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

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精选7篇）

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 第1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慈善,并参与慈善。慈善事业以社会成员的爱心为道德基础,以贫富差距为社会基础,以社会捐献为经济基础,以民营机构为组织基础,以社会成员普遍参与为发展基础[1]。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一些地方慈善基金会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新时期,一些以微博等网络平台为依托的公益项目,让人们开始认识一种全新的慈善模式——“微慈善”。“微慈善”是在传统慈善组织遭遇信任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由信息时代的“自组织”与“自媒体”技术平台整合而成的新型慈善模式[2]。

一、“微慈善”兴起的背景

(一)传统慈善组织遇冷

首先,“微慈善”的兴起离不开老牌慈善组织遭遇到的信任危机,其导火索是郭美美炫富事件,根源是组织运作的不公开。时间回溯到2011年6日,新浪微博上一个晒自己住别墅、开豪车、背名包的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受到网友关注,巨额的财富,加之其“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认证身份,瞬间引发了中国红会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3]。随后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数据误差、账目不透明、资金使用率低、涉嫌利益输送等丑闻曝光,也引起慈善捐款的下降以及义务献血热情的降低。

一方面,中国的官方老牌慈善机构接连爆出的丑闻使其公信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的慈善意识增强,愿意参与慈善事业中。当现有组织不能满足需求时,势必催生出更透明、更公开的慈善形式的产生,即“微慈善”。

(二)新时期慈善活动的需求

从主观层面说,“微慈善”更适应当下公众进行慈善活动的需求。新时期,我国慈善事业逐渐从国家主导变成社会全民参与;随着现代公民社会发展,慈善精神日渐觉醒,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慈善事业。

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慈善事业完全由政府包办,民间慈善几乎消失,经济也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可以说“政府包办的所谓慈善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所定位的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功能范畴”。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面临着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的挑战,地震、海啸、泥石流、水灾等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多,政府救济的同时离不开社会援助,两者的结合才会更加有效地促进我国慈善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慈善精神是公民对社会道德义务的自觉认识和社会道德责任的自觉承担,是公民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2008年汶川地震中,我国慈善捐赠活动客观上全面创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格局。以往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仅有几家有政府背景的大慈善机构有所行动。这次,上百家民间组织自觉行动起来,发挥各自优势,立即投入紧急救援工作和灾后重建。随着中国公民的慈善精神日渐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自发主动地参与到慈善中,慈善不仅包括钱物捐助,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志愿者付出时间与努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大规模的、普通人参与的志愿者行动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微慈善”的特征

(一)“微慈善”的自发性特征

从古到今,我国的慈善活动的开展均是政府领导为主。在西周时期即设专门从事救荒济民活动的大司徒一职;“大约南北朝时期,有义仓的设置。若遇灾荒之年,朝廷往往颁布诏谕,或开仓调粟,或赈贫恤患,或蠲赋免役。”;在唐朝,从法律和礼仪方面制定了的一些规定来管理养老、恤老问题,并开展尊老敬老的活动;“宋朝官办机构对于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救助情况,救济机构种类的繁多、救助范围的广泛、救助效果的明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官方救济状况的巅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活动主要通过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一些官办机构组织开展的。

而随着我国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一进程中诸如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缺乏公平等问题逐渐显现,在“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影响下,政府将很多难以顾及的问题交给社会,交给公民自己解决。在当今新的发展时期,我国慈善事业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慈善救助的对象——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数在不断的扩大,所需要的救助向多层次宽领域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频发,其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对社会中自发组织参与慈善活动的需要更为迫切。

(二)“微慈善”的透明性特征

微慈善的开展是以微博等新型媒体为依托。新媒体技术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慈善信息的需求和供给方式,铺就了一个新的社会慈善募捐平台,创造了一种社会慈善监督的新型模式。

微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定期将财务账目、原始凭证、捐赠救助档案以及审计、监督报告等材料在网上公示,将微慈善活动中的善款来源、善款去向、组织章程、日常管理、决策依据等所有业务行为置于慈善参与者的监督之下。通过公开透明有助于微慈善机构在竞争中为吸引更多捐款,促进慈善业的良性发展,打造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慈善品牌。与此同时,对于社会捐助与筹款的监督机制也是一种完善,可以培育良好的民间慈善氛围,改善我国目前慈善事业的环境,将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全民慈善”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学海,2005,2:36.

[2]房晓琛.《论“微慈善”模式:技术、理念与现实困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3.

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 第2篇

班级：11公管

姓名:李莉

学号：201110114024 浅析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差别

摘要：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一样，同时存在于世界上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和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本文主要从终极价值观（本体论、基本信念、最高价值、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慈善理念(对人性看法、对善的定义、达到善的途径)；行动模式（行善对象、行善方式、帮助内容）等方面来浅析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差别。关键词：慈善文化

终极价值观

慈善理念

行动模式

差别

从终极价值观来看，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在“本体论”上是属于“社会本位”，相信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就人际关系而言，强调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非独立性，社会借助人伦关系把个体组合成一个紧密的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行为必须依附于这个关系网络中自己对他人所背负的责任及任务，强调在两两相对的社会角色中每个角色的义务而非权利，比如“父”要慈、子要孝等。就对社会的看法而言，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相信“社会”的整体幸福是“个体”幸福的先决条件和保障。道德不是私事，而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在“本体论”上是属于“个人本位”。它把人看作是“原子式的个人”，即无差别的、独立的、平等的个体。相信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国家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而组成的。个体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和国家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强调道德在本质上属于私人事务。依据这种观念，每个人便成了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赋予每个人以选择其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因此，“权利”概念成为了西方现代公益事业的基石。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强调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应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然赋予的，由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保障，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不可转让的。

从公益理念的维度来看，相信“向善”是人性的内在本质，相信“人”在“行善”、“为善”上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重要的人性论基础。就对善的定义而言，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坚持善的观念的绝对性，认为存在着不以个人喜好和意志转移的道德律——“天道”。那么，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善呢？概括来说就是每个人依据“推己及人”的原则，由近及远践行“忠恕之道”，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境界。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则认为行善不是人的内在追求，而是上帝的命令。就对善的定义而言，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消解了善的绝对性。从而实现人人平等成为善的最高境界。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自我奋斗和自由竞争，依据公民义务依法纳税，按照良知的指引捐赠、做志愿工作等。[1] 从行动模式的维度来看，可以将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概括为“基于道德实践的善行”。行善是个体自我道德成长和人格完善的需要。就行善对象的选择而言，出于对天然的人际伦理关系的尊重，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承认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朋友故交之间与一般的社会成员之间相比，要更加亲近，因此彼此要承担更多的互助责任，但同时又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互助并不止于此，而是应该进一步包容社会的全体成员。在亲疏原则之外，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依据“需求原则” 选择受助者，那些不能够依靠自身和家庭力量的特殊群体成为首要关注对象。就帮助内容和行善方式而言，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注重父爱主义的行善方式，关注资源、技能、责任感。而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从行动模式的维度来看，行善既是个体行使其追求自身善的观念的权利，也是利益相关者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西方现代公益理念中的权力观和平等观落实到行善的对象的选择上，集中体现为公平原则——任何人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因此任何人都应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就帮助内容和行善方式而言，西方现代慈善文化强调权利、能力、资源，希望于用平等主义的行善方式来实现慈善文化。

