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思想范文

经济管理思想范文（精选12篇）

经济管理思想 第1篇

1 道法自然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相近的理论前提

提到老子, 第一个概念当属“道”, “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根据《老子》中的描述:“道者, 万物之奥”, 它对万物的生存和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李约瑟博士认为:“是‘道’这种自然的法则, 得以使万物生长, 主宰宇宙一切的活动, 并不是靠力量而是靠时间与空间的一种自然曲率, 主宰万物有条不紊的变化。”正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可见, “道”本身具有着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道”对于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一切事物在“道”的支配下发展变化。“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支配的方式则是“自然”和“无为”, “万物作而弗始, 为而弗志”。应该听任万物自身自长, 百姓自作自息。

法国重农学派作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先驱, 和老子有相近的核心。重农学派的法文是physiocrate, 系由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合成演化而来。意指自然来统治。由此引申出人类社会由自然法则来管理便可最达到最佳。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就在于它的“自然秩序”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存在着内在的发展规律即“自然秩序”, “这些基本法则绝对不是人类创造的, 但又是任何人类政权都应服从的”, 或言“人不可能创造和建立自然秩序, 正如人不可能创造他自己”。而在这种法则支配下的社会将会达到最佳状态。

社会运行会被强加某种“人为秩序”, 如果“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 社会将会是健康的。反之, 社会将陷于低效率状态甚至社会倒退。社会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运作将达到最优状态。“道”和“自然秩序”的概念都体现了了要经济自我发展、演化, 实现自身优化的思想。

既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整个世界都是由“自然秩序”支配的那么最重要的是让“自然秩序”不受干扰地起作用, 就可以达到完美的治理效果。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发现, 理性民众自由行为的全部目的也许仅是“满足自己的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 但不期然间他们会做出最有利于社会的选择。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整个社会将自发的形成有效的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仿佛整个经济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市场秩序, 让社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有序运行。这种被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形成的秩序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老子更加精炼地称之为“道常无名”。

在“道法自然”和“自然秩序”“看不见的手”等部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经典表述之间相互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经济思想与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有着相似的基础, 二者都强调社会运行存在自发的, 自我管理的, 非人类理性设计的内在法则。这种法则支配万事万物运行不息。人可以去体会, 感受这种规律, 但却无法改变。明智的选择是顺应这种规律。万物在这种法则支配下将会“自化”, 自我组织, 自我调节。人类社会当在一定条件下任由“道”、“自生自发秩序”支配下运行。

2“无为而治”与自由主义的政府管理思想

老子认为对社会、经济的管理要“清净无为, 顺其自然”。如老子言, “大道汜兮, 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 而弗为主”。从经济自由学派的角度来说,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的促使经济走向均衡。“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如若能“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很少干预民众生活, 经济运行, 让民众甚至感受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故“太上, 下知有之”民众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君主存在, 而且, 也仅此而矣!这样民众将“自化”、“自正”、“自朴”, 进一步“功成事遂, 百姓皆曰, 我自然”。

老子这种提倡“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让经济自然演化的“无为”思想与经济自由思想从本质上如出一辙。法国皇太子曾问魁奈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 :“如果你是国王, 你会干些什么呢?”魁奈回答道:“什么也不干!”皇太子又问道:“那么谁来统治呢?”魁奈的答案异常简洁:“法则”。魁奈所提的法则是“自然秩序”的法则。他们认为政府应尊重体现自然秩序的人的自然权利, 鼓励自由竞争、择业, 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能力, 人民应该能够实现他们的利益和意愿。

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本身在不断发展。但“不干预”始终是其核心理念。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 社会能够自发地达到一种均衡, 高效的状态。正如萨缪尔森在他著名的《经济学》中所说“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涉。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齿轮几乎以奇迹般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 不需要国家元首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他们认为政府的作用不是去直接干预经济运作, 是要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 是要更多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服务于社会和经济。

要说明的是, 老子的“无为”并非消极对待经济管理。在老子看来“无为”是管理方法, “有为”是最终目的。管理者若要“有所为”须以“无为”为前提, 预处理应作之事必以“无事”为指南。“无为而无所不为”是老子的方法论。“无所不为”是政府的终极目标。

同时老子并不反对那种顺应“道”的“有为”, 老子感叹“圣人体道者, 则逸而不穷”。意指统治者对社会经济的管理若能理解“道”顺应“道”, 可以轻松达到“不穷”的目的。如若在恰当的时间适当而“为”, 便可“为万物主”;如能依据客观规律顺道为之, 因势利导, 便可以“辅万物之自然”, 从而达到“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的效果。

可见老子是倾向自由的, 但老子的“自由”是与“道”完美结合的自由。这也体现了老子哲学上的终极追求:“天人合一”。

3 相近的认识论基础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一, 他将他的思想体系构建在“理性不及”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理性不及”包含两方面:第一, 个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和不完备的。理性在人类事物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低估。理性也是其所不能指导和无法理解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第二, 我们在人类事物中发现的大部分秩序不是由理性的设计产生, 而是许多个人行动所自发产生的无法预期的结果。对已经自发形成的社会制度, 虽然可加以改进, 但人类文明是在不断地试错中积累发展的。因此, 面对由社会进化而非理性设计所取得的巨大文明成果, 人类理性只能表示谦逊和敬服。因此, 他反对集权式的全能政府, 任何有可能扩大政府权力的制度和行为, 反对政府对社会进行全能式的规划。认为应该严格限制政府权利其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领域, 建立“有限的政府”。

虽然老子无法与哈耶克探讨“理性不及”, 但在老子对“道”阐释中却包含了许多对“道”不可知的慨叹。老子说:“道冲”, 感叹“渊兮”, “道”不是一个具体形象的东西, 无形无色, 我们感官所无法认识。“道”“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道”奥妙深远, 人们很难认识和把握的。“道可道, 非常道。”“道”可以去揣摩, 去理解, 但能说出来的“道”就已不是原先意义上那个真正的“道”了。老子虽然不反对人们对道的追求和解悟, 但却并不认为人们能够彻底领悟道的真谛, 并始终在告诫人们要对“道”这种自然形成的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

老子言:“知常日明。不知常, 妄作, 凶”, 天下万物都合于规律 (常) , 懂得规律叫做贤明, 若不懂规律妄自作为必将导致凶险难。而道的不可知性往往会使得统治者所谓的顺“道”而为成为“妄为”, “妄为”式的干预往往无效, 并且造成社会的损失和低效。老子说“以知治国, 国之贼;以不知治国, 国之福”即是指那些自以为把握了规律, 可以有所作为的统治者最后会成为祸患的根源。

因此, 老子告诫统治者“治大国如烹小鲜”, 任何政府决策一定要慎之又慎。作为统治者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 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这既是统治者贤明的前提, 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对“道”这种自然形成的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宾”, 如果能够谨守“清静无为”, 就可“物自宾”、“民自均”。

同样支持限制的政府管理, 近现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可以寄希望于民主自由的法律体系, 政治制度来制约, 这是老子在他生活的时空所无法想象也无法设计的。故而除了对统治者的劝谕之外, 老子没有提出, 也无法提出有效限制统治者权利的制度安排, 只能寄希望与统治者的德行和自律, 这也是老子的历史局限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 《老子》中蕴含的“自然无为”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对经济的主张都是倾向于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 主张让社会自化自演。而对老子的细致研读也再次提醒了我们, 既使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日,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中国五千年来浩繁广博的经书典籍依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注重古今中外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今天我们重习《老子》一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老子》道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现代被广泛奉行。将《老子》与重农学派, 亚当·斯密, 哈耶克等经济自由主义先驱的思想进行比较, 发现从认识论基础到政策建议, 双方都有颇多共通之处。

关键词：道法自然,无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参考文献

[1]老子[M]梁海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2]Joseph Needham, Sc/ence and Civilizationin Chin a,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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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萨缪尔森.经济学 (16版) [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经济管理思想 第2篇

一、引言。

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之源，还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自然界就根本谈不上人的存在，更谈不上人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中体现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类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单独生存。在现代的社会中，自然辩证法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但是怎样和谐相处从现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来看，似乎人们又不知道。

碳的排放与工业企业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一个国家的 GDP需要工业企业的发展，也势必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想要减少碳的排放量，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各国在气候大会上不能就减排达成一致的原因。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碳排量是与经济实力相挂钩的，发达国家自然碳排放量很高，应该首当其冲的承担减排的重任，但是发达国家往往不愿意因此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亟需发展，自然对碳减排也不会大力支持。但是如今的环境状况使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在达不成协议的前提下就更多地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利用技术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用处，使生产中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并不断进行探索以发现更多的可再生、可循环利用资源。

二、低碳经济的辩证思想。

低碳意味着更健康、更自然，低成本，低代价。低碳经济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活动的需要，运用自然和社会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及方法的总和 (《哲学大词典》1992)。

低碳经济的辩证思想表现在：第一，低碳经济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低碳经济的提出缓和了人与自然紧张的矛盾关系，人们在用尽一切办法来弥补自己造成的过失，努力地实现的和谐统一。第二，低碳经济体现了人类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要求我们不断地概括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发展和更新人们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和对自然界的总观点。低碳经济虽是在人类认识到环境破坏之后所做出的补救措施，但体现了正确的自然观。第三，低碳经济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为我们提供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途径，提倡人类节能减排，将高耗能经济向低耗能经济转型，减少碳的排放量。低碳经济以及低碳技术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如今人口数量剧增，资源短缺的时代，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思想。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低碳经济是想要达到每排放单位二氧化碳就要生产出更多的 GDP 的目标，研究的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对 GDP 的影响。目前关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以及广泛普及，使得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低碳经济这一研究领域。与低碳经济相关联的许多学科都涉及到了环境保护，但可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些学科都构成了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循环经济本质上市生态经济的延伸，提出的循环经济理论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以及如今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构成了如今的经济思想，而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也成为了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强调“理性人”,认为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就像在引言中提到的，各国都不愿以降低经济发展水平为代价来减少碳排放量，这样持续下去，最终毁灭的将是人类自己。现在的碳减排或许会降低经济的增长速度，影响到国家的 GDP,但是若不减排，若干年后地球不复存在，GDP 就无从谈起了。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与碳减排之间的矛盾，经济学中称之为“目标冲突”,其实低碳经济的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只是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漫长，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以适当减缓经济来换取环境的恢复是符合“理性人”的假设的。低碳经济理论存在着许多的经济价值，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且促进了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将更多地依赖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转变，节约了资源，促进了消费。

四、结论。

低碳经济应将重点放在企业生产。温室效应的形成，更多的还是因为企业进行的高耗能生产，或是排放大量的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气。企业的生产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是否发达有关，一国的工业化程度又会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因为企业的生产和企业、国家的利益相挂钩，所以在要求企业减排时并不容易。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为不想经济受到影响，在《京都议定书》颁布后又退出。因此，倡导低碳经济需要企业的支持。目前有关低碳经济在发达国家核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碳交易”市场得以出现，或许这会是未来高碳国家向低碳经济做出努力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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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童文丽 . 基于辩证法的角度剖析“碳关税”征收原因 [J]. 商情 .2012(26)。

[14] 陈新平. 美国征收“碳关税”的真实意图和我国对策 [J]. 中国财政 .(21)。

管理思想如何落地 第3篇

管理学家：管理思想“落地”这个问题，探讨的似乎更多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和运营，那么，就目前企业的外部环境而言，这个问题对各企业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吗?

