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化论范文

2024-06-02

新进化论范文(精选12篇)

新进化论 第1篇

19世纪后半叶, 古典进化论占领着文化人类学整个领域。20世纪30年代, 世界经济遭遇大萧条, 人们认识到社会不可能像进化论所说的那样一直“进步”, 进化论开始受到抨击并逐渐走向没落。20世纪中叶“二战”后, 兴起了很多拥有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立民族国家, 帝国主义国家对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当重视。于是, 进步和发展重新被人类学家提起, 受到理论界和当权派的重视。

新进化论是对古典进化论批判性的继承, 它与古典进化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继承是因为两者都主张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是进化、发展的, 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同时, 他们也批判古典进化论关于社会进化原因和方式的观点, 即摒弃了古典进化论坚持的“人类心理一致说”, 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原因, 不是由于人类心灵能免受外界干扰而独立发展, 而主要是能量和技术的推动作用。

二主要理论观点

怀特扛起了新进化论的旗帜, 斯图尔德发展了该流派的理论, 而他们的学生萨林斯和塞维斯综合了两位导师的理论, 最终共同形成了新进化论学派。

1. 文化说

新进化论主要代表人物怀特非常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过程都是文化的功能”。 (1) 文化理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怀特强调, “人类行为并不随机体的变化而变化, 而是随着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人类行为是文化的函数:B=f (c) ”。 (2) 可以看出, 怀特重视文化对个行为的影响, 不是个人制约文化, 而是文化控制着个人。象征就是文化, 文化依赖符号的使用, 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

2. 能量说

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 促使文化向前运动发展的是能量。要使能量发挥作用, 还需要技术的投入。只有运用技术对能量进行使用并加以控制, 能量才能服务于人类并推动文化的进化。文化、能量以及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 怀特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即C=ET。其中C代表文化 (Culture) , 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 (Energy) , 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 (Technology) 。 (3) 这个公式代表的含义是, 文化发展的程度与其进步的速度, 取决于人均利用的能量和将能量付诸使用的技术效率。

3. 文化生态说

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说, 认为文化在人类与其生态环境之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文化、自然环境三者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越是早期简单的人类社会, 文化受环境的影响就越是直接。例如, 早期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靠土地生活, 人们尊敬土地, 因而形成了土地崇拜的文化。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提到:乡下人是离不开泥土的, 他们靠种地谋生, 半身都插进了土里, 在数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是“土地公公”。 (4) 地形、动植物群、气候、土壤、水分的不同, 会使人们创造不同的技术、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成各有特色的文化。

4. 进化潜力原则

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萨林斯和塞维斯提出了进化潜力法则。即一个物种或文化系统在既定的进化过程中越是专化和适应, 那么, 其走向更高等级的潜力就越小;反之, 潜力越大。 (5)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来者居上的意思。

三新进化论对民族教育发展的启示

目前, 中国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然而, 民族教育的理论构建仍没有跟上实际的需要。新进化论的理论观点蕴含丰富的理论价值, 对民族教育的发展具有启发性意义。

1. 重视双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文化说重视符号和象征两个概念,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能使用符号表达思想, 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符号系统。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有使用其语言、文字的权利。目前, 我国已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整套双语教育体系。但是, 迫于使用范围、就业压力、周围环境的影响, 双语教育面临挑战。如在新疆部分地区, 村里的聚居区几乎没有汉人, 学生的学习环境以使用维语为主, 汉语只作为一门外语科目来学习。而散居区的蒙古族, 很多家长让孩子选择汉语学校就读, 认为蒙语只要会日常用语就可以。重视双语教育必须要做到:扩大双语教育学校的规模;提高双语教学的质量, 做到进行实质性的双语教学, 避免为了考试只重视汉语忽视少数民族语言;国家应给予优惠政策, 加重少数民族语言专业在就业中的比例, 扩大其应用范围;双语学校要加强双语教师的培训, 着力开发双语教材, 改善双语课程结构。

文化说认为文化本身是一门科学, 对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尤为重要。少数民族文化五彩斑斓, 是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因此, 应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如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校本课程, 增加如民族艺术、民族体育类的第二课堂, 比如蒙古族传统摔跤、藏族的唐卡、苗族传统剪纸、刺绣等;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吸纳各民族的特点, 体现其民族特色, 如修建清真餐厅、民族文化活动中心、民族文化博物馆等, 这种隐性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多元文化观念的树立。

2. 加大民族教育的资金投入, 提供硬件支撑

能量说认为文化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和能量的利用成正比, 这说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教育事业的进步是一对共同成长的双生子。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企业和项目, 促进经济繁荣, 解决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教育事业发展培养民族人才, 反过来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血液。所以, 从宏观上看, 发展经济、加大民族教育的资金投入, 是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要前提。从微观上看, 民族地区学校硬件设施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学校可以说存在着天壤之别。它们大多没有配备电脑, 缺乏粉笔和灯光明亮的教室, 缺乏先进的教学设备, 缺乏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长此以往, 会造成民族教育质量不高, 学生学业成绩低下, 家长和老师滋生“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对民族教育事业带来打击, 也无法体现中国一直以来所提倡的教育公平。所以, 政府要极力支持学校信息技术设备的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大众媒体要把民族地区学校缺乏硬件设备的真实情况展现给公众, 拓宽技术设备建设的渠道;社会各界人士要关心关注这个问题, 发动和参加一些捐献活动。

3. 教育布局要考虑该地区的自然环境, 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灵活办学

文化生态学尤其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教育是传承文化的手段, 也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 教育布局、教学形式均受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是大杂居、小聚居, 各民族之间的地理位置、气温气候、水土资源、生物资源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所以, 民族地区学校的教育布局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灵活办学, 不能搞“一刀切”式的统一形式。应该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 支持多种形式办教育。如内蒙古大草原的“马背学校”, 云南少数民族的半读半工, 山区少数民族学生的灵活学制等。“教育内容和形式必须考虑这些人群的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 (6) 此外, 在吸收国内外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的同时, 不能搞“拿来主义”式的机械引进, 而应根据当地生态环境的特殊性, 在教育形式、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制定等方面, 考虑到各个少数民族的特点。

4. 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保持信心

进化潜力法则认为, 物种进化的程度与其进化的潜力成反比。虽然目前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相对落后, 但这正意味着其“进化潜力”将会更大。各级部门应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双语教学和对口支援少数民族教育的工作重点, 保持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信心和关注, 群策群力, 在人力、财力、物力各个方面提供支撑, 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 巩固基础教育, 重视民族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建设少数民族完整教育体系, 使落后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能迎头赶上。

摘要:新进化论是20世纪40年代左右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 其主要的理论观点对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学校布局等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先对新进化论兴起的背景、主要内容进行了概述, 然后探讨了新进化论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新进化论,怀特,文化生态学,民族教育

注释

1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334、35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24

3[美]E.R.塞维斯著.文化进化论 (黄宝玮等译) [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34~36

人才进化论 第2篇

我曾经与同事或者其他关系的人聊天时,经常会听到他们的抱怨声音,那就是他们认为在单位,人才受不到重用。表面上是说其他人屈才,或者不受上司赏识,其实真实的意思是指自己没有受到领导重视,自己是人才,没有得到领导的提拔。我在思考这些话,把思维逻辑理顺后,我有了新的观点。我反问道,凭什么你认为自己是人才呢?你对这单位有什么样的卓越的贡献呢?你的工作成绩能超过一般人吗?你能做的,别人也能做;你做得好,别人也能做好;你的才在何处呢?这样一般的才,是否值得晋升,得思考清楚。通过这样的问法,可以得出人才的定义。人才是有特殊能力的,并且利用知识、技能、经验能作出卓越贡献的,工作业绩高的,或者对组织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人才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只有比较才有区别。你有的能力,别人都有,就称不上人才。除非你有他人不具有的能力。或者别人有的能力,而你的同样能力超过别人很多倍,这才可以称之为人才。光有能力还不行,还要对企业作出突出贡献与卓越贡献,或者做出高工作成绩,或者说是干出高绩效水平出来的人,才能称之为人才。还有一种特殊性,是可以对组织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人,才能称之为人才。不然,只能说你是准人才。

人的才能有优劣,智能有高低。有些人有天赋,天赋来源于遗传基因。而才能却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与锻练,才能够具备。每个人一出生,多多少少有些天赋,只是这种天赋,有大有小。有些人的天赋,还察觉不出来。这种天赋,是先天的。于是每个人,就成了材。这种材还属于是原材料系列的,未经开发应用的。当人们通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习生活,具备知识基础,提高了认知能力,就可以称之为才,

