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转型范文

发展模式转型范文（精选12篇）

发展模式转型 第1篇

一、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创新发展模式》一书, 立足广州的实践, 以科学发展为指针, 着力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培育自主创新、促进社会事业等方面一一论述, 层层深入分析, 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广州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路与对策。书中最后一章以《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为题, 点明了政府的职能所在和政府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出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现途径。可以看出, 前面章节的论述是各种手段和方式, 最后一章是关键和核心, 一气呵成, 画龙点睛。

书中对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概括为四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征概括为六个:1.有限政府。2.法治政府。3.责任政府。4.透明政府。5.廉洁政府。6.高效政府。这六个方面, 相互联系而统一, 既是促进政府转型的重要途径, 也是衡量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尺度。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 政府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服务型政府, 是相对于管制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的。究其内涵, 笔者认为也要把握三点:1.服务型政府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核心竞争力就是坚持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是国家“软实力”的基本要素。2.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政府必须真正关注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 要把公共财政和预算投到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命脉、关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方面上来, 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3.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政府更多关注自身结构的优化和理政方略的完善, 不再直接干预经济, 而只是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为经济生活的良性发展提供服务。

二、广州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迫切性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中, 广州做了大量的举措。《创新发展模式》一书罗列和引用了广州从2001年到2007年的大量经济统计数据和指标, 论证了广州近年来所取得瞩目成绩:综合经济实力增强, 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三, 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取得了新的进步, 民生福利不断得以改善。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的批准实施, 也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明确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 笔者认为要清醒地看到广州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迫切性, 才能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 广州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和经济的全球化, 外来先进体制架构、价值工具、共性管理理念的全球扩散和融入, 使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受到了冲击, 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 广州要创新发展, 政府就必须解构旧的管理体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 应对内外挑战, 迎难前行。

(二) 广州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迫切要求。

目前广州政府的行政管理仍然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 这种职能定位的无限性, 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不自主或有意识地扛起了一些不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 介入了一些不该介入的环节和领域, 造成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 公共产品短缺, 社会秩序重建滞后等。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了改革突破的重要节点。

(三) 广州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一方面,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 广州人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政府必须接受法治、民主、公民社会的制约和监督。而另一方面, 民生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服务对象的“被服务”意识也日益提高。政府如果解决不好民生问题, 满足公众需求, 就会失信于民, 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三、服务型政府对广州发展模式转型的推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广州发展模式转型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对于如何推动广州发展模式转型, 《创新发展模式》一书从转变发展观念,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节能减排和加强环保, 增创体制改革优势,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强化社会建设等六方面进行论证和阐述, 并提出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经济管理职能、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责任政府等四方面的对策。笔者认为, 书中提到的观点和思路, 对2010年的广州经济社会的把握和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说服力。把书中的观点理论和当前的发展实践结合起来, 融会贯通, 这样才能更好地从宏观大局上去整体领会书本的研究精髓, 才能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 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先机。

2010年是亚运年, 要确保实现城市环境“大变”目标, 全力以赴办好亚运会, 广州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广州提出了要全面贯彻落实《规划纲要》, 着眼强化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知识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四个中心功能, 为广州未来确定了发展路径。同时, 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了目前的存在问题:1.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2.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的任务十分紧迫;3.城市功能、公共服务、自主创新能力等与国家中心城市要求仍有不小差距;4.城乡和地区间发展还不平衡;5.保障和改善民生仍需作出更大努力;6.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不够高。可以看到, 政府对当前形势的把握是很到位的, 存在问题的6个方面, 都可以归纳为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缺失问题。政府要解决好这些问题, 关键就要带头转变职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

(一) 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统筹协调各方关系。

要科学界定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协调好政府间的关系, 为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架起桥梁。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服务, 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控制和协调。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市场能干的政府不插手, 只有市场干不好的政府才去弥补。凡是企业的事, 就让企业去决策, 政府只是积极回应企业的要求, 为企业做好服务。凡是下一级政府或基层能处理的问题, 就由下一级政府或基层去处理, 凡是应该由本级政府办的事情, 就应当切实负起责任。广州要转变发展模式, 政府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营造广州创业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的责任, 理顺与企业的关系, 进一步转变调节经济的方式, 提高广州的核心竞争力。

(二)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拓展城市功能内涵。

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了公共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 也包括了公共交通、通讯等公用设施, 以及社会就业分配、保障福利等的公共制度建设。政府通过转变职能, 构建惠及面广的公共服务体系, 才能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调控社会收入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 增加劳动就业, 控制房价过快增长, 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广州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切实办好改善民生的实事, 制定出符合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中长期公共服务战略体系, 提升城市的发展实力。

(三)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把生产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 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根本基础。因此, 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培养财源, 培育财政收入增长点, 另一方面又要统一预算, 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 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 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广州要按照强化公共服务和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改变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弊端, 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劳动就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投入,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四) 培养公共服务精神, 塑造以民为本理念。

服务型政府的公务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而是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者, 必须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公共责任感, 体现以民为本的服务本质。通过强化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服务伦理教育, 提升公务员的思想觉悟, 培养和树立“群众至上”的服务意识。通过加强培训和管理, 提高公务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培养具有经济头脑、国际眼光、服务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公务员。广州要立足实际, 以“集中攻坚促大变, 全力以赴迎亚运”的中心大局为契机, 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 建立和完善公务员择优竞争的选拔机制和流动机制, 树立政府和公务员“以民为本”的公仆形象和东道主形象。

摘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核心要求, 本文在《创新发展模式——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一书的启发下, 围绕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公共财政和培养公共服务精神等的观点, 以期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有所裨益。

发展模式转型 第2篇

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四维”模式的探索

谈传生 余小波 凌云

摘要：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整个高等教育的1/3。在新的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如何步出困境，实现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文章全面总结了近五年来，长沙理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四维”模式，即观念上实现由单一成人学历教育向满足成人广泛求学需求的转变；办学上实现由被动接受任务向主动寻求市场的转轨；教学上实现由单一过程质量控制向整体质量保障的转型：管理上实现由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精细化管理的转制，对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四维”模式；

作者简介：谈传生，男，长沙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高等教育；余小波，男，长沙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类）一般项目（批准号：BKA070033）：“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转型与创新研究”，课题主持人：杜以德；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批准号：DKA05164）：“从学历走向学习：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妁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余小波。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1)01-0027-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十分迅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巨大一块．汇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奇迹。但在发展过程中，成人高等教育也存在着质量不高、特色不明、生源不足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形式的出现．成人高等教育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那么，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之路在哪里？如何实现其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1月，我们成功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从学历走向学习：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对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要依次经历学历导向、职业导向和学习导向三种型．论证了当前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具有“双重性”特点．即传统学历导向的成人高等教育面临着向职业导向和学习导向转变的双重任务，前者是必经阶段和当前重点，后者是最终的理想追求和方向．形成了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若干重要理论。根据理论研究成果．我们主要以长沙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基地．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从观念转变、办学转轨、教学转型、管理转制四个维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成功探索了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四维”模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一、观念上实现由单一成人学历教育向满足成人广泛求学需求的转变

观念的转变是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先导．目前成人高等教育诸多问题的存在，与文凭至上、学历导向的传统价值取向直接相关。一个时期里，我们也广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制约了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在本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用先进的成人高等教育理念武装头脑，通过学习、研讨、讲座等多种形式，准确领会上级关于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精神．分析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特别是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通过分析调研，我们把“开拓短期培训市场的不够”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提出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解决办法，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和落实整改方案。通过学习研讨，以满足成人广泛求学需求为导向的思想观念逐步成为广大教职员工的共识．实现了教育观上从“成材”到“成人”、教学观上从“重教”到“重学”、学习观上从“学会”到“会学”的转换，为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

在实施过程中．我校成人学历教育聚焦社会用人热点．专业证书突出岗位专业特色，岗位资格培训紧跟执业资格国际化认证体系，出国留学服务突出权威快捷。脱产学生实行规范管理，强化基础理论学习．注重综合素质培养：在职学员采用函授形式办学．强化专业技能训练，注重实用技术教学：业余教学班针对团体学员施教，在教学内容设计、学习时间安排等方面为用人单位提供订单式人才培养服务．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结合、专科层次与本科学历衔接、脱产学习与函授施教并举、本部办学与驻外站点共存、国内市场与国际交流互补的体系．为成人学员通向成功彼岸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办学网络和教育培训平台。

二、实现由被动接受任务向主动寻求市场的转轨

面向市场．服务社会．是成人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长沙理工大学由原分属于交通、电力、水利、轻工等行业主管的几所学校合并而成，传统上．学校的成人高等教育只是被动地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教育培训任务，面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给继续教育办学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以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积极的市场竞争观，主动搏击市场，拓宽办学渠道，努力开拓了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号业证书、岗位资格培训、出国留学服务五大版块的办学业务．形成了一个以在职高等学历教育为基础、岗位资格培训为重点、出国留学服务为拓展的终身教育体系。

一是巩固行业教育培训优势。长期的行业办学使我校与交通、电力、水利、轻工等行业主管部门及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形成了深厚的交流协作关系，学校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突出办学特色，主动服务行业经济发展，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交通部科教司将我院列为交通部支持西部地区交通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定点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国家统计局协商国家自考委同意，认定我校为调查与统计专业、物流管理专业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和湖南省唯一的`国家专业资格证书考试考点单位和评卷单位．独家承担中国调查分析师、中国物流职业经理等证书考试的组考与评卷工作：中国公路行业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等先后将我院列为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安全生产管理等十余个项目的定点培训单位、以及国家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编写及命题单位：中国武警交通部队将我院列为交通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中国大唐集团将我院列为骨干职工岗位技术培训基地等。

二是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学校十分重视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支持，新增办学资质。几年来，学校申请取得湖南、海南，新疆三省区自考委批准的自学考试主考学校资格，增开成教招生，自考开考专业近30个；相继与北京、福建、四川、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特殊专业自学考试联合（委托）开考关系，先后在北京、甘肃、浙江、广东等19个省、市、自治区获得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资格：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同意我院驻北京、河南、福建、天津、山东等十余省、市、自治区的成教、自考学员就地参加学士学位英语考试，为驻外学员申请学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争取到专本连读英语课程免考、专升本加修课程组考、专业证书课程认定等优惠政策。