耿启亮：最近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危及到了国内的许多组织，但对于众多组织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不少行业都面临洗牌。如果你的组织能够挺过去，危机过后，很可能就能获得很大的机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凭什么你能挺过去，而别人会倒下去?这就跟我们面临流行感冒一样，感冒病毒是一样的，但免疫力强的人更容易抵抗病毒。对于各组织而言，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最终还是需要修炼内功，管理思想“落地”就是其中关键的也是核心的一个方面。

管理学家：管理思想能否落地对领导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耿启亮：管理思想不能“落地”最大的主观障碍就是众多管理者有一种习惯性定向思维——“试图用思想让思想落地”。管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行为、意识和信息。信息影响甚至决定了意识，意识决定了行为。思想属于意识层次，而思想“落地”就已经不完全属于意识层次了，我们必须跳出意识层次全面地看待问题，不能始终在意识层次中打转。用纯意识的管理手段是无法真正让管理思想“落地”的。

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中，管理者往往不自觉地就“试图用思想让思想落地”，“试图用方法让方法落地”，甚至“试图用制度让制度落地”。这个习惯性思维可能是管理者对自身最大的挑战。

管理学家：你说组织常常为了推行制度而专门另外制定制度，试图用制度让制度落地，是制度不能落地的根源所在，这非常精辟，那如果不用制度让制度落地，企业该怎么做?

耿启亮：许多组织在制度“落地”问题上，始终在一味地强调员工要自觉，但是，实际上，我们单凭期盼员工自觉是永远都不可能让制度“落地”的。我们既不可能让所有员工都自觉，也不可能使所有制度都能被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让员工永远保持自觉。

只有当组织所有员工在无意识的条件下还能自发地遵守制度，我们的制度才有可能真正“落地”。对于这个观点许多管理者很容易认同，但同时又立即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再加上，实际上大多数组织制度“落地”的现状都差不多，于是，管理者们很自然地就从主观上放弃了进一步的探索。这可能是制度普遍不能“落地”的一个根本原因。

实际上，像大禹治水一样，不要去堵，而是去引，这才有可能实现让员工自发地遵守制度。比如，不让员工乱扔烟头，你用堵的形式，贴多少制度牌，罚多少款，都很难真正杜绝。但是，只要你能够在合适的地方放上几个漂亮的烟灰缸，这个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虽然在现实中，还有许多较为复杂的制度很难靠烟灰缸这样的道具实现引导作用，但只要再进一步探索一下，就会发现，这类制度从根本上讲更多的是在规范组织内部信息及信息流，实际上就是信息问题，用信息手段是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其引导作用的，这样，自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制度的“落地”了。

管理学家：书中提到了关于时间管理“落地”的问题，在现实中，组织接受时间管理培训非常普遍，但真正实现的好像并不多，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耿启亮：时间管理法则、原理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现实中各个组织时间管理不能真正“落地”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意识层面，并不在于这些法则和原理本身，而是在于组织内部沟通中的实时性问题。当一个人找另一个人谈工作时，就必将打断另一个人手头上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样，即使第二个人原来按照时间管理原理已经很好地做了计划，但由于第一个人的介入，马上就打断了现有的计划，使得制定的计划很难真正实行起来。并且由于现在组织内部的工作几乎有80％以上是需要多个员工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这就更加重了传统沟通的实时陸问题对组织整体时间管理“落地”的危害。而传统沟通中的实时陸问题，究其根本依然是信息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地在意识层次找问题，一味地向“时间管理法则、原理”要答案，是很难真正解决时间管理“落地”问题的。

管理学家：如何充分发挥组织整体的执行力是许多组织管理者感兴趣但又头疼的问题，你怎么看?

耿启亮：打造组织级执行力的根本还是在于体系的建设上。一个没有健康的组织级执行体系的组织，其执行力更多地依赖于员工，属于零散型执行力，这样的组织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制度“落地”、有效沟通、时间管理，全局掌控等都是打造组织级执行体系的基础，但就其执行过程而言，如何让组织执行者都能够真正领悟授权人的意图，做正确的事情，又如何让组织执行者能够彼此协作，知识经验共享，从而正确地做事情，提升整体的效率，这是组织级执行体系的重要环节。但不管是有效授权，还是知识管理，关键在于，在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中如何打破横向壁垒及如何规避纵向衰竭的问题，究其根源都是信息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依然不能只在意识层次里打转，而是要跳出意识层次看问题，并用信息手段解决信息问题，从而达到管理“落地”的目的。

管理学家：中国人似乎很看重“人才”，同时又不太看重“人性”，你的看法?他们该怎么做?

耿启亮：许多中国企业羡慕诸如Google、微软、IBM这样的知名企业，认为他们的员工素质比我们的员工素质高很多，甚至花气力从那里挖一个“人才”过来，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是为什么?

其根本原因仅仅在于知名企业的执行体系比我们健康而已。同样的人，在健康的组织级执行体系中，能得到组织更多的资源和信息的支持，执行力自然会更强。而在一个零散型执行体系中，组织对个体的支持不够，个体的执行力自然也就不够。所以，就人才缺失这个问题而言，各个组织不要盲目地指望寻求“人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不是长久之路，只有把目光放在组织自身

执行体系的建设上，才是解决组织人才问题的长远之策。

管理学家：企业文化的产生与创业者的个性有莫大的关系，创业者个性中负面的部分，也会变成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组织未来崩溃的伏笔，请问你怎样看待这一点的?

耿启亮：企业文化的设计本身属于意识层次，但企业文化“落地”就更多地属于信息层次。正如你说的，创业者个性中负面的部分，如果成为一种信息传递出去，就会给组织企业文化“落地”带来阻力。比如，一个企业特别强调不拍马屁，但老板自身在细节中却处处流露出喜欢被人拍马屁，只要这种细节性的信息在组织中传递出去，整个组织就一定是马屁成风。原因很简单，意识并不能真正改变和引导别人的尤其是集体的意识判断，只有信息才能真正决定和引导意识。所以，在企业文化“落地”过程中，信息层次的管理显得十分重要，也只有靠信息层次的管理才有可能真正将“飘渺”的企业文化“落地”。

管理学家：你提到的信息手段，是指软件吗?而计算机系统并不能代替人思考和决策，那么管理者如何利用信息化呢?

耿启亮：首先，这里的信息手段是指信息层次上的管理手段，不完全是软件，计算机系统仅仅是信息手段之一，换句话说，它只能是我们信息层次管理中的一个辅助工具。但另一方面，就管理思想“落地”而言，计算机系统又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可以说是管理思想“落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国内众多组织早已开始重视信息系统在管理中的应用，但国内各个组织信息化的成功率并不高，信息系统在前些年对组织管理的帮助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以往我们把信息化应用的焦点更多的放在了诸如财务、进销存、档案等业务管理之中，而忽略了信息化对组织行为管理的价值。但就国内众多组织而言，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是组织行为管理的问题，由于这个没有做好，从而没能真正发挥出信息化对我们管理的作用。所以，我建议，管理者在进行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化工具的时候，最好抓住业务管理与行为管理的平衡，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对管理的作用。

管理学家：企业如何让员工不犯同样的错误?如何在保证组织效率的同时，不激起员工人性的反抗?

浅析《管理实践》的管理思想 第4篇

《管理实践》是德鲁克先生于1954年写成的一本具有经典意义的管理学著作, 也就是该本书奠定了德鲁克在现代管理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称他为管理学之父。这是一本关于“管理工作”的书, 是“第一本把管理看做一个整体的书”。德鲁克在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经营管理一个企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诀窍。他的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 因此该书写得深入浅出、通俗生动。现代大部分流行的管理思想和实践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根源。无论是目标管理、参与管理、知识员工管理、业绩考核、客户导向的营销、事业部制分权管理、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 还是最近流行的平衡计分卡, 都可以在该书的论述中找到源头。对于对管理学知之甚少的我, 虽然不懂得书中所蕴含的以上思想, 但是这本书确实深深地吸引了我。书中的每一个理念、每一个字眼都颠覆着我对管理的认识,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在上世纪50年代就能写出这样的书, 不得不佩服德鲁克高度的洞察性和深邃的眼光。

一、对《管理实践》内容的简介

该书分为七部分, 作者先是论述了管理的作用、性质和面临的挑战;然后分别论述了怎么样管理一个企业、怎么样管理经理人、怎么样管理工人和工作;同时作者还论述了管理的结构、作为经理人的职责和管理的社会职责。这本书强调了管理的核心——人。

德鲁克把企业作为一个动态的活体来对待。他把管理阶层比喻为一具“器官”, 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贯穿全书的是如何挖掘企业最有生命力的资源——人的潜能。任何企业家都是在同人打交道, 而不是同物打交道。把人管理好, 既是管理的出发点, 也是管理的归宿。正如他所说:“人的资源是唯一能够扩大的资源。”

二、《管理实践》每部分的主要思想

(一) 管理的性质、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德鲁克给管理下的定义是:管理是专门赋予资源以生产力的社会机制, 或者说, 它的职责就是谋求有组织的经济进步, 因此, 它就是现时代的基本精神的反映。管理具有三个重要职责:一是管理一个企业, 他指出要根据目标来进行管理, 每个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 这也是这本书通篇的基调;二是管理经理人员, 这样就可以把人和物的资源组织成一个生产企业。在这里, 他指出有可能扩大的“资源”只能是人的资源, 人是唯一能够增长和发展的资源。管理经理人就是把资源变成生产力, 使经理人员成为企业的心脏, 从事管理的经理人员是一件成败所系的大事;三是管理工人和工作, 这就是要开发人的最大潜能, 使工人们愿意工作。他强调三个职责可以分开来分析研究评估, 但事实上, 经理人员在每一个行动中总是在履行着这三个职务, 如果略去其中的一项, 我们就不会再有管理, 也不会有企业和工业社会。

