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论文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精选12篇）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 第1篇

1.1《中国文学》杂志的创办。《中国文学》杂志创办于1951年, 是20世纪后半叶我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为我国文学对外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我国文学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在1981年, 《中国文学》杂志推出了熊猫丛书, 是我国对外文学的典范与标志, 将我国的著名文学作品与文学作者都包含在内, 使我国文学在国际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2001年, 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 导致《中国文学》杂志停刊倒闭, 熊猫系列丛书也因此中断, 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遗憾。

1.2《中国文学》杂志的宗旨与理念。《中国文学》杂志由叶君健先生主持创办, 在创刊之时, 定下了《中国文学》杂志的宗旨, 即让外国学者了解我国文学, 知晓我国文学界的动态。当时杂志社只有三名翻译作家, 但是他们通过不知疲倦的工作与精神, 为中国文学的翻译做出贡献。

2、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阻碍与困难。

2.1在当今中国缺少专业素质过硬的翻译人才。现如今从事中国文学对外翻译行业的人员有很多, 这是我国翻译业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在翻译员群体中, 翻译员是通过专业的外语院校学习毕业的, 专业知识充足, 而对于这些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 文学翻译不是一个好的就业方向, 这样的就出现了专业的翻译人才并没从事文学翻译的现象, 直接导致在录用中国文学翻译员的过程中, 选择的并不是专业知识过硬的翻译人才, 这样不但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进度, 而且影响了翻译工作的效率与水平。在《中国文学》杂志翻译的年代, 只有三名翻译员工作, 但是工作效率与工作水平是相当的高, 与当今的中国文学翻译员情况对比, 结果值得深思。

2.2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认识不够深刻。中国文学的走出去, 是真正的让中国文学面对世界, 走向世界, 将中国文学的内涵展示给世界, 而不是在这上面做“面子工程”, 徒有虚表。在《中国文学》杂志年代的熊猫丛书, 是真正将当代优秀作家与优秀文学作品推广到世界的著作, 奠定了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学界中的地位, 但是在当今中国,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义被曲解成, 将中国文学刊物发表到世界, 这是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做法, 需要全面进行反思。

2.3缺少宣传推广中国文学的载体。在2001年后, 《中国文学》杂志停刊, 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 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推广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上, 减少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与载体。当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寻找与开发将中国文学向外推广的载体或模式, 而不是继续减少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杂志社。

3、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法与手段。

3.1明确中国文学向外推广的目的与方式。在中国文学对外推广的过程中, 要注意中国文学的优势与长处。中国是文学大国, 五千年文学沉淀雄厚, 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方式来对外进行中国文学的推广, 将富含人生哲理的中国古典文学对外推广, 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条可行之路。将近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推广也是一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式, 对我国内部的文学发展也能起到激励的作用。

3.2要加大力度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文学翻译人才。中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是必须要明确培养目标。长期以来, 受到我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制约, 我国的文学翻译专业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偏少, 对翻译的理论却钻研很深, 影响了翻译人员的实践。因此, 明确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坚持应用能力优先原则, 重视文学翻译人员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翻译与翻译测试, 着实提高翻译人员的翻译能力。其次要坚持兴趣培养原则, 要注重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文学翻译的兴趣与爱好, 带动学生终身翻译的决心与目标。

3.3要与经济发展积极结合起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 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文化与思想的同步发展, 在对外经济中, 可以引入中国文学的推广, 将中国经济与中国文学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做到同步有机的发展, 是现如今中国文学走出去最有力的一种方法, 在国际经济网络的协助下, 将中国文学与国际文学网络相接轨。

4、结束语: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是必需的发展道路, 面向国际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中国文学》杂志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先行者与奠基石, 虽然已经停刊多年, 但是对于我国文学学者们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 我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 《中国文学》杂志发展历程与作品贡献仍是中国文学界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料, 注重对《中国文学》杂志的分析, 应对当今国际文学界的发展趋势与现状, 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巨大的贡献。

摘要：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学大国,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中国文学不该再闭关自守, 那中国文学应该何去何从?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是文学界的发展趋势, 《中国文学》杂志作为我国文学走出去的先驱与向导, 虽然已经停刊, 但是对于我国文学界的作用仍存在着, 为我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经验, 我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充分学习《中国文学》杂志的经验与精神, 为我国文学发展做出贡献。本文通过阐述《中国文学》杂志的发展历程与办刊经验, 结合当前国际的文学形势, 谈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策略与方法。

关键词：《中国文学》杂志,中国文学走出去,方法与经验

参考文献

[1]韩子满.文化失衡与文学翻译[A].严辰松主编.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C].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2005

[2]刘宓庆.中国翻译界要树立文化战略观[A].刘宓庆翻译散论[C].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3]王岳川.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J].中国美术馆, 2006, (2) :86.

中国十大古典文学名著 第2篇

1.《红楼梦》

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曹雪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

2.《东周列国志》

以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

3.《三国演义》

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大概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几百个人物形象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4.《三言》

明代冯梦龙纂辑的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三言”为通俗世情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从单纯的伦理说教或色情描写中走出，成为一部儒雅与情俗，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合的杰作，在中国小说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5.《水浒传》

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是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流传。

6.《二拍》

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与“三言”合称“三言二拍”。它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中国十七世纪正在崛起的城市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与思想情感，从中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

7.《西游记》

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

8.《聊斋志异》

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

9.《封神演义》

全《封神演义》书内容以篇幅巨大、幻想之奇特而闻名于世。《封神演义》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世界观（道教和神仙思想，佛教，等深深地互相缠绕了的中国独特的宇宙印象）。

10.《官场现形记》

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分析 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分析

引言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希望通过悲剧精神来展现人类生存的苦难，进而给读者展现一种积极面对的人生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剧情的苦难，是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主题，是对社会、自然和抗争过程中的直接放映。在文学作品中，悲剧往往是体现生活的失败、不幸、死亡、毁灭和痛苦等来体现，让人们正确认识到种种困难，并且鼓励人们去面对并战胜这些悲剧。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存在相当部分的作品存在比较明显的悲剧情节，并且通过这些悲剧情节帮助人们建立摆脱困难的信心。

1.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情主义

笔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悲情主义的代表作为《楚辞》和《诗经》[1]。这两部古典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始祖。《诗经》的表达方式普遍为四言诗，利用这种表达方式描绘出一个个令人感伤的故事。《诗经》中记录了许多老百姓抗争封建制度的悲情故事，例如“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通过这些经典语句让我们深刻了解人生中的不如意，并且嫩巩固直接的感受到作者的郁闷、低落的悲情情境；屈原通过《楚辞》给我们展现了忧国忧民、千里马难遇伯乐的心境，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非常经典的悲剧情节。在我们阅读《楚辞》时，往往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怀才不遇的郁闷，也或多或少间接的给予我们正面的影响。

《红楼梦》是非常著名的悲剧情感的文学作品之一，也是悲剧题材的典型作品[2]。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寄人篱下，再加上自身的总是误解别人的意图，成为读者公认的悲情角色。贾宝玉以一个叛逆的形象，但是深受着林黛玉，但是却久久得不到真爱，因为种种的阻碍，最终的结果也成为一个悲剧情节。薛宝钗虽然也爱着贾宝玉，但是这份爱中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最终薛宝钗千方百计所追求的爱情也扑空。《红楼梦》所处的封建时代，也是这个悲情故事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社会，宝钗和宝玉的故事能够被世人所认同，但是林黛玉的爱情却只能以悲剧收场。

2.中国古典文学悲剧精神的价值

我国古代的文人往往因传统的思想所影响，例如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等[3]。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在悲剧情节当中展现出乐观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往往都具备一定的隐性特征，这也是根深于读者的心中，隐于读者的骨髓中。在文学作品中，悲剧往往是体现生活的失败、不幸、死亡、毁灭和痛苦等来体现。在遇到非人的对待、巨大的压迫和残忍的剥削时，这种隐藏的悲剧精神便会突显而来，让人们因为悲情情感失去坚持的动力。对于古典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往往通过文字，让人们正确认识到种种困难，并且鼓励人们去面对并战胜这些悲剧，将故事和画面神东的描绘在读者心中，让读者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故事和背景。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情节往往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对人生的巨大抨击，一个是国家的灭亡。在国家灭亡之时，文学作品通过这样的悲剧情节，将人为了生存所坚持的理由给抹灭了。

