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原因范文

衰败原因范文（精选9篇）

衰败原因 第1篇

一、天宝危机,唐王朝衰败的序幕

在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政治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之境。但事实上社会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唐王朝政治昏暗,危机四伏。这为唐王朝势微拉开序幕。天宝年间,励精图治的唐玄宗沉迷美色、怠于政事。纳杨贵妃为妃后更是以声色自娱,极度挥霍,奢侈腐败。并且在唐玄宗后期不愿纳谏,忠奸不分,相继任用奸邪之人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朝政极度昏暗。经济上唐玄宗任用韦坚、杨慎等人大肆搜刮钱财,民不聊生,社会矛盾逐步激化。这一系列事件都为今后唐王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二、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揭开地方割据势力长期与中央政府夺权的开端。安史之乱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其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在内政方面,唐朝人口急剧减少, 尤其以黄河流域为重,“东至郑汴, 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外交方面,因安史之乱,唐朝的边境士兵多调往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这边给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以可乘之机,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南方也受侵扰。在民族斗争中,唐朝转攻为守。并且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大,严重削弱中央权力。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统一、繁荣、昌盛的局面不复存在。

三、潘镇割据,中央统治力不断削弱

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为求暂时安稳,唐代宗“瓜分河地,付授叛将”,这使得降将一跃成为唐代的节度使,掌握大量土地和军权,造成潘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后期潘镇开始公开与中央较量,这种潘镇被称为“判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三种类型的潘镇:(1)中原型潘镇,具有负责保护中央政府的作用;(2)边疆型潘镇,可以防止边疆少数民族和外藩入侵;(3)东南型潘镇,是唐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地。这三种潘镇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支持中央,服从中央号令,但仍旧会和中央发生冲突,造成叛乱。并且潘镇多在地区实行暴政,出台一系列不利于民生的政策,这使得潘镇居民民不聊生,生活困苦,这也是后来造成农民起义的一大原因。潘镇中牙兵专横,“变易主帅, 如同儿戏”,这进一步说明了潘镇势力的根深蒂固。并且潘镇和中央、潘镇与潘镇间经常迸发矛盾冲突, 这使得唐朝的政治极为混乱,民不聊生,在德宗朝有所谓的“四镇之乱”。唐朝与盘镇之间不断较量,潘镇割据的局面虽有暂时延缓,但到元和十五年时,潘镇割据再次相继叛乱,自此唐朝以无力抗争,潘镇割据的局面最终越演越烈。唐朝潘镇割据局面是唐朝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宦官专政,皇权势微

在唐朝之初宦官数量很低且地位低下,无权过问国家大事,只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数量及权势不断增大,宦官干政的现象随着产生。玄宗派宦官监军、肃宗任李国辅掌禁军德宗时中尉军、中护军全由宦官担任。至玄宗时期任高力士,奏折大多先经高力士之手随后再将重要的传至皇帝。至宣宗时出现了枢密院,作为朝廷的决策机构出现。枢密院和中尉军的宦官掌权奠定了宦官在政治上的稳固地位,为后期的宦官专权提供了保障。

宦官地位在之后愈加巩固,以致出现“潘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甚至皇帝的生杀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专政局面形成。宦官专政威胁皇权,皇帝和朝臣进行了一系列抗争:顺宗时发生了“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发生了以李训、郑注为首的反宦官之争,却由此引发了“甘露之变”这些事件的获胜者都为宦官。在甘露之变后宦官一直为唐朝的真正统治者,直到昭宗天复三年(903)才被朱温一举消灭。宦官专政和皇权与宦官间的斗争加剧了人民矛盾,成了唐王朝灭亡的一大诱因。

五、朋党之争政治愈加腐败

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进士和及第者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历史上斗争时间最长、最激烈的便是“牛李党争”。元和三年的策士案的斗争揭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后牛李党争经过一系列斗争, 各有输赢。在两党相争的过程中都与宦官同流合污,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得唐后期的政治制度更加腐败,令唐朝的政治更加腐朽,人们与政权间的斗争更加激烈。

六、黄巢起义加剧唐朝的灭亡

唐后期战乱不断、经济政治极度衰退。至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时爆发了更大的农民起义,经过黄巢起义的冲击,唐朝的经济更加衰退,政治混乱。其中朱全忠和李克用为唐朝的重要人物,在天祐四年,朱全忠逼帝禅位,唐朝正式灭亡。

七、结语

天宝危机揭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序幕, 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成为藩镇割据的开端。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更是将唐王朝推向腐朽的深渊, 这些问题正是唐王朝衰败的根源。

摘要：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疆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但是自“天宝危机”以来,唐朝的政治经济开始从向衰落,天下没有不亡之国,在种种因素的促使下,唐朝最终走向衰败直至灭亡。在唐朝的衰败过程中有多个因素的作用。本文就唐王朝衰败的原因作分析。

论中国近代社会衰败的科技原因 第2篇

中国封建社会中缺乏科学成份和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两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封建体制在发展2千年后达到了牢不可摧的程度,资本主义在中国虽然出现了,但是严酷的封建制度压制着它的发展,使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水平.这种压制体现在政治,经济,科教,外交等许多发面，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以军事技术为例，当西方已经主要使用远距离火药武器的时侯，中国仍然停留在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近距离冷兵器上，所以清朝军队在列强军队面前毫无战斗力可言。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曾经领先于欧洲一千多年，四大发明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世纪的欧洲由于蛮族入侵、封建割据、以及宗教神学的桎梏等原因，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很慢，所以在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可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呢？ 这是由中国传统思想被催眠的内质造成的。

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可能使科学应用达到较大规模，从而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应用失去应有的土壤。（2）腐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以及剥削者买田置地，束缚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和动力。（3）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失去外贸主动权，隔绝了中外文化的交流。（4）文化专制使大量知识分子脱离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

（5）中国科学技术满足于实际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

（6）教育落后。中国封建教育以儒学为内容，以培养封建官吏为目的，很少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

西方科技领先的原因。

（1）

14、15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定下来，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这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集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2）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3）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巩固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4）18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表现在，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中都未涉及到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中国千年封建传统落后的生产工具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宛如一老乞行至了艾菲尔铁塔前，望其高而匪夷所思的嗟叹不已！

除了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之外，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就是以农业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两个部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都深深懂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因此他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主义的政策倾向，论述农业重要性的著作历代不绝，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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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在【孙子兵法】中的全篇旨意就是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讲的就是军事是为了保证国家百姓的农业需求。

重视农业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对农业的过分重视，历代统治者都把工商业视为影响农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认为农业是生产粮食衣帛的，工商业是消费粮食衣帛的，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就会导致衣食不足，“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贾谊《论积贮疏》）是这种观点的突出表述。

这种思想忽视了工商业对农业的基础和促进作用，如镰刀、锄头等农业生产工具都是由手工业提供的，生产工具的改进直接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这种思想更认识不到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粮价上涨，就会刺激农业的发展。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未，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汉昭帝就曾明确下诏说：天下以农桑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有：

ww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奖励耕织，设置重重关卡，对工商业者征收较高的赋税，以及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禁止海外贸易）政策等。这些措施都明显地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科学技术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土壤，抑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等思想以及一整套严密的家族宗法制度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而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更是直接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在古雅典、古罗马时就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浅析欧洲封建制度衰败的原因 第3篇

