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环境范文

分类环境范文（精选11篇）

分类环境 第1篇

1 环境层次的划分

环境科学的“环境”定义为“人类生存的周围世界,作用于人类这一客体的所有外界因素的总和。”我国环境保护法又从法律意义上对法律所及的“环境”作了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由此可见,环境是相对于人类而存在,具有物质的属性和多层次的结构。

环境层次的划分,首先是根据其属性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系统,自然环境系统又可以根据各构成部分的空间位置和物质特性划分为如下层次:

1.1 宇宙环境:

包括日、月、小行星在内的近地外层空间,其中太阳为地球提供了能量的基本来源。太阳辐射、宇宙射线、陨石、太阳风暴等宇宙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农业、通讯和人体健康。

1.2 地质环境:

由岩石圈构成,包括岩石组成、地质构造、地壳运动、矿产资源、地形地貌等环境因素,它是矿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各类建设工程的基础。发生于岩石圈中的地震、火山、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是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1.3 大气环境:

大气的成分和品质,也指大气运动而形成的气候环境。大气污染、天气灾害、臭氧层等是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

1.4 水环境:

包括所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海洋、河、湖、湿地、冰川、积雪及各种形式的地下水。河海污染、江河断流、湖泊湿地萎缩、冰川后退、地下水污染和水位下降等是水环境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1.5 土地环境:

地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由岩石圈演化而来的土壤圈,包括基岩以上所有松散土状物。耕地缩小、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均发生在土壤圈内。

1.6 生态环境:

即生物圈环境。生物圈的范围大约是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10公里左右,它包含了所有的生命物质和生态系统,因此也称为生态圈。生态环境不可能脱离生物圈,因为在生物圈以外无生态可言。同时,生态环境又不仅仅指生物体和生物群落本身,它应包括生物圈范围内与生命形态特征密切相关的那部分气圈、水圈、土壤圈,它们之间在空间上相互交融,在物质和能量上循环交流。作为生态环境科学理论基础的生态学,则主要研究生物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生命形式和群落,自然循环,生物之间的关系,生物地理及人口的变化等。尽管生态环境与地质环境和宇宙环境是相关联的,但毕竟可以划归为不同的环境层次。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观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受重视的资源。某一区域景观的总和构成了景观环境。景观环境的自然要素有:地质遗迹、山岳、峡谷、江河、湖泊、溪潭、瀑布、泉流、森林、草原、动物以及日出、彩霞、云海、佛光、极光、海市蜃楼等;人文要素有:古建筑、古园林、摩崖石刻、石窟、古墓、古代工程、古战场、历史遗址及现代工程、造型艺术作品等。可见,景观环境不同于其他环境层次,可另列为特殊的一类,它不局限于某一空间层圈,凡目力所及的事物都包括在内。同时,它将景观的美学和科学观赏价值作为环境评价的首要准则,因此具有感染力、稀有性、脆弱性等属性。

2 矿山环境问题分类

由矿业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根据其触及的环境层次和发生原因可分为三大类:生态环境问题、地质环境问题和景观环境问题。表1中列出了各类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

矿山地质环境,是指采矿活动所影响到的岩石圈、水圈、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客观地质体。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是指受采矿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地质环境变异或破坏的事件。主要包括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等活动造成矿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等活动涉及很多矿山环境问题,包括“三废”、土地复垦、尾矿库等,本条既界定了矿山地质环境适用范围,又和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了衔接。现将矿山环境分为以下几类:

崩塌:指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中造成矿区陡峭斜坡上的岩体或者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体,发生崩落、滚动的现象。

滑坡:指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中造成矿区斜坡上的土体或者岩体,受人工切坡、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及等因素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或者软弱带,整体地或者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地自然现象。

泥石流:产生在山区沟谷或山坡上,挟带大量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称泥石流。采矿堆积的大量废石为泥石流提供物质来源能加剧泥石流的发生和来势。

地裂缝:其发生机制与崩塌相似,只不过受损山体尚未脱离母体而成为危岩。

地面塌陷:指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中造成矿区地表岩体或者土体受自然作用或者人为活动影响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塌陷坑洞而造成灾害的现象或者过程。

含水层破坏:指矿山建设与采矿活动导致的地下含水层结构改变、地下水位下降、水量减少或疏干、地下含水层储存能力降低、水质恶化等现象。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指矿山建设与采矿活动改变了原有的地形条件与地貌特征,直接造成山体破损、岩石裸露、破坏植被、农作物及野生动物栖息地,导致绿地面积缩减。

废水污染环境:矿山废水包括矿坑水、选矿废水、冶炼废水和废渣淋滤水,水中含有重金属离子、酸、碱、氰化物、有机药剂残留物、细菌、病毒等。矿山污水超标排放,会污染农田、河流、湖泊、地下水,使农作物减产、鱼虾死亡。凡口铅锌矿过去采用氰化物作为选矿药剂,使废水中氰浓度超标,造成农田污染、牲畜中毒事故。

废气污染环境:矿山冶炼废气、粉尘、烟尘排空,降低空气质量,造成空气污染。矿山废气主要有害成分有二氧化硫、氟化物及固体悬浮物等,会使植物叶片退绿、生斑、脱落,农作物生长减缓,抗病虫害能力降低。冶炼厂排放的烟尘使周围泡桐树叶枯黄飘落,春季犹如秋季。

景观环境破坏:采矿破坏景观的问题普遍存在,这里主要是指在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遗迹保护区进行采矿活动而引发的景观环境问题。常见表现形式有:剥土挖树损伤自然风景,采石烧灰破坏地质遗迹,运输爆破干扰名胜观光等。这些活动的作用范围可能很小,对植被和山体的破坏也是局部的,但对景观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轻则“大煞风景”,重则使奇特景观或珍贵地质遗产不复存在。

3 结语

矿山环境问题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生态环境问题、地质环境问题和景观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为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塌陷、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废水污染环境、废气污染环境和景观环境破坏等10个方面。

4 矿山环境监测建议

矿山环境分类监测矿山环境监测应针对矿山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和方式,分类分项进行。现对各类环境监测项目建议如下:

4.1 地质环境的监测

新建矿山应提交矿山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并经过有关部门审批通过。对不符合建设条件和易引起环境地质问题又无条件采取措施予以避免的准入申请,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现已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的矿山应立即迁出。

矿山建设和生产,特别是采矿设计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经严格审批。

矿山开拓掘进对地形地貌改变的范围和程度,对山体稳定性的影响。采矿工程应严格按设计进行。

矿区内时刻监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塌陷、地下水的变化等情况,严防各类地质灾害发生。

4.2 生态环境的监测

建矿开矿破坏植被、耕地的面积,植被种类、破坏程度。应复垦面积和已复垦面积、复垦率。因植被破坏引起水土流失的危害等应详细监测。

监测采矿对地表水(流向、流速、流量、水质)及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泉、井)的影响。地下水补径排状况,水平衡系统的变化。

采选冶作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矿区空气质量监测。

监测矿山排放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堆放位置,占地面积、稳定性。是否侵占耕地、河谷、河床。是否建有尾矿坝,尾矿坝高度和坚固性。

监测矿山排放废水中汞、镉、铬、镍、铅等重金属,氰化物、硫化物、磷酸盐等化合物,苯胺、硝基苯等有机化合物含量。

监测矿山排放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硫酸雾、颗粒物的含量。

4.3 景观环境的监测

在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勘查矿产资源的,在市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重要地质遗迹保护区、风景名胜所在地1公里内和可视范围内禁止采矿活动。

参考文献

[1]高伟生,等.环境地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王如松,等.现代生态学的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论文：环境成本重分类 第2篇

环境成本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环境成本研究的发展是与环境会计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会计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以 1971年比蒙斯撰写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 1973年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代表。

1.1国内研究情况

环境成本是环境会计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环境成本研究是环境会计研究中最基础的内容。我国专家学者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内涵、分类、确认、计量以及会计处理等方面的探讨。从目前国内有关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内容上看，目前国内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调查分析 第3篇

摘要：本研究以青岛市三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了解了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表现情况，并进一步探究了其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垃圾分类中，情感因素和冲动因素上环境态度表现比较积极，而认知因素上环境态度表现消极。不同学校 、性别和专业类型的学生在垃圾分类环境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理科类学生对垃圾分类问题更为关注。

关键词：环境态度；垃圾分类；情感；认知；冲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垃圾的产量也急剧增加。由此带来的生活垃圾任意堆放、大量侵占土地、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大量浪费等问题，已成为影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2000年4月，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选定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作为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城市。青岛市于2013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如今垃圾分类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情况的报告》中提到市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包括餐饮单位）和集贸市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80%以上。高校作为人口聚集区，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大，相对于其它人口生活单元，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资源较高，在高校率先实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可以作为城市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示范。本文以青岛市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在垃圾分类中的环境态度进行调查分析，希望能为高校实行垃圾分类回收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一、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研究的意义

