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精选11篇）
中国近代体育文化 第1篇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近代体育文化,文化自觉理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扩展, 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注意。在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 我们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挑战, 辩证的对待外来文化是我们急待考虑的问题。
一、竞技体育文化全球化趋势下不同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的演变经历了认知、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主宰和文化自觉四个阶段。
(一) 认知阶段
认知阶段即初步认识阶段, 笔者将鸦片战争开始后到我国第一所体操学校的建立 (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文会馆创办的第一所体操课程的学校) ———划为第一阶段 (1840~1864) , 是国人从“无知”到开始了解的阶段。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导致经济、文化等发展缓慢, 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使我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鸦片战争的开始———西方体育文化也搭乘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 并与根植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相遇。
(二) 接受阶段
从体操学校开办过后到1932年刘长春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 表示我国人民开始向西方竞技体育靠拢。由认知阶段慢慢过渡到接受阶段, 因此笔者将 (1864~1932) 划为接受阶段。
该阶段, 由于社会动荡, 统治阶级无法顾及竞技体育的发展。加之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与外来的西方竞技体育本质差异巨大, 因此, 国人对竞技体育的认同需要较长的时间。期间, 国家通过开办学堂、学校和对学校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来达到学习西方体育的目的。例如:1895年, 我国先后有23所洋务学堂开办;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课程标准, 把体操课改为体育课, 并一直延续至今。此阶段体育的形成与发展表示我国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了西方体育。但此时期, 发展及其缓慢。国家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将西方的体育和教学模式引入到当时的中国, 并加以应用。
(三) 西方体育文化的主宰
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 “体育=奥运会=金牌”达成了很多人的共识。但是, 真正的体育不仅是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 更是其身后的价值和内涵。可以说我国近现代体育是在借鉴西方体育向前发展的, 在这过程中, 西方文化和我国本土文化虽然可以共同发展, 但基本上呈现西方文化主导着又不能完全吞噬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趋势。例如:此阶段共经历了自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到1983年的第五届全运会, 除武术外, 全运会的比赛项目或表演项目基本与奥运会的相同。因此西方体育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再是外来异质的东西, 它已经血融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肌体之中。由此可见, 西方的“种子”已经霸占了我国很大部分的土壤, 殊不知, 我国土生土长“种子”的土壤又在何方。
(四) 文化自觉阶段
文化自觉阶段即“文化”觉醒阶段, 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化, 国人清楚看到要想保护传统体育不被“同化”, 就必须做到文化自觉。因此笔者将第一届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命名 (1984年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将1953年11月8日至12日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这届运动会定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至今 (1984~至今) 定为文化自觉阶段。2001年11月, 国际武联已拥有来自各大洲的86个会员协会和一支合格而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队伍;到目前为止, 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武术馆校达12000多个;这标志着民族体育进入了学术殿堂, 各行工作有专门的学会和团体负责的良好局面。中国传统体育要想在世界体育界有立足之地, 必须做到文化自觉。对于文化自觉, 我们以武术为代表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正确分析和评价, 挖掘更多的内涵, 反省自身的缺陷, 把优秀的一面展示给世人, 才能更好的传承我国武术的精髓。
二、竞技体育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一) 西方体育文化思想对我国现行学校体育的影响
不可否认, 80年代中后期我国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给我们带来的积极意义外其他外来体育观念的某些观点对当时的我国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他们也存在违反体育本质和人性的地方, 表现出了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异化”。如:西方的军国体育思想和自然体育思想、苏联体育思想等。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 以群体为本, 主张内敛, 强调情感;西方体育文化主动, 以个人为本, 主张竞争, 强调理性, 两种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在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中, 受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影响, 不可避免出现落后与先进、封闭与开放、“复制”与创新等多方面的矛盾。因此, 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 使我国学校体育能够适应国情的发展。
(二) 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出现被竞技化趋势
中国体育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注重“养生健体, 道德教育, 娱乐竞技”。西方体育文化以“新教理论”为中心, 重视“练形、健美, 讲究外在统一, 竞争激进”。两种文化在鸦片战争中相遇, 在激烈碰撞和相互融合中发展。因此, 西方体育对中国影响极其深刻。在这过程中, 西方的大量精华被中国吸取, 特别是在奥运会中, 中国取得惊人成绩, 推动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通过体育交流, 我国传统体育项目走出了国门, 走向了世界。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 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这一趋势。中国的很多传统项目为了融入奥运会中, 不断进行改革, 丢失了自身的民族特色。面对愈演愈烈的奥林匹克的主流文化, 我们传统体育文化呈现了“全盘西化”的趋势。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例如: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 为了加快武术进奥运的步伐, 武术再次被强化竞技体育规则化、标准化的改造, 结果却成了形似神不似的表演。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是一个有机的和生长着的文化形态, 如果在它的生长过程中未随着历史的变化而进行成功的自我调节, 就很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和绝迹。因此, 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三、结语
在体育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我国体育文化既要在借鉴中与世界接轨, 又要在创新中保持“原汁原味”, 同时还要保护我国体育文化不被“同化”, 结合我国自身的文化特点使我国体育文化有“异质”色彩, 实现我国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参考文献
[1]王少春, 白真, 张博等.中外体育文化相遇的发展格局[J].体育科学, 2011.
[2]王恩溥.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8.
中国近代体育文化 第2篇
近代中国市民文化产生于市民阶层的成长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本土的.传统精英文化的危机,西学的输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架构的一个支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集中体现在文化失范上.近代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流是争利、民主与科学.市民阶层运用进化论作为理论武器,为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近代市民文化运动的结果是初步确立了市民文化的领导权.
作 者：陶鹤山 张德琴 作者单位：陶鹤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张德琴(南京艺术学院马列室)
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研究述评 第3篇
关键词：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69-0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更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时期，在福利思想观念的更新、福利制度的建设和福利实践活动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既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需要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文化嬗变的过程中寻找规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和社会福利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福利研究的热点议题。“福利文化”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方法和新视角，文化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把“福利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并进行理论探讨的中国学者还不多，但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的思想观念形态、制度实践形态等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慈善事业研究，都还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这些研究无疑也是福利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下面主要就近年来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情况做简单梳理。
一、福利文化研究
福利文化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由英国学者罗伯特·平克最早提出，后逐步引起重视。香港学者黄黎若莲较早涉及了中国福利文化研究，她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民政福利工作研究》（1995）一书即以“福利文化”概念为分析框架，在她的另一本著作《边缘化与中国的福利社会》（1998）中还独辟了一章来阐述中国的传统福利文化，深入探讨了福利文化的概念。她认为在福利领域，文化的影响是十分突出的，在福利制度形成过程中随处可见文化的影子。
毕天云的《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2004）一书系统研究了福利文化并以此作为研究框架。他认为把文化作为社会福利的内生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社会文化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福利的内在机制，并建构了一个由福利模式观念、贫困观念、救济观念、养老观念、生命价值与疾病观念、教育观念和宗教福利观念七个方面构成的福利文化概念框架。在《福利文化引论》（2005）一文中，毕天云又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福利文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福利文化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在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存在和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等观念要素的总和。一方面福利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另一方面福利文化区别于社会福利系统的其他要素。社会福利包括了主观方面（福利文化）和客观方面（如福利机构、福利设施等），“社会福利系统内部的各种福利设施、项目、机构、服务本身显然不属于福利文化的范围”。外延方面，毕天云认为福利文化的外延至少包括福利模式观念、贫困观念、救济观念、养老观念、生命价值观念、疾病观念、教育观念和宗教福利观念等八个要素，这八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制约和渗透，共同构成一个福利文化系统。
