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认同范文

2024-05-12

民族心理认同范文(精选10篇)

民族心理认同 第1篇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三个人数较为稀少的民族, 人口分别仅有13.24万、3.05万和0.82万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 其中54.37%的达斡尔 (71980人) 、87.14%的鄂温克 (26578人) 、44.20%的鄂伦春 (3623人) 都集中聚居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这三个民族的自治旗也都在呼伦贝尔。因为很多地区都找不到一定规模的研究对象, 故有关“三少”民族心理健康的研究少之又少, “三少”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更是属于空白状态[2]。我们抓住呼伦贝尔学院具备一定数量“三少”民族大学生这样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和优势, 对“三少”民族大学新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的创新性研究, 并根据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的正相关关系提出了促进民族认同和团结的措施, 以提高“三少”民族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对大学生活的适应。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 从呼伦贝尔学院2012级新生心理测试档案中选取所有“三少”民族新生的414份SCL90和UPI有效问卷, 其中涉及达斡尔族248人;鄂温克族142人、鄂伦春族24人。又根据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测评档案中选取1967份汉族新生的有效问卷形成对照组, 其中涉及女生1142人, 男生825人。

2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这些问卷是利用北师大与奥泰瑞格公司研发的瑞格心理教育信息化系统 (大学网络版) 中的SCL-90和UPI问卷进行团体在线施测的。被试是在不受干扰状态下, 能独立思考, 自我调控答题时间, 具较强可靠性。因SCL-90和UPI的数据分析结论基本相同, 故本研究只呈现了SCL90的部分数据。SCL90采用5级评分标准 (1~5分) , 依次表示为没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5种程度, 系统可自动计算总分、总均分、各因子均分和标准差等, 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还可按总分超过160, 阳性项目数超过43或任一因子分超过2筛选为阳性;任一因子分或总均分≥3或总分超过200, 筛选为中、重度症状者。另外该系统还有性别、年龄、专业、年级、民族、来源、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复读等周全的人口学信息的收集, 可把这些信息作为自变量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达斡尔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达斡尔族新生SCL90各项因子分和标准差与国内青年常模及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见表1。从中可知达族新生除了在精神病性、强迫、恐怖因子分上明显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外, 其它因子与青年常模没明显差异 (P>0.05) 。与全国大学生常模相比, 达族新生在各个因子上的平均分都明显低于大学生常模, 差异显著 (P<0.01或0.05) 。虽然达族新生心理健康状态明显好于大学生常模, 但我们同时也统计了作为这个学校主体民族的汉族新生对照组的情况, 发现达族新生在各项因子上的平均分都比汉族新生高, 尤其是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敌对因子上差异显著 (P<0.01) 。说明作为这个学校主体民族的汉族新生心理健康状态更好, 优于全国青年常模和大学生常模。我认为这可能和测试是在刚入学二十多天, 还没深刻感受到大学压力和各方面不适应时就进行的有一定关系。

达族组和汉族对照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也有差异。达族新生248人, 呈阳性88人, 占比35.48%;中重度症状者30人, 占比12.10%。而汉族对照组1967人, 呈阳性489人、占比24.85%;中重度症状者89人, 占比4.5%。达族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症状上的检出率都比汉族组高, 说明达族组各项因子分虽然总体不高, 但数据波动性较大, 很多人分数较低, 但也有部分人分数较高, 而这部分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2鄂温克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鄂温克族新生SCL90各项因子分和标准差与国内青年常模及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见表2。从中可知鄂温克族新生除了在恐怖、忧郁因子分上明显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外, 其它因子与青年常模没明显差异 (P>0.05) 。与大学生常模相比, 鄂温克族新生在各因子上的均分都明显低于大学生常模, 差异极其显著 (P<0.01) 。这说明鄂温克族新生在入学时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鄂温克族新生在各项因子上的均分都比汉族对照组高, 尤其是躯体化、人际敏感、敌对、偏执因子, 差异显著 (P<0.01) 。鄂温克组和汉族对照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症状上也有差异。鄂温克族新生142人, 呈阳性48人, 占比33.80%;中重度症状12人, 占比8.45%。而汉族对照组1967人, 呈阳性489人、占比24.85%;中重度症状89人, 占比4.5%。鄂温克族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检出率都比汉族组高, 说明鄂温克族各因子分虽然总体不高, 但数据波动性大, 有部分人的分数可能很高, 心理健康状况欠佳。

3鄂伦春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鄂伦春族新生SCL90各项因子分和标准差与国内青年常模及全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见表3。从中可知鄂伦春新生在躯体化、恐怖、偏执因子分上明显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外, 在忧郁、强迫因子上低于青年常模。与大学生常模相比, 几乎各因子分都低于大学生常模, 差异极其显著 (P<0.01) 。这说明鄂伦春族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有自己的特点。且鄂伦春族新生在躯体化、人际敏感、焦虑、敌对、偏执因子分上都比汉族组高, 在强迫因子上比汉族组低, 差异显著 (P<0.01或0.05) 。鄂伦春族和汉族对照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也有差异。鄂伦春族新生24人, 呈阳性8人, 占比33.3%;中重度症状4人, 占比16.7%。而汉族对照组1967人, 呈阳性24.85%;中重度症状4.5%。鄂族组在呈阳性和中重度困扰上检出率都比汉族组高, 这也说明鄂族组各因子分虽然总体不高, 但数据波动性大, 有部分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4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民族间的比较

三民族间比较见下表4。从中可知达族和鄂温克在很多因子分上都很相近。虽然达族在躯体化、强迫、精神病性因子上比鄂温克族高, 鄂温克组在偏执分上比达族组高, 但这些差异都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只是在忧郁因子上鄂温克族比达族组高 (也比鄂伦春组高) , 且有统计学差异。这说明两者心理健康状态相似。鄂伦春族与前两者相比, 有一定差异, 尤其在躯体化、敌对、偏执因子上, 比前两者高, 前两者在强迫因子上比鄂伦春族高, 这些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我认为这可能和鄂伦春是最晚走出森林, 汉化较晚有一定关系, 也可能和鄂伦春族特殊的身体形态特点有关[3], 还可能是研究人数太少, 数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5其它影响因素研究

将三个民族组分别分为正常组和异常组, 以民族大学生的其它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专业、来源、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等为自变量, 作logistic回归分析 (数据略) , 结果显示只有性别因素对心理健康有明显影响, 具体情况见下表5。由表5可知, 达族男新生各项因子分都比女新生要高, 且在躯体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差异显著, 说明达族男新生心理健康水平不如女新生, 这和很多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性别研究结论有所不同[4]。鄂温克女生在忧郁、焦虑因子上和鄂温克男生有统计学差异 (P<0.05) , 整体来说, 鄂温克男生比女生心理状态要好。鄂伦春族男生几乎所有因子分都明显比女生高, 差异极其显著 (P<0.01) 。

达族、鄂温克、鄂伦春三族女生之间相比, 达族、鄂温克族女生间相似, 只在强迫因子上有显著差别 (P<0.05, 鄂族女生高) 。鄂伦春族女生几乎各因子分都比前二者低, 尤其在强迫、忧郁、恐怖、精神病性因子上有统计学差异。达族、鄂温克、鄂伦春男生之间相比, 达族男生很多因子分都比鄂温克族男生高, 尤其强迫、忧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上有统计学差异 (P<0.01) , 而鄂伦春族男生几乎所有因子又都比达族男生要高, 且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在所有组里, 鄂伦春女生整体说来心理健康状态是最好的, 其次是鄂温克男生, 而鄂伦春族男生心理健康水平最差。

三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显示“三少”民族新生入学时心理状态较好, 除个别因子外与国内青年常模没明显差别, 且比全国大学生常模好很多, 但和这个学校居于主体的汉族大学生相比较, 情况就不容乐观。再加上“三少”民族学生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民族性格、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等原因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校里本身就容易出现问题, 因而应把“三少”民族大学生做为学校心理健康和民族认同教育的重点人群, 使他们较快地融入和适应大学生活, 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对“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宣传

由于“三少”民族有语言, 没文字。现在的大学生会说“三少”民族语的也越来越少, “三少”民族文化面临着被同化、转化甚至衰亡的危险, 因而学校要加强对“三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如果有可能, 学校应引进一定数量的“三少”民族教师, 使“三少”民族学生在大学里能享受到本民族的教育与教学。其次在校园文体活动中, 要多营造“三少”民族文化的氛围, 通过展示“三少”民族文化中喜闻乐见的歌舞、射箭、摔跤等传统文体活动及丰富多采的民间美术、刺绣, 民族服饰展览等艺技, 使“三少”民族学生有机会在校园里接触到自己的民族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挖掘传统文化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文化状态和民族认同方面的研究, 对于创新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具重要意义[5]。

2加强对“三少”民族新生在学习、情感、日常行为规范、社会化发展和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文化信仰等原因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校里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因而应加强对“三少”民族新生学习、情感、交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关心和引导, 使他们能快速调整自我和改变认知, 增强生活能力和适应技能, 学会自我保护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接纳、认同、团结汉族学生, 摈弃狭碍的小民族意识, 争取快速地融入到学校的大氛围之中, 实现民族认同和融合。

3加强对“三少”民族大学生健全人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针对“三少”民族大学生性格、思维特点和心理状态,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讲座、心理剧扮演、个别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经典心理影片展播等形式, 促进“三少”民族大学生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发展。帮助她们快速转变角色, 适应大学生活,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心态, 学会利用心理学知识和技巧来解决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 争取德、智、体、美、劳和心理健康全面发展, 顺利、高效地度过大学生活。

总之, 加强对“三少”民族新生心理健康和民族认同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人成长, 还直接关系到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它对促进边彊地区具有民族特色高校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是任重道远、常抓不懈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刘迎春.大学新生SCL-90测试结果分析[J].浙江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 26 (3) :15-17.

