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贡献范文

2024-06-12

经济增长贡献范文（精选12篇）

经济增长贡献第1篇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中, 投资和消费是主要拉动力, 其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9%, 拉动GDP增长达4个百分点。

此外, 反映国内商品零售市场总规模、结构及变动情况, 观察居民和社会集团实物消费的一个重要经济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今年一至三季度, 同比增幅达15.1%,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速达17%, 比上年同期加快2.8个百分点。在金融危机形势下这一指标也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成为经济企稳回升的一个重要力量。

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高, 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正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 从外贸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转换。稳步攀升的新一轮消费增长, 逐渐成为引领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显示出内需拉动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出口急剧萎缩、仍处于谷底的形势下, 国内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外需严重不足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消费需求为何能保持增长?

应该说, 保持今年消费需求继续快速增长是由两方面因素形成的:一是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效应;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已上升到一个新台阶、新水平, 产生了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才使我国消费需求具备了一种爆发力和持续力。

一、众多政策效应的拉动

扩内需、促消费的力度加大, 有效减缓了需求的下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扩内需, 促增长”为目标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 有效地减缓了消费需求的下滑。对进一步拓展国内需求空间, 提振消费者信心, 减缓国内消费需求的剧烈波动, 维持需求稳定增长, 产生了重大有益的作用。

国家多项增收减负、促进消费的政策累积效应充分显现。近几年, 国家一方面加大了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加薪、减税、增加补贴补助、提高社保标准、减轻低收入居民生活负担等措施, 进一步增强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73元, 同比增长9.3%,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0.5%。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 工资性收入增长10.5%, 经营净收入增长5.0%, 财产性收入增长12.3%。

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民生工程和惠民工程, 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相应拉动了消费。今年中央在经济比较困难的形势下, 加大了转移性支付, 中央财政转移性支付相对居民来说是转移性收入, 这是今年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无论城镇居民收入还是农村居民收入, 转移性收入增长都比较快。转移性收入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各项补贴, 比如已经实施几年的对农村的农资补贴、购买大型机具的补贴, 都属于转移性收入的范围;二是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三是救济款。如今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5.7%, 分别高于同期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5.2、10.7和3.4个百分点。

二、自身经济发展的刚性因素

中国居民消费已进入一个较高层次, 已具备较强的购买力。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居民经过不断的勤劳致富、勤俭节约, 财富不断积累, 目前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目前随着消费观念的逐渐改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已逐步进入了释放期。据央行统计, 2008年末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21万多亿元, 人均储蓄额达1.5万元以上, 人们的余钱有了空前的增加, 腰包也确实鼓了起来。

中国居民消费已进入活跃和稳定增长期。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 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 消费水平将得到明显提升, 将步入消费的加速转型期, 消费市场的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由原来简单的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并行, 消费升级将通过衣食—耐用消费品—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和旅游等产业链不断演化, 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

高储蓄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在46%左右, 较高的储蓄率不仅增强了居民的抗风险力, 而且使得在当前外需萎缩的情况下, 国家扩消费、保增长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从我国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角度看, 充裕的居民储蓄无疑是巨大的潜在购买力。由于居民的高储蓄, 使消费不仅和本期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还与往年的收入和储蓄紧密相关, 意味着消费者购房买车及购买其他高值的耐用消费品, 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增减, 还要取决于多年来积蓄的多少。

量入为出, 勤俭节约是城乡居民素来的习惯。尽管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股市深幅下挫和房价下跌导致财富效应减弱, 但由于东方文化、消费习惯与西方的巨大差异, 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对实物消费的影响有限, 还不足以抵消拉动消费增长的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缩水, 居民收入预期的降低, 部分居民购买力的减弱与消费信心的低迷, 最终会影响到国内消费品市场, 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国外一些白领一旦失去工作, 由于缺少储蓄保障, 生活立刻陷入困境。事实证明, 西方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而相比之下, 我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安定, 危机的破坏程度比某些西方国家要低得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的高储蓄密切相关, 成为目前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美国, 经济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美国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有关美国生活方面的统计数字, 近十几年来, 美国人均消费支出基本上接近人均可支配收入, 消费倾向在0.90以上;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五年中还有不断下行的趋势。在80年代, 这一指标一直在8.0%以上, 到90年代基本上在5.0%左右。进入新世纪, 这一指标已下滑为负数。这种状况是与美国的消费文化和美国的金融不断创新、信贷衍生产品过多直接相关的。过度的消费方式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和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 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 一方面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 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出现大幅度萎缩, 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高储蓄积累的资金, 大大增强了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不会对消费需求形成大的冲击。

最终消费的巨大发展空间

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好增长, 最终消费仍将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消费对经济的强劲拉动力仍将延续。主要依据有三:

一、消费的强大惯性与新增需求将同步发力

我国居民消费的众多商品虽然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也达到饱和, 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新增人口多, 各种新、旧需求都可能增加。例如, 城市中的耐用消费品近几年的增长点, 主要在于正常更新、购房带动、新婚添置、升级换代等因素。

正常更新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基础需求。所有电器都有正常的安全使用寿命, 超期使用会降低效率, 增加安全隐患。对上海市居民家庭主要电器调查的数据显示, 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主要电器已经有相当比例超过或接近正常使用年限。因此, 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 都具有较大的更新需求, 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购房及装修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延伸需求。近年来, 我国大中城市居民家庭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都大为改善。随着房间数量的增多和客厅空间的增大, 带动了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增加。

结婚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刚性需求不会减弱。

创新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换代需求。新一代产品对老一代产品的替代, 将大大缩短这类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 新产品将沿一条“替代曲线”扩大其份额, 由此产生了新的市场需求。

因此, 从城市居民家庭耐用品消费意向及增长点来看, 城市居民家庭中耐用消费品虽已逐渐饱和, 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逐渐趋弱, 但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影响, 居民对大部分家用电器的购买意向仍保持稳定, 今年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仍不可小觑。

二、农村市场的潜力在逐渐释放

从农村市场看, 有五成多人口约7亿生活在农村。如果7亿农村人口的大部分能达到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根据测算, 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如果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 就会有100～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 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 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农民进城打工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 促进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 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

三、新增人口增加与城镇化进程加快, 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带来刚性需求

近几年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城镇新增人口平均每年多达1900多万人,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45%,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达80%以上。据有关专家测算, 我国每年因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结构的变化, 刚性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大约在1个百分点以上。

继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提升消费的贡献率。

从目前来看, 当务之急是将经济增长的重点由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推动, 努力使最终消费成为经济的第一驱动力。只有坚定不移地落实好中央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各项方针政策, 采取稳定、长期、有效的办法, 促进消费, 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第一, 要把创业的优惠政策由新办企业扩大到所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 并对社区服务业给予倾斜政策, 鼓励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第二, 降低相关税收的税负, 建立保护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第三, 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的方式, 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更多地关注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民生问题, 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第四, 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将适合于农村消费的产品送到农村, 充分释放农民的潜在能力。

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继续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管理, 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 可考虑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如更新供排水管道、门窗等改造,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可考虑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 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

优化消费环境。营造一个让人放心的消费环境, 是提升公众消费意愿的当务之急。没有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 会给消费信心带来严重打击。以质量立国, 品质立国, 加强市场监管,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稳定居民的财产增长预期。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出台实质性利好, 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重树消费信心与投资信心。一是改革优化税收制度, 适当减税, 切实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二是可以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对税收制度作灵活、富有弹性的调整;适时调整消费税的覆盖范围和税率, 继续采取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减税措施。

总之, 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必须使消费者形成持久性的良好预期, 增强对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要针对当前消费需求发生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 从增加收入、增强信心等方面入手, 继续改善消费环境, 消除消费障碍, 改善心理预期, 促进消费品市场的持续活跃。

经济增长贡献第2篇

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甘肃省及其所属14个地区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偏离--份额方法计算得出,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负向作用的结果,要加速甘肃经济的`增长就应该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作者：于素慧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00刊名：社科纵横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EXPLORATION年，卷(期)：200217(4)分类号：F12742关键词：产业结构偏离--份额法实证分析地区经济

经济增长贡献第3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贡献

一、引言

印度是一个有活力的发展中的大国，印度经济的飞速发展开始让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研究。两国不仅仅是传统的邻国和潜在的对手，两国还都是人口大国，也是“金砖五国”中最耀眼的两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水平一直不相上下，90年代初两国的经济总量也相差无幾，而到21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超出了印度。就业人员方面，两国的就业人员以相近的增长速度增加；产业结构方面，2006年印度的人均GDP为2494美元，中国为4669美元，但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4%，中国仅为39.9%[1]。由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很多，鉴于中国和印度印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本文把重点聚焦在劳动生产率和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上。

二、基于指数模型对中印两国数据测算综述

经济增长，是从业人员增加和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由于每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我们先分析从业人员增加和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数据见表2-1）.

