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世界范文（精选9篇）
可能的世界 第1篇
然而, 真正的难题是挑出2012年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大事。这需要勇气和创造力, 下面就是我列出的2012年外交政策大事:
全球权力中心领导层变化
好吧, 我承认这个太简单了。我们都知道, 美国、中国、欧洲的一些重要国家, 以及墨西哥、埃及和其他地方都要发生重大变化或者举行关键性的大选。这种事情每年都会发生。但是考虑到世界的不确定性、变化无常的特性和所涉及国家的重要性, 这将是未来一年主要的外交事件。
叙利亚阿萨德王朝崩溃
同样, 这一点不需要什么特异功能就可以推断出来。巴沙尔·阿萨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考虑到反对派的适应力、来自邻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以及巴沙尔政府本身的失误, 即使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 也不足以阻止巴沙尔像穆巴拉克那样黯然下台。
巴基斯坦权力斗争继续
预言这一点有点像预测明天的天气会和今天一样———正确概率是85%。就像在埃及一样, 巴基斯坦军方眼中的民主就如同对着相机假笑一样。三军情报局甚至都不会劳神笑一下。无论这些幕后操纵者是会找一个傀儡来管理这个国家, 还是照老样子自己回到政府机关中, 可以肯定的是, 到明年年末我们会看到伊斯兰堡出现一个新领导层。
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终结
如果这个穿着褐色风衣的小个子男人与幕后毛拉们的紧张关系加剧的话, 那么推翻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将不是西方, 而是这个国家的内部斗争。他会通过不断挑衅美国、以色列、沙特和他视线范围内的任何人, 来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如果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要悬赏取你项上人头的话, 那未来还真是不太光明。
美日避开全球衰退潮
不得不实行财政紧缩措施的欧洲将陷入衰退, 而衰退只会因新兴世界正出现的全面经济下滑而愈发严重, 结果可能是全球范围更大的萧条。但也有例外, 美国将成为一个赢家, 因为在这场近年来最令人困惑和沮丧的资金抽逃过程中, 追求更好回报的人们都把美国当作目的地。日本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表现也不会太好, 但在全球都很糟糕的情况下, 这两个国家可能不太糟。
大银行失败引发管理改革
尽管欧盟拼凑出了一项救援方案, 但一些资本金不足的欧洲大银行仍然岌岌可危, 决策者们一年都会寝食难安, 担心一次市场变故会让一家银行倒闭引发另外一家银行倒闭, 其结果将是更多的救助方案, 银行不会承担损失, 没有更多的监管, 这一切进一步证明在全球金融大赌场内, 庄家银行总不会输。
非洲极端主义蔓延
今年, 我们发现无人机基地和军队悄悄开进非洲。美国和西方的安全人士担心像尼日利亚这样的资源宝库的极端分子。该地区的“基地”组织和类似组织将获得更多的关注, 到年底这里将被视为最受关注的安全威胁。
中东巨变
光有“阿拉伯之春”似乎还不够似的, 这种转变在2012年还将持续。中国和印度会成为更加重要的石油消费者, 而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以色列将继续用定居点政策自我削弱。随着土耳其人——埃及人的“温和”轴心开始取代沙特——海湾成为重心, 土耳其崛起, 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该地区核军备竞赛中的各方更加势均力敌。最重要的是, 伊斯兰主义民主的崛起和发展成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诡计, 催生出了让美国难以与之相处同时也更难对之进行谴责的政府, 这对沙特人和以色列人也是巨大的威胁。这将是巨大的变革。决策者们很可能难以理解这一切, 而这会带来新的麻烦。
欧元区强化
2011年, 欧元区发现不靠自己就活不下去了。欧元区正致力于建立新的、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制度, 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 而且充满挫败感, 但这一进程在2012年会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个制度建设过程将会走走停停, 而像“末日将近”这样的报纸大标题还会继续出现。但如果欧元区能够走过它的12年之痒, 未来一年的座右铭将是“不曾毁灭我们的东西将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查韦斯和卡斯特罗时代终结
未来一年, 查韦斯和卡斯特罗将是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最可能人选。即使他们不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奉行的政策也会式微, 因为这些政策和时代格格不入, 也没有效果。
主要经济体遭网络袭击
蠕虫病毒只是序曲。续集很快会在你身边的某个电网、交通系统或者金融市场上演。其结果会改变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的方式, 而且会引发网络安全措施的大发展。
普京艰难重返权力宝座
论真与可能世界 第2篇
论真与可能世界
“真”与“可能世界”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前者表明的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态的符合,而后者表明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在相对同一的基础上如何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表述出来,二者相互结合才能使我们适度精确地理解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指和意义所在.
作 者：付义 王福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年，卷(期)：22(5)分类号：B815关键词：真 可能世界 现实世界
开启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 第3篇
《禁闭岛》的主题是精神分析，主人公是一个精神失控的人，竭力要在记忆与现实共同构成的迷局中挖掘真相，这也是我们观看大多数电影时的心态。由于元素众多，变数频繁，制作电影是个很难贯彻始终的过程，主创最初的构思可能到中途就已变味，令最后的成品与原始立意迥然不同。越是规模庞大、叙事漫长、内涵深刻的电影，这显隐特征就越清晰，我们看电影的乐趣之一，就是从一个显性故事下洞察那个隐性的存在。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深谙观众的这份旨趣，匠心独具的反客为主，索性将这固有属性推向极致，构成影片最大的看点。《禁闭岛》俨然由两个南辕北辙又难分显隐的故事组成，站在不同的视角，采取不同的思路，观众对情节的理解可分为“治疗论”和“阴谋论”两派，前者认为这是个精神受损、治疗不成的凄惨故事，有一个《第六感》一样恍然大悟又百感交集的结尾；后者则将之看做一曲阴谋团体吞噬反抗者的英雄悲歌，颇有点《飞越疯人院》妖魔化精神病院的思路。之所以能有多层解读，皆因画面时刻传递出摆弄观众心智的模棱两可。
从第一个镜头——赴岛的渡轮从迷雾中驶出，影片便悄然开启了双重脑力激荡，治疗论者看到一个“没有过去的男人”到来，迷雾一如他混沌的大脑，虚构出令自己坚信不疑的身份；阴谋论者眼中的大雾是隔绝文明世界的屏障，象征着主角进入一个孤立无援的恐怖地带。随后主角与拍档坐车驶向监狱，背景奏起高亢而慑人的交响乐，盖过了对白和其他声效，嘹亮的异乎寻常，可以理解为一台“角色扮演”好戏开场的前奏曲，也可以视之为恐怖片的经典手法，暗示执法者被迫害的噩梦拉开了序幕。
你第一遍看可能完全不会注意这些，因为前95%的篇幅，影片那层侦破惊险片的幌子实在太逼真。岛上的人群充满敌意和古怪的心照不宣，似乎策划着隐秘而可怖的阴谋，德裔医生那若有若无的纳粹背景仿佛暗示，这一切都与集中营的人体试验有关，从密室中神秘出逃的病患、审讯时惊恐万状写下“逃跑”字样的女子、禁区C中变遍体鳞伤疯言疯语的囚犯、那笼罩着邪恶光环的灯塔，无不在大声疾呼：这是一个罪恶丛生之地，而执法官主角则是维护正义的孤胆斗士，冲破重重阻力以揭发这群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恶势力。