三是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办学关系。为有效利用办学资质，广拓办学市场，学校积极寻求对外合作．最大限度地面向社会各界整合办学资源，逐步建立了160多个驻外办学站点，把办学业务辐射到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在建立办学网点的同时，我院还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鼓励站点单位充分利用学院所拥有的各类办学资格，增加合作项目．把办学网络优势与资质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办学效益。在诸多中专学校或高职学院类的驻外教学站点中．针对站点自身所拥有的中专、大专在校学生．开创性地推出了中专到大专、大专到本科的对接教育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择业从业竞争能力．也扩展了学院的办学业务，建立了稳定的生源储备库。

四是积极开拓海外留学服务渠道。我院主动与国内、外多种形式的教培机构合作，出国留学服务先后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被我国教育部认定的多所高校开展1+3、2+2和3+1等模式的国际教育合作。我院还引入了KLPT韩语认证考试，成为目前KLPT在中南地区的唯一考点．与韩国KLPT认证考试中心和亚洲大学合作成立了韩国语教育院．共同实施韩语培训教育项目。

三、实现由单一过程质量控制向整体质量保障的转型

以往成人高等教育以脱产和函授成人学历教育为主．在保证质量方面的主要做法是加强从输入到输出的全过程质量控制，包括招生、教学计划、自学作业、课堂教学（面授）、辅导答疑、实验实习、考试考查、毕业设计（论文）等。随着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校成人教育驻外学生较多、站点分布面广、学籍种类复杂、学习形式各异，传统的过程质量控制难以满足质量保证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了符合学校实际、体现成人高等教育特点的一整套质量保障体系，即“12345”质量保障体系。

坚持稳步提高教育质量“一个中心”。强调通过严谨的内部管理和规范化办学、规范化教学来提高教育质量．通过过硬的质量提高办学声誉，通过良好的声誉扩大市场份额和办学规模，通过合理的规模提高办学效益，通过满意的效益增强办学实力。

强调工作行为和工作流程“两个规范”。规定了招生宣传、学籍注册、教学组织、学生管理、成绩登录、学籍异动、费用清核、毕业审查、证书发放等各项工作的原则与准绳；规范了各部门、各站点实施各项业务活动的操作程序、基本内容、实施办法、监督措施、检查方式等。

推行学分管理、考教分离、站点评估“三项措施”。推行以弹性学制、重修制、缓考制为基础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缓解在职学员的工学矛盾：全面推行考教分离，主干课程全院统考，严格教学效果的考核尺度；每年开展站点检查评估、年会讲评，引入竞争机制，淘汰不合格站点．提升驻外办学队伍的整体素质。

重视自学检查、到课考勤、授课反馈、考务管理“四个环节”。通过完善的制度与措施．严把课前自学质量关、学生面授质量关、教师授课质量关和课程考试质量关．把教学质量有效落实到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加强基本文件、教学制度、教辅资料、教学站点、师资队伍“五个建设”。按照“边试行、边完善”的原则，出台了教学专家组工作规范、阶段教学检查制度、教师试讲制度、站点评估检查制度等系列制度，大力加强教学制度、驻外站点和师资队伍建设，修订了23个专业的教学计划、260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印了38个专业600多门课程的自学指导书与习题集，建立了21个专业178门课程计700余套的试卷库，按照至少满足60个站点同时开课的要求，建立了拥有500余人的专任教师信息库。

四、实现由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精细化管理的转制

由于我校合并组建时间不长．各块原来的管理大多属传统粗放式的管理，远不能适应学院规模发展和质量保障的需要，因此，在转型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学院积极推进现代精细化管理，努力提高办学效率，为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管理理念上，围绕“挖掘潜力，提高效率”这一主题，打破陈规、大胆改革，使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根据学校人事改革部署，实行全院职工全员聘任制度，形成“唯才是用、能者居之”的用人机制．努力使每一个职工在其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最大的才智：实行部门目标责任制度，对全院十余个业务部门及服务部门实施目标管理，将部门工作量大小、运行成本控制、增收节支、业务开拓、责任追究等纳入目标考核的范畴，通过目标管理促进各部门责、权、利的有效统一；实行“效率优化、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多干少干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内部管理上，不断完善管理规章制度。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监督保障机制：财务管理方面，全院资金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资金使用进行预算管理和预支审批，全院报帐实行分级审核、一支笔审批等：设备采购全面接受学校国资处的领导和监督，大额采购实行集体考察，招标采购，购、管（养）、用相分离；消耗（含办公用品、礼品）物资通过集体考察确定供货渠道，库管有专人，发放有审批：各类学杂费由考籍部门清核、业务部门催缴、财务室统一收取，三方相互节制：成绩管理、毕业审查由考籍部门和业务部门分别把关．并凭财务部门的学杂费缴讫清单方可发放毕业证书：接待工作实行归口管理，各部门接待活动必须交由院办公室统一办理．接待票据必须经业务部门、办公室和院领导层层签批方可报销等。

办学管理上，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行为，特别是强化驻外教学站点的办学管理：严格遵循积极拓展、慎重考察、严格审批、择优设点的基本要求设立站点，确保站点设立行为的规范化：制定了系列站点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从招生宣传、学籍管理、教学组织、考风考纪等多个方面规范站点工作行为，严格杜绝各类违规办学事件的发生：成立了办学行为督察机构，将驻外教学站点的办学条件、日常管理、招生资料审核、招生环节、教学设备、师资建设等，纳入统一的评估检查与监督考核范围之内；利用站点工作年会这一平台，每年对站点办学行为进行年会讲评、相互交流、评优表彰、竞争淘汰，有效地推动了驻外教学站点整体水平的提高。

通过近五年的实践，长沙理工大学的成人高等教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的学历型成人教育向满足成人广泛求学需求的转型，成教、自考学历教育在籍学生人数由2.3万人增加到现在的5万余人．各类岗位资格培训年培训量达到1万余人次．以学历教育为基础、岗位培训为重点、出国留学为拓展的立体交叉式终身教育办学体系已初步形成，五年时间里，学校的成人高等教育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近5万人、各类岗位培训近6万人次．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各单位的中坚和骨干．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还有一些学生相继考取了清华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赢得了广大学员的普遍认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我校继续教育学院也相继获得了“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成人教育先进单位”、“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国家非学历岗位资格证书考试优秀考点”、“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在中国质量万里行市场调查活动中，学院被评为“优质服务诚信单位”．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办学质量．我校继续教育学院都已成为行业及湖南省成人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参考文献：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创新 第3篇

中国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与创新的十字路口。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国发展模式创新为主线，将全面贯穿于“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各主要环节。

形成消费主导格局

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内消费长期低迷。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中国发展的实际看，中国都到了形成消费主导新格局的关键时期。相对于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而言，消费主导模式是一种更具有持续性的良性发展模式。从国际经验看，实现这一转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自身的发展完善，自然实现这一转变；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主动实现这一转变。从中国实际看，后一种方式应更为有效。因此，如何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主导型新格局的形成，就成为当前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

加速城市化

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在55%～60％。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城市化滞后阻碍了农村消费向城市消费的转型升级，城市化率每提高1%，我国将有1300万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将大约增加1200亿元。据此测算，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应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

提升创新能力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对转移转让技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我国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把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

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资源价格改革滞后使资源需求过盛和供给短缺同时存在，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的企业非但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在“十一五”时期，中国虽然在节能减排上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高增长、高碳排、高污染”现象依然相当严重。据测算，在2030年前，中国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碳排放仍将处于上升趋势。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必須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发展低碳农业、低碳工业，加快低碳产业链条的形成。

调整产业结构

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总体表现为粗放且低度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是促进高加工产业比重提高，通过生产迂回化使新技术部门不断产生和繁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是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落后产能，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农业产业化、制造服务化、服务知识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而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催生了以低碳经济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经济和智慧地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应顺应世界潮流，将新能源、物联网、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

要提升和扩大13亿人的消费需求，形成以内需驱动的内源式增长，需要尽快推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具体来说，政府应通过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初次分配秩序，扩大中产阶级比重。在调整再分配结构上，政府应通过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低端劳动者收入；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缴税负担。此外，政府要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完善公共服务

随着中国社会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从总体看，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已成为历史，而随着全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时期正向我们走来。为此，政府应积极推进民生工程，通过解决广大民众的住房、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来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并通过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式发展，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为广大民众所共享。

在过去30余年的改革进程中，由于主要着眼点在市场化改革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内的公共职责分工并未真正理顺。为此，在新一轮发展模式创新中，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中央地方规范的公共职责分工体制，二是按照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为重点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创新实现城市发展模式转型 第4篇

2016年9月27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亚太绿色发展中心联合亚洲理工学院亚太地区资源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协调, 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知名智库和高水平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两年共同完成的《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报告》日前发布。

《报告》评选出的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综合排名前15位的城市依次是:东京、首尔、纽约、香港、华盛顿、悉尼、新加坡、圣何塞、休斯敦、惠灵顿、渥太华、旧金山、墨尔本、洛杉矶、上海。而中国主要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中, 含港澳台城市的前10位分别是香港、上海、北京、长沙、深圳、成都、台北、台中、新竹和台南, 不含港澳台的内地城市综合指数的排名是上海、北京、长沙、深圳、成都、武汉、广州、西安、厦门和南京。

这份立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出城市绿色发展的概念, 构建了环境宜居、经济富裕、社会包容、多元善治、国家繁荣的五维分析框架, 设计了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报告, 首次对亚太地区100个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和分析, 开展了城市绿色发展案例研究和中国城市绿色发展专题研究, 并提出了亚太地区和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思路和建议。这是首次由中国青年专家学者联合世界各国的智库以及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所做的一份国际化的研究报告。

过去20多年, 我国更多是引进发达国家的经验, 但由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 国外方法可能不适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 建立一套好的指标体系, 既能评价发达国家又能衡量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过多地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使有限的自然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日渐削弱, 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显现。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走绿色发展之路, 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城市在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同时, 又该如何解决城市发展的历史问题、应对城市发展的现实危机以及如何实现城市发展的未来目标呢?

