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过程的教学

作为过程的教学（精选8篇）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1篇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才越来越多元化,对人才的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无论是在会计人员还是非会计人员中,对会计英语的需求的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外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逐年增多,会计职业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也就越来越明显。另外,各种会计资格考试对英语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国外会计认证。因此,近些年,会计英语的教学无论是在专业英语还是在辅修专业中都有所体现,许多大学开展了双语会计或者英语会计教学;还有些大学或者培训机构在商务英语课程中加入了会计英语的教学,以达到综合能力培养的目的。但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因为学生的英语程度和所学专业的限制,使得会计英语的教学出现了许多问题。为此,教学者和学习者应该对教与学的策略和方式进行探讨,特别是教材设计和学习方法的开发,非常值得会计英语教授者的关注。

1 会计英语教与学中的主要问题

1.1 学习者的二语习得

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初学者获得词汇最有效的方法是:目的语词汇+目的与文化知识+母语知识。而随着目的语言水平的提高,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使用目的语思考,理解,解释和记忆,把母语完全的排除。这正是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的最高境界。(刘兆和2008)。而对于目前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接触英语的大学生来说,对英语已经并不陌生,并且这些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掌握了良好的学习英语的技巧和方法。但是这些并不足以使他们有效地掌握用英语进行的特殊领域知识的学习,包括使用这个领域知识的学生们。

1.2 学习者在会计英语学习中的瓶颈

在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因素会对学习者语言习得产生影响,这里主要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例如学习者动机和态度、性别、年龄等等。在这里我们根据大学生把会计英语作为选修课程的情况,特别从态度和动机角度分析一下大学生在会计英语学习中遇到的瓶颈。

目前,学习会计英语的学生主要有两大类,会计专业学生和非会计专业学生。而非专业的学生大多是为了学习商务英语或者技术职称等等目的而选修,因此学习动机和态度决定了他们能否学习好这门学科。R.Gardner(1989,转引华厚昆等2003)认为学习动机涉及四个方面:学习语言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学习中做出的努力以及对学习所持的积极态度。我们在教学中的目的是希望学生把这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可以应用于实践;虽然这个学科适用范围相对局限,但是在有限的群体中可以应用在会计操作或企业管理中。那么如果是会计专业的学生学习会计英语,相对其他专业的学生目的性较为明确,因为他们有取得会计职称或者各种会计师证书的压力;另外其中一部分学生有可能在未来职业中有对专业英语的需求。

而非专业的学生大多因为选修课程而学习会计英语,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会发现较强的专业知识增加了学习第二语言的难度,这个时候专业基础知识成了他们的难题。专业用词使得非专业学生难于理解大篇幅的英文阅读和练习,艰难的阅读也增加了他们记忆的难度。例如单词journal,在会计用于中有一个意思表示日记账,那么对于对会计语言一窍不通的学生,对这个词的记忆难度表现会增加,甚至记住后却反问什么是日记帐。“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的运用归根结底是交际者运用语言交换传递信息的过程。”(王兴中,王渝光2007)那如果学习者未能够准确地掌握第二语言的词义句义,就难以达到理解的目的,更不用说能够理解信息传递信息了。那么抛开实践应用的部分,单单在考试或者练习中出现的题目已经成为学习者的难题了。

1.3 教学者在会计英语教学中的困难

教与学是相辅相承的,但对于教学者来说,在实践教学中往往教与学难以达成和谐。出现的首要问题是学生学习目的不同。有些只为修学分而忽视学习内容的学生会表现出应付了事,甚至作者在教学中发现个别学生遇到难点就选择逃避以致会逃课。另外,老师常常会在让学生用英语学习会计还是先教会计再教英文之间产生疑惑。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侧重会计的教师常常把会计英语教学当作会计教学;另一种就是侧重语言的老师会避重就轻把会计英语知识变成单纯的语言教学。第三就是对教学者的知识覆盖面要求较高,只懂英文的老师如果没有会计知识,是难以透彻直接地解释会计语言,所以会计英语的教师大多有财务理论知识或者实践知识等,这给英文教师的教学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2 会计英语教学中的策略

2.1 任务教学

“任务型教学是通过学习者在课堂上完成任务来进行教学,任务本身不是语言任务,但需通过语言来完成”(彭增安,2007),这种教学形式非常适合会计英语的学习,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或者课堂下均通过会计习题的方式来导入英语概念。因为在任务给出的过程中,语言是一个工具,必须通过所学习的语种来给出任务,这样达到了语言学习的目的是语言使用,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培养学生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提高语言使用的流利性。例如,针对选修的学生可以给一些英文的会计基础练习题,可以选择较低难度的;或者选择一些常用财务报表等。虽然开始学生会觉得有难度,但逐渐适应英文的会计语言后,学生会觉得这种方式远远比只背生涩的概念和专业词汇要容易理解和记忆。Corder(1977)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学习动机,谁都能学会一门语言。”而且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教师讲解完一部分定义后进行,选修这一学科的学生也更容易完成任务。

2.2 文化教学

文化学习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比分析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差异,由教师引导学生,使学生适应目的语文化环境。而对于会计英语来说,教师不但是在传递英语言文化,还要传递会计概念和思维方式。如果教师能够恰当的引导学生理解语言之间的差异和术语使用的环境,那么学生也会很快的转换思维,熟悉会计英语的使用习惯。而选修这一课程的学生大多不是学习英文专业也不是会计专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会计英语属于完全陌生的内容,进入这种专业性强的语言环境较难。那么对于会计英语的教师来说,会计语言的专业性和英语语法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征,所以可以成为教师教学设计过程中文化分析的重点。如何选择恰当的内容是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对象的接受程度来设计,不应全盘复制,而应有所侧重。教师更不应该把语言学习当作完全的会计学习,而是要通过侧重选择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会计语言的理解技巧,使学生在未来工作实践中通过学到的知识可以深入地理解和解决问题。

2.3 教材的设计与应用

目前,国内会计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包括:会计概述、会计假设与原则、会计循环、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负债与权益、财务报表等章节。而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发现个别章节偏重于理论而且语言生涩,未接触过会计学的学生会觉得学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多余;另外在一些实践应用较多的章节中,讲解过于简略,让实践中需要的学生觉得内容不丰富;统观大部分教材,为了使说明的内容全面,在每章的内容安排上或多或少地进行精简压缩。而实际上,会计英语的教学完全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选择教材,例如初级会计学习者可以选择会计基础英语,学习管理方向的学生可以侧重选择财务报表,管理会计之类的教材。所以会计英语教材可以把会计的介绍精简,突出会计基础、财务报表、报表分析、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负债与权益;或者可以部分组合成册,增加一些细节介绍。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有目的地选择教材,而不是盲目地把目前教材中常常出现的内容一股脑地讲解却没有侧重。但教材设计中也要避免编纂成专业英语会计,而是要突出实践和实践中使用频繁的内容,并丰富着部分内容的一些案例或者练习;整体教材应该突出交际和应用,英语难易度不应过高,适当加入术语或者会计理论的中文介绍,这样也减少了教师在课堂大量介绍会计知识的时间。

3 总结

会计的教学与实践本身已经是比较多元化的内容,如果想教好并学好会计英语,并能够在实践中应用,那是非常花费精力的事情,也并非是一位老师一本书就可以做好的。本文从教与学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在实践教学中体会,其中教学对象锁定的是选修课学生。其中有学生学的过程和出现的问题,有教师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策略,还有对教材的一些看法和建议等等。这些教学内容中作者提出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可以通过任务和文化教学方式进行,而教材方面作者觉得可以相对有侧重地加强重点介绍,省略繁冗生涩的理论和术语。总之,会计英语在实践中有很重要的价值,无论教学还是习得都值得探讨的。

参考文献

[1]杨兆和.二语习得时段及其词汇积累[J].外国语言文学与外语教学探索,2008:110-116.

[2]华厚昆等.试论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动机[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3.

[3]Corder,S.P.Simple codes and the sourc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itial herristic hypothesis.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77.

[4]王兴中,王渝光.语言学概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2篇

关键词：表演理论；口头艺术；表演过程；特性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65-02

一、作为表演过程的口头艺术文本

表演理论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在布拉格学派诗学和语言人类学、特别是言说民族志的启发和影响之下成长起来。从产生到现在，在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它强调言说的艺术性，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它强调观众的参与互动，并重视特定文化背景下交流的情境化语境[1]。

我国民间文学界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着以文本为中心的书面研究范式，将口头艺术文本视为与具体情境相脱离的、相对独立的、固定不变的文字符号，是一种完全自足、封闭的存在。“这种超越民俗传承的具体时空、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主流范式[2]。”表演理论的引入，使我们对口头艺术文本有了新的认识，文本“不再是洪荒年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留物，而是处于不断被创新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不再是由集体塑造的传统和文化的反映，也不是超机体的、能够自行到处巡游的文化事项，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情境中，其形式、意义和功能都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场景和事件中；不再是作为事象而静止、定格的既定产品，而是为一次次生动的互动交流以及各种因素的交织协商所形塑的动态过程[3]。”

由于表演理论将口头艺术文本置于其产生的具体情境和演述过程中去考察，所以口头艺术文本在这里是活态的有机体，表演过程是口头艺术文本存在的原初形态，也是其存在的基本状态，离开了表演过程口头艺术文本便失去了其活态性。在人类未发明和使用文字之前，由于生存和认知自身及外界的需要，早已就存在以声音、口语和其他副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口头艺术文本。即使在文字发明之后，在很长时期内，文字的使用也只限于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口头演述和传承仍旧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方式。这样，离开了表演过程，口头艺术文本将无所依存。即使现在，口头艺术文本仍产生于表演的过程当中，是对表演过程全方位的完整的记录和反映。口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几乎重叠在一起，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4]6。创作和表演是同一个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洛德认为口头诗歌的创作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4][7]。在创作、表演、流布三位一体的阐释学的模式中，关键要素是表演。“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我们关于古代经典的认识便不会完整[4]7。”口头艺术文本的生产和传播是在同一个表演过程中进行的，是“二元同位”的[5]54。口头艺术文本意义的生成，各种审美特质的产生和展示，其功能的完成或实现都主要是在表演过程中进行的，或者依赖于表演过程的。只有参与到口头艺术文本的实际表演过程中，才能对文本的生产、传播、意义和功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影响文本生产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细致、全面的把握，考察特定文本的个别性和承继性及其形成原因。如1974年，我国学者阿南曾在云南陇川县邦瓦公社吕梁寨参加了一个景颇族婚礼。晚上，人们歌舞完毕之后，在一种极其庄严肃穆的气氛里，听斋瓦讲唱以创世和洪水神话为主干的《木脑斋瓦》，他发现，“在此种场合讲述洪水神话的目的全在于以祖训的方式法定‘同姓不婚，氏族外婚，实行单方面的姑舅表婚”[6]211。洪水神话的这种意义和功能，如果不从具体的表演过程之中去考察，仅从文本研究是难以发现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再如，杨利慧等对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独到见解都是在实际参与到表演和讲述的过程中，对表演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得出的。如现代社会，神话的神圣性渐渐被世俗功利性所取代；神话是不断变动着的民俗；有限度的语境等等[7]。