结尾希区柯克式的大反转，非但没能解开谜团，反而令观众更加疑窦丛生。表面上看，这个“治疗论”的故事收束的十分妥帖，主角的那一句“该像怪物一样活着，还是像个人一样死去”极具点睛效果——虽然了然了真相，痛失亲人的惨烈记忆却不堪回想，倒不如切除脑叶，取得内心的平静。但巧的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作，为了获得人道的对待，只能承认自己是个疯子，却原来医生和警察们进行的并非什么角色扮演治疗，而是实实在在要把这个知晓阴谋的执法官逼疯——阴谋论就这样浮出了水面。此刻再回过头琢磨细节，原本有因可循的梦境和主角经历集中营屠杀、妻小丧命的种种惨剧，倒像是药物影响和伪造证据的“记忆植入”，原本仅为幻觉的“run”字警告和山洞偶遇，理解为确有其事竟也说得过去。热爱思考的观众就这样不知不觉被分作了两派。
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并没有这般虚虚实实，大致走的是“治疗论”路线，一路忐忑不安的心灵颠簸，配上一个令人心碎的结局，尘埃落定，直截了当。电影的再创作使之超越了通俗悬疑片，值得带着脑子反复欣赏咀嚼。尤其当双方论者听取对方观点后重新审视，每一处场景设计，每一件道具放置，都逐渐显得别有用心，角色的每一个眼神、每一记举止、每一句对白，都自然而然衍生出双关含义，甚至随着多次观察而变得引人注目的穿帮镜头，也沾染了一抹意味深长，譬如主角审问那一场，女人喝水时的杯子、字迹在笔记本上的位置，都存在细看就会啼笑皆非的穿帮，这究竟跟大多数电影一样，是剧组的疏忽所致，还是导演为了暗示幻觉、骗局而故意设置，无从知晓。
影片将观众拖入激烈的心理拉锯中，不断向真相天平的两边各添加砝码，狡黠的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答案永远游离在似是而非间。互联网上至今可见对立者各执一词，辩论不休，双方论据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镜头分析和情节解读，延伸到古典音乐、心理学、药物学等领域，以细枝末节向对方发起新的攻势，佐证着各自观点。我毫不怀疑，几十年后依然会有影迷争得不可开交。《禁闭岛》的艺术魅力来自于它恒久的话题性，单纯的智力挑战非老马丁追求，否则他大可将线索埋藏的深不见底，让所有观众在结尾猛拍大腿，肯定比这般不置可否更令人印象深刻。他独创了一种革命性的叙事架构，编织出一座充满岔道和机关的时空迷宫，这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最生动的展示，归根到底，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感知永远处在这种游移不定中，因此百思不解比柳暗花明更叫人着迷，因为它更像现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只有无尽的追思。从这一点看，影片的剧作魅力已经超越了《十三层凶间》、《黑客帝国》、《记忆碎片》等烧脑佳作。
當然，不论你采信哪一种观点，影片都散发着令人脊背发凉的阴森。故事发生在1954年，彼时冷战的阴影笼罩着西方，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民众对红色铁幕与核威胁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在潜意识中肆意蔓延。借疯人角色之口，影片不断重现当时的时代印记，“能夷平一座城市”的核弹，“人在小盒子里活动”的电视机，令病患莫名抓狂，那是对陌生和未知事物的本能排斥；共产党渗透到居民社区并“发传单”，是麦卡锡思潮席卷下，人人惶惶不安的真实心理写照；对朝鲜战争和纳粹集中营屠杀、人体试验的极端记忆，更如夜夜重演、挥之不散的梦魇，有着将人逼疯的可怕魔力。
50年代初也是心理医学界经历变革的年代，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受到新生的生物学模式挑战，后者主张用脑叶白质切除术等外科手段治疗精神疾病，两种治疗方式的明暗角力，在片中被传神的表现为两种真相的此消彼长。治疗论宣告了精神分析法的胜利，角色扮演的游戏最终令主角恢复了理智，阴谋论则昭示着精神分析法已过时，主角丝毫不为假象所动，最后毅然决绝走向了生物学模式的酷刑。影片以一座与世隔绝小岛上的离奇故事为缩影，还原出二战后初期光怪陆离又冰冷压抑的美国社会氛围，那时的人们集体缺乏理性，人生安全感极度匮乏，每一寸空气中都弥漫着恐怖因子，那无疑是滋生疯子的天然温床，也是讲一个惊悚故事的绝好载体，难怪马丁·斯科塞斯对这个时代如此着迷。
一部影片带出两套真相，在影史上并不乏先例，比如质疑记忆真实性的《全面回忆》等，但它们大都用割裂现实与幻境的手法制造悬疑，未能摆脱非此即彼的刻意，而《禁闭岛》的非凡之处在于两套故事系统水乳交融，无论真相是治疗未遂还是阴谋得逞，归根到底，都是一群人企图证明一个人是疯子的过程，具体到影像层面全无二致，但又能随着观众心态不断呈现出多面性，这需要天才的创作力和精雕细琢的执行力。《禁闭岛》是一部发人深思的旷世杰作，它将人类意识的不可捉摸表现的淋漓尽致，开启了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充分点燃了观众的想象力和探究欲望。
（请作者见文与本刊联系）
影片信息
片名：禁闭岛 Shutter Island（2010）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
编剧：莱塔·卡罗格里迪斯/丹尼斯·勒翰
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马克·鲁弗洛/米歇尔·威廉姆斯/派翠西娅·克拉克森/马克斯·冯·叙多
类型：剧情/悬疑/惊悚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 德语
上映日期：2010-02-13（柏林电影节）/2010-02-19（美国）
片长：138 分钟
又名：不赦岛（港） / 隔离岛（台） / 孤岛疑云 / 荒岛追凶 / 孤岛恐慌 / 关门岛 / 孤岛 / 艾什克里夫
可能世界中的专名和摹状词 第4篇
逻辑史上关于专名的研究始于英国逻辑学家穆勒所提出的专名理论, 穆勒是最早对专名进行系统研究的逻辑学家。他认为, 专名是任意给予的, 不传达关于其所指称的那个对象的任何特征信息, 仅仅是一种标记。因此, 在他看来专名没有内涵, 它指称个体对象, 但不表示或蕴含属于该个体的任何属性或特征。
穆勒之后, 逻辑学界在专名问题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主要的争议还是集中在专名的摹状词理论和历史因果理论之间。以弗雷格、罗素和塞尔为主要代表的主张摹状词理论的人认为:专名既有涵义又有指称, 专名的涵义就是一个或一组摹状词, 专名的指称是通过一个或一组摹状词来确定的, 即涵义决定其指称。例如, 对于“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专名的涵义可以由一组摹状词来表达, 如“亚历山大的老师”, “柏拉图的学生”等。摹状词一般是具有“那个如此这般的某某” (the so-and-so) 形式的短语, 从本质上来说, 它是关于对象特征的描述, 因此摹状词理论也被称为“描述理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克里普克创立了一种全新的专名理论即历史因果理论, 并因此引起了逻辑学界一场持续多年的论战。克里普克从可能世界语义学这一角度, 提出了“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一般是非严格指示词”这一核心观点。他认为, 专名是只有指称没有内涵的严格指示词, 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指称同一对象, 专名的所指是通过社会团体中的历史因果链条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
二、可能世界和严格指示词
克里普克的历史因果理论是建立在可能世界基础之上的, 其核心观点是“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一般是非严格指示词”, 因此,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其可能世界和严格指示词这两个词的概念。
在克里普克那里, 可能世界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非真实情形, 他在阐述可能世界概念的时候, 立足点也始终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对可能世界这一概念作出了以下阐述:“当我们说‘在另外某个可能的世界中, 我今天可能没有作这个演讲’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是想象这样一种情景:我没有决定作这个演讲, 或者我决定在其他某个日期来作这个演讲。当然, 我们没有想象每一件真的或者假的事情, 而只想象与我作演讲有关的事情;然而, 在理论上, 需要对每件事情作出决定, 以便对这个世界作出一个完整的描述。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只能部分地描述世界;这就是一个‘可能的世界’。”[1]因此, 他认为一个可能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遇见的或者通过实际观察看到的某个遥远的国家, 而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来给出的, 是被我们所规定了的一种可能的状况。
