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流入范文

FDI流入范文（精选8篇）

FDI流入 第1篇

在分析FDI流入问题时, 一般会考虑到汇率所起的作用。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又有其独特的变化路径:1994年汇率并轨后, 至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前, 人民币汇率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 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 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 而是围绕一揽子货币上下浮动, 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波幅增大。

一、汇率水平与FDI流入

汇率水平变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同一产品以不同货币计价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到需求的国际转移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效应。汇率水平变化的竞争力效应会对FDI产生影响:对“市场导向”型FDI而言, 东道国货币贬值将提高进口产品相对价格、降低出口产品相对价格, 从而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这也会吸引FDI的流入。当然, 若企业投入品来源主要依赖于进口时, 东道国货币贬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也会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这又会抑制FDI流入。对“成本导向”型FDI而言, 东道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成本导向型FDI的流入, 而东道国货币升值会抑制FDI流入。对中国而言, 大量流入的FDI中成本导向型居多, 一般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FDI内流。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以间接标价法表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增加意味着人民币升值, 减少意味着人民币贬值, 因此,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FDI应该呈负相关关系。

二、汇率波动与FDI流入

汇率波动率一方面反映了汇率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反映了一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尽管灵活的汇率会促进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动, 然而, 与证券投资资本不同, 对FDI这类长期资本而言, 由于存在较高的沉没成本, 投资者多为风险规避者, 过高地汇率波动率会抑制FDI的流入。因此, 一般认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与FDI呈负相关关系。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与FDI流入

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长期处于错位状态, 对FDI的流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般认为, 当人民币被低估时, FDI流入会增加;而当人民币被高估时, FDI流入会减少。

四、国内开放程度与FDI流入

国内开放程度对FDI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效应:替代效应和补充效应。

由于GDP没有月度数据, 无法计算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 因此用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同比发展速度作为代理变量。进出口贸易总额当月值数据也是以美元表示, 但在求同比发展速度时已经去除了计量货币的影响。另外, 由于这一数据也是以现价表示, 所以同样要利用CPI进行调整。由于此处采用的是同比发展速度, 所以只需要用CPI的同比指数调整。

五、结论

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以间接标价法表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增加意味着人民币升值, 减少意味着人民币贬值。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不太一致, 其原因可能是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计算中, 由于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占较大权重, 而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以来主要盯住美元, 不能很好地反映货币本身的价值, 所以得到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没有与FDI流入呈负向关系。这种影响也通过汇率错位反映出来了,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错位十分显著, 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确实对FDI的流入产生了影响。国内开放程度与FDI流入呈负向关系, 这表明国内开放程度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补充效应。

FDI流入 第2篇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FDI 市场规模 贸易自由化 产业结构

一、引言

现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开始，双方不断深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中，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主导力量不可忽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不断提高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积极拓展国外直接投资。由于地理位置相近，而且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双边经贸飞速发展，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但由于东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不是很高，大多是吸收外商投资的国家，所以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潜力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投资领域的各项限制条件不断放宽，而且2003年在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联合宣言强调要深化双方互相投资。[1]所以，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日益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非常重要的地区。

二、国际直接投资概念及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特点

（一）国际直接投资概念

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又叫外商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出资在其他国家的境内创立新企业，或增加资本扩展原有企业，或收购现有企业，来获取企业控制权、经营利润等跨国境投资行为。[2]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大约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在海外谋求利润时产生的，当时规模很小。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国际直接投资才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

（二）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不断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也有所改变。在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归家，但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三是第三产业在国际投资中比重不断上升。

三、东盟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东盟国家对中国就开始了直接投资。开始时规模比较小，80年代后期投资数额逐渐增长，1993～1995年增速比较快，1991～1996平均年投资额为203亿美元左右。受金融危机影响，1997以后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在以后几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速。2001～2006年，基本徘徊在30亿美元左右，从2007年起增长有所明显，超过40亿美元，2012年达到7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33%。如表1，图1所示：

表1 东盟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总额及占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率

图1 东盟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总额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直方图

表2 东盟各个国家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

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从表2可以看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东盟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其他几个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比较少。其中，新加坡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较多的国家。2013年新加坡对中国直接投资达73.27亿美元，在对华实际直接投资国家（地区）中占第二位。近年来，文莱和柬埔寨对华直接投资总额有上升势头。虽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不断上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投资总额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小的，而且没有很大增长。所以，整体来看，东盟对华国际直接投资还有不小的上升空间。

四、影响东盟国家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因素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东盟各国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总量较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加，就影响东盟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程度

一般来说，投资国在东道国资金进出相对自由以及可以进入的程度越深，范围面越广，就越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不仅逐渐减轻关税，放开非关税壁垒，而且2009年8月，在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该协议力争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促进两国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这无疑会促进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所以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程度对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很重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体现在一国经济实力上，还表现在该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那个阶段。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实力越雄厚就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反之，如果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很难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再次，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该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该国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这将直接影响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总量。投资国即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国际直接投资也至关重要，只有投资国经济实力雄厚才有资本进行投资。[3]

（三）中国的市场规模

一般来说，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成正相关的关系。我国市场广阔、人口众多，市场规模相当大。因为市场规模越大需求就越大，盈利的机会就越大，这样就越能吸引外资进入。尤其是在较大的市场规模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这样生产成本便会降低，产品价格低廉，进而产品的竞争力增加，投资者可以取得更大的利润，外商更愿意向该国增加直接投资。[4]

（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可以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进而提高生产利润。尤其当国际直接投资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时，这种优势会更加凸显。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是吸引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差距逐渐减小，这一优势有弱化趋势。[5]