发展模式转型 第5篇

提要本文阐述“苏南模式”转型大背景下的无锡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包括无锡城市化动态演化特征、城市化中的突出问题、城市化动力机制，以及乡村城镇化等。

关键词：苏南模式;城市化;城乡一体化

一、引言

苏南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源地，无锡则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区域。改革开放30年来，“苏南模式”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转型创新。研究“苏南模式”的转型过程背景下的无锡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过程，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二、无锡城乡一体化的实证研究背景――苏南模式转型

(一)转型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传统“苏南模式”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尤其是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对“苏南模式”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冲击。从本质上讲，传统“苏南模式”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孕育，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端。传统“苏南模式”中，大部分企业产权模糊，政企不分，企业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浪费资源，客观上造成企业抵御外来竞争的能力参差不齐，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加上客观上竞争的加剧，技术投入不足，工艺设备落后，社会负担较重。另外，苏南模式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环境污染，能源、土地资源严重短缺。新时期下，“苏南模式”急需转型。

(二)转型的主要方向

1、乡镇企业产权结构转变。突破“集体为主”所有制框框的束缚，放手实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大面积改革改制，大中型企业大多转制为股份合作制或有限责任公司，中小企业除转制为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外，多数通过拍卖或转让，改制为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老板”就由原来的乡镇政府担当转换为由产权所有者的代表或私营企业主自主负责。通过企业产权结构的转变，不仅减小了企业的社会负担，也更有利于乡镇企业运作。

2、产业结构转变。苏南地区大力调整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改变传统工业结构的“小、低、散、弱”格局，改善地区内产业同构和重复竞争情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长期以来以轻加工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经济集约化、规模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竞争和发展已进入到一个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新时期。

3、社会结构转变。在社会结构转变上，主要是打破原先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无锡从区域统筹发展的角度，强化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调节机制，加大了政府对“三农”投资的力度，大力推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等八件实事建设。此外，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实行城乡统筹，基本达到无缝对接。“苏南模式”的社会结构转型有力地促进了无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苏南模式的积极效应――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创举，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为乡村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实践做出过巨大贡献。苏南模式以乡镇企业从集体为主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为突破口，以放活重构微观基础为契机，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由乡而城，放大扩展其积极效应，这一过程正好与当时无锡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提高工业化水平，推进现代城市功能建设，不断增强其对周边腹地辐射带动功能作用的过程逐步对接。由此，无锡开始了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加快从城乡二元到城乡统筹的`历史性变革。

三、无锡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

(一)城市化动态演化特征

1、工业化是带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市城市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投资拉动工业化发展，以工促农有效地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工业投资成为地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对无锡市历年GDP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第二产业一直是无锡发展的主导产业，并且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仍然不断提高。其中，无锡乡镇企业通过转型改制发展也逐步做强做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无锡城市化发展。

2、异地城市化和乡村城镇化明显。无锡市历来为农民工最有好感的城市，大量外来人口居留无锡地区，他们中70%以上从事非农产业，分散在镇区和村，异地城市化对无锡实际城市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另外，无锡城市化最显著的特色即乡村城镇化。“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社区提供资金用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城镇化的直接推动力。可以说，没有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苏南农村的城镇化。

(二)城市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1、城乡发展不平衡。

无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许多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水平上存在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为集中体现。无锡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旧很大，无锡城乡收入比达到1.98;二是城乡社会保障上存在差距。无锡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在保障的标准上还存在一定差距;三是城乡生态环境上存在差距。无锡农村环境普遍较差，与城市环境的改善形成较大反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处置、生活污水接管、河道综合整治等方面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四是城乡功能建设上存在差距。由于财政体制和基础条件的原因影响，农村的规划建设、生活设施、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功能建设不同程度地落后于城市，特别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五是城乡文明素质方面存在差距。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大农民的现代文明素质还要进一步提升，勤劳致富意识、竞争进取意识、民主法治意识还要进一步培训强化。

2、城市化质量不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无锡城市化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非农产业、空间集聚成效明显，特别是伴随“苏南模式”转型，城镇空间拓展速度前所未有。但与此同时，无锡城市化发展也面临资金不足、能源短缺、耕地流失、环境恶化、空间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速度调整与质量提升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阈值是当今城市化战略选择的一大难点。

3、镇村经济模式下反集聚的制度障碍。

在镇村经济主导作用下，产业与居住选择的地方根植性导致生产与就业的本土化。村办企业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缺少城镇化的动力。村办企业的发展使城镇与乡村在就业、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距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当小城镇无力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时，村办企业作为城镇就业的“蓄水池”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蓄水池”效应一经发挥，便有很强的惯性，最终导致村办企业职工在城镇就业压力缓解并需要人口向城镇集聚时没有进入城镇就业的愿望。因此，镇村经济的组织制度模式在为乡镇村庄发展和本地农民谋取大量福利的同时，人口与土地、村办经济的联系惯性从客观上成为无锡城市化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一大制度障碍。

此外，耕地保护问题、环境恶化问题、城中村改造难题也成为无锡城市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直接面临的困难。

(三)未来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

推动城市化发展有多种方面的因素，而影响无锡市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则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增长动力和调整动力。

增长动力包括工业化、农村发展、区域发展三方面。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其中工业化则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就表明应当把农村发展放到城乡一体化的新视野中来认识，农村发展也应成为城市化的增长动力。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等多方面，农村发展好了有利于城乡间经济要素的流动与集聚，有利于城乡统筹、城乡互动发展，从而推进城市化发展。此外，区域发展方面，无锡处在苏锡常都市圈中，苏锡常都市圈的区域结构，以及无锡市本身突破传统围绕中心城发展的空间局限，形成了背靠太湖、依托区域、面向江海的大都市区区域发展态势等不同层次上均反映了都市区区域整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整合发展必然有利于区域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

调整动力包括：政策调整、行政区划调整、空间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调整等四个方面。政策制度在中国是城市-乡村转型的关键，对城市化起着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人口、经济、行政区划以及土地政策的调整改进对于城市化起着重要的影响。无锡行政区划调整包括：一是通过撤销都市区邻近地域的县(市)设立市辖区，解决了市县同城的矛盾，扩展了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消除了中心城与下辖县(市)的无谓竞争;二是通过乡镇合并，部分解决了“分散式集聚”伴生的相关问题，推进了集中型城市化建设;三是通过自然村缩并，建设新型农村集中住区，统筹城乡建设。以上措施有些已经实施，并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些正在实施，其潜力也多有正面的预期。空间结构重组则主要是城市内部空间重组以发挥更大的城市空间效益。由于能源、环境的制约必须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从传统“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调整，实践证明，发展模式的调整在无锡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乡村城镇化。

曾有学者提出，乡村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小城镇是城乡一体化的载体;乡镇企业是城乡一体化的中坚。乡村城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无锡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特点即乡村城镇化，无锡城市化的成功之处也在于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乡村城镇化发展。无锡的乡村城镇化主要就是发展小城镇，尤其是建制镇的发展。加快发展小城镇，才能更好地促进和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定居、就业，使农业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空间转移相结合，发挥小城镇特有的经济、人口等集聚效应，从而对整体城市化进程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无锡的乡村城镇化尤其注重规划，无锡的小城镇建设，每个乡镇都有规划，一些重点小城镇规划还纳入了整个无锡市建设的总体规划，确保了城镇化的科学和规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承红.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创新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无锡的生动实践[J].学术论坛，.

[2]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谷人旭，钱志刚.苏南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0.

发展模式转型 第6篇

我国包装工业目前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5年来生产总值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据国家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包装工业总产值达到8600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包装大国。到2011年底，我国包装工业总产值约达到12600亿元。

目前，我国纸包装产量居世界之首，已基本满足5万多亿元国内社会消费品和600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包装配套需求。由此可见，纸包装在包装工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08年，我国纸包装产量达到3158万吨，其中，瓦楞纸箱产量达到1800多万吨，较2007年增长了约10%，占纸包装总产量的57%，成为纸包装工业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近年来，我国瓦楞纸箱行业取得了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到18%～20%。2000年，我国瓦楞纸板产量为125亿平方米。2008年，我国瓦楞纸箱产值达到1460亿元，瓦楞纸板年消耗量达到336亿平方米。2009年，我国瓦楞纸板产量达到367亿平方米，占亚洲瓦楞纸板总产量的30%，占世界瓦楞纸板总产量的19.3%。

据亚洲瓦楞纸箱协会介绍，中国将成为亚洲瓦楞纸板生产和销售的重心和领导者，中国瓦楞纸箱行业的迅速增长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2011年，全球瓦楞纸箱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其中，在北美和西欧这两大成熟市场，一度低迷的瓦楞纸板市场出现了适度回弹；在中欧和东欧市场，增长速度放缓；亚洲瓦楞纸箱产量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尤其是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加快。2011年，全球瓦楞纸箱的市场需求量增至约1180亿平方米，其中54%的需求量来自于中国和印度。2010年，我国瓦楞纸箱需求量为1368.90万吨，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747.10万吨，增长27.7%；2010年，我国瓦楞原纸需求量为1318.78万吨，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638.14万吨，增长24.2%。

在低碳经济下，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和纸包装工业的发展趋势，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这三年，我国瓦楞纸箱需求量分别为1022.92万吨、1368.90万吨、1747.10万吨；我国瓦楞原纸需求量分别为985.47万吨、1318.78万吨、1638.14万吨。未来5年，我国瓦楞纸箱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年人均瓦楞纸箱消耗量为55kg左右，是美国的1/6，日本的1/5，欧洲的1/4，印度的1/2，这足以说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对瓦楞纸箱需求的潜力巨大。