我国的古代的历史中，遭受了许多的外族侵略，文学作者通过这些外族入侵，表达出对国家的热爱和反抗精神，并将这些情感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融入到字字句句中。国家亡了，宗族便也保不了了，宗族的血脉便会受到极大的迫害，这也便是我国古代亡国时的悲剧情节。许多的爱国情感比较作者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心中便会出现气愤的情绪，这种情绪只能够通过诗句、文字才能够得到宣泄和抒发。当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相连接时，并且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时，文学作者便会将这种不平、仇恨和怨忿的情绪写做成一种悲剧。读者在阅读这类文学作品会，会因为悲愤和仇恨，更加努力的工作或完善自己，这也是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中古古典文学能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义，能够反映目前社会中的实际情况，让人们反思或思考目前所生存的状态。例如《红楼梦》，从这篇文学作品被群众所知之后，许多的学者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发掘其内在的社会意义。这篇文学作品中，直接的给读者展现封建社会中束缚思想、压抑人性的社会面，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这种古典文学作品，了解其内在的悲剧故事，然后根据这种悲剧故事分析自身的情况，分析目前生活当中的美好和善恶。通过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让国人更加的艰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轮回，通过这种精神来约束自身，控制自身的精神。

3.总结

综上所述，悲剧精神是我们遭遇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所展现出来的高尚精神态度，这也是具备情节的存在意义。古典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悲剧情节建立悲剧主人公的形象， 并且赞美悲剧主人公所追求精神要求，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坚强斗争精神，让读者解释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帮助读者引导出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悲剧能够给予读者提供人生的责任感和乐观向上精神，拒绝麻木、享乐的盲目乐观主义，认清并反思自身。在当前从上乐观的社会中，应当多提倡这类悲剧文学作品，利用悲剧情节帮助读者弥补心理缺陷。

【参考文献】

[1]胡晓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J].长江大学学报，2015，10（5）：10-12.

[2]焦鑫.中国古典文学女性婚恋悲剧探讨[J].文学教育，2013，1（4）：1-2.

浅论《周易》与中国古典文学 第4篇

理、象、数是《周易》的核心思想, 其中观象是其重要内容。《易传系辞》:“是故《易》者, 象也。象也者, 像也。”《周易》中关于象有两个核心观点: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王国维把文学分为两大类型:现实派、理想派。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反映了各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文学而言, 这二者合一说是中国古代现实型文学, 而立象尽意则衍化出理想型文学。

《周易》中的“象”是对自然界、对生活的模仿。可以说, 象是对万物具体形态的建议改装, 而此改装毫不影响万物的本质, 这就是所谓的“观物取象”。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观物取象是现实型文学的类比源, 现实型文学是观物取象在文学中运用类比得出的一个成果。观物取象体现的是一个由物到象的过程。现实型文学体现的是一个由自然到文本呈现的过程。两者关注的中心都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 (自然界、社会生活等) , 并且他们都是对这个共同的注意中心的一种写实, 一种再现, 一种逼真的呈现与反映。

立象尽意亦是《周易》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易传系辞》中说:“圣人立象以尽意。” 立象, 是为了尽意;尽意, 是立象的归宿点。文学中有一类作品, 它侧重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主观理想, 它的特征是表现性和虚幻性。如《西游记》、《桃花源记》, 它们表现的是作者对世界的一种认知与理解或者说是理想与愿望。由此可见, 立象尽意与理想型文学有着多么高的相似度, 可以说, 立象尽意与理想型文学都是对象 (万物之象、心中之象) 的一种理解、深化与升华, 而在这种对象的诠释中, 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在文学中衍化出了理想型文学。

《周易》中的“易”, 本身就有“变易、变通”之意。《周易》的这种通变的思想, 它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通变, 对中国文学来说尤其表现在文体与文学风格的变易, 即文体之变与文风之变。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 汉之赋, 六代之骈语,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体或文风与时代 (朝代) 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奇特现象呢?我认为《周易》中的穷则思变的思想, 或者说通变的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歌, 源远流长, 迄于《诗经》, 至唐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唐人将诗发展到了写穷、写尽的极致, 这是文学之幸, 亦是文学之悲, 因为它给后世诗歌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时, 文体革新的呼唤便逐渐兴起了。宋人开始了文体的嬗变。宋人另辟蹊径, 在一种轻灵活泼的新诗体——词的广阔天地中驰骋他们的天才。这种由诗而词的文体嬗变,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变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

通变思想对诗歌风格的转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子昂精通《周易》, 面对齐梁以来柔靡、毫无一丝生气的文风, 提出了“风骨说”, 倡导魏晋风骨, 一扫六朝之纤弱, 这种改变, 不可谓不是通变思想在文风方面影响的体现。及至近代之新文化运动, 亦是《周易》通变思想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不再赘述。

阴阳观念始终贯穿《周易》之中, 《周易》讲求“阴阳调和, 刚柔相济”, 而这种观念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观, 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文论观。将阴柔与阳刚的文风结合, 形成一种阴阳调和、刚柔相济的文风, 这样而达到的“文质彬彬, 尽善尽美”的气质才契合中国人的审美观, 这样的文学才是优秀的文学, 这明显受到“阴阳刚柔”思想的影响。而到了清代, 桐城派的姚鼐更是直接提出了“阳刚阴柔说”。 姚鼐将文章风格分为两类: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他运用一系列抽象地比喻来阐释他的论点。阳刚之美, 即指雄伟壮阔、刚劲豪爽之美;阴柔之美, 即指柔和幽远、纤秾明丽之美, 这是与《周易》中的阴柔喻“厚德载物”一样, 有着一种清幽高远、柔婉的厚重。“刚柔阴阳说”是一种类似于二元对立的分法, 虽然略显笼统, 但却深深地契合着《周易》的思想。

《周易》中的阴阳刚柔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审美观念上。一首歌, 不能从头到尾都维持在一个高调上, 否则就不是在唱歌, 而是在吼歌, 让人无法忍受;也不能从头到尾都维持在一个低音上, 否则就是在诉怨, 而不是在抒唱, 同样让人无法忍受。在文学创作方面, 这种思想、审美观念使词产生了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别, 原本词是以婉约为正宗, 从温飞卿、韦苏州到柳三变、秦淮海, 充满阴柔之气的词占有绝对的主导。但长期的审美感受使人产生了审美疲劳, 加上完全的阴柔之词并不能完全地、传神地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现的需要。因此, 充满阳刚之气的豪放词在苏东坡等天才词人的努立下应运而生。但是, 这不是豪放词取代婉约词, 而是豪放词与婉约词的并行发展, 共同将词推向一个新境界。而这, 又是阴阳调和, 刚柔相济的思想在起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常识文学常识 第5篇

一、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

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9、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10、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11、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12、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13、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14、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15、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16、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17、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18、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二、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归类。

1、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3、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

4、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5、苟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6、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员著名的代表。

7、李斯是秦代散文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8、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诗风。

9、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10、陶渊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进行诗歌创作。

11、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唐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12、王维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13、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14、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5、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16、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17、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18、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

19、欧阳修是北宋诗人革新运动的.领袖。

20、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21、苏拭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22、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

23、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24、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女作家、女词人。

25、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

26、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

27、王实甫是元代前期杰出的杂剧作家。

28、张养浩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梧桐意象 第6篇

一、彰显高格

北宋陈翥在其所著《桐谱》中称：“梧桐柔弱之木也，皮理细腻而脆，枝杆扶疏而软。”清代园艺著作《花镜》也记载：“梧桐，又叫青桐。皮青如翠，叶缺如花，妍雅华净。”可见，梧桐是“妍雅华净”的柔木、美木。这恐怕是其能够作为高洁人格象征的基础。