倘若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经过培训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技能,或者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这时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准人才了。如果你的能力也好,技能也好、经验也好,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又没有做出突出贡献与卓越贡献,又没有做出高的工作业绩出来,又不能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只是准人才,离人才的标准还差了一大截,请不要以人才自居。如果你以人才自居,你会生活得不痛快,工作不愉快,对什么都不满,最后,你只会是个平庸的角色,一直到老。当然,你敢于离职,或者自己通过努力打拼事业出来,可以证明你通过磨砺,获得了成长,学到了新的知识、技能与经验,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称自己是人才。不然,你说自己是人才,谁信呢!当你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人才的时候,别人听了,只会心里暗讽,你的才在什么地方,你的能在什么地方。通过这番论述,人才渐进发展模式就出来。人才的进化过程有四个过程,或者说是周期。第一个进化周期是材。这种材是天赋,是潜质。像没有雕琢的玉石。第二个进化周期是才。这种才来自于学校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教育。还有父母与社会的教育。这时的才是由知识构成。第三个进化周期是准人才。这种准人才,不但包括知识、技能、经验,还包括情商、逆商与社会阅历等要素。第四个进化周期是人才。这时的人才,不但能力出众,而且对组织与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与卓越贡献。工作能出高业绩,还能对组织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还具有他人模仿与复制不了的才能。这种人才,放在企业中,能使企业蒸蒸日上。放在社会,能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出来。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黄金,放在哪都闪闪发光。是钻石,放在哪都耀眼夺目。人才渐进发展模式,材―才―准人才―人才,是人才进化的一种规律性。所以,奉劝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别再欺骗自己了,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事,认认真真地坚持学习,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人才。不要好高骛远,更不要骄傲自满,谦虚谨慎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少些抱怨与牢骚,多些实干与学习;少些批评与不满,多些欣赏与知足;少些懒惰与冲动,多些勤奋与冷静;还要多些理解与支持。这样做,迟早你会由准人才,转变为人才的。

东亚合作新进化 第3篇

2015年11月1日下午两点,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迎宾馆,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自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落幕后,因日方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屡起事端而中断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得以重启。

这三年多里,中日、韩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而中韩关系却不断升温,尤其是自2013年2月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韩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此番李克强总理的到访也被媒体形容为去邻居家“串门”。

从时间上来看,自10月31日开始的三天在韩行程,更多的时间是在“串门”。而属于中日韩三方活动的时间,加上11月1日晚李克强总理应约在下榻酒店与安倍的会见,则只占了大半天时间。

“串门”的形容并不为过。李克强和朴槿惠的上一次正式会见是在不到两个月前。9月初,作为唯一来自美国传统盟国的国家元首,朴槿惠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她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会见中谈及中日韩合作时,提出韩方愿同中方等各方加强沟通协调,争取新一轮韩中日领导人会议早日举行。中国领导人当时给出了积极回应。

也正是这次中韩领导人的积极姿态,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进入重启“快车道”。

走出“停摆期”

9月初李克强总理和朴槿惠总统在北京会见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黄溪连进入了辗转北京与首尔间的“双城生活”状态。此后直至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黄溪连四次来到首尔,参与领导人会议举行前的准备和磋商。

起步于上世纪末的中日韩三方合作,曾是亚洲范围内合作程度最深的机制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合作的“火车头”。2008年,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会晤的同时,还将单独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并使其机制化,一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

2012年,在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如今,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约占亚洲的七成,在东亚范围内更是占到90%。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格局已逐步显现出欧盟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三足鼎立”之势,而且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但在三大经济圈中,东亚区域却是唯一尚未形成统一自贸安排的经济圈。另有统计显示,中日韩彼此间的贸易依存度只有19.4%,不及欧盟的三分之一和北美自贸区的二分之一。

因政治原因引发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停摆僵局,使作为协调国的韩国重压在肩。为此,韩国外交部专门设立中日韩合作小组,由副司长级官员领衔。

由于两国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依旧分歧巨大,自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以来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日韩两国领导人不仅未能进行对彼此的正式访问,连一场正式会见也迟迟未能实现。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安倍有过见面,但都是在多边场合。

于韩国政府而言,在韩日两国领导人正式访问对方国的政治条件不成熟的情势下,借多边场合实现双边会晤,也成为韩国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的动力之一。

从日本方面来说,自2012年底再度入主首相官邸后,安倍晋三一直致力于通过“安倍经济学”提振国内经济,同中韩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强烈,但其右倾化趋势以及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又同中韩摩擦不断,意图政治和经济两条腿分开走路,成为快速恢复和推进中日韩合作机制的一大障碍。中方一贯的立场是,推动中日韩合作重回正轨并赋予持续动能,必须政治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

直到2015年3月份,中断三年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在首尔重启,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的全面恢复才开始加速,而这也成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要重启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半年之后,在朴槿惠9月初的北京之行中,中韩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会见中给出了更明确的表态。

一冷一热

在中日韩外交层面为三国领导人会议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历史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

不仅中日间在谈判中多次就历史问题出现僵持局面,日韩间也因为历史问题的分歧而让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见悬念丛生。

韩国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要求,需要日本方面在慰安妇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这也是朴槿惠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10月中旬,朴槿惠在访美期间发表演讲时,就将慰安妇问题取得进展作为韩日首脑会谈的条件,“若取得进展,则会实现有意义的首脑会谈。”

而日方则坚持表示慰安妇问题根据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已得到解决。安倍政府官员表示,在首脑级会谈中,日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所变动。

日韩之间一度就此形成焦灼,而双方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的消息,直到会晤前夕才得到确认。11月1日上午,朴槿惠和安倍终于在青瓦台实现了姗姗来迟的正式会见。但在会晤之后,朴槿惠没有邀请安倍参加午餐会。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显示日韩两国间的敌意并未消除。

而对于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朴槿惠则给予了高规格接待。在与李克强举行双边会谈后,双方共进晚宴。此外,李克强总理访韩的时间为期三天,也比安倍长,后者的时间为期两天。而李克强在访韩期间除了与朴槿惠进行双边会晤和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外,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同韩国经济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并与韩国国民进行近距离交流,而安倍的行程里基本都是公事。

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在韩国,重要外宾的访问被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和私人访问四个级别,在接待礼仪方面也差别巨大,正式访问包括机场正式的欢迎仪式和午餐、晚餐两次宴席等,而私人访问没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宴席也是非指定的。李克强的此次访问属于正式访问,而安倍的访问则属于私人访问。

不止是外交接待规格上的“冷热有别”,在访问时机上,也有分析称中国总理抢了先机。日方在会议前一直希望先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然后才是双边访问,但最终的行程是,在11月1日下午三国领导人会议举行前,朴槿惠已经为中国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宴会,并完成了包括同李克强进行双边会晤等所有双方政府层面的重要活动。

虽然接待规格上和时机上韩方对中国总理的特殊待遇属于外界的分析猜测,并未得到官方层面的确认,但韩国同中国、日本关系发展和合作层度的反差鲜明的一热一冷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过去20多年间,中韩贸易额增长了60倍,2014年已达到近3000亿美元,已和中日间的贸易额相当,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只大约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中韩间的人员往来也已经进入“千万时代”,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2015年6月,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并预计将在年内生效。未来中韩自贸区建成后,将形成经济总量达12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

而李克强此次对韩国的访问,不仅进一步提升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亦如其在访前在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朝鲜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所称,这次关注议题“大至宏观经济、小至一菜一汤”的访问,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深化注入新动力。

11月1日,第六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在10月31日下午与朴槿惠的会谈,李克强提出,中韩将对接四项国家发展战略,打造新的合作亮点。以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同韩国“欧亚倡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韩国“创造型经济”、“中国制造2025”同韩国“制造业革新3.0”、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行对接为契机,加强创新、智能制造、高端技术研发等合作,助推两国经济转型升级。会后,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韩间签署了覆盖经贸、人文、科技、环保、质检等领域的17个合作文件。

“这些合作,尤其是中国‘双创同韩国‘创造型经济的对接,将为韩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提供很多机会。”11月1日中午,李克强出席了韩国经济四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并发表主旨演讲,欢迎午宴结束后,韩国一家中小型医疗企业的负责人李东进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很意外,李克强总理会在现场呼吁在座的韩国大企业家多为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创造机会。”李东进对中国总理的坦率印象深刻。

就在李克强做这番演讲前,他刚刚会见了包括三星、现代等韩国知名企业负责人在内的数十位韩国大企业家,随后一同进入午宴大厅。

东亚外交季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的前一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黄溪连等中国代表团官员和日韩双方官员间的谈判持续了7个小时。谈判次日一早继续进行,又从8点多钟谈到12点多钟。再经过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下午会议上的磋商和确认,最终三方发布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

