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精选8篇）

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第1篇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 分配制度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分配的方式是由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的, 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分配中, 既要重视分配中公平的问题, 也应重视效率问题。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出来。目前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 势必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副作用。

二、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认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级差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 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在《资本论》的最后部分里, 马克思明确指出, 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即分配方式, 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 决定了生产的性质, 进而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的性质决定的, 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二)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按劳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首先指出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形式, 这就是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时, 曾经深刻论述: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 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从总体上说,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分配形式的具体设想, 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对此应当根据具体国情和实践要求进行创新发展, 确立符合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分配的具体形式。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首先, 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以市场为导向的济体制改革, 使得那些能够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鱼得水, 而那些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的经济主体则步入了缓慢发展的行列之中, 市场机制作用导致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两极分化, 拉大了收入的差距。

其次,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客观上也会扩大收入差距。按劳分配使得劳动能力较强、效率较高的劳动者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中, 由于财产在代际之间转移的数量不同, 工作经历的不同, 以及人们对市场机遇的驾驭能力不同,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会逐渐拉大。

最后, 过高收入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再分配体制不完善, 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严重影响, 致使再分配更加不公平。在地区收入差距中, 东部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地域条件, 能够吸引到较多的资金、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 在收入上必然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四、缩小收入差距, 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对策措施

第一, 采取措施使社会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公平化。在按劳分配中, 个人的教育水平、所处社会环境和劳动能力水平各不相同, 所获得的收入就会产生差异,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教育。当前, 我们应当保证人们拥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 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才能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 生产要素要在成员之间公平分配。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及质量是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基础, 其直接决定了所能获得收入的多少, 因此,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要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采取各种措施, 公平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获取和生产要素拥有, 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必然要求。

第三, 要较好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 没有较高的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是不行的。应当注重公平和效率的相结合,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优化教育结构, 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政府要规范和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 要通过各种手段, 理顺收入关系, 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化。

第四, 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设, 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减少行业的垄断因素, 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进行调节, 并对其实行价格管制, 减少和降低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 降低高收入者的水平,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使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做好收入的再分配工作, 才能够真正地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2004.

[2]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2004.

[3]于金凤.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及当代意义[J].经济理论研究, 2008.15-17.

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第2篇

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成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当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转移到扩大内需消费上来的时候,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成为改革的焦点。

半年之前,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将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

随后,来自学界及社会各阶层关于及早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收入分配是经济运行的結果,反过来又影响经济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陈昌盛表示:“收入分配改革虽然艰难,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改革已箭在弦上。”

“贫富”两重天

改革的前提是:贫富差距过大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1;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

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基尼系数已升至0.48,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

北京一家民营企业的小白领马旭阳告诉记者,他的月薪是5000元左右。在北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每月5000元的收入除去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已相形见绌。他经常为自己的窘境心生惭愧。而他家乡的一个同学,毕业后进入了当地的电力系统,马旭阳当时还嘲笑他胸无大志,不肯与他来北京闯荡。几年前的一次聚会却让他无地自容。同学告诉他,自己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各种福利收入加在一起,每年收入超过15万元,比他的二倍还多。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有一天,差距可以变得那么大。”马旭阳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对这种差距的无力。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垄断是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使同在垄断行业,其收入也有很大差别。数据显示,2008年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对于这种差距,马旭阳认为靠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只能承认现实。他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那些在北京每月只有一两千元收入的打工者比,他算是不错了,要是和贫困地区的农村比,他更应该知足。“要知道,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700多元,还不及我一个月工资。”

农村居民收入过低,是贫富悬殊最显著的表现。这种差距在逐年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到2008年已达到3.31倍。

而实际上,中国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查结果表明,灰色收入导致部分居民收入非正常增长,如果将灰色收入统计在内,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企业和政府挤占劳动者收入

“不想再给老板打工了,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再看看老板挣多少钱?”在北京东单附近做服装导购的于芳决定春节后不再回京。

于芳在这家中式服装连锁店工作三年多,每月基本工资1500,加上提成,最好的时候月收入4000左右,平均每月不到3000,现在通州租房,赶上晚班下班要十点半,到住处就快十二点了。

“我干了几年,工资也没涨过,你看我们老板,一年几百万。”于芳心里很不平衡。

据了解,此前一些城市出现“民工荒”,并不是真的缺少民工,而是因为民工收入年年不见涨,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得工资过低,而企业盈余所得越来越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下简称《收入分配报告》)中称,现有的收入分配情况下,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在逐步下降,从1995年到2007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但是,企业盈余则上升了8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分配收入结构中有所下降,而企业利润却不断上升。

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这被专家称为是“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

同时,近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过高。

目前的现状是,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和企业大大挤占了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空间。

陈昌盛认为,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群众对未来的消费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有钱不敢花”。

税负全球第二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收入分配改革应在二次分配领域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这种结构恰恰导致工薪阶层负担更重。

