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供给结构范文

消费供给结构范文（精选11篇）

消费供给结构 第1篇

冷链物流快速发展是消费需求水平提高对供给质量的必然要求

(一) 发达国家冷链物流体系比较完善

20 世纪60 年代, 战后各国经济迅速恢复, 居民消费水平也明显提升, 各式生鲜冷冻产品开始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其冷链已经形成了从果蔬采摘、禽畜屠宰, 到食品饮料的制造生产, 最后配送到各个社区的连锁超市直至进入家庭的一体化运作体系。目前, 美、日等发达国家肉禽类冷链流通率已达到100%, 蔬菜、水果类冷链流通率也达到95% 以上, 冷链物流体系日益完善。一是冷链物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冷链物流不仅包含农产品的储运、还包括生产、加工、配送、销售等环节。冷链的延伸不仅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还深入渗透到第一、第二产业, 大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二是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水平较高。2014 年, 荷兰城市居民人均冷库占有量最高, 约1.144 立方米/人。爱尔兰、丹麦、英国、美国、德国、印度、加拿大和乌拉圭都超过0.3 立方米/ 人。根据中物联冷链委的统计, 2014 年中国冷库总体保有量为8300 万立方米, 城市居民人均冷库占有量仅为0.116 立方米/ 人。美国平均500人就有一辆冷藏车, 而我国平均3 万人才有一辆冷藏车。三是交通网络发达。日本注重大中城市枢纽地区物流设施用地统筹规划, 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保证了农产品物流运输畅通。荷兰通过鹿特丹港和斯希波尔机场两大“门户”将58% 以上的生鲜农产品运往世界各国, 成为欧洲物流配送中心。四是高效的信息化冷链网络。依托先进的电子商务网络, 形成一条连接种植户、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的电子化农产品冷链网络, 动态监控各流通环节, 促进了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加拿大将EDI技术、卫星定位系统、自动识别系统等现代技术运用于冷链物流, 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成本和损耗。五是充分发挥协会作用。美国成立冷链物流协会, 日本成立食品冷链推进协会, 规范冷链物流行为, 指导冷链物流发展。韩国通过“青苹果人协会”签订农户契约连接各交易主体利益, 建立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降低交易成本。

(二) 国内冷链物流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一是冷链政策环境持续向好。《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促进冷链运输物流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新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 为冷链物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有利于冷链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冷链基础设施投入加大, 标准化进程不断加快。2014 年全国运作 (包含建成、开建、签约不包括建设中的) 的重点冷链项目超过40 个, 投资额超过550 亿元。《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范围》等冷链国家标准制定, 对冷链物流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有很强推动作用。三是华北地区冷链物流快速发展。2014年运作的重点冷链项目中, 华北地区 (北京、天津、山东等) 投资额超过200 亿, 占比超过全国的1/3, 而华南与华东地区 (广东、上海、浙江等) 投资额约60 亿, 占比刚过10%。截止到2014 年底, 山东省内拥有全国最大的贮藏保鲜库群, 省内低温储存能力超过580 万吨, 占全国3200 万吨的18.1%, 居全国首位。山东省内拥有冷藏及保温车辆2.9 万辆, 占山东省货运汽车176 万辆的1.6%, 是全国的0.32%的5 倍。天津市2011 年被国台办、商务部确定为“对台冷链物流产业合作试点城市”, 津台双方围绕商贸市场合作、规划顾问合作、系统技术合作、冷库建设合作、运营管理合作等方面签署了23 个项目, 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措施出台, 为天津冷链物流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2015 年7 月, 天津市开始实施《天津市冷链物流储运销地方标准》, 是我国第一部冷链物流产业的地方标准, 将促进冷链物流业的规范化发展, 有利于整个冷链产业的升级。

我国冷链物流发展前景广阔

(一) 冷链物流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各类农产品, 包括粮食、果蔬、肉类、水产品等产量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 广东省生鲜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跨省贸易量占比巨大, 花卉销售额全国第一, 水产品产量第二, 水果和糖类产量第三, 肉类产量第六, 蔬菜产量第七。但是, 由于我国冷链物流发展相对滞后, 80%的蔬菜水果、65% 以上的肉类和60% 的水产品仍然是常温的自然运输方式, 即使采取冷链流通, 在运输和销售环节多出现断链现象, 农产品损耗率高达25%, 而发达国家冷链流通率高达95%, 损耗率在5% 以下, 美国为1%—2%。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冷链物流发展的严重滞后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为冷链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二) 消费结构升级对冷链物流提出迫切需求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总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14 年全国人均GDP达7575 美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 元, 广东人均GDP超过1 万美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685元, 消费结构进入优化升级阶段。人们不仅要求农产品在生产种植中要实现绿色环保, 还要求食品流通做到优质、高效, 对进口食品需求也日益旺盛, 这些都为冷链物流业的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

(三) 生鲜电商的快速发展倒逼冷链物流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生鲜电商风生水起, 2014 年我国生鲜电商交易规模为289.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2.6%, 2015 年我国生鲜电商交易规模将达到560 亿元, 并将在2017 年突破1000 亿元, 以中粮我买网、天天果园、一米线等为代表的垂直类生鲜电商发展迅猛。亚马逊2000 万美元入股上海本地垂直生鲜电商美味七七, 中粮我买网获得IDG资本赛富基金1 亿美元B轮融资, 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大佬争相布局生鲜O2O, 生鲜电商市场前景可观。但生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较长, 时间跨度大, 受环境、温度因素影响大, 对储藏、运输要求非常高, 倒逼冷链物流快速发展。

(四) 食品进出口需求旺盛对冷链物流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中澳、中韩等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 以及中冰、中瑞自由贸易协定的相继实施, 我国将与超过2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关系, 食品进出口的频度和力度进一步加强。在国际食品贸易政策和形势利好环境下, 各主流电商平台在跨境电商领域加快布局, 线下商超纷纷开辟进口食品专柜, 进口食品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4 年, 我国进口食品482.4 亿美元, 10 年增长了4.2 倍, 年均增长率达17.6%。其中, 经广东口岸进口食品1303 亿元人民币。进出口食品的品质较高, 对存储和运输都有严格的规定, 从而对临港冷链及冷链物流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广东冷链物流发展的几点建议

广东近年来冷链物流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冷链物流业取得较快发展, 但总体规模小、专业化与信息化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 与现代农业、服务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为此, 积极借鉴国内外冷链物流发展经验, 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势在必行。

(一) 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截止2014 年, 广东全省冷库库容量199.86 万吨, 仅占全国总库容量的6%, 与世界差距更是相差甚远。面对我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 广东必须加大投入与扶持力度, 有重点地推进冷链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一是重视枢纽地区物流设施规划建设。根据冷链物流发展需要, 围绕农产品主要产地、批发市场、重要交通枢纽等地区规划建设冷链储运中心, 构建遍布城乡的冷链交通网络。二是加强农产品冷链储运设施规划建设。当前广东冷链物流的商品80% 是水产品, 大部分果蔬等农产品都在常温下运输, 损耗率非常大。建议针对广东快速发展的特色优势农业,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与财政资金引导相结合的作用, 加强农产品冷链基础设施投入, 着力解决冷链物流“最初一公里”问题, 提高农产品冷链流通率。三是加强粤东西北地区冷链基础设施投入。目前广东冷库设施约65% 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而粤东西北地区是广东省农产品及水产品的主要产地, 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冷链物流的投入与扶持力度, 重视枢纽地区物流设施统筹规划建设, 是保证广东省冷链供应链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 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日本80% 以上农产品在批发市场流通, 形成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冷链物流体系, 并通过实时监控, 保障农产品供应。韩国形成以可乐洞市场为代表的批发拍卖模式, 在韩国农产品流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广东专业市场众多, 已成为商贸流通的中通砥柱。仅广州市就有1000 多个专业市场, 占全国专业市场总量的1/7。建议积极借鉴日韩经验, 用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规划, 围绕生产基地和专业市场建立冷链物流中心, 形成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降低市场流通成本, 保证城市生鲜农产品供应。

(三) 建立完善的系统化、信息化综合冷链物流网络

应用先进冷链物流技术, 实现水路、公路、铁路及航空冷链物流一体化, 形成四通八达的冷链流通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冷藏运输设备, 并大力推进制冷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不断降低冷链运输成本;推广智能冷链物流技术、GIS、RFID等物流信息技术, 保证全程动态监控, 提高流通效率, 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冷链物流追溯平台, 保证冷链产品的安全与质量;充分发挥保税物流港区及自贸区的平台作用, 规划建设冷链物流仓储设施, 保证进出口产品质量, 加快食品及农产品进出口步伐。

(四) 大力发展第三方冷链物流

消费供给专项攻坚行动方案 第2篇

一、狠抓重点行业增量支撑

1.汽车行业按照实现全年正增长的目标，全力支持一汽集团释放产能、增加产量、扩大配套。落实省政府支持一汽集团改革创新、品牌复兴、体系构建、环境打造等政策措施。加快推动一汽红旗H平台技术改造等项目建设，推动加大一汽产品在部分解除限购地区的销售力度，扩大市场份额。有效利用省企合作机制，持续推动支持一汽发展未完成的20个事项落实。

2.石化行业全力推动吉化公司、吉林油田等重点企业稳定生产运行，积极应对主导产品价格下降、部分大型企业停产减产等减量因素，加快推动一批困难企业恢复生产。推动重点项目投产达效，确保吉化50万吨航煤扩建项目投产运行，推动吉林碳谷40000吨/年碳纤维原丝二期、吉化北方锦江油化厂12万吨/年重芳烃轻质化、吉林碳谷复合材料垃圾板等19个在建项目尽快投产。同时要密切跟踪做好80万吨乙烯项目前期工作。

3.食品行业重点推动吉林烟草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产量，确保实现全年预期增长目标。推动长春皓月、嘉吉生化等市场形势好的企业稳定生产运行。全力支持15户重点玉米深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负荷，着力推动国投生物满负荷生产，推动长春大成集团尽快恢复生产，推动白城梅花味精进一步释放产能。推动吉林达利休闲食品、嘉吉生化6万吨变性淀粉、泉阳泉饮品40万吨矿泉水扩建等45个项目投产达效释放产能。