摘要：弗里德里希一恩格斯于1884年底撰写了《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并计划以此作为他1850年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的修订版引言。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论证了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马恩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依旧为我国当代发展提供方法借鉴。本文将重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瓦解的原因，从而探讨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封建制度；衰败；启示

“恩格斯认为，商业的发展是促使封建制度瓦解的直接因素，其中货币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以为，商业的发展必然植根于农业的发展。”[1]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未着重分析农业的因素，但从整篇文章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孕育着资本主义先进因素的萌芽，因此，我们试图从农业因素人手。

一、农业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先进因素的萌芽

（一）农业的发展与劳动的分异

“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在农业中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贵族的寄生和压榨，而是农民的劳动”。[1]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不断进步，恩格斯从开篇就从被压迫阶级内部寻找与之矛盾的进步力量。恩格斯从被压迫的农民阶级中找到了瓦解封建制度的闪烁点——劳动。他看到被贵族压迫之下蓬勃发展的农业和农民的劳动，也就是看到了农民解放自身的物质力量。

（二）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加速自然经济的瓦解

由于劳动的发展，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分工更加明确。由社会分工进一步促进交换，而生产交换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封建制度瓦解的突破口，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分析方法论的精髓，生产交换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恩格斯在文中提到：“在其他地方，特别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发展了中世纪的手工业（十足市民行会的和小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这种需要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1]。我们可以看到由分工而形成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如破竹。由社会分工进一步促进交换，而生产交换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封建制度瓦解的突破口。

二、货币的产生与盛行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

（一）货币的产生对瓦解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历史作用

“在这里，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 [1]。恩格斯从商品交换中产生的货币层面，分析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解析封建贵族无法再次居于统治地位、再也无法通过自给自足的满足需求，也就再也无法掌握经济基础，从而丧失政治制度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动摇其统治地位。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与流通日渐扩大，对于黄金的狂热究其深层次原因是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不断扩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交换的不断扩大，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最大追求，从一国向多国、国家向世界的发展有着历史性和客观性，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从落后向先进的发展。“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1]

（二）资本的原始积累

“某种程度的世界贸易发展起来了……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发展，而市民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了”。[1] 资本原始积累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在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寻求市场、原料、廉价劳动力。因此，恩格斯也看到了商品交换必须突破国界的历史必然性，分析封建主无法再自给自足的深刻历史根源，封建制的的上层建筑逐渐脱离其经济基础，产生动摇。

三、从经济转向政治方面、社会层面向国家层面转向的分析

（一）农民阶级与王权的暂时联合

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十五世纪的西欧出于封建制度薄弱之时，市民社会的产生、城市的兴起、货币等各种先进因素已经使封建主政治层面开始屈服。但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由于受到其他殖民国家的侵犯和掠夺，身为农民阶级因自身力量薄弱，不得不投身王权寻求帮助。所以由探索分析社会关系自然转到国家关系上来。“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就从探讨社会关系进到了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来了” [1]。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农民阶级依附于王权的道路是一条歧途，是王权利用市民社会巩固自己政权的工具和途径，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当过了利用的“非常时期”，市民社会又会一如既往的被王权和封建制度无情压榨，无情剥削。恩格斯在此分析得出，市民社会寻求利益和自由的途径如果仅仅依靠王权将化为泡沫，想要实现目标只能另辟蹊径。

（二）王权内部的社会关系层面

在争取自由的同时，新兴斗争的先进力量。在王权和依附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看似忠贞的士兵实质上已经为了寻求自身自由和价值进行一系列斗争和暗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为瓦解封建制度发展了一股隐晦而强大的革命力量。“因此，才发生无穷无尽的、接连不断的一大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法想像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妙名义后面，也没有妨碍无休止地大谈荣誉和忠诚。”[1]

（三）罗马法的确立和进步意义

罗马法的确立，是政治制度反封建制度的高潮。由于教士作为封建法学家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的分工划分，使得新兴法学家具有市民阶级的阶级属性，从而，市民社会从此掌握了维护自己利益和利益的强大法律武器。虽然罗马法名义上是为王权统治的工具，为继续压榨农民提供武器，但是罗马法本质上具有的带有反封建势力和现代性具有无可比拟的进步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1]显然，罗马法的确立是瓦解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层面显著的进步。

（四）封建垄断军事的衰落和步兵的组建

以上，恩格斯已经分析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动摇，社会关系的瓦解，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军事地位和军事力量。王权垄断了封建的军事力量，看似是不可摧毁的一股强大力量，殊不知，已经慢慢形成了与其对抗的强大力量。恩格斯从军事分析封建制度的瓦解。首先，他看到了王权军队里面的士兵和指挥官紧密联系的特殊依附关系，正如恩格斯提到的：“从这时起我们就看到，在国王军队中，由召募的或雇佣的军队组成的部分不断增长，但是到中世纪末，我们就已经看到还有骑士同他们的不知用什么方法召集的扈从队去受雇于外国君主，这种迹象表明了封建的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1] 恩格斯从封建王权垄断军事里面寻找自身瓦解的内部原因，说明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其次，恩格斯除了看到封建军队自身瓦解的趋势外，注意到了自由农民的地方，步兵的形成。再次，由于民族的所传承的历史条件，使革命部队掌握了民族所特有的技术。民族性是为阶级性服务的，民族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问题主导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

（五）印刷术的引进及化的变革

“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1]由于受到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印刷术的推广等促进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先进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印刷术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先进文化产生，进一步促进市民阶级和其他国民思想的解放，从而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快的互相影响不断增长，其共同作用便一年年强大），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就保证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1]在全文的最后，恩格斯总结出所有原因需要共同作用并向着一个方向不断增长。是在强调由最开始的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由于需要的不同产生交换，交换中产生货币等一切随历史条件发展的因素最终促进了上层建筑的军队、文化等的变革。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分析封建制度瓦解的原因，是先进生产力代替旧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变革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

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首先，注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中，在两对矛盾中出于最基本关键作用是生产力。我们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适时、事宜的跟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步伐，最大限度发展自身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物质基础。其次，变革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构建极进步的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出我们要坚持“四个全面”，便是最好的佐证。再次，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去看待社会发展过程，用历史的、客观的、唯物的观点和立场去分析现阶段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用科学理论武装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

邓佳（1991～），女，四川省泸州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晋商票号衰败原因与经济规律的分析 第4篇