[2]罗鸣春, 黄希庭, 等.中国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研究30年文献计量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2010, 36 (3) :17-20.

[3]方征, 等.鄂伦春族猎民身体形态及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中国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 2009, 36 (4) :116-120.

[4]卓杰先, 等.民族师专生心理健康水平调查结果的比较研究[J].柳州师专学报.1999 (4) :78-81.

民族文化认同 第2篇

【关键词】文化认同;大学;校园文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学生的文化视野不断扩大,文化需求的品味逐渐提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也趋向过分看重外国文化,特别是欧美文化。当然适时的模仿、学习是必要的,但是过份地崇尚、依赖,就会渐渐漠视我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使得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出现。作为青年一代的大学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是中国未来的代表,如果大学生们成为民族文化的“卖国贼”,大学校园成了西方文化的“贩卖厂”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一、民族文化认同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现状

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最大的开放环境是全球化背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成为了一个整体。汤林森指出,“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机构制度的影响,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一步步地被吞噬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利用跨国公司、吸引留学人才等将其文化扩散到其他国家,并逐渐渗透到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淡化人们对国家的热情,弱化国家民族意识,从而冲击着各民族的文化认同。

所谓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

tity)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

在当前尤其是处在现时的大学生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观、价值观正处在不定型的时期,很容易陷入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化的抉择之中,迷失了方向,做出一些缺乏理智和思考的事情。这不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普适性”弥漫于大学校园中。无疑,这对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如何实现民族文化认同提出了挑战。

二、民族文化认同感在大学校园文化中缺失的表现

1.大学生对母语的漠视和对外语的狂热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那就根本算不上一个民族。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强化母语教育势在必行。当前在大学校园文化中,母语教育产生了危机,很多人说普通话不流利,甚至是有些大学生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有甚者,在大学的课堂上,有些高校教师竟然还用所谓的家乡话来讲课,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是应该好好加强了。与之对比的是我们大学生们对英语的狂热。这一部分是由于政策的原因,比如:国家规定大学生必须过英语四级、六级、专业四、八级等等,过不了就拿不到学位证书,这固然是对大学生们学业的敦促。可是笔者看到每天大学校园里,晨读的是英语,每个学生都拼命的读啊读,熟知他们的普通话都已经说得很好了吗?他们对外语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对汉语的学习,他们认为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重要也很吃香,学生对欧美文化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他们能用英语非常流利地介绍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感恩节,却不能用英文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除去其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今大学生对外语的狂热追求。这就引发了一个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怎样加强大学生的母语教育,以强化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2.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也就谈不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

“如果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失去,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没有自己的文化自觉性和民族性,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沦落为一个单纯生理意义上的族群。”目前中国很多大学生懂ABC,懂美元英镑,懂乔丹、汉克贝母,但却不了解长城、黄河,不了解岳飞、郑成功,不了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之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大学生们很少去阅读这些体现民族文化精髓的经典著作,相反却沉迷在所谓的“流行文化”“时尚文化”中,这些文化借助网络的便利大行其道,扰乱大学生的思维,混淆他们的听觉,使很多人丧失了最起码的思辨能力,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只好偷偷摸摸地躲进旧的藏书室里,成了“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旧古籍。如果大学生连像《老子》《孔子》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作都知之甚少,那又如何谈得上来实现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呢?

3.大学生情操的缺失

大学生是新生的一代,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代表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将成为我们国家文化主流的价值取向。由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到来,随着各种思想潮流的涌入,人们的价值趋向开始变的多元化,民族认同感日益被削弱,也就很难有一种文化或者价值观能广泛的来凝结大学生。于是,自高自大、冷漠、个性成为了当前大学生的普遍特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崇尚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失去了正确的情操导向。于是,校园内普遍的自杀、杀人、色情等一系列违背情操的事件每天搞的人心惶惶。校园文化建设步履为艰。

三、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

1.提高对母语的认识和重视对母语的学习

一个民族的语言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历史,在这一个历程中,积淀着民族的文化。母语是民族文化的根源,它身上流淌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人文智慧。因此,母语对于实现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必须在课堂上实施母语教育,大学语文是最直接的方式。在当前有不少高校,大学语文被边缘化,当成选修课来做,学生可学可不学,以至于大学生在某些场合往往“失语”,丧失了很多机会。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以便让他们了解并学习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民族文化的无限魅力。其次:大学应该加强对普通话的训练和要求,使他们会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统一的正规语言,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可以广为流传。

2.课程设置上以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指导

加强人文学科的学习,增强人文素养。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增开四书五经等传统著作。老子和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源源流长,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底蕴,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伟大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渗入到我们的脑海中,增强我们对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认知。其次我们可以结合学科特点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其中,使大学生对民族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以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使其全面发展,还可以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与民族文化建立深厚的感情,优化大学校园文化的人文气息。

3.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形成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其实,我们每个大学生都希望在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使中华民族能以自己独特的的身份融入多元世界文明中。然而,由于在大学中,长期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忽视,弱化了大学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窒息了大学校园民族文化的气息。这就要求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回归传统文化,保护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传统文化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蕴涵着他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人生信念。《孔子》中曾子曰“吾日三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几千年来,忠诚、守信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易经》“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自信、自立、不屈不挠的品格,历来是每个优秀中华儿女的精神支柱。在当今社会中,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更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守这种阵地。《老子》“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用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说明利他和利己是统一的,利他能转化为利己,这种谦恭无私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大学生学习。在大学校园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大学生追逐名利,为个人私利而试图牺牲他人,损害他人的利益,校园中处处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失去了学术气氛,古代的老子尚能如此,更何况处在现在的我们呢?

中国有句古语说的好:“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应该督促大学生加强对文史哲等人文著作的阅读,尤其是一些被公认的世界经典,这样会使大学生时刻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文化力量的感召,潜移默化地改造并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和道德情操,树立良好的道德信念,塑造健康的人格,自觉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选择尺度,促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的人才,从而达到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4.在大学校园中,创设更充分的社会实践的空间和时间

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要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传统活动、节日等,使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充实和丰富。开展意义重大的主题教育活动,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可以让学生观看记实片,也可以组织学生直接参加这些活动,通过这些传统节日活动,可以促使大学生们了解伟大事件,学习、感悟历史英雄人物自我牺牲、勇于奉献的民族精神;大学生是比较独立的群体,高校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自己,让他们可以通过任何形式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张贴英雄人物画像,附之于人物事迹简介,开展阶段反思活动等,使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和大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加强各高校间的传统文化交流,如邀请知名的专门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教授来校作专题讲座,学术讨论等,学生们自由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以增强他们的感染力,形成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又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使高校校园文化得到和谐发展。

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的源头活水,一种好的高校校园文化氛围能使师生的思想境界、人格和道德素质得到升华,培养他们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人生观和“为现代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时代领先人。只有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学习,才能增强高校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师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提炼他们的意志、人格和行为方式,以建设和谐稳定的大学校园,使大学校园文化散发出一种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M].北京:新华社出版社,1999.

[2]张首先,马丽.文化符号视域下青年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J].天府新论,2007(6).

[3]民族文化认同与母语教育,2010年全国两会.

[4]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栗志刚.民族认同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1.

[6]李武装.文化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文化认同”辨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7]詹小美,王仕民.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与条件[J].哲学研究,2011(12).

论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第3篇

一、民族心理认同具有社会预警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加之,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民族结构的调整以及民族社会分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出现了社会焦虑、人际关系淡漠、社会歧视、价值观念混乱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发生,影响了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甚至出现了民族冲突。在这一社会现状下,民族心理认同对构建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各个民族的心理认同感会让人们对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为以本民族的利益关切为核心内容,这时,民族心理认同就会与群体认同、地域认同表现出一定的联系性和差异性。就整个民族地区出现的“焦虑不安”“情绪抵触”“激进言论”等心理都属于民族心理预警的指标,为此,消除这些潜在的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就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做好协调工作,对相关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协调工作时应该注意用该民族的语言进行沟通,并针对民族社会成员的不同心理特点有针对性的、定期、定时做跟踪调查,以达到提前预见、监测、防范和缓解民族冲突的目的,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二、利用民族心理认同实施社会整合

利用民族心理认实施社会整合可以通过政策整合、文化整合、利益整合等几种形式分别进行论述。首先,从民族心理认同的角度分析,民族政策发挥了直接整合作用,民族政策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民族政策可以分为长期政策、中期政策和短期政策几种类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还应该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制定有效的民族人口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以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民族争端。

其次,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个地区民族心理认同的核心内容,其中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利用文化整合可以给民族社会发展提供缓冲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文化冲突现象,为此,可以通过民族心理认同对这些文化冲突进行协调,以整合人们的价值观念。

