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入范文（精选8篇）
资本投入 第1篇
一是加强战略协同, 促进种业做大做强。基金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优势种业企业加强战略协同投资, 着力打造种业“航空母舰”。其中, 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在小麦、水稻领域协同投资1.2亿多元;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定向增发等方式, 加强战略合作, 支持隆平高科加快重组步伐;与北京金色农华种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四川农业大学玉米所下属的四川川单种业有限公司, 重点用于支持企业加强品种研发和推广。
二是发挥基金引导作用,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基金联合江苏谷丰种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江苏红旗种业有限公司, 带动地方资金2 000余万元。同时积极配合科技部参与国家种业创新基金筹建, 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种业科技创新。
三是积极探索种业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种业加快发展。积极参与种子电子商务平台公司筹建, 支持构建新型种业营销体系。积极加强与山东、河南、广东、四川以及北京等地农业科研单位合作, 投资支持山东鲁研、河南秋乐、广东金稻、四川川单等科研院所、企业, 促进品种、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要素向种子企业有序流动。
资本投入 第2篇
所谓“共享单车”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共享，单车的所有权是唯一的，它属于租赁公司所有而非社会闲置资源，共享单车的本质是一种新型的自行车租赁服务，只不过借助移动互联网这一工具实现了租赁流程的无人化、自助化。
自行车租赁服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的确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城市将公共自行车作为一项城市基础交通设施推行。我国是自行车大国，也是目前世界上拥有公共自行车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杭州、太原和上海的公共自行车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然而，这些公共设施并未得以充分使用，市场需求也并未得到满足。
可是，城市公共自行车的租赁过程往往较为繁琐，需要到专门的办卡点签订书面合约并缴纳押金，个别城市甚至对租赁者还有户籍限制，导致许多有租赁意愿的市民望而却步。这种局面恰恰给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自行车租赁公司提供了机会。“共享单车”之所以受到欢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使得租赁过程更加便捷，去除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同时得益于移动支付的普及，缴纳押金和支付租赁费用的过程也更加简单。
从潜在的用户规模和租赁模式上看，共享单车的确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公共交通服务模式。我想这就是资本所看重的部分。
资本热捧，是好是坏？
滴滴被视为共享模式的典型，从进入市场到不同平台间的价格战，再到滴滴与快的乃至优步中国的合并，整个过程都有资本这双无形大手的助推。现在，资本将手伸向共享单车领域，多少带有一些寻找“下一个滴滴”的意味。
大量资本的注入对一个行业的发展是件好事，但同时也容易将行业引入歧途。在网约车市场的竞争中，大量的资本被消耗在价格战上，服务质量和安全系数反而没有提升，甚至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乱象。共享单车如今所面临的正是网约车进入市场初期时所面临的问题。
与网约车平台一样，资本再次被用于规模扩张而非配套设施建设和用户体验的优化中。自行车被随意停放甚至被私藏导致用户找不到车已是普遍现象，但平台目前还并没有自建固定停车桩的打算。同时，车身较重、座椅高度不可调节等问题也被众多用户吐槽。不得不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解决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问题的关键在于，平台接受资本注入一定程度上就等于被资本所绑架。而资本所看重的是平台的市场规模和用户数据，在这种来自资本的压力下，平台很难保证用户体验。看似热钱涌动的共享单车市场也存在着许多隐忧。
资本投入能否有所回报？
到目前为止，全球没有一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实现盈利。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YouBike称得上是运营最好的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其会员数高达600万但依然面临盈利难题，甚至一度因为耗尽了来自政府部门的1.5 亿元新台币补助金而被大众批为劳民伤财。纽约的公共自行车依靠花旗银行的赞助，每年仍然亏损数百万美元。
美国旧金山一家共享自行车公司曾尝试以提高租赁价格的方式实现盈利，结果由于价格缺乏吸引力而导致自行车无人问津。看起来通过租赁服务本身获得盈利难上加难，同时公司在自行车本身的成本之外，还要将大笔资金和人力用于自行车的维护以及车辆的调度工作，这都是不小的开支。那么，对于资本方来讲这就注定是一场亏本的买卖吗？也并不见得。
只要有了庞大的用户群体就自然而然衍生出某种商业模式，这是互联网领域屡试不爽的法则。公共自行车或许从租赁本身上获得盈利遥遥无期，但如果形成一定规模便具备了相应的媒体属性和广告效应，来自车身广告的收入是盈利渠道之一。如果租赁公司后期修建停车桩，也可以作为广告载体。另外随着用户流量的增加，APP内置广告也是一个盈利渠道。
此外，用户在骑行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也为后期盈利带来了想象空间。相比流量，数据的价值更大，基于大数据分析所能够延伸出的增值服务也更加丰富。用户使用自行车的过程就是创造数据的过程，所谓共享单车并非一个单纯的自行车租赁公司，同时也是一家媒体公司、数据公司。资本市场短期可能会被“共享”的概念所吸引，但从深层次看应该是被其蕴藏着的可能性所吸引。
家庭农场资本投入机制探讨 第3篇
纵览我国农业行业发展历程和趋势,家庭农场面临投资主体力度弱,投资规模不适度,投资结构不合理等困境,严重制约家庭农场持久、稳定发展。我国家庭农场仍处于探索阶段,理论上尚未成熟,实践上仍在开展试点工作。因此,从投资主体、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三个角度优化家庭农场资本投入机制,将会成为解决家庭农场现实困境的有效突破口,对推进家庭农场健康快速发展,提高农业整体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拓宽家庭农场投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格局
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 农户及金融信贷投资。纵观我国农业发展历程,政府农业投资比例一直呈较低水平,使家庭农场发展缺乏坚实后盾; 农户受自身能力限制,对家庭农场投资存在盲目性,整体效率不高,扩大再生产能力有限; 为家庭农场投资主体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矛盾紧张,严重阻碍家庭农场快步发展。
鉴于我国家庭农场投资主体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提出拓宽家庭农场投资渠道,建立多元化投资主体格局的对策建议。
1.1强化政府主导地位,适时转变财政支农路径
农业“高风险、低收益”的双重特点,决定了政府是家庭农场的重要投资主体。随着家庭农场在我国农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投资比例应进一步上升,使家庭农场由奉献型产业向受哺型产业过渡,为家庭农场发展奠定坚实后盾。首先,应加大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增加农业财政资金对家庭农场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 以此改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条件; 其次,继续释放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的利好政策,制定推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财政、税收、用地、保险等优惠政策,增加农业补贴向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信贷利息、保险等方面倾斜,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资导向地位; 最后,积极突破传统模式下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方式,转变财政支农路径,政府应在保证补贴的同时,突破传统“补贴支农” 模式,投资建立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担保机构,为家庭农场贷款提供有效担保,同时承担其分散农村金融风险、健全农村信用体系的重任,充分发挥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效用。
1.2发挥农户主体地位,提高民间资本投资比例
农户作为家庭农场的直接经营者,是最主要的资本投入主体。农户应从以下两方面强化主体地位: 第一,引导农户增加对家庭农场资金的自主投入。当前我国多省市已开展家庭农场试点工作,表现出了较高的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利好趋势的引导下,鼓励农户提升自主投资家庭农场的积极性,壮大投资主体队伍,积极建设家庭农场。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科学种田和集约经营水平。职业教育的重心逐步从城市下移,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将普通知识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教育结合起来,提升农户生产技能的同时渗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教育及培训,培养出一批知识应用型农业人才,高效率、集约化地经营运作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特征,决定了其在供产销等诸多环节依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业企业的服务。农场主受资本、技术等约束,在发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力量薄弱,这有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强化对家庭农场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满足家庭农场产品生产及市场经营的需要。因此,应逐步提高农村集体组织、农业企业等社会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家庭农场的比例,农村集体组织进一步履行服务职能,组织和协调农场生产活动,再借助农业企业在农业技术、信息、产品销售及品牌打造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出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激发家庭农场经济效益最大化。
1.3增加农业信贷投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金融信贷机构虽未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但作为家庭农场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是重要的投资主体,应通过三点予以完善: 第一,增加现有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力度,降低准入门槛。引导信贷资金向农村回流,鼓励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向家庭农场倾斜, 同时,放宽对贷款的层层限制,简化贷款程序,使农场主能较及时地通过金融机构获得规模扩张所需资金。 第二,根据家庭农场融资需求特点,创建新型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建立以关系型服务为重心的社区银行, 采取边缘化的机构设置、执行简单的组织结构,面向家庭农场提供基本且实用的服务种类,突破“为农民而建”的传统银行运作模式,转为“由农民来建”的新型方式。第三,创新面向家庭农场的金融产品。根据家庭农场资产特点,放宽融资抵押物限制,开发家庭农场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等产品,缓解家庭农场面临的融资“瓶颈”问题。
2规划适度经营规模,提高投资效益