票号是晋商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笔, 在清末繁极一时,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晋商在明清时期始终依附着政府而生存, 在清政府覆灭后晋商更是一蹶不振, 票号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衰败。基于种种巧合因素, 学术界得出了“清亡, 票号亦亡”的观点, 认为晋商票号清末的繁荣景况, 政府的支持是最大的原因, 以至于政权更迭后晋商票号失去依托而走向衰亡, 其有力的“证据”为清末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均对票号造成很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更有大批票号倒闭。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初就被部分学者坚持, 成为学术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不少学者开始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 诚然, 政治因素对票号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不能就此将票号衰败的原因归结于清朝的覆灭。首先, 晋商票号虽然与政府有着非一般的关系, 但其依旧属于民间机构, 官款业务所占比重远低于民间业务, 不足以造成票号的衰亡。其次, 晋商票号虽然在辛亥革命时期大批倒闭, 但依然有部分坚持到政权更替后, 例如1925年间, 即民国十四年间大德通票号的业绩相当于清光绪年间的十倍, 由此不能将晋商票号衰败的原因简单判断为清朝的灭亡[1]75。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政权因素只会对金融业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尚未达到构成一种金融结构形式消亡的程度。票号作为一种金融组织, 它的发展是遵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进行, 并跟随整个金融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其衰败与当时的金融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笔者基于经济规律, 尝试从金融危机、金融格局变迁以及其自身的改革等方面分析晋商票号衰败的根本原因。

二、基于经济规律分析晋商票号衰败原因

1. 金融危机对晋商票号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末, 国内爆发数次金融危机, 对晋商票号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在华银行更是利用几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票号钱庄进行打击, 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金融危机中强行收回商号、钱庄的欠款, 并拒绝接受钱庄的庄票。由于当时金融市场的银根十分紧张, 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 钱庄在外国在华银行的打击下大批倒闭, 晋商票号的经营受到重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883年的金融危机以及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2]88。

1883年的金融危机由胡光墉投机失利引发, 是19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胡光墉是清末中国金融界的领军人物, 其经营的通裕和阜康银号等票号遍布全国, 影响巨大。1881年胡光墉开始囤积生丝, 遭到外商联合抵制。1883年, 上海丝价暴跌造成胡光墉巨额亏损, 通裕和阜康银号等票号在挤兑风潮中倒闭。外国在华银行趁机对中国的票号钱庄进行打击, 拒不贷款。根据资料统计, 此次金融危机使上海钱庄大批倒闭, 从78家锐减至10家, 其他城市的金融市场也受到了很大影响。票号的巨额借款因钱庄的大批倒闭而无法收回, 损失惨重。

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也发生在上海, 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公司, 大肆宣扬橡皮经营前景广阔, 并大量发行橡皮股票, 1909年世界橡胶价格上涨, 更是成为麦边“理论”的“有力证明”, 橡皮股票一时间成为商人竞相购买的股票, 钱庄除放贷给商人购买股票外, 自身也进行了巨额投资。橡皮股票的价格一路疯涨至原来的20余倍。麦边趁机卖出全部股票后携款潜逃, 造成橡皮股票狂跌, 大批钱庄因无法收回款项纷纷倒闭。在这次的股票风潮中, 上海钱庄的流动资金几乎被所谓的橡胶公司套走, 致使其后的正常贸易缺少资金的支持, 票号的经营再次受到重创。

2. 金融格局变迁对晋商票号造成极大冲击。

首先, 各种金融机构兴起, 晋商票号的市场份额被瓜分。清末年间, 外国在华银行纷纷设立并得到迅速发展, 利用自身的优势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 同时与票号、钱庄争夺国内的汇兑业务, 随后更是争抢晋商票号的存款业务。此外, 在政局动荡的清末, 外国在华银行有国外的政治庇护, 票号并不存在此项优势, 这使得许多商人、地主、官僚、买办将资金转存至外国在华银行, 造成票号资金来源的大量流失, 其经营能力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与此同时, 国内的官办银行以及政府支持的商业银行相继成立, 包括交通银行、户部银行、通商银行等, 各省还专门成立了官银钱局, 大部分官款业务从票号分离出来[3]86。各地钱庄及私人银行林立, 大量吸收资金。晋商票号的市场份额一再下降, 至辛亥革命爆发, 其汇兑量仅为之前的四分之一。

其次, 银行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国内的金融格局, 晋商票号的业务空间受到挤压。晋商票号在我国当时的金融结构中扮演的是省银行的角色, 其主要业务为汇票, 由于当时并未有任何其他相似的金融组织与之竞争, 因此晋商票号的地位无可动摇。自1896年起, 受外国在华银行的影响, 中国陆续出现新式银行, 与晋商票号级别相同的商业银行也逐渐兴起, 打破了晋商票号一枝独秀的局面, 并且在经济高涨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当时外国在华银行与晋商票号发展稳定, 实力雄厚, 新兴的银行无法与之竞争。1905年至1913年左右, 中国出现经济紧缩, 经济萧条, 所有金融机构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许多晋商票号以及新式银行纷纷倒闭。直至1915年左右中国经济才逐渐恢复生机, 各个金融机构也开始恢复发展, 商业银行抓住机会, 与晋商票号展开竞争, 不断挤压其业务空间, 得到了迅速发展, 各种省级银行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例如北京的中国劝业银行、新亨银行, 上海的永亨银行、商业储蓄银行, 天津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孚银行等等。

虽然商业银行的兴办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其也只限于政府拨给的官款业务, 民间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发展。这一时期的金融结构依然是票号、外国在华银行、典当以及钱庄占据优势, 直到1905年至1913年左右的经济萧条时期才给了省级商业银行发展的机会。在同样处于经济打击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的恢复能力远比晋商票号、典当、钱庄要强, 晋商票号的业务迅速被商业银行代替, 其在金融结构中的位置也逐渐被商业银行取代, 汇票发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整合到商业银行的综合业务中, 而业务单一, 只经营汇兑业务的晋商票号走向了下坡路。

3. 晋商票号并未顺应经济规律发展实行改革。

在经营策略方面, 晋商票号墨守成规, 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晋商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制, 以信用为经营原则。若遇到政局动荡, 公私存款都必须全额退还, 由于不重视放款抵押, 放给各商号、钱庄的资金一旦成为坏账就难以收回。由于晋商票号领导者未能认清时事, 不接受有限责任制, 拒绝作任何改变, 因此错过了一次次发展的机会。例如1903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招晋商创办天津银号, 1904年政府决定创办户部银行时, 时任户部尚书的鹿傅霖招晋商入股创办, 都遭到了拒绝。1905年至1913年左右的经济萧条时期, 商业银行的崛起威胁到了票号的经济地位。1908年晋商票号内部的有识之士发起了改革运动, 力求以筹组银行改变票号的劣势, 即联合所有晋商票号, 每家票号出资五百万两, 成立一家大型汇业银行, 以抵抗外国在华银行、官办金融机构以及商业银行的竞争。这一改革几乎成功, 但由于晋商守旧派的坚决反对, 这一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清末, 河南地区借助交通优势发展商业, 钱庄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 其中滑县多达数十家, 淇县县城也有近30家, 可谓钱庄林立。民初, 南阳地区的土产外运及外货销量迅速增长, 款项调拨业务激增, 极大地刺激了钱庄的发展, 一时间各钱庄争相成立, 先后开业的就有近20家。随着钱庄业务的不断增多, 唐河、淅川、旗达、宛城等县的钱庄不断增加, 其中旗达更是多达100多家。钱庄的发展带动了票号业务的不断扩展, 但是这样的扩展并未给票号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 其竞争力也未得到任何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票号内部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与新兴的商业银行相比, 晋商票号不具备任何竞争优势。