宣言内容共56条,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机制建立以来内容最多的一次。“每次和日韩代表一起捋一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黄溪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前期磋商和谈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历史问题,联合宣言在序言部分就作出表述,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

11月1日的会议结束后,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在记者会上,中韩领导人都表示三方一致同意坚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日本领导人更多强调了经济层面的合作。

韩国媒体的分析称,虽然三方领导人的手还没有握得很紧,但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本身就是重要成果,确认了三国合作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机会来之不易,意义重大。比起相互对立的问题或引起纷争的政治议题,会议更注重以求同存异的立场审视三国合作的必要性,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讨论扩大三国合作的方案。”韩中经济协会会长具天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11月1日晚,安倍晋三进入中国代表团的驻地——首尔新罗酒店,随后李克强总理应约与其会见。这场几乎是在最后时刻双方才对外确认的双边会晤的举行,意味着当天下午三国领导人会议总体进行得顺利,各方计划之中的行程安排没有出现差池。

2015年9月,安倍再次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没有意外,或会获得3年首相任期。接下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日韩两国的领导人都可能不会有新的变化,借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重启和三国合作全面恢复之机,中日韩合作面临一个相对稳定期的可能性增加。此外,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有望更进一步。

“我们将密切配合,推动2016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联合宣言中称。

对于中国而言,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要增强大局观意识。不论是看待中日关系还是中日韩三方合作,都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在处理一些分歧上也要有大国的自信。

2015年以来,中日、中朝关系都总体上趋缓回稳,中日韩三方合作的加强也有利于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协调立场。在联合宣言中,中日韩三方达成共识:尽早恢复有意义的六方会谈,以和平方式争取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进展。“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但这次得到韩方以及日方的认可。”黄溪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合宣言中,中日韩还同意将共同推进区域合作,以三国合作引领东亚合作。而在李克强总理与朴槿惠总统举行双边会晤时,双方也表示,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5年年内,除了已经出现的“中欧外交季”外,中国外交还会迎来一个“东亚外交季”。11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而李克强总理年内还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此外,经过历时一年的筹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将于11月12日在云南景洪市举行首次6国外长会。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将启动新的区域合作模式——“澜湄机制”。

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尔下榻饭店应约会见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人工智能与新媒体的进化路径 第4篇

1. 人工智能的新媒体应用

人工智能的概念早在计算机诞生之初就已经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人工智能的诸多幻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人工智能是互联网前进的技术驱动源之一, 智能化是互联网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新媒体的出现, 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一方面新媒体融合了图像、声音、文字等传播符号, 令信息的传播更为立体、全面,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互动性也远远超过传统媒体。

互联网的发展由最初的网络化、数字化, 演进到今天的智能化发展阶段。未来网络发展和竞争的高地就是对于广域网络空间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实现其价值匹配与功能整合的高度智能化。人工智能与新媒体, 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但实际上二者都是建立在信息化这个技术基石之上的, 其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为新媒体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可能。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媒体中的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信息内容与传播方式的个性化, 其二是信息生产的智能化。前者主要是根据使用者的个人偏好, 经过大数据的计算和选择, 为使用者推送相应的信息或“定制”相应的主页。以百度为例, 当用户登录百度主页的时候, 会看到百度根据其使用习惯和内容偏好进行计算之后为其“定制”的个性化页面, 这种个性化页面无论是信息传播的准确度还是效率均比传统的门户网站有大幅提升。热门APP“今日头条”同样也是采用大数据算法, 为用户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新闻。这一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新闻推送方式, 让人工智能的威力显露无疑。与此同时, 信息内容与传播方式的个性化, 还意味着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逐渐失效。此前, 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门户网站, 想要覆盖更多的受众, 就必须求大求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报纸、杂志越做越厚, 门户网站首页的超链接越来越多, 但对于用户来说这些增加的信息量实际上是冗余的。人工智能通过算法的优选, 摒弃了冗余信息的干扰, 让用户能够直接接收最有用的内容。这意味着, 对于未来的媒体来说, 影响力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自身信息生产能力的强弱, 其中相当一部分取决于数据的运算与处理能力。

信息生产的智能化, 主要表现在当前机器新闻写作的广泛应用上。目前, 国内外的许多主流新媒体都开始了机器新闻写作的尝试。实践证明, 在体育、财经、自然灾难等规格化的新闻资讯写作中, 机器可以做到在数十秒甚至数秒内快速生成新闻, 且差错率远远低于人工写作。而通过对不同语料库风格的学习, 机器新闻写作也可以适应不同人群的语言表达方式, 匹配度更高, 更受用户欢迎。此外, 借助于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 机器新闻写作还可以将单个看意义不大的数据和文本的社会价值挖掘出来, 给人以总体性的全新视角。这种方式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中“可视化”技术的表达, 则可以使局于一隅的人们有一种超乎局部观点和眼界的“上帝视角”。不过, 时至今日, 大多数人对于机器新闻写作的理解还停留在“减轻记者劳动强度”的阶段, 并且认为机器新闻写作只是对网络数据的简单整合与分析, 不足以危及传统新闻生产模式。虽然现阶段, 人工智能的处理能力还相对有限, 尤其是在情感认知方面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 但人工智能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进化速度却不容小觑。信息生产的智能化对于新媒体乃至于整个人类媒体而言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信息生产的智能化, 意味着新媒体不再仅仅是一个传播信息的工具或是平台, 而且还具备了自生成信息的能力。换而言之, 新媒体是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合一, 这对于此前数千年来以人类为中心的信息生产模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应对具有自生成能力的新媒体, 将是媒体人乃至于全人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2. 人工智能对新媒体特征的影响

麦克卢汉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作出了“媒介即内容”的论断, 这一论断经由波兹曼等媒介环境学者的阐发, 已经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种共识, 即传媒技术的演进不仅仅会影响信息传播的方式, 同时也会影响信息传播的内容。人工智能的发展, 令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与内容都有了新的改变。

2.1 全有效反馈的实现

反馈是传播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是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囿于技术的限制, 传统媒体通常难以接收到受众的直接反馈。互联网的出现, 让媒体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大大加强, 但现阶段的大多数新媒体仍然不足以做到全有效反馈。所谓全有效反馈, 包含全反馈与有效反馈两个方面的内容。

全反馈即媒体对全部信息的反馈, 例如很多媒体开设有微博、微信账号, 读者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平台等方式与媒体进行联系、反馈。尽管与之前相比, 反馈的渠道增多、反馈效率有所提升, 但媒体是没有精力对每一条反馈进行回复的。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全反馈成为可能。以微软小冰为例, 任何人在微博平台上@微软小冰, 都可以在数秒钟之内得到微软小冰的回复, 而这种回复是由微软的人工智能平台所做出的。与传统的自动回复相比, 微软小冰的回复不但是基于留言者的内容而发布的, 而且还带有相应的语气。

有效反馈即反馈的信息都能得到正向回复和确认。例如, 某网站发布了一条新闻, 对于这条新闻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 A持支持立场要求保留这条新闻, B持反对立场要求删除这条新闻。对于网站编辑这个“把关人”而言, 无论是删除或者不删除, 总有一方得不到有效反馈。人工智能的出现, 则可以根据用户的偏好进行有效反馈, 比如可以在下一次页面显示中删除该条新闻, 或在以后的推送中不推送与此新闻相关的信息。

全有效反馈是人工智能技术框架下新媒体的重要特征, 也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重要区别。虽然目前在新媒体中全有效反馈并未完全成为现实, 但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而逐步实现。

2.2 深度内容定制的兴起

个性化新闻页面如今已不是新鲜事, 但这只是人工智能在新媒体中的浅层应用。机器新闻写作的效率与准确率已经被业界所认可, 这预示着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处理方面的潜力正在逐渐地被挖掘出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新媒体自生成能力的提升, 深度内容定制将成为新媒体的主流。所谓深度内容定制, 即依托人工智能对于信息的收集、整合与分析能力, 根据用户的要求对信息内容进行抓取与分析, 形成符合人类思维与阅读习惯的信息。例如, 用户打算阅读一篇与某明星有关的文章, 但互联网上只有关于该明星的零散信息, 并没有成型的新闻稿件, 此时用户便可以输入明星的名字做关键词, 系统随即可生成一篇涵盖该明星演艺经历、心路历程、家庭状况等内容的综合性稿件, 免去了用户自己搜寻、整理信息的时间。虽然在思辨能力、价值判断等层面, 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有令人惊艳的表现, 但人工智能对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却是毋庸置疑的。机器新闻写作的出现与普及, 正是内容定制的先声。

2.3 媒介边界的模糊

人工智能在新媒体中的应用, 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人工智能对媒介边界的影响, 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人工智能使得不同媒介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 以“今日头条”为例, 作为国内热度最高的新闻APP之一, “今日头条”本身并不生产新闻, 其新闻内容来自于与其有合作的数百家新闻媒体, 在“今日头条”的应用中不同媒介机构之间的边界不再如现实中一样清晰, 而是成为互相融合与关联的信息体。