二、口头艺术文本表演过程的特性

由于表演理论注重口头艺术文本的表演过程，因而对表演发生于其中的语境及表演过程中的各种情境化因素的互动及其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这些情境化因素的共同参与及其互动使得表演过程总会发生或明显、或细微的变化，这使得文本呈现为动态过程的同时，具有新生性、易变性的特点。新生性与易变性相依而存，新生性体现着易变性并寓于易变性之中。

1.表演的新生性

表演理论的视角下，强调每一个表演都是独特的，都是创新的。表演“从来不是第一次”、“没有一个表演能够被原封不动地加以重复”[1]79。它的独特性来源于特定语境下的交流资源、个人能力和参与者目的等之间的互动；来源于文本过程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

新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本的创新，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同一故事由同一讲述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语境进行表演，会有不同的特点；同一故事由不同的讲述者在同一时间进行表演，结果也有差别；甚至是同一表演者面对同一场景和相同的观众，由于具体语境和心境的差异，他的两次表演也不会完全相同。有时一些突发性因素也会使表演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特定文本的形成。如郭德纲一次在表演单口相声《蒸骨三验》的过程中，正在表演县官审案的情节，忽然台下手机响，表演受到干扰，于是一拍惊堂木说：“堂下是谁的手机响？”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8]71。所以说，“每一次表演都是唯一的，它是一次创造，而不是重复制作[9]146。”二是事件的创新。如艾丽娜·基南在其关于马尔加什人婚礼上的“卡巴瑞”表演的民族志中，反映出什么是正确的卡巴瑞，并没有为全体社区成员共同享有的、统一的观念。所以，不同的地区、家庭、个人会通过协商制定不同的卡巴瑞表演规则，来规约卡巴瑞表演，但这些基本规则从来不是结论性的，因而卡巴瑞的表演过程自始至终都表现为由争论所推动的协商变化的过程，每一次表演，其事件结构都具有明显的新生性[1]44-46。三是社会结构的创新。如罗萨尔多对伊隆哥人在解决聘礼争端的过程中表现的策略性的角色取代和角色互换的描述，争论者要运用修辞策略获取父亲的角色，从而将对方置于“儿子”的地位，即社会角色的改变；表演可以提高表演者的社会地位，例如，迪克·格雷戈里通过表演提高了自己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创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表演者还因自己的威信和对观众的控制力而具有摧毁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潜在力量[1]。

新生性限度及其体现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阶段、特定情境中的交流资源、个人能力、参与者的目的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1]251。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而以往的、传统的表演方式和创造性的、新生性的表演方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则需要通过对情景中的表演的细致分析来进行把握。

2.表演的易变性

易变性与对表演的重新标定有关。由于作为文本过程的表演是交流的一种模式，受到情境化语境中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因而它是灵活的、易变的。变化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一是交流模式改变产生的可变性：同一表演者对同一文本的讲述，首先在不同的情境下，表演者会从表演的交流模式转换到其他的交流模式。如讲述者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对观众承担表演的责任，但在别的时候，他就不要求观众对他进行品评——“我会给你讲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在为你表演”等[1]201。其次在相同的情境下，讲述者也可能从其他的交流模式转换为表演的交流模式，或将几种模式同时并用。如邓肯·威廉森在讲述《老头领钓鱼》的故事时，开始是以转述的交流模式讲述他的远方亲戚麦克里仁讲给他的故事，之后麦克里仁逐渐被隐去，而转为威廉森的表演，到故事的后半部分，为了使故事更加生动而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又采用了引述与模仿并用的模式[1]116。另外，相同情境下，讲述者也可能在表演和非表演的交流模式之间来回多次转换。如《表演的否认》一文中，霍华德·布什先生讲述魔鬼参加打牌的故事时，在表演——否认表演——表演之间曾几次转换言说方式[1]145。二是表演框架的转换导致可变性。同一文本可能会被置于各种不同场合，例如被报告、排练、论证、翻译、转播、引用、概述、模仿等。如约珥·佘泽在圣布拉斯群岛上的古纳人中遇到的小姑娘即兴对通常是由成年男子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伊卡表演的模仿，这一行为虽然将表演置于模仿的框架内，但仍是一种创造性的表演[1]37。三是表演的可选择性产生的可变性。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一些特别的文类和交流形式，通常它们是被表演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言说这些文类或采用这种交流形式都必然是一次表演。在社会和文化发生变化时，这种情况尤其常见。因为时过境迁，社区中已经没有人有能力进行表演或者失去了表演的适当条件。四是演的重要性的变化所体现出的可变性。同一表演在有的情境中表演是第一位的，在另外的情境下，表演又处于从属的地位。如同一歌手演唱的同一首歌，如果是为了调节劳动节奏、缓解疲劳而在劳动现场表演，第一位的是其实用功能，其作为表演的特性只在次要作用上被劳动者所享用；如果是为了娱乐或展示才华而在节日或舞台上演唱，表演就处于主导地位。

上述概括并非表演可变性的全部体现，其复杂性需要通过对具体情景中的表演事件进行细致的民族志的分析才能展示。“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一次机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4]7。可见，口头艺术文本表演的新生性和易变性是绝对的。在关注表演的可变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新生性和易变性总是在对以往表演的承继性基础之上，在社会文化传统许可的范围内的创新和变化。

三、结论

对我们而言，表演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不仅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一场方法论的革命”[10]，它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对研究对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更进一步的深度解析，从而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进一步发现和揭示口头艺术文本的本体特征。但是，正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表演理论同样存在其局限性和缺陷：过分强调语境等外在于表演者的因素，而对讲述主体的关注不够；过分注重变化而对历史维度的传承重视不够；过于注重微观上细节的变化对文本的影响，而忽视了文本的相对自足性和稳定性。因此，在具体的研究工作当中，应综合多种视角和方法，取长补短。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J].民俗研究，2009，（2）.

[3]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J].民俗研究，2011，（1）.

[4]尹虎彬.在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20世纪史诗学述评[J].民族文学研究，2002，（3）.

[5]孙正国.文学的生活遭遇——民间文学本体批评引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6]阿南.从创世神话的社会作用看神话的本质特征[C]//刘魁立，马昌义，程蔷.神话新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7]杨利慧，张霞.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祝鹏程.表演理论视角下的郭德纲相声：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J].民俗研究，2011（1）.

[9][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3篇

音乐活动需要有受众群体, 所以是一种传播过程, 对此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在音乐厅中, 音乐作品通过演奏者的演绎传到了听众的耳朵里, 这便是一种音乐的传播过程, 即在创作过程完结之后, 经过演奏家的演绎, 形成音响并传达给听众的过程。如果没有听众, 则不能称为传播过程, 音乐演奏就变成了演奏者的自娱行为。把音乐录制成唱片, 通过商业行为传到了顾客的手中, 顾客在私人的空间中聆听, 这也是一种音乐的传播过程。而且由于工业因素的加入, 使得一次的演奏成了可以无限复制的产品, 跨越了时空, 以商品的形式传播到听众的耳朵里。直到今日, 网络的发展再次使音乐传播途径发生了巨变, 使得某首作品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 让处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无数听众同时聆听。尽管现场聆听所体现出的音乐艺术的真谛在这个无限的虚拟空间中丢失了, 但其巨大的听众数字和由其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使得人们顾不得考虑什么是“真谛”, 能够传播到更多人的耳朵里的愿望和由此而带来丰硕回报的可能性使得音乐传播的渠道在不断地发展着。然而, 民族音乐学者长期与传统音乐打交道, 我们发现,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过去, 音乐靠口耳相传, 由一地传到另一地, 逐渐变异, 形成了不同但又彼此关联的地域性音乐文化。如果把这也作为一种音乐的传播过程, 似乎也有道理, 只是传播的范围相对狭小。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 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传播学研究传播过程, 即传者、媒介、受者、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过程、手段、媒介, 传递速度与效度, 目的与控制, 也包括如何凭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1由谭昆智等编著的《传播学》这样理解该学科的性质:“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 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 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2而音乐学是把音乐作为对象, 对其进行音乐本体的、行为的、审美的和历史的探讨。曾遂今老师认为:“人们唱、奏音乐, 就是在向他周围的空间传导着音乐, 播撒着音乐, 音乐的信息由他出发进入另一个人或群体 (或自身) , 这就是音乐的存在, 也就是传播的存在, 音乐和传播密不可分。”3然而, 他并不认为传播学和音乐传播学存在种属关系:“两个学科的联系, 是‘传播’, 两个学科的区别, 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学科研究的领域, 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领域。”4按照曾老师的观点, 音乐传播学应该属于音乐学研究的新侧面, 其中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音乐科技领域、音乐的大众传媒领域、音乐美学领域、音乐编辑领域、音乐文化产业领域、音乐知识产权领域、音乐受众领域、音乐批评领域等等。5音乐传播学研究“人的音乐传播活动, 人的音乐传播行为以及这些活动和行为的内在运行机制”, “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6那么, 其中的关键就应该是音乐以及传播音乐的媒介在不同时空中所造成的创作行为、作品、表演、接受, 以及生产、消费等诸多方面的互动关系。从音乐厅中的聆听到唱片中的聆听, 从广播电视中的聆听到网络上的聆听, 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音乐传播的途径, 不仅扩增了音乐流传的速率与广度, 同时也使得审美行为中染进了商业和金钱的痕迹。

所以, 音乐传播学与音乐艺术管理两学科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只不过“学”和“管理”似乎体现着“学术”和“操作”层面上的不同, 也体现着从音乐厅走向电视台和虚拟空间的发展趋向。

一、音乐作为媒介——音乐的元意义

音乐传播中传播的当然是音乐, 如果把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三个方面的话, 那就是所要传播的信息、所采用的传播媒介和所到达的受众群体。按照这种理解, 音乐传播中的音乐是作为信息而存在的, 其目的是把此信息通过某种媒介传达到听众的耳朵里。然而,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本人在做田野调查时甚至在去各地旅游的时候会经常参观一些佛教寺庙, 进到大雄宝殿, 会看到一些人在拜佛。当他们在佛祖面前叩头之时, 寺院的僧人会配合地敲一下磬。磬声清脆, 引人以无限遐想。这时候我不禁问自己, 磬的声音是作为“信息”, 还是作为“媒介”的呢?