张军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解析：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2010）一书中，也对福利文化的内涵、表现、结构及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福利文化与福利制度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文化与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提出福利文化系统是由贫困观念文化、养老（孝道）文化、健康观念文化与宗教福利观念四个部分构成，并系统考察了这四个福利文化子系统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西方各自的历史变迁。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福利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于儒家“仁爱”的道德观念、道家“积善”的善恶报应观以及佛教“慈悲”的观念文化，以及在此传统福利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宗族”模式的传统保障制度[1]。
二、近代福利思想研究
由于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发展和变革较为剧烈，因此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出了不少论文，但尚无研究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专门著作。在丘创焕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制度概要》（1977）、潘皓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1991）、田毅鹏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1999）等福利思想研究著作中，都有涉及近代福利思想的论述。近代福利思想的研究关注比较集中的有两个方面。
1.探讨近代福利思想的变革与发展。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转变原因在于外部侵略的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动力两个方面，田毅鹏曾撰文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时中西福利思想的碰撞与结合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福利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经历了从初步接触和简单介绍，到频繁接触和详尽介绍，再到中西结合提出新的福利观这样三个时期。有学者还探讨了我国传统社会福利观念向近代演进的一些表现，比如由“怜民”演进为“责任”，由“重养轻教”演进为“救人救彻”等。
2.探讨近代人物的福利思想。近代以来，从经世派到洋务派，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清末新政到新文化运动，从清末到民国，因应急剧变革的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许多在福利事业嬗变和发展中颇有思想与见地的人物。郑观应、康有为、盛宣怀、洪仁玕、章元善、经元善、张謇、熊希龄、孙中山、蒋廷黻等人物都有学者专门探讨过其福利思想。
三、近代福利制度与实践研究
关于近代福利事业的组织机构、制度措施及实践活动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较为广泛，成果也多，但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基本上多属于以史实重建为基础的微观研究。研究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障救济。清末时期，社区与灾荒赈济越来越社会化，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和政府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赈济主体。民国时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已经脱胎于传统模式，演变为现代模式并逐步制度化，但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也还是有较大不同。相比之下，学者们对南京政府时期的关注更多一些。南京政府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社会救济、组织管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初具雏形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但城市远远好于广大乡村。蔡琴禹2003年著有《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一书，从民国社会救济立法、社会救济设施、社会救济思想、社会救济体制、社会救济措施，到社会救济的绩效和水平等，都作了具体的考察。
2.社会团体。靳环宇的《晚清义赈组织研究》（2008）一书利用1876年到1895年的 《申报》，从社会背景、发展脉络、组织结构和关键人群等入手对晚晴时期义赈组织加以分析，理清了义赈组织的运行机制，认为红十字医院的出现是“中国近代义赈组织的转折”。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出现大量的慈善机构，其中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有影响力的大型组织较为人关注。
3.育婴事业。溺婴、童养媳等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存在，晚晴时期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溺女与劝诫、童养、育婴堂等现象发生了较大变化。王卫平曾对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做了深入研究，认为清代中后期，育婴机构在江南市镇得到普及，育婴事业向乡村拓展，逐渐形成育婴堂和保婴会两大系统，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并对江南育婴事业圈的分布、构造及其生成机制作了进一步探究[2]。
4.战时福利。抗日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当时的福利事业也转为以抗战为中心，具有明显的战时特点。战时后方的社会救济、就业、教育、劳工福利、儿童教养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儿童保育工作，多位学者对相关的组织机构（儿童保育会）及其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
5.福利立法。晚晴和北洋政府时期先后都颁布了若干福利事业的法律法规。“南京政府”建立后，为了解决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以西方各国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为参照并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初步制订并颁布实施了一套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张益刚曾重点研究了民国时期的水利制度、垦荒制度、仓储制度等社会救济法律制度和组织保障，认为专职救济机构特别是中央、地方科层制的专职救济机关的出现，使政府履行救济责任有了直接承担管道。蔡勤禹著文专门论述了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法制化状况，并特别对1943年颁布的《社会救济法》进行了分析，在肯定民国社会法制建设取得进步同时，也指出了人治现象普遍、法律效能低下等问题。
6.基督教福利活动。晚清以来，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士为了在华有效开展传教活动，创办了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一些慈善机构，并对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社会福利活动中的救助主体、受助对象也因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基督教组织的相关活动以及李提摩太、丁韪良、李佳白、傅兰雅、狄考文、卜舫济、司徒雷登等人的思想观念、言论活动等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四、近代慈善事业研究
慈善与福利并不是一个概念。慈善是指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多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进行帮助。但慈善活动以救济他人、服务社会、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应当属于福利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儒家悲天怜人情结和佛教慈悲为怀的情怀，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有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和慈善活动。对慈善事业的研究也是传统福利文化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侧面。
周秋光、曾桂林的《中国慈善简史》（2006）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观念、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追溯了传统慈善思想的渊源，缕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始兴、发展、鼎盛的过程，也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有详细论述。
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明显区分为晚晴和“民国”两个时期。王卫平一直对晚晴时期慈善事业较为关注，特别是江南地区从传统到近代转变过程中的慈善活动。也有学者专门就会馆公所及其他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做专门研究。民国时期，不但在慈善观念上与传统社会发生了很大的不同，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参与人士、运作方式、救助对象、救助内容等也都发生了转变。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慈善组织越来越规范化和法制化。慈善活动法制化的意义在于确立起比较完整、系统的近代慈善法律制度，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五、有关研究的评价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学术成果进行简单梳理与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料收集与运用、研究内容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绩，但是由于福利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段，在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等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研究内容方面也还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
1.“福利文化”概念有待进一步明晰。福利文化这一概念在西方出现的时间也并不长，运用这一概念及范畴进行中国传统福利文化研究，也还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转换问题。国内几位较早直接研究福利文化的学者都对这一概念做了分析与解释，各自对福利文化作了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但却未能够统一认识。这一方面源于“文化”、“福利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因为研究尚不够深入。
英国学者罗伯特·平克最早提出“福利文化”的概念，认为价值观与行为习惯组成“福利文化”。黄黎若莲认为福利文化是指因应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毕天云认为，福利文化是在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存在和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等观念要素的总和。张军认为福利文化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观念的精神文化与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制度文化的综合体。杨蓉蓉认为福利文化包括考虑、实行和评价或感知社会福利各项目时体现出的主观价值选择或价值观，以及在这种价值选择下的社会福利状态与运行及福利产品。简单来说，毕天云认为福利文化是单指精神文化，张军认为是指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杨蓉蓉则认为包括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方面，可见其分歧之大。
以上还仅仅是“文化”这一方面的分歧，“福利”这一方面也同样存在着争议。狭义的福利是指职工的间接报酬；广义的概念是指幸福和利益，或者幸福的生活状态。但是作为“福利文化”中的福利概念，其范畴太大或太小都不具有学术意义。另外，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是收入、财富带给人们的效用，而福利的内涵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不断变化的，从历史上单纯的经济收入为主的衡量指标，到营养、居住、保健等新的经济层面，再到教育、娱乐和社会关系质量等非经济层面，乃至现代新福利观念中所包含的公民权利和生态指标，都充分说明了福利内涵的愈加丰富。
2.需要立足文化视角建立理论框架。除了个别学者直接探讨了福利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理论框架等问题，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把研究内容纳入福利文化的范畴。虽然研究的问题都是属于福利文化的系统之内，但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所统领，仍然处于社会福利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擦边球”的尴尬境地。
近代福利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也有法学和政治学背景下的研究。立足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角度，从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逐步延伸出对福利制度的研究，显得对于“文化”的体察和对历史的分析不够深入；在历史传统的语境下研究福利文化，则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够。这些缺憾是福利文化研究根基不深、框架不牢的原因，当然也是交叉和新生学术领域发展完善的必然过程。
福利文化属于文化，近代福利文化研究应该立足于文化的视角，遵循“文化”——“福利文化”——“近代福利文化”的思路，跳出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窠臼。毕天云认为文化是福利活动的内生变量，福利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很有道理的。黄黎若连也十分强调文化因素在福利制度与模式中的重要意义。把福利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子域，把福利文化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来探讨文化视野下的生命观、疾病观、贫富观，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建构适合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福利文化体系。这应该成为传统福利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3.近代福利文化研究的史料和内容需要进一步发掘。近代史的任何一方面研究都需要充足的史料来做支撑。近代福利文化的史料非常丰富，但是目前还比较零碎，还需要大力整理与拓展。从以往研究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史料及其他资料的运用还是比较注重的。比如靳环宇的《晚清义赈组织研究》一书，资料翔实，尤其是认真梳理了1876年到1895年这二十年的 《申报》，从中得到了大量具有新视角、新价值的资料。