（五）中国的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稳定性等。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直接关系到国际直接投资的安全性，对投资者非常重要。一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态度以及进入难度都会不同。如果东道国政治动荡，战乱频繁，对国际直接投资就没有保障。近年来，中国政治一直很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环境良好也是中国吸引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

五、促进东盟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深中国对东盟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实现更加深入、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投资合作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首先，中国要进一步加深对东盟的市场开放程度，逐渐扩大投资范围，为直接投资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比如，一般来说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投向于制造业的比重比较大，中国可以开放其他产业，像金融业，通信业等。再次，优化东盟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机制，使在手续办理上更加简便、快捷，在资金进出上更加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东盟的直接投资。[6]

（二）将东盟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相联系

将吸收的东盟的直接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相联系，会大大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也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比如，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产业部门，要积极引导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进入该产业；对于我国产业政策大力扶植的产业也要引导它的流入。当然，中国应该根据东盟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特点，合理的引导投资流向。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在吸收他们的直接投资时要制定不同的策略，实现最大限度的互惠互利。[7]

（三）中国企业要寻求良好的与东盟国家投资合作的方式

我国企业要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吸引外资的能力。另外努力寻求良好的吸引外资的方式。比如，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新加坡在我国的公司开展研发合作与技术交流，这样可以吸收先进的技术、经营管理理念等，进而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企业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企业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又会吸收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这样便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8]

（四）完善国际直接投资的监管，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我国要完善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确保国际直接投资的安全性和公平性。具体来讲，建立健全东盟国家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明确权责关系，使其在进行投资时有法可依，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有效的解决。另外，我国可以和东盟建立一个针对直接投资的监管部门，监督和协调直接投资情况。也可以协商鉴定更加细化的关于直接投资的协议等，做到切实维护东盟国际直接投资在华的正当权益，当出现争议时对其要做到公平公正，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障国际直接投资顺利有序的进行。

六、结语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逐渐放宽了对东盟向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而且中国具有大约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这些都是中国吸收东盟在华直接投资的有利条件。即便在短时间内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增速不太大，但长期来看其潜力是很大的。

参考文献

[1]宫占奎，孟夏等.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117—120.

[2]吴定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0.

[3]桑百川，李玉梅.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6.

[4]巫俊飞.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架下中国一东盟FDI效应探究[J].商场现代化，2008（23）：10.

[5]韦倩青，苏宣云.中国—东盟自贸区直接投资效应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4（13）：21-22.

[6]周瑾瑜.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相互投资的影响分析[硕士学位论文][D].上海：复旦大学，2006.

[7]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4—556.

[8]李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投资效应分析[硕士学位论文][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2011.

[9]朱壮.区域经济一体化对FDI的影响效应分析—以CAFTA为例[硕士学位论文][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

非洲FDI流入特征及其影响分析 第3篇

国际直接投资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DI) 是指一国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生产或者经营, 并掌握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释, 这种控制权是指投资者拥有一定数量的股份, 能行使表决权并在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中享有发言权。近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很快, 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 成为国别、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非洲的经济介绍

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比较落后, 人均收入水平很低。2001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年收入只有约470美元, 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等国更低。低收入必然导致低储蓄, 2000年全非洲国内储蓄率只有24.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仅为18.8%, 由此导致国内资本形成不足。非洲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也低于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值。在这种情况下, 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就在于争取外国投资。

3 非洲FDI流入的表现及特点

3.1 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流入量差异较大

从地理上讲, 通常把非洲分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部非洲五大区域。非洲五个地区吸收的FDI规模不同, 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 北非的FDI流入规模为183.59亿美元, 占非洲外资流入总量的29.9%。其中埃及、苏丹等北非国家是该区域FDI流入最多的国家, 仅埃及一个国家就占有了整个北非地区吸收FDI的36%。北非国家由于靠近地中海, 大部分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同时私有化也比较活跃, 因此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较强。

中部非洲的FDI流入数量为185.95亿美元, 占全非洲FDI流入总量的31.8%, 略高于北非地区。安哥拉、刚果 (金) 、乍得、刚果 (布) 、赤道几内亚等国家是中非地区FDI流入最多的国家。其中, 安哥拉一国就占到该地区FDI的70%左右, 高达131亿美元, 这也主要得益于该国十分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

西部非洲2009年的FDI流入规模为100.09亿美元, 占全非洲的17.1%。尼日利亚是该地区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占到西非地区吸收外资总量的58%。

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FDI的流入规模相对较小, 分别为65.61亿美元和50.28亿美元, 仅占到全非洲FDI总量的11.2%和8.6%。而且, 南部非洲的FDI占有量中, 有87%都流入到南非一个国家, 东部非洲各国的FDI占有比例相对较为平均。

3.2 FDI来源国集中于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是非洲吸引FDI的主要来源国, 20世纪90年代以前, 英、美、法等少数发达国家是非洲FDI的主要来源国, 虽然从90年代开始, 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挪威等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逐渐增加, 但是,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额仍占该地区外资总量的70%以上。具体来看, 1995~2000年, 美国的对非投资额占发达国家对非投资总量的37% (91.52亿美元) , 法国占18% (43.59亿美元) , 英国占13% (31.69亿美元) 。由此可见, 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呈现明显的单一化, 过分依赖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

3.3 FDI集中于能源矿产等高利润领域

非洲吸收的FDI大部分流向石油、天然气等部门, 有很少一部分流向了食品、饮料、烟草生产等行业。这是因为非洲的社会环境比较恶劣, 投资能源矿产以外的行业的利润比较小且风险较大, 而投资于能源矿产领域则会获得较高的利润回报。2005年, 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埃及四大产油国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资, 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流向了石油工业, 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埃及的外国投资中, 石油工业分别占到93%、94%、90%和64%。与此同时,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等非洲国家的石油工业吸收的FDI在本国各行业吸收的外资总额中也高居首位。