在记者采访中,许多受访者对个人所得税收制度意见很大,“现在既然要促进消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就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多征富人的,少征穷人的。”

然而,前不久财政部出台了一个规定,将职工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管理,这让本来就税赋过重的工薪阶层雪上加霜。

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晖告诉记者,他现在的月工资是4500元,外加1000元的交通通讯补贴。此前,他的个人所得税是按4500元交,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后,他要按5500元交税,而自己的实际所得变少了。“对于富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本来钱就不够用的,以后更不敢消费了。”张晖很郁闷。

税制改革显然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的所得税制是分项征收的,劳务报酬是按次征收的,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实际的家庭负担水平。”陈昌盛认为,这项改革必须加快,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抵扣,这是个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也提出了税制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他建议,要调整税收和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在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中,逐步降低对创业、投资和企业的征税,加大对资源、财产、利用财产食利、排放和国有资产的征税和收缴红利。

同时,“对资本涉及投资房地产出租、采矿、污染等等,应当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等等。”

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成为必然逻辑。

缺位的公共服务

“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还要为自己攒些钱以防不时之需,能不花的钱就不花了。”这是中低收入群体“有钱不敢花” 的普遍心态。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居民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这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报告》中提到,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低了24.8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但我国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

陈昌盛认为,改善政府支出可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有明显影响,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以降低居民在教育、卫生方面的自我负担水平,还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谨慎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思路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同是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

改革已箭在弦上

其实,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擬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政府决策层也一直在推进,由于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其中,既得利益者的调整是最大的难题。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很难调整,政府既要考虑初次分配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其中分寸不好把握,由此这项改革难有进展。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被专家看作2010年收入分配改革能有突破性进展的信号。

根据相关方面透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调是:“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间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现在的收入结构中,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潜力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他认为,解决公平问题的成败,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轻视效率。如果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与,结果会似拉美一样,福利压力很大,国家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许多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难题。

当然,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会起到直接的效果,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就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 亿元。

不过,“初次分配的核心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强行干预劳动力市场,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陈昌盛反对用劳动法规等手段硬性地提高工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适得其反。

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 第3篇

“提低控高扩中”为主线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

中国证券报:大家对于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寄予厚望, 但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哪些方面应成为突破口?

苏海南:期待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把此前中央已经明确、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提低、控高、扩中”作为主线。一方面, “提低”是值得公众期待的突破口之一,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阻力相对较小, 落实的可行性更大。因此, 如果能在“提低”方面有新的进展, 对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逐步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合理差距, 将发挥很大作用。“提低”首先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尤其是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各项标准的提高。其次, 应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 争取对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有所突破。另外, 应合理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社会低保标准, 同时建立并逐步健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并继续抓好农民增收工作等。

另一方面, “控高”应成为改革方案的另一重点, 即如何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我们应尽快打破垄断, 让民间资本进入到一些可以开放的领域, 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更好的良性竞争, 同时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 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 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再就是真正落实温总理多次提到的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同时, 继续抓好对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的调控, 加大对高收入社会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还必须规范灰色收入, 当前灰色收入的量比较大, 制度外的东西比较多, 这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会形成很大冲击, 因此必须着力规范。同时, 要坚决打击非法收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在调节财富分布不公平上研究采取一些措施, 这对于全面解决我国广义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极为重要。

李实:从政策层面引导公平分配, 降低基尼系数, 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让全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是改革的大方向。

首先, 关于垄断部门收入过高, 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 社会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央企垄断地位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对他们的收入分配和工资水平实施适度控制很有必要, 更重要的在于建立工资水平的评估机制。对国有企业高管和一般职工的薪酬给予合理评估, 需要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人员构成及其所处的垄断地位等实际情况出发, 再和外部竞争行业一般的工资水平展开评估比较, 从而决定央企的工资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高管和职工的工资水平应和什么样的指标挂钩。

其次, 解决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包括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包括社保制度、养老金制度的不统一, 未来我们需要构架一个比较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另外, 当前很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源于市场化建设不到位、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所以要加强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 一方面, 要在初次分配中建立更加健全的生产要素市场, 比如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 要消除市场内部的分割问题及市场内部的制度性障碍, 市场才能真正发挥调节收入的作用;另一方面, 考虑到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要增加再分配方面的调节力度。

努力打破僵局发挥改革多面效应

中国证券报:实际上, 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呼声由来已久, 但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你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或难点是什么?

