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管理范文（精选12篇）
分权管理 第1篇
一、集团公司各种财务控制体制的分析
在集团公司的管理实际中, 绝对的集权和绝对的分权都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都是既有集权又有分权的混合形式, 只是存在集权多一些还是分权多一些的问题。集团公司财务控制体制可分为三种: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与混合型财务控制体制。
(一) 集团公司财务控制体制的本质认识
在集团公司里, “权”在财务方面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集团公司财务发展战略和公司财务政策及其制度保障体系的制定、解释、调整与变更权。第二层:与第一层相关的能对第一层产生直接或潜在重大影响事宜的决策管理权以及非常事项的处置权, 如巨额融投资项目决策权等。第三层:对集团公司财务发展战略和公司财务政策不构成重大影响或仅产生一般影响事宜的决策管理权。第四层:就集团角度来看, 属于一般的和日常性的财务权等。第五层:子公司等成员企业对于自身内部及下属更低层次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权。财务控制体制的本质差别主要在于“权”的界限及其所体现的层次结构特征。无论实行的哪一种财务控制体制, 一、二层次的全部权力都是独揽于母公司或管理总部的, 因此, 对集团公司财务控制集权与分权的讨论, 实际上只是寓于第三、四、五等权力层次。
(二) 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分析
1. 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是指集团母公司对于公司的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财务事项拥有绝对决策权, 子公司的财务数据也统一设置, 母公司以直接管理的方式控制了子公司的经营活动。
在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中, 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母公司, 子公司只有少部分的财务决策权, 其人财物及供产销统一由母公司控制, 子公司的资本筹集、投资、资产重组、利润分配、费用开支、工资及奖金分配、财务人员任免等重大财务事项都由母公司统一管理。母公司通常下达生产经营任务, 并以直接管理的方式控制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 子公司只相当于母公司的一个直属分厂或分公司, 投资功能完全集中于母公司。
2. 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的优缺点
优点:第一, 发挥总部财务专家的作用。跨国公司、特大型公司, 在其总部通常以高薪聘请优秀的财务专家, 把财务管理决策权集中于他们手中, 就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利用专家的智慧和才干, 提高公司财务的管理水平。第二, 获取资金调度和运用中的规模经济效益。第三, 优化内部资源配置, 满足子公司对资金的不同需求, 子公司所面临的资金市场条件不同, 其对资金的需求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由公司总部集中行使财务管理决策权, 可以在高层次上调整公司内部各单位的资金余缺, 优化资金配置, 保证资金供给, 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总部加强对全球性生产经营的控制。
缺点:第一, 易挫伤子公司经理的积极性。财务管理决策权是公司总部向子公司经理授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中的财务管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子公司经理变得消极甚至不满。第二, 易使子公司丧失经营良机。由于实行集中的财务管理, 一些子公司不得不放弃子公司可捕捉到的机遇和可以得到的利益以服从公司全局的需要。而另一些子公司却因公司总部的策略安排, 得到其它子公司的支持, 获得本不属于它的额外好处。
(三) 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分析
1. 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是指集团母公司只保留对于公司的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或审批权, 其他管理权限下放给子公司, 公司财务信息来源于公司财务合并报表, 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可单独设置和分离。
企业集团采用分权式的财务控制体制的特点是, 子公司享有更大的财务决策权, 子公司以接受母公司间接管理为主, 母公司通常不能以指令性计划方式来干预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让子公司在业务上可以独立自主。
2. 分权型财务控制体制的优缺点
优点:第一, 信息专门化。分权式管理, 可将决策制订放在需要信息、储存信息、选取信息及加工信息的地方, 获取信息的专门化效益。第二, 反应迅速。分权式管理, 使子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策权, 可以得到分散经营单位在制订和实施决策过程中迅速反应, 而不必使所有行动方案均等到公司总部同意方可实施。第三, 更有效地利用和管理时间。分权式管理, 把总公司从大量日常经营决策中解放出来, 使其有精力关注政策性和战略性的决策。第四, 减少规模管理引起的复杂性。分权式管理可将较大的问题分为较小的、更易管理的部分, 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第五, 利于子公司人员的培训。由于分权, 各级经理都可制订决策。通过对较小问题的实践, 子公司的经理们可学会如何做大的决策, 容易成长为高级决策者。第六, 激励子公司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分权式管理赋予子公司管理人员更大的自主权, 使他们对分配的任务更主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缺点:第一, 目标一致性问题。采用分权式管理时, 各子公司经理可能将最好地实现本部门的目标为衡量标准, 而把其它子公司或总公司的目标排除在外, 以致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第二, 当分权管理形式不当时, 还可能造成许多其它问题, 如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的信息中掺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虚假信息, 而总公司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精力。
(四) 混合型财务控制体制分析
1. 混合型财务控制体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为了克服极端集权制与极端分权制的不足, 一种新型的财务控制体制也就应运而生——混合型财务控制体制。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将部分权力适度下放, 一般来说, 事关企业发展大局的决策如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批准企业财务预算、确定企业发展战略等, 其权力就配置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权如拟定各种具体的项目计划、控制现金流量、进行管理报告与分析落实财务预算等, 就配置给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对于一般成本费用的控制、采购方式的选择等日常活动其权力可直接配置给基层有关从业人员。
集团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效益为中心, 追求资本的最大化。混合型财务控制体制意在以集团经营目的为核心, 将集团内重大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 而赋予子公司自主经营权。
2. 混合型财务控制体制的优缺点
优点:第一, 有利于强化集团公司对于公司的财务控制, 保证集团的整体利益。第二, 有利于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
缺点:集权和分权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模糊带, 可以集, 也可以分, 因为没有搞清楚职责权限, 结果无法与其相承担的责任相对应, 最终使集权和分权都陷入制度本身的弊端。
二、集团公司财务控制体制的权衡与实施
(一) 集团公司财务控制体制选择
1. 根据集团公司的所有制情况选择
如果仅仅从所有制看, 私有化程度越高的企业, 越应该集权。在这样的企业, 只有老板不会贪污和受贿, 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贪污和受贿。相反, 公有程度越高的企业, 越应该分权。通过分权, 对权力加以适当制衡, 有利于减少以权谋私。
2. 根据集团公司主要决策者的水平选择
许多集团公司都有二级公司、三级公司, 而这些公司主要决策者的水平、能力差别很大。正确安排是, 能力强的, 充分放权, 让其一个人说了算;能力弱的, 上面加强审批。
3. 根据集团公司要决策的内容选择
战略决策, 应该是专家参与, 领导拍板;而事关全职工利益, 事关关联交易等决策事项, 应该充分听取职工或股东意见, 避免少数人以权谋私, 损害职工或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4. 根据集团公司规模的不同进行选择
小型集团公司因总部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和财务专家, 往往较多地把财务决策权交给子公司经理, 实行分散化的财务管理。大、中型集团公司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多的财务专家, 大多实行集中的财务管理。它们通过政策指导、下达命令、信息交流和规定的报告程序统一管理、协调各子公司的财务活动。
5. 根据集团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选择
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集团公司财务控制体制存在很大的权变性。在集团创建初期, 从维护和增强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和产业技术优势出发, 宜采用集权管理模式;而随着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日渐成熟, 宜采用在集团总部统一政策目标与领导控制下的分权管理模式。
6. 根据集团公司各阶段发展战略进行选择
发展战略是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在集团公司的某一阶段采取的具体战略的差异, 必然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来支撑。在实施扩张战略阶段, 分权程度应大些;在稳定型战略下, 集团总部对投资融资权必须从严把握, 而对有关资金运营方面的权力可以适当分离;在紧缩战略之下, 必须强调高度集权。
7. 根据集团公司管理文化结构的影响选择
管理文化的不同对企业集团的管理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化, 无论是子公司还是其他成员企业, 在法律上有平等的法人权利地位, 因此, 采用分权管理体制较多。对于东方文化, 注重“集中统一”的社会意识, 采用集权制较多。
(二) 科学合理的实施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1. 建立强有力的集权
第一, 银行账户管理。针对企业集团出现的子公司私自在银行开户截留资金的问题, 母公司应加强对子公司开户的控制和账户的管理。第二, 现金预测。为了使现金管理变被动为主动, 克服短期行为, 母公司应通过整体预测, 随时掌握每一时期和时点可以运用和必须支付的现金, 对子公司现金的集中管理为现金预测提供了条件。母公司每天都将实际收支情况与预测相比较, 发现不相符的情况, 及时找出原因, 以便采取纠正措施。第三, 筹资管理。母公司在现金预测基础上, 研究集团资金来源的构成方式, 选择最佳的筹资方式。子公司所需资金原则上不得擅自向外筹集, 而须在集团内部筹集, 并由母公司财务部门负责此项业务。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还可以借助价值规律, 实现集团内部资金的有偿使用, 即子公司向母公司借款时须支付利息。
2. 实行广泛彻底的分权
母、子公司财务的集中管理并不排斥子公司的独立核算, 而是在统一的有机体内充分体现子公司的法人地位。子公司在母公司审定的决策范围内,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对自己的生产、销售、投资、分配等享有法定的经营权。
3. 集权与分权的适当结合
第一, 投资管理。集团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集团公司的发展方向, 因此, 集团投资管理倾向于采用集中管理。在母公司对子公司资金加以集中管理之后, 投资管理可以适当分权, 即子公司有权制定一定金额以下的投资项目, 但一般占集团投资很小的一部分。同时, 母公司应建立健全子公司对外投资立项、审批、控制、检查和监督制度, 并重视对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 规范子公司的投资行为。第二, 利润分配。母公司作为企业集团的主体, 其利润分配是集团利润分配的核心内容。母、子公司以控股方式形成, 对应的是按股份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对母公司而言, 子公司所增利润要按一定比例留在母公司, 以便满足集团的长远发展需要, 同时也要保证子公司和职工的利益得到逐步增加, 这是集团凝聚力的动力和源泉。
三、总结
企业集团也是在发展变化的,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应随着企业集团母公司的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 对于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选择, 应该是一个动态配置的过程, 应以实现企业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最终的财务管理目标, 这也是构建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 也是科学处理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企业分权管理的重要性 第2篇
管理，在于平衡集权的利与弊
远观历史长河，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的形式与思想一直影响至今，同时也深入至中国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当中，成为一种无形的企业管理文化。
案例中的焦志军，习惯将大权独揽一身，鲜见协同分工。虽然，目前大多数企业的集权管理，除了受此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外，也存在社会发展方式和人性特点等方面的因素。但是，一味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会导致管理方式人性化的缺失。
若从科学、客观的角度来审视企业集权式管理，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促使组织架构、总体政策形成高度统一，达到决策执行的高效率与组织架构的高稳定性。