在德鲁克那个年代, 管理面临的挑战是“自动化”。在对挑战的论述上, 他认为面临自动化时代的到来, 更加需要正确的管理方案, 自动化给管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 管理的三个职责是缺一不可的, 否则企业迟早会倒闭。

(二) 管理企业

我们习惯于用利润来衡量企业是否成功, 然而德鲁克却说, 一个企业办得如何不取决于利润。营利并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 而是对企业的一个限制因素, 利润是对企业是否起作用的一种测验。既然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 那么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创造用户。用户是存在于企业之外的。决定一个企业做什么的是用户, 只有用户愿意给一样商品付钱时, 才能把经济资源变成财富。所以用户是企业的基础, 它使企业得以存在。企业的目的是创造用户, 因此任何企业都有两个且只有两个基本职能:销售和创新。一个销售员如果能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用来防止食物上冻, 他就是一个创新者。把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保持食物是热的, 这就是找到了一个新市场, 创造了新的用户, 这就是创新。在这里, 德鲁克明确地告诉我们企业是创造用户, 是销售和创新。回想下我国企业的倒闭, 比如曾经很成功的“燕舞”牌收音机, 就是因为缺乏创新, 不能创造用户才倒闭的。

此外, 德鲁克认为有八个领域是必须订出绩效和成果的目标来的, 这八个领域是:市场地位、创新、生产率、物质和财政资源、可赢利性、经理人的绩效和培养、工人的工作态度、公众责任心。然后对这些目标进行了陈述。并且今天的决策要为了明天的目标。

(三) 管理经理人员

对经理人员的管理要通过目标和自我控制来进行。任何企业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协作体, 把个人的努力凝合成为共同的努力。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贡献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大家都必须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他们的努力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么一个经理人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呢?经理人员应当具有短期和长远的考虑。当然, 所有的目标都必须包含有关于管理人员的组织和培养、工人的工作和态度以及公共责任方面的有形的企业目标和无形的目标。这样经理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于怎样培养经理人员, 德鲁克认为企业对经理人的选择、使用和培养要着眼于把经理人作为一个实在的人来对待, 而不是把他们作为管理企业的工具。他说:“企业需要的不是工作做得过去就行, 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力。”“经理人不仅仅需要一个他能够承担的工作, 而是需要为他施展才能提供广阔天地的工作, 他需要成长和发展, 他需要能把工作做得更出色的机会。”

(四) 对工人和工作的管理

对工人的管理, 德鲁克同样强调要把工人作为“人”来对待, 而不是作为生产产品的机器来对待。他强调人们在雇佣工人时总是雇佣整个的人, “雇佣一双手”是不可能的。人的资源在赋予的所有资源中是最丰富、最有多方面的才能、最有潜力的资源。人的发展是成长, 而成长总是来自内部, 因此工作必须对个人的成长起鼓励作用、必须指导成长的方向——否则就是没有充分利用人这种资源的具体特性。

企业必须要求工人心甘情愿地干活, 投身进去干, 而不是顺从地干。只有工人拥有责任心, 企业才能取得最大绩效。德里克强调, 金钱不能买来责任感, 金钱起的作用是消极的, 但他也不否认金钱激励和刺激的重要性。只有当工人具备了更好的工作的意愿, 金钱才能起到提高产量的作用。

他强调企业为了能够使工人对他所做的工作负责, 就应该告诉工人有关企业的信息。从而使工人能够控制、衡量和指导自己的工作, 工人应当不用人家指点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让工人了解自己的工作与整个工作的关系。可以说, 德鲁克把对工人的管理作为企业管理过程的核心问题, 他从各个方面来论述对人的管理, 试图挖掘企业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最有发展潜力的资源。企业需要个人为其做出所需的贡献, 个人需要把企业当成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当个人与组织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时, 就可以为组织和个人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三、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思考

《管理实践》通篇透露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把管理看做一个整体, 而不是一个个互不相联的分割体。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企业的生存之道, 还为我们提供了管理的最高真谛。当然,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土地上的, 他的有些观点如果不加批判就进行移植, 会对我国企业的管理造成消极影响。因此, 我们既要吸取书中的合理因素, 也要去除书中不合理的因素。

他在书中反复强调: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价值, 要把管理的基点放在激励人的创造热情上。这样的思想是积极的、科学的。但是, 在他的书中却忽略了一个对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企业需要创新, 需要创造用户, 需要订立自己的目标, 要把工人当做整体看待, 等等, 这都不错, 可以说如果企业连上述方面都做不到, 那它实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要维系一个企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繁荣昌盛, 只做到以上几点是不够的。能够维系企业长久生存的因素是它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当然要形成企业文化和德鲁克所说的要点是分不开的。

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形成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成果。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甚至于一个家族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文化对于规范一个人的行为举止, 培养人的思想道德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只是众多文化类型中的一种。简而言之, 企业文化就是某个企业员工所共同拥有的并且被内化的行为规范。它的存在使得员工对企业有一种贡献的精神, 在企业遇到困难时, 能够与企业同舟共济。在这种文化中, 员工并不是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家或者信仰, 而是内化了对企业的责任。只有当企业形成企业文化时, 德鲁克所说的追求最大绩效才能够实现。

我国奶粉业的“三聚氰胺事件”使“三鹿”乳业短时间内走向了倒闭的道路, 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当三鹿事件发生以后, 它的高层领导不是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处理, 而是拿金钱去堵社会媒介的嘴。这说明了三鹿管理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 事件发生后三鹿的员工不能同舟共济地去想办法解决它, 而是采取一种“做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的态度, 使得三鹿在处理问题时没有精神上的支持。其实, 从三鹿破产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 它缺乏一种维系员工和企业的精神纽带——企业文化。很多企业的倒闭都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影响企业前途的大事, 而企业管理人员又不能处理好这种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 在经济繁荣时还可以生存, 但当经济受到波动, 最先崩溃的就是这些企业。因为它们缺乏支撑在困境中生存的精神力量。对于这次经济危机中已经倒闭的企业, 我认为应该为它们感到庆幸, 一个不能形成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也必将是一个付不起社会责任的企业。对于那些即将倒闭的企业, 我认为它们的企业文化不足以应对各种危机, 因此要防止它的倒闭就要从企业文化上着手, 当然管理也是很重要的。

IBM公司、海尔集团、麦当劳等著名企业为什么能够那么长久地生存下去, 不仅仅是因为在它们的管理中蕴含了德鲁克的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索尼公司是日本著名的电子企业, 它的创始人盛田昭夫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管理。曾经一段时期, 它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但是盛田昭夫坚决不裁减人员, 按时发放工人的工资, 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热情和创造力, 形成了一种和企业共存亡的信念。所有员工通过废寝忘食的努力挽救了公司。可见企业文化能够刺激员工的积极性, 使得生产取得最大绩效。

运用德鲁克的管理理念足可以使一个企业获得十足的发展, 但是如果没有企业文化, 在面临诸如经济危机等困境时, 企业仍然无法渡过难关。可以说德鲁克的管理理念是形成企业文化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高效的管理才能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文化;企业文化的形成会进一步推动管理的高效。二者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在对管理员工以及组织和个人的关系的论述中, 其实就蕴含了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 企业文化在某些方面也来源于德鲁克的管理理念。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第5篇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管理实践中经验和方法的总体概括。研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知识的学习，使我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充分感觉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本人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现针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层面进行初步探讨。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可分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两个层面，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和总体管理;微观经济管理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自身的经营管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加强宏观调控、搞活微观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精辟论述。就个人理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强调宏观经济调控

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就是指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把宏观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1、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基本观点，首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来确定经济建设规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这表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努力扩大经济规模，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来安排经济基础建设，不能一味地盲目冒进。如果不管不顾我国国情，忽略了

1客观条件，仅仅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只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在上个世纪长期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没有切实贯彻均衡增长理论，导致了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前的历史状况造成的。由于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有经济基础的限制，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中很难在短时期改变这种状况；二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造成的。由于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导致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而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等的发展，造成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其他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三是左倾思潮的影响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发展到了极致，严重破坏比例平衡，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总结教训看出，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分析得出的重要理论。

2、将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国家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全局与局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妥善解决矛盾，必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权威。邓小平同志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等，这就要求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克服不足，避免生产失衡，另一方面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利于国家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在给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央权威。如果片面强调自主权，削弱中央领导，只会导致经济混乱。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还阐明了中央权威的内涵和如何保持中央权威等问题，他认为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代表，肩负着发展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事业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为保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使中央保持权威的基础必须是正确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什么时候中央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在经济建设中产生实效，中央权威也就树立起来了。

3、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和作用。因此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发生转变，由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者和生产经营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服务者和宏观调控者。邓小平同志曾针对我国经济管理的实际状况作过多方面论述，强调政府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直管不仅管死了企业，还造成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失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经济信息，从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节市场秩序，借助利用管理组织和手段处理市场上经济矛盾和纠纷，维护市场活动的合法性，保护企业、公民等的正当权益，保障良好的市场环境。总之，必须将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从而搞好宏观经济。二是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应该是由中央行使调控权力，重点把握大的问题和前进方向，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该转向宏观调控，明确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问题，调节社会供给平衡和需求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外部环境。三是从过去的“死管”到现在的“活管”。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管得多管得死，企业缺少自主权，缺乏生机和活力，国民经济也就越来越穷。如果继续死管下去，只会扼杀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积极性，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这就要求对企业必须活管。所谓活管就是指政企分开，把生产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地参与市场竞争，有效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政府完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二、注重微观经济搞活

我国对微观经济管理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的发展不好，工业和其他

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农民摆脱不了贫困，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摆脱贫困。长期以来不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锅饭”的管理方式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一个飞跃。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将劳动报酬与产量联系起来，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管理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二个飞跃。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邓小平同志还认为我国各地区的条件存在着不平衡性，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很长的过程，需要慎重行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第二次飞跃，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实际，就如何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活力这一问题，明确指出要改革企业的管理方式。

1、落实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同志指出，传统国有体制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有效的责任制，而加强责任制是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途径。要将权、责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此外他还要求，“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等，必须要有具体措施作保证。其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其二“要严格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其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这些有关加强责任制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

2、按照市场经济需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换经营机制条例》中，邓小平同志详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方面与内容，必须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①自主经营的机制。转变经营机制核心是使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力，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企业的行为。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相应的决策，那就谈不上自主经营，更谈不上如何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了。

