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务管理理论

2024-07-12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精选12篇）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1篇

中国正式出现“管理会计”这个术语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 并取得不少成果。特别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管理会计涌现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 如作业成本法、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全面预算管理等。这些理论与方法相继被引入中国并加以中国本土化改进, 在应用层面取得了较好成效。概括来讲, 中国管理会计主要取得了如下成就:

(一) 创立控制和筹划理论体系

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超越美国管理会计框架的约束, 创立了先进的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如余绪缨教授在教材《管理会计》和论文《现代管理会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就提出了创立以现金流为经和以决策、计划和控制为纬的, 解析过去、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的管理会计理论框架。在基本职能上不仅强调了对企业经营活动决策计划的支持, 而且认为管理会计是管理控制系统;在管理会计的方法上, 强调应用数学模型和IT技术从描述性向精密科学发展。

(二) 从支持经营决策到支持战略决策

传统管理会计注重企业内部信息从而忽视了外部环境信息, 与当今日新月异的外部环境不相适应,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战略决策相关性。为适应企业内外环境、条件的新变化, 管理会计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问题, 战略管理会计应运而生。如果说一般的管理控制是支持经营决策和控制的, 那么战略管理会计就是支持战略决策和战略控制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学者从如下三方面进行了探索:

1. 企业战略管理的创新工具应用

Robert S.Kaplan与David P.Norton合著的平衡计分卡 (The Balanced Scorecard) 1996年出版以后, 在理论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我国的企业战略管理中有许多成功的应用新模式: (1) 于增彪等提出中国式预算管理系统的框架, 为会计学界与企业界解决中国预算管理理论研究和实务的分离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模型。这可视为卡普兰的预算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改进与拓展。 (2) 傅元略和余绪缨将平衡计分卡应用于企业创新管理, 认为创新可分解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他们将平衡计分卡用于评价企业创新活动的过程, 并把内部流程和学习与成长维度拓展为三个维度 (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 以评价企业创新的绩效驱动因素, 从而构建了企业创新的五维度绩效评价框架, 尝试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创新的五维度绩效评价方法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成功地将创新行为与企业战略联系起来, 关注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因素和成果, 实现了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之间、创新的可衡量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平衡, 全面评价了企业各种创新类别的绩效, 从而有助于企业控制和监督创新的效果和效率, 加强对创新的管理。

2. 运用《孙子兵法》进一步完善战略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在战略管理中, 对多样化的信息进行深刻的领悟, 达到“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的崇高思想境界, 才有可能潇洒自如地“致敌而不致于敌,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而追求这种境界的思想也正是《孙子兵法》所隐含的东方智慧的精华。

余绪缨认为, 当今世界的商战, 也可以视为一种不流血的战争。《孙子兵法》关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 特别是其中以智用兵、以谋制敌的光辉思想对当代的商战仍有一定的适用性, 因而可以为战略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巨大的启迪和指导意义。余教授强调的下面三个途径弥足珍贵, 把它们具体应用于现代战略管理会计, 必可使其增添异彩。

一是打造优势资源形成整体优势。要严格而慎重地选择一个高素质的领导者, 这是使广大员工形成合力、减少内耗的关键所在。假如一个领导者素质不高, 不能在广大员工中起表率作用, 无可避免地就会削弱广大员工对企业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企业的整体优势也就难以形成。

二是重视“以智用兵, 以谋制敌”。孙子十分重视善于运用高超的智谋, 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同时反对鲁莽地硬打、硬拼。兵战如此, 商战亦复如是。

三是重视多样化信息的作用。孙子所阐明的关于信息与决策相关性的基本原理, 是完全可以超越时空的, 对于我们今天从更高的层次上掌握战略管理会计的本质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 现代战略管理会计为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战, 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同样要从企业内外极为广泛的来源收集、加工、利用各种相关信息, 形成一个独特的完全不同于以财务信息为主的传统会计系统的新信息系统。傅元略提出的支持战略管理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框架, 就是根据商战的需要建立的全面支持企业综合运筹的全过程 (企业环境分析与能力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 的框架。此框架也是对孙子兵法在企业战略管理的应用的深入体现。

3. 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构建

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是一个基于网络价值流, 将企业网络信息系统、网络价值流系统与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集成, 构建的一个新型的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它的构成比原来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更加复杂, 傅元略指出, 它不是用几个功能来简单描述系统, 也不是将传统战略管理与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简单结合。傅元略强调该系统的结构可按战略决策和管理的需求来构建: (1) 价值流数据库系统。价值流数据库以传统会计信息系统 (含管理会计系统和财务会计系统) 的数据为基础, 与企业的业务系统 (财务管理、销售和采购管理、生产管理、客户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存货和物流管理等子系统) 的数据库集成, 按照价值流 (战略实施责任单位) 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规律, 对原来的数据库进行重构, 形成价值流数据库。 (2) 企业外部的信息库管理系统。包括竞争对手、顾客、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基本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应用, 这种基础数据相对独立于价值流数据库, 但它们在战略分析和战略管理上是综合应用的。 (3) 企业战略规划和决策系统。这个系统是集成系统的最核心的系统, 它包括战略分析、战略决策、战略计划和战略实施控制制度的制订, 在战略规划中除考虑本企业资源 (物流、资金流、资产存量) 外, 还延伸至网络价值链中的联盟企业、供应商和销售商的资源筹划, 企业战略管理目标单纯从本企业的局部性转向网络价值链的全局性。 (4) 企业战略实施监控系统。主要将战略规划的目标分解为各战略经营单位 (价值流) 的战略计划目标, 并作为价值流监控的基本目标。从物本管理到人本和智本管理管理会计是融管理和会计于一体的专门领域, 是企业管理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 是支持企业管理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管理会计注重物本管理, 而忽视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二十一世纪以来, 企业管理会计开始重视人本和智本管理。

(三) 预算管理创新与管理会计系统整合

随着全球化经济时代到来, 许多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 与之相适应, 管理会计系统也需要有一定的变革和创新。我国预算管理创新和管理会计系统整合性理论创新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 企业预算管理的创新性研究

预算管理在我国企业应用很普遍, 但在集团公司整合中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于增彪等在企业预算管理方面, 提出两方面的创新:

一是对Kaplan预算模式的改进;二是将预算与财务会计、战略、平衡计分卡、非财务指标、奖惩制度等因素集成为一个整体。这是Kaplan预算模式在中国的改进和拓展。主要体现为:预算编制是从战略、股东要求和市场状况开始的;执行模块重点放在将预算目标变成现实的过程;计量模块主要反映预算执行的进度和结果;用预算的系统性来带动非预算指标, 使非预算指标也具有系统性;在预算中从战略到平衡计分卡, 并考虑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人力资源四类指标适当权衡, 抓住了关键性业绩指标 (KPI) , 改进了Kaplan预算模式的不足。

另一重要创新是基于行为科学的融合中西方研究成果的预算管理系统的形成。余绪缨深入探讨过行为科学与管理会计的关系, 根据心理学中的“行为学派”理论, 认为个体行为是个体所处环境与个体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管理会计可用复合函数表达。于增彪等指出预算管理系统可拟人化, 就有可能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揭示预算管理系统的机理。贡华章和于增彪等发现, 我国过去30年的企业预算管理系统是基于原有经验再加上引进、消化、融合国外的先进做法和思想而形成的, 同时认为在企业预算管理中研究管理会计将为国际管理会计研究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2. 以战略为导向的过程性、创新性的整合性体系

傅元略提出了支持战略管理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框架, 该框架全面支持企业综合运筹的全过程, 包括企业环境分析与能力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为全面支持战略管理的综合运筹, 王斌等提出了管理会计工具整合系统, 将各项相对独立的管理会计工具如预算管理、平衡计分卡 (BSC) 、经济增加值 (EVA) 、作业成本法 (ABC) 及作业基础管理 (A B M) 等集成于一体。汤谷良等对多元化企业集团管理控制体系的整合进行了深度的案例研究, 发现我国管理会计创新性应用模式:华润集团6S管理模式已经发展和完善成为以战略为导向的过程性、创新性的整合性体系;而且这种整合是多元性的, 包括了从业务战略到业绩评价、从全面预算到管理报告和内部审计等各方面的全方位集成。该模式不仅考虑财务指标, 而且系统讨论了平衡计分卡 (BSC) 非财务类等的先导指标 (如学习、流程、客户等) , 从而将长期战略和短期行动融入管理控制体系之中。

3. 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融合

在网络化的环境下, 将适时管理控制作为贯穿于公司治理始终的系统来研究, 这是傅元略的主张。傅元略认为, 适时管理控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所需适时管理控制是在公司治理组织机构 (“三会”) 和公司经营管理机构分散实施的, 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如果简单地把传统的管理控制模式与公司治理结合, 不可能为公司治理提高效率, 因此需要特别强调以公司治理实务的需求探讨公司价值流再造、公司信息系统变革和适时管理控制机制重构的主要内容;解决我国公司治理实务的薄弱环节, 关键是将适时管理控制与实时网络信息系统集成并融合到公司治理的不同层级的监控中。

4. 管理会计系统扩展创新:将资金流、信息流和业务流集成于一个系统

傅元略和余绪缨突破传统管理会计理论的约束, 将企业在E-供需链中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作为制定企业财务目标的主要依据, 借助战略图描述战略目标与企业资金管理目标的关系, 将战略目标落实到五个维度 (客户定制、提升周转速度、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综合保障) 。这五个维度可表现为具体的指标要素, 并直接支持战略目标和财务目标。根据这种设计思想, 构建以资金流为基础的E-供需链三流 (资金流、信息流和业务流) 集成管理系统, 力求在需求、结构和设计方法方面具有一系列的创新。它将业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统一于扩展的管理会计系统中, 为E-供需链下三流集成管理提供一个可实现的集成管理系统模型。于增彪研究发现, 管理会计中的成本会计可以看作是评估流程的过程;业绩评估可以看作是对每个人所负责的作业或任务进行评估并与个人业绩挂钩的过程;内部控制可被看作是考察整个流程的合理性并通过设置控制点来保证流程合理性的过程。

(四) 企业核心能力和智力资本管理会计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的管理会计系统只注重企业的实物支持系统, 较少关注企业独特的智力资本管理, 包括对知识与技能、管理体制和员工价值观念对企业竞争能力乃至核心能力培植和提升的问题研究很少。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并在以下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1. 从企业价值增值到企业核心能力培植的管理会计

胡玉明认为, 二十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综合业绩评价制度基本上代表着二十一世纪管理会计主题从“价值增值到核心能力培植”的转变。综合业绩评价制度从财务维度、顾客维度、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企业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全面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综合业绩评价制度将结果 (如利润或现金流量等财务目标) 与原因 (如顾客或员工满意) 联系在一起, 它是以因果关系为纽带的战略实施系统, 也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制度。二十一世纪的管理会计“以人为本”, 围绕企业综合业绩评价制度构建其基本的框架体系。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用会计语言来描述, 企业核心能力包含显性资产和隐性资产。管理会计主题的转变意味着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突破传统财务信息的界限, 进入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局面。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物质层面信息与精神层面信息都将成为管理会计信息。

2. 企业创新业绩与智力资本的效益贡献的度量和报告

在市场竞争激烈和企业创新需求不断升级的环境下, 智力资本 (智力资产) 比有形资产更能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这个结论已达成共识。

傅元略和余绪缨就智力资产对企业效益贡献度量做了系统研究, 根据傅元略的研究结果, 借鉴平衡计分卡的理论和应用的思路, 提出了管理优势与激励、市场实力、三流集成、创新和资源协同利用5个维度 (要素) , 改进了平衡计分卡关注创新和智力资本贡献的不足, 构建了符合实际应用的新指标体系;根据所提出的度量指标体系, 应用模糊数学工具, 建立度量分析的模型和内部报告模式, 增强了智力资产对企业效益贡献的综合度量的可操作性;突出了非财务度量指标, 并强调企业创新、发展、提高管理和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的综合作用;同时也指出了这套度量指标体系能与网络信息系统融合, 以增强它的实际应用价值。

此外, 近年来会计学界还引进并本土化了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或智力资本管理会计、增值管理会计、社会责任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质量成本管理会计、环境管理会计和价值链管理会计等新兴的管理会计分支,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发表或出版了相应的文献。

上述的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简要评述展现了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特色。但是, 我国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 需要全体管理会计的研究学者共同努力才有望解决。根据傅元略等学者的观察, 目前管理会计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如下:

1.研究方法有待更新

近几年, 财务会计的研究普遍采用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 作为管理会计研究能否也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笔者认为, 管理会计的研究更多涉及到企业那些不能公开披露的数据、高管员工的决策行为、人的心理活动和组织行为等, 这些数据和资料都很难形成通用的大样本数据库。管理会计研究中, 少量的问题可应用流行的大样本档案数据法进行实证研究, 但大量的管理会计研究问题, 应该考虑应用国际上常用问卷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用这些方法弥补传统的研究方法的不足, 从而保证理论与实际结合和理论指导实践的生命力。我国的案例研究法和实地研究的应用已比较成熟, 问卷调查研究法的国际化也正在进行中。然而, 实验研究法的应用有待于会计学者加快其应用步伐。根据管理会计研究的特点和世界一流期刊发表的文章所用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笔者提倡应用实验研究法、问卷调查研究法和实地研究法来研究管理会计问题。