中国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基于各自的宗教伦理与历史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本文通过从终极价值观（本体论、基本信念、最高价值、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慈善理念(对人性看法、对善的定义、达到善的途径)；行动模式（行善对象、行善方式、帮助内容）等方面来阐述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差别。

比较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站在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高度，结合中国的国情、民情和慈善发展，深入比较分析中西慈善发展脉络、路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优点和缺点，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吸纳各自合理内核，借鉴各自先进经验，提炼具有现代特征和符合当代中国人慈善需求的元素，是思考构建中国现代慈善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2] 总之，通过分析比较西方现代慈善文化与中国本土现代慈善文化的区别，要在学习借鉴西方慈善事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民情和慈情，建设国家现代慈善文化体系、国家现代慈善管理体系、现代慈善机构制度和国家慈善基础结构四位一体的国家现代慈善体系，推动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1]《非营利组织管理》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上海管理科学》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与展望 第3篇

近年，中国天灾不断——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雅安地震。灾难发生时，人们猝不及防。但灾难发生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援助从四面八方涌向灾区。频发的灾难见证了中国慈善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在正确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后，中国的慈善事业才能朝着更健康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慈善事业现状

在中国，慈善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慈善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迅速发展，慈善机构不断壮大，影响力不断扩大，慈善意识渐渐深入人心。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总数已发展到近32万个。但是，理性地分析，中国当今慈善事业仍存在一些问题。

1.慈善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资源、物质资源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慈善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仍处在初级阶段。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美国慈善事业慈善捐款达2603亿美元，占GDP的2.17%，人均捐款达878美元。而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中国慈善捐款情况分析报告，2007年中国公众和企业捐款捐物总额为22316亿元，约占中国当年GDP的0.09%。中国人均捐款为1元人民币，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市，人均捐款也不过17元，中美两国人均捐款币值相差7000多倍。按照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公益事业的发达状况是呈正比的。但是从数据中不难看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适应，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2.慈善事业形式偏于传统，过于单一

现今，中国的慈善更倾向于传统恩赐式的慈善，与现代公益的公民慈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形式上，现代慈善是制度救济，而中国的慈善则以直接救济为主，解除的是直接的痛苦。比如，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为患病者提供救治、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等。“健康”的慈善不是施舍，而是爱心的主动给予，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

二、中国慈善事业现状成因

面对诸多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现状和问题，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思考其成因。

1.政府行政干预过大

目前，政府主导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之一，政府是慈善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中国许多慈善组织都是依托政府部门或从民政部门分离出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府的意志和逻辑，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可否认，这些机构起步很快，但是，也抑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冲动。事实证明，在巨大灾难面前，民间机构的反应速度往往是最快速的。因此，过于强大的政府功能只会限制慈善事业的发展，政府管理过于刻板也会影响慈善事业的效果，促进民间非营利性慈善机构的发展才是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

重心。

2.慈善事业体制机制不健全

一般情况下，西方的慈善组织大都具有公司化的法人实体，以公司法为法律依据，将公司组织形式应用于慈善机构，使捐赠的私营财产既保持其私有特征，又具有法人治理的机构性质，由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决策的这种结构构成整个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而中国施行的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只涵盖了成立登记和审批等管理程序，而相应的政策机制等并未配套和完善。此外，慈善事业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等问题，亟待建立慈善事业发展的协调和指导机制。

3.法律法规滞后，监管不够，社会公信力较低

中国慈善事业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具体的实施细则，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相应的监管机制不够健全，使得慈善事业的发展存在很多漏洞。少数人利用职权之便谋取一己私利，加上一般大众对于慈善组织和团体比较陌生，慈善组织和团体的社会公信力一落千丈，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严重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展望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之相适应的，慈善事业也面临从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转变。因此，建立现代慈善制度刻不容缓。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监管，扩大宣传，实现慈善事业的公开化、透明化、高效性。实现慈善事业全民参与，使慈善成为真正为社会发展、人民造福的正能量和强大的推动力。

1.转变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建立现代慈善制度

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发挥慈善组织和个人的主体作用。加强资金及政策支持，提高政府对慈善税收的减免力度。其次，加强慈善文化建设，加大宣传、文化和教育等部门对于慈善工作的支持力度，包括慈善理念普及、慈善信息公开透明、慈善宣传活动、慈善文化传播等方面。此外，将做慈善、社会服务作为惩戒措施。提高公众慈善意识，营造良好的慈善的社会氛围。在香港乃至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做规定小时数的义工被作为惩戒部分不法行为的措施得到普及。最后，强化监管机制，从法律法规、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监督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2.优化慈善事业发展结构

首先，保证慈善捐款捐物导向明确，最大程度满足受助群体的要求，提高慈善行为及物资的利用效益。其次，慈善事业不仅包括灾难慈善捐助、疾病慈善捐助等形式的资金捐助，还应包括社会志愿服务，义务慈善工作、奉献爱心等义工行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扩大慈善主体范围，还能扩大慈善事业的受助群体，更有利于优化慈善事业发展结构，丰富我国慈善事业形式，最大程度保证慈善活动

效果。

3.提高慈善组织能力，规范慈善组织建设

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的健全与完善，是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也就是说慈善款项数额、去向都应该透明得像玻璃一样，让公众清楚明了。这种透明不仅包括筹措物资、款项的透明，更应该是贯穿整个救助过程的透明度。因为慈善组织是非盈利组织，经营的是信任。人们对于慈善机构的不信任情绪直接影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有必要实现公开化、透明化，以提高社会公信力。第二，强化慈善运营机制，实行高效的慈善组织管理。可委托第三方进行监管，例如会计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也可强化自行监管力度，加强内部管理和自律。第三，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反馈项目进展情况，不断研究社会的新需求，尽可能准确定位社会最需要、群众最乐意和政府难以顾及的内容，并将其作为项目的重点。第四，培养慈善专业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 第4篇

一、马克思主义慈善观

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利益再分配的一种重要途径,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理应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对慈善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 并且有许多看来是对慈善活动批判的、否定性的论述。正确地解读就成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慈善这些否定性论述的关键。

(1) 马克思、恩格斯慈善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慈善活动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虚伪的剥削目的的幌子, 最终维护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及统治。