正是由于梧桐以上的特性，才有了“凤栖梧桐”的传说。《诗经·大雅·卷阿》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该两句互文见义，是说梧桐生长于朝阳的高冈之上，而凤凰栖止于梧桐上鸣叫。类似的记述还见于《庄子·秋水》：“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鹓鶵正是凤凰一类的鸟。凤凰是祥瑞的象征，而梧桐是唯一配得上凤凰的树木，品格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此外，梧桐还是制作琴瑟等乐器的良材。相传神农“削桐为琴，丝绳为弦”，因此古琴又被称作“丝桐”。《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即言：“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意为种植榛树、栗树、梧桐等树木，成材之后用来制作琴瑟。而琴瑟常见于古代宗庙祭祀等重大场合，也是文人雅士怡情养性的必备乐器。白居易诗歌《好听琴》就有“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句。作为其主要原材料的梧桐，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自然又高了一截。

所以，古代文人常爱在庭院中种植梧桐，以彰高格。文学作品中提及种植梧桐的诗句也很多。如诗人张说《答李伯鱼桐竹》：“结庐桐竹下，室迩人相深。……竹有龙鸣管，桐留凤舞琴。奇声与高节，非吾谁赏心。”又如李白《赠崔秋浦》：“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文人们眼中，梧桐已非普通树木，而是自己精神上的知己。他们认为，自己的格调情操和道德追求只有梧桐才能诠释。

二、言说爱情

梧桐象征爱情，其渊源并不十分明了。相传梧桐雌雄异株，梧是雄，桐是雌，相依相伴，同生共死。而古典文学作品中以梧桐象征爱情，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双桐”与“半死桐”，一是“桐叶题诗”。

“双桐”的渊源可追溯至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诗中用松柏梧桐枝叶相交象征焦仲卿和刘兰芝缠绵而坚贞的爱情。其后，双桐意象在描写爱情的诗中屡见不鲜。如魏明帝曹睿《猛虎行》“双桐生空井，枝叶自相加”、李白的《效古二首》“入门紫鸳鸯，金井双梧桐”、孟郊《列女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等，皆用以表达爱情的美好与忠贞。然而，双宿双飞的爱情固然美好，生死之别终究不可避免，这正如双桐中一株的枯亡。所以，古典文学中逐渐以“半死桐”象征夫妇一方去世，如李娇《天官崔侍郎夫人吴氏挽歌》“弹窗孤生竹，琴哀半死桐”、白居易《为薛台悼亡》“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伤神”。从白居易始，“半死桐”成为悼亡诗词的专用意象，文人借其抒发对亡妻的眷恋和相思，如中唐鲍溶《悲湘灵》“哀响云合来，清余桐半死”、北宋贺铸《鹧鸪天》“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由于梧桐是很好的传情意象，且其叶阔大、方便书写，所以自唐代起，桐叶便成为抒发相思爱慕之情的载体，“桐叶题诗’’也便成为文学意象。唐代笔记小说《本事诗》有如下记载：“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好友游于洛中，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而《全唐诗》收录的任氏的《书桐叶》更为凄恻：“拭翠敛蛾眉，郁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在桐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字。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此外，《广群芳谱》转引《己虐编》言：“张士杰客寿阳，被酒历淮阳滨入龙祠，见后帐中龙女塑像甚美，乃取桐叶题诗投帐中。”这些虽是小说家之言，却可以从中看到，桐叶题诗已经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被接受。

三、悲秋感怀

梧桐在古代除了彰显高格，抒发爱情的功用，还可以提示节令。《广群芳谱·木谱六桐》记载：“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落叶较早，且桐叶硕大醒目，所以古人常将梧桐视为秋天的信使。而自古文人多悲秋，所以古代文人笔下常以梧桐作为悲秋意象（尤见于宋词），来抒发心中的悲情愁绪。梧桐作为悲秋意象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形式也有两种，一是“梧桐叶落”，一是“雨滴梧桐”。

苏轼《卜算子》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叶落则疏，所以有“疏桐”一说。缺月、疏桐、孤鸿这三个不完满的意象在情感上非常契合，共同渲染出清冷孤寂的氛围。柳永也曾在《玉蝴蝶》写道：“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月冷露寒，桐叶萧萧，身处其中的浪子，自然神凄骨寒。此外，还有欧阳修《千秋岁》“高梧冷落西风切”、晏殊《采桑子》“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李清照《忆秦娥》“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吹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等等。这些词句中，不见人格之特立，也无爱情之言表，却带着鲜明的忧伤色彩，词人们感秋伤怀，触景生愁的形象赫然在目。

另一方面，梧桐因为叶大，便得了个“雨滴有声”的特质。敏感的文人自然忽略不了这样的听觉刺激。尤在夜晚，对外界的感知更有赖于听觉，秋雨滴在梧桐叶上，胜似滴在文人的心弦上。胸中头绪万千的文人便难以入眠，所谓“梧桐夜雨，几回无寐”。苏轼《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赵长卿《浣溪沙》“雨滴梧桐点点愁”、辛弃疾《绿头鸭·七夕》“敬高枕，梧桐听雨，如是天明”等词句在描写梧桐跟雨的意象组合时，都呈现出烦闷不安的姿态。此类作品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李清照的《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个人的情愁、家国的恩怨都融入雨滴桐叶声中，缠绵悱恻，哀转久绝。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 第7篇

一、中国传统文学对中国古典舞内容形式的影响

莫泊桑说过一句话:“作家的天才就是在于把任何人都能想到的故事,用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手法表达出来。”如果说要用一种舞蹈来阐释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中国古典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古典舞是在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的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义和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2]中国古典舞通常取材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学,以原著情节、人物形象、事物或者一个矛盾为切入点,通过舞蹈化了的肢体语言,进行“叙说”,成为作品,表演给观众;古典舞通过特有的舞蹈语言托物言志、借景说情、表达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同时,又对“真善美”予以褒奖,对“假恶丑”加以贬低。中国古典舞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材。

(一)托物言志

在我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众多作者都喜欢“咏物”以表达自身的志向和高尚情操。比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作者以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表达自己虽身处黑暗官场,但又不同流合污,充分表达了其对追逐名利的世态的鄙视和厌恶,这种品德是我国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古典舞《爱莲说》则将作者的语言文字转换成更加形象的舞蹈语汇,编导采用民乐《沉鱼》作为舞蹈的配乐,在琵琶、竖琴的音乐效果下,烘托出了古色古香的气氛,尤其是在表现莲花的“不染”、“不妖”的意境上捕捉得很到位。“不染”、“不妖”动作的处理既不能张扬,又不能妩媚,也不能太小气,亦不能太内敛。编导采用的主题动作“单腿跪地翘后腿下后腰,胸前小五花”将莲花的形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舞中采用了“圆场步”、“云手”等动作,刚柔相济、动静结合、恰到好处。运用类似这种手法的古典舞很多,如《空谷幽兰》、《梅》等。这就是古典舞蹈用形象的语汇、美妙的意境来巧妙地展示文学作品作家的“借咏物以言志”理想,观之则不但给人以美的享受,又让人顿生荡气回肠之感。

(二)借景抒情

借景抒情是古典文学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也常常是中国古典舞所表现的内容之一。舞蹈的特点之一就是“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古典舞以借景抒情所产生的“意境”最为深入人心。比如“第二届CCTV舞蹈大赛”一等奖作品《扇舞丹青》,舞者通过道具折扇,肢体动作以“拧、倾、圆、曲”为主,勾勒出一幅美丽的水墨丹青。一张一弛、时急时缓、强弱变换等动势,时而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时而又是笔走龙蛇的狂草,时而又如文人在舞文弄墨,时而却是舞蹈与武术合二为一,让欣赏者觉得既置身于美丽山水之间,又穿越于古代。自然、山水、音乐、光影、时空和心灵顿时合而为一,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整个的舞台空间,塑造出一种古雅、端庄,充满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体态形象,将古典舞与书法文化、扇文化、剑文化融为一体……营造了一个恬静、雅致、高远的意境。”[3]在中国古典舞中,类似这类的舞蹈很多,如表现良辰美景佳人的《春江花月夜》、“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的《踏歌》等。我国文人的“借景抒情”的文学表现方法,也在中国古典舞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自然、山水、音乐、光影、时空和心灵顿时合而为一,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忧患意识