其次, 是不同媒介类型边界的模糊,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领域识别与处理能力的进步, 人工智能的搜索范围正在从以文字为主向图片、视频领域拓展, 这意味着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区隔正在逐渐被打破, 其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

第三, 是媒介与非媒介边界的模糊, 在传统的认知中, 信息生产是媒介的特权, 但如今媒介与非媒介之间却不再有清晰的鸿沟。一方面出于商业利益、产业战略等层面的考虑, 媒介与非媒介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信息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 不再是此前单一的新闻——例如一位女性在浏览新闻时可能不仅仅会关注新闻内容本身, 还会关注新闻中人物的衣着打扮, 而某些商家则会在新闻图片中设置超链接或者广告位, 用户可以一键直接购买相关的服饰。至此, 媒介与非媒介的边界已经难以辨别。

3.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媒体的发展趋势

3.1 社区化

借助于人工智能, 用户与媒体之间不断进行互动与反馈, 最终媒体不但能够将用户感兴趣的内容甄选出来, 还可以自生成内容供用户阅读、观赏。由此, 围绕共同的话题和趣味, 用户能够形成一个互动、自洽的社区。实际上, 从新媒体的发展历程来看, 社区化是一个不变的主线。以百度贴吧为例, 每一个贴吧实际上就是一个围绕共同话题形成的网络社区, 对此感兴趣的用户聚集于此, 不断互动、交流, 让贴吧成为了青年亚文化的大本营和表情包的策源地。在社区内部, 信息的传播效率和效果是远高于社区之外的, 因而社区化也可以令新媒体的媒介效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微信公众号为例, 当前许多大V的粉丝量可以到数百万, 单篇文章的阅读量可以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以上, 而这样的阅读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报纸新闻和电视新闻, 而其影响力则会经过不断的转发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人工智能加速与强化了新媒体的社区化趋势。此前, 新媒体社区的形成需要依靠用户不断地寻找、交流, 而人工智能依靠对数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能力, 可以直接将用户感兴趣的话题与内容推送给用户, 并通过分享、评论等方式与其他用户完成交流。在这样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 与信息的数量相比, 信息的质量、态度以及信息引申出的“关系”是用户最为看重的。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 让“关系”的价值得以前所未有的展现, 而几乎所有的网络媒体都有“分享”这样一个图标。可以说, 当前新媒体强调的社交与分享, 正是社区化的最好注脚。此外, 因为社区化也可以令新媒体的媒介效能最大化, 所以社区化同样也是新媒介运营者的最佳选择。目前人工智能正在介入新媒体的运营, 成为新媒体平台的技术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社区化将成为新媒体的主流是毋庸置疑的。

3.2 平台化

马克·波斯特将互联网界定为“双向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 这一界定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 互联网的交流是双向的;其次, 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媒介。双向去中心化意味着双方在信息的传播与接收上是完全平等的, 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创造者, 同样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喻国明则借用物理学中“维度”的概念对互联网进行了描述, 认为与传统媒体相比, 互联网实际上是一种多出了一个维度的“高维度媒介”——那个多出来的维度是被互联网激活的个人。在传统媒体时代处于接收者地位的、被视为均质的大众, 在新媒体中成为了一个一个的信息节点, 因此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去理解和管控新媒体实际上是错误的。新媒体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平台型媒体, 而不是中心化媒体, 新媒体的影响力来自于其连接的每一个个人, 而非其自身。

对于新媒体而言, 人工智能令平台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无论是百度首页的个性化推荐还是各大新闻APP大数据分析的使用, 都在证明信息的价值并不在于被看到, 而是在于被谁看到。换而言之, 新媒体的影响力不在于其本身发表了多少信息, 而在于用户接收到了多少有用的信息。一方面, 每一个人都在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 每一个人既是发布者也是接收者;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正在帮助用户不断地选择信息, 甚至根据用户的需求创造信息。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用户来说, 新媒体本身正在逐渐变为一个平台。

3.3 类人化

对于媒介的发展趋势, 媒介生态学者保罗·莱文森曾经指出媒介正在向人进行进化。在保罗·莱文森看来, 媒介并不是随意地衍化, 而是越来越具有人类传播的形态, 媒介融合的终极形态是人类的大脑——这个不到两公斤重的组织, 做了包括思考、阅读、情感、计划、记忆、处理视觉、听觉、味觉在内的所有事情。事实上, 保罗·莱文森的预言, 正是现在人工智能逐步尝试的目标。从目前人工智能的应用而言, 人工智能让新媒体有了初步的类人化特征: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甄别, 让用户能够不断地接收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随着用户使用频率和时间的增加, 信息的推送会越来越准确, 对于用户来说媒体就像一个人一样越来越“懂”自己;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在信息生产方面的应用, 让新媒体正具有像人一样思考、表达的能力。新媒体的类人化, 本质上是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类人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人工智能会变得越来越像人。未来, 当人工智能能够对态度、情感与价值进行判断, 并体现于信息生产中的时候, 新媒体也将成长为一个类人化的媒体。在用户眼中, 新媒体将不再是一个媒体, 而是另一个自己。

4. 结语

少女进化论散文 第5篇

夜色,袭卷了整个武汉,黑色的恐惧如蚂蚁般撕咬着我忽走忽停的心脏,霓虹灯妖娆地向世界炫耀她的奢华,这个城市繁华得近乎假象,万家灯火通明,找不到心之归属在何方…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我还没有穿上那美丽的旗袍,可身心却被世俗羁绊般的虱子咬得千疮百孔。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夸张地扬起嘴角,徉装了几个微笑,可强挤出来的笑容却如此僵硬,似千年前风化的巫女化石,满目狰狞,爬满悲伤。就这样,没心没肺,不管不顾,二十年就流逝在指缝间,就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地长大了…

那年,我还是个孩子。

乱糟糟的头发,傻傻地眼神,黑黑的脸蛋,混迹于“野鸭子“群里,玩命似的跟虫鱼鸟兽进行永无止境地角逐。那年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只知道溅得满身泥泞回去会糟老妈毒打;那年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只知道内急时会屁颠屁颠地奔往被老师告知的那个左侧地方;那年的孩子,还不知道老鼠是人类的公敌,只知道每当搬柴火会趁爸妈不留神时,把那一窝泛着粉红肉色的小幼崽抱回自己的窝里,一起取暖;那年的孩子,还不知道男女有别,只知道谁欺夫我了,流会对他拳脚相加。最后,斜背着被撕裂的新书包,顶着刚刚英勇战斗过的头发,怒气冲冠地打着赤脚回家,余辉打在孩子的眼眸里,夕阳将背影拉得老长…

那月,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喜欢。

生理学家都说,女生会比男生早熟几年,而我恰恰是个例外。初中学时期的我留起了长发,也别扭地穿上了女生钟爱的.百褶裙,迎着朝阳,乘着清风,骑上单车,穿梭于浓郁的林阴小道上,裙摆在风中翩翩起舞,屋檐,小河,整个世界都在后倒退,最后消逝在时光的尽头。

会傻傻地冷落了关系良好的朋友,只因为一句分不清是玩笑还是认真的“我喜欢你“;会把课桌上用多种颜色的彩笔来涂鸦满,这样才能盖住那些可恶人的无稽之谈;会直直地盯着某个成绩好的男生,直到把他弄得满脸红晕,却不知道那妖艳的色彩从何而来。直到某天,在夏日里,不经意间地回眸,记住了那张会开花的笑脸,此刻,怦然心动…

那时,我分不清友情与爱情。

高中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在最苦的岁月里,碰到了我最真诚的友谊。有这么一群死党,总是在你需要依靠时,投来一个肩膀,总是在你哭泣时,眼泪汇聚成一团,总是在你难以决择时,理清所有纠缠不清的曲线。但眼睛迷离的我却分不清友情与爱情的界限,爱情会让你流泪,而友情会为你擦干眼泪,男生与女生间是否存在单纯的友谊?时间,是你让我坚信可以。

那刻,我还没学会去爱。

大学的生活很多彩,一年的时光飞得很快,也经历了亲情,友情,爱情轮番上阵地折磨,亲人的离去,朋友的背叛,爱情的破碎,都煎熬着我,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可他们自己却不爱了,留下来的残局只能由我一个人去收拾,划下的伤口也只有自己舔舐。终于,少女学会了成长…

