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慈善多元化

美国慈善多元化（精选4篇）

美国慈善多元化 第1篇

威廉姆·阿拉莫尼出生于1927年,父母是黎巴嫩移民。1954年,从美国陆军退役的他开始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社区福利基金工作。1970年,阿拉莫尼成为美国联合社区基金与理事会(United Community Funds and Council of America)的CEO,随后他将组织改名为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

CEO威廉姆·阿拉莫尼在20年之内将基金会打造成全美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

在阿拉莫尼担任CEO的20年间,基金会逐渐成长为全美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到1990年,该基金会从美国民间募集的慈善捐款高达30亿美元,下属1300个地区性分会,同时与45000多个人道主义团体达成合作,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慈善之王。

根据福布斯2014年全美慈善机构50强排名,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以42.6亿美元捐款稳居第一。

然而,这位一手将基金会经营壮大的阿拉莫尼,却因为贪渎慈善捐款用以满足自己高调奢靡的私人生活而锒铛入狱。而令阿拉莫尼丑事败露的,正是他包养的情人洛莉·维拉索尔(Lori Villasor)。此事也成为美国慈善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轰动一时。

奢靡私生活遭匿名曝光

1990年,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内部就流传着关于CEO阿拉莫尼的桃色绯闻,据传他包养了一位不到20岁的情人,并经常到巴黎、伦敦和开罗度假。1990年底,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布伦南(Edward Brennan)手上,该信称CEO阿拉莫尼盗用慈善捐款用以取悦他年轻的情人。

基金会开始着手调查阿拉莫尼,但他否认了全部指控,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1991年底,某基金会内部人士揭露了阿拉莫尼的种种丑事:乘坐头等舱乃至奢华昂贵的协和式超音速喷射客机(Concorde),林肯豪华加长轿车接送,花重金为情人购买礼物,等等。

遭到媒体的不断曝光之后,基金会内部理事会于1991年12月雇佣外部调查团队进行调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调查团队发现基金会“记账非常马虎,不注重细节,还有会计问题”,但结论并未发现阿拉莫尼本人有损公肥私的行为。

慈善捐款遭挪用震惊全美

事实上,阿拉莫尼的所有旅行开支都应得到基金会内部理事会的批准。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外界批评如潮,质疑调查团队为何不把商务支出与个人开支区分开来。一时间,愤怒的质疑声四起,许多分支机构开始与总会划清界限,或者停止向总会缴纳1%的贡献费。

迫于外界压力,阿拉莫尼于1992年2月27日宣布辞职。但在找到继任者之前,他还将继续享受每年39万美元的薪水和7万3千美元的其他补贴。第二天,怒不可遏的各地分支机构要求阿拉莫尼立即辞职,随后基金会副总 裁阿兰· 库伯 ( AlanCooper)成为代理CEO。

阿拉莫尼下台之后,媒体继续对他穷追猛打,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国税局、邮政总局也开始立案调查。1992年底,阿拉莫尼被正式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基金会首席财务官托马斯·梅洛(Thomas Merlo)以及涉案的Partnership Umbrella公司总裁史蒂芬·波 拉查克 ( StephenPaulachak)。

包养姐妹花情人的色魔

除了盗用120万美元慈善捐款等52项指控,阿拉莫尼还涉及性骚扰的指控。他被控威逼利诱无数女员工与其发生性关系。阿拉莫尼的前任秘书瑞娜·邓肯(Rina Duncan)出庭作证,承认自己在1982年被雇为秘书之后成为阿拉莫尼的情人。根据诉状,阿拉莫尼被指向与他发生关系的女员工提供金钱上的好处,同时打压或调走那些拒绝他性企图的女员工。

1986年,年近六旬的阿拉莫尼在飞机上结识了年仅22岁的丽莎·维拉索尔(Lisa Villasor)。随后,他给了丽莎在基金会谋了一份工作,他们的情人关系也在1986年7月正式开始。交往期间,他们共同去往旧金山、纽约等地出差,但59岁的阿拉莫尼却并不满足于这位小他30多岁的情人。