但凡一个有良知的中国文人,都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长颂不衰的永恒主题之一,中华民族虽饱经风雨却依然屹立的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舞蹈家也不例外,在八年抗战时期,舞蹈家们和各地的文艺宣传队,就用舞蹈表现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对安居乐业生活的向往。舞蹈成为当时民族精神的“播种机”、“宣传册”。在古典舞中,也有很多表现忧国忧民情怀的舞蹈。如“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一等奖作品古典舞《金山战鼓》,编导取材于古典文学《说岳全传》中巾帼英雄梁红玉带领两个儿子金山擂战鼓、英勇抵抗金兵的光荣事迹。舞蹈中大量运用肢体动作语言,充分表现了巾帼英雄的英勇气概,让人仿佛处于硝烟弥漫的古战场,战斗精神与毅力大增。同时,中国古典舞这种“豪放派”的表现方式和方法也为完善中国古典舞学院派教学体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此,如果没有这些经典的传统文学,就没有那么多不同题材的古典舞,也就没有那么多形式丰富的古典舞。文学的形式内容对古典舞蹈的形式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传统文学对中国古典舞结构形式的影响

舞蹈与文学的相通之处实在很多,以下是文学与舞蹈中的几种常见手法,这些手法对舞蹈的影响非常深。

(一)伏笔是文学写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对上下文起到一种暗示的作用。我国舞剧中也常采用这样的伏笔手法来编创舞蹈,古典舞剧《大梦敦煌》中莫高的“飞天”画稿和月牙的水壶,就是舞剧线索发展的一种暗示,为两人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守的感人爱情故事埋下伏笔。

(二)前呼后应也是文学写作手法中常用的一种手法之一,舞蹈中也常用这样的表现手法,如男子独舞《秦俑魂》,舞蹈一开始就在一片硝烟弥漫中出现身着铠甲的秦俑造型,随着音乐的响起,秦俑“活”了,直到舞蹈结束,秦俑又“安静”下来,这一由静到动,再由动到静的前呼后应,深化了舞蹈主题。

(三)起承转合手法的借鉴。起承转合是诗文写作结构章法的术语。任何一部舞蹈作品,都离不开这样的一种结构形式来表现舞蹈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尾”。如果少了任何一个环节,作品就一定是有缺陷的。这种手法在舞蹈中也有体现,体现得比较全面的应当属舞蹈文学台本。舞蹈文学台本是根据舞剧艺术的基本特征,按照舞蹈艺术形象思维的特点,为编导提供作品内容、情节结构、具体场景、人物行动及其他细节,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它是编导进行舞台剧作和艺术想象的文学基础。舞蹈文学台本是对舞蹈作品的文学化描述,这种描述是为了强化舞蹈作品的“可舞性”。舞蹈文学台本的结构不能不涵盖作品的结构,其中对作品结构的考虑是舞蹈形象的典型化、编导的匠心独运的关键点。

三、传统文学对中国古典舞人文精神的影响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6]

舞蹈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超民族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抚慰,一种由生命本体建构的人类对美的向往和对自身的肯定。[4]中国古典舞蹈与文学不一样的是载体和表现方法,传统文学能够通过纸张和文字进行传播和保存,而舞蹈是活动着的文学,用肢体去“表达”文学,表现文字所不能传达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

(一)天地之大美不言,庄子这种美的意境已经超越了我们认识的狭隘之美;它是人融入天地自然进而心灵妙悟之美,是“天人合一”之美。朱载堉说,学舞,以转之一字,为众妙之门,文学的美以字词句表现,而舞蹈的美由“舞蹈动作”、“舞蹈语言”、“舞蹈语汇”构成。在“大美”上,追求的境界是一致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在中国古典舞中,除了内容形式的美,就是舞蹈演员传达出的中国人特有的内敛含蓄的美。

(二)孔子在观看乐舞《大韶》后感慨其是至善至美的舞蹈。中国古典舞的善就是指的一种精神,通过舞蹈表达的一种被当今人们认可且被人们推崇的精神;古典舞表达中国人的善是最为准确到位的。就古典舞站姿子午相来说,此动作就如同古书中描述的挺拔坚韧的“站如松”,将中华民族那种含蓄内敛、坚韧向上、爱憎分明的气节表现得很是到位,这是现代舞、民间舞、芭蕾舞所无法表达的。“中国艺术精神之传统,强调以‘人’为核心,倾注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表现出对人生理想的热烈追求。那么在艺术价值观上,旨欲通过艺术的审美形象寓教于乐,教化人心,达到淳风净俗之目的。”

爱国: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价值观 第8篇

一、热爱祖国,心系疆土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保家卫国主题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秦风·无衣》。彼时西戎入侵,秦人尚武而无畏,以这曲慷慨激昂的军中战歌昂扬着“岂曰无衣”、“与子同仇”的爱国主义激情。可见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既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传统,又是爱国精神的首要之义。

作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恋乡怀土情怀充溢于屈原的骚体作品之中,也影响后世的爱国文人创作。屈原的“美政”理想在楚国并未得到认可,虽备受排挤仍不忍“去楚”。《离骚》中的灵氛劝告屈原,“何所独无芳草兮”,九州辽阔,哪里没有芳草鲜花,何必苦苦依恋着自己的家园;巫咸又告诫他要“求矩矱之所同”,趁年华未老,“时亦犹其未央”,寻求意气相投之人辅弼之。但当屈原已决意出走四方,他看见太阳东升一片明亮时“忽临睨夫旧乡”,于云天之际回望,仆从伤悲马儿也感怀,“蜷局顾而不行”,眼里便只有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橘颂》中,屈原写橘树“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橘树深深地扎根于土壤之下,难以轻易移动迁徙,借橘树比喻志士坚守国土的精神,自述自己坚定不移的人格理想。被放逐后,屈原“发郢都而去闾”,内心悲痛万分,“哀见君而不再得”,饱含对国家社稷的深切关怀。虽无罪而遭放逐足足九年,屈原仍难以忘却对楚国的眷恋,“狐死必首丘”,以狐狸死时头一定朝着洞穴寄寓自己即使在异国他乡逝去也要面向故土。《左传》中有关背叛国家的记载,如邾国黑肱携滥地叛逃至鲁国,尽管其身份卑贱,《昭公三十一年》对其仍“贱而书名”,因其“以地叛”,故必须记载下他的名字,足见土地于国家的重要性。《襄公元年》载“春己亥,围宋彭城”,但此时彭城已不属于宋国,如此称呼意在“不登叛人”,反对叛国行为,这是宋人的意志。西汉名将霍去病多次击败北方匈奴的进攻,汉武帝为嘉奖其战功要为其建造一座府宅,却被他严词拒绝,《史记》载霍去病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句精忠报国的名言激励了后世无数的爱国将领奋勇杀敌为国分忧。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却被匈奴人无端困住不准归汉,面对卫律的劝降,《汉书》载苏武义正言辞地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言罢便欲自杀殉国,被卫律救下后,匈奴单于眼见劝降不成便把苏武流放到北海牧羊,一去就是十九年。他不畏强权坚贞不屈,旌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也没有投降。

自魏晋南北朝起,文人多以诗歌为依托,彰显爱国主义精神。如曹植《白马篇》盛赞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守护四境安全,这一捐躯赴难、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亦是曹植内心的真实写照。唐代边塞诗歌更是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集中体现,许多诗人更是亲历战场,写下一首首动人的边塞诗歌。在荒凉萧瑟、战事繁多的边塞战场,戍边将士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尽显英勇报国、无所畏惧的昂扬斗志与英雄气概。大唐国运由盛转衰之时,李贺焦急愤懑,无奈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足见诗人渴望投笔从戎、奔赴沙场的急切心情。可叹面对内忧外患的惨痛现实,统治者们依然醉生梦死,不问国事。杜牧夜泊秦淮,看到秦淮河上一片歌舞升平,不由见景生情,只得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思;他借汉时苏武牧羊的典故,来赞扬河湟失地人民“白发丹心尽汉臣”(《河湟》)的浩然正气,讽刺当时晚唐统治者的不思进取。