瓦楞纸箱行业转型的创新模式

1.从单点盈利向多点盈利转型

事实上，瓦楞纸箱行业发展至今，持续竞争一直演绎到现在，然而，常规的、传统的盈利模式，单一的、单独的盈利点已无法适应瓦楞纸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已无法保证瓦楞纸箱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如何突破原有盈利模式，创造性地制造更多盈利点，并使各盈利点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对瓦楞纸箱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摆在瓦楞纸箱企业经营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创造性盈利策略”明确地告诉我们，利润由全部成本和价格差产生，那么，全部成本和价格就是盈利的两个关键要素，当然也是创造性盈利的关键。相同的价格、不同的成本，同样能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利润空间。

如何在产业链上实现造纸企业、瓦楞纸箱企业、终端用户三方联手控制成本？一般来说，应从原辅材料采购方式以及瓦楞纸箱箱型设计的改变，到瓦楞纸箱生产过程各环节（如印刷、模切等）的成本节约，再到管理等综合成本的控制，最终携手终端客户，将瓦楞纸箱企业单方控制成本转变为造纸企业、瓦楞纸箱企业、终端用户三方联手控制成本，进而优化现有供应商结构，保持竞争力价格，导向集中采购，从而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控制风险。

通常采用的三方联手控制成本的模式为“优质的产品品质+差异性的销后服务+理性的营销价值链+国际化的包装市场”，通过此模式，可以降低造纸企业、瓦楞纸箱企业、终端用户的运营成本，使价格链趋于理性回归，最终使得三方受益。

2.从包装质量管理向实现顾客满意转型

瓦楞纸箱企业应尽快学习和实施先进的质量过程控制方法来管理包装质量过程，不断提高包装产品的质量水平，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瓦楞纸箱企业应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将顾客的需求转化为产品研制设计阶段的技术规范，用最低的成本最大程度地达到顾客满意，完成从包装质量管理向实现顾客满意的完美转型。

3.建立在包装新思维之上的包装新技术

(1)集成创新

包装新思维是指超越现有包装技术与产品，将其他相关技术组合应用到包装上以形成新的包装技术。各种相关技术（如计算机设计技术、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激光加工技术以及包装新材料与新技术等）的综合应用，不仅能使各工序合为一体，操作方便、快捷，还能不断优化整个包装生产系统，更重要的是使包装生产过程中的一些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提升空间大，达到了较好的投入产出比。目前，这种集成创新是一种面向未来包装工业的领先技术，也是包装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向之一。

(2)产品与包装的并行设计

并行设计是一种全寿命周期的设计，在产品开发的初始阶段，其就能以并行的方式综合考虑到产品寿命周期中所有的后续过程。这种设计模式能有效改进产品设计质量，降低产品整体成本，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高产品一次开发的成功率。

产品与包装的并行设计具有二重意义：其一，产品与包装之间实现并行设计；其二，产品与包装内部各自实现并行设计。因此，这种设计模式是一种更复杂、更强调交互耦合协调技术的二重并行设计。

4.实现家电包装的转型

在家电包装的转型上，一是要找到行业的空白点，如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二是要占领行业制高点，即低碳、绿色、环保包装材料的研发与制造；三是要找到行业的统领点，即包装服务，如整合系统的设计、研发、检测、认证、培训等，以打造高位包装服务的平台；四是要推进包装技术创新与家电行业技术的进步。

以美的集团为例，“十二五”期间，美的集团包装研发的重点领域为：低碳包装；新型环保包装材料；包装减量化、绿色化；包装件共用系统回收利用；技术驱动、提升效率、低能耗、填补国内空白的包装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制应用；具有国家竞争力、能提升我国家电包装技术水平的自主创新项目。

5.由高排放向低排放、高碳向低碳转型

低碳经济是一次巨大的观念、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和转型。任何行业都能在低碳经济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参与方式。作为世界工厂，包装工业直接服务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制造业。观念先行、管理渗透将是包装工业实现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

对包装工业进行“碳足迹”分析，除了关注能耗造成的碳排放之外，包装还应实行减量化、回收和循环再利用，采用不会对人体和生态环境造成伤害的低碳包装将是实现包装低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也是低碳经济与低碳技术的具体体现。

当然，低碳包装首先应该有一个界定标准，包括低碳消耗指标、低碳能源指标、碳生产力指标等。以碳生产力指标为例，如果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产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高，那么这就属于低碳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低碳包装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6.向国际化转型

我国在由包装大国向包装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其国际化特征与趋势逐渐显现，因此，我国包装工业应加快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确保绿色环保转型工作有序完成。目前，对于我国瓦楞纸箱企业来说，无论以何种姿态前进，包装变革都势在必行，“技术驱动，精益制造；产品领先，品质提升；效率驱动，全球经营”应该成为每个瓦楞纸箱企业的目标。

为向国际化转型，瓦楞纸箱企业应关注以下几个创新主题。

(1)应对包装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低碳经济的需求

低碳经济模式有望为包装工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碳排放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衡量一家公司好坏的标准已不仅是成本、服务和质量，对碳排放的考量正成为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关键优势的价值要素之一。未来，精通碳管理的公司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将获得更多机会和认可。面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形势，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用低消耗、低排放的节能环保产品和清洁生产方式替代那些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品和生产方式，是摆在包装工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2)包装减量化与经济性

一方面，包装在确保其使用性能的前提下，正逐渐向轻量化、薄型化、功能化方向发展，同时通过包装结构设计的合理性，有效抑制废弃物的增长。另一方面，包装在选材时也要注意经济性，合理的包装应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包装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保护程度要适当；包装材料与容器要安全；包装容量要恰当，以便搬运、携带与销售；包装费用与内装物要适当；包装废弃物要易于处理。

目前，简化包装已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新潮，其是保护环境、减少浪费的最佳办法。

(3)以纸代塑，以纸代木，开发复合型包装材料

新型纸包装材料是纸包装材料中的后起之秀，已成为工业产品包装的新宠。例如，蜂窝纸板材料就是一种典型的低碳材料，其可被用作碳存储的载体，虽然蜂窝纸板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但其存储的固碳量要大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此外，蜂窝纸板材料还具有轻、强、刚、稳四大优点，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包装理念。

(4)整合包装的标准化、通用化、规格化

为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国包装工业应摈弃传统加工技术，寻求新技术、新思维及一体化的包装解决方案。整合包装就是一种新型的包装形态，其能降低整个产品包装作业、物流、仓储系统的运作成本，使产业链上的各节点均能受益，这种创新的包装理念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必然趋势。

整合包装的意义包括：包装尺寸标准化，优化包装设计；包装成本低廉化，寻求最佳包装质量的成本点；包装材料与资源节省化和再循环；落实运输安全措施等。

瓦楞纸箱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加工制造业重心逐渐向我国转移，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规模将较2000年增长4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恩表示，GDP以年均增长率7%～8%的高速连续增长40年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至少从他研究欧美地区的经验来看，还没有类似的例子。

在世界范围内，包装工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2%。目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瓦楞纸箱产能的增长速度之比为1∶（1.2～1.5），而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包装工业产值仍将以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发展。

当前，全球包装工业正在向高技术、新材料、低成本、高质量、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纵观国际包装强国的包装工业发展，规模化、低能耗、重科研投入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瓦楞纸箱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包装材料和包装系统总成本降低的趋势

目前，全球包装工业正致力于减少操作工序中的包装废弃物和用工需求量，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和流通过程中的库存与搬运成本，以及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如向消费者提供更方便的包装；使用较轻的包装材料来降低搬运成本；缩短生产时间；采用特殊的包装结构设计；提供多种包装功能等。

为更好地实现包装材料和包装系统总成本的降低，欧美地区目前已全面进入定量化分析阶段，不断选择各种科学方法，把包装成本降到最低限度，通过订单和库存原料的定量分析选择最佳的成本方案。在我国，家电包装的轻量化和定量化，不仅能节省资源、降低成本，更是对社会的重大贡献，无疑是家电包装未来的发展方向。

2.面临低包装成本、低运输成本、低破损率、可持续与低污染的挑战

基于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包装材料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包括：是否禁止或限制使用；是否含有害物质；能否实现回收等。正因为受到这些限制与要求的影响，包装工业也在不断变革与发展之中，主要体现在：包装生产趋于多样化；包装设备趋于多用途、高效率；包装设计符合国际标准；包装材料和包装系统总成本逐渐降低；销售包装成为促销的重要因素。

3.包装设备更小型化、更灵活机动、多用途、高效率

包装设备未来将逐渐向联机、联动生产线方向发展，这也是我国瓦楞纸箱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因此，我国瓦楞纸箱行业应加大包装设备的研发力度，致力于研制出节约时间、降低成本、组合化、简洁化、可移动的包装设备。

4.创新将成为瓦楞纸箱行业的生命线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企业创新的概念。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中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引入新产品或提供产品新质量；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新的供给来源；实行新的组织形式，如建立垄断地位或打破垄断地位。

一般来说，未来的市场竞争更多的是技术竞争。技术创新应主要体现在技术先进、科技含量高、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强、降低原材料使用和能耗、节约成本、符合环保理念、提高效益等方面。纸包装工业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轨迹可归纳为：降低包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增加包装过程的灵活性；提高包装过程的自动化程度；改良包装的使用方便性；改善包装一体化的服务水平；包装向多功能与单一两极化方向发展。

5.零度包装、简化包装、绿色包装将成为新热点

全球经济与产业体系正在兴起以包装革命为先导的零度包装、简化包装、绿色包装的构想，并逐渐付诸实践。绿色包装是一种高新技术形态的包装，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包装的设计、制造，再到包装的使用、回收，每个环节都应做到节源、高效、无害。

包装工业不仅要关心包装的质量、性能和成本，更要关心包装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资源的消耗。因此，包装工业只有发展绿色包装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目前，绿色包装材料已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要从开发、设计、生产、使用、废弃等方面进行全过程考虑。绿色包装材料是指在生命周期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担最小而再循环利用率最高的材料，其除了具有一般包装材料的共性之外，还需具有良好的环境性能、资源性能、减量化性能和回收处理性能。