4.医药行业重点推动金赛药业、华康药业、紫鑫药业、凯莱英药业等大型骨干企业稳定增长。积极帮助企业应对国家医药、医保、医疗等医改政策带来的减量因素影响，推动敖东药业、施慧达药业、东宝药业、百克生物等重点企业恢复增长。着力推动凯莱英医药年产60吨高新医药中间体、敖东世航药业中药饮片加工、万通药业中药新药关黄母颗粒、金派格原料药等重点项目投产运行。

5.装备制造业继续推动长客股份等大企业保持增长态势，支持长客稳定新造，扩大检修业务、完善运维体系，形成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推动长春中车轨道车辆、路通轨道、红星轨道等重点配套企业稳定生产运行。推动长光卫星加快“吉林一号”星座组网及数据应用，深化通信卫星制造领域合作释放产能。推动长光华大、长春今创、昌博众邦等一批符合入规条件企业入规升级，形成新的增量。

6.冶金建材行业重点推动通钢集团、吉林建龙、辽源鑫达等大型钢铁企业化解市场价格波动因素，有效增加产量抢占市场份额，提高盈利能力。推动吉林金刚、麦达斯铝业等完成重组的企业加大生产负荷，挖掘增长因素。推动吉林建龙年产80万吨冷轧、吉林鑫达年产80万吨型钢等15个新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有效释放产能，抢占中高端型材市场。同时，协调调整水泥行业错峰生产时间，推动水泥集团发挥整合平台作用，全力做好四季度水泥企业生产组织。

7.轻纺行业最大限度挖掘增量因素，着力推动吉林化纤、东北袜业园等大型企业稳定生产运行。推动吉林化纤高性能差别化人造丝改造、吉林华纺PP短纤维产业化建设、延边金星包装公司塑料软包装等20个重点项目尽快投产达效。电子信息行业要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快推动长春希达LED生产车间扩建、长光圆辰CMOS生产线建设等15个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二、狠抓重点企业稳定运行

8.实施省领导联系包保50户重点企业。结合全省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行动”，加强重点企业精准调度、精准调控和精准服务，从11月份开始，组织21位省领导具体包保对全省经济稳增长有较强支撑带动作用的行业龙头企业，各市（州）组建工作专班配合推动，全力推动重点大型企业四季度增产增效和稳定运行。

9.实行市（州）领导包保服务500户重点企业。组织各市（州）领导分别对属地50户重点企业开展“一对一”服务，建立市（州）领导牵头负责的联系重点企业工作专班，实行定人、定责、定时限方式，着力解决企业生产运行和项目建设难题，确保全省500户重点企业四季度有增长、有起色、有突破。

10.突出遏制重点企业减量因素。各地区要对前三季度产值降幅超过30%的重点企业逐户进行梳理，找准病因，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控制减量因素。同时，再推动一批双停企业恢复生产，结合落实企业稳岗返还补贴政策，再推动盘活一批困难企业和双停企业。

三、狠抓重点地区稳定增长

11.开展（市）州工业稳增长集中推进行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成5个工作组，因地施策指导各市（州）开展稳增长工作，逐一深入重点企业问实情、出实招，有效降低生产要素成本，集中推动重点企业稳定运行，促进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推进困难企业恢复生产，推动中小企业入规升级等工作，突出破解企业和项目发展难题。

12.长春、吉林、辽源、白城地区要抓紧制定四季度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力挖潜重点行业、重点县（市）、重点企业和重大投资项目增量因素，着力扭转重点企业、重点县（市）工业产值下降局面，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全力稳定工业生产运行。

13.前三季度工业产值增长较快的地区要继续深度挖掘增长潜力，重点推动市场形势较好企业增产扩能，巩固增长态势，力争经过四季度努力，地区全年工业产值、增加值增速均有更大幅度提升，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四、狠抓工业项目投产达效

14.各地区要全面梳理工业重大项目，按行业、地区和投资额产出额，划分梳理工业重大项目，建立项目台账，实现项目清单式管理，加强重大投资项目调度和监测。吉林市要针对吉化与中石油签订的10个总投资200亿元协议项目，主动服务，确保落实，尽快见效。松原市要做好接收俄罗斯天然气前期准备，谋划实施相关炼化项目，扩大石化产业规模。

15.加强工业项目包保服务，继续深入开展冬季工业项目投产达效促投资活动，紧盯全省工信系统调度推进的1170个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借助“万人助万企行动”平台，逐项配备项目秘书，重大项目设置专班，纳入市（州）领导包保体系，不断深化项目服务，着力消除和解决影响项目建成不投产、投产不达效的各种制约因素。

16.推动工业项目投产达效。四季度全省再集中推动130个工业项目投产运行，加强政策支持，对年底前项目实现竣工投产且产值贡献增量较大的企业，给予专项资金奖补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重大工业项目发放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工业项目给予适当贴息支持。

五、狠抓工业稳增长政策措施落实

17.制定鼓励重点企业稳增长政策措施，深度释放工业稳增长政策效应，对四季度重点大型企业增加生产负荷、扩大产能释放、成功脱困且实现产值增量的以及新入规企业，安排省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分别给予奖励支持。

18.支持企业开拓市场。组织开展产需衔接，梳理全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求，推动省内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和采购本地产品。分行业组织重点企业参加国内外专业产品展销活动，对参加展销活动的企业，安排省级专项资金给予相应经费补助。

19.加大金融支持企业力度。加强银企对接，协调省内金融机构支持重点企业稳增长，重点对四季度企业增加生产负荷和重大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提供融资支持和服务。

20.扎实推动企业降本减负。全面落实国家和我省各项惠企政策措施，确保全年实现实体企业降本减负完成1000亿元目标任务。同时加大力度继续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确保年底前全省完成清偿50%以上的目标任务，力争达到60%。

21.强化工业运行预测预警预报。强化工业运行“周调度、旬报告、月分析”机制，加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监测调度，做到有变化第一时间掌握，有停产第一时间预警，有检修第一时间安排，有困难第一时间解决，有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对行业产业发展重大政策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化解不利因素，确保工业稳定运行。

旅游消费新时代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3篇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旅游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扩大内需新的增长点，然而旅游供给与游客需求多样化之间存在结构性依然存在，例如：旅游多头监管与缺失并存、高层次景区少且同质化严重、文化体验旅游资源少、旅游业智慧化程度较低、旅游商品创新性不足、高端人才缺乏、旅游公共服务产品缺失等。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关键在于强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旅游供需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旅游业供给侧改革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剖析新时代赋予旅游业改革新机遇和带来的新挑战，明确改革方向才能挖掘和引领旅游市场需求，并在国家供给侧改革中更好地履行新使命。我国旅游业供给侧改革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我们处于高速时代、互联网+时代、旅游+时代、散客时代、双创时代，旅游面临黄金发展机遇期。

在高速时代航空、高铁、城际铁路的普及使“快旅行”成为可能，但如何实现“慢游览、乐休闲”需要旅游目的地在交通衔接、旅游集散、空间优化、区域协调、目的地建设等方面做出改革。在互联网+时代，物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创新应用使旅游业向信息化、智慧化发展，但旅游供给体系与自助化、大众旅游、定制化高端旅游供需的有效结合，需要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再造、发展空间拓展、产业价值提升等方面有大作为，并强化旅游景区、酒店、乡村、城市等旅游业态的智慧化建设。在旅游+时代体现旅游产业高度开放性、需求导向性和综合效应性，实现旅游与农业、工业、文化、医疗、城建、养生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使旅游业成为扩内需、稳增长、增就业、减贫困、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在散客时代，自驾游、自助游、自由行、自主游群体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力军，无景点旅游成为新常态，这就需要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旅居营地建设、智慧目的地打造、全域旅游开发等方面做出努力，构建多维全域的旅游供给体系。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时代对旅游企业的创新能力要求更高，旅游目的地需要通过汇聚创新要素、改革创新体制，在旅游装备制造、旅游产品研发等方面激活创新能量，通过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引领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拓展旅游改革新格局，理应引领中国旅游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供给侧改革来适应需求侧升级是解决旅游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之策。

消费供给结构 第4篇

江西省自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2015年底, 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3.88%和9.44%, 比2014年分别提高0.43和0.32个百分点。目前, 江西已有60岁及以上人口633.7万人,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消费市场 (以上数据来自江西省统计局) 。同时, 江西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民风淳朴, 一流的生态环境和宜居环境对省外老年人休闲养老、度假养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 通过加快养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和促进养老消费, 推动江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大有可为。

1 江西养老消费的现状

江西是中部欠发达省份,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中下游, 养老消费总体处于起步阶段, 呈现总量小、业态少、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偏低的特点。

(1) 床位过剩与“一床难求”并存。截至2015年底, 全省已建成各类养老机构1781家, 配备养老床位19.4万张, 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30.6张养老床位, 已入住老人13万人, 养老床位使用率为67%, 还有三分之一的养老床位闲置。由于定位不准、运营不善, 一些养老机构入不敷出, 濒临关门倒闭。与此同时, 一些收费合理、设施完善、服务到位的公立、民营养老机构却一床难求, 比如九江市社会福利院, 排队入住的老人甚至已经排到两年后才能入住。

(2) 社会力量办养老发展相对较慢。目前, 江西养老服务机构仍以公办为主, 其中敬老院和光荣院占绝大多数, 服务对象主要是城镇“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等政府兜底的社会救助人群, 服务的面较窄, 费用较为低廉, 服务较为低端。而城市社区养老、社会力量兴办的中高档养老机构发展滞后, 难以满足现阶段城镇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成为江西培育和壮大养老消费的一大短板。