198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1980年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从68.7%降到33.6%，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从18.2%提高到30.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从13.1%提高到36.1%，而印度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72%下降到47.2%，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1%上升到24.1%，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1%到28.1%。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所占比重比印度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的比重比印度的高。由于生产方式，装备水平等方面的重大差别，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重大差别，中印两国就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变动。（见表3-2）

三、分析比较

从表2-4中可以看出，在198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第一贡献者，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三次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由于科技进步、全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的作用，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1995-2012年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80-1995年的1.4倍。可以认为科技进步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而印度，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第一贡献着，但只有二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三次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995-2012年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4.2%，印度的只有63%。

从业人数增加是1980-2012年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第二贡献着。由于我国还处于人口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也有1980年的4.2亿增加到7.6亿人，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但是，从表3-4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下降，由1980-1995年的27.8%下降到1995-2012年的6.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地二位下降到第三位.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有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印度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下降趋势，但始终处于第二位，说明印度的经济增长还在转型之中。

结构变动方面，中国1980-2012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从其变动情况来看，有下降的趋势，1980-1995年的13.1%下降到1995-2012年的11.1%。从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看，结构变动由第三位提升到第二位，高于人口增长的贡献。印度1980-2012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4%，其变动情况来说，是上升趋势，1980-1995年的11.5%上升到1995-2012年的17.2%。

四、结论

对于中国近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原因，有的学者部分归因于中国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小，因此中国应该努力提升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印度，中国要致力于升级产业，转变产业结构，这样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印度，随着人口接近中国，就业人口却远低于中国，印度应该促就业，发挥就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周建华.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4）

[2]Vittorio Vallia、Donatella Saccone.于晓言译.中国和印度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2010（1）：101-129.

索罗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第4篇

1 对理论模型的贡献

索罗在1956年那篇文章中, 假设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只生产和消费一种相同的商品、没有技术进步、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是一常数且人口增长率为常数n、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并且假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索罗模型的建立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方程展开的:一个是生产函数, 一个是资本积累函数。总量生产函数方程为:Y=F (K, L) ;资本积累方程为:, 因此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使用量分别可以表示为:y=F (K, L) /L和K=K/L, 将K=K/L两端取对数形式并且求关于时间t的全导数可以得到:

当是索罗模型中实现均衡增长的人均资本量和人均产出量。后来, 索罗将总量生产函数具体化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这样就可以解出稳定状态的, 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为:

将 (3) 式改写成人均产出的形式, 可以得到:y=ka

将y=ka代入 (2) 式中, 再令 (2) 式中, 可以得到:

再将其代入y=ka, 得到:

以上两式便是索罗模型中实现均衡增长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量, 后来, 索罗将技术进步引进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 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变为:

通过这样引入的技术变量A被称为“劳动增强的技术变量”, 并且我们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是与经济体无关的。我们不去探讨技术进步是怎样产生的, 而是假定技术进步以一个固定比率增长的, 即:

我们将 (4) 式生产函数用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形式表述出来, 即:

用改写生产函数, 可以得到:

则资本积累方程可以改写成:

当是加入技术进步后索罗模型中实现均衡增长的人均资本量和人均产出量。

其中, y和A都是时间t的函数, 沿着均衡路径增长的劳动力人均产出是由技术、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三个因素决定的。

以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对几个典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事实进行解释之后得出一致结论:资本收益递减规律 (源于新古典生产函数) 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 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 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但是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是外生的参数, 索罗模型并没有给出解释技术进步率变动的任何机制。内生增长模型就是通过在经济本身中寻找某种内在机制, 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 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方法仍是在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 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生产进行补偿, 这方面的代表文献是罗默1986年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 转而分析垄断竞争条件下经济增长问题, 将知识生产视为企业进行有意识的R&D, 这方面的代表文献是罗默1987年论文《基于专业化引起的收益递增的增长》和1990年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这两种方法被称为外部性模型和R&D模型。

2 对计量模型的贡献

索罗对计量模型的贡献体现在他1957年那篇文章中, 在那篇文章中他对增长的核算是这样进行的:他先假定一个生产函数, 形如:, 其中, Y代表总产出, A (t) 代表中性技术进步, f (K, L) 则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对此式两端求关于时间t的导数, 可以得到:

对上式两端同除以, 并且经过整理后可以得到: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要素的价格是以其边际产量支付的, 因此工资价格:

将其代入 (6) 式可以得到:

令代表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α代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 则:β=w L/Yα=r K/Y将其代入 (7) 式可以得到:

上式中代表GDP增长率, 代表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 代表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 而则通常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TFP) 或干脆称为“索罗剩余”。索罗剩余有时被解释为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的测量, 然而正如推导过程中可以看出的那样, 它反映了所有的其他增长源泉-除了资本积累通过其私人收益所做贡献之外的所有其他增长源泉。事实上是指由制度因素、技术进步、自然资源条件、人力资本质量等等导致的因后两个因素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索罗以及后来继续研究该模型的爱德华o丹尼森 (Edward Denision) 和戴尔o乔根森 (Dale Jorgenson) 等经济学家都是用这一方程来分析产出增长源泉的。

3 结论

本文通过评述索罗在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方面的贡献, 从而对索罗在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进行梳理, 总体上来看, 尽管索罗模型在解释经济长期增长方面不尽如人意, 但是索罗模型仍然有其重要的理论地位, 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搭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 几乎所有新古典增长模型都是以索罗1956年的文章为主线的, 但是内生增长模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众望所归的框架。索罗本人也意识到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之处, 对他的经济理论加以拓宽和深化。并且通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 索罗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并对今后需要填补的研究空白提出了建议。

摘要：索罗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理论模型的贡献和对计量模型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索罗在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方面的贡献进行梳理, 从而对索罗在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进行评述。从总体上上看, 尽管索罗模型存在着一些缺陷, 但是索罗模型仍然有其重要的理论地位, 它搭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索罗模型,经济增长,新古典,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著.计量经济学 (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美]罗伯特·M·索罗著.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析 (第二版)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美]查尔斯·I·琼斯 (Charles I.Jones) 著.舒元等译校.经济增长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美]戴维·罗默 (David·Romer) 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经济增长贡献第5篇

资本市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作用

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后,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据此对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定位.

作者：孙小素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高教研究室,山西,太原,030006刊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年，卷(期)：22(4)分类号：F830.9关键词：资本市场贡献率

经济增长贡献第6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近年来，由于货物贸易受挫，为顺应国际发展潮流，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近年来，我国服务业进出口发展迅猛，1985年—200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51.9亿美元增加到1581.9亿美元，年均递增18.63%。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由696亿美元增长至14219.1亿美元，年均递增16.28%；GDP由3052.41亿美元增至19134.44亿美元，年均增至9.61%。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增长一直领先于进出口总额和GDP的增长，而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虽然，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各项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名低于货物贸易的位次，但由于一直以来服务贸易发展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势头，我国已进入世界主要服务贸易国行列。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9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位居世界第9位，进口额位居世界第7位。由此可知，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密切相关。

许多学者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进行研究时都认为，服务贸易出口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扩大贸易顺差，增加外汇收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但对于服务贸易进口则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服务贸易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服务业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利于我国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服务贸易的出口是我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但服务贸易的进口却会对我国居民产生负效应，减少国民福利，毕竟我国服务业起步晚、底子簿，一旦开放服务贸易，大量技术先进、资本雄厚、经验丰富的国外企业涌入我国市场，必将重创我国服务业，从而危害到国家民族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安全，于是，主张限制服务进口。这其中大多数文献都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来说明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但未能从定量角度度量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试图通过计量实证分析，来具体揭示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1985年—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利用Eviews软件，从我国服务贸易的各项总量指标，即对外服务贸易总额、服务贸易出口额、服务贸易进口额及服务贸易净出口额这几个方面，对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服务贸易总额与GDP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1的有关数据统计，利用Eviews软件最小二乘法对1985年—2005年对外服务贸易总额与GDP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XM代表服务贸易总额，分析结果如下：