思考着以上的问题, 久久没有答案。2013年夏, 本人去冰岛旅行。这个北极地区的大岛不仅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遥远的地方, 对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来说也都很遥远, 而这种遥远的感觉不仅是距离上的, 更多地是心理上的。但是, 无论是距离上还是心理上的遥远感, 都没能阻止人们对其的向往。数百年前, 随着海盗的盛行, 部分欧洲人来到了这片荒芜的土地, 并定居下来。相对于土地面积来说, 定居下来的人群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些人沿海而居, 以打鱼为生, 相互间非常隔绝。在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的情况下, 他们怎么能够知道外部发生的事情呢?

去冰岛并非单纯的旅游, 是带着采风的任务的, 主要是去了解称之为“瑞莫尔” (Rimur) 的演唱艺术。在采风过程中我了解到, 很久以前, 当人们刚刚移居此地时, 有一种人, 他们挨家串访, 当来到某家时, 便在这家住上几天, 以唱歌的方式为该家庭述说其他家庭的故事。几天后, 他们又会走访别的家庭, 做着同样的事情。后来, 有人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就成了一种文学化的文本, 称之为“瑞莫尔”;当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在冰岛被认知后, 有人又把演唱时所用的曲调记录下来;到今天, 瑞莫尔已经成为冰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可以把瑞莫尔理解为一种古老的说唱。然而, 现在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十几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形成, 虽然由数百居民构成的小镇也很多, 但这些小镇已被网络相互连接, 电视台同步播放着欧美的主要频道。作为信息传播方式的瑞莫尔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功能, 但是,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 冰岛人仍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传唱着瑞莫尔的声音。有意义的是, 瑞莫尔使我们发现了早期的音乐传播形式, 理解了音乐传播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这时候,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早期人类的呼喊中所发出的声音的意义。瑞莫尔不仅是一个音乐的品种, 也可以被称为早期的音乐传播方式。

当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 不难发现, 类似瑞莫尔的形式在中国各地也到处可见。中国各地数以千计的说唱曲种, 都以讲故事为主要目的, 配合以各种风格的音乐, 构成了各地风格各异的说唱艺术。其中, 音乐与所述内容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听众欣赏音乐, 也是在欣赏其中的故事;听不懂其中的故事, 便失去了说唱行为中所包含的意义。记得几年前, 本人在苏州评弹博物馆聆听了一场评弹。说是评弹, 更多的是评话, 在讲故事, 唱的段落很少。五元钱门票, 可以听一个下午并获得免费茶水。一个大暖瓶、一杯清茶, 自斟自饮, 非常休闲。可惜的是, 由于语言的限制, 本人听不懂, 听着听着, 居然睡着了。

过后, 我自问, 在说唱艺术形式中, 音乐是作为媒介, 还是作为信息呢?音乐传播中的媒介和信息怎样来确定呢?

案例远不止此。在中国进行传统音乐研究, 必然要到各地采风, 采风中会遇到各地流传的佛教、道教和民间社火中的各类仪式, 仪式中包含各种音乐。本人曾就云南流传的洞经进行专门的调查。洞经被称为“谈演”, 其中“谈”是宣讲经文, “演”是仪式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仪式音乐, 属于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洞经谈演的目的是宣讲经文, 但采用曲牌音乐与之配合。数首曲牌在不同的经卷中反复应用, 配合不同的经文段落, 形成一套完整的结构。而且这种活动中除了经文要使用曲牌外, 还应用器乐曲牌, 在上香、祭拜时演奏。洞经会成员们称经文所用曲牌为“经牌”, 把唢呐演奏的器乐曲牌称为“大乐”, 把丝竹乐器演奏的曲牌称为“细乐”。大乐演奏时配合打击乐器, 用在开坛、收坛、迎神、送神、焚疏文等场合;细乐演奏时以笛子、二胡主奏, 多用在“礼请”、“上贡”等场合。

经卷是洞经坛会和洞经活动的中心, 也构成了洞经谈演的主要内涵。本人所调查的个旧市大屯镇“化善坛”洞经会所谈演的经卷有11部:《开坛经》、《观音经》、《大洞仙经》、《东岳经》、《觉世经》、《明圣经》、《本行集经》、《报恩经》、《九皇经》、《冥府经》、《地母经》。根据不同的场合, 每次选用不用的经卷。每部经卷含一到五卷不等, 原则上每天谈一卷, 一次洞经谈演需要一到四天 (五卷本经卷用四天) 。主要的谈经场合包含庙会 (上九皇、观音菩萨生日等) 、民俗活动 (朝十王等) 、安龙奠土、拜寿等。经文内容既包含宗教性内容, 如赞美上苍、宇宙真谛等, 也有告知人们于世相处的方法, 甚至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每次谈经都是一次心灵的教化, 尽管包含着宗教的色彩, 但总体来说还是教诲人们处世之道的。整个仪式中, 音乐始终相伴:经文宣讲要用曲牌相配合, 上香仪式要奏细乐, 每种仪式中要宣读各类表文, 宣读后要焚烧, 焚烧时要奏大乐。1这时候, 我们不禁会问:在谈洞经时为什么要用音乐呢?

苦思冥想之时, 想到了河北“音乐会”。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 许多“音乐会”要放河灯, 为故去的亡灵超度。放河灯时要奏音乐, 人们相信音乐可以安抚亡灵, 引导亡灵走向该去的地方。可见, 在与另一个世界沟通时, 音乐有着特殊的意义。经卷内容基本上是上苍告诫人类的语言, 通过一种音乐化的形式传达到人间;人们听到这些真谛之时, 不时地表达对上苍的崇拜, 也用音乐的形式把这种崇敬之心传递出去, 音乐在此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所以, 当人们为神灵叩首时, 会有磬声的伴随, 目的是把祭拜者的愿望传递给所拜的神灵。冰岛的瑞莫尔、中国的各类说唱, 传递的是言语中的信息, 但必须通过音乐的包装, 使得信息更具感染力和穿透力。这时候, 我似乎明白了, 在有些活动中, 音乐并非活动的中心, 但有了音乐的包装与伴随, 音乐才能以媒介的方式更好地把信息传递出去。原来, 在有些场合中, 音乐也可以作为媒介!

二、音乐作为信息——音乐意义的转换

转到同一事物的另一面, 我们可能会有另外的认识。世间的事物发展好像有一个规律, 即某一事物的价值是沿着由实用性到审美性的发展而增长的。衣服是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 但能说明本人的这一想法——衣服的初始价值取决于它的实用性, 实用性越高价值就越高;当实用性被满足后, 审美便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 品牌便在审美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音乐作为上层建筑, 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在人类文明初期, 人们认识自然的程度很低, 很多方面均依赖于神灵的力量, 由此产生了对神灵的祭拜。祭拜时, 音乐就是献给神灵的一种最佳礼物。这时候, 音乐与各类仪式密切相关, 我们称此类音乐为“功能性音乐”。功能性音乐并非纯粹的审美对象, 而是融合在了人类的社会行为之中, 成了信息传递的媒介。然而,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在审美上的需求也相应提高, 作为媒介的音乐便慢慢地具有了信息的意义, 逐渐成为人类音乐行为的主体内容。比如, 劳动号子在机械化的今天似乎不再有原本的功能, 但它并没有消失, 人们把它作为艺术的“原生”样态转移到了舞台上。声音还在, 劳动的“原意”已不复存在, 而其“歌曲”已经成为舞台上供人欣赏的内容。甘肃的“花儿”, 本来是为了寻找异性伴侣而唱, 歌声是传递“爱”的媒介;然而, 今天到甘肃采风所看到的“花儿”演唱大多成了音乐会性质的表演, 寻求异性的目的没有了, 唱歌就是目的本身。因此, “花儿会”便成为音乐会, “花儿”音乐走向了“艺术”。

以音乐为目的的行为经常可见, 特别是处在音乐学院的环境之中, 每天从事音乐工作。无论是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 还是配合音乐艺术的其他类型的工作, 音乐都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创作好的音乐作品, 提高演奏技巧已经成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在技术层面的背后, 音乐也成了能够表达我们心智的艺术, 最终成为我们人生的外观。音乐成为我们自身, 反射着我们自身, 我们也融化在了音乐之中。

但是,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追求, 即渴望把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传达给另外的人。创作者渴望有人演奏他们的作品, 演奏者渴望有人聆听他们的演奏, 评价者渴望有人看他们的文章。这时候, 需要有不同的媒介, 把我们自身的工作传递给他人。作曲家利用五线谱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视觉化, 并希望他人在阅读纸质媒介的时候能够理解他的内心, 他在创作的同时也在把内心的感受转化成视觉音符;表演者是把纸上的音符变成音响的媒介, 同时又是制造音响的一个重要环节;评价者是把音乐创作 (含作曲和演奏) 推荐给听众的媒介, 把视觉的音符和听觉的音响转化成文字符号, 并力图使读者阅读文字时似乎能够听到音响, 同时还要形成并展示个人的某些思想。我们把以上这些环节均视为创造性行为。尽管在以上三个环节中, 每个环节均包含创造行为和媒介传递, 但我们从不认为它们属于音乐传播中的“媒介”范畴, 而是属于被媒介传递的“信息”。那么, 如果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 其媒介在哪里?这时候, 我们往往要去音乐发生的场域中寻找答案。音乐厅是传统意义上最佳的传播场域;电台、电视台、唱片、网络, 不同的媒介逐步出现, 均构成了音乐音响的传播媒介;报纸、期刊、书籍等各类出版物也在音乐传播上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其实, 把音乐从内心中的音响形式变成视觉化的音符形式属于作曲家的行为, 该行为以音符为媒介;把纸上的音符还原为音响形式属于演奏家的行为, 该行为以乐器为媒介;用文字形式把两者社会化属于评价者的行为, 该行为以文字为媒介。进一步来讲, 作曲家必须以演奏家为媒介把音符音响化;演奏家依托作曲家的行为得到可以演奏的作品;评论家依托以上两者的创作行为得到可以评价的作品;而作曲家和演奏家又依托评论家的文字使他们的创作社会化。所以, 三者也有互为媒介的作用。可见, 媒介不仅仅发生在三者的场域之上, 也发生在创造者的创作行为之上。但有所不同的是, 在创作者自身的行为中, 信息和媒介找不到受众, 受众只有当音乐发生在某场域时才存在。这一差异对音乐活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使音乐传播问题不仅由音乐本身和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构成, 还融入了受众群体作为第三因素。三个因素的互动产生了两种效应, 即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由此在创作者、音响形式和受众群体之间构成了一种产业关系, 而这一关系的建立者便是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媒介的控制者。所以, 今天谈音乐传播, 不可避免地会与音乐商业管理联系在一起。音乐, 从非艺术走向艺术, 再走向商品, 由此, 走向了最具物质色彩的金钱, 走向了可以用来消费的产品。