适度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能在提高土地产出率的同时,激发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因此,面对当前我国以扩张投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形势,规划家庭农场适度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起步较晚,尚未有成熟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理论作支撑,个别地区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盲目扩大规模的现状,这势必造成家庭农场回归粗放经营,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严重违背家庭农场发展集约、高效农业的目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禀赋差异较大,社会经济条件复杂,因此,应因地制宜规划家庭农场适度投资规模,切勿一刀切、规划统一标准,盲目投资扩张。具体来说,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首先,土地资源状况直接制约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土地资源稀缺地区与土地面积广阔地区在规模 “度”上应有明显差异。其次,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只有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才能实现规模土地向个别人手里流转,达到规模扩张。因此,规划家庭农场适度规模还应重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农民把土地看作是生活的保障,农村劳动力难以从土地上流转,家庭农场无法实现大规模扩张。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省市或周边地区,大量农民实现向二、三产业转移,将土地流转能使他们获得打工收入的同时增加土地租金收入,流转土地的主观意愿强烈,这为家庭农场规模扩张提供条件。再次,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还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科技进步的影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了农民失去土地后“老无所依”的顾虑,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有利于土地流转; 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科技水平,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使经营者有能力从事更大规模农场的经营。最后,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还应和家庭劳动力水平相适应,根据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强度状况,合理安排经营规模,避免出现大规模扩张导致超出农场经营能力的现象。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测算进行尝试,如安徽金安区结合当地劳动力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查家庭农场经营成本、农业收入等数据得出: 该区合理的家庭农场规模为8. 4 hm2,达到此规模需转移90. 44% 的农业劳动力。这为今后我国家庭农场适度投资规模的测算提供合理启示。
3优化家庭农场投资结构,明确投资重点
农业投资结构的合理性与农业投资效益呈正相关性。合理的投资结构,可以促进生产要素进行科学组合,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效果,进而实现农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内部投资结构一直表现出: 政府在支持农村基本生产及农业各部门事业经费上投资比例过高,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农户基于短期效益的视角,主要投资于农业生产性费用,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不注重培养扩大再生产能力; 农村金融机构倾向于发放短期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流动资金投入,对农业固定资产投入甚少涉足。因此,鉴于以上农业投资结构的不当之处,在发展家庭农场伊始,应及时扭转资金投向的畸形和无序,优化家庭农场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3.1加大家庭农场基本建设投资,改善生产条件
家庭农场以规模经营为区别于小农户分散经营的主要特征,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高级形式,对农业基本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此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首先,应加大对农田水、电、道等基础设施投资, 保证家庭农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长期、稳定进行的同时,并为后续扩大再生产奠定物质基础; 其次,加大农业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起灵敏有效、上下畅通的信息网络体系,鼓励家庭农场及时利用社会信息资源,实现生产、经营、流通等各环节与市场同步,解决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滞后问题。
家庭农场基本建设投入资金量大,且投资收回慢,使一般投资主体不愿涉足,这就决定政府应主动承担起农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任,同时,政府应广辟投资路径,合理吸收社会散置资金,开发利用合资、出租等形式,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另外,积极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发放长期贷款,提供针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资金,全面改善家庭农场发展环境。
3.2增加科技投资,提高家庭农场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是科技时代推动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家庭农场作为当前提高我国农业集约经营水平、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应以科技资本为坚实后盾,鼓励各投资主体积极参与生产技能培训、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及农业科技研发,建立起培训、示范推广、 研发“三位一体”的科教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首先,增加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投资,利用科技下乡,农民夜校及发放技术资料等渠道进行基础教育,对家庭农场的成功经营案例进行样板示范,推广实用农业技术,全面提高家庭农场经营者素质,使之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其次,在技术创新上加大对家庭农场的重点扶持,研究农业优质品种、开发无污染新型农药、生态有机肥料等,在家庭农场中大力推进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新型农业技术的应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依托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我国农业向现代农业飞跃。
4总结
基于以上论述,由于起步晚、缺乏足够可吸收经验、运作模式不清晰等不足,使家庭农场当前面临重重问题,有待通过建立完善的资本投入机制为其发展指明道路。
从投资主体来看,家庭农场投资主体应建立以农户为核心、以政府为后盾、以集体组织、农业企业等社会资本为支撑、以金融信贷为补充的多元投资主体格局,通过拓宽家庭农场投资渠道,充分发挥增加投资对经济效益提高的显著作用。
从投资规模来看,规划家庭农场适度投资规模应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如土地、 劳动力转移情况,社会保障,技术进步等因素。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长期的发展趋势,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在平稳中求突破,不能急于求成。
从投资结构来看,在规划农业适度投资规模的同时,应不断优化对家庭农场的投资结构,明确投资重点,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家庭农场长期发展能力。增加科技投放,提高生产经营科技含量,放大投入资金的倍数效应。
吴起县人力资本投入调查与分析 第4篇
一、样本介绍
吴起县辖6镇3乡1个街道办、27个社区、143个村。本文选取吴起县学生、家长、老师、技能培训人员共410名作为调查对象,于2011年12月4日至12月8日,在吴起县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410份,回收问卷401份,回收率为98%;剔除无效问卷13份,有效问卷为388份,问卷有效率为96.758%。调研中样本的代表性较强,被调查的对象中有204个男性,184个女性;教师的年龄主要分布在30-40岁,文化程度以本科为主,占17%;学生的年龄主要分布在10-20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分别占15%和22%;家长的年龄主要分布在30-40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和本科为主,分别占6%和7%;技能培训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30岁,文化程度以高中或中专为主,占2%。
二、吴起县人力资本投资的统计分析
教育投资是整个人力资本投资中最核心的部分。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以来,吴起县用于教育事业建设发展资金达10.8亿多元,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地发展。一是建设标准化学校,二是推行全民免费教育,三是实施奖励扶助政策。根据调研得知,人们主观上普遍对教育投入持积极态度:在教育投入力度上,大部分人特别是高达44.3%的家长认为吴起县教育受关注和被扶持的力度很大;在上学的态度上,83.3%的学生认为家里人对其上学非常重视;在入学率的增长方面,大部分教师认为吴起县在实施12年免费义务教育后,孩子的入学率有了明显增长,高达64%的教师认为入学率上升很多。学校的总体教育投入特别是学校的硬件设施投资状况总体上比较令人满意,45.9%的人认为当地政府加大教育投资后,学校目前的硬件设施齐全,53.06%的人认为比较齐全,然而教师普遍反映政府对教师的投入还存在诸如培训、绩效考核机制、奖励机制、福利待遇、保障机制等问题。总之在吴起县的教育投资中,家长和学生是最主要的满意群体,教师占不满意群体的大多数比例。
职业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2007年,吴起县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民生八大工程”的号召,结合退耕还林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县情实际,从人才强县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率先实施了“全覆盖、全免费”的人人技能工程。吴起县人人技能工程自2007年实施以来,县上累计投资1800余万元,累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16000多名。根据访谈和调研得知人们主观上普遍觉得技能培训很重要,但取得的成效并不是很理想。一是培训频率较小。在教师问卷中,12%的教师认为学校是每周组织1次培训活动,8%的教师认为是每月组织1次,2%的教师认为是每3月组织1次,8%的教师认为是半年组织1次,68%的教师认为是不定期举行;在技能培训者问卷中,10%的人从未参加跟学习或与工作有关的技能,80%的人偶尔参加,只有10的人经常参加;在学生问卷中,47%的学生反映学校偶尔组织他们参课外集体活动,15%的学生反映学校从没组织他们参加课外集体活动,另外63%的学生反映学校有安排他们参加学习有关的电脑技能培训,但成效不大。二是培训成本分担不均。80%的教师认为在学校接受培训的成本是由自己负担,只有18%的教师认为是学校负担,1%的教师认为是自己和学校各出一部份,培训成本分担不合理将减少培训需求。三是培训内容偏于理论化。在教师问卷中,经常进行道德素质培训的占11%,教育基本理论培训的占28%,专业技能培训的占25%,学科知识培训的占20%,电脑技能培训的占11%,创新思维培训的占2%。四是培训形式具有局限性。在教师问卷中,教师平时参加的培训中,校内自发组织的培训占32%,地方教育主管培训占32%,高等学校培训占7%,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培训占17%,国家培训占11%,出国培训的机会几乎是零;在对技能培训者的问卷调研中,就地培训的占40%,外地培训的占30%,边干边学的占50%,学历教育的占40%,10%的人选择了其他。
保健投资是其他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根据调研得知人们主观上普遍明确保健投资的重要性。大部分人对保健投资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明白健康投资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身心健康,以后能更好地工作。但实际上人们保健投资的积极性不高。32%的家长认为他们从来没有进行生理方面的保健投资(如购买保险、检查身体),偶尔投资的占59%。技能培训者也反映只是偶尔进行投资。学生、家长和教师的保健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