最后,对于一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的整合来说,仅仅依靠文化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加上民族利益的整合就会不断提高民族成员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对利益的强烈需求与现实满足之间的落差,可能会引起部分民族成员的心理失衡,进而引起人口的迁移流动、文化的变迁等。民族成员在心理上产生失衡感的同时,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可能影响了社会政治的稳定性,为此,利用利益整合的功能可以有效的预防各种社会纠纷。

三、民族心理认同的社会保障作用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可避免的与现代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冲突,在现实的物质利益分配方面则体现为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关注。民族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稳定对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只有通过相对稳定的心理认同才能消除文集。从理论层面分析,社会成员在感觉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到其正常的生活,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心理不安,进而出现抵触情绪。为此,我国尤其强调各个民族人民都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要求各个部门在民族工作中注意每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尊重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所谓社会保障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去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在各个民族地区通过社会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以及社会养老支出指标等用来保障民族地区的弱势群体,并给以更多的社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波动较大,并且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阻碍座用,所以针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四、民族心理认同具有社会调控作用

稳定的社会现状是一个地区得以较快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但是说在很多民族地区经常会因为民族文化差异而引起各种纠纷和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人们正常生活。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舆论在社会运行中出现的各种越轨和偏离行为进行有效调控,并充分发挥民族心理认同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此外,在社会调控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社会系统整合的控制能力,努力构建民族社会的系统整合机制。

结语

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理念与现代价值观念不可避免的出现很多冲突,进而容易出现民族群体或者个体不满社会分配的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民族心理认同感这一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的元素,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民族社会的良性运作。

参考文献

[1]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兼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商榷[J].云南社会科学,2013(05).

[2]高永久.论民族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

民族心理认同 第4篇

【摘 要】以普洱学院为例,从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语言的掌握情况、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等三个方面对边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关键词】边疆少数民族 大学生 民族文化认同 调查与分析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8C-0020-0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8%,云南省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而且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地处边疆的普洱市是典型的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全市人口将近25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将近150万,占全区人口的60%,包括汉族在内有25个世居民族。其中人口超过十万的有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佤族、傣族等5个民族。超过一万的有布朗族、回族、白族,其余人口在万人以下,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之大,在省内和国内都是罕见的。普洱学院位于云南西南部边疆城市普洱市,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省内的民族地区,当他们带着求知的欲望和理想来到学校时,也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文化习俗和传统。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及其文化和发展的前提。为了让学生在多元文化碰撞和沖突中不迷失自我,懂得呵护、珍惜自己的传统,弘扬优秀文化,同时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他族他人的文化,尊重他族的民族传统,形成多民族学生和谐共处、团结友爱的局面,本文试以普洱学院为例,从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语言的掌握情况、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等三个方面对边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

我们借鉴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编制了《普洱学院少数民族同学民族认同情况调查问卷》,问卷分成不定选择题和综合题两部分,选择题主要考察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归属感和民族态度,而综合题主要考察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同时还运用观察、访谈等方法搜集原始资料。

在普洱学院就读的大学生来自云南各县市及部分省外学生,少数民族学生涵盖了23个以上的民族,2008年为1109人,占全校总人数的35%,2010年为675人,2011年为656人,都占到全校总人数的34%。2012年随着学校办学规模扩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也随之增加。2012年为1109人,占全校总人数的比例高达57%;2013年为1025人,占37%,2014年为1037人,占36%。因此,普洱学院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边疆民族高校,对学生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状况的调研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将在校的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纳入调查范围,目的是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我们共发放问卷890份,回收718份,回收率达到80%,回收有效率为100%。这里我们选取了来自不同地州较有代表性的彝族(255份)、哈尼族(105份)、佤族(21份)、拉祜族(38份)、傣族(47份)作为考察分析对象。

二、数据分析

在对原问卷进行整理后,抽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民族身份的认同

表1 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吗?

备选

答案 彝

(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是1200.47560.53130.62170.44270.57

B.否410.16180.1720.170.1840.09

C.有时920.36310.3060.29140.37160.34

表2 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

备选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骄傲2050.8830.79180.86320.84420.89

B.自卑——10.01——————

C.无所谓490.19210.230.1460.1650.11

表3 你在陌生人面前会隐藏你的民族身份吗?

备选

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会120.0480.08——30.0850.11

B.不会2430.95970.92211.0350.92420.89

表4 如果有人的言语和行为冒犯了你的民族,你会认为:

备选

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可以

容忍950.37290.2870.33120.32130.28

B.不可以

容忍1530.6700.67140.67240.63310.66

C.无所谓70.0250.05————20.04

表5 在你所属的民族和其他民族发生矛盾时,您的态度?

备选

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族

(人)比例

(%)

A.570.22250.2470.3380.21110.23

B. 1960.77770.73130.62280.74340.72

C. 1—30.0310.0520.0520.04

注:A为挺身而出,为本民族兄弟帮忙;B为谁有理帮谁;C为与我无关,谁也不帮。

表6 有时你希望你是汉族吗?

备选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是170.07170.1610.0540.1170.15

B.不2380.93880.84200.95340.89390.83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學生经常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傣族回答“是”的占到总人数的53%,佤族高达62%,而“有时”意识到的选项也占到全部人数的三成以上,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很快地标定自己的民族,在潜意识里记住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80%以上的学生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骄傲,90%以上的学生在陌生人面前不会隐藏自己的民族身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在此项问题中只有一个哈尼族学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自卑”,通过访谈,了解到这与该学生所生活的环境有关。他从小生活在本民族的聚居区,村寨中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语言是本民族语言,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和外界交流的机会。直到上学后才与其他民族学生接触,开始学说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由于其发音不准常被同学笑话,因此给他带来很长时间的困扰,使他从心底觉得是自己的民族闭塞落后,处于边缘位置,这实际上内心里升腾的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感与改变民族落后状况的迫切感。

对民族身份感到无所谓的学生比例在20%以下,这部分同学的家庭住址基本上都在城镇,父亲和母亲也大多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处于远离民族聚集区,所受民族文化的熏陶浸染相对较少,因此如果不是刻意提醒或被询问,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对于“是”与“不是”没有太多的感觉,因此也谈不上民族归属感。超过60%的学生不能容忍他人的语言和行为冒犯自己的民族,民族自尊心较强,对民族的尊重感较重,有时甚至出现对抗语言或行为。

超过70%的学生,没有表现出狭隘的民族心理,表现在当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矛盾时,他们能比较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认为“谁有理帮准”。但也有同学出于民族义气、弟兄情感,不管青红皂白、不分是非对错,只要自己的民族弟兄有难,一律出手相助。在一些民族中,民族情感、弟兄情谊是很深厚的,他们或许曾经相约过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即使没有约定,也是从民族本身的利益出发而义气地站在民族兄弟之列。

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民族及其文化的态度,80%以上的学生不希望自己是汉族,佤族学生的比例甚至高达95%,彝族也达到93%,民族自身文化认同感很强。在综合题中,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有意义,但这与认同汉文化没有矛盾,认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一样历史久远,各有长处,应共同发展。确实,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元,五十六个民族休戚与共,荣辱相依。在现今社会,他们认识到要不断地努力适应主流文化——汉文化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尤其是从小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地的学生,他们受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影响较小,在稍大进入学校时深感适应的困难,特别是语言方面,哈尼族和拉祜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拼音时稍觉吃力,以致在他们的小学阶段,教师的课堂用语除普通话外,还须说汉语方言,甚至还须熟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

(二)民族语言的掌握情况

表7 你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吗?

备选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会910.36440.42100.4870.18290.62

B.不会 900.35340.3240.19130.3470.19

C.会一点730.29270.2670.33180.47100.21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目前我校少数民族学生会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比例不均,最高的是傣族,达62%,依次是佤族48%,哈尼族42%,彝族36%,拉祜族最低18%,“不会使用”的人数也不少,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达到30%以上。一般来说,生活于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会讲本民族语言,生活于杂居地或城镇当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不会讲。但也有例外,并不是生活于本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会讲本民族的语言,这与我们的设想不相符。其个中原因或是由于该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在经济、生活、语言等多方面都已同化于汉族,或是部分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讲本民族语言,而是刻意地教他们说汉语方言,因为他们觉得,唯有如此自己的孩子与别人交流和在学校受教育时才没有障碍,将来走向社会发展的空间也更大。但实际上,语言是一个民族外在的表征和文化的载体,许多民族文化就体现语言、词汇上,同时语言在人们年幼时就通过心理机制、习俗规约、文化氛围等传递存入大脑,如果不掌握本民族的语言,就不会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很难说个体对本民族的文化能有多少了解。

(三)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

表8 你对本民族的历史了解吗?

备选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了解400.16110.140.1990.2470.19

B.不了解310.12170.1610.0560.1830.06

C.知道一些1830.72770.73160.76230.61360.77

表9 你从什么途径了解本民族的文化?

备选答案 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1470.58700.67180.86240.63230.49

B. 60.0220.02——20.05——

C. 410.16110.120.120.05——

D.——120.1110.0530.08——

AC.90.04————10.03——

AD.100.04————30.08——

注:A为家中长辈的教诲;B为学校教育;C为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D为通过书本知识的阅读。

表10 你对本民族的习俗了解吗?

备选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了解990.39230.2390.43140.37270.57

B.不了解70.03120.11——30.0810.02

C.知道一些1490.58700.67120.57210.55190.4

表11 村里人经常会主动地把本民族的传统知识告诉给您吗?