在可能世界下的专名和摹状词都被克里普克称之为指示词, 他说:“我们将使用‘名称’这个术语, 让它不包含那种确定摹状词, 而只包含日常语言中被称为‘专名’的那种词。如果我们想用一个共同的术语来包括名称和摹状词, 那我们可以使用‘特指词’。”[2]这里的特指词即指示词。在克里普克看来, 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 他给严格指示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 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3]也就是说, 一个名字是严格指示词, 当且仅当在个体存在的每一个可能世界中名称指示同一个对象。以“尼克松”这个专名为例, 在任何的可能世界, 尼克松都是尼克松, 而“1970年的美国总统”却很有可能不是尼克松。在某个世界里, “亚里士多德”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 因为亚历山大没有向亚里士多德求学也是可能的, 但“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并且他还认为, 一个指示词若要保持指称的严格性就必须没有涵义。专名没有涵义, 因而正好满足这一要求, 摹状词是有涵义的, 因而是非严格的, 其想法是:一个专名仅仅是指示一个特定的个体, 因为它不描述该个体, 所以它不是由于该个体如此这般才指示该个体, 而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个体指示它。因此, 不管那个名字所指示的个体与该个体的现实情况会多么的不同, 那个专名仍然指示那个个体———克里普克说在一切可能世界里指称相同的个体就是这个意思。[4]
三、可能世界中专名与摹状词的语义行为
摹状词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专名的涵义是一个或一组摹状词, 一个对象要成为专名的所指, 就需要满足一个或一组摹状词。克里普克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 他认为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不了解专名是严格指示词, 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例如, “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 即使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不符合通常用来描述他的那些特征, 也仍然指的是亚里士多德。为了进一步地说明这个论题, 克里普克从模态逻辑的角度论证, 说明在可能世界中名称和摹状词的语义行为和逻辑作用是不同的。以下面的语句为例:
原句: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发明双焦距眼镜的那个人。
A可能本杰明·富兰克林不是美国的首任邮政局长。
B可能发明双焦距眼镜的那个人不是美国的首任邮政局长。
理解模态算词“◇” (可能) 最容易的方式是把它解读为一个存在量词, 该存在量词引入了一个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量词右边的语句部分被赋值了。所以A解释为:存在着一个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不是美国的首任邮政局长的世界。
A和B所作出的断定是不相同的。A所表达的是一个特定的对象, 即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不是首任邮政局长。与此相反, B作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陈述, 它不是特指本杰明·富兰克林。克里普克认为, 在A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改变模态词的辖域的话, 歧义并不会发生。与A的陈述完全相同的是:A′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不是美国的首任邮政局长。A′可解释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这样一个人, 该人在一个可能世界不是美国的首任邮政局长。A和A′作出了相同的陈述, 这一事实可以概述为:专名“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语义值并没有随着被赋值的语句所在的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而是跨越世界保持恒定。在专名处于模态算词可能的辖域之外或辖域之内, 都没有改变整个语句的语义值。
与此相反, 尽管在现实世界中摹状词“双焦距眼镜的发明人”识别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 却是一个偶然的事实, 它在跨越可能世界中就不成立。B所表达的是存在一个双焦距眼镜的发明人并不是美国的首任邮政局长的可能世界, 这与本杰明·富兰克林毫无关系。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不存在的那个世界中B仍可能为真。
所以克里普克认为, 因为在专名和摹状词之间其语义行为是不同的, 专名并没有一个窄辖域的解读, 根本原因在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 而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这是克里普克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摹状词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四、简评
克里普克完全否定了专名的摹状词而提出了历史因果理论, 其理论本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专名的历史因果理论侧重于关注专名这一符号本身是否有意义, 而摹状词理论强调专名所指称对象的属性, 两者分别侧重于专名的一个方面的特性, 各有其道理, 却都有片面性。应该说, 这两个理论并不对立, 而是互补的。这正如英国哲学家哈克所说:“渔叉图画 (历史因果理论) 解释了我们如何才能设法谈论某个人, 即使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或者误解了他———这好比他从我们的网中溜掉了;渔网图画 (摹状词理论) 解释了我们如何能够谈论有同一个名字的几人或许多人中的一人而不陷入混论。”[5]无论如何, 克里普克关于专名的历史因果理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他引入了可能世界这一概念, 把可能世界作为研究专名问题的出发点, 并在此基础上严格地区分了专名与摹状词, 从而拓宽了专名问题的辖域, 给专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克里普克强调专名具有自己的固定指称, 而不具有某种规定其指称的涵义, 这样就解决了专名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必然地指称同一对象的问题, 这个新观点对弗雷格、罗素以来一直在分析哲学家之间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专名具有内涵的观点, 提出了挑战, 冲破了弗雷格、罗素建立起来的语义封闭的命名理论。
摘要：自现代逻辑产生以来, 关于专名和摹状词的研究一直是逻辑哲学的重要课题, 也是争论的焦点。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从可能世界的全新视角对专名和摹状词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并提出了历史因果理论, 他认为可能世界中的专名和摹状词都是指示词, 但它们是有区别的, 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本文立足于克里普克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基础上, 对其关于专名和摹状词的理论作进一步的解读。
关键词：专名,摹状词,严格指示词,可能世界
参考文献
[1][美]索尔·克里普克著.梅文译.命名与必然性.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24.
[2]同上, 2005:3.
[3]同上, 2005:29.
[4][英]苏珊·哈克著.罗毅译.逻辑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76.