从金融角度出发, 新兴的商业银行以“巴塞尔协议”为管理原则, 将资产业务风险与资本金总量联系在一起, 达到控制、防范风险的目的, 晋商票号仅仅是将资本金的绝对值简单累加, 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从资金来源上看, 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多样, 筹措方式也较多, 数额较大, 也较为稳定, 晋商票号的资金基本来源于财东, 资金来源十分单一, 且容易受财东经济情况的影响。从经营策略上看, 商业银行重视法律保障, 以产权契约作为放款的基本条件, 票号则是以信用为经营原则, 不重视放款抵押。因此, 虽然晋商票号在这一时期的业务得到了扩展, 但并未发生任何实质上的改变, 最终被商业银行所取代。

综上所述, 晋商票号的兴衰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 虽然政治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较大, 但并非衰败的根本原因。晋商票号作为一种金融组织, 它的兴盛是由于顺应了经济规律的发展要求, 其衰败的本质也是因墨守陈规, 无法跟上金融结构变迁的步伐, 最终被新的金融组织所取代。现代金融组织应汲取晋商票号衰败的经验教训, 认清其自身的经济规律, 跟随经济形势的变迁及时进行内部改革, 以免被更有效的组织取代而最终走上消亡的命运。

摘要：本文基于经济规律角度进行探讨,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认为晋商票号衰败是因其在金融结构不断变迁的环境下墨守成规, 没有及时进行改革, 从而被新的组织取代, 最终走上消亡的道路。

关键词：晋商票号,经济规律,金融

参考文献

[1]张旭辉.晋商衰败原因探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0 (4) .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从兴旺到衰败的雷曼兄弟 第5篇

08管理学院会计班沐童

2008年，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可算是绝对灾难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因为将全部家产投入股市而导致一败涂地的人绝对不是什么个例。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由于破产或倾家荡产而自杀的情况。在这次次贷危机中，作为美国“四大投行”的雷曼兄弟以及理查德·福尔德，也没有逃离破产失败的命运。

雷曼兄弟公司在次贷危机之前，是为全球公司、机构、政府和投资者的金融需求提供服务的一家全方位、多元化投资银行。这家投行雄厚的财务实力支持其在所从事的业务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是全球最具实力的股票和债券承销和交易商之一。同时，公司还担任全球多家跨国公司和政府的重要财务顾问，并拥有多名业界公认的国际最佳分析师。公司为在协助客户成功过程中与之建立起的长期互利的关系而深感自豪，甚至是有些可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以前。

理查德·福尔德，英文名字RichardFuld，美国人，出生于1946年4月26日的纽约。1969从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毕业，理学学士。1973年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自1969年起，在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工作。1994年雷曼兄弟从美国运通公司独立出来，自那时起，福尔德便成为公司的掌舵人。

福尔德和雷曼兄弟的之间的渊源可以说接近了一部小说的剧情。从双方合作巅峰到次贷危机的破产事件发生，福尔德与雷曼兄弟的关系紧紧相连。福尔德的第一份工作是空军飞行员，因为和长官拳脚相向，他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据说他这次出手，是为一个遭到长官嘲弄的见习生打抱不平。1969年，加入雷曼兄弟，从商业本票交易员做起，一步步的成长为公司高管。

在雷曼兄弟里紧张工作的同时，福尔德还利用业余时间就读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并于1973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福尔德的勤奋得到了当时雷曼兄

弟的首席执行官刘易斯•格拉克斯曼的赏识。在格拉克斯曼的提携下，福尔德步步高升，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时，福尔德就执掌了雷曼兄弟的固定收益和股权部门，统管整个公司的交易业务。

1973年，全球遭遇石油危机，世界经济停滞不前，雷曼兄弟也接连犯错，公司连年亏损。1984年，雷曼兄弟被美国运通公司并购。十年后的1994年，雷曼兄弟脱离美国运通，再次成为独立运作的投资银行。这一年，福尔德出任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公司元老，福尔德见证、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包括：并购库恩雷波公司，被美国运通收购，并购哈顿公司，又最终从美国运通独立。自1994年脱离美国运通后，雷曼兄弟在他的带领下从一家原本仅从事债券业务的小公司成长为可以与高盛、摩根士丹利一较高下的优秀投行。

此后，福尔德不负众望地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福尔德上任14年，把雷曼兄弟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债券交易商，变成一个经营资产管理、证券交易的多元化金融巨人，成为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其股价1994年至2007年一共上升了17倍！其间，福尔德带领雷曼兄弟成功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等危机。《商业周刊》曾经称他为 “华尔街的斗牛犬”，因为在9.11事件期间，他镇定自若地指挥员工撤离，并且能够果断、快速地将一家酒店立刻转换成为雷曼总部，在华尔街被传为佳话。雷曼兄弟的股价最高时比1994年涨了20倍。

据报道，在2006年前后，福尔德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美国《商业周刊》曾经评价雷曼兄弟：“同六七年前相比，雷曼兄弟的业务已经大大多元化了，而且其在运营方面也显示出极度的自律。福尔德重塑了雷曼兄弟的企业文化，他如何领导雷曼兄弟走出困境的故事非常有教益，值得华尔街的同行们学习。”另外，彭博社的统计曾显示，2007年雷曼兄弟已经成为伦敦证交所的最大交易商。

由此可见，福尔德的经济头脑和商机嗅觉非同一般，其对所管理的投行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卓越功勋和深远影响。但正是由于在2008年的错误投机，最终还是导致其一败涂地，满盘皆输。

福尔德在同事中还有个绰号叫“大金刚”，因为福尔德身材高大，喜爱举重，而且做任何投资决定都快、狠、准，并经常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过“大金刚”

也是一个双关语，同时也指福尔德如同大金刚般刚愎自用。

人们常说投资银行业是一个艰难的行业，要想在这个行业里崭露头角，你就必须比别人更坚强，也更强硬。而福尔德就“比钉子还强硬”。在言谈中，福尔德经常喜欢用战争作比喻，在2007年10月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访谈中，他说，“我从不认为我们是在公园中漫步，每一天都是一场战役，每一天我们都要全力以赴，保护客户，保护公司，不遗余力。”

但过度的自信，往往导致失败的下场，福尔德也不例外。站在2008年9月来看，福尔德此前的成功都不过是在为他的失败做注脚。

2004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候，福尔德花1300万美元买下佛罗里达州木星岛上一块约三英亩的土地。但根据4年之后2008年的一份美国房地产报告显示，这块土地价值已下降33%，如果2008年买这块地，仅需要900万美元。

但当时福尔德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与很多华尔街同行一样，他仍然热衷于将房地产抵押贷款转换为债券，并且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债券。福尔德高估了美国房地产市场能够带来的收益，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由欣欣向荣走向泡沫化的时候，雷曼兄弟手里却有大量无法处理的“有毒资产”。

福尔德自负的性格也导致雷曼兄弟的危机一发不可收拾。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福尔德对危机仍毫无意识，一直拒绝出售雷曼兄弟手中的相关资产，希望再赌一把，结果导致破产前雷曼兄弟的不良资产一度高达78亿美元！