在社会经济高度市场化的今天，企业集权式管理的弊端也愈发突出，主要表现在集权降低了决策的质量与反应速度的下降。案例中的新宏保险其权力高度集中在总部，各分公司及下属部门的权力形同虚设，市场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拖拉、推诿、扯皮现象。
首先，高层与基层渐行渐远，与市场的接触距离也越拉越大，双方之间的沟通，不仅速度缓慢，还可能会曲解传达公司决定决策，最终影响决策的正确性与执行的有效性。其次，高度集权的企业管理，极可能使下属部门失去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能力。最后，直接降低组织中成员的工作热情，当大多数成员失去了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思想参与权利时，取而代之的是思想依赖，是只会行动不会思考盲目地执行服从。
因此在应对市场的急剧变化时，管理集权的领导者就会显得手足无措，这是集权制潜在的危险性。因此，在我们的案例中，企业高层领导者一旦变动，整个企业就开始动荡，失去主心骨，直接导致了“新宏样板”的陨落。
分权，在于保证发展的永续性
企业的分权实质是要实现权力的分散，根据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在组织的上层将组织的决策权分授于若干重要组织成员。分权管理的明显优势是可以使企业组织快速、有效的应对市场的即时变化，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市场竞争中能更加灵活的采取应对措施，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也谈到：管理者应该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与自己的关键职责相关的重要工作上，而把那些与自己的关键职责关系不大的工作“交付”给下属。我们理解这里所指的“交付”就是授权、分权的过程。
分权管理虽然在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个体积极能力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对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又存在一定的弊端，过度的自由管理会让公司整体行动缺乏协调力、向心力，从而对集体利益不够重视、各自为政，更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组织裂变等。
历史上，周王朝在灭商之后分封了八百镇诸侯，然而过度的分权，却使周王朝逐渐失去掌控能力，最终导致周朝的覆灭。同样，过度分权管理也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机。
适度分权管理的模式相对于高度集权管理的模式来说，还是比较先进、开明的。但是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唯一的，不论集权或分权，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放权并不是单纯形式上按部门、按职级等进行划分，关键在于：决策权是否给予了充分下放;上下级领导、部门之间的互动是否顺畅，是否是良性循环。所以，分权在于保证企业发展的永续性，而不是过度自由后的涣散性。
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是企业存在及发展的基本条件。二者相结合也是企业保持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客观要求，必要的集权，能实现经营管理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实现对人、财、物等经营资源的统一调配，保证各单位围绕企业的统一目标而一致行动。同时，必要的分权，才能发挥企业各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能够根据复杂多变的市场实际情况，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反应，实施决策。因此，只有建立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权力结构，才能达到相辅相成的良好效果。
未画完的句号与企业“分权管理” 第3篇
一位著名企业家在台上作报告时，台下一位听众问：“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问，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没有把圈画圆满，留下了一个缺口。他反问道：“这是什么？”台下听众七嘴八舌地报出答案，但却没有人说对企业家的本意。企业家笑了笑说：“其实，这只是一个未画完整的句号。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道理很简单，我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圓满，就像画个句号，一定要留个缺口，让我的下属去填满它。”
这个例子，道出了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问题——“分权管理”的激励作用，通过权力下放给每一位职员自主发挥的空间，让下属去补上老板决策后没能画完整的圆。留个缺口给他人，并非是管理者的能力不强，实际上，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带有全局性的圆满。给猴子一棵树，让它不停地攀登；给老虎一座山，让它自由驰骋。唯有如此，员工的创新能力才会提升。
还有一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但是当渔民将捕捞的沙丁鱼运回港口时，发现大多数沙丁鱼已经死了，死鱼卖不上价，怎么办呢？聪明的渔民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沙丁鱼的天敌——鲶鱼与沙丁鱼放在一起。鲶鱼因其活力而四处游动，偶尔追杀沙丁鱼，沙丁鱼因为鲶鱼的追赶而高度紧张，于是便四处逃窜，把整槽鱼搅 得上下浮动，也使水面不断波动，从而氧气充足，由此保证了沙丁鱼活蹦乱跳地被运回渔港。因此，这种现象被称为“鲶鱼效应”，也被称为“非同类刺激”！
而对于企业管理中的“分权管理”，思科公司的总裁约翰? 钱伯斯在实践中提出的“分权理论”认为，最优秀的领导并不需要大包大揽，事必躬亲，其关键作用在于如何把人员合理地进行统筹安排。他说：“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如何放手。你不能让自我成为障碍。要想让公司成为高增长公司的惟一办法就是聘用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比你更好更聪明的人，使他们熟悉他们要做的事情，要随时与他们沟通和交流，以便让他们不断地找到你为他们设定的方向，然后你就可以走开了。”在这种宜于现代企业适用的“分权理论”指导下，思科摈弃了指令性管理法，采用科学的目标管理法，有效提升了企业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思科公司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对员工的具体工作指手划脚，上司只能够大体制定一个方向，具体操作就由员工自由发挥了。这样一来，在目标的实现上，员工会有很大的灵活范围来采用具体方法。实践证明，员工自己的方式总是会将工作完成得更好更快，并且员工的方式中往往会包涵有更多创新的东西。
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管理中的“鲶鱼效应”还是“分权管理”，都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鲶鱼效应”的作用在于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有效激活员工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让员工在刺激作用的驱动下，展现活力，使之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美国营销大师爱玛? 赫伊拉曾说：“不要卖牛排，要卖煎牛排的滋滋声。”因为滋滋声也是一种刺激，颜色是视觉的刺激，声音是听觉的刺激，味道是味觉的刺激，手感是触觉的刺激，感觉是体验的刺激。可以说，刺激在企业管理中无处不在，这种科学的刺激方式，可以使员工受到积极的影响，继而产生沙丁鱼似活蹦乱跳的动力。
浅析资金集中管理下的分权制衡 第4篇
资金管理是企事业单位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我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增强各方面的实力, 例如, 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 增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进而抵制竞争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资金作为每个部门前进的必备力量, 这一工作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到该单位的发展前途与命运。也就是说, 会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所以, 无论是单位自身还是政府管理人员, 都必须重视资金管理工作, 把孟德斯鸠分权制衡原理很好的运用到资金集中管理的工作中, 保障资金在阳光下运作, 为企事业单位的发展与进步做好铺垫。
一、资金集中管理的必要性
目前, 我国有不少企事业单位在资金管理工作中采用了分散式的管理模式。例如, 有不少大型集团把资金分散到各个子公司;也有部分资金比较雄厚的公司, 将财产分制于不同银行的账户中。这种分散式的资金管理模式存在很多弊端, 首先, 分散式的资金管理模式加大了资金管理与调动的工作难度, 尤其是大型公司。其次, 子公司拥有资金自主支配权后, 总公司就无法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与监督, 容易引发资金管理工作混乱无章的问题。再次, 分散的资金存管模式与集中管理模式相比, 因为前者的户头比较分散和凌乱, 所以在银行的信用等级度上就明显不如后者。因此, 前者在融资力量上也就远远不如后者了。要知道, 资金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所在, 企业融资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一个企业失去了银行借贷能力, 那也就意味着该企业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了。
分析目前很多企事业单位, 尤其是企业单位的资金管理
不足, 在完善成本核算管理过程中, 全员一起努力,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更好发展, 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改进和优化企业成本核算和管理, 以保持长期的成本优势。强化成本意识, 树立企业成本管理的系统观念, 选择合适的成本核算方法和适当的费用分配标准, 规范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和核算范围, 加强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 建立科学有效的成本管理机制, 完不当的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 有不少公司出现资金问题是源于没有建立健全的资金内部管理系统, 导致部分资金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鉴于分散式资金管理模式所带来的弊端, 提出加强资金集中管理, 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和信息管理平台就很有必要。例如, 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专门管理资金的部门;提拔优秀的能够指导资金正常运转的专业型人才,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会计工作人员;规范资金调动程序;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等等。对资金进行集中管理不仅是迎合国际发展潮流、适应时代发展步伐的需要, 最主要的还在于是企业自身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资金集中管理, 有利于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众所周知, 原始资本是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基本前提。雄厚的资金有利于企业项目的开发以及规模的扩大。公司任何一个活动的开展都少不了资金的强大支持。资金集中管理模式, 使公司的资本都集中于一体, 构成企业运转的强大后备资源, 是企业抵御风险、发展项目、增强竞争力的有力保障。公司如若建立专门的资金统一管理机构, 将集团的有效资金集中起来, 可以增加运作资本,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与扩大。同时, 资金的集中管理还可以加强资金运转的明晰度。在资金明晰的情况下, 管理者可以更好、更快地掌握公司的盈亏情况。一旦发现资金短缺的状况, 可根据情况及时地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从而降低公司的风险。
二、资金集中管理存在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 大型公司基本采用的是集中管理资金的模式。而且在这种模式下, 公司的资金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与利用, 并且方便了资源的合理调配, 也节省了部分不必要的浪费。这一系列优势使公司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例如, 规避风险的能力增加了、国际竞争力增强了。但是,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也不例外, 一方面, 它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同时又带来了一些隐形的危害。如何充分利用好这把双刃剑, 就要求我们首先得了解到它的问题所在。
(一) 从资金管理困难的层面来看
公司业务错综复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尤其是一些大型集团。业务频繁难免会产生资金不明的状况, 如此就给了子公司索取不必要费用的可乘之机。例如, 员工补贴;年终奖金等等。企业的资金管理部门很难正确的把握各个分公司的资金收
善成本考核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乐艳芬.成本管理会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支状态, 因此会造成资金分配困难的状况。导致一些子公司抓住资金管理上的这一缺口, 采用鱼目混珠的方式来骗取上级拨款, 而一些真正需要发展资金的子公司却迟迟得不到救济与扶持。
(二) 从发展目标不一致的层面来看
依目前的企业发展形势来看, 也存在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联系仅仅建立在法律之上, 但在经济实质上并无控制权, 资金上更无任何瓜葛。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主要表现为:1.被并购企业或合资企业, 由于股权结构复杂, 整合期间总部的一些总体发展管理建议不能被子公司实施, 例如子公司不加入资金集中管理;2.子公司的发展目标与总公司的规划目标不一致, 子公司一些建设性建议不被总公司所采纳。例如, 总公司对资金进行了集中管理, 但在子公司需要项目发展资金投入的时候, 却因为遭到总公司的反对, 没有任何财力上的支持, 导致子公司的项目计划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些不仅违背了资金集中管理的最初原则, 不利于企业全面、协调的发展, 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利益。