近代福利文化研究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地拓展与深化。一是近代人物及人物群体的福利思想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是缺乏对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社会福利文化的嬗变原因、规律和特点缺乏整体把握。三是对传教士、太平天国、洋务派、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等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军.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解析：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近代中国宪政文化浅析 第4篇
近代中国的宪政思想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制度, 而是与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即“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 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仅是西方发达的原因, 也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 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价值主义的宪政观。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政价值首先是民族主义, 其首要目的是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
在西方, 宪法的哲学基础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自由主义, 其基本价值在于通过规制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 借以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然而, 在近代中国, 宪法的基本观念是国家主义, 其初衷不在于支持个人自由或民主政治, 而旨在求强、求富。中国知识分子求强求富的民主宪政方案, 影响了其对西方宪政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 以致在传播宪政思想时都不同程度地篡改了民主宪政的精义。
二、近代中国的“西宪东渐”及反思
(一) 宪政文化引入中国的近代历程
在19世纪下半叶, 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灾难, 有识之士开始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寻求出路。由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变策略, 由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经世致用的思潮转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从经世致用的儒家经世学出发, 首次把“师夷制夷”方略付诸于行动, 开始发展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 以实业救国, 但是最终失败了。此后, 师学西方宪政体制成为了“师夷制夷”的主导方向, 王韬、郑观应提出了更新的“借法自强”方案:君民共主思想。这时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 怎样才能实现国富民强。这是他们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 也是他们不能掌握西方宪政价值的根源。但是王韬、郑观应等人革新政治, 开始走到中国宪政思想的边缘, 为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勃发积奠定基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迫使国人开始觉醒, 这些觉醒的有志之士要求进行专制政体的改革, 同时将西方“民权”的思想引入, 作为反抗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因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 传统文化的纲常名教是和专制主义政治孪生的, 是中国致弱的根源。专制不破, 国家不兴。同时, 康有为一直坚持其“三世”循序进化理论, 主张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国家富强、民主、平等。梁启超则认为宪法既是宪政的旗帜和标志, 也是国家权力、法度的合法来源。总之兴民权、设议院是梁启超振兴中华的主要途径, 并希望中国以此来实现富强。但他们所主张的国家富强之道, 是对宪政价值的误读。这种政治诉求是带有明显的实用工具主义的理论色彩的。
对于宪政理念和宪政价值的理解,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 仍然停留在用宪政实现国家富强的框架内。在孙中山的宪政方案中, 最重要的是权能区分、五权宪法、革命程序、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的军权等学说。他希望把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手中, 并由政府直接治理全国事务。这样, 人民就有了直接的民权, 政府又有了权能, 国家必然富强。
但受国内外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 孙中山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革命者一直无法提供一个稳定的宪政实施方案。后辛亥革命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 战乱不仅摧毁了宪政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还用专制与武力绞杀了宪政的最为基本的保障人权的价值观念。这一切引发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对于专制权力憎恨的起点, 摒弃一切传统观念砸烂传统中国的一切信仰价值, 启发国民的科学与民主觉悟,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真正推行国民参与的民主宪政。但这一矫枉过正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宪政在传统中国的兼容性问题, 相反, 一味地批判传统文化使得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目标在于求强、求富、救亡, 而宪政的要义却在于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借以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宪政价值的误读就注定了, 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将充满波折。
(二) 近代宪政文化的缺失及反思
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由于缺少西方宪政文化的基础, 因此充满波折。其失败的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宪政建设的进程。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居于主导性的地位。这样封闭的自然经济是不会产生自由、平等、个人权利、法治等宪政思想, 产生的只能是君君臣臣、等级特权、君主专制这样的思想意识。不能对国家的宪政建设产生有力的影响, 甚至还会阻碍民众的宪政意识。因此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会成为宪政建设的绊脚石, 从而严重束缚了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步伐。
第二, 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
在近代的中国, 宪政一直都被赋予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期望, 即整个时代的主题:救亡图存, 富国强兵。对宪政文化的思索与关注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深入。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语境从一开始就和西方的宪政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不可能萌发出具有西方宪政意义的文化。因为近代中国背负着国人振兴中华, 国富民强的使命, 这种情况下的宪政是带有政治诉求的, 具有工具主义的色彩。对比西方宪政的产生, 则是建立在稳定政治经济环境下对于民众既得权利的保障, 以及限制权力专制的基础上。借果为因, 这种特定的历史与政治诉求的不同, 从起初就预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谓宪政理想的失败。
第三, 人治传统与淡薄的法治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律和契约是密切相关的, 法律就相当于所有民众之间共同签订的契约。而在我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下, 人民所处的环境并不能培养他们的契约精神。民众缺少契约精神意识, 也会同样地缺失法律的意识。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一宗法社会注重血缘关系, 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放大, 家庭又像是国家的缩影。因此民众对于法律的认同是有限度的, 特别是当法律与“礼”相冲突时, 人们往往会摒弃法律而选择尊“礼”。这种对“礼”的过分推崇, 会直接导致对于法律的轻视, 从而与宪政文化越走越远。另外在这种礼治的运行下, 宗族、家庭内的纷争往往不能单纯靠契约解决, 其他一切宗族家法关系也不能仅靠法律就能够理顺。随着“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 礼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更多, 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更深入, 既被赋予德化的功能, 又和古代社会的宗法伦理相结合。从而与国家所需的宪政理念越来越远。历代各朝的皇亲国戚、官僚等因身份而成为法律的特权阶级, 拥有“官当”、“八议”等特殊待遇, 除此之外, 还以宗族主义为核心, 明确区分了尊卑、长幼、夫妻、亲疏等不同名分, 并赋予了其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与宪政国家所需求的平等的精神相去甚远。
三、结语
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是在极其被动、无奈的困境中摸索前行的。我们是在外国列强野蛮侵略的痛苦中被迫去寻求走出困境的方案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 先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 去培养国家各个阶层的市民精神。我们只能在西方列强侵略我国, 统治阶层又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 不想做任何实质上有益于民主、宪政的困境下进行民主宪政建设。这样的宪政运动历程注定充满着波折, 甚至是停止与倒退。从一定意义上讲, 宪政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富强的有力助手, 也表明了整个民族的权利意识。因此必须树立民众的宪政信仰, 并且认同宪政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 民众才会明白宪政意识的培养对于推动宪政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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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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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企业文化 第5篇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企业文化蒋国杰(徐州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江苏徐州221009)＊摘要:企业文化产生于日本，形成理论在美国，但根在中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留学生企业家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改变中国企业落后的局面，在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实践中，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东亚精神、海光精神、海王精神、美亚精神等一批颇有影响的企业文化。
近代留学生企业家在企业文化探索中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劳资合作、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服务社会，取得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有的即便与当今世界著名的“松下精神”、“丰田精神”、“IBM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回顾近代先贤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对今天的企业文化建设不无启示。
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对全体员工进行企业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它由企业的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作风和传统习惯、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等构成。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关于企业文化，在我国学界有一种说法，即企业文化产生于日本，形成理论在美国，但根在中国。之所以说企业文化根在中国，是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企业家特别是留学生企业家就开始探索企业文化建设。他们不仅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更为今天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近代企业文化产生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出国留学深造回国的学子，有的子承父业主持企业的经营，有的集资http://创办企业或者开发新兴工业企业，成为当时企业界一支极为重要的生力军。仅据学者徐鼎新在《近代上海新旧两代民族资本家深层结构的透视》一文中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厂、银行的525名经理、董事中，曾在国外留学的就有82名，占15.6%;即便在传统影响颇深的商业企业，高管人员的状况也开始发生变化，583名商业经理、董事中有18名曾在国外留学。