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及长久以来积贫积弱的政治局势更激发当时文人的爱国热情与文学创作。镇守开封的名将宗泽痛恨南宋朝廷畏战求和的消极态度:“肉食之谋殊未臧,我愤切骨其谁知”(《道逢散遣之卒云讲和退师无所用之矣辄以二十六句道胸臆》),其“忧国心如奔马”(《述怀二首》),终其一生都在为收复中原失地而抗争,临终前更是三呼“过河”,一腔报国热血令人不禁潸然泪下。抗金名将岳飞时刻谨记“靖康耻,犹未雪”,对敌寇的极度仇视使诗人直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收拾旧山河”(《满江红》),豪迈壮阔的词句直抒其誓愿收复中原故土的爱国豪情与坚定信念。吴潜历任兵部尚书、丞相,他遥望北方失地,“虎狼犹梗”(《满江红》),叹“匈奴未灭,底事菟裘”(《沁园春》),为南宋制定许多军事策略以抵御蒙古的进攻,彰显其“济时心,忧国志”(《水调歌头》)。文天祥历经宋朝灭亡的沧桑巨变,“只有丹心难灭”(《酹江月》),以“磁针”自喻,书写其抵御外辱、“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的决心与意志。他被元朝俘虏后,面对元朝数次威逼利诱却始终没有屈服,大义凛然地写出“我死还在燕,烈烈同肝肠”(《白沟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正气歌》)等经典名篇,集中展现其高举义旗、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陆游以保家卫国为其毕生所求,有感于中原百姓长期受辱于金人的痛楚,同情“遗民泪尽胡尘里”的遭遇,可怜他们只得“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虽因主张抗金而被罢官回乡,他在荒凉的村庄里依然没有哀怜自己的处境,于失意之时仍“尚思为国戍轮台”(《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始终惦念着收复失地、统一神州大地的神圣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遗憾感慨“但悲不见九州同”(《示儿》),同时坚信宋军必将光复北方,嘱咐子孙到时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在天之灵:“家祭无忘告乃翁”(同上),足见其报国豪情矢志不移。

1840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先后割让香港岛、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等领土,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独立主权,促使文人民族危亡意识与反侵略斗争意识不断强化。黄遵宪于1896年书赠梁启超,痛惜“寸寸山河”(《赠梁任父同年》)本该如黄金般珍惜,但惨遭列强瓜分,呼唤民众以杜鹃忧天之热忱、以精卫填海之决心,誓死捍卫每一寸国土。《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晚清爱国诗人丘逢甲回想“往事”,“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人难以排遣春愁,春山仿佛也黯然失色,痛心疾首,唯有“泪欲潸”(《春愁》)。谭嗣同亦感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有感一章》),在惋惜祖国大好河山沦陷于列强之手的同时寄予其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之情。

二、关怀同胞,心系社稷

爱国亦包括热爱骨肉同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贯穿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始终,也是仁人志士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这种关怀同胞、关心社稷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影响文人们的创作心态及作品旨意。

(一)国富民安,治世呼声。

中国历代王朝初期多为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治世,文人们纷纷积极入世,以期在政坛上有所作为。西汉初年,司马迁、贾谊皆以造福百姓、经邦济世为己任,“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国耳忘家,公耳忘私”(贾谊《治安策》),以大局为重,一心为国。东汉名臣陈蕃十五岁即言有志者当心系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汉书·陈蕃传》)。初唐时期,岑参两度出塞,“也知塞垣苦”,仍别无他求,不“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而谋国家大事,全然不计个人得失,气势豪迈而无畏。李白素有建立一番功业的政治抱负,希求贡献出能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要如同管仲和晏子那样辅佐君王,安邦定国。北宋初年,和靖先生林逋在《省心录》中教育士人应关心国事而“不顾其身”,爱护民众而“不罔其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这种心怀天下的精神激励了一代代仁人志士。明朝重臣宋纁认为君子学习的目的,即“将以成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药言剩稿》)。可见国家兴盛、社会安定时期的文人均以国富民强、稳固社稷为旨归,发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治世呼声。

(二)忧国忧民,乱世悲叹。

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政局波动、国运衰微之时,文人们的忧患意识更突出。他们直面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对遭受苦难的黎民百姓予以真挚的关注与同情。亚圣孟子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出发,主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呼吁君主与天下百姓同乐同忧。在《离娄下》篇,孟子写道“禹思天下有溺者”,就如同自己溺水一般;“稷见天下有饥者”,就如同自己挨饿一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正是出于这种对他人疾苦感同身受般的关怀,孟子亦以减轻甚至消除百姓的痛苦为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屈原的作品多有对这类内容的描写。《离骚》中的“哀民生之多艰”、《哀郢》中的“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抽思》中的“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等,均流露出屈原对故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为此,屈氏不畏艰难险阻,愿为救人民于水火而奋斗终生,这是百姓们自发地尊敬屈原、在端午节缅怀屈原的原因。

自汉末黄巾之乱、董卓乱政起,各割据势力连年征战,人口锐减,田野荒芜,百姓流离失所。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2]。曹操的《蒿里行》就描绘了连年征战下中原地区满目疮痍、惨绝人寰的景象。“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令人肝肠寸断,悲痛不已。西京长安,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豺虎遘患,王粲《七哀诗》中记述了他在被迫离开长安、前往荆州途中所见,“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真实反映了下层人民饱受战争苦难的惨状,于哀痛中呼唤治世的到来。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天宝十四载,杜甫据自身由长安前往奉先看望妻儿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五言古体杰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尽管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至长安,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现象,已使杜甫察觉出社会动乱的端倪。“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尽显诗人的愤懑与无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典型体现,更是诗人忧国忧民情感的集中爆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一震撼人心的千古绝唱再度展现了“诗圣”杜甫崇高的思想境界。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深得杜诗遗韵,他虽位及内阁首辅却能“平生爱国忧民意”(《哭青溪倪太宰先生》),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他认为“民命须关狱重轻”(《恤刑》),劝诫皇帝最应该留心百姓的生计问题。他离京去往家乡茶陵的路途中,看到遭受大旱的灾民,祈求天降甘霖“洗我苍生忧”(《扬子湾》);看到“百里多贫民”(《寄李知县遂之》),寒冬时节还没有御寒的短袄穿,呼吁给予穷困百姓以温暖;路过吴江亲历三十年不遇的暴风雨致使“洲沉岛灭无所逃”(《风雨叹(吴江舟中作)》),感慨百姓的性命如同鸿毛一般轻。“古来同乐必同忧”(《东山图》),为官之人不可不为黎民百姓着想,可见李东阳同杜甫一样怀有爱民忧民的深切情感。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显示出空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文人们在同情人民惨痛遭遇的同时,也逐渐关注到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的重要作用。1841年,《广州和约》签订后,广东人民奋起反击,自发组织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张维屏在《三元里》中写道“千众万众同时来”、“乡民合力强徒摧”,大力赞颂人民的斗争热情。陈濮《经北门外三元里忆辛丑乡民杀虏事二首》中的“解纷来长吏,敌忾有田夫”、“从来持大计,不用野人谋”,陆嵩《赠龚监生照琪大令》中的“贼如再来集我民,结以金帛喻以诚”等,皆对比呈现出清政府的腐朽没落与人民的自强爱国精神。

三、爱国教育,传承不息

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古代爱国教育的延续与发展,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教育主张对此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爱国情感、自强意识和文化传承三个方面。