2.研究视角有待拓展

我国现有的管理会计研究注重于应用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来研究管理会计, 但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理论还比较欠缺。西方国家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管理会计方面的应用研究成果颇多, 值得我们借鉴。潘飞发现, 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论文很多缺乏理论基础, 尤其是关于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应用的研究太少。所以, 基于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等理论的交叉性的管理会计研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

3. 如何促进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探索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非常迅猛, 上市企业越来越多, 企业董事会的治理运作和决策制度也在不断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 管理会计研究如何从单一支持经营层决策转入支持董事会决策层决策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管理会计系统要有新突破, 就要在管理会计系统建设中考虑董事会决策的需求, 将董事战略管理决策 (战略规划和战略监控) 、高管人员的激励薪酬制度设计和实施决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所需的重要内部报告等包含在内。

4. 管理会计如何全面支持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系统设计和实施

随着环境变化、公司治理实务加强和I T普及应用, 我国上市企业和大中型非上市企业从2009年开始, 都在抓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在这一过程中, 大多数企业都在强调企业的全员参与内控和风险管理, 管理会计在这一现实需求中应该如何作为?笔者认为, 管理会计应当全面支持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其理由有两点:第一, 管理控制系统设计和实施是管理会计的主要内容之一, 而且管理会计在管理控制方面有30多年的研究积累;第二, 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延伸, 也可以说是管理控制的延伸。

5. 跨企业边界的成本协同管理和管理控制

二十一世纪的成本管理研究应当从单一企业的成本管理的理论和应用拓展到基于供应链 (或企业集群) 的跨企业边界成本协同管理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国际性研究分支, 它综合了四个领域的内容:战略成本管理、供应链管理、管理控制和互联网应用, 并同时关注如何科学地利用跨企业的可共享资源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问题。如何开展这一国际性的课题, 也是管理会计所面临的新挑战。

二、中国管理会计的应用

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1979年) 的首都钢铁公司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 到二十世纪90年代的武汉钢铁公司的实际成本核算、目标成本控制、责任成本管理,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和邯郸钢铁公司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等等, 都是管理会计运用的典型案例。即便是作业成本法、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新宠在中国也不乏典型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 典型案例本身就意味着管理会计的运用尚未普遍。

那么, 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管理会计运用情况如何?众多调查显示, 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的运用情况不容乐观。暨南大学管理会计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当时中国的管理会计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管理会计推广与运用成效并不太理想。孟凡利等的调查显示:企业领导人或财务负责人观念陈旧, 只重视事后的算账、报账工作, 不重视管理会计。何建平对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显示: (1) 管理会计在企业得到了一定的运用, 特别是责任会计; (2) 责任会计的职能并没有充分发挥, 而且在很多企业形同虚设; (3) 总体而言, 管理会计在中国没有得到普遍运用。林文雄和吴安妮对中国500家企业总裁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企业主要在成本会计系统、短期决策的制订、资本预算、标准成本核算、管理控制等五个领域运用管理会计, 而且存在区域、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结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冯巧根对200家国内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标准成本法的普及地位没有达到50%, 责任会计 (15%) 、业务预算 (1 7%) 、存货支出预算 (1 3%) 、资本预算 (1 1%) 和绩效评价 (14%) 等普及率较高, 但新兴管理会计方法如战略成本管理方法、作业成本法、经济增加值、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标成本法和质量成本法, 没有达到广泛运用的地步。

对比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调查结果, 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一是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不仅传统管理会计方法在中国企业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而且新兴管理会计方法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不过, 传统管理会计方法依然处于统治地位, 新兴管理会计方法的运用尚不普遍。

二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 管理会计运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为理想, 其成效也较为显著。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营管理状况较差的企业较少运用管理会计, 甚至可有可无。

三、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探索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管理会计系列讲座”提出要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管理会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呢?应该来说, 关于这一论题, 目前尚无定论。但一些著名学者的探索或可为我们提供不少思考。余绪缨教授于1985年发表题为《试论中西管理会计的共性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一文对“中国特色管理会计”这一命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文章认为中国的管理会计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1) 建立以目标利润为中心的高度综合的经营目标计划体系; (2) 实行权、责、利相结合, 提高以班组核算为基础的厂内经济核算体系; (3) 技术与经济相结合, 开展技术经济分析; (4) 企业经营成果的考核, 要重视价值与使用价值、微观需要与宏观需要的统一, 并逐步建立能准确反映、评价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科学体系; (5) 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逐步建立以电子计算技术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 并形成全国性的大网络, 便于各有关单位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 为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6) 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武器, 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该文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除了余绪缨的重要探索之外, 孟焰、潘飞、汤谷良等学者先后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探索。

应该说“中国特色管理会计”这一命题尚在形成之中, 其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提炼,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 发展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必须重视东方智慧与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的融合。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2篇

有史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管理日益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人类“群居”的社会性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管理的必然性与能动性，从而也就决定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适合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行为、活动、观念、理论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既属于现代管理学的学术范畴，又与一般管理学不同，有着自身必要与明显的学科特征。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性

所谓管理，即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拥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既定目标的活动与过程。就管理的实质内容看，理论层面可主要概括为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基本职能，实践层面则可以通过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等管理传导作用而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一方面，管理是相对于组织的目标性与绩效性;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组织由于分工的存在而需要合作、协作以及相应的划分与组合。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①这种职能就是管理。例如，单独的演奏者是自己指挥自己，而合奏的乐队则需要统一指挥。这里，指挥对于乐队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具体形式的管理，他的行为与方式就是确保乐队的合奏能够协调进行并实现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指挥的宏大乐团很难合奏出优美和谐的乐曲。同理，很难想象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会产生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和秦兵马俑、古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等。历史到了今天，管理越来越体现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必然，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关系时代化的内涵。管理不但是科学、是艺术、是素质、是能力，而且是软实力(基础国力、国民素质)、是软环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三配置方式(另有市场方式与计划方为、是更重要的生产力。

管理活动是很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到若干因素(包括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管理又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认识管理的规律性和把握管理的特征，正是管理学的任务，是管理者的基本功，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基本条件。管理行为与活动的规律性及其特征，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依据。

(一)管理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与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问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两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②可见，管理既有同生产力、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又有同生产关系、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

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相联系，管理的自然属性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管理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人们的共同劳动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也就越重要。第二，管理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通过特定的管理才能具体实现劳动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配置以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使实现组织目标必需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作用。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实质上又体现着特定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们之问的利益关系。

管理的两重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基本制度，有内容而无形式。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不可能孤立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单独存在，有形式而无内容。另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与其相适应。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必然对相应的自然属性产生影响并发生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具体的管理行为与活动包括与之相联系的管理理论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物，必然与一定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地域或国别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与中国特定生产力的状况、特征、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体现相联系，从而必然具有自身的学科特征。

(二)管理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统一

一般而言，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共同的活动，二是一致的目标，体现为多样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管理相对于共同活动具有社会性，相对于一致目标具有文化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管理的精神支柱。社会性与文化性是管理活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由此，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而言，其社会性直接、具体体现为相应的生产关系;其文化性直接、具体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必然深化其学科特征。

(三)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管理的科学性意味着任何管理都有其内在逻辑性，管理是科学，并且具有普遍性。客观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有一整套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反映客观管理过程一般的条件、内容、特征、演变以及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即管理科学。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普适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从总体而言，管理是有逻辑性、程序性、目的性的活动;管理的艺术性意味着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相对于管理客体的权变性与灵活性，强调管理者必须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管理的相应原则与方法，形成有个性的管理技能、技巧，从而在管理的大舞台上不断演出一幕幕既生动又活泼的“好戏”来!可以说，管理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技巧;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当今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人性、关系、环境、伦理以及多样化、自主化、具体化，实践与悟性是把握管理真谛的钥匙。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不言而喻。

(四)管理是目的性与绩效性的统一

所有的管理都具有目的性，所有的管理也都讲求绩效性。没有目的性的管理必然无所适从，不讲求绩效性的管理自然一派混乱。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时也特别讲求绩效性的管理，才是现代管理，也是科学管理。现代科学管理不仅管理者具有明确、切实、可行的目的性，而且这种目的性也被组织成员所认同;不仅管理者实实在在抓绩效，而且成为组织的全员行为。只有组织的目的性与绩效性统一的管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管理。由此，这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所在。

(五)管理是配置与环境的统一

现代管理是与现代化大生产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资源与要素的配置不能不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方面与内容。与此同时，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又与环境密不可分，管理的一系列特征、原则与规律既是客观环境的反映，又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与变化的。这里，环境是自变量，管理是因变量，既尊重、注重客观环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有管理的动态性与灵活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权变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其基本要义与理论基础就是把握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讲求唯物性、逻辑性、发展性、辩证性。简言之，环境是配置的约束，管理是环境的函数。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性得到理论支持。

社会存在的管理及其管理理论有多种形式，各种管理与管理理论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西方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既存在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特征，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属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正在拓展中的新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管理学科最大不同点在于:一是关于中国的，以现代化和谐社会为要旨，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关于现代的，以辛亥革命为开端，不是全程性的。从学科属性考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学科

区别不同学科的关键在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最小、最大”，亦即稀缺资源的效率与利益问题;而管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把握“用人、分钱”，亦即组织资源的配置与绩效问题。可见，经济学与管理学各自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与专门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有特色的理论主线，有一系列涵义明确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以及有经过实践验证其正确的系统性原理与原则。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对该学科的需要及其对于人们社会活动的指导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客观性、实践性、真理性、发展性、系统性、指导性等。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与时问跨度远远小于一般管理学，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及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有共性，因而同属于管理理论;也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性，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又不属于同一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综合性学科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目的在于归纳、概括、总结并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管理行为与活动。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多面性及多层次性决定了管理理论内容的综合性，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关乎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及其各种不同内容与方式的社会活动，也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生理学、统计学、会计学、运筹学、信息学、数学等多学科密切相关。这种综合性包含着很强的概括性、科学性与应用性，因而既是多个学科的综合化，又是多种学科的边缘化。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应用性学科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实践，在于应用。如果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付诸于实践与应用，就是空中楼阁。我们说管理理论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本意就在于:科学是相对于实践而言，艺术是相对于应用而言。没有实践，无所谓科学;没有应用，也就无所谓艺术。在这里，科学的含义是指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艺术的含义是指管理者能够熟练地运用管理理论，并且通过巧妙的技能素质、能力、方法、技巧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管理的倍加效应往往是通过管理的科学与艺术实现的。说管理是环境的函数，就是在强调管理理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同样如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与应用中大有文章、大有空问、大有作为。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软科学

软科学(社会科学)是相对于硬科学(自然科学)而言的。所谓管理理论是软科学，一方面是指管理在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完全精确化、定量化，也就是说，在给定条件下有时不一定能够得到确定或预期的结果。因为影响管理效果的因素太多，而且许多因素又是无法事先预知的，或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管理主要是与人打交道，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管理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包括心理因素既不可忽略又难以精确测量，诸如人的思想、情绪、个性、作风、特点、习惯等，以及人际关系、组织文化、管理方式、领导作风等都是影响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又都是模糊量，我们只能尽力使其确切或精确。另一方面，是指管理还有类似于计算机软件的功能与效果的涵义，也就是说，在管理活动中，同样存在着“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前者主要是指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后者主要是指权力、信息、行为、过程以及管理活动所引发的效应、变化等无形因素。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软科学，并不意味着其科学性与实践性就可以打折扣，也不意味着其缺乏理论性与原则性，而是其具有较大的能动性、灵活性与弹性特征。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新学科，不言而喻也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一)特定性与限定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定性是指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即其研究对象的空间性仅为中国，而不是泛指世界各国或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因而不同于一般管理学或其他的国别管理学;限定性是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时问性考虑仅以辛亥革命为上限与开端，之前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但以辛亥革命之后管理理论的研究为转移，因而也不同于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以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因而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是特定的，研究的起点与范围是限定的。

(二)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从实践中来、为实践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各国管理实践与理论成果，借助于相关知识与方法，不断提炼、概括、总结现代管理的规律性并通过理论化的形态加以体现，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总体上属于应用学科，紧密联系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实际，以服务现实、指导实践为学科取向是其重要特点。考察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确实是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以及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应用学科，它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中国富民强国过程中的管理经验与教训，解决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努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是其最重要的学科目标。正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能不断地从现实实践与理论发展中丰富、完善自身，从而获得内在的强劲动力。

(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管理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条件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把现代管理的方式与方法归纳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共同采用，如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对于管理实质方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须充分注意国情的不同和把握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体现为管理的特殊性;对于管理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其属于管理的一般性。也就是说，由于管理的二重性，某些管理方法、技术乃至理念也是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具有普适性的。

(四)综合性与专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社会发展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学以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等基础上，借鉴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与体系设计，同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财政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具有明显的借鉴、交叉、嫁接、融合等特点，具有综合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创建与创新过程中，又有自身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相对必要、稳定的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有自己确切、系统的概念链条与基本内容;并且有在研究规范、逻辑结构、核心概念、理论主线等若干方面独到的特点与风格，具有专门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张积极借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易于出现纯学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管理学，而切断或割裂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还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五)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作为以实际应用为主要学科取向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突出强调经验、概念与认识的说明与证实，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事实、过程、经验的分析与归纳，提出相应的假设或有待验证的判断、命题或理论，并由事实、过程、经验证实或证伪所提出的假设、命题或理论，这实际上包含着研究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在客观反映、描述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相关现象及其规律，并运用经过证实的`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进行预测，从而回答管理活动与过程中提出的“为什么”“是什么”等问题，这又是一个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科学。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化事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理论，必然涉及模式选择、价值判断等问题，所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实证问题，还要提出“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规范性问题，把价值分析与判断作为研究的重要方面。