根据目前各国研发的进展，绿色包装材料可归纳为10个方面：可回收再利用或再生的包装材料；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可食性包装材料；天然植物纤维包装材料；转基因植物包装材料；轻量化、薄型化、无氟化、高性能化包装材料；代木包装材料；绿色纳米包装材料；绿色包装辅助材料；绿色包装材料助剂。

其中，纳米包装材料具有与传统包装材料明显不同的特征，是早期纳米技术在包装工业中最先突破和最有前景的领域。在传统相图中根本不共溶的2种元素或化合物，在纳米状态下则可形成共溶液体，从而制成新材料或复合材料。进入纳米技术领域后，微米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添加剂可被制成纳米级产品，这样一来，传统的包装产品就能实现更新换代。同时，纳米技术产业将通过纳米粉末和薄膜的制造和应用，将精密制造技术推广到整个包装工业中。

6.专业人才的培养

据了解，当前世界包装强国都拥有一批训练有素、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专业人才，分别从事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包装制品、材料及相关技术、设备的开发。虽然这些人才不一定集聚在一个单位，却能分别承担和完成统一要求和部署的研究任务。因此，为了早日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瓦楞纸箱行业也应积聚和培养一批懂得现代包装工业技术、管理知识，熟悉财税政策制度，善于收集处理信息，善用经济法规，精通国内外贸易、金融业务以及准确预测、判断市场，擅长包装项目投资决策等方面的人才。

论中国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7篇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以儒家思想价值观为核心的东方文化, 崇尚中庸和平, 修心养性, 具有极高的养生价值。但在当今以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下, 渐渐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致使中国体育的优秀文化, 只能游离在生存的边缘。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需要现代化, 但必须认识到, 此“现代化”非彼“现代化”。真正的中国体育, 不是形式的物化, 不是高科技武装下的公式, 而是中国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我们的传统体育文化繁荣之路, 只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无论怎样的现代化, 中国人都不能摆脱骨子里那种东方文明的独特气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未来, 是建立在中国人彻底告别小农思想后的大魄力之上的, 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竞技运动的, 具有东方魅力与内涵的世界财富。

我们要避免陷入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遭到遗弃的结果, 不仅是中国的悲哀, 也是世界的悲哀。当世界向我们投来期许的目光时, 我们拿什么来拯救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

二、中国体育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河中, 体育最终要顺应经济的发展水平, 接受经济的制约。体育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 具有与经济发展模式类似的思路:

(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 进而带动共同富裕。首先大力发展东部沿海, 然后以东促西, 实现共同发展。现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 现代农村建设的成败, 直接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功与否。

(2) 综观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 我们看到, 体育的发展规模与方式, 总体看来, 是符合经济发展模式的。邓小平时代, 实行侧重抓提高, 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策略。这与侧重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模式相适应。

前几年发生的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灾难———法轮功事件。法轮功是邪教, 但它却是以体育强身健体的名义堂而皇之传播其歪理邪说, 法轮功之所以能在民间以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广泛传播, 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体育的外衣。痛定思痛, 我们是否进行了这样深深的思考:如果这不是一场以传播歪理邪说为目的的邪恶运动, 而是一场真正的以传播体育理念为目的的体育运动, 其影响会怎样呢?

透过法轮功事件本身及其种种现象和当前体育界对于国民体育领域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国民对于体育的强烈需求与当前的体育资源不能满足其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中国体育存在的主要矛盾。 (2) 弱势群体更迫切需要科学健身的体育观念来改变其思维及行为方式, 而中国的体育理论与实践却远远未能满足其需要。

我们看到, 当前体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已经不是人们对于高水平竞技体育的需求与其现状不能满足其需求之间的矛盾了。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符号象征, 存在的矛盾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现在的主要矛盾无疑存在于国民体育中。

小康社会是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是人逐渐摆脱工具理性, 转向价值理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体育成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充分条件。因此, 作为工具的竞技体育, 将逐步淡出人们的关怀, 人们将会把焦点转向促进其自身发展与完善的真正体育。然而, 当这种转变初见端倪时, 我们却不能够及时回应, 于是矛盾无可避免的尖锐起来了。

不可否认, 相当长的时间内, 体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是人们对于体育资源的需求与现状不能满足其需要的矛盾, 大众体育将成为新时期体育工作的重点。

当然, 这并不是说, 竞技体育就没有发展的必要了。竞技体育由于其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 决定了它不会是体育发展的最终内部力量, 而只不过是一个外在因素罢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 竞技体育如果失去了国民体育充分发展的强力扶持, 涸泽而渔的下场只能归于失败。

竞技运动作为符号的作用, 将淡出人们的关怀, 竞技体育将处于次要的位置。国民体育得到充分发展, 这就是利国利民的千秋伟业, 才是我们的体育事业真正成熟的标志。

三、结语

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理论及启示 第8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内涵,理论解释,启示

1 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解释

1.1 古典贸易理论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斯密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应该是:出口其劳动生产率绝对低的产品而进口其劳动生产率绝对高的产品。此后, 李嘉图完善了斯密的理论, 认为一国应出口其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而进口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古典贸易理论所形成的分工模式是完全专业化分工, 这就意味着贸易模式一旦形成, 就成为永久的模式,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了。但是, 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说过:“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 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 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 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 斯密特别强调后天因素对绝对优势的影响, 也赋予了绝对优势理论动态的含义。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以两国间天生的技术差别为贸易基础, 而斯密则注重根源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内生 (后天) 绝对优势, 从而使其绝对优势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更具有一般性。“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的演进, 则预示着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其实, 李嘉图也意识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 他在1815年所写的文章《论谷物法对股票利润的影响》中就曾分析过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1.2 要素禀赋理论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差异基础上的古典理论及其所形成的完全专业化分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 H-O理论放松了各国相对要素禀赋相同这一假设, 得出即使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差异, 国际贸易也会发生, 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 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 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 即劳动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对现实的较好解释, 使其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际运用中都取得巨大成功, 成为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末国际贸易理论和典范和代名词。但是, 要素禀赋论所形成的对外贸易模式依然是静态的, 由于其假设两国的生产要素供给是既定不变的, 且两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也是不变的, 所以贸易模式一旦形成也是固定不变的, 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也无从谈起。罗伯津斯基 (1955) 放松了要素总量固定不变的假设, 得出罗伯津斯基定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 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 而另一部门的生产则下降。罗伯津斯基定理一个重要的应用是, 随着要素的积累和经济增长, 一国的比较优势形态可能会发生逆转, 相应的对外贸易模式也会随之改变, 也即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动态发展的。巴拉萨 (1977年) 提出的比较优势阶梯论, 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 其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会不断上升, 其失去优势的产业会转移到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 也体现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思想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产业转移与承接的阶梯型动态演化过程。蒙戴尔 (1957) 认为要素流动会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 从而引起贸易模式的变化。

1.3 规模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迪克希斯和斯蒂格利茨 (1977) 建立D-S模型, 探讨了当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时, 企业规模经济和消费者需求多样性之间的权衡问题。他们分别对效用函数是不变弹性、可变弹性和非对称三种情形, 求出了每个厂商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产品各类。克鲁格曼 (1979) 对D-S模型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进行了最直接的应用, 建立独特的PP-ZZ模型, 假设只有劳动一种入要素 (排除了要素禀赋的差别) , 且其成本函数中包含一个固定投入成本 (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 同时两国的消费偏好和技术水平都相同。最后得出结论:贸易的基础不一定是技术水平或要素禀赋的差异, 垄断竞争企业可以通过贸易来扩大市场以获取规模经济, 而消费者则能消费更多的产品种类从而提高福利水平。此后, 克鲁格曼 (1980) 正式提出一国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的理论表明厂商可以通过规模的扩大而获得效率的改进从而产生竞争优势, 最终改变原有贸易模式的格局。梯伯特 (1993) 进一步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如何成为比较优势的源泉。

1.4 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要素禀赋理论假定各国技术相同且是既定不变的, 但事实上技术创新和进步是影响比较优势形态和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 (1935年) 的“雁行模式”是较早反映技术引进对贸易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 小岛清 (1973年) 提发展和推广了赤松要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 (1961年) 提出技术差距论, 该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是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而科学技术的基本发展规律就是创新、传播、取代、再创新, 不但揭示了一国贸易模式是不断变化的, 而且还表明其变化的根源是技术的变化。此后, 弗农 (1966年) 提出产品周期理论, 将产品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对应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和贸易模式, 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断转化。”克鲁格曼 (1980, 1987) 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 认为技术是获得产品垄断差异和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获得技术的渠道一是技术创新 (Innovation) ;二是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 并通过两者的效应考查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Grossman和Helpman (1989, 1990) 认为技术创新是由研发活动 (R&D) 来获取的, 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 使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 从而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并获得比较优势。Lucas (1988) 和Young (1991) 均强调了干中学对贸易模式演化的推进作用。

1.5 政府政策干预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认为通过高关税可提高被保护部门的生产效率或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 从而使生产可能性曲线从被保护部门向外移, 比较优势形态有可能发生逆转。这种贸易保护手段由于会受到伙伴国的报复而很难实施, 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政府可以在现有的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所作为, 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教育和科研补贴、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减少企业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1955年, 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产业-贸易结构论, 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等政策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 以谋求贸易结构的合理化。Klaus (1994) 认为落后国家的政策干预能引致其追赶先进国家, 最终导致贸易模式的变化。Redding (1999) 认为, 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 一国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变, 政府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干预能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 并最终获得动态比较优势, 使最初的静态比较优势发生逆转。林毅夫 (2002, 2013) 认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 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离不开一国既有的比较优势, 只有一个国家的产业基本上都符合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 这个国家的经济才会快速发展, 从而带来较大的资本积累和工资的上升, 这样就会出现潜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 这时, 政府对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如为企业提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及技术信息, 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提供补贴等, 从而促进一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2 结论与启示

(1) 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现代理论贸易都表明, 一国的比较优势从来都不是静态的, 因此其贸易模式应该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转型。比较优势理论本身从来就是动态的, 发展变化的, 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是古典贸易理论主要采取了静态分析方法, 而现代贸易理论 (20世纪以来) 则采用动态分析方法。

(2) 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与演进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 其影响因素大致包括国内分工模式 (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 、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及政府政策干预等。由于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政策法律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别, 各国初始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模式发展与演进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 即使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 其以上影响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各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 应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不同的要素禀赋的国家, 分别研究其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及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路径;同时, 对同一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 根据其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形成的比较优势, 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 适时地引导和实现其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优化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3) 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首先, 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规律, 把握决定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因素中哪些是可控的, 哪些是难以控制或完全不可控的。林毅夫认为, 不论是“大推进理论”、“中心-外围论”等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 还是实践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 其本质都是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 因此, 都把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 (RosensteinRodan, 1943;Prebisch, 1959;Chenery, 1961) 。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 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证明, 只有根据自身的经济要素禀赋结构来安排产业结构, 才能实现要素积累, 为要素密集度逆转创造条件。其次, 和两个世纪前的世界不同的是, 今天的很多产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小规模进入几乎是不可能, 除了大规模的生产外, 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和掌握新技术也很重要, 而基于经验的技术一开始往往很难获得, 因此要建立一个新的具有高进入成本的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绝非易事, 而保护业已形成的优势则要容易得多, 美国对半导体、汽车等产业的保护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 发展中国家应进行适当的产业政策引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教育和科研的补贴。产业政策应该偏向那些具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部门, 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教育和科研的补贴则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性,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小凯, 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新成果:文献综述[J].经济学 (季刊) , 2001, (10) :19-44.

