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精选12篇）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1篇

兰州—西宁区域位于甘肃陇中黄土高原和青海省海东区,沿河谷和交通干线分布的城镇密集区,同时也是西陇海—兰新经济带和宝兰—兰青经济带交汇处,东临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西联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该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相对缺乏,人口与环境、发展与保护、整体与协调成为该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1987-2007年之间,兰州-西宁区域人口分布是如何演变,这种演变与耕地相关还是与经济相关,相关度多大?区域内人口总量及其分布同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的承载力是超载还是富余?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兰州-西宁区域“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宏观政策的制定以及产业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1 数据来源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区包括甘肃省的兰州市(5区3县)、白银市(2区3县)、定西市(1区4县)、临夏回族自治州(1市7县);青海省的西宁市(4区3县)、海东区(6县),一共31个大中小城市,包括5市26县,其中兰州市跨入特大城市行列,西宁属于大城市。

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内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总人口928.45万人,占甘肃省全省总人口2617.16万人的35.47%;生产总值1087.22亿元,占甘肃省生产总值2702.40亿元的40.23%。西宁市和海东区总人口345.43万人,占青海省总人口551.60万人的62.62%;生产总值372.25亿元,占青海省生产总值783.61亿元的47.51%。兰州—西宁区域,总人口1273.88万人,占甘肃省和青海省总人口3168.76万人的40.20%;生产总值1087.31亿元,占两省生产总值3486.01亿元的31.19%。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988—2008年甘肃省和青海省统计年鉴,以及1:400万中国地图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首先将兰州—西宁区域,从1:400万中国地图中剪切出研究范围,然后进行投影校正,将兰州—西宁区域人口、非农业化、GDP、耕地面积等属性输入,进行矢量化。

1.3 研究方法

(1)人口集中指数和基尼指数。总体上分析人口空间分布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及其变动趋势,人口集中指数(Index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是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

人口集中指数评价指标计算公式:

式中,Pi和Si分别是i区域的人口数量和面积,P和S分别为全部区域的总人口和总面积;n为区域个数,n=31;人口集中指数ΔP的数值为0-1,ΔP越大,说明人口的区域分布越集中;趋于1时,说明区域人口分布几乎集中分布于某一“点”;反之ΔP越小,说明人口的区域分布越分散;趋向于0时,说明人口几乎均匀分布于各地区。人口基尼指数:G=

百分比;Yi为各地区面积累计百分比。n为区域个数,n=31。

(2)人口和经济重心。所谓人口和经济重心,即假设人口和经济所在的区域为同质平面,每个人都是平面上的一个质点,具有相同的质量,则重心是区域中每人距离平方和最小的点,即一定空间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点。重心的取值取决于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状态。人口和经济重心远离人口和经济稀疏的地区,而趋近人口和经济稠密的地区。通过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变动来研究人口和重心分布变化的历史过程,它的移动方向表示人口和经济分布的伸展方向,并通过人口和经济重心移动的轨迹及其移动速度,直接形象地反映人口和经济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人口和经济分布空间变化的特征和原因。

重心的位置一般以经纬度来表示:

式中为计算区域的人口(经济)重心经纬度坐标;为Pi为i点的人口数(经济总量);xi、yi分别为点的经度和纬度坐标。

(3)相关系数。地理要素之间相关分析,揭示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相互关系密切程度的测度,主要是通过对相关系数的计算与检验来完成。一般分为两种要素之间关系程度的测度和多要素之间关系的测定。对于两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数采用如下公式:

式中rxy为两个要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表示两个要素样本的平均值。rxy>0时候,表示正相关,即两要素同向相关;rxy<0表示负相关,即两要素异向相关。rxy的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两要素的关系越密切;越接近0,表示两者的关系越不密切

(4)资源承载力模型分析。(1)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Crl=I1×Q1,其中Crl为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I1为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I1=Qpo/Q10,Q10为参照区人口数量,Q10为参照区耕地面积;Q1为研究区耕地面积。(2)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Cre=Ie×Qe,其中Cre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Ie为经济资源承载指数,Ie=Qpo/Qeo,Qpo为参照区人口数量;Qeo为参照区国内生产总值;Qe为研究区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者加权计算得到综合资源承载力。Cs=W1Crl+W2Cre,其中为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分别为相对土地资源和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权重,并且W1+W2=1。

2 人口时空演变

2.1 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集中指数与基尼指数变化趋势相反

1987—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城市总人口集中指数和基尼指数与非农业人口集中指数和基尼指数变化趋势相反(表1),总人口集中性在弱化,非农业人口集中性在增大。

(1)区域内非农业人口集中性高于总人口,不均衡性小于总人口。1987-2007年非农业人口的集中指数高于总人口集中指数,1987年非农业人口和总人口集中指数分别为0.7699、0.4042,到2007年末分别为0.7391和0.3671。从基尼指数来看总人口基尼指数大于非农业人口基尼指数,1987年分别为0.0194和0.0028,到2007年分别为0.0177和0.0048。非农业人口集中指数高于总人口集指数主要因为区域内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首位度高,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核心城市。

(2)1987-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总人口集中指数小,并且集中性在弱化。人口集中指数小于0.5,1987年人口集中指数为0.4042,到2007年将至到0.3671,人口集中指数逐年在降低,表明兰州-西宁区域人口由集中向离散分布。主要原因是兰州-西宁区域伴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核心城市(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临夏市区)建设用地受到地形地势地貌的限制,部分产业选址向周边县城转移,带动区域内县城人口增加[11]。

(3)1987-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非农业人口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有增大趋势。1987年非农业人口基尼指数为0.0028,到2007年增加到0.0048,说明兰州-西宁区域31城市之间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在加大。

2.2 人口和经济重心位置的不一致性及移动方向的相似性

借助arcgis9.2平台,利用重心公式计算出1987-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人口经济重心经纬度数值,并属性化,绘制出人口和经济移动轨迹路线图(图1),发现人口和经济重心随着时间在空间上的移动具有以下规律:

(1)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非农业人口重心三心不重合,其中经济重心位于非农业人口重心和人口重心之间。1987年兰州-西宁区域人口重心坐标(896189.81,4003652.91),经济重心坐标(872851.64,4013448.25),非农业人口重心坐标(865437.317,4024359.65),其中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在永靖县内,非农业人口重心在兰州市区内;2007年末兰州-西宁区域人口重心坐标(897868.66,4003036.04),经济重心坐标(888087.45,4018804.70),非农业人口重心坐标(876883.74,4018972.61),三心均位于兰州市区内,且经济重心位于人口重心和非农业人口重心之间,其中非农业人口重心在经济重心的西面。

(2)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非农业人口重心三心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1987-2007年三心基本上呈现出西北-东南方向移动,其中人口重心1987-2000年之间经度增加,纬度减小;2001-2007年之间纬度增加,经度减小。经济重心1987-1997年之间经度增加,纬度减小;2001-2007年之间纬度增加,经度也增加。非农业人口重心1987-2005年之间经度增加,纬度减小,2005-2007年之间纬度减小,经度也有减小趋势。说明人口移动的方向和经济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引起了人口流动的变化。

(3)经济重心偏移的速度高于非农业人口重心偏移速度,人口重心偏移速度最小。根据各重心坐标,计算出1987-2007年人口重心、经济重心、非农业人口重心年均移动速度(表2)。通过三心移动速度一览表,发现经济重心偏移速度最快,幅度最大。1987-1997年10年之间,经济重心偏移速度为2435.94m/a,高于非农业人口重心和人口重心偏移速度的1089.95m/a、419.13m/a,2006-2007年,2003-2005年,1997-2001年之际均是经济重心偏移速度最大;2001-2003年均是非农业人口重心偏移速度大。

2.3 人口分布与经济的相关性远远大于耕地之间的相关性

兰州-西宁区域人口重心偏移方向和速度是由什么来决定和影响的呢?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偏移方向一致性之间相关程度有多大?通过利用相关系数公式,对区域范围内31个城市的人口、经济、耕地指标,计算出1987-2007年之间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相关系数(表3),发现人口与经济和耕地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系数远远高于人口与耕地之间相关系数。

(1)1997-2007年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而人口与耕地之间相关系数均在0.2之下,表明兰州-西宁区域范围内人口重心的移动是经济重心移动的结果。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类型多样化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通过“城市拉力”来吸引周围区域人口流入城市。因此城市经济实力大小决定了人口规模大小,相反人口的多少,满足了城市有些产业和服务业营业的“门槛”规模。人口和经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2)人口与耕地之间相关性较小,而且随着时间呈现降低趋势。1987年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292,降至到2007年的0.105。人口与耕地之间相关性小,表明在工业社会阶段,一定程度上人口的分布脱离了自然资源条件的束缚,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人口对耕地、水资源的依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和区域化背景下,国际和区际资源的利用,以及人对物质食品和非物质食品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人口分布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减小。

3 资源承载力

3.1 资源承载力参照标准的选取

资源承载力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当地能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在保证与其社会文化准则相符的物质生活水平下能够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资源承载力计算一般选取相对一定区域(理想状态区域)进行计算[12,13,14],兰州-西宁区域属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耕地贫瘠,不如东部平原地区耕地平坦、肥沃,单位面积耕地的产出没有可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地区仅仅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也是东部沿海和中部明显高于西部地区[15,16,17]。因此,选取全国经济资源承载力和耕地资源承载力作为参照区来评价兰州-西宁区域资源承载力演化大小;权重系数按照人口与经济及其人口与耕地的相关系数来计算,即经济资源承载力权重0.9,耕地资源承载力权重0.1。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获得

3.2 资源承载人口与实际人口差距在缩小

兰州-西宁区域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资源承载力以及总人口规模都在增大,其中,相对资源承载力增加速度大于实际人口增长速度。(1)兰州-西宁区域人口属于超载状态,从2000-2007年资源承载力来看始终小于实际人口总量(图2)。2000年实际人口(1205.78万人),超过资源承载力(466.85万人)738.93万,到2007年实际人口(1273.95)超过资源承载人口(961.56)312.39万人。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超载人口规模在缩小。(2)兰州-西宁区域经济资源承载力远远大于耕地资源承载力,并且耕地资源承载力由于区域耕地资源规模每年变化不大(稳定在144.15万公顷左右),因此耕地资源承载力基本上保持在150万人左右,区域综合资源承载力取决于经济资源承载力。2000-2007年末,经济资源承载力由308.43万人,增加到808.75万人,2007年是2000年的2.6倍。