即便如此，福尔德仍然沉醉在雷曼兄弟的光荣历史中，拒绝接受能够让雷曼脱困的入股提议。破产前，福尔德本有机会把雷曼兄弟25%股份卖给韩国开发银行，以获取40至60亿美元资金，但福尔德以价格过低为由，将其拒之门外。他还以同样理由，拒绝了中国中信集团购买雷曼兄弟半数股份的建议。

福尔德领导的雷曼兄弟曾经自诩为“全球金融的创新者”。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没有人会想到这家拥有158年历史的老店会倒闭，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一出，全球金融界无不震惊，全球股市连续16天都以暴跌收场，金融危机自此开始席卷全球。在2008年百年难遇的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遭受了沉重打击。英国巴克莱银行2008年9月14号宣布，撤出对雷曼兄弟公司的竞购

行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随之而来的，雷曼兄弟和福尔德本人被光环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分析家普遍认为，福尔德要为雷曼倒闭负上极大责任。福尔德04年率领雷曼大举进军按揭市场，买下多间按揭公司及银行，并将按揭包装形成债券出售。但随着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楼市由盛转衰，雷曼手上大量债务抵押证券无法脱手，最终落得倒闭收场。分析师科尔说:“福尔德3、4年前犯下错误，买下这些资产，结果付出代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监管部门批准，在雷曼兄弟破产前，福尔德以每股约20美分的价格卖掉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200多万股雷曼兄弟股份。报告显示，他只得到了52.5万美元。而这些股票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市值仍然超过1.45亿美元。也许，福尔德的好运气已经从此离他而去。

在宣布雷曼兄弟破产同时，福尔德给雷曼兄弟的员工发了一封致歉信。在信中，福尔德写道，“我知道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痛苦，无论是私人感情上，还是财务上。就这些方面来说，我同样感觉非常糟糕。”

虽然巴克莱银行最终同意收购雷曼兄弟旗下的美国经纪业务，这至少拯救了雷曼兄弟的一部分，但仍然有数千名员工因破产而失业。

国会听证2008年10月6日，福尔德应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维克斯曼的要求，赴该委员会作证。委员会就雷曼兄弟公司高层的薪酬历史、管理行为和金融策略等问题对福尔德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质询。在质询会上，维克斯曼询问福尔德，是否在2000年至2007年间总共获得4.8亿美元薪酬，这是否公平。福尔德说，正确的数字是大约3.5亿美元。他还说：“我并不期待你们会同情我。”

据福尔德解释，雷曼兄弟公司内部设有一个赔偿委员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公司高层和雇员获得的利益与股东保持一致。维克斯曼批评福尔德：“这些钱是你拿别人的钱去冒险赚来的。这个制度对你有利，但对国家和其他纳税人无益，现在我们需要花7000亿美元来挽救美国经济”，”福尔德先生一边向财长亨利·保尔森请求联邦政府出手援助，一边把数百万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

委员会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在对外宣布破产仅4天前，也就是2008年9月11日，雷曼兄弟公司计划批准对两名被解雇的高管人员发放1820万美元的“特殊薪酬”，以及向一名主动辞职的高管发放500万美元离职金。福尔德在听证会上提交书面证词，他一开始就表示愿意“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全部责任”，但他强调在当时的环境下自己的决策是“谨慎和适宜”的，在雷曼兄弟公司即将陷入破产的混乱时期内，他并没有犯任何错误。

不管他个人怎么为自己辩解，但我们不难看出，福尔德除了过于冒进，其高傲自负的性格也让他一败涂地。福尔德处事凶狠不留余地，在金融界树敌无数，以致雷曼出事后华尔街各公司都只作壁上观。雷曼员工对这名上司也没好感，指他为人高傲自负，开会总是独断独行，给他取了“大猩猩”的绰号。2008年8月间，福尔德原可将雷曼兄弟以40亿到60亿美元之间的价格，将公司25%股份卖给韩国产业银行，但他自信雷曼王国由他一手打造，公司价值超过估价，坚持不接受收购，结果错失起死回生的机会，带公司走向灭亡。

福尔德将公司破产归咎于三大原因：市场谣言、不合时宜的市场规则，以及监管机构反应迟钝助燃的华尔街“信心危机”。但社会大众对此并不买账，有人批评说：“福尔德只知道指责别人，而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更有反对人士赶到国会，在会场内外举牌抗议，当面呛声。痛斥华尔街的“贪婪”、“不负责任”。

不久前，前雷曼兄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福尔德的一位助手向美国媒体发出了一份电子邮件﹐该邮件称理查德·福尔德已经在纽约的一家投资公司重新上岗，但邮件未透露理查德·福尔德担任的具体职务。

由此可见，做为一名资深的银行家，光有高超的经济头脑和敏锐的商机嗅觉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要有居安思危的精神和为大众、为他人着想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力量固然小，但依靠群体的力量是永远不会走到灭亡的一步。福尔德的事例正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也是给我们广大未来投资者、银行家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也许等到中国也出现一家“雷曼兄弟”时，福尔德的例子会提醒我们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

从兴旺到衰败的雷曼兄弟

——银行家理查德·福尔德

08级管理学院会计班

沐童

欧洲，衰败之途？ 第6篇

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已步入衰败之途？对此见仁见智。我比较赞同王义桅在书中所说，欧洲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存在着种种矫枉过正或过度发展现象，这导致欧洲现代文明模式不太可能持续，在一些制度上出现退化。

二○一一年六月十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在布鲁塞尔批评欧洲国家对军事和国防投入不足，使得历史性的北约军事联盟目前正面临危机。批评归批评，欧洲国家却有其难言之隐，高昂的福利支出、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和不见改善的财政收入，使欧洲的政府首脑们只能考虑把国防开支减少点再减少点。欧洲债务危机发作以来，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艰难处境，以及挪威枪杀案、英国伦敦骚乱所表现出来的乱象，加剧了人们对欧洲前景的担心。一些欧洲评论家，如德国的约瑟夫·约费、法国的居伊·索尔芒等，都纷纷表示欧洲已坐在了火山口，近半世纪以来为欧洲人所骄傲的民主福利制度，业已疲象毕露、势难维持。

这并非危言耸听，细致考察欧洲人口向老龄化的变迁、制造业对外转移引发的工业衰退，以及良好福利下欧洲人劳动精神的懈怠等情况，能深刻感受当前欧洲所遇到的问题，并非简单是以往曾有过的经济危机的重演，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后工业化综合征。这种病症该如何化解，之前欧洲没有类似经历，因此眼下尚无可用药方，至于将来能否找到治病之药，也还在未知之数。

欧洲和美国的困难，首先表现在经济和财政上，在制造业借全球化之风纷纷转移至其他地区后，近二百年来西方以工业发展为实力来源的传统财富创造方式业已失灵，在此情况下，虚拟经济即金融霸权无论对欧洲还是美国来说都性命攸关。英国和法国二○一一年联手军事打击利比亚、美国二○一○年以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背后都闪现出对金融优势可能丧失的担心。实体经济已日落西山的英法两国意图将欧元和英镑与北非石油相结合，而美国则害怕在东亚出现人民币经济圈。