GDP =3084.189572 + 10.61616498*XM

(14.71280)(32.30911)

R［2］= 0.982124F=1043.879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GDP的增长，对外服务贸易总额的解释程度能够达到98%以上，这表明对外服务贸易总额与GDP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括号内为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且都大于或明显大于2，这也说明了对外服务贸易总额与GDP的显著相关关系。另外，该相关关系是正相关，说明我国外服务贸易总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978年—2005年我国外服务贸易总额每增加1元人民币，

可导致GDP平均增加10.62元人民币，服务贸易的边际产出是相当高的。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GDP总量的增加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下面分别分析服务贸易出口额、服务贸易进口额与GDP总额的相关性，通过对比揭示而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小。

2.服务出口额与GDP的相关分析

由于出口本身是GDP的组成部分，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显然的资相关性。为消除资相关性的影响，本文将检验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相关性。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X表示服务贸易出口额，DP表示非出口部门的产出（GDP减去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DP和X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可得如下结果：

DP =3135.736277 + 13.566537*X

（9.803828）（12.53669）

R［2］= 0.892149F= 157.1685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与非出口部门的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回归系数为13.57，大于10.62，这说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加不仅带动了出口部门的扩大，同时对非出口部门的产出起到了争相的促进作用，且服务贸易出口对GDP增长的促进程度程度大于对外服务贸易总额。

3.服务进口额与GDP的相关分析

令M代表服务贸易进口额，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利用Eviews软件最小二乘法对1985年—2005年服务贸易进口额与GDP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GDP =3201.515002 + 19.54891821*M

（17.19307）（35.93494）

R［2］= 0.985500F= 1291.320

由结果可知，服务贸易进口额与GDP有着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为19.55，大于对外服务贸易总额的回归系数（10.62），也大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回归系数（13.57）。这说明1978年—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每增加1元人民币，可导致GDP平均增加19.55元人民币。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回归系数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回归系数相差5.98，这说明，每增加1元的服务贸易进口可比增加1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多产生5.98元的GDP。由此可知，与服务出口相比，目前阶段服务进口对GDP增长更具促進作用。

4.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与GDP的相关分析

为说明服务贸易对经济促进作用的最终因素，还需分析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与GDP的相关关系。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公式：Y=F(K, L, X-M)，净出口额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令(X-M)表示净出口，利用Eviews软件最小二乘法对1985年—2005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与GDP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GDP =5135.785988 - 102.3480521*(X-M)

（10.60352）（-10.69418）

R［2］= 0.857534 F= 114.3654

该回归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与GDP呈负相关关系，且回归系数为-102.35，服务贸易净出口会对GDP产生消极阻碍的作用。这个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恰恰相反。但认真分析一下我国1985年—2005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就会发现，在1992年—2005年14年中有9年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为负值。为更好的说明问题，我们再将以上数据分成1985年—1991年和1992年—2005年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985年—1991年

GDP =3545.131444 + 7.901121535*(X-M)

（5.829109）（0.216419）

R［2］= 0.009281 F= 0.046837

1992年—2005年

GDP =4824.149926 - 107.51632*(X-M)

（4.482113）（-6.078817）

R［2］= 0.754862 F= 36.95202

从这一结果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净出口额的变动对GDP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这可能与我国的贸易政策的变化相关，也反映了我国服务也缺乏国际竞争力，受国际市场变动的影响很大。由于数据变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回归结果的拟和优度较差。其中，回归系数的标准差较大，说明了我国服务业净出口额与GDP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可知，由于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忽略了大部分的贸易额，不能较好的反映服务贸易对GDP增长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分析服务贸易对GDP的影响因素时不宜采用此指标。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尽管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有着很大的拉动作用，但是我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不强，传统的旅游、劳务输出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是服务出口的主要行业，服务出口的技术附加值低。因此，我国现阶段在保持传统服务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先进服务产品的进口，以此促进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改善、生产率的提高，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促进本土服务业的进步和升级，从而促进服务业贸易进出口的良性发展，最终带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培植国内相关支持产业

一方面，要提升国内服务业整体水平。这不仅可以带动服务贸易出口，还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在金融业、IT业、现代物流业等高附加值服务领域中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避免走低附加值货物贸易出口的老路旧路。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我国服务业的后发优势，少走弯路，争取稳步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重视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从来就不是此消彼长，更不是敌对的关系。货物贸易的开展必定要以一定的服务为手段，如国际间货物运输、保险、国际结算等，都涉及到相关的服务。如果只重视服务贸易或者只重视货物贸易的发展而忽略甚至打压另一方面的发展，都将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因此，应当以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拉动相关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且可行的。我国货物贸易交易量大，发展迅猛。2005年我国货物出口额达到14219.1亿美元，货物进口额达到6599.5亿美元，如此高的成交额可以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因此，应充分利用我国货物贸易交易量大的优势，发展相关的服务贸易。

2.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

从现阶段服务贸易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来看，服务贸易进口额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因此，在保持传统服务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的进口，从而在知识外溢中获取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升级，提高本国服务业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双管齐下，共同为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同时，先进的服务产品的进口引进要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国情，还应注引进技术的转移的承接，和承接技术的再创新，以技术带动升级，注重研发设计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努力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先进的管理经验及技术，要本着吸收改进的做法，不能生搬硬套，要将先进的管理技术转化为适合本国本地区发展的地方管理经营方式，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的进行改进和完善工作，使其能够最大效率的服务于我国服务业整体水平的上升和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

3.积极发展政府的培育和监管作用

良好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来说是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一个公平、有效、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首先，要加大政府对优质服务贸易产品企业，特别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扶持力度，为其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其次，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或处于幼稚期的服务部门或产业应给予合理、适当的产业政策，以避免服务业开放对国内服务业体系造成的国度冲击，并促使国内服务业快速培养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要注意的是：受保护的产业选择一定要合理，应该是具有潜在竞争力的，而不是落后低效的夕阳产业或企业。最后，对于已进入中国的国外服务业竞争者，政府要严格监督和管理，以避免國外竞争者以不正当手段挤垮国内竞争者，达到占领服务业市场的目的。

4.促进传统服务贸易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优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

虽然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日益增大，但广度偏小。国际竞争力强的服务行业仍然是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如同传统劳动密集型货物出口行业一样，存在着恶性竞争和低附加值等一系列不良发展趋势。所以应该用高新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来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技术行量和服务水平，从而为传统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而我国在某些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如银行、保险等，竞争力相比国外同行仍有很大差距。

重新定位我国服务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就要积极的发展和发掘具有新优势的服务贸易产品，加大服务业的研发的投入，积极培养现代化通讯网络、高等人才等高等要素，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并在学习和摸索中快速减小国内高附加值服务业与国外的差距，顺应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争取以后发优势弥补经验不足，扩大具有竞争优势的贸易产品的范围。

新疆兵团工业经济增长要素贡献分析第7篇

一、兵团工业经济增长模型

1. 理论模型的设立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不同比例组合的函数。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简记为C—D生产函数, 它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生产函数, 其函数形式为:Y=ALαKβeε, 式中, Y为总产出, L为劳动投入, K为资本投入, α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β为资本的产出弹性, A为效率系数, 是广义技术进步水平的反映。限于统计数据收集的困难, 我们采用“可比价的工业总产值”来测度经济增长的总产出Y, 用“可比价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测度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K。对劳动投入, 有些学者认为劳动投入要采用当年实际的从业人数, 另一种看法认为, 需考虑不同劳动者素质的差别, 在数据上采用当年工业的劳动报酬总支出。本文认为, 后者较为合理, 用“工业从业人员工资投入”来测度经济增长的劳动投入L, 因为虽然兵团现行工业的劳动报酬支出不能严格地反映工业从业者的素质差别, 但按劳分配制度和企业中现行的工资分级的相关规定还是能大致反映这种区别的, 理论上与劳动投入的本质意义更吻合。

2. 数据的收集和模型的估计

假设兵团工业经济规模报酬不变, 即α+β=1,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 采用1990—2006年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按1990年可比价) , 运用OLS回归, 最终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由以上结果可得到:

由于该模型估计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 为了防止伪回归, 对回归后的残差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ADF检验统计量为2.2775, 在5%的置信水平下, 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上述回归后的方程不是伪方程。该模型反映变量间关系的参数估计量经济意义合理, 且统计检验、计量经济检验全部通过。从计量经济分析结果看出, 资本产出弹性为0.3998, 劳动产出弹性为0.6002。劳动的产出弹性大于资本的产出弹性, 表明1990—2006年兵团工业总体上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二、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计算