三、在资金集中管理下实行分权制衡的重要性
分权制衡并不意味着将资金进行分散式管理, 而是在建立了资金集中管理的模式上, 利用多方面的力量, 来加强对资金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 并且对资金的运转进行有效的引导。分权制衡, 不仅是解决企业资金管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也是促进企业更好地利用资金优势来寻求更好的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举措。
(一) 有利于加强对公司资金的整体掌管力度
在集中化的资金管理模式下实行分权制衡, 采用多人员对资金实行监管的制度, 使企业主管部门可以从多方面的反映情况上来掌握公司财务的整体运转状况, 方便合理地调配资源。例如, 加大对资金紧缺部门的财政开支;削减开销过大或超出资金预算部门的财政扶持力度。此外, 实行资金的分权制衡管理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子公司的资金使用自由度, 可有效地防止下属单位私自挪用大量公款行为的发生, 预防分公司财务不明给整个企业带来损失的相关问题, 给公司的资金加上了一道安全防护锁。
(二) 分权制衡可减少个人私吞财产现象的发生频率
个人私吞在资金的高层管理人员发生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究其原因在于资金管理大权的高度集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个人独掌大权, 就容易引发私欲的膨胀, 进而诱发一些列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不仅伤害了企业的利益, 更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效益。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原则告诉我们, 要想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就必须加强监管力度。分权制衡原则强调了权利的分散与制约, 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样, 我们可以将此原理引申到对企业资金管理体系结构的构建中。分散掌管资金权利的主体, 加强彼此之间的约束力, 防止权利的滥用而导致公共财产经暗箱操作而被个人私吞现象的发生。
(三) 分权制衡可调动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资金集中管理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权利高度集中的基础之上, 对企业而言, 总公司在掌控资金大权的同时, 应适当放宽下属单位的资金管理权限。也就是说, 总公司既要把握好资金的整体支配格局, 又要充分利用分权制衡原则来调动下属公司的工作积极性。例如, 在大量资金被集中管理后, 给予子公司日常开支的自由支配权;自主开发小规模项目的投资权;小额资金不必申报即可调用的权利等等。这种权利的分配方式避免了许多不必要麻烦的产生。既达到了资金集中管理的目的, 又不影响企业的整体运作, 同时可调动下属公司工作积极性, 并提高工作效率。
(四) 分权制衡可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增强企业的经济利益
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无法规避的风险。如何把风险降低到最低, 是个值得各个企业去思考的问题。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实行分权制衡原则, 给予分公司一定的权利, 就可使他们拥有及时回应风险, 并且迅速地反击市场的能力。如此, 不仅可以达到促进企业发展的目的, 亦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来保障子公司所有员工的利益。
四、资金集中管理下分权制衡的局限性
权利的分散, 也就意味着具有话语权的主体也多。在众多权利主体之间开展讨论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利益着眼点, 都想给自己以及所属的部门争取最大的利益, 因此, 就容易产生意见不统一的现象。例如, 关于企业资金的投入方向问题;各个分公司的资源配置问题;员工福利以及个人奖金的发放问题等等。在权利分散后, 这些涉及到资金方面的问题就得进入开会表决的程序。在表决的过程中, 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就被掺杂进来, 导致在资金分配上难免存在公私不分明的现象。总之, 资金集中管理下的分权制衡原则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何克服分权制衡的缺陷, 进而充分发挥其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的作用, 就需要企业单位加以努力。
五、结语
在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实行分权制衡原则, 虽也存在工作量增加, 造成人力资源浪费等不利因素, 但从整体格局来看, 其有利成分还是占据着主体部分。所以, 企业以及其他单位, 都应该加强资金集中管理下分权制衡制度的建设, 打造出一个阳光的资金运转体系,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备力量, 推动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 为我国经济的整体进步、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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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管理 第5篇
首先，在没有透明的民主监督机制和良好的地方政府治理环境下，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更多的腐败，这是由于下级政府与本地利益集团关系更为密切，更可能面临当地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其腐败的机会更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透明性一般较差，审计、媒体监督等外部约束发展不充分，在地方上对腐败的约束可能更少。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地方财政权力加大可能导致更多的腐败。在中国，地方财政资源乃至一般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存在大量以权谋私现象，它动摇老百姓对社会公正的信念，使政府威信蒙尘。
其次，过度的财政分权可能增加不平等。对个人分配不平等的调节只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财政分权会影响中央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地方政府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可能是不公平的，落后地区的穷人应该比富裕地区的穷人得到更多关照。而且，地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效率也不高，其政策会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失效。财政分权还可能加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越富的地区，税基越大，在同样的税率下，地方政府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或者可以更低税率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从而可能发展更快。而落后地区可能陷入所谓“贫困的陷阱”。
分权抑或集权 第6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指标；科技投入； 区域竞争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4-0034-07；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1995年中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在科技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尤其从2005年以后，科技研发财政经费的增速更加迅猛，从2005年的1354.9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6184.9亿元。巨大的科技经费增量的同时，如何衡量科技经费的产出效率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把握不同省际的差异及其原因，对于未来我国提高科技经费投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讨论财政分权的文献主要考察了经济增长和分权的关系，而刻画单一事权和对应产出的文献较少，并且其中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分权指标缺乏内在机理的说明。本文着眼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权指标——一个更加细分的事权。地方政府资助的科技项目，当然期望主要为地方的经济增长服务。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多样化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指标，但仍然无法动摇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极其明确的利己目的。张军（2007）[1]分析了中国的分权有经济上分权和政治上集权的特征，政治上的集权对于官员考核具有异质性（经济上的考核相比而言具有更多的同质性），但是在一些细分的专业部门，特别是科技管理各部门，由于其指标不是复杂的总量指标，所以，对于地方主观的考察，会更加趋向于同质化。也就是说更加符合传统（第一代）分权理论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非常专一的目标下，地方政府的投入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并且相对于中央政府科技投入而言，在一个狭义和清晰的创新指标作为目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否有更加好的成绩呢？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揭示三个主题：1.按照直接受益人平均的新分权指标体系的正确性；2.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必要程度和现有分权制度安排的效果；3.通过东中西部比较来观察科技发展是否存在强者恒强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在Blank，David M.，George J. Stigler（1957）开始对政府科技投入的绩效做了评估的努力之后[2]，随着政府投入策略越来越显著，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科技投入作为解释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的分析（Martinez-Vazquez，McNab，2002）；[3] 第二，政府科技投入对于企业科技投入的作用系数以及机理研究（Zvi Griliches ，1979）；第三，以税收来实现的政府科技投入的效果评估（Warda，1999；[4]Jacek Zhu，[5]Pingfang等，2006；蒋建军、齐建国，2007[6]）；第四，政府R&D投入的综合绩效评估（李涛、黄纯纯，2008；[7]解茹玉，2009；[8]马少强，2011[9]）。第一类研究实际是集中于测度生产函数中广义技术的贡献，这个广义技术，实际上不能区分除了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外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所以和狭义（或者说精确）的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早在1979年Zvi Griliches就指出这种在生产函数中对于资本人力的补充的广义技术的分解是困难的，这种思路的研究试图通过计量实证，讨论政府R&D投入对于企业R&D投入是促进抑或挤出，在机理的说明上比较牵强。第三个关于税收优惠的问题，国外研究较多，虽然国内学者做了些工作，但是由于中国的数据难以取得，所以贡献寥寥。
张五常（2008）总结和归纳了对于分权的正面评价：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和对于地方异质性的处理，在激励和资源配置方面作用明显，这种被称作“县域竞争”的治理模式促进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而负面的评价在于：第一，区域分割导致科技投入作为一个准公共品有被挤出的问题（李涛、黄纯纯，2008）；第二，区域不平等的加剧（解茹玉，2009）；第三，信息不对称被分权强化，从而使得上级的监督更加不易（马少强，2011）；第四，中国式分权，只是在中央监督层面对于地方的放宽，而地方层面仍然是集中，那么行政色彩浓厚的政府诱导型波动就会是一个惯例，这点和Ti Bout（1956）及Musgrave（1959）[10]等对于分权的定义是有区别的。关于分权讨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主要集中于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分权的关系。而纵向部门中的分权，由于更多地吸纳下级参与者意见，更加趋近于国外文献讨论的“联邦分权”。在科技投入参与者中，科技部及下属各地的厅局、中科院及分院、大型学校和大中型企业还有正在壮大的国家投资公司（或产业引导基金），大致可以形成一个“联邦体制”，并且由于主体增加，R&D投资目的也越来越有多元化、市场化的倾向。这种状况使得对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析，能够接近于理想的理论假设条件；第五，无论是第一代分权理论还是走得很远的第二代分权理论，Duc Hong Vo（2009）[11]认为都需要扎实的实证来检验。
通过文献梳理看出，对于政府R&D投入的正向作用，基本还是肯定意见居多，但是对于政府R&D投入的合意比例和绩效评估有很多分歧。对于政府投入决策机制的分析，也没有精确的模型。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分解政府作用这个外生变量，来观察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以期通过不同初始禀赋的省份科技投入效率的比较，寻求产出效率改进的逻辑。
三、指标构建、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指标构建