然而, 对于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的音乐会来说, 到底音乐会是商品, 还是音乐会中所演奏的音乐是商品?或者, 音乐和音乐会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当我们走进音乐会, 我们得到了一次聆听的机会, 所以, 我们为音乐所花费的只是购买了一次聆听权, 我们不能够拥有音乐会上所演奏的音乐。如果说我们购买了一张音乐光盘, 我们可以拥有这张光盘, 但我们永远不会拥有光盘上的音乐,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光盘上所录制的音乐的聆听权。知识产权使得受众可以拥有物质产品, 但永远不可能拥有精神产品。所以, 在世界上, 谁能创造出更多的精神产品, 谁就能够拥有更高的价值。脱离实用性的审美价值的优越性也便由此而产生。

三、回归音乐的媒介作用——民族音乐学的独特视野

民族音乐学以全世界的音乐为研究对象, 经过了由音乐形态研究到音乐文化研究的过程, 人们把这视为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跨越,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这一过程建立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的分界岭。本人认为, 这是由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目前已经有的共识是,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此共识说明, 音乐本体和音乐行为同等重要, 而音乐行为所体现出的文化含义较容易引起人们对人性的关注与理解。这也说明了民族音乐学及其理论在中国学者的脑海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认同。

然而, 当我们从音乐传播的角度来看待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点, 并以此特点来理解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特性时, 一种新的角度可以增进我们对民族音乐学的认识, 这个新的角度就是把民族音乐学面对的对象作为音乐媒介, 而非信息。这不仅体现出民族音乐学独特的学科品质, 而且也说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典型特点, 即音乐作为媒介承载着某些其他方面的信息。民歌中的许多歌曲是男女青年传达感情的工具, 其中唱词表达的是爱的“心声”, 旋律只是此心声的媒介。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所形成的“歌”, 其目的是为了争得对方的心。在中国民间的各类仪式中, 音乐不会单独作为一种审美对象, 而是会作为表达各种“愿望”的媒介:用音乐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对故去亲人的思念, 来教化现世人们的心灵。音乐成了这些意愿的最佳传递者。所以, 民族音乐学研究者们面对这样的音乐对象, 不仅要关注音乐媒介本身, 而且还要关注由媒介所传达的“内涵”。而探讨这种内涵也便使研究本身具有了“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的品性。所以, 音乐所具有的媒介作用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特点, 也是理解民族音乐学学科特性的因素之一。

当然, 在实际所发生的音乐事件中, 各种情形不会如此简单。以下两点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第一, 信息—媒介之间的互换与发展。音乐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音乐样态和结构的难易, 还体现在音乐演奏方式的复杂程度和多样性, 以及音乐作为媒介和信息的关系及其身份转换。也就是说, 作为媒介的音乐, 有时候又以“信息”的样态出现, 或者是部分作为媒介, 部分作为信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劳动号子只作为媒介, 完全没有信息意义, 显然是不正确的。“花儿”在传达感情的同时, 其审美意义常常是打动对方心灵的关键。所以, 随着场域的变异, 音乐作为媒介和信息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 审美程度越高, 音乐的信息性越强;反之, 音乐表演的仪式性越强, 其媒介性就越明显。

说唱音乐脱离了宗教仪式后, 逐渐成为人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冰岛瑞莫尔流行时期, 该品种音乐具有传达信息的功能;中国唐代的“俗讲”和后来的道情, 分别把音乐作为传递佛教和道教教义的工具。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说唱音乐逐渐脱离了功能性, 朝着纯粹娱乐工具的方向发展, 然而, 故事仍然作为说唱所要传达的主要内容, 音乐并没有脱离故事承载体的地位。

戏曲因其复杂性可以被称为一种高级的文化样态, 音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地的地方戏曲, 用音乐作为自己地方性的标志。高度的娱乐性, 使得戏曲音乐成为戏曲行为所要传达的“信息”的一部分。然而, 当我们去赶一场庙会, 或参加了一次“还愿戏”的演出时, 戏曲表演的背后便有了另外的意图:戏曲的欣赏者由人变成了“神”, 而且戏曲会表达人对神的敬仰;赶庙会的人们围坐在舞台前观看演出, 又体现出了“神”对人的关爱。

民间器乐完全脱离了有文字语义的内容, 从形式上看不出其背后的内容, 音响本身就是音乐所要传达的““信息”的全部。然而, 在历史的长河中, 用于百姓的器乐大多数与某种仪式相关, 而独立的器乐, 无论是独奏还是合奏, 无不是社会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的产物, 体现出一种高度的艺术化属性。古琴、弦索十三套, 这些品种无不是这种高度艺术发展的结果;即便是琵琶、古筝、潮州弦诗、十番锣鼓等乐种, 虽然显示出一定的民间属性, 但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文人性质”。可见, 音乐审美属性的提高是与社会阶层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审美性越强, 音乐的主体性越强, 音乐的媒介作用则越低。由此, 音乐背后的意义逐渐消失了, 音乐不仅成了纯粹的自己, 成了音响本身, 也成了受众者可以获得的唯一“信息”。这一方面在告知我们音乐形态研究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音乐媒介在哪里?对于大多数的传统音乐品种来说, 如果长期缺乏媒介, 它们会面临严峻的衰落前景。

第二, 原生态场域的变换。从以上论述中可知, 在传统音乐的所有类型中, 功能性和仪式性越强的类型, 其作为媒介的特点就越强;相反, 若脱离仪式, 朝着审美对象发展, 其作为信息的特征就鲜明起来。最近以来, 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音乐活动被加入了“原生态”音乐。在音乐节的舞台上有来自民间的音乐演奏;在电视台的音乐比赛中也出现了农民歌手, 还有些歌手以此为契机, 成为原生态唱法的“歌星”。所谓“原生态”, 无外乎是对出自非专业音乐院校的、曾流传于某一地区的音乐类型的一种称谓, 是对声音的一种定位,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因为, 其音乐表演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生态”, 变成了舞台的“艺术”。1

其实, 从音乐传播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认识, 即:被“原生态”化的音乐实际上是把作为媒介的音乐变成了作为信息的音乐。“生态”不仅仅是自然环境, 还包含音乐的功能作用。原生态音乐中的“原生态”往往要求音乐声音之中要传递某种声音之外的意义, 而且这种意义是音乐表演的真正原因, 音乐只是传递此意义的载体;但是, 当把这种音乐从原生态语境中转移到舞台上之后, 其音乐表演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音乐不再传递原有意义了, 音乐的声音成了表演的中心, 欣赏这种声音也成了音乐行为的唯一目的。然而, 我们也可以看到, 原生态中的固有意义并没有被人们忘却, 也没有被丢在一边, 而是变成了现代舞台上的“包装”手段。舞台上的信息, 不时地暗示着“声音”在“原生态”时空中的所谓的“真实”内涵, 使受众能够对声音产生一种时空上的距离感, 并形成独特想象。这时候, 在信息与媒介之间发生了变异与转换, 音乐传播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即:原本需要用“声音”来包装并传播的“信息”, 现在却被用来促进“声音”的传播。这时候, 哪个是信息?哪个是媒介?在不同的场域中来回调换, 二者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不可否认, 传播学大多研究的是基于现代传播媒介视域的大众传播, 是把过去的口耳相传推广至跨越时空的现代传播。然而, 口耳相传时代的信息和媒介的关系与现代传播中的信息和媒介的关系, 是我们认识民族音乐学学科品质的又一条途径。当孔雀开屏的时候, 美不是目的;当我们用现代技术推广音乐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小心就推广了具有美的属性的声音媒介。完成了以上的论述, 如果我们再次询问民族音乐学到底应该研究音乐形态还是音乐文化, 音乐传播学似乎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答案, 即:这要看音乐是作为信息, 还是作为媒介。民族音乐学既关注音乐中的声音, 也关注音乐中的意义, 特别是当意义是音乐行为的目的之时!同时, 我们还可以在民族音乐学是“非欧洲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研究”和“文化中的或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之外再加上一条:民族音乐学是把音乐作为媒介的研究。

注释

11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第403页。

21 “百度百科”之“传播学”词条 (截至2014年6月26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41084.htm

32 谭昆智、林炜双、杨丹丹、马璟熙编著《传播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34页。

43 曾遂今《音乐传播:观察、研究与教育——音乐传播的概念解读》, 载曾遂今主编《音乐传播学术前沿》,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23-36页。

54 曾遂今著《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62页。

65 同上书, 第44-64页。

76 同3。

81有关云南洞经的内容, 请参阅张伯瑜著《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之二) :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调查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4篇

(一) 材料——事物构成的要素之一。

材料, 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 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 人们所利用并认识的材料种类就在不断地增加, 伴随人类掌握技术的不断提升, 对于材料的创造与发现的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由于材料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并且人们认知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不同质感的材料就会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一是选择金属材质, 具有反光系数, 有光泽, 色彩上变化幅度较小;二是选择石材, 其基本的传递信息是质感的厚重, 表面触感由制作工艺决定是否光滑;三是选择木材, 无反光系数, 光泽度同样由制作工艺决定, 受自然环境影响, 木质颜色会有较大变化;四是塑料, 半透明材质, 具有反光与折射系数, 视觉密度传递上偏小, 材料现代感偏强。这样在形体一定的情况下, 不同取向的材质运用就会给雕塑形体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材质所构成物质形体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

(二) 视觉经验对材料信息传播的影响。

物体摆放在那里, 如果你跟他没有互动, 没有实际上的交流与感知, 那么它的存在对于你就没有意义, 这也就是存在即被感知。材料的意义同样遵循这一概念, 当你面对一个你未见过的材质的时候, 你需要通过触摸来产生触觉记忆, 从而更好地认识这一材质, 在大脑的数据库上结合视觉留下的印象, 综合的对这一材质进行认识与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考虑, 不同种类的物体便由相应的材质去表现, 毛巾应该由棉纺织物来构成, 进而满足其柔软吸水的功效。这样具体形态的物体与构成它的材质种类, 以及这一材质所具有的特性就彼此串联起来, 这多方面的信息构成了这一物体存在的实质性。

二、材料置换作为视觉语言的表现研究

置换一词在字面的表达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在既定的组合当中抽离其中的一部分元素, 同时植入另外一种物质重新构成原有的组合形态。材料置换语言简单来讲也是这样的一种基本逻辑方式。

为了更好地说明, 我们就以日常工具电脑为例, 电脑的基本组合材质为塑料、金属、橡胶, 现在我只运用海绵这一种材质通过加工工艺将其制作成电脑的模样。这就是保证物体的基本形态与体量, 将其理应具有的材质进行了置换。人们看见这个物体, 通过形态的认知上判定他是一个电脑, 随后发现原有的塑料金属材质在这个“海绵电脑”当中没有任何踪迹, 同时这台电脑也不具备使用的功能。这时候矛盾出现了, 人们自然会产生怀疑, 怀疑这台电脑存在的实际意义, 同时也怀疑自己原有的视觉经验。通过怀疑的过程人们也自然会思考为什么这台电脑会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这里, 如果这种疑问能够在观者的思维当中产生, 那么就可以称之为材料置换语言所力图达到的效果。