[2]迪克希斯, 斯蒂格利茨.王涵宇, 邵海军等译.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化[J].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9) :42-50.

[3]海闻.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 :178-182.

[4]Krugman, P.R.Increasing Retur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 :469-479.

[5]Dollar D, Wolff E.Competitiveness, Conver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M].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3.

[6]REDDING S.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9, 51:15-39.

[7]林毅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 2002, (6) :12-18.

[8]林毅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J].中国改革, 1999, (8) :14-16.

继续教育的战略转型发展及改善模式 第9篇

一、继续教育含义和特点

继续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也是帮助社会专业技术人员提高、补充、更新知识的高层次教育,有利于扩展自身能力。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继续教育,它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该教育有以下特点: 一是多样性: 继续教育的多样性是它受欢迎原因之一,它可以让受教育者知道如脱产、业余、函授、网络等自己需要的学习方式。二是教育对象广泛性: 接受继续教育的对象没有较多的局限性,有的是刚毕业的学生,有的政府机关人员,有的则是企事业单位员工,只要有意愿参与继续教育都可接受教育。三是教育专业的相近性: 继续教育通常在本专业领域内,学员会选择相近的专业报考,由此一来,无须从基础理论知识学起,可延伸至更为广度和深度的方向。四是教育对象的进步性: 要求进步是接受继续教育学习者的首要条件,此教育要做到创新性、全面性和高层次性,需要教学内容走向社会发展的前列,除了影响教学质量,对人才培养质量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继续教育战略转型发展

(一)从封闭隔离的双轨教育体系向终身教育教育体系转变

在终身教育发展最初阶段,人们都普遍将其看作与学校教育、人生早期教育类似的概念,基本上与“社会教育”、 “成人教育”相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上把终身教育作为综合性的广义教育与学习的有机整合,即成人教育与初识教育的结合体,其中包括各个年龄段非正式、非正规及正规的各种类型教育体系。不少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都逐渐承认通过非正式教育或非正规教育的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技艺和能力类似于正规教育课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技艺和能力。并运用国家学历资格等级评定个人的技术水平、实际知识、能力水平等学习、培训成果,不是单纯局限于学习和培训形式、时限,目的在于使正规教育与普通教育、非正规教育与初始教育、职业教育等相互沟通和衔接,以架起终身学习的桥梁服务于更多有学习需求的人群。此外,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扩大普通学校教育规模,从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需求。不同教育体系在发展中呈现出快速、不平衡的特征,其中终身教育所包含的系统观念中会将学习者置于中心地位并要求在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学习中强有力地衔接不同机构、组织。而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提供和正规教育相同的教育机会,20世纪80年代,正规化成人教育涉及多个环节,如招生、毕业及证书制度等。 总之,向终身教育教育体系转变要求打破与成人教育、普通教育之间的隔阂,发挥其主体作用,增强学校教育的开放性,并通过认证、评估、转换和积累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构建横向沟通、纵向衔接的终身学习体系,进一步为社会成员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成才途径。

(二)从学历补偿教育向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知识技能拓展及素质提高需求

国际上在转向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对成人学习的益处和目的有着全新的理念,复杂的全球经济社会要求继续教育具备更多的工具性,同时还要具备一个赋权理由。尤其在人力资本的框架下受经济利益驱动,继续教育的重点和目的都集中在与提升并更新就业和职业资格相关的内容上,然而随着出现更为全面的发展观念,使继续教育的首要目标更正为提高人的能力。可以说继续教育的真正作用和价值是让人们反思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文化、社会、 技术挑战,或在遇到上述内容时能做出恰当的反应,而不是单纯服务于竞争性经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具备识字能力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化改革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较快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教育初步满足了技术工人对新知识的需求,通过成人教育弥补了正规教育的缺失,也正是因为如此也被更多人普遍地将成人教育视为学历补偿教育。此外,21世纪初期,不断加快的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及国际化背景促使消费结构升级的职业发展需求日益增长,由此一来必须加强发展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的非学历教育,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提高素质广泛需求,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从依靠临时手段推动向战略性制度保障转变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分为两种,即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措施是指把投资投向确定对象的国家福利战略,为减少失业人数,将就业培训路径和求职资助作为主要方式,基于终身学习的前提下更多地通过再培训、技能升级、知识发展提供机会,以此快速调整劳动力结构或通过扩大机遇和机会减少社会排斥。消极的措施给予失业者补偿和资助,如运用失业救济金、裁员后的工资保障、裁员补偿、创造就业岗位、提前退休及其他补偿计划。终身教育实践在劳动力市场措施中占据着40% - 60% 的份额, 在劳动力市场中有着重要作用,更多地将社会政策、教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三者相整合,从而发挥积极的意义。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从较为消极的收入政策转向以鼓励就业内容政策,在促进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通过实施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和补贴项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所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中,培训和教育力度还较为薄弱且有关职能分散于不同部门中,导致出现相互矛盾与牵制的情况。就业是民生之本,提高改善资格机会的继续教育投入与提高就业能力的教育培训应被作为一种战略投资,并将此投资内容有效地链接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过程,促使参与继续教育的学习成果、经历与所应聘岗位、职务等人事制度相整合。必要时改变部门各自为战的管理模式,建立跨部门、高层次的终身学习领导统筹规划机构,借助法律进一步规建设学习型社会。

三、继续教育战略转型发展中存在问题

(一)对继续教育战略转型认识不够

继续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对于人才培养来说,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然而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重视学历教育,不重视技能培养,重一次性教育,轻继续教育及重全日制教育,轻业余教育”现象。即便有的学校开展继续教育,但缺乏师资等种种因素使教学质量不能得以保证,也有成人高等教育决策者缺乏质量意识,没有准确地定位成人高等教育,如把此类教育作为经济手段,在专业设置上受利益驱动影响,对社会上流行的热门专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社会急需专业却一直被忽视。或把办学权力交给毫无经验的企业及培训机构,或以联合办学的名义盲目扩大办学规模,不管教学管理,只管收费、挂牌,种种行为严重影响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此外,继续教育在高校中地位较低,在不少人的普遍观念中,正规教育即普通教育,而继续教育则是一种非正规教育模式,部分高校在发展规划中为争创国内一流大学名号,认为继续教育影响学校声誉,学生层次低,进而大幅度缩减此类教学师资、用房、投入及管理, 导致继续教育只能处于边缘地带。

(二)缺乏应有的制度、法律保障

当今世界继续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即依法办学,许多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制定了有关继续教育的法律,从根本上保障其发展。然而我国在继续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没有建立较为健全和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继续教育法规制度,进而无法保障继续教育教育的顺利发展,更影响其在提高全面素质上的作用发挥。

(三)重知识轻职业道德教育

继续教育以学习新理论知识,技术方法及更新、深化、 补充知识为主,可以说是一层多层追加型教育,同时注重不断开发人的创造力,提高人的理解力和素质。继续教育对新技能和新知识传授十分重视,相对于其他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在此基础上就显得较为弱势,所谓职业道德,即从事某项职业的人要遵循与职业特征、行为相符的道德准则,通常完成正规教育或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对职业道德有一定的认识,但他们把继续教育作为“转岗”“跳槽”的方式,当他们面临全新职业选择时就更需要掌握新的职业道德规范,所以要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忽略对受教育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思想道德修养教育,普遍认为受教育者都是成年人,只需补充新知识和新技能,没有必要传授其他教育。甚至有的继续教育中就没有涵盖职业道德教育相关内容,即便有,也是内容陈旧、 教学方法死板和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教育。为提高知识道德素质全面发展,就很有必要在继续教育中开展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四、继续教育改善模式

(一)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学习是出于个人内在需求,终身学习就是主动的; 教育如果作为一种附加任务施加给个人,继续教育就较为被动。虽然“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在概念上有所差异, 但树立终身学习观有利于继续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出版的《职业技术术语》中对“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 的概念则定义为“终身学习强度满足在学校和工作中不断学习的受教育者”,“继续教育是已经参加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多样化教育,完全脱离正规教育”。树立终身教育学习理念是发展继续教育之根本,它会伴随人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受教育者改变自身原本狭隘被动的学习方式,并将此学习以主动的方式贯穿于生活需求, 知识的无限扩张和增长决定了“学无止境”。我国相关领导人也在某国际性会议上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要求,此要求也被国家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目标内容当中,明确我国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的主要发展方向。传统的学习过于依赖教师和辅导教师向学生答疑解惑,并不能适应当下环境要求,原本处于整个教育系统边缘的继续教育开始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是对此教育的辅助,使受教育者随时紧跟社会发展。