环境态度是指个体对环境有关的活动、问题所持有的信念、情感、行为意图的集合。①有关环境态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般环境态度与特定环境态度。一般环境态度是个体对环境和环境问题持有的普遍的态度，通常来说，一般环境态度也被认为是环境关注。②特定环境态度是指针对特定某个环境行为持有的态度，“特定的环境态度”与经典心理学研究模型中的“对行为的态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是对某种特定环境行为的态度。一般来说，特定环境态度能够预测特定环境行为。③本文针对垃圾分类的态度所用的即是特定环境态度，从环境态度的这个特质上看，对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预测作用。本次调查对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进行分析研究，就是从大学生在对待垃圾分类问题的环境意识的最核心部分出发，了解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情感、认知和冲动因素的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一方面可以预测高校学生在垃圾分类中的环境行为 ，另一方面可以针对其影响因素提出合理建议，以期提高高校垃圾分类回收率。

二、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研究方法

（一）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测量指标及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依据Diekmann/Preisendorfer的环境意识量表对环境态度的划分方法并结合洪大用提出的“环境保护态度”的测量指标，对两者进行综合利用并突出了“垃圾分类”的情境因素。Diekmann/Preisendorfer设计的环境意识量表，将环境态度作为最核心的部分，并将环境态度区分为情感、认知和冲动三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又分别包含了三个叙述。④洪大用提出的测量“环境保护的态度”的具体指标依次为：对环境保护工作中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看法；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态度；对缴纳环境保护费用的态度，并以此列举了所对应的问题。本研究所用问卷共设计了11个问题，分别测量大学生在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情感、认知和冲动部分的具体情况。其中，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情感部分的测量共涉及3个问题，分别是“如果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生活在‘垃圾围城’中，你会感到不安吗？”“‘如果我们不重视进行垃圾分类，必然会导致环境灾难。’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你是否同意‘进行垃圾分类是国家的事，与我个人无关’这一说法？”。认知部分的测量共涉及两个问题，分别是“你认为学校中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学生数量多吗？”“你认为现在对垃圾问题的报道是否夸大了垃圾问题现实状况”。冲动部分共涉及6个问题，分别是“你支持在学校实行垃圾分类吗？”“如果看到有人不按垃圾分类要求扔垃圾，你会去过问吗？”“‘政府在垃圾分类方面所做的努力仍然太少。’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为了保护环境，即使会造成生活不便，我们也应该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即使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我们也应该贯彻垃圾分类工作。’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你同意向公民收取垃圾处理费这样的做法吗？”

（二）问卷发放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向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3所驻青高校在校本科学生发放了问卷，A、B、C三校分别获得有效问卷109、107、108份，共324份。对获取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基本情况如下：在调查样本中，男生占总人数的42.9%，女生占总人数的57.1%，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年级分布上看，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比例分别占34.0%、29.9%、22.5%和13.6%；从专业类型上看，文科类学生占45.1%，理科类学生占54.9%，专业类型上比重也比较均衡。

三、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具体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后，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频数、交叉表、单因素及多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方法，首先对大学生在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的总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对各个项目上的表现情况进行了统计并找出其基本特征，最后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对影响环境态度的因子进行分析，找出对环境态度的表现情况影响最大的因素。

（一）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总体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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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考察共涉及11个问题，总分共计31分，调查样本得分的均值为24.58分，这一数据说明大学生在垃圾分类中的环境态度比较积极。其中，三个部分分别包含3个、2个和6个测量项目，总分分别为10分、7分和14分，均值分别为8.64分、3.14分和12.79分。表明大学生在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情感表现比较积极，而认知表现比较消极，在冲动部分则表现非常积极。

（二）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具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1、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情感部分表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此次调查中，当问到“如果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生活在‘垃圾围城’中，你会感到不安吗？”这个问题时，有94.4%的学生表示自己会因此感到不安；有87.3%的学生对“如果我们不重视进行垃圾分类，必然会导致环境灾难”这一说法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这表明了大多数学生对垃圾问题表现出担忧，对垃圾分类问题造成的长期影响有清楚的认知，学生们对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情感表现强烈。对“进行垃圾分类是国家的事，与我个人无关”的说法，有57.4%的学生表示“非常不同意”，而认为与自己无关的人数所占的比重较低，说明大多数学生认识到垃圾分类问题的解决与自身有重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态度。

进一步将情感部分的得分总和及包含的三个测量项目与学校、性别、年级、专业类型四个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其中，专业类型的F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01，说明不同专业类型的学生在情感部分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从各评价项目上看，对“如果我们不重视进行垃圾分类，必然会导致环境灾难”这个评价项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专业类型的学生对这一说法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做交叉表发现回答为“非常同意”的人数，理科类学生比重（26.2%）显著高于文科类学生（14.5%），可以知道理科类学生比文科类学生表现出更积极的情感态度，对这个问题有更明确的认识。另外，不同学校的学生对“进行垃圾分类是国家的事，与我个人无关”这一说法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交叉表可知，A校学生表示“非常不同意”的人数比重（24.7%）明显高于B（16.7%）、C（16.0%）两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了更高的环境关心，认为垃圾分类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情。

2、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认知部分表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调查中，关于“你认为学校中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学生数量多吗？”这个问题，调查结果不尽如人意，38.9%的学生认为几乎没有人进行垃圾分类，另外有46.9%的学生认为能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学生人数比较少，这表明学生对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的认知比较消极，同时也集中表现出当前高校学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现状并不乐观。在问到“你认为现在对垃圾问题的报道是否夸大了垃圾问题现实状况”这个问题时，有70.1%的学生认为垃圾问题的现实状况比报道更严重，仅有3.1%的学生认为报道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说明大部分学生对垃圾问题的现实状况表现出消极态度，因此在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认知上表现消极。

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你认为学校中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学生数量多吗？”这一项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学校与年级、年级与专业类型的交互作用的概率P值分别为0.049和0.039，由此认为不同学校与年级、年级与专业的交互作用下的学生的回答存在显著差异，是影响这一认知表现的主要因子。

3、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冲动部分表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有96.6%的学生支持在学校中实行垃圾分类，说明从环境态度上看，如果要求在学校中实行垃圾分类，会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但问到“如果看到有人不按垃圾分类要求扔垃圾，你会去过问吗？”这个问题时，有71%的学生表示自己不会过问，说明绝大多数学生仍然只将垃圾分类视为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并不会过问他人行为。调查还发现，有86.1%的学生认为政府在垃圾分类方面所做的努力仍然太少，表达了同学们希望政府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的意愿。分別有85.2%和76.5%的学生认为“为了保护环境，即使会造成生活不便，我们也应该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和“即使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我们也因该贯彻垃圾分类工作”。这两组数据表明大多数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比较强烈，表达出的积极态度也比较明显。而对于是否同意向公民收取垃圾处理费，支持和反对的人数比重相当，分别为50.9%和49.1%，说明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支持实行垃圾分类，认为垃圾分类不只是国家的责任也与自身密切相关，但在相关费用是否该由公民承担这个问题上却分成两派，因此对于是否应该向公民征收垃圾处理费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将冲动部分的得分总和及包含的六个测量项目与学校、性别、年级、专业类型四个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和专业类型的学生呈现出显著差异。从各个评价项目上看，首先，不同学校的学生在是否会过问不按要求进行垃圾分类的情况的态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回答为“会过问”的学生的比重，B（10.5%）、C（12.7%）两校显著高于A校（5.9%），说明B、C两校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积极冲动的倾向，会过问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会更高。

其次，在“为了保护环境，即使会造成生活不便，我们也应该自觉进行垃圾分类”这个问题上，从性别差异上说，女生（25.6%、24.4%）比男生（23.5%、11.7%）更倾向于支持这样的做法，表现出更明显的冲动倾向。从专业类型上看，理科类学生（48.8%）比文科类学生（36.1%）冲动倾向更明显，由此看来为了保护环境，即使会造成生活不便，女生以及理科类学生也更可能在生活中产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最后，“即使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我们也应该贯彻垃圾分类工作”这一评价项目中女生（22.2%）比男生（6.2%）更倾向于“非常同意”这种做法，表明女生能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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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详细分析，本研究对大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并总结了大学生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经过总结，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首先，从所得样本的总体状况上看，大学生在垃圾分类环境态度的情感部分和冲动部分上的表现都比较积极，而在认知上表现比较消极。具体看来，在情感上，大多数学生都对垃圾问题状况比较关心，能认识到垃圾问题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对进行垃圾分类表示了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积极态度。在认知上，大多数学生对当前垃圾分类的现实情况表现出不乐观的态度。一方面认为垃圾问题十分严重，另外也认为能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个体却只有少数，现状不容乐观。在冲动部分上，尽管大多数学生支持在学校中进行垃圾分类并认为即使会造成生活不便或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仍需要实行垃圾分类，但关于垃圾处理的相关费用是否应该由公民承担这个问题却存在分歧，此外，学生们也希望政府对垃圾分类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其次，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性别、学校和专业类型是造成学生在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具体看来，女生比男生更關心垃圾分类问题，理科类学生比文科类学生对垃圾分类的关注度更高。

通过对青岛高校学生在垃圾分类中环境态度的情况的了解，针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提高学生对垃圾分类问题的关注，以期产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建议学校增设与垃圾分类有关的环境教育的课程，通过进行垃圾分类专题教育，组织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对垃圾问题的现状有清楚的了解，培养积极的环境态度，掌握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以逐渐培养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环境保护行为。

注释

①李新秀，等.国外环境态度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10（6）：1448-1450.