可能的世界 第5篇
李威娜，胡新峰
（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伊格言]世界上所有的可能 第6篇
伊格言本名郑千慈，出身医学世家。“那时，以为自己也会当个医生。娶个好女孩。有一份稳定工作。就这样过一生。”郑千慈进了医学院，很快就发觉，最简单的愿望“却使人生遭遇最大的磨难，痛苦得想死去”，若追问更多关于求学时代的细节，他会凝视着天花板上某一点，好半天，才说，“很久很久以前，因为太痛苦，我已经忘记了。”倒是有一件小事情，能够说明那时候的自己。彼时，他功课不好，又不喜欢医学院，觉得医学院也不喜欢他。加之没有女孩真的喜欢他，连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整个人灰扑扑的”，伊格言回忆道，那时候，朋友这样跟他说，“欸，郑千慈，我们应该颁一个‘最佳平凡奖’给你”。
那个灰扑扑的，被唤作郑千慈的少年也许随时会死去，却无有人知。与此相较，多年后，会有一位名叫伊格言的青年作家追忆此事。他已经是他那一代创作者中最贴近国际文坛的人，2007年与莫言等前辈同时入围曼氏亚洲文学奖、2008年入围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噬梦人》则成为法兰克福书展和莱比锡书展的选书……小说家伊格言是那样显眼，令人无法不注目。若书写是为了记忆并抵抗遗忘，伊格言却是在遗忘之后，留下书写，“为了忘却的记忆”，那是一名小说家生命的揭幕。“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写作……”
从郑千慈到伊格言，由新乡土到后人类
有一天，少年郑千慈看到一部电影，片名《意外的春天》(The Sweet Hereafter)，听他重述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他会花较其它片段更多的篇幅，去重述“全村的孩子都死去了，但还剩下一个人活下来”。若将此延伸作隐喻，用大江健三郎的话来说，也许就是“我会将《圣经·乔布记》‘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当作创作原理”，以导演之名，郑千慈成了伊格言，走向小说家之路。
在当时，以文学奖作为检验机制和曝光管道的文坛，伊格言初登场便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后来收入首部短篇小说集《瓮中人》的《龟瓮》“几乎难倒了评审”，小说展演乡土空间里民俗的迷魅与人的非理性，带出背后惘惘的，也是魍魉的威胁。人们奉他为台湾“新乡土”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一次出手，这回，伊格言带来了《噬梦人》，书写未来之世，生化人与人类展开漫长的争斗，“人类本位”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人类政体开展出繁复的检测方式以“排异”，在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制裁、反制裁，跨国商业对垒与间谍战中，主人翁K身为两造的双面谍，追索身世之际，却发现“迷宫中，还存在着第三者……”，《噬梦人》关怀与主题意旨与全球关注之“后人类”议题遥可呼应。从新乡土到后人类，乍看下，中间仿佛有一极大的跨幅，但伊格言是这样说的：“有人会说，这是断裂，但对我来说，一切都只是‘选择’而已。”
“我尝试各种各样的书写。”伊格言说，别人怎样论断他的作品，他无法也无从决定，但对他来说，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题材或是腔调为何，都属次要。“小说之道，求深刻而已。”
“人的文学”之终结/再进化
“后”(Post－)学成先锋，“后人类小说”摇起浩荡旗帜，随着生体科技发展、种种人机合体、机械有机之概念的繁延与确立，生白骨活人肉从志怪造奇被递移至“科幻”乃至“写实”，自物体系到精神面一举摇撼古典时代以来所谓“人”之构成。小说家成为预言/寓言者，放眼国际文坛，玛格丽特·爱特伍《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以改造基因重写末日/创世纪，韦勒贝克《一座岛屿的可能性》(Lapossibilitéd'une ile)和石黑一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等藉“复制”延伸之议题──永生、器官移植、爱与哭的能力──探问人类古老命题“人是什么”，在那样的世界观下，造物篡夺天工之“天工开物”成了新一代的“物种原始”，《噬梦人》则将焦点锁定在“梦”，梦境如何证明人之为人，梦如何制造生化人，透过“意志身份”对决/对应/对话“身体身份”，记忆与人格由此确立，却也由此反证。那是对于“人”这一存在的探底工程了。
回到华文书写脉络来看，《噬梦人》的“人”或“后人类”另有一番探索向度，若“文学即人学”，则如何去看“非人学”，则可以是对“人的文学”系谱之冲撞或是再进化。这里所谓“人”的文学，是大写的，指“人类的”──后人类小说正是试图“去人类中心化”，它也是指向人文主义的，以小说中情节而言，乃是透过人类之外第二种，乃至第三种“人”的存在，冲撞与检验以普适人性为本位的文明和道德体系，更甚者，他同时挑战小写的“人”──亦即个体的“我”之存立。
用伊格言的话来说，就是演进的最终，“自我的崩解与碎裂”，“我”如何形构？“存在”又是什么？那不独是“改变人的界线”、“唯有人的身份竟能流动移易，我们才能逼近‘人是什么’这件事”，更探问“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伊格言说，全书完竣后，“我陷入一种低潮”，“那种虚无无疑太巨大了……”
小说家的字外/治外法权
阅读者首先为之目眩，必然是那些琳琅成列，仿佛博物馆式一字排开的“未来造景”，《噬梦人》在叙事之外，“我想要拟造一个世界”。伊格言说，他从时间开始，“写的时候，一项苦差事就是编年表。必须要严谨，耐得起推敲，‘追着时间’，也‘被时间追着走’”，而后是微世界的铺排，透过众多注解的穿插，则无论是制度、器物(如捕捉与录制梦境之水瓢虫与取梦者)乃至技术(梦的逻辑方程、自体演化、zoe水蛭试剂法)之兴立。单则观之就是一篇好看的短篇，仿佛古人的笔记体或是西方的词条小说；合而览，叙事主轴与注释彼此相辅，DNA螺旋并列，创造小说之新形态。在这里，我们重新看见“郑千慈”的存在，“我从小就喜欢科普，我喜欢科学和物理”。他擅长调度种种理性话语与(伪)科学技术，打造一瞠目结舌的科技语境。但另一方面，那又是绝对“伊格言”的，是视觉语言和抒情性的极致展演，小说家姿意摩娑物表，突显物之体感与折皱，拟真以造物，仿佛造物主，却又逆反身份，藉小说人物之颠沛演绎遭命运拨弄的抒情诗人。此外，他结合不同类型，科幻的、推理的、冷硬派、间谍小说的，又戏耍似搬弄种种理论与硬知识：佛洛依德、拉冈、克莉斯蒂娃、量子力学、拓朴学……那是信息的内爆，各式书写的超链接，这一刻伊格言会谦逊地回应：“我并不是一个好搬弄的人。我没有套用什么理论或参考什么。”但下一刻他又无比骄傲：“我只创造。”
“若说小说运用了佛洛依德、拉冈等人的学说，那我承认。因为他们是素材，但我真正要做的，是‘创造’，藉由虚构、仿拟、似是而非或是悖论，以小说术打造一伪造乃至复写真实的论述，或说，一个世界。”他举例说明，拉冈提出“镜像阶段”，而他在小说中则创造“逆镜像阶段”：“我想，这应该是我独创的吧。透过对于镜像阶段的逆反，则‘我’之建立变为‘我’之崩解，那又遥与濒死体验，或性爱欢娱之‘小死亡’联结……”这便是小说家的治外/字外法权了。创造只有小说能创造之物。以伊格言于《噬梦人》所写，即是“艺术并不止于探测‘现实’。认为‘艺术探测现实’，是对艺术极大的误解。事实上，艺术探测的是‘现实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包含的是过去曾经存在的现实：历史、过去未曾实现的可能性、现状，以及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样态。这是艺术的魔术……”
那已近乎小说宣言，是伊格言的小说本体论，“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伊格言成为生活磨难下历劫归来的最后一人，却也是站在小说极限光景前的又一人。小说作为一种装置，所有的可能性，过去、未来，书写之内与外的、如果郑千慈当了医生，如果伊格言不是小说家、如果我们有创造的大能……此般种种，都在这里了。
可能的世界 第7篇
1 世界语---起源与发展
世界语是柴门霍夫博士于1887年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人造语言, 旨在消除国际交往的语言障碍, 被誉为“国际普通话”。世界语不是一种民族语, 是一种人造语。在自然语的优点基础上, 柴门霍夫创造了比自然语科学、更简单、更富有逻辑的语言。世界语的出现并不是要取代民族语, 而是让人们在国际交往中共同使用的一种语言, 也叫共同语, 国际辅助语。