苏海南: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的原因很多。第一, 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十分复杂, 涉及面很广, 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各自拥有的分析资料不同,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因此难以达成共识。第二, 有关主管部门的分管领域、责任权限不同, 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认知度不同, 所以各部门之间存在不同看法。第三, 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改革开放至今, 不同领域、部门、行业和群体之间的收入提升、生活改善幅度参差不齐。而在调整过程中, 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不同, 因此所持立场也不一样。当然主要是由于改革方案出台会对现行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 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满意, 成为方案出台和实施的最大阻力。

李实:不仅是阻力的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还是个很复杂的工程, 它涉及到很多部门、人群、利益集团。如果改革方案过于笼统, 则会让公众很失望。而如果提出很多具体的解决办法, 又可能受到很多相关部门的阻力。

我曾多次参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讨论会, 而意见征集中有不少争论。比如垄断部门高收入问题, 怎么界定垄断部门, 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困难等。另外一个争论是如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有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而政府的政策未必能够起多大作用。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 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最关键环节, 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你如何看待收入分配改革对于中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苏海南: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既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也是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乃至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密联系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 会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改革如不能推进并取得成效, 是很难真正实现扩大内需, 也会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性的发挥, 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实施“提低、控高、扩中”是中国中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如果真正落实“提低”, 内需消费的扩大就会有一个必要的资金来源;而“控高”尤其是通过多方面措施实现对高收入垄断群体收入的调节, 在打破垄断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则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健全完善,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也有利于真正发挥民间资本增添经济发展活力的作用。

李实:收入分配改革具有多面效应。比如可以促进就业、提高工资水平等;在打破垄断、缩小垄断部门和其他部门收入差距的同时, 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 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 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也极其重要, 目前是“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 富人有钱却不消费”, 这就造成了消费的长期低迷, 如果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改变这种状态, 肯定会促进消费投资率的稳步提高。

总体方案料需细化社保等配套政策亟待推出

中国证券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推进, 未来必然需要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你认为有哪些政策亟待推出?

苏海南:就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而言,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相关配套改革。比如, 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群体工资水平低、增长慢, 这是受劳动密集型行业附加值较低、国内外宏观经济不好等因素的制约。因此, 这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 包括如何帮助并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革新、提升劳动生产力, 以及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同时, 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改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 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减轻其税费负担, 从而使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在生存发展、兼顾劳资利益的前提下, 有能力提高员工的工资。另外, 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 在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就调节过高收入方面来看, 需要更多配套措施。比如, 打破垄断一方面要降低相关行业的门槛, 允许民间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改革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制度, 让各类市场主体在获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时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又如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税务、审计制度, 让灰色收入、不合法收入尽可能被遏制和缩小等。另外,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过高收入的调控, 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 包括房产税、遗产税、财产转移税, 同时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

就扩大中等收入而言, 很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职业结构的调整。简言之,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是以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 白领比重大幅提高, 以及劳动者素质、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为前提的, 因此, 终身教育、职业教育、全民教育的进一步改进完善都是相关配套措施。

另外, 需注意避免二次分配出现逆向分配。比如, 在保障房建设中, 目前, 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并非无房户、困难户分到保障房的情况。所以, 在二次分配中要通过制度完善和二次分配的透明化、规范化、公开化, 来遏制或根本扭转可能存在的逆向分配的问题。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 第4篇

一、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不良影响

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过大将在各方面阻碍我国的发展, 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贫富差距过大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

如果一国的贫富差距过大, 那这一国的消费水平必然不高, 就无法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种影响具有“连带效应”, 居民消费力弱, 企业效益下降, 就业岗位减少, 更多的人失业待业,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下降。

(二) 贫富差距过大将不利于我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虽然我国的GDP连年增长, 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连年下降。这是因为大部分财富被少数富人拿走了, 很多人面临着上学难、看病难、生活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导致人们心理失衡, 不和谐因素就会变多, 通过偷盗抢劫、绑架诈骗、贩毒卖淫获取不义之财的事件也会变多, 这将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 然后解决它,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与多层次的,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原因与体制转轨造成的差距

建国前,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支持工业, 农业支持城市,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城市,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此外, 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时, 由于监管不力, 伴生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使一部分内部机构工作人员非法占有了我国大量的国有资产, 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 行业收入差别造成的差距

因为我国的行业市场化程度不够, 人为垄断造成某些行业的利润率居高不下, 导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仅这样, 许多人的收入中存在大量的隐形收入。由于缺乏监管和竞争机制, 一些垄断性部门能够获得除工资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 使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三) 贪污腐败造成的差距

很多人是通过贪污腐败暴富的。利益集团不仅利用自己手中管理资源的权力直接收受贿赂和贪污挪用公款, 更通过对政府政策的干预和左右使自己成为既得利益的所有者, 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永久性的不平衡, 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三、收入分配改革之策

对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 不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一) 建立规则平等的社会氛围, 实现权力的阳光操作

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社会, 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要建立和完善使用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实现真正的开放、公平、公正, 打破各种体制性壁垒, 消除垄断、贪污腐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切实保证每一市场主体在大环境下的平等地位, 实现社会的多元竞争。

(二) 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实行按劳分配, 合理的收入差距是必须的, 居民的收入应与劳动贡献保持一致, 才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我们始终秉持只要是合法收入, 不管多高, 都要依法保护, 但过高的收入需要通过税收来调节, 以便真正地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社会保障机制是一张“社会安全网”, 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才能真正地维护社会公正。我们要增加投入,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最大限度地提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从而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三)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