对于分权指标的更加精细化的设定，一直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如何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构建合理的指标划分方法，周业安、章泉（2005）[12]，张晏、龚六堂（2005）[13]等都有详细地讨论。在总量讨论中有时候使用支出收入的对应指标来分析分权，但是在单项支出中，无法确认对应收入，所以用单独的支出来代表事权划分的比例。本文基于直接受益人群人均值而不是总量或者总人口平均（基于科技支出的使用者的具体指向，用科技人员群体作为人数平均的基础具有更加现实的逻辑）构建了六个指标，科技人员和“科学家”（中高级职称）都具有左右政府科技投入的作用，所以，用科技人员和“科学家”作为省级政府科技分权指标的分母，更加具体和有指向性。同时为了进一步确认指标的稳健性，又使用了几个常规指标作为参考。
试图用这两个人均分权指标来分析各个省级区域科技分权的效果和投入的倾向性（对于专利的增长如果是指向明确的，那么可以认为至少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是短期目标明晰的，长期的影响由于缺少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所以超出了本文实证分析的范畴）。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则选取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各省（依照惯例不包括西藏和海南）的财政科技投入没有在年鉴中列出，用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校的科技经费筹集中的财政筹集作为各省的科技财政投入（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投入）。依据以上两个代替指标算出的各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各省财政科技总投入的比例（加总各个省的这两个数据）从2008年到2013年分别为0.34，0.34，0.42，0.36，0.34，0.38。而同期的科技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全国总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和总的（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分别为：0.368，0.374，0.355，0.368，0.394，0.4。两者比例基本接近，由此，我们认为拆分的各省省级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投入是逼近事实的。观察到2008-2013年的全国科技活动内部支出经费中，劳务费对总内部支出的比值为43.5%（均值），固定资产构建费占内部支出的比值为56.5%（均值），所以我们使用了PIC权重44%，PII权重56%的价格调整指数构建。（朱平芳等2003年提出的科技投入价格调整方法，是用PII权重45%，PIC权重55%[13]），本文计算使用软件为stata12和eviews6.0版本。
（三）变量和计量模型
本文以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应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本形式，并加入了控制变量：
6个分权指标df1-6作为自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各省份专利数zl，控制变量常用GDP作为大的经济环境的刻画，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增长不仅能够直接指向进一步的科技投入，而且社会的综合环境包括不限于教育生活状况制度环境等也会间接促进技术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被大量文献作为外部科技冲击的指标变量，所以这里也用来作为控制变量。在直接投入中，分列地方政府科技投入df，，各省份非财政的科技投入用qt表示。下标i为省份，t为年份。所有变量取对数，以计算增长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整和协整
为避免伪回归和偏误，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使用LLC检验并且为了避免LLC检验要求每个个体的自回归西湖都相等的缺点，联合使用IPS检验，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都表明除了GDP以外的其他变量都通过了零阶单位根检验。
由于有非单整变量的存在，所以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使用Kao（1998）提出的ADF检验。以下是具体结果（以分权指标1为例，其他分权指标结果基本相似），见表3：
（二）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由于中国各个省份具有禀赋的差异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稳健的方法。虽然以hausman检验结果来判断是否使用随机效应有争议（Allison，2009），我们仍然给出了hausman检验的结果（篇幅原因，没有给出随机效应实证结果），亦表明不支持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自相关及异方差问题，采用了分省层面聚类调整标准误的方法（Petersen，2009）。
计量结果（表4）表明六个分权指标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在使用同样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中，使用前两个分权指标的拟合度为0.738和0.791，明显高于后面四个模型拟合度（0.461，0.491，0.417，0.578）。在六个分权指标中，说明这两个以技术人员或者“科学家”为分母的人均指标明显好于按照总人口平均的分权指标，也好于不按照人口计算的分权指标，由此可以认为，这种划分事权的指标，既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也有实证上的说服力。也就是说，基于纵向部门层面（而不是按照省级地域划分）的分权指标应该按照具体受益者人均值而不是总人口平均来测度。
为了考察滞后因素的作用，我们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加入各变量的滞后项，包括滞后一期和二期，对于系数不显著的（滞后）变量进行删除（限于篇幅，不列示结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表5为使用六个分权指标的六个模型在选取了合适的控制变量滞后期后的实证结果。
表5的结果，我们采用了分权指标1和分权指标2及滞后项，地方政府滞后一期的投入增长，可以增加58% （e0.459-1=58%）的科技成果增长。而GDP滞后二期的增长，则对于科技成果增长有更加显著的效果。外商直接投资则表现为一个负面的影响。在使用其他非人均分权指标的模型3、4、5、6中，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滞后一期的增长对于科技产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能让人信服的，也说明了使用人均分权指标的正确性。
五、区域因素的分解
继续进行传统意义上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分别回归，用上面的计量模型，使用科技分权指标1作为因变量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成三个样本组分别进行回归，发现东部和中部拟合良好，而西部样本大部分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东、中部的基础上加入重庆、四川和陕西，我们发现没有模型系数的显著差异，说明重庆、四川、陕西等和其他西部省份没有同质性，而和东、中部大样本具有同质性（重庆、四川和陕西是历史上的教育科研资源集中地，所以，在科技领域，从一般经济地理角度划分的西部在R&D研发的地理划分上并不合适）。按区域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专利和地方政府投入和地方政府自主权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滞后期最显著在滞后一期（地方政府投入）和当期（分权），有人计算的地方政府投入对于专利产出的显著性最强的在滞后5年（朱平芳，2005），可能的原因除了样本不同之外（上海和全国），还有可能是数据截取区间不同（朱平芳数据稍早），越到后来，某些技术的发展加速越快，“干中学”起到了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权指标设定的不同。
用GDP来刻画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大环境，可能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是滞后二期，不能完全地说根据三年前的GDP增长来决定三年后的财政投入，可以设想GDP增长引致诸如教育，人才引进方面的措施的增加和落实，使得创新有更好的土壤（中部滞后二期GDP增长影响了专利产出0.98，东部为0.5）。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国内专利的产出系数没有统计显著性，外资应该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人员流失或者外包等形式形成知识保护框架下的外溢性，这和其他文献的分析结果一致，长期内，我们还是乐于假设有外资带来的技术对于国内创新的正面作用，这样考察长时期内的知识外溢没有长时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支持（2008年以前数据的统计口径和2008年以后不一致）。
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发挥了显著的效应，但是不意味着越发达就对于短期科技创新（如果认为大多数专利是相当于一些更加重大的创新来说短期化的成果）的支持力度越大，中部地区政府滞后一期投入取得了对于专利产出0.81的显著性高于东部地区的0.65，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部地区由于有尽快赶超或接近发达地区的冲动从而对于短期效应的重视。而西部没有很好的表现，我们简单分析可能是基础太过于薄弱或者人才流失。分权的影响在当期（东部0.66中部1.03），和一般的常识可能不一致，因为专利还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但是，由于解释变量是专利差分，所以，是否可以理解地方政府极其迅速的反应？在一些使用包络分析（DEA）或者随机前沿方法讨论科技效率的文献中（刘玲利、李建华，2008[14]；方爱平、李虹，2013[15]），无论是用新产品产值，还是专利申请量和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都发现了东部地区某些发达省份（直辖市）的财政科技投入的低效率，这个低效率和本文实证结果具有一致性，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重视其他指标，比如基础性的研究，另外一个是，可能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投入确实太多了。最后就是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没有进行“有效专利”的统计，因为根据有效专利的概念，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有效专利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所以单纯以专利申请作为变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根据前面叙述我们找不到更加好的变量。
六、结论和建议
综合前述对财政投入对科技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分权指标设定，应该考虑具体的直接受益人群，特别地，科技分权不能用简单的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指标，更加不适合用总量指标。其次，地方政府在短期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中部地区表现出了急迫的业绩意识，这种倾向至少在短期内是值得鼓励的。再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作用不如中部，可能是把钱用到了中长期研究项目上，所以没有理由怀疑地方政府对于信息的掌握和做出的判断，科技财政支出的地方自主权，值得增加。最后，虽然缺乏知识产权以参股入股方式交易的数据从而不能进行实证分析，但可以想象交易机制对于科技创新的正面作用。
在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科技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能够推动我国生产方式转变，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是我国政府亟须完善的重中之重。 首先，除了少数几个西部省份或者民族地区，大多数省份表现出了对于财政科技资金的比较有效地利用。因此从短期科技成果发展的角度，可以多向地方政府做放权的倾斜，给地方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也希望能在新一轮改税体制改革即将进行之际，设计方案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以及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其次，注重逐渐降低地区之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差异性。从分析可知，西部地区，可能是处于资金扶持没有到达一个底线标准的阶段，所以其产出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对于他们的科技支持应该加大，从而让他们走上可能的中部地区的科技发展路径上来。再次，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要加快科技创新体制的改革，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基于本文财政分权以科技人员人数作为分母的合理性，那么财政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数量的关系非常紧密。在西部地区，可以遵循科技研发资金配置的内在规律，壮大和增加有特色的科研机构和人员队伍，从而多渠道增加科技财政资金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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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管理 第7篇
我国企业集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建,已由最初的试点阶段逐步向管理规范化迈进。然而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理论指导的缺乏以及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新难度,各种问题与矛盾日渐凸现。如不清醒认识并寻求解决方案,将阻碍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进程,在外来竞争的冲击下,将被威胁到其自身的生死存亡。