(3) 中高端养老产品供给总体不足。目前, 居家养老仍然是江西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首选。据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2011年调查显示, 江西老年人认为“符合自己要求的养老机构太少”的比例为45%, 比全国高3.1个百分点;日常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医疗两大类, 把这两项支出列在首位的老年消费者占比分别为84.6%、54.5%, 其中选择食品支出的老年消费者占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8个百分点, 而选择营养保健的老年人则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3个百分点。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同时, 促进养老行业不断丰富业态、提高服务质量, 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江西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4) 外省老人来赣养老消费尚处起步阶段。江西区位优越, 夏可避暑、冬可泡泉、春秋可赏美景, 拥有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龙虎山、婺源等山水资源, 有温汤、星子、靖安、安远等优质温泉资源, 在发展候鸟式养老、医养结合养老院、老年旅游养生院等方面大有可为。但江西这些优质资源在省外知名度还不高, 同时没有纳入到全省养老产业规划, 依托生态资源发展养老产业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同时, 省内异地养老医保不能直接在当地报销、外省老人医保不能在江西报销等问题也直接制约着候鸟式养老消费发展。

2 制约养老消费的突出问题

总体来看, 江西养老产业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 但在养老服务与产品供给、体制机制、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制约了养老消费快速发展。

一是没有充分调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养老既是民生问题, 也是经济问题,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前, 江西在发挥政府作用,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完善“三院”硬件建设, 改善供养老人的居住条件, 提高膳食标准等兜底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通过资本运作、撬动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养老机构方面, 才刚刚起步, 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市场化办养老的成功路径。

二是养老产业专业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截至2015年7月, 江西全省养老机构只有护理人员5178名, 其中持证护理人员仅2083名, 平均每个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不足3人, 有资质的护理人员平均只有1.2人。现有的养老护理人员大多数为“4050”人员, 甚至是“60”人员, 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培训, 专业知识匮乏、总体素质较低。现有的专业护理人员要照护失能、失智老人尚且捉襟见肘, 更谈不上提供优质服务。

三是大健康产业格局尚未真正形成。与养老消费息息相关的生物医药、特色医疗、健康食品、养生保健、康体旅游、健康服务管理等产业相互关联度不高, 没有形成系统协同发展的路线图, 导致资源不能共享、产业链不能配套延伸。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建设滞后, 对“互联网+”模式在医疗消费、养老消费、健康消费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 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医疗信息共享、医保异地结算等进展缓慢。

3 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江西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快, 养老消费必将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江西省“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要“依托生态优势、医药优势、区位优势, 大力培育发展健康养老与文化、旅游、医疗、家政、体育相互融合的新业态, 逐步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业态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重点培育一批健康养老集聚区和连锁集团, 打造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基地。”为此建议:

(1) 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江西生态优势, 大力支持和推进养老与旅游、体育、医疗等新兴消费领域的融合, 在业态创新、机制体制、集群发展等方面创新探索。如以建设中医药健康养老旅游产业示范园区为抓手, 推动养老产业与中医药产业、旅游产业紧密结合, 将各相关部门联合和相关领域的消费升级作为养老消费新的增长点, 形成多点支撑、融合发展的大养老产业格局。

(2) 加强投资和运营管理。由省民政厅牵头主导, 财政、卫生、体育、旅游部门参加, 以省属大型投资公司为发起人, 其他各类资本加入, 组建省级养老、产业投资集团公司, 并由公司牵头发行成立相关的产业投资基金, 加大设施投入, 增加有效供给。由省民政厅、省卫计委、省旅游局等主管部门牵头指导, 主动引进或组建专业的养老、医养游结合等产业运营公司, 管理和运营新建或已有的产业项目。鼓励和支持各类专业运营公司采取合作、租赁、承包等各种经营方式, 提升运营质量水平和效益。

(3) 破解养老机构融资难题。将养老投入纳入政策性保障, 在财政预算中明确相应比例, 建立起养老财政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结合江西实际, 设立补贴级差制, 对标准化的养老机构, 新增床位每张补贴4000-5000元;其他养老机构逐年提高建设补贴标准, 增加运营补贴, 逐步缩小与外省的差距。对运转良好、资信记录佳的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提供无抵押的信用贷款, 或者将划拨土地性质置换成出让用地, 并在置换过程中予以相应政策扶持, 以符合银行贷款的条件要求。

(4) 健全医养融合政策。对床位数较多的养老服务机构, 鼓励和支持在院内设立卫生室、医务室等设施, 并聘请具有职业资格的医师、护士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服务。养老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职称晋升、科研评奖等方面享受同级医疗机构待遇。设立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就诊转诊绿色通道, 养老院老人一旦患病可及时转诊到医院诊疗;而长期入住医院的老年患者, 在治疗到一定程度后, 将转介到养老院进一步接受康疗。同时, 还可以通过医生定期上门服务, 并建立应急通道, 随时为养老机构的老人提供诊疗服务。出台医保结算及异地支付等政策, 力争尽快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医保结算全覆盖。

(5) 做大做强一批现有养老机构。整合资源支持南昌市中华情老年公寓、南昌市社会福利院老年颐养中心、上饶市养老服务中心、上饶市心连心老年公寓、新余市银河园老年服务中心等运营管理较为成功的养老机构做大做强。一方面, 要整合财政和福利彩票等资金进行精准扶持, 在用地、税费减免方面给予倾斜;另一方面, 要积极促成北京泰康之家等有实力的养老机构, 与省内养老机构进行联营、合作, 快速做大本地养老机构的规模, 提升发展理念。

(6) 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机制。大力推进学历教育, 省教育厅、民政厅等部门要认真落实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 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建议有条件的中高职院校、卫生院校都要开设养老服务与管理、养老护理等方面的专业, 并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 扩大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教育, 加强对各类养老机构的医生、执业护士、管理人员和养老护理员的培训, 对从业人员实施准入管理。鼓励和支持养老机构与职业院校合作, 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养等方式, 不断规范护理员服务内容与服务行为。支持省红十字会等机构针对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和志愿者的培训, 凡培训合格者, 省人社部门要对其颁发从业资格证。不断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 从制度层面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待遇。将民政部门验收合格的养老机构的服务性岗位和协助管理岗位纳入公益性岗位认定范围;探索建立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对养老服务机构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护理人员, 按照不同等级分别给予特殊岗位津贴。定期组织养老护理人员职业技能竞赛、优秀护理人员评比等活动, 对符合条件的优秀护理人员, 在落实户籍政策、子女上学等方面予以支持。

(7) 促进全社会养老服务理念转变。宣传、文化部门要加大养老宣传力度, 特别是电视、网络等媒体要多做一些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养老节目, 多宣传一些先进的养老理念、养老模式和典型人物, 推动全社会关注养老问题、重视养老产业、转变养老理念。民政部门要适时联合省内主要媒体, 定期在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中开展创先评优表彰活动, 对优秀从业者给予一定的社会荣誉和政治待遇, 符合条件的可推荐为同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人选。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尊重护理人员的浓厚氛围, 以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个转变”[N].中国质量报, 2016-07-08 (002) .

[2]本报评论员.重点突破促发展[N].海南日报, 2016-07-07 (A01) .

消费供给结构 第5篇

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性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性

我们计算出了以各省农村人口数作为权重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值，但限于篇幅，未予给出。由结果可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保持在86%的水平，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在14%左右，两者大约相差5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最小；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在2008年之前都保持在0.28左右，但2009年却为0.397，这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的冲击较大，使得东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出现较大差异；而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平均在0.16，是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平均值0.05的3.2倍，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较东部地区之间较小而较中部地区较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虽然都是较发达省份，但是也有相对落后的河北、海南、辽宁等省份；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扶持，以及部分产业的转移，使得西部地区内各个省份之间出现了差异，然而中部地区内各个省份之间的发展程度相似。

（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典型的地理经济行为，正如著名的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所说：“任何事物之间均相关，而离的较近事物总比离的较远的事物相关性要高。” 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Morans I指数来衡量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它分为全域指标（Global Morans I）和局域指标（Local Morans I），前者用于验证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某一要素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后者用于分析局部小区域单元上的某种现象或属性值与相邻局部小区域单元上的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

限于篇幅，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的Morans I指数及其随机性检验的均值mean、方差sd以及正态统计量的Z值没有给出。由结果可知，2001—2009年全域Morans I的值都为正，并且正态统计量的Z值均大于0.05显著度水平下的临界值1.65，通过了检验。由此可见，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正的相关性，忽略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就可能造成模型估计的偏误。

同时我们给出了2001年和2009年的Morans I指数散点图（见图1），其横坐标是某一年标准化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纵坐标是使用空间权重矩阵加权之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进行了标准化。它将各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分为四个象限的集聚模式。从2001年和2009年的Morans I指数散点图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处在低—低（LL）的集聚水平。

二、空间计量模型方法

（一）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相关性的空间效应可以用两种模型来表征和刻画：当模型的误差项在空间上相关时，即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当变量间的空间差异性对模型显得关键而导致了空间相关时，即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

空间滞后模型为：

式中，y为n×l的因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系数，W为n×n的空间权重矩阵，Wy称为空间滞后变量，其用来度量在地理上空间邻近地区外部影响的溢出，是所考察变量以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的一种加权，X为n×k的解释变量矩阵，β为待估参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空间误差模型为：

其中，参数λ衡量了样本观察值的误差项引起的一个区域间溢出部分，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二）检验方法

关于计量模型是否要纳入空间效应，常用的是检验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残差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如果残差具有空间相关性，表明模型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空间因素，应在模型中加入空间滞后项或空间误差项。空间相关性检验的方法主要有Morans I检验、LM—error检验、LM—lag检验、Robust LM—error 检验、Robust LM—lag检验、LM—SARMA检验等（Anselin，1988）。

三、实证及结果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选取在农村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性公共产品，我们认为农村地区人均用电量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因为，无论相对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农村地区，通电已经基本实现，而现代农村居民家庭众多的消费品都是依赖电力为动力源，例如电视、冰箱、电饭煲等等。另一方面，很多传统上依靠人力劳动的农业生产现在也几乎依靠电力完成。所以，本文选择我国各个地区农村地区人均用电量为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代表指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即为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及实证结果

参考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布朗（C.V.Brown）—杰克逊（P.M Jackson）方程：