洛莉·维拉索尔(Lori Villasor)是丽莎·维拉索尔的妹妹。当时洛莉刚从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毕业,毕业后的洛莉搬到弗吉尼亚州与姐姐共同居住。与年仅17岁的洛莉见面之后,阿拉莫尼随即展开对这位小他42岁女孩的追求攻势。

瞒天过海只为博美人一笑

洛莉·维拉索尔在法庭上作证表示,阿拉莫尼为她安排了在基金会的工作,年薪大约27500美元,但每天只需工作1个小时左右。为了讨美人欢心,阿拉莫尼还为洛莉和她妹妹露安(Lu Ann)安排去拉斯维加斯的行程,作为露安的毕业礼物。

阿拉莫尼的秘书瑞娜也证实,在阿拉莫尼与洛莉开始交往之后,“他的旅行和娱乐开支会高得惊人”。根据瑞娜的证词,过去7年她一直帮阿拉莫尼的账户做手脚,把开支账单里情人的名字换成客户的名字,并把阿拉莫尼送给情人的贵重礼物算在基金会的账上。

为了更好地与情人幽会,阿拉莫尼以基金会名义在纽约购买了一套公寓,并豪掷45.9万美元进行装修。阿拉莫尼声称此举是为基金会省钱,避免以后再租用公寓。阿拉莫尼还被控通过基金会分拆出来的PartnershipUmbrella公司盗用慈善捐款,用于高档餐厅消费、购买礼物、旅游,以及包养情人。

美国慈善事业遭遇信任危机

经过3周的审判,1995年4月3日,阿拉莫尼被判23项指控成立,入狱7年,罚款30万美元。尽管证据确凿,阿拉莫尼却一直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他的律师称“阿拉莫尼的判断力因脑萎缩(Brain Atrophy)而受到影响”。蹩脚的理由令美国人更加怒不可遏,各大媒体轮番轰炸口诛笔伐,民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也降到了冰点。

1995年阿拉莫尼案宣判后,《纽约时报》用整版报道此事。

1992年丑闻爆发之后,美国的慈善事业一度陷入停滞。《慈善观察》总裁丹尼尔·波罗奇奥夫(Daniel Borochoff)表示,阿拉莫尼丑闻改变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看法,令原本慷慨解囊的人们变得疑惧:“民众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包括慈善组织的治理机制以及领导者的道德品行等。”

在丑闻爆发之后一年,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的捐款增长遭遇40年以来最大下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当年的捐款总数下降了9%,从1991年的5130万美元下降至1992年的4630万美元。在加州圣地亚哥市,尽管基金会已经做了许多前期宣传工作,但捐款总数仍落后于去年约6到8个百分点。

改革只为重整山河待后生

1992年底,基金会副总裁鲍勃·奥康纳(Bob O'Connor)表示:“如果今年的捐款总数与去年持平我们就很高兴了。”但实际情况是,丑闻令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元气大伤。为了重振基金会乃至整个美国慈善业,管理层开始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为了展示决心与诚意,他们首先从自己下手。

在阿拉莫尼辞职前,他每年工资收入和福利共计46.3万美元。丑闻曝光之后,基金会管理层的工资和福利被砍去一半以上,阿拉莫尼的继任者年收入仅19.5万美元。为了规范治理,基金会还进一步严格了各项规定:所有的旅行开支必须提前审批,没有人有权给自己签支票,包括CEO在内的全体员工必须乘坐普通舱,膳食津贴和配偶旅行开支等也都作了严格限制。

2011年阿拉莫尼因骨癌死于弗吉尼亚州儿子的家中,终年84岁。

与此同时,基金会大大增强财务透明度,并邀请媒体监督。尽管阿拉莫尼丑闻一度重创美国慈善业,但随之而来的铁腕改革却帮助民众重拾信心。根据2007年美国慈善400强排行榜(Philanthropy 400),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凭借1285家分支机构募集的42亿美元重夺美国慈善业头把交椅。