(六)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包括组织、企业等各类微观管理，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的制度设计、治理模式、政府职能等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内容与水平;在微观管理层面，则更多地强调管理的技术因素(当然，环境条件以及组织文化会对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及权变原则。当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具备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与要求。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无管理的组织，也没有无组织的管理，不是管理别人就是被别人管理。学习、掌握、改进和完善管理的理论、模式、内容、方法关系到组织目标的实现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利益，管理是科学，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要掌握并提升管理技能及管理理论，就要学习、认识和深化现代管理的理念、内容、特征、原则等，培养管理素质，增强管理技能，提高管理效率与效果。这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分不开。

(一)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

中国古人很早就显现出杰出的治国智慧，古语云:“服人者，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其精辟之处，在于高度概括出了管理的意义与精髓，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伦理道德。古往今来，在治国理论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以德服人是最高境界的协调艺术，也是最有实效的管理经验。中国人讲求修身、齐家而达到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实质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与和谐。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崇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实际上是肯定法在管理中的作用。虽然，诸子百家各家各派各有各的主张和提倡，但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经过时问与历史检验的、方方面面的管理知识与理念，都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国家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管理学有价值、有意义的理念与经验也是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二)有利于履行职责与提高绩效

组织管理是在有确定目标的、具有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协调功能的有机系统内，并且是在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特定社会实体中进行的，是同组织成员一起，并通过一系列相关者使组织活动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的行为与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细化和具体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日趋提高，管理就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管理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履行职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实际上就是要制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相应的传导与配置，实施既定的战略与决策，从而达到最佳绩效并充分达成组织目标。换言之，管理就是依据组织目标，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设置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按层级、按部门、按职能分解落实，及时有效配置资源和协调关系，并促使各方面、各环节同心协力履行职责和义务，以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一个履行职责、有效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强管理能力、提高管理绩效的过程。完整、准确、适当地把握与落实管理技能与管理理论，既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

(三)有利于培育素质与增强效能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竞争和斗争。也就是说，凡是存在竞争和斗争的场所，就会有谋略、有智慧，有配置、有协调。从组织的角度看，讲究思路，讲究战略，讲究技术，讲究方法，其实就是管理理论或管理艺术的体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这些已成理论体系的经验和知识，也就是学习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概念、范畴与原理，使人开窍、使人聪明、使人领先一步、高人一筹，从而增强效能，把握胜算。特别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只是阐释一般管理学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重要内容，而且增加了传导层次，引进了配置理念，强化了对于战略与决策的研究与说明，从而更加中国化、可操作化。在今天复杂而又险恶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条件下，认真学习现代管理的基本知识，有利于培育自身的基本素质，增强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能力，处险不惊、处难不乱，泰然有度，大道致远.

五、结语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来说，不再像传统管理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组织内部或企业管理范围内，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宏观领域，包括政府职能和社会治理方面;在内容结构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由“两个层次”发展为“三个层次”，即增加了传导层次，并且把配置概念引入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研究重点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以往管理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环境、战略、传导、配置与项目、绩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重视规范研究，注重量化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政策分析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概而言之，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内容之中吸取经验、教训与营养，更要充分吸纳国内多种意见、看法与争鸣，从而把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发展，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讨论与创新的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

真正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第3篇

30年激荡岁月，中国企业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营销及管理思想。现实却是，西方的管理思想影响着中国商界的舆论氛围，但远没有落脚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而本土的营销及管理思想又一直落后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国企业的数量与质量（规模、实力）不断壮大，需要多个层面的战略思想及战略方法论，来指导中国的商业实践，让中国企业少走一点弯路、少交一点学费、快一点长大成功，并能够“功成而无尤”。

从这个背景与角度看鲁培康的《境界管理》，才能发现这部用心之作的时代价值。《境界管理》是否能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发生积极的影响？我带着这样的问题仔细阅读并思考了鲁培康总结的境界管理五层结构模式思想，我的结论是：这是中国商业及管理著作里第一本融合了中西管理思想、方法、实践、经验的著作。尤其是作者提炼的五层进化式管理模型，是适合各类规模企业人确定管理目标、寻找管理方法、厘清管理思想的实战工具。

作者的精彩论述，需要阅读者或耐心通读，或择章选读，但无论哪种形式，我认为都需要把握《境界管理》的逻辑主线：进化的逻辑。

现实的中国企业，无论是管理对象、管理工具、管理结果，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是企业本身的变化，要求管理思想必须具备进化的基本视野，进化的逻辑，也就成为一本管理方法论著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气质。

与很多管理思想或理论不同，当前阶段的中国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实战”性格，也就是要拿起来就能用，用了就能看到效果（证真或证伪），这是中国实践派管理思想与学院派管理思想的分野。

但是，实践派管理思想并非由于突出“实战”性格，就变成愿望、情绪、口号的堆积。正在走向成熟的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素养的新一代管理思想者，其实战管理思想无不体现出完整、清晰、统一的“结构化思维模式”，这种实战性的结构化模式，正是中国新管理思想不同于一般经验主义财经读物的本质所在。

立身、立信、立命、立德、立道的五个境界层级，实际上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大至强、由霸而王的企业征程的五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境界管理》总结的正是处在这些发展阶段的企业，应该如何设定管理目标、如何进行企业家自身的角色定位、如何进行自我修炼、如何选择相应的管理工具，以及作者最用心融合的如何从中国原典哲学思想里汲取精神养分。

作者按照以上的结构化模式思维，完整地、原创性地总结、提炼了企业管理的道、法、术，而且基本形成了道法术三者的逻辑一致性，这确实是企业管理思想的一次创举，开启了企业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将企业管理的普遍规律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相结合，这是基于现代企业实践的中国化的管理思想，而不是以中国式关系学为核心的所谓“中国式管理”。

所以，《境界管理》在中西管理思想的创造性融合上，迈出了成果丰硕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要继续追问：这本著作能否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结构化思维的特点是，在这种思维模式及话语面前，你很难因为单独对某一点的赞同或反对而影响其结构的合理性，如果你不具备以结构化思维对结构化思维的整体颠覆能力，那么你能做的只有两个选择：学习中批判或干脆不接触。

我不能预知读者或中国企业人可能的选择，但我认为，如果中国企业人特别是企业家们，带着问题与思考去阅读——无论是通读还是选读，应该可以减少一下企业败局发生的概率。

《境界管理》不仅有作者从中国2000年前的哲学思想、西方200年来现代管理学、30年中国企业营销与管理的实践经验中打捞出来的各种鲜活的思想之鱼，更提供了捕鱼的工具——结构化的思维模式，这些都是本书最有价值的思想财富。

（作者为上海博纳睿成营销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4篇

近年来, 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 相应文献与日俱增。笔者将学术界对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梳理为如下几个视角:

1. 中国特色情境。

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徐淑英将中国特色情境及其研究定位为“情境化研究”, 并指出情境化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因素。她认为, 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研究包括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 嵌入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 (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 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 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个人现象的差异;特定情境化研究关注新情境下的现象。

2. 中国特色组织。

学术界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罗家德等。罗家德在国际学术界对GUANXI (关系) 的基础上, 结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 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圈子理论”。在此之前, 黄光国将中国人的关系类型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 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关系原则是“讲责任”、“讲人情”与“讲利害”;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理论”, 指出中国人会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区别开来, 圈内与圈外会有不同的行为法则。

3. 中国特色文化。

跨文化研究大多持该视角, 代表人物包括霍夫斯泰德、蔡安迪斯等人。霍夫斯泰德为了方便跨国公司的人事管理, 编制出了一套测量工作态度与价值观的量表, 得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别的4个向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 在这4个向度上, 他所研究的40个国家各有其位置。

4. 中国特色行为。

“家长式领导”是该视角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郑伯埙在SILIN, REDDING, WESTWOOD的基础上, 提出华人领导行为中“权威”“仁慈”和“德行”三者共存的中国特色行为。

5. 中国特色思维。

持此视角的代表人物是陈明哲和李平。陈明哲1996年在AMJ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李平则提出以易经中的“阴—阳”思维诠释中国本土管理。

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国辩证法与管理决策

管理决策通常是一个形式逻辑过程, 包括识别问题、选择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到评价决策的效果, 是一个严格的从前提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形式逻辑范式, 它假设前提合理、推理符合规范, 则结论正确。形式逻辑的基础是概念, 形式逻辑的概念必须在整个推理过程中遵循同一律, 同一概念有同一含义, 即A=A。显然, 从人们对于概念的把握来说, 形式逻辑是非常自然的。

西方哲学史上, 辩证逻辑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在辩证逻辑中, 对立的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 在辩证逻辑看来, 万物转化的根据在它自己, 它总是要和自己不同, 即所谓“差异的内在发生”。辩证逻辑表面上不服从于形式逻辑, 在辩证逻辑中对立的每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 但它为什么会自我否定?为什么对立的一方会“内在地”向另一方转化?邓晓芒曾指出, 在黑格尔体系中, 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辩证逻辑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一种存在论和本质论, 它涉及到哲学上“存在”的本质, 属于哲学上的终极问题。在西方传统中, 辩证逻辑实际上并未用于日常生活与实践。

中国式辩证逻辑则不同, 它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人的生活与实践之中。中国式逻辑与西方辩证逻辑有很多可比性, 然而它们最初的目的是不同的, 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 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国式逻辑可以提升到“存在的本质”的高度, 但西方辩证逻辑却很难通俗化地解释一个具体现象的变化发展, 如植物的生长、四季的更替等。黑格尔辩证法设定一个自我开始、自我离异、自我特性化的理性过程, 而中国传统思想则不存在西方这种绝对精神的概念思维方式。

根据田辰山的考察, 将中国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混同起来, 可能肇始于蔡元培的译介。虽然是日本首先使用辩证法翻译黑格尔哲学中的“dialectics”, 但蔡元培在描述辩证法时使用“太极”作了类比, 译文说, “结合此正反两者为摄论。而一变化及其此摄论之又生矛盾也, 而又结合之, 而又一进化, 如是递相反正, 递相结合, 以驯达于太极无对之地位。”田辰山指出, 我们通过蔡元培译文所看到的, 其实是一种迥异于西方思维的、属于中国的独有的世界观。本文也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称之为“中国辩证法”。

由以上讨论可知, 西方辩证逻辑距离实际的管理决策甚远, 而中国辩证法则是中国人管理决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

三、中国辩证法、图式理性与“易”管理理论

经典管理理论将决策看成一个理性的过程, 认为管理决策是在具体约束条件下理性做出一致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通常包括界定决策问题、确定决策标准、确定决策标准的权重、拟定备选方案、分析方案、选择最佳方案、实施决策方案、评价决策效果等步骤。西蒙首次对完全理性模型进行了修正, 提出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但是有限理性仅仅强调了决策中的限制因素, 没有强调人们基于预测、经验等的积极的导向因素, 因此, 笔者提出了在复杂环境下的“图式理性”概念。

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图式理性。中国辩证法着重于解决事物发展运动的源泉、方向与可能性。形式逻辑中概念具有同一性, 即A=A, 在没有其他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 自己是无法转变的。因此, 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是“自我关闭、自我满足的、有限和静止的”。形式逻辑在说明事物是如何从A过渡到非A的时候必须援引其他非自己的因素, 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 对于人们的思维过程而言, 每一次都要寻求转化的特定因素, 是一件非常繁复的事情, 这导致严苛地使用形式逻辑会使管理决策过程具有一种“不自然的刚性”。

在本文看来, 中国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概率论, 中国古人通过无数次的生活观察得出了对立面往往会相互转化的经验规律, 例如福祸、通塞、刚柔等经常会相互转化, 便得出万物都会向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始哲学思维。然而, 这种哲学思维并不是严格的, 它只是解释了某种广泛存在的可能性, 福祸、通塞、刚柔等的转化并不必然。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 中国辩证法类似于一种不太精确的模态逻辑。

然而, 尽管中国辩证法并非严格的逻辑, 但在管理决策中却非常有用, 它有时候不假外部因素的思维方式使得决策者会集中精力于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仍以福祸、通塞、刚柔为例, “福”在很多情况下会转化为“祸”, “通”在很多情况下会转化为“塞”, 它提示管理者必须充分重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 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转化, 虽然这种转化目前还没有形成, 而形式逻辑则不具备这种预测思维。

总之, 中国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图式理性。这种图式理性不仅来自于决策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 即限制性因素;这种图式理性还带有强烈的决策导向因素, 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对变化、转化的提前预测。管理决策中的中国辩证法简化了思维决策过程, 加强了决策的预测性, 使得管理决策具有更高的效率。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之为“辩证管理理论”, 然而, 由于前述辩证的英文“dialectics”在中西语言中存在歧义, 考虑到中国辩证法的源头在于易经、易传与易学, 因此, 笔者将中国辩证法应用于管理实践称为“易”管理理论 (Change Theory) 。

四、“易”管理理论、管理学中国学派与本土管理

从以上所述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来看, 其中的“福祸相倚”“通塞转化”并非是中国特色的“情境”, 它是人类决策中普遍使用的预测、图式导向等元素的体现。人类决策中的这种普遍现象在古代中国最早得以全面研究而成为一门系统性的知识, 这就是中国辩证法。中国辩证法体现在管理领域就是“易”管理理论。

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易”管理理论, 可能形成“管理学的中国学派”。不同于“情境化研究”, 管理学中国学派并不着眼于与西方不同的所谓“中国情境”, 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 然而它探讨的管理现象与机制自一开始就是普适的;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学中国学派也不同于跨文化研究, 它不刻意追求东西方的对立, 它甚至寻求一种在中国辩证法基础之上的东西方统一之道。鉴于此, 中国辩证法不是陈明哲所提出的“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 而是“Human as a way of thinking”。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管理学中国学派既是“本土”的, 又是一种“普适”的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吕力.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图式理性[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3) :33-34.