新商机:iPhone向游戏机进化 第6篇

其实iPhone早就凭借着iOS应用商店里的诸多游戏,在移动游戏市场傲视群雄了。iOS 的应用商店里现在有14.5万款游戏供下载,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愤怒的小鸟》、《神庙逃亡》、《切水果》、《找你妹》等轻度休闲游戏。这些小游戏都充分的利用了触摸屏操作的特性,并且易上手,节奏快,适合消磨小块时间。当然也有《无尽之刃》这种将触屏操作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大作,不过非常的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电脑、游戏主机上的游戏大作也入住了iOS的应用商店,例如《极品飞车》、《使命召唤》、《FIFA》等经典游戏都有移植版或者山寨版,但触摸屏操作的局限使得这些游戏在手机上无法尽兴: 缺少力反馈,手在屏幕上操作会造成遮挡等,使得复杂、大量的按键操作很难实现。

正是这些局限,阻碍了 iPhone游戏的发展瓶颈,无法向更加重度的游戏发展,也被很多掌机、主机重度玩家所“鄙视”。在索尼、微软争相发布下一代游戏主机的时候,苹果也在觊觎这一市场。在 iOS7中添加对外部游戏控制器的支持后,使得市场上几亿部的iOS设备配个手柄就可以变掌机,再配个AppleTV就直接变成游戏主机了。

也许有不少人会说,手机上的游戏都太弱了,像《愤怒的小鸟》什么的根本不需要手柄的支持。其实正是因为触摸屏操作的限制,阻止了更加强大、复杂游戏的出现。一旦支持iPhone的手柄开始逐渐普及,与之对应的游戏就会大量涌现,而优秀作品肯定也会开始出头。作为游戏开发厂商,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移动游戏可能因为操作体验的升级而进行大洗牌。提前动手去适配iOS7的新API,同时着手那些之前不适合触摸操作的游戏类型,将在下一波的竞争中占得先机。相对于竞争惨烈的休闲游戏,这块市场应该还相对更蓝海一些。

除了对游戏开发者是机会,其实对于配件厂商也是好的机会。罗技可以做手柄,其他厂商当然也可以做,华强北的小厂们也可以参加进来。iPhone的手机壳、贴膜都可以带动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游戏配套的产品盈利能力只会更强。除了通用手柄,还可以和推出为某款游戏专门设计优化的专用手柄,这样流行的游戏还能带动不少的配件销售。广义上来看,也是一种软硬件一体化了。当然还可以推出一些中间状态的小产品,例如把PS或者Xbox手柄接到iPhone上的转换器,或者把普通键盘、鼠标也接到iPhone上来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是不是很有趣?

在移动设备的硬件配置快速增长的趋势下,手机、平板的性能和电脑、游戏机的差距在缩小。而在各种手柄、AirPlay等硬件软件的支持下,移动设备和掌机和主机的功能区别也越来越少。游戏机可能会被移动设备逐渐蚕食到很少的市场份额,就像以前的MP3播放器一样 。

商业进化论 第7篇

就在羚羊醒来的同时, 一只狮子也醒了,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情亦是赶紧奔跑。因为它知道, 如果慢了, 就可能会被饿死。

狮子追逐、羚羊逃窜, 一个是自然界兽中之王、一个是食草的羚羊。等级差异, 实力悬殊。但却面临着一个问题:为了生存都奋力奔跑。

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 适应者生存下来, 不适者则被淘汰, 这就是自然的选择。达尔文认为, 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 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 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商业进化也是如此。

目睹华尔街的崩溃, 反思个中原因, 金融创新带来的溃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轰炸, 进化、创新一时成为忌讳的发展名词。但历史的车轮始终是在转动的, 前进的脚步继续在进化论的道路上轰然作响。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意味着新的经济秩序的诞生, 世界经济由此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当前的危机正是诞生新的商业文明的良机。”阿里巴巴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马云如是说。危机之后, 以诚信、开放、分享和社会责任为特征的商业进化将进一步凸显。

在现代激烈的商业竞争中, 商业进化则成为了商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世界商业史上, 大规模崛起的“中国制造”全球瞩目, 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呼声却为何日趋高涨?商业需要创新、商业需要进化, 这是商业内部诸要素互动和整合的结果, 是商业升级换代的结果。只有具备创造精神、不断进化的企业, 才最有可能成为国际竞争的赢家, 企业才最有可能得到永续发展。

CI进化论 第8篇

CI的进化历程

远古及中世纪的宗教组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部落与民族等, 他们都有明确的识别标记:独自的图腾, 特定的着装, 个性的色彩、特色的建筑、鲜明的旗帜、高度认同的文化等, 这些都具有CI的特征, 是CI的原生状态和混沌时期, 是CI的发轫。

20世纪初的意大利工业革命初期, 生产Olivetti牌打字机的奥利维蒂 (也称好利获得) 公司非常注重标志设计和形象统一识别, 在Adriano Olivetti任总裁期间建立了公司的形象文化和独特的识别风格, 使公司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工业发展史上赢得重要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 德国的AEG电器公司将“A”“E”“G”三个字母设计成该公司的标志, 并统一应用在企业的名片、信封、信笺等办公用品上和企业的部分产品上。意大利Olivetti公司和德国AEG电器公司的闻名得益于其首先进行了企业形象识别设计, 这也正是今天CI的雏形, 是CI的初级阶段。因此可以说, 欧洲是今天CI的起源地, 欧洲工业革命则为CI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1856年, 英国在首都伦敦开始了世界第一条地铁 (London Underground, 也称the Tube) 的建设, 于1863年1月10日建成通车。英国时局政府为展示工业革命的新成果和国家经济、科技实力, 也为了宣传和推广地铁这一新兴的交通形式和交通工具, 请Edward Johnston (爱德华·约翰斯顿) 等著名的设计师对地铁形象进行了系统的系列设计, 用统一的标志 (logo) 、专用字体 (Johnston字体) 和统一的形式来规范地铁车站、地铁入口、站牌、检票口、系列招贴、车票等独立设计项目。统一标识和字体等视觉符号反复的出现, 加快、加深了大众对这一新兴交通形式的接纳和识别, 同时提升了英国经济发达的国际形象。英国伦敦地铁的形象识别设计是CI的完型形态的设计作品, 为后来的CI提供着设计借鉴和设计经验。由此, CI进化到了高级阶段。

20世纪“包豪斯设计学院”奠定的“工业设计学”在二战后的工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的企业敏锐的发现工业设计的价值及意义, 明确提出‘设计促销’的工业发展思路, 工业设计成为产品更新换代、刺激消费、扩大消费、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最重要手段。工业设计学在美国的发展强化了设计概念、丰富了设计理念、优化了设计程序、完善了设计方法并提高了加工工艺水平等, 这为CI设计理论和制作方法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时机, 工业设计与企业形象的有机统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工业设计和CI设计在同存互生中发展。50年代,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新企业纷纷成立, 大企业的海外拓展其经营趋向国际化, 急切需要有一套系统的形象塑造方法, 用以体现企业的个性形象, 增强识别性和差异性, 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CI顺应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快速发展, 在IBM开创了CI设计先河之后, 美国企业纷纷效仿, CI热潮波及全美国;同时, 美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促进了美国交通的大力发展, 汽车文化极盛一时, 汽车的生产、销售、使用以及与汽车相关的交通道路识别、交通服务业的车站, 停车场, 加油站, 餐饮店, 旅馆等营运而生, 汽车文化催生了服务业的连锁经营, 简洁、明了、统一的形象设计成为同业中有效识别的法宝, CI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入, CI在美国强劲发展并向更高级方向进化, 以视觉识别为特征的美国型CI逐步形成与定型。美国型CI的形成是CI在美国“工业设计学的新兴、企业国际化发展道路和汽车文化的形成与繁荣”社会环境下的进化结果。成熟的美国型CI在具有同样价值认同观的欧美及周边地区发展开来, 后传向亚非一些国家。

二战后, 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日本经济发展走在最前列。二战后物质匮乏的日本物质商品供小于求, 企业的“生产力”成为最重要的竞争力, 企业的竞争方式为“生产力”的单轴竞争;当商品过剩时“销售力”成为卖方市场重要竞争力, 竞争方式由单轴的“生产力”竞争转向“生产力”、“销售力”的双轴竞争;随着70年后代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的同质化, 销售力也的普遍提高的情况下, 如何使企业与企业、商品与商品之间产生差别并提高竞争力成为摆在日本面前的重要课题, “形象力”成为解决该课题的必然选择。竞争方式由此转而变为“生产力”、“销售力”、“形象力”的三轴竞争。向来以善于学习、借鉴并吸收别国先进文化与成功经验的日本在70年代率先将欧美先进的CI理念直接引入, 至马自达 (MAZDA) 、大荣百货 (DALEL) 导入美国型CI成功后, 日本大批企业纷纷导入CI, 美国型CI的植入与普及使日本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 广播、电视、互联网迅速发展告示信息时代的来临, 信息时代为企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平台, CI在日本蓬勃发展, 日本经济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此时, 企业家和经济学者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经营哲学、价值法则、行为模式等高层面的经济问题, 企业如何在新时期寻找新的价值观、如何确立企业与众不同的的存在价值并通过独特的企业行为模式来实现企业的价值?以企业理念识别 (MI) 、行为识别 (BI) 、视觉识别 (VI) 为特征的日本型CI逐步发展起来, CI上升到更高理论的层次。日本型CI在具有近似文化传统的亚洲得以广泛认同并发展开来, 并影响着欧美地区的CI。竞争方式的改变、信息时代的来临、新时代的新价值观熔炼了日本型CI, CI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出现出多样性特征。