备选

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会1490.58590.56150.71220.58280.6

B.不会1060.42460.4460.29160.42190.4

表12 您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备选

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750.29200.19120.5790.24150.32

B.530.21240.2330.14110.29110.23

C.1240.49600.5760.29180.47210.45

注:A为非常丰富也非常有价值;B为比较丰富也比较有价值;C为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有一定价值;D为历史文化资源不够丰富,价值也不大。

表13 你对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

备选答案彝(人)比例

(%)哈尼

(人)比例

(%)佤(人)比例

(%)拉祜

(人)比例

(%)傣(人)比例

(%)

A.很赞成2420.95890.85211.0350.92410.87

B.说不清110.04130.12——20.0530.06

C.不太赞成1—30.03————20.04

D.不赞成————————10.02

对历史文化(习俗)的了解程度反映—个个体对本民族的关切程度和亲近程度。在该项研究中,大约70%的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知道一些”,各民族学生“了解”与“不了解”的比例不均衡,拉祜族有24%的学生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佤族和傣族也达到19%。哈尼族“不了解”的比例较大,达到16%,佤族最小,仅占5%。虽然有部分学生不了解,但“了解”和“知道一些”的总比例较高,总计都达到80%以上,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比较关心本民族的过去,重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生活本身即是文化,所以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的习俗比较了解,比例在40%-50%不等,加上“知道一些”的人数比例,达到90%以上,彝族和傣族甚至高达97%。他们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途径一般是“家中长辈的教诲”,这个选项的比例哈尼族、佤族和拉祜族达到60%以上,佤族甚至高达86%,说明家庭教育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学生的长辈依然本着尊重民族文化与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自觉地承担教育下一代的使命。遺憾的是,在今天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流失,国家大力倡导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相当少,比例仅为2%,他们只能通过传媒和书本来了解,这说明学校教育主要是以汉文化传授为主,课程设置极度偏向于主流文化,作为学生有效了解民族文化的课程几乎没有,甚至过去已开设的课程现在已被取消。因此,在所回收的问卷中,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他们为自己处在多民族地区却对其他民族甚至本民族的文化缺乏相应的了解而感到悲哀,希望通过开设相应的课程和活动,达到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从而能更好地相互理解与尊重,进而也能使民族文化更好地长久地传承下去。目前全国高校中只有不多的院校开设有少数民族文化课程,而且多数是选修课,由于课程设置及选修人数限制等因素,也使学生很难选到自己理想的课程,因此,高校教育不应忽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传承,应该把学生也纳入文化传承人的行列中来,在高校中培养其科研兴趣及科研精神。

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总体评价都较高,认为“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的比例,佤族最高达57%,最低的傣族也有19%,认为“有一定价值”的比例也不低,都在20%左右。因此94%以上的学生认为应该学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对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相当积极,85%以上的学生“很赞成”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佤族甚至是100%赞成,彝族比例也高达95%。在现代条件下,汉族主流文化日益渗入少数民族地区,其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许多民族文化渐趋消失,处在这样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感到保存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迫切性,渴望本民族的文化个性能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长期共存。

三、结论与建议

民族认同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种具有文化普适性的心理现象。在云南普洱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多个民族共居一县一乡的情况,各民族之间由于山水相连,相互之间常常互通有无,互帮互助,甚至打亲联姻,因此,民族认同往往具有多元性。在我们所回收的问卷中,就有好几个同学对自己的身份同时填写了两个民族,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属于不同的民族身份,而他们对两种民族文化都有所了解和认同,因此对于文化的多元性他们并不排斥,而是持一种认同的态度。而佤族学生的文化认同比例最高,其原因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因为比较而言,佤族主要聚集在云南普洱和临沧的两个边境县,我们通常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阿佤山,由于地理原因,佤族与外界的交流较之其他民族相对少一些,自身的传统文化也保留得比较完整。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是否考虑和认识少数民族学生的个性和习俗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些学生不喜欢个别老师的原因就是因为老师说过不尊重他们的话,甚至由于老师在课堂上举的例子不太恰当或表述不当而引起少数民族学生的反感。在同学的相处中,有时同学关系不够融洽,也是因为某些同学的出口伤人,歧视民族学生、贬低民族文化,不尊重他人他族的文化传统造成的。

从调查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受教育的关系,一般能理性地认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意义与价值,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本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希望能在文化传承上尽一分微薄之力,对自己民族传统习俗中的一些消极方面也能客观分析对待。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他们中的多数人从小接受学校教育,甚至寄宿在学校,因此,他们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与现实文化状况存在着一定偏差,对很多深层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多。他们在认同自己民族身份和文化的同时,也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祖国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母体,同样为他们提供智慧源泉、情感慰藉和精神家园。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普遍较低,有很多学生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他们背负着家乡父老的期望来到学校,渴望通过学习文化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在文化冲突和碰撞中也不乏困惑和迷惘,但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亲人内在的情感依恋却没有减弱,面对很多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遭到冲击而日益流失的現状,他们认识到了在文化传承、弘扬和保护中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丁捷.文化认同,和谐边疆建设之魂[J].群众,2007(9)

【作者简介】潘雪玲(1980- ),女,广西南宁人,普洱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民俗文化、民间文学;薛敬梅(1968- ),女,云南思茅人,普洱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

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与族群认同 第5篇

关键词:跨界民族,音乐认同,族群认同,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作用下,让不同的文化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让各类音乐展示出不同形态,这对于提升文化凝聚力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作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代表着文化本身的活态性,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流动性,这在根本上实现了对民间独特地域文化的有效整合,促进了文化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对我国音乐产业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积淀作用。

一、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与族群认同

( 一) 跨界民族与跨界民族音乐。从宏观上来划分,中国跨界民族主要分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等不同语系的跨界民族,不同的语系中又包含着不同的族群,因此我国跨界民族体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和关联性。同一语系包括很多语族的情况在我国非常多见, 语言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让文化构成更加丰富化和多样化,从而在根本上促进了民族跨界现象的出现和产生。这都为跨界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从根本上促进了音乐本身内容和精神的升华,从而实现了对于我国优秀传统地域文化的有效整合,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不同的跨界族群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它受到传统思维方式、地域文化特点、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等多种要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跨界民族音乐本身的多样化和特殊性。而随着不同种类文化的互相渗透,跨界民族音乐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和进步,说到底还是音乐之间共性要素作用下的音乐认同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跨界民族音乐认同成果的出现, 对于跨界民族音乐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整合作用,实现了音乐形式和内容的创新。

( 三) 跨界民族的族群认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跨界族群文化发展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即体现为一种高度的族群认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在根本上促进了跨界民族之间文化的沟通和融合,这对跨界民族音乐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根基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跨界民族文化尽管形态各异,但是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和文化根基,因此这种族群认同应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和必然性。

二、如何有效促进跨界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

( 一) 探索有效系统化的跨界民族音乐发展模式。探索出有效、系统化的跨界民族音乐发展模式,对于促进跨界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对跨界民族音乐来说,应立足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特征,沿着文化命脉并结合历史背景、人口要素、社会形势等多方面的内容来进行有效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这样能够最有效地保证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性,以此来构建我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体系,并使其趋于成熟。

( 二) 延伸并拓展音乐文化研究范围。进行跨界音乐文化研究,应从更广阔的视阈来进行分析,不断对地域文化等进行深入挖掘,从而提升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触及面积,以此来不断地提升音乐文化有效性,特别是作为时代融合的必然产物,应努力地提升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范围,从各个维度对多种跨界文化进行系统性的迁徙和研究,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跨界民族音乐发展和进步。

( 三) 培育更多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人才。跨界民族的音乐认同与族群认同已成为共识,它是时代发展和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重点来培育更多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型人才,不断从文化学、社会学、音乐学、美学等多个方面对其进行探究,从而摸索出适用于跨界民族音乐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此来更好地实现跨界民族音乐发展。

三、结语

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不同地域音乐文化的有效认同,同时也是不同种类文化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对于跨界民族音乐文化来说,它既是音乐认同的结果,也是音乐文化差异化的有效结合,从而促进了族群文化本身的有效整合与创新。具体到实践过程中去,应该探索有效系统化的跨界民族音乐发展模式、不断延伸并拓展音乐文化研究范围、着力培育更多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性人才,从而来加速跨界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为我国跨界民族音乐事业进步创造有效的条件和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J].音乐研究,2011,(06):9-13+18.

[2]樊荣.有关中越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中文文献综述[J].中国音乐,2015,(02):51-58+72.