②唐明皓，等.城镇居民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调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149-152.

③武春友，孙岩.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J].预测，2006（4）：61-65.

④周志家，环境意识研究：现状、困境与出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9-26.

参考文献：

[1]Icek Ajzen.The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2]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J].江苏社会科学，2005（1）：127-132.

[3]周志家，环境意识研究：现状、困境与出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9-26.

[4]李新秀，等.国外环境态度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10（6）：1448-1450.

[5]唐明皓，等.城镇居民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调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149-152.

[6]武春友，孙岩.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J].预测，2006（4）：61-65.

[7]郝明月.垃圾分类中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研究——北京市居民垃圾分类现状及环保意识的调查[J].内蒙古环境科学，2009（2）：5-10.

蛇绿岩构造环境新分类简述 第4篇

蛇绿岩是非原地的上地幔和洋壳的残片,由于板块汇聚作用而侵位于造山带中。蛇绿岩记录了大量大洋岩石圈演化及造山带早期地质历史的信息,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地质学界的重视[1,2]。已有的研究表明蛇绿岩的成因具有多样性,可以形成于多种构造环境中[3]。以Dilek[3,4]为代表的学者在总结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蛇绿岩形成环境的新的分类方案,并指出在威尔逊旋回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形成性质不同的蛇绿岩,该方案的提出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

1蛇绿岩的新分类方案

Dilek和Furnes[3,4]提出的基于蛇绿岩形成环境的新的分类方案,将蛇绿岩分为非俯冲型蛇绿岩和俯冲型蛇绿岩。其中非俯冲型蛇绿岩可分为大陆边缘型、大洋中脊型和地幔柱型三个亚类,其中大洋中脊型又可进一步分为远离地幔柱型、靠近地幔柱型和靠近海沟型;俯冲型蛇绿岩可分为俯冲带上盘型和火山-弧型两个亚类,而俯冲带上盘型又可分为弧前型和弧后型,这里的弧后包括了大陆弧后和大洋弧后。下面将对该分类方案中各类蛇绿岩分别做简要介绍。

1.1非俯冲型蛇绿岩

1)大陆边缘型蛇绿岩形成于大洋盆地演化的早期———从大陆裂解到稳定的扩张体系形成之前,代表了洋-陆转换带的残片。其典型代表是北亚平宁侏罗纪Ligurian蛇绿岩和西阿尔卑斯山蛇绿岩,其构造环境类似于现今的伊比利亚和红海-西阿拉伯裂谷边缘。这类蛇绿岩主要由剥露出来的大陆岩石圈地幔的二辉橄榄岩和上覆的玄武质熔岩组成,并可见辉长岩侵入体。在与地幔柱相关的伸展作用下形成的火山型大陆边缘,形成的玄武质熔岩具有P-MORB(plum-influened mid-ocean-ridge basalt,受地幔柱影响的洋中脊玄武岩)特征;而在非火山型大陆边缘则由于“冷”的大陆岩石圈和有限的伸展作用,致使弱亏损的陆下岩石圈地幔熔融程度较低,形成的玄武质熔岩则具有E-MORB(enriched mid-ocean-ridge basalt,富集洋中脊玄武岩)特征。当有残存大陆岩石圈物质的卷入时,可以形成具C-MORB(crustally-contaminated mid-ocean-ridge basalt,陆壳混染的玄武岩)特征的熔岩[5,6]。

2)洋中脊型蛇绿岩形成于远离/靠近地幔柱的大洋中脊、海沟附近的大洋中脊。该类蛇绿岩通常具有彭罗斯型构造格架(特别是洋脊的中心部分),上部洋壳的形成与上涌软流圈的减压熔融(熔融深度<60 km)有关,一般具有N-MORB(normal mid-ocean-ridge basalt,正常洋中脊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如希腊的Argolis-Pindos蛇绿岩);由于地幔的不均一性,来自局部富集地幔源区的熔体,发生分离并上升侵入到远离扩张中心的部位,或使靠近扩张脊的源区发生富集,可以形成具有E-MORB特征的熔岩(如新西兰Macwuarie岛);若大洋中脊位于海沟附近,岩浆受到地壳物质的混染,形成的熔岩则具有C-MORB地球化学属性(如智利的Taitao蛇绿岩)。

3)地幔柱型蛇绿岩形成于紧邻地幔柱的扩张脊,或者是作为大洋高原的一部分,如加勒比高原。地幔柱型蛇绿岩的深成岩和火山岩序列都比较厚,火山熔岩多以块状为主,枕状熔岩较少,其化学组成多相当于苦橄质玄武岩。这类蛇绿岩的形成明显地受到地幔柱的影响,由于地幔柱温度高于正常的洋中脊下的地幔,整体熔融程度更高,因此,可凭借其高的Mg O含量与具有MORB特征的蛇绿岩相区分。此外,由于地幔温度较高,熔融起始深度更大,上部熔岩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源区残留石榴子石的印记[5,6]。

1.2俯冲型蛇绿岩

1)俯冲带上盘型蛇绿岩形成于消减带之上处于伸展环境的板块,如阿尔巴尼亚的Mirdita蛇绿岩,阿曼的Samail蛇绿岩,和塞浦路斯的Troodos蛇绿岩,可以与现今的伊豆-小笠原-马里亚纳和汤加-克马德克沟弧体系类比。SSZ型蛇绿岩通常具有彭罗斯型构造格架,蛇绿岩中不同亚单元的年龄变化范围通常小于10 Ma。SSZ型蛇绿岩可以形成于消减带之上的各种环境,如弧前环境、弧后环境(包括大陆弧后和大洋弧后)。其中,弧前蛇绿岩(FA)代表了大洋盆地关闭期间产生的洋壳,是俯冲开始的标志;大洋弧后盆地(OBA)和大陆弧后盆地(CBA)蛇绿岩的形成分别与硅镁质和硅铝质地壳发生洋底扩张有关,智利南部的Rocas Verdes蛇绿岩和挪威西部的Solund-Stavfjord蛇绿岩分别是CBA蛇绿岩和OBA蛇绿岩的典型代表。

2)火山-弧型蛇绿岩形成于硅镁质岛弧环境,是在较老的大洋岩石圈基础之上,覆盖了成熟的岛弧岩石组合,如菲律宾的Itogan[6]和加州的Sierra Nevada。火山-弧型蛇绿岩主要包括:已经变形的古老的大洋基底,由辉长质的深成、半深成的侵入体组成的镁铁质下地壳,中等到完全发育的闪长岩-英云闪长岩组成的中地壳,安山质-流纹质喷出岩和岩脉(局部为岩席)组成的上地壳以及火山碎屑覆盖层(局部为陆缘碎屑)。这些地壳单元的地球化学特征主要为拉斑到钙碱性。火山-弧型蛇绿岩与SSZ型蛇绿岩的主要区别在于火山弧型蛇绿岩具有更厚的、发展更成熟的钙碱性弧壳。火山-弧型蛇绿岩中各岩石单元的年龄变化范围可以大于20~30 Ma,是俯冲长期持续进行(20~40Ma)的产物。

2结语

蛇绿岩从其概念提出至今,一直在地质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对其形成环境的认识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现今,蛇绿岩可以形成于多种构造环境中这一认识已经被广泛接受。Dilek提出的基于蛇绿岩形成环境的新分类,充分考虑了蛇绿岩形成环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蛇绿岩可以形成于从大陆裂解到洋盆的稳定扩张,再到俯冲消减,直至洋盆闭合的各个阶段;而蛇绿岩的岩石组合、地球化学特征、内部结构等特征受控于诸多因素,比如:俯冲板片派生的流体,洋脊扩张的速率和几何学特征,地幔的温度和富集程度,与地幔柱或海沟的距离等。该分类是对已有蛇绿岩形成环境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的总结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而清晰的分类体系,为蛇绿岩形成环境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摘要：蛇绿岩可以形成于多种构造环境中,以Dilek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基于蛇绿岩形成环境的新分类,将蛇绿岩分为非俯冲型和俯冲型两大类,其中非俯冲型可进一步划分出大陆边缘型、洋中脊型和地幔柱型,而俯冲型可划分为俯冲带上盘型和火山-弧型。该分类方案是已有蛇绿岩形成环境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与梳理,为蛇绿岩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蛇绿岩,非俯冲型,俯冲型

参考文献

[1]Nicolas A.Structure of Ophiolites and Dynamics of Oceanic Lithosphere[M].Dordrecht:the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

[2]张旗.蛇绿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岩石学报,1995,11(S1):228-240.