3.4 FDI总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 虽然非洲的FDI流入数量由1980~1989年的年均12亿美元增长到1988~1989年的33亿美元, 但是非洲的直接投资流入量占世界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比重却从2.4%下降至1.9%。然而同一时期的东亚、东南亚、南亚、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吸收的FDI占世界的比重都是高于非洲的。一项针对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79家企业关于投资于南部非洲的原因的研究结果表明, 有40%是为了获得当地丰富廉价的原材料, 21%是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还有29%是出于个人原因。而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 对外国世界投资吸引力最大的就是两国较大的国内市场容量。

非洲之所以无法吸收到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主要就是因为非洲的市场容量十分有限。除此之外, 非洲大陆还面临着政治动荡、武装冲突、恐怖活动、疾病蔓延、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这就使得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 除了获取当地的原材料、矿产资源之外, 很难再找到更多的有力的投资方向。

4 非洲FDI流入的影响

4.1 为非洲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

根据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 2010年,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由于非洲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所以非洲国内储蓄资金也很少, 非洲国家非常依赖于外国的资金来维持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而FDI是其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 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对非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 为非洲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外国在非洲的投资往往伴随着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技术的引进, 很多跨国企业通过在非洲设立新企业或者直接向非洲当地的企业注资,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洲企业技术的提高和改善。例如, 中国在安哥拉、苏丹等国采取“以贷款换资源”的合作方式, 不仅为非洲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而且在当地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此外, 一些外国投资者在阿尔及利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赞比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进行的自贸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水平的发展。

4.3 对非洲就业的创造上并不明显

尽管非洲国家吸引FDI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增加就业,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FDI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岗位, 反而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例如在纳米比亚, 由于大多数国际资金进入到能源矿产行业, 导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采矿业的就业人数从一万多人减少到五千多人。尽管其出口加工区的企划的确增加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 但是这些新创造的就业大多都是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工资水平很低、工作环境恶劣的岗位。

4.4 非洲国家从外国投资中收益很少, 没有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有并购和新建两种, 而大约有62%的跨国公司在非洲采用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由于并购的方式没有新建的方式投入的生产性资金多, 因此缓解非洲资金短缺状况的作用就比较有限, 同时对非洲国家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上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还可能会导致垄断, 减少甚至消除国内市场的竞争性。因此, 跨国公司在非洲进行的投资, 不仅为非洲国家带来了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资金,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非洲原有的市场秩序, 也使非洲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非洲国家为了吸引FDI, 纷纷采取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但并未由此吸收到更多的外国资金, 反而导了致国内收入分配失衡的加剧, 贫富分化也更加严重。

5 非洲应如何吸引及利用FDI

5.1 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非洲国家政局的不稳定和武装冲突相对频繁的爆发, 严重影响了非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制约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武装冲突尤其是大型持久的战争会对一个国家产生难以预计甚至毁灭性的恶果, 比如人员的大量伤亡、民众流离失所、基础设施的破坏等。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结果表明:1999~2008年的十年间, 非洲是世界上爆发大的武装冲突最多的地区, 多达49起;与此同时, 自1999年以来, 非洲的武装冲突次数也开始明显逐年减少, 2000年以来非洲的局势则相对较为平稳, 所以经济也随之有了明显的飞跃, 吸引了较多的FDI。由此可见, 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吸引FDI流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2 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经济环境的排名中都比较靠后, 政治混乱, 社会无秩序, 特别是各项基础设施的缺乏和薄弱, 严重制约了非洲商业经济的发展, 大大降低了非洲国家对FDI的吸引力。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较少的重要原因, 就是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失效, 加上其他拥有较完善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因此, 非洲国家若要增强对FDI的吸引力, 必须加强和完善对本国和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5.3 采取多种措施, 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

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历史的影响, 非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都很接近, 即采能源矿产行业发达, 制造业落后。为了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 很多非洲国家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然而, 这些转变并没有在利用外资、实现经济多样化方面为非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改善。

首先, 非洲国家应该重视对外资流入的行业方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其次, 应该加强对国家自身政治经济能力的建设, 如果内部动力不足, 单纯以来外部推动措施也不足以引领外资进入的行业方向。

因此, 非洲国家应该积极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达到引领国际直接投资方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卢进勇, 杜奇华.国际经济合作[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

[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生编.SIPRI年鉴2009: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M].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 译.时事出版社, 2010.

FDI流入 第4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人口虽多,人力资本却积累不足,造成资源虽多但效率低下的局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靠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增长。自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据推算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24%。中国要想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就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建设,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培训效率,管理方式等。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FDI流入中国,的确对经济的发展有贡献,但FDI的流入是否对中国的人力资本造成影响则是本文探讨的焦点。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也是FDI投入最集中的地区。那里较高的工资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更加熟练与专业的就业队伍。而这些高素质的就业队伍,也即是中国人力资本的聚集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文献研究表明,想要通过自身独立的完成人力资本的升级是困难的,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外国的技术来源(Hausman和Rodrik,2003)。对人力资本的界定和测度主要基于两种理论和方法,一是应用均衡理论(孟晓晨,2005;刘志刚,王霞,2008);二是投入产出法(Fitz-Enz,1980;Tsui,1984;Jack Phillips,1996)。