要想统筹城乡发展, 必须更加注重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地区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富民之路, 加快发展, 不断推进城市化;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户籍管理、义务教育和税收体制, 从而有助于留住农村地区的人才资源;政务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 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农村教育改革, 贯彻落实各项“三农”政策, 从而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 完善机关单位工资制度, 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

我们要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 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 从而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 并且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构, 增强企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严格执法, 达到保护国有资产、合理分配国有资产收益的效果, 从而缩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 我们必须站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高度上去充分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只有不断反思自己在收入分配改革路上出现的问题并积极提出应对之策, 采取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才能真正地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苏海南.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思考[J].财政职能, 2010 (09)

[2]宋晓宇.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J].中等收入陷阱, 2011, 16 (09)

[3]李玉龙.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J].经济学动态, 2013 (05)

浅析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5篇

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 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明显对比。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也是不争的事实, 贫富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 我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有4.7%, 但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却达50%。突出表现在个人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方面。根据世行的报告, 1960年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17～0.18, 1980年约为0.21～0.27,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 2006年已上升到0.496, 2007年到达0.48。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0.49。这些数据意味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 变成了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我国城乡差距系数是3.3:1, 超世界平均约为2:1的水平;中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行业差比是15倍, 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的差距为128倍, 悬殊更大。总之, 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且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面持续的。所以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非常艰巨和复杂。

二、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一) 个体收入差距问题

统计显示, 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 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近年来, 劳动收入增长缓慢, 贫富差距拉大, 收入分配不公, 社会上对党政机构和垄断企业的高收入非常不满, 民众的“被剥夺感”强烈, 危及社会稳定;权威数据显示, 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处于历史低点。1997年至2007年, 政府财政收入在我国的GDP比重中从10.95%升至20.57%, 企业盈余从21.23%升到31.29%, 但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到39.74%, 劳动报酬增长速度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按照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数据,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3倍, 而同期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仅提高0.83倍。2007年,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39.74%远低于美国55.81%、英国54.5%、瑞士62.4%、德国48.8%等发达国家, 也低于2006年韩国45.4%、俄罗斯44.55%、巴西40.91%等新兴经济体。

(二)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已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33.6元, 收入差额为209.8元。1978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上升, 到2009年底,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17175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153元, 收入差额为12022元。2003-2009年,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步伐明显放缓, 但我国收入差距目前仍然是世界最高。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1978年以来, 1983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最低水平, 为1.82, 2009年达到最高3.33, 其中87.5%以上的年份收入比在2以上, 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是我国现阶段的挑战之一。

(三) 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从1981年至1999年,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扩大到1999年的844元, 西部12省城镇居民每人全部平均年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从1990年的92%降为2003年的85%;2003年全国最高收入是上海, 是最低收入宁夏的2.28倍。上海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 与最低的贵州相比相差的倍数从1995年的3.91倍扩大到2003年的4.25倍。东西部的收入差距还在逐年扩大。

三、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三次分配领域, 但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首先, 在一次分配中并未明确和形成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的分配比例关系, 没有建立起正常、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者报酬增长机制, 劳动者报酬的占比越来越低。其次, 二次分配的财政预算中, 没有以制度的形式明确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 无法保证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不够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也不利于解决地区收入差距问题。最后, 我国并未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制度设计缺少整体性、系统性。

(二) 社会资源的机会垄断

在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但若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 即使是十分激烈的竞争, 每个社会成员都应由机会和权力去竞争社会资源。目前由于各种不合理规则与制度的限制导致许多群体和成员的竞争机会被剥夺, 从而形成了社会上部分群体和成员对某些特定社会资源的机会垄断。最突出的表现当首推分割城乡的户籍制, 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赋予拥有城市户口的社会成员拥有一定的特权, 这些特权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违背了起点公平原则, 同时也造成初次分配不公平中的交易规则不公平, 还造成了再分配中的税收和福利分配不公平。还有对社会成员划分为“干部”和“工人”群体, 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及部门之间的分割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分割等, 都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对某些机会的垄断和, 而其他社会成员的机会丧失。

四、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建议

(一) 创造公平社会环境, 提供平等机会

政府须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各项制度, 创造社会公平环境, 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这也正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要想改变机会不均等带来的人们收入的不平等, 仅仅依靠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呼吁, 或者期待机会拥有者主动放弃一些不平等的机会是不现实的。具体来讲, 一要积极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 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要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三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逐步实现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机会。

(二) 大力健全收入分配体系, 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在一次分配领域, 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宏观层面, 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 将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两个比重提高的额度和日程安排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及年度计划之中;微观层面, 加快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制度, 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扶持。在二次分配领域, 要健全财政预算制度, 控制政府行政开支, 适时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对社会保障基金投入比例的制度, 继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解决由此带来的各地区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在一次、二次分配领域, 还应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规范高管薪酬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

参考文献

[1]李俊生, 邰霖.新编财政学[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1998.P159-178.