然而，对金融霸权的迷恋，却是饮鸩止渴，这造成了两个可见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转移，使欧美失业问题严重。美国近年来登记失业率高达9%左右不下，如果算上隐性失业人群，实际数据将远高于此，二○一一年发生在华尔街的示威，失业率高就是导火索之一。二是贫富分化重新加剧，也就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大鸿沟”。一九七六年，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把国民总收入的9%带回家，今天，他们把24%带回家。美国人口普查局二○一一年九月十三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二○一○年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与二○○九年相比新增贫困人口260万人;贫困人口比例攀升至15.1%，相当于6.6个人中就有一名穷人，为一九九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两个经济上的问题，给社会领域带来一个严重挑战，那就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精神心理上日益保守，社会对立情绪及其物理表现显著增多。近年来移民保守主义在欧洲表现得越来越扎眼，美国的茶党运动同样对移民极不宽容。二○一一年七月底挪威发生的枪击案，据信就与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有关。不仅在移民问题上，在其他领域，欧美社会都呈撕裂状态。二○一一年八月初的英国骚乱以极其“无厘头”的方式发生，就深刻反映基本的社会信任和共识已在英国岌岌可危。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有其精神动力的。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

然而，这种精神传统现在却已显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国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思想，都活脱脱勾勒出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公民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疲顿。简单说说他们的特征。日本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岸田秀发现，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社会充斥着“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三无”青年，与勤劳向上的父辈们相比，这些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性，“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性欲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著，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只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 “草食男”的批量出现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隐隐有着对应。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美国人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他所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愿意为国家的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和喊出“跟着我”。这些现象和品质，在当前的美国已无迹可寻，相反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的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对全世界所说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

价值观向消极无为和享乐主义方向的演变，当然不纯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当西方在向工业化迈进时，西方人一开始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懒惰”。马克斯·韦伯在百前年的知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谈到这一幕有趣现象：当时大量东欧农民跨过边境，前来德国垦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许多德国容克地主的欢迎。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当年德国已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已从农业中脱离，德国人懒得再务农，再自然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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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有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一边失业严重，另外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一位朋友从美国访问回来，他与美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对此就有深刻印象。比如他发现美国当前事实上的失业率，达到了将近20%，尽管官方数字说不到10%。但这些失业人群并不愁生活无着，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以基本生活保障。“低贱”一点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而多交给“贱民”去干，是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所说的拉美“外来越境者”，撑起了这些脏活累活的蓝天。而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消息说在美国的“黑户口”拉美裔青年纷纷要求从军，原因是他们听说只要为美国军队卖命，就有可能获得一张美国绿卡。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完善，但比起非西方国家来说，则又优越得多。欧洲的情况则又更上一层，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能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知道问题所在和要从何处解决问题，如福利制度一样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政治体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欧美世界在民主福利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在金融和债务危机发生后，显露无遗。对此有敏锐认识的，在西方国家已大有人在。德国《时代》周刊时事评论员约瑟夫·约费指出：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保证已使欧洲各国政府与民众形成“毒贩和瘾君子”那样的，但却完全合法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从逻辑上来看是这样的，民主制度助长了欧洲民众过度的福利要求，而福利过度则导致欧洲各国债务累积并最终深化为难以化解的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近年来也频频发言，直陈西方文明之歧途。在《文明》（Civilization）一书中，他说西方文明有其崇高和卑鄙的两面，如今西方步入衰败，在于没有有效延续、弘扬其曾经主导世界的六大撒手锏，即竞争、科学革命、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相反，这些曾经让西方傲视群雄的秘诀被其他国家学习掌握后，西方也就大势已去，“发生了江湖地位鸠占鹊巢的转换”（王义桅，9页）。 而在后出的《西方的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一书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传统上构成西欧和北美支柱的四大制度优势，曾使得公元十六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如今它们都已陷入衰败之途。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际契约，将高额的债务转嫁到后世子子孙孙;市场已經被过于繁杂的监管政策扭曲，法治也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日益变得不再文明，把问题一味推给政府去解决，正是人们的一种惰性。

那位曾在二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二○一二年也在美国《外交》双月刊撰文《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能够在中产阶段衰退时幸存下来吗？》，就指出近三十年来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态毕露。他所期待的，是左派要拿出一套既有别于全能市场和小政府的右派自由主义，也有别于以国家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大量服务为核心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主张。而美国对外政策焦点研究所副所长约翰·费弗也认为，资本主义已深陷危机，世界需要出现一位“现代马克思”。

（《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王义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三年版;《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托马斯·弗里德曼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二○○六年版）

衰败原因 第7篇

关键词：乡村衰败,危机意识,乡村建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传统农业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趋衰落,以致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危机,与之相应,中国社会兴起了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本文试对这一时期中国乡村衰败的具体表现做一简单梳理,并剖析其中的原因,以利于学界从历史角度审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找寻科学的解决之法。

一、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表现

1.农业经济凋敝。中华职业教育社自1929 年2 月20 日起,历时70 余天在江苏17 县展开农民生计调查,根据统计数据,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弊害主要有产量少、售价贱,副业少,资本短。这一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

(1)农产品产量下降。据《中农月刊》介绍,民国时期中国的8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非农业人口,而同期的美国一个农民则可以养活13 个非农业人口,这一时期中国农业产量可见一斑。《剑桥中华民国史》 提到,1934 年,中国的稻米产量仅达到1931 年的34%;大豆小麦的产量分别下降了36%、7%。在国民生产总值中,1934 年的农业的产值比1931 年下降了113.6 亿元。

(2)农产价格低落。据估算,1934 年的谷物价格比1930 年下降了38%,纺织原料下降了25.5%,农产品价格总指数下降了28%,其中茶叶比1931 年下降49%[1]148。农产价格的低落导致农民“血本无归”:以谷物为例,在浙江、江苏等地,农民们每生产一石米平均需要13—15 元的生产费用,1932 年当地每担米价仅仅是9 或者10 元;安徽、江西、湖南生产费用大约需要10 元左右,1932年的米价仅5 或者6 元,农民每种一担米要亏本4、5 元。“假定每户农民种田十亩,平均普通田每亩产米一担五斗,那么这农户就要亏本六十元至七十五元了”[2]20。

(3)农村副业破产。据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调查,江苏17 县中,嘉定无副业家庭占70.0%,昆山73.3%,常熟87.5%,崇明76.7%,松江80.9%,赣榆94.7%,盐城83.3%,无锡7.7%,镇江25.6%,泰县20.0%,川沙31.1%。长三角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自不待言。

(4)农村金融枯竭。资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然而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资金却出现严重的枯竭状况。资金集中流向都市,各类人等都从农村榨取资金,把资金用于投资城市的商业、房地产等行业,很少有资金返还农村,用于农业的改进,农村中的资金危机日益严重。据1933 年调查,现代式银行和钱庄所提供的农业信贷仅占信贷总额的10%。农村现金缺乏,金融日见枯竭,农民争相借贷。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 年到1934 年的调查,全国850 个县中,借现金的农家占总数的56%[3]56。