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基于一个非常朴素, 美好的理想, 希望大家在交往中没有任何困难, 减少矛盾, 交流感情。柴门霍夫童年生活在比亚里斯托克, 那里有俄国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四个种族, 人们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 视外族为仇敌。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更能体会到因为语言隔膜带来的悲剧。
由于世界语仅有16条规则, 发音与字母一一对应, 没有不发音的字母和变音, 且重音固定, 使得世界语在学习上具有很多优越性, 易于大家掌握。自1887年创立以来, 世界语延续下来, 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语言奇迹。世界语在世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世界语已经传播到120多个国家, 约有1000多万人掌握和使用这种语言, 应用范围已经涉及经济、文教、科技、出版、广播和互联网等各个领域。
2 世界语—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
语言变体是社会语言学的中心课题之一, 又称作言语变异、言语异体, 是具有共同社会分布的语项。如伦敦英语、印度英语和美国英语均为英语的语言变体。语码转换、语码混合以及借用外来词都是不同语言社区的人在进行交流时产生语言变体的方式, 除了上面三种变体之外, 还有一种语言变体方式, 即通过混合两种 (或两种以上) 已存在的语言形式形成一种新的变体用以交流, 而世界语和洋泾浜语正属此类。
虽然世界语和洋泾浜语两种语言变体形式产生形式很相似, 但是两者之间却有很大差别。由于人们对世界语的价值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洋泾浜语是来自不同语言社区的人在相互交往中对所用的两种或多种成分混杂而成的一种应急性语言。洋泾浜具有以下的特点:1) 发音无规范, 词汇少, 语法杂乱, 语言表达以基本信息交流, 达意为目标, 把一些相关的语言变得支离破碎;2) 应用范围窄, 往往只能用于经贸等某一特定领域交际场合, 或者用于临时急需的口头对话中, 无任何书面形式;3) 洋泾浜语言的成形是基于某一外国语言基础之上的无原则简化, 并夹杂所在地方方言特点拼凑而成。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世界语绝对不可简单等同于人造的洋泾浜, 因为世界语是从规范的自然语言中提炼出来的国际语言, 有着自己系统的语法规则, 语音体系, 构词规则, 和语法混杂, 词汇贫瘠应用范围单一的洋泾浜语有着极大的不同。
3 世界语—具有统一规则的人工语
国际统一规则以及语言自身的纯洁和统一是一种语言能否成为国际语言的重要衡量尺度。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语言。迄今为止, 英语已经是21个国家的法定正式语言或准正式语言。英语俨然充当当今国际辅助语的作用。然而, 它毕竟是一种民族语言, 是民族间为了进行交际自然形成的一种语言, 历史上从未有制定过关于英语的国际统一标准。在英语的传播过程中, 英语又相继出现了多种变体, 如美国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 黑人英语等等。这些变体在语音, 语法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影响, 融入了很多民族性的成分。同样一个单词在不同的国家的所指含义可能会千差万别, 因此即使很多国家将英语作为母语使用, 由于英语缺乏自身的纯洁性和国际间的统一性。因此, 它不可能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
而柴门霍夫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一, 国际语保持中立的, 这种新的语言不属于现存的任何一种民族语言, 而是在现存的民族语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语言;二, 它必须简单易学, 容易操作, 富于表现力的,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语言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 柴门霍夫在创立世界语的时候仅采用了16条语法规则。一个世纪过去了, 世界语仍然沿袭着16条语法规则。世界语在其传播过程中, 语法规则没有发生变化, 也没有因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而产生新的变异。接受世界语并且学习运用世界语的人, 都为了维护世界语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去积极努力地维护, 不用自己的母语对世界语进行处理。
世界语作为一门人造语言, 决定了它只能在词汇方面不断丰富、发展, 在语法, 语音方面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这无疑为维护世界语的纯洁性和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也为提供人类理想的共同语言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4 世界语—有待不断发展的文化体
根据社会语言学语义相对性的观点, 语义的多样性可同文化的多样性相媲美。不可否认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巨大影响, 也正是基于此, 赋予文化色彩的很多语言是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文化发扬传承着语言。世界上现有的主要语言无一不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民族情感的。世界语作为一种仅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年轻语言, 其文化背景远不能和其他长期发展的自然语言相比较。缺乏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文化载体会成为影响世界语推广的一个很大的绊脚石。
人工语的应用近年来多见诸于影视作品, 诸如《魔戒》、《阿凡达》等电影中的精灵语。精灵语同世界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均为建立在几种语言基础之上的人工语。而随着这些影视作品的推广和深入人心, 形成了一种人工语文化。这对于世界语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世界语可以利用电影等传媒方式, 将其易学规范的语言形式借助特定的文化载体传播出去, 扩大影响力, 获得更多受众。
5 结束语
世界语从产生至今短短一百多年, 和其他的语言相比实在太过年轻。尽管存在文化内涵缺失、使用人数较少等局限, 但世界语的分布范围广泛印证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而其简便的语音语法规范为其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可能性。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 英语还有着强大的习惯势力。这与英国在历史上的海上霸主地位及其推行的殖民政策息息相关。英语毕竟是一种民族语言, 过于推崇英语的国际辅助语地位难免会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控制。许多国家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优势。而世界语的传播则是通过语言本身规范统一, 简单易学的优点为各领域, 各地区的人民所接受的。
目前, 世界语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 在全球世界语爱好者和政府部门的推动下, 有着国际统一规范的世界语一定能会在更广更深的领域发挥着国际辅助语的作用, 在促进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同时也充分保护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认同, 实现人类真正的大同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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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世华.在文化交流背景下世界语实施的可行性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S1) .