CI的迅速普及与进化发展, 为不少企业创造了起死回生并迈向知名品牌的神话, 造就了层出不穷享誉全球的品牌企业, 如三星、索尼、可口可乐、海尔等, 其价值和威力凸显, 它是企业差异化战略和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塑造的有效手段, 有助于统一与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哲学, 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与活动, 统一与完善视听识别, 是构建企业无形资产和开发与建设企业“软件”系统并使企业迈向成功的基础建设的必由之路。时至今日, CI已发展成为横跨市场学、管理学、设计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经过多年的进化, CI已发展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理论和设计方法并具有高度应用价值的专业学科。

CI的不足与新的进化之路

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竞争、消费观念、思维方式、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CI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又相对滞后于当今社会的发展, 我们需用全新与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今天的CI, 用科学发展观去充实与创新发展CI的学科理论, 使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无论是注重视觉识别的美国型CI还是注重理念识别系统 (MI) 、行为识别系统 (BI) 、视觉识别系统 (VI) 的日本型CI, 其理论系统是建立在企业“自我”意识之上的, 其结果是CI战略以企业为中心, 把自以为“美好”的形象强加给企业之外的消费者, 导致企业的一切行为以“自我”形象塑造为中心, 忽略了企业市场活动中以“顾客为中心”的产品满意和销后服务满意这两个现代核心价值体系, 使消费者的利益和价值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 消费者逐渐流失和消费群逐步瓦解, 美国“蓝色巨人”IBM的倒塌、中国太阳神的日落西山以及秦池、爱多等的惨败, 显现出CI的不足, 其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以“顾客为中心”的新价值观的时代, CI应不断进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优存, 其进化的必然之路就必须建立在既有以企业为中心的理念识别系统 (MI) 、行为识别系统 (BI) 、视觉识别系统 (VI) 三大系统中增加以顾客为中心的“产品识别系统 (PI) ”和“服务识别系统 (SI) ”, 使CI服务顾客, 让CI发展企业!

地板进化论:更环保,更方便 第9篇

1. 低碳环保新材料

石塑地板是一种以高技术研发出来的新型地面装饰材料。浦丽华石塑地板主要原料以PVC树脂粉和天然石粉配合特制配方, 构成高密度、高纤维网状结构的坚实基层, 表面覆以超强耐磨的高分子PVC耐磨层, 产品为一次性高温高压成型, 无需接合剂, 并且经上百道工艺加工而成。是不含任何放射性元素、无毒、无害的环保产品。

2. 产品稳定、轻薄耐用

浦丽华石塑地板厚度仅有0.3cm, 对于高层建筑楼体仅有极小的承载, 搬运便利并能降低运输成本, 产品外观采用五层处理, 。第一层为底料层;第二层为中底料层, 采用100%新料透过尖端技术研制而成, 能在不同温度、湿度下让产品尺寸保持最佳稳定性;第三层为印刷面料层;第四层为透明耐磨层, 由PVC高分子树脂覆于表面以增强耐磨性, 并保护印刷面料层之图案花色永不脱落、风化变色;第五层以PU特殊表面处理, 强化表面抗刮、耐磨、防污作用。

3. 安全健康全方位

浦丽华石塑地板有别于实木、瓷砖、复合地板花色呆板、图纹有限的缺点, 它能够随意印制出丰富多彩的图案, 如木纹、石纹、花纹等, 其逼真效果完全可以和真石真木相媲美。性能稳定的它, 具弹性、吸音效果等功能可适用于学校、办公大楼、图书馆等场所;而自然抑菌的特性, 能有效阻绝病菌滋生, 符合医院、幼儿园、休闲中心、居家等环境健康的诉求, 同时, 其防化学腐蚀性、阻燃、超耐磨的特性更适用于大面积的公共空间, 如:酒店、商业及居家场所, 而热传导性佳更让它适用在寒冷地区的地暖地板上。

4. 创新设计再进化

进化论与严复法律思想研究 第10篇

一、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化论

清末一幅破败的景象, 正如龚自珍所言“万马齐喑”, 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停滞状态, 社会已经丧失了前进的动力, 朝代更替已经初现端倪。儒家哲学“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另一层含义天变道亦变已经发挥作用, 要不是英法的援手, 洪秀全的军队可能已经推翻了清政府, 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能仍然会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但历史就是历史, 人们并没有在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下生活多久, 很快,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许多思想家都意识到天的变化, 当然从逻辑上说道也应该变化, 这就是清末强调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知识的理论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天”和“道”含义的认识不同, 其理论的逻辑基础并不一致, 最为著名的当属“附会论”, 它们是当时洋务派和部分儒学学者的主张, 主张吸取西方的学术知识和制度, 但方法则是通过从中国古代经书中搜寻与西方类似的制度, 从而使自己的主张本土化, 免除“将中国夷狄化”的危险。这种附会论强调中西的差别是本与末, 具体与抽象, 实或虚的不同。这种观念直接将两种文明对立起来,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予以了批判, 他说“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 于西洋格致诸学, 仅得诸耳剽之余, 于其实际, 从未讨论, 意欲扬己抑人, 夸张博雅, 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 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 羌无新奇。” (1) 这里的自居名流, 主要就是针对那种动辄从古书中查找与西方文化制度相近的人。

严复认为, 进化是普遍性的公理, 他一般称其为“公例”, 指出“以天演为体, 而其用有二:曰物竞, 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 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 (2) 严复将进化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向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在1895年急速形成, 在戊戌变法时期达到高潮, 直至五四前后, 它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 为各种政治和法律主张的人士所信奉, 所以, 说它是这一中国近代转折的关键时期的世界观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近代中国学术界对进化论的理解是多元的, 但无论如何, 根据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素养,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严复对进化论的理解是最正宗的, 无论是就直接介绍西方的进化论, 还是对进化论的改造和发展而言, 都是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沿着严复的思想轨迹来看, 就知道事情的真伪了。

首先, 进化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 是由严复系统介绍进中国的, 以他翻译的《天演论》为代表。在这个翻译过程中, 特别是在其序言中, 严复已经介绍了他思想的内在逻辑, 首先是求信达雅, 其次, 就是尽力搜求新的概念来表达一种新的世界观。按照语义学理论来讲, 一种概念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 而文字作为一种展示世界观的方式天生就是有问题的, 它不但可能语义含糊, 在不同的语境里意义不同, 更重要的是, 在首次使用时, 语词的发明者必须为它阐明新的大家都能够了解的含义。而这项工作的艰辛, 已经由严复自己阐述过, 一名之立, 旬月踌躇。

其次, 寻着上面的理论, 我们继续看, 进化作为一个术语, 并不是严复的首创, 他首创的概念大家都极为熟知, 无须介绍,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 他为什么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 选择的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天演”这个术语, 后来在1913年又著文《天演进化论》来介绍他的思想。这中间, “进化”与“天演”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其墓自铭上, 又标以“天演宗哲学家”?他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他不知道“Evolution”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进化”吗?很显然, 严复都知道这些, 他这样选择是有目的的。这可以通过他去世前留给后人的遗言中寻找出答案。1921年旧历9月, 严复留下以下遗嘱:“中国必不亡, 旧法可损益, 必不可叛;新知无尽, 真理无穷, 人生一世, 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 己轻, 群重。”可以说,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严复的思想, 阐明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法律的看法, 对人生的追求, 阐述了他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主张。而这一切, 无不包含着进化论的因子。