[2]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5篇

一般认为，私人领域是通过市场交易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则是通过政府规制才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原则上要求通过一体化命令来组织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员都向一个执行长官负责。私人领域的协调通过市场体制实现，该体制通过竞争性购买和销售来治理经济关系。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由于长期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公家的”与“自己的”这种划分，并且“公家”一般总是排在“自己”之前，“公家人”本位主义由此形成并一直存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我国公共领域中的选择性问题就尤为突出和明显。

一、对我国公共经济领域的启示

公共经济不一定是一个排他性政府垄断经济。它也可以是-个混合经济，在其中私人也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这一点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表现出来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公共服务、公共工程等公共经济项目由政府独自包揽，由此形成的公共经济领域的主体单元化格局暴露出了其生命力不强的弊病，这种弊病直到今天依然时不时发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认识到，公共经济市场化之路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依据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观点，市场具有重要的自我规范、自我治理的功能。斯密认为：

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后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后果一样。

公共经济由于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考虑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大量的诸如社会公平之类的非经济因素，其非市场决策的一面同私人经济相比更为突出，因而不可能将它与私人经济完全等同对待。在公共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有代表“公家人”利益的政府公务人员的参与，而不可能完全或过多地交给私人或依托于市场。在我国，“公仆”原则将我国的政府公务人员看作是无私和超世俗的，他们始终代表公共利益，努力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理想的“公仆”原则规治之下，公共经济领域之中是不可能出现违背公众利益的寻租现象的。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公共工程招标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寻租现象便是佐证。

二、对我国公共政治领域的启示

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中，由于政治领域中的约束规则本身不够健全以及“公仆”的“好人”定位，所以相应的情形是政治领域中的决策者约束机制不够明确，这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分化或者说一种人为的不平等一处于强势的政治家与处于弱势的民众。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机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治机器的核心负责国家意志的决定和表达；人民政协为国家意志的合理表达提供参考意见和咨询；人民政府负责实施与执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负责秩序的维护与补救；人民军队负责维护国家安全。而由一方面作为中国民众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产生于民众之中并和民众血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负责统筹全盘，这为政治机器提供了最好的指挥和协调，可以最大化地将社会偏好转化为国家意志。可以这样说，就政治权力的配置与分工制衡而言，在战略设计上，我们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的问题是，就各个具体细节上的约束规则而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须解决。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逐步完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设法提高我国国家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

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开出的处方是：加强和完善选举制度建设，使人民代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使官员的选用更加科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法制观念；加强党组织建设，使其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继续推行民主的观念,使之深入人心。

三、对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启示

综观人类历史，可以看出，在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会出现繁荣的文化景象，这一点，在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都可以找到佐证。古希腊时期的文明灿烂辉煌，涌现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里特、斯多葛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一时期西方的政治开明。到了中世纪，基督神学思想主宰了欧洲，因而没有为其他思想留下发展的空间，与此相对应的是，中世纪西方文明的衰落。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再一次启发了西方的政治智慧,点燃了西方文明的火花。

开明政治必须给人们思想上的最大化的选择自由。“社会选择理论面对的问题是协调不同的利害关系和有分歧的价值观念。—种经济体制，实际上任何社会体制也是如此，应该尽可能满足它的成员的需求。”作为关心社会选择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一方面无疑对我们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公共选择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转换成社会决策依据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个人的真实偏好直接影响着决策的效果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无论在私人还是集体行为中，有目的的个人可以被看作是基本的决策者，这就是说，个人要求最大的选择自由，即根据自己愿望选择任意替代方案的自由。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6篇

摘要：现代管理活动的过程一般由三个层次构成，即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基本职能的理论层次，包含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传导层次，以及包括一系列具体管理活动的实践层次。管理传导是联结管理职能与管理应用的必由环节，是管理理论得以转换与落实为管理实践的关键层次。客观、正确理解与把握管理传导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性甚为重要。

关键词：管理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传导；管理传导；传导层次；传导功能；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45-04

现行的管理学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层次，即理论（职能）层次与实践层次，没有传导概念与传导层次。实际上，从管理职能的理论概括到实际应用的目标实现应该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管理各职能、层面、功能、环节等依次有序地展开、传导、调控的交互、践行与实现预期的有机过程。一般来说，从理论到实践，往往会有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次与环节的传递与导入，例如，生产力各要素的具体结合，不能没有生产关系的存在，规律的认识与应用不能离开人们的实践活动，正如组织目标的实现不能没有管理一样。管理实践告诉我们，管理不是盲目性、跳跃性与随意性的行为与过程，而是具有指导性、连续性与实践性的，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传导环节，起着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作用。换言之，管理从理论层次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到实践层次的一系列具体的管理活动，往往要通过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传导层次，并按一定的模式、机制、程式、路径有序运行，没有这个层次的传递程序与指导功能，管理的理论性、实践性及其有效性就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所谓管理传导，即管理职能通过传递、导入等管理行为过渡到实现具体组织目标的衔接性功能、机制与程序，体现为衔接、导向、有序、系统的动态性管理行为与管理过程，是管理全过程的中间、中介环节与层次。管理传导的功能、机制与程序客观地存在于管理过程之中，但由于其过渡性与衔接性的特点往往被管理理论所忽视。

管理传导的实现必须依托传导层次。传导层次就是从管理职能到管理实施过程中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环节，具有明显的传递性、导入性、衔接性与过渡性，主要包括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两个层面。换言之，传导层次是管理传导的载体，也是管理传导的动态实现；管理传导是传导层次的内涵与功能，决定着传导层次的模式、程式、方式及其机制、路径等。一方面，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直接体现，是这些管理职能的进一步功能化；另一方面，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虽然也体现为管理理念、行为与过程，但同时又是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指导意图与过程调控，还不是具体、到位、落地的管理行为。可见，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传递性与过渡性。没有管理活动的传导层次，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缺乏必要的衔接、传递与过渡，因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些管理职能的理论概括在管理活动中的实施实现就会显得生硬、教条、死板，缺乏必要的适合性、机动性与弹性。

一、管理传导的内涵与特征

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中，引入传导概念并建立传导理论在现代管理理论中还是第一次。传导，原为科技名词，通常应用于物理学与医学。如物理学的热传导、电传导等，指热或电有指向地从物体的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也可以是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体；在医学中，传导则是指兴奋沿着细胞膜向目的点或周围传递、传达的过程。传导在经济学中也有应用，如通货膨胀传导、企业风险传导等。一般来说，从管理活动开始到最终目标实现之间有一系列必要的内在功能与机制起作用，这些功能与机制的程序性衔接与有效运作就是管理传导。管理传导与管理的传导层次使管理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得以实现有机联系并体现承启关系。揭示管理传导与传导层次的作用与意义，就是要探讨管理职能是通过何种方式与手段实现组织的预期与目标的。

抽象思考，管理的实质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拥有的基本要素（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市场资源等）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既定目标的行为与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主要包含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基本职能；从实践层面看，则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的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其实管理不是跳跃性的，不是断续性的，而是衔接性、连续性的，从理论层次到实践层次，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应的传导功能与机制，而这种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管理“要素与环节”的组合、整合与综合正是管理的传导层次。传导概念及传导层次的确立，进一步提升了管理理论的逻辑性、系统性及科学性：一方面可以深刻剖析管理理论的构建；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深化了对管理理论的认识。

回顾与考察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新编战略管理咨询实务》（马瑞民，2008）一书（以下简称《实务》）与《现代管理学教程》（王毅武，2008）一书（以下简称《教程》）都曾针对管理理论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划分，其中都提到了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但对于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间或中介层次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厉以宁教授在《实务》一书中提出“管理技术层次”，即有一个把最新的和适用的管理理论转变成可操作、可执行的管理实践的层次，这个层次的推动者主要就是管理咨询公司。王毅武教授《教程》中提出的管理三层次，强调的是有一个重要的“传导层次”，介于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之间，直接关系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构建、内在逻辑及其内容结构，是关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新学科的重要理论问题。管理传导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创新。

认真、周全考察管理的全过程，可以将管理传导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导向性。科学的意义在于人们对于世界或事物的认识与把握并应用于实践。传导层次的导向性更多的是通过其第一传导层面（战略与决策）表现出的，但是，决不能说第二传导层面（配置与协调）没有指导性。战略与决策依据管理职能所确定的目标与方向是一种原则性和总体性的规定，主要着眼于组织的未来预期与发展趋势，是关于长远利益与根本性问题的谋求与规划；配置与协调是按组织目标具体落实战略与决策的指令与要求，优化配置、化解矛盾、协调关系、整合力量，切实实现资源与要素的恰当、有效、优化组合，其指导意义既体现在选择资源与优化配置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协调关系与整合力量的努力中。管理的基本职能在管理实施的过程中转换为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管理传导；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管理传导则在管理过程中实现着管理职能。管理传导的过程有着明确的目标、科学的方法、必要的程序，是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行为与过程，具有重要的引领、管控、校正、纠偏作用。不仅如此，管理传导对于组织资源的效用与配置效益有放大（当然也有可能缩小）与监控效应，同时对于组织活动的效率以及效果也有提升（当然也有可能降低）与校正作用，因而管理传导的导向特征也就更为显著了。

2. 传递性。管理实际上是由若干不同职能、环节、功能与作用的层面、环节、机制等组成的，不同的层面、环节、机制等有不同的意义。层面与层面、环节与环节、机制与机制以及层面与环节之间，信息的传递必不可少。管理传导便是担负这一传递功能与作用不可或缺的必要载体。有了管理传导层次的传递性，管理的信息在管理的层面、环节、机制之间顺畅联通，从而管理的指导性与有效性得以落实，管理预期与组织目标也得到实现。。

3. 衔接性。应当说，管理的各职能是依次有序的，也是交互渗透的，然而各职能的独立性与各自的功能性也是明显的，不能不特别关注。由此便产生了管理各职能间的衔接性问题，包括管理的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以及管理实践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衔接性也就成为管理传导的特征之一。

4. 过渡性。管理的引导性、有效性、实践性要通过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传导层次从理论层次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到实践层次的一系列具体的管理活动才能实现。没有管理传导，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缺乏必要的过渡与衔接，因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些管理职能的理论概括在具体管理活动中的实施就会显得教条、生硬、死板，或者难以依次有序得到执行，或者缺乏必要的适应性、灵活性与变通性。管理传导的过渡性表现在传递、传达管理职能的信息与意图，并有效衔接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两个层面。管理传导的过渡性、传递性、衔接性从另一个角度或方面考虑，表现出的重要涵义是不可或缺性。不可或缺性说明管理传导在管理中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反过来也说明管理传导的过渡性、传递性、衔接性是连续的、不间断的。

5. 连续性。管理传导实际上是一个有序的连续过程。管理从一个环节、层次向下一个环节、层次转化，之间既不停顿，也不等待，并不存在间隔。有管理传导或传导层次存在，并不意味着在管理职能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将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两个层面的管理传导独立出来，在依次有序的连续性的管理过程之外进行，而是贯穿于、融通在整个管理运行与管理活动之中，管理传导不过是一个大系统的不同环节、侧面与过程而已，犹如行进中的战斗队伍由前往后传递口令一样，既不影响队伍的前进，也不影响队伍的阵容，因为管理本身就是一个连续性、不间断的衔接过程。

6. 可行性。可行性的前提是客观与科学，表明意图的可操作性。一方面，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直接体现，是管理职能的进一步功能化、具体化；另一方面，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虽然也是比较具体的管理活动，但同时又代表着组织的一系列具体的管理活动的指导意图，还不是直接的、具体的、终端的管理行为。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既不是抽象的管理职能层面，也不是具体的管理实践层面，但已经进入了实际管理的功能与操作过程，把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直接联系、结合了起来，因而传导层次的可行性也体现出其指导性与实践性。

二、管理传导的功能与过程

从现代管理理论的传导方式看，包括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两个层面的有序组合，说明其本身是一个体现从管理开始实施到组织目标达成的承上启下形式。管理传导的功能与其说是管理各构成要素的功能体现，不如说是管理各构成要素彼此联结、交互、渗透、转化之综合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管理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过程。战略与决策是配置与协调的前提与基础，配置与协调是战略与决策的贯彻与实施，共同构成现代管理理论的传导层次。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组成的管理的理论层次达到管理的实践层次需要必要的过渡与衔接，需要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传导层次，促使管理职能进一步机制化、功能化，同时传递对于一系列具体管理活动的指导意图，为管理活动在实施中有着更多的持续性、灵活性和实效性提供支撑与保障。因为，管理传导具有如下功能。

1. 指导功能。管理传导层次本身的意义在于从管理职能到管理实践的衔接、传递与过渡，具有导向性、传递性、衔接性、过渡性、连续性、可行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联结着管理的理论层次与实践层次，将管理之理论层次的指导性适当地传递到管理的实践层次。实际上，管理职能的理论性，亦即指导性也正是通过管理的传导功能抵达管理实践的。传递有导入之意，导入含有导向之意；衔接、过渡、连续均有承启之意；可行性则强调践行与操作，使得管理传导的指导功能具体落地。理论分析如此，管理的现实依然如此。问题是，管理传导要保障管理理论层次的指导性信息准确与到位，不弱化、不丢失。