材料置换语言的存在就是以调换原有物品与材质之间的关系链, 从而制造出艺术家所力图达到的表现效果, 通过置换来造成观者视觉经验与实际体验之间的矛盾, 因矛盾从而引发思考, 进而产生属于观者自己的视觉感受与启发。这种启蒙性质的艺术传播手段在当代艺术的范畴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运用材料置换语言的当代艺术作品

(一) 展望的包裹置换方式作品——太湖石。

通过雕塑、装置及表演艺术, 不锈钢雕塑艺术家展望不断扩大了“雕塑”的传统观念。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新展《1小时等于1亿年——素园造石机》中, “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台造石机, 还原造太湖石的过程。展望称希望通过这种溯源的艺术活动, 寻找到文人文化、当代艺术的源头。“假山石”是展望艺术表现过程当中重要的艺术作品, 该系列使用镜面不锈钢复制了天然太湖石, 在“当代”材料和传统园林中找寻传承脉络。这种材料置换语言的表现是通过不锈钢金属的包裹产生的, 包裹拆分再组合的这一过程完整的展现了太湖石的肌理及形态, 通过这一置换的过程, 太湖石的体量保留了但是由于材质工艺的改变, 使得“假山石”的实际重量大为减轻, 通过适当的展陈手段使得这一艺术作品所传递出的视觉矛盾更为强烈。当人们印象当中体量很大的太湖石换上金属材质的时候, 视觉经验上觉得太湖石的质量会更重了, 但是由于制作工艺的加入使得实际的情况异于视觉经验。

(二) 克莱斯·奥登伯格的软化艺术作品。

奥登伯格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放置在户外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将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物件作为巨型雕塑, 由此成为了当时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当代艺术家, 奥登伯格把视线聚焦于人们日常当中常常因太熟知而容易忽视的物品, 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段来传播自己的艺术理念, 其中也包含运用材料置换语言的艺术作品。奥登伯格做过一个软化系列, 将周围的事物例如打字机、架子鼓、汉堡包、开关、马桶等, 用布质材料进行置换, 使得原本应该具有硬质材质的物品变成软化物, 感官经验再一次同实际情况以及使用更能的丧失发生了冲突。奥登伯格这一些列“软化”作品同其另外的一些列公共艺术作品相比, 后者通过对日常用品的成倍放大并置于公共广场之中, 其带来的冲击力以及视觉表现语言明显异于前者, 但是这两之间所要传达技术家的思想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那就是对日常事物的关注, 艺术源于生活, 没有扎根于生活的土壤, 是孕育不出常青的艺术之树的。

(三) 基弗沉郁的视觉语言。

基弗是20世纪80年代“新表现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家, 他出生于德国战败的那一年, 70年代师从博伊斯, 深受其影响。大量运用油彩、钢铁、铅、灰烬、感光乳剂、石头、树叶等综合材料, 基弗的风格结合了抽象和具象、幻觉和物质性, 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通过对基弗艺术作品的欣赏, 其中“铅飞机”吸引了我。铅质的飞机具有明显的战争痕迹, 斑驳的表面加重了战争产物的毁灭气息, 通过铅材质的代替将战争的负面基调植入了这个艺术作品当中, 从这个作品当中可以看出材料置换语言还可以将替换材质所代表的思想或者是隐喻植入到新作品之中。当人们注视这一作品的时候, 对于实际材质同视觉经验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占据很大的比重, 取而代之的是铅材质的毁灭感同战争工具———飞机的结合。通过材料置换的语言表达形式将同种寓意的不同种范畴的事物结合到一起, 得到的就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感官冲击。这种艺术家的有意为之能够更充分地传播自身的思想, 以启发的态度让观者自主地审视一个历史问题, 价值观问题, 这也正是当代艺术所必游的途径。

四、结语

材料置换语言下的材质本身, 不单单是构成完整实物的构成要素, 它替代与更改的背后是艺术家试图阐述的一种精神状态、价值理念。这种阐述不是为了说教而是为了更好地启发观赏者的自我发现、独立思考的可能。这种启发的过程需要作品与观者之间的互动, 这互动的桥梁则是艺术家在后面搭建的结果, 桥梁通向远方而沿途的风景需要观者自己的视野去发现与获得。艺术的土壤来源于生活, 生活的构建取决于人, 而艺术带来思考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应该回归于最基层的群众。由精英文化借助艺术形式带动的社会自省, 是当代艺术所主要呈现的一种表现手段。

参考文献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5篇

立足大势深入分析,目前蒙东与东北三省的形势还是略有不同

从面临问题看,东北三省基本属于“老旧”产业升级缓慢,而蒙东地区基本属于上游产业扩张受阻。中央7号文件总结的东北地区面临的四大问题,更像是为东北三省量身定制。概括解读,一是市场发育不足,国有企业欠缺活力,民营经济欠缺实力;二是科技引领不足,科技经济两张皮,产业偏向“三型化”(传统型、资源型、重化型),新兴产业比重低;三是民生保障不足,不少地区产业单一、资源枯竭、经济衰退,衍生出大量民生问题;四是思想解放不足,党员干部适应引领新常态意识不强,推动振兴思路不活,办法不多。而蒙东地区,利用了后发优势,多数产业处在上升周期,普遍采用最新技术工艺,民营经济超过半壁河山,历史包袱相对不重,上下干劲足心气顺,推动振兴具备更大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

从现实处境看,东北三省遇到的多为原发性困难,而蒙东地区遇到的多为传导性困难。东北三省经历了帝俄时代掠夺、伪满时期开发,又作为新中国的长子、共和国工业的摇篮,计划模式进入最早、退出最晚、影响最深,资源、产业、技术、人才多重问题交织,政府、市场、观念、体制新旧矛盾并现,很多问题有深层根源、原发色彩,唱衰论者称为“积重难返”。而蒙东本轮工业化才十几年,老问题不多。蒙东最初作为东北三省的能源资源接续地纳入东北振兴范围,以赤峰为例,“十二五”以来共落地东北三省项目838个,接纳投资793.5亿元。2015年赤峰远联1/5的钢材、红烨1/4的锌产品和全部硫酸、敖汉旗及宁城县1/2的水泥和铁精粉销往东北三省,联系紧密可窥一斑。目前蒙东受到的主要影响,一是源自东北三省的投资力度衰减,二是面向东北三省的市场需求萎缩。就蒙东地区而言,制约振兴的更多是传导问题而不是内生问题。

从振兴任务看,东北三省的主要目标是促升级反周期,实现新常态下的持续发展,而蒙东地区的主要目标是既出力又借力,在不被“边缘化”的前提下实现与东北三省的“打捆”发展。2015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在全国垫底,经济数据让李克强总理感到“揪心”,外界评论是“塌方式沉陷”、“断崖式下跌”,新常态下,保增长的形势空前严峻。而国家对东北的态度,不再提倡数量式扩张,而是提倡结构性改良,东北三省振兴的动力是改革创新,出路是转型升级。而蒙东地区进入东北地区振兴范围前8年,经济年均增长20%,2015年增速降到8.7%,仍不失为中高速增长,年度工业企业净利润还有193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停产半停产比率为12.8%,问题不及东北三省严重。但总体看蒙东与东北三省早已是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况且蒙东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很多旗县仅有一两家企业、一两个产业。在东北振兴语境下,蒙东经济面临充实数量、提升质量双重要求,蒙东地区拥有撑船划桨“水手”及借船出海“乘客”双重身份,振兴任务相比东北三省更为沉重。

面对上述的共同与不同,蒙东地区需要因应态势,提振信心,以积极的作为,融入并大力推动期待中的振兴

蒙东在东北经济区中的定位要与时俱进。中央7号文件对东北地区的定位是,经过2020年和2030年两个阶段,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走进前列,成为全国经济重要的支撑带,成为五大基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基地、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提出要成为“中国制造2025先行区”,所指之义,基本上是说制造业要看东北三省,进一步说,是要看基础最雄厚的辽宁。蒙东地区早先的定位是东北区域能源资源接续基地,这一点仍需坚持,蒙东有这方面的资源禀赋、基础能力和生产潜力。同时,我们还需与时俱进,不断校准并丰富自身定位。要定位于东北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辐射承接区,蒙东不能放弃从采掘加工业转型升级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固有抱负。要定位于循环产业示范区。蒙东单一产业、单一企业分散存在、点状布局,投入品经常远水难解近渴,副产品多数成为“负担品”,不发展循环经济难以融入东北振兴。要定位于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区,蒙东未受污染的水、土、空气在全国近乎一枝独秀,打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的绿色牌、特色牌、高附加值牌就应该当仁不让、舍我其谁。

蒙东在国家鼓励的产业领域要顺势而为。中央明确扶持东北地区的产业,标准都比较高,比如数控机床、机器人、燃气轮机、高端发动机、集成电路、光电子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相比之下,蒙东现有的产业多数还达不到享受扶持的“档次”。但这些产业承载着我们的比较优势,不能放弃。我们只能两条腿走路,首先要努力提升既有产业的层次,同时借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步伐。既有产业方面,我们要有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更多看到其不足的一面。如,煤炭采掘严格意义上是第一产业,够不着第二产业的标准;电力工业是链条最短的产业,没有用户时连库存缓冲都没有可能;化工行业是技术工艺最庞杂、安全生产风险最高的行业;农畜产品加工行业是发展方向,但现状是小散差,很多不能满足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蒙东这些行业,都需逐步改造、提升或替换,最终完成升级。其次,在生物发酵、生物医药、稀土铝新型材料、有色功能材料等产业领域,蒙东富有潜力,要注重培育新产业新优势,最终推动产业多元,增加产业宽度;推动产业延伸,增加产业长度;推动产业升级,增加产业高度。

蒙东在国家限制的产业领域要趋利避害。本轮东北振兴与“三去一降一补”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产业整合兼并重组的过程,其中去库存去的是当前的存量,去产能去的是未来的流量。去产能的主要执行标准,一看环保达不达标,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不能做到环境友好的产业和企业,要被优先去掉;二看产业集中度高低,生产集中度不够、市场占有率不高的企业和产品,要被优先去掉;三看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科技含量低因而附加值低的产品、没有定价权而处在价值链低端的产品,要被优先去掉。蒙东的产业应对第一条,不能走高消耗高排放的道路,要注重推进煤炭清洁开发、火电清洁化发展、排放物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应对第二条,还是要坚持大机组、大基地、大园区和大企业的道路,或者以霍乌哈等区域的大协同组团提高区域产业集中程度;应对第三条,除注重科技创新外,还要注重设计、研发、营销等全产业链创新,逐步掌控产品定价权,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