但是目前关于FDI流入对中国人力资本分布影响方面的论著存在着不足。其一,目前的文献更多的是关注FDI流入对中国贸易,进出口的影响,或者对产品,技术方面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少关心FDI对“人”的影响。而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则更多的局限于某一企业,或某个行业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微观层面,很少有基于宏观视野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综合以上两种研究视角,研究FDI对中国人力资本分布的影响,利用1997—2010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FDI流入我国对人力资本分布影响机制的分析;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分析,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2 FDI流入对人力资本流动影响的机制分析

我国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为:①先进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法;②先进的管理技术;③高薪酬对人才的吸引。

FDI流入我国时,首先第一轮的投资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固定资产的建设等),其次由于溢出效应,FDI往往会带来先进的设备,需要当地的员工操作使用,FDI企业往往会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FDI同时也会带来不同于国内的先进的管理技术,这需要本地员工在工作中逐渐地适应。最后FDI在员工的薪酬方面往往要高于国内企业,这容易吸引人才向这些企业流动。在以上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高素质的人才接受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通过学习效应的影响,最终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

进一步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管理技术、人才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学习效应。而学习效应不具有排他性。当某个人具有知识后,便可以传授给他人,此时人力资本受到学习效应的乘数影响。知识的学习需要考虑2个因素:①学习的地点(高FDI地区);②学习效率(掌握新知识人口较多的地区),就中国而言即指东部地区,从而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动。

3 计量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1990—2010年全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1978—2007年中国各省人口增长变化数据(港澳台除外),新增就业人口变化数据,200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地区FDI,GDP数据(美元计价)。并运用以上年份的CPI指标对因价格因素造成的收入,资本虚高进行调节(以2000年为基年)。

3.2 计量模型的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利用GMM方法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t为时间,i为不同的地区,β0是常数项,ε0是误差项。βi(5|i|1)为系数。

Increase是人口流动增长率,经济的繁荣带来人口的增长,自1990—2010年中国的总人口虽在增长,但各地的增长率不同。

FDI是t年外资在某一地区投入所带来的固定资产的变化率。(这里指的是FDI的第一轮效应)

Tech是t年的技术进步,该参数由出口工业产品技术复杂程度来刻画。高技术意味着更高单位的产品价值:

其中,Export为出口产品总价值,n为数量。

Manage是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管理水平往往带来较高的产品质量,质量由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等来测定。本文使用产品合格率作为指标。运用合格品比率来刻画。

Talent是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参数,根据(刘文,陈洁,2010)员工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用在岗职工的人均工资来衡量。高效率意味着高薪酬。运用社会再教育年限衡量。

Increase (t-1)是t-1期人口的增量。排除突发事件的影响,人口的变动往往是平滑、连续的,所以当期人口与上期人口正相关。

C是控制变量,影响人力资本流动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关税水平,采用中国各省关税税率加权平均来衡量,环境因素,采用各省各年化学需氧量COD,国家标准HJ-T399-2007来测定,消费水平,采用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

3.3 内生性及处理

究竟是FDI的流入造成了中国人口向东部地区的转移,还是由于上述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促使FDI出于对人力资源成本的考虑从而导致FDI大量流入。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取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在系统GMM方法下,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宏观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系统GMM要比差分GMM更为有效。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4 实证检验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可以得到表1的相关统计结果:

4.2 系统GMM回归结果

为了克服变量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表2的结果看,通过考虑控制变量从1-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FDI的流入能够显著的影响中国人力资本的流动。其中1列为基于模型的回归结果,2列控制了关税水平,3列进一步控制了化学需氧量,4列控制了消费与人口结构。在以上回归中,系数都显著为正,验证了模型的假设。税率和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会对人口的流向产生负效应,这符合一般规律。高消费并没有成为阻碍因素,这或许可以解释大城市虽然消费高,但人口趋向趋势依然强劲的因素。

在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中,年龄结构不显著但系数的符号符合预期。说明人口结构的构成在人力资本流动中有影响但不大。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3 分地区统计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中部、东部、西部三大地区(划分方法按国家统计局标准),从进一步考察的结果看,分组以后和总体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FDI的流入的确显著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本的流动。但与总体分析不同的是,划分区域后,消费水平对人口的流动有了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FDI所属产业不同造成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是首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因此中部、西部的FDI流入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融资的便利,金融工具的多样,可对冲的利率期限结构风险才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东部沿海的FDI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而就工资水平来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低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也就造成了不同地区员工对生活成本的不同态度与考虑。此时消费水平对人力资本的流动就产生了显著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分析结果来看,本文认为FDI的流入通过第一轮的投资效应,带来第一轮的劳动力需求,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第一轮向FDI流入地流动。通过FDI的溢出效应,带来了第二轮的人力资本的流动。通过上述二阶段的作用,FDI最终显著影响了中国人力资本的流动。FDI的流入的确促进了当地的技术、管理、技能的提高,吸引了人才向FDI流入地的聚集。

但FDI的流入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人口的趋利性流动已经造成中国地区之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这样的人力资本流动会造成中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拉大贫富差距,推高基尼系数,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是不利的。因此国家在引进FDI时,应该对FDI的流向进行指导,避免过分集中所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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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流入 第5篇

20世纪80年代以后,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升温, 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目前, 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我国以往的开放重点是制造业领域, 加入WTO后, 我国服务业正在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扩大开放, 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较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中国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吸引外资是必经之路。

二、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一些服务的无形性与不可存储性, 也由于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空间上的接近, 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服务的国际交易主要是通过在国外市场建立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资的企业来实现的, 这直接加剧了东道国服务业的竞争, 对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因此, 对服务业FDI持批评态度的观点认为, 外资服务企业在东道国的竞争能力太强, 它们会威胁到国内企业的竞争, 影响国内经济政策甚至对国家主权造成威胁;也有观点认为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可能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 人们正逐步认识到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最终的影响是利大于弊。FDI流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 结构调整和升级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 特别是第一、第二产业及服务业结构关系的调整是“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发展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但是, 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显滞后, 总量和结构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需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发展水平比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低。