(一)爱国情感。

中国古代的爱国教育首先注重培育爱国情感,至圣先师孔子即是其中的典范。鲁国是孔子的“父母国”,《孟子·滕文公下》描绘了他离开鲁、齐两国时迥异的心境:离开齐国时,“接淅而行”,神色匆忙;离开鲁国时,“迟迟吾行也”,万分留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听说田常将要攻打鲁国,立即告诉门下弟子应挺身而出,“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请行”,孔子知道子贡善辩,因而同意他前去劝诫,子贡也不辱使命,保全鲁国。爱国情感教育在社会动乱、异族入侵时期的重要性更突出。文学家、教育家们甚至创办书院、言传身教,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人们同仇敌忾,抵抗外辱。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深感挽救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紧迫,教育门生“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已”(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国家的兴亡之责系于全体国民,虽平民百姓亦有保家卫国之义务,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二)自强意识。

自强意识与民族气节的培育是中国古代爱国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这种坚韧不拔、刚健奋进的精神特征正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支撑。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可见孔子认为统帅可换,志向却不可改,并教育弟子不要贪图利益,应以道义为重。孟子提出存养“浩然之气”(《公孙丑章句上》)的主张,这种“气”浩大而刚强,正义与道德孕育其间。在面临坚守仁义还是留存生命的选择时,孟子认为应该以生命维护仁义,他明确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由于孔子及其后学的提倡,爱国的民族气节影响历代仁人志士,在我国古代的爱国教育中始终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传承。

爱国包括人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孔子晚年整理“六经”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以“兴观群怨”(《阳货》)高度肯定《诗经》的教育作用,他认为《诗经》可以抒情写志,可以观察世界,可以结交好友,也可以怨刺不平之事。同时,他提倡“为国以礼”(《先进》),以“礼”为安邦定国的基本准则,提出没有比礼教更合适“安上治民”(《孝经》)的主张。在先秦儒家的倡导下,以经史诗文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直至今日。

摘要：爱国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又是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历代文人志士皆心系祖国,展现出矢志不移的报国豪情;其心怀爱民忧民的深切情感,时刻关切自己的骨肉同胞;中国古代的爱国教育亦处于不断传承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传统,贯穿中国文学的始终。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爱国教育,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542.

中国古典园林文学现代意义初探 第9篇

园林是一门综合艺术, 它融会了绘画、书法、建筑等多门艺术成就, 与文学更是密不可分。清代钱咏在《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 必使曲折有法, 前后呼应, 最忌堆砌, 最忌错杂, 方称佳构。”[1]这说明了造园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二者相辅相成, 互为促进, “园实文, 文实园”[2]。其中, 中国古典园林更是把园林与文学这种盘根错节的特殊关系发挥至了极点。

中国古典造园以追求意境为最终目标。以景寓情、以景怡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 以求达到“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3]的自然境界。中国古典园林多有文学家、画家参与造园, 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画家王维, 还有清代集文学艺术与造园理论和工艺于一身的李渔, 等等。这些造园艺术家往往在设计中努力追求文学上所描绘的境界, 将诗文意境变为具体的现实。艺术家们亦留下许多关于园林的文学作品。《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 在其中已有关于“囿”的记载。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因为园林而产生, 又因为园林而广为流传。

二、古典园林文学

2.1古典园林文学的内涵

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先秦“文”与“学”不分的混沌阶段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时期。这期间对于文学的分类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它的体裁非常广泛, 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歌谣、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散文、游记到历史著作、理论著作, 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古典园林文学, 指的是以古典园林为反映对象的文学。据其体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纯粹的游记, 例如, 《徐霞客游记》;

(2) 专门描写园林植物的著作, 如, 《群芳谱》;

(3) 造园专著, 如, 《园冶》;

(4) 描述园林或借园林景观以抒情、咏志的诗词歌赋及散文, 其中包括了各类园记。这是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学作品中体裁最丰富, 产量亦最多的, 其中以诗的成就最高, 又以唐代为盛。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有关于表达园林的作品, 如, 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张继的《枫桥夜泊》;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词、曲、赋也有很多, 如, 大词人苏东坡的《蝶恋花》,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古典园林中的散记, 有记一亭一景的, 如,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有记一园的, 如, 白居易的《草堂记》, 甚或是记多个园的, 如, 宋朝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

(5) 古典小说中大量的园林描写, 其中的佼佼者首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 它是中国古典园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

2.2古典园林文学在古代园林中的体现方式

随着古典园林的不断兴盛, 文学逐渐渗入, 并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体裁多样, 内容多姿的文学作品, 并不是对园林简单的描述, 而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抒发及审美观的体现, 反映了当时代对园林的理解, 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在古代园林中, 园林文学的体现方式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形”方式, 主要指见于园林实体的匾额、楹联、题壁和一些篆刻于碑碣、摩崖的诗文。它们与书法、篆刻艺术相结合, 成为园林中的“物化”景观。它们是古典园林文学的常见体裁, 又是园林实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4]。

匾额, 一般悬挂于建筑入口上方门顶或中堂, 楹联则书写在楹柱之上。二者均起到点景的作用。例如广东清代四大名园之一的番禺余荫山房, 在进门的两侧书有楹联:“余地三弓红雨足, 荫天一角绿云深。”巧妙地渲染了山房的娇美与典雅。

题壁是写在墙壁或石壁上的诗词或文章, 它多属诗人游园时的即兴之作。相传陆游和唐琬在沈园不期而遇时, 感慨万千, 于是在粉墙上写下了《钗头凤》。

在碑碣、摩崖上篆刻诗文则多以石刻为主。石刻的制作要非常地精心。对石头、字、及刻制的工夫都非常的考究。好的石刻能深化园林意境, 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

另一种是“无形”的, 它们不是以园林实体的方式出现, 而是寓于园林景观的内涵之中, 主要指我国文学宝库中以古典园林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和散文, 如《阿房宫记》、《喜雨亭记》、《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这些文学作品。这种无形的体现方式实质是借园林题材以反映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

三、现代园林的发展

随着经济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园林出现了与古典园林不同的发展趋势。现代园林的服务对象是大众, 追求的是园林生态化、景观大地化, 不再是封闭式的院落造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游乐, 而是有了更多的精神追求, 因此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城市绿地:

(1) 公园绿地。它是城市中向公众开放的、以游憩为主要功能, 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 同时兼有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等综合作用的绿化用地。

(2) 生产绿地。具有生产的特点, 主要是为城市提供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各类圃地。

(3) 防护绿地。是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带等。

(4) 附属绿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绿地。

(5) 其他绿地。是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

四、现代园林中的中国古典园林文学

4.1现代园林中古典园林文学的应用现状

现代社会讲究效率, 追求急功近利, 加之西方造园思想的冲击, 致使古典园林文学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出现了僵局。

(1) 应用方式单一。现代园林大多停留在借鉴古典园林文学, 赋予景观一定的意境或内涵的基础上, 而见于园林实体的匾联、题壁已不多见, 只有石刻仍被广为应用。

(2) 形式生硬, 缺乏内涵。现代城市各类绿地中都喜用石刻, 或题景名, 或借用古典诗文营造园林意境。石刻不仅是技术, 更多的是一门艺术。古人对此非常挑剔, 不光是对石头的选择, 还有书法、篆刻工夫、摆放的位置, 都要求达到尽善尽美。好的石刻在园林中本就是一景。由于现代造园材料的多样化, 还有艺术、文学功底的浅薄, 所以对于石刻的应用也只停留在形式的照搬上, 缺乏内涵。

(3) 生搬硬照, 缺乏意境。现代人造园, 多喜再现古典园林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景观意境, 但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的钻研, 出来的作品纯粹是对古典园林文学断章取义的应用, 毫无诗意, 更无从谈意境了。

4.2现代园林中古典园林文学的应用方式

古典园林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它对园林设计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是整个设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凭借。中国古典园林文学在现代园林中仍有重要的作用。针对现代园林发展的新趋势, 古典园林文学应出现新的应用方式:

(1) 借鉴诗文, 创造园林意境。艺术作品的生命来源于意境。园林意境的创造往往来源于诗文。在建设各类城市绿地时, 根据具体需要, 借鉴诗文, 创造园林意境。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的立意和布局就是来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这篇散文。

(2) 引用传说, 加深文化内涵。在建设公园或风景名胜区时, 可以引用相关的传说或故事, 增加景观的文化内涵。如, 广州的越秀公园根据仙人骑马带稻种到人间的传说, 设计了“五羊雕塑”。

(3) 题名题联, 赋予诗情画意。园林是人化的自然, 一经题名, 往往能使人产生无限的联想。现代园林中, 无论是公园、居住区、风景名胜区, 还是广场、苗圃, 都用到石刻题名, 大多置于入口, 或置于草坪上。

综上所述, 中国古典园林文学在现代园林中的体现方式主要以“无形”方式为主, 或借鉴古典园林文学中的诗文, 赋予景观文化内涵;或借鉴古典园林文学中的造园艺术及技术, 结合现代园林需求, 营造生态景观。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古典园林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园林与文学互相融合, 互相渗透。古典园林文学是园主或作者通过文学的方式, 表达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 或是借用园林景观表达自己的思想、志向, 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与现代园林密不可分。目前, 我们应加强对古典园林文学的理论及应用研究, 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 结合现代园林的发展需求, 营造生态园林, 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园林建设中得到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1]陈从周, 蒋启霆.园综[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2]陈从周.中国园林[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6.