人口的空间分布直接影响到水资源分配和利用、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数量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兰州-西宁区域人口规模从相对资源承载力来看属于超载状态,不利于区域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特别是粗放型的发展,不经对本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而且对黄河下游地区用水、及其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为提高区域承载力,必须转化本区域发展模式,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增大区域承载力。

3.3 相对资源承载人口类型划分

针对2007年末,兰州-西宁区域内部31城市相对资源承载力进行计算和属性化,并借助arcgis9.2平台进行空间可视化。

按照相对资源承载力大小与实际人口的比较,分为三种类型:(1)超载状态: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大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3,即:P-C3>0;(2)富余状态: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小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3,即:P-C3<0;(3)临界状态: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等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3,即:P-C3=0。本文考虑到误差的存在,将31市县分为三种类型,(1)超载类型区P-C3>10;(2)富余类型区P-C3<-10;(3)临界类型区-10

根据兰州-西宁承载力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区域范围内以超载类型区为主,富余区主要以沿着景泰-兰州铁路线分布,而临界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黄河的支流大夏河流域以及湟水流域。相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而言,兰州-西宁区域的人均耕地的资源优势明显,2007年末区域内的人均耕地是1131.59 hm2/万人,高于全国2007年末的937.01 hm2/万人。而2007年末人均生产总值(11756元/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18934元/人。因此,当前兰州-西宁区域人口超载不在于其自然资源的丰度不够,深层次的原因是其经济资源对人口承载力的贡献有限。经济发展的不足制约了人口承载力的提高。由于兰州-西宁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十分缓慢,且部分区域经济资源承载力尚有富余,所以兰州-西宁区域资源承载力今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经济发展质量来提高其人口承载力。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人口的集中指数和基尼指数分析了兰州-西宁区域人口随着时间变化的集中性程度以及城市之间人口规模的差异程度,通过重心计算,具体分析了人口和经济重心移动的方向及速度,并计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最后通过相对资源承载力计算和分析了区域内人口属于超载状态,并将区域内超载类型区、富余类型区和临界类型区进行空间化。较好地说明了1987-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的规律,为兰州—西宁区域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4.2 讨论

通过计算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移动的方向和速度,说明了两者的相关性,但是没有揭示出经济结构内部第二和第三产业对人口重心移动的贡献程度;相对资源承载力分析,没有考虑到区域水、矿产等其它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环境资源承载力,同时参照指标选取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指标来计算,如果选择西北地区或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区域资源承载力类型将会变化;通过现有的人口分布和资源承载力,兰州—西宁区域范围内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发展要素之间如何协调,才能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需要继续深化探讨的问题。

摘要：采用人口基尼指数、人口重心、相对资源承载力等指标和方法,分析1987-2007年兰州—西宁区域31市县人口集中性和差异性,并计算相对资源承载力大小。结果表明:①兰州—西宁区域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集中指数和基尼指数变化趋势相反,其中非农业人口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有增大趋势;②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和非农业人口重心三心位置不一致,但是移动方向相似,且经济重心移动的速度最大;③区域范围内人口分布与经济总量高度相关,人口与耕地表现出较弱的正相关性;④兰州—西宁区域人口属于超载状态,但是超载的人口规模在减小;最后将31市县分为超载类型区、富余类型区和临界类型区三种类型区。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2篇

发言材料

广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1年3月7日

尊敬的检查组各位领导：

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牵头落实城镇劳动人口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行动有关工作情况作一简要汇报。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真正。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职责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扎实开展城镇劳动人口、公务员人才队伍的科学素质行动，切实加强对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领导。2007年以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或及时调整完善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劳动就业培训、公务员管理的副局长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就业培训股、公务员管理股、职称专家股、政策法规股以及人才规划流动股股长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政策法规股，由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股股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具体负责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组织实施等工作。构建了局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带头抓、相关股室具体抓的良好工作格局。

二、突出工作重点，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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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来，我局紧扣《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实施意见》要求，按照部门职责分工，重点抓好了城镇劳动人口、公务员人才队伍科学素质行动科学培训教育工程，每年制定年初工作计划，明确培训教育工作重点，确保了劳动人口、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育工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其科学素质。

（一）狠抓就业培训，完善服务技能，着力提高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

一是打好培训基础，建立培训基地。我区将职业技术学校作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村进城求职人员和外派务工人员培训基地，现有专业培训教室48间，配备有缝纫机、电脑、电焊机、厨房用具、电子、电工等教学设备500余台（套），能同时开设缝纫、家政、电脑、美容、酒店服务、厨师、焊工、电子、电工等9个班，能同时培训400余人。根据就业需求选择培训工种，开展的建筑工、电工、电子装配工等培训，对灾后重建、外派劳务输出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全民创业的号召，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提高创业能力，在全市率先开展中小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经纪人的创业培训；对农村劳动者送就业技能培训到乡镇。为了保证教学时间和培训质量，专门成立了培训督查组，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培训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几年来，我区共培训21738人次，每年均超额完成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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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制定培训规划，层层分解落实。我区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和下岗失业人员培训计划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五年规划，并层层分解，抓好落实，明确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工作的综合部门，建立健全了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形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局→社区→居民小组→下岗失业人员环环相扣的培训管理服务网络。通过层层签定目标管理责任书，切实做到家底清楚，任务明确，实施具体，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稳步扎实推进。

三是加强经费保障，拓宽培训就业渠道。我们把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补贴经费和劳务输出培训经费列入预算，向上争取培训专项资金近500万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培训工作顺利开展。为切实提高务工人员素质，打造广安劳务品牌，积极开展跨区域的部门合作、行业合作，加强定单、定向、定项目培训，凡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实现了培训获证和就业的双重愿望。通过培训，农村劳动者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提升了农民工的素质，并通过培训促进了就业，改变了农民工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

四是加强培训监督，确保培训质量。为保证培训质量，我区率先在全市推行培训招投标工作，确定10家具有相应培训专业资质的定点培训机构。由培训机构拟定培训方案和教学计划，具体实施培训。培训时间根据工种不同，一般不少于30天，最长的要达到60天。为方便广大的农村劳动者学习科学知识技能，—3—

开展了送技能下乡的农村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工作。为了保证培训质量，成立了就业再就业培训督查小组，负责对我区的就业培训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保证培训质量和使培训人员真正学到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经过培训后，大部分学员都学到了一定的科技知识和技能，并在就业思想、就业观念上都有较大转变，积极选择适合自己特长的岗位就业，培训就业率达85%以上。每年外派劳务600—800人，参加了创业培训的学员40%以上实现了自主创业，当上了小老板，并解决了不少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问题。

（二）贯彻《公务员法》，围绕提高能力核心，全面开展公务员各类培训

1.协助抓好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凡是新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的公务员一律在试用期内参加以提高适应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初任培训。自2007年以来，我局配合广安市人事局对新录用公务员进行初任培训16期517人。通过培训，培养了新录用公务员的良好职业道德，树立了敬业、奉献精神，尽快转换了角色，适应机关工作能力明显增强。

2.大力开展更新知识培训。不断探索公务员公共必修课培训与专业课培训项目相结合的运作机制，不断拓展了公务员队伍的知识面。近三年来，我局按照中省市的要求，一是着重抓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全员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树立了公务员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掌握了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处置的基本常识；二是根据广安市人事局和区委组织部要求，采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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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区1595名公务员（含参照管理人员）进行了《公共经济知识》培训，并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了全省统一组织的考试，合格率为100%；三是以开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全员培训为主导，认真实施“十一五”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纲要，做好了公务员法配套法规的学习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在公务员中大力开展《公务员法》、《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执政能力建设等内容的思想培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3.协调开展公务员专门业务培训。各部门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本部门业务发展的需要，与我局一道协调开展了各个时期的专门业务强化培训20余期2500余人次，提升了公务员的专业技能。

4.有效开展其他在职培训。一是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依法行政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加强学习型政府建设”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工作，邀请专家、学者前来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坛），组织公务员参加学习，拓宽了公务员的知识视野，提高了公务员的执政能力。二是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精神，将现代科技知识课程、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列为公务员培训重要课程之一，加强了对公务员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传播和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三是深化对公务员（含参公人员）法律知识的专项培训，不断强化公务员的法律观念。四是稳步推进专业学位教育，鼓励在职公务员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和参加其他学历学位教育，或结合岗位实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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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取得各种职业资格，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

三、创新加强管理，增强效果

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特别是开展城镇劳动人口、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育工作中，我区牢固树立培训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观念，强化培训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培训与使用相结合的制度。将培训教育与绩效考核、考核、奖励、职称晋升（聘任）直接挂钩，严格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同时，不断拓宽培训渠道，把脱产培训与在职学习、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本地培训与异地培训、课程讲授与实地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培训方法，提高培训实效。我局圆满完成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有效提高了城镇劳动人口、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科学素质，为提高全区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求职民工的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开展科普活动，提升素质

我局依托全区举行的“三下乡”、科技之春、全国科普日等平台，积极组织全局职工和乡镇劳保所人员，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就业咨询、科普展板等形式，广泛宣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等科学知识，还结合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活动，大力宣传科学生活、健康生活的观念和知识，促进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提升广大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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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广安区在实施城镇劳动人口、公务员人才科学素质培训教育工作中尽管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灵活多样地开展了科学素质普及提高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学习资源短缺、缺师资，培训方式单一，在提升能力与素质的培训途径上，仍以开办专题班、研讨会为主，学习培训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开拓创新、努力工作，扎实开展城镇劳动人口、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育，纵深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

劳动力人口继续降 第3篇

人口红利应该说是支撑过去多年来纺织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逐渐消退也是明显趋势。不过，中国是不是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目前还有争议，但普遍的看法是，过去那种认为劳动力供给会源源不断的看法现在已经改变了，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走向短缺，在纺织行业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纺织企业招工难这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每年的岁末年初，员工的流失都会让企业老板们着急上火，为员工买车票、送员工回家等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员工来年还能回来。如果回来还能带上一个两个，还会有奖励。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年轻员工选择离开。老板都知道，订单减少不可怕，招不到员工才最为头疼。

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可能是年轻人不愿选择纺织企业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又会让连年出现的“民工荒”愈演愈烈。

仔细想想，人口红利消退的影响其实不一定是负面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在那些出现劳动力短缺状况的地区和行业，劳动者工资待遇、劳动保障有可能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将带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利于财富的分配向创造价值的一线劳动者倾斜，这也符合习总书记“中国梦”的理念。从小的方面看，一个企业为员工改善工作环境、逐渐提高工资待遇是应尽的社会责任。不要忘了，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者通过劳动能换来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每到年底总能听到魏桥集团涨薪的消息，1月6日，魏桥创业集团下发关于增加职工工资的通知，自2015年1月起，继续提高在职职工工资，每人每月增加工资100元。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魏桥涨工资的消息无疑让人兴奋。据说，魏桥从2010年起，5年时间共为职工普涨工资达16次。像魏桥这样的企业令人敬佩。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确实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对纺织企业来说确实增加了生产成本。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会倒逼企业从依靠人力转向依靠创新，转向提高生产效率，转向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