根据进一步的调研得知人们的医疗保健投入处于一个低水平阶段。一个家庭平均一个人每年的医疗和医疗保险支出加起来大概在以下区间。58%的家庭平均一个人每年的医疗和医疗保险支出加起来大约在0-200元之间,23%的家庭大约在200-500元,12%的家庭大约在500-1000元,4%的家庭大约在1000元以上。
人口迁移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活动,不容忽视。根据调研得知当地人们的迁移意识普遍不强。据2010年延安统计年鉴得知,吴起县2010年迁入1345人,迁出1739人,可见当地的人口迁出比例不是很大。在调查群体中,高达95%的学生就读于本地,只有大约4.7%的学生来自外地;77%的教师就职于本地,23%的教师来自外地。在问及家长是否因工作、学习或生活进行过地域迁移时,统计显示没有进行过外地迁移的占87%,71%的家长反映更乐意在本地工作。
三、结论与政策展望
1. 当地对教育的投入较大,取得的成效也较大,但人力资本投资不均。学校教育可提升人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能为当地带来较高的投资收益,大部分人认为近年来当地政策使其收益最多的地方在12年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投入已基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根据调研得知高达56%的学生、41%的教师、71%的家长对当地学校的教育水平满意。满意的群体中以家长和学生为主,对教师来说变化不大,在师资投入中存在培训不足、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奖励机制不健全、福利待遇不理想、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2. 当地对职业技能培训投入较多,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但实际培训效果不理想。当地实施的免费职业教育和人人技能工程对于培训者来说,影响有大有小。据调研得知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学生对现在的工作特别是薪资待遇不满意;接受过驾驶培训的人员对现在的工作比较满意,因为接受过培训后,工作比较稳定,待遇也是没有培训的2倍,但是远远低于他们的薪资期望。总体上吴起县实施免费技能培训后,没有出现预期的农民工排队等培训的情况,反而出现培训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
3. 当地对医疗保健投入相对不足。家长一般都只参加了当地的合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学生除了随家里参加合作医疗保险外,在学校购买了人身保险和偶尔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咨询。相比之下,教师更为注重健康投资,因为教师更多的会定期检查身体,对其他保健投资却不多。
4. 当地对人力迁移工作认识不足。进行人力迁移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只是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没意识到人力迁移的重要性。大部分家长、学生、教师和受过技能培训者普遍反映更愿意待在本地工作、学习,即便有机会,也不大愿意外出(可能原因是他们的恋土情节比较严重)。
总之,从调研情况来看,受访者一致对吴起县的教育工作持肯定态度,并认为通过积极的教育工作,可以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最终促进当地经济效益的增长。作为资源主导型经济县域来说,继续做好教育工作的建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来做教育工作,基于激励理论视角妥善解决师资问题:加强培训管理、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健全奖励机制、改善福利待遇、完善保障机制。二是要抓执行力,要使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关键的决心在政府而不在基层。另外政府要继续积极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完善保健投资工作,做好劳动力迁移的指导工作,努力积累吴起县的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复明,景普秋.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6(6):78
资本投入 第5篇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Theodore Schultz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而人口质量很大程度由公众健康来决定的。Gary .s.Beckery也曾指出, 人力资本是通过诸如健康、教育, 培训等人力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劳动力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本保障, 医疗卫生服务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 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 它从量和质两个层面上影响了经济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高科技产品在经济领域内的应用, 现代社会对劳动投入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对有关劳动投入质量的考察, 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问题。以卢卡斯和罗默尔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 在数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 通过构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阐发人力资本理论, 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的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此, 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人们在实践中也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卫生支出的战略意义
(一) 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实际上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来间接提高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 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而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资本, 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为人类健康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获得经济的增长。
经济发展与卫生支出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公共卫生事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离不开公共卫生事业, 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不健全则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从而限制总需求的发展, 导致实际产出的下降, 降低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人越全面发展, 就越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 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有坚实的公共卫生基础。
(二) 国家提高低收入者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战略
低收入者由于收入低, 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很有限, 看病难、看病贵, 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窘况, 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一块心病。小病拖, 大病扛, 重病在家等更成为贫困群众生病后的真实写照。低收入者在医疗卫生方面得不到充分的救助。因此, 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对于他们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政府有义务提供特定类型的卫生服务, 改善卫生服务和卫生设施, 提高低收入者的素质, 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获得正外部性。
(三) 防范和治理公共风险
公共风险是能够产生群体性或社会性影响、又无法由社会个体承担的风险。在卫生领域大范围的疾病爆发, 如2003年的“非典”就是公共风险的爆发, 如果没有社会公共机构政府出面, 这种风险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公共财政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 公共危机来临时财政总是积极响应。政府是卫生领域财政活动、关系、结构和体系唯一和绝对主体。在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决定制度安排、政策框架和人们行动逻辑的背景下, “谁出钱”是最关键的, 现代政府的主体性主要是通过为卫生保健服务和医疗保障服务提供财政预算资金来体现的。
三、医疗卫生支出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现状分析
(一) 医疗卫生支出投入规模不足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规模:一是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它反映了一国一定时期内用于卫生医疗费用在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之间的分配关系;二是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三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绝对数逐年都有较快增长, 从2000年的4 586.6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1 343.2亿元, 但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较低水平。2009年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1%, 同期的美国达到了17. 60%。在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也有9. 5%,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 我国卫生总费用规模还太小。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后, 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相对来说增长速度缓慢, 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由此可见, 我国的医疗卫生投入仍然不足。
(二) 医疗卫生支出结构不合理
1、基于支出主体的财政卫生支出结构的分析。卫生总费用的支出包括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三个方面。《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显示, 从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来看, 1978年至1986年保持在30%-40%之间, 1987年的38%开始下降, 1994-2006年是历史低位, 只有15%-20%, 2007年反转上升从23%上升到30%, 见图1。
社会卫生医疗支出指政府支出外的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包括社会医疗保障支出、商业健康保险费、社会办医支出、社会捐赠援助、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从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重来看, 虽然我国社会卫生支出经过两次调整, 但目前社会医疗保障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基本处于35%左右。见图2.