[3]计成著, 陈植校注.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 第10篇

一、先秦时期:乌鸦是一种神鸟

在先秦时代, 乌鸦是一种神鸟, 象征着太阳, 是太阳的灵魂,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上天的使者, 是一种祥瑞, 和龙、凤、麟、龟、白鹿、白狼并驾齐驱, 所以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在古代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礼斗威仪》记载:“江海不扬波, 东海输之苍乌。”又曰:“君乘木而王, 其政升平, 南海输以苍鸟。”[1,1]《尚书纬》曰:“火者, 阳也, 乌者有孝名, 武王卒成大业, 故乌瑞臻。”[2,1]在这则材料中乌鸦被推崇道祥瑞的巅峰。《墨子》曰:“赤乌衔珪, 降周之歧社, 曰命周文王代殷。河出洛图, 地出乘黄。天锡武王黄乌之旗。”[3,1]从以上数则材料可以看出, 乌鸦已经变成一种神鸟, 代表上天传授旨意。特别在周代商之际, 乌鸦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乌鸦衔着玉珪降临周的祭坛上, 我们知道祭坛在中国古代地位非常重要, 代表着国家政权, 同时乌鸦代天宣命, 命令周文王代殷。在这里乌鸦和玉珪都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乌鸦代表着上天, 玉珪象征着国家政权, 这就意味着周代商是上天的旨意。在周武王伐周之时, 在孟津会八百诸侯之地, 乌鸦又神秘出现, 显示天意。这都反映出周人深刻的宗教体验。

但为什么乌鸦会成为上天的使者?这和先民时代的太阳神崇拜有深刻的联系。何星亮在《中国自然崇拜》一书中概括而又形象地太阳神崇拜出现的原因。他认为太阳神崇拜的出现和畜牧业、农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4,4]并且太阳神崇拜在中国古代是普遍存在的。何新在经过严密的论证后得出一个结论:“上古时代的中国曾广为流行对太阳神的崇拜。这些崇拜太阳神的部落也许来源于一个祖系, 也许并非来源于一个祖系, 但他们都把太阳神看作自身的始祖神, 并且其酋长常有以太阳神为自己命名的风俗。”[5,5]乌鸦为什么又成了太阳神的象征呢?太阳和乌鸦的联系, 始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皆载于乌。”[6,6]《淮南子·精神训》则说:“日中有俊鸟, 。”高诱注曰:“俊犹蹲也, 谓三足乌。”[7,7]何星亮认为, 日鸟合一, 不是联合图腾, 而是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整合。他认为, 古人把日和鸟合在一起的原因有三:一、太阳在空中运行, 而鸟也在天空中飞翔, 这种现象是古人把太阳和鸟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古人认为太阳的运行, 是有鸟驮着飞行。三是古人把候鸟和太阳联系起来。所以乌鸦和太阳合二为一, 乌鸦成为太阳的象征, 成为上帝的使者。同时,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 又有固定的拜日场所和拜日仪式, 所以乌鸦成为神鸟是长时间历史积淀的产物。

所以在先秦至汉魏时代, 乌鸦具有以下象征意义:象征了改朝换代, 在上文周代商之际, 已论述明白, 兹不赘述。同时, 乌鸦又象征了五谷丰登, 经济繁荣, 天下太平, 政治清明。《吴历》曰:“吴王为神王表, 五庙苍龙门外, 时有乌巢朱雀门上。”又曰“有两足乌衔一鹊, 置神座前。或得神书, 说改号之意, 乃改赤乌为太元。”[8,8]《太平御览》卷920引王隐《晋书》说, :“虞溥为鄱阳内史, 劝励学业, 为政严而不猛, 宽裕简素。白乌集郡庭, 止于枣树, 就执不动。”[9,9]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乌鸦成为一种孝鸟

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乌鸦的形象开始改变, 从神鸟向孝鸟转变。《说文》曰:“乌, 孝鸟也。”[10,10]《孙氏瑞应图》说:“三足乌生, 王者慈孝, 天地则至。”[11]《春秋原命苞》曰:“火流为乌, 乌孝鸟, 阳精天意, 乌在日中, 从天以昭孝也。”[11]后来乌鸦作为“孝鸟”这一理念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故事越来越丰富, 情节也越来越离奇。《孝子传》记载:“李陶交趾人, 母终, 陶居于墓侧, 穷自治墓, 不受邻人助, 群乌衔块, 助成坟。”[13]《异苑》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阳颜乌, 以纯孝著闻, 后有群鸟衔鼓, 集颜所居之村, 乌口皆伤。一境之内以为颜至孝, 故慈乌来萃, 衔鼓之兴, 欲令聋者远闻。”[14]这时候乌鸦作为孝鸟被人们广为歌颂。晋成公绥《乌赋序》云:“有孝鸟集玉之庐, 乃喟尔叹曰:‘余无仁惠之德, 祥禽何为而至哉?夫乌之为瑞久矣。’”[15]孟郊诗云:“慈乌不远飞, 孝子念先归。”白居易《慈乌夜啼》则写道:“慈乌失其母, 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 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 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 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昔有吴起者, 母陨丧不临。嗟哉斯徒辈, 其心不如禽。慈乌复慈乌, 鸟中之曾参。”白居易在这首诗中把乌鸦在鸟中地位和曾参在儒士中的地位相比附。

乌鸦从神鸟到孝鸟的转变, 反映出汉魏时期社会思潮和审美心理的嬗变。在汉魏时代, 孝道得以大力提倡。汉文帝开始设置《孝经》博士, 给研究《孝经》有成绩者以优厚的俸禄, 给孝悌者赐予布帛, 让他们在民间作为倡导孝行的榜样。汉武帝独尊儒术, 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 形成制度。汉平帝时《孝经》成为官定的教科书。东汉光武帝将举孝廉作为通常补充官吏的主要途径, 甚至直接以孝廉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东汉诸帝要求天下人都讲诵《孝经》, 以《孝经》师主持监试, 经常褒奖孝行卓著者, 以孝道作为王朝的国策。在魏晋南北朝时, 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官, 而广加传播。同时在汉魏时期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正如李泽厚所说:“从巫术神话、宗教脱身之后, 以自然景物来作为情感抒发的发端和寄托, 在以社会论政治哲学为主题的先秦, 先是过渡到‘比德’的阶段。”[15]李泽厚进一步论述道:“山水在这里不具备神话、巫术、宗教的内容, 却有着确定的伦理道德的含义。用山水比仁智, 孔子之前就有;晚于孔子的更多。例如荀子将水来和‘德’、‘义’、‘道’、‘勇’、‘志’等相比, 等等。所有这些比拟的特征, 在于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或范畴通过理知的类比思考, 而予以情感化、感受化。在这种比拟中, 尽量使得自然现象与伦理特性通过理知的确定认识, 来创造出他们在情感上的相互对应关系。”[17]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乌鸦因其反哺的自然本性, 被比附成孝行, 就容易理解了。