无锡一棉地处长三角，人力成本相比其他地区要高出许多，为了消化人工成本，公司除了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高附加值纱线，还用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设备，万锭用工减到最少。在员工使用、培训方面，他们奉行越简单越好的理念，把复杂的操作程序分解，每个员工只掌握其中一部分即可，比如换粗纱的只换粗纱，巡回处理接头的专门巡回。这样一来，复杂的生产对于每个员工来说变得简单了，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即使人员有分流对整个产品品质也没什么影响，新员工简单培训后又可以马上上岗。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目的只有一个，适应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新常态。再抱怨劳动力成本提升是没有意义的，员工待遇不断提高才更应该让老板引以为豪。抱怨的人，只能说你还没认清形势，还依靠人口红利是没有出路的。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4篇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对劳动力供给影响并不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假以时日,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更加明显时,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劳动力的供给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从另一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的也能造成技术层面的不断翻新、还可形成一些新的工作岗位这样可以加速社会中老龄产业的形成。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即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影响

1)人口老龄化给新进入人力市场的劳动力资源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派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如产生出关于卫生、医疗等服务行业。这些行业会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对就业也会带来改变,能给老年人提供很多岗位。另一方面,老龄人口退休、离休时,就会有很多新的岗位腾出来,这样下来就业压力就会有所缓和。

2)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力转向密集型供应。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年纪相对较小的老年人所具有的工作技术、实践经验浪费到,如果把这些资源好好利用起来,就可以降低对年轻人的培训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搜索代价,这可以成为新社会新时代的一种财富。

3)人口老龄化是劳动力资源在就业上更为灵活。人口老龄化促使社会上形成许多新的产业。同时,一些已经退休的老人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就比较灵活了,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进行一些相应的劳务。

3、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

1)老龄化的人口会使得能够进行“劳作”的人数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不同年龄结构的影响千差万别。如:青少年和中老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将会是能够提供正常老五的劳动力的数量变小,并有可能引发未来劳动力提供的大片空白。

2)人口老龄化致使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老化。在生产率方面,处于中老年阶段的劳动力往往不及青壮年,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又对经济发展起不利作用。

3)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家庭里能提供供养的来源减少。在劳动力供给中,家庭是最小单元,其劳动供给却对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家庭所提供的劳动力主要在时间和分工这两个方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时间上家庭成员不得不从原来用于工作的时间里分出一部分用于照顾家里的老人,人口老龄化使得一个家庭要负担的老人数量增多,这个家庭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分工上,一个家庭不得不从原来用于工作的人数里分出一个或几个来照顾家里的老人,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这就需要家庭做出分工,以使家庭收益最大化。

4)人口老龄化限制劳动力资源创造力。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创造力也有许多影响。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不能和节奏比较快的经济活动合拍,不能满足科技的要求,他们接受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过程耗费时间长且效率也不高,动手能力和协调能力也相对不足,这样不利于技术的革新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削弱企业综合竞争力。若是对中老年劳动力重新进行培训,既耗费时间又耗费资源,而且得到的结果也不一定理想。再者中老年劳动力的职业流动性比较低,他们往往是结构性失业的最先承担者。

5)人口老龄化会对生产率造成不利影响。老年劳动力在快操作化的生产活动中不具有优势,尤其是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产业中,更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对于老年劳动力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吃力的过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结果所用时间可能也会很长,这样就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的变革。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不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固然是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老龄化社会也给许多行业带来了商机,从而刺激了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

老龄产业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切入点,但是现在老龄产业的轮子还比较小,与老龄事业的发展不能做到很好的协调。在我国生产老年用品的企业规模小、品种不够齐全、市场占有率也很低,致使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老年产品缺乏“老年性”。如假牙护理,这在国内几乎是一个空白行业。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越是空白的行业越有市场,这就促进了这个行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如假牙护理行业。目前我国对于这个行业的护理知识了解的比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健康,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继续那些老年护理行业的兴起,急需老年护理产品的出现,这也就需要对老年护理知识有充分了解的劳动力。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必然会刺激社会中对这个行业有专业知识的劳动力的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生活质量的进步,促进老年消费市场的不断繁荣,这也就刺激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产业的出现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劳动需求是派生需求,那么为老年人福区的产业就业是派生需求,而且也会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会刺激劳动力需求。

二、降低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类型的转变都有必然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文明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等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了。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以便缓解趋势和解决问题。

1、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

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概念深入人心,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实际情况出发,使人口数量和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新出生的婴儿过快,人口数量急速增长,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对应,控制人口就很有必要了当经济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不开但是人口年龄区域偏大的条件下,如果还严格的控制人口就会导致未来的发展失去协调、失去平衡以及不可持续,就需要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

2、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退休年龄制度,即博士生和小学毕业生的退休年龄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延长在知识领域工作的人的退休年龄,提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退休年龄,这样既可以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又能在客观上提高劳动就业率,增进社会福利,提高整体国力水平。

3、形成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行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不仅是指一个老年人在心理上的健康和身体机能上的健康,还指的是一个社会老龄化的状态,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不是很大。这不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明显,更应该加大力度推行健康老龄化。创造一种和谐的、健康的老龄化氛围,可以:一、积极推行老龄化教育,普及健康老龄化知识;二、创办一个社区可供老年人进行活动和交流;三、加大对健身设施的投资力度。

4、建立和完善笼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一个目标。推动示范型养老基地建设,加大为老年人服务的办事力度,鼓励开办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落实有关老年福利机构扶持政策,大力弘扬后代养老、家庭养老和邻居之间合作的传统美德。加大养老服务机构管理队伍建设,按照老年人的一定比例配备工作人员,实行养老服务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

5、大力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目前我国居民在老年用品市场的消费额还是很高的。但我国所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的提供的产品与需求相差很多。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力度去扶持还在萌芽阶段的老年产业,鼓励开发老年产品,不断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其次,积极推动医疗保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改进和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最后,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政府可统一规划,兴办老年产业,如:开办老年活动中心,是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更加和谐。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形成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行健康老龄化、建立和完善笼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求

参考文献

[1]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积极的?还是消极的?[J].人口研究,1995,(4).

[2]武元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几个问题[J].老年学杂志,1987,(1).

[3]包玉香.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山东省为例[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J].人口研究,2004,(2).

[5]中国老年学学会.实现健康老龄化[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6]黄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9,(3).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5篇

1、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2、身体素质文化精神

二、请选择一个你认为最佳的选项

3、C4、B5、C6、A7、B8、D

三、根据下列要求，回答相关问题。

9、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个孩子出生后到成人并参加工作，才能成为生产者，在这之前主要是消费者。因此靠多生孩子来致富，是不现实的。第二，农村人口多，是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如果多生孩，反而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尖锐;人口过多也会制约法经济发展，导致资源相对短缺，居住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

10、这种说法不正确。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我国过多人口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导致了资源相对短缺，居住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同时，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人手，而是高素质的劳动者。

11、(略)。后果：①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②影响应业和劳动素质的提高;③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④不利于中国和世界的稳定和发展。

12、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人口国策，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中学生一定要懂得一些有关人口的科学知识，认识计划生育的意义和要求，自觉执行人口政策，并积极向群众作宣传，实现可持续发展。

13、人们使用化学农药杀灭蔬菜中的害虫，而有许多农药毒性不易分解，残留在菜中，使菜受了污染。人们吃了受农药污染的食物，就会使这些污染和毒素在人体内存留，导致农药中毒。为了保证身体健康，以免中毒，都市人就专爱买有虫的菜，我们应开发绿色产业，倡导绿色消费。

14、略

四、根据下列要求，完成相关活动

15、略

16、略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6篇

陈菲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指出，2009-2010年，新增1800万城镇就业人口，转移1800万农业劳动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

落实劳动合同法，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大力椎广集体合同制度，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促进职工工资水平稳步增长。扩大职业培训，全同技能劳动者总数达到1.1亿，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5％，高级工占20％。

落实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劳动保护，改善生产条件，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比2005年降低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比2005年降低25％。

落实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推广工资支付监控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依法追究恶意拖欠工资行为的法律责任。

2009(华南)兽药、饲料产品采购及技术交流会即将召开

华育

召開时间：2009年6月16～18日

召开地点：广州杨明国际交易城展览中心

“2009(华南)兽药、饲料产品采购及技术交流会”和第二十七届广东省种猪拍卖会将以“政府牵头、协会主办、专业组织”为原则，组织省内外优秀兽药、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参与，突出“保动物健康、促食品安全”宗旨，打造一流品牌展会，为企业搭建一个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两会互动、互补，共同为生产企业、经销商、代理商、养殖户、科研机构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展示、交流、交易平台。

展品范围：兽药类专区，饲料类专区，畜牧水产养殖类专区，宠物类专区，畜牧科技与技术媒体类专区。

中国移动三年内将在农村投入七百亿元

刘育英

中国移动未来三年内将在农村投入700亿元人民币进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未来三年，中国移动每年将实现1万个以上自然村的网络覆盖，确保全国行政村的网络覆盖率达到100％，自然村的网络覆盖率达到98％。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7篇

一、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分析

1、边境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要素分析

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组织发展的复合体, 它的发展或者结构的改变往往是对经济发展的承接, 即是对上一期经济发展的适应和对下一期经济发展的调整和促进。经济运行靠的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形态。制度变迁是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结果, 而意识形态变迁指的是运作规则的变迁, 即相关行为人主动要求改变现有制度。这说明制度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设置的约束性规范, 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制度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就是它强化了经济的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的方式, 在特定的范围内强制地对所生成的经济成就进行利益分成, 从而创造出不同的供给方式和充分的规则, 构筑起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在此基础上, 经济制度促进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形成, 使县域内资源流向效益最优的领域。同时, 制度还能够建立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 有效地调节经济的运行, 保证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制可循, 促进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制度的形成。