尽管所据资料可能不够完整，但可以窥见当时工商界留学归国人员已成为十分重要的生力军。这批学有专长、充满活力的海归派企业家投入到工商界，他们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改变中国企业落后的局面，开始大胆地对企业进行革新。其中，最有影响的革新举措就是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思想。
1914年留美回国的穆藕初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率先将西方的科学管理思想付诸企业实践，同时在百忙之中翻译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6年由中华书局以《工厂适用的学理学的管理法》为书名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科学管理理论译著。
刍议近代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第6篇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中国文化；影响
一、俄罗斯文化的特征
(一)疆域分布横跨欧亚，文化特征兼及东西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他们常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俄罗斯又处在欧亚大陆的边缘——欧洲东部、亚洲北部。说它是欧洲国家，它的版图却占有亚洲的1／3；说它是亚洲国家，无论是它的发源地，还是政治文化中心都在欧洲。俄罗斯人非常强调自己的西方特征，但是西欧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它是东西文化双重作用、又兼有两者文化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
(二)自然资源丰饶充沛，民族性格自信懒散
俄罗斯幅员辽阔，广大的空间激发出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造就了俄罗斯民族豪放的性格。同時，取之不尽的丰富自然资源使俄罗斯人容易懒散、不讲效率、時间观念差。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也给人们留下了生活的重负与精神的压抑，使俄罗斯人磨练了意志，培养出了忧郁但又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
(三)宗教影响多元渗透，群体意识优越坚强
俄罗斯文化是深受宗教影响的文化。早期处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基本上与西欧隔绝，“罗斯洗礼”将俄罗斯带入基督教，不久后东正教又被奉为国教。多元的宗教影响渗透到俄罗斯各个方面，成为其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主体成分。但因缺乏理性，又容易陷入病态的献身狂热之中。东正教主张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造就了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四)文化历程几经融合，文明冲突此伏彼起
俄罗斯文化已经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它不断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交互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之中。俄罗斯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辅罗斯時期(公元862—1240年)。这一時期是接受先进的欧洲拜占廷文化、积极参与欧洲文化发展的時期；第二阶段是1240年至1480年蒙古鞑靼人统治時期。在这一時期，俄国在文化上急剧地向亚洲靠拢，强迫接受蒙古文化。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蒙古人统治的典型特征；第三阶段是15世紀末到20世纪初，由彼得一世改革再次开始了西化的历程；第四阶段是苏维埃時期。苏联把其影响扩展到东欧斯拉夫地域和东亚，并用“柏林墙”把自己与西方隔开；第五阶段是后苏维埃時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出现“回归欧洲”的呼声。
二、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中俄两国虽然毗邻，但两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却相距遥远，文化上相对后起的西伯利亚横亘在中俄之间，构成了某种阻碍；另外，两个国家文化类型差异较大，其文化关注的朝向也长期迥然不同。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开始，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我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3篇克雷洛夫寓言，時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却将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時间推前的近30年，他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時间是1872年8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却迅速地后来居上，无论是就翻译作品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言，都是如此。这自然是与当時中国社会从“师古”到“师夷”的文化转型相关，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俄罗斯文学作品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淌进中国，在《俄国情史》出版后短短10年的時间里，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就相继被译成中文，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已大致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時期的翻译大多是所谓的“意译”，而且大多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译文也多为文言文。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時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時，因为它呼应了当時中国和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的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和‘势力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中国近代婚俗文化的变革 第7篇
1 近代中国婚姻观念的变革
1. 1 婚姻自由成为法律条文
近代中国婚俗文化的转折点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一致的。鸦片战争后,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通商口岸的开放为各种西方文化的传入提供了捷径。旧文化和新文化互相激烈碰撞, 在交流中逐渐融合。婚俗制度和婚俗文化更是不例外。清末民初, 一些旨在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旧习俗的救国主张, 而改造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变革传统的婚姻陋俗, 而倡导婚姻自由成为新婚俗的核心价值。
婚姻自由就是“盖以婚姻大事, 不可不慎重之, 而慎重之至, 则非自男女自约自结不为功”, 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的充分自主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由于进步知识分子对婚姻陋俗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使一些觉悟者开始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 正是在这新婚姻观的导引下, 社会上的婚姻习俗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开始出现。
婚俗文化的新变革, 开始注重将婚姻自由列入婚姻法规和婚姻契约。民国四年, 司法部附设的法律编查会, 先后制定民法草案。关于婚姻制度方面, 民法草案亲属篇草案第三章有详细规定, 如“夫妇不相和谐, 而两愿离婚的, 得离婚”等。这一草案虽未成为正式法典, 但具有法律效力, 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民国时期有些地区还专门制定婚礼草案和法规, 作为人们婚姻生活中所遵守的准则。民国初年成立的并受孙中山等人支持的“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 在其暂行草章第一章中“关于实行改革之条件”的九项内容里, 就专门涉及婚姻陋俗的改造, 即“婚姻自由, 但非达法定年龄不得结婚”, “守义、守节、守贞听其自由, 父母翁姑等不得强迫行之”。但民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得婚姻自由并没有彻底法制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在倡导创立的一系列新制度中就把婚姻自由放在重要位置。1931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该条例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第一部婚姻立法, 正式确立婚姻自由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婚姻法》, 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现代新型婚姻家庭制度, 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也随之被废除, 从此, 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到婚姻自由时代。
1. 2 贞节观念影响式微
贞节观是封建礼教束缚女人的一道枷锁, 在春秋战国以前已有了贞操的观念, 宣扬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行为。到宋代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元、明、清要求妇女守贞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封建贞操观是一种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性道德观, 它压制妇女的生理机能, 蔑视妇女的人格和尊严, 剥夺妇女追求爱情的权利, 甚至剥夺了她们作为社会人的起码权利。
近代以来, 随着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关系逐步终结, 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观念的不断深入, 女性个体意识极大地增强了, 在两性关系上, 封建贞操观受到猛烈的冲击。人们要求个性解放, 个性自由, 打破两性关系中对妇女的束缚, 男女平等即使在事实上还没有得以实际的实现, 但至少在法律上已得到认可。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在民国初年就倡议女子“守义、守节、守贞听其自由, 父母翁姑等不得强迫行之”, 这些号召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约束社会性别行为的一种文化传统, 传统贞节观的影响逐渐式微。昔日贞操观所指的女性对男性忠诚的片面要求开始被男女共同遵守的婚姻家庭伦理、性伦理所取代, 新的婚姻观逐渐形成, 继承了传统贞节观对人们性关系方面的约束。与传统贞节观不同, 在清除对女性的众多人性束缚时, 也加强了对男性的束缚, “贞节”不再单指女性而言, 男性也要求与女性同等的恪守贞操道德。
封建贞节观念式微的表现是离婚与再嫁婚俗现象开始增多。民国时期“法庭诉论, 男女之请离婚者, 实繁有徒, 此皆前此所未有”, 各地离婚案件也逐渐增多, 再嫁风气也日渐兴起, 有些妇女已不以再嫁为耻, 有的寡妇通过自由恋爱, 重新组建了家庭,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夫死再嫁, 视为固然。甚有一而再, 再而三者”的现象。
2 近代中国婚礼仪式的革新
2. 1 文明婚礼的兴起
近代以来, 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日益兴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移风易俗发展为一场政治色彩浓郁的群众运动, 婚俗作为家庭习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改变, 文明婚礼应运而生。文明婚礼在上海首先出现, 并逐渐的扩展到全国。
近代文明婚礼, 是在近代新式教育产生、女子得到自由的基础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出现, 随之女学堂出现, 于是女子有了自由的可能, 这给新式婚姻奠定了基础。上海最先开埠, 拥有了推广新式教育的资格。在此基础上, 民国知识界人士的婚姻形态出现了新式的变化。近代文明婚礼是相对于封建婚礼而言的, 主要强调在仪式仪礼上摈弃三媒六聘的封建方式, 向西方学习, 在仪式上体现平等自由的思想。蔡元培的婚姻是新式婚礼的例子, 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 多位媒人上门, 蔡元培对做媒者提出了五项条件, 在当时来说可谓耸人听闻: ①女子须不缠足; ②须识字者; ③男子不娶妾; ④男死后女子可再嫁; ⑤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蔡元培最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女子为妻, 这在当时是对中国古代旧式婚姻“六礼”婚俗的挑战。
在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的带动下, 新式婚礼日益流行, 民国政府也表示要“采取世界现行之通式, 参照中国历来之风俗习惯, 厘定民国婚丧通行礼节, 颁行全国, 以资适用。”由于各地条件不同, 不能都举行正规的文明婚礼, 人们往往参用新礼, 把旧式婚礼加以改造。这种改革, 使中国传统婚礼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 尚有相当多的阻力, 所以文明婚礼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到绝对的自由, 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只是就婚礼的仪式而言的。
2. 2 婚礼形式的变革