[3]Dilek Y,Furnes H.Ophiolite genesis and global tectonics:Geochem ical and tectonic fingerprinting of ancient oceanic lithosphere[J].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2011,123(3-4):387-411.

[4]Dilek Y,Furnes H.Ophiolites and their origins[J].Elements,2014,10:93-100.

[5]Pearce J A.Geochemical fingerprinting of oceanic basalts with applications to ophiolit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rchean oceanic crust[J].Lithos,2008,100(1-4):14-48.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作文 第5篇

虽然我们乱扔垃圾，现在有环卫工人来帮我们扫，但光光有环卫工人还不够，我们更要自觉，只要我们自觉的把垃圾扔进适合的垃圾桶，这样一来垃圾分类好了，垃圾们就可以变废为宝了，这不仅可以减少污染，还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提高地球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样一分，世界会美十分。要知道，一吨纸等于一棵树，如果我们浪费一吨纸就是浪费一棵树，如果我们每人都这样，那世界会变成是么样，我们城市还有绿色吗?小动物还有家吗?

我们以前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垃圾分类，所以垃圾桶还少，所以导致垃圾满大街都是垃圾。垃圾桶也变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垃圾桶夜变成了一个"花花世界"里面有电池、饮料瓶，你要什么他都有。我们知道电池等有害垃圾，放在地下几千年才能全部化解。那不是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危害了吗。

现在我们重视了垃圾分类了，但有些人还不重视，觉得没必要弄的学校是"垃圾桶展览"似的。其实垃圾分类并不简单。垃圾的种类很多，如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指：塑料、纸、钢…不可回收垃圾指：蔬果皮，餐巾纸，严重沾污的纸…还有一些种类我们学校基本没有，所以我也不细讲了。但是我们都有家，垃圾们也有温馨的家呀，所以我们要把那些垃圾放在合适的"家"里。不可回收垃圾"住"在蓝色"房子"里，可回收垃圾"住在"绿色的里面，而红色的"房子"是有害垃圾的"家"其是垃圾分类并不难，只是我们的举手之劳而已，而我们举手之劳就能保护环境难道不划算吗?

分类环境 第6篇

鲁家山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发电厂占地约190亩，为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及可再生能源焚烧发电的环境保护工程，建成后日处理垃圾3000吨，将成为北京市现有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鲁家山速度彰显政府决心

处理好城市生活垃圾是全世界每个大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北京市现在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其环境的竞争力越来越受重视。北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环境、资源的矛盾在垃圾处理层面上表现得日益突出。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垃圾量持续上升，垃圾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和垃圾处理结构不合理。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难度大，一般从立项到建设通常需要5至6年的时间。但是在鲁家山，这里开创了鲁家山速度。据北京市发改委资源环境处处长张玉梅介绍，对于鲁家山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发电项目，北京市发改委实施了绿色通道，用三个月完成了原需一年的各项前期审批、准备工作。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也彰显出政府提高垃圾处理水平的决心和能力。

项目开工取得突破进展

记者在开工奠基仪式上见到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陈玲，她早早来到了现场，一直面带笑容，表情愉快。“奠基仪式很顺利，很成功。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不断创新，把‘十二五’一系列资源化项目做好。”

陈玲副主任说，鲁家山垃圾处理焚烧发电项目是今年新选址的垃圾，也是目前北京市垃圾分类处理的垃圾厂中规模最大的，预计2012年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处理门头沟、石景山、丰台和海淀区等西部地区的经分类收集预处理后的生活垃圾。鲁家山垃圾分类焚烧发电项目使北京市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北京市环境建设赢得了时间。

门头沟区的服务大局观

众所周知，垃圾选址一直是困扰北京垃圾焚烧处理项目建设的瓶颈问题。记者在奠基仪式上一见到门头沟区区长王洪钟，就立即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王区长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对于北京市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意义了然于心。他告诉记者压力确实很大，门头沟区政府为项目的推进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干部群众思想，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门头沟区是革命老区，曾为首都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一盆火”，为改善首都环境、建设西部生态屏障做出了较大贡献。在新一轮首都建设发展中，门头沟区委、区政府从首都环境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配合市相关部门在项目选址、环评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开工。下一步，门头沟区将进一步加大协调配合力度，加快潭柘寺镇路网及鲁家山区周边市政道路建设，为项目建设高效运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与首钢转型发展一拍即合

鲁家山区是首钢即将停厂的石灰石矿区，奠基仪式就在山中的一块平地上举行，四周山体还堆积着大量矿石。项目的顺利推进，与首钢正在实施的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可谓一拍即合。

首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继民告诉记者，当前，首钢正在按照中央、北京市的重大决策，全力推进搬迁调整，钢铁业新的布局调整已基本完成，在北京的产业开始进入实施转型发展。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首钢实施转型发展高端产业和都市产业的重要项目之一，由首钢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由北京市政府和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各出资50%共同投资建设。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和管理，经营期为30年。首钢将此项目定位于环保产业，它在加快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消除环境污染的同时，可循环利用发电，产生新的能源，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世界先进水平的垃圾焚烧厂

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布局原则是“紧凑、节能、环保、先进”，项目设计的各项环保指标全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气、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均达到北京2008和欧盟2000等国内外最严格的排放标准，其中废水实现了零排放，每年产生的10万多吨炉渣在用于制造建材后做到了资源循环再利用。垃圾焚烧后的余热也没有浪费，预计每年可发电4.2亿千瓦时，上网电量达3.2亿千瓦时，并可向周边居民供热。厂房、烟囱等项目主体建筑，在规划设计时特意采用了科幻前卫的造型，今后可让前来参观游览的市民特别是孩子们能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发电、资源循环再利用等高科技环保技术。

对于公众关注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问题，该项目有先进的技术和严格的指标作管理支撑。该项目的烟气净化采用“半干法脱酸+袋式除尘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相结合的烟气净化工艺，并辅以活性炭和干性脱酸药剂喷射系统。净化处理后的烟气经烟囱排放，其排放指标能够满足北京市地方和欧盟最新最严格的标准，优于国家生活垃圾焚烧环保标准。

项目一期投资21亿元，设计4台750吨/日的机械炉排式生活垃圾焚烧炉及2套30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余热发电相当于每年节约14万吨标煤。其焚烧年产炉渣可用于制备建材实现资源综合利用；而年产飞灰（预计4.2万吨）将直接送危险废弃物处理厂进行高温无害化处理。

鲁家山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发电项目的开工建设，将极大提升北京西部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当地环保产业和生态旅游的发展，为首都西部增添了一座集环境保护、科普教育、绿色能源、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城市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园区。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里程碑

郭金龙市长在奠基仪式上对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开工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鲁家山项目是北京市运用先进理念、先进技术，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一项重点工程，对于优化处理结构、提高处理能力、破解处理难题，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北京市政府自2009年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后，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成为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思路，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更是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看作是为广大群众办的一件实事。近年来，由于北京市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北京市在创新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加快设施建设、动员市民广泛参与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有效成果：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步提高，城市核心区生活垃圾产生量开始下降。

“十二五”时期，按照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工作思路，北京市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按照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与末端治理并举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大力度，构建垃圾分类收集、再生利用、无害化处理的全过程管理体系，重点解决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难题，确保北京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安全无害化处理，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