资本只有一种增值自身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生活本能, 而资本家本质上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资产阶级的各种慈善措施只是为了从工人阶级身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建立慈善机构也只是为了让工人阶级更好地顺从他们的统治。不可否认, 资产阶级会给予无产阶级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帮助, 但是他们返还给工人阶级的只是他们榨取工人阶级血汗的千分之一, 并且当这种帮助危及到自身的根本利益时, 他们就会露出本来面目。所以资产阶级的慈善并不是真正的慈善, 而是为了防止工人阶级反动的有利武器。

2. 慈善事业在未来社会有存在的必要性, 并且这种救助职能应由社会共同体自觉承担。

马克思认为慈善事业在未来社会有必要存在, 他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的理论。他表示, 未来社会在分配社会总产品时, 其中作为消费资料的部分, 在个人分配之前, 要从里面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的部分,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以及建设学校和保健设施、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基金。从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否定慈善事业在未来社会存在的必要, 其次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建设学校和保健设施、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基金, 是社会共同体在向个人分配消费资料前的一种自觉扣除, 这就是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在未来社会, 慈善活动的济贫扶弱功能是应当由社会共同体来自觉承担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慈善事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慈善事业, 但是他却充分肯定了未来社会慈善活动存在的社会必要性以及把济贫事业作为国民支出的一部分的必要性。

(2) 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

每一种思想的产生必然以它特定的社会背景为依托, 都有着明显的时代气息, 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思想也是如此。因此, 我们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理论时, 要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 分析他们的具体所指, 以免对他们关于慈善的这些否定性论述产生误读。

1.马克思恩格斯对慈善的论述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发表的。

19世纪中期以来, 在欧洲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 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 随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暴露, 无产阶级贫困化不断地加剧。虽然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 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深入人心, 但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的社会现实下, 论证博爱、人权等资产阶级观念的进步性就不再成为必要, 并且随着唯物史观的产生, 说明社会变革也不再需要用仁慈、博爱这些唯心的抽象的人性论观点。面对这一历史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必须要进行政治革命, 而不是仅靠对穷人的救助这一慈善活动来改变物质生活条件, 这种行为不过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装饰而已。因此。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必然会产生他们对慈善活动多为否定性论述的现象。所以, 我们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对慈善活动如此尖锐批判, 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加以分析。

2.马克思、恩格斯对慈善活动的否定性论述都有它所特指的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慈善活动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虚伪的慈善活动, 他们并没有否定一般人的慈善活动以及慈善所具有的扶贫济困的基本功能。相反, 他们肯定了工人阶级无私的仁慈与劳动人民互济互助的行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无产阶级自己本身就处于困难阶层, 也正是这样, 他们才真正懂得饥饿的痛苦, 才真正懂得舍己救人, 所以穷人给予穷人的帮助, 远多于资产阶级。再者, 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资本家的慈善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使工人的基本生活得以改善, 工人们可以依靠仅有的慈善填饱肚子, 只不过这种慈善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福祉。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只是资产阶级这种虚伪的慈善行为, 并没有否定慈善活动扶贫济困的基本社会功能。因此, 我们不能仅从直接的字面含义上来理解马恩对于慈善的否定性论述, 要从他们的特定角度来理解他们所指的特定对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 是在我国新时期所产生的社会伦理思想, 是对传统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突破、创新、发展和完善。其中将慈善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 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 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对慈善的批判是为了否定任何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行为, 是为了寻找一条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 他用一种否定性的慈善观为我们未来建设慈善事业开辟了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慈善的否定性表述中, 应该看到慈善是一种关乎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终极关怀这一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慈善思想赋予了慈善活动批判地对待现实生活中的贫穷、不平等的含义, 从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意义上阐明慈善的内涵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开放、平等、包容的慈善文化,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了价值导向及方法论指导。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诞生。现在我国慈善事业处于迅猛发展阶段, 一大批慈善机构应运而生, 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等, 在帮助老弱病残、贫困人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 我国慈善事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仍面临着许多困境, 主要表现为:

1. 慈善观念的滞后。

据统计, 2009年中国个人捐款总额为68.27万元, 只占到境内捐款总额的23.40%。2而在美国, 所有慈善捐款中的85%都是来自于普通民众, 慈善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一种习惯。因我国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所以存在着道德滑坡的现象, 其中对慈善事业持消极思想的不乏其人, 并且将慈善事业只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 而并非作为社会分工的社会事业来看待, 这种社会氛围势必会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2. 慈善组织出现信任危机。

由于受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 “重财富, 轻伦理”思想盛行, 部分慈善组织也是丑闻不断, 如希望工程假信、青基会和红十字会滥用善款, 慈善组织异化为金融平台等, 极大地挫伤了公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根据搜狐网对造成中国慈善事业落后原因的调查中发现, 在1460名参与者中就有62.26%的人认为是中国慈善机构令人怀疑的公益性。不可否认, 这是影响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中国慈善组织自身建设的问题。

首先, 慈善机构数量少, 捐赠渠道的不畅通, 以及慈善组织宣传的滞后, 导致了人们对慈善事业的不了解, 对参与慈善活动的方式和途径不熟悉的现象。再者, 社会监督机制和自律机制也不健全, 资金运行缺少透明度, 并且在管理上存在着漏洞, 导致侵占、贪污、挪用的事情屡见不鲜, 影响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信任。除此之外, 法规政策的不健全, 理论研究的脱节等这些都是影响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

(3) 伦理反思

1.提高公民的慈善意识及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

现代社会是公众社会, 现代慈善是社会志愿事业, 是“陌生人之间的伦理”, 同情和关爱弱势群体成为现代慈善的基本精神。在西方, 受基督教义中“原罪论”的影响, 人们认为只有通过慈善才能接近上帝, 宗教信仰影响着教徒们的慈善行为。因此, 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宗教伦理中纯粹的慈善精神, 弘扬民间慈善, 提高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自觉意识, 营造全社会都来关注慈善的社会氛围。另外, 慈善组织应注重自身建设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 提高行业自律精神和监督力度, 对善款的使用要更加透明化, 做到善款善用, 公开透明, 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 提高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和对慈善组织的信任。

2.推进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时代性,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 资本家的慈善本质上是扩大资本积累, 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建设过程中, 由于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态度, 所以, 在新中国成立后慈善事业消失了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现,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不同程度的给予慈善事业以肯定的态度, 才扭转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慈善事业否定的这一趋势, 肯定了慈善事业存在的重要性。如邓小平就强调在共同致富的过程中先富的人和地区要通过多种方式, 包括慈善方式来扶持落后的地区和个人。但是当今日中国的慈善实践日益发展的时候, 对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研究的缺失, 会使中国的慈善事业遭遇挫折。因此, 我们不能仅仅偏执于字面含义, 而应认识到它是以一种变革以往一切解释慈善活动的抽象的道德根基的方式, 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观、方法论。

今天我国的慈善活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普通群众为主体的慈善, 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慈善, 人们从事慈善活动是出于同情之心, 同胞之情, 而不是为了做掩饰, 打幌子, 它并不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的观点, 而是符合他们关于慈善的精神, 我们在客观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基础上, 更多地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慈善的思想运用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建设中, 反思中国现在慈善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更好地为我们提供发展慈善事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任平.论马克思主义慈善观[J].学术研究, 2010 (5) .[2]任平.论马克思主义慈善观[J].学术研究, 2010 (5) .