1.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财务管理环境是企业财务活动外在影响因素的总和。具体包括经济环境、金融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由多个法人以资本为纽带组成的一个多层次的经济实体,一般说来,经营规模较大、经营品种较多、经营区域较广、内部结构呈多层次性。此外,有些企业集团还要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它所面临的财务管理环境与单个企业相比要复杂得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已初步形成了对企业集团成长有利的环境体系。但从我国企业集团目前面临的财务管理环境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市场竞争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表现为市场中超经济垄断与过度分散竞争并存,市场集中度低下与竞争限制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影响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严重削弱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集团营运效率。(2)政府行政干预依然存在。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集团形成的基础不是市场,更多的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过多的政府干预使企业集团缺乏适应市场的应有的活力。(3)金融市场发育尚不够完善。表现为直接融资市场不完善、规模较小、不能满足企业集团融资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证券业以及外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环境更将趋于复杂化。(4)相关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对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等法律法规,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企业法规体系,既是企业集团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2.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是规范企业集团财务权限分割、财务责任划分和利益分配关系确定的基本制度,是正确处理企业集团各种财务关系的基本规定。从企业集团发展实践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财务治理权的集中与分散。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1)集权式的财务管理体制。指财权大部分集中于母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采取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方式的财务管理体制。(2)分权式的财务管理体制。指子公司拥有充分的财务决策权,母公司对子公司以间接管理方式为主的财务管理体制。(3)统分结合式的财务管理体制。这是一种由集团统一核算,由所属单位分级管理与分权管理的一种财务管理体制,它是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相结合的产物。企业集团应究竟选择何种类型的财务管理体制,则应根据集团的发展阶段和规模、各子公司与集团控股公司的业务关系、集团控股公司所持子公司股份比重大小以及所处行业等因素来决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公司内部的管理权限配置,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强调集权,有的则强调分权。不过,大都遵循“有控制地分权”,所有权的对外延伸和分解以有效控制为前提。
3.企业集团财务管理运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集团实施财务控制的目的就是通过财务控制规范所属公司的财务行为和经营行为,使其与企业集团行为趋于一致,从而实现企业集团整体经营目标,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出现了集团总部管理失控,子公司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这给企业集团财务带来的后果是:(1)日常资金分散使用,影响了资金利用效果。(2)投资程序不严,影响了投资效益,甚至造成严重损失。(3)筹资上不经总体平衡,影响资本结果,加重企业负担。(4)财务上的分散还可能给舞弊行为带来方便。因此,加强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的有效控制与监督,已成为保障我国企业集团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企业集团集权与分权财务管理体制的选择
1.企业集团的组织类型及特征
依照企业集团组建目的和原动力的不同,可将企业集团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资本型企业集团、产业型企业集团、管理型企业集团。不同类型企业集团组建的目标与原动力不同,由此导致企业集团特征不同。
资本型企业集团借助其强大的资本优势和资本衍生能力实行扩张,凝聚资源,通过资本运营使所投资企业的资本实现保值与增值。在不断的资本运营中实现集团整体资本的保值与增值。这一类企业集团多以投资公司的形象出现,与下级子公司之间是单纯的控股关系,一般不参与子公司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身以资本运营为其主业,没有具体的生产活动。
产业型企业集团对外追求的是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对内追求的是产供销一体化,节约交易成本。此类型企业集团不但自身拥有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其控股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实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企业集团主要通过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集团的核心产业或主导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提高企业核心能力。以企业集团与子公司产业上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可以将企业集团分为以下四种:产品配套协作型、产供销结合型、科研开发型、资源综合利用型。
管理型企业集团介于资本型企业集团和产业型企业集团之间。管理型企业集团对其二级子公司采用类似于资本型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两者之间是单纯的控股关系。而二级子公司与三级子公司之间采用类似于产业型企业集团的组织方式,两者之间除了单纯的控股关系之外,三级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还要受制于二级子公司。虽然直接投资方是二级子公司,但企业集团作为最终控股方,通过二级子公司对三级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控制。
2.我国企业集团集权与分权财务管理体制的选择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组织形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集权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组织形式;另一类是以分权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组织形式。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下,集团的各种财务决策权均集中于企业集团,企业集团集中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的经营和财务,做出财务决策,所有子公司必须严格执行企业集团的决议,各成员单位进行短期财务规划和日常经营管理。分权财务管理模式下,按重要性原则对企业集团与各成员单位的财务控制、管理、决策权进行适当划分:对于战术性的问题,如成本管理、费用控制、营运资金管理等日常事务,由各成员企业各自运作管理,企业集团给予宏观指导,企业集团专注于方向性、战略性的问题,集中精力搞好市场调研,制定集团规划,把握集团发展方向;同时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投资、资金筹措、消费资金使用、对外担保、资产损失的处置以及利润分配必须由企业集团实施审批或审查。分权与集权的选择体系如下:
资本型企业集团强调资本运营,它在选择子公司和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时,采用多元化的战略,它与下级子公司之间是单纯的控股关系,一般不参与子公司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身以资本运营为其主业,没有具体的生产活动。它仅关注资本报酬率,并不涉及企业具体的经营业务,而且在多元化经营的情形下,母公司会投资于多种行业,不同行业的具体的财务管理是不相同的,集权模式的财务管理体制毫无疑问将是高成本而低效率的,另外多元化经营战略所导致的资本灵活的运用和投资的分散,本身就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产业型企业集团,企业集团不但自身拥有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其控股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实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企业集团主要通过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集团的核心产业或主导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提高企业核心能力。也就是说产业性企业集团采取集权财务管理机制。产业型企业集团在选择投资企业时,主要考虑的是投资企业的产品和市场网络与集团核心业务的关联度,以及投资企业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是否为集团所需要。它们是母公司生产经营战略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母公司通过与它们的协作,取得产品配套、产供销结科研开发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集团效应。母子公司与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间的财务管理必须紧密相连,协调一致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因此产业性企业集团应选择集权财务管理模式。
管理型企业集团介于资本型企业集团和产业型企业集团之间。在实务中或者偏向资本型企业集团,或者偏向产业型企业集团,所以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该采用何种财务管理模式。
摘要：企业集团在我国起步较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全球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给我国新生的企业集团带来难得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环节，必须紧紧圆绕和适应当前企业集团所处的这一环境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集团集权,集团分权,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袁琳．资金集中控制与结算中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
[2]张延波．企业集团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M]．郑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4．
分权管理 第8篇
一、校院二级权力分配存在的问题———以教学资源重复建设为例
“二级学院实体性增强后, 学院从学校全局出发意识会相对减弱, 往往会出现有权无责的现象。学院各自为政、相互牵制, 甚至会出现恶性竞争, 学院间壁垒森严, 导致学校领导权失控、决策权分散、管理失衡。”以教学资源建设为例, 从学校角度来看, 固然要进行最科学规划, “花最少钱, 办最多事”, 但在学院层面, 往往会出现重复建设, 甚至出现建后闲置等问题。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是由于权力结构的配置出现了问题。
1. 教学资源重复建设现象分析
许多高校在实行二级管理后, 都出现了几乎每个学院都有计算机房、基础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现象, 甚至教工活动中心也有重复建设的现象。而且, 除了检查的时间外, 这些设施的使用效率一般都比较低。
以计算机房为例, 一个学院的机房拥有数十台, 甚至上百台计算机, 而学院的学生数一般为几百或一千左右, 也就是说, 在保守估计下, 基本上是十个学生就拥有一台, 按照每天五大节课 (一般高校都是两小节课连成一大节) 计算, 如果要这些计算机满负荷运转, 则每个学生至少要两天上一次计算机课。而事实上, 高校的计算机课一般都设置在学生需要通过等级考试的一、二年级, 学生基数至少减去一半。并且, 除了计算机专业, 其他学生一周最多能有两节课, 课时基数最少减去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按十人一台配置的计算机房, 其最高使用率仍低于40%。而学校为这些教学设施、资源的建设支出了大笔的经费。并且, 一旦学院拥有这些设施后, 根据“能上不能下”“能加不能减”的传统, 还必须不停地追加投入进行维护和更新, 甚至新增。也就是说, 我们在建设、维护和更新的经费中有约60%是用于保障设备的“闲置”。
2. 教学资源重复建设原因分析
理论上讲, 教学设施的建设权力一般都掌握在学校手里, 并没有下放给学院。那么在学校统筹安排之下, 为何还有如此多的重复和闲置呢?笔者认为,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学校有关部门的管理不善或统筹无方, 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分析二级管理后各项权力的关系。
二级管理后, 学校的建设权虽然没有下放, 但有两个重要权力却掌握在学院手里, 一个是建设需要的建议权, 即“需要什么”;二是设施的管理权, 即“由谁来管”。
“建议权”看似无足重轻, 因为学院只能建议, 不能决定, 学校最终可以不采纳其建议, 而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因为二级管理之后, 学校的工作是方向性的, 如确定工作目标、规定工作重点等, 但具体工作如何开展是由学院自己决定的。也就是说, 学校可以规定“做什么, 不做什么”, 也可以规定“要做成什么样”, 但具体“怎么做”是学院的权力, 由此, 能对“做”的过程中需要什么设施、资源提出建议的, 也只能是该学院自身。于是, 建议权变成了“唯一建议权”, 学校如果不采纳建议, 那么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将“怎么做”的权力收回, 亲自实施, 但如此一来又回到了一级管理;二是和学院“讨价还价”, 要求学院修改建议, 但这只是在“量”上的协调, 并没有改变学院建议权的“唯一性”。而我们认为, 当建议权具有了唯一性时, 它实际上取得了决定权的“效力”。