(5)土地分配不均。按照1927 年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估计,占地1—10 亩间的贫民,人数约占全国农民的44.4%,土地数约占占有全国的6.2%;占地10—30 亩的中农,人数约占全国农民的24.7%,土地数约占全国的13.3%;30—50 亩间的富农,人数约占全国农民的16.2%,土地数约占全国的17.4%;50—100 亩的中小地主人数约占9.5%,土地占有19.4%;100 亩以上的中上地主,人数约占5.3%,土地占有43.0%。占人口15%的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62%,贫民与中农占全国人口69%,则仅占有全国耕地的19%。1937 年钱俊瑞的统计则是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全国土地的68%。

2. 农民生活窘迫。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一是收入减少。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即便是江南富庶地区,如金华、兰溪,农家收支有余者仅仅占到14.10%,收支相抵者也只有26.4%,59.49%的农家入不敷出。收入的减少必然导致生活的困苦。定县素为当时乡村建设工作者眼中的“模范县”,但是“绝食农民,到处可见……(农民)初则尚持草根树皮谷糠充饥,后以该项食物吃尽,遂至完全断炊”[4]68。二是受教育程度降低。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人有80%是文盲。据卜凯1921 年到1925 年的调查,全国7 省17 处2868 户农家,未受学校教育的佃户有65.6%,而受教育者受教育年限不过2.9 年。全国7—16 岁儿童,包括“田主”“、半田主”“、佃户”家庭,累计69.6%未入学。《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显示这一时期江苏的上海市虽然佃耕农受教育占到了43%,但是他们所受学校教育“止于小学,绝无就学于中校者”。三是负担加重。抗战前,全国附加税数目在673 种以上。税率一般超过正税一、两倍,甚至高达80 多倍。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统治的江苏省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1933 年已超过正税10 余倍至26 倍以上。“天府之国”四川竟然出现了田赋预征,1924 年以前每年一征,1925年开始每年三征,1932 年到1934 年竟然每年六征[5]150!

3.农村动荡不安。一是大规模的农民离乡。据学者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人口离村率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状态,个别地方甚至达到90%以上。常熟七村更是达到了100%。全国范围的情况可以通过1935 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进行分析。在这次调查中,有报告的1001 县中,农民外出数至少在2000 万以上。二是农村治安恶化。由于政局不稳,战乱四起,农村深受其害,治安恶化。“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掠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江北散在民间的枪械有二十万,这二十万条中,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是属于匪类的,有机关枪及破击炮的股匪也不算稀奇”[6]354。农村烟毒也十分厉害。1934 年《益世报》报道,威县“毒品深入民间,黑白充斥,几至一村有六七十人食之者”;南和“毒品犯几无村无之,吸食者尤众,每村平均有一二十人不等”。三是公用事业荒废。当时的农村调查普遍指出农村卫生环境恶化,道路失修,水利设施荒废。据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的估计,国内不应该死亡而死亡的人口多达六百万之巨,而农村尤是重灾区。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平均7 万人才能得到一个注册医师,“其中到农村去的,又是凤毛麟角”,“农村之疾病死亡,只有听天由命”[3]104。而水利设施的荒废使原本“完善而和平”的“徐海各属只要不下雨,草木就枯旱不能生长,一下雨就水积起来,淹了田地”[6]353。

二、乡村危机形成的原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的确呈现一片衰败景象,但是,中国乡村的解体决不仅仅始自20 世纪20 年代。“乡村危机”的口号在二三十年代响彻神州大地,并最终引发了乡村建设运动,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天灾人祸加剧农村破产。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容忽视。自步入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开始衰败,抗灾能力日渐减弱。20 年代以后,中国自然灾害更加频仍。1920 年华北旱灾,1921 年淮河流域水灾,1922 年江浙皖3 省水灾,1924 年9 省水灾,1925 年黄河决口,1928 年华北八省旱灾,1929 年河北水灾、陕西旱灾,1931 年江淮流域16 省水灾,1933 年黄河决口,1934 年旱灾14 省、水灾13 省。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的影响首当其中,成为促成当时农业恐慌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同时,连绵不绝的军事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破产。根据王寅生《兵差与农民》的统计,1916 年到1924 年间,平均每年战争涉及省份只有7 省,1925—1930 年间则飙升到14 省份。战乱造成农村减员,负担加重。据其估计,1929 至1930 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1941 个县中,有823 个县承担兵差。更为可怕的是,游兵散勇的到来,伴随着打、砸、烧、抢,直接增添了农村混乱不安的气氛。战火下的中国农村一切粮食、金钱、农具、牲畜全部扫荡殆尽,农民何以扩大再生产?

2.世界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给西方各国带来了严重破坏,而且深刻影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当时的中国即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场危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尤其深刻,从而使中国农村业已存在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以粮食进口为例,1931—1935 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近代以来最高峰。大量农产品进入中国“,农村受灾窘急,而有甚于水深火热”,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向实业部呈文,若任外国农产品倾销“则我国不亡于外患,亦将亡于农村经济之破产”[7]415。正是因为如此,二三十年代论及农村危机的文章大多谈到西方经济的影响,只不过对其影响的程度认识不同而已。外国经济危机的冲击无疑使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因而陷入恶性循环,乡村危机进一步加剧。

3.舆论强化危机意识。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还与这一时期特定的中国社会背景有关。当时政学两界对农村问题高度关注。梁漱溟就说“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借助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乡村危机在“农村崩溃”、“乡村破产”的舆论声浪中进一步强化,越加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作为结果,强大的舆论又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使他们进一步发现中国乡村的危机。“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乡村已经破产,“到农村去”无疑是有着乡土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一场救济乡村的运动应然而生。在乡村,中国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发现”了乡村危机。

通过上文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危机及其中原因的梳理与剖析,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幻想通过温和的改良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当然,因为乡村建设运动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又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之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报[Z],第一辑.上海:生活书店,1935.

[2]孙怀仁.中国农业恐慌之解剖[J].申报月刊,1933(7).

[3]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

[5]陈志让.军绅政权[M].台北:台风出版社,1986.

[6]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Z].上海:黎明书局,1933.

衰败原因 第8篇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 自然法学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 一直独舞在西方法律思想史前进的大道上, 甚至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8世纪时, 它仍然在西方法学学说中处于显学位置, 以至于《法国民法典》也不得不打上理性主义的大旗。然而, 在19世纪, 自然法学说走向没落, 甚至淡出了历史舞台, 原因何在?