个人现金医疗支出是指城乡居民在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的现金支付, 包括享受各种医疗保险制度的居民就医时自付的费用, 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反映城乡居民卫生医疗费用的负担程度。1978年至2001年我国个人医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20%持续上升至60%之多, 2002年后开始下降但仍维持较高的水平, 见图3。
基于上图分析可以看出, 在医疗卫生总支出的主体中, 自1978年开始, 社会和个人在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大体始终维持在70%左右, 社会和个人扮演卫生支出的主要角色。而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仅占35%左右, 并且在1988年至2010年之间,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度低于30%的水平, 但也可以看到从2006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逐年增加, 卫生支出结构有所改善。
2、基于支出对象的财政卫生支出结构的分析。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主要涉及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 而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地区与不同地区之间, 获得的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程度大小差异也很大, 因此地区及城乡所拥有政府卫生资源的比例, 是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分配结构研究的核心, 政府卫生支出分配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性与否是影响我国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直接原因, 但我国政府公共卫生资源的支出结构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城市与农村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
(1) 区域之间的支出结构分析
由于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依据2014年卫生统计年鉴中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 选取了卫生机构数、医院数和卫生人员数, 来衡量区域之间政府卫生支出的卫生资源的情况。如表2所示, 无论是卫生机构数、医院数还是卫生人员数等卫生资源的分配方面, 东部地区都有较为明显的绝对优势, 而中、西部地区所拥有的卫生资源则明显少于我国东部地区。这样一来, 由于区域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结构的不平衡, 区域间政府卫生支出的差异, 必然会带来不同区域间的人们所享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不均等。
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结构不仅包括卫生资源的配置, 还包括各区域之间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本部分从医院门诊服务和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的门诊服务两个方面, 来说明区域间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的差异性。根据表3中医院门诊服务情况数据, 在诊疗人次方面, 我国东部地区的诊疗人次分别是中部地区的2. 57倍和西部地区的2.63倍。并且在健康检查人数方面, 东部地区的健康检查人数分别是中部地区的2. 22倍、西部地区的2. 27倍, 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医院门诊服务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医院门诊服务。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服务数据, 也同样说明东部地区的卫生服务提供情况要好于中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区域间政府卫生支出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主要来自各级地方财政拨款, 中央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比例非常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区域间差距较大, 地方政府支出能力和财政支出重点不同, 导致不同区域间的政府卫生支出差距日渐增大。
(2)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支出结构分析
自2000年以来, 由于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在逐年增加, 与此同时, 人均卫生费用也在稳步上涨, 这种上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以及人们对健康卫生更高的需求都息息相关。然而, 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总量的不断上升, 往往会掩盖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内部不均衡。实际上, 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明显的城乡分化, 即使是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方面也不例外。表4将人均卫生费用分为城市人均卫生费用和农村人均卫生费用, 以此来分析医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特点。
根据表4不难发现, 近年来, 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都在逐年增加, 城乡居民的卫生状况趋好, 但城市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始终高于农村, 这种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异在绝对量上有扩大的趋势。若比较城市与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相对差距, 则变化幅度不大, 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一直保持在农村的3.5到4倍之间, 并且城乡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相对差距有渐缩的趋势。
(三) 卫生支出的内容——轻预防, 重治疗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投入较少, 总的来说, 政府“重治疗, 轻预防”的传统观念仍没有彻底转变。调查显示, 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事业支出的50% 以上, 中国仅占12%。投入不足是造成大量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 也影响到公共卫生职能的发挥。此外, 在该领域研究经费的使用方面, 目前科研经费主要以项目、课题的形式资助, 且科研项目大都是短期资助, 对高层次人才持续性资助较少, 不利于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
上世纪80 年代以后, 随着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公共卫生防御也从“重防御”转向“重医疗”, 从低成本转向高科技、高成本。虽然政府口头上强调的是预防第一, 但实际上城市的医疗才是第一位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医院的大型医疗仪器更新的很快, 医疗设备明显改善。但是, 对高科技的大量投资导致了卫生资源分配到其他方面的相应减少。事实上, 一些大城市的卫生资源占有量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展疾病预防、检测等所需资金总是很紧张。在中西部的广大农村, 很多防疫机构已经很多年没有更新过设备了, 甚至连工资发放都很难, 在这种条件下, 还何谈防御呢?据卫生部官员透露, 现在全国县级以下的公共卫生机构仍在较为正常运转的只有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一正在瓦解, 还有三分之一已经崩溃。可见, 我国卫生防御这张大网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四、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分析, 新医改应重视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不断优化卫生投入结构, 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投资责任和范围, 优化投入结构, 当前特别要重视通过逐步提高政府和社会投入比重, 扭转不合理的投入结构, 改善个人负担过重的状况。二是建立有效的公共财政体系, 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从而打破城乡二元公共卫生服务体制。三是组建医疗联合体和民族医疗联合体, 进一步巩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 加大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 鼓励和支持各类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慈善性捐赠和医疗救助活动。四是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加强预防医疗的公共医疗卫生投入, 引导居民合理有效地进行健康投资, 以降低居民疾病预防成本和提高私人健康投资收益。
摘要：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说明我国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卫生投入通过促进健康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来分析医疗卫生支出在人力资本方面投入的现状及问题, 从而提出基于改善民生健康福利与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双重目标要求, 新医改应重视卫生投入规模、结构的优化, 当前特别要减轻过重的个人医疗负担以及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卫生支出,战略意义,现状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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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 第6篇
() 心理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强调的是你学会了什么, 明确的是员工完成工作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社会资本强调的是你认识哪些人, 这些人在你的工作中能够为你提供哪些帮助;而心理资本强调的是你是谁, 以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关注的是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Luthans认为心理资本所包含的要素具体表现为: (1) 自我效能感 (自信) 。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 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而完成工作的可能性估计; (2) 希望。对目标锲而不舍, 并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3乐观。对现在和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 (4) 韧性。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 能够持之以恒, 迅速复原并超越, 以取得成功。