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互动与建构 第6篇

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形态,处于一个交错融合的大环境下,各族群一定程度上依然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心理上与情感上的隔离仍难以完全消除,身份认同上的差距造成了族群内外更深层次上的分离。心灵上的孤立远比空间上的隔绝更加可怕,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精神感召与民族认同是重要的切入点。我国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一种“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这体现的是各民族在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上的往来,情感纽带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融合的趋势得以加强,整体性得以呈现。族群间的互动在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外族区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仅为少数民族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效益,也为民族间的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带动下,族群间的封闭之门被打开,各民族群体与外群体的互动更加频繁。无疑,此过程中,少数民族自我认识与民族认同受到了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民族互动?从互动的角度怎样认识民族认同的建构?这是理解当前民族融合趋势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研究回顾

(一)民族旅游

“民族旅游”这一话题最先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并常常被联系到人类学的研究中。一些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在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中逐步发展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科恩将其解释为:“针对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杨慧,2003)另一位学者布鲁诺的定义也与之相似,都是以旅游者的目光凝视其他群体环境的独特性与文化的价值。

而国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较晚才兴起,其概念从“民族”上来讲有别于国外的界定。中国的“民族”更倾向于“族群”的内涵,政治性更弱,文化性更强。彭兆荣认为民族旅游是一种不同于它族的异质文化体验活动,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是这种“异族文化”体验的重要动力。(彭兆荣,2005)因此,学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开发上的话题,还可以延伸到社会互动与异文化交流的主题。

(二)民族认同

认同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上的概念,其本质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回答。后来,认同的议题扩展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社会学层面。弱化政治性的含义,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即区别我群与他群的过程,强调族群边界。

民族认同是我国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众多研究倾向于在历史与现实中分析民族边界的形成,探讨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过程。如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通过“羌”的历史说明其自觉的族群边界变迁,这是对民族边界的主观认定上的探讨,也是更大程度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思考。

历史的视角固然重要,但现实意义更需要探讨。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语境,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行为更加发人深思。在探讨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当前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基于历史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无疑会受到时代变化的冲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应该基于一种动态的视角。结合当前少数民族“旅游热”的背景,民族认同的建构需要族群互动的视角去探究。

三、民族认同建构

(一)身份建构

对于“我是谁”的回答实际是在认识自我与区分他人。通过差异化的对比、边界的划定,人们往往加固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展演。少数民族在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时,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为宣传点。民族的独特性往往强化了族群边界。民族旅游加强了本民族与外族人群的交往,在互动中,双方认清彼此的差异(语音、行为、习惯、风俗、观念等),从而强化了我群意识与群体归属感。

如今,少数民族在服饰、语言等外在表征上越来越缺少民族性与独特性,与汉族民众越来越相似。汉化趋势造成了少数民族民众对于自我身份感知上的迷失。历史记忆对身份的构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身份迷失的状况持续出现,历史记忆与英雄榜样共同建构的族群身份便面临崩塌的危机。

观光者对少数民族身份的界定建立在对其服饰、语言、行为与文化环境的直观感受之上。少数民族在发展民族旅游时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十分注重民族独特性的外化与表述。民族旅游所强调的民族性的自我展示激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自我身份的表达。凤凰古镇重修的苗寨建筑、古镇女子身上所穿戴的银饰与苗服,这些都成为了凤凰旅游业发展的宣传点。当民族性的符号被强化,本民族与他族的边界更加明显。尽管穿苗服、戴苗银、跳苗舞等少数民族自我表述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在观光者的凝视下展示自我民族的特性以满足他民族对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行动对意识的反作用不可磨灭,少数民族群体在扮演自身民族角色的同时加强了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感,重新理解与建构自己的身份。

(二)文化复兴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文化中心理论指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影响力强大的文化中心,在社会整合中,文化中心将自己的文化价值渗透到边缘,将边缘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权利范围中。(高永久等,2010)在中国,汉族文化处于中心地位,而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边缘文化。随着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渗透,少数民族成员在接纳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减弱,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民族旅游是基于观光者对异文化的好奇与探索而不断发展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各民族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边缘文化相对于中心文化的弱势在文化独特性的彰显下得以弥补。随着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接触更加频繁密切,文化的互动在少数民族文化环境中开展。位于主场的文化互动,少数民族握有主动权,主动挑选本民族优秀的文化进行展示与传播。如羌族在发展民族旅游时重点放在村寨文化的展示:保留老寨子,修建新寨子,节日庆典、晚会表演样样不落。羌文化吸引了众多的观光者,在他族人群对本族文化的欣赏与赞美中,羌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的评估,对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羌文化带动的民族旅游对羌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羌族人民更加直观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对自身生活的优化,由此而激发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更进一步。

在少数民族旅游业带来的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传统的民族文化被选择性地保留与传播,甚至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文化传承中,民族文化更加繁荣,文化的认同无疑带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

(三)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有所区别的,民族认同更强调族群差异和划分边界,国家认同更注重国族的感召与融合。但笔者认为,在探讨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时,不应该局限于观察惯性思维下的少数民族边界的划分,而应该适当对“民族”这一概念进行扩展,进一步讨论民族旅游中的互动对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更深层次地理解互动中的认同建构,得在某种层面上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放在同一语境意义中探讨。

民族旅游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他民族的交往,外族观光者来到民族旅游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而少数民族民众作为民族旅游中的重要参与者,在接待游客时不可避免地进行语言交流与文化互动。在以往封闭隔绝的状态下,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感悟更为清晰而缺乏对他族民众的了解,甚至在某些方面会对其他族群产生误解。而随着政府对民族旅游业发展的帮扶力度加大,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国家政权的认可也就随之增强。在民族共同繁荣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就会超越一种狭隘性和局限性,用一种国族意识来深化理解自身的身份,在本民族身份之上再贴上“中华民族”的标签。

民族旅游带来了经济利益上的互惠,也带来了文化交流上的机会。在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少数民族扮演了“施与受”的双重角色,在施予民族特性展演时强化了自身少数民族的身份;在接受外文化的传播与获取经济利益时增加了对各方整体性的认识,共同体的效益得以实现。此时,民族旅游所起到的作用是对国族的认同,即对整个国家的归属感的提升。

四、总结与反思

民族旅游是当前中国旅游的一大热点,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民族特性具有了商业价值,吸引了更多少数民族群众和外来观光者参与其中。经济上、文化上的互动,也促进了情感上的交流。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参与者对彼此差异的感知加强了民族边的区分,尤其是少数民族,对自我身份有了更清晰的建构;参与者的互惠往来、相互依赖,使其对自身所属的中华民族这一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族旅游为族群互动提供了契机,而互动过程是一种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然而,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依然引发了许多人的质疑:在民族旅游中,互动是通过一种“表演”(如新修民族村寨、刻意穿戴民族服饰、展示民族歌舞)的形式进行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发展民族旅游业时,可能会逐渐丢失最真实的民族本质,而以一种欺骗性的手段进行角色扮演与身份展示以吸引观光者。这种欺骗不仅是对他族群体而言的,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自身也是存在的。在表演性的互动中,民族认同的建构丢失了稳固的根基,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可能。不得不承认,质疑者们注意到了当今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能对此一概否定。

换种方式思考,在互动中,一种民族性的表演展示在观光者眼前,尽管真正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部分缺失,这种表演行为仍能在潜移默化中唤起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支撑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和风俗习惯。行为对意识具有反作用,当民族旅游的发展得到正确的引导后,族群互动有效开展,民族的认同——不论是对本民族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都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建构。

摘要:民族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认知建构过程,互动对其产生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但加强了民族群体内部的互动,而且为民族间的互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两种互动过程中所建构的民族认同既包含了少数民族群体对自我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又扩展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认同,双重的归属感由此被激发。本文试图分析少数民族的旅游发展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并思考基于一种表演性的民族特色展示怎样作用于民族旅游中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民族旅游,互动,民族认同,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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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

蚩尤祖先的民族文化认同 第7篇

有关与民族的文化重建, 也是苗族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 从逐鹿之战开始, 由于战乱, 苗族先民们为了躲避战争, 大量的先民不断地迁移, 在迁移的过程中有的被追杀, 有的归服与黄帝, 有的被破无奈与汉族人通婚相融合, 有的被迫南迁却逃到了偏远的山区, 有的逃往了海外, 长时间的分离, 使得苗民分成了很多的系别, 各系都有自己的特色。从父系氏族时期开始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居住在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 而炎帝和黄帝居住在黄河上游地区, 相对于炎黄蚩尤部落规模较大, 当时蚩尤还发明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 以种植水稻而生, 还有巫术与祭祀活动, 这正是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所创始的文化因素, 后来这些文化因素被黄帝与炎帝吸收和发扬, 为今天的华夏民族多样性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蚩尤还与炎黄连续爆发过多次战争, 最终在逐鹿战场战败, 由于战败, 被写下了负面的一笔, 残暴, 好战都是用来描绘蚩尤, 史上记载秦始皇出征前是必拜蚩尤“战神”, 直到汉代对蚩尤的评价越演越烈, 对蚩尤的负面评价很多, 在今天苗族很多学者都希望蚩尤能得到平反。1994年在逐鹿之战的战场今天的河北逐鹿县, 当地的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 利用以当地的史实加以炒作与华人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为契合点, 大力宣传建造“炎黄像”, 当时这一消息被南京军区的苗族老红军陈靖得知, 当时就给河北逐鹿县委书记写了一封长信, 持反对意见。之后再1995年3月到5月时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主席李瑞环, 在信件中要求平反蚩尤。信件中讲述了“蚩尤”“九黎”及“三苗“与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 通过对汉族民族形成的追溯, 蚩尤是苗族的祖先也是汉族人的祖先, 提出要恢复蚩尤作为华夏始祖的要求。陈靖苗族老红军 (1918—2002) 是贵州翁安县出生的苗族, 由于他是高级将领又是苗族的双重身份, 使得他的上书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 在此之后蚩尤成为苗族社会的热议话题, 1995年11月在贵州安顺市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邀请到河北逐鹿县委书记对蚩尤问题做出了发言。1996年8月在贵州六盘水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五次年会暨经贸洽谈会”上蚩尤问题也成为了主要议题。1996年贵州苗学会内部刊物《苗学研究通讯》每一期基本就是论蚩尤的专刊, 除了贵州以外其他省份也都开始对蚩尤问题著书立说, 纷纷论证苗族与蚩尤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苗族文化认同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苗族学者中展开, 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 振兴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显示出了现代少数民族亚文化的一个分支, 让我们从文化祖先蚩尤这里从“他者”到“我者”的一个文化认同转变, 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祖先的重构过程, 苗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古老的民族, 民族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直到80年代, 内部文化的差异民族集团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上的标志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也许这也是苗族学者难以释怀而一直在寻找的答案问题, 然而民族文化的共性缺失, 在现代多元化的入侵下所带来的民族压力, 不仅没有涣散大家民族认同, 而是让他们明白在现代化冲击的危机四伏观里还能积极地自觉地构建维护和强化彼此之间的一个民族认同。“蚩尤热”只是为了要确定蚩尤作为苗族“精神共组”的地位, 给苗族树立了一个古老而悠久的象征性标识, 而今现在苗族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和过去的苦难是密不可分的, 从逐鹿之战开始民族的阶级压迫、歧视, 使苗族生活举步维艰、充满种种变数, 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 也因为如此, 给蚩尤平反不但可以消除民族歧视, 增强民族自信、自尊、自豪感, 让我们能改变落后的面貌。