美国慈善多元化 第2篇

在海口观澜湖见到姚明时，他一身简单利落的休闲装扮。虽仍是以体坛明星的身份出席赛事，但如今的姚明已在体育、音乐、科技、房产、消费以及金融领域拥有众多资产及股权。那个昔日征战于球场的篮坛“小巨人”，如今已然变身成忙碌于投资、慈善及学业间的“姚老板”。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在转型前或是转型后，在“上半场”或是“下半场”，姚明始终是个成功的“巨人”。

控风险多元投资

在国内的职业体坛中，姚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十分善于思考的运动员，但对体育界而言，姚明成为金融大亨的华丽转身仍不免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而国际上，沙奎尔·奥尼尔“剑指”健身、房地产，勒布朗·詹姆斯青睐电影、休闲产业的投资案例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一名在NBA征战了9年的出色中锋，姚明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已拥有着广泛的认知度和人脉资源，而这些国际化的经历和环境，也赋予了姚明在生活及投资上更多元化的视角。

早在2005年，刚打入NBA不久的姚明便开始展现他敏锐的商业头脑，他用自己在最初三个赛季中积攒的工资及自身的明星效应进行小本投资，在休斯敦开办了“姚餐厅”，赚得了投资领域的第一桶金。2006年初，初露头角的姚明又将投资的眼光聚焦在“巨鲸音乐网”，推出百万首正版音乐的免费试听和下载服务。在完成了这两次实业与资本领域的投资运作后，姚明的生意触觉开始向各个领域延伸，不仅涵盖了篮球、健身、酒店、地产等多个行业，其参与筹建黄杉资本和弘远基金更使他成为了文体界投资PE的“第一人”。而其多年前入股北京合众思壮科技并在该公司上市后获得数千万元收益的远见，至今也仍被很多人视作经典的投资案例而津津乐道。

在今年5月公布的胡润少壮派富豪榜上，姚明凭借多元化投资赢得的10亿元身家荣登榜单的23位，成为白手起家的少壮派富豪代表。谈及自己多领域的商业帝国，姚明表示，他和“姚之队”的每次投资都是基于对项目产业领域的长期跟踪与研究，而多元化的投入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风险，从而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虽然在投资市场上的资历已然渐渐成熟，但姚明仍坦言自己需要重建和积累更多金融投资方面的理论知识，“未来会把生活中5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交大金融课程的学习中去。”

享美酒打造品牌

除了将投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之外，生活中的姚明也不乏情趣。闲暇之余，他会和妻子一同小酌上一杯红酒，放松自己的疲惫。

提起自己对葡萄酒的喜爱，姚明说这与他在NBA征战的经历密不可分。原来，在姚明随休斯敦火箭征战客场时，他和队友们会经常在一起聚餐，而姚明也因此接触和尝试了不少世界知名的红葡萄酒品牌。“我的许多队友都对红葡萄酒颇有研究，尤其是迪肯贝·穆托姆博，他非常喜欢红葡萄酒，我还记得在聚餐时，他总会不停摆弄红葡萄酒杯，还时不时闻闻酒香，这也促使我对红葡萄酒进行了更多研究。”

在品种的偏好方面，姚明说自己喜欢甘甜型的口感。“我是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的忠实拥护者，不过Pinot Noir（黑品乐）也不错。我妻子和我还喜欢一些白葡萄酒，比如Riesling（雷司令），心情比较悠闲时也会喝Chardonnay（夏敦埃）。其实好的葡萄酒不仅仅只产自国外，在中国北方靠近蒙古的地方，也有不少小型酒厂，他们的产品档次和口味也同样俱佳。就拿Helen Mountain（贺兰山）来说吧，它就是国产高品质红酒的一个绝佳例证。”

有意思的是，爱上葡萄酒的姚明不仅自己品酒，他还将这项爱好成功发展为崭新的事业。2011年，他在旧金山的纳帕谷购入了一座酒庄，成立了自己的葡萄酒公司，推出了以自己姓名为品牌的“姚明葡萄酒”，不仅与法国酿酒巨头Pernod Ricard（保乐力加）成功携手，也为自己多元化的品牌投资再添了馥郁的一笔。