(二)建立符合实际的继续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提升,继续教育也要打破传统发展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要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首先,建立科学发展的继续教育体系,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本质, “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相互学习、作用的过程,要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和学生共同探讨,学生要乐于去学习,以兴趣为基础,不能单纯作为接受教育者。此核心也要贯穿于继续教育中,学校要树立“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教育理念, 真正且全方位地解决学生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次,建立可持续、全面及协调规律的教育观念,其发展要与全面、协调规律相符,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前进。再次,通过继续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主要对社会经济进行服务,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在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教育还会使学生提升持续发展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以此保证当下社会对高素质人才和劳动者的需求。我国在继续教育发展中要科学分析宏观经济中继续教育所要担当的社会角色,寻求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思路,准确把握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政治经济形势,深化办学理念,明确发展目标,提高科学决策和统筹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做好继续教育工作。

(三)加强继续教育发展创新

加强继续教育发展创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思想创新。当前对继续教育的理论研究还未形成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依旧停留在观点思路、经验体会、形势政策上,因此,要对继续教育特点和规律进行全面且准确地把握,借助自身丰富的经验与普通高等教育形成相互磨合的继续教育体系。把继续教育纳入高校发展整体规划内容中,保守的思想只会影响创新实施,目前国际上不少著名大学把继续教育加入原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等现代化高等教育中,充分认识到继续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次,管理创新。在工作中把完成继续教育情况和职称评聘、年度考核直接挂钩,促使更多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分配任务。实施责任分级、下移方式,从管理中提高质量,以质量带动继续教育信誉,最终依托信誉促进发展,保证教育质量在于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办学社会信誉。

五、结语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发展迅速的科学技术也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给社会和经济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思维观念。社会劳动者要想适应当下日益更新发展的社会环境,就要不断学习,普通高校虽然无法取代继续教育,但此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进一步促使继续教育前进,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蔡中涛,孔德庆.高等继续教育战略转型的思考与实践[J].继续教育研究,2012(11):7-10.

[2]胡锐.论高校继续教育战略转型与实施策略[J].继续教育,2012(2):3-7.

[3]苏辛.战略转型[J].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2011(7):前插1.

[4]李方,等.推进战略转型践行科学发展——北京教育学院“十一五”发展纪实[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

[5]赵春雷.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转型[J].继续教育研究,2015(2):18-20.

[6]周妍.高等继续教育持续发展对策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成人教育,2014(7):4-7.

[7]王培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下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路径[J].江苏高教,2013(1):68-70.

发展模式转型 第10篇

一、重视技能培养, 忽视思想素质及职业精神的培养

财经类院校对人才的培养, 往往局限于技能方面, 这种培养模式已严重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应该把培养人才思想素质作为第一要务。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很少题词, 他“破例”为新成立的国家会计学院3次题词, 写下“诚信为本, 操作为重, 凡我校友, 不做假账”16个字。这充分说明了他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职业操守的重视, 要求财经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遵守职业道德, 不仅学会做事, 更要学会做人。目前, “不做假账”已经成了会计业界和经济领域的至理名言和遵循的法则。所以, 强化财经类学生重视业务技能的培养重要性, 固然没有错误, 但却不能忽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目前, 财经类院校在日常教学中, 把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作为重要培养目标, 在课程培养方案设计方面、专业理论讲授、社会实践实习环节, 及专业实践教学等环节占用大部分教学时间和资源, 就会过度重视培养学生专业技能, 而忽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培养。

二、重视能力经验培养, 忽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

财经类院校中普遍存在突出经验能力培养, 忽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提高, 这种现象在毕业生进入职场后的弊端和短板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师只专注于财经理论的教学和讲授, 学生动手实践的课程安排比例较少, 导致学生实践能力水平不高, 不能很快适应财经岗位对人才的需要, 使学生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也是对教学资源的浪费。在日常的教学中也常常忽略从实践到理论的反馈过程, 只重视开发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能课程, 缺少课程的创新性实用性。二是课程缺少灵活性和关联性。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缺乏对社会岗位需求的了解, 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 教育管理者只局限于重视财经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课程或课时数, 或专注于专业课程内容, 忽略了课程之间的相关性和联系性, 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之间缺乏联系,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使学生失去了提高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基础。

三、学生的综合实力不能满足社会要求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 实现学生的能力与社会需求接轨, 这也是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财经类学生通过专业学习, 显性知识得到增强, 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等隐性知识进步不明显, 如果学生毕业后面对多种职业选择, 适应宽度明显不适应社会的要求, 导致职业认可度和专业价值大幅度降低, 且财经类管理人员的职业稳定性远低于其他专业类技术人员, 这必然会影响财经类学生求职成功率。根据社会要求, 财经类学生不但应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 而且还应具备容面对不断变化的职场事务, 并做出有效应对措施的应变能力。因此, 财经类院校应把教育、教学资源向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倾斜, 使所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高质量的建设者和创新人才。

我国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强调, 应该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出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 把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基础、人文素养有效结合起来, 将创新人地培养模式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坚持以质量提升为核心, 走院校人才培养的内涵化发展道路, 找出适合财经类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四、准确定位财经类人才的培养目标

财经类人才培养目标与其他类人才培养有着显著区别, 财经类工作的重点是以管理和服务工作为主, 要求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对其他专业学科知识也要有一定的积累和了解, 比如相关统计知识、法学知识、人文知识等方面, 要求综合能力较强, 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核算能力, 应用能力和管理等实践能力, 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能在企事业单位适应不同岗位要求, 从事财经和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财经类专业的岗位特点, 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财经类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特征。我国目前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 会计准则和税率等相关经济领域改革逐步深化, 这就决定了财经类专业岗位要求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高标准的能力素质有助于拓展专业技能, 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发展变化。与此同时, 财经类人才更应具备高水准的职业素养, 恪守朱镕基总理题词“不做假帐”的职业操守, 遵守财经纪律, 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高质量地完成财经岗位的工作要求。财经类的岗位在一般在单位中处于核心地位, 与各个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工作中需要协调各种关系, 这就要求财经类人员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 建立好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 促进单位的良性健康发展, 才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形象。财经类人才还需熟练掌握电脑及与专业相关的各种财务软件, 提高工作效率, 熟练运用网络资源, 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思维, 与时俱进, 与国际接轨, 成立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五、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改革, 与社会需求接轨

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就要不断地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围绕学生在实践中出现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 采用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需求应用接轨, 让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服务, 为市场经济服务, 培养出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传统的课堂教学理论灌输式培养模式, 使学生缺乏相应的动手能力, 需要不断改革课程教学体系, 突出注重实习环节, 为学生实践提供更多平台, 多听取企业专家和相关财务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让他们也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并且能够从实际需要出发, 安排灵活多样的教学内容, 开发出适合社会需求的优秀教材, 使财经类的人才制定出操作性、实用性较强的教学内容。财经类院校要始终加强公共基础课教育的同时, 强化学科基础课教育, 拓宽专业口径, 让学生涉猎多学科内容, 把素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培养他们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精诚的合作的团队意识、开拓进取精神。

六、创新实践教学, 开启校企办学模式

通过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 使课堂所学知识与课外教学的结合, 在企业具体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检验, 既符合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的培养目标, 也满足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多元化的需求。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升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支撑。围绕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不断创新教学手段, 注重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和长远发展。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财经类毕业生在工作中发现所学知识陈旧, 理论性过强, 与社会需求脱节, 财经类人才是为社会生产和建设服务的, 应该更多地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分析各种案例, 针对实际工作的需要和容易出现的问题寻找有效地解决途径和办法, 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拓展他们的思路, 让学生真正得到知识, 获得经验, 提升能力和素养, 运用现代化等教学手段, 加强学生实训机会, 为学生提供直观的教学资源, 丰富财经类人才培养的形式和教学内容,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七、以就业为导向, 加强人才实用性培养

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 以就业为导向, 切实深化躬行教育改革, 是满足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 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环节。衡量一个专业办学水平高低, 就业质量是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财经类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 满足行业需求, 体现市场发展规律, 使所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需要, 做到知行合一, 学有所用, 且学有所长。

发展模式转型 第11篇

【摘要】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际市场对实用能力强的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随着学习英语的目的从日常交流能力逐渐向专业领域延伸，英语的教学模式也从通用英语教学逐渐向专业性较强的专门用途英语转变。然而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转变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

【关键词】专业技能 专门用途英语 教学

一、专门用途英语（ESP）的概念

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简称ESP）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领域相关的英语，是基于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需求所开设的英语课程。例如商务英语、医学英语、旅游英语、营销英语、科技英语等，旨在使学生能够达到在特定工作中使用英语顺利开展工作的能力。由此可见，专门用途英语（ESP）可以分解成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与特定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其二则是与之相适应的英语知识和能力。

二、ESP教学的现状

1.教师课堂讲授方法有待改进。在很多高校中，教师的教学模式仍然是注重词汇语法的讲解和部分材料的翻译对比。而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对相关专业的专业英语仍然停留在感性的认识和片面的理解，不能形成整体的印象。与此同时，作为以实用为目的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也应更加注重实用技巧性的内容的教学。

2.学生实践机会偏少。目前国内的很多ESP课堂，依然采用教师主讲的方式授课，而学生也仍然停留在“听课”的模式里。而这种教学模式，一则容易导致部分学生精力无法集中，因而渐渐无法跟上教师思路，而导致厌学情绪；二则无法让学生体会真正的就业岗位中对专门用途英语的使用的惯用形式和现场体验。这样一来，学生的实践机会不足，对日后工作的顺利展开也无法起到积极作用。

3.由通用英语教学到ESP教学的过渡问题。通用英语教学主要以提高学生的五项外语技能（听、说、读、写、译）为目的，教学内容也较为宽泛，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而ESP教学专业性很强，其中也包括了很多专业词汇和该专业惯用的一些词语搭配、缩写或语法等。这两者之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结束通用英语课程而开始ESP课程时，都需要一个模式和思维的转换。然而在很多高校，在通用英语教学课堂学习完了必备的英语基础知识后便马上开始相关专业的双语教学。如此一来，学生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思维模式的转换，并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记忆很多相关的英语知识。据调查，很多学生对这种方式表现出很难适应的状态，并非常希望能有一种作为过渡的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循序渐进地提高专业英语技能。