2. 传导功能。传导功能是管理传导的基本功能，从管理的理论层次到管理的实践层次，必要的系列性的中间层面或中间环节的传导，使一系列的管理行为、活动与过程实现有机联系及体现承启或因果关系，没有这个传导层次的传导功能与作用，管理的指导性与有效性就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整个管理理论系统及管理实践过程将会出现结构或运行方面的停滞或断离。

3. 调控功能。现代管理理论的传导属于内在机制，具有管理主体的自我可调性与对于管理客体的监管适应性。在管理的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传导的过程中，管理主体不仅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内、外在因素，由于管理是环境的函数，还要特别注重适应内、外环境的需求与变化。但是，这并不否定管理主体的能动性，完全可以客观、正确地通过对传导机制各层面、要素或方式进行调适，包括对于管理过程中的主、客体，以适应内、外环境与条件的需求与变化，而且这种调适可以是计划性、前瞻性的，也可以是反馈性的。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与统一。管理活动中主体相对于客体的权变性与灵活性，强调管理者必须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管理的相应原则与方法，通过调适、校正与纠偏，形成恰当、适合、精到的具体措施，做到张弛有度。

4. 践行功能。管理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职能体现组织的目的与要求，也是组织目的与要求的实现形式。管理的过程表现为一系列与管理职能相互关联、持续不断的行为与活动，并在管理实施中转换为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机制与功能，是管理职能的机制化、功能化。介于管理职能与管理实践之间，管理传导既有管理的理论导向意义，又有管理的具体落实作用，其践行功能明显体现。可见，把握住、把握好管理传导的践行功能，对现代管理的实施与组织目标的实现甚为重要。

应当明确，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一方面，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同处在传导层次，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直接体现，是这些管理职能的进一步功能化；另一方面，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虽然都是比较具体的管理活动，但并不是同一性的管理行为。虽然同时体现着组织对于一系列具体管理活动的指导性，但并不同处一个传导层面。一般而言，管理能力与水平，首先体现在战略与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战略与决策的科学与适合与否，直接关系着配置与协调的效能与效益；配置与协调需要在战略与决策的指引下进行，其主要任务是保证战略与决策的顺利实施；战略与决策有着明确的目的，本质上是同一具体的过程，贯穿于整个管理活动的始终，是任何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实施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配置与协调是战略与决策的体现与实现，是战略与决策的具体化与过程化。

可见，管理的传导层次依据内在逻辑关系又可分为第一传导层面和第二传导层面。

战略与决策是管理传导层次的第一传导层面。战略是现代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组织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实现长期发展而给出的整体性谋略，是组织行动的指南，是组织各项活动的总纲，是组织稳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保证，属根本性、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管理范畴。管理需要在战略的指引下进行，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战略的顺利实施；决策是管理主体为达到某一预定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指定的若干行动方案作出判断性的选择并予以实施的行为和过程，一般表现为战略的组成与实施。战略与决策既是现代管理传导层次的重要内容，也是管理实务与流程中的关键环节与行为。

配置与协调是管理传导层次的第二传导层面。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多样性是管理必要性的基本依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为达到预定的组织目标（需求）而最大程度地节约和保护资源，是人类的永恒使命。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人们必须作出选择，并对选择进行优化，按照一定的要求、规则和机制有效投放和匹配资源。因而，配置概念被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首次成功引入，成为有限资源与永恒使命相结合的具体形式与基本过程。资源配置是各种配置的重要方面与内容，通常是指在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科学技术、信息等资源投向最需要、最有效的方面，以求获得最大效益，从而使组织得到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协调是组织依据管理预期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措施，促使组织的内、外各要素相互配合，协同一致，优化高效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协调的前提是协商，协调的过程是管理，协调的结果是协同。随着现代管理环境的日益复杂，协调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日益显现。组织的协调能力直接影响着组织活动的绩效。配置是按实现组织目标的要求所展开的资源与要素的基本组合，其优化依赖协调的方式、方法与手段的最佳选择；协调是配置过程中矛盾与关系的调整，是和谐管理的基本方式。配置与协调是管理的基本属性与重要行为，也是管理过程中的基本方面与重要环节。配置与协调是战略与决策的贯彻与实施，也是管理过程的操作与践行面。

传导层次的两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过程，只不过是在理论分析时可分为第一传导层面和第二传导层面，以利于说明管理传导的意义、路径、方式等问题，但是在管理传导的实际过程中是渗透与融合的，难以分开。比如，战略与决策层面一定包含着资源与要素的基本组合以及组织的协调配合；配置与协调层面则一定体现着根本性、全局性的谋划以及重大决策性措施。只有深刻认识与把握配置与协调、战略与决策，才能更好地把握管理传导的内涵、功能与方式，进一步提高管理绩效。

三、管理传导的意义与启示

创新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生命力所在。研究管理传导对于正确把握与处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管理传导引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基于现代管理的基本职能与研究的主要内容。管理“四大职能”的实现过程，其实质内容体现为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管理传导的功能与过程其实就是管理“四大职能”的具体化，离开了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功能与过程，管理的基本职能也就丧失了。另一方面，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源管理、流程管理、绩效管理、创新管理、风险管理、文化管理等方面，其实质内容同样与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紧密相关，如果没有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的传导层次，现代管理的这些基本方面与内容也就难以落实与实现。可见，传导层次是贯穿于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基本内容，既具有制约作用，又具有关键意义，而且体现着管理活动与过程客观、内在的逻辑性。

其次，基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即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在趋势，源自于社会与组织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人文进步、科技发展的必然。实践是管理之母，管理是实践的函数。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一逻辑是管理实践，其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管理传导正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必不可缺少的层次与环节，是管理的功能化、机制化；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人文进步，管理传导的一系列特性正是人类的管理活动日趋进步的体现，管理传导越是科学、充分，就越是趋于管理的和谐境界；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逻辑是科技领先，而科技进步对现代管理的影响正是通过管理传导，由理论概括到实际应用迅速实现一体化；实事求是是所有学科建设的目标逻辑，管理传导是理论层次与实践层次的中间环节与过程，只有切实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真实体现现代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一方面，管理传导更加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人文的结合、与科技的结合；另一方面，管理传导是实现现代管理节约化、简约化、集约化、公约化的必要功能，是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必不可少的内容。

再次，基于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对于管理活动与行为的实质内容与基本要点的一般性理论概括，是关于具有普适意义的管理实践与现象的科学抽象，是基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高度综合和基本总结，是管理理论具有归纳与升华意义的精到阐释。从管理基本职能及其展开的过程看，基本原则的客观性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组织的管理具有相似性、共同性、普适性的特征，从而具有一般性，亦即共同的基本原则。管理传导是管理过程与系统的必要层面与环节，并不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而是一脉相承。管理传导体现着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在传导层次中得到贯穿落实。管理传导客观存在于管理的理论层次与实践层次之间，其过程的放大作用更加体现与贯彻管理的基本原则。如果缺失管理传导，整体管理活动必将是不完整、不和谐的，更谈不上是对于管理活动与行为的实质内容与基本要点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因此，管理传导的客观性是现代管理理论基本原则科学性的充分条件，必要性不言而喻。

之前的管理理论中没有传导层次，也没配置概念，只是突出强调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从管理实践看，研究管理传导的重要启示在于以下几点。

1. 推动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管理实践不终结，管理理论就没句号。管理的实质就是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拥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既定目标的活动与过程。从功能层面看，主要包含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基本职能；从实践层面看，则体现为方方面面具体的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管理传导，即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传统管理学，仅将理论层面的功能内容与实践层面的具体行为作为阐释重点，而忽视了管理的传导层面，因而管理过程有缺失，管理理论是不完整的。通过管理传导理论的确立与配置概念的引入，整个管理过程形成一个系统，体现了理论的逻辑性与完整性，依据管理科学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探索与创新，对于推动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意义重大。

2. 增强管理职能的指导性与实践性。管理基本职能的实现依赖管理的传导功能，管理的实践性与有效性也与管理的传导功能正相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管理的运行平台，配置与绩效是其关键词。没有配置与绩效，现代管理就变得苍白无力；同样，离开了配置与绩效，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动力与指向。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管理是决策、协调已被普遍接受，战略在管理中的地位也已确立。配置引入现代管理理论后，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形成了管理的传导层次并体现出不可替代的功能，从而增强了管理职能在现实中的指导性与实践性。

3. 有益优化配置与提升绩效。管理在本质上就是对实物性、虚拟性与复合性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无论何种资源都是有限的、稀缺的。这决定着我们必须在资源的利用上有所侧重和选择，有所组合与优化，这就自然产生了管理的配置机制与功能。现代管理理论中配置的必要性在于对资源有限性的合理把握和对组织绩效的必然追求。为适应现今资源的有限性现实与市场经济对效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通过必要的管理传导，特别是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优化就成为实现组织最佳绩效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毅武.市场经济学——中国市场经济引论（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3]宗和静.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2）.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7篇

一、全面预算管理模式的概述

所谓的全面预算管理能够反映整个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计划,制定全面的预算管理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和经营目标。在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以销售预测、成本、现金收支为预测的对象,同时制定相应的编制预算的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等等。其中,全面的预算内容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经营预算

主要就是指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以及经营业务的预算。

(二)长期投资预算

主要是指企业所进行的资本性投资活动,这一活动发生在预算期间内。

(三)筹资预算

这种预算就是指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借款或者是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来对本金和利息进行预算。

(四)财务预算

所谓的财务预算就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状况以及现金的收支状况的综合。

二、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体系构建

(一)全面预算管理的组织结构体系

1、预算管理委员会

这是成立预算的领导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建立预算管理体系,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管理原则。并且根据对企业的预算进行审查,对各项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保证整个企业的正常发展。

2、预算执行室

这是成立预算的具体执行机构,预算执行室可以在各个部门都进行设置。是执行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完善的全面预算指标体系

全面的预算指标体系的应用可以有效地促进公司的发展,在业务指标、财务指标、经济指标等方面都准备完善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设计报表。其中涵盖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然后作为整个企业绩效的评价依据,增强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衔接和合作程度。进而减少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三)全面预算的实施

1、预算编制

首先,要根据企业的发展特点以及生产能力,结合市场的动态来对销售预算进行编制。其次,根据短期或者是一段时间内企业资本预算的实施程度来编制长期的预算。再次,编制生产预算和人力预算。最后,对费用的预算进行编制,其中包括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等方面。另外,要加强对资产负债表以及预算利润表的重视。保证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预算编制方法

预算编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企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阶段来进行编制,其中有零基预算、增量预算以及滚动预算为主要的预算编制方式。

3、预算执行与控制

进行预算的执行和控制是预算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实际的工作中,主要是按照预算的内容来开展预算管理工作。同时根据预算的额度来进行审批,然后编写成分析报告,向上级的管理层进行上报。

三、预算管理的应用实践途径

(一)建立预算管理委员会

建立预算管理委员会是保证全面预算能够正常进行的组织保证,通常情况下都是有公司的管理层来进行管理,由财务部以及各个部门的预算专业人员作为执行单位来进行预算的执行。其中预算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需要全程参与其中,进行包括制定、修改以及执行。

(二)建立关键业绩指标体系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以及组织结构等等,将指标体系分成两个方面:

1、财务指标

主要包括股票的收益、流动比例,速动比例以及资产的负债率等等。财务指标的制定可以促进预算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2、业务指标

业务指标中包含的范围也相对较广,而且不同的险种之间的业务指标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除了标准保费、规模保费之外,还包括保费的费用率以及人均保费等等。

(三)编制全面预算

对于人寿保险的全面预算管理来说,主要是指全员、全方位的预算,编制方式主要是依据企业的构型,以及企业各个层次的考核机制和市场情况来进行。主要的渠道就是指个险、团体销售、银行保险等等业务。其中以人力的发展以及人力的成本作为主要的经营成本。但是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因此,要在充分保障投保人资本的前提下,完善资本的保值率。

在中国人寿的集团企业中,包含总公司、分公司等不同的层级,因此,其预算的重点和范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包括编制业务的预算以及经营情况等等。对于保险的资金进行充分的运用可以推进公司的战略企划。

四、结束语

全面预算工作能否成功的实施关键是在日常工作中的执行效果。预算的执行工作需要预算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推进和宣导,同时离不开公司高层管理者的严格管理和提高员工的认识程度。

参考文献

[1]申萌.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J].当代经济,2014;10

中国社会管理科学化的理论阐述第8篇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经济建设也得到高速发展, 社会改革被提上日程。胡锦涛提出了社会管理科学化这一概念。我国也对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的发展。但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仍然比较明显, 社会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提出社会管理科学化是使我国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组织高效化、管理方法科学化的必要, 有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定。

二、概念界定

社会管理是指在中国的情况下, 执政党和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 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社会不同领域和各个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科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社会管理科学化是指社会管理走上科学化轨道的状态和过程, 它重在通过运用一系列的科学理念、科学制度、科学方法等, 努力使社会管理与时俱进、把握规律、富于创造。

三、社会管理科学化相关理论

1、社会系统理论

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协作的意愿、信息的联系、共同的目标。而非正式组织则与正式组织互相创造条件, 并对正式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 并进而要求各级人员在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 对致力于获得有效协作所必需的协调, 以保持组织的活力。