用慈善解读财富

事实上，姚明不仅懂得如何充分开发个人商业价值及多领域投资，在积累了一定财富后，他开始积极通过慈善的方式回馈社会。

仅2008年，姚明就累计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超过1600 万元，为体育界捐款最多的个人。此后，姚明又以“纳什慈善晚宴”所筹集的1400万元善款作为启动资金，设立“姚基金”，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赠体育用品，修建体育设施，积极投身于助学兴教、促进青少年健康与福利等各种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作为一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数次亲临贫困山区的姚明对这项没有任何物质盈利的事业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截至到目前，他的“姚基金“已陆续启动了希望小学篮球季、希望小学建设以及希望小学配套设施这三大公益项目，开展了多场NBA中国慈善赛。

美国富豪的慈善艺术 第3篇

2. 巴菲特讲授“投资之道”

3、4.杰森·布奇以及他的“寻宝”活动

5.皮埃尔·奥米迪亚夫妇

6.扎克伯格夫妇

一年一度的“股神”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于6月7日落槌。今年获得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机会的，是新加坡商人Andy Chua。拍卖所得217万美元善款将全部捐献给格莱德基金会，后者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医疗、住房、托幼、职业培训等慈善服务。

而“脸书”（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夫妇则选择用公司股票做慈善——过去两年中，扎克伯格夫妇向社区基金会捐出了3600万股“脸书”股票，用于当地教育和卫生机构的完善工作；全球电子商务巨擘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夫妇则开设了一个既是慈善组织又是风险资本机构的奥米迪亚网站，与用户讨论善款投资项目等。

如今，直接捐款、亲自参与或物品拍卖等传统慈善方式已不能满足美国慈善家们的需求。以巴菲特为代表的富豪们开始积极为慈善事业“另谋出路”。许多出人意料的慈善方式往往因其独特性而广受关注。

“拍卖午餐”筹善款

自2000年起，“股神”沃伦·巴菲特每年拍卖一次与他共享午餐的机会，包括今年在内共进行了15次竞拍，累计募得善款1600万美元。这些善款被全数捐赠给了位于旧金山的慈善机构——格莱德基金会。

“巴菲特午餐”是在巴菲特已故第一任妻子苏珊·巴菲特的提议下诞生的。苏珊曾是格莱德基金会的一名义工，在该基金会工作了20年之久。但直到她在这里工作的第15年，基金会才知道她的丈夫居然是“股神”沃伦·巴菲特。在苏珊的提议和撮合下，世界上最著名的午餐“巴菲特午餐”诞生了。巴菲特曾表示：“对于帮助不幸的人，格莱德也许是我见过的最有效力的机构。”

而巴菲特的慈善午餐，受益的不仅仅是那些需要捐助的低收入人群，得到股神“真传”的午餐出席者同样满载而归。

曾在2007年通过eBay网络拍卖竞得巴菲特午餐的印度对冲基金经理莫尼斯·帕博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曾以为他所购买的仅仅是一个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而巴菲特显然不这么想。“共进午餐后，巴菲特一直很慷慨地给予我们接近他们的机会，他总是尽力确保你在这笔交易中是赢家。”帕博莱说。

成立“亿万富翁慈善俱乐部”

虽然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为社会募集高额慈善款项，但是美国富豪的“慈善之道”并不止于此。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联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道，发起了一个名为“捐赠誓约”的慈善项目，著名的“亿万富翁慈善俱乐部”就此诞生。项目广邀美国甚至世界各国富豪慷慨解囊，鼓励他们在生前或死后至少捐出一半财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以期推动人们对慈善行为的讨论，让更多的慈善款项流入社会。