利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 计算技术进步率r=y-α×1-β×k, 其中r为技术进步速度;α, β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y, k, l分别为产出年均增长率、资本投入年均增长率、劳动投入的年均增长率, 计算得到:y=11.88%, k=16.76%, l=5.74%, r=1.73%, 进而算出1990—2006年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 EA=1-EK-EL=14.60%。

把增长划分为西部大开发前后两个阶段, 同理可计算出各要素的贡献率如下表所示。

2. 兵团工业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率分析

从1990—2006年, 兵团工业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1.88%, 其中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6.76%, 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40%;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为5.74%, 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为29.00%;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为1.73%, 对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4.60%。从1990—2006年兵团工业总体上看, 兵团工业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高投入。自西部大开发以来, 资本的贡献率高达70.98%, 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西部大开发以来兵团工业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

相对于资本贡献率, 劳动对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从增长的两个阶段来看, 1990—1999年, 工业经济增长率为10.82%,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7.79%, 1999—2006年工业经济增长率为14.04%,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下降到4.79%。劳动对兵团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人力资源与工业发展的物力、财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不相适应, 出现失衡;人力资源中能成为人力资本支撑工业经济发展的人才流失较多;职工素质普遍较低, 缺乏管理素质高、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会领导、善管理、能经营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

从增长的两阶段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2.84%增长为24.23%, 但将之与钱纳里的研究结论相比, 1990—2006年, 兵团工业经济增长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50—1974年的平均值6.30%, 但是, 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1%, 可见, 兵团工业对技术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 仍注重外延式数量扩张的粗放经营模式。

三、促进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对策

1. 改善投资结构, 促进工业经济增长

兵团应摒弃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发展模式, 加大对基础性、支柱性工业产业的投资;企业应多方面融资, 为兵团的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通过兵团、各企业集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多渠道筹资形式, 积极吸引兵团的内部闲散资金;依托区域和资源优势,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积极利用股票上市、发行债券、资产重组、信贷等方式, 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另外还需积极争取国家的资本投入。

2. 提高劳动报酬, 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劳动报酬成为影响劳动者择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 只有给予较丰厚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到兵团就业, 才能有效的避免高素质的人才流失, 真正实现事业留人, 待遇留人。同时, 劳动待遇是劳动者生活的基本保障, 只有提高劳动待遇才能进一步激发兵团工业就业人员的积极性, 提高劳动效率。此外, 兵团工业企业应建立新的人才使用机制, 量化人才使用标准, 真正做到任人唯贤, 给就业者更多的发展机遇、发展空间。着重培养造就一批懂工业、善管理、组织能力强的领导干部队伍, 一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善于经营、热爱兵团的企业家队伍, 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敬岗爱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中高级技术工人队伍。

3. 加快技术进步步伐, 推动工业经济增长

只有新技术的不断应用, 才能保证兵团的工业企业更具有竞争力, 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 才能保证企业的利益, 才能使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迅速占领市场。兵团应对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鼓励其不断进行新技术的研发,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对技术创新的个人, 应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经济奖励, 树立创新的典范。鼓励技术创新, 激发企业和个人的技术创新意识。此外, 加强对企业的内部监管, 实现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 不断通过资源整合来促进经营效率的提高。

摘要：运用C—D生产函数研究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对新疆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表明, 1990—2006年资本投入对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40%,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9.00%, 技术进步贡献率仅为14.60%, 兵团工业经济呈粗放式的增长。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资本的贡献率高达70.98%, 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最后, 从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角度提出了促进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对策。

关键词：兵团,经济增长,C—D生产函数,要素贡献率

参考文献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07[M].中国统计年鉴, 2007.

[2]李子奈, 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姚洋.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J].经济研究, 1998, (12) .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第8篇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多少?大多数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 资本驱动式增长不可持续 (Krugman, 1994;Woo et al, 1994;Jeffery等, 2001;Chow and Li, 2002;孙琳琳、任若恩, 2005;Wolf, 2011等) 。不过, TFP能否准确测度技术进步值得商榷。在索罗 (Solow, 1957) 的增长核算理论中, TFP是一个“余值”, 度量产出增长中不能由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 索罗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然而, 正如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 指出的那样, 如果产出和要素投入数量可被精确测度, 产出增长的绝大部分都可用要素投入来解释, TFP几乎可忽略不计。在徐瑛 (2006) 、王小鲁 (2009) 、翁媛媛 (2011) 等学者的研究中, 随着TFP被进一步分解, “狭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缩小, 甚至为负。这意味着,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 TFP代表的技术进步将趋近为零。郑玉歆 (1999、2007) 曾对TFP方法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

尤为重要的是, TFP方法无法反映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 (Embodied) , 只能度量未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 (Disembodied) 、希克斯中性的 (Hicks-neutral) 技术进步 (Chen, 1997) 。然而, 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 大量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是不争的事实 (林毅夫, 2007) 。1978年对外开放时, 中国的技术水平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余年, 但在之后的27年内 (1978~2005年) 达到了人均GDP平均每9年翻一番, 改革开放至今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在有限技术水平下仅靠资本投入能推动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信服。事实是, 中国经济起飞时, 以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进入高潮, 经济增长完全可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先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共享, 通过引进技术设备的方式快速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 从而资本投入本身即包含了大量技术进步。

在生产领域, 工业机械材料与装备、工程建筑材料和设备、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和设施、互联网及信息通讯网络设备等资本投入中无不包含了当时先进的技术, 这些技术材料、装备和设施的使用, 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产出增长更快。工业革命时期, 美国人均收入倍增用了47年 (1839~1886) , 德国用了39年 (1970~1909) , 日本用了34年 (1885~1919) , 韩国用了11年 (1966~1977) (1) 。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赶超的时间日益缩短, 正是技术与资本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在生活领域, 包含当时先进技术的资本品也不断出现, 更新换代频繁的各类家用电器, 从固定电话到可视电话, 家政机器人替代人力劳动等, 新资本品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资本与技术进步间的融合愈发紧密, 大量的技术进步都将蕴含在资本投入内, 而非TFP所度量的外生技术进步。

我们进一步认为, 当新增资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先进技术时, 全部的技术进步都将蕴含在资本投入内, TFP方法不再适用。Pakko (2002) 用资本价格变化测度资本质量改进, 估算美国1954~2001年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结果表明, 随着时间推进,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在1954~1977年能够解释38%的产出增长, 而1978~2001年的产出增长几乎全都可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来解释。注意到, 20世纪70年代以后恰是科技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时期,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奇迹”, 只有增加资本投入才能获得先进技术, 较低的TFP恰好说明蕴含在资本内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 而外生技术进步较少。赵志耘等 (2007) 指出, “高投入式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太低”的论断与我国经济现实明显不符, 关键在于人们把“资本投入 (积累) ”与“技术进步”完全割裂开来, 忽视了资本投入中本来就蕴含着的技术进步。

不过,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并测度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赵志耘等 (2007) 通过将设备投资价格指数与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比较发现, 1990~2005年中国设备投资中年均技术进步率至少在5.1%~6.0%以上, 中国过去高投入的设备资本投资中包含着大量技术进步。黄先海、刘毅群 (2008) 将TFP增长分为设备资本ETC (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和非ETC, 通过构建ETC两部门模型, 用发明专利计数量化体现型技术进步, 对26个国家或地区1980~2004年的分析结果表明, 设备资本的ETC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5.82%, 其中新兴经济体的ETC高于发达国家4.78% (2) 。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虽然认识到并测度了设备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 却未指出这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如何, 也没有考虑全部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 而不仅是设备资本投资。

为此, 本文试图从基准Solow模型出发, 在理论上重构技术进步度量方程, 并通过实证分析测度技术进步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而非资本推动这一事实。

1 文献回顾

1.1 TFP方法测度的技术进步率

TFP方法一直是测度中国技术进步率的主流方法, 这方面的文献颇丰。虽然不同研究结果间存在较大差异, 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 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无技术进步甚至负增长;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 TFP有了显著增长;随后TFP增长率不断下降。资本投入是中国30余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技术进步率近些年来不断下降。