分类环境 第7篇

一、从环境偏好理论看幼儿园空间环境

有关环境偏好的研究中较为著名的有普拉和卡普兰环境偏好模型。人类对环境的偏好是符合功能进化的需求的, 我们偏好那些在进化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更多机会, 使我们的功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因此可理解性和有意义性是影响环境偏好的主要因素, 即“人们一般会被那种他们的功能能最有效地在其中实现的环境所吸引……能刺激人的信息加工能力, 并能使人的加工过程成功的环境”。[2]卡普兰把信息维度组织成一个由4个部分组成的偏好矩阵, 详见表1。根据人们

不同的处理信息的特点分类, 一是需要人们用已有的经验理解得出的是一致性和易识记性。一致性 (Coherence) , 景色组织的程度越一致, 人们的喜爱程度越高。易识记性 (Legibility) , 景色越容易辨认和理解, 内容越容易分类, 识记难度越小人们越喜欢。二是需要通过探索得出的是复杂性和神秘性。复杂性 (Complexity) , 景色中各种要素的数量的复杂程度越高, 人们越喜欢。神秘性 (Mystery) , 景色中有隐藏的信息, 吸引着人们去寻找它, 越神秘人们越喜欢。当人们面临一个环境时, 它是一致的或是复杂的, 这是可以直接感知的, 而它是否易识记和神秘则需要人们加以推断和预测。

由以上能使儿童产生环境偏好的应该处在与儿童现实生活的某个联系节点上, 也就是说它应当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 从而满足环境偏好中的一致性和易识记性, 使儿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同时也应该具有相当的部分是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场域, 从而满足环境偏好中的复杂性和神秘性, 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此外它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空间。有丰富的内容、种类和层次, 有灵活多变的组合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唤起儿童已有的经验, 能够最大程度地引导儿童做学习的主人。环境中承载的信息量和环境的新异性都处于儿童“跳一跳能够得着的高度”, 儿童可以实现与空间的对话, 达成儿童和空间双向的建构与螺旋式上升的交互式发展。

二、儿童行为发展需求与幼儿园空间环境类型

我国学者周南将学校教育空间划分为以下三种空间:功能性空间、领域性空间、场所性空间。[3]从横向上看, 儿童的发展包括认知发展、语言发展、道德发展、游戏发展、情绪发展、人格发展、群性发展等, 概括起来就是身体性发展、创造性发展、社会性发展、自我性发展和感性发展五大类, 详见表2。从纵向上看, 儿童对空间的需求经历了机能性发展、技术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三个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空间环境的需求也不同。如一个对于儿童很有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综合大型玩具, 机能性发展阶段的儿童反复玩滑梯, 享受由高处快速滑下带来的机能快感;技术性发展阶段的儿童开始用攀、爬、抓、滑等多种技巧探究, 享受新的玩法和新的技巧带来的满足感;社会性发展阶段的儿童不再满足于独自游戏和平行游戏, 仅仅和玩具交互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他们和同伴一起三五成群地玩耍。

由表2可见, 人们对环境的偏好和儿童发展的复杂性都对幼儿园空间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多种多样、可变程度高的空间不再是封闭的场域, 每一种空间只是满足儿童某一种发展需求的主要而非唯一环境载体, 它们彼此相通, 共同构成儿童在园一日生活的大环境。

三、幼儿园空间环境中的教育意义

勒温认为“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复合函数”, 即B (Behavior) =P (People) ·E (Environment) 。通常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 儿童行为对环境的依赖。实际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 儿童行为也积极地构建了文化环境。“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的这首小诗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以文化为中介物“把自然世界转化为文化的而调节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心理距离”。[4]因此, 儿童对于环境的建构, 致使环境产生了相对的新异性, 这种和原环境同质异构的“新环境”又反过来影响儿童, 使其也产生新异性。可以说, 人在与空间用“无声的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中, 人和空间本身都得到了发展。

正如富兰所言:“重大的改革不是在实施单项的革新, 它是在变革学校的文化和结构。”[5]因而, 重建幼儿园文化、幼儿园精神是幼儿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而幼儿园教育空间作为幼儿园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 其本身糅合着设计者、建筑者和使用者对幼儿园文化的理解, 幼儿园空间环境的变革不仅体现着教育观念的变革, 更是儿童学习方式的变革。

在由开放空间、冒险空间、交往空间、秘密空间、自然空间共同组成的幼儿园教育空间里, 儿童的各方面能力不断得到自我挑战式的发展。各种空间之间应该是相互融合的关系。比如, 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地, 它主要是一个开放空间, 但其他空间也存在于其中。它应该是复杂却易于识记的, 复杂是指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刺激物, 易于识记是指它符合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 又有一些能吸引儿童的新异性。这就意味着它既要有平台、运动场等激发儿童运动欲的广场, 又可以设置激发儿童挑战欲的斜坡, 采用不同材质制作, 可攀爬可滑行, 使儿童获得不同的学习体验并掌握多种运动技巧, 还可以在适当的地方设置几处瞭望台、小丘陵等可登高眺望远处的“展望处”, 还有洞窟、土坡一类能使儿童体验到“无权威感”和儿童群体精神的藏身之处, 各种对象物的共同唤起、还原了儿童对真实世界的整体体验。一次简单的户外活动, 儿童的身体性、创造性、社会性、自我性和感性都能有所发展。

参考文献

[1][德]O.F.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M].李其龙, 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美]保罗·贝尔.环境心理学[M].朱建军,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周南.小学校园规划与儿童行为发展之研究[J].建筑学报, 1998 (8) .

[4][美]J.瓦西纳.文化和人类发展[M].孙晓玲, 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分类环境 第8篇

随着云计算的产生, 互联网数据存储形式越来越多样, 存储容量也日益庞大, 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有效数据, 采用何种算法直接关系到挖掘过程的效率和精确度。

本文旨在在云计算环境下设计了Map Reduce化模型框架, 采用朴素贝叶斯算法以Java思想的Strategy设计模式, 并根据该分类模块对朴素贝叶斯算法进行实验测试, 以充分提高挖掘网络数据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2 相关理论研究

2.1 云计算Hadoop平台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崭新的服务模式, 是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网络存储、虚拟化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

Hadoop是一个能对海量数据进行分布式处理的软件框架, 对数据处理可靠、高效、可伸缩。Hadoop核心部分由Hadoop Common、Map Reduce、HBase、HDFS和Zoo Keeper组成, 能够实现分布式数据存储、分布式计算模型和并发控制。Hadoop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2.2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人工智能领域知识发现过程的一个应用, 通过分析每个数据, 从海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 发掘有价值的信息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

2.3 Map Reduce模型

Hadoop是知名的云计算开源系统平台, Map/Reduce算法是其关键技术, 可以抽象为Map函数和Reduce函数。Map由使用者编写, 是一个分解过程, 将一个较大的文件分解成若干个子文件, 由计算机进行分布式处理。再通过Reduce函数将所有的子文件数据汇总, 并输出最终结果。其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

3 Map Reduce模型上分类算法的执行

3.1 Map Reduce模型上分类算法的执行框架

Map Reduce模型上分类算法的处理过程主要是由划分阶段、Map/构建基本分类器阶段、Reduce/集成阶段三部分组成。在划分阶段, 根据置换的抽样方式, 把数据集D划分成m个子集{D1, D2, …, Dm}, 即D={D1, D2, …, Dm}, m值由用户指定;在Map/构建基本分类器阶段, 采用分类算法, 每一个Map任务在数据集Di上构建一个基本的分类器Ci (i∈[1, m]) ;在Reduce/集成阶段, 最终把m个基本分类器集合成一个统一的分类器C。

3.2 朴素贝叶斯算法

本文采用的是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 实现该算法需要Map接口函数和Reduce接口函数。

(1) Map接口函数:首先输入训练数据集, 并给训练数据集标注类别标签或者标签、属性名和属性值的组合key, 标注标签出现的频率value。通过解析标签构建一个标签、属性名和属性值的一个连接字符串key, 频率value设置为1, 输出<key, value>键值对。

(2) Reduce接口函数:首先输入由Map接口函数分别输出的key和value, 设置一个计算器sum初始化为0, 记录key的当前统计频率, 通过循环训练, 把key赋值给key’, sum赋值给value’, 输出<key’, value’>键值对, 其中key’标志标签或标签、属性名和属性值的组合, value’标志统计频率结果。

3.3 性能测试

在Hadoop平台上, 基于Map Reduce模型进行测试, 实验采用线性加速比作为衡量标准, 实验目的是验证采用并行化的算法在云计算平台上提高执行效率和性能。结果显示出基于Map Reduce的朴素贝叶斯算法在训练过程中相关的加速比趋向于线性加速比, 分类效果较好, 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 如图3所示。

4 结语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信息的高速膨胀无疑成为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带给人们众多的知识, 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无用的信息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至关重要。传统的数据挖掘方法对已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辅助人们制定决策, 但是对于海量数据处理存在不适应问题。

分类算法作为数据挖掘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云计算环境下, 借助Hadoop平台的Map Reduce模型, 通过在该平台上对所研究的分类算法进行Map Reduce处理, 利用朴素贝叶斯算法中的Map接口函数和Reduce接口函数进行模拟训练, 分类效果较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数据利用效率。但是算法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分割, 然后分配给各个处理器处理, 处理结束过后又进行统一收集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数据分类的精确度降低, 因此, 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杨善林, 罗贺, 丁帅.基于云计算的多源信息服务系统研究综述[J].管理科学学报, 2015 (5) .