因此, 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高效运行的关键。服务业引进外资有利于中国引进新的服务项目、新的投资工具 (如技术专利服务) 和新的管理方法, 推动中国服务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可以引进目前薄弱和急需发展的服务部门, 克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瓶颈”, 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最大利益, 是能够高效率地为其他经济部门提供更高端的中间服务。同时, 生产性服务的外国供应商的高效性是基于对专业知识和技巧的所有权优势, 这也正是中国服务企业的薄弱环节。在初期只有资深的外国公司才能提供这些技术和服务。因此, 中国需要对世界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吸纳外资、吸纳外国的职业人士, 也只有通过投资, 通过外国的职业人士来到国内提供服务, 才能真正实现服务业的技术转让, 尽快缩短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

2. 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改进效应。

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我国服务业在服务管理、组织和营销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巧 (包括对新技术、新方法、高品质服务的引进和保持) 都十分缺乏。这些知识可以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关服务业FDI在转型经济国家的证实研究表明, 转型经济国家所缺乏的服务惯例、服务品牌和差异化的服务都可以通过利用FDI而获得, 并且FDI对于提高东道国员工的技能、持续地改进服务质量以及充分利用全球的金融、电讯和商务服务网络都有很大的帮助。具体而言, 引进外资有利于打破目前国内部分服务行业的垄断局面, 增强服务市场的竞争性, 促使国内服务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利用现代技术拓展服务领域, 使服务市场向更复杂和尖端水平发展。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 在服务产品种类、管理技术与服务方式, 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带来很强的示范效应。国内顾客在与外资服务企业的互动接触与交易过程中不断学习, 对服务的要求和口味会越来越高。因此, 国外服务机构对当地的服务供应商形成了压力, 迫使它们更快地适应国外供应商的标准和规则, 为了留住顾客不断地引进新的服务并提高经营的灵活性, 在与外资的竞争与合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效率, 最终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技术溢出效应。

在服务业领域,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诀窍、管理技术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要大于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而且与制造业相比, 服务业的跨国流动会产生明显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 因为服务业所有的业务都要通过对客户的服务来实现, 很难进行技术保密, 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基本相当, 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 将“技术水平高”的业务留在母公司, 只将“中等水平的”业务转移到海外企业。服务业扩大开放使外国服务业参与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 给国内服务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

4. 人力资源开发效应。

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能动性生产要素, 是一种具有特殊创造性的资源, 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和发展,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载体, 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提高。

跨国公司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 并因此开发出能保持其竞争优势的复杂技术系统和管理系统, 它使跨国公司能够不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许多研究表明, 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其海外投资地建立培训基地, 为其海外企业雇员提供培训机会。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愈高, 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就愈大。跨国公司由于其产品、技术和管理体现着本行业的发展趋势, 能够保证培训计划与员工自身发展需求的高度一致性。跨国公司对投资国人力资源的开发, 在帮助当地管理人员增强对商业机会的把握和判断能力、对技术人员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的流入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入, 它提供了东道国需要的“一揽子”资源, 包括专门知识、专业技能、管理诀窍以及定制化能力等, 通过培训项目和边干边学的过程, 他们被传递给当地企业。因此, 外资的流入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国服务业落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与国外相比, 差距也较大。由于服务生产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 因而服务人员不仅需要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专业技术, 而且服务态度、市场营销技能和技巧也应得到提高。服务业通过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 可以使国内从业人员近距离地学习国际惯例和先进的市场营销技巧与经营管理方法, 造就一批服务业领域的专业人才, 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5. 环境改善效应。

随着技术进步和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 一国的投资环境不仅体现在厂房、公路、通信、电力供应等硬件的好坏, 越来越多地体现于金融、专业服务等的完备性和质量水平方面。外资服务企业进入我国, 将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进而利用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关联纽带, 间接地提高其他行业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同时, 外资企业带入的资金、技术、人才有助于改善国内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 竞争力强的工业加上完备的服务又会吸引更多的高技术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这将促进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升级并带动整个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另外, 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 意味着我国将在法律、金融、通讯、运输、广告等领域将引入更多的外资, 这本身会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 对我国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挑战

1. 对国内服务业的发展的冲击。

随着中国入世后对服务业的扩大开放, 大量在技术、管理及体制上具有优势的外资服务企业将涌向中国市场, 这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将带来冲击和影响。加入WTO后, 中国要按照入世承诺开放服务市场, 国内服务企业必然要面对跨国公司的强烈竞争。由于我国在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领域长期实行垄断经营, 国内竞争不足, 国际竞争力较弱, 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将形成市场竞争, 使服务质量差、效率低的国内企业陷于困境甚至被淘汰, 即使在入世前国内市场开放度已经较高的服务行业, 如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业及旅游、商贸领域, 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与国际水准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外资进入将争夺市场份额, 使低效率的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在一些新兴的服务领域, 国内市场尚有许多空白, 外资企业可以利用其优势迅速抢占国内市场。

2. 对落后的服务理论和服务观念的挑战。

我国服务企业的经营观念与市场经济国家成长起来的服务有较大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前, 尤其是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 商品长期供不应求, 企业经营活动的理念停留在生产观念或产品观念, 服务的好坏对企业经营活动没有太大影响, 因此, 企业只把服务问题归属于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范畴, 看成是企业对社会的一种无偿奉献, 缺乏改善服务的内在经济动力。在这种服务理念的支配下, 企业只言“义”不言“利”, 把抓服务当成政治任务, 用运动式的检查、评比等办法硬性推动, 没有从顾客需求及顾客价值的角度来认识服务的本质。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服务营销理论90年代初才开始引入我国, 目前尚处于传播阶段。现阶段服务营销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对我国传统服务业的改革以及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我们的研究和应用明显滞后。