民国时期, 青年男女开始大胆向传统封建势力挑战, 举办文明结婚, 许多人效仿西式婚礼, 将婚礼选在会堂或礼拜堂举行: 新郎、新娘穿着燕尾服和披纱礼服, 由证婚人 ( 多是请社会知名人士或西洋牧师做证婚人) 宣读证书, 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相对行鞠躬礼, 向来宾行受贺礼, 来宾演说等。以当时党政要员及名人的婚礼为例, 婚礼的举办程序显现出特有的意味, 其大体程序是: ①来宾入席 ( 奏乐) 。②主婚人证婚人入席。③新郎入席。④新娘入席。⑤读证婚书。⑥用印。⑦新郎、新娘行礼 ( 相对一鞠躬) 。⑧新郎、新娘谢来宾 ( 一鞠躬) 。⑨礼成。在这些中西合璧的“文明”婚礼中, 西式马车取代了传统花轿的迎娶, 后来又发展为轿车代替马车, 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车轿迎娶新娘的礼节并未改变, 婚礼体现了融汇中西的特点。
由于文明婚礼需要一定的场面, 而且大都置办酒席, 花费较高, 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 又有一种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体结婚”方式出现。最初时“集体结婚”由市政府倡导和主办, 因而受到社会欢迎, 还出现了商办集体结婚的营业公司。
总之, 清末民初中国婚俗变革经历了由政治经济变化到思想观念变迁再到婚制婚俗变革这样一个过程。婚俗变革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关系的变化相承相应, 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婚俗变革承上启下, 既是明清之际城市市民反对封建婚姻斗争的继续, 又是五四时期婚姻解放以及社会主义新婚俗的先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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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国体育娱乐因素的缺失 第8篇
1 西方体育娱乐价值在近代中国的走失
十八世纪末,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没落,中国人开始从沉沦中觉醒,走上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之路。西方近代体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伴随西学思潮逐渐被引入了中国,但仔细审视近代体育在被引进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契机,便会发现体育娱乐家价值无奈的走失。
1.1 内忧外患中“西学为用”的急功近利
鸦片战争轰开了禁锢了几个世纪的华夏大门,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饱受欺压凌辱的黑暗的历史。长期的闭关锁国将腐朽的满清帝国隔离于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之外,而面对经过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竟一时间没有了反抗的能力。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开始在黑暗中探索救国救民的复兴之路,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救国之策,意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反之用以抵抗外敌侵略。在这样的政治主张的影响下,19世纪60年代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掀起了历时三十余年自上而下改革的洋务运动。而面对着内有农民起义,外有“蛮夷”骚扰的战乱局面,满清政府的当权者理所当然地将兴办现代军事工业、创设西式的军事学堂和编练新式陆军作为了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西方近代体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首先以兵操的形式传入了中国。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地使用以德式体操为主的“洋操”来进行军事训练,其主要训练内容为:列队、刺杀、战阵等练习,也开展单杠、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体操作为辅助练习。同时选派“艺童”赴国外留学,并且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等。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当中规定:兵式体操为各大、中、小学的“体操课”的主要内容。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改革”背后,高举着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旗。其所学西方之事只不过是用以应急的工具手段,而对其内在的社会文化价值视若无物,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同时也注定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先天不足。西方的近代体育在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精神层面上的蜕变,形成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较为完整的体系,作为自由人性的体现活跃在西方社会的舞台上,其实践中的娱乐价值和观赏性的审美价值都得到了大众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而当西方近代体育走入中国之时,即为工具,娱乐何用?显然对于饱受凌辱的旧中国,高效的军事训练手段、显著的身体锻炼效果,才是近代西方体育最有用的内容,娱乐因素遭到了无情的抛弃。就算是在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中体西用”备受非议之时,体育仍旧以兵操的形式为培养战斗力而服务。
1.2 以“尚武”为核心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向不好战的中国人,开始质疑“谦谦君子”之道。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首先倡导强兵尚武之道,建议要“开设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练兵以强天下势”。梁启超受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也积极倡导军国民教育,主张培养具有公德、合群、毅力、尚武等品质的“特色的国民”,并提出“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且适应世界新潮,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抵抗强暴”等一系列军国民教育的主张。到了1922年,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壬戌学制”中,虽将单一枯燥的以兵操为主的“体操”改为了以田径、球类、游戏和普通体操等多种形式为内容的“体育”,但整个学校体育仍然以军国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在学校中“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而体育正是当时实现军国民主义教育的主要途径。
国人在战乱中也逐渐意识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有对戊戌变法之后的社会风气的记载,如是说,“一曰人知危亡,不肯安於守旧……。二曰人幕欧风,多讲求於西学……。三曰人耻文弱,多想慕於武侠……。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帅,以研究体育之学”。[1]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是令国人希望能通过学习日本迅速崛起的经验从而走上中国的复兴之路。一大批热血青年东渡取经,将日本的“武士精神”和军国主义带回了中国,进一步发展了近代中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日本著名近代思想先驱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名言一时间成为了先进者救国的口号,体育这一可以培养“武士勇夫”,且对社会无害的高效途径自然而然成为了救国救民的良方。
不可否认,军国民主义的教育思想对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这样的体育如同军事训练,基本上为备战而用,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而近代中国长达一百多年的动荡局势,又将如此的体育形式和价值认知,逐渐固定了下来,娱乐因素也因此被慢慢排斥出了正统体育的范围之外。
1.3 自然体育思想的片面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战败令国人对“军国民”的救国方式提出了疑问,“兵操”体育也备受批判,自然体育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个时候乘着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来到了中国,球类运动以及其它近代体育项目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随之传入。自然体育教育思想源自欧美自然教育观和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其强调体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2]在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下,体育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学校体育中原本单一枯燥的“兵操”被丰富多样的体育形式所代替;对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体育教学方法规律的研究,使体育开始形成了科学体系的雏形,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当时中国普遍对体育所持的工具性认识倾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自然体育思想的片面发展。
自然体育思想传入我国时,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界,还是在体育界其都是用来抵制军国民主义教育的有力武器。同时,在中国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人引进自然体育时又很自然的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实用的教育价值和形式之上,却难以了解其强调自然、强调顺应人的天性的主张背后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的思想精髓;无法回避的功利色彩将体育的娱乐因素工具化,快乐成为了辅助教学的手段,更难谈对体育的审美内涵挖掘和展现。如此一来,提倡适应学生兴趣的主旨异化成了“放羊式”的体育教学方式,虽说内容丰富多样,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削弱,不可避免的使学生无法系统掌握体育知识技能,也正是这样的负面影响,为后来学校体育娱乐因素被排斥埋下了伏笔。同时,由于将自然体育作为教学手段的定位,使得其包括球类运动在内的丰富的运动形式,无法在大众中传播,有对其开展情况的记载,写道:民初西方自然体育传播,在教会学校仅及少数学生,在青年会仅及少数会员。[3]
除此之外,自然体育的在华传播者,对于体育娱乐功能所抱持的消极态度,也是造成自然体育思想片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如麦克乐先生对体育的论述中,将体育的目的总结为健身和教育两个方面,而娱乐在其中仅为从属和辅助的功能,体育在欣赏层面的娱乐性更是鲜有提及;对于休闲,麦克乐也表现出排斥的态度,认为“休闲基本上是一种运动方式,它对体育较少有重要作用”[4]。显然,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的片面发展,令中国体育娱乐因素的健康成长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契机。
2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对近代体育娱乐因素的限制
关于中国近代体育娱乐因素的发展,除去客观的历史背景以外,不能不提及本土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约束。
2.1“礼”文化中等级观念的桎梏
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动荡时期,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令“礼”教思想,成为了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在“礼”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等级森严的伦理道德观,通过对个性的压抑以求得整体的和谐稳定。中华民族的性格在这上千年等级观念的桎梏中形成了内向保守,隐忍谦让的特点。同时“礼”文化中严格的等级观念,也给中国传统体育、特别是其娱乐因素的发展套上了伦理道德的枷锁。
首先,等级观念不允许公平竞争。在《礼记射义》中有这样的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饮酒之礼”。于是,竞争的快感被淹没在等级的约束里,娱乐也消磨在了繁冗的礼节中。其次,“礼”文化中强调的是个体对集体的服从,是造成国人普遍性格中依赖性强、缺乏创造力的特征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体育少有生命张扬的激情。
2.2 中庸之道的内敛与养生之道的“静养”
中庸是儒家文化中经典的处世之道,“适中”强调不偏执,不走极端,合度适中即无过无不及。而对于情感的把持是中庸规范中的重点内容,“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不过喜过怒,不过忧过惧,才是君子之风尚。因此,“喜形于色”的快乐在主流意识中被认为是应当尽量避免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大派系———道家,则认为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来机体内部,主张通过“静养”的方式,尽量减少机体的损耗,调节机体内部平衡。在这些主流哲学思想的长期影响之下,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含蓄、内敛、稳重、平和的性格特点,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人对体育的价值取向:偏好舒缓的身体活动,而不主张令人过于激动、兴奋的运动。
虽然这种独特的东方价值观将体育的娱乐价值提升到了美感的层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轻视了体育在快感层次上的娱乐价值,也就增加了大多数人享受运动快感的阻力,限制了中国体育娱乐因素的全面发展。
2.3“重文轻武”的偏见
审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不难发现“重文轻武”的偏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国人思想深处不曾动摇过的法则;“文弱书生”更是成了社会尊重的对象,而“一介武夫”只不过是头脑简单、鲁莽草率的代词。1953年美国出版的《世界体育史》对古代中国做出过这样的评论:“国家的理想不是劳动者、军人或是活泼的年轻人,而是虚弱年老的读书人”。[5]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下,习武之人以及靠表演身体技艺为生的卖艺者,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轻视。再加上“业精于勤,荒于嬉”的古训,体育的娱乐价值被贬低成了不务正业“嬉闹”,这就使得许多极富娱乐性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逐渐失去了生机。