一、心理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意义
心理资本是员工高绩效和组织成功的必要保证, 仅仅靠集中和积累那些传统资源, 诸如先进的技术和专利、经济和财务资本, 尽管它们曾经被认为对组织成功而言非常重要, 现在已被证明不再是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好还是通过投资、经营、开发和管理心理资本获得。
1. 员工的希望、乐观和坚韧性三种积极心理状态对工作态度有显著影响。
其中, 希望对持续承诺有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效应为-0.21;乐观对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持续承诺和工作满意有间接影响, 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14、0.07、-0.07、0.16;坚韧性对持续承诺和工作满意有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29、0.28。
2. 员工的希望、乐观和坚韧性三种积极心理状态及心理资本, 都与他们的工作绩效显著正相关。
Luthans等人利用心理资本问卷, 得出的结论是:心理资本能解释的结果变化为20%, 心理资本和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5 (0.2的平方根) , 而通过短期的、微干预开发所导致的心理资本增加量为2%。心理资本的开发回报率超过了200%。
3. 心理资本对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的相关结果变量具有直接的增益作用, 其效应独立于其他变量。
大量研究表明, 心理资本是组织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 它可以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 使组织获得可持续发展。心理资本与个体心理和行为变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归结为心理资本的竞争, 谁能够持续获得、开发并有效利用员工的心理资本, 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 谁能赢得心理资本, 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
二、心理资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开发
1. 提升自我效能感/自信。
一项对114个类似研究进行分析的结果发现, 自信与工作绩效的相关度为38。这种对绩效行为的影响比许多已发现的能够主动提高绩效的指标诸如目标设计、行为矫正, 以及一些个体的优秀品质如责任心、工作满意等要大得多。
(1) “熟能生巧”, 成功能树立信心。效能是基于你对未来成功的可能性的评估, 积极的自我效能评价需要你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而成功的经验更能强化信心, 信心的提升又导致更高的绩效和成功。针对于此, 有必要刻意把员工放在成功可能性很大的情形中, 这样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体验成功, 从而增强信心。如可以把目标分解, 就能更频繁地体验“小成功”, 达到“熟能生巧”的效果。
(2) 同事导师, 通过模仿开发信心。在很多情境中, 体验成功的机会难以获得, 就可以通过模仿学习来观察他人的成功经历来增强信心。同事之间的背景、能力等相似点很多, 相互影响很大, 所以通过观察同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感受他们的成功, 即“如果他们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进而提升信心。所以, 倡导同事导师, 树立正确的榜样至关重要。
(3) 积极反馈, 通过赞扬提升员工的信心。人类本性中最深刻的渴求就是赞美, 每个人只要能被热情期待和肯定, 就能得到希望的效果, 如皮革马利翁效应。管理者应该把赏识当成工作中的一种需要, 因为赞美下属会使他们心情愉快, 工作更加积极, 用更好的工作成果来回报你, 这是一项没有成本的收益。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选拔的第一任总裁查尔斯·史考伯说:“我认为, 我那能够使员工鼓舞起来的能力, 是我所拥有的最大资产。”
2. 树立希望。
希望不仅是指个人对目标可能达到的决心, 还包括达成目标的方法、策略或能力, 即希望有两个组成部分:意志力和路径力。
(1) 确定有效的、富于挑战性的组织和个人目标, 并将其分解为容易管理和实现的阶段分目标。目标有效要求员工把目标内化为自己的目标, 对目标有较高的承诺就会产生较高的动机水平、努力程度、意志力和路径力;富于挑战的目标可激发一个人的兴奋程度和探索精神去面对一些令人畏惧的挑战;最后把目标分解, 分步前进, 由于能向较远的目标逐渐前进, 动因和途径就增强了, 从而为一个人成功地迎接挑战夯实了一个更具持续性的基础。
(2) 通过员工参与和授权提升希望实现的动力。充满希望的员工往往都是独立的思考着, 他们是内控的人, 需要高度自主权, 如果管得太死, 这些员工很容易被触怒、觉得沮丧。而获得高度参与和授权的员工会获得更多分析、思考问题的机会, 实现目标的资本随之增强。
(3) 形成多条可供选择的目标、持续达成的途径及与目标相对应的行动计划来提升“准备状态”。利用内心演练想象重要的即将发生的事件, 预料可能出现的障碍, 对意外情况进行假定分析, 探讨应对计划的选择, 从而增强处理的准备状态。在一个易变的不确定时代, 扩充选择的途径使工作更开放、更高效、更有保证。
3. 培养乐观。
通过增强员工乐观的解释风格或者改变其悲观的解释风格, 提升员工的乐观水平, 从而使员工更高效地工作。
(1) 营造乐观的工作氛围。环境是影响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工作中和谐、愉快的人际关系直接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在工作中, 上下级、员工之间的交流可以多用一些幽默诙谐的语言, 尽量创造愉悦和快乐的氛围, 让员工看到其他同事是怎样积极乐观的对待生活的, 让他人的这种乐观心态作为榜样,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培养员工乐观的心态。
(2) 倡导面对挫折的正确态度。人在一生中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遇到挫折不必抱怨, 因为它能给人以教益, 使犯错误者猛醒, 认识错误, 接受教训, 改弦更张;它能磨炼人的意志, 激励人奋发努力, 从逆境中奋起。要认识到挫折的两面性, 积极应对挫折, 把挫折当作增长自己人生经验, 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条件, 最终处世态度也会更加乐观。
(3)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为万物之灵, 这是因为人具有思维能力, 即人所独有的、极其复杂、丰富的主观内心世界, 而它的核心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一个人就能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持正确的认识, 能采取适当的态度和行为反应;就能使人站得高, 看得远, 做到冷静而稳妥地处理各种问题。作为一名员工,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则成为维护自我心理健康, 培养乐观心态的第一要义。要时刻用积极心理暗示自己, 用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困难;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 看待他人和自己, 培养坚韧的意志品质, 这从如果一个人期待的是积极的结果, 他将会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来努力, 他更能够顺利地实现成就目标的研究中得到应证。
4. 增强韧性。
开发韧性时, 管理者既要考虑资源又要考虑危害因素, 因为在韧性发挥作用的过程中, 心理资源和危害因素是以积累的、交互的方式一起发挥作用的, 因而对于工作场所中韧性的开发, 可以采取以下三者相结合的策略, 具体包括:
(1) 充分重视韧性资源。管理者要把工作重心放在提高那些知觉的或实际的韧性资源上。这些韧性资源包括:员工的认知能力、气质、积极的自我知觉、忠诚、积极的生活观念、情绪稳定性、自我调节、幽默感、洞察力、独立性、人际关系、主动性、创新性和品德等。不过, 管理者不仅仅要重视这些资源所包含的内容, 更要重视这些资源的水平。
(2) 塑造企业文化, 树立价值观。赋予事物意义的价值和信念, 在人们面对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严峻挑战时, 对保持韧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黄继光、董存瑞等革命先烈的事迹就是佐证。如果人们对某一理想、目标或使命有坚定的信念, 他们就会坚持不懈地去实现这一理想。
(3) 真实的领导可以增强下属的韧性。通过透明、公开的沟通渠道, 并鼓励下属提供真诚的反馈, 有助于领导了解自己、理解下属的心理资本的水平、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 这都可以减少未知的、突发的挑战所带来的危险及对韧性的负面影响。
资本投入 第7篇
(一) 财政性经费比重过高, 民间资本参与不足
从宏观角度来看,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性经费所占的比重过高, 高校的发展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 而企业和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却很少。 根据2012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披露的信息(如图1和图2 所示),中央部门和地方的高等院校获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分别达到66%和55%,所占比重明显过高;其次是事业收入,比重在30%上下; 社会捐集资和其他经费来源比重不到10%。 而早在二十年前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就已经低至37.4%。 两国对比后显示的差异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失衡问题。
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失衡的问题将给高校发展带来诸多隐患和问题。一方面,不利于高校的长远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为解决扩招面临的资金、 资源短缺问题也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因此必须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到高等教育中来,与市场接轨,着力提升高等院校的自主性, 使高等教育发展焕发新的活力。
(二)筹集民间资本意识不强
从1999 年我国高校大幅扩招起,高校投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原来依靠政府财政作为主要教育经费来源的格局被打破。 然而由于高校长期对国家财政经费依赖, 被动接受国家教育经费满足生存, 导致学校自行向外界寻求经费来源的积极性很低, 特别是获得国家拨款比较多的高校的管理者普遍缺乏吸收民间资本的意识。 不同于我国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 美国的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支持严重不足, 为此高校向外界拉拢聚集办学资金的意识很强。 2011 年美国《教育统计文摘》显示2009—2010 年度美国私立高校教育总经费中财政经费仅占比重14.9%, 主要依靠学杂费和教育活动、投资回报等途径。美国私立大学坚持“自力更生”原则,更多“靠自己”,将捐赠收入作为基金进行投资是学校创收的有力举措。 美国有很多知名高校可以称为“捐赠出来的大学”。因此,要改变我国高校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方式获得教育经费的现状, 就应该在基于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筹集民间资本的意识。