②自负盈亏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企业是个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可能盈利或者亏损，可能发展或者被淘汰，因此企业要为自己的企业行为负责。企业自主经营后，这种风险就应由企业自己来承担。③自我发展的机制。企业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动力机制，用以保证企业在生存、改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动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企业改革的方针就是要求企业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所谓自我发展，不再是像过去靠政府推动和支持来发展，而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发展。自我发展的力量，一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竞争和国家宏观调控，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资本积累和其他各种要素的合力，特别是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此企业必须要有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动力机制，以便于企业的自我发展。④自我约束的机制。因为市场复杂多变，再加上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不断冲突，这就要求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善于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理顺企业内外各种关系，使企业的各个部门、科室、车间和企业员工等能够时刻保持在最佳位置和状态，彼此之间能够做到互相信任，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依赖，才能确保企业充分发挥整体功能。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成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企业管理中的一场革命，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企业管理改革思想内涵。机制转换的贯彻实施，增强了企业活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视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因素。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企业管理中的制度、技术和人的因素问题非常关注。

（一）制度因素。首先，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企业改革只能改革企业的管理形式而不是改革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企业管理改革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管理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

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所以我们实行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使党摆脱日常事务影响，更好地改善加强党的领导。最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在企业改革中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鼓励工人阶级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努力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积极协助企业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技术因素。在企业管理中技术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企业的思想中，他认为国有企业在引进技术进行改革时，必须首先确保引进的技术是当今最先进的，否则难以使企业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引进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定要用先进的方法来管理，“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济方法，先进的定来管理。”最后，引进的先进技术“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也就是说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要有创新。

（三）人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卡住”。这一关于培养合格工人和提拔管理人才的思想，反映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也是在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点充分反映出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

经济管理思想 第6篇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代经济管理；实践；启示；研究

一、前言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存在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其发展的核心力量所在，因此，经济管理成为了企业发展中的重点管理工作内容之一。为了确保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在不断提升自身经济效益与竞争实力的基础上，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基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下，实现现代化经济管理模式的搭建。而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理念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优势与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进行结合，能够为当前我国企业更好的适应市场竞争形势并促进其稳健发展奠定基础。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概述

基于经济管理学科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念下相应实践经验的总结，进而促使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凝聚了社会历史与文化，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促使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展现出了自身的特点。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凸显出了政治制度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为：第一，家国同构思想观念凸显。基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下，农业成为了国家的立足之本，并且是以自给自足的方式为基础，而基于封建等级制度下，家国同构理念随之凸显，强调的是权利的集中化，中央集权政治管理体系随之形成。第二，重农抑商。这一思想观念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是这一时期下经济政策的主要思想内容之一，同时因该思想得到儒法两家的支持，而其中尤其是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可谓是具有着一定的权威性，因此，这一思想也就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教化理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中凸显强调的是教化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而到了先秦时期，基于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致使很多政治思想家提出均等、平均的原则，以试图实现对当前社会现状的改变，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主张便是均等思想，而这一运动的失败不仅没有实现理想社会的创建，反而使得经济与现实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给当代经济管理所带来的影响

（一）对当代农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基础性地位与影响作用并不会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受到影响，因而，农业经济管理就成为了社会经济管理的重要构成内容。但是，基于传统农业经济管理理念下，相应的管理模式与方法等都凸显滞后性，需要实现创新。而基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下，所强调的是理论，脱离了实践，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则强调的是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将传统经济管理理念进行融入能够为促进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对当代货币金融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货币承担着商品交易的媒介职能，而基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其将货币与金融进行了融合后，以供求关系为核心打造了货币金融思想，并围绕粮食价格这一核心来定位货币的价值，此种思想下，对于农民而言，粮食价格直接决定了其生活的能力水平，而相应的农民与商人间的矛盾随之凸显。基于现代货币金融管理下，货币则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经济行为，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货币金融管理中无法以传统货币金融管理理念与方式来进行管理，其已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之需。

（三）对现代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在上个世纪初，企业采用的是基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的相应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实际发展之需，很多企业当前的生产效率与效益明显偏低，进而阻碍了企业发展步伐，而要想突破这一发展瓶颈，企业就需要基于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下，结合社会实际发展趋势，实现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深入剖析。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

（一）以传统与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民以食为天”充分印证了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改变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要想确保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前行，首要问题便是在明确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以农业经济管理思想的创新为指导，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基于农业中庸思想下致使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受到束缚，而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的形成，既要吸取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下强调实践这一内容，又要集合当前国内农业发展产业发展的实际，针对现代农业经济管理实现下片面强调理论重要性的弊端进行完善，进而才能够借助传统与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思想优势的结合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二）健全货币金融下的法律制度体系

基于货币与金融二者间本身所呈现出的关联性，货币金融思想随之诞生，而在实际落实这一经济管理内容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供需关系基础上，从管理角度出发，实现对货币的管理，进而也就促使相应的金融管理体系随之诞生。而基于传统的货币金融管理理念下，商农间的矛盾呈现，这也是到了秦始皇时期以制度来实现货币统一的目的所在。因此，针对现代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而言，借贷活动的开展同样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发生，而这就需要以相应法律制度体系的健全为基础，借助法律的约束力与强制性来实现对所存在矛盾隐患的规避，为金融行业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将传统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思想进行融合以强化企业经济管理力度

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以强有力的管理为基础，以确保经济活动的规范性，通过提高经济管理效率与质量为促进企业的稳健发展奠定基础。而基于知识经济时代下，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需要企业实现现代化管理理念的融入，这就需要基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实现与企业自身发展相应的创新，进而保留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的优势，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来打造现代化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方法与手段的创新，进而才能够确保在提高企业管理质量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的效益，为促使企业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五、总结

综上，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所彰显出的是社会历史的变迁，所凝聚的是人类的智慧，基于现代社会发展态势下，需要客观对待传统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要在深入明确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所带来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积极的汲取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精华，使其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优势融入，进而确保所搭建的经济管理体系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之需。（作者单位：军事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吴月云，刘香娟，甘丹丹.探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15，06：119.

[2]赵秀平.传统企业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14，06：104.

[3]李俊鹏，颜娟.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与启示[J].商业时代，2014，14：111-112.

[4]杨琳.浅议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影响[J].现代商业，2014，23：74-75.

经济管理思想 第7篇

一、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继承和完成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初期,在资金、资源、技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约束十分突出的条件下,确立的优先发展具有良好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然后以东部带动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其实质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采取全国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通过加快东部地区的发展、再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梯度”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的均衡与协调发展。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需要顾全这个大局”。[1](P277-278)当沿海地区经济已经比较壮大时,中央的非均衡发展支持的重点会向中西部转移,通过对中西部的加大投入、优惠政策等支持中西部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全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P278)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及实施,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当时已经预见到在20世纪末,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地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1](P374)实践表明,二十多年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这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对立的。所以当东部地区有能力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时,邓小平认为发达区域有义务帮助不发达区域。他指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P155)“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1](P374)到了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审时度势,提出了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的指导思想,完成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大局”。

二、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是对江泽民以西部大开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完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实施的以西部大开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对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起至21世纪初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新变化。鉴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及实践出现的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特别是国土面积广大的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现实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时俱进,提出了以西部大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地区)为出发点,全国支持西部建设,致力于落后区域经济的迅速改观,强制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经济的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区域经济理论的创新。实践证明,以西部大开发为基本内容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实现。

党中央、国务院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是从经济发展全局考虑的结果。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能不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的发展。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西部的繁荣稳定,东部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在世纪之交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经济发展的大局,这不仅是西部的事,也是全国的大事;不仅是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与中部和东部的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仍有较大的行政手段的痕迹,突出了西部的发展,而使中部地区受到了“冷落”,东北地区似乎被“忽视”,因而又出现了新的不均衡。加上各地区发展起点和基础有着较大的差异,西部的发展仍有着许多的制约因素和困难,目前西部发展主要还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仍不够强大,与东部相比,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差距仍在拉大。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完全实现,必须置于全国一盘棋加以统筹发展。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的提出,是对以西部大开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完善。

三、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部署

建国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调整和转变。在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区域经济也经历了从相对的较低水平的均衡发展到东部加快发展,再到西部经济加速发展的历程。但无论采用何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就是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实现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平衡性,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城乡之间以及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异呈扩大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西部大开发为基本内容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出现了中部地区“塌陷”、东北地区发展缓慢,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穷地区没能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从而贫穷落后的面貌没能有根本性的改观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宗旨不相一致的局面。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扩大。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人均GDP之比的变化来看,1978到1990年间,基本是稳定的,其后显著扩大,由1990年的1.9:1.16:1扩大为2003年的2.94:1.18:1。从城乡收入差距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后期曾经明显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则又呈现出不断拉大趋势,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为2005年的3.22:1。这种状况如不尽可能快地加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不利于全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加剧区域经济矛盾,助长地方主义的盛行,而且会影响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会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隐患。

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和江泽民提出的通过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前提下,再次强调了在新世纪要着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并根据新情况,提出了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前提,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和机制为途径及保证,以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新世纪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新世纪形成的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思想,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出的新的理论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佛教经济伦理思想 第8篇

释迦摩尼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时创立了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伴随印度和西域移民的到来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佛教跟中国不断融合发展壮大,并得到了我国统治阶级的扶持,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教思想得在社会各个方面得到深刻影响,这个影响就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

二、佛教经济思想的内容

( 一) 佛教思想的生产观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最早是由百丈怀海禅师提出的,也是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生产观给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由于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遵循这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产观,人们都会辛勤的劳动,不仅在满足了日常的生活上的物质需求,还使国家富强,国泰民安。人们都辛勤的劳动,可以有基本的生活,剩余的部分可以用来交税,这极大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大家都去辛勤的劳作,就没有其他的心思来思想别的事情,就很大程度的避免了战乱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而且,这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思想”应具有农禅并作的风范,即把持戒修行和生产劳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百丈怀海禅师亲力亲为,以自身为榜样树立了农禅并作的生产观念。所以在寺院里大家都通过劳动来修行,把劳动作为一种修行方式。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可以布施,做善事。这种思想从僧人发展开来,使人们都辛勤的劳动,达到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社会景象。