面对体育表演,人们更是“仅于观看,止于参与”,但哪怕是“观看”,也最多只能算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诸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杜甫)这样美学意义上的体育评论文章,但占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体育活动、特别是民间传统身体技艺之类的“杂耍”,只不过是(下转第106页)(上接第96页)看客而已,由于浅意识中“重文轻武”的偏见,很难上升到审美层次的欣赏。
3 结论
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里,作为复兴中华的一把利器走进了中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有了科学意义上的体育,但西方近代体育的快乐的天性,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无奈的走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近代体育哲学的灵魂,将体育参与者精神、道德的修养推上了至高的地位,但却在强调体育美育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将其归入了教育工具的行列,而无法使其归复其解放人的游戏的本质。正是娱乐因素在中国近代体育中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先天不足。
摘要：娱乐已逐渐成为当今中国体育的主流价值,对近代中国体育娱乐因素的缺失进行全分析,对中国体育健康全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造成了中国近代体育在学习、借鉴西方近代体育体系时,对其娱乐元素的忽视;加之当时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刻板的道德礼教,内敛的精神价值趋向,以及“重文轻武”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代体育中娱乐因素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体育,娱乐因素,缺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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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体育文化 第9篇
1 社会性别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就讲出了女性主义者所熟知的那句话:“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当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与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2]
社会性别概念源于女性主义者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反思,认为性别角色的差异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而被缔造的。1971年,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其著作《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中较早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了开来。奥克利认为,生物性别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学和心理学特点,而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3]社会性别理论承认两性生理的差异,但更强调两性的社会建构的角色、行为等的差异。虽然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是多样的,可是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即社会性别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是能动的,是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媒体等消除和改变的。社会性别研究不是完全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而是对两性共同的研究。
2 近代高校校园体育的历史观
2.1 近代校园体育的初期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为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创造了客观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加剧,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为中国接受近代体育创造了主观条件。真正对近代体育思想进行传播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期间,废八股、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
洋务运动时期,近代体育在较大规模和范围内传入中国。洋务派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开办了一些以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这些学堂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从军事训练的目的设置体育课程。如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程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算数竞走、三足竞走、跳远、跳高、跳栏等[4]。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首先开展了田径、球类运动及其竞赛,如上海圣约翰书院在1890年举行的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是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之一[4]。
2.2 “军国民体育”时期之校园体育
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使近代体育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它把学校教育分为三段:初等教育,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要开设“体操科”(体育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国民思想从日本、德国传入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侵略扩张,使国家生活各方面都为军事侵略目的服务的思想、政策和制度。这一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此阶段体育课内容主要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每周2或3学时,因为教会学校及各地区运动会的影响,后期也曾出现了体育课以“兵操”为内容,课外活动以“田径、球类”为内容的“双轨制”现象。普通体操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法、矫正术、徒手操、哑铃操、球竿操、木棍操、火棒操、藤圈操、投豆裹等。兵式体操主要内容有:柔软体操、各个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等。学校运动会基本上是以游戏、体操为主,辛亥革命后,田径、球类项目逐渐多了起来。
军国民体育以兵式体操为主,田径、球类等运动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开展,而且新学校迅速发展,造成体育师资缺乏。体育教师主要由军队中裁汰下来的下级军官充任,他们大多没有体育的专门知识,不懂普通体操,对兵式体操往往也只是喊几句“立正”、“稍息”之类的口令,做点队列练习,因此形成了机械呆板、索然寡味的校园体育氛围。
2.3 “自然体育”时期之校园体育
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兵操体育正式退出学校,田径、球类等新鲜、活泼又有趣味的运动项目开始进入各级学校课堂,运动竞赛活动有了显著的增加,运动场地、设备也有所改善,使中国的学校体育出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折。
“自然体育”思想是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而传入中国。它主张“体育即生活”,在教学手段方面,主张采用跑跳等“自然活动”方式,反对“非自然的”、“人工的”、“呆板的”体操;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学生自己学习体会,教师仅从旁引导。
1936年2月颁布的《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规定每周2小时的体育课,每天15分钟的早操和每周两次、每次50分钟的课外运动时间。《纲要》规定大学体育的内容应包括:1、球类运动:篮球、足球、垒球、排球、手球(女生无足球)。2、田径运动。3、游泳。4、器械体操。5、国术:少林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刀术、棍术、枪术等。6、垫上运动。7、体操;德国体操、瑞典体操、矫正体操等。8、特种运动:武装赛跑、劈刺、掷手榴弹、武装跳远、武装跳高、障碍赛跑等(男生)。9、韵律运动(女生)。10、和缓运动:弓箭、槌球、推木饼、甲板网球、踢稻子、掷马蹄铁等。11、野外运动:划船、登山、露营、驾驶、骑马、自行车、滑冰等。[6]
这一思想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和个人的需要来看待体育,扩大了体育的教育意义,提高了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可是实际上由于经费、场地、师资的原因,很多法令不能贯彻,很多学校把大部分体育经费和体育教师,投入对少数选手的训练和参加运动比赛中,至于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便经常因无人过问而放任自流了。民国体育教育家王健吾先生认为当时以大学施行普及体育为最困难,原因一是学校设备简陋,运动场所狭小,不能容纳全校学生运动;二是大学生因在青年未受体育训练,运动本能衰退,运动兴味缺乏,身体衰弱,根本不愿再受体育训练。对于学校体育漠不关心,学校强迫,则敷衍应酬,点名画到,出场而不运动;三是运动阶级利用对外比赛有关校誉。多方要胁学校,垄断体育权益,使无力顾及全体学生之体育。[7]
3 近代高校校园之女性体育
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始于1905年,基督教会成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从制度上确立,是从1918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女子高等师范规程》开始的。1919年,由民国政府创办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立并招生,此后女性高等教育走上了正规化道路。在1919年以后,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各大学都相继接受女性入学,从而形成了普通大专院校与独立设置的女子院校并存发展,共同培养女子高等人才的教育格局。
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不仅确立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女性体育的发展。一些普通高等女子学校,如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华南女子大学、北京国立女子大学等都先后开设了体育课。随着女子体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女子体育学校也有所发展。如上海除原有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外,又成立了东南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19年)和两江女子体育学校(1922年)等。中国女子体育运动也有所发展,1921年后的各界远东运动会都有中国女运动员参加团体游艺表演和排球、网球、游泳等表演赛。
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因素的制约,高校女性校园体育发展极其缓慢,。女性体育教育思想虽然较清朝末年的“凡教授游戏,虽当使之活泼愉快,但须注意使之不蹈放纵之行为[7]”、“女子必身体强健,斯勉学持家,能耐劳瘁[7]”有很大进步,提倡男女平等,但实际上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而近代真正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是上层社会的女子,而非普及性的教育,至1947年,在校女大学生仅占大学生总数的17.81%。
4 结语
近代校园体育的兴起,与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及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播有紧密的联系。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促进了中国近代大、中、小学校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打到礼教”等口号,直指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动摇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促进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发展,在教育制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高校校园体育也随之发展、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女性高校体育经历了从无到有,并形成一定规模的过程。
然而,也应看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对校园体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就没有校园体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就没有校园体育稳定、科学、快速的发展;没有思想的解放、先进的文化,就没有近代校园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摘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近代校园体育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近代校园体育的兴起,与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播有着紧密联系。新旧思想的不断冲突、融合,动摇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促进了近代女性校园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关键词：校园体育,文化,社会性别,历史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2]王毅平.社会性别理论:男女平等新视角[J].东岳论丛,2001,(4):61.