综上所述, 作为一个古老而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苗族, 苗族从逐鹿之战的蚩尤战败伊始, 经历了诸多的苦难, 对于过去的心灵创伤, 从多角度对蚩尤的认识出发, 强化民族认同, 使得苗族从一盘散沙的内部状态, 到拧成一股绳。极大地增强的苗族人民的内部凝聚力, “蚩尤”在中间起到了纽带的作用。让我们感受到了尽管宗教语言文化的细微差异, 但是也能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蚩尤。

摘要:苗族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父系氏族炎黄时期, 经过长期迁移, 至今苗族依然活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苗族在我国相对于其它少数民族其人口众多, 有分布较广特点, 居住大多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 主要分布在:贵州、四川、湖南、海南等地。关于苗族源流观点也具有多元化, 有东来说、西来说等, 也有说是蚩尤创建了苗族, 那么苗族到底是从哪里来, 为什么在当代苗民的口述史中很少有关于蚩尤的传说。所以为了增强苗民凝聚力, 增强民族自信心, 在学术界就刮起一阵蚩尤热, 各地方也开始建起蚩尤园林、蚩尤雕塑等人文景观, 其中内涵就是:加强民族文化认同。

民族心理认同 第8篇

(一)认同理论及旅游体验概念

“认同”一词有确认和归属的意思。在心理学中,认同最早由精神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趋同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互相吸收,并根据对方提供的模式全部或部分被改造,个性或自我就在改造和被改造过程中形成。学者们对于认同理论研究已形成了以心理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文化认同为核心,沿着地方(场所)认同、政治认同、族群(民族)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五大脉络延伸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旅游体验的研究开始在国内兴起。谢彦君开创国内旅游体验研究之先河,他认为,旅游体验发生在客观旅游世界中,是旅游者经历不同旅游场景后的主观感受,是旅游个体接触外部世界后改变和调整其心理水平及心理结构的过程。

(二)从认同理论角度对旅游体验的解释

从认同视角诠释旅游体验,是从全新视角对旅游者主体性进行确认,使我们研究其他视角研究不了的“现象内核”,从而更进一步诠释旅游体验的本质。为了获得和扩大认同范围,认同危机及认同都会导致出游意向。无论是古代诗人踏雪寻梅抑或是现代游客探险,都在寻求与其生活环境相悖的某种补偿。这种补偿心理经过长期沉淀及异域环境对其的强化便出现当代旅游旅游认同与认同危机者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反映游客的价值观。

二、认同在民族村寨旅游体验中的建构过程

(一)旅游者对民族村寨旅游地认同的过程

民族旅游村寨,以独特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风情吸引旅游者。旅游者受旅游动机的推动及民族村寨异域的自然风貌、迥异的人文氛围吸引,前往特色民族村寨旅游。当旅游者置身民族村寨,欣赏到当地的民族特色民居、吸收当地的地域文化之后,尤其当主观认知受村寨独特情境冲击之后,旅游者建构起来首先是对村寨的地方认同,这是由于旅游地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只有首先确认“他者”,才能发问“自己是谁”。随后,角色认同在旅游体验中以与旅游者身份相关的角色体现出来,即旅游者、外地人和过客等;当旅游者确认自身的身份后,作为异地文化边缘者、文化冲突的参与者和适应者,必然要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虽然没有强烈意愿被异文化认同,但却需要在异文化的对比下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最后,旅游者通过接触异域,而引发游客反思自己,为认识自我奠定了情境基础。因此,旅游体验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讲是认识自我的一种行为。在旅游场域中,旅游地作为一面镜子,不仅聚焦他人,且映射自己,通过旅游,拉开距离来审视世界、社会和自我,从而在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这才是旅游最根本的价值。

(二)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认同建构的过程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与旅游者的认同建构过程有本质的区别。旅游开发前,当地居民就对长期生活的民族村寨形成一种习惯和热爱,其本身就对本土事物有一些认识与认同,甚至痴迷于村寨风俗文化,在内心深处积淀成一种信仰,产生依赖与寄托。随着外来投资者进驻及游客全域性涌入,夹杂着全新的价值观念、生活文化习惯,剧烈冲击着村寨居民的生产生活,原来的农耕渔牧生产方式逐渐消失,传统村寨建筑开始被现代化的商店、餐馆、客栈所取代,当地居民、游客以及迁居的驻客夹杂混居,一个趋同于现代化城市社区就此形成。随着族群社区固有的经济模式与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当地居民被迫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思维,以及适应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文化开始被遗弃,种族、族群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把外来文化纳入原本的文化体系中,借以完成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从而建构他们新的文化认同。也或者,村寨居民在不自觉地与寻求异质文化的国内外游客及乔迁至此的驻地居民打交道过程中,日益频繁的接触又唤起他们对自身归属的认识,强化了特色民族村寨族群的文化认同意识,进而引起他们对自身身份的强烈关注。

三、认同对民族村寨旅游体验的影响

随着游客与村寨社区居民互相交流和不断深入接触,双方的族群认同在彼此价值观念和生活、行为方式上的种种差异不断放大的情形中产生。相对于村寨居民,游客来自国内外,地位身份各异,一般在旅游村寨停留较短时间后就会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相对而言,游客受到的旅游影响远不如村寨居民那样持久而剧烈。

四、认同理论视角下的旅游体验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建设的启示

(一)民族文化商品化易唤起村寨族群认同,村寨居民会转而恢复濒临消失的民族文化,以营造出一种旅游的真实性

少数民族村寨的特色在现代化进程中急剧消失。如,民族村寨传统的吊脚楼、杆栏式房屋等被新型建筑所取代;青年人外出打工,民族文学、民族工艺等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危机。村寨多数居民已抛弃了民族文化认同,但对旅游的回应却需要居民用新方式再现精粹的传统文化,这种新方式就是对村寨民俗原真性的现代型保护,即保护村寨特有的建筑风格和乡村风貌,以及居民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村寨文化特征等。他们通过向家里长辈学习自己民族风俗知识,增强了自己对祖先的理解,并将其运用在日常的旅游实践中,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效益。

(二)举办旅游节庆活动以达到强化村寨地方认同的显著结果

比如,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的婚俗节、侗族大歌节、花炮节、敬牛节、斗牛节、多耶节等节庆活动;尽管这些节庆活动已被旅游商品化,但这些节庆活动却强化民族村寨居民的自我认同。因此,节庆活动有利于提高族群和地方认同,民族旅游村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与民族节庆结合发展特色民族村寨旅游产业。

(三)整合“文化创意+市场创作+政策配套”三种资源,完善民族村寨的体验环境

首先,建设可持续和“原生态”的民族村寨,通过村寨文化原始性与自然乡村的和谐性吸引大量游客。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下,游客愿意去往不同于自身环境的淳朴特色村寨体验浓郁地方风情的民俗(宿)活动与乡村文化遗址。一旦“原生态”的民族风情文化被同化或城市化,乡村自然环境被破坏,游客会放弃这个无法获得民俗体验的村寨,转而去往自然民俗文化更鲜明的特色村寨。因此,特色民族村寨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异族文化的魅力,既保持原来的文化元素,又不拘泥于单纯的复古重现,而是将文化创意的现代创新融入其中。特色旅游村寨的建设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各方面的相互支撑,很难长久发展。因此,政府应将各方面的政策资源、产业取向整合在一起,利用旅游消费、商业模式运作的力量,支撑特色村寨民居、文化的保护。

(四)将消费者对民族旅游村寨的认同融入到民族村寨旅游营销过程中

消费者在村寨民俗体验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认同方面的感受,旅游行业及直接从业者必须要认识到认同对未来旅游业转型所起到的作用。在民族村寨的民俗观光、赏花采摘、敬茶孝亲等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运营管理等方面融入旅游文化等属性,使旅游者在体验活动中获得极大满足。比如,旅游发展可能引起的各种族群文化现象和活动包括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特色建筑、传统工艺等物质层面的文化,还包括民俗仪式、节庆活动等行为层面的文化。因此,设计民族村寨的活动时从情感体验和活动主题的角度出发提供个性化、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服务,同时注重村寨居民对游客及本土文化的态度,营造游客与居民友好互动体验氛围,帮助游客融入到异地文化氛围中,提高体验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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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与族群认同 第9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族群的冲突和对立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在前现代或传统社会之中,诸如此类的冲突同样是比比皆是。譬如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由此可见,族群的冲突和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常态。