三、宋元明清时期:乌鸦变成为恶鸟

从宋代到今天, 乌鸦的形象又一次发生变化, 从“孝鸟”变成恶鸟, 在人们心中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其实在宋朝这种变化已经初露端倪。《容斋随笔》记载:“北人以乌声为喜, 鹊声为非。南人闻鹊躁则喜, 闻 (下转第164页) (上接第21页) 乌声则唾而击之, 至于弦弩挟弹, 击使远去。”[20]乌鸦为什么遭到人们的厌恶?首先和乌鸦的习性有关。乌鸦喜欢吃腐食, 常出没于荒郊野外、尸体横陈之所, “呱呱”叫个不停, 使人产生毛骨悚然之感, 于是乌鸦与古冢、野庙、战场构成凄凉、颓败的意境。其次乌鸦通体乌黑, 与古代丧服一色, 容易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或显或隐的死亡意识。因而乌鸦遭到人们的厌恶、排斥。所以在宋至今的文学作品中, 乌鸦的出现, 则意味着孤寂、破旧、断残的审美效应和悲凉、忧伤、苦涩的审美情感。张继《枫桥夜泊》云:“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李商隐《隋宫》:“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杨有暮鸦。”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

在这种转变中, 乌鸦主要是因为自己可以引起悲凉、忧伤、苦涩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像, 这反映了中国审美心理的又一次嬗变。正如李泽厚所说:“总之, 是以享受 (或创造) 的自我与观赏 (或创造) 的对象的交融, 即对象的形态或活动唤起我的情感活动和意向, 又消失在全神贯注的关照或创意中, 而为对象的形态或活动所替代, 亦即自身情感与对象形式合二为为一一。。而而这这, , 正正是是华华夏夏美美学学所所极极力力追追求求的的情情景景交融、物我同一。……也就是说, 美不再是道德的象征, 而更是情景的融, 不再是人格情操的概念性的符号所建构的清理结构, 而是无任何概念性符号可言, 直接诉之于情感自身, 充满自由想象的情理结构了。”[21]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第11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文学 《红楼梦》 《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 第12篇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源流,晚明说

一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由于这场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在关于“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方面, 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作出了界定, 都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渊源关系, 都强调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方面的联系, 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两人具有师承关系, 他们的论证具有基本相同的思路。但两人的文学史观还是具有差异性的, 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轮回史观, 而任访秋的则是唯物史观。

二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从晚明进行追溯研究的著作。很多人都认为, “五四”是一个叛逆的时代, 是一个狂热地鞭挞传统的时代。那个时期, 西方的各种思潮和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 而传统的文化和古典艺术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当时, 陈独秀、胡适等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 “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毫无关系”, [1]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所取替,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五四”文学革命被很多人看作是欧风东渐的产物, 是中国传统旧文学的一次分离和断裂。而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 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 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 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在辅仁大学作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讲演, 后经邓恭三记录整理, 并由周作人校阅后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书名于同年9月在北平出版。此书共5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动 (上) ———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 (下) ———桐城派古文”及“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 即“言志派”和“载道派”, 并指出历代文学就是这两种潮流的变迁。“中国的文学, 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 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 从甲处流到乙处, 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 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3]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写道, 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 以前的文学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只因为障碍物太多, 直到“五四”才走入正道。和胡适的文学进化史观不同, 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相反的力量起伏着, 过去如此, 将来也总如此。”[4]他认为:“晚周时期社会纷乱, 思想自由, 是最先的诗言志的时期, 到西汉时期, 政治稳定, 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文学就转向了载道的路子;魏晋六朝又重新言志, 唐朝复又载道……就这样, 循环下去, 明末公安‘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经过清代文学的载道重新在“五四”时期又言志。胡适之的‘八不主义’, 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 今次的文学运动, 和明末的一次, 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 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 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 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5]并且特别指出, 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中晚明时期公安、竟陵派的文学, “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 很像公安派的, 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 虽是晶莹好看, 但仔细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 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 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6]在对清代文学的分析之后, 又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 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 而清朝的文学, 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7]

周作人在文中一再强调:“今次的文学运动, 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8]还指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9]也就是说, 周作人从晚明的新文学运动找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渊源, 认为“五四”新文学是“言志”的文学, 是晚明“言志”的复活。

周作人的“五四”新文学的“晚明说”出现后, 在文坛上引起了争议。既有反对者的批判, 又有支持者的赞同。陈子展对周作人的这种大谈公安、竟陵的做法是很反对的。他比较注意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 曾多次发表文章, 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是意在争新文学的正统。他认为, 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 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 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 周作人的“晚明说”是别有用心的。钱钟书也提出了批评, 不同意周作人把“晚明”革新看作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渊源, 以及“言志”和“载道”的分法, 并且说:“许多讲‘载道’的文人, 做起诗来, 往往‘抒写性灵’。”认为周的论证不够严密。30年代中后期, 也有一批学者支持周作人的“晚明说”, 如朱维之、陈念萱和刘大杰等, 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 周作人的“晚明说”重点从传统文学的根底中寻求“五四”新文学的本土因素, 放到当时的背景中, 具有巨大的、开创的理论意义。当时“五四”新文学出现后, 研究者大都为了凸显其异质性与革命性, 强调新旧文学之间的“断裂”, 而忽视“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内在的密切联系;而“晚明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是在“旧文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强调了新旧文学之间的“接续”, 理论思路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但是周作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可以看出, 他遵循的是循环史观, 认为历史是循环的, 他的论证弱化了外来影响对新文学的作用, 分析论证很不全面。

三

《中国新文学渊源》是任访秋于1982年在河南大学任教时给近现代文学研究生开的一门专业课的讲义, 此书于198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0年代, 任访秋曾经在北大师从周作人, 他也在此书的《自序》中谈到, 在渊源的问题上把晚明公安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是受到周作人的启发, 但是他不同意周作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是‘言志’与‘载道’互相消长”的看法。

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比周作人的论述更详细具体, 学术体例也更为严谨。全书详细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化革新之间的渊源流变。书中首先详细论述了李贽在晚明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运动的作用。李贽是“左派王学”之弟子, 反对封建正统的思想, 提出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衡量一切, 主张尊重个人。在李贽的影响下, 当时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的反对复古主义的革新运动。于是, 晚明这股反对封建思想和封疆复古主义的革新的潮流, 有力地冲击到当时的文学, 出现了具有主情主义, 提倡婚姻自由, 反对封建礼教, 反对封建等级制等先进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周作人接着论述了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与先进的文学观, 指出顾炎武、戴东原、汪中、俞正燮、李汝珍、龚自珍等, 他们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与晚明的文化革命的潮流基本上是一致的, 并且还强调了晚清西学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除严复在科学上的进化论输入和卢梭的《民论约》的政治思想的引进, 西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介绍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而晚清的“排荀”“批孔”的思想革命则为“五四”文学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于是, “五四”文学革命是对晚清文学革新的继承与发展, 完成了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未竟之业。

任访秋对晚明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细致地梳理, 得出了结论:

“到了‘五四’。一些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 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 从其精神实质上看, 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 实毫无二致。特别是作为文学革命纲领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的见解与主张, 可以充分看出, 他们观点的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 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二者汇合起来, 而形成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10]

可以看出, 任访秋对周作人具有很明显的师承关系, 同样强调了“晚明”在新文学发生中的渊源作用, 但是任访秋的论证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辩证、全面地分析了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即既有外国文学影响的“外在的”因素, 又有本国传统“内在的”因素。任访秋所持“唯物史观”, 所以看问题比周作人更科学, 更令人信服。

四

“晚明说”的新文学源流观, 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新意和启发性。西方学者卢卡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 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11]因此, 要考察任何一种文学现象, 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 不能仅从外国文学影响上寻因, 而要同时将其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来考辨, 才可能辨清其源流。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 1917, VOL2, 第6号.

[2]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 VOL3, 第3号.

[3]-[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23, 24, 62, 35, 38, 71.

[10]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