式中，C表示居民消费水平，I表示人均收入水平，S表示人均补贴，X即是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向量，本文即为人均用电量。由于年鉴中，缺少人均补贴的数据，我们使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人均转移性收入项来代替，相应地收入水平则把这部分予以剔除。但是，方程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而前文对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相关性也进行了验证，也证实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模型中有必要加入空间效应的影响，否则，将造成估计的偏误。因此，对纳入空间效应，模型则变为：endprint

式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简单的二元邻接矩阵，ρ和λ分别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若ρ显著为0，则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若λ显著为0，则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

由表1可见，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年和2009年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分别达到了0.92和0.98；人均用电量的估计系数在2001年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9年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检验。其他引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人均收入和人均补贴系数都为正，也都通过了相应检验。从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2001年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通过，说明空间误差模型是较好的选择。2009年检验都没有通过。但是比较看来，空间误差模型仍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文建立空间误差模型，同时给出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对比。

由表2可见，从2001年、2009年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达到了0.9，说明空间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对数似然函数值也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值较大，进一步佐证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显著。2001年时，农村地区人均用电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数值-1.428，在1%的水平上显著。2009年，居民用电量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产生了正向的影响，系数为0.171，即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上升0.171元。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促进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挤出效应。空间误差的估计系数在2001年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9年的伴随概率为0.114，也几乎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模型中引入空间效应是正确的，居民消费水平的省际空间分布并非随机状态。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收入和人均补贴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表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都产生了促进作用。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系数的值在变小，说明这种正向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参考文献：

[1]罗光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双效应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2]李立清，李燕凌.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多层次性灰度关联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3（6）

[3]楚永生，丁子信.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4（7）

[4]樊纲，王小鲁. 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 经济研究，2004（5）

[5]何昀. 提高农民消费质量：公共消费品供给制度创新的视角[J].消费经济，2005（6）

[6]李燕凌，李立清.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7]万广华. 中国农村地区消费收敛的证据：家庭调查数据[J]. 世界经济文汇，2005（1）

[8]楚尔鸣，鲁旭，杨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消费效应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7（06）

[9]张书云，周凌瑶.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0]Anselin，L. Spatial Econo-

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Kluwer，1988

（陈磊，1990年生，安徽亳州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产业、消费经济）endprint

式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简单的二元邻接矩阵，ρ和λ分别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若ρ显著为0，则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若λ显著为0，则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

由表1可见，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年和2009年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分别达到了0.92和0.98；人均用电量的估计系数在2001年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9年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检验。其他引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人均收入和人均补贴系数都为正，也都通过了相应检验。从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2001年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通过，说明空间误差模型是较好的选择。2009年检验都没有通过。但是比较看来，空间误差模型仍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文建立空间误差模型，同时给出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对比。

由表2可见，从2001年、2009年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达到了0.9，说明空间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对数似然函数值也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值较大，进一步佐证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显著。2001年时，农村地区人均用电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数值-1.428，在1%的水平上显著。2009年，居民用电量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产生了正向的影响，系数为0.171，即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上升0.171元。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促进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挤出效应。空间误差的估计系数在2001年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9年的伴随概率为0.114，也几乎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模型中引入空间效应是正确的，居民消费水平的省际空间分布并非随机状态。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收入和人均补贴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表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都产生了促进作用。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系数的值在变小，说明这种正向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参考文献：

[1]罗光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双效应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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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楚永生，丁子信.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4（7）

[4]樊纲，王小鲁. 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 经济研究，2004（5）

[5]何昀. 提高农民消费质量：公共消费品供给制度创新的视角[J].消费经济，2005（6）

[6]李燕凌，李立清.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7]万广华. 中国农村地区消费收敛的证据：家庭调查数据[J]. 世界经济文汇，2005（1）

[8]楚尔鸣，鲁旭，杨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消费效应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7（06）

[9]张书云，周凌瑶.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0]Anselin，L. Spatial Econo-

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Kluwer，1988

（陈磊，1990年生，安徽亳州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产业、消费经济）endprint

式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简单的二元邻接矩阵，ρ和λ分别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若ρ显著为0，则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若λ显著为0，则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

由表1可见，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年和2009年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分别达到了0.92和0.98；人均用电量的估计系数在2001年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9年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检验。其他引入模型的控制变量人均收入和人均补贴系数都为正，也都通过了相应检验。从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2001年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通过，说明空间误差模型是较好的选择。2009年检验都没有通过。但是比较看来，空间误差模型仍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文建立空间误差模型，同时给出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对比。

由表2可见，从2001年、2009年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达到了0.9，说明空间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对数似然函数值也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值较大，进一步佐证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显著。2001年时，农村地区人均用电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数值-1.428，在1%的水平上显著。2009年，居民用电量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产生了正向的影响，系数为0.171，即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上升0.171元。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促进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挤出效应。空间误差的估计系数在2001年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9年的伴随概率为0.114，也几乎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模型中引入空间效应是正确的，居民消费水平的省际空间分布并非随机状态。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收入和人均补贴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表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都产生了促进作用。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系数的值在变小，说明这种正向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参考文献：

[1]罗光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双效应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2]李立清，李燕凌.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多层次性灰度关联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3（6）

[3]楚永生，丁子信.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4（7）

[4]樊纲，王小鲁. 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 经济研究，2004（5）

[5]何昀. 提高农民消费质量：公共消费品供给制度创新的视角[J].消费经济，2005（6）

[6]李燕凌，李立清.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7]万广华. 中国农村地区消费收敛的证据：家庭调查数据[J]. 世界经济文汇，2005（1）

[8]楚尔鸣，鲁旭，杨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消费效应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7（06）

[9]张书云，周凌瑶.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10]Anselin，L. Spatial Econo-

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Kluwer，1988

消费供给结构 第6篇

(一) 消费信贷的供给与需求

消费信贷是指为了调剂资金的余缺解决资金拥有与消费需求实现的时间差, 由金融机构发放用于购买最终商品与服务的贷款, 充分弥补了资金与消费需求的矛盾。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已经证实消费信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消费信贷需求属于引致需求, 消费者首先有对消费的需求, 当资金不足以付现, 又对未来有稳定现金流预期时, 就产生对消费信贷的需求。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为消费信贷的需求者设计和提供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

(二) 农村消费信贷供给与需求的现状分析

当前, 城市的消费信贷市场已经蓬勃发展, 成为了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并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而相对于城市而言, 农村地区的消费信贷几乎处于“盲区”, 消费信贷始终未能成为广大农民提高农业生产装备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实现全面奔小康的“助推器”。

为了切实了解农村居民当前的消费和信贷情况, 我们分别选取东部沿海的浙江省杭州市和内陆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娄底市作为样本采集点。相对来说, 这两个采集点前者较为富足, 后者相对贫困, 对于我们的调查来说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有助于我们的调查结果的分析。

由于种种原因, 尽管大部分农民是有消费的需求和欲望的, 但是占三分之二比例的受访者对消费信贷持观望态度。而由于农业先天的弱智性, 农业经营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约而同地大量撤并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 逐步向城市收缩, 而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具有不确定性, 再加上农信社自身机制的不完善性和弱小性, 就造成了“一社”独立难支“三农”的困境。本文将从消费信贷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 为后续研究解决农村消费信贷现状提供有力的依据。

二、制约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 需求方面制约因素

第一, 传统的消费观念。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攒钱消费、量入为出的排斥享乐主义;二是不愿借钱消费、无债一身轻的自足型消费。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96.7%的农民不会在比较缺钱时进行消费。农民群众习惯于这样的传统消费观念, 对于超前消费、贷款消费还不能接受。

第二, 家庭承贷能力。根据国外消费信贷发展的经验, 居民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即承贷能力 (主要是指家庭收入水平、户均金融资产数量) 的大小, 是决定其是否负债消费的根本性因素。一般而言,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对消费信贷的经济承受能力越强, 消费信贷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明显。需要指出的是, 实际上是居民家庭可预见的、未来的长期收入决定了消费信贷承受能力的收入水平。居民家庭未来收入预期越好, 其消费信贷的承受能力就越强。而通过对我们选取的两个采集点得到的调查数据显示来看, 目前手头没钱, 预期收入不佳在导致农村居民不愿意添置新消费品的原因中占35.5%的比例。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普遍不高且不稳定, 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信贷的发展。

第三, 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农民收入风险性比较高, 同时为了满足子女教育、大病医疗、建房、婚丧嫁娶和养老等预期大额资金的支出需要, 农民强化了储蓄倾向, 弱化了即期消费, 更是很少主动到银行举债消费,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手头有钱, 但收入不稳定, 买了怕不能应急和手头有钱, 但预期有很多其他支出分别在导致农村居民不愿意添置新消费品的原因中占28.2%和36.3%, 一定程度在说明了由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较低经济承受能力也降低了其选择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同时,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强了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了农民的消费倾向。

第四, 农村的消费环境相对落后, 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农村的交通、电信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 造成农村消费环境相对落后, 甚至一些边远山区和牧区的居民仍然只能接受有限的电视通信信号, 降低了农民与电视、电话、电脑等商品的结合度, 从而使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面临着巨大的消费环境障碍。同时, 由于农村消费市场不够完善, 农民的消费选择不多, 消费者权益保障及售后服务机制的不完善, 也降低了农民的消费欲望。

(二) 供给方面制约因素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问题, 国内学者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 (谢平2001) 认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是供给型的, 导致的原因主要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有限。第二种观点 (高帆2002) 认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是供给型与需求型共存的。高帆认为, 我国农村当前所面临的一个特征性事实是, 在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却相对有限。第三种观点 (何志雄2003) 认为,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 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金融有效需求不足, 其实质却是金融供给的类型不对, 金融供给的总量不足。本文支持何志雄的观点。消费信贷供给方面的约束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政策、体制和制度存有缺陷。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呈现商业性金融“不为”, 政策性金融“难为”, 农信社“无力为”的现象, “一社”独立难支“三农”的困境凸显。2008年8月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更新后的《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 2007年底全国30136个乡镇中, 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 有2868个乡镇无任何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只设有一家银行网点的乡镇全国还有8901个, 当地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状态, 乡镇的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 分布在非县城所在地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机构。此外, 农村金融网点设置不合理, 大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城、城郊和中心城镇, 而边远乡镇的农民却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服务。