2、边境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要素分析

经济发展的形成取决于可用资源的配置形式和手段, 资源可以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环境的物质特征, 如原材料、物质能源等;以生产工具、技术等而表现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由两者相互作用所创造的人造物———产品。权威性资源则意指对社会时空的组织, 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 对生活机会的组织 (自我发展和自我表现的机会的构成) 。自然资源作为配置性资源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不同的资源配置形式决定了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比如, 气候、区位、交通、矿藏等要素可以决定经济结构是否具备发展产业化的条件。权威性资源往往表现为区域内的各种组织相互交织的关系, 它们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往往是相互牵扯和相互制约的。例如, 人口、文化、可用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新的可改变的生产要素, 而这种新生的要素又具有不稳定性, 任何一种权威性要素配置形式的改变都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新的要素。边境县域经济的发展就是要依据配置性资源, 寻找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围绕核心资源构建经济产业化, 在产业内优化权威性资源的配置形式, 通过新生要素的变化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优化。

3、边境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要素分析

人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人口的数量、质量及地域分布直接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方向。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程度和边境县域劳动力素质两者之间的关系。人在经济活动中是劳动主体, 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决定了在县域范围内劳动力的供给总量, 反过来也限制了县域经济的规模;人口质量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和速度, 以及经济技术和科技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人口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还会影响企业的布局。所以,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必须重视人口因素。

二、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镇化低,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落后, 城镇化水平低, 基本处于中弱化的低水平发展状态。从“六普”数据得知, 云南省城镇化率为35.20%, 远远低于全国城镇化率49.69%的平均水平;边境地区城镇化率平均为31.35%, 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85%。

城镇化水平低直接导致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2011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0255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722元, 边境地区农民人均收入3747元, 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其次是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而农村依然是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边境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所占比重大, 如何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实现城乡经济互动, 是发展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

2、生产方式粗放, 资源利用效率低

从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来看, 三大产业之间关联度小, 农业生产仍然是用于自身再生产, 农产品的工业附加值低, 基于农业而形成的服务业更是少之又少, 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也没有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国家, 三大产业之间构成为“三、二、一”型, 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的65%以上, 农业所占比重不足10%, 而在云南边境地区, 三大产业结构仍然是“二、一、三”型, 距离“二、三、一”型还有较大差距。

在云南边境地区, 70%以上的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 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资源的集中使用, 它迫使人们把经济要素和资源分散使用,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人力资源过于集中在土地上, 不仅造成了农业人均单位产值的下降, 而且还浪费了人力资源, 形成了大量的隐蔽性失业, 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3、人口文化素质低, 人力资源匮乏

人口文化素质主要是指通过国家正规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根据“六普”统计数据, 云南省总人口为4596.6万人, 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265.6万人;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有385.0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263.1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94.4万人;15周岁及以上人口中, 文盲人口为277.0万人, 文盲率为6.03%。这表明云南人口文化水平低, 受教育率低, 劳动力现状不符合市场需求。人力资源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云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依托特色资源, 发展特色经济

(1) 推行边贸富县, 发展边境贸易。利用靠近边境的区位优势, 争取国家政策上的支持, 发展边境贸易, 在沿边形成各具特色的边贸小镇, 努力扩大本地产品的对外出口, 扩大市场容量, 为生产提供空间, 以出口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2) 以农业稳县, 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云南边境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农业, 比如文山的三七、西双版纳的橡胶、临沧的滇红茶、保山的小粒咖啡等。在特色农业的发展中, 要注重农产品的深加工, 增加农产品的工业附加值, 在利用边贸的基础上, 发展特色农业, 培育重点龙头企业, 以龙头带动整个产业进军东部沿海和内地。

(3) 文化活县, 重视以旅游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开发。把文化产业作为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借助“旅游二次创业”和边境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开发文化旅游。例如, 西双版纳依托傣族文化形成了特色傣族民俗文化旅游。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 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支持, 打造县域文化品牌, 培育边境县域特色文化产品, 塑造特色文化品牌, 以文化活县, 使文化成为搞活边境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

2、通过制度统筹, 实施“城镇上山”战略, 促进城乡一体化

(1) 推行过渡性的城镇化策略。逐步引导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在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后, 要解决农民进城后购房压力大、租房成本高、同等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 而且这些福利保障必须能弥补农民因进城而丧失的耕地、宅基地、林地、计划生育等权益。针对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后的担心和忧虑, 政府和农民都要认识到城镇化不仅仅是户籍转变的问题, 而是一个长期问题, 做到让农民“进可攻, 退可守”。在农民进城后, 还要保留农民在农村的利益, 给进城农民一个过渡期, 在过渡期间, 进城农民既可享受市民待遇又可享受农民待遇, 使部分城镇化失败的农民可以顺利地退回到农村,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2) 重视进城农民的“城市生存技能”培养。城市的生存生产方式和农村有很大的不同,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 必须培养进城农民的“城市生存技能”。在生活技能上, 首先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心理问题, 让他们在心理上完成身份的转换, 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带来的人际关系陌生、交往的功利性、言语的去乡土化、亲情的淡漠感、交通及居住空间的拥挤等问题, 消除心理上对城市的排斥;其次要解决进城农民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问题, 应正确引导进城农民对交通设施、公共休闲设施以及政府公共设施的使用, 提升进城农民的幸福感。在生产技能上, 要加快进城农民的知识化和劳动技能的培养, 使他们拥有城市工业经济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增强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消除进城后的危机感和恐惧感, 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力度。

3、推行教育多元化, 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 提高人口素质

要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投资, 在提升基础教育的基础上, 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发展, 培育适应边境经济需求的人才, 提高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能力, 缩短知识转化为资本的过程, 使人们自主参与职业教育。

(1) 培养国际贸易方面的专业性人才。云南边境地区地处边境, 边境贸易频多, 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需求旺盛。边境地区可以依托地处边境和边境贸易的发展, 开办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学校和技能培训机构, 培养国际贸易需要的专业性人才。

(2) 培养旅游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旅游业是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可以依托边境旅游业的兴起, 开办旅游类的学校和技能培训机构, 把部分不愿继续接受基础教育和没能力继续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员引入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体系中, 让他们接受专业技能的培养, 把教育和生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以最短的速度实现知识向资本的转化, 培养旅游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胡绍红等:关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考[J].全国商情, 2010 (3) .

[2]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M].格致出版社, 2008.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8篇

政治坚定, 忠诚热爱事业

她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党的政治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有较深的理解, 干一行爱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 能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和措施。努力建设学习型团队, 始终不间断地坚持学习, 她本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职完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习, 同时为加强人口计生系统队伍职业化建设, 启动了“一证五师”职业化培训, 与高校采取联合定向办班形式, 开办了“人口与家庭”专业大专班, 为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作风扎实, 想事干事成事

她心系百姓, 带着感情做计划生育工作, 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工作出发点, 一切工作都立足为群众着想, 让群众得实惠。她关注每一位患有节育手术并发症姐妹的治疗与康复, 努力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关注村居计划生育专干队伍建设, 推动实施计划生育专干管理制度, 推动实施计生专干离职保障制度, 解决了村专干老无所养的后顾之忧。关注计生贫困母亲、贫困大学生、因病致贫女孩家庭, 启动“幸福工程”项目, 帮扶救助1000余人, 使她们重拾生活信心和勇气。关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提请区政府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实施一次性和长期扶助。关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 积极探索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服务保障“3232”模式。关注空巢家庭、特困家庭、独女家庭、流动人口, 启动“生育关怀行动”, 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资源, 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建立了生育关怀基金制度和计划生育关怀体系, 以助困养老为重点, 救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困难家庭、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

她真抓实干, 紧紧围绕全区发展大局,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针对当前全区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她超前谋划, 积极推动区政府出台《关于解决农村土地整合及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中涉及计划生育问题的指导意见》, 将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和集中治理违法生育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点难点工作连年抓落实。与此同时, 狠抓违法生育专项治理, 开展社会抚养费集中征收行动, 区、镇、村三级联动, 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 统一标准, 统一程序。两项重难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满意度明显提高。

她率先垂范, 以建好班子、带好队伍、干好工作为重点, 打造了一支业务纯熟、作风过硬的人口计生干部队伍。作为“当家人”, 她坚持把加强班子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坚持以身作则, 带头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准则》各项规定, 当“班长”而不当“家长”, 不搞“一言堂”, 善于调动和发挥一班人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铸造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她特别注重基层调研, 连续3年开展“村居行”、“百日在基层”、“走基层进家庭”主题实践活动, 工作重心下沉基层, 带领区、镇人口计生干部, 走遍全区194个村 (居) , 向基层和育龄群众分类问需, 加大对基层的服务指导力度, 不在基层用餐, 不给基层添麻烦。她着力推动便民维权,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二孩审批、奖扶、社会抚养费征收、生育服务证办理等事项公开承诺, 限时办结, 廉洁、公正、务实, 树立了良好的人口计生形象, 切实转变了全区人口计生工作作风, 受到基层和群众欢迎, 在全区政风行风综合评议中, 连续3年排名前十位, 群众综合满意度达99.3%, 被国家人口计生委评为首批“全国阳光计生行动示范单位”。

开拓创新, 综合能力突出

一是善于沟通协调。她善于抓好人口计生系统上下的协调、与各综合治理部门的协调、与各级党委、政府的协调, 营造干事氛围。争取区政府对人口计生事业的重点关注和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扶助, 近三年积极协调区政府出台了10个文件, 解决了26个重难点问题。积极与各综合治理职能部门和相关镇协调, 将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机制纳入政府惠民政策体系, 促进相关民生政策与人口计生政策的有效衔接, 体现对计生家庭的优先优惠。

二是善于创新工作思路。她结合全区人口计生工作实际和工作需要, 适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津南区村级计划生育干部管理制度的意见”、“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对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办法, 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年老奖励对接, 实现对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全覆盖”, “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服务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婴幼儿早期发展模式”, 并积极推动实施, 实现每年工作都有新成效、新亮点, 干部队伍建设、生育关怀行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服务保障模式、人口计生特色婴幼儿早期发展模式等项目在全市创新项目评审中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项目。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9篇

根据全国第六次分县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我国大陆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21亿人 (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 占全国总人口的16.53%, 比2000年增加了81.03%[1]。规模如此庞大的人口流动, 使我国城镇体系、城乡结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格局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流入区而言, 人口流动加速了城镇化进程[2], 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 但也扩大了经济区之间的城市化进程差异[3,4,5], 同时对流入区的水土资源利用、市容整治和环境卫生等方面带来了重大影响[6], 加剧了城市资源环境压力[7]。对流出区而言, 对生态脆弱性的区域生态恢复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如对贵州省的研究中发现, 人口大量流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森林变绿[8,9]。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及其利用状况发生了改变, 影响到粮食产量的变化[10,11]。