[3]卢德之.试论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J].伦理学研究, 2009 (1) .[3]卢德之.试论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J].伦理学研究, 2009 (1) .

当代中国慈善观的建立与发展论文 第5篇

摘 要：中国的慈善事业从无到有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中国人的慈善观念也是在这几年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起步较晚和体制不健全，中国慈善观还没有形成健全的系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未来的几十年必将是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中国慈善观也会越来越健全。

关键词：中国慈善;慈善观念;建立与发展

的汶川大地震，中国人全民捐款，我们看到了全体中国人对慈善的热情。而刚过去的对中国慈善事业更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年，如果说20是全民捐款，那么20则是对中国慈善业的全民思考，从9月份陈光标提出裸捐，到十一前“巴比”慈善晚宴，再到10月底“壹基金”向公募基金转型，王石被推为理事长，这两个多月慈善成为一个全社会的热点，慈善第一次在中国引起全民大讨论和全民思考，这对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是是个好现象，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我们来探讨当代中国慈善观的建立与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探讨这个议题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脉络以及存在的问题。本论文分成四个部分：当代慈善观建立的背景、当代慈善观的概念分析、当代慈善观的实践情况分析、完善和发展当代慈善观的思路。接下来笔者将对这四部分进行详细探讨。

一、当代慈善观建立的背景

(一)国内外传统慈善观的发展历程

慈善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虽然中国很早就有“慈善”这个词，中国人有积善行德的传统，但那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善有善报这样一个朴素的道德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和受西方的影响后中国人才有了慈善的概念。

西方世界在慈善事业发展了上百年之后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慈善体系，慈善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比如美国，美国有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为社会慈善事业捐款，美国的很多学校、医院、博物馆、孤儿院等等很多都是富翁们捐款建造的。卡内基曾说过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样的观念在美国富翁中已经深入人心，美国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的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曾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在股东大会上说，“那种认为只要投对娘胎就可以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无所信奉的公平观念”。他宣布，要把自己三百多亿美元的百分之九十九捐出来，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对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富翁对遗产税的态度，小布什曾要取消遗产税，但很多富翁对此并不领情，一方面高遗产税可以促使富翁把更多的钱拿来做慈善，另一方面遗产税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反观中国，严格来说中国还没有形成慈善传统，慈善事业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中国人是乐善好施的民族，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很讲感恩和回报的，以往中国人的慈善一般以邻里互助为主要形式，中国人所奉承的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仁爱”之义，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推己及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慈善只能覆盖小范围，中国的慈善事业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起步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和受西方慈善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开始起步，中国人才开始形成慈善观念。这是符合慈善的发展规律的，“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慈善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西方也是在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才出现了慈善事业。

(二)当代慈善观的时代背景

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慈善观也在发生着改变，特别是经过年汶川大地震的洗礼和年有关慈善的集体大讨论。在这之前，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慈善观念，先富起来的人大多数都没有做慈善的观念，我们国家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穷困时期，所以很多先富起来的一代都是拼命消费，被称做暴发户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而且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财富观念一般都是“传内不传外，传儿不传女”，所以很多人赚了钱都是传给下一代，比较少人愿意拿出来捐赠社会。还有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觉得慈善离自己很遥远，慈善是富人要关心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可以说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处于这样的观念之中。

但令人可喜的是，近几年中国人的慈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慈善也越来越关注。不但富人做慈善的观念越来越强，普通人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慈善。富翁、明星、名人都积极参与到慈善中来，比如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就捐出五点九亿做公益，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家”;新华都的董事长陈发树也捐出大部分资产创立新华都基金;功夫明星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还有2010年引起极大轰动的陈光标的裸捐事件;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中国的慈善正越来越吸引着普通大众的关注，从2008年的全民捐款到2010年对慈善的全民思考，这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来说是件好事，也标志着中国人慈善观念的提高。

二、当代慈善观的概念分析

(一)当代慈善观的建立

由于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曾中辍、衰息。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复兴, 肇端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及至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 当代民间慈善事业才获得较大发展。而后,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社会的急剧转型, 救济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国家、社会对慈善事业亦日益重视, 慈善事业在新世纪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发展空间。回顾20余年来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 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二)当代慈善观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复兴、初步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慈善事业的复兴期

第二阶段:慈善事业的初步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发展呼唤从事慈善事业的专门机构――民间慈善组织的诞生。1994年4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由此,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十余年来已获得了初步发展。在中华慈善总会及省级慈善会的示范影响下,地(市)级的慈善组织很快得到普及,一些县也相应建立起区域性的慈善会。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慈善组织则已延伸到基层社区。除慈善会系统外,这时期还创建了一些专门性的慈善机构。除慈善教育机构外,还出现了慈善医院。,广州市创建的第一所慈善医院投入使用。众多慈善组织的建立及其一系列慈善活动,大大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当代慈善观的实践情况分析

(一)当代慈善观的优点：要剖析当代慈善观的优点需要跟以前的慈善观念进行对比。在当前，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人的慈善观念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体现在对慈善的关注和对慈善的参与，还表现在对慈善、对财富观念的转变。总体来说，当代慈善观的优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慈善正从小众走向大众

人们的关注是现代慈善的心理基础，对于慈善本身来说吸引大众的注意可以促进慈善本身的发展。慈善已经从少数人参与变为全民关注，对此，民政部副司长王素英将之概括：“为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走向了社会大众广泛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取向;从单纯的自我满足上升到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平。中国慈善事业开始具有了更多的现代理想、现代方式和现代标准。”

第二，慈善正从单一的道德取向转为一种责任

“中国有慈善传统，古代官员、士绅回报乡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接济贫苦、铺桥修路都是“功德”，乐善好施是被人们称颂的美德。那时候，慈善的社会责任一般由富人承担。但是现代社会，慈善已经不是富人的专利，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富豪和平民，慈善都是一种公民责任。在中国，平民慈善像已经破土的幼苗，截至2008年底，中国注册志愿者已达2946名，当年有506万名志愿者参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170多万名志愿者直接服务北京奥运会。有专家评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志愿精神，更适合中国发展现状，普通人的参与是中国式慈善事业的基石。看看汶川地震后人们捐款捐物，甚至自发组织救助队伍赶往灾区，就可以知道民间的慈善热情有多大。从这里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慈善不再只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每个社会大众都可以尽的一份责任。”