3. 对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压力。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对服务业重视不够, 没有形成完善的生产者服务市场, 企业也没有在市场购买服务的传统, 从而造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系统缺乏。国内大多数生产者服务供应商还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 往往不能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在服务质量和定制化方面的要求, 从而形成了对国外供应商提供的专业化服务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管理、组织以及市场营销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技巧等是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些技能不可能通过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立竿见影, 它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 通过政策导向培育和扶持生产者服务部门的发展逐步实现。

4. 国内服务企业高素质人才流失的压力。

服务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将跨国公司间全球人才的竞争延伸到了中国市场, 在国有企业、新兴的民营企业以及跨国公司之间展开人才的激烈竞争。显然, 传统的国有服务企业由于在分配制度和人才激励机制方面的缺陷, 将处于竞争劣势, 而外资服务企业一般拥有全球化的培训网络和良好的培训机制, 能够提供相对优厚的报酬, 以及在企业管理和企业声誉方面的优势, 将吸引到大量高素质的人才, 国内服务企业的人才流失不可避免。

总之, 面对国外服务型跨国公司进入的强力冲击, 我国服务业必须尽快采取有效对策, 协调好利用外资与适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 以提高中国服务业与外资竞争的能力。

四、小结

中国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吸引外资是必经之路。目前, 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从总体而言, 服务业引进外资利大于弊。笔者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由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推动国家创新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代表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所以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引进外资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并强调现阶段我国应重点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外资引进的力度。

服务业引进外资既有积极的影响, 也会带来冲击和挑战。目前,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国际比较中居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一方面, 我国服务业发展在总量上滞后于发达国家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 低层次的消费性服务比较重大, 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严重不足, 普遍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因此, 笔者在对比研究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 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挑战, 并指出, 中国要抓住加入WTO的有利机遇, 平稳有序推动服务业的改革和提高竞争力, 妥善处理好服务业开放与保护的战略关系。

摘要：加入WTO后, 我国迎来了服务业全面开放和大发展的新局面。总体上, FDI (外商直接投资) 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不会太大, 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文章主要讨论了FDI流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FDl) ,服务业,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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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流入 第6篇

FDI和国际贸易要素是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两种不同形式, FDI是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等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流动;国际贸易是多种生产要素隐含在物化的产品中, 通过商品的流动实现要素的间接流动, 它们均能反映一国与他国或多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 我国政府的引资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FDI流入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还有必要探讨。本文就FDI流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始于, Mundell (1957) , 他的贸易替代模型认为国际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可以完全替代。之后是“小岛清 (Kiyoshi Koiiman) 模型”, 他提出与国际贸易一样, FDI会使两国的技术比较成本的产生差距, 从而母国与东道国的贸易空间增大。Helpman (1984) Helpman和Krugman (1985) 认为, FDI产生的公司内交易以及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

虽然理论模型得出FDI对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但是实证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Eaton和Tamura (1994) , Goldberg和Klein (1998) 对日本的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促进作用, 但是, Goldberg和Klein (1998) 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FDI研究显示, FDI替代了贸易, 双边贸易额有所减少。

江小娟 (1999) 通过分析得出, FDI流入对扩大了中国出口规模和提升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史小龙、张峰 (2004) 则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 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在长期影响显著, 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转变;但是短期影响却有限。为了验证两者的关系, 本文将采用1980~2010年中国的数据, 运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再次进行分析

2 数据的选取与实证分析

如果存在自相关, OLS估计量就不在是BLUE, 因此Granger和Newbold提出了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协整分析方法, 本文就是利用协整方法来分析FDI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

2.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数据FDI, 进口额, 出口额整理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重大事件作为临界点, 分两个区间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得到不同国际形势下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2.2 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中的非平稳性时间序列造成的无意义的回归, 必须先做单位根检验, 以判断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本文中我们对FDI, EX, IM分别取对数后得到LFDI, LEX, LIM后应用ADF法检验时间序列的稳定性, 在检验的时候分1983~2001和2002~2009两个区间进行, 以方便后面的分析。

首先来看对1983~2001年数据的ADF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LFDI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在进行A DF检验时应同时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同时选择适当的滞后期值, 使得检验方程的AIC值最小, 检验结显示:LFDI, LEX和LIM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然而结果显示D (LFDI) , D (LEX) 和D (LIM) 这些变量相应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说明这些变量都具有一阶单整性。

2.3 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OLS回归要满足时间序列平稳的条件, 因此, Enger, Granger (1987) 提出了协整分析的方法, 解决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问题:假设非平稳性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存在平稳性, 即满足协整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 可以解释为弹性。在满足假设的条件下, 同样可以运用传统的OLS进行回归分析。

依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分别建立LEX与LFDI、LIM与LFDI的关系式:

对1983~2001年FDI与出口数据根据方程 (1) 进行OLS回归, 对1983~2001年FDI与进口数据根据方程 (2) 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显示1983~2001年期间, 我国FDI流入对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符合预期假设。

采用ADF法检验两个方程回归残差的平稳性从而得出FDI与进出口之间的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两方程的t值都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满足平稳性。因此可以说1983~2001年间我国的出口与FDI和我国的进口与FDI均存在协整关系。