不仅如此，组织者巴菲特和盖茨还为该俱乐部定下了严苛的入会标准：要想加入这个俱乐部，亿万富翁们必须同意将自己总财产中的至少一半捐出，而捐赠财物的用途则可由捐赠者本人决定。该项目得到了包括美国电影制片人卢卡斯、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在内的多位美国富豪的响应。巴菲特在该项目启动仪式上称，“这一承诺没有法律效力，是一个道德承诺。” 美国基金会中心网站“透明钱袋”（Glasspockets）预测，这些巨额捐赠或将主要用于支持医疗、教育和人道服务。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截至2013年初，该俱乐部的入会富豪已过百人。随着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的12名超级富豪的加入，目前参与誓约的富翁身家已突破4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亿元）。数据显示，仅这12位超级富豪的身家，就已高达6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660亿元）。

富豪拉帮结伙做慈善，不仅极大地扩充了美国甚至全球的慈善金库，同时也使得公益慈善之风在富豪之中迅速扩展开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富豪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找钱”济贫

同样是做慈善，美国房地产商杰森·布奇的手段就更博人眼球。今年5月22日，他与4名朋友以每周一到两次的频率在旧金山的不同地点放置面额为100美元、50美元或20美元的现金，然后通过注册名为HiddenCash（隐藏的钞票）的“推特”账户，匿名发布图片和文字信息，为群众“找钱”提供线索。据悉，布奇“藏钱”的位置一般包括公园长椅下、储物箱、单车停放架、男女共享浴室，甚至树上等等。而作为回报，找到钞票的粉丝们需要上传一张与钱的合照。

杰森·布奇的真实身份于6月9日曝光。他发起的这项“找钱”活动在社交网站上掀起了一阵几近疯狂的寻宝热。短短两个星期，参加这场寻宝游戏的粉丝已超过47万，大多数成功者按照布奇的初衷，将寻得的“善款”捐给了慈善组织。

对于自己的“撒钱”行为，布奇在发给当地媒体的邮件中解释道：“过去几年里，我投资房地产赚了数百万美元，我以前从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赚这么多钱。而我的不少朋友和为我打工的人还买不起湾区的一套普通住宅。我决定向社会分发出部分金钱，除了做慈善外，我还希望用这种有趣又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来完成。”布奇同时表示，作为一种慈善行为，他今后每周会藏一两次钱，并且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还会藏更多的钞票，同时争取将这个活动扩展到美国其他地方。

在美国富豪眼中，慈善不仅仅是将手中的钱捐出去这么简单。如何在捐钱的同时，让自己的慈善行为获得尽可能大的社会影响力，让更多有能力的人感受到号召而加入到慈善队伍，从而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是一门值得反复推敲的艺术。富豪们别出心裁的行善方式，使得自己的慈善行为在不断为弱势群体带来温暖和帮助的同时，也为普通群众带来了更多的惊喜。

2014年美国最慷慨的慈善家

第一名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夫妇

捐赠对象：硅谷社区基金会

捐赠金额：9.922亿美元

善款用途：目前，扎克伯格夫妇尚未明确公开其善款用于哪些慈善事业。但夫妇二人表示，他们较关心教育和健康领域。

第二名

已故得克萨斯州能源大亨乔治·米切尔

捐赠对象：家族基金会

捐赠金额：7.5亿美元

善款用途：支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名

耐克创始人之一菲利普·耐特夫妇

捐赠对象：位于波特兰的俄勒冈州健康与科学大学基金会

捐赠金额：5亿美元

善款用途：启动一项癌症研究计划。

美国的慈善捐助是什么 第4篇

美国富人通常是慷慨的。然而,当我们计算一个人捐款数额与收入的比例关系以确定他的“奉献”程度时,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低收入工薪家庭是美国最慷慨的群体,他们一般会捐出4.5%的收入。相对应的,中产阶级捐出2.5%的收入,而高收入家庭捐出3%。