[3]陈应心.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J].当代教育科学,2008(9):10.
[4][5]《中国近代体育史》编写组.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27-41.
[6]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64.
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繁荣的原因探究 第10篇
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 儒学或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一直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虽然曾经有外来文化传入中国, 但都在儒家思想文化的肌体内予以同化、吸收。其影响无论在统治阶级或知识分子中, 还是在普通百姓中, 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儒家思想文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反映形式和不同的内容侧重。在封建社会里, 他们或著书立论, 发表政见, 关注社会的发展, 或直陈胸臆, 提出谏疏, 表达对朝政的意见, 或通过某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示对世情关注的情怀。他们这种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核心是关注民生, 同时还关注国家的统一与强盛, 而且还具有尽忠尽职的敬业精神。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赋予这种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新的涵义, 即在关注内忧的同时, 还必须关注外患, 反对外来侵略, 追求民族独立。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所具有的内在活力, 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身具备了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
二、西方文化的冲击
西学东渐始于明朝中后期,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清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对外实行闭关守国的政策, 这就使中西文化交流一直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直到鸦片战争后, 西方文化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开始迅速传入中国, 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 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民族, 开始“开眼看世界”, 向西方学习, 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经历了从物质到制度, 再到文化的学习与探索历程。现在, 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 随之而来便是科学, 因为科学是民主的利器。在人类文明史上, 科学的发展与政治的革新有不解之缘又相辅相成。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 (于) 他族者, 科学之兴, 其功不在人权说下, 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很明显, 这种科学是理性批判精神, 它不同于自然科学, 但包括自然科学。因而, 它不仅针对迷信、宗教, 而且还针对千百年来束缚着人们思想的陈腐教条, 是打碎精神枷锁, 使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锐利武器,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 (维) , 无理由之信仰, 欲根治之, 厥为科学。”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 先驱们的广泛宣传和大力提倡, 给中国近代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通, 使近代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并使之具备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没有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就成为近代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自身因素和内在规律。首先,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构成的变化, 即既丰富多彩, 又肤浅粗糙, 没有完整的体系。近代以后, 文化类型除原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之外, 还有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 甚至到后来还传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不仅如此, 近代文化的丰富性还反映在各个领域、部门的变化。这种变化, 一方面表现在传统文化中一些领域逐渐衰落, 如经学的衰落,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就是明显的反映;另一方面, 表现在许多文化新领域的出现, 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教育等的逐渐兴起。其次,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文化内在结构的调整。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有变化和发展。但是, 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只是伦理纲常的体系化和严密化, 从而在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个儒学文化体系, 伦理纲常作为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 支配或影响着文化的各个方面。进入近代,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过程中, 民权、平等和科学思想的提倡和传播, 蔑视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支配地位, 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核心地位, 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尽管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还浓厚地存在着, 但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和广泛。近代文化内在结构的这种质的变化, 使之成为近代文化区别于古代文化的根本点。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近代文化确实进步了, 可谓丰富又复杂, 但是当我们冷静审视这一“丰富”局面时, 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肤浅与粗糙。无论对经学的冷落, 还是对新兴学科的兴趣, 都是表面的。西方先进的学科虽已传入, 可真正得其精神者有几何?所以, 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 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思想的资产阶级新文化, 虽然已经开始冲击儒学的核心地位, 但仍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四、近代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文化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 可谓相辅相成, 关系密切。在一般情况下, 文化的发展依附于政治, 或者说政治形势的变化势必影响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 文化的昌盛大多来自统治政策的开明, 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势必摧残文化的发展。然而, 就是在这种黑暗的专制时代, 出现了短暂的文化繁荣。这表明近代文化的发展与军阀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北洋政府之后, 虽然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钳制文化发展的措施。但是, 国家毕竟已经实行了民主共和政体, 即使是军阀, 其政策也不可能无视国家根本大法的存在。这就在法律上赋予国民以各种自由和权利, 从而使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各种活动合法化。另外, 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 势必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 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又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契机。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民众, 但鼓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民族主义, 而不是民权主义。国民性无论其优劣, 总是一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 不仅是文化的深层积淀, 也是文化特征的深刻反映, 所以任何对国民性的理性批判, 总是要伴随着对文化的反思, 寻根朔源。因而, “要巩固共和, 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即消除国民思想中传统文化的腐朽成份和负面影响, 革新国民的思想观念, 调动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势必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 近代中国出现文化思想繁荣的局面不是偶然的, 有其深刻的原因, 这些原因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化繁荣的局面。对这些原因进行探析, 可以更好地从中总结经验, 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摘要：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 动荡不安, 民不聊生, 可就是在这动乱的时代, 出现了文化思想繁荣的局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西方文化的冲击、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近代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繁荣,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章伯锋, 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 (1912——1928) [M].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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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6].胡维革著.中国近代文化探幽[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中国近代体育文化 第11篇