并且, 如果出发点仅仅是“更好地完成任务”, 那么学校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 因为在完成任务的角度, 校院双方的目标一致, 利益也一致。那么, 对于上文讨论的计算机房使用率问题, 学院层面认识不到吗?显然不是。那么, 为什么还要重复建设呢?这就涉及第二个权力, 管理权问题。
理论上讲, 教学设施的使用权与管理权是可分离的, 可以由学院使用, 而由学校统一管理, 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 使得两者之间无缝衔接, 同时也为了避免两权分离后, 管理方的“机关作风”问题, 许多高校选择了将使用权和管理权同时赋予二级学院。表面上这一举措没有问题, 而且还“深入推动了二级管理”, 但在事实上却隐含着一个大问题:实际所有权问题。按理来说, 二级学院的资产都是学院是学校的, 学校所有资产都是国家的,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而在实际中, 一旦拥有了管理权, 那么, 建好的教学设施就成为了学院的“固定资产”, 其他部门或教师、学生使用则需要该学院的“同意”并且支付“管理费”。如此一来, 由于“谁管理, 谁受益”, 管理权与利益紧密的结合了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学院在教学设施资源方面权力进行了一系列演进, 并最终归结到部门利益之上, 这也成为了高校教学设施重复建设的最大驱动所在。
二、二级管理权力的重新配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区分
笔者认为, 在校院二级权力分配中, 可以将行政权力的分配与学术权力的分配区别对待。
学校应将行政权力进一步集中, 可以成立校一级的实验管理中心、资产管理中心等等, 将学校的“软”“硬”教学资源集中统一管理。“行政权力是指行政管理人员及其机关在保证实现学校教学、科研等目标的条件下, 依靠强制手段形成的足以影响和支配学校内部成员及机构的一种权力形式。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的高层, 并且自上而下指向包括学术权威在内的全校各类人员。行政权力以等级制度为依托, 强调层次性, 突出整体性, 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因此, 应将其有效集中, 以避免“一放就乱”。
同时, 将学术权力充分下放, 学校掌握监督审查权即可。“学术权力指的是在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下, 代表大学最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学者及其所组成团体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学术权力讲究少数服从多数。在客观上, 学术权力体现了学术人员和专家学者追求科学、崇尚真理的信条。与此同时, 学术权力还保证了学术人员和专家学者的权益以及学术标准的贯彻执行。”学术权力的下放将有效防止出现“一抓就死”的局面。
摘要：高校在实施校院二级管理过程中由于权力结构没有完全理顺, 从而导致教学资源总量稀缺, 但局部重复建设等现象。本文笔者试图从微观角度剖析当前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本质, 并尝试进行更为合理的权力分配方式。
关键词：校院二级管理,重复建设,行政权力,学术权力
参考文献
[1]于祯.论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下二级学院权力运行及其规范化[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 (11) .
[2]顾媛.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问题[J].中国冶金教育, 2012 (2) .
分权管理 第9篇
(一)会计分权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企业逐渐注重全面质量管理、优化调整组织结构等战略发展问题。企业开始对相关部门进行融合,例如会计、财务的融合,营销、财务、工程技术、采购的融合。20世纪90年代,因为经营环境多元化,企业开始逐渐意识到企业发展的关键并不只是资本的“量”,更应重视资本的“质”,从而使企业提升全面运营指标。
企业要长期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从资源配置、管理层设置、重大决策程序、关系部门关系组织模式构建等方面进行综合提升。尽管企业的组织变革会根据企业具体所面对的环境差异各有侧重,但是很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组织变革呈现出一种共同趋势,即从传统的事业部制向扁平化的网络组织或N型组织(N-Form Organization)演变。这种以减少企业管理层级,强调分权管理的组织形式被统称为组织分权。会计分权,是下属业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在会计决策上享有自主权限,能够自主设计内部会计信息系统,以及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从而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
(二)会计分权下信息系统的特点
在集权会计信息系统下,要求下级业务单元提交的财务报告要标注规范,并且上、下部门采用完全统一的会计制度、政策,会计信息上交之后,上级根据会计信息对下级进行各个方面的工作安排和指示。而分权会计信息系统是在原则上使用相同的会计制度、政策和操作方法,但下级业务单元可以相对灵活地选择具体的制度、政策,并且下属单位能够参与资产评估、定价、成本摊销等决策过程。总的来说,集权意味着上级对大小会计事物是全部处理,各业务单元没有自治权利,而分权则表示下级业务单元在会计决策上享有相机处理财务问题的权利与自由,甚至包括即使最基层的单元经理与会计人员也是如此。对于企业而言,具体选择集权还是分权,还需要根据企业的规模、产业类型、市场环境、内部人员素质等内外因要素具体分析,且分权程度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三)会计分权的管理优势
会计分权模式的优势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各业务单元的会计业务与经济业务本身有直接接触,更了解市场环境与工作的具体细节,单元会计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分权的会计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协助经理人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分权可以有效地降低信息传递成本。集权模式中传递会计信息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传递过程中会损耗一定的时间,这些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机会成本。
二、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分析
会计信息如果能够全面体现在财务报告中,并且能够被管理者和信息使用者适用于决策和评价,则可以认定会计信息具有决策有效性。在此前提之下,管理者可以使用会计信息财务报表对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发展情况进行整体把握,以会计信息为依据进行投资、信贷和其他经济决策的。从理论角度出发,可以把会计信息本质属性定义为相关性和可靠性。下文将针对这两个本质属性说明会计信息对决策的有用性。
(一)会计信息对于决策的相关性
在决策有用性下,相关性的定义是:会计信息能够帮助决策者把握整个经济区间内经济活动的结果,让决策者能够根据信息进行未来经济活动结果的预测,亦或纠正先前预期错误。相关性的理论基础是会计信息具有反馈价值,这是因为会计信息对过去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具体的记录,而相关记录能够反映市场和企业发展动态,所以信息同时也有预测价值。除此之外,会计信息也可以在决策之后、生效之前,对可能发生的变动进行及时的提示,对于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及时性起到重大的影响。决策本身就是总结过去、预测未来而做出经济计划的过程。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回答的是“信息内容的选择”和“报信时间的把握”的两个问题,一是核心的实体内容,二是时间的限制条件,对于企业决策而言,都是重要的依据。
(二)会计信息对于决策的可靠性
可靠性是决策有用性的另一属性。可靠性的定义是保证会计信息合理抛出错误和偏见造成的影响,本质地反映它需要反映的经济活动的信息属性特征。简而言之,就是会计信息对于决策而言应具备准确、忠诚的特点。由于会计信息是以数据表现经济现象,本身应具有客观性、中立性,会计信息使用者只有依靠准确的数据,才能进行投资、信贷等经济决策。
对于相关性而言,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解决的是“如何报”的问题,包括选择与经济评价结果最相关性最强的经济事项,保证会计信息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反映所需求研究的经济现象,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见和错误。
三、会计分权下管理会计师的角色转变
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使用会计报表信息辅助领导决策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为企业转变管理会计师角色,利用会计信息参与决策、实行分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分权模式激发了下级单位管理会计师建立会计信息系统和提升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积极性,使管理会计师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发生转变。
(一)基于提升企业价值的管理会计师角色定位
1.辅助CEO的“智多星”
在过去,管理会计师在决策中的角色一直被视为单纯的信息资源提供者。当前管理会计师的角色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管理会计被赋予了履行决策、制定规划、控制考核的职能。管理会计师应是CEO的“智多星”,成为企业战略决策者最有力的军师。在工作中不仅要把握现有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也要控制未来各种经济活动。
2.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诸葛亮”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会计分权促使管理会计师的角色超越了传统的简单成本管控,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他们在企业中工作范围,尤其是在确定企业经济活动、资源配置和产品发展设计、物质采购、产品分销、营销或售后服务等的产业资源分配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管理会计师的职能基本上已经从传统的单一成本核算职能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决策、业务合作参与者。身为管理会计师,必须有强烈的规划意识,要为企业谋算、预估未来发展路线,不断完善企业会计工作,而且要能独立设计核算规程,帮助企业衡量未来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提供应对风险的实际策略。
在企业管理中,因企业资源有限,很有可能面临巨大的资源分配压力,管理会计师还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层更有效地完成决策中的资源组织工作。同时,以管理为导向的管理会计师可以帮助企业监督资源运用的效果。
(二)进一步推动管理会计师角色转变的发展策略
1.从外部环境出发
(1)对会计管理师的决策参与环境进行优化。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好的制度环境,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与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意见,但是目前企业的实施情况良莠不齐,所以必须加强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力度。
(2)设置独立的管理会计部门。我国多数企业,才刚刚认识到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很多管理会计工作仍包涵在财务会计工作中,虽然有部分企业成立了诸如预算管理、成本管理部等管理会计部门,但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会计师与管理会计师的分工却并不明确。因此,应设立专门的管理会计部门,明确管理会计师的权力、职责和权责范围。并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对管理会计师和管理会计员工管理和监督,促使管理会计部门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管理会计信息。
(3)配合相应的监督机制。因于会计师或者管理层本身也可能出于一定的动机,而没有严肃执行会计准则,因此要建立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管理机制。通过审计准则、监管制度、会计人员评价机制等,保证会计师与管理层都能够遵守制度,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真实性。
2.从管理会计师的个人内在发展出发
公司要加强管理会计师人才队伍建设,随着经济发展、会计制度变迁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加上企业发展也出现多元化的特点,都意味着管理会计师的责任日益增加。然而不同管理会计的职业经验、知识水平、经济背景等都会直接影响决策判断的准确性,因此企业还需要加大对会计师的继续教育,对其定期培训、定期考核,培养能与国际接轨的、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判断能力、职业知识全面、操作能力强的综合型管理会计师,实现角色的转变。
四、结语
在会计分权管理模式下,业务单元管理会计师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为管理会计信息的出具者和业务单元经营决策的谋划者之一,应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以便提高管理会计信息对于业务单元管理层的决策有用性。
摘要：本文通过对会计分权理论的阐述,表明会计分权为管理会计师参与决策提供了保障,是管理会计师角色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会计信息是会计师参与决策的依据。本文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角度出发,对管理会计师角色转变及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进行研究。最后提出实现管理会计师角色转变的企业发展策略。
关键词：会计分权,管理会计师,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
参考文献
[1]王志亮.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J].财会月刊,2009.