[2]刘玉凤.现阶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 2006 (04) .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6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原因,对策

一、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分析

1. 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 劳动所得偏少。

企业主当然也付出劳动, 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 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 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 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 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在发达国家, 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 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 在中国则不到42%, 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 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 再分配中政府收入增长快, 居民收入增长慢。

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从1993年的49.49%降低至2007年的39.74%, 而一般国家在54%~65%之间。

2012年6月, 广州市社科院发布广州经济发展蓝皮书的相关部分《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建设幸福广州的对策研究》报告, 该报告显示, 在广州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政府所得增长最快, 劳动报酬增长最慢。

报告显示, 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 居民所得劳动报酬总量从1027.75亿元增加到4508.76亿元, 增长约4.4倍;政府所得生产税净额从347.03亿元增加到1908.52亿元, 增长约5.5倍;企业所得营业盈余从661.98亿元增加到3182.16亿元, 增长约4.8倍。这一状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尽管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 但仍然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 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与城镇居民相比,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明显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 扩大到2011年的3.13:1, 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出现了“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现状。

4. 行业间收入差距明显。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 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 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即使所在行业一样, 但收入差距仍很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 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 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广州市社科院发布广州经济发展蓝皮书报告也显示, 广州行业收入差距大到十几倍。2010年广州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 最低的行业是餐饮业, 证券业职工年均收入达250671元, 而餐饮业职工年均收入仅为21131元, 前者约为后者的11.9倍。

二、出现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劳动力数量多质量低。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超过欧洲人口总和。目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庞大, 劳动力供给优势明显。

但由于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 导致资方在劳动力市场居于强势地位。这是初次分配领域资本所得增长大大高于劳动报酬所得增长的重要原因。另外,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 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为79.4%, 高中程度为13.4%, 高等教育程度仅为7.2%。特别是大量农民工的存在, 使劳动者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大大降低。

2. 分税制改革。

1994年税制改革前, 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收入过低,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变弱。这时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税收增长乏力, 税改目标主要是提高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1994年确定的税收制度, 对于解决中央政府收入过低问题、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再分配格局的一个制度因素。长期以来, 各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相应的“以支定收”和鼓励财政增收的做法, 是政府收入过快增长的动力。

3. 城镇户口制度、劳动者身份上的差别。

城乡户籍的二元化管理造成了人才的单方面流动, 使农村发展所急需的各类科技人才严重缺乏, 城市人才严重积压的现象, 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从而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而农民工, 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 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 只能在富士康, 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 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 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4. 行业垄断。

目前在中国, 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 私人、民企进入仍有诸多障碍。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这些不平等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上的不平等。国企工人的收入比民企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 最终抑制民企空间, 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 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 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5. 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合理。

一直以来, 我国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的税制模式, 对于工薪、劳务报酬、资本利得等分科目分别核定收入额和所得税率进行征收。这种征收方式的好处在于其计算简便, 在核定单项收入总额及其扣除基数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难度, 减轻了税务机关的工作量, 但其弊端也很明显, 就是无法考量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在必要生活支出上的不同, 从而导致在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来源结构存在明显不同的情况下, 税收政策无法做到事实上的公平对待。就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来说, 很显然是一个让穷人多交税的畸形结构。缺乏一个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总体制度架构体系, 在个税征收上既没有实行国际广泛实施的综合所得税制, 也根本不考虑纳税人家庭的实际。从而在税负的实际分配上严重偏离了公平和正义, 丧失了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最基本的功能。

三、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分析

1. 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收入分配调整是双方面的, 高的要往低处调, 低的往高处调, 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要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度, 处理好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关系。要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要做到这一点, 除了企业要平衡好企业发展与关爱员工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利润增长同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 政府与社会各方面都要协同促进。一是随着经济发展, 政府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通过依法协商、合理协商, 在保证企业利润、竞争力的基础上使职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三是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情况, 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四是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公布职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业名单, 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提高职工工资。

2. 适当降低政府在GDP中的比重。

要降低政府在GDP中的比重, 首先应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一方面要减少“三公”支出。另一方面应降低政府性投资支出, 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因为国有企业大多属于垄断性行业, 是削弱其他资本发展能力的, 是与民争利, 应还利于民。把减少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则要增加社保投入, 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率。这也是间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3. 经济上反垄断。

垄断排除竞争, 高成本, 低服务。所以垄断不除民营企业难有发展空间。垄断能力越高, 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初次分配差距越大, 行业收入差距也就越大。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提高央企红利的上缴水平。自2007年开始实行央企红利上缴制度以来, 央企每年上缴的红利不超过10%, 比例过低且范围有限, 远不及财政对其补贴。如2008年, 两大石油巨头上缴的红利不过区区100多亿元, 而同期财政对其补贴却高达660亿元。