社会管理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健全社区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居民住房、劳动就业以及公共安全的管理等, 因此各组织之间要相互协调、相互合作, 使其向良好结果发展, 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管理科学化, 才能使社会管理职能落到实处。

2、人为学基础理论

人为学也称人学或行为学, 是研究人的哲学, 研究人的本质与行为运动规律的学问。这个理论包括三方面:人的本质、人的行为、人为学说。人为学理论认为人既具有自然属性, 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既有共同的, 也有个人不同的。人为学说探讨了人的规律、人的本性等问题。

社会管理科学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只有紧紧抓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前提, 突出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才能使我国政府和党更好地亲近民生、关注民生、解决民生, 切实把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诸如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收入差距等。

3、管理科学

伯法等人认为, 管理是运用数学手段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 并通过电子计算技术求出最优的解答, 以达到企业的最终目标。

社会管理科学化是一种管理现代化的思想, 包括管理思想的现代化, 管理组织的高效化, 管理方法的科学化, 管理技术的计算机化, 管理人员的专业化, 管理方式的民主化等六方面。因此社会管理是全面的, 这六方面要缺一不可, 同时进行, 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管理全面发展, 以实现人民的利益。

4、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类。这五种需要是从低到高, 按层次逐级递升, 但这种次序可以变化, 有时也有例外情况。

马斯洛认为, 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 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相关的。在不发达国家, 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所占人数较多, 而高级需要所占人数较少;而在发达国家, 则刚好相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行到一阶段,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因此, 我国人民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 人民群众向更高级的需要迈进。而社会管理有利于解决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 比如受教育、休闲娱乐等。因此社会管理也就提上日程。

四、社会管理科学化的理论依据

1、社会发展需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有效改善。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 社会建设的不足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渐显露, 诸如民主法治建设相对落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劳动就业、安全生产、居民住房和社会治安等关系到群众利益的民生问题仍然很多。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妥善得到解决, 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因此我们要完善社会管理的科学化, 加大社会管理的力度, 解决好群众各问题, 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渐减少。

2、坚持以人为本的需要

由于我国在很长时间内只注重经济的高速发展, 忽略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 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社会管理, 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 根本地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 创新社会管理, 根本是做好群众工作, 关键是改善民生。把民生优先作为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 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如果社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 人民群众之间就易于理解和沟通, 有助于减少群众的失衡感和被剥夺感, 有助于提高群众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 因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会大大减少并化解,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3、关注群体公众的需要

社会是由公众构成的。建设社会管理科学化, 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 就难以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因此, 建设社会管理科学化, 必须突出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多种形式的民主与法制教育, 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素质, 增强其社会管理的责任感, 使其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使人民群众认清和谐社会的建设要靠自己来完成, 从而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 共创美好生活。

我国提出社会管理科学化这一概念是非常有道理的, 提出这一概念是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发展中的进步, 使我国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 使我国的发展体现以人为本, 注重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使我国的改革更加全面, 也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 更加具有规律性。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 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落实社会管理科学化, 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利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

摘要：目前, 中国正在面临着社会转型时期, 继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之后, 社会改革也在进行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 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本文则从心理学角度对社会管理科学化的背景、定义、理论和理论依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9篇

一、国家形象与国际危机管理相关概念的解析

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形象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它甚至成为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本文旨在探讨在国际社会上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问题,文中所指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际形象。

国际危机一般是指在国际背景下突然发生的严重威胁两个以上国际行为体重大利益的紧张情势。在这种情势下,各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如不及时解决,将会引起各方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社会的失序、失常,甚至可能导致冲突乃至战争。因此,国际危机管理工作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利用各种资源与管理手段对国际危机进行控制和处理,其目的是防范国际危机的发生,减少危机的损害,避免引发战争,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在国际危机发生时,各国往往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而这就为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工作提供了机构保障,在国际危机处理中,两者工作可以并行不悖地展开,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国际危机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一般来说,国际危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预兆期,又称为危机的潜伏期,有线索显示具有潜在的危机风险;爆发期,具有伤害性的事故发生,并引发危机,危机的影响迅速扩散;解决期,危机得到解决。国际危机管理工作往往也围绕国际危机的发展阶段展开,国际危机管理被分为三个阶段:国际危机事发前的国际危机预警、事发中的危机决策处置(即决策与执行)和事后的效果评估。这同样也可以成为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各阶段工作。

二、国家形象塑造对国际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的运用

要进行有效的国际危机管理,必须建立起反应迅速、协调通畅、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组织系统。国际危机管理组织系统一般包括四个子系统:法律与行政规范系统、决策指挥中枢系统、执行与支援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有时还有一个监督系统。研究发现,国际危机管理组织系统十分符合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的组织机构要求,它同样可以成为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决策与执行核心。应当把负责国家形象塑造的专家及工作人员按职责划归国际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中,这样不仅有利于国家形象塑造工作服从于国际危机管理,还利于两者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1、法律与行政规范系统

它是危机管理组织系统中各机构操作与运行的原则、规范及法律制度保障,是危机管理机制的“软件”。只有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制规范系统,才能使国际危机管理系统实现法制化,从而使得危机管理系统内部各机构合理分工、责任明晰、工作高效。国际危机管理中法律与行政规范系统同样保证了国家形象塑造工作的责任明确、高效有序。

2、决策指挥中枢系统

它是国际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的核心。一个科学的决策指挥中枢系统应该由两部分组成:首先要有一个国际危机“决策指挥中枢机构”,还要有一个处理危机的“参谋系统”。“决策指挥中枢机构”通常只包括最高决策者和几个重要幕僚,这一机构要有坚强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决策与组织能力。“参谋系统”由丰富的专家组成,能够帮助决策者做出有效的选择与判断,它的责任是提供建议。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决策权自然应当属于由最高决策者和重要幕僚组成的“决策指挥中枢机构”,但在“参谋系统”中应包含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专家,为最高决策者提供专业的建议。

3、执行与支援保障系统

它是处置危机的主体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有效贯彻决策指挥中枢的决策,保证在国际危机发生后,决策能够得到社会各部门有效配合,从而化解危机。它同样也履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因此在这一执行系统中,应当加强像外交、媒体等这些与国家形象塑造息息相关的机构。

4、信息管理系统

它在国际危机管理系统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能,其主要功能是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无论是对于国际危机管理还是对于国家形象塑造,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和通畅的信息传输通道是十分必要的,旨在改善国家形象的相关信息也大多是由它发布出去。

三、国家形象塑造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嵌入式运作

在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不是游离于国际危机管理之外进行的,它是国际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家形象塑造工作应嵌入国际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

1、国际危机预警中的国家形象监控

在国际危机发生前,危机预警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监控危机的发生、发展及预测未来趋势,拟制危机应对计划,尽可能将危机的损害降至最低。国际危机预警是国际危机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初始阶段。

(1)国家形象的态势监控。国家形象的态势监控应当是贯穿于国际危机进程始终甚至是危机过后仍要继续进行的工作,以实时获取决策的反馈信息并及时进行决策调整。国家形象态势监控的主要渠道是国际舆论,而国际舆论中议题的扩散和变化则是国际危机监测与国家形象态势监测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国际舆论中相关议题的形成、传播及变化趋向进行监测,及时掌握影响国家形象的焦点信息变化,从而为下一步的分析预测与拟制方案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持。国家形象态势监控的渠道还有政府的情报部门,基于国际危机中必须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各国预防与应对国际危机工作往往具有保密性。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大众传媒往往无法搜集到有关危机的全面尤其是深层次的信息,而政府的情报部门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另外,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也是国家形象态势监控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那些不确定性的信息,专家的理论推测与经验判断就成为较为可靠的依据。

(2)预测国际危机可能对国家形象带来的影响。在国际危机预警机制中,预测即将发生的国际危机可能对国家形象带来的影响,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在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和进行预测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那些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损害的危机要素,也要分析危机中可能存在的那些对国家形象塑造有利的机遇。在具体的分析与预测过程中,一般性预测原理在国际危机预警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这些预测原理同样可以应用在对国家形象影响的相关预测中。其一,延续性原理。人们可以通过对所预测事物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及其状况的研究,推测其将来在某一时点上的行为及其状况。用这一原理对于国际危机进行预测就是根据危机潜伏期的表态与其运动惯性推断它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延续性同样表现在国家形象的发展变化之中,根据危机前与危机中国家形象态势信息的发展变化,结合对危机趋势与前景的推断,可以预测出国家形象在国际危机中将受何影响,会如何变化。其二,相似性原理。相似性原理是指“一种在事物的个性之中寻求共性即相似性,并用于推断类似事物之状态、性质和未来前景的理论。”运用历史上的类似危机事件可以对当前的国际危机进行预测和推断,那么,根据历史上类似危机事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也可以预测和推断出当前的国际危机将会对国家形象造成的影响。其三,相关性原理。任何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事物的变化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必定是与其它事物发展相关联的。国际危机的内部要素和危机影响要素(包括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如经济危机主要对各国经济形象带来挑战等。

(3)拟制预案。在国际危机预警中,拟定一份危机预案对于预防、控制国际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实现国际危机管理中国家形象塑造的目的,在拟定这份危机预案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把有关国家形象的预测信息与危机发生后将要展开的国家形象塑造工作写入预案,甚至专门拟定一份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预案也不为过。

2、国际危机决策处置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工作

国际危机决策处置中的国际形象塑造工作即是利用一切资源,使国家形象遭受最少损害甚至利用危机使国家形象得到提升。面对国际危机,危机管理者应当快速、及时地展开行动,公开、真实地发布信息,合理、有效地化解危机,向外界展示一个反应迅速、理性、负责的国家形象。国际危机决策处置有相对稳定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我们仍然可以将国家形象塑造工作纳入其具体步骤之中。首先,国际危机发生后,要立即收集尽可能详尽的危机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尽快确认危机对国家形象造成哪些损伤,危机中存在哪些可能有利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因素。其次,经过全面的分析之后,确定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参考这一行动目标,制定国家形象塑造的目标,优先修复哪些受损形象,以及力争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都应当予以考虑。再次,做出决策,拟制行动方案。布置每一项形象塑造措施,包括实施者、实施途径、方法等细节问题。最后,执行决策,展开形象公关等工作,随时捕捉反馈信息并不停地对决策内容进行调整,以尽可能确保行动目标的实现。

国际危机爆发后的国家形象塑造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服从原则,即国际危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工作应当服从于国际危机管理工作。国际危机发生后,一切行动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有效的国际危机管理尽快化解危机,国家形象塑造虽然有其自身目标,但也应当去配合与服从国际危机管理工作大局。第二,超前原则。与危机决策一样,国际危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也需要超前意识。在形象受损后进行的塑造工作只能是被动的修复,没有必要的预测与提前的计划是不可能及时在国际危机中找到提升国家形象的方法和途径的。第三,及时原则。国际危机决策中的“第一时间”十分重要,不及时应对就会错失良机。国际危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工作也是如此。国际危机发生后,一方面要及时将危机背景信息和危机的处理情况传向国际社会,减少因信息不透明而引起不利于本国形象的各种猜测;另一方面,面对突发的各种情况,要争取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把握任何可能利用的时机塑造本国形象。第四,公开原则。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公开原则,不仅有利于当事各方了解彼此的危机破坏情况与危机应对信息,而且有利于增强信息透明度,提高管理层的信誉,提升国家形象。

3、国际危机管理效果评估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效果评估

一般认为,国际危机的解决标志着国际危机管理工作的完成。其实不然,国际危机的解决并不代表国际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更不是国家形象塑造工作的结束。效果评估是国际危机管理的善后部分,是最容易被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环节,国家形象塑造的效果评估应当成为国际危机管理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危机事态平息后,政府必须首先对危机中的自身形象做出客观评估,以对形象现状有所了解和把握。”国家形象评估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其一,国际危机发生前的国家形象状况;其二,国际危机爆发和演进过程中的国家形象状况;其三,国际危机事件解决后,即当下的国家形象状况;其四,对照事前、事中、事后的国家形象状况,分析其变化,并对之前一系列形象塑造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查遗漏,找不足;其五,针对这些变化与漏洞,确认事后国家形象修复的具体任务与目标。事后的形象修复是在国家形象评估基础之上对国家形象塑造工作的“修补漏洞、完善不足、巩固既得、提升发展”。

摘要：当前,各种各样的国际危机事件近乎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常态,这些危机事件不仅给有关国家经济政治造成严重损失,还使国家形象遭受损害。但有关国家若能抓住国际危机中塑造和改善国家形象的契机,则可取得化“危”为“机”的良好成效。因此,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塑造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就十分必要,本文从国家形象塑造对国际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的运用、国家形象塑造在国际危机爆发前、事发中、解决后危机管理工作中的嵌入式运作做一些理论探讨。

关键词：国际危机,国家形象塑造,嵌入式运作

参考文献

[1]孙有中:国际政治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10篇

本文研究的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主要学派的管理哲学;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指20世纪初期西方管理学形成以来各主要学派的管理理论。比较分析发现, 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1.1 管理基本价值观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核心是人本观, 强调集体主义和“以义制利”的义利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以物本观为基础, 强调个人主义和利益至上。

1.2 管理基本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善于直觉思维和感性思维, 坚持整体观和权变观, 奉行中庸之道;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惯于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 坚持分析主义和科学主义, 常犯机械主义错误, 易于僵化死板。