一、对学校体育的关注
1989年清政府的戊戌变法虽然遭到失败, 但它对中国后来学习西方, 提倡科学文化, 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02年《大公报》的创刊, 对宣扬革新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 兴办各类新式学堂, 废除几千年来落后的私塾教育功不可没, 其中就有对体育这一新兴学科的报道和评论。
《大公报》对学堂的体育教学给予极高的关注, 对教学的内容、方法及组织形式进行了报道, 同时也针对性地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体操是体育内容之一, 是德育、智育、技能的基础, 人人都要有健康之体魄, 才能开创伟业。体操不仅可以强健身体, 抵御外国侵略, 还有陶冶情操的功效。我国民众形质文弱, 缺乏勇敢刚毅的精神, 正是缺少像体操这样的锻炼手段。”《大公报》对学堂开设体操课给予充分肯定, 对山东大学堂的体操课进行了报道:课堂教学设置体操, 学生受益颇丰, 可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由此以往, 可以振奋人心, 使人身体强健、精神刚毅。《大公报》也针对各类学堂的体操课程给予建议和褒扬, “体操的教授应从教练入手, 先从小排开始练习, 分别教授, 待操作技能娴熟后, 再编成大排再统一操练”;“大学堂不能忽视体操课程, 凡是迟到者或未到者, 都应作好记录”;“部分学堂不重视体操课程, 教授方法也不正确, 学习效果不理想, 并强迫学生购买体操服装”;“体操教学今天一式不甚熟练, 明天又改一式, 不利于学生学习”等。《大公报》此举为各类学堂互相学习、借鉴, 鼓励和鞭策发挥了积极效用[1]2。
二、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 体育为先的原则
《大公报》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方法、手段对我国传统、陈旧的教育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 以改变当时传统保守的“轻武重文”观念, 对国家人才的培养非常关注。《大公报》指出:在中国, 有主张德育为先者、智育为先者、体育为先者。其实三育同等重要, 任何一育都不可偏废, 使培养的人才要全面发展。要积极兴办西式学堂, 废除私塾等落后的教育形式, 以改变传统教育中的注重文化知识教育的滞后观念。并呼吁教育要从孩童时抓起, 并且要对体育格外关注, 以强身健体, 为国效力。
《大公报》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同时, 也提出了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健康的体魄是智育的先行保障。一味地智育学习而没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精神, 即使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所学的东西也将无用武之地, 最终难偿心愿[2]1。
《大公报》针对德育、智育、体育的地位和作用等, 对三育的关系专门发表过评论, 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欧美的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的先进科学发展, 都是以身体作为基本要素来获取知识技能, 并提升道德观念, 因此, 体育是发展智育和德育的必要前提。“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盖体之不存, 智德将焉附。”《大公报》的评论进一步阐明了体育对于智育、德育的重要作用[3]3。
三、关注体育社团的发展
体育社团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 如宋代的瓦舍等不足为奇。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体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各界, 因此以体操为活动内容的体育社团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体育团体, 之后有田径、球类等各种体育社团相继成立。
由于《大公报》积极倡导“尚武救国”的思想, 使体操成为当时广大民众最佳的锻炼身体的重要手段。社会上一些有钱的商人和乡绅们纷纷筹集钱款组织成立了以演练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社团, 《大公报》本着尚武健身、救国救民的主流思想, 对体操社团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评论和报道, 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强健体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广大民众加入这些体育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报道有“本年上海创办商界体操会, 凡属商业中人均前往操练, 实于身体相宜, 且当此竞争时代亦万不可不讲尚武, 询属善举。现在北京商界中人亦拟仿照办理, 联络各大商号试办一, 以兴起尚武精神, 兼可联络商家团结, 诚不可缓之举也”、“杭州城东门一带, 向多操丝绸行业, 近日互议设一商团体操会, 凡该业中有愿入会肄习体操者, 皆可报名”、“本会由讲报社同仁组织而成, 专以运动身体, 操练精神, 使国人皆有尚武精神”。可见当时体操社团的兴起, 《大公报》是做了积极的响应, 并给予鼓励与支持[4]1。
1911年由天津市的工人、农民及商业界等人士自发组成的天津体育社, 是中华民国时期天津市存在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体育社团, 它以强身健体,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宗旨, 为广大民众的健身服务。天津体育社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各种章程、组织条例。《大公报》对天津体育社成立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刊登了《天津体育社教员职责》、《天津体育社职员细则》、《天津社操规》、《天津体育社章程》等各类制度及条例。此后数年《大公报》一直对天津体育社的“兵士体操”等各种活动热切关注并进行了追踪报道, 对社团成员的招收、日常的锻炼情况、考核及管理都作过详细的报道。《大公报》对天津体育社如此频繁地报道, 说明对体育社团的关心和对“尚武强民”的推崇, 由于《大公报》的大力宣传, 天津体育社在全国声名鹊起, 也为其他省地体育社团的建立树立了楷模, 并为其提供了大力的帮助。除此之外, 《大公报》还特别关注其他一些体育社团如北京的体育总会、中华武士会等, 对其进行过大量的报道和评论
四、提倡和宣扬“尚武强兵”、“兵士体操”
《大公报》于1902年创刊, 当时西方列强刚刚与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对中国进行侵略, 国家内忧外患, 危机四伏。《大公报》以开启智慧, 国富民强的办报宗旨, 为国家、为人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当时的中国贫穷极弱、灾难深重, 《大公报》认为, 中国社会重文轻武之风盛行已久, 国民体弱、士兵战斗力差, 对外来的入侵无法抵御。《大公报》对此作了详细评论:今天, 战争随时都可能打响, 只有国力强盛才能战胜敌国。兵力强盛国家必然强盛。欧美国家之所以工商业高度发展, 与兵力强盛不无关系, 不然何以横霸全球。正是有了军舰、有了精兵强将才能保护家园, 发展社会经济。《大公报》也提出了要转变陈旧的思想观念, 健身强体, 以利国利民, 并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量, 并且要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科技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
《大公报》提出了改变当时“崇文轻武”的思想, 要采用“文武兼备”的社会风尚, 激发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健身健体的活动, 使士兵的体格健壮, 为国家效力。《大公报》对我国与西方人的不同体格曾作过这样的评析:我国文风甚重, 是兵力虚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人以身体强健, 精神振作为荣。我们是以闲庭漫步、温文尔雅、耸肩卑躬为贵, 实际是昏庸迂腐之道。《大公报》还认为“兵士体操”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要使国人个个体格健壮, 符合士兵的基本要求, 不能只空谈理论, 要在学堂开设体操课程, 教授学生兵士体操。不仅培养了健壮的体格和体魄, 同时对服从指挥听从命令也进行了培养和训练。《大公报》对北京的军队和学校实行“兵士体操”进行了报道, 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北京城内的军队, 每日对士兵进行西式体操训练, 步伐整齐, 有声有色, 井条有序, 与此前的旧式训练方法相比, 军队精神面貌有显著改善, 观看的群众尤其是西方人比较多, 确实是提高士兵体格和精神的有效方法[5]1。
五、积极倡导女子体育
《大公报》对女子的思想解放、身体健康也特别关注, 让妇女参与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为孕育后代而打下基础。《大公报》根据女子的生理特点和传统的生活习惯, 提出了女子健身的有效方法和技能。“我国女子整日在家中刺绣织布, 以致腰椎、颈椎发生弯曲, 从外观上看去不美观, 也有害于身体健康, 应及时得到纠正。让女子参加身体锻炼, 尤其参加体操效果最佳。不仅身形得到有效的锻炼, 也获得了一种超脱、舒然的心境。”另外在锻炼时间和方法上《大公报》提出了女子体育的锻炼应分年龄段、分活动项目、以适合个人身心特点的活动内容为原则, 要讲究循序渐进, 切记操之过急而受伤。
《大公报》还提出了女子要晚婚晚育,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它从女子的生理特点和生长发育的角度出发, 建议女子的结婚生育年龄应该是二十岁以后为宜。对此评论是“近世人民结婚多不及年, 居于乡间者, 甚至以十一二年之儿女即行婚礼, 此等风俗既失古制, 且无益处。凡各文明国于婚龄甚为注意, 而我国巫应仿行, 以重体育, 可将结婚年龄予以规定限制, 拟以男子不及二十五岁不能娶妻, 女子年至二十岁始可婚嫁。”
我国妇女缠足有几千年的历史, 使足部扭曲变形, 造成筋骨断裂, 血管不畅, 导致脚步终生残疾, 伤身且伤心。《大公报》从维护女子健康的角度出发, 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 指出缠足对人的危害首先是剥夺了女子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 其次是造成的病痛对整个国家的危害, 影响全民族人口的健康发展。《大公报》倡导并鼓励女子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并成立了“放足会”, 使广大妇女从缠足中解放出来, 参与体操等各式体育活动, 为广大女子重获自由和新生。正是《大公报》的积极宣传和报道营造的良好舆论环境, 推动了当时的女子体育走向高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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