1 内因———古典自然法学说自身瑕疵

(1) 理论基点的先天不足。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本上是以“理性”或“社会契约”为基点建立的, 同时“理性”或“社会契约”也是古典自然法学说一直被人们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一, “理性”到底是什么?法学家们为了自圆其说, 各执一词, 有的法学家认为理性就是自然法的, 比如洛克;有的认为理性就是人与上帝联系的通道, 比如托马斯·阿奎那, 导致“理性”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在使用上不周延。纵观自然法学说的发展轨迹, 对“理性”一词不严肃的使用, 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消解了理性号召力, 也是造成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的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 “社会契约”订立的原因各异。由于自然状态是不证自明的, 导致各法学家处于各自理论的需要, 尽管都从自然状态出发, 却导致对“社会契约”产生的原因产生重大分歧。其三, “理性”和“社会契约”受到怀疑。可以说自然法学说的历史也就是对其理论前提怀疑的历史。理论基础不证自明, 或许对法学家自己而言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受众而言, 它是需要证明的, 否则理论始终要受到受众的质疑, 边沁就认为“社会契约”不仅虚构而且荒谬。古典自然法学家或许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对“理性”和“社会契约”的疑问, 在一定意义上, 也使得自然法学说丧失了科学性和严谨性, 经不起推敲。

(2) 理论体系构建的缺失。古典自然法理论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起来或许有很大难度, 可能在很多人头脑中, 除了“自然法”、“正义”、“理性”、“社会契约”等经典语词之外, 更多的就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物名字的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法学理论构建的缺失。对于任何一种学说而言, 其理论体系的建立, 不仅会使一种学说不断走向丰满, 而且会增加该学说弹性适应能力, 更会使该学说在适应社会的需求的同时, 与时俱进, 不断孳生新的增长点。相反, 一种学说, 如果不能很好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不但造成新观点距离学说基点越来越远, 而且会造成先前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的丧失, 甚至造成整个学说大厦的轰然倒塌。自然法学说就是如此, 除了“自然法”、“正义”“理性”“自然法”“社会契约”等语词之外, 找不到它成型的理论框架。古典自然法学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雄霸法学学说的主导地位。但是古典法学家没有致力于构建一个自洽的学说体系, 相反, 他们致力于提出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新观点, 结果导致古典自然法学说前进的风帆上, 镌刻的是一个个声名卓著的伟大人物的名字, 而古典自然法学说到底是什么, 其理论轮廓倒不是很清晰。在自然法学家们没有为自然法学说建立一块适当的根据地的情况下, 随心所欲地为自然法学说画圈占地、开疆扩土, 导致自然法学说的根基不能承载法学家们锐意进取的欲望。

(3) “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自然法从诞生之日起, 或许就无法消解与实定法之间的冲突。自然法在自然法学家心中它是上位法, 披着“理性”的神圣光芒, 但是苏格拉底在自然法与实定法冲突中献身了, “苏格拉底是雅典公民守法的楷模, 面对不公正的又是合法的死刑判决, 他宁愿死, 服从法律而死, 也不愿在朋友的帮助之下逃离雅典而活下去。”在实践的层面上, 自然法在与实定法的冲突中, 往往败下阵来, 法学家们心中的上阶位的自然法却总是不得不给下阶位的实定法让路。一方面, 在立法上, 实定法要遵循自然法;另一方面, 实定法总是在挑战自然法的权威, 而且在两者的冲突中始终处于上风, 导致人们在19世纪不再迷恋于对自然法的崇拜。

(4) 古典自然法学说与伦理的纠结。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学说, 大都与伦理道德共生, 道德因素使得自然法学说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合二为一, 使得自然法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崇高性, 也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自然法学说基点假设性的不足。从今天的法学理论发展来看, 强调法与道德的联系是正确的。但是万物都是双刃剑, 道德因素能够增强自然法学说的号召力, 也能使自然法学说淹没在伦理的影子中。自然法学说基本上都忽视法与道德的区别, 造成法就是正义, 正义就是法律。约翰·奥斯丁正是看到自然法的这一不足, 致力于排除法律之外的一切因素, 他认为自然法、道德法不在法律领域之中, 掀起了分析形式的实证主义法理学大旗, 也正是他的努力, 法理学成为一门独立法律学科。

2 外因———当时社会环境对自然法的挑战

(1) 盲目崇拜“科学”的社会思潮。在19世纪, 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为主要标志, 许多学科终于挣脱哲学的控制, 获得了独立地位。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思维领域也出现了重大革命。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培根, 创造了归纳法, 对人们过去一味迷信演绎推理造成了沉痛打击。在这个崇尚“科学”的年代, 人们乐观地认为科学能改变世界, 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之下, 一种学说不能为科学所观察和实验推导出来, 那是不能被接受的。社会掀起了用科学界定法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反对将法律简单化约为公理, 反对将法律描述为似是而非的“理性”。这一认识直击自然法学说的软肋, 自然法学说不得不经受“科学”的拷打和审问, 但它又不得不保持缄默。

(2) 怀疑主义盛行的社会思潮。19世纪, 欧洲进入到了一个反思的时代, 尼采说, “上帝死了”。怀疑主义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特征, 一切权威和真理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对法律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 在18世纪, 科学在与哲学分离之前, 人们已经开始了对自然法的反思, 最为有名就是英格兰人大卫·休谟, 在怀疑主义盛行的19世纪, 自然法遭到批判是可以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倒下了, 托马斯·阿奎那也倒下了, 自然法学说也倒下了。

(3) 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以瓦特的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 火车可以使人们便利高效地游览世界各国, 电话使人们在万里之外可以交流, 人们的眼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 信息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高速。于是, 人们了解到各国的法律都是有区别的, 而孟德斯鸠所认为的影响法律的因素, 恰恰是历史法学派和人类法学派所关注的。现实世界对自然法学说的无情抛弃。19世纪, 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阶段, 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的影响下, 欧洲各国普遍奉行小政府主义观点, 认为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个人自由的在19世纪被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结果是欧洲社会的治安状况每况愈下, 自然法学说倡导的理性、自由束手无策, 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刑罚的报应论观点渐渐没有市场了, 代之而崛起的是社会防卫的观点, 于是刑事实证学派、刑事人类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一句话, 古典自然法学说缺乏对现实世界的有利回应, 不能满足现实世界的需要, 现实世界对古典自然法也就弃之如敝。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事物的发展变化, 是由其内因和外因引起的, 其中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走向衰落, 也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内因可能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内因,外因

参考文献

[1]陈金全.西方法律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 2012:206-207.

[2] (爱尔兰) 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王笑红译, 法律出版社, 2002:292.

宝洁真的衰败了吗？ 第9篇

其实，宝洁的根本问题，其一在于轮岗制。轮岗制是培养“管理培训生”的常用方式，也是宝洁等外企员工非常喜欢的工作模式，因为可以接触新的行业新的品牌新的同事。可是，这种轮岗制对于生意的影响却是致命的，导致很少有人在乎公司长期的发展，并且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验的断层。

其二在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撕扯。宝洁的国际化战略是总部—地区—国家，不同层级的管理范畴和决策能力不一样。那么问题就来了，决策从国家到地区到总部，太慢，往往错失良机。导致理想中的“整合全球资源达到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扭曲成了本地和区域、总部的资源争夺和无尽地打太极。总部不了解中国市场需求，本土团队不敢、不能做决策继而无法快速响应。

真相是：随着海淘大量涌入的小品牌的确在中国市场分得了一杯羹，但真正蚕食宝洁和类似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其实是蓝月亮、自然堂这样的一些本土品牌。他们看上去不够高大上，但绝对本土化（组织架构简单，决策流程短），且靠人深耕细作积累了真正的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