不过,在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族群的冲突和对立虽然无处不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对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根本的挑战,因此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所谓的族群认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传统社会相信,在族群之上,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秩序,譬如“天”(中国)、“宇宙”(古希腊)、“上帝”(犹太教和基督教)或“真主”(伊斯兰教)等。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帝国(或其他准帝国的政体形式)就是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帝国本身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亚层次或低层次认同,诸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族群之间的差异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相对于帝国这一最高和终极的认同,包括族群在内的低层次认同也不具有多少紧迫性。

但是,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不仅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核心当然不是国家,而是民族(nation)。尽管在中文语境中,“民族”的含义同族群(ethnos)非常相近(正是这种表面的相近导致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混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族群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人为的和理性建构的产物。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那句流行的行话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与帝国的根本区别在于,民族国家既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神圣的秩序,也不追求最高的认同目标。它仅仅试图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和最低层次的认同,也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但是,恰恰由于最高认同目标的缺失,那些在传统社会中处于亚层次的认同问题,譬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反而一下子跃居成为终极性和排他性的认同问题。它们每一个都依据自身的标准,对整个社会提出某种排他性的终极要求。在“神圣的帷幕”隐退之后,所有潜在的冲突都一下子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一旦这些冲突突破了法律和政治的脆弱界限,那么其结果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甚至是血腥的战争。

现代社会的族群冲突和对立,在根本上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悖谬性”:现代民族国家原本是为了消除现代社会包括族群冲突在内的所有社会冲突,但其结果却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大大地加剧了这些冲突,并且最终使它们变得无法解决。要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这种悖谬性,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它的历史和实质。

作为一种观念,“民族国家”原本来自16、17世纪的欧洲,其背景就是当时欧洲社会长达几百年的教派冲突和宗教战争。众所周知,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社会长时间地陷入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争斗。而随着新教改革的兴起,这种斗争进一步蔓延到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而所有这些教派都声称只有他们自己才代表了上帝或神圣的秩序。正是为了化解这些无休止的教派冲突和宗教战争,以马基雅维利、博丹、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提出了现代国家的观念。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某种神圣秩序的载体或化身,而是完完全全来自人的世俗和理性建构。尤其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政治思想家,更是将国家看成是人为的社会契约的产物。

如果说早期现代的启蒙思想家为民族国家奠定了哲学基础,那么英国、法国等早期现代国家则为之提供了具体的政治实践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最初面临两个紧迫的任务:它首先需要摆脱天主教会和教皇权力的政治控制,其次需要消除内部的教派冲突。就前者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切断同超验或神圣秩序的一切关联,保持自身的世俗性。就后者而言,它需要对各种宗教信仰或价值立场保持一种抽象的中立态度。换言之,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个人的首要身份便不再是某个教会或教派的信徒,而是成为一个抽象的、与他人完全同质的公民。相应地,他的认同对象也不再是某种神圣的秩序,而是世俗的国家和法律。随之,宗教信仰成为一个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私人和社会领域的问题。而在公共的政治领域,国家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宗教派别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歧视与迫害。

通过对宗教问题的处理,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了它的基本原则,即国家与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从效果上看,这一原则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成功和可取之处,至少它在表面上缓和了当时欧洲世界的宗教冲突。随着现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和宗教冲突更是大大地减少。不过,这并不等于宗教冲突就完全消失了,而是仅仅意味着,旧的宗教冲突改头换面,以各种新的、世俗形式的社会冲突出现,譬如阶层、行业、地域、人种和族群等。在这其中,族群冲突的问题最具有代表性。

与对待宗教问题类似,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族群冲突问题时,同样站在一个中立者的立场。也就是说,它仅仅在法律上平等地保护所有个体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禁止任何人和任何族群以任何名义干涉和侵犯其他人和其他族群的自由和权利。而在此之外,国家并不关心个人的族群归属和认同问题,它仅仅把这些看成是社会领域的私人问题。

但是,国家与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并非没有代价。首先,它造成了人自身的分裂,也就是卢梭所担心的公民与人之间的分裂。就族群来说,一方面,在公共政治领域,所有人都变成彻底同质性的原子式个体,并且每个个体都拥有平等的政治身份和相同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族群中,每个人又很可能因为分属不同的族群而相互成为完全异质性的陌生人。在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后者显然对人更为重要,也更具有亲和力。因为对一个现实存在的个人来说,政治认同仅仅是外在和抽象的,而族群认同才是真实和具体的。其次,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同时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不断地扩大,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宗教信仰,逐渐扩散至种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语言、肤色、性取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国家在保护某个族群的权利的同时,却使该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性变得更加突出。

不仅如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领域也不断地产生自我分化,旧的身份认同随时都会受到挑战和颠覆。如果说在一个国家之中每个族群都基于自身的差异性提出某种排他性的政治权利和诉求,那么在一个族群之中每个亚族群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提出类似的排他性要求。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以及相应的政治诉求,这个族群或亚族群必定会受到其他族群或亚族群的歧视、排斥和敌对。这种歧视、排斥和敌对看上去虽然比过去显得更温和,但却更加根深蒂固。

现代民族国家并非不想消除族群间的歧视、排斥和敌对,但是悖谬的是,它只能在法律上外在地约束人的行为,却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权力控制人的内心。因为如若不然,它就将违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本原则。一旦族群间的歧视、排斥和敌对冲破了法律或政治认同的脆弱界限,那么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残酷的争斗,甚至是血腥的战争。犹太人在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命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传统社会一直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犹太人逐渐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且在19世纪的大多数欧洲国家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合法公民。不少上层犹太人甚至融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的歧视已经完全消除了。恰恰相反,随着理性启蒙的不断普及和深入,西方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歧视不再以宗教或上帝的名义,而是改头换面,演变成为文化、种族、血缘、意识形态等各种世俗形式的排斥和歧视。与旧的宗教歧视相比,这些新的歧视变得更加隐蔽,从而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潜伏得更深。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歧视,国家既无权也没有能力予以干涉,因为它们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或私人领域,而一旦法律或公共权力侵入这个领域,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也就随之瓦解。

在欧洲各国中,德国犹太人的命运更具有代表性。犹太人虽然是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拿破仑时代)第一次获得公民权,但他们获得完整意义的政治权利则是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实际上,正如20世纪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德国犹太人长久以来对德国本身,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形成了很深的依赖性。在魏玛时代,他们更是真诚地相信,他们同其他德国人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德国人——唯一的差异性不过是:他们是信仰犹太教的德国人,而其他德国人则是信仰基督教的德国人。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差异性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是因为他们觉得,魏玛共和国作为一个崇尚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自由民主国家,一定会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性保持中立。

但是,事实却刚好相反。在俾斯麦时代,犹太人同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公民(citizens),而是同属德意志帝国的臣民(subjects)。尽管这个现代帝国同传统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有天壤之别,但它至少保留了某种形式的神圣秩序。这一共同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在宗教信仰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性。因此犹太人虽然也遭受歧视,但却并不那么严重。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犹太人在获得完整政治权利的同时,他们同其他德国人的差异性却也因此变得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恰恰是在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远远地超过俾斯麦德国时期。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对于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这种歧视,魏玛共和国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加以干涉。

就现代民族国家的悖谬性来说,犹太人问题或许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案。事实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族群冲突问题都可以被看成是犹太人问题的变形。现代民族国家原本想要通过抽象和最低的政治认同来消除由族群认同所导致的族群冲突与对立,但其结果却恰恰使族群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根本原因在于,只要现代民族国家被理解为一种人为、理性和世俗的建构,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一个超越族群之上的更高目标、一种神圣的秩序。但若是没有这一目标或秩序,那么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超越族群的差异性,不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即黑格尔所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族国家原本是西方为了解决自身的特殊问题而建构出来的观念,但是随着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扩张,它却最终变成了一个“普世”的问题。为了对付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挑战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传统文明、每一个传统帝国都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传统帝国都遭受了分裂和解体的命运,变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而这些所谓的“民族国家”本身又会重演传统帝国的命运,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族群冲突和战争,进而分裂成为更多的“民族国家”。依此类推,以致无穷。

相比之下,似乎只有中国避免了这样的厄运。在大清帝国灭亡之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和分裂,最终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非常有启发和象征意义的是,新中国虽然是一个现代国家,却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她通过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且同时创造了某种准神圣的目标,由此赋予了五十六个族群以真实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无疑具有非凡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中国人,我们无法不对这一伟大的世界历史奇迹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无法不发自内心地敬仰这一奇迹的伟大创造者。

晚近30年来,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道路。今天,当我们一再讴歌这条道路的优越性时,我们似乎还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经济改革固然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但这种财富本身却非但没有形成一种建构性和统一性的力量,反而变成了一种巨大的离散力和破坏力。作为一种“去神圣化”的力量,它不仅必然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分离,而且从根本上侵蚀和瓦解整个国家的神圣统一性。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条真正地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

我们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条通向自由之路,还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但是,倘若我们不想把这种选择托付给盲目的命运,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清楚地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悖谬性,并且需要思考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可能。