第三，慈善正从物质向精神层面发展

在中国，慈善往往被赋予道德的光环，但是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在中国慈善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大众对做慈善的人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似乎做慈善的人是不能有缺点的。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也会去喝酒、喝多了也会吐、也会说脏话，也许还会打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有一颗慈善之心、做很多慈善公益之事，所以不要用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以平常心看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心态。

(二)当代慈善观的缺点和问题：中国慈善事业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发展非常迅速，但中国的慈善毕竟还在起步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四、完善和发展当代慈善观的思路

(一)完善和发展当代慈善观的战略思路

要完善和发展当代慈善观，首先对慈善的研究方式要转型，这种转型也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公益慈善事业以较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对于公益研究工作而言，应该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清晰定位。

第一，需要推进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转型。社会大众的公益需求，应该成为知识界的基本研究对象。这既包括贫困人口，当然也包括妇女，自然还包括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

第二，推进研究方式的转型。“研究不应该是封闭式的，而是要进行互补性的联合研究。中国公益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首先需要一种结构性布局的自觉性。我们需要在案例研究、标准化研究、公益理念传播方式研究等方面，与国际和国内的同行增进共识，形成合作与基层的优势，从而使公益知识真正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

第三，推进公益学习的转型。我们对于传统的人才观并不赞成，它把学历而不是把社会贡献和社会成果放在首位，结果专家人员往往遭到排斥。公益研究的目标之一，应该是用更为有效的学习和培训方式，培养更多公益事业的杰出人才。

(二)完善和发展当代慈善观的具体方针：借鉴国外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先进经验，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公益事业研究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系统发现中国年度捐赠亿元、千万元、百万元的慈善者。在国际慈善界，对于富人从事慈善的基本道德标准，就是他们捐款数量的多少。需要依据捐款数量，深入研究中国著名慈善家的理念，努力促成不同类别慈善家建立更多的交流平台。同时总结案例，使其列为国际社会公益教学的参照内容。

然后，应该系统发现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其次，还需关注中国公益组织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公益领导人物。再次，努力培养中国公益事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物。中国的知识界，每年向慈善界贡献了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和技术，每年的著作是什么，有什么有影响力的文章，这需要不断地向社会大众展示。

最后，还需重视媒体的作用。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密切参与，有哪些媒体在传播公益理念方面最有影响，同样需要去发现、去评价、去推广，同样需要进入课堂，进入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公益传播项目的创新平台。这样的一些发现，需要相当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社会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1]周秋光,曾桂林.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前瞻[J].文化学刊.,05.

[2]转型中国,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慈善观[J].郑州华信学院管理学院论文.

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 第6篇

关键词：政府干预,政治关联,慈善捐赠,社会交换

一、引言

四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将全民的慈善意识调动到了空前的高点, 以慈善捐赠为主要手段的第三次分配开始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这其中, 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之后,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 (家) 表现出了浓厚的慈善参与热情, 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慈善捐赠这一外部象征性活动中, 实现对财富、权利和声望的追逐 (葛建华, 王利平, 2010) 。毫无疑问, 政府是中国慈善市场的最大推手, 而企业是捐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 那么, 政府行为对企业捐赠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两者如何在捐赠市场进行着“道德”和“利益”的博弈呢?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可以发现, 在公司慈善捐赠这一研究领域, 国内外管理学界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和公司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两者中, 无论哪一条脉络下的研究都百花齐放。只是, 相比于经济后果的大量文献而言, 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略显得“少”。这反映出学者们对企业的行动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 (what) 的关注要多于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 (why) , 以及如何做 (how) 的关注。本研究属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Why) 的范畴, 旨在探讨公司慈善捐赠的政治动因。我国学者之前的很多研究都揭示了公司慈善的经济动因, 伴随着政治关联研究的不断推进, 以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为切入点研究公司慈善的政治动因, 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本研究将在这一研究视角下,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回答“别人做了什么?”, “存在什么问题?”,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等问题, 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 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

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逐渐选择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 其中, 公益捐赠等成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杜兴强等, 2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慈善蓝皮书》指出, 2010年来自企业的捐赠总量超116亿元, 民营企业在数量上仍占据优势, 占52.8%, 捐赠约65.3亿元, 占全部捐赠总额的56.3%, 远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企业公益的舞台上, 民营企业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 企业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然而, 慈善捐赠却意味着企业要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的活动中。那么, 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做?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已有文献从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 (Campbell, 2002;Deckop, 2006) 、公司规模 (Louis H.Amato&Christie H.Amato, 2007;Stephen&Andrew, 2006) 、行业 (Seifert, 2003;Day&Devlin, 2004;Campbell&Slack, 2006;Stephen&Andrew, 2006;山立威等, 2009) 、内部资源和能力 (Morris&Bartkus, 2004;陈宏辉、王鹏飞, 2010) 、公司治理 (Morris&Seifert, 2002;Helland&Smith, 2006;Zhang et.al.2009;梁建等, 2010) 、公司透明度 (Campbell, 2006) 、产品市场竞争 (卢正文, 刘春林, 2011) 、广告支出 (Zhang, Zhu, 2010;Faris&AL-Shubiri, 2010) 、税收政策 (Charles, 2002;Carroll&Joulfaian, 2005;朱迎春, 2010) 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部分地回答了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逻辑, 有助于加深对公司慈善行为动因的认识。然而, 这些研究多是从公司特征或宏观政策的视角来寻求合理解释的, 普遍揭示的是公司捐赠的经济动因, 认为捐赠是企业出于广告效应 (Brown等, 2006;山立威等, 2008;Zhang等, 2010) 、提高声誉 (Stephen&Andrew, 2005) 等目的而主动采取的一种社会责任行动和“战略性慈善”行为 (Porter, 2002) 。除了经济动因外, 企业捐赠存在政治动因吗?除了被视作一种主动的社会责任战略外, 捐赠是企业被动承担的一种社会性负担吗?为了建立、维护和提升与政府的关系, 寻求其“支持”和“保护”, 民营企业是否与政府进行“互惠交换”, 以慈善捐赠的方式贡献出更多的资源呢?