(三)不同高校间教育经费来源差异巨大
从微观角度来看,不同类型高校间接受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数额的差异也非常大。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院校的主体,作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生力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宏伟目标的实现。虽然地方高校在数量构成上有绝对优势,但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额上明显没有这样的优势,政府对于部属高校在资金上的投入远超对地方高校的投入,尤其是高水平大学获得中央专项资金额度都上亿元。不仅如此,这些知名高校由于顶着名校的光环,社会上的企业或私人都乐意捐赠投资。最新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中,得到捐赠收入数额排前三位的大学依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其获得的捐赠收入占全部总收入的比重较高,呈现出“扶强”而非“济弱”的特点。这种由高校地位差异造成的投入差异也无疑不利于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高质量化。
二、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一)民间资本总量庞大
从概念上来看, 民间资本是指国内全部非国有投资资本和非外商投资资本,作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它具体包含民营企业以及家庭的金融资产。上世纪90 年代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大量国民收入流入到个人手中。 中国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发展很快,具有强大的潜力。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不断提高。2012 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突破18万亿元,人均超过1 万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储蓄率为52%,大量家庭资本沉积在银行处于闲置状态,没有转化为社会资本。从我国民营企业和家庭居民储蓄两个方面可见我国民间资本蕴含的能力, 我们应充分认识并有效利用这一巨大的社会资源。 目前总量庞大的民间资本也在努力寻求出路和投资渠道, 外界缺乏对民间资本的引导, 才出现盲目投资房地产领域等现象, 大量资本甚至流入国外寻求海外投资, 而高等教育与民间资本对接的渠道还不完善。 民间资本具有强劲的寻利性, 要对它加以引导找准投资方向, 促成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这一投资领域。
(二)国家政策对民间资本的引导
国务院在2010 年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 支持民间资本兴办高等学校,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落实对民办学校的人才鼓励政策和公共财政资助政策, 加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金融、产权和社保等政策。2002年我国通过了第一部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民办教育促进法》,目的在于用法律维护和保障民办高校和受教育者的权益,促进民办教育大力发展。 《民办教育促进法》 首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办高校开始具有更多自主权, 该法也宣告了民办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补充, 政府应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投资高等教育事业的回报问题也给予了解答,允许投资者有合理回报。上述的法规和条例对民间资本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有助于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结构。
(三)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无限需求
高等教育具有培养人才、 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项职能。 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实现自身价值, 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高等教育又具有自身的稀缺性和有限性, 考生必须通过参加高考这一选拔途径获得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统计显示,截至2009 年底全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9.9%;2011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 16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而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战略目标,2020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达到40%。 从26.9%发展到40%,可见需求巨大。
人们对高等教育机会有着强劲的需求, 而对高等教育质量也有很高的期望。 高校扩招后教育资源增长幅度跟不上生源规模的扩大速度, 引起现阶段教育质量下降、 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如教师资源、校舍和图书馆资源等软硬件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总体资源短缺。因此,吸收民间资本提高教育质量,是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优良路径,符合时代需求。
(四)国外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也是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体系上分为三级,分别为联邦级、州级和地方级,其中州政府拥有最高权限,可以对本州高等教育进行独立管理, 正因为如此,州与州之间的财政体系有较大差异。美国联邦政府发挥有限作用,更多是自己开拓多元渠道,三级政府财政投入外还有销售服务收入、学杂费收入和其他收入。 公立学校学费比较高,政府积极鼓励大学生通过贷款上学。此外,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日益成为美国高校缓解经费压力的有效手段。 英国政府通过独立的基金委员会向高校拨款,这些高等教育基金会拥有向高校分配经费的权力。 基金会对大学的经费运用情况将进行考察并评估运用绩效。 近年来英国逐步提高个人负担比例,随之相配套的是贷款优惠计划。 与美国相似的是,英国目前也扩大了外国留学生的规模,通过教育产业化创收。
三、促进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的对策
(一)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对投资者的回报
具有科研实力的高校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科技资源, 能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在科技转化过程中却缺少相应充足的经费。 目前高等院校办学经费相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低,靠学校有限的资金难以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为此应积极促进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 加快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强大的经济效益。高校科研人员只有和社会优势资源相结合,尤其是和企业家资源相结合, 才能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互联网加速了两者之间关联的建立, 作为企业应积极主动和具有先进科研实力的高校建立密切合作。 海尔集团的全球研发资源整合平台便是很好的例子, 该平台整合了全球知名高校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只要海尔将研发需求放到平台上,就能第一时间联系到研发资源。 掌握技术的高校也应主动推进企业化运作,将技术推向市场,培养“专业技术经纪人”对接高校和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
(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投资基金和基金会
在国外, 大学基金会可以衡量和评估大学声誉和办学质量。 受到国外大学基金会的鼓舞和示范, 我国一批知名高校也纷纷积极地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如浙大、清华的基金会等。 而更多的普通高校在这方面还做得不足,应支持更多高校设立教育基金会。 与此同时, 作为学校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的一种合法渠道, 也要注意对筹集的资金进行投资, 国内各高校普遍对基金运作不够重视, 采用单一的投资方式, 高校应进一步重视高校基金会的工作, 加以运作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提升收益。