[2]薛玉.云计算环境下的资源调度优化模型研究[J].计算机仿真, 2013 (5) .

[3]申丽君, 刘丽, 陆锐, 等.基于改进免疫进化算法的云计算任务调度[J].计算机工程, 2012 (9) .

[4]吕良干.云计算环境下资源负载均衡调度算法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 2010.

分类环境 第9篇

1 现阶段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制度的解析

我国环境保护部于2008年9月2日颁布了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现阶段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名录的规定, 分别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1.1 新名录的行业范围和类别

2008我国出台的新名录中, 共194个小类, 23个大类, 行业排序还是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的要求所确定, 对原先名录中没有涵盖名目进行了增补, 共计34个小类, 同时对于一些不细的分类进行了细化, 相似和相近的部分进行整理和归并, 对于稀少出现的予以取消, 这样就更有利于今后的管理和使用;新名录中不再包含流域、区域开发, 还有一些项目的环评类别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针对42个影响因子比较复杂、环境影响比较大的进行了统一的提高, 有91个保持不变, 有27个作了下调。

1.2 关于敏感区问题

敏感区与项目的环评分类类别设立了比较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所有涉及到敏感区的项目类别, 都是依据名录要求确定环评类别放入, 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降低或提高评价类别, 同时对于所有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都要求针对该项目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进行重点的分析和研讨。

1.3 项目环评的简化规定

原14号令中涉及到下述情况的环评工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简化:其一, 以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为目标, 用清洁生产工艺替代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工艺, 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有明显的降低, 企业现有的污染源排放已经完全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要求的技术改造项目;其二, 已经纳入到区域性开发的建设项目, 比如编制区域开发规划时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环保部门批准, 且建设项目的规模、性质、地点以及采用的工艺符合总体要求。在新的名录中没有关于上述情况环评简化的规定。值得关注的是, 新《名录》重点提出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制定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 并按规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 规划部门不得发放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2 新分类管理名录的不足

2.1 具体类别划分中的问题

分类管理名录中关于对环境有巨大影响的项目分类没有做出细致的划分, 比如:半导体器件生产、集成电路生产划为编制报告书的依据是“前工序生产”, 而没有针对前工序生产的具体内容进行展开说明。摩托车、汽车制造行业的整车制造是否包括整车组装, 在概念上容易让人混淆;在电子器材方面, 也没有对电视、手机的生产细化说明, 比如UV喷涂工艺的归类;涉及喷漆工艺的机械制造、电子类全部划分为编制报告书, 对喷漆工艺没有详细说明, 如产品表面处理刷油、刷漆、刷涂料等是否属于喷漆工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与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也缺少明显的界定;黑色金属压延加工缺少说明热轧工艺的分类;城市道路建设新建与扩建对环境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别, 但是都归为报告书的类别, 分类不合理。以上种种问题容易造成地方环保部门在建设项目审批中缺乏客观指导, 对于一些分类模糊的项目只能依靠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主观判断, 这样的后果将导致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审批不严, 环评执行效率的低下。

2.2 项目评价内容重复

有些区域的铁路、民航、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在该行业或区域的规划中已经针对该建设进行了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价。但在这些项目真正投入建设时, 还要作为一个单独的建设项目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不仅违背了审批部门便民、高效的初衷, 也增加了项目建设的资金负担。

2.3 规划环评衔接不够

目前化工石化类等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 在地方普遍存在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进程中, 单独的建设项目在环保审批阶段并未与该地区的相关规划环评紧密联系, 导致该行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因布局问题存在许多潜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针对行业和区域的战略规划环评而盲目建设开发, “宏微倒挂”成为现阶段比较常见的问题。

3 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措施及建议

管理部门要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对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稳定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依法追究责任, 该关停的要坚决关停, 切实做到依法依规解决好环境热点难点问题。

环保部门要加强对钢铁、水泥、化工、焦化、电力、铁合金等重点行业的监管, 进一步完善在线监测设施;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把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源头关;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培育新兴产业, 大力推进节能技术项目改造;加强对危险废物和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和综合利用, 大力开展粉煤灰等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工作, 力争重点工业企业稳定达标。

此外, 要充分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审批控制新增污染源, 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经济方式转变。对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项目, 选址、布局不合理的项目, 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地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项目, 一律不予审批。凡是未依法经环保审批、不符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建设项目, 发改委、国土资源、规划、建设、安全监管、工商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新增污染的建设项目, 要从严、从紧控制;对已经审批的项目, 环保等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摘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的关键, 着重分析了现阶段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特点及其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与归纳, 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缺陷

参考文献

分类环境 第10篇

环境信息披露是监督企业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为了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颁布环境保护相关法令并落实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成为政府监管企业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De Villiers和Van Staden(2006)、Cho和Patten(2007)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与公共压力正相关。Frost(2007)的研究表明,政府颁布环境法规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上升。尚会君等(2007)、王建明(2008)、毕茜等(2012)研究发现,在新制度下,环境政策实施产生的公共压力将有效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也因此被学者认为是环境信息公开披露元年。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法规的颁布实施为学术界研究制度变更引起的公共压力增大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天然实验”。然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是否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制度背景特殊,国有性质企业在我国企业中占重要地位,考查具有外部公共压力的环境政策对国有性质企业的影响是对现有理论的深化和完善。虽然目前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时均考虑到国有性质企业的特殊性,但是关于国有性质企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关性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有些研究表明国有性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毕茜等,2012;沈洪涛和冯杰,2012),有些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王建明,2008)。

这些研究之所以结论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的产生,本文以《办法》颁布前后企业环境信息选择披露变化为研究重点,这样的“天然实验”可以为企业性质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作用提供更充分的证明。此外,本文对国有性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这为考查公共压力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明。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政策与环境信息披露

基于公共压力理论,环境政策颁布实施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Walden和Schwartz(1997)认为,公共压力由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组成。其中,文化环境由公众的价值观和态度组成,政治环境包括法规和惩罚条款,法律环境包括法律规章制度和可能的惩罚,这三种非市场环境相互作用。Cho和Patten(2007)的研究表明,公共压力产生于公众、政治团体、管制机构或社区压力群体的忧虑和关注。Frost(2007)的研究表明,政府颁布环境法规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上升。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就政策制度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尚会君等(2007)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与相应法律和规章的发布时间是相关联的,环境法律、法规实施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更具体。王建明(2008)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在重污染与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政府的监管制度压力越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毕茜等(2012)研究发现,新的环境信息披露法规的颁布将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在我国,法律制度的颁布对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具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可以产生更强的公共压力。

此外,Patten(1992)运用合法性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了北美的石油公司对埃克森瓦尔迪兹原油泄漏事故做出的年度报告环境信息披露反应,发现事故之后企业的信息披露显著增多,以保持或重新获得正当性。肖华和张国清(2008)对国内“松花江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取决于时期和事件,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一种为生存“正当性”辩护的自利行为。Brown和Deegan(1998)则发现,媒体对行业的负面报道数量越多,业内企业披露的正面环境信息越多。沈洪涛和冯杰(2012)认为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基于特殊事件和舆论监督的公共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也十分重要。

2008年环保部颁布实施的《办法》被视为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但是政策颁布之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是否显著提高并没有得到证实。现有研究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衡量多为环境信息披露的总量,该衡量方法可以反映环境信息的整体水平,但是无法对环境信息的质量是否整体得到改善进行有效衡量,而环境政策实施对于环境信息质量的提高是否能产生显著作用也并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此,本文对于政策实施是否能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政府环境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

(二)环境政策、产权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

现有关于产权性质与企业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刘芍佳等(2003)利用最终所有权理论(the Principle of Ultimate Ownership)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研究,发现国家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其经营绩效低下,信息披露质量较低。Bushman et al.(2004)研究发现,拥有国有股权的上市公司其信息透明度较低。司茹(2013)研究发现,公司的产权性质不同,政治关联不同,进而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但影响不显著。王雄元和沈维成(2008)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崔秀梅和刘静(2009)认为,与其他性质的企业相比,国家赋予了国有企业更多控制经济命脉、维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因此,国有企业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尹开国等(2014)研究发现,相比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高。