我国的进出口与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他们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从短期来看, 可能会出现失衡, 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 我们可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ECM:Error Correction Model) 基本形式是由Davidson、Hendry、Srba、Yeo于1978年提出的, 故又称DHSY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于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 它受到自变量自身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ecm, 他反应的是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从实证结果看到两ECM的模型拟合优度均超过了96%, 效果不错。该模型表明:在短期内进出口都可能偏离它们与FDI的长期均衡关系, 但是他们又不断在向长期均衡调整, 当年对上年非均衡偏离的纠正程度出口为12%, 进口为24%。

2.4 2002~2011年间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下面对2002~2011年数据进行A DF检验, 结果显示, LFDI, LEX和LIM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而D (LFDI) , D (LEX) 和D (LIM) 这些变量相应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

对2002~2011年FDI与出口数据根据方程 (1) 进行OLS回归;对2002-2010年FDI与进口数据根据方程 (2) 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显示2002~2011年期间, 我国FDI对进出口贸易均有显著正影响。利用ADF检验结果显示,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得到的T值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可以说2002~2010年间我国的出口与FDI和我国的进口与FDI均存在协整关系。综上所述:我国的进出口与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他们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根据以上两个方程分别得到FDI与出口、FDI与进口的ECM模型, 实证结果显示:两ECM的模型拟合优度均超过了95%, 效果不错。该模型表明:在短期内进出口都可能偏离它们与FDI的长期均衡关系, 但是他们又不断在向长期均衡调整, 平均来说, 出口当年对上年的纠正程度为22.5%, 进口每年对上一年的非均衡偏离的纠正程度为40.3%。

3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 FDI流入与我国的进口和出口之间存在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LFDI项的系数均为正, 这就说明我国进出口的变动与FDI变动的方向在长期来看是同向的。就短期而言, 入世前出口主要是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 而FDI短期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不明显, 进口除了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外, 还会受到短期FDI变动的影响。这是因为:FDI的引入需要大量资本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而FDI从引入到产品出口却需要一段时间。入世后我国进出口都同时受到FDI与误差修正项的影响, 且FDI的影响明显增强;这是由于FDI资本结构的变化 (越来越集中于第三产业) ,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或服务生产周期较短导致的。

根据贸易替代理论, 进口贸易应该与FDI成反方向的变动, 然而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由于一方面根据中国的统计指标,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设备既被视为外商投资同时也被视为外资企业的进口;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时同样会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原材料或半成品, 这也增加了我国的进口额, 同样由于“溢出效应”我国与外资企业相联系的公司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会增加进口。

但是通过对入世前和入世后的对比分析我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 入世前FDI增加1%, 会使出口增加0.52%, 使进口增加0.44%, 而在入世后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FDI增加1%, 会使出口增加1.95%, 使进口增加1.81%, 也就是说FDI对进出口的影响更强了, 说明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尤其是进出口贸易起到了极大地提振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入世后我国完善和调整了吸引外资的政策, 利用外资的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进口管理制度和公平贸易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入世前尤其是改革开放前期和未完全市场化前我国与世界经济的沟通较少, 且FDI多集中在低端产业和半成品加工转销行业;入世后FDI更多的转向了高技术密集、高资本密集、高知识密集的产业且FDI的来源更为得多元化, 结构也更加的合理。

总之, 由于FDI的流入, 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国商品参与国际贸易的竞争力得以提高, 从而刺激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应继续积极利用FDI的流入, 同时也应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引导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摘要：本文从实证分析了我国入世前后流入的大量FDI (外商直接投资) 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大量的FDI流入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长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短期影响却有变化, 入世前出口主要是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 而FDI短期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不明显, 而入世后进出口都同时受到FDI与误差修正项的影响。

关键词：FDI,进出口贸易,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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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流入 第7篇

一、人民币升值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

直接投资的外商运用了中国商业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 投资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些外资企业在国外接受订单, 生产原料和各种零部件都由国外进口, 在中国境内进行加工装配。国外进口的成本相对较高, 利用人民币升值, 可以使以美元计价的产品更为便宜。外商大量进口产品, 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而且还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廉价资源。[1]随着进口产品的增加, 中国市场会受到冲击而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调。外资企业为保持劳动力处于低成本状态, 对劳动力工资做相应地调整。

从外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情况来看, 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品牌以及售后服务较国内产品都存在着优势, 并且成本相对较低, 因此, 对于该种产品的国内市场价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出现人民币升值, 出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具有特殊性的生产经营方式, 使得外资企业仍然有能力对产品的价格维持下去, 甚至可以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的方式促进产品销售。基于人民币升值给外商直接投资以较小的负面影响, 使外资企业的生产利润受到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居高不下。也就是说, 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积极的影响, 因此, 促使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性地流入中国。

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中国的未来发展思路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这就意味着吸引外资是中国长期的基本政策。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要扩大引进规模, 而且还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除了各种内部因素之外, 外部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更需要重视, 所吸引的外资能够达到最优的目标。

(一) 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予以改善

中国要扩大外商投资, 就要强化硬件设施, 并不断地加快建设软环境, 以通过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硬件设施是指中国的各项基础设施, 诸如交通、通讯等等设施。软环境主要是指中国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诸如稳定的政治环境, 健全的法制体系以及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提升等等, 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随着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相配套的服务业壮大, 中国的人文环境也相应地有所改善。[2]

(二) 长期性地稳定人民币汇率

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尚缺乏稳定性, 这就决定了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必然性。普遍存在市场信息失真问题, 加之汇率的频繁波动, 导致各种经济活动都有可能遭遇汇率风险, 因此, 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提高, 就必然会提升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 因此, 而影响经济效益。[3]自2005年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 人民币汇率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外商投资者的信心增强, 就会加大资金投入, 扩大生产规模, 对促进中国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地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对外资提高利用质量, 引导外资主要流向