(二) 政府干预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慈善事业的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 政府在企业慈善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政府不仅是慈善市场的主导者、管理者, 甚至是直接参与者, 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最大推手。因此, 不考虑政府影响及政治因素, 便不能有效解释深刻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烙印的企业慈善行为。除了经济动因外, 公司捐赠存在政治动因吗?只有引入政府角色, 才能给出深入的回答。Stigler (1971) 认为, 政府拥有一个在纯理论上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资源:强制权。理解政府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诺斯, 1981) 。Shleifer和Vishny (1994) 、Olson (2000) 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政府“掠夺之手”理论, 认为政治家的目标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而是有着自己的私人目标。政府和企业都是中国制度变迁中的行为主体, 两者不仅进行“道德博弈”, 而且进行着“利益博弈”。在我国, 各级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 (陈信元, 朱红军, 2007) , 我国不同省份间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樊纲等, 2010) 。企业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影响。研究普遍证实, 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 (孙婷等, 2011) 、高管薪酬 (蔡地, 万迪昉, 2011) 、并购 (刘星, 吴雪姣, 2011;王凤荣, 2011) 、对外担保 (陈凌云等, 2011) 等产生重要影响。

(三) 政治关联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

企业家参与政治是中国转型经济下的有趣现象,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地和政治发生关系, 他们热衷于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竟逐党代表”。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关系导向的社会中, 政治关系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罗党论, 2010) 。因此, 多数民营企业已形成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织的政治联系偏好 (李维安等, 2010) 。 (1) 基于“收益观”的政治关联研究。在管理学术界, 有关政治关联的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 且主要围绕“收益观”和“风险观”两条路径进行。基于“收益观”的文献主要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 (Faccio et al., 2006;Li et al., 2008;吴文锋等, 2008;王庆文, 吴世农, 2008;杜兴强等, 2010;李维安, 邱艾超, 2010) 、融资便利 (Mian&Khwaja, 2006;Charumilind et al., 2006;何贤杰, 陈信元, 2008;余明桂, 潘红波, 2008;连军等, 2011;唐建新, 2011) 、税收优惠 (Faccio, 2006;Adhikari, Derashid&Zhang, 2006;Claessens等, 2008;吴文峰等, 2009) 、政府补助 (Faccio等, 2006;潘越等, 2009;余明桂等, 2010;郭剑花, 2011) 、产权保护 (Chen et al., 2005;Bai et al., 2006) 、行业壁垒 (罗党论, 刘晓龙, 2008;杜兴强, 2011) 、多元化并购 (胡旭阳, 史晋川, 2008;潘红波、夏新平等, 2008, 李善民等, 2009;张敏, 黄继承, 2009) 、相对宽松的管制 (Dessto, 1989) 以及较低的契约执行成本 (Faccio, 2006) 等行为及结果的影响。文献普遍证实, 企业 (家) 通过建立、维护政治关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种制度缺陷的阻碍, 寻求政治庇护, 并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促进企业发展。可见政治关联具有“资源效应”, 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2) 基于“风险观”的政治关联研究。政治关联同时伴随着风险, 李维安等 (2010) 将其总结为:政府寻租损害企业绩效 (尤其是财务绩效) 以及增加信息风险和治理风险。Fan等 (2007) 、Boubakri等 (2008) 、Shleifer&Vishny (1998) 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关联是政府对公司持续干预的一种手段, 从而导致公司财务业绩或市场表现下降。但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企业行为的结果, 并没有回答这一负面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 政治关系首先是影响企业的行为, 使企业的行为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偏离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 从而导致业绩不佳, 即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需要通过企业行为这一“中间桥梁”来实现 (郭剑花, 2011) 。由此, 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探索政府关联损害企业绩效的路径便成为关键。有政府关联的企业在配置企业资源时可能做出偏离市场目标的行为, 比如, 有研究发现, 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性负担 (廖冠民, 2010) ;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了较重的雇员负担, 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 这种干预作用越强 (郭剑花, 2011) ;政府干预影响上市公司资本投向 (王立清等, 2011;郝颖, 刘星, 2011) , 甚至使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 (张功富, 2011) 等。这些偏离市场目标的行为可能是企业为构建和维持政治关联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可以看出, 现有文献广泛关注的是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 很少研究企业为建立、维护和提升政治关联而付出的资源。企业与政府表现为一种“交换”关系, 基于“互惠交换”原则, 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也会以实际行动主动满足政府期望, 比如, 响应政府号召, 提供更多的慈善捐款。由此, 慈善捐赠已成为深入探寻政治关联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关系的有效“结点”。

(四)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政府干预对企业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 中国慈善市场存在大量的“公益摊派”现象, 企业会在政府发出对口扶贫、赈灾捐款等指令性劝募的压力下“被迫自愿”捐款捐物。例如, 中国社科院杨团、卢汉龙 (2003) 对上海企业的调查发现, 很多企业的捐赠受政府劝募的影响, 企业虽然怨言颇多, 但无从选择, 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最容易受政府劝募的影响, 捐赠更为积极;中国社科院 (2006) 的调查发现:国内企业的捐赠驱动因素59%来自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外部驱动;33.4%的国内企业认同政府行政动员对企业慈善有重要影响 (张传良, 2005) 。这些社会调查从企业家的主观感知上表明政府干预对企业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从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的视角研究公司慈善行为的管理学实证文献较少。Meng Zhao (2012) 认为, 在政治体制的压力下, 企业会形成基于社会责任的四种“政治合法性”战略, 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缺乏强政治关联的公司可能会利用慈善获得信誉, 赢得合法性, 获得政治资源 (Heli Wang, 2010) 。Jun Su&Jia He (2010) 基于2006年3837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 发现公司捐赠存在政治和制度压力, 中国私营企业通过慈善行为取得产权保护和政治关联, 反过来, 这种保护有助于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 这种作用更为明显。梁建等 (2010) 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对企业捐赠有显著的正效应。上述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从企业家的主观感知上表明企业捐赠存在政治动机的可能性, 但无法回答其普遍性, 以及客观效果如何。杜兴强等 (2010) 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产生的影响, 发现民营企业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则无影响。李四海 (2010) 证实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 捐赠水平更高, 且在市场化进程缓慢、政府干预严重、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 这一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上述文献都是基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前的数据, 解释力度有限。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提供了研究慈善捐赠的契机, 贾明, 张喆 (2010) 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 且捐款水平更高。薛爽, 肖星 (2011) 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数据, 发现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捐赠行为, 捐赠后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优惠。这些研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但都是基于汶川大地震这一特定灾难事件, 虽然灾难的发生更能催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但灾难具有偶发性和不确定性, 基于灾难事件进行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企业慈善行为的常态表现, 因而不具有普适性。朱金凤、杨鹏鹏 (2011)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公司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发现长期来看, 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并没有提升企业价值, 起到“战略慈善”的有利经济后果。这一结论不同于以往研究, 说明采用长期数据观测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三、结论

跨国公司与中国式慈善 第7篇

20世纪90年代中华慈善总会成立, 标志着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诞生, 2004年3月14日,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五) 》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旨在保证社会成员在遭遇疾病、伤残、灾害时由国家提供帮助和救济, 至此, 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一道被列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在这种强有力的国家号召和政策导向下,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全国刮起一股慈善之风, 名目繁多的慈善机构和各种基金会风生水起。除了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公益组织外, 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基金会纷纷建立。