较早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如, 王小鲁 (2000) 的研究结果表明, 1953~1978年TFP贡献率为-0.17%, 1979~1999年为1.46%。Chow和Li (2002) 估算结果显示, 1952~1978年间, 中国无技术进步, TFP在1978~1998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03%, 对经济增长贡献了32%。张军、施少华 (2003) 估算1953~1998年TPF年均增长率为1.1%, 其中, 1953~1978年为-0.24%, 1979~1998年为2.8%, 对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3.9%和28.9%。Wang和Yao (2003) 的研究结果表明, 1953~1999年间, TFP贡献率仅为0.2%, 其中, 1953~1977年为-26.4, 1978~1999年为25.4%。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 徐瑛等 (2006) 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成1987~1992年、1993~1999年、2000~2003年3个时期, 所测算的TFP贡献率分别为29.86%、23.79%和24.56%。Selin Ozyurt (2009) 的研究结果显示, 1979~1992年和1993~2005年, TFP贡献率分别为-31.10%和27.99%。曹吉云 (2009) 划分1979~1988年, 1988~1991年, 1991~1995年和1995~2005年4个时期, TFP贡献率分别为36.29%、-25.53%、46.63%和21.57%, 1979~2005年TFP贡献率为28.95%。翁媛媛、高汝熹 (2011) 的研究结果则表明, 1978~1994年TFP增长率为1.903%, 贡献率4.606%;1995~2008年, TFP增长率为-0.273%, 贡献率-3.194%。

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较高的TFP。如王小鲁、樊纲 (2009) 的研究结果显示, TFP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 贡献率为37.3%。不过, 他们的研究将TFP分成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市场化改革、外资效应、外贸效应等诸多因素, 也未关注资本投入中包含技术进步的这一事实。而Zhu (2012) 最近一篇文章中的测算结果则表明, 1978~2007年, TFP对经济增长贡献了78%。Zhu还强调, 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快速增长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而非资本高投入, 资本投入从1978年以来跟上了经济增长速度, 而非导致了经济增长。他提到, “正如索罗 (1956) 所言, 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3) 。不过, Zhu的研究得出较高TFP贡献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 他没有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率分解的做法, 而是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资本/产出比、劳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实际上暗含了通过资本/产出比 (反映生产效率) 这一指标分离出资本中包含的技术进步的思想。

我们认为, TFP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技术进步, 但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技术进步率和生产要素增长率变动的大致趋势, 进一步认识技术进步的本质。同时, 较低的TFP贡献率和较高的资本投入贡献率也恰好反映了以往研究对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的忽视。

1.2 对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的测度

最早认识到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是Solow, 他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技术进步必然蕴含在新的、改进的资本设备中 (4) 。遗憾的是, Solow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只有Jorgenson (1966) 回应到, 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 (5) 增长率与没有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几乎很难区分开来, 对经济学家来说, 区分两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并不那么重要。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有关资本中蕴含技术进步的观点一直停滞不前, 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引起重视。Aghion and Howitt (1992) 指出, 新的技术几乎总要附着于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要使用新技术, 就必须投入这些资本。

从研究方法来看, Hulten (1992) 使用新资本品相对价格构造有效单位资本存量, 并参照这一可测度资本存量构建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指数。Hulten在之后的研究中, 将这一指数纳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方程, 估计了美国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Greenwood et al. (1997) 对Hulten (1992) 提出的模型加以改进, 建立了投资、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关系的增长方程, 揭示了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Oulton (2006) 提出了一种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更标准的方法, 完善了Greenwood et al. (1997) 的模型。Hulten (1992) 、Greenwood et al. (1997) 、Oulton (2006) 等人提出的模型和方法是对Solow (1960) 观点的延伸与发展, 资本中蕴含技术进步的观点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测度了美国若干年份中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6) 。如Gordon (1990) 设计出不变质量价格指数估计美国1947~1983年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 测度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Greenwood (2001) 、Cummins and Violante (2002) 将Gordon (1990) 的不变质量价格指数区间扩充到1990年、1997年和2002年, 实证结果表明蕴含着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的贡献被低估。Jorgensen and Stiroh (2000) 、Oliner and Sichel (2000) 和Cummins and Violate (2002) 的估算结果显示, 美国1993年后的新增投资主要集中于蕴含大量前沿技术的软件设备业, 相对于4%的经济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有0.4%~0.8%, 无法反应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Pakko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在1954~1977年能够解释38%的产出增长, 而1978~2001年的产出增长几乎全都可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来解释。Gordon在2000年和2002年对美国1947~1983年经济增长的两次估计结果表明,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 可以解释60%的劳动力生产率和20%~30%的资本生产率的增长。Licandro等 (2001) 用至少包括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检验美国经济数据, 结果显示, 美国69%的人均GDP增长来自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这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然而, 如何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尚未形成标准的方法。

在国内, 除了赵志耘等 (2007) 和黄先海、刘毅群 (2008) 等测度了设备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率外, 鲜有文献进行过此方面的研究。易纲、樊纲 (2003) 、林毅夫 (2007) 、赵玉歆 (2007) 、徐建国 (2013) 等学者虽然认识到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的观点, 但并未提出如何测度这部分技术进步。本文接下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测度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

对技术进步定量分析最重要的贡献来自Solow (1957) 。在索罗模型中, 总量生产函数写为Y (t) =F (K (t) , A (t) L (t) ) (7) , 其中, Y (t) 、K (t) 、L (t) 代表t时期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 A (t) 是劳动效率, A (t) L (t) 则表示有效劳动, 即技术进步, 也被称为劳动增加型或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对生产函数进行增长因素分解, 得到, R (t) 即全要素生产率, 它解释了产出增长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 用以测度广义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虽然索罗模型因人为构造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等缺憾而广为诟病 (8) , Arrow (1962) 、Romer (1986) 、Lucas (1988) 、Aghion和Howitt (1997) 、Barro (1999) 等学者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中, 都从不同角度对索罗模型进行过拓展, 但是, 索罗模型作为经济增长理论基准模型的地位至今不可动摇。

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遵循索罗增长核算的技术路线, 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 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以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很多研究在重构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 进行增长要素分解。如Hall and Jones (1999) 将一般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改写为Y/Pop= (L/Pop) (K/Y) α/ (1-α) h A1/ (1-α) 的形式, 人均GDP被分解为4个因素:劳动参与率 (L/Pop) 、资本/产出比率 (K/Y) 、劳均人力资本 (h) 和全要素生产率 (A) 。Zhu (2012) 使用该生产函数测度了1952~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如Hulten (1992) 、Greenwood et al. (1997) 、Oulton (2006) 等人在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时, 也莫不使用了Solow的总量生产函数。这说明, 尽管存在争议, 索罗模型对研究者来说仍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我们认为, 如果从生产过程本身来看, 产出的增加实际上仅来自于投入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中蕴含的技术进步。不过, 技术进步是无形的, 正如Solow (1960) 、Aghion and Howitt (1992) 等人指出的那样, 新技术必须通过依附于资本投入进入生产,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转化为产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一个特殊性还在于, 通过技术设备引进的方式, 使得技术进步从一开始就蕴含在了新资本品中。并且, 跟原有资本投入相比, 新增投资显然在技术水平上有了更大的改进。从直观上看, 技术进步率加快时, 对生产将产生两种效果, (1) 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率, 即加快Y/K增长速度, 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单位产出资本消耗的下降; (2) 降低单位资本对劳动的消耗———反应了要素替代效率, 即放慢L/K增长速度, 这反过来也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速度加快。二者同时发生时, 显然技术进步在起作用。因为单独Y/K的上升可能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大量增加提高了产出, 而单独的L/K的下降也可以来自于资本的过度投入。过度的劳动力或资本投入显然都是效率低下的。

同时, 由于我们更关注蕴含着更新技术的新增资本, 如果以I代表投资 (即新增资本) 、L代表劳动力、Y代表产出, 上述分析意味着技术进步会加快Y/I的增长速度, 而减缓L/I上升速度。技术进步率将表现为Y/I与L/I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 差距越大, 说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成分越多, 从而产出增长速度越快。Zhu (2012) 的研究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资本/产出比、劳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的增长, 暗含着通过资本/产出比来分离出资本中包含的技术进步的思想, 从而得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接下来, 我们从Solow模型出发, 寻求以上论述的理论支持。由于产出增加只来自于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 简单的总量生产函数类似于资本增进型 (Solow, 1960;Barro, 2000) , 即F (At, Kt, Lt) =At1F (At2Kt, Lt) 。要素分解后的生产率增长方程即为, gY=gA1+α (gK+gA2) +βgL, 其中, gA1是外生技术冲击, gA2代表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实际上, 由于中国经济未曾遭遇过较大的外生技术冲击, 并且, 我们还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要通过资本投入进入生产, 因此, 生产率增长方程更接近于gY=α (gK+gA2) 的形式。如大多数研究所做的那样, 我们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型生产函数, 即Yt= (AtKt) αLt1-α。两边同除以资本Kt, 得到如下方程,