要提高外资的利用质量, 就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产业发展方向制定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 以引导外商资金投入到国家重点扶植产业以及基础产业、瓶颈产业和支柱产业。为了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利用价值, 鼓励外商将资金投入到技术含量高的项目, 以高附加值作为主体, 发展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4]为了促进外商投资的积极性, 要大力支持新技术引进, 并给予适当的鼓励, 使所引进的技术能够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 与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一致。

(四)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具有巨大的服务业发展潜力, 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项目。为了国外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先进的服务技术手段, 就要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实施规范化管理, 同时还要促进服务贸易领域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服务业要快速发展, 离不开科技进步,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 促进结构升级, 才能够为服务业扩展发展空间。[5]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 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陆续兴起,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此外,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大力发扬传统文化, 这些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包括中国的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服务行业等等,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较大的需求。

(五)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部分优惠待遇适度消减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 赋予了外商直接投资以各种优惠待遇, 往往会导致本国资本流出, 为了享受中国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以外资的身份回流到国内。资本回流必然会对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产生不良的影响, 不仅致使国家税源大量流失, 而且还会使大规模的资本跨境流动, 而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督管理。减免外商直接投资所享受的补贴, 享受与国内企业平等的待遇, 使其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6]

(六) 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监督管理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为了避免投机性资金流入, 中国政府要强化监督管理。为了避免跨国公司转移定价, 要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以及产品的价值实施监督, 并且还要监督合同执行情况、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7]特别是外省投资企业的收入转移现象, 要坚决取缔。在外商投资体育的进口管理上, 要着重监督实物投资情况, 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使出口结构处于良性运行状态。

综上所述, 从长期投资状况来看, 中国经济前景良好, 因此, 而促使大量的国外资本依然持续性地流入中国市场, 但是, 流入规模会受到包括汇率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大幅度的波动。基于此, 中国就要对于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情况进行分析, 并提出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黄颖, 黄志刚.人民币远期汇率能否合理反映汇率预期——对人民币四大远期汇率市场的比较[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9 (1) .

[2]Escaleras M, Thomakos D.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private investment: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12) .

[3]贾名清, 方琳.我国吸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FDI) 新特点及对策研究[J].江汉论坛, 2008 (4) .

[4]U domkerd mongkol M, Morrissey O, Gorg H.Exchange rat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U.S.FDI in emerging economics[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13 (4) .

[5]孙霄翀, 刘士余, 宋逢明.汇率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8) .

[6]M Culloch R.Japa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In Audretsch D, Claudon M, eds.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S.Market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FDI流入 第8篇

一、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降后, 于2011年强劲反弹

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连续三年下降之后, 2011年实现同比18%的强劲增长, 吸收外资流量约7 530亿美元。其中, 欧洲地区2011年FDI流入量同比增长23%。2011年该地区的跨国并购投资活动异常活跃, 多数并购案显示, 该地区公司在出售其非核心资产, 通过重组来稳定优化公司运营, 提高资本利用率并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该地区较低的汇率水平、低廉的股票价格也引发了投机性并购活动。美国吸收外资在2010年率先大幅反弹后, 2011年同比则下降8%。

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2011年FDI流入量占全球比重继续超半, 再创历史新高

受绿地投资强劲增长的驱动,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2011年FDI流入量近7 750亿美元, 继续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半数以上, 并再创历史新高。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仍是吸收外资的主力, 拉丁美洲和东南欧国家吸收外资有显著增长。

亚洲地区 (不含西亚) 吸收外资流量在2011下半年有所放缓, 但全年仍实现了11%的增长。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3 437亿美元, 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入总量的近46%, 其中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有接近或超过30%的增长, 中国增长8%。

西亚地区FDI流入量整体下降13%。该地区第一大FDI目的国沙特吸收外资大幅下降。该地区第二大FDI目的国土耳其吸收外资则大幅增长。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FDI流入总量增长35%, 达到216亿美元。2011年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主要投向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新兴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

非洲地区FDI流入量仍持续下滑, 但降幅较2010、2009年进一步缩小。南非FDI流入量有成倍的增长, 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FDI流入量则急剧下降。

转型经济体国家FDI流入量实现31%的强劲增长。受俄罗斯能源业大型跨境并购活动驱动, 同时外商看好该地区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和新一轮私有化进程的启动, 2011年该地区吸收外资强劲增长。

三、绿地投资仍居主导地位, 跨国并购大幅增长

2011年全球FDI流入量的增长, 主要受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活动的驱动。2011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同比增长近50%, 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家采掘业并购数量增加, 同时发达国家医药业并购交易活动较为活跃。

2011年全球跨国绿地投资额基本与上年持平, 其所占份额仍居全球跨国投资主导地位。其中, 近2/3的跨国绿地投资项目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由于投资者对全球及欧洲地区经济的走势较为担忧, 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额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四、全球投资展望

UNCTAD对全球投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预计2012年全球FDI流入量将继续温和增长至1.6万亿美元。但欧债危机、欧元区和新兴金融市场未来可能的动荡, 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脆弱性都将影响2012年全球FDI的流入量。2011年第四季度, 全球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额出现全线下滑, 已宣布的跨国并购案数量也有较大萎缩。可以看出, 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有可能停滞不前。

附表1:主要地区与经济体2010~2011年FDI流入量及跨国并购、绿地投资额

附表2:2011年跨国并购额超过30亿美元的并购案

单位:十亿美元

来源:UNCTAD a:修订b:初估c:跨国并购出售额

单位: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