安徽省位于我国长江中下区, 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大省之一, 2010年粮食产量3135.5万t, 居全国第六位。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 安徽省人均耕地面积从1999年的0.068hm2下降到2010年的0.061hm2, 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0.11hm2[12]。一方面, 城镇化快速发展侵占了优质耕地, 退耕还林还草、保护天然林等生态工程的政策落实, 促使坡耕地退耕, 使耕地资源大量流失[13,14,15], 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粮食产量变化的敏感性呈增强趋势[16,17]。另一方面,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安徽省2010年流出人口量已增加到1622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对安徽省的人口—耕地资源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及其空间格局仍不清楚, 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以安徽省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 以2000年、2010年两个年份为研究时间截面[1],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数据, 采用耦合度模型量化分析人口—耕地资源的耦合关系, 揭示人口流出对人口—耕地资源关系的影响, 以期为人口迁移流动政策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支持。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选为安徽省, 位于114°54'—119°37'E、29°41'—34°38'N, 处于中国经济最大区的华东地区, 海拔从北部向南部逐渐升高;地貌类型东部以低海拔平原、低海拔台地和低海拔丘陵为主, 南部以小起伏低山、中起伏低山和大起伏中山为主, 西部以小起伏低山、中起伏低山和中起伏中山为主, 北部以低海拔平原和低海拔台地为主;年平均气温14—17℃,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166.47mm, 属于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型气候。

该区域下辖16个市辖区和62个县, 辖区面积13.96万km2, 其中耕地面积为7.87万km2。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安徽省户籍人口6862万人, 常住人口5950.1万人, 流出人口1622万人。2010年, 安徽省粮食产量3135.5万t, 居全国第六位, 全年生产总值 (GDP) 12263.4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占14.1%、第二产业占52.1%、第三产业占33.8%。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安徽省的人口统计数据、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数据和县级行政界线数据 (表1) 。其中, 人口数据来源于我国第五次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流出人口数据由公式 (流出人口=流入人口-净迁移人口) 计算得出[18], 式中的流入人口是安徽省各区县“迁入人口”类中的“本省其他县 (市) 、市区”和“外省”两项之和;净迁移人口是安徽省各区县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

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数据采用刘纪远等[19,20,21]依据Landsat-TM/ETM+遥感信息建立的2000—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库的公里百分比成分栅格数据, 即1km2内某种土地利用或其变化类型所占面积比例作为DN值记录。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划分为6种一级类及25种二级类, 其中一级类型主要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行政边界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2010年全国县级行政界线数据 (Albers等积割圆锥投影) , 比例尺为1∶100万。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Tapio's在评价环境压力 (EP) 与驱动力 (DF) 之间的耦合发展状态与程度时提出的耦合模型[22], 计算公式为:。式中, EP代表耕地资源, DF代表人口。耦合度发展类型的详细描述见表2。

2.4 流出人口对耕地资源的影响路径

人口的大量流出会对耕地资源利用产生影响, 相对地, 耕地资源利用及其数量的改变也对人口流出数量产生改变, 但本文主要考虑人口流出对耕地资源变化的影响。其影响路径图见图1。

3 结果与分析

3.1 人口变化

2000—2010年, 安徽省户籍人口从6245万人增加到6862万人, 增加了617万人, 全省超过80%的县区户籍人口发生了增加, 15个县的户籍人口发生了减少, 见图2a (封二) 。户籍人口增幅最大的是芜湖市辖区和合肥市辖区, 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同时期, 常住人口从5900万人增加到5950万人, 仅增加了50万人。全省约70%的县区常住人口发生了减少, 减少县区主要分布在安徽省的北部和西部, 24个县的常住人口有所增加, 见图2b (封二) 。常住人口减幅最大的四个县为芜湖县、繁昌县、长丰县、铜陵县, 其中芜湖县和繁昌县减少了约1/2;而增幅最大的区县是芜湖市辖区和合肥市辖区。安徽省常住人口增幅远远低于户籍人口的增长, 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出所致。但是合肥市辖区、六安市辖区、芜湖市辖区等这些区域, 由于自身经济基础、产业发展相对较好, 对外来人口有一定的吸引力, 流入人口数量大于流出人口数量, 导致这些区域常住人口增幅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2000—2010年, 安徽省流出人口从701万人增加到1622万人, 增加了921万人, 超过90%的县市流出人口有所增加, 流出人口数量增幅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安徽省北部, 其中增幅较大的是蒙城县、涡阳县、怀远县、亳州市辖区、凤台县和利辛县这8个县区, 其中利辛县流出人口数量增加了8倍。此外, 仅有5个县的流出人口量减少, 分别是桐城市、怀宁县、望江县、枞阳县和休宁县, 见图2c (封二) 。

3.2 耕地资源的变化分析

2000—2010年, 安徽省耕地面积从8.01×106hm2减少到7.87×106hm2, 减少了1.4×105hm2, 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耕地面积减少区域在安徽省分布广泛, 约占82%的县区 (图3, 见封二) , 根据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 合肥和铜陵市市辖区这两个地区超过97%的耕地面积减少源于城镇发展占用。同时, 有14个县耕地面积增加, 以明光市耕地面积增加最多, 增加了1.71×104hm2, 耕地面积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安徽省的西部地区, 北部的萧县、灵璧县、固镇县和明光市, 南部的石台和祁门县, 中部的部分县。耕地增加一方面在于围湖造田、水域转换, 如巢湖市市辖区、含山县、和县;另一方面, 耕地增加源于砍伐森林开垦耕地的结果, 如石台县和祁门县。

3.3 人口—耕地资源耦合关系分析

为了分析流出人口对区域人口—耕地资源耦合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耦合度模型分别计算并比较了户籍人口—耕地资源与常住人口—耕地资源耦合度。通过上面对比发现, 安徽省户籍人口与耕地资源的耦合关系整体呈现强解耦性, 户籍人口—耕地资源关系见图4a (封二) 。有65%的区县呈现强解耦关系, 即耕地资源减少的同时户籍人口呈增加趋势;同时, 有22个县呈现负解耦关系, 户籍人口—耕地资源关系趋于缓和。10年间, 由于人口大量流出, 安徽省常住人口与耕地资源的耦合关系主要以负解耦关系为主, 人口—耕地资源关系得到缓和, 见图4b (封二) 。其中, 有50个县呈现负解耦关系, 主要分布在安徽省北部地区。此外, 强解耦类型的县单元个数为24个, 占全区县总数的30.7%。由于流出人口变化, 有28个县市的人口—耕地资源关系从趋于紧张变为缓和, 负解耦县城的个数从22个增加到50个, 见表3。这些表明人口大量流出是安徽省人口—耕地资源紧张关系得到缓解的主要原因。

3.4 人口流出地潜山县实地调研情况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出对当地耕地资源的影响, 我们于2013年12月开展了为期5天的安徽省潜山县实地调研。选取不同人口流出比例及耕地资源条件的黄铺镇、梅城镇、塔畈乡、槎水镇、源潭镇、余井镇、水吼镇和天柱山镇, 开展与县、乡镇干部的座谈及村干部与农户的深度访谈。调研中发现, 潜山县各个乡镇人口流出率大多在20%—40%之间, 其中梅城镇和源潭镇由于城镇规模较大, 经济基础及产业发展相对较好, 流出人口比例在20%以下;龙潭乡和天柱山镇由于经济不发达、地形条件差、耕地资源少, 使人口流出率高于40%以上。

安徽省流出人口以18—40岁的青壮年为主且男性多于女性 (近几年来, 女性占流出人口比重在逐年下降) , 致使农村生产劳动力不足, 部分耕地撂荒, 撂荒的耕地大多为地形条件差、水资源缺乏、耕地质量不高的区域。由于不同人群对土地流转的态度不一致, 使土地流转率较低, 造成安徽省农村耕地资源利用率有所下降。

4 结论与讨论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 第10篇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强与民间投资经济发展弱;特大和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弱;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强，劳动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弱;出口和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弱。

据预测，中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人口发展将迎来“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未来30～4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4, 迎来人口发展的“卡夫丁峡谷”。

二、人口红利的涵义

长期以来，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争论围绕着人口规模和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的观点被划分为“人口悲观论”、“人口乐观论”和“人口中立主义”。“人口红利论”实际上是在关注以往争论中被忽视的另一个人口变量即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生育率迅速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三分之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转变要经历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和高老年抚养比三个阶段。在人口转变的前一阶段，由于少年儿童快速增长，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其结果是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这时易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会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也会形成“人口负债”。但是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过程。

三、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

蔡昉指出：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增长率已经不是很高，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会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后者的数字为1.1%，而中国仅为0.4%，并预计到2015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持续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

他认为16岁以上农村劳动人口都有转移，主要集中在16-40岁之间，其中以21-26岁之间的人数最多，接近6千万。从事农业的人员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50%是40岁以上人口，他们很难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变为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劳动力。

但是随着经济、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可以用剩余的40岁以上人口替代农业中年轻人口，达到农业人口转移的目的。

即使像蔡昉解释的那样中国劳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得到解决，然而事实并非象蔡昉说的那样。

首先，劳动人口的比例会下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可能会增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比例在几十年内依然很高，英国的这个数据只有1.2%，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只有5.6%，因此农村看不到很多年轻劳动力，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口比例还不足45%，要达到发达国家70%--80%的城市人口比例还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城市，按照目前中国城镇进程速度，农村人口以每年1000—1200万进入城市，还要经过30年，农村人口依然会存留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70%，可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劳动力绝对数量并不短缺。

其次，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生产能力的降低。农村劳动力即使全部转移到城市，劳动力也不一定会短缺，因为存在大量的家庭妇女和出生率超过死亡率的人口增长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后备军。短缺的只是熟练劳动工的短缺，但也可以通过加强、提高激励手段，提高工资、提高福利，改善工作条件，减少死亡和伤害，雇佣到充足的劳动力。

再次，可以用60%养40%取代70%养30%的状况。随着机械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用来固定在农业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虽然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以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会越来越快，使原来70%的劳动人口养活30%的被抚养人口转变为60%的劳动人口养活40%的被抚养人口，但社会整体的抚养负担、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不会受其累。

第四，中国目前各企业、各单位、各机关人满为患，为了精简裁员，不少企事业单位以提前领取退休金为“诱饵”，劝说40岁以上的员工提前退休，浪费了很多人力资源。

第五，受上世纪80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在2005至2020年期间，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一个新的婴儿潮将产生。

第六，还有一部分表面上的劳动力短缺是隐藏在“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背景下的。“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与“五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背后的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中的两个人在表面看是劳动者，实际上他只能被看做是被抚养者或是剩余劳动力。正是这种假象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法看清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第七，1978到2005年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2亿亩, 同时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人口素质不断改善，生产力长足发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因此从农业中解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净增2亿，虽然很多农民外出打工，但2005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仍然比1978年多出2000万。