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公司所有权的性质对履行社会责任、披露环境信息有显著的影响(Cormier et al.,2005;高敬忠和周晓苏,2008)。以我国上市公司(吴德军,2011)、重污染企业(路晓燕等,2012)、制造业(Zeng et al.,2010)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明显高于非国有终极控股企业。有些研究结论则不同,刘茂平(2012)以广东省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分为国有和民营性质时,企业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区别不大。

这些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的产生,本文以《办法》颁布前后企业环境信息选择披露变化为研究重点。这样的“天然实验”为企业性质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能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环境政策实施后,国有终极控股企业比非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更高。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

1. EDI、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代表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

为了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本文使用EDI、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四个变量分别表示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其中,EDI表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分别从显著性、量化性和时间性三个方面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各个变量具体定义方法如下:

(1)EDI是环境信息披露总量,采用发展后的项目评分方法(Wiseman,1982;Bewley和Li,2000;Hughes et al.,2001;Patten,2002;沈洪涛,2012),按十大类环境信息披露的详略情况进行评分。

(2)EDI_sig代表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Patten,1992)。将公司年报分为财务部分与非财务部分,仅在非财务部分披露环境信息,赋值1分;仅在财务部分披露,赋值2分;既在财务部分披露,又在非财务部分披露,赋值3分。

(3)EDI_amount代表环境信息披露的量化性(Darrell和Schwartz,1997)。企业对于环境披露只是文字性描述,赋值1分;环境披露为数量化但非货币化信息,赋值2分;环境披露是货币化信息,赋值3分。

(4)EDI_time代表环境信息披露的时间性(Freedman和Stagliano,1992)。只披露关于现在的环境信息,赋值1分;只披露关于未来的环境信息,赋值2分;披露现在与过去对比的信息,赋值3分。

为了保证评分结果的有效性,在评分过程中采用双人独立评分的做法。两名评分者在试评阶段的一致性达到90%以后才开始正式评分,两名评分者在正式评分中的差异交由第三人协调。最后对得到的评分结果做信度检验,Cronbash's的值在0.9以上,表明评分结果较为可信。

2. Law_dum为环境政策实施替代变量。

由于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办法》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被学者认为是环境信息公开披露元年,因此,本文将属于《办法》颁布实施后的年份(2009~2011年)取1,其他年份(2004~2006年)取0。

3. SOE代表产权性质。

La Porta et al.(1999)在研究全球所有权结构问题的文献中首次提出终极控制人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研究企业性质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本文借鉴终极控制人这一概念来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划分(刘芍佳等,2003;王雄元和沈维成,2008;尹开国等,2014),研究样本按终极控制人划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终极控制人是国有性质的,取1;否则取0。

4. 控制变量。

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Patten,1992;Brammer和Pavelin,2006;沈洪涛,2007;Clarkson et al.,2008;Zeng et al.,2010;王霞等,2013),本文主要控制以下可能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的因素:总资产报酬率(ROA)、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成长性(Growth)、市场化指数(Market_idx)、公司的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是否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CSR_dum)、行政等级(Administration)和是否本年度披露(Year)。各个变量的具体衡量方法见表1。

(二)模型构造

本文依次将EDI、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以检验环境政策实施、终极控制人性质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影响,构造政策实施、最终控制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模型如下:

四、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选择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办法》颁布实施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到的公共压力增大(毕茜,2012)。2007年、2008年为政策颁布的年份,为了更好地确定环境政策实施前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差异,本文选取2004~2006年和2009~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制造业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选择程序:(1)剔除最终控制人缺失的公司;(2)剔除ST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通过筛选,共得到5331个数据。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的解释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实施了缩尾处理(Winsorize)。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来自证监会官方网站和巨潮资讯网。

(二)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EDI的均值为3.935,中位数为3;EDI_sig的均值为2.822,中位数为2;EDI_amount的均值为3.665,中位数为3;EDI_time的均值为2.579,中位数为2。这说明整体来看,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不高。EDI、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的标准差分别为3.955、2.721、3.662、2.646,说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在各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实施替代变量(Law_dum)的均值为0.635,表明样本中有63.5%为政策实施后的企业。在企业产权性质方面,SOE的均值为0.497,说明样本中的国有终极控股企业和非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约各占一半。

将全样本分为国有性质组和非国有性质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可得:国有性质企业EDI、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的均值分别为4.313、3.041、4.002、2.741,非国有性质企业EDI、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的均值分别为3.561、2.606、3.332、2.418,说明国有性质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总体比非国有企业高。

从各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可以看出,2004~2006年各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均值分别为1.856、2.214、2.478,2009~2011年各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均值分别为5.001、4.917、4.910,说明2009~2011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总体高于2004~2006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由此可知,政策实施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总体有较大的提高。

(三)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由于篇幅原因,未列示出来)显示:EDI与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6、0.974、0.887,各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被解释变量EDI与Law_dum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与Law_dum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8、0.324、0.36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策实施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EDI与SO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9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与SOE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80、0.091、0.061,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产权性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与SOE之间的相关系数(0.080、0.091、0.061)比EDI与SOE之间的相关系数(0.095)低,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产权性质的相关性高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产权性质的相关性。

五、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表3表示分别以EDI、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全样本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为1.924(t=11.96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环境政策实施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环境政策实施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高。

在以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分别为1.403(t=12.349)、1.802(t=11.806)、1.440(t=13.246),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政策实施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环境政策实施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提高,证明了H1。

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1.924)大于以EDI_sig、EDI_amount、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1.403、1.802、1.440),表明政策实施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SOE的系数为0.085(t=0.471)且不显著。在分别以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SOE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产权性质无显著相关性,即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并不显著高于非国有终极控股企业。可能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会避免环境信息的披露,以保持企业良好的形象。

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SOE的系数为0.524(t=2.58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策实施后,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提高。在以EDI_sig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SOE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以EDI_amount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SOE的系数为0.488(t=2.53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以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SOE的系数为0.371(t=2.7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环境政策实施后,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证明了H2。究其原因,国有性质企业在社会上具有重要的模范作用,当政府颁布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后会面临公共压力,从而促使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更高。但是从三个回归结果Law_dum×SOE系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SOE的系数最大,说明政策实施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要高于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二)按企业产权性质分组的回归结果

表4列示了按企业产权性质分组的回归结果。对于国有企业组,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为2.586(t=16.3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以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分别为1.746(t=15.675)、2.422(t=16.084)、1.926(t=18.224),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对于非国有企业组,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为1.855(t=11.4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以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分别为1.328(t=11.478)、1.728(t=11.215)、1.385(t=12.394),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国有企业组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最大,且国有企业组各个模型中Law_dum的系数均大于非国有企业组,说明环境政策实施后,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更高。

(三)稳健性检验

1. 按政策实施前后分组的回归结果。

表5列示了按政策实施前后分组回归的结果。2004~2006年为政策实施前,2009~2011年为政策实施后。对于政策实施前组,在以EDI、EDI_sig、EDI_amount和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SOE的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对于政策实施后组,在以ED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SOE的系数为0.610(t=3.13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以EDI_sig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SOE的系数为0.291(t=2.13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以EDI_amount和EDI_time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SOE的系数分别为0.614(t=3.325)和0.417(t=3.04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环境政策实施前,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并不比非国有终极控股企业表现得更好。2007年、2008年政策颁布实施后,国有终极控股企业受到的公共压力明显增大,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结果与上文保持一致。

2. 按是否为重污染行业分组的回归结果。

表6报告了将数据分为非重污染企业和重污染企业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从表6可以看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SOE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产权性质无显著相关性。国有终极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并不显著高于非国有终极控股企业。

重污染企业组和非重污染企业组Law_dum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政策实施后,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显著提高。通过比较发现,重污染企业组中Law_dum的系数大于非重污染企业,表明环境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非重污染企业的影响作用。

重污染企业组中Law_dum×SOE的系数分别为1.215(t=3.879)、0.643(t=2.918)、1.028(t=3.350)和0.904(t=4.146),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重污染企业组中Law_dum×SOE的系数分别为-0.670(t=-2.976)、-0.547(t=-3.347)、-0.506(t=-2.484)和-0.438(-2.868)。除以EDI_amount为被解释变量模型中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外,其他模型中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政策实施后,国有性质的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提高,国有性质的非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下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办法》的规定更多的是针对重污染行业,而非重污染的国有性质企业在相关的法律颁布后受到的公共压力并未增大,因此披露的环境信息水平和质量没有提高。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2004~2006年与2009~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办法》的颁布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与质量。根据产权性质分类进一步研究发现,《办法》颁布实施前,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质量与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没有明显差异。但《办法》颁布实施后,国有控股企业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更高。通过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分组研究发现,国有终极控股的重污染企业在环境政策颁布实施后,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均显著提高,而国有终极控股的非重污染企业在政策实施后并没有表现得更好。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对如下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环境政策的有效性,但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依据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有区别的细则。由于现有环境政策针对重污染行业的规定较多,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也相对较高。但为了全面监督企业的环境污染状况,对于非重污染行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也应有具体的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法规的颁布实施为研究制度变更引起的公共压力增大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天然实验”,为公共压力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明。