第二, 消费信贷的风险大。一是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造成违约风险的加大, 调查研究显示声誉好、能够承担担保、家庭财产水平高的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二是抵押和担保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抵押担保具体操作中有障碍, 如担保人自身出现问题、抵押物价值评估及处置的困难;三是信贷员贷后监督乏力。由于现有信贷管理人员严重不足, 很难保证贷后的跟踪监督, 到期贷款收不回的现象更款, 单笔金额较小, 手续繁琐, 在目前尚未建立个人信用等级制度的前提下, 每办一笔业务所付出的成本与所承担的风险都非常大, 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又十分有限, 因而金融机构办理农村消费信贷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第四, 消费信贷产品的供给约束。福建省银监局2006年的问卷调查从细节上对农户信贷服务方面的要求作了描述。受调查农户认为办理贷款存在问题, 居于首位的是贷款期限太短, 占30.4%, 利率太高占29.7%, 贷款额度太小占26.7%, 手续繁琐占26.1%, 评估抵押费用太高占25.1%。繁琐的程序时出于对风险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 但是影响了信贷效率, 经过层层审查, 可能已经耽误了农户用款的最佳时期。

第五, 对消费信贷的宣传不到位。政府和金融机构对消费信贷的宣传方面投入不足, 农民缺乏对消费信贷政策、信贷产品和信贷业务流程的了解,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对于消费信贷的认知停留在听说过而已的程度, 比例达到所有人次的65%, 而完全不知道消费信贷是什么的达到所有人次的28%。

三、消除约束因素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明确提出要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路子, 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目前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缓慢直接制约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并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在从消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别分析约束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因素之后,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逐步消除这些约束因素。

第一, 转变农户的消费观念。政府应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确保惠农、扶农、护农政策贯彻落实, 保障农民多年收入增长及未来收入稳定增长的预期得以实现, 促进农民的消费观念进一步转变, 增强改善生活的信心。在消费目标上, 促使其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型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型转变, 由物质消费为主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 注重丰富精神生活, 使农民的消费结构在渐变中趋于优化, 进而增加消费信贷需求。

第二, 加大各种财政投入。一方面, 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的防灾抗旱能力;提高技术资金投入, 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加大对农机补贴力度, 改变农业耕作方式, 推进农业机械化, 提高生产率;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投入, 扭转日益恶劣的气候条件, 提高农民预期收入及其稳定性。另一方面, 政府应加快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的建设, 降低农户未来支出及其不确定性。二者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

第三,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各级政府应着力解决好农民行路难、用水难、用电难、通讯难等困扰他们生活和农村发展的问题, 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为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同时要完善农村市场体系, 改变落后的商品流通模式, 在农村设置大型的超市、连锁店等, 为农民购买商品提供更多选择;加强对市场的管理,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打消农民害怕买到假货的顾虑;提高服务水平, 在广大农村多设置一些售后网点, 促使农民放心消费。

第四, 完善涉农金融法规和政策, 加快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一是完善补充《物权法》中涉农贷款抵押物范畴, 规范抵押具体操作。二是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 以保护农村合作金融的合法权益, 明确对农村金融业务给予补贴或政策支持。同时, 要针对农村地区的汽车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等建立相配套的更细分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 提高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的积极性。

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建议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降低服务门槛, 强化监管约束, 加大政策支持, 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考虑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 使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并适时开拓、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新领域, 创新农村担保模式, 消除供给型约束, 如此才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抑制。

第四, 要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的信用体系, 降低消费信贷风险。培育广大农民群众的诚信意识, 要结根本上降低消费信贷风险。

政府和银行之间要加强沟通与联系, 广泛向工商、税务、公安、房管、土地、车管、保险、商家等相关部门采集农户信用资料, 建立健全数据库, 降低消费信贷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消费信贷交易成本。

第五, 加快发展农村消费信贷品种。政府要运用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的作用, 引导开发适合农村需要的住房、农用车、助学、医疗和电器等消费信贷品种, 引导农民消费升级,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实现全面奔小康, 需要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准确定位, 还需要政府从法律、制度上予以支持, 还有赖于社会各界对农业和诚信问题的充分重视。

央行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 央行将加强对金融机构扩大消费信贷的政策引导, 鼓励金融机构研究开发满足农民不同特点、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信贷产品, 加快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为农民扩大消费提供便利。

第六, 加大农村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华南理工大学的张伟硕士等在对汝南县九个乡镇的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如果对农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 则农户有信贷需求的比例比不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时信贷需求的比例高出将近15个百分点。这说明可能有的农户对消费信贷不够了解。所以如果对农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 则有助于改变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 大大激发农户的信贷需求。

四、结论

休闲消费需求与供给均衡理论分析 第7篇

一、休闲消费需求曲线

(一)理想的休闲产品

人们的休闲活动多种多样,包括外出旅游、看电影、打篮球、去公园散步、与朋友唱卡拉Ok、同事聚餐等。 在人的消费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被用于休闲活动,这部分消费可以称之为休闲消费。

为了能够深入和细致的分析休闲消费, 需要假设有一种理想的休闲产品, 它既包括休闲物品也包括休闲服务。 当消费者进行休闲消费时,购买的就是这种产品。 而这种产品并无其他用处,只有在消费者休闲时才能被购买并使用。 这种产品由社会上的厂商共同生产并提供,产品完全一致,可以连续分割。只要分析这种休闲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就可以知道休闲消费的供给与需求。

除了考虑需要消费的休闲活动, 还要考虑不需要消费的休闲活动,比如散步、聊天、打牌等。 假设存在另外一种休闲产品, 它与上文假设的休闲产品完全一致,只是价格为零。 这两种休闲产品分别用X1和X2表示。

(二)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与预算约束

首先讨论X1与X2的无差异曲线,由于它们是不完全替代关系,它们的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如图1中的曲线U。

接下来讨论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 休闲活动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展开, 休闲产品的使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其休闲产品的消费量必有一个上限。 假设在一定时期内,某个消费者的全部休闲时间都用来消费休闲产品X1, 他能消费的数量为QT1,并且假设在该时期内,该消费者的全部休闲时间都用来消费休闲产品X2,他能消费的数量为QT2。 在图1坐标轴标出QT1和QT2两点,并作两点间的连线,就得到休闲产品的时间约束线。 由无差异曲线和时间约束线的共同作用, 这时消费者的最优产品组合一定是某条无差异曲线与时间约束线的相切点A,消费者的最优产品数量组合就是A点所表示的QA1和QA2。

消费者对休闲产品的使用,不仅受时间影响,还受预算的影响。 本文假定消费者的休闲预算约束与时间约束是互相独立的。

假设某消费者的全部休闲预算用来购买休闲产品X1,它可以买到的数量为Q1。 如果全用来买X2,由于X2的价格为零,因此他可以买到无限的X2。 作过Q1点的平行于X2轴的直线, 就得到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 该消费者的所有可能的产品组合都在直线Q1的下方,见图2和图3中的直线Q1。

在收入、财富、价格等各种点的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的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位置会有所不同。 一部分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落在了A下方,一部分消费者的预算线落在了A点的上方。 针对这两种情况,需要分开讨论。

第一种情况,当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落在A点下方时,如图2所示,阴影部分包含所有可能的产品组合。 这时,消费者最优的产品组合就是点B所代表的产品组合。

对比A点和B点所代表的产品组合,B点消费更多的X2和更少的X1,同时效用也低于A点。 这表明该消费者属于“有闲无钱”型。 如果时间不变,增加休闲预算,预算约束线上升,消费者的最佳产品组合会向A点移动,同时消费者获得的效用也会增加。 反之,如果预算不变而增加休闲时间, 时间约束线平行向右移动,该消费者不会改变X1的消费量而会增加X2的消费者。 就是说,即使休闲时间增加了,也不会增加他在休闲方面的消费, 而只会促使他寻求更多的免费休闲产品。

第二种情况,当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落到了A点的上方时,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包含所有可能的产品组合。 这时,消费者的最佳产品组织仍是A点的产品组合。 不管此时的预算约束线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最优品组合都不会变。

这表明,该消费者处于“有钱无闲”的状态,时间的稀有性使得他不能将休闲预算全部花掉。 显然,此时增加他的休闲预算, 对于他的休闲消费不会起到任何促进作用。 如果增加他的休闲时间,那么时间约束线会平行向右移动,X1和X2均不是劣等品, 它们的消费量都会增加,这会增加他的休闲消费。

(三)个人的需求曲线及社会的需求曲线

首先,先讨论个体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因为假定消费的支出都在购买产品X1,这里就用产品X1的价格弹性曲线,代替消费者的休闲消费需求弹性曲线。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价格是从无穷大到无穷小,最初该消费者的休闲预算线落在了A点下方。 这时他的最优产品组合一直在他的预算约束线上。 如果该消费者的休闲预算为I,休闲产品X1的价格为P1,则他能够消费的X1的数量Q1= I/ P1。 对于产品X1来说,该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就是X1=I/ P1,其形状就是一条双曲线,如图4中的曲线X1。

当价格继续变小, 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不断升高,在预算约束线越过A点之后,该消费者的最优产品组合将停留在A点。 这时消费者对X1的需求量就停留在QA1不会变化。 这时产品X1的价格的需求曲线将变成一条垂直的直线,如图4中的直线X1’。 所以,休闲产品X1的需求曲线是图4中实线所描述的那样,上半截是双曲线,下半截是一条直线,总体是一条复合曲线。

接下来讨论宏观的需求曲线,如图5所示,无数条这样的微观需求曲线汇总,得到宏观需求曲线。 该曲线越接近P1轴的地方, 曲线形状越接近双曲线;该曲线越接近X1轴的地方,曲线形状越接近一条直线。可以推测,全社会的休闲需求弹性介于0到1之间。 价格越高,弹性越趋近于1,价格越低,弹性越趋近于0。