第八，随着人口转变的进程，中国正在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这种有限供给是劳动力的供需平衡，而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

蔡昉用工资水平来衡量劳动力的短缺，“作为非正规部门的代表，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年以前是增长比较低，但2004年增长了2.8%，2005年增长6.5%，去年增长的是11.5%。长期以来没有涨工资，正是典型的经济二元结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快，证明有刘易斯拐点的端倪。”但是制造业正规部门的工资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随着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由于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一是非正规部门的劳动人口在心理上的不满情绪会越来越高，二是非正规部门提高的劳动报酬很难满足劳动者维持自身再生产的需要，这种需要主要包括自己及家庭子女的日常生活费用、教育费用等。因此，非正规部门工资上涨并不能证明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最后，根据人口变动抽样数据，2002年，在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按照每5岁一个分组，其中比例最高的三个年龄组分别是35-39岁组 (占10.6%) 、30-34岁组 (占10.1%) 和25-29岁组 (占8.6%) 。将相对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39岁人口合起来，占到了全部人口的43.8%。也就是说，从劳动供给的总体状况看，较为年轻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不会出现短缺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2年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瑞典的总抚养比为59，而中国只有49;但考虑到年龄结构、妇女就业和学生入学等因素的实际总抚养比就出现了倒挂的现象，瑞典是95，中国是98;如果将1.5亿剩余劳动力也纳入其中，中国的实际总抚养比将攀升到167。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力并不短缺。

到2030年劳动人口还会保持到9亿左右，虽然它占总人口的比重会有所下降，但劳动人口的总量比今天还要大，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所以中国劳动力人口根本不存在短缺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利用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人尽其能，最大程度的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

四、既然劳动力不短缺，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现象

目前我国9亿农民中0～14岁及65岁以上被抚养人口，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15～39岁及40～64岁人口各占1/3，约3亿人口。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只利用劳动力的最年轻的黄金阶段，这种特征导致了城乡两方面出现新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导致城市40～50岁人员提前退休;另一方面农村40岁以上农民难以到城市打工而不得不沉淀在农村。再加上企业给农民工的工资低，而且有严重的拖欠工资状况，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剩余与民工荒现象同时存在。

根据成本——收益模型和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当预期的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迁移现象才可能发生。成本包括迁移成本 (往返城乡的交通费等) 、机会成本 (进城务工而放弃的农业收入) 、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心理成本 (由于改变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所付出的心理代价) 等;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 (获得非农产业技能) 、文化收益 (文化素质的提升) 等。

Wat表示流入地的收入状况，Wbt表示流出地的收入状况，t表示从流出地到流入地逗留的时间，r表示银行的利率，C表示从流出地到流入地过程中和在流入地居住生活等一系列成本 (心理成本也包括在内) 。

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的预期只要满足以上不等式就会发生迁移流动。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数据，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600元左右，与20年前该地区民工工资差别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68元。但近年由于国家鼓励农业生产，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实施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等一系列举措，使流出地的收入不断提高，即Wbt的数值增大。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从事各行业的人员的竞争力不断加强，在城市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城市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不断提高，即C的数值也在增大。从而导致农民的迁移意愿大幅度下降，这是导致民工荒的一个原因，因此民工荒并不代表劳动人口的短缺。

同时，农民的预期收入 (W) =工资率 (A) *就业概率 (B) 。

前些年，由于农民工对职业的要求很低，不挑剔，而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也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就业概率对预期收入的影响不大，但随着近年来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其他阶层的工资增长很快，而农民工的工资却基本处在停滞的状态，从而导致农民工的工资率很低，进而影响农民的预期收入，也就限制了农民工的有效迁移和流动。

在中部崛起的大潮中，可能会出现部分农民工的回流现象，这也是导致民工荒的一个原因。在改革开放30年的大潮中，中部和西部为东部源源不断的输送劳动力，在30年以后的21世纪，中部也需要崛起，也需要大量充足的劳动力，而此时中部发现本区域内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当地政府会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措施吸引年轻劳动力，为本地区的发展添砖加瓦。当然被吸引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周边地区，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强大吸引力，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民工也会向中部地区迁移流动，东部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农民工短缺的现象。

劳动密集型产业本应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但由于户籍管制、集体谈判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制，超低而且不增长的工资让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望而却步，这也是我们一面拥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面却遭遇“民工荒“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李亦非.“人口红利”距“人口负债”只有一步之遥.沪港经济, 2008 (8)

[2].周祝平.人红利刘易斯折点与经长.中国图书评论, 2007 (9)

[3].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 2003 (1)

[4].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6)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第11篇

关键词：教育资源；非首都功能疏解；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发展态势；北京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062-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07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对于体现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公共服务项目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公共服务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其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人口发展态势之间的良性互动更是焦点问题之一。从文献来看，目前关于教育与人口之间互动性的研究大体上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发展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此类研究将教育等公共服务视为由人口态势决定的变量，教育资源受到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以人口城市化为引擎的人口聚集带来教育等民生类公共需求的激增，从而出现公共物品供给的“瓦格纳效应”，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用于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支出以更高的比例增长。同时，还会存在因人口流动激增而造成地方公共物品享有的“拥挤效应”。二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发展产生影响。此类研究将教育等公共服务变量看作能对人口流动起引导作用的自变量。自从蒂布特模型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在此逻辑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我国学者的此类研究仍处起步阶段。有研究认为，尽管总体上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对人口流动具有正向作用，交通基础设施有促进人口疏解的作用，教育对人口流动的作用不显著，但蒂布特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却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应在不同区域加强此关系链条的研究。

从研究现状可知，我国大城市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发展之间互动性的深入研究仍然相对匮乏。对于首都北京而言，虽然在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全国公认的“服务高地”效应，但站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北京市依然面临两类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是如何根据求学人口的现实需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二是如何按照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的双重要求，明确首都教育的功能定位，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人口在整个京津冀的空间再分布。这同时也是北京市教育和人口互动领域里的两个关键问题。

为了更有效地对以上问题做出回应，更清晰地展现北京市教育与人口供需状况的发展脉络，本文基于2001-2015年的《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利用常规统计分析方法，对北京市教育资源与人口发展的互动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探讨。例如，分析需求侧的就学人口规模、构成及区域分布状况，以及供给侧的教育资源总量和结构配置状况等，以期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视角下推动北京市教育资源在人口总量、结构和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形成一种人本化、双向互动的人口教育发展策略。

二、首都教育资源配置和人口发展态势的关联特征

一直以来，在教育资源供需领域，学校数量及其分布、就学规模、就学人口结构及其分布、师生比等若干问题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然而，这些问题混杂于各级各类教育的海量数据之中，容易让人迷失于微观数据而忽视对宏观层面共性和差异的整体把握。北京市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结合未来人口发展态势，站在全市乃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以综合研判：既需要微观数据的支撑，又不失宏观视角的提炼；既需要各级各类教育阶段局部人口数据的分析，又不失各阶段之间全局式、纵贯人口数据的把握。在这样的要求下，本文对2001-2015年北京市各级各类教育资源供需状况进行了横纵向分析。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北京市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发展态势的互动表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1.在校生规模“两头大、中间小”，中等教育就学人数少

“两头大”是指一方面幼儿园、小学这些低龄组就学人数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阶段就学人数也较多，而且十多年来整体上表现出增长的态势。从图1可见，幼儿园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22.7万激增至2015年的39.4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7.5%升至2015年的10.6%：小学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69.1万增至2015年的85.0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19.8%上升到2015年的22.8%；高等教育阶段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117.9万激增至2015年的189.5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39.0%上升到2015年的50.8%，增加了11.8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最为明显。“十三五”期间，教育部门应对这几类人群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对高校在校生数占比突破半数的激增现象给予关注。

“中间小”是指全市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就学人数较少，而且近十年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其中，初中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45.3萬减至2015年的28.3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15.0%锐减到2015年的7.6%，比例折半明显；普通高中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25.1万减少至2015年的16.9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8.3%锐减到2015年的4.5%：中等职业教育就学人数由2003年的21.7万减少至2015年的13.4万，占全市各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由2003年的7.2%锐减到2015年的3.6%。在各类教育中，中等职业教育就学人数最少、占比最低。然而，“十三五”期间，这几类教育阶段的就学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低龄组补给人口增加的影响，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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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骤增：小学占2/5，初中占1/3

图2显示，在各阶段的就学人口中，幼儿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幼儿园就学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成，即由2001年的8.3%上升至2015年26.6%，增幅较大；在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最高：小学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小学就学总人口的比例突破四成，即由2001年的11.3%增至2015年的41.6%，年均增幅高达2.2个百分点：初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初中就学总人口的比例约为三成，即由2001年的3.4%增至2015年的33.4%，年均增幅达2.1个百分点；而普通高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普通高中就学总人口的比重虽仅占一成左右，但也呈上升趋势，即由2001年的2.0%增至2015年的8.8%。小学和初中阶段非京籍学生占比的快速增长，与21世纪以来北京市实施的义务教育均等化政策密切相关。

总体来看，目前北京各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的占比现状反映出在京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迫切性和规模化，倒逼着政府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实现服务与管理的协调。

3.学校数量“高校和高中增加、其他皆降”

如图3所示，从全市整体上来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学校数量保持增长，而其他各类学校数量在减少。

（1）学校数量增加类。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由2001年的61所增加到2015年的90所，增加了29所，增长比例达到了47.5%，其中，中央部属高校数量变化无几，增加较多的主要是市属高校，即由2001年的30所增至2015年的53所，增加了76.7%。因此，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视野下，市属高校发展方向的调整和优化亟待关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加的同时，普通高校扩招规模的速度更快，全市普通高校的校均学生数由2001年的1.3万人/所激增至2015年的2.4万人所，后者约是前者的1.8倍。可见，在人口疏解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控制高校“过度规模化发展”的内在冲动已经成为未来全市教育领域里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从普通高中来看，学校数量先降后升。整体来看，学校数量全市由2001年的289所增至2015年的306所，然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生育率锐减导致2005年以后人校人数减少，因此，2001-2013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数量一直在减少，而在2014年迅速增加到306所。在此影响之下，普通高中的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672人/所先升至2013年的778人/所，后又降至2015年的554人/所。