分类环境 第11篇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数据挖掘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分布式数据挖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分布式数据挖掘是分布式计算与数据挖掘技术的有机结合,是建立在分布式数据集的基础上,用于分布式环境下的数据发现技术[1]。本文对于分类算法在分布式环境下的并行化进行探讨,给出一个具体的实现系统。

2 分布式并行挖掘系统结构

2.1 概述

本文主要解决分布式数据集环境下数据分类算法的改进,如图1所示,本文所提出的分布式并行挖掘系统结构及功能如下。

2.2 系统构成

a. 用户界面:与用户交互(数据选择,算法选择,知识查询),是针对用户使用的友好界面。

b. 用户代理:主要功能是查找已有知识库,若知识库中已存在部分数据产生的中间过程的知识,不重复计算,这样可以提高效率,避免不必要的计算。

c. 事务管理器:事务管理器主要用于接收用户agent,根据情况分配任务到各结点,和挖掘agent交互,接收各结点计算的中间数据,进行判断和整合,根据结果继续进行得到各结点最终结果,整合成知识。

d. 挖掘agent:接收事务管理器任务,与其交互进行所在结点的挖掘操作,主要用于各个计算节点。

3 负荷均衡处理策略

3.1 分布式挖掘结构

如图2所示,本文采取一个管理结点对应多个计算结点的主从式结构。管理结点的主要任务是与其他计算结点通信,进行任务的分配、数据的预处理以及在计算过程中中间数据的传输。其中,光谱数据是存储在不同的存储之上,各计算结点均可以进行访问。在此结构中,各计算结点间不进行通信,只与管理结点进行通信,交换信息。

3.2 权值计算

在一般的并行分类过程中,任务是平均分配的,这就可能导致由于网络响应时间和计算结点的不均的计算能力的影响,使得任务分配不均,效率受到不小的影响。效率受到影响的主要因素是计算结点的计算能力、网络响应时间。

为了解决这种任务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做如下处理。

a、网络响应时间tn: 我们通过管理结点响应和计算结点相对应答的时间差为网络响应时间,在实际计算过程中,通过多次求平均值的方法获得。

b、管理结点到计算结点所在边的权值cwi:把网络响应时间ti作为管理结点与计算结点之间的权值衡量标准,则每个管理结点到计算结点所在边的权值cwi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c、计算结点对应的数据读取权值rwi

同理,影响计算结点读取共享存储中数据的传输速度的主要原因也是网络状况。设计算结点i到存储结点j的网络响应时间为tij,设每个计算结点对应的数据读取权值rwi,其中min{ti1,ti2,…tik}为当前计算结点所连接的存储结点间的最小响应时间,以此作为衡量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d、最终,得到一个衡量结点计算能力的值wi,其中r为小于1的一个权重阈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wi=cwi×r+rwi×(1-r) (3)

e、权重比例pi:

undefined

3.3 任务分配过程

a、 每个计算结点得到自己到存储的响应时间tij ,并且返回自己的响应时间到管理结点。

b、管理结点获取到各数据结点的响应时间ti,算出各个结点的权重比例pi。

c、管理结点得到存储记录的容量C总 ,每个结点的任务记录为C总×pi 。

d、按照计算能力权值rwi 进行计算结点的排序,根据权值rwi 降序排列计算结点;根据每个结点到各个存储的数据读取权值rwi 进行排序,按照每个结点的任务记录C总×pi 进行存储上数据任务的分配,分配之后,按相应的变化改变存储记录,依次往下,直到任务分配完毕。

从各个决策树算法中可以看出,随着数据集的增大而导致的计算时间增加。

4 决策树分类方法

分类的目的是根据数据集的特点构建一个分类器。实现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如神经网络方法、统计学方法、机器学习方法、决策树方法[3]。

作为分类器,决策树是一种倒立的树结构,是一棵有向、无环树。它包括一个根结点及叶子结点、内部结点和边。每个叶子结点都对应一个类别标识的值;每个内部结点都对应一个用于分割数据集的属性,都有一个分割判断规则;分割属性和分割判断规则组成了该结点的分割标准。

一般的建树过程如图3所示:

从决策树的建树过程中可以看出,递归的部分主要在选择测试属性和重新划分数据。对于串行算法来说,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其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问题将难以解决。随着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特别是集群式高性能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并行数据挖掘解决了数据量的增加所引起的串行挖掘问题。

5 SPRINT算法及改进

5.1 概述

SPRINT算法建立决策树也包含两个主要阶段:建树、剪枝。其中剪枝阶段,所采用的是MDL方法[2]。

5.2 数据结构

在SPRINT方法中有两个主要的数据结构:属性列表和直方图。每一个节点的每一个属性都有一个属性列表,每一个属性列表都有相应的直方图。对于每一个连续属性,都有两个相关的直方图,分别为Cbelow和Cabove, 它们和属性列表中的相应扫描位置有关 [5]。

初始的属性列表来自根节点对应的训练数据。在根节点处,对于连续型属性,属性列表通过属性值排序。在树的建立过程中,节点被不断分割,对应的属性列表也被分割。

5.3 分割阈值

对于统计度量,使用基尼指数(Gini index)来度量最佳分裂点,进行属性选择。假如集合S包含N个类别的记录,那么其Gini指标就是:

gini(s)=1-undefinedpundefined (5)

Gini值越小,表明信息增益量越大,节点分裂质量越好,所以使用最小Ginisplit 就被选择作为分割的标准。

对于连续数值型属性,分裂的形式为A<=v。假设排序后的结果如下,v1,v2,v3,……vn ,通常取中点为分裂点,取最小Gini值的就是最佳分裂点。

要找到每个节点的最佳分裂属性,则需要扫描每个属性列表,分别计算各个属性的Gini值,然后选择Gini值最低的为该节点的最佳分裂属性。

6 分类并行化的研究改进

由于建树阶段的数据敏感性,而修剪阶段只是访问在建树阶段所建立的决策树,其计算耗时不大,所以,在进行决策树分类的并行计算中,主要是对建树阶段的并行化。

其模型如第三部分所示,使用主从式的计算方式,管理节点分配任务,收集并分配中间计算信息,各个计算节点进行建树。利用这种负荷平衡控制策略,高效地分配任务,调节各节点的负荷平衡,提高效率。

本文数据进行横向划分,具体划分参见第三部分,把数据按照网络负载及节点的计算能力权值分配到相关的记录数目。在求解当前节点分割点时的计算流程如图4,各个计算节点只对部分数据进行划分。

在这种划分情况下,使得在计算过程中,复杂度最高的操作计算分割阈值起到了很好的并行效果,降低了遍历数据集所需的时间。且在与管理节点通信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项信息的交换,只需要进行统计数据的交换。这种计算模型效率大幅度提高,理论上讲,如果计算节点数量N无限多的话,将使效率提高N倍。

7 结论

结果显示,虽然在节点数较小的情况下改进的算法没有明显效果,由于在计算之前要进行权值的计算,效率反而要低。但是改进后的SPRINT算法比传统并行SPRINT算法及串行算法效率在节点数增加的情况下,效率明显要高。主要有以下原因:

a. 采用考虑计算节点负荷均衡的策略,根据各个计算节点的计算能力及网络负载情况算出各个节点的负荷能力权值,合理均衡分配计算任务,找出一个最优分配方法。

b. 采用数据集横向划分的方法,各个计算节点在计算分割阈值时无需与其他计算节点通信,只需向管理节点提交统计信息,并由管理节点决定最优阈值。这样有效减少了通信量,并且将计算节点与管理节点功能明确分开,有利于计算节点的扩展,提高并行度。

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案,提供了一个最优任务分配方法,在时间复杂度上,提高算法的并行性,并且保持了良好的扩展性,还大大降低了通信开销。其中,考虑负荷均衡的任务分配策略还可用于其他并行决策树算法,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SPRINT算法中,最耗时的是在决策树构建阶段,如何进一步在此阶段提高计算效率,值得进一步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Jiawei Han,Micheline Kamber.Data mining:concepts and techniques.China Machine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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