、着、哩、们、哈、了、吧”等语气助词,共同组成“河州花儿”极具地方特色的腔调,譬如:

“三九天黄河里下雪里,麻水上推冰桥里;维哈个花儿着疼心里,不疼是维哈着咂里?“白牡丹跌者个河里了、紧捞嘛慢捞者下了、我俩人紧挨者睡下了、紧挨嘛慢挨者亮了”“三九天黄河里下雪里,麻水上推冰桥里;维哈个花儿着疼心里,不疼是维哈着咂里?”

三、河州花儿生存现状

作为一种西部地域民间文化,在社会的现代化冲击下,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镇生活节奏逐步城市化,花儿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城市生活节奏发生冲突,无论是滋养花儿艺术的土壤还是听众群都在不断流失,生存空间的逐渐萎缩使得花儿的基本特性亦慢慢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花儿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城市生活节奏发生冲突。

河州花儿对生存环境依赖性是其重要特性所在,它集中反映和体现源流地域、民族、乡村文化的特色,但是在社会的现代化冲击下,乡镇生活的节奏逐步城市化,这使得许多民族、民间原生态文化固有的封闭性被打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改变带来的强烈冲击,使得花儿艺术生存方式形势严峻。

2. 大众文化影响下花儿艺术的边缘化。

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最为主要的文化形式,通过媒体、广告、书籍、影像等无时无刻地影响现代市民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大众文化愈来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这种通俗、短暂、易变的流行文化对传承了百年的许多传统民间、民俗文化造成很大冲击,花儿的受众群体正在慢慢在消减。花儿艺术边缘化状况非常明显。

3. 花儿传承主体的萎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务工,这些人的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随着一些老艺人年事已高或者离世,花儿演唱、创作的技艺必须得以传承,但事实情况是从事花儿创作、演唱的年轻艺人大量萎缩,年轻人更多地愿意接受流行文化,当下很多年轻人甚至对花儿呈排斥态度,传承主体的缺失断代,意味着原生态的花儿将逐步消失。

四、结语

综上所述,理清花儿的现状和生存危机,进而在传承保护上努力探寻有效方法,是从花儿特性与时代特点的结合上探索花儿“生命力”延续的有效途径之一,力求原生态的花儿能够继续传承,并合理转化为当下时代所需要的民间文化艺术应是当下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张君仁.1949年以前的花儿与花儿研究.中国音乐学,2011,02.

[2]朱仲禄.花儿选[M].西北人民出版社.

甘肃花儿研究 第4篇

一、原生态唱法与“洮岷花儿”

原生态民歌是由本民族环境下的老百姓在生活与劳动中自然生活的一种情感表达。中国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原生态音乐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它的多元性是音乐创作的宝贵源泉。就笔者所出的地域环境甘肃定西来说, 甘肃定西岷县的“洮岷花儿”首批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歌唱者主要是汉族以及藏族和回族, 其歌词趋向于汉族化。在岷县的莲花山和二郎山, 自古以来就有一年一度的民间“花儿会”的习俗。规模盛大的“花儿会”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 每年前往西北各地“花儿会”会场, 采录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民俗文化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洮岷花儿”歌词内容丰富, 非常有特色。

二、“洮岷花儿”与“民族唱法”的异同

我国当代的民族歌唱艺术吸收了欧洲声乐艺术的科学方法, 糅合了一些中国民间戏曲和民歌演唱方法的某些特征。从其技法构成上看, 这种“民族唱法”虽然蕴含了一些“中国因素”, 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并不为中国所固有, 它与欧洲艺术歌曲演唱技法有着更多的共同性。尤其是声音的训练方面, “民族唱法”完全采取了艺术歌曲演唱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演唱技法, 并以其中国式的演唱形式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而受到广大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洮岷花儿在演唱方法上, 受到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性格气质、宗教信仰、语言特征、地理环境、审美意识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与“民族唱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 气息

民族唱法要求歌唱者演唱时“气沉丹田”, 实际上就是美声唱法里所强调的胸腹式呼吸, 这一点在“洮岷花儿”演唱中的要求也是一样的。要求声音传的远, 演唱时保持音长, 都需要这种呼吸方法来解决。歌手们在对歌的时候也往往互相斗唱, 比赛谁的声音拉的长, 拔得高, 这都需要良好的气息支持, 从这点来看与民族唱法的要求是相通的, 并且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的咏唱传统。

(二) 声区

“洮岷花儿”在长期的演唱中, 高中低声区的演唱也各有特点, 在演唱中, 歌手在中低声区演唱时主要以真声为主, 口腔的松弛度和咬字犹如平时说话, 声音自然, 向前。唱高音的时候, 男歌手多使用纯假声, 声带局部震动, 追求鼻腔、头腔的最高位置, 在传统的男女声对唱中, 男歌手用尖音唱法将声音提高八度, 不仅可求得和女歌手在音高、音量上的一致与协调, 而且可获得男女声在音色上的和谐。在民族唱法中, 要求声区的统一, 但高位置的共鸣占主导地位, 不同的是, 在男声演唱时要求真假声转换的无痕迹, 混声的运用。不过好的洮岷花儿男歌手在演唱跨度很大的歌曲是, 假声和真声结合的也很好, 虽然不至于没有痕迹, 却有独特的一番情趣。这也是洮岷花儿男声演唱的标志性特色。

(三) 民族声乐教学中的运用

笔者工作的学校地处甘肃陇中, 有很多从盛产花儿的地区考来的音乐学生, 这当中除了汉族也有很多藏族和回族学生。这些同学在平时的声乐学习中都有显著的特点, 他们在演唱自己本民族或者本地民歌时, 都充满自信和激情, 但在学习其他歌曲的时候却显得很不自信, 甚至感到害怕。2007年, 有个名叫李浩的岷县学生, 初来的时候会唱的曲目特别少, 一首新歌给他, 怎么也唱不好。有一次他演唱自己家乡的花儿时, 显得很有把握, 风格也掌握的恰到好处。于是, 在接下来的一次声乐课上, 给他布置了一首歌曲, 正是他们岷县的花儿, 在学唱的时候要求他注意在气息上吐字, 在唱高声区的时候也要突出洮岷花儿的假声特点, 笔者给他在练声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八度假声大跳的练习, 尽量要求他在气息稳定的同时, 保持声音高位置, 这种训练持续了一段时间, 他自己也感觉在演唱花儿的时候比以前更加自如了。

在教学中, 笔者体会到, 这些来自山区或者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学生对自己从小耳濡目的歌曲总是能很好的把握, 一些学生还是演唱“花儿”的佼佼者, 如何在教他们传统民歌的同时, 又不破坏之前建立的演唱地方风格歌曲的感觉, 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并融入到民族声乐的教学中去, 是一个长期坚持, 长期实践的课题。

现今, 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音乐元素也更加多元化。中国音乐在引入外来音乐的同时, 也肩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重任。因此各种唱法的互相借鉴与融合很有必要, 不但要学习西洋系统化的科学方法, 还要重视对原生态唱法的借鉴吸收。音乐世界正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新时代, 彼此都有值得吸收的长处, 从而使民族声乐转向“雅俗共赏”的艺术, 形成一个吸收多元、展示多元、竞争多元、互补多元和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亚雄.“花儿往事及花儿探源”[J].拓荒,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