二、旧法可损益的法律改革观

严复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 将中国的礼制刑归为法律的一种正是实证主义法律观的产物。也是这一产物, 决定了法律改革的可能。我们都知道, 近代世界性的法律改革是在以边沁和奥斯丁为首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而展开的。所以, 在严复看来, 中国的法律必然具有与西方法律一样的精神实质和相似的表现形式, 这也为中国的法律改革提供了可行性。从这里出发, 严复对中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安排作了研究, 比如1906年《政治讲义》就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法律改革有众多的变量, 并不仅仅是用现代白话文形式的法律法规代替旧式的法律法规就是法律改革, 也不是将其他文明的法律翻译进来简单运用于中国就是法律改革, 否则, 我们必将陷于任何法律的微调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改革的论调中。法律改革自有内在的含义。严复对中国的法律和西方法律的实质和外在表现形式都进行过分析, 在1895年《救亡决论》中对中西之间的区别也是中西法律文化实质的区别, 而在后来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和法学名著的按语中, 对众多法律制度表现形式的差异的介绍也是所在多有。在这些对比的基础上, 严复在晚年最终历史性的提出了旧法可损益, 需参与西方法律制度的某些可取的要素的观点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化论的思想者应有的法律改革观念。

三、严复法律思想的伦理观

严复遵循了功利主义的主张, 认为“两害相权, 已轻群重”。当然, 这句话是就严复的遗言来讲的, 我们必须结合他的其他文章来全面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特别是他对穆勒《论自由》的翻译及特意强调改名《群已权界论》而作的“序言”, 因为这是群已权适用的语境。

在《天演论》之后, 严复明显开始了更多的直译, 穆勒的《论自由》就是其例, 但在经过义和团的动乱之后, 严复收回了这个在汉语中难能可贵的贴切的术语, 而将其改为《群已权界论》, 这种改动严复自己已经作了说明。但我认为除了他说明的理由之外, 还有就是严复自己政治和法律思想的成熟, 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取得了优先的地位, 通过功利主义的理论, 认为社会的普遍利益是由所有个体利益所组成, 因而, 当个体利益或幸福地增加时, 社会共同的幸福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是近代西方法律大发展时代的伦理思想, 但这种功利主义显然有众多的漏洞, 其中缺乏利他主义, 单纯强调个人主义是最受诟病的。穆勒在《论自由》中对此予以了改进。也就是在这里, 严复认识到了功利主义的不足。但由于中国传统儒家学术对自由的非难, 因此, 自由并没有成为儒家学术的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 因此, 它并没有象在西方学术里一样有明确的含义。因此, 严复通过考虑, 将其转译为更为儒家学术能够理解的概念, 而且分立了它们, 一为更重要的群权, 二为已权。但严复讲, 当两权相遇的时候, 并非是已轻群重的关系, 而是只有当两权相冲突的时候, 才是已轻群重, 个人权利应该让位于社会权利, 所谓“两害相较, 已轻群重”, 而在更多的场合, 则是两权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 否则, 社会根本不可能有合作发展的可能, 社会的进步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说, 严复的法律伦理思想仍然体现出进化论者固有的历史观念, 强调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而这才是一个能够保障人民幸福的社会。

摘要:本文围绕进化论, 对严复的法律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 作者力求证明严复以对进化论的理解, 对中国近代的法律发展提出了一些忠告和建议, 认为应该立足中国固有法律的基础上改革中国法律, 在法律改革中应该强调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平衡。

关键词:严复,进化论,法律思想

参考文献

①《救亡决论》, 《严复集》, 第52页。

进化中的进化论 第11篇

进化论的产生

达尔文幼年时,家中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代名医,继承祖业;后来又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主修神学,但是他却迷恋上了博物学研究。1831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当年12月便以学者的身份搭上即将出航的英国海军部军事水文地理战舰“贝格尔”号,开始了对他一生科学活动具有重大影响的环球科学旅行。“贝格尔”号先航行到巴西,在南美洲的东海岸逗留了2年多,随后绕道南美洲的西海岸,由此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岛,后来经过印度洋,从南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再回到巴西,最后由巴西返回英国。全部航程从1831年12月27日到1836年10月2日,历时约5年。

这次科学旅行为达尔文成为一个坚定的进化论学者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贝格尔舰上的航行,算是我生平最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我的整个生涯。”在5年的考察中,他观察到生物界的大量现象,收集到极为丰富的生物材料,进一步促使他思索物种的起源问题。后来,他又博览群书,广泛收集资料,特别是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启示,认为生存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动力。1858年7月,达尔文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并于第二年出版了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并确立了他的学说——达尔文进化论。

进化论的核心

《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不仅说明了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并给宗教以一次沉重的打击。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对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论学说的内容。

事实上,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已经至少有30多位学者用科学精神探讨过生物进化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至于一些包含生物进化的思想,则要追溯到十分遥远的古代。把生物进化作为一门科学进行探讨,并首次提出系统进化学说的是19世纪初(1809年)的拉马克。半个世纪后,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诞生了。此后,进化论又为孟德尔开创的遗传学所修饰和发展。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原理。该学说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的空间和食物都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即“生存竞争”论;在同一种群中,个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变异,那么具有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则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那些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适应不了环境,就会被淘汰,这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论: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其微小的变化积累为显著的变异,于是形成新的亚种或者形成新的种,即“渐进”论;还认为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是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因此生物有它的一致性,即“共同起源”论。

进化论的疑难

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世就引起世人瞩目。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巨著出版的当天,该书第一版1250册即被抢购一空。它冲破了当时的神学统治,以及“物种不变”的凝结空气,使宗教界的上帝信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然而,在科学领域内永远不存在终极真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没有也不可能终极人类对生命演化的认识。达尔文学说不仅本身就有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一些缺点、错误,乃至在著作中的含糊其辞,而且还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达尔文本人也特意在《物种起源》中写了“学说的疑难”和“对于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异议”两章,承认对他的学说,人们“可以提出许多而且严重的异议”。

上述问题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首先,如同任何科学伟人对科学的贡献一样,在后人看来,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达尔文自然也不例外。其次,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各个分支学科还都处在初级的阶段,不能用今天的科学结论来苛求。例如,由于遗传学知识的贫乏,达尔文无法阐明生物进化的机理。他同意拉马克把获得性状遗传作为一个法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拉马克所说的那种获得性状对进化并不重要,只有遗传的变异才具有明显的进化价值;又如,达尔文比较注重个体存活的进化价值,但实际上,适者生存主要是在于产生更多的后代,并不是杀死它的竞争对象。雄鹿虽然战胜了它的竞争者,但如无后代仍不能为自然所选择。因此,差异的生殖能力是选择的主要因素;再如,达尔文强调了物种形成中的渐变方式,多次引用“自然界没有飞跃”的观点,这是不全面的。现代进化科学的成就表明,骤变也是物种形成的重要方式。此外,达尔文过分强调生物界中残酷斗争的一面,忽略了广泛存在的协调、和谐关系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对进化论的修正

达尔文学说是进化理论的经典模式。近100多年来它在反复修正中逐渐充实、提高和完善,并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第一次大修正是1892年以后,以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为代表,并形成了新达尔文主义。第二次大修正是在1938年以后,以美籍苏联学者杜布赞斯基为代表,出现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即综合进化论。

综合进化论认为生物的突变(基因突变)、自然的选择、生殖的隔离是物种形成和生物进化的机制。生物遗传物质的突变(基因突变)是所有遗传性变异的来源,是进化的关键。综合进化论无论是在个体的表现型水平上还是在基因水平上,都重申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在生物进化中的主导地位,并且用现代遗传学的观点来解释生物的变异、自然选择的本质等热点问题,否定了获得性遗传是进化普遍法则的流行观点,使生物进化论进入了现代科学的行列,至今依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主流。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物科学的飞速发展,对达尔文进化学说提出了种种挑战,到20世纪90年代则形成了大挑战的局面,也就是目前仍在进行的是第三次大修正,其中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来自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有多少分歧和争议,人们都无法否认物种起源的真理和伴随着变异的遗传法则。

“中性学说”:让进化论进入分子水平

现代进化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概念、新理论一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达尔

文学说的补充、修正和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例如1969年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突变漂变假说”,简称“中性学说”,也是对达尔文学说在微观水平上的补充。中性学说并不否认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在决定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但它认为在进化过程中只有极少部分的遗传密码的变化是属于适应性的,而大部分的变化是通过“遗传漂变”进行的。中性学说强调分子水平的多数突变是中性的,但并不是全部突变都是中性的。中性学说的贡献在于填补了达尔文及综合进化论的研究空白,推动了进化论的发展,使得进化论的研究由宏观形态进入微观的分子水平,同时进化论研究中的定量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间断平衡论”: 较好解释了生命大爆发

寒武纪是距今5.9亿~5.1亿年前的一个地质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大约有50个门的大量多细胞生物出场,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在几百万年时间里一起出现。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也表示自己无法解释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现象。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是“渐进”的,地球上繁多的物种是从无到有,从一到二这样循序渐进、缓慢演变而来的。

相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现象,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物进化理论——“间断平衡论”。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不完全是达尔文强调的连续渐进的过程,而是突进与渐进交替的过程:生物进化过程不是达尔文强调的线形进化图形,而是间断平衡图形;新种的形成不是缓慢变异积累过程,而是由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离形成。