对方程 (1) 两边取对数, 移项得到,

方程 (2) 意味着

其中, , AK=Aα, 代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方程 (3) 的经济意义是, 当产出增加来自于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贡献时, 单位资本实现的产出增长速度加快, 而单位资本消耗的劳动增长速度放慢。方程 (3) 还表明, 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有利于延长资本深化时间, 延缓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速度。这是由于, 当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时, 单位资本投入消耗的劳动更少, 而单位资本投入带来的产出则更多。进一步的, 由于技术进步率主要取决于新增资本投入, 而不是过去积累的资本投入的总和, 由下式表达的技术进步率与产出/资本比和劳动/资本比的关系可能更为准确:

方程 (4) 即为我们需要的技术进步测度方程, 它说明了新增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重要关系。技术进步只有使生产过程同时实现产出增长和劳动节省, 才能有效促进产出增长。否则, 产出的增加可能仅来自于大量追加某一生产要素的贡献。根据索罗的生产要素分解方程, (9) , 可以清楚的看到, 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完全可以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促进产出增长。这也是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 或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重要依据。

然而, 这些研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 投资增加和人口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而不是导致产出增长的原因;增加资本投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技术进步, 而不是因为它可以提高产出。郑玉歆 (2007) 还曾提到,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资本积累才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作者认为, 这恰是由于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进步, 否则, 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的高速增长, “投资驱动说”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资本积累确实在较短时期内能促使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 但是, 只有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很多研究认为, 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城市化、规模效应等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 从生产本身来看, 只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才能创造财富。制度变革是影响经济增长较大外部冲击, 它优化了资源配置, 改变了产出增长的轨迹, 但不决定产出大小。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过程, 但不能决定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认同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的唯一动力。我们进一步的结论是, 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 即便在短期, 技术进步也是产出增长的唯一动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因此, 看似增加资本投入可在短期内提高产出, 本质却是由于追加资本中包含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 方程 (4) 核算的技术进步就是产出增长中包含的全部技术进步。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 其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投资增长速度有着很大关系, 而其效率又需通过劳动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进行评价。如果资本投入使得劳动/投资比率下降速度快于产出/投资增长速度, 技术进步速度显然表现为负值, 这还要看技术进步核算方程中系数α的大小。

3 对技术进步率及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由方程 (4) , 若α、gY/K (t) 和gL/K (t) 已知, 则可计算1953~2011年的技术进步率及贡献率。技术进步率可用单位资本产出效率和单位资本对劳动的消耗来衡量。也就是说, 由于新增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的作用, 当投资导致要素投入比例和要素生产效率同时发生变化时, 衡量的就是技术进步。而在实际计算中, 必须将新增资本和产出折算为同期可比价格下的数量。新增资本一般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为替代变量。然而,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2年以后才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 大多数研究不得不用计量方法构造指数或者用其他价格指数替代。如Jefferson (1992) 等使用建筑安装指数和机器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进行构造, 黄勇峰和任若恩 (2002) 等直接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建筑与设备价格指数序列, 白重恩等 (2007) 也使用类似Jefferson的方法构造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

为免去构造或指数替代导致的数据上的偏误, 我们对方程 (4) 做一些有用的变换。注意到, 方程 (4) 可写为,

等价于,

进一步, 还可得到,

同样, 还有,

由 (7) 和 (8) , 我们很容易计产出/投资比增长率和劳动/投资比增长率。除此之外, 如果把方程 (5) 写为,

容易观察到, 当投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增长速度而使投资的产出效率不断下降时, 技术进步有助于延缓投资边际生产力递减。或者说, 即便投资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 只要技术进步保持一定增长速度, 就足以支撑产出进一步增长。在要素投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技术进步速度越快, 资本深化速度越慢。

根据方程 (9) , 利用官方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上的数据进行计算, 可将1953~2011年产出/投资比增长速度和劳动/投资比增长速度绘制散点图如图1所示。显然, 二者具有线性关系。单位根检验表明两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可用于建立具有经济意义的计量方程。由方程 (5) , 可得到, , 即, , 其经济含义是, 投资的产出效率体现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生产要素投入比率;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并且, 由于在经济长期增长中劳动/投资比率下降时必然趋势, 技术进步将成为投资产出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

资料来源:2004年前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

若以Yt代表产出/投资比增长率gY/I (t) , Xt表示劳动/投资比增长率gL/I (t) , 假定技术进步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 并将改革前后区别考虑, 则可设定如下计量方程:

其中, Dt为时间虚拟变量, 当Dt=1代表1978年前 (含1978年) , 当Dt=0代表1978年后。 (a0+a1) 则是1953~1978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 a0是1979~2011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 0.8853的可决系数说明方程拟合优度良好。t值和p值表明各回归系数都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LM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参数a0和a1大致表明1953~1978年和1979~2011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为-0.1939%和4.4313%。如果C-D生产函数的任意变化都不改变参数性质, 这意味着劳动的产出弹性为b=1-α=0.5866, 而资本的产出弹性为α=0.4134。这说明了过去30余年经济增长中, 相对于资本投入而言, 产出增长对劳动力投入更为敏感。2011年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折点, 经济增长在未来20年将进入“负人口红利”期。因此, 到底是投资增长过快引致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还是人口红利消失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更大冲击, 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利用方程 (9) 可计算我国1953~2011年的技术进步率, 结果如图2所示。从技术进步变动趋势来看, 其结论和大多数研究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前, 技术进步率波动较大, 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增长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技术进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在1989~1991年的经济改革僵持阶段, 技术进步率出现改革后的低估, 甚至在1990年为负值, 说明技术进步增长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2003年以后, 技术进步加速增长并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达到顶峰, 说明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对中国技术进步有着很大的影响。

由回归得到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b=0.5866可计算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进一步的可计算出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劳动力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改革前后两个阶段, 1953~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除掉数据波动异常的1960年, 改革开放前 (1953~1978年) 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修正为-0.08%,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1%。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 (10) , 并且确实对中国重工业发展起到了明显效果, 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经济基础, 这里得到了与大多数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对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无贡献相反的结论是不足为奇的 (11) 。陈慧琴 (1981) (12) 还指出, 我国在引进技术与设备的同时, 在科研、设计、施工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全面进行了学习和技术培训, 引进技术得到较快掌握、消化、发展、创新, 使中国技术水平由解放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 提高到40年代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的1979~2011年, 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43%, 对经济增长贡献了44.35%。这说明, 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只不过, 以往研究过于关注资本的高投入, 而忽略了资本中蕴含的大量技术进步。只有当新投入资本中包含更高的技术水平时, 产出才能以更快速度增长。郑玉歆 (2007) 还指出, 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是导致投资率攀升的重要原因。因此, 以增长要素分解法核算测度技术进步时, 资本存量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生产性投资, 这也是资本的贡献被夸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用产出/投资比和劳动/投资比测度技术进步, 除了认识到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中这一重要事实外, 还避免了这种夸大事实的可能。

与发达国家不同, 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蕴含在资本投入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起点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的“赶超国家”不同。这些国家都是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经济起飞, 其中美国在1839年开始赶超英国, 德国在1870年开始赶超美国, 日本在1885年开始赶超德国, 处于以蒸汽和电气为代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国在1978年开始经济腾飞时,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开始30余年, 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科技时代,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因此, 中国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设备还是本土生产的机器, 其中无不蕴含着当时的先进技术。这意味着生产要素本身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显然没有着重关注这一事实。因为现阶段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中后期, 这些国家要依靠不断的技术研发取得技术进步,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不过, Szirmai (2001) 、Pakko (2002) 等人的研究依然证明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进步, 并能解释大部分的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技术水平, 而是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前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主要来自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并且, 由于改革前更多的资本投入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而不是生产社会产品。因此, 资本投入中的“纯资本”成分更多, 而技术进步成分更少, 技术进步率因此更缓慢。而在改革开放后, 中国开始引进国外大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使得这些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发达国家大量的先进技术, 因此, 蕴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更为明显。