[2]赵旸,余恕莲.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J].国际商务财会,2011.
分权管理 第10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但实践中教育投入不足与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现象引起公众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其中, 教育支出, 早在1993 年公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和1995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就明文规定“ 到2000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得比例达到4%”, 但自1992 年以来, 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没有超过3.5%。 而1978-2006 年, 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支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9.83%,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8.73%;而在相同时间段内, 经济建设支出、文教费类支出的增长率分别10.5%、16.71%。
本文选择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作为研究的对象, 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 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提供的都是非经济性公共品, 但它们的直接利益归属存在差异;其二, 就非生产性支出而言, 地方政府对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控制力相对要弱一些, 其支出刚性较强 ( 郑新业和张莉, 2009) 。 所以, 本文是对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关系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重点考察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模式对同属非生产性但利益归属不同的公共支出的影响。
1 实证研究
1.1 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为了保持数据的可靠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实证研究采用中国大陆30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 ( 西藏自治区除外) ①。 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财政年鉴》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实证研究中, 所有变量都作对数处理, 以使模型估计结果不会随变量测度单位的变化而改变, 同时以缓和变量出现异方差和偏态性的趋势。 ( 表1)
1.1.1 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财政分权是本文重点考察的一个变量, 但是如何选择衡量财政分权变量的指标是一个存在很多争议的问题。其中, Davoodi and Zou ( 1998) 认为除了从收入和支出角度设计财政分权指标, 还可以引入财政独立性指标 ( 自给程度指标) , 用地方自由收入占地方总收入 ( 总支出) 的比重来刻画财政分权。陈硕 ( 2010) 认为用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占本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 财政独立性) 衡量财政分权所引起的误差较小, 能够相对准确地衡量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因为地方政府可动用的财政资源包括本级收入和中央的转移支付, 而对于转移支付资金 ( 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 , 地方政府拥有较小的自由裁量权;同时, 地方政府对部分转移支付资金 ( 税收返还) 可以自由支配, 但考虑到地方政府本级收入中部分资金是受中央政府控制 ( 法定支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要求地方政府资金配套等) 。 而且, Akai and Sakata ( 2002) 认为即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不高, 但是只要其财政收入的自治性比较高, 也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实现了较高的财政分权水平。 所以, 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 用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占本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
1.1.2 其他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由于地方政府辖区的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 教育支出与适龄儿童的规模直接相关;而各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完全由地方政府负担, 行政管理支出与行政人员规模直接相关。 所以, 本文将儿童抚养比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将行政人员规模作为影响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一个重要变量。 同时, 将儿童抚养比作为影响行政管理支出的控制变量, 可以考察地方政府面临的教育支出压力对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将行政人员规模作为影响教育支出的控制变量, 可以考察地方政府面临的行政管理支出压力是否对教育支出存在“ 挤出”效应。何梦笔 ( 2001) 、张晏和龚六堂 ( 2005) 等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差异的原因归结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社会结构的差异, 财政分权下各地方政府官员所受的激励和约束有所不同, 因此, 不同的地方政府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所以, 本文也将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纳入实证模型中。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规模更多能够反映各省份资源禀赋的差异;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差距等变量能够反映省份社会结构的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市场化水平是用国有企业的改革状况来衡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 国有企业不但是经济组织, 而且是行政组织 (“ 企业办社会”) ,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职能的变化。
除了以上解释变量外, 本文还控制了基本建设、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的影响。 这一做法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 地方政府出于竞争的压力或寻租的动力 ( Mauro, 1998) , 对基本建设支出存在强烈的偏好。 同时, 在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或者源于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和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 基本建设、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加大投入的重点领域。 所以, 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一定或者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不同的公共支出项目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或攀比关系。第二, 由于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而本文无法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而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内生性问题更多是由遗漏变量造成, 所以采用引入间接控制变量来解决可能的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至于变量衡量指标的选择, 用基本建设、医疗卫生支出的现状来衡量其与教育、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 由于我国大部分省份社会保障统筹范围还在县一级政府, 而且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规模应该享受社会保障而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的群体, 所以, 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现状来衡量其对教育、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 意义不大, 效果肯定不明显 ( 郑新业和张莉, 2009) 。 所以, 本文用老年抚养比来反映各省份面临社会保障的压力。
1.2 计量模型的选择及检验
对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选择, 根据F检验和LM检验结果确定与混合回归模型相比, 面板模型都更加适合;同时,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 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但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 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LR检验、Wooldridge检验、Pesaran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都存在组间异方差、 组内一阶自相关和组间截面相关等问题。 所以, 最后选择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 FGLS) 进行估计, 以控制残差的异方差、组内相关性和组间相关性。
同时, 由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是地方政府不同公共支出项目的测量指标, 由于同一省份的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对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水平造成影响, 故两个方程的扰动项有可能是相关的, 如果将这两个方程同时进行联合估计, 则可以提高估计效率。而且, 由于两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也相同, 表示加在两个模型上的限制相同, 对两个模型进行单独估计会浪费掉这些限制提供的信息 ( Green, 1993) 。所以, 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 ( SUR) 进行估计, 以期获得更有效率的估计结果②。 ( 表2)
1.3 估计结果及解释
根据表3 模型选择及检验结果, 进行FGLS估计 ( 结果1 和2) 。 同时进行SUR估计 ( 结果3 和4) ; 而且, 从SUR估计的BP检验结果 ( p=0.0168) 来看, 可以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两模型的扰动项相互独立的原假设, SUR估计方法确实提高了模型估计的效率。
根据表3 模型的估计结果 ( 结果3 和4) , 得出以下结论:
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显著负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显著正相关。 说明了在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模式下, 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 总体效应是减少了教育投入力度, 而扩大了行政管理支出规模。验证了Litvack et al. ( 1998) 、Shah et al. ( 2004) 等的研究成果:财政分权的后果取决于现实的制度安排。
儿童抚养比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重要变量, 与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行政人员规模作为影响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重要变量, 与行政管理支出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个结论符合我们的预期。同时, 从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交叉影响结果看:地方政府行政人员规模的膨胀对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 挤出”效应, 而地方政府面临的教育支出压力对行政管理支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显著负相关。 验证了Cai and Treisman ( 2005) 等的研究成果, 说明了以GDP为主要政绩的考核机制, 造成一种反向的激励效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地方政府在加大教育支出的同时, 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地方政府在扩张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时, 减少了教育支出的规模。
财政支出规模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由于两类支出刚性较强, 地方政府对其控制力相对较弱 ( 郑新业和张莉, 2009) , 地方政府在可控财力增长时, 源于其他支出的压力, 都相对减小二者的支出规模;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偏好, 在财力增长时对教育支出规模减少的幅度更大。
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支出显著负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显著正相关。由于我国公共支出存在严重向城市倾斜的现实, 但教育支出存在较大的“ 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反而导致了教育支出的较少;而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存在过多的政府主导的成分, 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治理成本也存在差异,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 市场化水平与教育支出负相关, 但影响不显著;与行政管理支出显著正相关。 说明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导致原有的“ 企业办社会”模式的退出, 原来由企业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回归到地方政府, 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 同时, 由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特点的差异和公共支出“ 规模经济”效应, 导致人口密度变量与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显著负相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的刺激了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一方面,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下, 基础教育支出能够向弱势群体倾斜;同时,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增大, 地方政府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
基本建设支出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基本建设支出对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存在显著的“ 挤出”效应, 主要由于基本建设支出提供的是生产性公共品, 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其存在明显的偏好, 财政支出总量既定时, 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长导致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步下降。医疗卫生支出与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由于医疗卫生支出属非生产性支出, 也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需加大支出的项目, 故其与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 攀比”关系。 而老年抚养比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显著的刺激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 验证了龚锋和卢洪友 ( 2009) 的研究结论: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对社会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 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重点考察财政分权变量对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 借鉴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财政收入分权变量还可以用各省份本级人均财政收入占本级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均值之和的比重 ( 表4 用财政分权2 表示) 来衡量。 同时, 实证研究中 ( 图1) , 本文发现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较低, 或者是由于它们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特殊地位, 可能使得三个直辖市成为研究中的异常值, 故将其剔除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对照回归结果表4 和表3, 表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2 结论与建议