1.3 管理主体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认为管理主体应先“修己”再“安人”, 通过自我修养, 做到“内圣外王”;西方没有对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给予特别重视, 相反, 更为重视“安人”, 即有效控制和利用人。

1.4 管理客体

中国古代管理的对象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个方面, 在“人性”假设上,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将人视为有血有肉、心理感情丰富的“伦理人”;西方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企业, 他们将人视为“机械人”“经济人”, 以及“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

1.5 管理主要目标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极为强调“和为贵”, 重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 实现“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西方管理的目的一般较为清晰, 追求对设定目标的价值实现, 重个体利益和短期效益。

1.6 管理的权力基础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坚持民本论, 认为“民为邦本”, 其核心是爱民利民, 但前提是主权在君, 信奉“君权神授”;西方坚持民主论, 主要内容包括主权在民、法律至上和权力制约等思想。

1.7 基本管理方式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主张“人治”, 强调经验式管理, 具体手段是将人情、道德、制度相结合, 优先施用次序是“情、理、法”;西方的基本管理方式是“法治”, 重视科学化管理, 具体的手段主要是制度约束和物质利益激励, 优先施用的次序是“法、理、情”。

1.8 管理创新特征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强调继承性和稳定性, 较为传统和保守, 创新不受重视或是受到排斥;西方管理体现出不断创新的特征, 强调个性, 鼓励标新立异, 同时又敢于自我批判。

2 两者差异的根源

2.1 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影响

中国古代以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主, 重农抑商。个人的社会关系纽带相对封闭, 对他人和群体较为依赖, 缺乏独立的人格和自主能力。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主要依靠人力, 在长期相互依赖与密切合作中, 人本观、集体主义得以形成。由于自然风险长期存在, 饥丰年互现, 为应对自然风险, 中国人对天、地、人的联系, 四时的变化和自然的规律有了深入的认识, 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系统观得以形成。在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人的直觉和感性思维, 以及辩证观、权变观逐步形成。

西方近代以市场经济和工商业为主, 以私有制为基础, 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个人摆脱了对群体和他人的依赖性, 发展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选择和行动自由的独立个体, 个人主义意识得以形成, 并发展形成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随着市场经济逐步确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直接的伦理关系演变为间接的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须确立和保护个人财权、物权, 由此法治思想逐步确立。西方的企业管理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 从一开始便以追逐利润、提高效率为目标。

2.2 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阶段, 形成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一是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思想。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长期在固定的地方, 进行反复的协作劳动, 形成了紧密的伦理联系纽带。对“家庭”和“家族”的理解, 延伸到对社会和国家的理解。在他们看来, “家是小国, 国是大家”, 管理国家的方法与管理家庭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君主是全国的“严父”, 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官”, “天下一家”是中国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所以,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重人情关系, 重伦理道德和整体和谐, 讲究先义后利。二是中央集权的民本思想。中国农业社会由大量分散、小型、雷同、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村落和城镇组成, 要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管理体制, 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管理体制得以形成。同时, 中国农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少不了农民的“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悟到“民为水, 君为舟”“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 树立了“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

西方的社会组织形态与中国大相径庭。恩格斯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但自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后, 这种“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血缘关系的瓦解, 氏族残余的消亡, 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征战掠夺的频繁, 使得西方的管理撕毁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面纱, 以明确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作为管理组织的纽带, 以经济效益作为管理的动力。因此, 在西方的管理思想中, 法律条文重于道德教化, 实际利益重于心理情感, 职责分解重于整体效应。

2.3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主要理论根源是《周易》, 里面包含了“阴阳”也就是对立统一辩证的哲学思想、质量互变、联系的观点等, 也包含了“天人合一、宇宙和谐”的思想。它着眼于事物的统一性, 从整体上进行直观考察, 并且常用类推逻辑, 侧重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分析。中国管理思想中的经权观, 其理论根据是《周易》的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指的是万物和人世的不断变化, 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律和原则的确定不易, 即变中的不变, 这就是“经”;“易简”说的是对规律本质简明的把握和领悟。《周易》中辩证、权变的思想广泛运用到了中国古代采用的“兵、医、农、艺”四大管理技术中。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以18世纪或更早的唯理哲学以及实用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唯理哲学一直可以追源到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时代, 唯理哲学强调实验和实证, 通过实证、观察数据来验证假设, 发现规律;强调理性, 排除对事物认识中的情感因素, 强调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强调分析, 通过分解或对事物构成的细微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强调形式逻辑, 追求建立严密的合理化演绎体系。实用主义经济学也是西方近代科学管理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根源。有关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使用、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等这些经济学的原则在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2.4 新教伦理的影响

新教是由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背叛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新宗派的统称。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的深刻联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包括个人主义道德观, 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保持强烈的成就欲望, 尽职勤奋、注重效率的工作态度;主张权利义务清晰的抗衡制约关系, 提倡竞争、适者生存以及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主张献身于经济活动、通过正当手段聚敛财富, 节制享受, 不断扩大投资, 用财富衡量人的能力和道德, 认为财富能够荣耀上帝, 并作为灵魂获救的象征。

参考文献

[1]黄丽华, 徐凌.“小生产、大管理”与“大生产、小管理”——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比较[J].社会科学家, 1999 (2) .

[2]戴昌钓, 张金成.东西方管理的民族个性比较及中国管理模式探讨[J].南开学报, 1995 (1) .

[3]汤正华, 韩玉启, 吴正刚, 等.中西管理伦理融合的逻辑分析与模型构建[J].中国软科学, 2005 (2) .

[4]彭新武.管理哲学:中西融合的批判性考察[J].哲学研究, 2011 (5) .

[5]官鸣:中西管理思想比较论纲[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1) .

[6]丹尼尔·A·雷恩.管理的思想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11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集团；序参量；自组织

一、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的理论组成：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rtios)、突变论(Calastrophe Theory)。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Haken)认为，组织的进化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系统在受到外界的特定干预(即外组织力)下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称为他组织(Heter-or-ganizat／on)；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就是自组织。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组织系统(如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自身如何通过内部作用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在生存和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系统内部的各个组分(系统要素或者子系统)之间在系统序参量的指引下，进行内部结构(功能化)整合，逐渐形成内部各个组分协调一致的运行机理。当这种内部的结构优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系统内部某个(或某些)参量达到一定的阈值，系统将会发生“突变”，系统由原来的相对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者功能结构上的相对有序状态，从而在更高阶段形成耗散结构系统。

自组织现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发展的能力也就愈强。国内学者中最先将自组织理论运用到企业管理研究的任佩瑜教授(1998，2001，2005)认为，在企业内部，通过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作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一种协同，并在企业内部序参量的指引下进行内部整合，在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不断交流过程中形成耗散结构的企业系统。在耗散系统形成之后，企业系统的管理熵值降低，最终，企业系统形成更加有序的开放复杂系统，企业进入高效——低熵——有序——高效……的良性循环。

二、中国国有企业集团的管理自组织

根据哈肯的系统组织理论，本文认为国有企业集团系统的他组织是指在政府或者国有资产产权代表部门的行政干预下形成企业集团法律构架(即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组织过程。而企业集团的自组织过程是指在他组织的基础上，通过企业集团内部主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形成企业集团内部各种管理关系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见图1。

企业集团的他组织是来自企业集团外力形成的，他组织解决了企业集团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即通过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结构解决企业集团内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企业集团的自组织是集团内部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过程形成的，属于生产力层面的问题。通过明确母子公司之间的管理关系，使企业集团成为一个有机的管理系统。从而促进企业集团的发展。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集团内部的管理自组织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类：行政管理型自组织和公司治理型自组织。行政管理型沿用国有企业行政性管理的思路方法，集团内部管理自组织的关键引导要素是行政命令，即母公司通过对子公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干预，子公司完全按照母公司的命令要求行事并以此形成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管理的组织化。公司治理型是母公司和子公司基本上只有公司治理层面的联系，母公司以产权为基础，对子公司的干预仅仅通过公司治理结构介入。因为公司治理主要是解决集团内部利益主体的经济关系，集团内部缺乏统一的参量对内部的管理自组织进行引导，从而产生集团内部多重目标追求之间的剧烈冲突。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集团的形成是先有子后有母，企业集团本身不是因为经济动因自发发展起来的集团，而是通过行政的授权或者股权划转形成的，因此，母公司对子公司常常存在管控不到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母子公司之间属于授权股东和经营实体之间的关系。这种以产权关系为唯一纽带的自组织相当粗放，也不可能在集团内部形成分权合理、集权适度的高效组织化。而从表面上看行政型自组织使集团内部政令统一，但是实质上过于集权，内部缺乏生气与活力，不能够起到激励效果，难以发挥子公司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母子公司之间属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性管理自组织的依据的是在集团内部已经不存在的母子公司之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因此，这种自组织过程本身不合理，也难以真正实现集团内部科学合理的组织化过程，其内部管理组织系统是比较脆弱的。

自组织过程的科学合理的前提条件是系统内部有合理的序参量，在序参量的影响下，自组织过程朝着序参量最优的方向进行。但是，目前中国国有企业集团两种自组织过程都存在很大的不足，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自组织过程中集团内部的序参量不合理，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有企业集团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目标诉求，而以公司治理为基础的自组织在集团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管理序参量。因此，国有企业集团自组织的结果是混乱的，集团内部的经营管理体现了较大的无序性，造成了集团内部要不集权过死，子公司经营管理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要不分权过度，造成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彻底割离。两种管理自组织都存在自组织过程不合理，自组织结果不科学的后果。因此，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在合理的企业集团系统序参量的引导下进行自组织优化，最终达到构建起集团内部科学的管理构架和管理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集团内部的管理生产力问题。

三、中国国有企业集团管理自组织过程的缺陷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自组织过程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缺陷。

缺陷一：序参量的模糊问题。序参量是系统内部居于绝对重要地位的慢变量，这个变量的变化发展决定了系统发展和演化的方向。目前中国国有企业集团内部的目标追求存在多元化和动态化的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企业集团的目标经历了多种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以解决经济短缺为企业集团发展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又以打破竞争垄断为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在21世纪初又分别提出了增强企业集团竞争能力和提高企业集团的获利能力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集团的序参量是很模糊的。因为缺乏明确的

序参量作为指引。管理组织化过程没有明确目标指向，随意性和随机性就充斥组织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自身的利益诉求成为左右组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缺陷二：组织化过程中母公司角色定位模糊问题。哈肯认为，系统的自组织足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作为众多子公司共同的股东，母公司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对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行管理协调。但是目前中国国有企业集团组织化中的协调方式和手段不尽合理，母公司在集团内部的经营管理中或者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协调，或者通过公司治理的方式进行协调。行政协调的方式带有浓烈的计划经济色彩，虽然协调效率很高，但是过于机械化，协调的经济效果较差，不利于子公司经营管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逐步建立和落实现代企业制度的大环境下难以达到协调内部各种关系和冲突的目的。公司治理协调方式立足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之外，过于粗放，协调效率低，主要解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不能解决集团内部的管理关系，因此企业集团内部的管理关系处于混乱状态。总之不论是行政方式还是公司治理方式都存在协调不到位的问题，使企业集团组织的系统化程度很低。

四、中国国有企业集团管理自组织的优化

1企业集团自组织过程中序参量的确定。序参量决定着系统发展和演化的整个过程，因此在国有企业集团内部，序参量决定着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发展和演化。学者们曾经提出了企业集团经济效益最大化、市场占有最大化、市场价值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谋求获得长期和持久的竞争力、集团内部经营管理有序(管理熵降低)等企业集团的目标描述。通过分析比较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各种企业集团系统内部的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知道，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其他指标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经济效益指标与其他指标具有很大的相互满足性，因此，企业集团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系统的序参量指标具有比较合理的说服力，企业集团内部的组织化过程应该以企业集团总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

2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的角色定位。

首先，母公司是企业集团内部经济资源配置者，子公司是运用母公司配置的各项资源进行价值创造的主体。企业集团系统的序参量为集团整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企业集团母公司就面临着如何配置掌握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依据自身的利润函数，子公司有最大限度的获取母公司掌握的资源的内在动力，但是因为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因，母公司不可能将自身掌握的资源全部投入到任何一家子公司。而是根据集团效益最大的原则，对自身掌握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在不同的价值创造主体和领域内实现集团自身的经济效益诉求。因此在企业集团内部母公司除了是天然的股东之外。同时也应该是集团内部经济资源的配置者。通过对母公司资源配置者角色的定位，使母公司根据集团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来配置资源，在资源配置领域内实现集团内部的有机组织化，

其次，母公司是集团内部经营协调者，子公司是集团内外部直接竞争与合作的主体。因为众多中国国有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都是经营相似甚至相同的行业性企业，因此子公司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没有母公司的协调活动，子公司之间各自为阵，都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经营活动。但是从集团的角度来看，有些竞争活动属于集团内耗，因此，母公司需要对子公司之间的经营和竞争活动进行协调以降低交易成本，

从子公司的角度看，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子公司之间博弈矩阵的纳什均衡为双方都选择竞争的策略。但是从企业集团总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角度来看，这显然不是最优。因此，母公司必然要作为信息的沟通和传递者，能够使双方的信息相对透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的协调，使双方的收益函数都得到改善从而使企业集团总的经济效益最大。通过以序参量最优的组织化过程，建立企业集团内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在集团内部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制，改善子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也能够提高集团内部的整体运作系统化水平和子公司的竞争能力，增大集团总的经济效益。