可能的世界 第8篇
冯连响原来开一家火锅鱼店,因为口味平平,生意平淡。看到土匪鸡介绍后,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到河北考 察 , 品尝后马 上签订了 协议。店面换了招牌,主打改成了火锅鸡和大盘鸡。 为了吸引顾客,在开业当天,他在自己店门前贴墙位 置 (不占用城 管限制区 )摆上一台 气灶 ,用砂锅炖 着两只鸡 ,浓厚香气 飘散在附 近空气中,很快吸引来来顾客就餐。 如果客人点了火锅鸡, 那么就把炖煮好的鸡块放进火 锅 ,然后加入 原汁原味 的鸡汤 ,开火加热 ,客人先吃鸡 、再涮菜 ,一般四个 人一只鸡 再涮几份 蔬菜就够了,无论原味还是麻辣味,都好吃,最后还可以在鸡汤里下入面条,肉好吃、菜好吃、汤美味,吃得饱而且吃的舒服,百姓消费水平 ,人人能够接受。如果客人点了大盘鸡,那么,就把煮熟的鸡块加上土豆青椒等炒好了上 桌 ,吃的差不多了 ,再赠上一 份宽面 (拉条子 ),绝对比所谓 新疆正宗 的大盘鸡 好吃很多 , 无论怎么吃,客人只要进店一次,大多成为回头客,而且还会带着不同朋友来吃,口碑效应迅速产生了辐射 效果 ,营业额比 原来翻了3倍 ,日盈利千元以上。
王培军自家开着一个小超市, 位置不错 ,他一直想把超市门前空位利用起来 ,了解到土匪鸡后 ,迅速考察 并决定经 营这个项 目 ,他在超市门前撑起了一个遮阳篷,遮阳篷挂上广告横幅 :土匪鸡 ,这可能是 世界上最 好吃的美 食了 ! 在街边 ,摆上两张 桌子 ,挂上同样 的广告语 ,桌子上摆 上一台多 头气灶 ,把提前炖 好的鸡块放 进砂锅里 继续炖 ,这时 ,浓浓香气 飘散出去吸 引路人食 欲 ,客人购买 后 ,用餐盒分 别装好鸡块 和鸡汤让 客人带走 ,就这样 ,第一天出摊, 仅仅一个傍晚,60份土匪鸡早早就卖完了 ,纯利400元左右 ,比自家超 市一整天 的利润都要高。有了好的开 始更给了王培军信心 ,生意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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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臆说 第9篇
莱布尼茨、维特根斯坦的可能世界之说的指向很明确，那就是现世的结构。在一般知识界人士看来，那说法似乎并不值得关注。对于前者，启蒙人士们早就拿里斯本地震讥讽过；对于后者，惯于科学实证思维的一帮分析哲学家似乎也不愿照着他的本意阐发开去，而要将问题引向其他方向，即就可能世界而论可能世界。概言之，他们认为这两位的说法要么太过“乐观主义”了，要么太常识化了，不值得深究下去，更合乎现代人口味的问题是：可能世界对于现实世界有多大的威胁？我们且先顺着批评者们的思路，看看历史上西方人是如何就可能世界而论可能世界的，然后回到这里的问题上来。
一
西方人对类似现象的思考在古希腊就有了，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产生“可能世界”这一概念。对于可能世界，希腊人想到的首先是无限。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很难从阿那克西曼德或毕达哥拉斯关于“无定”“无限”的零星论述中整理出什么系统的观点，甚至很难说他们以这类概念指的便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什么严整的“世界”，而只能说它们与我们今人所想的可能世界或许有家族相似性。古代西方人并不像我们现代人那样，因为欣赏人的能力的无限扩大，便习惯于赞美无限，在他们看来，无限并不是什么好事，反而是不定型、无方向和混乱的代名词；与此对应，有限则提供了方向，是指存在有了一定的轨范，它首先不是指现代人以为的局限和受压制一类意思。
从现有文献来看，首先系统涉及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关系问题的当推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我们只需看看他提出的几组悖论就不难明白，希腊人关注宇宙秩序，并非出于启蒙时代常见的那种以知识掌控世界的兴趣，而是同时着眼于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并以现实世界的最好实现（善）为旨归的，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芝诺的五个悖论讨论的分别是如下五个问题：事物可否在现实世界中达到无限分割？鉴于任何运动要实现，都必须先经过预定距离的一半，而跨越这一半又必须以跨越四分之一为前提，如此以至于无穷，那么事物的运动能否启动？即便运动能启动，鉴于它在每一瞬间都必定处于某个确定而静止的点上，那么它还能保持为运动吗？即便运动保持为运动，如果目的物也在运动，那么既然目的物无数次变换位置，这场追击运动是否也会落空呢？最后，如果运动的参照系本身也在运动，我们会不会因为对这个运动的定义发生分歧而使得该运动本身也消解呢？不难看出，前四个问题的实质都是一个连续者（一个实物、一段距离或一段时间）是否可以现实地无限切分的问题。第五个问题其实也与此类似，因为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一个参照系的确定是设想任何运动的基本前提，但悖论想利用两个本身就在发生相对运动的参照系来破坏运动本身的确定性，其实质就是向常识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参照系是否必须与运动本身构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所有的五个悖论合而言之就是一个总问题：整体是否可能存在？这就是说，究竟一切存在的第一步是整体，还是整体一开始就是由比它更细小的部分拼合而成的？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计数乃至分割，其实都是以分割后的小段各自构成一个整体为前提的，至少就那一次计量行为而言是如此，否则计数与分割就都是不可能的。常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惯于以切蛋糕的思维将事物的第一步不是看作整体，而是看作小碎末的拼合物，殊不知如果整体不是一切行动与现象的第一步，其实连那样的“小碎末”都无法存在，因为它们也必须各自是一个整体。
这个难题看起来像是芝诺一时兴起制造的恶作剧，但它们就像肉中刺一样深深扎在常识的神经上，迫使常识回到自己的前提上。芝诺的策略是暴露出无限切分思维推行到底之后会导致何等荒谬，反过来迫使人们接受整体为事物存在的第一步。黑格尔对此洞若观火，以寥寥数语将问题的关键点明了，“连续性被分裂成它的对方，不确定的多—这就是说，不承认有连续性，也就没有运动。人们错误地主张，以为达到一个没有连续性的东西时运动是可能的；殊不知运动就是联系”（《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换句话说，存在就是连续性，存在的第一步总是整体，而芝诺批评的那种切分的做法恰恰是想在一开始就打消整体，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消弭存在本身。而如果存在都消弭了，就根本无法谈论基于此的进一步后果了，因此每一个悖论的正反两方面结论都同样是无意义的。
但这不是单纯的思想实验，而是涉及我们的整个生活的一个全局性问题。芝诺通过几个小例子掀开可能世界的门帘，让我们“看”到现实世界外面无尽的黑暗。稍加深思便可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都涉及连续与断裂、整体与分割的问题。到了当代，科技日益向世界的边缘推进，芝诺展示的问题便更加全面而急迫地向我们涌来。我们不妨给出一个当代版的可能世界猜想。我们知道，电影胶片在一定时间内的移动帧数超过某个数目，就会给人制造动态画面的幻觉，我们不妨作一逆向推理：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实世界中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就是笛卡儿所说过的那种由高智能生物制造的幻觉，而高智能生物所在的更真实的世界反倒不为我们所知，它们却反过来掌控着制造该幻觉的技巧呢？比如说，我们平时走一段路，由甲地到乙地，我们当然以为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我们行走的中途，某个高智能的生物以一种我们侦测不出来的方式将我们窃走，对我们进行一种未知的操作，然后又在我们侦查不到的情况下，将我们还回现实世界中来。而走路的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自以为在进行一个连贯的动作，从身体运动到思想活动都是如此。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原委，我们当然会认为原先被我们当作“现实”的这个世界是假象，而高智能生物的世界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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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的科技更发达一些，能进入先前那个高智能生物的世界，发现它们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侵入我们的世界，但问题还没完。既然我们可以设想比我们现有的世界更高端的一个世界，难道我们不可以进一步想象比它们的世界更高端的世界吗？也就是说，理论上而言完全可能存在着比它们本事更大的高智能生物。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刚才认之为真的那个二阶世界其实还是一个假象，更高级生物的世界才是真相。其实这个思想试验是可以无限次进行下去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局面是，我们的世界可能只是整体大宇宙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背后还有一层一层更高端的世界，这图景就像一颗洋葱一样，我们所见所知的世界只不过是洋葱的一层皮而已，甚至可能是洋葱最表面的那一层，更深层面的高智能生物看待我们，可能就像我们看待一群蚂蚁一样。