( 二) “清心寡欲的消费观

我国佛家提倡“佛性戒、持心戒”,认为应该“少欲知足”,主张清心寡欲的消费观。并把这个作为修行持戒的一种修行方式。主张人们应该“清新寡欲,勤俭节约”。这种消费观,佛教思想认为,人每个人的都有福报,如果不通过做善事等,福报就不会增加,那么你的福报是固定的。所以你这一生的所有的物质生活是固定的,所以人生要崇尚节俭,要珍惜自己的福报,不要奢侈浪费,把自己的福报用光了,又不注意培养和增加自己的福报,那么你的生命很快的走到了尽头。慧能大师认为,要真正皈依佛教,则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并远离财色,这样才能福慧都圆满; 同时他认为,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真正皈依佛法,是因为有欲,有了欲就会有贪心,所以修行的人应去欲断爱,即离欲。人如果对欲望不加节制,便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若沉迷于财色之中,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精神都会荡然无存。所以,佛家认为对于人的欲望必须克制,并减少欲望。所以人们要清心寡欲,不要被自己的物欲所迷惑,所束缚。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物欲横流,为了自己的物欲,不惜做违法或者损害别人的事情。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还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因为物欲的追求时无穷无尽的,永远有最好,最新的。所以佛教思想的传播,人们不仅辛勤劳动,来达到自己的丰衣足食,而且崇尚节俭,这快速的使国家富强起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定。这种思想也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

( 三) “众生平等”的经济主体观

佛教思想有“众生平等”,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佛家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里的众生平等,是人人都是平等的,放在经济活动中,那就是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处在经济交换的什么环节上你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这个思想上,寺院里无论是主持和方丈,他们是平等的,都去辛勤的劳作。所以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大家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你身居要职就可以不劳动,就可以享乐。并在经济交换过程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主体。

( 四) “自利利他”的交换观

自利利他,即现代商业社会所追求的“双赢”局面,旨在强调交换双方都能够通过交换行为得到好处、获得利益。它是无尽藏事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构成我国佛教交换思想的基础思想。

佛教的无尽藏事业就是佛门弟子在商业中践行自利利他精神的典型表现。无尽藏事业对借方而言,即来往的商人和贫穷的人们,为其提供借贷以供他们开展商业行为及维持生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帮助了人民的生活; 同时对放贷方也就是寺院自身而言,通过放贷获得的利益既可以满足寺院日常生活所需,又能保证慈善事业的永久性。这样一来,参与无尽藏事业的各方都互助互利,达到了商业交换中理想的“多赢”局面。而反观当代社会,在商业交换中屡屡出现不公正现象,如诈骗、恶性竞争和任意毁约等,我国佛教所提倡的这种“自利利他”交换公正观不失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一个良好的思想切入。

( 五) 诚实守信的经济观念

《提谓波利经》中宣扬五戒五常,推广开来,在经济活动中,要有诚实守信的态度,不能随意的胡编乱造。在经济交往中,人们要诚实守信。在现代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有的广告夸大产品的功效,给消费者带来误导等等。

佛教思想的业因果报,就是因果报应。你种下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头上三尺有神明。所以在经济交往中,佛教的思想人们要遵循因果报应,要诚实守信,不要胡作非为,为了一己私利,做丧尽天良的事。要多做好事,多生产质优的产品。

三、佛教经济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佛教经济思想,对我国当代经济的发展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代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佛教的经济思想不仅可以使年轻人知道要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工作达到致富,而且要养成勤俭的生活态度,不能为眼前的物质欲望所迷惑。我们应该倡导佛教的思想,在经济活动中,把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结合起来,把获得和贡献结合起来,把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走向可健康发展之路。

摘要：我国佛教思想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佛教作为统治阶级扶持的教派,在我国的发展很迅速,很长一段时间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思想进行统治,因此佛教对我国各个方面,包括我国经济活动带来很深的影响。但是佛教思想里的一些思想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佛教,经济,勤俭节约,因果报应

参考文献

[1]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易经》管理思想探究 第9篇

提及《易经》, 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八卦图和算命, 以为《易经》只是讲占卜之道。其实不然, 《易经》是《周易》两部分之一, 其另一部分是《易传》。《周易》是我国最著名、最权威的先秦儒家经典, 成书于商周时期, 是关于人类思想和宇宙本源的一门高深学问, 揭示了自然规律, 蕴含了深刻的哲理思想, 素有“西方文明有《圣经》, 东方文明有《周易》”之说。《易经》是儒家四书五经之一, 被誉为“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 共由六十四卦组成, 每卦分别包括卦符、卦名、卦辞和爻辞四个部分。内容博大精深, 不但包括占卜, 而且涉及古代社会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宗教祭祀礼俗、婚姻习俗、为人处世方法和守则等。《易经》的核心思想是以天地、阴阳、刚柔、动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来揭示宇宙万物产生、生存、变化、发展、消亡的根源所在, 并把此规律应用到人类的日常活动中, 使人能够知变、应变、适变、去恶从善、逢凶化吉。

二、《易经》管理思想

《易经》中所蕴含的丰富企业管理思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引起了很多日本企业家的注意, 并在日本掀起了《易经》热。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 通过研究《易经》, 把生生之谓“易”等哲理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上,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87年, 松下电器工业公司在世界最大工业公司中排名上升到第15位, 在日本仅次于丰田[1]77。

1. 领导修养。

《易经》中多处提及关于为人处世的道理, 对企业领导提高个人修养方面指明了方向。第二卦“元亨, 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安贞, 吉。初六:履霜, 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 无不利。六三:含章, 可贞。或从王事, 无成有终。六四:括囊, 无咎无誉。六五:黄裳, 元吉。上六: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意思是说, 君子应该效法大地厚实平顺的气势, 容载万物。第十五卦“亨。君子有终。初六:谦谦君子, 用涉大川, 吉。六二:鸣谦, 贞吉。九三:劳谦, 君子, 有终, 吉。六四:无不利, 挥谦。六五, 不富, 以其邻利用侵伐, 无不利。上六, 鸣谦, 利用行师, 征邑国。”意思是说, 接人待物谦虚和善, 可以使万事顺畅。然而只有君子才能有始有终, 虚心务实。第五十二卦“艮其背, 不获其身;行其庭, 不见其人, 无咎。初六:艮其趾, 无咎, 利永贞。六二:艮其腓, 不拯其随, 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 列其夤, 厉薰心。六四:艮其身, 无咎。六五:艮其辅, 言有序, 悔亡。上九:敦艮, 吉。”意思是说, 人的形体保持稳定状态的关键在于背部, 行动保持稳定状态的关键在于内心。若人们的内心宁静, 心无旁骛, 就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由此可见, 作为企业领导也应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使自己达到胸怀宽广、厚德载物、谦虚和善、淡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的境界。

2. 领导胆识和魄力。

第二十八卦“栋桡, 利有攸往, 亨。初六:藉用白茅, 无咎。九二:枯杨生, 老夫得其女妻, 无晦气。九三:栋桡, 凶。九四:栋隆, 吉;有它吝。九五:枯杨生华, 老妇得士夫, 无咎无誉。上六:过涉溺死, 凶, 无咎。”该卦指出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来处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不能拘泥于常理。同样, 企业在非常时期时, 管理者应有困难临危不惧的胆识和魄力, 果断采取对企业有利的非常手段, 使企业摆脱困境。

3. 人力资源管理。

第七卦“贞, 丈人吉, 无咎。初六:师出以律, 否臧, 凶。九二:在师中, 吉, 无咎。王三锡命。六三:师或舆尸, 凶。六四:师左次, 无咎。六五:田有禽, 利执言, 无咎。长子帅师, 弟子舆尸, 贞凶。上六:大君有命,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该卦主要讲用人的道理, 管理者要任人唯贤, 择优而用, 不能用无德无才之小人。第三十五卦“康侯用锡马蕃庶, 昼日三接。初六:晋如, 摧如, 贞吉。罔孚, 裕无咎。六二:晋如, 愁如, 贞吉。受兹介福, 于其王母。象曰:受之介福, 以中正也。六三:众允, 悔亡。九四:晋如硕鼠, 贞厉。六五:悔亡, 失得勿恤, 往吉无不利。上九:晋其角, 维用伐邑, 厉吉无咎, 贞吝。”该卦主要讲领导要善于观察下属的能力, 能够慧眼识才, 礼贤下士。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很大启发, 从下面的这个故事可见一斑。美国的“时装大王”戴维·施瓦茨之所以能够让自己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扬, 取得巨大成功, 是和他善于发现人才并不拘一格用人有很大关系。在戴维·施瓦茨创业之初, 为了找到一名优秀设计师而夜不能寐, 一筹莫展。有一天, 他到一家零售商店去推销衣服。商店老板杜敏夫一看他衣服的样式, 马上就说:“你这衣服的款式太丑陋了, 设计师肯定是三流的。”戴维·施瓦茨听到这话, 并没有生气, 觉得商店老板杜敏夫很有专业眼光, 就认真同他攀谈起来。原来, 杜敏夫曾在一家服装设计公司干过, 且对服装设计造诣颇深。但服装设计公司老板却对服务设计知之甚少, 且非常固执, 对杜敏夫提出的很多超前的设计建议置之不理, 并给予嘲讽。后来, 本来就脾气暴躁且自负的杜敏夫就拍屁股走人了。戴维·施瓦茨清楚了杜敏夫的性格和能力后, 就三番五次诚挚邀请杜敏夫到他的工厂。后来, 杜敏夫终于被感动了, 接受了戴维·施瓦茨的邀请。杜敏夫来到后, 果然没有辜负戴维·施瓦茨的殷切期望, 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丝衣服, 风靡全球。

4. 管理哲学。

阴阳观念是《易经》的核心思想之一, 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法思想。《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认为, 宇宙间万事万物, 都有两种相反的属性, 都是矛盾统一体, 并且一直处于相互转化、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中, 从而推动事物的不停发展。因此, 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 要善于运用“阴阳”辩证理念处理矛盾和问题, 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5. 企业创新。

第十八卦“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初六:干父之蛊, 有子, 考无咎, 厉, 终吉。九二:干母之蛊, 不可贞。九三:干父小有晦, 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蛊, 往见吝。六五:干父之蛊, 用誉。上九: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该卦指出革除衰败的事物不但事先要有周密的布置, 并且要有创新的理念, 打破思维的枷锁, 这样才能使企业走出低谷, 下面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日本东京的一家咖啡店老板很有创新的头脑, 他利用人的视觉对颜色产生的误差, 在使客人满意的前提下, 通过减少咖啡用量, 使得利润增加。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 他给30多位客人每人4杯浓度完全相同的咖啡, 但盛咖啡的杯子的颜色则分别为咖啡色、红色、青色和黄色。结果朋友们对完全相同的咖啡的评价却截然不同, 他们认为青色杯子中的咖啡“太淡”;黄色杯子中的咖啡“正好”;咖啡色杯子以及红色杯子中的咖啡“太浓”, 而且认为红色杯子中的咖啡“太浓”的占90%。于是老板依据此结果, 将杯子的颜色都改为红色。这样, 既大大减少了咖啡用量, 又给客人留下了好印象。结果客人越来越多, 生意随之愈加红火[2]94。