第三，母公司是子公司重大管理活动的参与者，子公司接受母公司的管理输出开展自身的管理活动。管理是企业集团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如果母子公司在子公司的重大管理活动中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和联系，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重大管理活动缺乏参与和了解，集团内部的大量管理活动就可能不一定从集团的目标出发开展，存在着仅追求子公司自身目标的可能性和现实。因此需要母公司对子公司重大管理活动的适度参与，通过母公司“管理剩余”的适当输出，不仅仅能够为子公司提供良好的管理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加强母子公司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提高企业集团的系统组织化，有助于子公司实现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集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层面上，为了保证集团总的经济效益最大，母公司应该是作为一个管理主体存在的，但是这种管理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子公司重大管理事项的方式出现的。

第四，母公司是子公司管理活动的监督者，子公司的管理活动受到母公司的监督制约。一方面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都属于独立法人，母公司不应该全面参与子公司的管理；另一方面，母公司也没有能力成为整个集团的综合管理办，全面参与子公司的管理。但仅仅依靠公司治理结构是难以实现对子公司的管理行为监督到位的，为了保证集团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集团内部对不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管理的领域，需要建立一种管理监督机制，让子公司的管理行为置于母公司的视野范围内，通过母公司的管理监督，最大程度上保证子公司的管理行为按照母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意图进行，从而实现企业集团内部管理的战略一体化，提高企业集团管理的系统化水平。

3企业集团自组织优化的结果。依据序参量最优对企业集团管理进行自组织优化之后，母公司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股东或者大管家，而是一个价值创造者。是一个价值增值中心和宏观管理调控者。母公司通过经济与管理双重手段解决了企业集团内部管理自组织混乱和系统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企业集团母公司还具有资源配置、重大决策、经营协调、管理参与和管理监督等多种功能。子公司在母公司的“影响”下，通过经济技术联系，在生产、经营、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融合。母公司逐渐由单纯的所有者。演变为所有者，监管者，管理者，协调者多重角色的复合体，子公司逐渐由一个单纯的经营业务单位演变为实现集团总体战略的有机单元。整个企业集团系统内部建立了多重联系纽带，理顺了各类经济和管理关系，使国有企业集团成为集权有度，分权有序，管理科学，控制合理的有机系统。

参考文献：

1任佩瑜，陈永丽，试论中国大中型企业组织结构战略再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12-18。

2吴彤，自组织方法论论纲，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2)：4-10。

3任佩瑜，中国大型工业企业战略性再造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12。

4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9。

5姚俊，蓝海林，企业集团的理论综述与探讨，南开管理评论，2005，(4)：28-35。

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第12篇

(一) 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定义

私人银行客户, 一般是指资产净值比较高的富裕人士。2011年8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对私人银行客户的定义, 指金融净资产达到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商业银行客户, 600万元人民币即相当于100万美元 (2011年9月30日, 美元对人民币兑换汇率约为6.36) , 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百万富翁。如果把定义门槛降低, 私人银行客户的范围就相应扩大, 如《商业银行理财销售管理办法》也规定了高资产净值客户的定义 (见表1) 。

(二) 基于人类需求理论对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探析

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这种“想”具有可实现性, 就形成了需求。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狭义理解是指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顾问或投资银行机构等) 帮助私人银行客户进行财富管理、人生财富规划等金融服务。近年来, 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 金融机构对私人银行客户的服务范围扩大, 外延进行了扩展, 内延进行了深化, 很多业务超出了传统的金融服务范围, 比如协助客户享受尊贵医疗服务、航空贵宾服务、子女留学规划等, 即私人银行服务既能满足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 也能满足客户的一些其他需求。

1. 财富管理需求的目的

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是客户财富管理需求的最终目标。人的财富管理需求, 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所以, 财富管理需求, 既是人的需求的组成部分, 更是实现人的需求的重要实现手段, 在商品社会甚至是主要的实现手段。

2. 财富管理需求满足的客体

有些人, 特别是东方人, 财富管理需求不完全是为了满足本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还有代际继承的需要, 还要满足下一代亲属生存发展的需要, 因此, 东方人或者代际经济关系紧密群族在财富管理需求中, 有很强的跨代储蓄和财富管理动因。

3.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私人银行客户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基于3个假设:一是人只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才能够用以影响其行为, 满足了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人的工具。二是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 从生理, 经安全、社交、尊重, 到自我实现。三是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 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 依次上升, 成为个人需求提升的内在动力。马斯洛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 如衣、食、住、行。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 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 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私人银行客户是基本生活需求已得到满足的群体, 财富是否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以作为划分私人银行客户与一般客户的重要标准。

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在安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 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需求。安全需求表现为追求安全而稳定的工作, 以及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福利等, 希望在晚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得到保护, 不会无缘无故地失去。受安全需求激励的人, 财富管理需求往往偏向保守。如果客户对安全需求非常强烈时, 银行就不能推荐高风险产品 (如带金融杠杆的产品) 或者流动性差的产品 (比如艺术品等) , 这类客户往往倾向于购买保险类产品、保本类产品或希望将财富从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安全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层次是社会需求, 即社交或情感的需求。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 社会需求就会突显, 进而产生激励作用。当社会需求成为主要的激励源时, 财富的累积被人们视为寻找和建立温馨和谐人际关系的机会。有些人增加财富的理由是为了慈善事业, 有些人赚钱的目的是用于社交, 用于感情投资、用于资助亲友, 从而使人在感情中得到归宿。很多人希望将财富平稳地传承到下一代, 就是一种情感需求, 这种财富管理需求周期往往特别长。

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 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他们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当他们得到这些时, 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同时其内心因对自我价值的满足而充满自信。如很多民营企业家, 前三种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满足, 存量财富远远覆盖了其前三种需求, 所以他们前进的动力、财富管理的动力转变为希望通过努力创造财富, 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

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 就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有成功感、成就感。寻求自我实现的特征是:成为工作的主要推动者、有自决权、期待成功、喜欢承担责任、主动而不是被动、体验自发性和独立性、希望能力获得他人认可。

(三) 财富管理需求的方式选择

1. 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 (包括活期存款等) 。

现金具有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特点, 但持有收益增值很低。

2. 贵金属或大宗商品。

如黄金、白银等, 不论在国内国际, 这些物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财富管理的主要表现方式。

3. 不动产。

如住房, 在东方社会一直是财富需求的主要形式。不动产可以产生租金收入, 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升值潜力巨大。

4. 金融资产。

如固定收益型产品 (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债券基金等) 、上市或未上市的股票股权基金、保险产品 (包括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投资连结险等) 、金融衍生产品 (如权证、商品期货等) 。

5. 物品性财富。

如艺术品、书画等。这些财富的流动性稍差, 但是具有文化价值和心理价值, 往往长期升值潜力巨大, 如名人字画等, 同时可以赏心悦目。

6. 外汇资产。

有些富裕阶层有跨境交易需求或者投资需求, 必须经常持有外汇资产。这类财富会受到汇率风险的影响。

(四) 影响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需求的因素

1. 社会储蓄水平。

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储蓄率越高, 需要投资增值的资产就越多, 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就越强。

2. 人口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特征对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有显著影响。比如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财富大量掌握在年龄较大的群体手中, 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大。当然这种需求会偏保守, 如欧美国家, 保险销售量就比较大, 买卖股票的人较少, 而年轻的社会群体, 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激进。

3. 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

一般来说, 社会分配越集中, 财富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的需求就越强烈。当然, 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增加的关键还是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 否则, 社会分配过度失衡会引起社会动荡, 最后也会伤及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

4. 社会稳定状况。

社会稳定状况对财富管理需求的影响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社会环境越不稳定, 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就越强;社会环境越稳定, 政府社会福利保障越好, 往往大家依赖心理越强, 财富管理的需求就比较弱。二是财富倾向于从危险的地方转向安全的地方。比如很多战乱频发和社会动荡的国家, 富裕人士往往倾向把本国赚取的财富转移到瑞士、新加坡等社会稳定、政治上相对中立的国家进行私人银行财富管理。

5. 企业部门的投资利润率。

企业的投资利润率越高, 私人银行客户特别是企业主阶层就越倾向于自己投资实业, 企业部门的投资利润率降低, 私人银行客户就会越来越多地寻求金融机构帮助进行财富管理。所以, 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随着经济逐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产业利润率下降, 部分产业的进入门槛提高, 所以很多企业主开始不再选择产业投资, 逐渐将自己打理资产改为选择金融机构帮助进行财富管理, 同时享受各类增值服务, 私人银行的财富管理需求也就越来越大, 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6. 法律制度。

国家法制健全、税制稳定对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稳定健全的法制有利于吸收和留住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 不稳定、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往往造成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流失。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需求的实践分析

(一) 市场需求非常巨大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的市场需求非常巨大。根据胡润研究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 中国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有96万人 (其中40万人可以拿出1000万元以上进行投资) , 1亿元以上有6万人。

改革开放前, 我国居民的安全需求较强, 必须留存一定的财富以备不时之需, 并且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 所以国民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9月末发布的《201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国住户存款总额达到33.7万亿元。大量居民将财富简单存放于商业银行。根据银行业的“二八”法则和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 中国少数富裕阶层拥有着社会大多数的财富, 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报告表明, 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 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可见中国社会财富集中度较高, 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需求空间非常广阔。

此外, 由于中国的名义税率偏高, 不少富人在原始创业初期存在不规范的行为, 财产透明度不足, 所以预计私人银行客户的实际数量非常大。

(二)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分类

私人银行客户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可以分为不同的子群体, 各子群体客户的服务需求也都有一定的差异性。随着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很多金融机构对私人银行客户服务都在做进一步的市场细分。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客户:

1. 民营企业家群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部分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抢占先机, 在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等领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同时也为自己及家族赚取了大量的财富。这部分人自创业以来, 善于抓住市场机会, 消费比较节俭, 把大多数利润投入再生产, 与商业银行的往来最多是业务的贷款和结算, 近年来随着财富和阅历到达一定层次后, 他们才考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此外, 这类群体的财富隐蔽性也比较强。

2. 高工资报酬阶层。

这部分人也包括文体明星, 他们的特征是新增收入较高, 并且比较稳定, 风险也比较小。这部分人的财富透明性好, 自己并不善于管理投资, 通常愿意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

3. 财产继承性人群。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逐渐步入老年, 很多富裕阶层的财产逐渐让与下一代或配偶。这类人自主管理财富的愿望不强烈, 但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享受和消费, 往往喜欢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建议或指导。

4. 炒房、炒股或理财阶层。

这部分人以理财投资为主要工作和生活来源, 包括炒房、炒股、炒期货、炒金银、买基金及其收藏品投资等人群。这部分人的理财需求也比较大, 但比较倾向于自己能够主导具体的投资行为。

(三)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特征

1.“富一代”投资能力强且偏爱海外投资

一是愿意自己直接操作财富投资, 而不太愿意委托别人操作, “富一代”们往往个人投资能力很强, 信息灵通, 自己善于实业投资及房产投资, 委托金融机构进行财富管理只是补充。而且, “富一代”中很多是民营企业家群体, 他们习惯于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混同, 私人财产的透明性有待提高, 此前往往有漏税等不规范行为。二是偏爱海外投资。中国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投资于海外的比例较大, 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 1/3的高净值人群拥有海外资产。历史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政权更迭, 许多富裕阶层担心自己的财富在中国大陆得不到保障, 并且近年来社会仇富心态较强, 很多富人纷纷寻求到海外保管财富。法制原因:中国关于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不够健全, 并且稳定性不足, 很多“富一代”的财产也有一定的不规范和历史问题, 许多富裕阶层偏好将财富转移海外进行财富管理。税制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高收入阶层实行较高的边际税率, 这些税法没有与时俱进进行修正, 如月收入超过纳税基准 (目前是3500元) 80000元的, 要缴纳45%的边际税率。这样高的边际税率容易引起财富通过各种形式外流。

2. 私人银行客户的投资渠道单一

由于我国金融工具不够丰富, 相当多的私人银行财富仍然是以存款或者现金形式存在。

中国的富裕阶层主要是第一代企业家或第一代创业者, 他们习惯于高流动性资产, 习惯于把可以动用的经济资源用满用足, 所以财富管理需求也比较短期化。

受“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思想影响, 东方人对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很强偏好, 加上近1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 许多投资者购置了房屋作为主要的财富管理工具。

股票市场虽然近年来跌宕起伏, 没有随经济一起成长, 但是因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中国富裕阶层也配置了较大比例的资产在股票市场。

债券性产品配置较少, 由于前些年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不够发达, 一般的政府债券和准政府债券收益太低, 故在富裕群体中很少有人配置债券产品。近年来,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兴起弥补了这一缺陷, 绝大多数理财产品都是固定收益类产品, 收益比较稳定且有吸引力。据统计, 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已达到3.3万亿元。

3. 个人财富的私密性较强

与西方不同的是, 中国的税收和财产公开及收入申报制度很不健全, 许多富裕阶层非常低调, 不愿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也不愿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机构来打理。因此, 摆在银行面前很头痛的问题是在中国如何找可服务的客源。

4. 需求群体较为年轻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富裕阶层年龄较低, 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统计, 全国千万财富人群平均年龄为39岁。因此, 中国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也必然具有很多年轻群体的特征。

5. 私人财富管理代际需求较强

由于受孔儒思想的长期影响, 中国富裕阶层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和代际传承, 一般会把财产传承给直系亲属。因此,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的代际需求较强, 金融机构需要帮助客户做好长远规划, 惠及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