二是继续引导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目前的许多领域, 民间资本要么仍然进不去, 要么进去了根本就活不好。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开放程度仍远远不够, 大量实体经济仍被靠行政或自然垄断的企业集团把持着。

三是尽快建立国企监管的第三方力量。目前国企的薪金制度、上缴比例、补贴水平, 基本上都由企业与政府协商而定, 完全缺乏来自立法机构与全体国民的监督与制约。今后, 有必要在政府与企业之外, 建立一支第三方监督力量, 用以限制国企的经营范围、规范国企的薪金福利。

4. 不断壮大中产阶层, 缩小分配差距。

中产阶层是最为活跃、最强有力的消费力量, 培育中产阶层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消费环境。政府应努力为中产阶层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 要积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自谋职业和独立创业, 鼓励合法致富, 保护合法收入, 形成中产阶层构成的多样化格局。

5. 完善税制。

(1)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依据家庭的总收入情况和必要支出负担综合核定扣除基础和适用的边际所得税率, 改变目前高收入阶层个税税率偏低而中低收入阶层个税税率偏高的事实现象, 能够在个税收入总量不出现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对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调节, 从而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事实税收负担, 增加其收入。

(2) 开征新税种。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物业税等税种, 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补偿, 这些税种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已开征。

开征奢侈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税和奢侈品消费税作为政府调节生产消费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 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美国规定, 对价格超过3万美元的汽车加征10%的奢侈品税。瑞典的消费税一般是20%至25%左右, 对政府不鼓励消费的一些商品, 如奢侈品等, 税后价格可能翻几番。

6. 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意识的把资源配置更多的向农村倾斜。政府不仅要投资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将公共财政的支出直接用在农民身上。农民最担心的是看病难、看病贵, 教育费用高, 弱势群体衣食无着, 老年农民生活无依。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 推动农户之间的分工分业, 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 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 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 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 完全放开迁徙权利, 不管是在哪里出生,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劳动力流动将带来同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均等化, 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持久性增长的源泉, 进而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吴瑞君.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其成因分析.时代金融, 2012年18期[1]吴瑞君.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其成因分析.时代金融, 2012年18期

[2]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信息研究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箭在弦上.发展, 2012年07期[2]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信息研究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箭在弦上.发展, 2012年07期

[3]羌洲.我国行业收入分配现状、成因与改进对策探析.青海社会科学, 2012年03期[3]羌洲.我国行业收入分配现状、成因与改进对策探析.青海社会科学, 2012年03期

[4]常兴华, 李伟.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经济研究参考, 2012年21期[4]常兴华, 李伟.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经济研究参考, 2012年21期

[5]邓廷梅.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中国市场, 2012年27期[5]邓廷梅.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中国市场, 2012年27期

县级公立医院收入分配改革探讨 第7篇

一、县级公立医院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

(一) 医院现行收入分配制度

县级公立医院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详细按照各个职工的个人价值体现设定工资标准, 除了规定的学历、工龄等硬件因素之外, 多是按照部门科室的整体创收对职工进行绩效评价和奖金发放。直接导致医务人员的知识价值和服务价值得不到尊重, 医务人员容易产生负面心理, 职业道德受到威胁, 促使医务人员更多的从部门创收的角度提供服务, 而不是努力提供更好的专业技能治疗。同时, 县级医院相比市级医院规模小, 竞争压力大, 转诊多, 大病都转往市级, 相比而言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大, 收入少, 医务人员心理不平衡, 收药品回扣, 收红包, 往市级医院跳槽的情况就很普遍。

(二) 当前收入分配制度带来的问题

1、绩效激励机制混乱

由于医务人员的工资跟部门科室的收入直接相关, 这种现象“激励”他们在提供医疗服务时, 更多的考虑如何进行创收。例如, 医生在诊断时, 往往不愿意更多得询问病情分析病理, 而是直接开张检查单, 让病人花费一大笔机械的检查费;在给病人开药单时, 也会偏向使用利润更大的药物, 而不是从更好的治疗效果去考虑。这种种的现象不仅不利于医院的整体形象建立, 医务人员也变得更像商人、而不是潜心钻研医术和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

2、医务人员收入差距不合理

由于治疗方式的差别, 医院的科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会十分明显。总有一些科室治疗难度比较大, 而且收入不会很高。长此以往, 医务人员的配置就会出现偏向, 影响整体的人员配置。

3、乱收费现象频发、不正之风盛行

医生的个人技能价值和劳务价值得不到足够的尊重, 医生的职业道德也大打折扣, 很多医生为了创造更多的个人收益, 不惜损害患者利益、收费项目大大增加。很多不正之风也越来越普遍, 例如手术收受红包、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药物采购回扣、多开药开贵药等不合理用药加大患者负担等。

当前县级公立医院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发种种不合法的现象, 危害患者利益、影响医患关系, 也影响医院的整体信誉。为了更好的发展和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县级公立医院亟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二、改革县级公立医院收入分配的途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的公立医院纷纷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实现劳动力、资本、信息以及管理能力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进行。因此, 县级公立医院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一) 大力推进绩效工资改革