二、休闲消费供给曲线

在分析了休闲消费的需求之后, 再从休闲消费的供给角度作一定分析。 人们通过使用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来满足自己的休闲需求。 提供休闲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集合,就是休闲产业。 实际上,休闲产业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产业,卿前龙［1］认为,休闲产业是“ 国民经济中所有生产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的部门。 ” 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的生产遍布在各个产业中。 按照国家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国的经济活动大致可以分为20个门类,唐湘辉［2］对此作过全面的整理, 这20个门类中有17个门类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的生产。

从生产的角度上来看, 休闲产品的生产没有任何共同特点。 对于抽象的休闲产品X1,本文就按照教科书照通常的供给曲线的画法, 将它画成一条向右上倾斜的直线,如图6的供给曲线S。

三、需求与供给的均衡。

现在将休闲产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联立,得出图形如图6所示。 图6中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A点的价格PA和消费量QA是均衡时的价格和消费量。 那么全社会的休闲消费的总量为PA×QA,即为图6中矩形OQAAP的面积。

下面分别讨论需求和供给变化对均衡造成的影响。

当供给增加时,图6中的曲线S向右移动,则A点沿着需求曲线D向下移动。 由于供给曲线D的价格弹性小于1,就是说数量的变动比率不如价格的变动比率大,那么OQAAPA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即社会休闲消费总量在减少。 反之,当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时,矩形OPAAQA的面积增加,整个社会的休闲消费量增加。

当需求增加时,图6中需求曲线D向右移动,则A点沿着供给曲线S向右移动,矩形OPAAQA的面积就会增大;反之,当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矩形OPAAQA的面积就会减小。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增加消费者的休闲需求,可以明显带动整个社会的休闲消费。

四、结语

从个体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人处于“有闲无钱”的状态,而有一些人处于“有钱无闲”的状态。对于“有闲无钱”的人,促进其休闲消费的办法是增加他的休闲预算;而对于“有钱无闲”的人,促进其休闲消费的办法是增加他的休闲时间。

从实际生活的感受来讲, 我国大部分居民都处于“有闲无钱”的状态,而“有钱无闲”的富人,目前还是少数。 因此,增加休闲预算［3］是比增加休闲时间更好的促进休闲消费的方法。 至于如何增加居民的休闲预算,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只列出几点,比如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等。

从休闲消费的供给来看,增加休闲产品的供给,并不能增加居民的休闲消费。 相反,减少休闲产品的供给,反而会增加居民的休闲消费。 但是,通过减少休闲产品的供给来增加休闲消费并不是理想使用的手段,因为这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符。 事实上,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有少数垄断企业或者寡头企业形成卡特尔联盟, 才能够操纵价格并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这种做法会降低社会福利,使得经济效率低下。 因此,无论增加或者减少休闲产品的供给,都不是增加社会休闲消费总额的好办法。

消费供给结构 第8篇

1.1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不发达

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企业规模偏小,品牌效应不强,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二是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加工以初级加工为主,高端产品较少,科技含量、附加值不高,农业资源无产业优势和区域特色优势。三是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农村市场体系和物流产业发育不全,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农村物流产业的手段和设施落后。

1.2 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粮食产量虽总量逐步提升,但种植业中的粮食单产、综合生产能力和良种率不够高,畜牧业、养殖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需进一步提高。其次,农村的一二三产资源配置不合理,一产就业比重偏高,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严重偏低。

1.3 农业生产应对市场变化力较差

由于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导致农业生产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差,导致农村产业的发展经常出现一哄而上或相反的情形。同时,由于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市场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较差,农产品的价格常常不稳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常受到打击。另外,现有农村集贸市场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辽宁农业供给侧发展对策

2.1 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一是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辽宁省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重点扶持农产品市场网络、物流网络、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等建设,支持体系内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二是重点扶持龙头企业进行产销对接。尤其是农超、农社、农校、农企对接等流通模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继续完善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完善玉米收储制度等。

2.2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放活土地经营权,即有序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鼓励农村土地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辽宁省要着力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建设,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立法的程序和机制建设,力推进辽宁省各县(市、区)、乡(镇)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土地流转咨询服务中心,健全三级服务平台,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此外,要大力推广土地互换、土地信托、土地代耕、农地股份制等规模经营的经验,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辽宁省农业供给侧改革夯实基础。

2.3 强化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资的装备水平

一是加强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集中连片进行农村土地整理,大规模改造辽宁中低产田、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同时推进大中型灌区田间工程和小型灌区节水改造,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等。二是加快提高辽宁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业机械化实施进程列入农业长远规划,按照大农业、大农机的思路,推进辽宁省大田作物生产、收割全程机械化。加快科技含量高、节能、环保、高效的农机研发及其推广,提升农机设备的智能化、数据化水平,实现农作物品种、栽培技术等农机设备的集成配置。

2.4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消费供给结构 第9篇

关键词：消费模式,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消费行为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为居民消费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消费方式不断转变等方面。然而,这种变化也使我国付出了生态环境遭受过度破坏的沉重代价,能源、土地、矿石等资源性产品供给日益趋紧约束。所谓“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土地、能源、森林、淡水等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实现而形成的一种显著偏紧的约束状态。

在现代经济社会,消费需求上升规律决定了居民消费在超出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后,会趋向于追求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然而,居民消费需要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电、燃油、燃气等资源的大量耗费和衰竭,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供给日益趋紧约束,进而严重影响到人口消费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消费者有了某种客观意义上的需要或需求意愿,并以消费需求上升规律表现出来,才会产生各种形式上的消费行为和发展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和影响强度。

1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居民消费需要

消费需要是指消费者通过消费物品和劳务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它表明消费者对消费资料和劳务的依赖关系。人们的消费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应包括生态需要在内[1]。生态需要不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需要,也是很重要的享受和发展需要[2]。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明显有利于满足人的绿色、生态和环保等方面的消费需要,它在居民消费需要各层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首先,像土地、淡水、大气等资源环境为消费者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若缺乏这些条件,人类很难生存,更谈不上什么享受和发展等方面的消费满足;其次,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为生产能满足物质需要的商品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但它们最终来源于大自然,这些生产要素应该体现人与自然相结合所创造出的生产力的内涵;再次,在资源性供给趋紧约束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的追求,人们更加向往诸如绿色旅游和生态公园等消费场所,而这正反映了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广大居民在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消费需要。

从消费品效用的角度来分析,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生态消费需要,资源环境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显然具有可供选择的使用或利用价值。例如,人们砍伐森林可以用于建筑、造纸或一次性消费品的生产,也可把森林保护起来用于绿色旅游的开发和利用,至于究竟该选择哪种森林利用方式,则取决于对消费者的效用满足程度和偏好追求。我们完全可以将资源环境作为一种“商品”,并与其他商品形成一个特定偏好的组合,若组合中商品的不同数量比例不影响偏好,则形成一条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使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也说明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将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自然生态环境的效用会更加突出和重要。例如,当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大幅度降低,并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和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居民不再或很少能享受到森林带来的生态效应时,以森林为中心的资源环境就会被重视,并被保护起来以实现人们生态需要的消费效用满足,显示了森林在建设生态环境和满足人们更高层次消费需要的重要性。所谓环境问题,就是要改造、培育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以适应人的生态需要[1]。目前,我国森林公园的接待游客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00多万人次上升到近年来的6000多万人次,充分说明了人们生态消费需要的不断上涨,彰显出人们越来越注重“环境消费”效用选择的重要性。生态消费需要已日益成为人的需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居民消费需要的影响还表现在消费需要的连锁反应上。所谓连锁反应,是指当一个经济社会已处于平衡状态,但由于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相关需要的变化。保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适度利用自然资源必将使人们对高消耗、高污染的消费趋于降低,转而使用低耗、节能和环保的消费品。如果这些生态消费品的生产是基于一定的技术创新之上,则又会使环保技术和节能设备的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致相应的教育消费和科研经费需求的剧增;不仅如此,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消费互补的需要也会不断减少,如节能型绿色环保交通工具的消费增加使普通高耗油汽车的需要减少,从而使与其相配套的普通石油等传统能源消费需要也必然减少。

事实上,除消费需要外,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质量等消费行为和模式也离不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对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质量;而消费质量的提高,不仅包括消费主体、消费客体质量的提高,还应该包括消费环境质量的提高[1]。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能源、土地等资源性供给趋紧的背景下,由森林资源和植被的遭破坏和城市过度扩张而导致的荒漠化及耕地减少,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垃圾、水质及噪音污染等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无不对人们的生态消费需要满足和消费质量提高产生越来越重要的负面影响。

2 中国居民消费模式变化与资源性供给紧约束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和消费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居民的消费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它对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人口消费对资源环节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占用和环境污染,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规模扩大以及人均环境压力的进一步加大[3],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居民消费升级、消费方式转变等消费模式的变化,已经与资源性供给之间形成了日益趋紧的现实制约。

2.1 消费水平提高

所谓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品(包括劳务)的数量,反映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实际满足的程度[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会通过提高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以实现自身消费效用最大化。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如何消费等,消费者均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必须肯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消费品的极大丰富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然而,它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使消费者对物的占有欲越来越强烈,且远超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满足。由于居民消费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而最终受制于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因此,追求过高的消费水平,无限扩大消费规模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消费规模日趋扩大。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2009年的17175.2元,增长了50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9年的5153.3元,增长了近39倍。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然而,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巨大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比西方国家面临的形势更严峻。进入21世纪,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过程中,大幅度提高人口消费水平仍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消费水平提高与资源环境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5]。不仅如此,在未来20-30年时期,随着我国人们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家具、家用电器等耐用生活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将越来越快。这就使得不仅生活垃圾的数量会继续上升,而且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攻坚难度与垃圾处理成本也会加大,废旧物资回收和利用将面临愈加严峻的考验。从能源等资源“消费”的物理学意义角度来看,我们讨论资源枯竭问题时,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废弃物枯竭或污染等问题。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提高推动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升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要求人均消耗和占用更多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国内自然资源的消耗日益加剧,导致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和生活废弃物处理难度的加大,严重制约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稳定提高。中国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6]。