在美国有很多慈善机构,有的专门为非洲小村庄提供饮用水,有的针对几乎所有人类已知的疾病,有的为动物福利而努力,有的为无家可归者奔走呼号并提供各种社会援助。有一个癌症公益组织,通过手机短信接收5美元的“微型捐款”。密歇根州的一个管弦乐队,向YouTube(设在美国的一个视频分享网站)发送他们的演出视频,以此获取捐款并吸引赞助人。海地地震后,美国红十字会马上确定了一种手机接收捐款方式:只要向某个指定的号码发送“海地”一词,就可以捐出10美元救灾款。看来,在美国,只要有一个缘由,有一个相应的慈善机构,就能实现自己的慈善目标。根据美国全国公益信托的统计,美国有超过100万个慈善组织。美国人更愿意把钱捐给效率高的慈善机构,而不是针对个人亲力亲为,因为这些团体更适合组织大规模救助。

慈善捐款统计可以证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给予国,89%的家庭都在为各种公益项目出资。此外,估计有55%的美国人在做志愿服务,这充分说明,大家不仅仅寄出支票,还积极行动起来。而且,不只是一代人在这样做。劳动力队伍中的新成员——“新千年一代”和“X一代”,他们可能没有多少钱,但也通过志愿服务和较小数额的捐赠去帮助别人。事实上,今天的年轻人在做自己喜欢的慈善事情时,比他们的祖父母更早行动、更始终如一,方式也更有想象力。

一个叫做“慈善援助基金会”的英国慈善机构2006年研究发现,美国人均捐赠数额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根据给予美国基金会的报告,2008年,美国人的捐款第一次突破3000亿。它们来自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经济水平的人,其中75%完全来自个人,其余的则来自企业、基金会和慈善遗赠。最近,《今日美国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与国际事务和环境相关的慈善机构是发展最快的两类,之前的40年,“给予美国”甚至没有注意过它们,但现在,在它们分别创建二十多年和三十多年后,却登上捐助者名单的顶端。“我们看到,‘9·11’事件后,人们对国际问题的认知大大增加。虽然仍旧有很多‘地区性慈善冲动’,但是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人类社会越来越小,我们有责任超越自我。”

2004年12月南亚发生地震和海啸大灾难,美国救济团体于2005年1月5日就已经筹到48亿美元去救援当地灾民,其中很多钱来自网络。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承捐的35亿美元。这不是一个特例。在海地地震后的最初几天,在电视台组织影星们进行筹款——例如乔治·克鲁尼获得5700万美元认捐——之前,普通民众和公司已经捐出35亿美元。

很显然,美国是一个给予国,美国家庭平均每年捐出的钱款保守估计也有1000美元,特别需要的时候(例如发生重大灾难)甚至更多。《美国企业研究》杂志2008年三四月合刊中写道,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够接近美国的慷慨程度。例如,1995年(有据可查的最近一年),美国人均赠与量是法国人的3.5倍,德国人的7倍,意大利人的14倍。同样,在1998年,美国人中愿意捐出时间的人数比荷兰人多15%,比瑞士人多21%,比德国人多32%。

这篇文章继续谈道,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承担着至少四分之一的慈善捐赠,全部财富超过100万的家庭提供了捐赠总额的大约一半。美国富人通常是慷慨的。然而,当我们计算一个人捐款数额与收入的比例关系以确定他的“奉献”程度时,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低收入工薪家庭是美国最慷慨的群体,他们通常会捐出4.5%的收入。相对应的,中产阶级捐出2.5%的收入,而高收入家庭捐出3%。

互联网使捐赠变得更容易了,但是,给非营利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捐赠仍旧更有可能在线下进行。皮尤研究中心称,过去一年,给NGO和慈善组织捐款的人中,只有12%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不过,因为大量捐赠者是普通民众,这意味着11%的网络使用者(大约9%的成年人)是在网上完成他们的善举的。

利用网络进行捐赠的人数在增长,这有助于青年团体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有些人认为,年轻一代不如他们的长辈有责任感,但他们为慈善所做的事情和所捐的款项,让人们相信这显然是个谎言。慈善捐赠国家中心称:“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期间,16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大约有24.6%通过或者为一个慈善组织志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