6. 团队合作。

第十三卦“初九:同人于门, 无咎。六二:同人于宗, 吝。九三:伏戎于莽, 升其高陵, 三岁不兴。九四:乘其墉, 弗克攻, 吉。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 大师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 无悔。”该卦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要学会求同存异。现代企业管理, 也非常强调团队合作。任何一个企业, 员工间若不团结, 凝聚力不强, 迟早要被市场淘汰。下面的这个例子, 充分说明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小天鹅火锅2001年刚进入云南和贵州市场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是在以陈阿鹰、李鸿伟、窦伟为核心团队成员的领导下, 短短2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云贵餐饮市场的中坚力量。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和小天鹅火锅的极强的团队精神分不开的。由于团队的向心力高度集中, 在市场初期生意惨淡的日子里, 员工们自发地AA制消费自家餐厅的火锅;在员工生病的困难里, 员工自发积极捐助。在团结高效的团队努力下, 他们成功了。2004年小天鹅云贵公司改组为云南新龙门实业公司, 并投资2000万巨资打造了云南餐饮业最具品位的新龙门大酒楼, 被誉为云南人的会客厅[3]54。

7. 忧患意识。

第四十卦“利西南。无所往, 其来复, 吉。有攸往, 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获三狐, 得黄矢, 贞吉。六三:负且乘, 致寇至, 贞吝。九四:解而拇, 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维有解, 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 于高墉之上, 获之, 无不利。”该卦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先见之明, 有忧患意识, 未雨绸缪, 下面这个故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话说汉武帝非常宠爱李贵人, 但自古红颜多薄命, 年轻貌美的李贵人不幸得了重病, 命不久矣。汉武帝听说后, 亲临探视, 但不曾想李贵人用被子将自己的脸蒙了起来, 不让汉武帝看见。汉武帝非常诧异, 李贵人哭泣着解释道:“我病得很厉害, 容颜尽毁, 已不能再见皇上, 只求您在我死后, 好好照顾孩子和我的兄长们。”汉武帝听后说:“你都病成这样, 以后有可能见不到你了, 就让我看你一眼吧。”但李贵人坚持不见, 汉武帝无奈, 最后只好离去。后来, 李贵人的姐姐问起缘由, 李贵人叹息道:“我之所以狠心不见皇上, 就是为了孩子和兄长。我现在能够得到皇上的宠爱, 只是凭借之前美丽的容貌。但凡以色事人者, 色衰而爱迟, 爱迟则恩绝。今我将死, 娇媚容颜早已不在。皇上若见了, 必然心生厌恶, 哪里还会照顾我的孩子和兄长呢?!”不久, 李贵人离别人世, 时年20余岁。事情的结果如李贵人所料, 由于没有让汉武帝看到自己病中憔悴的容貌, 使得自己一直在汉武帝心中保持着美好形象。这样, 汉武帝不但没有忘记李贵人, 反而思念之情愈加强烈, 随即把李贵人追封为皇后。自然而然, 李贵人的家人也步步高升, 大哥李广利被封为将军, 二哥李延年被封为协律都尉。

对于企业来讲, 在经营环境良好, 效益显著的时候, 也必须对将来可能面临的严峻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这样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易经》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经典著作之一, 虽然成书年代久远, 历经岁月沧桑, 但至今仍然散发出智慧光芒, 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深远影响。因此, 作为企业领导人, 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 更应充分学习《易经》中所蕴藏的管理智慧, 从传统经典中找到治理现代企业所面对的各种棘手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敏.易经与管理[J].时代经贸, 2010 (23) .

[2]马银春.谈古论今说易经[M].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8.

墨子经济思想述要 第10篇

关键词：墨子,经济思想,效率

墨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 以“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为主旨, 提出了一系列不乏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 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瑰宝。

一、主张节俭, 反对浪费

针对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 物质生活资料不很丰富的历史背景下, 墨子提出“节用”的主张, “节用”也由此成为墨子经济思想中核心理念之一。在他看来, “俭节则昌, 淫佚则亡。” (《墨子·辞过》) 只有“节用”, 才能促进社会稳定, 防备不测天灾, 才能求得百姓之温饱。关于“节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要“节葬”。

厚葬之风是人的血缘关系尚未被完全冲破而产生却有了相当发展后带来的一种习俗。从三代以来, 这种习俗愈演愈烈。在这种顽固的传统势力面前, 墨子从实际出发, 公开反对厚葬, 他认为这种不可胜计的“辍民之事”、“靡民之财”, “其为毋用若此矣” (《墨子·节葬下》) 。针对当时“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的情况, 提倡一切从薄从简, 认为“棺三寸”、“衣衾三领”、“足以覆恶” (《节葬下》) 。墨子这种对于习俗的挑战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他反对厚葬的思想对节约人力物力, 保证生产, 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是有积极意义的。

2. 要“非乐”。

墨子生活的时代, 王公大人追求音乐享受,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去给他们制造巨钟、鸣鼓、琴瑟和竽笙等乐器外, 还需要耳目聪明、身体健壮的人替他们演奏。墨子认为此举是对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 同时影响生产的发展,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丈夫为之, 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 使妇人为之, 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 (《墨子·非乐上》) 。另一方面“农夫说 (悦) 乐而听之, 即必不能蚤出暮入, 耕稼树艺, 多聚叔粟”, “妇人说乐而听之, 即必不能夙兴夜寐, 纺绩织纴”。这里, 虽然墨子把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的穷欢作乐混为一谈, 加以贬抑, 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 针对当时王公贵族的腐朽统治和社会弊病, 提出发展生产的有益主张, 是进步的。

3. 要合理消费。

墨子主张的节用, 并不是说越节用越好, 而是以能保证人们的一定生活水平为准绳。例如, 在吃的方面, 他主张“足以充虚继气, 强股肱, 耳目聪明, 则止” (《墨子·节用中》) ;在穿的方面, 主张“冬服绀緅; (赤青芭和黑色带红的帛) 之衣, 轻且暖, 夏服絺綌 (细和粗的葛布) 之衣, 轻且清, 则止”;在住的方面, 主张“其旁可以围 (御) 风寒, 上可以围雪霜雨露, 其中蠲 (明亮) 洁可以祭祀, 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 则止”;在行的方面, 主张“车为服重致远, 乘之则安, 引之则利”, 舟楫“足以将 (行) 之, 则止;在用的方面, 主张“足以奉给民用, 则止”。主张勤俭节用,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虽然比较普遍, 但像墨子那样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提出, 则是难能可贵的。

二、固本强基, 发展生产

墨子认为,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利天下、富天下的根本, 特别强调“固本而用财” (《墨子·七患》) , 发展农业经济。在他看来, 农业经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七患》中说, “凡五谷者, 民之所仰也, 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养, 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事不成。故食不可不务也, 地不可不为也。”那么, 如何发展农业呢?

1. 要强力生产。

墨子认为, 人只有靠劳动才能活下去, 如果大家“情于从事”, 不搞生产, 社会财富就会减少, 危及人们的物质利益。怎样才能使生产得到发展呢?墨子认为, 最重要的是“强力疾作”, 努力劳动。因为“下强从事, 则财用足矣” (《墨子·天志中》) , “不强从事, 则财用不足” (《墨子·非攻下》) , 而“财不足则反之时, 食不足则反之用” (《墨子·七患》) 。墨子看到了努力生产劳动与贫富饥寒饱暖财用的关系, 力倡要“强”、要“急”, 《贵义》中说, “强乎耕稼树艺”、“强乎纺绩织纴”、“耕者不可以不急”。这些主张是符合农业社会特点的。

2. 要充分利用土地。

“田不辟, 少食” (《墨子·号令》) 。墨子认为生产的发展, 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 除了决定于人们的劳动外, 还与土地的利用息息相关:“地得其任 (用) 则功成, 地不得其伤则劳而无功”。只有充分利用土地, 才能促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快发展, 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 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故地不可不力也”。

3. 要增加人口。

墨子不仅看到物质生产, 而且看到人口生产, 这两种生产恰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且要互相适应。墨子时代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 所以墨子认为, “唯人为难倍, 然人有可倍也, 古者圣王为法日:丈夫年二十, 毋敢不处家, 女子年十五, 毋敢不事人, 此圣王之法也” (《墨子·节用上》) 。这实际上是墨子对人口生产提出的具体措施, 即以立法的形式, 促使人们早婚多育, 增殖人口。基于此, 他一方面, 坚决反对王公大人蓄私拘女, 因为这样会“天下之男多寡无妻, 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 故民少” (《辞过》) , 不利于劳动力的增加。另一方面, 墨子还极力阻止人口减少, 其非攻的主张就是为了避免战争对人口的伤亡, 因为“兴师以攻……男女久不相见, 此所以寡人之道也” (《节用上》) 。总体来看, 墨子增殖人口的思想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重视分工, 提高效率

为提高生产效率, 墨子强调努力生产的同时, 还主张合理分工。在先秦所有的思想家中, 墨子的社会分工学说最为全面、丰富、详细。

1. 要各尽所能, 各从其事, 各守其职。

墨子的社会分工非常具体, 即有行业内部的分工, 如《耕柱》中所说的“譬若筑墙然, 能筑者筑, 能实壤者壤, 能欣者欣, 然后墙成也”;又有不同行业的分工, 如他在《节用中》所主张的“凡天下郡百工、轮车、鞼匏、陶冶, 梓匠, 使各从事其所能”。既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 “能谈辩者谈辩, 能说书者说书, 能从事者从事” (《墨子·耕柱》) , 又有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 如《非乐上》所讲的“农夫蚤出暮入, 耕稼树艺, 多聚叔粟, 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 纺绩织纴, 多治麻丝葛绪”。上述合理分工, 使得不同阶层、职业、性别的人各尽所能, 将每个人都置于最适合的岗位工作, 这样才能使整体利益最大化。

2. 提倡择贤使能, 使人得其用, 人尽其才。如上述男耕女

织的分工, 就是基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之间生理能力上的不同。《杂守》篇还说:“有谗人, 有利人, 有恶人, 有善人, 有长人, 有谋土, 有勇士, 有巧士, 有使士……守必察其所以然者, 应名乃内之。”“内之”, 即“纳之”。就是说, 为了守城, 应该容纳所有这些人。这完全符合现代讲究效率的用人原则, 即“用最合适的人, 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合理的分工, 是实现效率根本突破的重要环节。

四、合理负担, 民劳不伤

墨子经济管理思想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还有他的合理赋税劳役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把合理负担看做是国家“大治”的重要原因。