民族心理认同 第10篇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产物, 它相对于人治文化而存在, 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形态。 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本土的法治文化。 但是, 法治文化的建设需要上升到普遍“认同”的心理层面, 需要从情感、价值、行为的逐步认同中, 重点以法治精神文化凝聚民族共识。

(一) 法治文化的含义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下的产物, 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以法治为核心, 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1]目前, 学术理论界一致认为, 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 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 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法治文化, 具体展开就是以“依法治国”为原则而形成的文化体系, 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指导下, 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 借鉴人类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 而体现出的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规范化、社会化、大众化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活动。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性、历史传承性和创新性, 法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共同决定的[3]。 历史传承性表现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 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内容。 创新性也即与时俱进性, 体现在法治文化思想和法治文化理念方面, 是为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 提出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弘扬法治精神, 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新诉求; 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规范司法行为, 建设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 推进法律素质教育, 全面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 形成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

(二) 法治文化认同的内涵

法治文化认同, 是人们对于社会法治文化的一种“相互承认”, 是人们对于法治文化所传达的正义观、 良好的秩序观以及美德观的共识。 法治的认同, 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首先, 它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承认, 每个主体之间的交往都是平等的, 个人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保障, 因为法律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调整人际关系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 法治认同需要认同主体的普遍性, 特别是统治者对法律的认同, 这是法治认同的关键。其次, 它是一种博采众长的文化积淀, 表现出人们思想深处所达到的共识, 其中涉及法律的“本土化”问题。比如在中国, 一方面, 我们借鉴英美等西方法系的“自由”思想, 另一方面, 我们又面临自身传统“人治”思想的考量。只有真正的兼收并蓄, 并结合自身的特色, 才能达到普遍的法治文化认同。 最后, 它还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 从理念到实践, 逐步从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再到行为认同的过程, 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社会运行的隐形良药。 由于法治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精神文化, 所以, 法治文化认同的重点应该是在法治精神文化层面凝聚全社会的共识。

二、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的现状和困境

民族地区受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法治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方面, 在法治文化的制度层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另一方面在法治思想、 精神层面的认同还是比较缺乏的, 最重要的是基层政府的法治思想还不能有效付诸实践, 这是目前制约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 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认同取得显著成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团结。 所以,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法制化建设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基本建成了一个结构完整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体系。自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开始, 历次宪法都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依据。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成为民族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制度层面, 我们以民族平等、民族自治为主要原则, 对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权力, 扩大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力, 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与繁荣稳定。

(二) 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认同比较缺乏

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个体由于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相对单调, 法治观念十分淡薄, 受传统民族法习惯影响深远, 还不能够从理性的层面看待法治建设, 从而认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另外, 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影响深远, 法治基础薄弱, 民族地区社会民众的法治意识依然很落后, 法治实践的动力严重不足, 民族地区广大各民族群众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 既不能自发地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也不能用法律的思维去审视社会问题。

民族地区法治意识淡薄的现象在不同主体之间有不同的表现, 一般民众法治意识淡薄表现为:对于法律持怀疑的态度, 对依法治理社会感到没有信心, 忽视法律的作用。 执法司法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则表现为:在具体审理各种案件时, 有意规避或主观曲解法律;缺乏信仰法律的意识, 轻视法律, 以人情来取代法律;个别执法司法人员甚至以法律作为护身符, 利用法律, 以法律谋取私利[4]。

(三) 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认同还有待提高

“徒法不能以自行”,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法治文化的价值在于法律意识深入人心且自觉践之于行动。 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重点是要着力解决宪法和法律实施不好, 许多法律形同虚设的问题。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第一, 执法司法人员工作作风不扎实, 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够。 第二, 执法司法人员执法为民的意识不强, 没有真正深入基层广泛调研、关切人民大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三, 法治政策宣传不到位, 不少偏远民族地区急于脱贫致富, 由于对于国家相关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法治政策要求了解不够, 造成决策失误, 投资方向不准, 甚至与国家发展政策相冲突, 错失发展的良好时机, 或者造成巨大投资浪费。 由此可见, 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在行为层面的认同还没有完全落实到实践中去, 要在民族地区形成对中国法治文化的行为认同, 关键还是民众对执法、司法与守法行为的认同。

三、强化法治文化认同对促进民族团结的意义

法治文化认同使各民族人民逐步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为一种信仰,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 对于个人、群体, 乃至国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 一) 从个体层面看, 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法治意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依法治国”的文化认同是人民思想深处的共识, 它贯穿于整个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应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教化、传播功能, 以大量贴近民族地区群众的事例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法治理念,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人民群众自觉的追求。 法治文化认同要求人们内心的认同和自觉遵从, 强化法治文化认同有利于全社会成员自觉提高法治意识与法治观念, 为构建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提供基础的思想观念。

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 法律必须被信仰。 强化法治文化认同能够有效促使民族地区人民大众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 将公平、正义的观点内化为自己的思想, 既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 又具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 同时, 对于民族地区各级领导干部, 法治文化认同还会进一步促使其确立正确法治的权力观, 带头守法, 带头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

( 二) 从群体层面看, 有利于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以自治的方式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 从《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 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平等团结的精神。 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都享有广泛的决定权。 而且, 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这种法制文化与法治精神文化的宣扬, 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新疆工作座谈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四个认同”, 尤其是对于包含了丰富的法治文化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 增进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关系到祖国和谐统一的伟大目标。 法治文化认同需从更深层次的结构出发, 它将有助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繁荣。

(三) 从国家层面看, 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

民族自治不完全是权力的无限扩大, 国家法律的普适性同样贯彻于民族地区。 然而, 我国民族地区特定环境的物质生产方式, 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文化特质的不同, 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法律形成了部分冲突。 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 应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因子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团结自信心和自豪感。 同时, 在民族地区普及先进的法治文化, 可以有效地增强当地群众的自我发展意识, 把握市场经济中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只有合理地处理地方民族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寻找到其中的契合点, 找到一以贯之的法治精神和制度文化根基, 才能更好地推进公正司法, 促进民族文化更好地融合, 去粗取精, 沉淀优秀的文化底蕴, 奠定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基础, 进一步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实现各民族的大融合与大团结。

四、促进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的措施

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认同度不高, 与经济发展滞后、教育事业不发达、法治宣传不到位等因素息息相关。鉴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环境的特殊性, 应进一步为法治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人才保障, 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法治宣传, 促进民族发展, 共同进步。

(一)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 为促进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 特别是观念上层建筑的变化。 所以, 加快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建设, 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重点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保障各民族同胞基本的物质生活, 是培养法治意识、达到法治精神层面认同的根本之策。 现阶段, 面对当今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 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进一步深化的大趋势, 民族地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科学发展, 努力发展农、林、牧业的同时, 积极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 逐步缩小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 使当前发展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成为现代民族, 从而实现各民族和谐共融地发展目标。 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 人民的文化生活必然会愈来愈丰富, 人民才能感受到法治文化带来的诸多实际利益, 最终达到对其制度和精神层面的认同。

(二) 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为促进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提供人才保障

列宁曾经说过, 在文盲充斥的国家, 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 为加强法制建设, 我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所以, 加大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依靠有文化有素质的教育者、宣传者、法治工作者和法治实践者。

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盲比例很大, 甚至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我们应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导下, 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 科学制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规划、政策和办学形式,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 组织号召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开展教育对口支援, 大力投入农村义务教师队伍建设, 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 努力培养大批民族地区亟需的高素质人才, 为进一步深化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三) 开展民族地区普法宣传, 为促进民族地区法治文化认同营造良好氛围

交通和信息是我国开展普法宣传的重要途径。 信息是法治思想传播的载体, 它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观念和法律知识的传递效率。 我国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 有的地方交通还不发达, 信息闭塞, 人们无法接收最新的思想。 政府应加强交通和信息通道的建设, 建立完整的交通和信息化网络体系, 为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信息条件支持, 为法治建设在民族地区的开展提供便利的交通和信息支撑, 这样才能更好地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另外, 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独特优势, 深入基层群众, 广泛调查研究, 蹲点民族村寨、社区、各类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 开展讲座、访谈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治理念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为法治文化的认同营造良好的氛围。

五、结语

中国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有赖于 “法治文化认同”, 新时期的法治文化认同是一个宏大的综合性问题, 除了法制的心理认同以外, 我们应更加重视精神层面和实践行为上的认同, 特别是针对法治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 大力宣传法治理念, 传播法治思维和精神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践行法治思想,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也是巩固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 只有把法治文化内化为行为准则, 用法治思维来践行法律, 才能真正达到文化层面中的认同, 服务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摘要:“文化认同”是人们思想深处的共识, 法治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法律制度文化、法律精神文化、法律行为文化所达成的共识。党的十八提出“要以法治文化建设奠定法治国家的坚实根基”,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强化“依法治国”文化认同意识, 法治文化认同对于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地区, 由于法治宣传力度薄弱, 法治文化认同度不高, 为了巩固民族团结, 提高法治建设的实效性, 必须大力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增进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认同, 促进民族和谐稳定, 共同发展。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文化认同,民族团结

参考文献

[1]刘斌主编.法治文化论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2]雍海宾.民族法治研究:基本理论探索[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3]缪蒂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 13 (4) .

[4]龚廷泰.法治文化的认同:概念、意义、机理和路径[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 (4) .

[5]赵世林, 陈为智.文化认同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6) .

[6]黄相怀.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N].学习时报, 2012-02-0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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