三、如何更加有效地提高学生面向特定专业的英语工作能力

1.改变讲授方法。在相关专业领域中，英语的使用除了通用英语中所涵盖的英语基础知识和能力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业领域中特有的语言习惯和搭配用法等。在对这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内容进行讲解时，教师应注意进行整体教学，避免将专业领域中的习惯用法拆分成单个的词汇和孤立的语法现象。这样做一方面能将此惯用法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可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该语境和用法中再进行词汇和部分语法现象的分析，这样对于学生对该内容的理解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教师在讲课时对材料的整体性多做分析，并介绍该语言环境下约定俗成的诸多特殊用法，也可以让学生对该专业领域中的英语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逐渐建立相关思维模型，有利于学生日后在就业岗位中更加熟练和流畅地运用此类相对特殊的用法。

2.多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在以往的课堂中，学生一直扮演着“听课者”的角色，一方面学生对语言的应用能力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另一方面学生也很难将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到理想高度。所以，在日常的授课当中，教师即应该将课堂变成“会议室”，组织学生进行模拟工作场景的相关练习。这样既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切身了解日后工作岗位上的一些情况，让学生对相关专业英语的驾驭能力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适当安排一些类似于相关专业的商务邮件等课后作业，让学生在口语练习之余，也可以进行书写练习，对工作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涉猎，来为将来能快速融入工作环境打好基础。

3.注意通用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之间的过渡教学。近年来，很多研究者都进行了学生对专业领域双语教学的适应性的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很多高校的学生对由通用英语课程直接向专门用途英语转变有很大的不适应，所以部分学者认为，提高教师对通用英语教学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之间的过渡教学的重视，并切实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在当下的ESP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找出各专业领域共通的内容（例如说明书的写法和用语、商务邮件、企业或产品宣传材料的书写规则和方式等）作为过渡教学的内容，在部分高校的实验性教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部分的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广泛性，与通用英语教学类似，都是涵盖了很大范围的共通的英语能力，而将这部分能力掌握之后，再逐步提高到某专业领域的ESP教学，无论从教学效果还是学生的适应能力上来看，均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总之，由于专门用途英语主要是以学生需求，即以在某专业领域利用英语能力顺利开展工作为目标的教学，那么无论在教学模式还是教学内容上，都必须采取面向专业的一些转变，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目前对英语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刘法公.论专门用途英语的属性与对应教学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

发展模式转型 第12篇

一、以国外经济发展模式缺陷为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虽然危机实质仍是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背离，表现虽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成为战后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显著特征。[2]尽管诱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是经济周期中的“滞涨”问题、“泡沫经济”问题，还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都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使然。

西方国家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相对繁荣后，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滞涨”问题。“滞涨”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特有现象，并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周期的顽症。而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同二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依赖扩张型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为缓和或避免再度跌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纷纷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及政策主张，通过“增税增支”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手段人为地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些措施的实施虽暂时缓解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并带来了经济的相对繁荣景象，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需求规模大幅度提高的表象，不断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产品供给，导致被掩盖的生产过剩问题不断积累。与此同时，政府长期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还造成物价上升的压力不断超过生产过剩引起的物价下跌压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加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因素影响，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时期。

20世纪70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从“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医治“滞涨”药方。这些国家为适应减税和“借债增支”的政策需要，逐步采取和推行凭借其强大金融体系，依靠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其中，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为典型。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直接推动了股市、债市、房市的繁荣，其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内需的增长。这种情况导致投机日盛，并由此促进股市、债市、房市的进一步膨胀，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结果，实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虚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则越来越高，并日益偏离实体经济，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所渭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佣、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3]追求货币财富利益驱动，加上放松监管，其必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严重泡沫化。经济泡沫膨胀发展到极限就不可避免地破灭，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泡沫破灭的危机。

“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有现象。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看，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大部分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迟迟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以拉美国家最为典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同这些国家采取的以政府主导经济赶超和盲目推行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拉美国家长期奉行政府主导的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积极推行超过工业化承载能力的“超前”城市化战略，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城市病等问题，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进入20世纪80年代，面对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接受和积极推行以“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超越财政限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福利政策，结果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官员腐败猖獗和社会矛盾激化，致使经济发展严重滑坡，陷入了“拉美陷阱”，也是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二、牢固树立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理念

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更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如果只注重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忽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引起经济波动，从而拖累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也是二战后出现“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沿袭的基本上是粗放型的数量规模扩张发展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过分强调GDP的增长，甚至盲目崇拜GDP。新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03-2007年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GDP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以上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达到60483亿美元，人均4260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肉类、谷物、水果、棉花等农产品产量，以及钢铁、化肥、棉布、煤炭、水泥、汽车等工业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数量规模的长期高速扩张，为中国提升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和形象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一定程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有效性和时代价值，[4]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伴随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也积累和潜伏着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渐积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长期低下，一些民生指标趋于恶化，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收入最高10%和收入最低10%的人群收入差距从1988年7.3倍增至2007年23倍;新世纪以来的基尼系数也一直维持在0.4警界线以上。[5]近年来，普通百姓“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以及就业难和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几乎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且正在演化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滞涨”、“经济泡沫”、“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波动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理念应当由长期过分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及时地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推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合理调整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但超越经济持续发展承受力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势必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巨大压力，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和质量;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粗放式”增长速度，还势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影响和制约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淡化GDP崇拜，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理性，着力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二）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涉及经济增长成本、投入产出效率、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矛盾，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改善人们生活环境条件，实现人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不断优化和升级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坚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更好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三）把民生目标作为发展最高目标

未来的发展需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就业优先、成果共享、共同富裕，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目标。为此，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制度保障。当前，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问题已成为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最为突出的民生问题，迫切需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领域投资力度，解决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尽最大努力满足人们上得了学、看得了病、住得上房等基本民生要求。

三、刻不容缓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型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不仅会导致一国经济极容易受制于他国贸易政策和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会使经济增长付出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导致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瓶颈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后劲。这也是二战后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致使出口型企业职工长期处于低工资水平，并导致中国产业发展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水平，而且使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3%，是全球化龙头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型日本的2.5倍。[6]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不仅反映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和同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且意味着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极容易传到中国，并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比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由于外需锐减造成中国约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还过度依靠资源投入和消耗。依靠大量资源和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属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不仅经常性地诱发一系列所谓经济“过热”现象，而且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加速我国资源枯竭速度，使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瓶颈和环境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钢铁、煤炭、铜等资源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等资源第二消费大国。中国还是世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国家，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供求矛盾，而且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还带来了日趋严重的内需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产能的不断扩大，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未来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摩擦势必会加大。同时，随着资源消耗量的剧增和国内外资源存量的减少，过度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将更加突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向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变，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坚持走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发展之路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依靠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导致资源消耗量剧增，并陷入产能过剩及国际分工低端化的不利局面。因此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需求结构，从而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和善于消费。

（二）坚持走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之路

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和发展，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相同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获得不同经济增长率，而技术进步和要素质量的提高是影响生产率决定性因素。新增长理论还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推动经济增长独立要素，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作用会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可见，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解决外需规模和资源投入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而且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努力构建推动创新、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及作用边界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战后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较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引发经济波动。

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和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其必然结果，就是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往往同政府主导作用的状况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资本十分短缺、产品非常匮乏、技术相当落后和市场极度发育不良的现状，采用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并把行政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不仅有助于集中有限资源办急事和做大事，而且有助于加快推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改革进程，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经济总量，以及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浪费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水、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价格长期由政府人为决定，由于未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导致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造成国内外市场对中国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致使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稀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投资冲动，由于没有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不仅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率利用问题;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长期偏重微观经济指标，由于缺乏对能耗、排放等行为规制，加上没有及时建立节约使用资源、资源再生利用等激励机制，实际上对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现象起到了鼓励作用，导致过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供求矛盾不断加剧。因而，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范资源供求矛盾激化引发严重的经济波动问题，有必要转变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转变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盲目地削弱政府职能作用，也不是盲目地夸大市场机制作用，而是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各自都存在着明显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因而需要相应地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进位”、“退位”和“正位”进行合理矫正，通过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使政府和市场回到各自应该发挥作用的位子上，[7]从而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有效解决二战后许多国家因市场或政府失效而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更好地防范经济的大起大落。

（一）解决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政府“越位”问题和市场“缺位”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退位”和市场的有效“进位”来解决。政府需把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地方交给市场，以便既克服和解决好政府失灵问题，又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中，重点是改革和完善政府体制和管理制度，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项让位于市场机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所致。因而，推动政府有效“退位”，就成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化组合，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二）解决政府“缺位”和增进市场功能问题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政府“缺位”问题，以及由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缺位”而导致市场机制有效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问题，客观上需要同政府的“补位”来解决。通过政府的“补位”，防止由政府管理的领域和事项出现“真空”，能够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和互动作用，从而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为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努力做市场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各自“错位”问题

针对当前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错位”问题，需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正位”来解决，以有效防止和解决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作用方向和力度不合理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府低效率和市场低效率问题。比如，现实中由于不同政府职能部门未能摆正自身位置，出现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致使有利事情相互争夺和无利事情相互推诿现象层出不穷，政府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着力点，主要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和用好宏观管理手段。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需消除价格管理、进入管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政府歧视性行为，努力克服经济行为主体的不公问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应主要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和法律手段，适度使用计划手段，但需慎用行政手段。

参考文献

[1]孙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与演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 (2) .

[2]杜人淮.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及其内在机理[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2, (2) .

[3][日]三木谷良一.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崩溃与金融改革[J].金融研究, 1998, (6) .

[4]钮维敢, 蔡瑞艳.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视角进展述评[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1, (5) .

[5]张卓元.中国经济需转型:从追求数量扩张转为注重质量效益[J].中国流通经济, 2010, (5) .

[6]丛亚平.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路径——缩小贫富差距[J].领导文萃, 201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