《节用上》明确提出:“圣王为政, 其发令兴事, 使民用财也, 无不加用而为者, 是故用财不费, 民德不劳。”《辞过》篇又说:“圣王……费财劳力不加利者, 不为也, 以其常役, 修其城郭, 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 收其租税, 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 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就是说古代“圣王”合理负担不仅满足了国家的经济需要, 也不会给百姓造成过重的负担, 由是国家得以“大治”。而“当今之主, 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 暴夺民衣食之财, 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 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用不足以待凶饥, 振孤寡, 故国贫而民难治也”。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奢淫佚, 不惜横征暴敛, 其结果便是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既然负担的合理与否事关国家之治, 那么, 在社会管理中体察民众的疾苦就犹为必要了。

2. 强调合理负担的必要性。

《白虎通》的管理思想 第11篇

《白虎通》的管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等级秩序的规范和定位。这一方面被广泛引用的，就是“三纲六纪”，所谓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对称关系；所谓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种对称关系。纲是网索的总揽，纪是辅助性的细一些的绳子。《说文》曰：“纲，维紘绳也，从系冈声。”“纪，丝别也，从系己声。”《白虎通》道：“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可见，三纲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定位，六纪是仅次于三纲的社会关系定位。三纲的具体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对关系的尊卑地位是固定并且绝对的。六纪比三纲次一等，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按照《三纲六纪》的解释，师长关系类比于君臣关系，源于“成己”；诸父兄弟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源于“有亲恩连”；诸舅朋友关系类比于夫妻关系，源于“皆有同志为己助”。社会治理中坚持三纲六纪的原则，就能如撒网一般“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近代以来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导致普通大众对三纲六纪多持否定态度。人们只看到其中的等级僵化，而看不到其中蕴含的责任定位。《三纲六纪》的本意，是要给人群关系确定恰如其分的位置；而每种角色的位置，是由其社会责任和功能决定的。所以，纲纪不仅意味着秩序，还意味着职责。以君臣关系而论，君要做到“下之所归心”，臣要做到“属志自坚固”；以父子关系而论，父要“以法度教子”，承担培养责任，子要“孳孳无已也”，尽到传代义务；以夫妻关系而论，夫要对妻子“以道扶接”，妇要对丈夫“以礼屈服”。所以，三纲六纪不仅仅是等级规范，更重要的是责任规范，而且等级的区分以责任的履行为前提。按照儒家的教义，等级的差别，正是由身份和责任决定的。可以说，《白虎通》表达的社会等级定位，实质上是古代条件下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并把这种认知实施于管理活动，属于中国古代的管理角色理论。如果把以三纲六纪为代表的角色体系，同今天西方管理学中明茨伯格提出的十大管理角色进行内在逻辑比较，有可能会对中国传统形成更深刻的认知。

为了表现出社会等级的天然合理性，《白虎通》以天人感应、伦理诠释来说明纲常蕴含的道理。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社会角色定位的经验陈述，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而，孔子不言天道，不说怪力乱神。从战国到秦汉，阴阳五行、神秘主义都在“究天人之际”的旗帜下渗透进儒学。到了《白虎通》，干脆就把三纲同天、地、人相配。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伸；父子法地，取象五行相生；夫妇法人，取象阴阳和合。再进一步，就走向神道设教。通过与阴阳五行、天地自然的匹配，《白虎通》界定了不同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例如，朋友之道就要从属于父子之道。父兄在世，就不能对朋友以死相许，也不能对朋友有通财之谊。因为孝敬父兄之义，大于朋友相交之义。如此种种，《白虎通》为社会勾勒出一幅秩序井然、各安其位的画卷。

第二，关于君臣关系的规范和定位。在帝制时代，君主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尽管三纲已经定位了君臣关系，但那只是粗线条的基本原则，对于君臣关系的具体内容，《白虎通》在不同篇章中有大量具体规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和平行“义和”关系两个方面。

皇帝具有尘世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名号看，皇帝被称为天子，是要表明“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白虎通·爵》）；“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白虎通·号》）。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海内之众，尽得而使之”（《白虎通·封公侯》）。皇帝处于命令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夷狄咸率服”（《白虎通·瑞贽》）。

但是，君主的这种权威是有条件的，帝王要以自己的品德与天命相配。在《爵》和《号》两篇中，天子被说成是一种爵位，尽管是一种很特殊、独一无二的爵位，但只要是爵位，就同其他爵位具有共性。只不过其他爵位是天子授予的，而天子的爵位是上天授予的。所以，在逻辑上，臣下对皇帝的服从，与皇帝对上天的服从是同构的。“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白虎通·号》）称天子是为了表明上承天意，以爵事天；称帝王是为了表明至尊地位，号令天下。君主只有表现出卓越的品德，接受天命的约束，才能配得上天子称号。天命并不是简单的神学概念，而是古代条件下的政治符号，是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象征。所以，君主受命于天，需要以封禅、改朔、祭天等仪式表现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封禅泰山是向上天报告易姓改制后天下太平；改正朔是表明受命有据，制度有所更化；祭天是按照事父方式事天，表达不敢亵渎怠慢的诚意。君主不能欺天，上天也会对君主予以告诫或激励。灾异就是上天对君主的谴责，符瑞则是上天对君主的表彰。“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白虎通·灾变》）“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封禅》）君主的过失影响到哪里，哪里就会随之出现灾异，如水旱风霜、日食地震等等；君主的品德显露到哪里，哪里就会随之出现符瑞，如甘露嘉禾、凤凰麒麟、景云醴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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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君主失误，《白虎通》根据国家运行的经验，设计了一套体制上的谏诤保障规范，令臣下尽忠纳诚，规劝君主。“天子置左辅、右弼、前疑、后承，以顺。左辅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纠，糺周言失倾。前疑主糺度定德经。后承主匡正常，考变失。四弼兴道，率主行仁。”（《白虎通·谏诤》）这一套谏诤设置及其相关理论，对古代国家机构及其运行影响极大，后来各朝越来越完备的言谏封驳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对君臣之间的各种仪式都赋予了道德约束和规范行为的意义。就拿分封来说，所用的玉器为“五瑞”，分别为珪、璧、琮、璜、璋，各有意蕴，“五玉者各何施？盖以为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质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玉器的不同形状和质地，蕴含有天地阴阳刚柔各种性质，所以有不同用途。君臣相见，臣下要有贽。这种贽传递的是臣下对君主的服从信息和表达臣下的应有品质。“臣见君有贽何？贽者，质也，质己之诚，致己之悃愊也。”公侯以玉为贽，“取其燥不轻，湿不重”；卿以羔为贽，“取其群而不党”；大夫以雁为贽，“取其飞成行，止成列”；士以雉为贽，“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白虎通·瑞贽》）。不同的贽，实际上要表达出不同人员的品行规范。

君臣之间以贽结成相互关系，除了礼仪文化的含义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观《白虎通》，始终君父并称，处处以父子关系比照君臣关系，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父子关系具有血亲纽带，而君臣关系没有这一纽带。父子关系是天生的，君臣关系是人为的。所以，以父子比照君臣，必须使君臣之间具备与血缘关系类似的东西才能成立。这种东西，在《白虎通》中被确定为贽。“子见父无贽何？至亲也。见无时，故无贽。臣之事君，以义合也。得亲供养，故质己之诚，副己之意，故有贽也。”（同上）这句话特别重要，它点出了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的不同，即“臣之事君，以义和也”。父子关系是双方无可选择的，而君臣关系是双方可自主选择的。在委质关系中，一方面臣下要向君主表达奉献之意，另一方面君主要向臣下给予相应的回报，所以，这种关系虽然不是契约关系，却孕育出后来士大夫的自主性。以汉代的征召辟除为例，君长发出征召令或者辟除状，所征召或者辟除的对象可以拒绝，尤其是东汉，多次不应召、不就职的事例比比皆是，朝野视其为清高，并无后来的惩罚制裁举措。按照《白虎通》的规范，君臣见面，必须执瑁执珪，实际上就是双方合意的仪式；臣下进贽和君主赐俸，是双方“义和”的表达。如果追根溯源，西周的爵封制度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基础，而到了汉代的爵封制度，则是把本来没有父子关系的君臣变成准父子关系。

君臣义和，对于界定二者的行为规范极为重要。父子之间，义不可绝（当然，革命时期的“断绝父子关系”例外），而君臣之间，义绝则可一拍两散。所以，只有以分封、辟除等方式建立了义和关系，臣下才对君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没有这种义和，就不能建立君臣关系。由和而离，双方义务自然解除。所谓“三谏不从则去”，就是完全符合道义的行为。这种义和关系后来的演变，同“义”的内涵变化有关。《白虎通》表述的“义和”，值得从管理思想和组织原理角度深入探究。

第三，关于官民关系的规范和定位。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重民传统，在野的孟子曾把这种思想用“民贵君轻”的论断推到顶点。在儒学走到朝堂的背景下，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不可能达到孟子的高度，必须在君主的至上权威与民众的国之根本之间找到恰当的位置。对此，《白虎通》是用牧养关系来加以界定的。它认为，上顺天意必须下应民心，封建诸侯，建立官僚体系，是为了牧养百姓。“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隐，必复封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恶比而易知，故择贤而封之，以著其德，极其才。上以尊天子，备蕃辅，下以子养百姓，施行其道。开贤者之路，谦不自专，故列土封贤，因而象之，象贤重民也。”“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民之急也。故列土为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白虎通·封公侯》）但是，这种重民并非民贵君轻，而是民卑官尊，官卑君贵，以君与臣、官与民形成递降社会序列。所以，民众不再有反抗独夫民贼的权利，而君主必须有爱民重民的举措，诸侯官吏上应天子之令，下济民众之需，形成一个牧养民众的等级序列。