中国智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第9篇

1.针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处于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各大经济体和各大经济机构都调低了经济增长指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现象,G20杭州峰会把创新作为峰会的首要主题。中国提出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创新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要缓慢,动力不足的关键,提出构建创新型全球经济设想,提出要转变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增强世界经济发展的活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正在调整优化;政府简政放权,市场活力日益增强。中国在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的情况下,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实行“产、学、研”一体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中国在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去年GDP增长速度仍为6.9%,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0%,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为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发挥了重大作用。

2.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矛盾性问题突出,世界经济格局、经济结构需要转型优化,今年的G20杭州峰会把经济结构性改革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确定了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形成了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框架。世界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促进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必须鼓励财政、金融为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支持;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世界经济增长效率;必须把发展作为重要议题,G20杭州峰会提出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世界经济走出艰难的复苏阶段,实现转型升级提出新的发展理念。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统计测算第10篇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国(地区)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人均产量的上升，其引起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主要归结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分为以劳动和资本投入量增加所引起的外延增长部分(粗放型增长)和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内涵增长部分(集约型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大多都在50%～80%，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浙江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7%，其发展势头令人振奋，那么，在浙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贡献率又是多少呢?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传统技术进步的测算方法

1957年，索洛(Solow)利用总量生产函数，提出了测算技术进步的“余值法”，其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下，导出一般形式生产函数的增长速度方程，由于此法将技术进步率作为“余值”来考虑，因此通常称为“余值法”。此后，在“余值法”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对技术进步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作用进行更细致的分解，以便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方向发展，而并没有对测算方法从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因此，其方法实际上基本是“余值法”的推广。

我国学者就次问题展开广泛的研究，史清琪等 (1985) 、史清琪和尚勇 (2000) 、李京文和郑友敬 (1989) 、狄昂照 (1997) 等对索洛模型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都作出了推动性的工作。后来的学者进一步讨论模型使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杜希双 (1998) 、黄燕 (2001) 等具体研究了索洛模型中变量选取、参数确定等有争议的问题，并试图给出适合我国的解决办法;易纲等 (2003) 讨论了测算新兴经济国家 (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时要注意的特殊问题;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 ]则利用索洛模型及其他一些方法对我国1979—2004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不同估算方法的结果。

国内研究者在技术进步贡献率计算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索洛模型中各个参数的估算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学者对索洛模型的合理性提出疑义。

首先，索洛在推导增长速度方程的时采用了一些苛刻的假设条件，提出这些假设的目的就是使“余值法”中用到的生产函数尽量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函数的定义(如成本极小化、产品极大化，完全竞争市场等)。这一假设在西方发达国家也难满足，更不符合我国经济转型的过度时期特征。

其次，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增长方程可以看出，其假定产出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要素的产出弹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这一隐含假设也是不合理的。传统索洛余值方的弊端说明需要寻求更科学合理的度量方法。

三、非参数Malmquist方法

1、基本原理

在本文的分析中，首先运用费尔(Fare)等人(1994)提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来估计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使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法，不但可以分析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而且可以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以找出它们各自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技术效率指某个经济体实际所处的生产曲线同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越接近技术前沿，说明效率越高。在实践中，技术效率最主要的表征为X效率和配置效率。技术前沿指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所能够实现的最大可能产出。显而易见，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向技术前沿的逼近，后者指技术前沿的外移。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优点：(1)不需要相关的价格信息和经济均衡假设，从而避免了较强的理论假设约束。这对实证分析特别重要，因为，一般情况下，相关投入和产出的数量数据比较容易得到，而要素价格等信息的获取通常比较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2)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通过分解，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提高综合生产率的源泉，避免对于效率的变化只归因于某一个指数，而忽视另一个指数的作用。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运用基于D E 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来估计浙江省技术进步率的变动状况。

2、数据处理

众多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的不同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分析所使用的基本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和《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4年)、《浙江省统计年鉴》(1 9 8 0-2005年)。

(1) 资本存量的估算

测算资本存量一般采用戈德史密斯于1951年所开创，现在被OECD国家广泛运用的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Kt代表t年的资本存量, It代表固定资产投资, 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折旧。由 (1) 式可见, 资本存量既与每年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有关, 又要考虑以往资本存量的折旧因素, 是一个逐年累积的过程。《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完整的数据是从1980年开始的, 因此本文将基期确定为1980年, 并将不变价格设定为1 9 8年价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张军和章元 (2003) 根据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基本相同的波动规律, 直接以前者代替后者指数进行测算, 本文可在其基础上推算出以1980年为基础的各样本年度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至于资本折旧水平, 理论界的认识比较一致, 无论根据统计年鉴上列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 还是根据浙江省实际情况进行的判断, 基本都以5%作为折旧水平进行估算 (王小鲁, 樊纲, 2000;郭庆旺, 贾俊雪, 2004) 。本文也采用这一数据。

(2) 劳动力估算

劳动投入量包括就业人数、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等方面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的变化。在我国，由于分配体制不合理和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使得劳动收入难以准确地反映劳动投入的变化。从较长的时间看，由于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进步、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质量是有所提高的;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一般又会减少，两者相抵，用劳动者人数代替劳动投入量的变动，误差估计不会很大。因此，在度量时采用年末从业人数来代替劳动投入量。

(3) 产出水平

目前，国内学者大都选择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净产值作为产出的指标，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出比较，缺少了中间产品转移价值，而正是由于中间产品价值的重复计算，反映了规模节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效能，所以，用工业增加值代替总产出，改变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功能，是不妥当的。用工业净产值指标代替总产出，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核算范围不一致，一是价值构成不一致，因而也存在改变TFP指标功能的缺陷，所以本文选择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的价值指标。

3、测算结果

为了研究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 F P)的动态变化，并寻求变化的源泉，本文计算了每一年T F P逐年变化的情况。结合相关数据，我们先来考察浙江省经济增长中T F P总体增长趋势。在浙江省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期间，虽然在绝大多数年份里T F P增长始终伴随着总量经济增长进程，但是，TFP增长的速度并没有在总量经济增长进程中出现逐步提升之势。由此可以推出的一个判断是，20世纪90年代的浙江省经济增长中，TFP增长呈现减缓之势，更确切地说，这种减缓之势在90年代后期呈现显著加剧之态势。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的一个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的总量增长主要是依靠提高要素积累的速度来推进的，而不是依靠要素效率或要素生产力的改进来推进的。

浙江省TFP增长基本上都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而不是由技术效率改进所推动的。在1980-2003年期间，技术进步的累积值达到了202.64%，而技术效率改进的累积值却是负的1.16%。由此亦可见在改革开放期间，在浙江省的T F P增长的构成中，技术效率改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T F P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本文的结果和张海洋(2005)、赵伟(2005)分别对工业部门和全国范围测算的结果一致，都发现技术进步增长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单就技术进步这一项而言，本文计算的数字表明，在改革开放期间其增长速度也正趋于下降之势，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显著地高于90年代。技术进步增速的这种减缓之势，从另一个角度也为上面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TFP增速的减缓提供了合理解释。

参考文献

[1]、黄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定模型、认识偏差及应用研究建议[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01, 5.

经济增长贡献第11篇

关键词：科技进步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引言

美国是一个科技、文化和经济都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路上有必要借鉴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采取的政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本文主要研究科技进步要素对促进中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对不同要素贡献率的比较，找出影响中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结合两国的发展现状，发掘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终提出中国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上的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模式可大体分为资源型和技术型发展模式，这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科技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所占的份额。中国要想维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必须尽快实现从资源型经济向技术型经济的转变。

西方学者们较早地关注科技要素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其贡献度展开相关研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而发展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1928年Cobb和Douglas[1]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奠定了测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1956年Abramovitz[2]提出了除了生产要素投入会引起美国经济增长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影响因素。R .M .Solow[3]作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把科技进步因素加入C-D生产函数中，开创了包含科技要素生产函数分析理论。上世纪60年代，Denison[4]将经济增长要素划为两个类别：其一是“生产要素”，包括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其二是能提升社会生产总效率的要素，包括资源配置、规模节约、知识的进展等项目。基于Solow的投入产出模型，Denison用“全要素生产率”扩充了其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的概念。“内生技术进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并提出，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体系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所决定的。Lucas[5]于1988年创建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就是用劳动力要素的溢出效应来说明科技进步源自社会劳动力要素积聚的结果。1990年Romer[6]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要素的“知识溢出模型”，将劳动力要素与研究与开发要素内生化，并参与总量生产函数，发现生产函数显现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进而得出维持经济增长的原因。

国内学者在探索推动经济发展要素方面分析的相关理论晚于西方的学者，通过借鉴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对技术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全面了解。史清琪[7]在1985年首先开展技术进步的研究。在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中，由于学者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采用的数据各不相同，致使分析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其主要表现为：（1）在学术上，各学者对科技进步的表现形式定义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本投入因素、劳动力投入因素和科技因素这三者，进而在模型的结果中减去资本和劳动力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比重，其剩余部分的被认为是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所占总贡献度的比重；（2）不同的学者在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方法上主张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在研究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结果有所差异。

二、数据来源、变量及模型的设定

下文我们将通过对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以此解释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因素。

美国1990-2010年相关数据来源于文献[8]，中国1995-2012的相关数据来源文献[9]。

1.模型及变量选取

通过国家经济增长投入要素与科技进步的分析，建立以下模型加以体现：

y=AK■L■（1）

写成对数形式

lhy=C+αlnK+βlnL.