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讨论都还只算是一些预备步骤，接下来要碰到的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宇宙图景，我们能做什么？一般人以为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目前的生活，那等于面对危险毫不作为；另一条则是发展我们的高科技，穷尽我们的一生，向更“高”的可能世界进发，与那些高智能生物一争高下。面对类似的难题，古人的选择可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在他们看来，无穷分划的做法表面看来是可控而又合理，实际上这种做法一开始就会封闭事物往更高秩序提升的路，以一面无形的天花板强行将事物置于人的理解能力之内。但更要命的是，提升的路被封闭之后，事物恰恰不会顺从理性的规划，因为无穷分划导致的是整体性（“存在”）这个第一条件被釜底抽薪，导致的是事物的不定型与无规定，即古人心目中那种可怕的“无限”。反之，恪守整体性的做法所保育的乃是事物所当遵从的那个方向，是事物形式明确而又鲜活健动的生命力，而芝诺遵从其师的路数拒斥多与动，恰恰是为了避免事物漫漶无定，是要将事物凝敛到能成全它的那个方向上去，保全事物良性的开放性。这让我们联想到赫拉克利特，他区分“往上的方向”与“往下的方向”，是否也有这方面的用心？
二
另一个极富时代特色却又极具普遍性的例子是歌德的《浮士德》。和其他经典之作一样，《浮士德》总是让人感觉常读常新，有着谜一般的面容。在那个启蒙正以昂扬刚健之势推进的时代，寻常人从《浮士德》中看到的大抵不外是一个开拓进取的现代知识人的形象；而主张对启蒙采取反思批判的人士也能从中听出与一些启蒙不和谐的声调来。其实在可能世界的问题上，《浮士德》也能给我们很好的教诲。
在那个于夜空中看不到黑暗而只见群星闪耀的时代，人们似乎总有着为宇宙立法的雄心和勇力，他们比起中世纪安居于天神羽翼之下的信徒来似乎更不惧怕可能世界，相反，如今可能世界倒仿佛成了俯伏于理性之鞭的威力之下等着人们开发的处女地，它目前虽尚属“未知”，但至少是“可知”的。因此，我们很少能从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听出可能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威胁之意来；而理性的种种规划，在启蒙人士看来也并非在一个规定好了疆界的地盘上的计议，而是向着无尽的未知领域的拓展，包括可能世界。简言之，那时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是“一盘棋”。
历来的《浮士德》研究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在我们提倡新文化与救亡的时代，他是一个抛弃老朽的过去、填海造田的启蒙斗士；时过境迁，当西方人开始反思启蒙的时候，他厌弃知识、颂扬生命的一面又成为人们瞩目的对象；当古典学行情见涨的时候，他向往希腊世界、与海伦结合的情节不免又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心好古的高士；在科技与文明之间发出不和谐之音的当代，靡非斯特教授他的种种超常规的机巧又引发人们关注他是不是一个科技狂人。不可否认，在歌德落笔之前，浮士德博士的形象已在欧洲广为流传，早就具有多样的性格，但歌德一定将这多样的性格束之以统一的方向了。那么这种统一性何在？
同样有意思的是靡非斯特。在歌德眼中，魔鬼从来都不是与善截然对峙的独立之恶，而是为了成全善所需的一种必要的恶，善恶都是人的现实，也都是人的一种可能的走向，换句话说，魔就是人的一部分。比如在“天堂序幕”中，上帝有云：“我……造出恶魔，/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译文采自郭沫若1954年译本，下同）后来歌德又借司芬克斯之口这样评价靡非斯特：“你对于善人恶人都是必需，/对于善人是甲胄，节欲精进，/对于恶人是伴侣，任意胡行，/而两者都使宙斯大神高兴。”文艺作品中为了突出典型性格固然需要以典型人物表现之，如果我们把全部的恶都加到靡非斯特头上，将浮士德仅仅看作一个被恶魔引入歧途的善人，我们恐怕会错失歌德的真正意图，因为无论从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相互依赖，还是从他们在关键时刻想法的不谋而合，分明都可以看出靡非斯特就是浮士德自己的另一面，是滑向地狱之门的那条任性惬意之路—当然，上帝的怀抱也向他张开着，只要他有心回头。
回到浮士德形象的问题上。歌德借这个人物描写的是现代人的整体命运，而不是启蒙、古典或科技这些单个的问题。现代生活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以总体性与垄断性为理想，无论人们的生活从哪个观点和角度出发，它总是倾向于将与其有关的古今一切资源都拿来为自身辩护，以压倒其他观点。在浮士德的头顶上早就没有了自在有效的崇高秩序，既然他敢将《约翰福音》的首句改写为“太初有为”，他便不惮于以到处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为第一要务。我们不必为他太过复杂的身份面向感到迷惑，其实那些面向不过是他征服不同的生活领域时采取的必要手段罢了。那么《浮士德》与可能世界何干？它谈的不都是现实世界吗？这里的关键是那个时代对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之关系的定位。那个时代的主流趋势是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当作由貌似“中性”的理性一并予以征服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人的眼中二者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更没有可能世界是否对现实世界造成威胁的问题，而只有已知世界与可知而暂时未知的世界之别，二者在本质上都是知识的驯服对象。但歌德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浮士德一意追求一种看似美好又现实，实际上永远不能实现的世界规划，为了这个规划，他不惜牺牲身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人。表面看来好像是浮士德在掌控自己的规划，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规划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规划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倒更像是反过来受到了规划的奴役。但他对这一事实并无深切反思，这事实对于他总是一种直接的感受，那就是不满。犹如《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之怒一样，这种不满是贯穿整部书的一条主线。浮士德所求者不是永恒，也不是世间的一切带来的享受，而是他的作为本身：“我要的是权势和掌管！/事业是一切，名声是虚幻。”信心满满的靡非斯特也说过：“没有快乐能使他满足。”即便浮士德最后的那一声被认为是“满足”的赞叹（“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也只是对自己的作为（为人民开辟疆土与幸福）的赞叹，不是对世界的赞叹。浮士德是不会止步的。但无论浮士德围海造田的功绩有多雄伟，事竟之后看似顺手为之的那次灭门之举，却并非小小瑕疵，反而足以暴露出整个伟业的恣意盲目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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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既然浮士德本人也是受到某种盲目力量支配的，那么我们找出他背后的那个支配者，反过来支配它不就可以了吗？这样的思路非歌德所想，因为这样做恰恰深陷权力意志的圈套了。歌德明白，只要浮士德的行事方式不变，只要现代生活方式自身不变，最后就只能寄望于上帝的突然干涉—这才有了结尾的那个很勉强的“大团圆”，才有了靡非斯特的“失算”。实际上靡非斯特很成功，他从一开始就绑架了浮士德，真正痛苦的是浮士德，即便上帝伸出的援手也没有真正解决浮士德的苦恼，或许这才是歌德将这部诗作称为 “悲剧”的真正原因？