县级公立医院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不能很好的体现医务人员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务价值, 改革后的工资体制应该很好的体现医疗服务技术价值。

1、调整工资组成架构。将医务人员的工资结构调整为薪级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以及高强度岗位的津贴等部分。而其中的薪级工资不仅要包含职工的学历、工龄等基本因素, 更应该包含其执业能力等级, 以此鼓励医务人员积极进行进修, 提高个人的执业能力。岗位工资设定应该体现各个岗位职责、复杂性、准入资格、医务人员的劳动强度以及对医务人员技能要求的强度。同时, 也应该将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以及其他勤务岗位分开, 体现知识技能、管理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之间的贡献差别。而绩效工资部门应该切实结合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 兼顾公平和平等原则, 做出恰当的评价和等级划分。

2、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将药品销售收入、设备使用收入与医务人员工资脱节。医务人员中出现的为了“创收”, 而采取高价销售药品、过量开药以及更多使用检测设备等一些不太道德的手段, 医院根据这些方式获得的收入确定职工的绩效工资部分。如果能把医务人员绩效工资等级取决于其服务质量、然后由医院以固定资金发放, 则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毕竟, 医院属于公共服务, 承担着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 其应该以提高人民整体医疗服务水平为目标, 而不应该以创收、获利为目的。但是, 医院维持正常运营和发展, 仍然需要较大的资金, 因此, 需要政府加大对医院的投入, 打破现在医院以收支结余进行绩效工资分配的模式。

3、积极探索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对于县级公立医院来说, 医务人员不会像国外的医生一样, 可以做私家医生、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水平;但是为了促进医务人员不断改进自身的服务水平, 必要的激励措施必不可少。医院可以设立专门的基金, 对于特殊岗位、特殊技能或者管理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职工, 进行定期的评定和奖励, 以此激励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 加强其他辅助制度改革

除了改革工资制度, 其他方面的辅助制度也应该做相应的改革。

1、人事制度

医院工资构成中的薪级工资以及岗位工资都与医院的人事制度紧密相关, 为了工资构成等级更加准确公平地设定, 医院应该同时对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在医务人员的招聘过程中, 将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以及其他勤务岗的聘任划分不同的标准。在用人机制上, 科学设置岗位、根据业务变化及时调整岗位, 另外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竞争上岗、年度考评等手段, 激励医务人员提高专业技能、公平竞争, 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向管理岗位竞聘, 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2、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

在医院的收入分配改革中, 最重要就是绩效工资的部分。医院应该设置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 以年度或者半年度为期限, 对医务人员从岗位职责、劳动强度、服务质量、技能水平等方面做出准确评价, 提供绩效工资的根据。同时也应该根据考评结果, 提供进一步的奖惩手段, 真正体现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 鼓励医务人员积极提高工作能力, 打击不正之风的产生。

(三) 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顺利实现县级公立医院的收入分配改革, 可以真正起到促进医院整体信誉和医疗服务水平提高的作用。但是, 由于我国医疗卫生工作和收入分配制度是常年累积形成的现象, 真正彻底地进行改革可能面临很多问题。

1、岗位定级以及考评的公平性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后, 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岗位责任分级以及绩效考评定级密切相关, 然而, 在岗位定级以及考评过程中, 可能接触到的因素非常复杂, 不仅包括医务人员自身能力的界定, 还包含具体岗位责任的准确认定、岗位风险大小的确定等因素。

医院在改革中应该科学合理的对上述因素进行等级划分, 并要兼顾公平和平等原则, 避免引发医务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竞争。

2、医院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

县级公立医院也属于公共服务组织, 但是财政拨款只占较小的比例, 大部门医院仍然要自筹经费, 进行设备采购以及日常管理, 医院也需要通过医疗服务收费和药物销售来获得经济利益。进行收入改革后, 医务人员的收入会提高, 但是医院之前由这些渠道获得的利益则大大减少。加上现在医疗机构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医院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生存, 较长时间内仍然会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的经营目标。

解决医院自身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 不仅要政府增加对医院经营的支持政策, 放松对其在市场拓展和一些具体运营模式上的限制, 使其拥有更大的自由权, 在促进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 也要促进医院运营管理者的积极性。

3、医患矛盾的处理问题

目前我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医务人员工资低、职业道德受到拷问, 这种医患矛盾已经很深, 也严重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进行医院收入分配改革中, 这种矛盾现象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例如, 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医院进行手术之前给医生塞红包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如果医生不收红包, 患者反而更加担心。又如患者对医院开的高价药无法接受, 但是碍于自己对于治疗手段所知甚少又不得不接受等等。诸如此类的医患矛盾, 在进行医院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肯定是常见的问题。医院及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号召大家积极监督和反馈改革力度和效果。