（2）学校数量减少类。从幼儿园来看，园数先骤降后略升，但难以阻止整体性下降之趋势。因受出生率低下的影响，全市幼儿园数由2001年的1719所减少到十余年来的最低值，2010年仅剩1245所。之后，随着出生率的回升、幼儿园成立门槛的降低以及加快发展学前教育等政府相关规划的出台，幼儿园数量开始回升，并在2015年提高到1487所，不过仍低于2001年的水平。然而，从校均生数来看，学前教育的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127人/所增加至2015年的265人/所，从中可以感受到当前全市就学人口对幼儿园资源的压迫感。

从小学来看，学校数量前期急降、后期缓降。全市由2001年的1960所锐减到2015年的996所，其中，在2001-2005“十五”期间全市小学学校数减少最为明显。这是当时基础教育学龄人口逐年减少，北京市对中小学进行了结构布局调整，撤并了部分学校所致。当然，现实中存在着学校被兼并但功能未变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市小学的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339人/所增加至2015年的853人/所，后者是前者的2.5倍。可见，全市小学学校数量明显减少与小学就学人口增加之间存在显著矛盾。

从初中来看，学校数量锐减。全市由2001年的727所减少到2015年的340所，其中，降幅最明显的是初级中学，而完全中学稳中略降，九年一贯制学校表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这基本符合未来学校建设的发展方向。由于近十余年来北京市初中学校数量下降的速度比初中生数量减少的速度更快，所以初中校均生数由2001年的723人/所增至2015年的833人/所。未来大量低龄组就学人口会整体性地进入初中阶段，所以对于初中学校的供给能力是一个挑战。

从中等职业教育来看，学校数量有所减少。全市由2006年的135所锐减到2013年的97所，之后又回升至2015年的122所。2013年以前学校数量的减少是由于2006年以来全市加快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撤并了一部分学校。而2014年以后学校数量的增加可能与全市开始加大对于职业教育的力度有关。

总之，北京市教育部门对市内各级各类学校的撤并计划应注重与未来各教育阶段就学人口变动趋势的匹配，以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

4.师生比“两头在降”：小学和大学阶段资源配置略显紧张

“两头在降”是指全市小学和大学的师生比在逐步降低，资源配置略显紧张。然而两者却存在明显差异：小学阶段的资源配置紧张是由就学人口增长的客观形势所致，但大学阶段的资源配置相对紧张则是由学校主动扩张的主观意志所致。2001-2015年，全市小學教育专任教师数量由5.4万人略减少至4.9万人，小学在校生数量由66.4万人增加至82.1万人，小学师生比由2001年的1：12降至2015年的1：17（详见表1）。而高等教育师生比显著下降，2001年高校师生比为1：10，“十一五”时期②降至1：22，“十二五”以后则进一步降至1：28。当前，政府部门需要分别从基本公共服务与功能定位两个角度看待小学和大学师生比的历史变化问题：目前小学阶段师资的紧张是“服务需求推动型”，若再考虑“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影响，这种紧张度会进一步加剧，而大学阶段师资的紧张则更多地表现为“功能过载拉动型”，是“虚假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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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础教育就学空间布局倒“u”型特征在强化：城市功能拓展区压力加大

倒“u”型特征（见图4曲线）是指在2001-2015年期间，从空间分布来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就学人口占比始终最高，且仍在进一步提升，而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就学人数占比明显不及城市功能拓展区。

具体来看，在学前教育阶段，八成在园幼儿主要集中于城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发展新区，并呈现继续集中的趋势。其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在园幼儿占比最高，2015年占全市的17.0%。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5年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幼儿园集中了近一半（46.6%）的在园幼儿，但城市功能拓展区幼儿园的数量仅占全市的37.9%，由此可见，城市功能拓展区学前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处于相对紧张的状况。

在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进一步向城市功能拓展区集中，以海淀、朝阳两区最多且增长幅度较大，这两个区容纳了超过三成的义务教育在校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5年城市功能拓展区聚集了全市44.8%的小学生，但其小学学校的数量仅占全市的29.1%。此外，分户籍性质来看：京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继续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集中，呈现出“向心化”趋势，以海淀、朝阳、东城和西城等区最多；非京籍在校生继续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集中，呈现“离心化”趋势，除海淀和朝阳外，丰台、昌平、通州、大兴等区也呈现该趋势。

在普通高中阶段，在校生主要集中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并继续向这两个功能区转移，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扩展的趋势。目前这两个功能区集中了超过六成的高中在校生，其中海淀区占全市的比例最高，达到23.9%，即全市五个高中生中就有一个在海淀上学，此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区。

6.普通高校的核心培养对象所占比例降至不足四成

从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市普通高校学生的比例构成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市场化”倾向。对于首都高校而言，核心培养对象是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学生，而全市这一群体占高校学生数的比例由2001年的50.0%降至2015年的35.1%，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相反，网络本专科以及进修培训人数明显增加，其中，网络本专科学生由2001年的4.6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64.4万人，后者是前者的14倍；进修培训学生数由2001年的6.5万人激增至2015年的37.6万人，后者是前者的5.8倍。此外，成人本专科学生的规模也不小，每年基本稳定在20万人左右。可见，北京市高校的学生构成与首都的功能定位不相匹配，亟待回归到首都对全国人才培养的引领功能上来。

三、促进首都教育与人口良性互动的几点思考

2015年中央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未来在空间布局上发挥“一核”的作用，即要求北京市对整个京津冀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这样的战略要求下，北京教育资源的配置既要强调市域范围内的空间优化，又要兼顾京津冀范围内的均等化：既要满足各级各类教育人口的现实需求，又要与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相协调。综合以上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北京市在教育与人口的互动性方面有六个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1.关注教育需求的增长拐点，处理好“教育资源供给”与“人口发展惯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目前全市各阶段就学人口表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中等教育就学人数偏少。然而，人口发展具有惯性，目前小学阶段就学人数的规模化将推动未来初中就学人数增长拐点的到来。若仅考虑年龄增长的变化，而其他条件大体不变，那么依据年龄移算法，表2数据显示京籍初中生数将在2016年前后迎来拐点，最低降至18万左右，并在2020年增至28万左右；京籍高中生数预计在2019年左右迎来12.6万左右的最低点，2020年增至约13.3万。因此，教育部门应顺应人口发展的惯性，把握各类教育阶段的人口数量拐点，更为合理地做好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

2.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向，处理好“教育政策限制”与“人力资本提升”之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非京籍就学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占比很高（小学约占2/5，初中约占1/3），却在高中阶段骤降至一成，这与北京市对流动人口执行的高中教育政策有关。目前，大量完成义务教育的在京流动人口子女需要“现实出口”：若短期内全市高中教育政策无大的调整，那么教育部门就需要在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上做足文章，否则大量初中毕业、肄业的流动人口子女沉淀于北京，既影响其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也会对北京市的社会治理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在北京一家较早挂牌接受流动儿童入学的公立中学的调查显示，非京籍初中毕业生“两个60%”的问题十分突出，即只有60%的学生从初一读到了初三，有60%的初中毕业生直接步入社会，升入职业高中者仅占35%，升人普通高中者仅占5%，无法跟踪或不知去向者占10%。大批年龄尚小的非京籍初中毕业生沉淀于北京，由于自我规划、自我约束的能力尚未定型且有待提升，他们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亟待政府部门关注这一群体的升学、深造等民生性问题。

3.关注资源配置的优化，处理好“教育资源总量”和“人口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教育资源配置“三多三少”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即低龄组就学人数增加与学校数量萎缩之间、小学与大学阶段学生增加和老师有限之间、城市功能拓展区学生数量过多与学校数量有限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因此，教育部门应处理好“资源总量”和“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根据常住人口总量变化和适龄入学人口的持续高峰，着力加强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统筹管理，提高学前教育和中小学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特别是加强对城市功能拓展区等区域的资源配置。由于有相当规模的城乡结合部位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因此，北京市教育规划中的结构优化和空间布局应与《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衔接起来，以提升空间配置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4.关注高校“生态链人口”的激增，处理好“首都教育特色”与“首都人口疏解”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北京市高校存在着过度规模化和市场化特征，这与“首都特色”以及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疏解存在一定的现实矛盾。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视野下，不仅要注意控制横向各教育阶段的就学人口规模，而且更应关注因高校“功能过载”造成纵向“生态链人口”规模膨胀的问题。“生态链人口”主要是指为就学人口服务的行政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等。

目前，首都高校已表现出向网络本科、成人本科、非计划招生、各类培训方向扩招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推高高校“生态链人口”的数量。据1999年一项关于北京高校的调查估计，高校在校生数与其“生态链人口”数的比例约是1：3，即1个高校在校生会带动3个服务业岗位。目前北京高校有约80万的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生，若按此比例，那么为其服务的“生态链人口”可能已突破240万。若再考虑成人教育、非计划招生及各类培训等的人数，那么为其服务的“生态链人口”规模会更大。因此，北京的高等教育需要考虑“去规模化”、“去低层次化”的“瘦身”问题，需要集中精力于领军人才、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培养上，处理好“功能疏解”与“首都特色”之间的关系。

5.关注职业教育的强化，处理好“创新驱动”与“职业人才培养”的关系

本文发现，目前北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就学人数形成明显的反差，“一冷一热”的现实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职教育政策引导效果不明显、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引力不足的问题。当前，北京市正值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时期，然而创新驱动不仅仅依赖的是科技创新人才，同时也离不开职业技术人才的支撑。有研究表明，一个制造业岗位可带动1.6个服务业岗位，而一个高科技行业岗位可带动5个服务业岗位，其中包括2个高端的服务业岗位，例如律师、医生等，以及3个其他消费型服务岗位。也就是说，产业升级会带动高科技行业岗位人数的增加，而这一群体人数的增加同时也会加大对职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劳动力的衍生需求。因此，对于北京而言，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野下加大力度培育职业技术人才，如何为职业教育“强身健体”，如何处理好创新驱动与职业人才培养的关系，是打造区域创新中心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江苏城市资源可能容纳的人口研究 第12篇

1 沿海省份和江苏的城市状况

1.1 沿海省份城市以及人口状况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人口往沿海经济带聚集基本是各个国家的现实。而对于一些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 则基本存在着人口的移民加速外流的担忧, 人口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负增长现象。对于我国而言, 改革开放前, 人口分布相对均衡, 1978年沿海地区仅有人口3.1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30%。城市人口1670万, 城市化率不足18% (1) 。改革开放以来, 人口流动呈现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农村往城市流动, 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 比1978年提升了32个百分点。近9亿的人口生活在各类城镇中, 这个规模基本接近1978年的全国总人口。