另外,蒙东在推进产业振兴问题上,要做到“功夫在外”。就是说不能忽视产业发展之外的努力,要靠社会政策兜底、强化民生链为产业调整升级保驾护航。中央7号文件明确要在民生社保领域增加对东北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蒙东可以借此有利时机,彻底解决好森工集团转产转制问题、国有农牧场改制问题、棚户区改造问题、人力资源培训问题。蒙东在与东北三省协同发展问题上,还要做到“不能见外”。借东北三省推进东西横向和沿边区、高寒区、路网末端区基础设施建设之机,完善蒙东的基础设施并主动接入东北三省的设施网络,进一步巩固与东北三省的一体化格局。

蒙东地区融入东北振兴,还有两个全局性问题可以研究探讨

其一是电力体制改革问题。蒙东地区有电力优势,火电成本低至每度0.15元。但受体制影响,供方发电受限制,需方用电不便宜,陷入电力过剩却电价高企的“滞胀”怪圈。如果通过电力体制改革上的先行先试,切实按市场规律办事,让蒙东地区电力洼地的低电价红利,能够为东北地区用电企业共享,区域内电力企业增活力和用电企业降成本都会有巨大的空间。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6篇

报关员是联接报关企业与海关的桥梁, 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海关的通关效率。研究报关实务的课程设计, 可培养“零距离上岗”的报关人才, 可使学生更扎实地掌握各项海关管理制度及各种不同货物的通关程序。

本设计方案以报关工作过程的准备、实施、结束的主线, 先从海关的对报关企业的资质及从事报关的相关行业 (如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以及报关企业) 的管理制度入手, 以宁波的一家报关公司——环球国际货物运输公司为例, 让一名刚毕业进入报关行业的学生来办理该公司的报关资质, 然后将该学生设计为该公司的报关员, 办理各类不同货物的报关。又由于报关员代表企业与海关沟通, 报关的环节即为报关员与海关发生的业务环节。因此在报关工作任务学习领域中, 分别假设以两种学习情境来开展教学活动的。一种是报关员的工作任务职责, 一种是海关人员在处理相关报关事宜的工作任务职责。

在各类学习项目实施的同时, 可以使学生掌握报关与海关管理制度、报关与对外贸易货物管制制度、报关员如何办理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费的缴纳、机电货物、废品等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流程、各种类型报关单填制、商品编码等知识, 为将来从事对外贸易、报关员、报检员、货代员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报关的相关规定、海关报关员以及报关企业的基本知识、掌握各种货物通关的流程, 能良好地胜任报关员工作。要求学生具有报关企业资质办理的能力、正确归类各种海关商品的能力、对进出口税费 (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的计算与缴纳能力、报关单的填制能力、各种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流程操场作能力等等。该课程设计将工作任务过程溶入其中, 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建立了符合报关工作特点的教学方法, 与目前的课程设计作比较, 创新之处在于, 教学目标不只停留在“报关员资格证书”获取上面, 主要关注学生的工作技能。课程进度设计课程贯穿着整个工作过程, 以进口学习领域和出口学习领域为主线, 将各个教学内容及教学项目拆分为各个子项目, 提高学生操作能力。

一、建设思路:

以“行动导向”为主题, 围绕确定的课题, 深入海关、深入货运公司或报关行、通过对“进、出口报关”过程中的前期准备阶段及相关程序等教学内容设计学习情景如下

(1) 工作任务的背景

(2) 需达到的技术要求:要求学生了解….., 掌握……, 学会…….

(3) 所需要设备、材料等条件

(4) 终极目标:掌握

(5) 促成目标:

会独立…..

会掌握……

(6) 任务辅导:

二、总体框架设计

三、工作任务设计——报关前准备工作

报关前的准备工作是整个报关实务工作过程中的第一个学习情境一, 在课程的开始, 可先向学生说明该项目的学习目标, 使学生了解该掌握哪些知识, 具备哪些能力。

(一) 学习目标

能力目标:能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向海关办理报关注册登记手续;能描述货物基本报关程序以及海关对报关企业的管理制度。

知识目标:了解海关的产生与发展、报关的范围与内容, 理解报关与通关的区别, 掌握海关对报关单位的分类管理、报关员的记分考核与内容。

接着运用学习情境设计项目, 从学生的视角来进行项目引入:

(二) 项目引入

何苑是一名刚刚进入宁波环球国际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高职毕业生, 她所在的公司是经国家交通部批准成立的一级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可以进行海运、空运、陆运运输、进出口通关, 仓储、拖卡等一条龙的服务, 是宁波市货代协会成员和宁波报关协会会员。公司下属有进出口货运代理部、进出口代理部、大型集卡车队和进出口通关部, 还配备多个设施齐全的的大型物流仓库堆场, 为广大托运人提供集装箱整箱国际国内海运或多式联运、拼箱海运或多式联运、国际国内空运以及包括清关、派送、仓储、库内加工在内的物流一体化服务。该公司注册证书:宁关字第33243533555号,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现有专职员工56人, 在海关注册备案的报关员22名, 总部设在宁波, 在宁波北仑、宁波保税区、宁波镇海海关均设有办事机构。何苑进入了进出口通关部, 由王经理指导她开展业务。但何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有点疑惑, 自己所在公司与一般的进出口公司有什么不同呢?有些进出口公司不是有报关员吗, 为什么还要委托宁波环球国际货运公司报关呢?何苑现在拥有报关员资格证, 可以代表公司报关吗?

学生带着对上述工作情境中专业知识点的疑问, 由教师对情境中的专业知识进行介绍, 链接相关知识。

(三) 知识链接:

接下来, 对报关的一些概念性知识, 如报关概念、报关单位、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制度、报关员作介绍;并对报关单位和报关员注册及执业范围进行比较, 阐述了报关单位、报关员的法律责任。

介绍相关知识结束后, 即可由教师安排工作项目给学生进行操作, 对报关的专业技能进行操作。

(四) 工作项目:

宁波致达有限责任公司是新成立的企业, 从事电子产品的生产, 5月份在广交会上获得订单, 打算出口电子产品到美国市场, 但宁波致达公司目前还没有获得进出口经营权, 也没有获得报关权, 6月份公司就要从宁波出口电子产品到美国, 该如何办理相关手续。宁波致达公司向宁波环球国际货物运输公司咨询并在其帮助下办理了相关事宜。

王经理和何苑指导致达公司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任务1;进行电子口岸执法系统登记;

任务2: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任务3:进行海关注册登记;

任务4:进行出口企业 (退) 免税登记;

任务5:进行进口购汇和出口核销登记;

任务6:进行商检登记

任务7:准备报关

操作示范:

第一步:根据工作任务1, 进行电子口岸登记, 进入

http://www.nbeport.gov.cn/eportportl/index.jsp.

宁波电子口岸 (www.nbeport.gov.cn) 是一个为政府单位、外贸和物流各相关单位提供各部门统一的信息平台, 它运用信息和网络技术, 可以通过网上办事、联网资料交换、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和政府效能评估等主要功能, 减少单证输入和传递的环节, 实现电子信息通畅流动, 从而提高大通关速度和效率, 为宁波口岸大通关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第二步:根据工作任务2, 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登记。

致达公司到所在地宁波市外经贸局办理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的备案登记手续, 并提交了备案资料: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国、地税正副本;企业法人身份证件。宁波市外经贸局在收到材料后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第三步:根据工作任务3, 进行海关注册登记, 以取得报关单位的合法身份。

致达公司到宁波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提交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复印件;企业章程复印件;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银行开户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

宁波海关根据企业的不同性质, 获得了企业的10位海关编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

第四步:根据工作任务4, 进行出口企业退 (免) 税登记, 并开通网上出口退税远程申报系统。

第五步:根据工作任务5, 进行进口购汇和出口核销登记, 并开通网上核销功能。

致达公司到宁波外汇管理局办理进口购汇和出口核销的登记备案手续, 可以在电子口岸进行核销单的申领、备案、交单、核销等事务的操作。外汇管理局网址为: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index.html

第六步:准备报关。

因致达公司是初次出口, 没有选择自理报关, 因为要物色报关员, 并为其办理注册手续, 时间不够。所以致达公司选择了委托宁波环球国际货运公司来进行报关, 填写了报关委托书。

四、结论

学生通过上述工作任务过程的项目实施, 从进入电子口岸执法系统进行登记, 接着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海关注册登记、进出口企业 (退) 免税登记、进口购汇和出口核销登记、商检登记, 完成了报关前的准备工作, 使学生掌握了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向海关办理报关注册登记手续的能力, 达到了学生工作技能的培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赵晓雨、刘朝禄、刘灿国:《任务引领型课程的建设与思考》, 《职业技术教育》, 2009年第35期。

[2]张静之、刘建华、张佩芳:《基于“任务引领”的高职〈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建设》, 《职业教育研究》, 2010年第8期。

[3]周惠娟:《“行动导向式的”〈报关实务〉课程设计》, 《消费导刊》, 2008年第19期。

英语作为世界语的使用及教学 第7篇

作为领先的英语领导者, 两派英语在非英语国家的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世纪流行的英式英语以及21世纪盛行的美式英语 (Brumfit, 1982) 。在Platt198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20纪80年代全球有近六亿英语学习者, 真正体现了英语成为了一种“世界语”。有些学者说, 新提出的“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语”的概念是先前的“英语作为外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概念的一种升华。

对于英语作为世界语, Smith的定义最为亲切 (Tom Mc Arthur, 2004, p.8) :“英语作为世界语”与“英语作为母语”“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是不同的, 它要求英语为母语的人也一样要在英语全球化的今天付出努力, 因为英语的所有权已经不仅仅掌握在英语为母语的人手中。所有的英语使用者都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 创造着也保留着自己的身份。

二、英语被母语为英语的人所有VS英语作为全球财产

英语, 源于Anglo-Saxon, 体现着英语民族人民的思想, 生活, 文化和意识形态。从这个层面上说, 只有实用英语的英语国家的人构成的这种“内部圈” (Widdowson, 1982, p.11) 才真正拥有着英语这种语言。这也是为什么, 从前的享有盛誉的英文语言学家和学者们让英语为母语的人民坚信这样的信念, 维护英语的所有权, 并对全球化带来的英语逐渐成为世界语言的现象表示出担忧。

由于经济, 科技, 外交的发展, 整个世界在不断缩小, 英语逐渐成为了世界不同国家进行沟通的载体,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有一种说法站到了世界的前沿:英语是属于全球的语言, 是全球的财产。很多非英语国家 (如新加坡) 充分体现出即使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也同样完成了语言交流的目的。同样, 即使是在英语国家, 由于移民的加入, 英语文化中也同样包含着一定的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因素, 这一点足够使非英语国家的人也有权利运用这样的一种世界语言 (Jiang, 2003;Cui, 2006;Chen&Hu, 2006.)