2.2 消费结构升级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5]。消费结构反映了人们消费的具体内容,反映了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反映了人们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需求上升规律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需求总量的增加和需求结构的升级。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生存资料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将逐步上升。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具体表现为居民消费支出重点的转移,主要标志是恩格尔系数的逐渐下降。西方经济学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对某一物品的需求量的增加会逐渐减少,当收入的增加引起预算线向远离原点的位置移动,要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必然要与代表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而这条无差异曲线本身代表满足更高需要层次的需求和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即从生存消费需求结构逐渐过渡到享受、发展乃至奢侈消费需求结构,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能源资源性产品供给造成日益趋紧的约束。

以消费结构中的“行”———轿车消费为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汽车下乡等刺激汽车消费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私人轿车拥有量和年销售额迅猛增长。轿车消费步入居民家庭,这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国家汽车工业协会统计表明,我国私人轿车保有量从2004年到2009年翻了1倍,由1300万辆增加到2600万辆。必须肯定,由于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关联和市场需求,故扩大汽车消费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龙头的美国,汽车进入美国家庭引领美国经济保持了50年的增长,而且由于更新量大,时至今日,汽车仍是拉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日本经济也因为汽车业的振兴持续了30年的增长[7]。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私人轿车数量的剧增无疑将带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铁矿石资源的大幅度增长。如前所述,由于我国资源稀缺,石油资源储量有限,这将使得我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赖度迅速上升。始于1993年,中国就已成为能源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8]。2007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为1.968亿t,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50%[9],已超过了我国“十一五”规划2010年达到40%的原计划标准。对世界石油的依赖性将不断增强,不仅威胁到我国能源消费安全乃至经济安全,而且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与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供给紧约束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

2.3 消费方式转变

所谓消费方式,就是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途径和形式去消费消费资料,以满足消费者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亦即消费者个体或群体与消费资料的结合方式。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在生活消费活动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消费思想和观念,如“黜奢崇俭”、铺张浪费或适度合理等,在其指导下就会出现不同的消费行为,而这些具体的消费行为就外在地表现为一定的消费方式,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某种消费方式一旦形成,它就会成为一种指导人们消费行为的无形推动力量。

一些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在我们日常消费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居民的种种浪费性的消费行为和模式,从而对森林、土地、矿石、能源等资源性产品形成日益趋紧约束。首先,大量“一次性”消费的商品数量不断上升。例如: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包装袋,碟子、婴儿尿布、照相机、剃刀、电池、瓶子、罐子、杯子等。甚至许多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汽车等也因技术进步的强劲推动下不断更新换代,“用过即扔”的物品越来越多。这些一次性用品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造成了许多难以降解的生活垃圾。其次,物化在消费品中的资源,尤其是无效能量的无节制增加。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消费品的过度包装上。在现代社会,从出售的食品、饮料、药品、服装到大件的家用电器,越来越追求所谓的“高档”、“豪华”、“时尚”包装。在过去的20年间,精制食品的使用量已经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如今工业国的食品包装物几乎占到家庭垃圾的一半[10]。还有就是能量浪费型的“深加工”产品。应当承认,有些深加工产品在生活上是必要的,但也有大量深加工产品只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新内容。像这类只是追求形式的“虚假”深加工产品,由于它们的制造属于不同能量层次之间的转换,其浪费的能量必然会更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居民消费规模扩大、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升级,正不断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而居民浪费型消费、一次性消费、破坏性消费等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能源、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供给日益趋紧约束。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不可持续的消费形态对有限的能源、资源已构成巨大压力,尤其是……不合理的生活消费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由此危及到人类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6]。居民日常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不合理的、不可持续消费行为,使不少居民消费模式发生了实现和行为的“偏差”,明显不利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形成,不利于人口消费与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3 资源性供给紧约束呼唤可持续性的居民消费模式

以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我国现已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并逐步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从中低收入社会步入中等收入社会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时期”。人口基数巨大,人均自然生态环境容量水平很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基本国情,及其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现实矛盾,已经不允许我国继续存在过度消费、浪费性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节能、减排、降耗,不仅仅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每一个消费者在其生活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环保消费义务。《中国21世纪议程》(1994)指出,“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形成一套低消耗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人们的生活以一种积极、合理的消费模式步入小康社会。”中共十七大报告(2006)更是提出要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因此,在21世纪生态文明社会,能源、土地、矿石等资源性产品供给日益趋紧约束的现实状况,呼唤居民生活领域可持续性消费模式的形成。

3.1 政府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居民消费行为

政府利用经济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居民消费模式,主要是通过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和收费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或公众的消费行为,以达到实现经济建设与资源利用的协调发展目标。当前的重点主要是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资源价值体系,以尽快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解决企业或消费者对公共自然资源的滥用问题;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加大对高档家具、豪华电器等奢侈消费品的征税力度,开征环境有害型商品以及资源再生较慢商品的限制消费税,如对CO2排放量及排氟、氯、氢等开征消费税,对含汞锡有毒元素的电池征收消费税等;通过开征燃油税,引导消费者选择购买低油耗汽车等手段,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政府利用法律手段,主要是通过进一步制定和实施环境标志制度、消费者社会义务制度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从法律高度来实现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例如,消费者社会义务在法律当中应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当坚持资源节约的原则,采取适度消费方式。这是消费者对于社会所赋予义务的客观体现,它不能仅仅是道德感召下的偶尔行为,而应当是法律所明确的一种义务。二是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当优先选购环境标志产品。这是消费者应尽的社会义务,其法律化可以使消费者明确自己在环境保护上并非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三是消费者应当在消费活动中减少使用或拒绝使用一次性制品,采取减少垃圾产生量的消费方式。

3.2 企业通过绿色设计和生产的前端控制,为全社会提供生态环保产品,实现全社会节能减排

企业通过设计和生产低耗能型生态产品,是居民进行可持续性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的前提和基础。企业必须遵循可持续消费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技术创新转变传统生产模式,实践生产领域的理性消费,即通过采用先进工艺实施清洁生产,尽量降低能源资源消耗量,提高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的高效化[11],为经济社会提供节能环保产品。尤其是在产品生产前的设计阶段,要充分考虑能源资源的低耗使用、节能减排与居民的生态消费需要相适应。生态环保产品的设计思路主要包括:一是优先选择可再生、低能耗和少污染的环境友好型的原辅材料,替代高污染、高能耗和不可再生的原辅材料;在满足产品环保要求的前提下,生态环保产品对产品生态设计和生产中的节能降耗,以及回收处理的生态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尽量使用来源充分自然生长、对人体无害且尽量节省能源的材料;三是在倡导适度消费的原则下,充分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和耐久经用,提高产品的商业和物理生命周期,使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得到合理的能源节约和资源配置。

进入企业生产环节的绿色生产,要求企业实行资源节约意义上的“清洁生产”、“生态生产”或“绿色生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1996)认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性预防的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和降低对人类安全和环境的风险[12]。对清洁生产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定性,UNEP认为,对生产过程,要求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削减所有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对服务,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13]。因此,清洁生产、生态生产强调的是既可满足人类的生态消费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能源和资源,并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和措施;其实质是物料和能耗最少的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于生产过程之中,是一种对资源环境无害的可持续发展的理性生产活动。清洁生产充分考虑了企业的产品设计过程、生产过程、使用过程和最终报废处理过程中的低能耗、低污染等问题,贯穿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整个再生产环节,是塑造可持续性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3.3 消费者通过转变消费观念提高其自身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消费观作为消费的一种主观属性,是居民消费模式的先导,对消费什么、怎样消费等消费行为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要求居民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和社会发展观等问题。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价值立场上,生态文明消费观主张摒弃消费享乐观,尊重和善待自然,遵守生态规律和自然法则,把人与自然看作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生态共同体,而这正好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回归,即从被动适应到主动与大自然和谐共生。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能为消费者素质的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观的逐渐形成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消费供给结构 第10篇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明确了“十三五”农业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强调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更加注重优化农业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以“深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共同研讨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形势、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等重大命题，对于把握农业农村经济脉搏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粮食生产新特点

民以食为天。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把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加大政策扶持、强化科技支撑、狠抓指导服务，粮食连年增产稳产，不仅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基础作用，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显著的标志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持续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投入，基本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4亿亩以上，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2%，一半以上的农田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粮食产量已连续3年超过6亿吨，产能稳定在5.5亿吨以上，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依靠国内实现了基本自给。

2. 科技含量显著增强。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技不断进步，粮食高产创建和绿色增产模式攻关深入推进，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进入单产提高、品质更优的新阶段。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3%，生产方式已由千百年来以人畜力为主转到以机械作业为主的新阶段。2015年粮食平均亩产365.5公斤，比2003年提高77公斤，对总产量增加的贡献率达到68%。

3. 生产方式更加绿色。2015年，农业部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推进畜禽粪便、农膜、秸秆基本资源化利用。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超过30%。

4. 经营方式规模适度。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加大体制机制创新，采取互换承包地、联耕联种、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服务主体，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生产效率。目前，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4.4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3，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规模农户有340多万户，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总数超过270万家。

粮食增产背后的新挑战

总体来看，中国粮食连年增产后，库存充裕，供求关系得到改善。但应看到，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四个失衡”。

1. 供需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是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近些年粮食连年丰收，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玉米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而大豆缺口逐年扩大；同时，为满足老百姓吃饱、吃好、吃得健康的需求，优质水稻、小麦和特色杂粮等还供不应求。

2. 要素配置失衡，农业生态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趋紧，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局部农业生态系统和农村环境不堪重负，农业生态环境休养生息任务紧迫。

3. 种养结合失衡，主要表现是“粮经饲”（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草料作物）结构不优，种养业结合不紧。部分地区玉米“一粮独大”，优质饲草料作物发展滞后，在国内外价差的影响下，高粱、大麦、木薯、DDGs（酒糟蛋白饲料）等玉米替代品进口量逐年增加，挤占了国内玉米消费市场，增加了玉米主产区的库存压力。