我国的沿海省份目前一共有14个, 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外, 大陆地区共有11个沿海省份。包括: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这11个沿海省份, 构筑了我国沿海经济带。2011年, 我国沿海省份总人口高达6.1亿, 占全国总人口13.7亿的44%。其中, 2010年我国60座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47座位于沿海省份, 占比近80%。11个沿海省份的城镇人口3.9亿, 城镇化率为62%, 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十多个百分点。另外, 如果算上沿海省份接纳的常住的未落户的流动人口1.8亿, 那么沿海省份的城市化率则已经事实上超过了70%, 接纳的城镇人口已经接近7.9亿。

1.2 江苏的沿海城市以及人口状况

截至2010年, 江苏有13个地级市、54个市辖区、27个县级市、25个县、877个镇, 总人口7865万, 城镇人口4767.6万人, 城镇化率61%。如果考虑到实际吸纳的近700多万外来常住人口, 实际城镇化率则高达75%以上。

从全国来看, 江苏是我国近10年城市化水平上升最快的省份之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江苏城镇化率位居全国第10位;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江苏城市化率上升至全国第7位, 排位提前的速度仅次于重庆位列第2位。

江苏城市化发展战略带动了江苏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2000年以来, 江苏特大城市由5个增加到7个, 大城市由6个增加到9个, 中等城市由15个增加到17个;与此同时, 全省单一城市数量由44座减少到39座, 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则由18个骤减至6个, 全省建制镇也由1191个大幅减少到877个。

从沿海省份以及江苏的城市状况来看, 总的呈现以下特征:第一, 全国人口有加速向沿海省份转移的趋势, 沿海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攀升;第二, 内地居民往沿海迁移主要去沿海的城市;第三, 江苏在沿海省份中接受的就业移民更多, 他们和江苏本地农民的城市化迁移一起对江苏的城镇容量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2 基于资源要素决定理论的城市人口决定模型

一个城市的人口容量是有它的规律性的。城市人口究竟受到什么制约这个问题上, 目前主要比较受关注的是钱纳里模型和要素决定模型两个。前者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的关系, 计量的是GDP和人口数量, 后者则认为城市容纳的人口更多和土地、淡水、能源、环境等相关。本文在这里主要基于后者展开探讨。

2.1 城市人口的资源要素决定理论

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 在现代城市经济学中的城市人口规模决定问题上, 产生了要素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一个城市规模的最重要的是该城市的气候、经济环境、土地和淡水这四个要素。

(1) 城市气候。

根据地理学的研究, 人类主要是分布在北纬60度到南纬30度之间。其中更多在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 而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北纬30度线上。就现代现实来看, 世界的主要大都市80%在北纬30度上下的中低维度, 海拔2500以下。联合国人居委员会认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纬度在北纬30度上下5度, 温度在20℃～26℃, 湿度在40%～60%, 声音35～45分贝, 空气成分为78%氮气、21%氧气, 为保证室内有足够的新鲜空气, 该地区还要在海岸的300千米以内, 有足够的森林。就我国来看, 符合上述要求的也就是从天津大连到两广一线的沿海城市。

(2) 城市的经济地理环境。

这个主要是指城市发展经济是否具有先天条件。在古代, 城市的经济环境是建立在安全上面的, 所以古代的人口聚居城市基本都是依险而建, 而为了充分利用江河舟 楫之便, 更多的古代大城市又是在大江大河沿线, 比如中国的长江、黄河沿线城市。就当代来看,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城市要能运用海岸运输, 海岸港口成为城市经济环境里面的第一要件, 陆路通衢则是经济环境的第二要件。当今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要么是拥有良好深水港、不冻港的沿海城市, 要么就是通衢要道。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带等莫不如此。

(3) 城市的土地面积。

土地是一个城市的资源载体, 是城市外延发展的基础。威尼斯虽然很漂亮, 但土地不足让它永远无法继续扩大。中西部的一些城市也很有底蕴, 但依傍大山等的现实也制约了它的空间, 就包括沿海城市福州, 区位的经济环境相当优越, 但几乎四周环山的现实让福州无法无限扩大, 这个就和广州不一样。对于江苏而言, 这个问题的制约性不显著。江苏大山少、平原多, 从徐淮大地到苏锡江南基本都是大平原, 即使偶有小山、丘陵,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也不构成城市建设的瓶颈。江苏城市建设规模这几年扩展的很快, 主要也和这个条件有关, 城市外环外推几千米, 就建成一个外环线。

(4) 城市的淡水资源。

淡水既是一个城市的生活资源, 也是一个城市的生产资源。居民生活需要大量淡水, 工业生产也离不开淡水。在当今世界水资源普遍性紧缺的年代, 淡水已经成为制约许多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城市的建设形成没有一个能离得开大江大海大湖泊的支持。

2.2 模型构建

要对要素决定理论进行建模实证, 还需要补充下列指标。

(1) GDP总量。

根据钱纳里理论, 城市人口规模和该城市的GDP是正相关的, 不同GDP规模在统计学上有着对应的城市人口规模。这个理论的基础在于一定的GDP必然对应着一定的就业机会, 这些就业机会又对应着一定的城镇人口。

一般来说, GDP总量增加一方面提高单位人口的GDP, 即效率;另一方面又增加新的就业人口降低单位人口GDP, 除非就业饱和, 没有新的就业人口可以转移出来。这里的GDP 是指价格指数不变下的国内生产总值, 不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导致的GDP“浮肿”。

(2) 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人口密度是制约城市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在到达一定刚性规模之前, 城市的人口密度将不断增加, 这样城市将显得越发的繁华。而在到达一定密度以后, 人均空间的减少将导致市民生活环境的恶化、生活舒适度的降低, 从而迫使很多人选择离开这个城市或者不再进入这个城市。

(3) 周边省份的农产品支持。

城市人口的高密度聚集, 一个基础条件就是周围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农产品的充分供给。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 吸引了大量的周边农村人口入住就业、生活以后, 他们将在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规则下作息, 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业。而江苏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 对内地的年轻人是充满着很强的就业吸引力的, 这种吸引力不是行政手段能够阻止的, 江苏的城市规划必须考虑到大量外省以及本省农民迁移入住的问题。就现在的昆山、江阴等苏南县城, 实际上的外来打工的人口都是在几十万人以上, 而苏中的戴南、小纪等城镇也吸引着上万的外来人口就业生活。而这些工业发达城镇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传统农业消失, 农产品不能自给, 甚至要全部靠从外部购买。一个强大的工业城市, 必须有更庞大的农业作为基地来支撑。江苏的高度城市化则必须有周边省份的发达的现代农业做支撑。离开这一点, 一切无从谈起。

(4) 能源获得。

城市是能源消耗的地方。每一个城市的存在都是依靠着外部的能源来支持的。把城市看做一个巨人, 那么通往城市的能源管道, 就是他的能量血管。城市的能源不可能产生自城市本身, 而只能来源于外部, 依靠城市的生产效率获得产品交换对价。在能源的基础上, 发展基础设施, 就可以为更多人口的进入提供条件。

综观以上要素, 鉴于江苏城市发展中气候、经济地理、淡水尚不构成制约, 进一步假设农产品、能源能够从外部获得充分供给, 那么能够对江苏城市规模形成影响的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土地面积、城市的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的经济总量所派生出的就业岗位。其中, 城市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建成区的面积越大可以有效减小人口密度。进一步放松土地指标制约, 假设江苏土地可以无限制建设成城市。

那么, 江苏的城市人口决定模型则为

Y=F (E, P) (1)

其中, Y为城市人口规模;E为经济水平;P为城市人口密度。

3 江苏的城市人口容量实证

就江苏来看, 结合江苏人口决定模型 (1) , 通过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两个解释变量, 实证研究江苏的城市人口容量。

3.1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市民容量

2011年江苏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8604.3亿元, 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 江苏占全国GDP的10%强。

2011年的江苏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 比1997年的人均1000美元增长了10倍。那么, 观察从1997年江苏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来的城市人口的变化。

运用EVIEWS软件, 对江苏GDP和城镇人口 (见附表) 的相关性做线性计量后, 有如下关系:

Lg (GDP) =2.8754+1.7839Lg (M) (2)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对数状态下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在增量关系下, 每单位GDP增量平均可以产生0.16个城市新增人口, 最近几年估计是由于科技替代效应的缘故, 每单位GDP增量只能产生0.037个城市新增人口, 而且这个数据还在加速递减。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45594美元, 和2011年的江苏相差接近5倍, 以江苏的以往的发展速度, 假使能够保持, 大概需要10年时间 (2022年) 。期间, 假使单位GDP吸纳的城市新增人口平均降为0.01人, 基本和前10年经济增长5倍, 人口增加1.5倍相当的话, 则可以使江苏城镇人口增加2500万人, 总的城镇人口达到7400万人。这个大概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江苏的最高城市人口规模了。

3.2 基于人口密度的市民容量

人口密度是城市经济发展中必须直面的具体问题。密度过大, 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条件下就会产生城市病, 比如印度孟买 (29650人/km2) 、加尔各答 (23900人/km2) 等。就当今世界来看, 人口密度较高, 但城市 (注意:不是国家) 还能保持的井井有条的主要有新加坡 (4844人/km2) 、中国香港 (6420人/km2) 、中国台北 (4619人/km2) 、东京 (5986人/km2) 、上海 (3631/km2) 。深圳的人口密度在大陆是排在第一位, 为4564人/km2, 这个密度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城市交通堵塞了。而北京虽说整体的密度不算高, 只有957人/km2, 但核心城区的人口密度相当高, 远远超过东京、伦敦, 达到23407人/km2, 也出现了基于人口分布不均衡的城市病了。

也就是说, 从国内的城市管理水平来看, 总的城市密度目前还不能超过3000人/km2。结合到江苏地级市建成区面积1487/km2, 县级市和县建成区面积2957/km2, 镇区规划建成区面积19641/km2, 江苏总的城镇建成区面积为24085/km2。合计平均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为2029人, 江苏的城镇人口密度还可以大幅度提高50%。也就是说城镇人口还可以在目前的4887万的基础上提高50%, 达到近7500万人。这个上限和前面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的。当然, 在这个人口密度提升控制中, 要重点控制大众城市中心区的人口, 对于县城和镇区则要大力发展, 让他们成为江苏城市化的主力军。

4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 江苏现有城市资源在不出现城市病的情况下, 最大可以容纳7400万人左右的规模, 这个规模对应的江苏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人均GDP 45000美元左右, 时间点可能在2022年后产生。对应着这个规模, 江苏应该进一步优先发展县级市以及各级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完善居住功能和产业功能, 最终真正形成江苏沿海城市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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