2008年的汶川地震检验了政府公益组织和各个民间团体的作用和救援效力, 国人的慈善精神, 捐赠热情空前高涨, 从红十字会第一批25亿元捐款用于灾后救助, 到各个民间组织、志愿者纷纷进驻灾区, 帮助灾后重建和民心抚慰, 从提供食物水衣物帐篷到建立民房学校医院和各种救灾减灾措施, 纵观整个救灾过程, 公益慈善组织的功绩是巨大的, 救灾成效也是显著的, 但也出现了一些信息传播的噪音———熵, 传播学上把信息不确定的程度称为熵, 由于慈善组织的捐助信息不能及时公开透明, 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总有一些谣言和传言出现, 比如:汶川地震万元帐篷风波、百余艺术家捐给红十字会的8472万元善款不名去向, 到随后爆出的郭美美事件, 红十字会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 中国红十字会的震后募捐遭到网民抵制, 关于红十字会虚开发票、收取买路钱、工作人员戴名表等传言接踵而至, 红十字会再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不仅如此, 全国大大小小公益组织也连连出现丑闻,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中非希望工程”中滥用善款、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商业放贷, 捐款付息, 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格桑花假账事件等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一片质疑声中, 公益组织的公信力日渐消失。灾难发生时, 民众一边对传统公益组织的募捐活动进行抵制和消极对待, 一边又怀疑民间组织的资金运作能力和救援效力, 恨不能亲自跑到灾区表达爱心。中国公益组织在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后, 如今正遭遇信用危机, 如何重拾公信力成为摆在所有公益组织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对中国慈善公益组织所遭遇的信用危机的检视

(一) “政府慈善”主导下的信息不公开

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是一种政府主导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实是政府垄断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出面要求所有捐款必须通过红十字会。人们把钱捐给地方慈善总会, 就等于把“捐款花在哪里”的决定权交给政府。

据调查显示, 全国的公益组织很少设有宣传部门, 即便设有宣传部门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信息公开的作用,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认识是模糊的, 通常捐赠主体把钱物捐了出去, 这次捐赠行为就终止了, 至于这些钱物有没到达捐赠客体, 到达哪些捐助客体、起了多大的作用、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并没有反馈。从整个信息传递来看, 信息越不确定, 公众越不知情, 熵的值就越大, 处在这个信息场中的人就越容易受到谣言和传言的影响。人们不愿意看到带着自己爱心的善款最后进了炫富、贪腐之人的口袋, 即使是听到类似这般无法证实的传言也不可以。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对其运作机制和模式不了解, 对捐助渠道的不明晓等等。种种的信息不透明公开, 严重影响到民众对公益组织的信心。

(二) 缺少与社会沟通的品牌意识

我国公益组织运行过于行政化, 缺乏市场意识, 缺少与全社会沟通的机制, 存在品牌定位不清, 品牌区分不明确等问题。

慈善公益组织不是以产品的销售和利润的实现作为组织发展的目标, 但它同样需要通过组织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汇聚各种形式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支撑, 来实现其帮扶他人和影响大众的社会效应。这种组织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正是通过组织自身的品牌力量折射出来的, 无论对于企业还是慈善组织都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公益品牌必定是稀缺资源, 是快速汇聚社会资源并使这些资源能得到合理利用的有力保障。

品牌并不是一个物质实体, 但人们对品牌的感知要通过品牌的有形的物质载体来实现, 这些有形的物质载体包括产品 (服务) 、品牌名称、图形、标志等外在信息。除了这些外在的有形信息外, 品牌资产还包括无形信息即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意义, 两者共同构成了某个组织或企业在品牌建设中的全部内容。

在现代经济中, 企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品牌建设, 认识到企业最终所售卖的应该是品牌而非产品。对于现今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而言, 品牌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加强, 例如2013年1月《东方今报》发起了一个命名为“爱心衣橱”的公益活动, 遭到央视主持人王凯的激烈投诉。事实上, 由主持人王凯、马洪涛发起, 由众多企业家、主持人、编导、记者共同参与推进的爱心衣橱基金已2011年6月6日正式成立, 有着完善的章程、注册品牌标识、成熟的公益模式和官网。所以很多公益组织在成立的时候都比较重视品牌的注册和产权的保护。但现在仍然会频频出现公益组织品牌重名的现象, 如格桑花、天使妈妈的负责人都表示自己的品牌名称曾经被别人使用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名现象,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品牌定位不明确

品牌定位被认为是与受众快速沟通的利器, 即这是什么样的组织, 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对于企业而言, 品牌定位是为了确立品牌具有竞争力和差异化的市场地位, 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对市场进行细分, 给予产品或劳务一定的特色, 使之与同类竞争品牌区分开, 在消费者心中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公益慈善组织的存在也是建立在由于某一特殊群体的需求基础之上的, 因此, 需要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加以细分, 有针对性地帮扶需要帮助的对象, 这是不同的公益慈善组织得以继续发展的动力。但现在很多公益慈善组织认为只要是在做公益、做慈善, 公益行为的实施和爱心的传递一旦实现, 其他一切并不重要, 所以出现了很多以各种名义成立的希望工程、爱心基金和救助基金, 很多公益机构的名称由于是通用名称, 甚至没有办法完成名称注册, 如“爱心妈妈”等。这些慈善公益组织由于定位的模糊和雷同, 缺乏辨识度, 自然无法在公众心中确立一个差异化的独特位置。它们和“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这些特色鲜明的公益组织相比的话, 缺乏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2. 品牌形象不突出

大卫·奥格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品牌形象论, 他认为品牌形象不是产品固有的, 关乎到消费者对产品或劳务的质量、价格和历史的印象。品牌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 是通过视觉识别、行为识别和理念识别等三个层面共同构建的。

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形象是连接捐助者和受助者的媒介, 从本质上说, 这个媒介即品牌价值。目前, 在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形象建构活动中, 在视觉识别方面, 如品牌名称、标志、造型, 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对品牌名称的使用价值重视不够, 品牌的标志和造型辨识度不高;在行为识别方面, 如传统的媒介广告宣传很有限, 大都是依靠自身的官方网站, 传播力度不够;公共关系和活动的展开往往依附于企业的营销活动, 有着浓厚的商业背景, 主题不突出;活动区域和展开平台同时也很有限, 以大中城市居多;在理念识别方面, 只埋头做事, 缺乏推广意识, 在组织的宗旨、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建设缺乏深度和特色, 和组织机构的品牌发展愿景不匹配。