三、在中国的英语使用和教学

英语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学习英语是一种时尚和必然的趋势。英语在中国的学习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其程度用“疯狂”形容, 毫不夸张 (Jiang, 2003)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泱泱大国, 我们学习崇拜追求的是怎样的英语呢?英语和我们的身份有怎样的联系?

本着“英语来源于英国”的想法, 我们曾学习牛津剑桥的英语材料, 听BBC的广播, 觉得一口流利的英国“皇室英语”才是正宗的英语。众多的英语学习者用对方的发音是否接近标准英语来判断其英语好坏。

随着“淘金热”的兴起, 世界大国美国一夜间的崛起使得无数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转而投向“美式”英语的学习。朗文的教材, VOA的流行, 美国大片的侵入, 中国以及很多亚洲国家 (韩国、日本) 对于流利美语的追求趋之若鹜。

无论“英式”、“美式”, 抑或是带有曾经被殖民暗示的“澳式”、“新式”、“加式”、“印式”英语, 这些英语加入了使用者的文化,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早在上个世纪, 已经有复旦大学的语言学家和学者提出“China English”的概念。觉得中国也可以有能够体现自己身份的英语。“British/American/Aussie English/Canadian/Indian English”, 然而到了中国变成“China English”, 用一个名词加上名次取代了一贯的形容词加上名词的说法。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得到推广。因为学者们渐渐发现从古至今, 在西方英文的使用中“China”加上一个词, 多为贬义, 有嘲笑中国之风。这也是当西方人嘲笑中国人时, 潜意识里的概念, 使得他们说出“China man”的说法, 多有嘲弄、诬蔑之意。

于是, 有学者提出“Chinese English”的概念。也许我们只是在不经意的玩笑之间创造出来这个词。但也正是这个词, 代表了作为世界语的英语和使用者之间的身份问题。然而因为中国英语爱好者对所谓“标准”英语, 即“美/英式英语”的追求和以为的崇拜, 使得“Chinese English”的概念被忽视。在英语的学习和使用中, 我们并没有树立自我意识和身份的概念。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在不顾一切的丢掉自己的身份, 希望活脱脱的变成一个“外国人”。

当被问到:什么样的叫做好的英语?是英当地人听不出你是外国人呢?还是当地人认为你虽然不是本地人但英语说的很好?中西方人的回答很有趣的, 西方学生 (包括澳洲、土耳其、美国、加拿大、法国) 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 而绝大多数亚洲学生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 都选择了前者。很明显, 西方学生在英语的学习和教学上遵循的是“使用”的原则, 交流和保持自我的身份都很为重要;而亚洲学生则更加倾向于模仿, 迫切的希望被英语国家人看成是他们的一部分, 而忽视了自我身份的维护。

结语

无论是哪种观点:英语是被英语国家所有或世界所有, 有一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全球的范围内使用着英语, 这其中包括英语国家, 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 而更多的是向中国这样将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和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这些国家都为英语成为一种世界语 (Lingua Franca) 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就像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英语应该被更多的使用者尊重, 也同样应该被用作不同的目标和目的,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以此看来, 英语学习者也没有必要放弃自己的身份为了说所谓“流利”的英语, 因为所有种类的英语都应该被接受、被承认、被认可, “中式英语” (“Chinese English”) 也不例外。

摘要：随着经济, 文化, 科技和外交的相互交流, 英语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语”。非英语国家把英语这种世界语言作为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准则在很多场合下使用。在众多非英语国家的教学和英语使用中, 不同种类的英语呈现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然而人们在不同国家, 环境下习得的英语, 已经随着自己国家的文化, 需求和经济发生了变化。英语不再是只表现出英美文化的媒介, 而成为了一种展示多样文化的语言, 成为了一种全球的语言。很多国家在学习这种世界语言的时候, 加入了自己国家的文化, 构成了新的种类的“英语”。本文将探讨英文作为世界语的使用及教学。

关键词：英语,世界语,身份,教学

参考文献

[1]Brumfit, Christopher.1982.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Ⅰ:What do we mean by“English”?C.Brumfit (ed.)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Oxford:Pergamon.

[2]Chen, Meilin and Hu, Xiaoqiong.2006.Towards the acceptability of China English at home and abroad.English Today.Vol.22, No.4, pp.44-52.

[3]Cui, Xiaoxia.2006.An understanding of‘China English’and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hina.English Today.Vol.22, No.4, pp.40-43.

作为过程的教学 第8篇

一、关于“教学作为说服”的基本观点

作为一种新的关于教学的观点,对于“教学作为说服”的理解,关键在于对“说服”(Persuasion)一词的解释,因为对“说服”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并不都是正向的。它可以解释为使人信服,也可以解释为操纵或诱惑。人们往往会把“说服”看作是后一种解释。持“教学作为说服”观点的研究者们并不是这样解释“说服”,他们认为,关于“说服”的一种更好的解释是“使人信服地用不同的或更为深刻的观点来看待某些概念或课题”。[1]此派观点的重要人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学者卡伦·墨菲(P.Karen Murphy)从心理学的角度,给“说服”下了一个定义:“简而言之,说服可以被定义为引起人对于某种概念或前提的理解或判断的改变。”[2]从这种观点出发,“说服”的目的就是运用理由和情感使得他人的行为、理解或对问题的判断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生变化;有说服力的论点、事实性的信息或提出问题的机会可以鼓励个体去反思和得出自己关于争论或没有解决的课题的开放性的结论。[3]根据这样的解释,说服者不是操纵或诱惑说服的对象,而是用“有说服力的论点、事实性的信息或提出问题的机会”来引导他们;说服的对象不是简单地接受说服者提出的观点,而是经过反思、争论去重组自己的知识或重构自己的图式。

根据这种对“说服”的解释,“说服”在教育和教学上就具有更积极、更有价值的作用,教学可以通过“教师试图使学生信服或理解某种观点和价值从而影响或改变他们对于各种概念的理解”。[4]

“教学作为说服”的基本观点被卡伦·墨菲概括为以下六点:

(1)把学习看作是学生知识、信仰、兴趣的一种改变;(2)承认和重视学习者带到教室环境里来的观点和情感;(3)认可信息在塑造理解中的力量;(4)认为对于复杂的概念来说,不只有一种观点或理解,而且这些具有竞争力的观点是值得去探讨的;(5)认为学生深层观念的改变既由于社会/文化的动机,也由于认知方面的原因;(6)对信息作出反应是后工业化世界对学生的要求。[5]

此派观点的另两位重要人物海伦罗斯·菲维斯(Helenrose Fives)和帕特里夏·亚力山大(Patricia A.Alexander)认为,“作为说服的教学”有三个基本的指导原则:第一,学习者和信息的特征是说服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次,任何学习环境都有知识和信息的多种资源;最后,学习者必须受到关于说服过程的教育以使他们能够认识到基本的论证并对所提出的论据进行评价。[6]

“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对学习者的特征和信息的特征这两方面在说服教学中重要的影响作用都很重视,而不是仅仅强调学习者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学习者的特征,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信仰、动机、能力、情感和兴趣等都在说服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态度的改变要求具有最低水平的相关知识;又如,个体处理某种信息的能力影响着信息能够证明的说服力的可能性,因此,较之于那些理解能力较差的人来说,那些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的人更可能在一个较深层次上处理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再如,动机因素(如亲身投入)通过一种更为中心的或深入的途径,而不是一种外围的和表面的途径,能够成为特殊的信息处理过程的催化剂。在中心化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详细思考争论,并且把它们和自己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而在外围的过程中,学生只是采用表面的策略或来自于文本的线索(如文章的长度)来就文本中的信息的重要性或价值作出决定。另一方面,信息的特征对于说服教学的影响同样很重要。“在课堂教学或文本中组织良好的信息能够成为一种机制,可以把一种主题或观点带到舞台的前景,刺激讨论和反思”。[7]例如:较强有力的论点论据(即本质上是因果关系或解释的)比较弱的论点论据(即只是提出线性的或数量证据)更有说服力。因此,如果教师讲一个关于死于艾滋病的朋友的故事,可能要比给学生看一张令人惊愕的关于艾滋病的传染的统计图表更能导致学生对艾滋病的恐惧;又如,具有两面性(two-sided)的驳斥性文本(refutational texts)比具有两面性的非驳斥性的文本更具有说服力。具有两面性的驳斥性文本提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是褒一个方面,贬另一个方面;而具有两面性的非驳斥性的文本通过比较对照摆出了问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是对任何一方面都不加以驳斥。再如,作者的可信度越高,其论点论据的影响力就越强,也就越能够唤起读者的情感和对于文本的兴趣。[8]

研究者认为,在说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理解和判断的改变不是单方面或分别来自于学习者的特征和信息的特征,而是学习者的特征与信息的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人和信息的相互作用说服才会发生。因此,任何设计具有说服力文本的作者要考虑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9]

“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并不是要导致一种对概念的惟一理解,对于复杂的概念来说,教师的作用正是要通过引导学生对具有说服力的观点的探讨,来重构自己的知识经验。[10]

说服教学的内容一般不适宜如学生婚前性行为、家庭是否应当拥有和使用枪支等高争议性的课题,而应当运用于非争议性的、主流的课程中。[11]

“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是对今日富有挑战性的、后工业化世界对学生提出的信息处理的要求的一种回应。通过这种教学过程,可以增强学生认识和评价影响他们的信息的能力。[12]

二、有关“教学作为说服”的实验和研究

“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不是研究者们苦思冥想得出的结论,而是通过许多历经多年的实验和研讨提出的一种关于教学的新的隐喻。研究者们经常引述的一个典型实验是帕特里夏·亚力山大以“教学作为说服”的基本观点为依据所设计的科学课实验。参加这个实验的有115位6年级和44位7年级的学生以及3位教师,学生的种族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是多元化的,所有的人都是自愿参加这个实验。实验分成3个组一共上10节科学课,每位教师分别教一个教师领导的组(3节课)、一个学生领导的组(4节课)和一个对照组(3节课)。课的内容是关于伽利略的发现和他的发现被公诸于众时所引起的反响以及与教会的论争。这是科学教育中常见的内容,通常采用直接教学的方式来教学,往往成为需要学生记忆的枯燥无味的事实和故事。伽利略为他的研究所做的斗争很少在今天的科学教学中被讨论。大多数教师面对标准化的课程把自己局限于这个内容的范围内而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丰富学习者的科学历史知识,使他们能够改变对于世界的理解。因此,许多学生只是了解伽利略的发现而不了解这种发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获得的。实验者认识到通过说服教学模式可以使更多的东西进入教学中,所以选择了伽利略的发现作为说服教学的实验。实验者试图通过实验探索两个问题:第一,相对于通常的方法来教的学生,用说服教学的方法教6年级和7年级的学生是否能够导致他们在知识、兴趣和信念上有更大的变化;第二,通过说服教学,学生领导的教学过程与教师领导的教学过程有何区别。在教师领导的班级中,实验者采用对伽利略的理论提出质疑并反对公众接受伽利略的理论的方法来组织和领导班级教学活动;在学生领导的班级中,所有的阅读和讨论都是以小组活动形式进行的,这些小组和全班一起分享他们的讨论。实验过程贯穿了上述的三个基本指导原则:实验的设计和教学过程充分考虑了学习者和信息的特征;充分利用了多样化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不仅有教材,更有经过精心编选的、有说服力的、有趣味的、可靠的多种其他资料;通过多种信息的呈现、解释、论证、讨论以及质疑,使学生受到教育。[13]