三、结束语

目前县级公立医院的收入分配制度带来的种种问题, 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县级政府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 制定恰当的支持政策, 引导公立医院进行改革, 创建高质量、高效率的收入分配方式, 促进公立医院的健康有序发展, 改善老百姓的就医环境。

摘要：公立医院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不仅能提高医院的综合管理和协调能力, 还能够有效遏制目前众多医院存在的收受红包、吃回扣等不正之风。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意见, 本文将探讨即将在县级公立医院实施收入分配改革的途径, 以及可能遇到的难点重点问题, 为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县级公立医院,收入分配,改革途径

参考文献

[1]黄二丹, 李卫平.试论转换医院收入分配机制与治理商业贿赂.中国医院管理, 2008年4期

[2]刘会勋.新医改政策下的医院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商界, 2010年8期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第8篇

鉴于收入分配问题对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1年启动了一项政策评估研究课题。2012年, 该课题的研究报告《转折期的中国收入分配》在北京发布。

收入分配改革进入深水期

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蛋糕分的好坏不但关乎社会安定, 且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世纪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但扩大的势头在逐渐趋缓。收入分配进入一个转折期, 但是目前的差距仍处于高位。

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中,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经占据支配性地位, 城乡差距的影响尤其突出。2007年城乡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约占50%左右。近年来,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 城乡和地区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为收入分配的改善带来了一线曙光。

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45左右上升至2007年的0.48。2007年以后尚没有最新的有代表性的全国收入调查数据, 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 最近三四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可能略有上升, 处于一个相对稳定且高水平的状态。但是, “灰色收入”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腐败带来的部分人群的巨额“黑色收入”更是不容忽视, 这些因素都给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带来新的不确定型。

合理的差距可以体现不同人的价值, 起到激励的作用。但是, 过大的收入差距却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把收入差距调节在一个合理区间市政府的职责所在。对此,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特别是2003年以后,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效果。

这些政策旨在使发展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 并促进发展成果的更广泛和公平地共享。这些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大均衡性区域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扶贫战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农产品价格开放、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所得税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教育普及在内的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城乡二元体制等非均等化制度和政策的纠偏。

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中期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加上一系列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政策的推动, 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化可能已经迎来了一个转折期。导致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缓解的因素中, 既有农产品价格上涨、经济刺激政策带来农民工就业扩张和工资上升等临时性因素, 更有劳动力供求态势转带来劳动者工资上升、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等长期性因素, 后者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条件。未来几年里,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可能进一步趋缓甚至出现短暂的下降。

转折期的到来, 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到了库兹涅茨拐点并步入逐渐下降的通道, 而是指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 有利因素在逐渐加强, 不利因素在逐渐削弱, 但收入差距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在高位。

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

虽然我国的收入分配已进入转折期, 但这个转折期的长短取决于政府改革的力度有多大。

根据对国内政策的评估以及国际的相关经验, 我们对下一步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九条建议:

第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高度重视初次分配。居民收入来源中初次分配占主要地位, 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具有支配性作用, 应是政策的着力点。但是, 强调初次分配改革的重要性, 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碍市场有效运行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障碍, 推动市场的整合, 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管制要素、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针对不同收入人群, 政策上应各有侧重:对于低收入群体, 重点在“多予”, 使再分配政策发挥更重要作用;对于中等收入群体, 重点在“少取”, 提高中等收入家庭的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对于高收入群体, 应发挥税收的再调节作用。

第二, 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在金融、铁路、民航、矿产资源、电力和能源等垄断性行业, 进一步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 促进市场竞争。对于因经济战略需要保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行业, 要提高该领域国有企业分红的比例, 用以支持普惠性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使国有企业的收益更大程度的惠及全民。

第三,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城市化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大幅度降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户籍门槛, 优先并分步骤解决已经进城的具有稳定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险人员的落户问题。加快推进新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原有城市户籍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安排均等化, 实施更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第四, 完善城乡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于城镇地区和农村的土地征用, 要使土地增值收益公平分配, 使失地居民生活和就业有长期保障, 探索建立“规则公正透明、参照标准科学、收益补偿动态化”的按因素补偿机制。但对于补偿制度的具体形式, 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差异。

第五,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为农民增收创造空间。积极推进流通领域的税费改革, 大幅度取消流通环节的收费项目和罚没条款。对少数数额巨大、来源稳定、公共性明显的收费项目, 应使之转化为税收。大力发展物流业, 降低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成本, 为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农民的增收预留空间。

第六, 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继续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创新高等教育投融资模式和办学模式, 扩大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自主权。

第七, 优化中央—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明确范围和标准, 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划分。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根据具体转移支付项目的性质, 对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重新划分和界定, 使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和财政能力相匹配和协调。在专项转移支付中, 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和弱势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八, 结构性减税与增税并举, 降低经济总体税负。积极落实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 全面推行增值税和营业税改革。扩大房地产税的试点, 更多利用市场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 抑制城镇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过快上升。在保证总体税负有所下降的前提下, 适时开征环境税, 并提高与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税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