为了防止这个系列的中间层级错位或者偏离行动方向，君主有责任考察臣下，校正偏失，由此形成君主承接天意，天意兆示民心，民众服从官府，官府听命君主的闭环系统。例如，所谓巡狩，就是定期对这个体系的核对调整。“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白虎通·巡狩》）所谓考课黜陟，就是以牧民的绩效调整官吏队伍。“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白虎通·考黜》）传统的九锡（赐给诸侯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鈇钺、弓矢、秬鬯九种象征物），也被赋予新的含义。“皆随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赐车马，能富民者赐衣服，能和民者赐乐则，民众多者赐朱户，能进善者赐纳陛，能退恶者赐虎贲，能诛有罪者赐鈇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孝道备者赐秬鬯。”（《白虎通·考黜》）三年一考绩，赏有功，黜不肖。各项治理措施，无不同这种重民思想有关。如《贡士》所设计的诸侯向朝廷三年一贡的安排，“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则治，失贤则乱。”天子直接征召聘任的安排，“有贡者复有聘者何？以为诸侯贡士，庸才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尤其是亲耕仪式的设计，作为皇帝重民重本的示范动作，在后代一直延续下来，其象征意义不亚于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在植树节进行栽树活动。这些制度安排，无一不同调整和改善官民关系有关。当然，这些制度还要同强化君主权威、宣示统治正当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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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关于官民关系的安排，其隐含的支撑点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当中国古代进入帝制时段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走上了与欧洲不一样的道路。中国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两分，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糅合为一体。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互相兼容源于三代形成的部族国家。然而，当部族国家演变为帝国之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考验着统治者。秦始皇试图以强悍的国家彻底替代社会，而二世而亡的教训打断了这种努力，且其失败教训时刻在警示着汉人。所幸儒家思想为汉代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学理资源。儒家特别重视孝道，并把基于血缘亲情的孝道作为整合社会的价值准则。孔子认为孝是德性的基础，说：“孝，德之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孔门弟子有子则把孝悌与治乱在逻辑上联系起来，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到了孟子，干脆主张以孝治天下。“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社会关系中的孝悌，完全可以推广到治理天下之中。“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然而，孝道与治道毕竟有所区别，在孔孟那里，虽然可以忠孝并提，但孝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从政？孔子引《尚书》答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所以，在孔孟那里，如果忠孝发生了冲突，孝具有优先性。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即社会比国家更重要。即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当从政与孝道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从政。到了帝国时代，这种孝道优先的准则显然不再适用，于是，《白虎通》以五行生克原理为据，调整了忠孝关系。西汉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忠孝，称：“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加矣。”（《春秋繁露·五行对》）到了《白虎通》则明确规定“不以父命废王命”其依据就是“金不畏土而畏火”。至此，儒家的孝道完成了由社会准则向国家准则的转变，血缘伦理变成国家掌握的社会规范。然而，忠孝之间的同构关系，又使得《白虎通》不能用忠君否定孝道，所以国家法律也要为亲亲相隐乃至血亲复仇留下一定余地。如果说，孔孟时期的儒家，以孝悌强调社会是国家的本原，而到《白虎通》，则以忠君强调国家高于社会。

《白虎通》的管理思想，其逻辑基础是自然神学。例如，《五行》以长篇大论运用阴阳五行和四时月令学说，以其生克运转变化确认人世间的行为准则。具体而言，父死子继相当于“木终火王”；兄终弟及相当于“夏之承春”；君主年幼而大臣摄政，相当于“土用事于季孟之间”；臣法君，相当于“金正木”；子谏父，相当于“火揉直木”；臣谏君不从则去，相当于“水润下而达于上”；亲属进谏则不能去，相当于“水木枝叶不相离”；父为子隐，相当于“木之藏火”；子为父隐，相当于“水之逃金”；甚至连人们在情感上远儿子而近孙子，也相当于“木远火近土”。如此种种，现实中的行为规则，都要在自然天道中得到证明。这些内容，多来自纬书。现代学者论及《白虎通》的思想，多数偏重于对其神学的批判。侯外庐就认为，《白虎通》的内容90%出于谶纬，其性质是庸俗经学和神学的混杂物（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这种批判，似乎有所偏颇。汉代政学合流把儒家学说神学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先秦儒学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通过神道设教方式使其权威化。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以经验归纳方式“究天人之际”，那么，班固的《白虎通》则是以天道演绎方式“究天人之际”。前者形成中国的史官文化，后者形成中国的信仰文化。

《白虎通》的自然神学，表现在以自然天道为根基，建立具有教化意义和秩序框架的伦理天道（例如给日月五行赋予道德性质），再把伦理天道上升到具有意志力和威慑力的神灵天道。以五行学说为例，《白虎通》把自然意义上的五行、同伦理意义上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以纬书神化的五经完整地对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天道、人道、神道合一，作为帝国的治理指南。

经济管理思想 第12篇

东迁以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 学术大兴。教育管理思想亦于此时突然发展, 盖自孔子以师儒立教, 诸子之学继之而起。当是时虽百花齐放, 然国家尚未统一, 各家学说于诸国均有采纳, 其时诸国百家各持己见, 尚未形成管理思想的稳定根基。这种状况也与西周末年诸侯割据一方礼崩乐坏的情形相符。历经数百年战乱至秦汉时期, 先秦百家之学说互相折衷调和, 而浸有学术混同之趋势。虽仍有争辩排斥, 但主体根基已然奠定, 故秦汉两代是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

教化众生而立德立功立言之为圣人。自孔子开私学之风后, 教育的地位直线上升, 至西汉中期时几可与行政并列。教育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它的沿革可以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演化的全过程。封建社会成熟的皇家教育体制也在两汉形成。

一、秦汉两代教育管理思想的背景概述

1、夏商西周时期教育管理思想的萌芽

三代时期, 社会性质尚属奴隶制。奴隶主国家的学术都为奴隶主的官府所垄断, 即后世所说的“学在官府”。

奴隶主阶级的学校, 目的也在于培养统治人才。商代的学校是学习关于祭祀、军事、乐舞和文字的知识技能;周代学校的学习内容就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官学的教师也就是政府的官吏。可见那时的官学就设在官府, 官吏就是教师, 非官吏不能做教师。那个时候, 民间没有书籍, 私学就不可能产生。

2、春秋战国时期多种教育管理思想的涌现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转变, 科学与文学有新的发展, 社会意识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教育上也出现了新的趋势。

在科学方面, 与农业密切联系的天文和历法等知识显著进步;在文学方面, 诗和散文都有发展;在社会思想方面, 出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所有这些学术思想的发展, 丰富了教育的内容, 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私学”创设和繁盛起来。掌握在奴隶主手里的“官学”日趋没落, 形成“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的局面。

由于文化学术的扩散, 私学便在各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在春秋初期, 各诸侯国已各自为教, 形成不同的学风, 各国所办“私学”日渐繁盛。

战国时期的教育主要是靠私学进行的。前面提到过春秋时期的私学已相当繁荣, 儒、墨、道、名、法诸家都有私学, 战国时期这种私学就更为盛行, “从师”成为一时风尚。

二、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及其发展

1、秦王朝统一教育管理思想的尝试

从“学在官府”到私学的兴起, 官府对教育的影响有趋小之势。伴随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这种趋势至战国末期发展到顶峰。行政思想和教育思想近乎平行发展, 两不相碍, 诸家学派异彩纷呈的教育思想在各国均有采纳。

秦在文教工作上采取了有利于当时政治统一的政策, 其主要措施有“书同文, 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颁挟书令”、“禁游宦”和“禁私学, 以吏为师”等。

“颁挟书令”、“禁游宦”和“禁私学, 以吏为师”的政策是秦朝廷为了禁止当时“以古非今”的现象, 以便于推行各项统一法令。秦虽实行法治, 也注意到向人民进行教化工作, 在每乡设置“三老”, 但是始终没有注意到设立官学, 以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禁私学却不设官学, 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

2、两汉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

汉武帝时, 封建统治者由“无为”变“有为”, 儒家思想吸收其他各家成分, 取代了黄老思想, 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 这个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提倡儒学独尊, 将孔子学说宗教化, 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体系化, 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在宣扬他的主张时, 大讲福瑞灾异, 于是西汉后期谶纬之学依附今文经学大为流行。东汉时期, 许多思想家对谶纬之学提出严厉批判, 至东汉后期, 谶纬之学基本推出历史舞台。谶纬这个依托于儒家学说的怪胎烟消云散, 但儒学并未跟随其衰落, 而且在此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文化专制也成为了一个传统, 为历代统治者奉行。

这种行政对文化进行干预的手段以及实行文化专制并非秦始皇所独创, 先秦诸国的政策也是如此, 只是各国所采用的学派思想不同而已。但表现在统一了的全国范围内, 这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举措。它有力的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发展, 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3、中国古代具有特殊地位的皇家教育思想

秦始皇他的谋臣所编造的皇帝理论, 赋予皇帝无边的权力以及继承人的世袭制度对君王的素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这就使皇家教育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君主、皇室子弟以及诸侯王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汉代皇家教育,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 前198年分别任命叔孙通、张良担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之职, 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不仅是太子的老师, 负责太子的教育事宜, 也是东宫官僚的长官, 负有保护太子的重任。从西汉文帝到昭帝期间, 先后有10人分别担任太子太傅、少傅之职, 但是这个阶段最高统治者在确定太子师傅一职的人选时, 过分强调对皇帝的忠诚, 很少考虑其他才能。宣帝以后, 太子教育逐渐步入成熟化阶段, 仅凭“忠厚”一项已不能胜任太子师傅。太子师傅职务的选拔标准由“忠厚恭谨”型转变为“明经笃行”型, 强调德才兼备。

三、统一理念下教育管理思想的应用

西汉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而“太学者, 贤士之所关也, 教化之本源也”。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太学应运而生。汉代太学所用的教材有皇帝统一制定, 这种由政府正式审定全国统一教科书的做法, 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汉灵帝时兴办的洛阳鸿都门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专门大学。此外, 各种类型的学校纷纷出现。如宫廷学校和培养贵族子弟的贵胄学校等。汉代学校不仅规模大、人数多, 而且有完整的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方法, 为后来隋唐学校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私学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 私学繁盛, 明经大儒, 往往招徒数十百人, 甚至达万人以上, 可与太学相媲美。在论述两汉时期的私学学制时, 多数学者认为其有三阶段,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小学、中学、大学。小学有专门的“书馆”, 也有家塾, 其主要任务是识字、习字, 教材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中学阶段学习《论语》和《孝经》;大学阶段学习五经, 由经学大师任教。小学、中学阶段的学习, 为大学阶段的习经、研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教育管理思想在我国古代一直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并在数千年里不断的被继承和修正, 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成熟教育管理思想体系。既然称之为体系, 那么必然有其稳定的根基。我们在解读这个体系时, 可以发现, 其根基的主体是在秦汉两代奠定的。教育管理思想的统一、统一理念下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 以及在此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成熟教育体制的形成, 都是这个体系的重要根基, 它们标志着我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摘要：吾国管理思想的历史自晚周为始, 周代学术之大兴亦涌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管理思想。但其时诸家各持己见, 加之诸侯四分五裂, 未形成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体系。秦汉时期国家一统, 思想文化拥有了稳定的视野, 这使得百家之说互相折衷调和, 而浸有学术混同之趋势。至东汉前期, 我国教育管理思想体系得以初步形成, 本文从其背景、建立过程以及特色等方面阐述了这个体系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