财政分权改革是国际的趋势, 分权改革的必要性和优点已经得到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检验。本文的结论并非否定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 而应该发掘导致其不良后果的制度安排并进行改革和创新, 使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达到一种良性状态, 进而改善公众的福利水平。 综合本文的研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 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户籍制度, 使公众“ 用手投票”和“ 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 进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或晋升等都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二, 改革现有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 包括改变可能存在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提拔以GDP为主要政绩的考核机制;同时, 截断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利用社会网络资源等因素拓展晋升机会的可能。 第三, 继续扩大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职能, 适当压缩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规模;深化和巩固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改革, 精简机构和压缩行政人员规模。
摘要：本文基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直接利益归属的不同,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并非都存在追求职位晋升唯一目标, 经济绩效也并非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唯一因素、社会网络资源对其晋升的也存在重要影响, 对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 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和似不相关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总体效应是抑制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力度, 而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而且, 行政人员规模的增长在刺激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同时, 对教育支出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关键词：财政分权,非生产性公共品,教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
参考文献
[1]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J].经济学 (季刊) , 2010,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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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与地方分权 第11篇
亚当·赫什
（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美国、中国及全球经济中的增长与不平等问题）
去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经济治理议程，并宣布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这为中国新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希望。对于国家长期参与及控制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三中全会决议承诺将予以清理。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向国有企业提供效率低下的资助；金融体系的操纵与所有权问题；扭曲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价格干预机制；环境恶化和严重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
对此，外界普遍予以积极评价。此次改革标志着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里程碑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将调整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向。
不过，在观察人士关注这一改革议程积极面的同时，也在考察其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将主要针对其非市场经济部门，那么，它会给全球经济领域的商业蓝图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发展迅速，随着自主能力的提高以及众多跨国投资商把生产迁移至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很快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然而，尽管投资、出口及增长飙升，中国经济却日渐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方向。中国经济非市场化因素的加深如此明显，以至于出现“国进民退”的说法。
如今，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改革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变革绝非易事——即便这一改革把达到议程目标的时间设定为2020年。
经济改革将触动各种利益并遭遇结构性障碍。在地方政府层面，既得利益者希望维持现状。而此次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将工业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大量的监管和审批权下放到这一层面。
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重要性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按资产、产出或出口量计算，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数量远远多于国资委为中央政府管理的117个企业及其附属公司。往往在中外合资公司中，地方企业占据中国出口额和制造业产值中非常可观的份额。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不断提升的工业发展的支持，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出口发展的最强劲的决定因素。在接二连三的企业结构重组之前，这些公司的效率同私企和在华外企不相上下。
地方政府变戏法似地为经济发展筹集资源的能力，在通过地方财政平台借贷的庞大资产负债上可见一斑，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工业发展以及明星企业的打造都有赖于地方财政平台提供的资金。这些投资的驱动力反映出地方官员之间为使本地区成为发展龙头而展开的相互竞争。这种财务杠杆的自发扩张与中国为应对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国内刺激计划相呼应。最新统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维持在17.9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接近3万亿美元。
目前着手的改革旨在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关键的监管和行政审批权，这对于政府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中能否做到中立至关重要。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去年取消或向下一级政府下放了416项以往需经国务院审批的监管项目。另外，还有200项将在2014年余下的时间内完成取消或下放。
这些举措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在保留了扶持当地企业的财政手段的同时，还将获得监管和自由裁量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与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的一些目标发生矛盾，其中包括“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并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最近对众多公共事务专家、公职人员和中国商界领袖的调查显示，减少实施中的各种法规的数目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规章制度的数目本身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取消的监管要求往往会重新整合在其他的法规中，其作用并未消失。
中国财政分权问题 第12篇
财政分权是建立在政府职能或事权基础上, 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 体现民主精神, 采取民主方式并有法律保障。各级效府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 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各政府间关系等的一种财政体制。其关键特征: (1) 财政职能性与收支相对独立性; (2) 效率性与最优化, 即事权与财权相统一; (3) 民主性与公平性, 体现政府是一个为民办事的组织的思想; (4) 规范性与法律性, 各级政府的关系职能与行为是较规范的, 有法律作为依据与保证; (5) 激励相容性, 分权体制既要保证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的协调, 又要保证各级政府官员, 职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居民利益的协调统一。
二、中国财政分权问题
1、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 各级政府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
省级政府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关系是比较明确而固定的, 但省级以下政府则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改革方案, 原本期望在改革中动态解决, 但随后的改革进展极为缓慢, 所积累的问题已经沉疴难起。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极不透明, 不仅省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即使在同一省份内部, 地市与县级政府、县与乡镇之间的事权与财权划分都是相当混乱的。省级政府对市政府同时采取几套不同的财政体制不足为怪, 更改与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极为频繁, 而且不受限制, 市对县、县对乡也是如此。这就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政府层级越往上, 收入权力越大, 财源越充足, 财政资金越雄厚, 也就是财权的层层上收;二是政府层级越往下, 支出任务越繁重, 财政压力越大, 到乡镇一级已经难以为继了, 即事权的级级下放。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划分以及关系混乱, 造成各级政府之间缺乏信任感, 特别是下级政府缺乏对上级政府的信任感, 也使下级政府失去了征收预算内收入的积极性, 缺少对公共服务的责任感, 在整个政府内部形成极强的机会主义倾向, 使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2、转移支付不足, 地区间财政不平衡程度过高。
改革开放以后, 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和地域优势先发展起来, 经济实力迅速壮大, 在财政包干体制下, 财政实力也明显增强, 拥有更强的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与资本。事实上, 1994年分税制改革由于损害了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 遭到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抵制。根据中央和地方谈判的结果, 分税制以后, 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就其性质而言, 是一种转移支付, 是年年都有的经常性收入返还。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 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以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1994年以后, 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 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 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这样的方案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意志, 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受到更多的损害。由于税收返还按照收入来源地原则, 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与生俱来的不均衡效应, 而不是理论上的转移支付所应带来的均衡效应。
3、县乡财政陷入困境, 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
目前, 县乡政府承担了大约1/3的公共支出, 提供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地方公共安全的服务, 承担为地方基础设施融资的责任。与此同时, 县乡政府又是整个行政体系中财政能力最薄弱的一环。许多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工资普遍欠发, 赤字规模不断扩大, 实际债务负担沉重, 财政支出寅吃卯粮, 财政风险日益膨胀。全国乡镇财政负担保守估计也在2, 000亿～2, 200亿元左右, 平均每个乡镇400万元左右, 有的乡镇负债高达千万元。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下, 地方财政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吃饭财政。
县乡财政困难导致了诸多危害, 如削弱了财政对县域经济的调控能力, 无力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引导县域经济健康发展, 无力对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产业和部门投资, 无力对科教文卫事业进行财政支持, 公共服务提供严重不足。
三、解决办法
1、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
财权从制度层面分析各级政府的职能, 以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准则, 用法律形式合理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使之内涵清晰化, 责任明确化, 在此基础上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划分财权, 为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造条件。
2、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
科学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根本依据。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应定位于确保全国各地都能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 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能源、交通、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改革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 实行以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 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可以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通过横向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 而且可以均衡地方公共服务能力。
3、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建设。
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在预算法中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 赋予财政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 增强人们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视程度;对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额也应确定一个相对指标, 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防止讨价还价, 消除任意性。
4、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 强化预算约束。
一是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 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二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 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程序使用过程、经济效益进行跟踪反馈, 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三是增强专项补助的公开性, 提高资金分配的透明度, 确保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建立专项补助拨付分配公告制度, 形成多层次的监督网络体系, 杜绝在资金分配过程中的“跑部钱进”等现象, 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5、合理界定地方政府投资范围, 明确地方投资职责为保证地方公共品供给。
需要纠正地方的投资范围与结构偏差, 抑制地方投资规模盲目扩张, 更需要分类界定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责范围。公共财政下, 地方政府投资范围应严格限定在公共品投资活动中。按地方公共品的消费特性, 可将之分为纯公共品 (如基础范围教育、社会治安、环境绿化等) 和混合品, 即介于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 具有某些市场特征, 需要有偿使用, 甚至可以有良好的经济回报的项目, 如公交、供气、供水等。而随着技术的发展, 有些准公共品也有更多的私人品属性, 即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如有线电视等。对混合性和偏向于私人品的准公共品的投资供给, 可以由财政性资金和社会性资金共同完成, 竞争性程度的变动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比例的调节器, 行业和部门的竞争性越高就越容易吸引社会资金的介入。因此, 需要根据地方供给公共品的特性, 对政府投资领域逐步进行分类界定, 明确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非竞争性的投资领域, 对有收费机制, 收益稳定的公共品投资项目 (如城镇基础设施供电、供水等) 完全交给社会投资者投资;对一些有收益机制但效益难以做到投资收益平衡的设施项目, 政府通过适当的补贴等政策, 鼓励社会资金规范有序地投入;对纯公益性项目的建设, 也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 而应由法人实体来进行投资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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