研究者们不止是对科学课程的教学进行了实验,也对语文、健康等多种教学进行了研究;不仅对中小学教学作了研究,也对大学教学做了研究;不仅研究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而且研究了在线教学的效果。例如,塔拉·史蒂文斯(Tara Stevens)和海伦罗斯·菲维斯(Helenrose Fives)对大学教育学院学生在线教学效果所做的研究等。[14]

有关“教学作为说服”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已在美国许多大学如马里兰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佐治亚大学、北艾奥瓦大学等进行了多年,在学术界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研究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教学隐喻,“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还处在初步的研究阶段,一些看法还存在着争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同时,他们的影响也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产生兴趣并加入他们的研究和讨论。他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教师支持和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转变为具体的教学方法运用于教学实践。

三、与“教学作为说服”有关的一些讨论

了解与“教学作为说服”有关的一些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较为清晰和准确地理解“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和研究。

“教学作为说服”研究者们作为建构主义者,是同意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但是,他们认为先前由某些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支架式教学”的观点并不完善。“支架式教学”的观点虽然支持了建构主义关于学习是学生对自己知识结构的不断建构,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别人传递的知识的主张,但是,它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因此,他们要探索一种比“支架式教学”更完善的教学观。某些持“教学作为说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支架式教学”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和信仰,学生如何自主地或社会化地建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于学习任务的知识储备、信仰和动机,而在说服教学过程中,有能力的教师可以正确地引导学生学习;包括“支架式教学”在内的当代学习理论往往重视的是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学习的结果,而“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则假定不是学生所有的建构和解释都是很好的构想,获得科学、历史和数学领域的能力不仅需要科学地、历史地和数学地思考,而且需要掌握能促使这些思考的领域的特定知识,说服教学则可以帮助学生在学术上丰富理解,打牢基础;“支架式教学”强调通过合作分享经验,往往忽视个人独特的建构经验,而“教学作为说服”是要促使学生知识的增长、信仰的坚定和在特定领域或事业中更加出色的表现;在“支架式教学”中,学生易于利用已有的日常知识轻而易举地建构,不重视批判和敏锐地判断信息来源的特点,而在“教学作为说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信息进行反思、反驳、分析和讨论,以此来建构学生的概念。当然,持“教学作为说服”观点的研究者们只是要完善“支架式教学”,并不是要否定或抛弃它。

克拉克·钦(C.A.Chinn)和阿拉·萨马拉庞加万(A.Samarapungavan)对“理解”(understanging)和“信仰”(belief)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研究,认为真实的学习过程既包括理解新概念方面的变化,也包括信仰方面的变化,“说服教学”不仅应当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理性地促使学生理解新概念的过程,也应当是尊重学生形成自己思想的权利的过程。[15]研究者观察到,许多学生从检测中表明他们理解了所学的知识,但他们并不相信。例如,通过实验表明,一些学生理解了关于水分子结构及其变化的知识,但他们并不相信这是事实。这表明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建构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他们相信的概念,另一个是与之相对应的他们理解的概念。当然,当学生学习有关自己信仰之外的另一种宗教知识时,这种状况是正确的,但是,在大多数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科学、历史、数学以及其他科目时),这种状况也是正确的吗?研究者对从小学到大学各年龄段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解和信仰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者以科学学习为例,首先要求被试解释他们所学习的科学家信仰的有关知识,然后要求他们解释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与之相关的知识。实验发现,对于八个方面有关科学内容的知识,87%的大学生被试至少在一个方面声称自己所相信的与已被科学家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念不同,64%的大学生被试至少在两个方面声称自己所相信的与已被科学家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念不一致;一项在对6年级学生的研究中,有76%的被试所相信的知识至少一次与科学家的观点不一致;在一项对中学生的研究中,大多数被试表示不相信有关分子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内容。[16]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理解与信仰的分歧对于“说服教学”的启示在于,有说服力的教学应当建立在尊重学生的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用科学家的权威去压制他们。[17]因此,教师要尽可能提供更为广泛的证据和理由来支撑新观念和知识,帮助学生自愿的转变信仰;对于复杂的知识和概念的学习,学生往往很难较快地将此整合进他们已有的信仰体系中,如果教师急于要学生接纳新知识,他们很可能会歪曲新知识的一些重要的或关键的内容,使之适合他们自己已有的信仰体系,因此,当学习新的复杂的概念时,教师要鼓励他们慢慢来,要采用多种方式(包括展示、实验、实践、争论等)帮助他们,使他们感觉是自愿而不是被迫地转变信仰。[18]

四、对我们的启示

“教学作为说服”作为一种新的关于教学的观点,至少可以给予我们以下两点启示:

“教学作为说服”的有关论述为“教学过程应该是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过去我们有教学过程是教师主导还是学生主导的争论,起先是教师主导的观点占了上风,以后是学生主导的观点取而代之,再以后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占了主流。所谓传统的教学观被归为教师主导的观点,而建构主义理论被归为学生主导的观点,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则认为过分强调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都是片面的,因而强调双方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过分强调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肯定是片面的,而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观点虽然考虑了主客体双方的作用,但还需要提供更加丰富、深入、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且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观点主要强调的是主体(学生)和客体(教师),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如教学内容(信息)、环境等。因而,更加全面的提法是否可提“教学过程应该是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然后,在此提法基础上进行更具体、丰富、充实、深入的论述。“教学作为说服”的有关论述引入了“说服”这一核心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新的解释。第一,“教学作为说服”的研究者已意识到建构主义理论的现有观点强调学生个体或学生个体之间的作用肯定是不足的,必须突破只考虑内部因素作用的束缚,加入外部因素的作用,因此,仅从“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加入了外部因素(信息)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就是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突破。第二,虽然“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突破了建构主义理论,但它并没有背叛建构主义,“教学作为说服”的研究者们是站在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说服”一词和“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进行论述的。他们一再强调他们所说的“说服”完全没有诱惑和操纵的含义,不仅是“使人信服”,更重要的是要学生经过反思、争论等认知、情感活动,自愿地改变信仰和观点。因此,说服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被说服接受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在熟悉“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的教师引导下,利用信息的某些特点,积极主动地展开多种心理活动,重新组合自己的知识和心理结构的过程。第三,“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虽然基本立场是建构主义的,但并不是简单地将信息作为一种刺激因素,而是强调信息的结构、信息的呈现方式和时机、信息与学生的相互作用等对学生学习的深刻影响。第四,一方面“教学作为说服”的研究者批评了在某些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导致学生知识肤浅,认为“说服教学”应该促使学生较深刻地掌握基础知识和改变信仰;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要学生只接受一种看法,他们指出,对于复杂的概念,经过争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并不成熟,其理论本身仍有矛盾之处,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效果仍有待检验,但作为教学理论的一种创新观点,它的基于长期踏实认真的研究探索精神值得尊敬和学习,它的同样基于长期踏实认真的研究探索得出的一些结论也是有价值的。

创新是教学理论发展的源泉。教学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于创新。美国关于教学的理论之所以能对教学实践,乃至于能对世界范围的学术界和各国教学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就在于它的不断创新。为什么教学理论的创新屡见于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原因在于美国具备了最利于创新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其中最基本的学术环境和条件是:研究团队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实践活动;学术界对创新的支持和鼓励。帕特里夏·亚力山大、卡伦·墨菲、海伦罗斯·菲维斯等“教学作为说服”观点的重要人物,对于这种观点的研究和探索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强大的、在学术界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建构主义理论内部发起挑战,也许这在美国那样的学术环境中倒不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但是他们从起初的极少数几个人开始,20年来历经艰辛,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争论、研究和实验,到如今形成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团队,表现出科学研究者勇于探索、踏实苦干、坚韧不拔、实事求是的既有个人努力、更有团队合作的科学精神。而“教学作为说服”的研究者之所以能够坚持20年并产生一定影响,与学术界对创新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教学作为说服”的观点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于起初是少数几个无名之辈挑战学术界主流思想的研究行为,美国学术界不是漠视和打压的态度。经过10余年的时间,“教学作为说服”的研究者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踏踏实实研究的成果赢得了学术界的尊敬和关注,学术界也对他们做出了肯定和支持。如作为美国教育心理研究重镇之一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从理论到实践》(THEORY INTO PRACTICE)2001年秋季第4号第40卷专门为关于“教学作为说服”的讨论出了一期特刊;美国心理学协会200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Washington,DC.)专门以“教学作为说服”为主题进行了研讨。学术界的大力支持,大大推动了“教学作为说服”向纵深研究,使其在理论界和教育实践中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反观我国,多年来,研究中充斥着浅尝辄止、纸上谈兵、因循保守、夸夸其谈的现象;更严重的是,近年来,在研究者和研究生的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抄袭、剽窃、“枪手顶替”之风盛行,这种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的学术腐败现象,竟然在我国学术界成为一种虽在正式场合不上台面,私下里却是堂而皇之、心照不宣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表面上是研究人员个人的学术道德缺失的问题,但背后存在着学术界制度和机制的重大缺陷,甚至存在着学术界背后更深层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我国教育理论创新的问题,就要提供利于创新的条件和环境,而要有利于创新的条件和环境,就必须解决一系列有关的制度和机制问题。

参考文献

[1][3][6][9][13]Helenrose Fives&Patricia A.Alexander.Persuasion as a Metaphor for Teaching:A Case in Point,THEORY INTO PRACTICE,2001,40(4):242,242,243,242,243.

[2][4][5][7][8][10][11][12]P.Karen Murphy.Teachingas Persuasion:A New Metaphor for a New Decade,THEO-RY INTO PRACTICE,2001,40(4):224,224,224,224,224~226,226,226,226.

[14]Tara Stevens,Helenrose Fives.教学作为说服,能否用于在线教学?把这种教学法用于在线情境——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论文,华盛顿,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