4. 产业布局失衡，主要表现是产加销脱节。部分粮食主产区加工流通能力相对不足，产业形态总体处于中低端，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受价格影响，2016年东北地区玉米种植收益明显下降。这些挑战表明，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粮食，难点在谷物，只有加快调整优化粮食结构，才能实现更加稳健、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

未来的粮食工作布局

“十三五”时期，推进中国粮食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发展新理念，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优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强后劲，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具体工作布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1. 在发展方向上，要牢固树立五大观念。即树立大生态观，促进绿色发展；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树立大市场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树立大农业观，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树立大科技观，推进种机技配套、产学研协同，着力以新观念引领粮食产业向广度、深度发展。

2. 在发展目标上，重点是三保、三优、三提。“三保”，就是保产能、保谷物、保口粮。“十三五”时期，不追求粮食连年增产，但要总体保持稳定。到2020年，谷物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5亿吨、小麦和稻谷自给率稳定在100%。“三优”，就是优化区域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生态类型和生产基础，加强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构建分工合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区域布局。稳定水稻和小麦面积，适当调减非优势区玉米面积，因地制宜发展薯类、杂粮杂豆等作物。大力发展优质强筋和弱筋小麦、粳稻和优质籼稻、专用玉米等。“三提”，就是提升基础保障能力、科技支撑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到2020年，全国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达到65%、提高13个百分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3. 在工作举措上，重点是在五方面下功夫。第一，优化布局稳产能，路径是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优先将水土资源匹配较好、相对集中连片的稻谷和小麦田划定为粮食生产功能区，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夯实粮食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加快主要粮食作物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深入开展绿色高产高效农田创建和模式攻关，示范带动均衡增产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调整结构去库存，路径是加快调减非优势区域玉米种植面积。重点调减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等“镰刀弯”地区籽粒玉米种植面积，改种市场需要的大豆、薯类、杂粮、青贮玉米、优质饲草等，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把“粮仓”变成“粮仓”+“肉库”+“奶罐”，加快消化粮食库存。到2020年，调减非优势区玉米面积5000万亩以上。

第三，科技创新补短板，路径是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深入实施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提升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质量，提高水稻机械栽插、玉米机械收获水平，推进农机深耕深松作业，力争粮食主产区年度深耕深松整地面积达到30%左右。加快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加强物联网、智能装备的推广应用，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推动信息化与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深入融合。

第四，规模经营提效益，路径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在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支持植保、农机合作社等新型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代收代储、统防统治、统配统施等专业化服务，提升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第五，产业带动促融合，路径是推动粮食全产业链经营。发展粮食加工流通，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企业向主产区、优势产区、特色产区及关键物流节点梯度转移，支持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培育一批实力强、信誉好、联系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进粮食生产与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变粮田为景区，变产品为礼品，变农房为客房，着力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夯实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浅析 第11篇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行,工业和房地产增速下滑导致投资增长承压,政府强力“救市”但遭遇财税收入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债务,这进一步限制了地方政府需求拉动能力。而出口贸易也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增速快速下滑。劳动者报酬占国民经济的尴尬比重,也使得消费难以独自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总体上,需求拉动越来越乏力,创新性供给相对匮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演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的变化,导致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一步步被放大。

Joseph E.Stiglitz(2010)曾指出,中国是最大的践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然而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大规模拉动需求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把经济增速推高后却又带来了更多结构性问题。中国必须加强供给管理,更多借助市场机制淘汰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让政府政策更具有稳定的预期。在此背景下,供给侧改革越来越被中国高层及学术界提及。主要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必须依靠转型发展,传统需求管理必须深度结合供给管理。

二、供给侧改革路径分析

当前供给侧改革亟需解决产能过剩、企业成本高企、地方债务风险以及金融风险等几大问题,以及与之关联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市场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背后的基本的改革脉络则是政府简政放权,以及加快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支配地位。

(一)政府简政放权

1.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目前国家大力推行政审批削减,试图减少约束市场经济活力的行政审批事项。建议以下两点:第一,形式化的行政审批事项做到应减尽减,避免政府部门无效、低效干预市场经济。第二,对于应削减的行政审批事项,要系统性彻底取消该审批事项。防止审批行政主体级别下移但并未彻底取消,或者本部门已经取消审批但其他部门仍在进行相关审批。

2.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对于确实应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必须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以此降低行政低效率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第一,要利用早已成熟的互联网技术,打通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避免市场主体疲于无效率审批和重复审批。第二,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尽量简化前置审批程序和过程,不能人为制造审批障碍。第三,各级政府应借鉴先进经验,推广数据互联互通基础上的一站式审批服务,为审批提供便利条件。

3.继续推进价格市场化。推进价格市场化尤其是推进能源的价格进一步市场化。能源价格进一步市场化,减少国内外能源价差,减少能源方面的成本扭曲,从而能够提高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4.限制国企垄断力量。第一,不断理顺政府与国企的关系。既要减少政府对国企的经营干预,减少国企包袱,提高公平竞争能力;也要减少政府对国企的过多扶持,避免国企因背靠政府扩大市场垄断力量。第二,进一步缩小国企垄断经营的范围,放宽民营经济投资范围,提高经济活力。此举也可以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避免房地产等个别领域投资泛滥。第三,继续加强国企体制改革,以利于政府和民众进行监督,具体地,可以鼓励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大众公司改革,使国企实现股权大众化、经营透明化。

5.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第一,继续加强反腐败,减少公权人士对市场主体的不当干预,减少公权人士向市场主体伸手。反腐败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隐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第二,继续放松政府对市场的保护与管制,摈除行政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更多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二)化解产能过剩

化解产能过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二是房地产库存过大。

1.化解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影响最大的就是生产资料制造领域产能过剩,主要涉及水泥、钢铁、煤炭、建材、光伏等产业。第一,化解产能过剩,必须壮士断腕,关停并转升级并举,控制产能,切不可再次大规模拉动需求救市造成今后不可挽救的产能过剩。第二,始终坚持提高制造业产品品质,增加有效供给。第三,利用产业发展政策,引导资本从过剩领域进入创新供给领域。

2.化解房地产库存过大问题。房地产库存过大不仅仅威胁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安全,也威胁到实体经济的抵押融资体系,还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安全,更威胁地方政府的财政安全,因此房地产去库存势在必行。具体地:第一,进行房地产政策顶层设计,应考虑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干预,减少不必要的税、费,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差异化实施房地产政策,重新审视土地市场的规划利用和供需平衡问题。第二,房地产去库存政策需因地制宜、需适度,既要鼓励自住和改善居住需求,也要避免房产投机再次兴起导致新一轮库存增长。第三,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可以结合住房保障改革,库存压力大的地方,政府可以购买(或租赁)商品房用以替代新建保障房,可以扩大货币化安置用以替代新建保障房,这样既实现了去库存也避免了新增房产建设。第四,房地产去库存需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国家和地方应出台配套措施鼓励开发商、房东出租房屋,减少待售房源、增加出租房源。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既可以缓解住房困难,也能够有助于房地产去库存。第五,房地产去库存可以结合改革户籍制度,使常年建设城市的农民工通过购买住房、租赁住房(含保障房)留在城市,从而有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消化地产库存。

(三)化解地方债务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允许地方政府增加发行中长期地方债,并在规定情形下允许进行债务置换。二是设置地方债务上限的具体情形,不允许地方政府无节制发债。三是允许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符合条件的信贷资产”应包括优质地方债,允许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性银行)购买优质地方债后将其作为质押资产向央行再贷款。四是适当改革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尤其是需要合理设计地方的稳定财源,并使之尽可能与经济发展任务相匹配。五是鼓励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条件发展PPP投资模式,减轻政府发展经济的财政压力,PPP投资模式通过将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有效减轻财政压力。

(四)降低企业成本

1.减税。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政策即是减税。第一,可以考虑所得税减税。企业所得税方面,可以适当地扩展抵扣范围和抵扣比例,鼓励企业科技研发与员工教育发展;个人所得税方面,可以扩展免征范围和比例,以及增加可以抵扣的情形,例如:扩展科研奖励所得税免征范围、允许教育费用抵扣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员工教育费用抵扣对应)、允许自住房贷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有住房月供的家庭边际倾向往往较高,减税能够刺激消费)等。第二,考虑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目前可行的办法主要是大力推进“营改增”,通过为实体经济减税激活经济、增加税基。

2.降低企业间接融资成本。多种途径共举,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从而有效抑制高利贷,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第一,完善央行对金融机构监管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央企、国企、民企、中小微企业等一视同仁,给予不同市场主体基本同等的贷款条件、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尤其是,采取有力措施降低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成本。第二,鼓励发展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使之形成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把握“互联网+”机遇,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民营金融服务体系,有效降低中小微实体经济融资难度和成本。另外,加强直接融资也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五)防范金融风险

1.推进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第一,在完善金融监管的情况下,向民资、外资进一步开放银行业等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第二,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国际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第三,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使央行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由直接制定者转变为间接影响者,从而提高利率形成对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度。

2.防止地方政府越权干预信贷行为。地方政府背负过多的地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任务,因而往往可能干预银企的信贷行为,或者给地方商业银行施压,为本地企业(项目)融资背书。但地方政府的干预往往使银企的信贷行为扭曲,可能提高地方商业银行的坏账率。

3.不断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第一,稳步推进股票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创造条件有序推进“注册证”改革,促进股票市场真正市场化,提高直接融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力度。应逐步减少行政力量对股票上市发行的干预,同时加强对上市公司运营的监管。第二,发展多层次专业化的股票市场。有序推进建设多种形式的特色股票市场,既为不同层次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市场,也使不同股票市场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第三,不断完善股票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及时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通过加强监管打击不法交易促进形成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第四,大力发展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投资(PE)为初创企业或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五,发展和完善债券市场。尤其是进一步降低企业发债难度,使债券市场发展成为服务于国债、地方债、企业债的优良融资市场。

(六)提升要素质量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