间断平衡论修正了达尔文只承认渐变、认为“自然界没有飞跃”的错误,但是,后者属于局部性质的问题,况且渐变的进化过程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

“小进化”与“大进化”

20世纪4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施米特提出了“大进化”的概念与模式,认为对生命进化而言,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不是“小进化”(种内进化),而是“大进化”(种间进化)。“大进化”是通过系统的突变(涉及整个染色体组的遗传突变)而产生新种,甚至形成新属、新科和新目。“大进化”研究中的一些内容无疑补充和发展了达尔文关于“小进化”的论述。此外,“协同进化论”认为,一些生物物种的进化与另一些物种的进化是相生相克的,既互相制约,又是相互受益的;它们之间通过竞争夺取资源,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通过共生节约资源,求得相互之间的持续稳定。协同进化观念的提出,纠正了达尔文过分强调生存竞争中斗争性的一面,在反映自然进化过程方面要更全面、更准确,但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现象在生物界也是广泛存在的。

在科学史上,有关进化论的研究始终是学派林立,其数量之多可谓各门自然科学二级学科之最,学派之多与科学本身的特点有关。进化科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它涉及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以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精通其全貌。同时,许多远古时代的事,谁也无法亲历其境,可能提供直接证据的化石又如此稀少。因此,出现不同的观点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家之间。这就是触发学术流派产生、发展的一些主要因素。

其实,对达尔文学说的非议并非坏事。现在的科学事实已经证明,生命演化的形式是多彩多姿的,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渐进,还有爆发、跃进;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渐灭,还有骤灭、大绝灭;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渐变,还有突变、灾变;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前进性进化、线性进化,还有分支性进化、平行性进化、停滞性进化、非线性进化等;生物之间不仅存在有达尔文提出的生存竞争,还存在着协同生存、共同进化的关系。决定生物进化的原因不限于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还有分子进化、地球内部的突变、地外天体的撞击等原因。生命演化的模式不仅有达尔文提出的渐变模式,还存在有间断平衡模式以及大爆发模式、大绝灭模式等等。

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始终像一块丰碑,屹立在人们的心坎中。这个伟大的学说正是在非议中被后继者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发展,使进化科学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也正是在非议的过程中才确立了它的科学权威。同时,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材料、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乃是科学走向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代码:0302)

对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解读 第12篇

关键词: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解读,分析

在整个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史中曾涌现出大约十个理论流派, 其学派每个时期都代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的方向与导向。一战前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为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战前后的结构主义、法国社会学年刊派, 二战前后历史特殊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 以及二战后的文化与人格学派是人类学的大发展时期, 随后的新进化论、象征主义以及解释人类学都是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而从人类学的学科建立算起, 进化论学派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为当时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古典人类学的学科产生

古典人类学的学科建立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探索有直接的联系。但由于文化差异、风俗的不同, 欧洲列强在殖民地的管理中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因此他们希望有专业人士去更多地了解殖民地的风俗文化, 并维护宗主国的统治, 因此开始了研究对殖民地区的研究, 但是没有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因此称为古典人类学。

19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的影响, 以进化的视角研究异文化, 并分析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过程。“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被广泛认同, 于是西方学者们认识, 殖民地那些‘初民社会’中的各种状况, 正视他们自己的过去”, 因此他们希望以反观自己社会的成长过程, 从此便开始了古典人类学研究。而当时的部分学者, 仅仅是停留在商人、探险家带回的资料, 他们通过“第二手”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其中具有代表的作品是弗雷泽的《金枝》, 但是缺乏科学的调查方法, 因此该时期被后期的人类学学者嘲笑为“摇椅上的学者”。该时期的学者大都信奉进化论与传播学的思想, 沉浸于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构建与归纳自己的工作。古典民族学有以下特点: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撰写完全处于脱节的状态;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撰写没有规范。因此由于没有专业的规范, 人类学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成为人人都可以进行研究的学科, 因此称为古典民族学。

二、进化论学派的学科观点

进化论学派是人类学历史上第一个学派, 其活跃于19世纪60年至90年代期间, 以巴斯蒂安1860年出版的《历史上的人》作为真正的学科成立标志, 而泰勒的《原始文化》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其学派的顶峰时期。因此有学者这样评论“进化论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从神创造的王国里拉出来, 作为科学研究的主题”。[1]林耀华先生在《民族学通论》中认为进化论主要研究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 也是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向高级阶段逐渐的发展”。[2]可以看出其认为进化论学派是对人类进化过程的描述, 人类社会的进化与生物进化是一样, 由低等到高等阶段性的。进化论学派的本质, 即人类的进化是循序进化的过程, 不仅是人类体质上由猿猴到人类的步步发展, 也是人类社会由低等社会向高级社会的进化过程, 人类现在所拥有的文化也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进化的结果。

其观点的来源主要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 其提出了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 逐步进化发展而来的。受到当时欧洲社会的巨大影响, 此思想在欧洲反响巨大, “因此进化论思想于19世纪上半叶在各个知识领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也不能不渗透到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学科中来”, 因此对于人类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由此形成了人类学的第一个学派———进化论学派。可以说18世纪启蒙运动启蒙,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生物进化学说、社会进化观均是19世纪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文化、社会进化思想产生的基础。

三、代表人物及贡献

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众多, 巴斯蒂安的“心理—致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其学派奠定了基础, 随后斯宾塞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而泰勒的《原始文化》为人类几千年对于文化概念的解释下了定义, 同时还提出了文化进化的三个阶段, 在宗教研究中其提出了泛灵论的观点;摩尔根对于原始社会的分析与氏族制度以及家庭史进行了分析。因此可以看出进化论学派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斯宾塞

斯宾塞, 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与孔德同是社会学的开创者, 其哲学思想同样以实证主义为基础, 不可知论, 认为食物的本质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在其《社会学原理》《社会学研究》中他把社会看作为一个有机体, 同时其提出社会进化的理论。对于社会有机体, 认为社会是一种有机结构和功能的体系,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有支持系统、分配系统以及国家为首的调节系统, 保证各个组成部分服从于整体, 其本质是将社会看作一个人, 四肢是其组成部分, 而大脑是调节系统, 以此比喻社会的正常运行。斯宾塞是第一个将进化论思想引入到社会中的学者, 其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化与人类进化的规律一样, 也是由一步步阶段发展起来, 这是他对人类学的贡献。

但斯宾塞的进化思想也存有较大缺陷, 他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视为本质相同的事物, “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受地理环境和相邻社会的影响, 另一方面受既定群体中个体成员的体质、智力特质的影响, 而后者是受遗传决定的”;[3]19同时其解释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 在自然选择过程的弱肉强食思想, 为之后的强权政治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2. 泰勒

泰勒, 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 其思想不仅仅是对进化论学派的贡献, 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其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1871年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 第一次对文化进行了定义, “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3]20其对文化的定义成为了文化研究的经典。在进化论方面, 其认为人类心理的一致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各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遵循同一路线向前, 且有快慢之分;整个世界的运行是依自然法则运行。因此在其《原始文化》中, 其归纳为文化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可以拿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 其次文化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每一段是前一段的发展的结果, 因此提出了文化进化的原始未开化、野蛮、文明的三个阶段。

在宗教理论上, 泰勒的思想对什么是宗教、以及宗教的起源进行了描述, 并提出了泛零信仰, 为之后的人类学宗教研究以及宗教人类学奠定了基础。

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其首次提出了比较法, 主张把文化划分为若干部分对其形似的文化标注并分类。泰勒提出的残存法, 在文化研究中对残存的研究, 即对就社会遗留下来的仪式、习俗、观点带入到新的社会领域, 由此成为了新文化是由旧文化进化而形成的证据。同时泰勒还建议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 并预示统计学调查是人类学的未来所在。

3. 摩尔根

摩尔根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 其早年参与“大易魁社”的印第安人完成了《古代社会》, 其是进化论学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 其不仅仅在人类学领域, 依照古代社会的研究, 马克思参考完成了其理论中有关社会进化的思想。

他将社会发展分为了三个时期, 蒙昧时期、野蛮时期以及文明时期, 只有每一阶段进化到某一点时才会突破发展, 且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不能进行跳跃。在氏族研究中, 摩尔根从印第安人的氏族入手, 对氏族社会的内部结构进行探讨, 以及其婚姻形式, 同时他提出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几个过程。同时其对于家庭的研究, 对家庭的构成以及家庭的组成形式其在认为, 血缘家庭是从混乱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伙婚制、偶婚制、父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 以五种形式家庭进化进行了描述。

参考文献

[1]徐黎丽.民族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46.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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