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摆在浮士德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两条：要么充当芸芸众生，安于各种类型的日常生活；要么像浮士德一样永远不满足地盲目前行。其实这两条路是一条路：它们不过是“世界万物等着理性去征服”这同一思路下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在现代社会，无论精灵鬼怪的世界，还是古典高贵的世界，都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原因无非是它们失去了使之充满活力的那种意义，反而成了为现代装点门面的饰物。歌德感觉到生命中遇到的一切本应有一条隐秘的上行之路，现代理性越发达，越是急于寻找它，它就越是消隐，这种悖谬的处境才是现代最大的悲剧。或许这就是歌德颇为反讽地借靡非斯特之口说出那句名言的原因吧：“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常青。”
三
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往往有自身展开的逻辑，现代生活的面貌如今已渐次展现，人对技术和机器的掌控往往反过来证明人受到了某种更大机制的掌控，可能世界也由近代早期辅助实现人类理想的蓝天绿地一变而为不远的将来比现实世界更现实更有力的根本性威胁，近年的两部科幻片便刻画了这一前景。
无论从艺术、思想还是商业的角度看，《黑客帝国》都堪称同类电影中的经典。孙斌先生在影片完整发行的次年发表的“完美的时代”一文中已精湛地分析过该片中机器如何通过垄断并创造人的思维这一核心要素，企图达到对人完美的控制，造就一种彻底的同一性，最后反而走上了一条完全崩溃的道路（《读书》2004年10期）。的确，如果我们沿着浮士德的轨迹一直走下去，我们最有可能实现的恐怕就是现实与虚拟的这种相互渗透，就是这种看似开放而自由，实则封闭而受控的吊诡结局—这实际上就是前文中的思想实验的成真。
二进制机器控制我们的世界，这并不是艺术家编造出来的神话，而是我们切切实实面临的一种危险。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脉之一分析哲学便发端于弗雷格、罗素等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意义产生于并取决于语言的整体结构。与此同时，分析哲学还与现象学共享了另一个基本共识：不向我们显现的或不进入公共语言世界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存在就是意义。这两种共识合而言之便是：语言与我们的意义空间、生活世界是相互塑造的。只是与自然语言或一般人工语言那里语言和意义在同一层面上相互配合的情形不同，二进制数码语言并不仅仅是被发明来对等地解释或翻译某种既有的语言的，它是对一切现有语言的“抄底”，目的在于控制和改变既有的语言体系—这就意味着控制和改变既有的存在。影片中，数码语言将食物简化为向我们的思维输入的味觉、触觉和嗅觉信息，只要产生这样的信息，我们就饱足了。但实际吃的并不是“印象”给我们暗示的那种美味佳肴，而是一堆令人恶心的糊糊—其实外间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仿此制造。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局限在好莱坞大片所必需的善恶两军对垒的笔法来看，上述情形恐怕并非邪恶力量对我们的单方面强迫，而是我们当今世界自觉自愿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向。数码语言看似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数的可能性，实际上事情的发展自有其不可为人所控制的方向，它就像浮士德的道路一样，会走向人的奴役。
就像《浮士德》中人与魔之间的关系一样，《黑客帝国》将人自身内部的问题外化为人与母体程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以救世主献身的图景将问题的解决简单化了。倘若问题真的只是两军对垒，那么出路显然只有两条：要么戮力同心发展科技，争取超过建筑师，要么坚守锡安堡垒坐以待毙。但影片显然还看到了第三条路。片中透过神谕师之口说，人的“自主选择”（choice）非方程所造，也非方程所能局限。我们知道，在西方古代传统或康德这样的现代大哲看来，真正和人的尊严相配的自由不是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那是任性），而是对作为根本秩序的某个确定的崇高方向（善）的一意追求。这里同样如此，自主选择指的是对建筑师无法理解（神谕师说他只懂得方程配平）的一种方向的追求，那方向非知识与技术所能控制，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和前提。
但影片毕竟过于屈从商业需求，以至于让双方的打斗掩盖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机器控制的原因何在？我们的文化是否早在建筑师行动之前就已经主动陷入技术控制的圈套了？相形之下，《星际穿越》更能直面问题，因为它没有将人本身的难题外化为人与机器抗争的景象，所讲的全是人类自己的故事。如果说还有一点将问题外化的嫌疑的话，那就是影片最终将人类存续的希望寄托在了未来五维空间之人对现今人类的援手之上。
地球环境严重沙化，生存成了最紧迫的问题，连宇航员这般高科技的人才都只能转行务农，这就是影片给我们呈现的当前世界的前景。地球不适宜居住，需要派先遣队探查其他星球的宜居度，以便换一个环境去延续我们目前的这种工业化生活方式，这本是历来科幻片的老套路。《星际穿越》的不同凡响之处有三：一是空间维度增加；二是视角仅在人本身，而不在任何外部威胁；三是以亲情贯穿全片。它借助虫洞、黑洞、引力等因素的出场，改变了《黑客帝国》里两个世界层面之间的单调对立，使得可能世界恢复了它本就具备的立体结构。这部影片利用了前沿的物理学成果，虽然看似只提到了未来的五维空间这样一个可能世界，却也给观众的想象力大开绿灯，因为五维之后还可能有其他更高维度及其对应的可能世界。与此相配合，影片的视角脱离了可能世界中未知事物的威胁这样一个老话题（相反《黑客帝国》则背负了这个话题的沉重包袱），全片只讨论人的命运本身，即便它呈现黑暗的宇宙空间，那也是柔和的，甚至壮美的，据说这一点颇受益于《二○○一太空漫游》。最后，《星际穿越》能在人类亲情这根柔韧的弦上弹奏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这个沉重的乐章，的确是神来之笔，虽然影片层层穿透到这个核心问题时已令人有强弩之末的感觉，它驾驭起这个问题来不再像对付一些浅层问题那样游刃有余，但影片至此已足以将西方科幻艺术及其对可能世界的探讨推至空前的高度了。
影片虽然希望像库布里克那样将焦点放在当今文化本身，但还没有充分呈现它内部的张力。虽说在影片的叙事中，人类命悬一线，关键就看如何从未来人类那里得到支援，但这还不是影片最大的焦点，影片将重点放在了父女的相见上。但遗憾的是，父女亲情的渲染更多是为了获得一个不同以往的新视角而已，它对于可能世界的探讨是不相干的。这一点从几位宇航员争论该优先去哪个星球，教授女儿说起“爱”如何如何值得信赖时越来越不自信的画面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另外一个根据是，片中所呈现的人不同于机器人之处仅仅在于那两种看起来会干扰理性判断的感情—父女之爱和情侣之爱，但片中其实无力将人的这种独特之处凸显出来，作为应对可能世界问题的一条出路。
影片最后给我们呈现的五维生活世界，是太空中万花筒式的Station，我们不禁要问：那真的配当人类尊严的归宿和乐园吗？Station里面更发达的科技和它外面无尽的黑暗不更显出人的孤独与无奈吗？在这个问题上，影片虽算不上有多深刻，倒也可圈可点，因为它至少没有企图鼓动我们为之大唱赞歌。
四
问题的症结在现实世界，在这世界里的人，而不在可能世界。因为什么样的可能世界能为我们所见，这仍然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随意改变自己，以便见到自己想见的可能世界；恰恰相反，走出这种技术控制的思维才是真正面对问题的第一步。对于现代人而言，难以理解的不是控制与封闭的技术之路，而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及其弟子所求索的那条隐晦的向上之路。现代人久已不能理解下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我们的世界这般存在有什么道理？所以当少数几个沉思这个问题的人有所言说时，才会应者寥寥。莱布尼茨提出的“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非虚无”，以及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正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总想着到事物底下去寻找一个脚手架并试图支配这个脚手架，而是要好好珍视事物如此世这般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道理，一种不仅无法“掌控”，反而常使躁动狂傲的技术狂人们汗颜的道理（当然这不是要为现状辩护的意思，这里说的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只有当某一天我们重新懂得“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才能学会真正开放我们自己，也开放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