3. 品牌名称保护意识较弱

目前, 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大部分还是由民间力量组成的, 而这些民间慈善组织进行注册的, 或者说有注册意识的却少之又少。以媒体多次报道过的“郑州炯炯族”为例, 这个由80后和90后组成的公益团体, 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希望通过公益活动向80后、90后传递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人生态度, 因为他们觉得与“囧”相比, “炯”更加符合80后、90后的人生理念, 所以取名为“炯炯族”。从品牌定位和创意来说, “炯炯族”有着鲜明的定位和相应的社会需求, 符合当下的时代气息, 但却没有对品牌名称进行认证和注册。2013年10月《中国感动》的主持人赵忠祥在听了赴北京录制节目的“郑州炯炯族”的讲述之后, 对郑州这群80后、90后赞赏有加, 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他们尽快认证和注册, 成为一个规范的公益组织, 这既是对他们的约束, 也是对他们的保护, 因为做公益起步阶段可以依靠民间力量, 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明确身份, 得到社会的认可。但目前, 在中国缺乏品牌名称保护意识的慈善公益组织还有很多。公益组织没有品牌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但是一个品牌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而且也是从品牌名称开始的, 因为一个独特的、有着公信力的品牌名称是筹资的平台, 也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我国公益组织品牌建设中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兴起, 即整合所有的沟通能力, 把认知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慈善机构捐助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向受助者捐款捐物为主, 是目前大多数慈善机构所采用的模式;而另一种为现金捐助和提供培训、看护、医疗、保健等服务。对失学孩子和暂时性的灾民来说, 需要现金支持。而对下岗工人而言, 他们更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再就业培训, 帮助他们学会某种技能, 自食其力。对无人照顾的老人, 社区看护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 对慈善公益组织而言, 这里的“消费者”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即“捐助者”和“受助者”。所以在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建设中, 品牌信息的传递也需要同时满足这两部分群体。整合营销传播以“受众”为中心的行销方式, 可以确保组织机构的品牌实现有效传播。

首先, 各种传播形式和所有可能的接触方法, 有利于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传播形式代表着信息的表现形式, 接触方法意味着信息的承载媒体, 都是整合营销传播的渠道, 这个营销要素的特征在于反映了品牌传播者的意愿。在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传播中, 其受众有两部分, 即捐赠者和受助者, 这两个群体有交集但更多的是差别, 因此使用任何可能的媒介和接触方法将大大提升品牌信息的到达率, 提升公益品牌的知名度。

其次, 以目标群体为主导, 由外向内的传播过程, 有利于扩大品质认知度。以往, 品牌的传播是“请目标人群注意”, 整合营销传播则认为“请注意目标人群”, 化被动为主动, 品牌信息的传播将更有效, 公益模式和公益理念的认可程度将更强。

再次, 与目标人群建立长期关系, 影响其行为, 有利于确保品牌忠诚度。整合营销传播强调在品牌和目标人群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能够培育目标人群的品牌忠诚度, 与“捐助者”或“受捐者”建立长期持久的联系恰恰是公益理念的精髓。

四、整合营销传播在我国公益组织品牌建设中的应用对策

品牌的价值包括四个方面: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忠诚度和品牌联想。运用整合营销传播, 建设公益品牌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相应的品牌价值, 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整合多种传播手段, 提升公益品牌的知名度和认知度

品牌传播是实现公益组织与目标人群良好沟通的前提, 它对于一个非营利机构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良好的品牌传播效果, 无论是筹资, 还是扩大影响力, 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能够促使慈善公益组织更好地履行其使命并将组织的价值理念更高效地传递给目标群体, 从而使公益模式和理念得以扩展和延伸下去。

目前, 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传播往往是通过单个的公益活动开展的, 媒体的关注度不高, 即使有相关报道, 但由于其不够集中, 传播手段单一, 影响力度也是有限的。对于慈善公益组织而言, 在品牌建设中, 能够运用的传播手段是多样的, 如与某一相关企业合作, 通过事件营销等方式引起人们关注;以某一公众人物作为其品牌形象代言人, 借助其明星效应提升其知名度, “壹基金”和“嫣然天使基金”等都是成功的例子;周期性地举行与目标人群互动的公关活动, 赢得传播;针对目标人群建立相应的网络社区或微博群, 通过口碑营销增加公益品牌信息传播的数量、广度和深度。

2.逐步完善公益组织的CIS系统, 形成品牌联想

品牌形象是人们印象中与品牌有关的事情的总和, 是人们对品牌感知的集合体。它对于某个组织机构而言, 是一张名片, 是一个标签, 由三个子部分组成: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

在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建设中, 理念识别主要是通过鲜明的公益口号体现出来的,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过, 没有理念就没有非营利组织。因此, 确立鲜明的公益口号是公益品牌建设的关键, 是和其他公益品牌区分的依据。行为识别主要表现在其公开的活动和行为, 如筹资的来源和去向、受助对象的筛选和公益活动的开展等环节。视觉识别表现在组织的LOGO、造型和成员的着装等方面, 是形成直接品牌联想的关键所在。因此, 慈善公益组织要逐步建立自身的形象识别系统, 形成品牌联想。

3.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机制, 建设品牌忠诚度

品牌忠诚度是目标人群对品牌的信任和依赖程度, 忠诚度高的品牌, 被目标人群选择的几率就越大。对于慈善公益组织而言, 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 其品牌的最大资产是无形的, 即独特的品牌影响力, 从本质上说就是目标群体对品牌的忠诚度, 因为它关乎着其公益理念的传递和延伸。无疑, 思想的传递和延伸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 作为一个筹集“爱心”并延续“爱心”的平台, 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爱心, 都希望是“言必行, 行必果”的。因此, 对于慈善公益组织而言, 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机制是形成其品牌忠诚度的核心。

总之, 要解决慈善公益组织所遭遇的信用危机, 就必须树立品牌意识, 通过品牌建设消减负面的品牌效应或稳固良好的品牌印象。在慈善公益组织的品牌建设中,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传播计划, 即以目标人群为主导, 通过多种传播形式或尽可能的接触方法, 各种传播要素协同发挥作用, 从而在公益品牌与目标人群之间建立持久联系, 以影响目标人群的行为。

摘要：在强有力的国家号召和政策导向下, 2004年至今, 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政府所主导的信息不公开以及缺乏与社会沟通的品牌意识等原因, 使其屡屡遭遇信用危机, 而这种信用危机正是慈善公益组织缺乏品牌建设意识的结果表现。在当今整合营销传播的大环境下, 慈善公益组织要想自身的慈善理念深入人心, 感召和影响他人, 就必须运用整合营销传播, 建设公益品牌形象, 以此来实现其相应的品牌价值。

关键词：慈善公益组织,信用危机,品牌整合,营销传播

参考文献

[1]陈培爱.广告传播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2] (美) 唐E.舒尔茨.全球整合营销传播[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3]陈国明, 彭文正, 叶银娇.传播研究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唐兴通.社会化媒体营销大趋势———策略与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