大学基金会是社会群众对高校教育事业的无偿捐助, 而投资基金则可以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有效手段。 学校可以通过购买股票等形式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通过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投资管理,基金由此可以创造出更大的收益。 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事业也可以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吸收民间资本投入到高等教育投资基金中来。我国民间资本总量庞大,只要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 高校教育投资基金将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为高校建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三)发行教育彩票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85年便开始发行教育彩票, 目前已形成一套完善和成熟的机制。 教育彩票每年为该州公立教育事业贡献了超过法定指标的收入。目前,我国发行的彩票主要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它们为中国的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借助于这两者发行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外教育彩票的成功事例, 教育彩票的发行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中, 有关于发行教育彩票的提案, 提议国家通过彩票开采社会资源,填补对非义务教育拨款不足,提议也指出现在发行教育彩票的时机已经成熟。 由国家统计局对北上广的居民关于彩票的调查显示, 在购买彩票时高达45.6%的居民不会顾虑彩票的发行名义,有将近10%的居民愿意尝试购买这种彩票。 教育彩票在扣除返还后所能筹集到的资金, 将可以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同时,也应注意在法律法规上做出跟进,加强对教育彩票的监督管理, 使其充分透明化、规范化合理运作起来。鉴于教育彩票对我国还是新的尝试, 笔者认为应在东部沿海发达的城市首先进行试点运作,若取得很好的效果,在获得比较成功的经验后可逐渐推广开来,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四)完善教育领域捐助制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教育领域捐助在捐助规模上存在很大差距, 这也反映了我国教育领域捐助制度相当不完善。 从数据来看, 根据2011 年全国教育经费情况统计,全国教育经费中捐赠收入占比为1.74%,远低于欧美等国捐赠水平。 尽快建立鼓励社会捐赠的机制,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目前我国教育捐助领域还存在很大问题,首先,体现在我国大部分高校与外界联系被动。其次,捐赠工作不够规范, 高校在接受捐赠后缺乏信息披露, 令捐赠者感觉捐的不明不白。 再次,对于收到的捐赠物资或经费,缺乏有效的运作和管理。 为此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捐助管理架构, 形成专业化、规范化、透明度高的运行机制。 在美国教育领域捐助的形式非常多样,捐助往往能使捐助者获得良好的声誉, 如将捐赠动产和物资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 这种双赢的策略将能充分调动捐赠者捐赠积极性。 而我国目前通常采用无偿捐助方式, 对此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经验, 尽快出台教育领域的捐赠法规, 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在制度上对捐赠者的权利和权益加以说明和保护, 给予捐助者资产命名权、使用情况知情权等,民间投资者还应享受到所得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四、结论
积极吸纳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是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的一条关键和必然出路。 充分调动起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 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满足办学资金需求, 为高校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资金环境。因此,需要加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在政策层面给予民间资本正确而有力的引导,大力推动民间资本和高等教育的结合,多元化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才能有效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强劲的这对矛盾,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未来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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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 第8篇
2000年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2009年达到5802.1亿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也已跻身研发经费投入大国之列。2007年开始,我国新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投入的会计处理规定不再是采用全部费用化,而是借鉴了第9号国际会计准则(IAS9——研究和开发活动),对研究开发费用要求采用了有条件的资本化处理方法。国外相关文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R&D投入进行适当资本化及摊销的会计处理方法。然而很明显,这些无形资产的资本化处理增加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Lev and Zarowin,1999),将允许管理层运用判断确定R&D的资本化金额及摊销期,这也给带有机会主义的经理蓄意美化、扭曲财务报告结果提供了额外的机会(Jeff P.Boone and k.k.Raman,2001)。具体而言,管理层对R&D的资本化和费用化选择行为是否是为进行利润平滑和避免亏损服务,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选取2007年至2009年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考察现行的研发费用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的避免亏损、平滑利润动机。
二、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美国FASB于1974年出台的第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N0.2),在其第12段中明确要求R&D支出发生时在公众公司财务报告中立即完全费用化处理。由于R&D支出与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几乎不能证实,而且收益期几法确定所以FASB认为系统和合理的分配原则无法把R&D成本作为费用处理;同时采用有选择的资本化,由于条件机制需要大量的判断,将失去客观性和可比性。因此,近30多年来,在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及新兴科技行业(例如软件、生物科技和通信业)的出现都见证了R&D投入史无前例的增加。然而在美国,基于R&D成本与具体的未来收入之间的直接关系通常还没有得到证实,R&D支出要求全部费用化仍然生效。而在英国,ASC于1977年12月发布了第13号标准会计实务公告《SSAP13——研究和开发会计》,该准则后来在1989年1月、1997年11月和1998年12月作了修订。SSAP13的第23至第25段作出规范,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未来经济利益不能充分识别,不能作为资产,应在发生时冲销。开发支出如果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可以资本化并在他们可以合理确定的重置期间内摊销。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AASB)制定的AASB1011,该项准则的第30至第33段规定:R&D必须在发生时费用化,除非他们达到了一定递延标准,R&D成本及相关的其他未摊销成本,如果能够合理估计未来能够收回,就应在将来的财务年度内摊销。于1995年开始生效的国际会计准则第9号———研究和开发费用(IAS9)在第15段至16段对R&D费用的处理作出明确规范,其处理基本上与英国准则一致。
我国于2007年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对R&D投入的处理采用有条件的资本化处理。具体而言,首先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5个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这一准则的修订和颁布实施,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提供了前提和现实条件。
(二)文献回顾
有关R&D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例如,组织行为学)是很广泛的,并且正在增加,这也主要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理论的创新而推动的。与之相反,这个重要问题在会计界中却是很少被研究。Hirschey和Weygandt(1985)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投入的R&D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有正向的效应。Woolridge(1988)和Chan et al(1990)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去估计R&D相关性。他们采用事项法,证实了投资者对企业宣告R&D的正向反应,即使是收益下降时也是如此。类似的证据来源于分析者的预测风险,是Bublitz and Ettredge(1989)提供的证据。还有几个研究主要是评估SFAS No.2的经济后果。尽管某些研究者发现了小企业在SFAS No.2实施后R&D投入强度下降了(例如Horwitz and Kolodny,1981;Wasley and Linsmeier,1992),但Elliott et al.(1984)没有发现管理层对R&D投入决策有明显的变化。Chan et al.(1999)研究证据表明,限定其他条件,R&D投入强度与股票回报波动性(volatility)成正向关系。Lev and Sougiannis(1996)与上面的研究不同,不使用R&D投入作为替代变量,例如R&D与销售额的比率。他们对R&D全部费用化的企业进行估计R&D资本化额,并调整报告收益。其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调整的价值与股票价格和报酬显著相关,表明对投资者而言,这里的R&D资本化过程是价值相关的。Jeff P.Boone and k.k.Raman(2001)采用市场微观结构法检验了与表外(未记录的)R&D资产有关的信息不对称效应。整体上,他们的证据表明了当前的R&D会计处理(完全费用化)的潜在危害(因为导致了较低的市场流动性)。Lev and Zarowin(1999)研究表明R&D支出的资本化及摊销将可以让管理层更好地向投资者传达当前业绩,通过应计制的选择(如摊销期)可以揭示企业前景的内部信息。然而,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通常涉及到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适当权衡。很明显,这些无形资产的资本化处理增加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Lev and Zarowin,1999),将允许管理层运用判断确定R&D的资本化金额及摊销期,这也给带有机会主义的经理蓄意美化、扭曲财务报告结果提供了额外的机会(Jeff P.Boone and k.k.Raman,2001)。具体而言,管理层对R&D的资本化和费用化选择是否是为进行利润平滑和避免亏损服务,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国内与R&D相关的实证文章主要是投入与高管任期(刘运国、刘雯,2007)、绩效关系(程华、赵祥,2008)及公司价值关系(罗婷、朱青和李丹,2009)。在国内有关R&D费用化和资本化选择的实证文章却为鲜见。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由上文知,R&D资本化将允许管理层运用判断确定R&D的资本化金额及摊销期,这也给带有机会主义的经理蓄意美化、扭曲财务报告结果提供了额外机会(Jeff P.Boone and k.k.Raman,2001)。因此,对于处于亏损边缘的企业,为了避免出现亏损的财务报告,管理层可能会利用会计准则提供的选择空间,尽力减少当期发生的费用以提高当期的利润业绩,据此,提出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接近亏损的微利公司,越倾向于把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
另一方面,对于连续高盈利的企业,管理层可能会处于减少税收负担、减轻未来期间保持业绩压力等目的而蓄意增加当期发生的费用,以减少财务报告中本期的利润,所以提出假设:
H2:限定其他条件,连续高盈利的公司,越倾向于费用化处理,即与研发费用的净资本化额(本年资本本化额-本年费用化额)比率成负向关系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为了解释接近亏损的微利公司,是否显著地存在为了避免亏损而进行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动机,本文参考了Barry D.Baysinger等(1991)和刘运国等(2007)的模型,构建模型(1)如下:R&D=α0+α1SMOOTHING+α2AVOID-LOSS+α3OWN-ERSHIP+α4INSIDER+α5UNIFICATION+α6LEVERAGE+α7ASSET+α8GROWTH+α9ROA+ε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R&D)是企业每年研发费用的资本化部分占该企业本期净利润的比率,若为负值,表明该企业该年度为亏损。解释变量(AVOID-LOSS)是避免亏损变量,为虚拟变量,若本年净资产收益率(ROE)大于0而小于0.02时,取1,否则取0。若回归结果显示AVOID-LOSS的系数2显著为正,表示在对其净资产收益率(ROE)大于0而小于0.02的微利企业同其他企业相比,越倾向于R&D的资本化处理,这样可以提高当年的账面利润,从而支持了假设H1。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定义及取值见表(1)。为了解释连续高盈利企业是否越倾向于费用化,本文构建模型(2)如下:NETR&D=β0+β1SMOOTHING+β2AVOID-LOSS+β3OWNERSHIP+β4INSIDER+β5UNIFICATION+β6LEVERAGE+β7ASSET+β8GROWTH+β9ROA+准
与模型(1)的主要差别是被解释变量(NET R&D)的定义,它表示企业本期研发费用的净资本化额与期末资产的比率,净资本化额等于企业本年R&D资本本化额减去本年R&D费用化额。不直接用本年R&D费用化金额而用R&D净资本化额,这是因为还要剔除本期R&D资本化额后,才能度量出净费用化。不用与净利润的比重而是用期末总资产,这是因为净资本化可能为正数也可能为负数,而净利润也可能为正数也可能为负数,最后比值符号的含义难以界定。解释变量是利润平滑变量(SMOOTHING),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前两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平均值高于0.15时,取值为1,否则为0。若回归结果SMOOTHING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连续高盈利的企业与研发费用净资本化额(本年资本化额-本年费用化额)比重成负向关系,即连续高盈利企业越倾向于费用化处理,从而支持了假设H2。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09年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逐一翻阅上市公司年报,筛选出了研究开发投入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均披露了的上市公司样本,最后又删除了其他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本文得到362个观测值。其中,2007年至2009年的观测值分别为88个、126个、148个。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开发费用是指广义的研究开发费用,不仅包括研发投入,而且包括技术开发费、新产品开发费、研究发展费等;从财务报表中找出具体的研发费用投入额,并且参考了罗婷、朱青和李丹(2009)的研究,对于按照收付实现制披露的研发投入金额进行了如下调整:研究开发投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R&D支出+“预提费用”中R&D支出(期末-期初)+“长期待摊费用”中R&D支出(期初-期末)+“待摊费用”中R&D支出(期初-期末)。在区分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部分时,其主要信息是依据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开发支出部分关于资本化(转增无形资产或计入开发支出)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的说明,或者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具体描述。有关股权结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
注:*代表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1%水平显著(双尾)。
注:*代表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1%水平显著(双尾)。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会计准则首次执行R&D有条件的资本化后,企业研发费用资本化占净利润比重的均值较高,而且各企业间变动幅度也比较大。到2008年和2009年比重逐年下降,最大值也是逐年减小,各企业间的变动幅度也逐年减小。从表(3)可以看出,每年的研发费用净资本化占资产总额比重的均值为负数,表明总体上企业的费用化金额比资本化金额大,这也与现实相一致,因为要资本化毕竟是要符合一定限制条件的,而且每年的费用化比重逐年增加。
(二)回归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会计准则从2007年开始对R&D执行有条件的资本化后,三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利用上文两个构建的两个模型(1)和(2),进行OLS回归后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1)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避免亏损变量(AVOID-LOSS)的系数每年及三年整体样本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H1,即对于处于亏损边缘的微利企业,为了避免出现亏损的财务报告,管理层可能会利用会计准则提供R&D费用化和资本化的的选择空间,尽力减少当期发生的费用以提高当期的利润业绩。(2)模型(2)中,平滑利润变量(SMOOTHING)的系数2007年和2008年及三年整体样本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H2,即连续高盈利的公司,与研发费用的净资本化额(本年资本化额-本年费用化额)比重成负向关系,越倾向于费用化处理。2009年的系数为负,符号符合预期,但不显著,弱支持了假设H2。本文认为,由于2009年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很多企业业绩不佳、甚至亏损,这时处于连续高盈利企业可能为了独树一帜地凸显其业绩和实力,而继续保持2009年的高盈利水平,所以没有显著的R&D费用化倾向。(3)模型(1)平滑利润变量(SMOOTHING)的系数为均为负数,但不显著,说明连续高盈利企业与资本化比率成反向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假设H2基本一致;模型(2)中避免亏损变量(AVOID-LOSS)的系数均为正数,但不显著,表明处于亏损边缘的微利企业与净资本化比重成正相关,这也与假设H1基本一致。(4)控制变量的解释。模型(2)中,两值合一变量(UNIFICATION)的系数在三年均为负数,且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总经理和董事长两值合一的企业越倾向于R&D费用化处理;此外,模型(2)中ROA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ROA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R&D的费用化处理。模型(1)和(2)中资产负债率变量(LEVERAGE)的系数每年均为正数,且在2007年模型(1)中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偏好于R&D资本化处理。股权集中度(OWNERSHIP)、执行董事比重(INSIDER)、企业规模(ASSET)和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等控制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将利润平滑变量(SMOOTHING)的取值修改为:为虚拟变量,当前两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平均值高于0.14(开始设定为0.15)时,取值为1,否则为0。修改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不变,2009年利润平滑变量(SMOOTHING)的系数仍然不显著。(2)将避免亏损变量(AVOID-LOSS)的取值修改为:若本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大于0而小于0.03(开始设定为0.02)时,取1,否则取0。修改后避免亏损变量(AVOID-LOSS)回归结果基本不变,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股权集中度(OWNERSHIP),这里采用公司前3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改为前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后,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不变。上述稳健性测试的结果表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考察了现行研发费用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的避免亏损、平滑利润动机。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接近亏损的微利公司,越倾向于把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以提高当期利润来粉饰财务报告,即存在避免亏损动机;(2)连续高盈利的公司越倾向于R&D的费用化处理,以降低当期利润,即存在平滑利润动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则制定机构对符合R&D的资本化条件应该更加明细,尽量减少主观判断的机会。虽然现行准则对R&D资本化规定了5个条件,但是要判断是否满足条件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2)对于已经资本化的R&D摊销期的确定亦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摊销期的估计不同直接影响本期利润。因此会计准则需要对资本化的R&D摊销期(即使用寿命)作出一个较为具体的规范;(3)提高外部审计对R&D投入的审计质量,若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对当期利润影响程度较大,可以考虑要求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具体影响程度或在审计报告中予以说明,以引起投资者的特别关注和分析。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对R&D处理的会计选择存在避免亏损和平滑利润动机,一定程度也支持了美国SFAS No.2的完全费用化规定,但是采用有条件的资本化方法是否会提高企业财务报告使用者决策的信息有用性及与企业的股票未来价格和收益的相关性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摘要：本文以深沪市2007年至2009年披露了研究开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现行研发投入会计处理方法选择的避免亏损、平滑利润动机。结果发现:接近亏损的微利公司,越倾向于把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以提高当期利润来粉饰财务报告,即存在避免亏损动机;连续高盈利的公司越倾向于R&D的费用化处理,以降低当期利润,即存在平滑利润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