下面使用如下公式计算各因素的贡献度

■=■+α■+β■（2）

其中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A表示常数，K表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L表示全社会劳动力投入，C为常数，α表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回归系数，β表示全社会劳动力投入回归系数，△K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值，△c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差值，△y为相邻年份之间生产总值的差值。

2.实证分析

美国1991-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如表1所示。

中国1995-201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如表2所示。

3.相关参数及数据的处理

在Eviews中录入表1和表2中的数据回归出相关的系数，并以此求出美国和中国各要素对各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我们将美国1991-2010年这段时间序列分为10个时期。从表3可以看到美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

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我们将1995-2012年这段时间序列分为6个时期，从表4中可以看到中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

4.各要素贡献度的计算

根据周绍森、胡德龙[4]的一些理论，我们有如下计算公式：

K=■（3）

L=■（4）

T=■（5）

S=△y-■（6）

K■=■，（7）

L■=■，（8）

S■=■，（9）

其中，K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增加量，L为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量，T为生产要素的增加量，S为技术进步要素的增加量，α为K的回归系数，β为L的回归系数，△K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值，△L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差值，△y为相邻年份之间生产总值的差值。

表3和4反映的是中国和美国各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中可以计算出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由公式（3）、（4）、（5）、（6）、（7）、（8）、（9）和表3数据可得美国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表5所示。

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中国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表6所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与分析

由表5反映的美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三种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贡献度可以看出，科技要素在1991-2010年这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总平均贡献度为54.6%，可见美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拉动。

如表6所示中国的情况，可以分析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在1995年至2012年这段时期内，投入要素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平均比重为70%，其中资本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平均比重为50%，劳动力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平均比重为25%。尽管资本的积累在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增长弹性系数都比科技进步的弹性系数要小，说明仅以固定资本的大量投入得以推进的经济发展，其经济效应并不理想。而且只注重资源的大量投入，带来破坏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悖。目前，中国的资源已经出现衰竭的趋势，依靠资源来拉动经济的内在潜能已经捉襟见肘。所以决策者在进行资本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投资方向与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强化节能减排政策的实际效用。

其二，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技术进步特别重视，正是由于对技术的大力发展，美国经济在1992年至1998年间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应加大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对科学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提高科技成果在促进生产力领域的应用率，使得中国企业能摆脱原有水平的束缚，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产量和质量的突破，实现企业乃至全社会的发展。而在上述表6所示的各时期中，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份额平均为30%左右，与美国的平均值54.6%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2.政策建议

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并持续的增长，必须将资本带动型经济转变成科技带动型经济，将科技进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增长的核心支柱，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层次结构的改造，重点发展节能低碳的可循环经济。从实证分析结果看，在本文中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注重提升国内人力资源的质量，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的完善，把中国由劳动力资源大国转变成高端科技人才强国。在高端科技人才方面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要坚持发展人才强国战略就必须加大发展教育的投入力度，深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探索出健全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保障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创建学习型社会以增加中国国民知识储备，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科技进步的源头问题。

第二，要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力度，改善国内科研环境，提高中国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的突破，强调建立以企业和市场发展为主的科技研发体系，提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成果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率，新技术的开发必须以能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

第三，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抓住时代发展的契机，推动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政府鼓励企业投入资金来进行产业转型，对积极转型的企业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支持；政府鼓励科研机构研发或引进新技术，将新技术结合到生产中以提高生产水平；积极同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交流合作，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政策和资金互惠合作。

参考文献：

[1]Cobb， C.W&P.H. Douglas. A Theory of Produc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28，（1）：139-165.

[2]Abramovitz .M. Resources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US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1956.

[3]黄乐军.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4.

[4]周绍森，胡德龙.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2）：2.

[5]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1988，（22）：2-42.

[6]Romer，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71-102.

[7]史清琪.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M].科技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85-108.

[8]https：//data.oecd.org/searchresults/？r=%2Bf%2Fdata_portal_v2_type%2Findicators&r=%2Bf%2Fdata_portal_v2_topics_en%2Feconomy.

[9]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keyword=gdp.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keyword=%E5%9B%BA%E5%AE%9A%E8%B5%84%E4%BA%A7.

江西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第12篇

2012年江西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9.9亿美元, 增长141.35%, 其中出口约9.5亿美元, 增幅达445.92。2011年江西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1.6亿美元, 比上年的9.1美元增长26.7%。其中, 出口额4.4亿美元, 比上年的3.6美元增长21.3%;进口额7.2美元, 比上年的5.5美元增长30.3%。江西省服务贸易的主要行业涵盖旅游、运输、咨询、保险服务、建筑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 贸易伙伴主要来自美国、香港。从表1中可以看出, 江西省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很快, 但是总体以进口为主, 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 出口中旅游、建筑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等属于正的增长速度, 进口中旅游、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等属于正的增长速度, 从进出口行业增长速度比较来看, 江西省服务贸易正增长的行业属于产业内贸易, 这与江西大力发展旅游业、鼓励劳务输出、服务外贸等政策密切相关。通过与全国服务贸易现状进行比较, 发现江西省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比重相当低, 不到1%。

2 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江西省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选取了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选取的主要变量有国民生产总值 (Y) 、服务出口 (XF) 、服务进口 (FM) 、消费 (FX) 、资本形成 (I) 、实际有效汇率水平 (ER) 。

其中, Y为服务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拉动度, 为服务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NHE指服务净出, FX表示服务出口, ER表示实际有效汇率水平。

利用两端最小二乘法 (2SLS) 估算结果如下:

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 验证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检验发现江西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都很低, 这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决定的, 也与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不高有一定联系。

3 江西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3.1 没有形成优势产业

据海关统计, 2012年江西货物进出口334.09亿美元, 全国货物进出口额38668亿美元, 江西占全国比重不足1%, 在全国居于落后位置, 较之货物贸易而言, 江西的服务贸易能力有待提高, 因绿色旅游是江西的主打产业, 其交通设施具有一定的基础, 但旅游总量和质量并不高。此外, 虽然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 但是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出口规模不大, 并不具有竞争力。并且, 通信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贸易刚刚起步。

3.2 出口附加值低

江西服务贸易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 如旅游、劳务、运输行业三个行业占服务贸易出口总比重在85%左右。

3.3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制约了服务贸易发展

江西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末位, 知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较落后,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江西的服务贸易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中国服务业将进一步开放, 如果江西服务业的总体水平不在短期内寻找一个突破口, 那么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滞后的不利局面在短期内将难以扭转。

4 促进江西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推进传统服务贸易转型升级

加快培育和发展国际商务、度假等高附加值旅游服务, 积极推动旅游服务跨境交付, 鼓励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巩固和开拓境外劳务市场。鼓励采用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等国际通行方式开展国际工程承包, 依托承包国际工程, 大力开拓工程设计、工程监理等建筑服务市场。

4.2 加快发展服务外包

以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和重点培育企业为依托, 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 构筑特色鲜明、错位互补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格局。

4.3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贸易

加强软件产业基地、软件出口 (创新) 基地、软件名城建设, 发挥产业集聚区的龙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健全技术贸易促进体系, 结合省内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加快发展科技服务和技术贸易, 逐步提高专利技术许可占技术引进总额的比重, 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江西服务贸易占全国比重非常低,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方法分析服务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度, 验证了经验看法, 江西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非常微弱, 数值很小, 为此, 提出江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联动发展等一系列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